高克恭范文10篇

高克恭范文篇1

关键词：高克恭；民族；西域；回鹘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画家，《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中“其先西域人”的表述，使得后人对其族属的表述纷纭。近代的论证主要集中在两种说法上。一说维吾尔人，一说回回人。“其先西域人”的“先”是何人？邓文原在《行状》中提到高克恭的曾祖父时用了“曾祖某”与“谱碟散佚，莫迹其所始”。可见，其曾祖父辈以上不是功业显赫的名门，所以无事迹可述；所谓的“先”，也就表明其曾祖父以上是生活在西域的，高家是从祖父辈移居大同的。从相貌特征上来看，润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张雨云：“我识房山紫髯叟，雅好山泽嗜杯酒。”可见高克恭具有西域人的血统应该是无误的。除了邓文原的记载之外，相关的证据还有：“西域高侯自爱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西域才人画似诗，云山高下墨淋漓”以及“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这些与高克恭同时或稍晚元人的诗句也表明，高克恭是西域人在当时具有广泛共识的。

1.名称的由来与变迁

从字面上来看回鹘、回纥、畏兀儿、畏兀、辉和尔、瑰古、伟吾尔，均为回鹘语Uighur的不同音译，他们虽然是同一个词，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代的对象还是有区别的。回纥是唐代对袁纥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的总称。贞元四年（788年）自请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畏吾儿，亦作畏吾而、畏兀、畏吾、委吾等，是元明两代对回鹘一词的异译。回回，为宋辽之际“回鹘”、“回纥”之音的误传误读。

元代的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人、畏吾儿人、唐兀人与钦察人。唐兀人是西夏的遗民，钦察人是钦察汗国的国民。畏吾儿人是高昌回鹘的后裔，“《元史》有时将畏吾儿人称为回鹘人，或是称他们为高昌人。”[1]回回人的概念比较复杂，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指来自花剌子摸的旧地，或来自更远的中亚细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其二，是公元7世纪末，来华定居的穆斯林侨民，他们到中国经商，留居广州、泉州等地，与汉族通婚及其后代；此时还未形成民族，也未出现“回回”这个名词。从广义的概念来看，元代“回回”这个词经常被混淆，蒙古统治者将不少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称为“回回”。在汉族人眼里，“回回”的概念似乎还要广泛，这也许是由于元朝的幅员过于辽阔，对于相对封闭的汉族来说，短期内如此多的外族的涌入，他们无法一一理清头绪，于是采用了一种最简单的排除法，非汉族、蒙古族都冠以“回回”的称呼，用法上有点象今天的“外国人”。

2.学术界的两种观点

2.1回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陈垣据泰定时平章政事乌伯都刺为高克恭之婿，又据程拒夫《雪楼集》卷2乌伯都刺三代封制，其父为益福的哈鲁丁，系至元时回回国子学教授亦思替非文字之人，知为回回人。益福的哈鲁丁为高克恭之亲家，以此断高克恭为回回人。润又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陈垣认为:“五代时回鹘既衰，渐有改奉伊斯兰教者。元初诸人对此等外教多不能辨别，故统目之为回纥。长春西游记、刘郁西使记之所谓回纥，皆指伊斯兰教国。其后渐觉有不同，于是以畏吾、伟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鹘，以回回代表奉伊斯兰教之回纥，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王恽玉堂嘉话卷三云，回鹘今外五，回纥今回回也。元史太祖纪，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是元人目中回鹘与回回二也。世祖纪卷十言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而奸臣传则称阿合马为回纥人，是元人目中回纥与回回一也”。陈高华先生的《元代画家史料》认为“高克恭按其族源，属于色目人”。又说:“有的记载说他是‘回纥长髯客’，可知其祖先应是伊斯兰教徒。”[2]此后亦多以此为据。

润确实在十几岁时见过高克恭，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子敬与高克恭的关系非常好，“尝举江南文学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陈无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子敬言：“一日，公问：‘人生至贵者何?’子敬方隐度以对，公曰：‘无求’。”同时润在大都任职过四五年的时间。元中期以后“回回”、“畏吾儿”两词使用广泛，润对于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人称“回回”应该是清楚的。虽然有人认为“回纥”其实是“回回”一种比较高雅的写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回纥”也是“回鹘”的古称。

2.2维吾儿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卷上“古画论”中载云:“高士安，字彦敬，回鹘人。居官之暇，登山赏览，喜湖山秀丽，云烟变灭，蕴于胸中，发于毫端，自然高绝。其峰峦皴法董源，云树学米元章，品格浑厚，元朝第一名画也。”曹昭认为此高士安就是高克恭。曹昭以后，明代另一位鉴赏家张丑(青夫)也沿袭曹昭的说法。从“回鹘”推断高克恭是畏吾儿，高士安就是高克恭，《辞海》沿袭此说认为他是畏吾儿人，后来的书籍也亦多以此为据。当然，也有人认为高士安不一定就是高克恭，但马明达先生在《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中通过对高克恭在《眠食安好帖》中自言有兄名高子安，根据昆仲间名字不以字排，不合情理，推断高克恭原名为高士安。此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我们仅根据“回纥”、“回鹘”二字，来推断高克恭是“回族”还是“维吾儿族”显然是武断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要考虑到地理位置、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多个因素，而且高克恭出生在民族形成之前，所以要探究其身份最好从大的社会背景来考虑，而不要拘泥于个别的字句。

2.3民族问题的分析与推断

上文在提及“其先西域人”时谈到，其祖父高乐道或曾祖父在金朝时就可能已经来到了中原，所以才在元朝的“占籍”中将自己称为“其先西域人”，否则直接用“西域人”或“畏吾儿”岂不更好。同时“其先”是西域人，我们不仅要问其后是什么人呢？只能是金朝人。其实在元代只有完全汉化的金人才被列入“汉人”，大多数仍被看成色目人，高氏虽已高度汉化但是他的相貌特征，显然还是色目人。所以《四库总目》中的称其为金人也有一定合理性。此外还有一些旁证：其一，从高克恭的姓氏来看，高克恭祖孙三代的姓名，已完全仿照汉族习惯，而不象同期到中原的西域人及其后裔那样以西域人名（通常是阿拉伯语常用人名）通行，如：高克恭的女婿乌巴都刺，可见高氏家族汉化更深。其二，高嘉甫的归隐是否可以解读为一臣不侍二主，否则与关心“经世要务”又要“归老房山”的行为相矛盾。但这显然不是高克恭族属的终结，而是其华化过程的演绎。要回答高克恭是喀喇回鹘，还是高昌回鹘。首先要解开“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元初地理上的再次断裂源于高昌回鹘的归顺，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将西域分割为察合台汗国与高昌回鹘国（畏吾儿）。从《长春真人西游记》与《北使记》来看，在当地伊斯兰教徒与佛教徒是混存的。高昌回鹘的统治者奉行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中亚原有的许多宗教，如萨满教、摩尼教、基督教之别派景教、袄教，甚至伊斯兰教，还有中国传统的道教都曾在此流行，形成了以佛为尊，各教并行的局面，所以高昌回鹘地区的拥有大量的伊斯兰教背景的人。而原喀喇汗国范围内，西辽的皇帝是佛教徒，蒙古的统治者信奉喇嘛教，所以也非伊斯兰教一统。在元初“回鹘”、“回纥”只是对原西辽地区两种不同信仰人群的称呼，而非地理区域的划分，更非民族的概念。至元之后，由于政权的割裂，改“回鹘”为“畏吾儿”，改“回纥”为“回回”，而“畏吾儿”、“回回”在很大层面上转化为地理区域的划分，因此在不同时期这两种区分是不一样的。同时，改“回纥”为“回回”又使得他们与真正的“回回”混淆起来，这是元代统治者的另一种误解。

从当时的角度来看，高克恭的祖先应该是西辽国人，其后入金入元；西辽的民族有回鹘、吐蕃、契丹、汉、蒙古等民族，不过回鹘占多数。高克恭是广义回鹘人的后代，至于是“回纥”还是“回鹘”，即有没有伊斯兰教背景，无从考证；润的“回纥长髯客”只是孤证，而且“回纥”一词语意模糊；至于女婿有伊斯兰教背景，与高克恭的伊斯兰教身份亦无关系。曹昭的“回鹘人”的考证也应该被看成是民族的统称，并不完全等同于元代的高昌回鹘（畏吾儿）人。高克恭的祖先离开西域的时间早于元初，在西辽的统治下并无“回纥”与“回鹘”概念的区分，所以这样的研究是徒劳的。因此，在元代，高克恭的祖先属于广义的回鹘人，但由于至元以后回鹘专指“畏吾儿”，而高克恭并不能确定自己是畏吾儿人，为了避免误解，所以干脆用了“西域”的概念。

按通行的民族划分来看，回族与回纥、回鹘均无关系。回族虽然是回回族的简称，但“宋人的《梦溪笔谈》和《黑鞑事略》中，指的是回鹘。《元史》和《元典章》，指的是伊斯兰教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明清的文献中，主要指回族即回回族。”[3]可见回族是形成于明朝的，而高克恭出生在回族、维吾尔族产生之前，元代的回回人可能是后世的回族人，也可能是维吾尔族人，所以我们的研究只能是推断。

维吾尔族形成的地域主线是：漠北回鹘→喀喇回鹘、高昌回鹘等→西辽→察合台汗国、高昌回鹘（畏吾儿）→察合台汗国→维吾尔族。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从察合台汗国传向畏吾儿（高昌回鹘）地区。虽然在维吾尔族的形成上史学界还有争论，但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喀喇回鹘汗国、高昌回鹘汗国；从人员构成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广义的回鹘人；在宗教信仰上信奉伊斯兰教；在名称上源于畏吾儿，即明代对元代高昌回鹘的称谓的进一步演化。

综上所述，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回族是由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而逐渐形成的民族。维吾尔族是由居住在西域的回鹘人皈依伊斯兰教而形成的民族。因此，将高克恭看成今天的维吾尔族人，较为贴切。

参考文献：

[1]黎东方.细说元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15.

[2]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1.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764.

注释：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缉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元別集类》，（92集姚文公牧庵集·燕石集·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鄱阳仲公李先生文集·传舆砺文集·巴西邓先生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中简称为《行状》。

[元]润：题高彦敬《房山图》，载《存复斋集》卷10。

[元]张雨：高尚书山水，仲川弟请题横幅上，载《贞居先生诗集》卷3。

在元代也不是所有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都被称为“回回”，如：钦察人也信奉伊斯兰教，但并不被看作“回回人”。

有时亦将非穆斯林冠以回回之称，如称犹太教徒为“术忽回回”，称来自叙利亚的基督教徒为“爱薛回回”，称信仰东正教的阿速人为“绿眼回回”。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5《美术篇·西域之中国画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告诉他，“艺成而下，足以掩德”。戒以勿勤画事，适值高克恭至，观其画转而告诉姚曰：“是子画亦有成，先生勿止之。”（转引自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参见[元]邓文原:《行状》。

高克恭范文篇2

关键词：高克恭；民族；西域；回鹘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画家，《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中“其先西域人”的表述，使得后人对其族属的表述纷纭。近代的论证主要集中在两种说法上。一说维吾尔人，一说回回人。“其先西域人”的“先”是何人？邓文原在《行状》中提到高克恭的曾祖父时用了“曾祖某”与“谱碟散佚，莫迹其所始”。可见，其曾祖父辈以上不是功业显赫的名门，所以无事迹可述；所谓的“先”，也就表明其曾祖父以上是生活在西域的，高家是从祖父辈移居大同的。从相貌特征上来看，润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张雨云：“我识房山紫髯叟，雅好山泽嗜杯酒。”可见高克恭具有西域人的血统应该是无误的。除了邓文原的记载之外，相关的证据还有：“西域高侯自爱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西域才人画似诗，云山高下墨淋漓”以及“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这些与高克恭同时或稍晚元人的诗句也表明，高克恭是西域人在当时具有广泛共识的。

1.名称的由来与变迁

从字面上来看回鹘、回纥、畏兀儿、畏兀、辉和尔、瑰古、伟吾尔，均为回鹘语Uighur的不同音译，他们虽然是同一个词，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代的对象还是有区别的。回纥是唐代对袁纥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的总称。贞元四年（788年）自请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畏吾儿，亦作畏吾而、畏兀、畏吾、委吾等，是元明两代对回鹘一词的异译。回回，为宋辽之际“回鹘”、“回纥”之音的误传误读。

元代的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人、畏吾儿人、唐兀人与钦察人。唐兀人是西夏的遗民，钦察人是钦察汗国的国民。畏吾儿人是高昌回鹘的后裔，“《元史》有时将畏吾儿人称为回鹘人，或是称他们为高昌人。”[1]回回人的概念比较复杂，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指来自花剌子摸的旧地，或来自更远的中亚细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其二，是公元7世纪末，来华定居的穆斯林侨民，他们到中国经商，留居广州、泉州等地，与汉族通婚及其后代；此时还未形成民族，也未出现“回回”这个名词。从广义的概念来看，元代“回回”这个词经常被混淆，蒙古统治者将不少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称为“回回”。在汉族人眼里，“回回”的概念似乎还要广泛，这也许是由于元朝的幅员过于辽阔，对于相对封闭的汉族来说，短期内如此多的外族的涌入，他们无法一一理清头绪，于是采用了一种最简单的排除法，非汉族、蒙古族都冠以“回回”的称呼，用法上有点象今天的“外国人”。

2.学术界的两种观点

2.1回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陈垣据泰定时平章政事乌伯都刺为高克恭之婿，又据程拒夫《雪楼集》卷2乌伯都刺三代封制，其父为益福的哈鲁丁，系至元时回回国子学教授亦思替非文字之人，知为回回人。益福的哈鲁丁为高克恭之亲家，以此断高克恭为回回人。润又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陈垣认为:“五代时回鹘既衰，渐有改奉伊斯兰教者。元初诸人对此等外教多不能辨别，故统目之为回纥。长春西游记、刘郁西使记之所谓回纥，皆指伊斯兰教国。其后渐觉有不同，于是以畏吾、伟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鹘，以回回代表奉伊斯兰教之回纥，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王恽玉堂嘉话卷三云，回鹘今外五，回纥今回回也。元史太祖纪，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是元人目中回鹘与回回二也。世祖纪卷十言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而奸臣传则称阿合马为回纥人，是元人目中回纥与回回一也”。陈高华先生的《元代画家史料》认为“高克恭按其族源，属于色目人”。又说:“有的记载说他是‘回纥长髯客’，可知其祖先应是伊斯兰教徒。”[2]此后亦多以此为据。

润确实在十几岁时见过高克恭，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子敬与高克恭的关系非常好，“尝举江南文学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陈无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子敬言：“一日，公问：‘人生至贵者何?’子敬方隐度以对，公曰：‘无求’。”同时润在大都任职过四五年的时间。元中期以后“回回”、“畏吾儿”两词使用广泛，润对于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人称“回回”应该是清楚的。虽然有人认为“回纥”其实是“回回”一种比较高雅的写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回纥”也是“回鹘”的古称。

2.2维吾儿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卷上“古画论”中载云:“高士安，字彦敬，回鹘人。居官之暇，登山赏览，喜湖山秀丽，云烟变灭，蕴于胸中，发于毫端，自然高绝。其峰峦皴法董源，云树学米元章，品格浑厚，元朝第一名画也。”曹昭认为此高士安就是高克恭。曹昭以后，明代另一位鉴赏家张丑(青夫)也沿袭曹昭的说法。从“回鹘”推断高克恭是畏吾儿，高士安就是高克恭，《辞海》沿袭此说认为他是畏吾儿人，后来的书籍也亦多以此为据。当然，也有人认为高士安不一定就是高克恭，但马明达先生在《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中通过对高克恭在《眠食安好帖》中自言有兄名高子安，根据昆仲间名字不以字排，不合情理，推断高克恭原名为高士安。此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我们仅根据“回纥”、“回鹘”二字，来推断高克恭是“回族”还是“维吾儿族”显然是武断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要考虑到地理位置、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多个因素，而且高克恭出生在民族形成之前，所以要探究其身份最好从大的社会背景来考虑，而不要拘泥于个别的字句。

2.3民族问题的分析与推断

上文在提及“其先西域人”时谈到，其祖父高乐道或曾祖父在金朝时就可能已经来到了中原，所以才在元朝的“占籍”中将自己称为“其先西域人”，否则直接用“西域人”或“畏吾儿”岂不更好。同时“其先”是西域人，我们不仅要问其后是什么人呢？只能是金朝人。其实在元代只有完全汉化的金人才被列入“汉人”，大多数仍被看成色目人，高氏虽已高度汉化但是他的相貌特征，显然还是色目人。所以《四库总目》中的称其为金人也有一定合理性。此外还有一些旁证：其一，从高克恭的姓氏来看，高克恭祖孙三代的姓名，已完全仿照汉族习惯，而不象同期到中原的西域人及其后裔那样以西域人名（通常是阿拉伯语常用人名）通行，如：高克恭的女婿乌巴都刺，可见高氏家族汉化更深。其二，高嘉甫的归隐是否可以解读为一臣不侍二主，否则与关心“经世要务”又要“归老房山”的行为相矛盾。但这显然不是高克恭族属的终结，而是其华化过程的演绎。

要回答高克恭是喀喇回鹘，还是高昌回鹘。首先要解开“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元初地理上的再次断裂源于高昌回鹘的归顺，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将西域分割为察合台汗国与高昌回鹘国（畏吾儿）。从《长春真人西游记》与《北使记》来看，在当地伊斯兰教徒与佛教徒是混存的。高昌回鹘的统治者奉行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中亚原有的许多宗教，如萨满

教、摩尼教、基督教之别派景教、袄教，甚至伊斯兰教，还有中国传统的道教都曾在此流行，形成了以佛为尊，各教并行的局面，所以高昌回鹘地区的拥有大量的伊斯兰教背景的人。而原喀喇汗国范围内，西辽的皇帝是佛教徒，蒙古的统治者信奉喇嘛教，所以也非伊斯兰教一统。在元初“回鹘”、“回纥”只是对原西辽地区两种不同信仰人群的称呼，而非地理区域的划分，更非民族的概念。至元之后，由于政权的割裂，改“回鹘”为“畏吾儿”，改“回纥”为“回回”，而“畏吾儿”、“回回”在很大层面上转化为地理区域的划分，因此在不同时期这两种区分是不一样的。同时，改“回纥”为“回回”又使得他们与真正的“回回”混淆起来，这是元代统治者的另一种误解。

从当时的角度来看，高克恭的祖先应该是西辽国人，其后入金入元；西辽的民族有回鹘、吐蕃、契丹、汉、蒙古等民族，不过回鹘占多数。高克恭是广义回鹘人的后代，至于是“回纥”还是“回鹘”，即有没有伊斯兰教背景，无从考证；润的“回纥长髯客”只是孤证，而且“回纥”一词语意模糊；至于女婿有伊斯兰教背景，与高克恭的伊斯兰教身份亦无关系。曹昭的“回鹘人”的考证也应该被看成是民族的统称，并不完全等同于元代的高昌回鹘（畏吾儿）人。高克恭的祖先离开西域的时间早于元初，在西辽的统治下并无“回纥”与“回鹘”概念的区分，所以这样的研究是徒劳的。因此，在元代，高克恭的祖先属于广义的回鹘人，但由于至元以后回鹘专指“畏吾儿”，而高克恭并不能确定自己是畏吾儿人，为了避免误解，所以干脆用了“西域”的概念。

按通行的民族划分来看，回族与回纥、回鹘均无关系。回族虽然是回回族的简称，但“宋人的《梦溪笔谈》和《黑鞑事略》中，指的是回鹘。《元史》和《元典章》，指的是伊斯兰教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明清的文献中，主要指回族即回回族。”[3]可见回族是形成于明朝的，而高克恭出生在回族、维吾尔族产生之前，元代的回回人可能是后世的回族人，也可能是维吾尔族人，所以我们的研究只能是推断。

维吾尔族形成的地域主线是：漠北回鹘→喀喇回鹘、高昌回鹘等→西辽→察合台汗国、高昌回鹘（畏吾儿）→察合台汗国→维吾尔族。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从察合台汗国传向畏吾儿（高昌回鹘）地区。虽然在维吾尔族的形成上史学界还有争论，但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喀喇回鹘汗国、高昌回鹘汗国；从人员构成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广义的回鹘人；在宗教信仰上信奉伊斯兰教；在名称上源于畏吾儿，即明代对元代高昌回鹘的称谓的进一步演化。

综上所述，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回族是由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而逐渐形成的民族。维吾尔族是由居住在西域的回鹘人皈依伊斯兰教而形成的民族。因此，将高克恭看成今天的维吾尔族人，较为贴切。

参考文献：

[1]黎东方.细说元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15.

[2]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1.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764.

注释：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缉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元別集类》，（92集姚文公牧庵集·燕石集·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鄱阳仲公李先生文集·传舆砺文集·巴西邓先生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中简称为《行状》。

[元]润：题高彦敬《房山图》，载《存复斋集》卷10。

[元]张雨：高尚书山水，仲川弟请题横幅上，载《贞居先生诗集》卷3。

在元代也不是所有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都被称为“回回”，如：钦察人也信奉伊斯兰教，但并不被看作“回回人”。

有时亦将非穆斯林冠以回回之称，如称犹太教徒为“术忽回回”，称来自叙利亚的基督教徒为“爱薛回回”，称信仰东正教的阿速人为“绿眼回回”。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5《美术篇·西域之中国画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告诉他，“艺成而下，足以掩德”。戒以勿勤画事，适值高克恭至，观其画转而告诉姚曰：“是子画亦有成，先生勿止之。”（转引自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参见[元]邓文原:《行状》。

高克恭范文篇3

关键词：元代；水墨花鸟画；当代

一、元代水墨花鸟画的艺术风格

我国花鸟画辉煌时期是五代、两宋时期，此时的花鸟画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大多偏向于宫廷风格。元代，文人画家以绘画表达心中郁郁不得志之情，花鸟画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元代是我国花鸟画发展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1]。这个时期的花鸟画以水墨为主流，在意境上与宋画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画家舍弃了色彩，改用水墨作画，并逐步成为时代主流。元代水墨画虽然没有五代、两宋时期的花鸟画那样发展时间长久，却因绘画艺术表现形式的鲜明性，在我国花鸟画发展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以墨代色色彩的运用在我国绘画历史上出现较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原始社会，先民就开始探索、革新色彩的使用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色彩的运用方式越来越丰富，一些画家甚至开始追求浓厚艳丽的色彩效果，再加上商业性影响，色彩的运用开始向世俗化的方向发展。高尚的文人品格是一种“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表达，是一种新的艺术特色。元代水墨花鸟画最大的艺术特色便是“以墨代色”。中国画中的“墨”并不仅仅被看成黑色，“墨”是一种技巧和方法，产生出不同墨色的表达效果。无论是花鸟画、山水画还是人物画，墨色的运用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水墨画在用墨方面具有一定的艺术特色，运用的方法包括浓墨法、焦墨法、泼墨法等，每一种墨的运用都能得到不一样的表现。墨色在中国画的表现中是非常重要的，墨是中国花鸟画的灵魂，画家用清淡的水墨替代花鸟画中原有的绚丽之风，更体现出文人画的清隽雅致、淡雅素净，形成元代水墨画最为显著的特色。张中是元代水墨画践行者之一，尤精水墨花鸟。虽然他在我国绘画历史上的名气并不大，但他为中国花鸟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海博物馆藏的《芙蓉鸳鸯图》（图1）是张中“以墨代色”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以水墨晕染为主要格调，表现芙蓉花盛开时鸳鸯在水中自由戏水的情景，水波简约而流畅；水草虚实有致，富有节奏感；画中鸳鸯生机勃勃、形态优美，自然且具有盎然之感。这幅图中，两只鸳鸯成为画面中心，两者一静一动，使画面充满了活力，提升了全画的意境。《芙蓉鸳鸯图》虽然是水墨作画，没有色彩，但充满了趣味。墨色的深浅、干湿变化给予整幅画丰富的层次感。张中仅仅是元代水墨画践行者之一，如王渊的《桃竹锦鸡图》、边鲁的《起居平安图》、商琦的《杏雨浴禽图》、盛昌年的《柳燕图》等，这些传世作品均代表着元代花鸟画的风格面貌。元代水墨画风格形态是非常具有时代特性的，它既不同于五代、两宋花鸟画的色彩鲜明，又不同于明清大写意花鸟画的率真与狂放。2.笔法的创新元代夏文彦曾在《图绘宝鉴》序中提出“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及书法所在”[2]，强调了书法对绘画的重要性。柯九思也提出“写竹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3]。这些论述都体现了书法和绘画的密切关系。水墨画强调书法用笔，与元代之前的花鸟画“赋色研美”的艺术特色不同，元代画家更注重的是笔墨功夫，以表达色彩难以表达的层次感。如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他提出“书画本来同”[4]的观点，认为应该把书法融入绘画。上海博物馆藏的赵孟頫代表作品《兰花竹石图》卷，他以篆籀的笔法描画干枯的树枝，追求圆润、苍劲的表现效果；用中锋逆笔迅疾书写兰花，使兰草飘逸灵动，笔墨挥洒自如。正如赵孟頫所言：“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需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5]赵孟頫是推动元代画风转向最为关键的画家，提出了“贵古”和“书画本来同”的画学思想，对元代花鸟画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水墨、写意形态的墨竹、墨兰、墨梅等构图相对简单，笔法与书法接近，而且更能抒发画家心中所感。因此，墨竹、墨兰等是元代花鸟画的一大特色，其中以墨竹题材较为兴盛，绘画者众多，而且每位画家的领会不同，如李衎、吴镇、柯九思等都是画竹的大家，且在绘画的表现手法上各有特色，在中国绘画史上都是出类拔萃的。绘画的笔墨精神离不开书法的沉淀，元代水墨画更强调书画同源，画家将书法笔法应用于花鸟画创作，以体现绘画中的笔墨趣味。3.意境之美元代文人追求幽逸的隐士生活，寄情于诗画、书法，通过描绘的花草等自然物象抒发个人情感，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草草点染”等主张，追求“素静为贵”的艺术境界。宗白华认为：“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意境指作者通过作品表达的个人情感，即作品的意蕴与境界。元代绘画崇尚意趣，追求个人主观情感的表达，是理想化的。与五代和两宋时期绘画相比，元代花鸟画更加注重借景抒情、寄托志趣的作用。另外，元代水墨画的形式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花鸟画的艺术特色，最大的特色便是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使墨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融入了文人画的格调。所谓“文人画”，泛指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绘画者通过绘画流露出文人的思想情感，主导意识更加强烈。元代水墨绘画深受文人画思想的影响，画家在作画时更加注重在客观描绘自然的基础上表现主体心境，即绘画意境与作者心境相互统一。如，故宫博物院藏高克恭的《墨竹坡石图》就是高克恭师法自然的写照。高克恭借助竹子营造意境，以表达所感所想，使其内心和精神上的情感相互契合。该图的主要描绘对象是竹，图中竹子一实一虚、墨竹秀劲、苍茫有致。中国古人一直认为竹有文人的气质，象征君子之道，中国文人墨客常把竹子空心、挺直等特征赋予人格化的高雅、纯洁、虚心等精神文化象征，常借竹表现清高拔俗的情趣。高克恭以竹入画，一方面是对画家本人生活态度的写照，另一方面也是寄托自身的理想和情怀。又如故宫博物院藏王冕的《墨梅图》，墨梅疏密有致、千姿百态、清气袭人，深得梅花清韵。王冕用精湛的笔墨语言将梅花清气、爽朗的气韵描绘得栩栩如生。这种自然而随意的点画，与过分的雕饰相比更加追求自然天趣和个人意兴的抒发，从而进一步突出了花鸟画的文化内涵。清素淡雅、简简单单的意境与画家内心的淡泊情怀、清高品格相互契合，是元代水墨花鸟画的一大艺术特色。

二、元代花鸟画对当代花鸟绘画的启示

中国文化离不开创新和传承，中国画亦是如此。画家只有不断学习、总结技巧、提高审美品位，积极创新，才能使中国画不断发展。花鸟画作为中国画三大画种之一，诞生之初作为仿生图形存在，体现出先民对获得食物的向往。经过时代的发展，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开始有了关于画科的记载，“或人物、或房宇、或山水、或鞍马、或鬼神、或花鸟，各有所长”[6]，花鸟画正式成为独立画科。花鸟画主要包含重彩和水墨两种形式。在五代和两宋时期，由于历代帝王的喜爱、装饰等需要，重彩花鸟画的发展超过了水墨花鸟画，成为当时花鸟画的主流形式。而水墨花鸟画只是少数人追求的艺术形式，甚至在元代以后，水墨花鸟画难得发展。直到当代，水墨花鸟画基于历史的沉淀和包容，再次繁盛。当代艺术百花齐放，绘画环境较为开放和自由，水墨花鸟画不断创新，其艺术表现形式和审美特色也愈加丰富多彩。当代绘画更加注重系统性、专业性，学院派画家深受传统的影响，占据中国画坛的主流。学院派画家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绘画专业教育，能够领会我国传统绘画的精神，创作风格更具多样性，其作品更具有探究和赏析的价值与意义。如，学院派代表画家范治斌的作品造型准确，笔墨表达精到，艺术面貌有淡雅、苍茫之趣味。范治斌喜爱写生，常常走进自然游览山川河流，感受自然的美，把自然之美以自己的笔墨语言表现出来，抒发胸中逸气。他潜心临习宋元经典绘画作品，借助自己的笔墨语言积极创新。如他的作品《暗香微渡》，可以看出元代水墨绘画的影响。他取梅花的一部分表现，构图清新悦目，墨梅笔意简逸，枝干挺秀，穿插得势；用墨浓淡相宜，花朵盛开、渐开、含苞都显得清润洒脱、生机盎然；设色淡雅，将梅花坚忍不拔、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结语

元代文人画的繁荣，使当时的绘画创作更具有时代性。元代水墨画的艺术地位不容忽视，元代画家不仅提炼了水墨的审美趣味，而且在我国花鸟画历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对花鸟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2]（元）夏文彦.图绘宝鉴//（清）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高克恭范文篇4

关键词：五行；五材；相生；相克

相生相克是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医用它来说明五行之间以及运用五行分类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相生是指一事物对另一事物具有促进、助长和资生的作用，其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是指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生长和功能具有抑制和制约的作用，其次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人们对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根据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本身属性来解释五行的生克关系，如金属可以砍伐树木是金克木。另一种是从季节的相生相间关系来说明五行的相生相克，如四季轮转、从春(木)到夏(火)，故木生火。这两种解释哪一种更适合中医的五行学说呢?笔者认为，从时令季节角度解释五行的相生相克更贴近中医的精髓。

一、五材的起源及五材的生克关系

五材是指自然界中木火土金水等五种物质或材料。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的重要性，如《尚书·大传》载：“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并认识到这五种物质是不可缺少的，正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而且古人进一步认识到木火土金水是构成世界万事万物的物质来源，《国语·郑语》中说：“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说明古人已开始试图把木火土金水作为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材料或元素来把握世界的整体联系。

这种建立在朴素、感性的实践认识基础上的五材说使人很容易根据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本身属性来解释五行的生克关系。如在《白虎通》记载：“木生火者，木性温暖，火伏其中，钻灼而出，故木生火。火生土者，火热，故能焚木，木焚而成灰，灰即土也，故火生土。土生金者，金居石，依山津润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生水者，少阴之气润泽，流津销金，亦为水，所以山云而从润，故金生水。水生木者，因水润而能生，故水升木也。”可见，五材相生的关系是古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观察总结出来的，是人们在开荒垦林过程中，烧荒后土壤变肥是火生土，水滋润土壤使农作物生长是水生木等。五材相克关系，如同相生关系一样，也是古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观察总结出来的。因为水可灭火是水克火，火可让金属软化是火克金等。五材说来源于人们的生活生产实践，融入了人们生活实践中的一些直观体验，生动、直观、易于理解，故人们在解释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时更喜欢从五材本身来说明。

但这种根据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本身属性来解释五行的生克关系却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如按照五材说观点，“木生火”是因为钻木取火，同理火也可烧木，就可得出“火克木”。可见，用五材来解释五行的生克关系存在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这就使中医的五行理论难以让人信服。

二、五行与四季相配合的生克关系

另一种解释五行的生克关系是从季节的相生、相间来论述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意思是说，由于天地之气的运行，有了阴阳，才有了四季，有了四季，才有了五行。五行之间以季节相邻的次序相生，以季节相间的次序相胜，也就是相克。春、夏、秋、冬依次交替，没有春的生发，就没有夏的蕃莠、秋的收获和冬的收藏；同样，没有冬的潜藏，也没有春的生发，这是四季的相生关系。四季轮转，不可能一个季节在一年中常在，是因为有了秋的收敛，才能制约春的过度生发；有了冬的寒冷，才能抑制夏的一味暑热，这是四季的相克关系。同时，相生与相克是密切结合的，相生与相克相结合，就叫做制化，这是保持事物正常发展变化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的条件。正如《类经图翼》所说：“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这样既生又克，就能维持事物之间的动态平衡，防止太过和不及。用四季的相生相克来理解五行的生克关系，更好地体现出相生与相克的密切关系。

事实上，在《内经》中将五脏、五行与季节的配属关系(肝-木-春、心-火-夏、脾-土、肺-金-秋、肾-水-冬)是一以贯之的。如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言养生应顺应四时生长收藏之道。《素问·水热穴论》云：“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金将胜火……冬气水始治，肾方闭，阳气衰少，阴气坚盛……”可见，《内经》一直是把肝、心、肺、肾四脏与春夏秋冬四时、木火金水四行分别对应的。

为了更好地把五行与四季相配合，人们又在四季中加一“长夏”。唐·王冰在《素问·六节脏象论》注释中说：“所谓长夏者，六月也。”在长夏，暑热未去，气候闷热潮湿，草木枝端已开花结果，正在化育种子和果实，此时正是夏秋之交由阳转阴的转折过渡期，按取象比类的方法，长夏与土性的生化、平稳相应，故长夏属土。这样，五行正好与季节相对应，随着季节的自然更替，五行也就有了以季节次序排列的相生关系；同时由于阴阳作用，季节之间又存在彼此抑制、制约的关系，呈现出一种以季节的相间次序的相克关系。

三、五行从季节角度理解生克关系更贴近中医精髓

3.1五行从季节角度理解生克关系符合中医“天人相应”理论中医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必然会影响人体，从而引起人体的相应反应，这种主张人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的思想就是“天人相应”自然观。这种天人相应思想的产生是以天地阴阳和人之阴阳彼此相应为基础的，如《素问·天元纪大论》中提出“天有阴阳，地亦有阴阳”、“天为阳，地为阴，人亦应之”。《灵枢·刺节真邪》亦提出：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故可为解”。《素问·宝命全形论》进一步论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些都体现了人随自然界四时阴阳的运动而变化，故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就是建立在“天人相应”的基石上，将人体与自然界相类比，以探求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内经》认为随着四时气候的寒暑更易，人体的脉象、气血也相应地发生升降浮沉的调节性反应。如《素问·脉要精微论》所说：“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说明春夏阳盛，人体之脉随之而浮大，气血也随之趋向于表；秋冬阳气内伏，人体之脉随之而沉小，气血也随之趋向于里。由此，《内经》提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和于阴阳，调于四时”的命题，强调人类应主动地适应自然界的变化而养生。可见，在解释五行生克关系时把五行与时令季节相配更能体现中医的“天人相应”的观点。而且在《内经·四气调神》中也体现出对季节更替次序为准的相生思想。它提出如果春不养生则“夏为寒变，奉长者少”，如果夏不养长则“秋为痎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如果秋不养收则“冬为飧泄，奉藏者少”，如果冬不养藏则“春为痿厥，奉生者少”，在这里四季表现为一种依次更替的相生关系，五行也以这样的次序排列，相生的思想是很明显的。

3.2基于时令季节的五行观念是对中国农业文明的一种体现我国历史上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在靠天吃饭的时代里，按四时五行时令节气进行生产被古人奉为最高准则。将五行从时令季节角度理解比从五材说解释要更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这可从《尚书》两处关于五行的文献中得到有力佐证。一处是《尚书·甘誓》中夏启讨伐有扈氏的誓辞：“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如果说五行就是五材，显然说不通。因为对这五种东西，谁也无法“威侮”它们，要将其作为夏启讨伐有扈氏的理由更让人难以信服。同样在《尚书·洪范》有：“鲧矱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如果将其理解为五材也让人难以理解。但是如果将五行从时令季节角度理解则能够很好理解。前文“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是说，有扈氏作为一个重要的部族首领不遵从天地自然之道，不按四时五行时令节气祭祀天地、施政治国、指导农业生产，因而严重怠慢天地自然之神。这在今天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当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虔诚自然图腾文化时期，违背天人一体、天人相应的自然法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忤逆和大不敬行为，所以“天用剿绝其命”，夏启要“潜天行道”，故“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后句“鲧矱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是说，鲧治水不懂天地自然四时五行的生克之道，不能根据时令季节雨量特点进行合理疏导治理，因而久治无功，最终震怒天帝。

另外，五行与天文历法范畴的时令节气的密切联系也可从其它许多文献中得到佐证。《礼记·月令》：“某日立春，盛德在木”；“某日立夏，盛德在火”；“某日立秋，盛德在金”；“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史记·历书》：“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从时令季节角度理解五行学说要更符合中国农业文明历史的真实。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计算尼罗河水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一样，基于时令季节的五行说的产生，也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需要。之所以在认识确定四季时令过程中还要进一步创立五行学说，是因为四季时令的确立只不过是对一年当中自然界客观物候变化的外象描述，没有在根本上涉及到四季形成的内在机制及其形成根源的诠释。这种仅对表象的局限认识仍然极大的限制着人们对自然物候现象发生规律的准确把握，因此他还不能主动、前瞻性的指导农业生产、预防自然灾害等。从人们切身的生存需要出发，非常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四季物候产生形成的内在机制，以及形成根源，以便不仅“知其然”，而且还知其“所以然”。五行学说正是基于社会生产力客观发展的需要所产生形成，它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阐释四季物候变化的内在机制，以便前瞻性的把握天地的自然未来变化趋势。故我们认为五行学说是古人基于四季的认识而逐步形成的，从季节角度理解五行的生克关系更贴近中国的历史。公务员之家:

3.3“五材”与“五行”的辨析五行说来源于五材说，五材说是五行学说的最初萌芽的形态，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五行说不等于“五材”，五行是基于“五材”而高于“五材”的。所谓“基于五材”，是说五行的特性是根据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某些性质概括出来的，如《尚书·洪范》所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所谓“高于五材”，是说五行的特性已从具体物质抽象化，并引申运用，实际上已超越了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本身，有了更广泛的内涵。五行学说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出于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五行学说在“天人相应”自然观的指导下，结合天文历法范畴的时令节气的变化来阐释四季物候变化的内在机制和根源。五行之间的动态生态关系是在“五材说”之后慢慢形成的，这可从《洪范》中得到证明。因为五行的相生相克在《洪范》中并没有提到，而且其中五行的排列顺序是水、火、木、金、土，与五行说体系中的五材排列顺序不同，既非五行相生的顺序木、火、土、金、水，亦非五行相胜的顺序土、木、金、火、水，《洪范》之阐述又只言及五行各自单独的属性和功用，而对于五行各要素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没做任何说明，这说明“五材”说并不能解释五行之间动态的生克关系，五行的生克关系是在后期历史发展与四季物候变化相结合而慢慢形成的。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正是借用这种五行观念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详细阐释人体生理、疾病与自然息息相应的关系的，故从时令季节角度理解五行生克关系要更合理。

当五材发展到五行时，木火土金水这五个字已由具体的五种物质或材料升华到能代表这五大类事物属性的抽象哲学概念；已由形而下的水平上升到研究万事万物普遍规律的形而上的水平，也就是由“器”的水平上升到了“道”的水平。如果在解释五行的生克关系还停留在“五材”阶段，用木火土金水本身属性的关系来解释五行的生克关系，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火能使金软化是火克金，但火能烧木也可推出火克木”这些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的问题。

综上所述，从时令季节角度解释五行的相生相克比从五材本身属性的关系来解释更贴近中医的精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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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克恭范文篇5

一、《史记》语言晓畅，《汉书》语言典雅

《史记》行文流畅，明白易懂。《汉书》则古雅严整，规范整饬，刘知几评论《汉书》的赞:“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2］82《汉书》之典雅在论赞中尤其突出。大体看来，《史记》之晓畅与《汉书》之古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史记》多用俗字，《汉书》刻意仿古。郑鹤声言:“《史记》多俗字，《汉书》多古字，俗字多则阅者易识，古字多则雅而有致。”［3］163先秦典籍传到汉代，其中有许多古奥难懂之词句，司马迁写《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4］53，为了表情达意，不避俗语口语，对于先秦已有的文献资料，往往采用流行的语言来代替艰深的古文字。下面试举两例:《史记•五帝本纪》: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於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讙兜曰:“都，共工方鸠布功。”帝曰:“吁，靖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史记•五帝本纪》: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孟子•万章上》: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由上面几段文字的对比可以看出，《史记》摘引前代史料的文字时，意思上虽然保持原文特色，语言上则多加润饰，将原本古奥难懂之文变成浅显通俗的今文。现代学者张舜徽在《广校雠略》中也指出:“编述体例之善，未有逾于《太史公》者也。其善奚在?一言以蔽之，曰:能以当代语言文字翻译古书而已……今观《太史公》所载《尚书》文字，如《五帝本纪》之引《尧典》，《夏本纪》之引《禹贡》……莫不代奇词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其于《左传》、《国语》、《礼记》、《论语》之属，靡不皆然。”［5］10可见，研究者也看到了司马迁常用当代语言翻译古文这一文学事实。与司马迁翻译古文字不同的是，班固偏好古文奇字，如将《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赞中“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的“慨”改为“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言:“《史记•自序》:‘小子何敢让焉’，而《汉书》‘让’做‘攘’。《汉书•艺文志》亦云:‘尧之克攘’，今《尚书•尧典》云:‘允恭克让’，此晋人所改。”［6］239对于《汉书》好用古字的情况，安作璋在《班固〈汉书〉评述》中作过简单的总结:“《汉书》好用古字古义，当时人就有此种非议。如供给的‘供’，《史记》作‘供’，《汉书》作‘共’;嗜好的‘嗜’，《史记》作‘嗜’，《汉书》作‘耆’;踪迹的‘踪’，《史记》作‘踪’，《汉书》作‘纵’;谦让的‘让’，《史记》作‘让’，《汉书》作‘攘’，等等，不胜枚举。故‘《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非有文字学素养的人，确实不易看懂。”［7］《汉书》之好用古字，导致它一问世，即被公认为是一部难读的书，需口耳相传才能明其义，《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言:“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就读。”［8］818《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二)《史记》多引人物口语，保持原汁原味，《汉书》多用书面化语言。《史记》之通俗晓畅还在于它的口语化倾向，书中常直接摘录人物的口头语;班固《汉书》则很少使用俗语方言，多用书面化的语言进行描写，多叙述语言。典型的例子有:《史记•陈涉世家》: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10］1960《汉书•陈胜传》:夥，涉之为王沈沈者!［11］1795《汉书》省却一个“颐”字，口语色彩大减。“夥颐”两字系楚语，夥，指多;颐，助词，加在一起即“好多啊!”《汉书》省却后，失去方言中原有情貌。《史记》对史料中的口语化痕迹往往加以保留，如《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以及先秦各世家的行文中，往往有“我”字，这是依据各国史记写作时的遗留，《史记》保留“我”字，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摘录原书，另一方面更显亲切，表明是原来本国史料身份的残存。《汉书》语言雅正，很少口语化痕迹，即使写人物语言也多有加工，如《外戚传》中李夫人对姐妹们陈述“不见武帝”的情由:“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11］3952“色衰而爱弛，爱驰而恩绝”，语言工整，虽然出自李夫人之口，却无一丝口语痕迹，倒似班固自己的总结。刘知几曾批评班固“怯书今语，勇效昔言”，认为《汉书》刻意仿古，失去天然风味，这一批评是中肯的。《史记》之所以呈现口语化倾向，与司马迁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一生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游历甚广，注重吸收民间文化营养，早年的漫游经历不仅为他写《史记》搜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也为书中语言增添了许多民间色彩。班固缺少司马迁的实践经历，他的出身、经历以及时代都将他局限在书本，他只能做一个宫廷史家，这也是班固《汉书》更重文献，多收典雅之文的重要原因。

(三)《史记》善用虚词，《汉书》崇尚实词。在1987年黑龙江省教委主持的鉴定会上，根据微机统计，《史记》全书单字4974个，“之”字13659个，句子116567个，最长的句子有43个字，可知《史记》多用虚词。清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上古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略，然文法自是未备。孔子时虚字详备，左氏情韵并美，至先秦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唯子长集其大成。”［12］8《汉书》崇尚实词的运用，较少使用虚词。杨树达在《汉书窥管》卷六中言:“孟坚于《史记》虚助之字往往节去。”［13］431指出《汉书》往往删去《史记》中的虚词。当然，有些删改是必要的，如《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汉书•项籍传》改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去掉一个“也”字，干净利落，语势增强。前人多以富赡形容《汉书》，《汉书》中词汇不断变换，同一个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词表达，如《傅常郑甘陈段传赞》:“廉褒以恩信称，郭舜以廉平著，孙建用威重显。”［11］3032“称”、“著”、“显”三个字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实词的变化反映出班固语言的丰赡。

二、《史记》用字不避繁复，《汉书》力求简洁

对于《史记》、《汉书》用字之繁简，历来学者都有所论述，班彪认为《史记》“尚有盈辞，多不齐一”［8］，《汉书》中欲使文字整饬，删削了许多所谓的“盈辞”。牛运震言:“它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史记评注》卷一)所谓“复”，即指司马迁喜欢反复使用相同的句子或词语来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如:《匈奴列传》赞语: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10］2919《太史公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10］3300叠句的使用有增强文势的效果。重复陈词，使作者之胸臆与悲慨尽显纸上。班固为追求谨严，多所删削，往往把叠句删改为一句，如将《太史公自序》中这段话改为“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两相比较，《汉书》语势大减，情感也平淡许多。除了这种句子的直接重复，《史记》中还有许多字词呈间隔重复，如《史记•项羽本纪》描写巨鹿之战时云: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10］307三个“无不”连用，楚军之英勇无畏、项羽之威名赫赫、各诸侯军诚惶诚恐之态都跃然纸上。而到《汉书•项籍传》中，却删除了后面两个“无不”，神理顿失，句子语势减损。钱钟书引前人语评价:《考证》:“陈仁锡曰:‘叠用三无不字，有精神;《汉书》去其二，遂乏气魄。’”按陈氏评是，数语有如火如荼之观。……倘病其冗复而削去“无不”，则三叠减一，声势随杀;苟删“人人”而存“无不”，以保三叠，则它两句皆六字，此句仅余四字，失其平衡，如鼎折足而将覆悚，别须拆补之词，仍著涂附之迹。宁留小眚，以全大体……《汉书•项籍传》作“诸侯军人人惴恐”、“膝行而前”;盖知删一“无不”，即坏却累叠之势，何若径删两“不有”，勿复示此形之为愈矣。［14］272肯定《史记》中叠字的运用，对《汉书》删削叠字表示不满。我们在体会《史记》中叠字叠句的精妙时，还应看到《史记》确实存在繁冗的毛病，如《汉书•袁盎晁错传》“从史盗盎侍儿”比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尝有从史尝盗盎侍儿”要简洁。刘知几曾举例批评《史记》之繁琐:孟坚又云: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服其善叙事。岂时无英秀，易为雄霸者乎?不然，何虚誉之甚也。《史记•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又《仓公传》称其“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诏召问其所长，对曰:“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以下他文，尽同上说。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载其言，言事虽殊，委曲何别?案迁之所述，多有此类，而刘、扬服其善叙事也，何哉?［2］457—458对《史记》行文之繁琐非常不满。刘知几《史通•点烦》中史传文当“除字”的十四个例子中，《史记》占了九例，可见刘知几对《史记》的繁冗很不满意。《汉书》力求简洁，对《史记》多有省略，但有些省略并非必要。宋赵彦卫云:“《史记•高帝纪》云:‘高祖尝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班固删去一‘观’字，失多少意思。”［10］19安作璋也说:“班固又好省字，如《李广传》、《窦田灌韩传》、《酷吏传》等，大多袭用《史记》原文，‘所争只在二三字，却失语气之重。’有时甚至文理不通。如《史记•宁成传》:‘操下如束湿薪’。《汉书》则作‘操下急如束湿’。增一‘急’字去一‘薪’字，则不知所束为何物。《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汉书》但云:‘令求盗之薛治’，删一‘之’字，则文义不明。”［7］总而言之，《史记》语言恣肆，不拘一格，多用虚字，不避叠字叠句，常有一气呵成之感。《汉书》对《史记》多所删改，力求雅正，有时反失《史记》之气势和生动，胡应麟说:“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坚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于子长者，以其剪裁也。”［16］129繁简都是相对的，当详则详，当简则简，一味求简，反失却原书意趣，可谓得不偿失。

三、《史记》多散句，《汉书》多骈偶

高克恭范文篇6

中国人自古注重荣辱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古代文献中，有关荣辱观的论述还是很丰富的。

荣辱观，就是怎样看待荣与辱，以做怎样的事为荣，以做怎样的事为耻，有其鲜明的道德指向，实质上是价值观问题。历史上，最早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是周公。商纣王以为自己的权力是天佑神授，所以为所欲为，暴虐无道。结果牧野之战，顷刻覆亡。克商之后，鉴于殷商覆亡的教训，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政治做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商人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失德，因而提出了把道德建设作为政权建设核心的主张。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说，周公纲纪天下的宗旨，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之后，德治问题成为孔子、孟子、荀子等知识精英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作为毕生崇尚道德、追求完美的君子，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趋荣避辱，怎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们的论述，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富有启示。公务员之家:

《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维”的意思，大致与“纲”相同，所以古人经常“纲维”连用。社会的安定与进步，要靠道德的引领。礼、义、廉、耻，是道德的四大纲纪。人一生不做坏事，不是慑于法律，而是出于人的良知，当这样的教育成为大众的普遍意识之时，国家才会有长治久安。礼，就是人与人交往时的最合于道理的行为方式，所以《左传》上说：“礼者，理也。”社会要走向和谐，就要克服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谦让，这就需要礼来引导。“义”，在先秦语汇中，是适宜、合理的意思。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解释说：“义者，宜也。”人见到合理的事情，即使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很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以维护公道，声张正气，即后人常说的“见义勇为”。“廉”，是廉洁。古代的士，都把清廉作为重要的操守来对待。清廉与否，是官声好坏的主要指标。官员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如果不能清廉自守，一心奉公，就会成为社会的蛀虫，危害一方。“耻”，是耻辱、羞耻，孟子说人有四种善端，“羞恶之心”是其中之一，即对于害人、害己的坏事，有厌恶之心，羞于去做，哪怕打死也不能去做。这是有是非观念的表现。在孔子的学说中，仁是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仁”，仁者对大众有强烈的爱心，对社会有至诚的关怀。人一生的荣辱，都与是否行仁密切相关。《孟子》中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可见，在孟子看来，荣辱是与道德相互依存的。道德高尚者，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有坚定的理念，为万人所敬仰，自然会有荣光。即使在世时不得志，为权势所压抑，但也会有身后之荣。相反，悖逆仁道，多行不义，即使得逞于一时，但终究要受辱于世。荣辱与个人修养也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诚信，有礼，自然就远离耻辱了。反过来说，没有信誉，无礼，当然要徒自取辱。

高克恭范文篇7

一、孔子之名：修养及发展的起点

孔子生在春秋末期大国争霸的乱世，当时社会诸侯不安于位争权夺利。他虽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但因其思想与现实不合而不被重用。一生生活贫贱颠沛流离，生在乱世又雪上加霜，中国常言的人生三大悲哀：幼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孔子都遇上了。他经历了幼年丧父，青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一生的坎坷不幸他没怨天尤人而把命运变成使命，没有强调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却时时关心社会。孔子在其人生道路上战胜了自己使自己不为苦痛所系，致力于谋求社会大众的福利。他的经历教诲了后世，其思想和智慧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开启了儒家文化的先河。

孔子在论及名分时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乱世的礼乐不兴渊源于名不正，导致言不顺事不成。孔子生逢的乱世始于人际关系的迷失，人际关系的失常则由于名不正，因此孔子提出了正名，以此作为化解人际关系危机的前提。所谓正名就是用周礼匡正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辱礼。孔子重视礼视其为维护制度的手段并认为维护礼需要从正名入手。在那种名分已失天下大乱之时，“孔子惧，作春秋”，他所害怕的正是人际关系的沉沦社会的混乱及人心的败坏。他虽然重视礼乐教化却认为礼乐的根本在于仁德的修养，要正名得从个人的修养开始，于是提出了其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仁。

二、孔子之仁：人生哲学思想的核心

孔子将仁作为人格的核心视其为完全人格，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被称为仁人。仁是个体的道德内在性是个体成圣的内在依据，所谓成圣是个体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仁的意义首先是独善其身的君子；其次是兼济天下的圣人，两者的综合就是仁人即内圣外王，此为儒家的理想人格。仁的内涵有以下解释：其一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爱一切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其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此为仁者爱人的道德规范。其三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们通过加强自我修养做到以礼为行事准则。其四“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孔子仁学思想的精妙在于将外在的传统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从最基本的家庭入手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仁学植根于家庭伦理深入最基本的血亲观念之中。他们之间关系准则更突出的体现在孝悌、友仁和守信三个方面即人际关系中涉及的孝、仁、信。

孔子人生哲学是以仁为基础的伦理型人生哲学，是讲道德重进取的现实主义人生观。它要求为人“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从而亲仁”，以仁为基础提出了儒家的核心概念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等，都是做人的基本规范也是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人都处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应将做人的基本规范视为一种普遍的人际关系准则，这便是孔子倡导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伦理法则。凡在生活中能够坚持以上操节并以之为安身立命者，就是儒家所称誉的圣贤仁人。

三、孔子之道：追求的终极境界

道在孔子思想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之道即仁道。道的产生和培养是依靠人的努力，道在人中并由人传递下去，“吾道一以贯之”，最终依靠人们的活动而成为现实，“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子经常教导弟子:“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居，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荣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些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原则从其深层的底蕴来讲，说到底是人生价值生命归宿的大问题。

高克恭范文篇8

教育周刊：中国人自古注重荣辱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古代文献中，有关荣辱观的论述还是很丰富的。

彭林：荣辱观，就是怎样看待荣与辱，以做怎样的事为荣，以做怎样的事为耻，有其鲜明的道德指向，实质上是价值观问题。历史上，最早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是周公。商纣王以为自己的权力是天佑神授，所以为所欲为，暴虐无道。结果牧野之战，顷刻覆亡。克商之后，鉴于殷商覆亡的教训，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政治做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商人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失德，因而提出了把道德建设作为政权建设核心的主张。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说，周公纲纪天下的宗旨，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之后，德治问题成为孔子、孟子、荀子等知识精英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作为毕生崇尚道德、追求完美的君子，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趋荣避辱，怎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们的论述，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富有启示。

《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维”的意思，大致与“纲”相同，所以古人经常“纲维”连用。社会的安定与进步，要靠道德的引领。礼、义、廉、耻，是道德的四大纲纪。人一生不做坏事，不是慑于法律，而是出于人的良知，当这样的教育成为大众的普遍意识之时，国家才会有长治久安。礼，就是人与人交往时的最合于道理的行为方式，所以《左传》上说：“礼者，理也。”社会要走向和谐，就要克服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谦让，这就需要礼来引导。“义”，在先秦语汇中，是适宜、合理的意思。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解释说：“义者，宜也。”人见到合理的事情，即使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很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以维护公道，声张正气，即后人常说的“见义勇为”。“廉”，是廉洁。古代的士，都把清廉作为重要的操守来对待。清廉与否，是官声好坏的主要指标。官员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如果不能清廉自守，一心奉公，就会成为社会的蛀虫，危害一方。“耻”，是耻辱、羞耻，孟子说人有四种善端，“羞恶之心”是其中之一，即对于害人、害己的坏事，有厌恶之心，羞于去做，哪怕打死也不能去做。这是有是非观念的表现。在孔子的学说中，仁是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仁”，仁者对大众有强烈的爱心，对社会有至诚的关怀。人一生的荣辱，都与是否行仁密切相关。《孟子》中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可见，在孟子看来，荣辱是与道德相互依存的。道德高尚者，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有坚定的理念，为万人所敬仰，自然会有荣光。即使在世时不得志，为权势所压抑，但也会有身后之荣。相反，悖逆仁道，多行不义，即使得逞于一时，但终究要受辱于世。荣辱与个人修养也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诚信，有礼，自然就远离耻辱了。反过来说，没有信誉，无礼，当然要徒自取辱。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儒家的学说中，荣辱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儒家提倡孝道，其中就渗透着荣辱的问题。如果做子女的在生活上能够尽心照料父母，可是却去做辱没父母名声的坏事，使父母蒙羞，这同样被视为不孝。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因为自己的名声是与父母、家庭不可分割的。《礼记?内则》说，“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意思是说，即使父母故去了，如果想做善事，想到这会给父母带来好的名声，就一定会去做。反之，如果想去做坏事，但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就一定不会去做。在《礼记?祭义》里，把“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都看作是“灾及于亲”、有辱于父母、有辱于门庭不孝行为。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考虑是荣、是辱的后果，这是劝人向善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不同的身份，荣耻的内涵也是不同的，地位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例如，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尸位素餐，就是耻辱。《论语?宪问》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你拿着俸禄；国家政治不清明，你不去努力改变它，照样白吃俸禄，就是耻辱，因为你没有社会责任心。《论语?泰伯》也有类似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国家政治清明，政策很好，可是你不知努力，依然过着贫贱的生活，这是你的耻辱。相反，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这也是你的耻辱。此外，官员要忠于职守，要能出色完成任务。《论语?子路》说，子贡请教孔子：怎样才能称为“士”？孔子把“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作为士的条件之一。个人的荣辱，总是与祖国的荣辱息息相关的，因此，不使国家的声誉受到影响，历来是荣辱观的重要内涵之一。

高克恭范文篇9

教育周刊：中国人自古注重荣辱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古代文献中，有关荣辱观的论述还是很丰富的。

彭林：荣辱观，就是怎样看待荣与辱，以做怎样的事为荣，以做怎样的事为耻，有其鲜明的道德指向，实质上是价值观问题。历史上，最早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是周公。商纣王以为自己的权力是天佑神授，所以为所欲为，暴虐无道。结果牧野之战，顷刻覆亡。克商之后，鉴于殷商覆亡的教训，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政治做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商人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失德，因而提出了把道德建设作为政权建设核心的主张。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说，周公纲纪天下的宗旨，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之后，德治问题成为孔子、孟子、荀子等知识精英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作为毕生崇尚道德、追求完美的君子，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趋荣避辱，怎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们的论述，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富有启示。

《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维”的意思，大致与“纲”相同，所以古人经常“纲维”连用。社会的安定与进步，要靠道德的引领。礼原创网站：、义、廉、耻，是道德的四大纲纪。人一生不做坏事，不是慑于法律，而是出于人的良知，当这样的教育成为大众的普遍意识之时，国家才会有长治久安。礼，就是人与人交往时的最合于道理的行为方式，所以《左传》上说：“礼者，理也。”社会要走向和谐，就要克服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谦让，这就需要礼来引导。“义”，在先秦语汇中，是适宜、合理的意思。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解释说：“义者，宜也。”人见到合理的事情，即使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很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以维护公道，声张正气，即后人常说的“见义勇为”。“廉”，是廉洁。古代的士，都把清廉作为重要的操守来对待。清廉与否，是官声好坏的主要指标。官员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如果不能清廉自守，一心奉公，就会成为社会的蛀虫，危害一方。“耻”，是耻辱、羞耻，孟子说人有四种善端，“羞恶之心”是其中之一，即对于害人、害己的坏事，有厌恶之心，羞于去做，哪怕打死也不能去做。这是有是非观念的表现。在孔子的学说中，仁是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仁”，仁者对大众有强烈的爱心，对社会有至诚的关怀。人一生的荣辱，都与是否行仁密切相关。《孟子》中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可见，在孟子看来，荣辱是与道德相互依存的。道德高尚者，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有坚定的理念，为万人所敬仰，自然会有荣光。即使在世时不得志，为权势所压抑，但也会有身后之荣。相反，悖逆仁道，多行不义，即使得逞于一时，但终究要受辱于世。荣辱与个人修养也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诚信，有礼，自然就远离耻辱了。反过来说，没有信誉，无礼，当然要徒自取辱。原创网站：

在儒家的学说中，荣辱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儒家提倡孝道，其中就渗透着荣辱的问题。如果做子女的在生活上能够尽心照料父母，可是却去做辱没父母名声的坏事，使父母蒙羞，这同样被视为不孝。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因为自己的名声是与父母、家庭不可分割的。《礼记?内则》说，“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意思是说，即使父母故去了，如果想做善事，想到这会给父母带来好的名声，就一定会去做。反之，如果想去做坏事，但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就一定不会去做。在《礼记?祭义》里，把“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都看作是“灾及于亲”、有辱于父母、有辱于门庭不孝行为。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考虑是荣、是辱的后果，这是劝人向善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不同的身份，荣耻的内涵也是不同的，地位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例如，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尸位素餐，就是耻辱。《论语?宪问》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你拿着俸禄；国家政治不清明，你不去努力改变它，照样白吃俸禄，就是耻辱，因为你没有社会责任心。《论语?泰伯》也有类似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国家政治清明，政策很好，可是你不知努力，依然过着贫贱的生活，这是你的耻辱。相反，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这也是你的耻辱。此外，官员要忠于职守，要能出色完成任务。《论语?子路》说，子贡请教孔子：怎样才能称为“士”？孔子把“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作为士的条件之一。个人的荣辱，总是与祖国的荣辱息息相关的，因此，不使国家的声誉受到影响，历来是荣辱观的重要内涵之一。

高克恭范文篇10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铜、银、金、铁、铅等金属铸币，以铜铸币为主。中国古代在发行铜铸币时，出现过多次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不符，从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社会不稳定。其中重要的大致有以下几次：

（一）自公元7年到14年，王莽三次改革币制。第一次，下令除五铢钱（汉隋间铸币以重量命名，主要是五铢钱，古算法以24铢为1两）外，更铸"大泉"，重12铢，值五铢钱50；又造"契刀"，值500；"错刀"，值5000。这种虚价大钱出现后，造成民间盗铸，在实际交易中更趋向于使用五铢钱。第二次，废除"错刀"及五铢钱，另发行"宝货"，计有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货、贝货、布货）共28品，不仅换算困难，每一品与其它27品之间会产生756种比值，而且比价极不合理。如小泉重1铢，每枚值1，大布重24铢，每枚值1000。此次改币仅一年就被迫废除。第三次，王莽作货布、货泉两种并行。货泉重5铢，货布重25铢，但一个货布却值25个货泉，结果又引起盗铸，许多人因犯法而沦为官奴婢。王莽从主观出发，随心所欲地改革币制，滥发大钱，结果"每一易钱，民用破业"，"农商失业，食货俱废"，自身最后也迅速灭亡。

（二）黄巾起义后，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公元189年，董卓进京，毁五铢钱，更铸小钱，"肉好无轮廓，不磨鑢。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贷不行"（注：《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董卓铸恶质钱引起物价飞涨，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至此，五铢钱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三）三国时战争频繁，军费开支浩大，各国为解决其财政困难，都铸造了面额较大的货币。刘备入蜀时，因"军用不足"，听从刘巴建议，铸"直百五铢"，其重量仅8～9.5克，却当五铢钱100，结果"数月之间，府库充实"（注：《三国志》卷39《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吴国在公元236年铸"大泉五百"，重7克，238年又铸"大泉当千"，重14.5克，甚至还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大钱出笼后，导致物价上涨，后被迫停铸。

（四）公元465年，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铸二铢钱，"形式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廓，不磨鑢，如今之剪凿者，谓之耒子。景和元年（465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涎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注：《宋书》卷75《颜竣传》。）。结果引起社会经济停滞，不久，刘宋王朝就走向崩溃。

（五）北魏孝明帝即位后，为解决财政困难，517年用崔亮建议，广开铜矿铸钱以收"治利"。此后，民多私铸，钱更薄小，钱价更低。"时所用钱，人多私铸，销就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值一千"（注：《魏书》卷58《杨播附侃传》。）。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一斤铜可造钱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罹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注：《魏书》，卷77《高崇附高恭之传》。）。私铸钱轻薄如榆叶，入水不沉，其流通的后果是物价上涨，货币流通阻滞，犯罪者增多，加剧了社会矛盾。

（六）隋炀帝时期政治腐败，统一的五铢钱制度遭到破坏。由私铸引起货币严重贬值。"大业（605～618年）以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注：《隋书》卷24《食货志》。）。私铸者除豪门大族，也有为对付日益加重负担的百姓。到最后甚至"剪铁碟，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注：《新唐书》卷54《食货志》。）。唐初李渊入长安时，民间"行线环钱，甚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注：《新唐书》卷54《食货志》。）。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经济走向了绝境，不久，隋也走向灭亡。

（七）唐玄宗后期，生活奢侈，军费开支浩大。他死后，乾元元年（758年）在第五琦的建议下，唐肃宗实行通货贬值政策，铸造大钱，称"乾元重宝"。这是最早称"重宝"的钱，重5.97克，一文当开元通宝钱十文。肃宗诏书说："冀实三官（汉代主管铸钱机构）元资，用收十倍之利"。俨然说明铸钱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次年又铸"重轮乾元重宝"，重11.94克，重量为开元钱的三倍，却当开元钱五十。大钱发行后引起的后果不外有三：一是物价飞涨，人民遭难。"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注：《旧唐书》卷48《食货志》。）；二是盗铸严重，"长安城中，竞为盗铸"（注：《旧唐书》卷48《食货志》。），以致寺庙的钟、铜佛都被熔化；三是货币流通出现混乱，有实钱和虚钱双重价格。总之，如上元元年（760年）诏书所说："私铸颇多，吞并小钱（开元钱）……物价益起，人心不安"。不久，宣布重棱钱由当开元钱50文改为30文，即开元钱则一当十文用，乾元当十钱依前行用不变。当时人称此虚抬作价的钱为"虚钱"，未抬价的钱为"实钱"，由此而产生两种物价。

（八）五代十国时期货币形式五花八门、十分紊乱，各国政权用铅、铁、泥等铸钱，以此掠夺人民，维持其财政和军费开支，并用恶钱削弱敌国。南唐后主李煜铸铁钱，民间纷纷藏匿铜钱，商人们用十枚铢钱换一铜钱，出现劣币驱逐好币。楚曾铸铅钱，又铸"乾封泉宝"大铁钱。闽铸大铁钱有"永隆通宝"、"天德通宝"等名，都当铅钱百，南汉铸有"乾亨通宝"铅钱，十个当铜钱一。盘踞幽州的刘仁恭父子用墐泥作钱，以此强迫收兑铜钱，又发行大额货币，有当十、当百、甚至当千当万的大钱。总之，当时货币混乱，给经济造成很大破坏。

（九）清咸丰三年（1853年），在发行纸币的同时，京局开始铸造大钱，共分五等：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当十称"咸丰重宝"，其余称"咸丰元宝"。当百钱直径7厘米，重199克，为诸钱之冠。大钱一出笼，立即引起物价飞涨，同时私铸也纷纷出笼。旧钱每千重120两，熔化可铸当千大钱三十。大利所在，使私铸数很快超过官铸。于是一年左右政府不得不停造当千、当五百的大钱，并用宝钞收回。此后又停铸并回收当百、当五十的大钱。当十大钱仍流通，但其价从当五、当三，直跌至当二。咸丰还铸有当十铁钱和铅钱。咸丰时的钱钞制，币值级别多，币材种类多，份量变动多，钱文字种类多，其复杂繁琐超过了王莽时代的宝货制。

二、古代纸币的通货膨胀

（一）北宋的交子（后改为钱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约产生于太宗淳化年间（990～995年），开始由成都十六家富商联合建立交子铺，发行交子。天圣元年（1023年）成立益州交子务，翌年发行官办交子。交子发行以三年为一界，界满以新交子收回旧交子。每界发行控制在125万余缗（贯），以铁钱为钞本，币值较稳定，对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9年），因对西北用兵，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无钞本交子60万贯，以充军费。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8年），规定两界交子同时使用，引起贬值。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年），因对付西夏，增加发行额达到188万余贯，由于两界发行，实际数加倍，于是通货膨胀加剧。到北宋末徽宗在位时，政府滥发交子，交子信用下降，遂于大观元年（1107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改称交子为钱引。不久，河、湟的军费全仰发行纸币来解决。发行额达2655余万贯，由于两界发行，其数相当于神宗以前的42倍，一般贬值3／4，有些地区贬值90％，引起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北宋政权在内外交困中终于走向了灭亡。

（二）南宋纸币有多种，主要是会子，绍兴三十年（1160年）开始由官府发行。在孝宗（1163年即位）以前发行额还有所控制，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开始两界并行，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又曾三界并行。到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8年）韩侂胄之流靠大量发行纸币作为军费，从此发行额扶摇直上。开禧年间发行14000万贯，嘉定年间（1208～1224年）23000万贯，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22900万贯，绍定六年32000万贯，嘉熙四年（1240年）50000万贯，淳祐六年（1246年）65000万贯。与此同时，会子币值也直线下降：乾道四年（1168年）一贯合铜钱770文，咸淳三、四年（1267～1268年）为75文，已跌到不足1／10。在此情况下，"市井视之，粪土不如，朝廷宝货，自轻太甚"（注：《可斋续稿》（后）卷三《救蜀褚密奏》。），"民愈不售，郡县科配，民皆闭门牢避，行旅持券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注：《宋史》卷145《黄畴若传》。）。到后来，一贯会子已不值一文钱。嘉熙三年（1259年）李韶概括说："楮券日轻，民生流离，物价踊贵，遂至事无可为。"（注：《宋史》同上，卷423《李韶传》。）南宋政府到了崩溃的边缘。

（三）金行的纸币叫"交钞"。贞元二年（1154年）开始发行，以七年为一界，期满兑现或换新钞。从章宗即位时（1189年）开始取消七年为界，成为长期流通纸币，于是开始通货膨胀。明昌四年（1193年），官俸全发交钞，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政府用种种办法限制铜币，强使纸币流通，结果铜币被纸币排斥，退出流通领域而贮藏起来。金朝最后二十年，经济凋敝，军费开支浩大，各种纸币轮番登场，通货膨胀更为严重。交钞发行时最高面额为10贯，贞祐二年（1214年）发行20贯至100贯大钞，不久又发行200贯、1000贯大钞。结果每贯交钞值不到一文钱，民间交易多用现钱。贞祐三年，改交钞为"贞祐宝券"，这时军费开支庞大，钞值猛跌，政府实行限价，造成商人罢市。贞祐五年，发行"贞祐通宝"，一贯当"贞祐宝券"一千贯，政府公认币值下跌至1／1000。元光元年（1222年），发行"兴定宝泉"，一贯折贞祐通宝400贯。翌年，改发绫印制的"元光珍货"和"元光重宝"。行之未久，银价日贵，民间多以银论价。政府规定买卖在银三两以下只许用钞，不准用银；三两以上，1／3用银，其余用纸币。此令一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注：《金史》卷48《食货志》。）。金后期，"以万贯唯易一饼"（注：《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经济走向崩溃，金代也就很快灭亡了。

（四）元代货币以纸币为主，其纸币制度称为钞法。元代钞法经历了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三个阶段。中统钞于中统元年（1260年）发行，以金银为本，钞本不许亏欠挪用，发行量严格控制。到忽必烈末年，信用有所降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发行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并行，一贯当中统钞五贯，即承认中统钞贬值4／5。至元十年（1350年）又发行至正交钞，一贯合至元宝钞二贯，二钞并行流通。至元十七年（1280年）起，佞臣阿合马当权，为应付财政困难大量印钞，又动用钞本，便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跃，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注：《元史》，卷97《食货志》。）。元政府自坏钞法，也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五）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设立宝钞提举司。翌年，诏命中书省主持造"大明宝钞"，同时禁止民间金银买卖，只许向政府换纸钞。大明宝钞不分界，不限时间，不定发行限额，也无准备金。这样发行后不久，由于投放太多，导致纸币贬值。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2月至12月10个月中，发行宝钞6949599锭，每锭5贯，共34747995贯，合银3000多万两，而当时政府每年收入仅几万两，发行额相当于银的收入1000倍左右。从钞钱比值看，洪武八年（1375年）钞1贯值钱1000文，以后不断贬值，到宣德七年（1432年）值钱5文；弘治元年（1488年）值钱1文；而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仅值钱0.1文。实际上弘治以后，人民只用银和铜钱，不再用钞票了。明政府虽然多次下令禁金银交易，但用处不大。最后，政府不得不放弃禁用铜钱和金银的法令。

（六）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军费激增，国库枯竭，为"济国用之不足"，决定发行纸币。咸丰三年（1853年）发行两种纸币：一是户部官票，简称官票，又称银票，以银两为单位；二为大清宝钞，又叫钱票、钱钞，以制钱为单位。清政府本意是纸币"与银钱并重"，并规定出纳皆以五成搭用，但实际上政府自坏成法，收款时少收或拒收钞票，支付时多付钞票，造成钞价大跌。百姓持钞购物，商店不是涨价，就是匿货不卖。外国人则趁机以低价收购钞票，按五成去交关税。咸丰五年（1855年）官票一两，宝钞一千文都只能换京钱四、五百文，合制钱二、三百文。此后官票继续贬值，福建强制推行票钞，激起民变。至此，清政府下令课税停止收钞，只收实银，各项开支也不用钞。不久，随着咸丰帝去世，官票官钞也"寿终正寝"了。

中国古行纸币时，有些统治者也懂得发行纸币要有准备金，即"钞本"，并认识到钞本的重要性。但到后来，由于军费、奢糜等造成的财政困难，统治者最终还是乞怜于发行纸币，使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三、近现代纸币的通货膨胀

比起古代来，中国近现代纸币的通货膨胀发展更大，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次：

（一）"京钞风潮"。北洋军阀统治开始后，各省均可发行可兑现的银行券作为筹款办法，但由于缺乏兑换准备，故信用低下，币值日跌。当时北洋军阀筹款主要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可兑现的银行券。1915年袁世凯要，又加云南起义后军费大增，就强迫动用这两行的现银准备，遂使国库空虚，引起商民争兑。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下令中、交二行钞票停止兑现，出现市面骚动，物价上涨，现银绝迹。一般商界怕承担损失，纷纷拒收京钞，而银行对北洋政府的垫款却日渐增多。5月份停兑时，京钞流通及存款数合计2600万元，10月达4600万元，第二年12月增到9700万元。于是京钞币值迅速下跌，一般常在7-9折之间。但这次通货膨膨胀风潮只限于京、津地区。后来中、交二行通过供款和发行公债，用了六、七年时间陆续收回京钞，才稳定住币值。

（二）法币。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为摆脱美国白银政策引起的白银上涨给采用银本位制的中国带来的严重影响，因而实行法币改革，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又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将白银收归国有；法币汇价为一元等于英镑一先令二便士。法币是一种以外汇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它借助无限制买卖英镑来维持币值，后来又投靠美元，从而打上了深刻的殖民地货币制度的烙印。

1942年7月，法币的发行集中到中央银行。由于国民党政府完全控制了金融事业，其发行法币又没有限制，这就为法币不断出现通货膨胀铺平了道路。在法币改革前，1934年底全国主要银行发行的兑换券总计约5.6亿元。到1936年1月，即法币改革后2个月，已增至7.8亿，此后更是猛增，至1948年8月21日已达6636946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得更快，如以1937年6月重庆物价指数为1,1948年8月21日上涨至1551000。而上海物价比重庆更高，如以1937年6月为1，则1948年8月21日为4927000。当时有人说，战前能买一头牛，这时只能买1／3包火柴。

（三）金圆券。在法币已走到了绝境时，国民党政府为了作垂死挣扎，于1948年8月20日发行了金圆券。此券由中央银行发行，法币按300元合金圆券1元收兑。企业及个人持有的金银外币限期兑换金圆券，违者没收。金圆券发行限额为20亿，发行准备必须有40％为金、银、外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