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当政范文10篇

富人当政范文篇1

从总体上来看，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的富人当政呈现出以下四个突出的特点：

1、富人当政“合法性”。村庄中相对富裕的人进入村庄权力的中心、掌握村庄权力的运行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具有政治学上所说的合法性特征。富人进入村庄权力层都是严格按照村民自治法和相关的选举条例，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通过村民或党员普遍、直接、公开选举的形式实现的。所以，富人当政在形式上体现为村民和党员意志的表达，体现了村民和党员的拥护、支持和普遍的政治认同，自然具有政治学意义的“合法性”。

2、富人当政“年轻化”。从当前富人当政的现状来看，相当多当政的富人都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渐富裕起来的人。这些人发家起步时一般二十多岁，经过十多年闯荡市场的打拼，现在大都三四十岁，甚至更年轻。因此，普遍的“年轻化”是农村中富人当政的一个共有特点。

3、富人当政“一肩挑”。在强调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要形成合力这样的理念指导之下，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的农村政权建设中突出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在这一情势下，农村富人当政中也很自然地出现了富人在被选举为村委会主任的同时，也被党员选举为村党支部书记的情况。因此，富人当政中出现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的现象。

4、富人当政“两面性”。哲学上强调事物的两面性，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两方面，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所占比例的差异罢了。同样，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的富人当政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也会呈现出“两面性”，具有其优势和劣势，具有其利处和弊端。这样的一个特点，实际上也是我们下面将要集中加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二、农村中富人当政的优势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因此，不能把财产条件作为限制或鼓励村民参政或当政的门槛。农村富人当政在整体上符合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的程序和规范，符合村民的真实意愿，也没有违背村民自治的本意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因而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从总体上看。农村富人当政具有以下优势。

1、能够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帮助农民共同致富。农村的富人在经济上都是具有一定实力的人，掌握着相对丰厚的经济资源。这些经济资源主要以物质财富或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经济资源的占有程度越高，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比如，占有较多的经济资源能够在经济活动中更有主动权和话语权，能够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占有更多的经济资源能够帮助那些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弱势的群体摆脱贫困的处境。因此，对农村中的富人来说，如果他们当政，即使不是纯粹地从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出发，仅仅是出于创造更好政绩的需要，他们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主动帮助村庄中的群众，共同谋求发家致富之路。这样，农村富人当政在客观上就出现了富人带动穷人共同致富的局面。

2、能够利用其掌握的市场资源带领农民阁市场。农村中的富人大都是党的十四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而富起来的一批人。经过十多年的闯荡，这些人大都具备了应对市场变化、驾驭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一定的市场资源，在农副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波动、风险预期等信息获取方面具有普通群众难以比拟的优势。农村中的富人所掌握的市场资源往往会使他们在市场变幻中沉着应对、果断处理、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而这些恰恰又是普通农民在闯市场时所欠缺的，急需学习的。因此，如果掌握一定市场资源的农村富人当政就会发挥其善于驾驭市场的优势，带领和引导更多的农民闯市场，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锻造更多的“市场化”农民。

3、能够利用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加速乡村社会的整合。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社会关系、人际交往的“关系型”社会中，任何人发家致富和取得成功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周围的社会关系，都需要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农村中富人的发家史自然也不例外，也必然伴随着与周围环境和社会关系的互动，伴随着广泛的人际交流和社会交往。不仅农村中的富人需要广泛的对外交流，就是农村中的普通群众基于对致富的追求，也会主动与富人建立密切的人际交往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农村中富人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和构筑的关系网就能够广泛渗透到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由于富人占有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源，就使其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自然大于一般的农民。因此，农村富人当政后，就能够利用其所掌握的广泛的社会资源，来带动、影响、团结广大村民，将农村分散的个人力量、家庭力量、宗族力量凝聚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加速乡村社会的整合。

4、能够将其致富能力转化为执掌乡村政权的执政能力。农村中的富人很显然是具有致富能力的一批人，他们本身的发家致富就证明了他们积累财富的能力。但富人当政需要的不仅仅是他们积累财富、寻求致富的能力，更需要他们驾驭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能力，需要他们的执政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富人的致富能力和执政能力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且是可以转化的。从对一些农村的调查来看，富人大都经营和管理着自己的商铺、企业或公司，他们能够致富证明他们具有经营管理的能力。从管理学和组织学角度来看，企业和村庄都是一种组织，管理一个企业和管理—个村庄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因此，能够管理好—个企业，往往也能够管理好一个村庄；具有经营管理企业、发家致富的能力，也往往具有经营管理村庄的执政能力。当然。农村富人的致富能力并不能简单地就成为执政能力，而农村富人通过竞选村委会主任或被选举为村党支部书记，为其致富能力转化为执政能力创造了条件。

5、能够以其新的思维和政纲推进乡村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农村中的富人之所以能够在乡村社会中最先走上致富路，除了他们善于应对市场变化、遵循市场规律以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头脑灵活，能够在致富的道路上不断提出新的发展思路。这样的富人通常被称作“能人”。农村的富人在竞选村委会主任或选举村党支部书记的过程中，往往能够以敏锐的头脑、深刻的洞察力提出新的政纲，规划和设计出村庄又好又快发展的蓝图。一旦他们竞选成功，他们就会带领村民千方百计地去实现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努力推进乡村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6、能够利用其控制能力促进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富人对穷人都具有经济上的控制能力，这种经济控制能力使他们也同时成为乡村社会秩序、安全、稳定、和谐的控制者和构建者。当代乡村社会要谋求社会秩序安全和稳定，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讲仍然需要富人当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党国印认为：在农村，富人当政在提供秩序、安全、稳定方面要比穷人当政可靠得多。他为此提出了以下三点理由：“一是穷人提供秩序和安全的能力通常很难取得共同体成员信任；二是穷人当政将造成权力结构的不稳定，因为不能排除其他穷人的竞争与挑战；三是穷人当政与富人当政一样不能解决特权问题，甚至穷人在预期权力不稳定的情况下会更多地行使特权。”三、农村中富人当政的弊端与缺陷

在承认富人当政具有上述优势的前提下，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富人当政作为一种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现象也有其劣势和弊端。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的富人当政主要有以下弊端与缺陷。

1、加剧农村各种资源的集中，压缩普通村民表达政治经济诉求的空间。在乡村社会中，由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构成的乡村资源总和并不是无限的，乡村资源的这种稀缺性，实际上也就决定了在争夺乡村资源的博弈中，如果参与博弈的一方占有的资源份额多，另一方占有的资源份额则肯定要少。在乡村社会中，富人本身占有或者主导了乡村社会的经济资源，通过竞选的形式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实现当政，则又使他们控制了乡村社会的政治资源。同时，村庄的社会资源和其他资源也实际上为富人所控制。这样，村庄的各种资源实际上大部分集中在当政的富人手中。当政的富人占有资源的增多和集中，也就同时意味着普通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占有资源的减少。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民众表达自己的政治经济诉求必须凭借有效的政治经济资源和渠道。在富人当政和富人控制乡村各种资源的情况下，普通农民参政议政或表达自己政治经济诉求的机会和空间往往被压缩。

2、为富人提供了攫取财富的新路径。加剧乡村社会的贫富分化。在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上，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的发展又具有反作用，它可以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因此，政治手段是实现经济目的的重要方式。但以政治的手段实现经济目的有的时候是正当的，有的时候却是不正当的，弊端很多。通常情况下，以政治的手段追求和实现公共的经济利益被认为是正当的，以政治的手段为个人或小团体谋求经济私利则是不正当的。在农村。富人当政使富人手中掌握了乡村的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在运用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以为乡村的大多数民众谋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其运行就是正当的；反之，如果要以为掌权的村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谋求个人私利、攫取个人财富为目的，其运行就是不正当的。但是，即使在有是严格的监督机制的条件下，我们也难以保证当政富人手中的政治权力能够完全是为公共的目的来行使的，也难以避免当政富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为自己或自己的家族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当政的富人利用掌握的乡村政治权力为自己攫取更大财富的事例在农村已经屡见不鲜。在资源型地区，这种情况更是比较普遍。如煤炭大省山西的许多农村，当政的富人利用掌握的权力侵占村集体的煤矿，在煤炭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一跃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其财富比没有当政前增加了几十倍、几百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富人当政会为富人提供攫取财富的新路径，从而进一步加剧乡村社会的贫富分化，强化普通农民的被剥夺感和相对贫困感。

3、富人当官图虚名、不理政，延缓乡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从笔者对一些富人当政行政村的调查来看，富人参选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从而实现当政的动机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真心实意地想为父老乡亲办点实事、好事；第二种是企图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或保护自己的既得经济利益；第三种是谋求一定的政治利益，以降低自己从事经济活动的成本；第四种是意在光宗耀祖，以获得心理上的虚荣和满足感。这四种动机有的是单独存在的，有的是同时存在的。我们不否认大多数富人当政是想要干出一番事业、为乡亲们办点实事的动机。但我们也的确看到一些富人当政只想着为自己和自己的小团体谋求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只想着当了村官就可以光宗耀祖、风风光光，没有将心思真正用在服务乡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农村富人带着这些不纯的动机当政，就很容易出现当官不理政、图虚名的状况，从而影响了村里各项工作的开展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调查中笔者发现：一些当政的富人根本就不住在村子里，而是住在城里的洋房里，与村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很少，对村里的情况、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吃不透、说不准、道不明；一些当政的富人占着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的位子，却不干事、不理政，露脸的事主动积极出面，“擦屁股”的事推给别人；更有一些靠贿选实现当政目的的富人，为了收回所谓的选举成本，当选后更是一门心思去经营自己的企业、全心全意地为自己赚钱，对村里的事根本不管不问。如此以来，“富人当政不理政”就使人们对富人当政的各种期望化为泡影，也客观上延缓了乡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

4、当政富人大都有家长制作风和老板做派，工作中讲集中多、讲民主少，对村民自治和基屡民主政治的发展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农村中的富人大都有自己的商铺、企业或公司，手下管理着一批人，是名副其实的“老板”，由于这些富人的商铺、企业或公司大都是家族性的企业，员工与老板之间大都具有裙带关系。所以富人在经营管理企业过程中很容易养成家长制作风。再者，富人在乡村社会中掌握着足够强大的社会资源，在社会动员方面有很大的号召力。这也加重和强化了富人的家长制作风。因此，富人当政后往往将家长制作风和老板做派带到村里的行政和党务工作中，这就形成了富人在主持村委会或村党支部的工作时讲集中多、讲民主少。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这种情况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下去必然会影响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负面作用。

5、便利了财富与权力的结合，客观上助长了乡村腐败的发展和向上蔓延。从另一方面审视，农村富人当政是乡村经济实力派和政治实力派的联姻，是财富与政治权力的结合，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便是当政的富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者，将乡村的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都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在某些意在竞选村官的富人看来，乡村的政治权力是他们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的有力工具，于是他们便不惜以搞“黑金政治”的形式谋求当政。在一些资源型地区，一些富裕群体为了竞选成功，以控制村集体矿山，不惜投入重金进行贿选。以“金钱换选票”。这一情况在煤炭资源富集的山西省尤为突出，许多“天价村长”就出现在山西。这些靠贿选实现当政的富人，为了收回竞选时的投入和花费的成本，在上任后自然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千方百计为自己谋取更多的财富。不仅如此，有的当政的富人为了谋求“主观为自己，客观为村里”的更大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还拿着村集体的钱疯狂地向上级行贿。拉拢腐蚀乡镇和县里有关部门的干部。如此以来，—些地方的农村富人当政从竞选开始到执政期间都始终伴随着财富与权力的结合。从而助长了乡村腐败的发展及向上蔓延。

6、引发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社会和谐。在一些富人当政的农村，由于当政的富人只想着为自己谋利益，不是一心一意地代表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村民的利益，不是一心要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不去努力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而是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千方百计与民争利，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加剧了乡村社会的矛盾。比如，在一些资源集中地区的农村，当政的富人往往以较低的价格承包村集体的矿山，承包后又不注重对矿山的保护性开采，甚至在开采的过程中酿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这些情况的出现自然会损害了广大村民的整体利益，甚至会由此引发村民集体上访的群体性事件，从而加剧了农村的党群、干群矛盾。而富人当政下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紧张和党群、干群矛盾的加剧，也就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要：农村中富人当政既有其有利之处，也有其弊端。一方面，富人当政能够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帮助农民共同致富，能够利用其掌握的市场资源带领农民闯市场，能够利用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加速乡村社会的整合。另一方面，富人当政会加剧农村各种资源的集中，压缩普通村民表达政治经济诉求的空间；为富人提供攫取财富的新路径，加剧乡村社会的贫富分化；同时有些富人当官图虚名、不理政，会延缓乡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

富人当政范文篇2

关键词：农村；富人当政；利弊

农村中富人当政，简言之就是由农村中的富人来主导村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农村政权运作模式。说的具体点，农村中富人当政实际上就是通过合法选举的形式由村庄中的富人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以实现村庄权力运行的过程。根据有关数据，从近期一些地方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选举的结果来看，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富裕的村民被选为村委会主任、党员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因此，相对意义上的农村富人当政问题已经出现并且发展趋势也日益明显，应当引起关注。

一、当前农村富人当政的主要特点

从总体上来看，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的富人当政呈现出以下四个突出的特点：

1、富人当政“合法性”。村庄中相对富裕的人进入村庄权力的中心、掌握村庄权力的运行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具有政治学上所说的合法性特征。富人进入村庄权力层都是严格按照村民自治法和相关的选举条例，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通过村民或党员普遍、直接、公开选举的形式实现的。所以，富人当政在形式上体现为村民和党员意志的表达，体现了村民和党员的拥护、支持和普遍的政治认同，自然具有政治学意义的“合法性”。

2、富人当政“年轻化”。从当前富人当政的现状来看，相当多当政的富人都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渐富裕起来的人。这些人发家起步时一般二十多岁，经过十多年闯荡市场的打拼，现在大都三四十岁，甚至更年轻。因此，普遍的“年轻化”是农村中富人当政的一个共有特点。

3、富人当政“一肩挑”。在强调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要形成合力这样的理念指导之下，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的农村政权建设中突出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在这一情势下，农村富人当政中也很自然地出现了富人在被选举为村委会主任的同时，也被党员选举为村党支部书记的情况。因此，富人当政中出现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的现象。

4、富人当政“两面性”。哲学上强调事物的两面性，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两方面，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所占比例的差异罢了。同样，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的富人当政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也会呈现出“两面性”，具有其优势和劣势，具有其利处和弊端。这样的一个特点，实际上也是我们下面将要集中加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二、农村中富人当政的优势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因此，不能把财产条件作为限制或鼓励村民参政或当政的门槛。农村富人当政在整体上符合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的程序和规范，符合村民的真实意愿，也没有违背村民自治的本意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因而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从总体上看。农村富人当政具有以下优势。

1、能够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帮助农民共同致富。农村的富人在经济上都是具有一定实力的人，掌握着相对丰厚的经济资源。这些经济资源主要以物质财富或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经济资源的占有程度越高，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比如，占有较多的经济资源能够在经济活动中更有主动权和话语权，能够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占有更多的经济资源能够帮助那些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弱势的群体摆脱贫困的处境。因此，对农村中的富人来说，如果他们当政，即使不是纯粹地从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出发，仅仅是出于创造更好政绩的需要，他们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主动帮助村庄中的群众，共同谋求发家致富之路。这样，农村富人当政在客观上就出现了富人带动穷人共同致富的局面。

2、能够利用其掌握的市场资源带领农民阁市场。农村中的富人大都是党的十四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而富起来的一批人。经过十多年的闯荡，这些人大都具备了应对市场变化、驾驭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一定的市场资源，在农副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波动、风险预期等信息获取方面具有普通群众难以比拟的优势。农村中的富人所掌握的市场资源往往会使他们在市场变幻中沉着应对、果断处理、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而这些恰恰又是普通农民在闯市场时所欠缺的，急需学习的。因此，如果掌握一定市场资源的农村富人当政就会发挥其善于驾驭市场的优势，带领和引导更多的农民闯市场，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锻造更多的“市场化”农民。

3、能够利用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加速乡村社会的整合。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社会关系、人际交往的“关系型”社会中，任何人发家致富和取得成功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周围的社会关系，都需要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农村中富人的发家史自然也不例外，也必然伴随着与周围环境和社会关系的互动，伴随着广泛的人际交流和社会交往。不仅农村中的富人需要广泛的对外交流，就是农村中的普通群众基于对致富的追求，也会主动与富人建立密切的人际交往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农村中富人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和构筑的关系网就能够广泛渗透到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由于富人占有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源，就使其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自然大于一般的农民。因此，农村富人当政后，就能够利用其所掌握的广泛的社会资源，来带动、影响、团结广大村民，将农村分散的个人力量、家庭力量、宗族力量凝聚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加速乡村社会的整合。

4、能够将其致富能力转化为执掌乡村政权的执政能力。农村中的富人很显然是具有致富能力的一批人，他们本身的发家致富就证明了他们积累财富的能力。但富人当政需要的不仅仅是他们积累财富、寻求致富的能力，更需要他们驾驭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能力，需要他们的执政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富人的致富能力和执政能力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且是可以转化的。从对一些农村的调查来看，富人大都经营和管理着自己的商铺、企业或公司，他们能够致富证明他们具有经营管理的能力。从管理学和组织学角度来看，企业和村庄都是一种组织，管理一个企业和管理—个村庄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因此，能够管理好—个企业，往往也能够管理好一个村庄；具有经营管理企业、发家致富的能力，也往往具有经营管理村庄的执政能力。当然。农村富人的致富能力并不能简单地就成为执政能力，而农村富人通过竞选村委会主任或被选举为村党支部书记，为其致富能力转化为执政能力创造了条件。

5、能够以其新的思维和政纲推进乡村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农村中的富人之所以能够在乡村社会中最先走上致富路，除了他们善于应对市场变化、遵循市场规律以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头脑灵活，能够在致富的道路上不断提出新的发展思路。这样的富人通常被称作“能人”。农村的富人在竞选村委会主任或选举村党支部书记的过程中，往往能够以敏锐的头脑、深刻的洞察力提出新的政纲，规划和设计出村庄又好又快发展的蓝图。一旦他们竞选成功，他们就会带领村民千方百计地去实现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努力推进乡村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6、能够利用其控制能力促进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富人对穷人都具有经济上的控制能力，这种经济控制能力使他们也同时成为乡村社会秩序、安全、稳定、和谐的控制者和构建者。当代乡村社会要谋求社会秩序安全和稳定，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讲仍然需要富人当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党国印认为：在农村，富人当政在提供秩序、安全、稳定方面要比穷人当政可靠得多。他为此提出了以下三点理由：“一是穷人提供秩序和安全的能力通常很难取得共同体成员信任；二是穷人当政将造成权力结构的不稳定，因为不能排除其他穷人的竞争与挑战；三是穷人当政与富人当政一样不能解决特权问题，甚至穷人在预期权力不稳定的情况下会更多地行使特权。”

三、农村中富人当政的弊端与缺陷

在承认富人当政具有上述优势的前提下，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富人当政作为一种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现象也有其劣势和弊端。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的富人当政主要有以下弊端与缺陷。

1、加剧农村各种资源的集中，压缩普通村民表达政治经济诉求的空间。在乡村社会中，由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构成的乡村资源总和并不是无限的，乡村资源的这种稀缺性，实际上也就决定了在争夺乡村资源的博弈中，如果参与博弈的一方占有的资源份额多，另一方占有的资源份额则肯定要少。在乡村社会中，富人本身占有或者主导了乡村社会的经济资源，通过竞选的形式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实现当政，则又使他们控制了乡村社会的政治资源。同时，村庄的社会资源和其他资源也实际上为富人所控制。这样，村庄的各种资源实际上大部分集中在当政的富人手中。当政的富人占有资源的增多和集中，也就同时意味着普通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占有资源的减少。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民众表达自己的政治经济诉求必须凭借有效的政治经济资源和渠道。在富人当政和富人控制乡村各种资源的情况下，普通农民参政议政或表达自己政治经济诉求的机会和空间往往被压缩。

2、为富人提供了攫取财富的新路径。加剧乡村社会的贫富分化。在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上，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的发展又具有反作用，它可以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因此，政治手段是实现经济目的的重要方式。但以政治的手段实现经济目的有的时候是正当的，有的时候却是不正当的，弊端很多。通常情况下，以政治的手段追求和实现公共的经济利益被认为是正当的，以政治的手段为个人或小团体谋求经济私利则是不正当的。在农村。富人当政使富人手中掌握了乡村的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在运用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以为乡村的大多数民众谋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其运行就是正当的；反之，如果要以为掌权的村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谋求个人私利、攫取个人财富为目的，其运行就是不正当的。但是，即使在有是严格的监督机制的条件下，我们也难以保证当政富人手中的政治权力能够完全是为公共的目的来行使的，也难以避免当政富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为自己或自己的家族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当政的富人利用掌握的乡村政治权力为自己攫取更大财富的事例在农村已经屡见不鲜。在资源型地区，这种情况更是比较普遍。如煤炭大省山西的许多农村，当政的富人利用掌握的权力侵占村集体的煤矿，在煤炭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一跃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其财富比没有当政前增加了几十倍、几百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富人当政会为富人提供攫取财富的新路径，从而进一步加剧乡村社会的贫富分化，强化普通农民的被剥夺感和相对贫困感。

3、富人当官图虚名、不理政，延缓乡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从笔者对一些富人当政行政村的调查来看，富人参选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从而实现当政的动机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真心实意地想为父老乡亲办点实事、好事；第二种是企图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或保护自己的既得经济利益；第三种是谋求一定的政治利益，以降低自己从事经济活动的成本；第四种是意在光宗耀祖，以获得心理上的虚荣和满足感。这四种动机有的是单独存在的，有的是同时存在的。我们不否认大多数富人当政是想要干出一番事业、为乡亲们办点实事的动机。但我们也的确看到一些富人当政只想着为自己和自己的小团体谋求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只想着当了村官就可以光宗耀祖、风风光光，没有将心思真正用在服务乡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农村富人带着这些不纯的动机当政，就很容易出现当官不理政、图虚名的状况，从而影响了村里各项工作的开展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调查中笔者发现：一些当政的富人根本就不住在村子里，而是住在城里的洋房里，与村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很少，对村里的情况、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吃不透、说不准、道不明；一些当政的富人占着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的位子，却不干事、不理政，露脸的事主动积极出面，“擦屁股”的事推给别人；更有一些靠贿选实现当政目的的富人，为了收回所谓的选举成本，当选后更是一门心思去经营自己的企业、全心全意地为自己赚钱，对村里的事根本不管不问。如此以来，“富人当政不理政”就使人们对富人当政的各种期望化为泡影，也客观上延缓了乡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

4、当政富人大都有家长制作风和老板做派，工作中讲集中多、讲民主少，对村民自治和基屡民主政治的发展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农村中的富人大都有自己的商铺、企业或公司，手下管理着一批人，是名副其实的“老板”，由于这些富人的商铺、企业或公司大都是家族性的企业，员工与老板之间大都具有裙带关系。所以富人在经营管理企业过程中很容易养成家长制作风。再者，富人在乡村社会中掌握着足够强大的社会资源，在社会动员方面有很大的号召力。这也加重和强化了富人的家长制作风。因此，富人当政后往往将家长制作风和老板做派带到村里的行政和党务工作中，这就形成了富人在主持村委会或村党支部的工作时讲集中多、讲民主少。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这种情况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下去必然会影响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负面作用。

富人当政范文篇3

关键词：农村；富人当政；利弊

农村中富人当政，简言之就是由农村中的富人来主导村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农村政权运作模式。说的具体点，农村中富人当政实际上就是通过合法选举的形式由村庄中的富人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以实现村庄权力运行的过程。根据有关数据，从近期一些地方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选举的结果来看，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富裕的村民被选为村委会主任、党员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因此，相对意义上的农村富人当政问题已经出现并且发展趋势也日益明显，应当引起关注。

一、当前农村富人当政的主要特点

从总体上来看，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的富人当政呈现出以下四个突出的特点：

1、富人当政“合法性”。村庄中相对富裕的人进入村庄权力的中心、掌握村庄权力的运行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具有政治学上所说的合法性特征。富人进入村庄权力层都是严格按照村民自治法和相关的选举条例，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通过村民或党员普遍、直接、公开选举的形式实现的。所以，富人当政在形式上体现为村民和党员意志的表达，体现了村民和党员的拥护、支持和普遍的政治认同，自然具有政治学意义的“合法性”。

2、富人当政“年轻化”。从当前富人当政的现状来看，相当多当政的富人都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渐富裕起来的人。这些人发家起步时一般二十多岁，经过十多年闯荡市场的打拼，现在大都三四十岁，甚至更年轻。因此，普遍的“年轻化”是农村中富人当政的一个共有特点。

3、富人当政“一肩挑”。在强调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要形成合力这样的理念指导之下，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的农村政权建设中突出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在这一情势下，农村富人当政中也很自然地出现了富人在被选举为村委会主任的同时，也被党员选举为村党支部书记的情况。因此，富人当政中出现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的现象。

4、富人当政“两面性”。哲学上强调事物的两面性，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两方面，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所占比例的差异罢了。同样，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的富人当政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也会呈现出“两面性”，具有其优势和劣势，具有其利处和弊端。这样的一个特点，实际上也是我们下面将要集中加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二、农村中富人当政的优势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因此，不能把财产条件作为限制或鼓励村民参政或当政的门槛。农村富人当政在整体上符合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的程序和规范，符合村民的真实意愿，也没有违背村民自治的本意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因而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从总体上看。农村富人当政具有以下优势。

1、能够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帮助农民共同致富。农村的富人在经济上都是具有一定实力的人，掌握着相对丰厚的经济资源。这些经济资源主要以物质财富或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经济资源的占有程度越高，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比如，占有较多的经济资源能够在经济活动中更有主动权和话语权，能够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占有更多的经济资源能够帮助那些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弱势的群体摆脱贫困的处境。因此，对农村中的富人来说，如果他们当政，即使不是纯粹地从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出发，仅仅是出于创造更好政绩的需要，他们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主动帮助村庄中的群众，共同谋求发家致富之路。这样，农村富人当政在客观上就出现了富人带动穷人共同致富的局面。

2、能够利用其掌握的市场资源带领农民阁市场。农村中的富人大都是党的十四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而富起来的一批人。经过十多年的闯荡，这些人大都具备了应对市场变化、驾驭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一定的市场资源，在农副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波动、风险预期等信息获取方面具有普通群众难以比拟的优势。农村中的富人所掌握的市场资源往往会使他们在市场变幻中沉着应对、果断处理、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而这些恰恰又是普通农民在闯市场时所欠缺的，急需学习的。因此，如果掌握一定市场资源的农村富人当政就会发挥其善于驾驭市场的优势，带领和引导更多的农民闯市场，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锻造更多的“市场化”农民。

3、能够利用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加速乡村社会的整合。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社会关系、人际交往的“关系型”社会中，任何人发家致富和取得成功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周围的社会关系，都需要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农村中富人的发家史自然也不例外，也必然伴随着与周围环境和社会关系的互动，伴随着广泛的人际交流和社会交往。不仅农村中的富人需要广泛的对外交流，就是农村中的普通群众基于对致富的追求，也会主动与富人建立密切的人际交往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农村中富人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和构筑的关系网就能够广泛渗透到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由于富人占有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源，就使其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自然大于一般的农民。因此，农村富人当政后，就能够利用其所掌握的广泛的社会资源，来带动、影响、团结广大村民，将农村分散的个人力量、家庭力量、宗族力量凝聚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加速乡村社会的整合。

4、能够将其致富能力转化为执掌乡村政权的执政能力。农村中的富人很显然是具有致富能力的一批人，他们本身的发家致富就证明了他们积累财富的能力。但富人当政需要的不仅仅是他们积累财富、寻求致富的能力，更需要他们驾驭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能力，需要他们的执政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富人的致富能力和执政能力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且是可以转化的。从对一些农村的调查来看，富人大都经营和管理着自己的商铺、企业或公司，他们能够致富证明他们具有经营管理的能力。从管理学和组织学角度来看，企业和村庄都是一种组织，管理一个企业和管理—个村庄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因此，能够管理好—个企业，往往也能够管理好一个村庄；具有经营管理企业、发家致富的能力，也往往具有经营管理村庄的执政能力。当然。农村富人的致富能力并不能简单地就成为执政能力，而农村富人通过竞选村委会主任或被选举为村党支部书记，为其致富能力转化为执政能力创造了条件。

5、能够以其新的思维和政纲推进乡村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农村中的富人之所以能够在乡村社会中最先走上致富路，除了他们善于应对市场变化、遵循市场规律以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头脑灵活，能够在致富的道路上不断提出新的发展思路。这样的富人通常被称作“能人”。农村的富人在竞选村委会主任或选举村党支部书记的过程中，往往能够以敏锐的头脑、深刻的洞察力提出新的政纲，规划和设计出村庄又好又快发展的蓝图。一旦他们竞选成功，他们就会带领村民千方百计地去实现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努力推进乡村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6、能够利用其控制能力促进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富人对穷人都具有经济上的控制能力，这种经济控制能力使他们也同时成为乡村社会秩序、安全、稳定、和谐的控制者和构建者。当代乡村社会要谋求社会秩序安全和稳定，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讲仍然需要富人当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党国印认为：在农村，富人当政在提供秩序、安全、稳定方面要比穷人当政可靠得多。他为此提出了以下三点理由：“一是穷人提供秩序和安全的能力通常很难取得共同体成员信任；二是穷人当政将造成权力结构的不稳定，因为不能排除其他穷人的竞争与挑战；三是穷人当政与富人当政一样不能解决特权问题，甚至穷人在预期权力不稳定的情况下会更多地行使特权。”

三、农村中富人当政的弊端与缺陷

在承认富人当政具有上述优势的前提下，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富人当政作为一种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现象也有其劣势和弊端。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的富人当政主要有以下弊端与缺陷。

1、加剧农村各种资源的集中，压缩普通村民表达政治经济诉求的空间。在乡村社会中，由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构成的乡村资源总和并不是无限的，乡村资源的这种稀缺性，实际上也就决定了在争夺乡村资源的博弈中，如果参与博弈的一方占有的资源份额多，另一方占有的资源份额则肯定要少。在乡村社会中，富人本身占有或者主导了乡村社会的经济资源，通过竞选的形式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实现当政，则又使他们控制了乡村社会的政治资源。同时，村庄的社会资源和其他资源也实际上为富人所控制。这样，村庄的各种资源实际上大部分集中在当政的富人手中。当政的富人占有资源的增多和集中，也就同时意味着普通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占有资源的减少。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民众表达自己的政治经济诉求必须凭借有效的政治经济资源和渠道。在富人当政和富人控制乡村各种资源的情况下，普通农民参政议政或表达自己政治经济诉求的机会和空间往往被压缩。

2、为富人提供了攫取财富的新路径。加剧乡村社会的贫富分化。在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上，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的发展又具有反作用，它可以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因此，政治手段是实现经济目的的重要方式。但以政治的手段实现经济目的有的时候是正当的，有的时候却是不正当的，弊端很多。通常情况下，以政治的手段追求和实现公共的经济利益被认为是正当的，以政治的手段为个人或小团体谋求经济私利则是不正当的。在农村。富人当政使富人手中掌握了乡村的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在运用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以为乡村的大多数民众谋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其运行就是正当的；反之，如果要以为掌权的村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谋求个人私利、攫取个人财富为目的，其运行就是不正当的。但是，即使在有是严格的监督机制的条件下，我们也难以保证当政富人手中的政治权力能够完全是为公共的目的来行使的，也难以避免当政富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为自己或自己的家族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当政的富人利用掌握的乡村政治权力为自己攫取更大财富的事例在农村已经屡见不鲜。在资源型地区，这种情况更是比较普遍。如煤炭大省山西的许多农村，当政的富人利用掌握的权力侵占村集体的煤矿，在煤炭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一跃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其财富比没有当政前增加了几十倍、几百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富人当政会为富人提供攫取财富的新路径，从而进一步加剧乡村社会的贫富分化，强化普通农民的被剥夺感和相对贫困感。

3、富人当官图虚名、不理政，延缓乡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从笔者对一些富人当政行政村的调查来看，富人参选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从而实现当政的动机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真心实意地想为父老乡亲办点实事、好事；第二种是企图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或保护自己的既得经济利益；第三种是谋求一定的政治利益，以降低自己从事经济活动的成本；第四种是意在光宗耀祖，以获得心理上的虚荣和满足感。这四种动机有的是单独存在的，有的是同时存在的。我们不否认大多数富人当政是想要干出一番事业、为乡亲们办点实事的动机。但我们也的确看到一些富人当政只想着为自己和自己的小团体谋求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只想着当了村官就可以光宗耀祖、风风光光，没有将心思真正用在服务乡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农村富人带着这些不纯的动机当政，就很容易出现当官不理政、图虚名的状况，从而影响了村里各项工作的开展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调查中笔者发现：一些当政的富人根本就不住在村子里，而是住在城里的洋房里，与村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很少，对村里的情况、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吃不透、说不准、道不明；一些当政的富人占着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的位子，却不干事、不理政，露脸的事主动积极出面，“擦屁股”的事推给别人；更有一些靠贿选实现当政目的的富人，为了收回所谓的选举成本，当选后更是一门心思去经营自己的企业、全心全意地为自己赚钱，对村里的事根本不管不问。如此以来，“富人当政不理政”就使人们对富人当政的各种期望化为泡影，也客观上延缓了乡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

4、当政富人大都有家长制作风和老板做派，工作中讲集中多、讲民主少，对村民自治和基屡民主政治的发展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农村中的富人大都有自己的商铺、企业或公司，手下管理着一批人，是名副其实的“老板”，由于这些富人的商铺、企业或公司大都是家族性的企业，员工与老板之间大都具有裙带关系。所以富人在经营管理企业过程中很容易养成家长制作风。再者，富人在乡村社会中掌握着足够强大的社会资源，在社会动员方面有很大的号召力。这也加重和强化了富人的家长制作风。因此，富人当政后往往将家长制作风和老板做派带到村里的行政和党务工作中，这就形成了富人在主持村委会或村党支部的工作时讲集中多、讲民主少。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这种情况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下去必然会影响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负面作用。

富人当政范文篇4

【关键词】经济适用房博弈论商品房

一、引言

在全国商品房价格一路飙升进程中，随着社会各阶层人群收入水平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社会保障中关于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矛盾也日益突出。中低收入家庭购房可望而不可及已经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经历了无数期待之后我国出台了现行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即政府提供无偿划拨土地，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建设经济适用房供给中低收入购房者。该项政策一度成为社会各界的希望，政府希望能借此消除由于房价过高而导致的不安定因素，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和谐社会。然而经济适用房在实现其经济和适用的社会保障特性时并不是一帆风顺，出现了许多奇怪现象，诸如开发商不积极履行开发建设合同；经济适用房最终为富人拥有等问题。这样就与政府推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初衷相违背。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将用经济学中的博弈论理论来加以分析。

二、基本假设

1、参与人是理性的,即严格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

2、仅考虑纯战略的情况。

3、“补砖头”和“补人头”。基于2004年5月13日建设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的《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的界定，目前我国经济适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假设该政策为“补砖头”；将政府对中低收入购房者仅提供资金补贴假设称为“补人头”。“补人头”时，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过程和普通商品房一样，只是在销售阶段对有资格的中低收入购房者提供资金补贴，其资金补贴额等于土地出让金与部分税费之和，即将“补砖头”时的优惠补贴给中低收入购房者。

4、“正向努力”和“逆向努力”。房地产开发商积极履行建设合同，努力通过技术改进和有效管理降低开发成本称为“正向努力”，反之称为“逆向努力”。

三、模型组成要素

本文应用的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的策略型表述，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1、局中人。即博弈的参与者，他们是博弈的决策主体。本模型中参与者甲指政府，参与者乙指房地产开发商。

2、策略。指每个参与人在博弈中可以选择采用的行动方案。本模型中参与者甲的策略为s1i∈S1i=（s11,s12）=(补砖头，补人头),参与者乙的策略为s2i∈S2i=（s21,s22）=(正向努力，逆向努力)。

3、支付函数。支付是指参与人从各种策略中获得的收益。经济适用房中政府的支付函数U(s1i)=R+F-C1-C2-E

R指土地的出让金，F指相关税收，C是政府政策的监督成本，可细分为对开发商认真履行合同的监督成本C1和对购房者的监督成本C2，E是政府对中低收入购房者的资金补贴。

作为理性人，开发商的支付函数有两种，当政府采用“补砖头”政策时:

C\''''=（P-∑Cj-C\''''\''''）÷r

式中r为经济适用房开发中开发商的利润率，∑Cj为开发商开发经济适用房的各项直接成本之和，a为常数系数，k为大于1的常数，C\''''\''''为开发间接成本。P为中低收入家庭能够接受的经济适用房最高价格。

公式说明：根据《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中的规定，经济适用房开发商的利润率不能超过开发直接成本的3%，这远低于一般商品住房开发的利润率，因此开发商的利润实际上成了开发直接成本的函数，利润在一定程度上会随着开发成本的增加而增长，当成本增加引起的经济适用房价格上升到中低收入购房者能够接受的最大限度时，开发商的利润开始随着成本的增加而降低。

当政府采用“补人头”方式时:

U(s2i)=Q×P－Q×∑Cj－Q×∑Cj\''''\''''

此时将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放入商品房开发建设的大市场环境中,在短期内，市场价格P不变。基于城市规划对建筑密度和容积率都有限制，以保护居住环境，防止房地产开发商过渡开发所带来的外部负效应，住房开发量Q应该有上限值Qmax，通常开发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开发时总是取Q=Qmax，于是此时U-i=Qmax×P－Qmax×∑Cj－Qmax×∑Cj\''''\''''，即开发商的支付函数实际为各项成本之和的函数。开发商的利润会随着开发成本的增加而降低，随着开发成本的降低而增加。

四、占优战略均衡分析

1、对于政府。其策略为s1i∈S1i=（s11,s12）=(补砖头，补人头)，支付函数U=R+F-C1-C2-E

当s1i=s11=“补砖头”时，根据《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的规定，土地出让方式为政府划拨即土地成本为0，而且税收优惠1/2，取值F/2，但是没有资金补贴。于是在政府采用“补砖头”政策时，其支付函数U（s11）=F/2-C1-C2。

当s1i=s12=“补人头”时，由于将经济适用房开发商视同为普通商品房开发商，相对于“补砖头”时，政府对开发商的监督成本为0，同时和对待普通商品房一样政府收取全额土地出让金和各项税费(即此时的税费相当于“补砖头”时的2倍，取值F)，而根据模型的假设，政府对购房者的资金补贴为E=R+F/2，于是：

U（s12）=R+F-C2-（R+F/2）

U（s12）-U（s11）=［R+F-C2-（R+F/2）］-［F/2-C1-C2］=C1

由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假如政府采取“补人头”政策，即使将全部土地出让金和一半的税费用来补贴经济适用房购买者，那么还可以节省下对于开发商的监督成本C1，当然指的是相对于“补砖头”时的监督成本，并不是说对开发商没有监督。为了方便计算和比较，不妨将公式进一步简化，令U（s11）=0；U（s12）=C1（C1为正数）

2、对于开发商。在分析开发商的效用时，直接量化不容易，笔者在此根据支付函数的内涵用量化利润率来代替说明。

当政府采用“补砖头”政策时，其支付函数为：C\''''=（P-∑Cj-C\''''\''''）÷r

开发商的策略为s2i∈S2i=（s21,s22）=(正向努力，逆向努力)。当s2i=s21=“正向努力”时，即开发商按照普通商品房经营方式运作经济适用房，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努力通过技术改进和管理水平提高来降低成本，但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可以降低经济适用房价格却并不能明显增加开发商利润率，因为按规定最高才是3%，假设开发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取最高利润率3%;当s2i=s22=“逆向努力”时，根据此时的支付函数形式，开发商的收益其实是开发直接成本的函数，开发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增加成本而提高利润，同时通过虚增成本和成本转移这些在信息不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很难查知的方式适当提高其利润率，比3%高，但不会太高，假设为6%。公务员之家

当政府采用“补人头”方式时，其支付函数为：U(s2i)=Q×P－Q×∑Cj－Q×∑Cj\''''\''''

据调查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上正常情况下普通商品房的利润率约为10%，开发商的策略s2i=s21=“正向努力”时，根据支付函数形式，随着开发成本的降低其收益将会增加，利润率提高，可超出10%，假设取11%；相反s2i=s22=“逆向努力”时，利润率将会低于10%，假设取9%。

通过上述博弈分析，将效用组合结果列表如下：

由表可知，博弈中的占优战略组合为（s12，s21）（“补人头”，“正向努力”），即政府应采用“补人头”方式，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努力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是经济适用房的良性循环之路。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政府积极采取经济适用房政策来缓解社会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压力是正确的。但是在分析中，通过与“补人头”政策的对比，暴露出了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根源，也预示着新的改进方向。

第一，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中规定的3%的利润大限，违背了开发商的根本利益和市场经济法则，开发商背负了部分本不属于自己的职能，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从而导致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难，也出现了许多荒唐的现象，比如将经济适用房卖给拥有豪华轿车的富人们，比如将经济适用房建设成大平米的豪宅等等。

而如果采用“补人头”政策，将经济适用房并入普通商品房市场上，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有足够的利润激励其采用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品，从而节约社会资源和进行良性竞争。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将征收的足额土地出让金和部分税费补贴给有资格的中低收入购房者，来实现经济适用房的职能，保证了开发商利益的同时，也保障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有效的避免了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中3%利润大限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第二，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加大了政府执行该项政策成本，在低利润率限制条件下，开发商开发经济适用房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房地产公司通过开发一两个经济适用房项目来作为点缀，其实是相当于通过少挣的利润来作宣传增加知名度了；第二种便是房地产公司“逆向努力”来增加收益，比如通过虚增成本，成本转移等方式增加收益和利润率，或者干脆贿赂政府中不称职官员改变土地用途直接获取暴利。对于第二种可能，政府要很好地执行政策必然会付出更多的监督成本，增加了政府的负担，降低了政策执行效率。而“补人头”方式中，政府只需按照普通商品房的监督方法来管理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以及对购房受补贴的必要监督，不用再增加成本来监督开发商认真履行合同了。

【参考文献】

[1]王文举：博弈论应用与经济学发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M]，2004。

[2]厉以宁：西方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M]，2000。

富人当政范文篇5

中国乡村民主自治是史无前例的事件。我们几乎没有现代国家的直接经验作为参照系来对这一事件进行评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从农村开始的，更没有在与中国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从农村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只能通过历史分析和逻辑判断对这一事件作出某种推测性研究。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1·从根本上说，乡村民主政治应该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于全社会的“自治民主”。2·在传统乡村社会，可以有“自治”，但不会有“民主自治”；真正的传统乡村社会不存在对民主政治的需求。3·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产生于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时期。4·通常，乡村政治改革应该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传统乡村社会很难产生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5·中国推行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标志着一场新的“乡村动员”已经开始，在今后一个时期，乡村富人政治和宗派政治将会强化。6·乡村政治改革要遵从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个前提下，政治家的政治领导艺术才能够驾驭政治改革进程。

二、自治不等于民主自治：一种历史观察

自治本是一个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或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的一个政治概念，一般是指某一地域的共同体由于经济上的封闭性或相对独立性，而产生的对中央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在一般政治学和历史学文献中，自治概念多用来描述中世纪欧洲城市的政治特性；现在也用来表述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的关系。在基督教君主制盛行的背景下，城市共和制度创造了提供自治可能性的重要范例。（戴维·赫尔德，1998，53）

罗马帝国时期，欧洲有自治城市。在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真正完全控制的是罗马这个城市，其君主在法律上只是首府罗马城的最高长官。皇帝作为取得胜利的征服者，他的大田庄遍及帝国各地，并成为其岁入的重要来源。（罗斯托夫采夫，1957，195－230）显然，这种自治性政治关系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更不同于今天的我国乡村“自治”。

英国中世纪的乡村似乎也有某种“自治”。乡村庄园有议事厅，是村民的活动中心。“村民可以根据当地习俗就进入或使用草地等公用土地问题达成协议，而无需承担来自官方的任何压力。”但是，这种乡村自治不是民主自治。英国那时奉行等级制度，从史料中可以发现至少有21种不同身份地位的规定。法律对于低等级的维兰（villani，占农民总数的40％以上）有种种歧视性规定，如无权控告领主，法庭上不能申辩等。这种“卑贱的人”在政治上无权，在经济上的地位也极为软弱。（A.勃里格斯，1987，81－82、131－132页）

法国的情形与英国有所不同。在中世纪，“由于领主权力的极度膨胀，使得法国的领主在法庭上有绝对的权威。”领主甚至强迫农民使用他拥有的水磨，而不得使用自己的石磨。法国的维兰（villa）不论是自由农还是农奴，都服从领主，与领主之间存在密切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布洛赫，1931，95页、101页）法国曾有过家庭共同体，人口有时近百口，几代人居住在一所房子里。这种共同体的产生与法国一些地方实行按户征税的税收制度有关。法国还有过乡村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受制于各种共同经营的规定（临时耕种法则、公共牧场、收获日子等）。在某些情况下，乡村共同体是农民与国王斗争的组织。13世纪巴黎北部的卢夫尔人自己建造教堂，选举镇长，批准治安条例，维修公路和水井，与“国王的人”对峙。有的乡村共同体后来发展成为“公社”，并赢得了公社契约。但是，这种合法化的团体经过与领主的斗争与妥协才得以确立。冲突一般要经过法官裁决，而法官代表的是领主，而不是团体。在一些共同事务中，只有领主才合法地掌握指挥权。（马克·布洛赫，1931，190－200）总体上看，法国农村的自治是十分有限的，更谈不上民主自治，这正如威尔逊所说：“巴黎自始至终没有丧失对农村的控制，也没有丧失对税款贪得无厌的胃口，这项税款是用来供养军队和官僚机构的”（J.Q.威尔逊，1989，367页）。

法国城市自治状况与乡村有相似之处。布罗代尔指出：“人们往往认为城市的自治从一开始便受到民主运动的支持，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因为城市政权很早就已为几个强大的家族所控制。这种政权无疑由选举产生，但这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几个沆瀣一气的大家族不断支配着马赛、里昂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的命运。巴黎的选举程式确实是一部编写得很好的电影脚本，知道底细的人事后无不为之捧腹大笑。特权阶层在选举中稳操胜券，他们的地位始终十分牢靠。”（布罗代尔，1990，56页）

美国的一些学者研究过中国乡村社会问题。按照他们的分析，在中国传统社会相对稳定时期，乡村与官府的关系较为简单，传统道德（习惯法）是维系乡村内部秩序的重要因素，而首事、中人可以是道德的化身，他们对乡村纠纷拥有裁判权威。杜赞奇认为，中人一般也是乡村社会的保护人。作为保护人，他们成为乡村农民的依赖对象，以便实现契约、免遭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农民在进行交易和遇到纠纷时，更愿意找中人，而不是找官人。当然，这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被保护人往往受保护人的支配，前者对后者既爱又恨。（杜赞奇，170页）显然，中国乡村社会的这种治理结构也有自治性质，但谈不上民主自治。

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有些政治家曾推行过村民自治制度，如秦汉时期的乡官推举制度、太平天国的乡官制、晚清时期的乡镇自治以及国民革命时期的一些类似做法等等。尽管这些做法有类似选举的一些内容，但与现代民主风马牛不相及。中国农村在很长历史时期推行在某种形式的乡里制度，成为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向农村渗透的标志，但总体上未能改变传统农村社会的自治性政治结构，只是这种自治与民主完全无关。（有关背景材料参阅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

胡适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无为而治，并以其幼时生活佐证。他曾从安徽南部经过浙江到上海。到了杭州，第一天才看见警察；以前走了七天七夜并没有看到一个警察或士兵，路上一样太平。事实上，这个情形在建国后一个时期也存在。笔者在河北农村考察，农民说，他们过去赶集卖木头，如果木头没有卖完，便将木头放在集场，人回家，下次赶集再来卖，木头是不会丢的。这种情形说明，如果没有官兵和土匪的骚扰，传统乡村社会的治安是不需要政府插手的。

J.米格代尔曾经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特点有过一般性分析，他认为，中央政府和与农村的正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税收进行经济剥削，二是通过法律和命令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实际上，正规关系主要是前一种。除过这种关系，其余问题由乡村社会自己决定，即所谓自治。自治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社会的农民没有能力对政府的政策发生影响，“只得尽量躲避于政府的接触，而不是去改变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二是传统国家的确没有能力和意向去直接管理农村中的行政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享有不受外界干扰处理自己大部分内部事务的自由”。（J.米格代尔，1974，39－41页）在墨西哥的一些乡村，头领是由成年男子选举产生的，他受到审议团的辅佐，而审议团是由乡村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组成的。这些领导者基本上是富人。在这样的乡村里，取得村民资格的条件是用大约1/4的工作时间参加各种公共劳动，否则要受到逮捕或监禁，甚至被逐出村庄。显然，这里的乡村自治也不是民主自治。米格代尔的一般结论是，在内向型的农村，地主凭借自己的资源和与其他地主的联盟对敢于向他们权力基础提出挑战的农奴或佃户施以严厉的惩罚。（J.米格代尔，1974，64页）

为什么在传统社会王权政治难以渗透到乡村社会，使王权政治止于村社共同体边界？一般来说，在村社共同体内部，宗法关系下的道德压力和宗教压力通常足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不需要也不会有王权政治。包含有政治技术、政治机构在内的王权政治若抵达村社共同体内部，成本实在太高，传统社会的任何一个政权都负担不起。据英国12世纪出现的一部《财务署对话录》记载，国王和群臣仅征收赋税一项已是“强加于他们最沉重的负担”，（勃里格斯，1987，22页）更不用说介入村社共同体的其他方面。与王权相对照，村社共同体中的宗法关系甚至可以采取某种民主制的形式。《简明剑桥中世纪史》也有类似介绍。（诺斯，1981，145页）中国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史学家许纪霖、陈达凯指出：对于乡村的控制，传统中国的行政权力只抵达县一级，县以下基本由地方士绅或宗族大户维持秩序，推行教化。（许纪霖、陈达凯，1995）

传统社会的乡村可以有自己行之有效的权威系统。首先是传统道德的权威。道德依靠羞耻心造成的心理压力来维持共同体秩序，而羞耻心的作用强弱程度依赖于共同体成员流动性的大小。流动性越小，人们越不容易逃避羞耻心的惩罚，因为羞耻心通过共同体成员的鄙视而起作用。族长、乡村绅士通常是维护道统的权威。其次是宗教的权威。在传统社会，国家的统一的宗教可以与国王斗法，但不一定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乡村共同体。中国古代乡村信仰的神祗并不统一，一些民间人物也可以被神化而得到供奉。古罗马帝国时的乡村也有自己的土神。（罗斯托夫采夫，1957，277页）由此看来，不仅道德的作用加强了乡村共同体的某种自治性质，宗教也可以被用来成为自治的手段。无疑，这两种手段都与民主政治产生的权威无关。

综合上述各种关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乡村社会本来具有某种自治性质，但并非“民主自治”。本节的讨论基于一种历史观察，对这一观察结论的逻辑讨论将在第四节进行。

三、乡村动员的社会功利主义分析

“动员”（Mobilization）一词经亨廷顿著作的传播，其政治学意义已经比较确定，即是指传统社会的居民由一定历史条件的推动而参与现代化的过程。这个条件应该包括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政治学家更多地讨论了政治条件。不发达社会乡村动员的方式、程序与时机选择，与动员的成败密切相关。本节拟从社会功利主义角度讨论这个问题，这不是说价值观的立场对笔者没有意义，而是因为这种立场无助于科学地认识问题。

（一）民主政治的一般功利意义

我们先来考察传统社会的“民主政治”。传统社会的民主政治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在大多数情况下，前者不具有后者的真正内核，而只具有后者的某种形式。所以，在这里笔者只是在十分有限的意义上使用民主政治这一概念。传统社会的民主制对于领袖的个人素质有较强的依赖性（这一点与目前中国农村某些村落的情况极为相似），这种依赖性本身的基础不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马基亚弗里认为，对于古代史的研究表明，有三种主要的政府形式，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制度天生就是不稳定的，而且势必形成退化和腐败的循环。君主制退化为暴政，贵族制退化为寡头政治，民主制退化为无政府状态。当创建古代民主制的一代人去世后，就出现这种情况。（戴维·赫尔德，1996，64）古代民主制对于创建制度的领袖的依赖性决定了这种制度是不稳定的。但是，不能否认这种制度的功利意义。在地域相对狭小，地缘政治冲突尖锐，以及社会等级分化明显的条件下，古代民主制有利于降低“公民”之间的社会交易成本，动员上层社会的资源，从而有利于提高共同体的竞争地位。

现代民主政治也有其社会功利意义。韦伯阐述了一种严格限定的民主模式，因为他把民主仅仅看作为确定合格的领袖提供途径。韦伯十分怀疑选民的作用和扩大政治参与的可能性；选举虽然为选民提供了某些保护伞，但其衡量标准只在于它是否能革除官员的无效率。韦伯的这一观点对熊彼特有一定影响，后者尖锐地指出：民主并不是指，也不可能指，按照“人民”和“统治”这两个词的明显的意义说的人民确实在那里统治。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定义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成：民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要承认政治家具有特定的职业利益，承认政治职业作为一种职业，具有特定的集团利益。熊彼特受某些群体心理学家的影响，认为选民通常软弱无能，易受强烈的情感冲动支配，不能理智地作出独立决定，易受外部势力左右。企图影响普通选民走向理性论证，只能更加煽起他们的兽性。熊彼特坚持认为，教育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戴维·赫尔德，1996，218－228）韦伯所说的领袖的统治与熊彼特所说的政治家的统治都是一个意思。

政治家的统治具有重要的社会功利意义。政治家及其官僚机构的存在意味着一项重大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有利于提高公共物品供应的效率，而竞选则是促进分工的手段。现代社会由于交易技术的进步，人类跨出村社共同体之外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真正的、具有社会性的事物扩展了，于是，需要公共秩序由共同体内部向共同体外部扩展。在共同体外部，各类交易交织在一起，交易当事人为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必然寻求稳定的产权界定与交易规则。满足这个需求既不能靠以暴力为手段的王权，也不能仅仅靠宗法关系基础上的道德自律。单个家族或单个专业集团无论在技能上还是信息把握上均不能满足这种要求。这个使命的完成，只能靠掌握不同信息和不同产权界定技术的各类集团的共同合作。这些集团中有法官、律师、职业官僚、技术专家等。政治家是这些集团的组织者与协调者。选举中的多数原则，权力制衡原则，是这些集团可能采取的降低政治活动的不确定性的合作规则。

以多数原则为核心的宪法秩序有利于降低社会合作的交易成本，有利于社会稳定。因为政府拥有的暴力潜力通过选举活动和多数人的利益要求结合到了一起，使政府的暴力潜力更加稳固和强大；而选举或投票的结果，向少数派传递了这种力量对比的信息，无疑有利于防范少数派的轻举妄动。选举过程产生的巨大“浪费”是换取社会稳定的必不可少的代价。固然我们不能排除不经过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集团代表多数派的可能性，但有关这种代表性的信息是无法传递给少数派的，少数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误认为自己代表着多数派，进而去寻找机会争夺政权，结果会酿成无休止的社会冲突和动乱。有了选举过程就不同了，普遍的、大规模的选举过程同时是信息整合、传递的过程，其结果既选出了一个多数派，又选出了一个少数派，少数派不得不与社会多数派进行合作。

（二）乡村动员的时机选择与成败后果

如果我们从一般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乡村动员可能符合大众通行的价值观，因为乡村动员的过程是解除农民的宗法束缚和宗教束缚的过程。但是，不合时机的乡村动员可能迅速瓦解原有的乡村权威结构，而导致社会动乱，这一后果并不能给农民真正的人道主义援助。如果一个社会从整体上不具备乡村动员的条件，理性的政府可能会采取牺牲社会弱势集团的立场，而弱势集团通常是普通农民集团。美国政治学家赫德尔曾解释过一种残酷的“置换战略”，其核心一方面是把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在糟糕的后果分散给最软弱无力的集团，另一方面安抚那些能够最有效地调动公众呼声的集团。这并非说政府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或者，民选政府一般都力图确保现有秩序的最平稳延续的可能性，那么，他们除了安抚那些最强有力、最能有效调动资源的人以外，几乎别无选择。（戴维·赫尔德，1996，318）这种置换战略固然是不人道的、残酷的，但却是政治过程的现实。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主题之一是政治参与（社会动员的主导形式）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依他观点，时机不当的政治参与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而时机成熟与否取决于社会政治制度化的水平。一般而论，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政治参与程度高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与此相反，若政治制度化水平高，而百姓的政治参与程度低，则政治比较稳定。（亨廷顿，1968，51）

按照亨廷顿的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农村状态也与农民的政治参与有关。孙中山的南方政权放手对中国下层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动员，包括对乡村农民的政治经济动员，但动员机构主要由当时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共产党掌握。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共产党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乡村动员。但是，这种动员的后果很快表现出国民党政府不能控制局面，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国共分裂，共产党在“非法”状态下继续进行乡村政治动员。（王跃，1995）1928年，、陈果夫正式提出暂行停止民众运动。1928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又进一步限定了农民运动的内涵。到1930年，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农会立法原则》，规定只有“耕作农地面积在20亩以上”，或是“中等学校毕业习农业者”才可成为农会会员。（张益民，1995）但是，在当时政治腐败、豪强割据的局面下，国民党政府已经不能阻止共产党所进行的乡村动员过程。这个过程最终在中国大陆上葬送了国民党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对乡村进行社会动员的同时，也产生了控制农民的强大的组织系统。政权建立后，农民普遍赢得了土地，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大大减退。国家很快凭借自己的组织力量先后在农村发起了合作化运动和运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标志着中国乡村动员的停止。此后实际上实行了赫尔德所讲的“置换战略”，以长久地牺牲农民的利益开始了工业资本的积累，同时也给中国政治家一段从容地学习现代化经验的时间。后一种意义尤其值得学者思考。

四、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

（一）传统乡村社会及其政治需求

大量对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文献表明，传统乡村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有很大的差异，不会是一个统一模式。但是，在大部分国家的大部分历史阶段，传统乡村社会除以农业为主业之外，尚有这样的相似特征：1·居民之间在经济上有等级差异，有穷人和富人之分（欧洲的等级差异比较固定，而中国的等级差异不固定）；2·经济与政治上与外部世界联系较弱。下面我们以这两个假设为前提讨论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问题，并相信这两个假设具有充分现实性。只有在社会处于大动荡时期，这两个假设条件才受到破坏。

所谓政治，是指人们之间、社会共同体之间形成稳定利益关系的过程以及维持稳定利益关系的规则。通常，秩序与安全是利益关系得以稳定的基本要素。良好的政治结构必须提供秩序和安全这种公共物品。所以，也可以把政治看作一种供应公共物品的制度。一个共同体的政治特征必取决于共同体的经济特征（经济特征最终与自然环境特征有关）。依据前面的假设，在传统乡村社会，人们也要寻找一种途径，即一种政治结构，来解决秩序和安全问题。

（二）“直接民主”的虚假性

所谓直接民主（不是直接选举），是指共同体的主要公共决策由全体成员投票决定。如果认为乡村社会共同体因为人数少，社会事务简单，就可以实行民主决策，甚至实行“直接民主”，那么，这种看法可能过于简单。从历史实践看，各民族从来没有普遍实行过这种制度，现代西方国家在极个别的问题上才采取“全民公决”的做法。西方一些学者发现，当共同体成员超过7人以上，对共同体事务直接讨论决策的效率就开始下降。所以，民主制度普遍地采取代议制形式。

韦伯认为，如果有下列条件，直接民主也是可能的：1·这个组织必须是区域性的，或其成员的数量是有限的；2·这些成员的社会地位必须没有很大差异；3·行政功能应该比较简单和稳定；4·必须有目的地进行最低限度的人员培训。一般来说，传统乡村社会不具备韦伯所说的这些条件。韦伯认为在一个异质的社会里，直接民主会造成毫无效率的管理、令人讨厌的无能和不稳定，并且最终急剧增加暴戾的少数人统治的可能。这种少数人统治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因为缺乏技术上有效的管理而造成了协调真空。此外，直接民主方式阻碍了政治谈判和妥协的可能性。（戴维·赫尔德，1996，206－207）

（三）传统乡村社会的主导权威结构－－对财富的认同

由谁来向传统乡村社会提供秩序和安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供？这是认识乡村政治的核心问题（至于盗匪骚扰和异族侵略问题，一般由国家军队来解决）。

通常，道德、礼仪、宗法制度、宗教制度等，是传统乡村社会的行为规范。如果人们背离这些行为规范，由谁来组织舆论或实施刑罚对违规者进行处罚？换句话说，在传统乡村社会由谁来取得合法地位，维护秩序和安全？显然，在直接民主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下，人们要通过对一个或几个人的认同，来赋予他们维护秩序和安全的权力。进一步的问题是：人们认同谁？何以认同他们？这种认同是否要通过选举取得合法性？

自然，人们会用成本最低、最可靠的办法来解决上述问题。不难理解，人们会希望富人来提供秩序和安全，这绝不是因为人们爱戴富人，而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对富人更信任。秩序和安全对富人更重要，富人对秩序和安全舍得投资，而穷人没有投资能力，采取搭富人“便车”的办法“坐享其成”更符合理性原则。对于富人在政治活动中的优势，早就有学者给予充分注意。例如雅典执掌公民大会和评议会的人往往是那些具有高贵出身或等级的人。他们是家境富裕的精英，拥有充裕的时间来维护他们的联系，追求他们的利益。（戴维·赫尔德，1996，34）“财富是比年龄更重要的因素，在决定社会地位时起主要的作用。只有富人才能付得起不同的公职所需要的开销，所以，他们向上爬得最快”。（J.米格代尔，1974，63页）

富人通过什么途径获取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控制权？或者说，富人在乡村社会权威结构中的控制地位如何取得合法性？一般来说，富人对普通农民首先在经济上有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足以使他们成为秩序、安全等公共物品的控制者。这种控制在一些社会通过等级制度而成为惯例（如西欧社会），在一些社会则通过政府的任命而取得合法地位（如某些历史时期的中国的乡里制度）。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乡绅也是富人，乡绅控制也是富人控制。因为富人往往有必要、也有能力与政府官员建立联系，所以富人得到政府的任命是不奇怪的。对于乡村社会之上的政府来说，承认已经得到乡村居民认同的富人，并给予他们合法地位，使其成为自己对乡村进行控制的人，无疑也是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成本较低的方式。

富人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否与道德、礼仪以及宗法制度对乡村居民的约束相统一？换句话说，富人能否与道德化身、宗族领袖和礼仪维护者的身份相统一？一般来说，在传统社会结构较为稳定的情况下，较之穷人，富人更有可能兼具这些身份。在社会动荡时期，或社会结构转变时期，一切人都可能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违反道德规则，并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而致富，此时，富人可能是恶人的同义语。但富人一旦确立了稳定地位，就需要通过维护道统来维护自己的地位，通常的道德行为规范最有利于富人稳固自己的地位。这就是所谓“起点的不道德会引起终点的道德”。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所以，在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富人通常是道统的维护者。此外，富有家族通常是望族；富有家族的人口增长速度要大大高于贫穷的家族，所以，富人的族长通常也是同姓家族构成的自然村落的宗法领袖。（葛剑雄，1982）宗法领袖当然要维护宗法礼仪；宗法礼仪有利于稳固宗法领袖的统治地位。

传统乡村社会的富人主导政治会不会有害于穷人？很难对此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但富人首先为自身利益服务是毋庸置疑的。我国学者秦晖先生通过对陕西关中农村地区的研究，证明了“政治契约论”观点在中国的适用性。传统乡村社会共同体内部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的关系具有相互依赖性，特别表现为“束缚”与“保护”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思也多次指出，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是“相互的人身束缚”，人们本质上都是宗法共同体的成员。（参阅秦晖，1996，32－33）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普通农民离开这种契约关系，利益会绝对地受到损害。当然，在传统乡村社会共同体中控制者始终处于优越地位，他们拥有特权，单就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会使控制者拥有特权。这是一切权威结构的共同特征。

如果没有外力强制，假设由传统乡村社会的农民选举共同体的政治领袖，会不会选出穷人？在社会状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般不会。一是穷人提供秩序和安全的能力通常很难取得共同体成员信任；二是穷人当政将造成权力结构的不稳定，因为不能排除其他穷人的竞争与挑战；三是穷人当政与富人当政一样不能解决特权问题，甚至穷人在预期权力不稳定的情况下会更多地行使特权（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过程甚至也反映出类似特性）。所以，如果没有外力强制，穷人很难当政。当然，这些判断只有在传统乡村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如果存在外力强制，或社会处于动荡时期，一些穷人的命运会迥然不同。

如果前面的分析能够成立，一个逻辑结论就会出现：传统乡村社会的民主选举没有任何意义。民主选举过程的本质在于，通过竞选活动向选民传播不易得到的信息，使政治领袖获得资格认证；而选举的结果可以告诉少数派自己的力量状况，使社会得以稳定。然而，所有这些信息在传统乡村社会都是比较容易得到的，不需要通过竞选来传播信息，也不需要选举的结果反映力量对比。富人、乡绅长期在共同体之内生活，其身份与能力不需要通过竞选来证明。只有跨出乡村共同体之外，进入市场经济活动领域，这些信息才需要专门的政治过程即竞选过程来传播。对这个判断的实证支持，是中外传统乡村社会从没有出现民主政治这个历史事实；（非社会主义的）落后农业国的民主政治一律徒有其名，一律是寡头独裁政治。拙见以为，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这种现象的必然性正是笔者在这里提供的解释。

另外一个需要认识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乡村共同体的控制者会成为穷人，甚至成为地痞无赖？根据美国学者杜赞奇对中国华北农村的研究，在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可以把富人在村社树立道德形象、使自己成为道德化身看作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需要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否则投资便不可能得到报偿，富人也不会去树立自己的道德形象。华北农村的研究资料可以证实这一判断。三、四十年代的华北战火频仍，民生凋敝，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受到很大破坏，这种情况下履行契约的条件恶化，使担任“中人”（乡村共同体内部的仲裁人）成为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相当一些富人不愿意充当中人，或者干脆逃离乡村，到城市谋生，使村民寻找理想的中人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这时新类型的中人便会出现，如果其它条件不变，新出现的中人通常是较穷的村民，他的撮合范围一般也限于家族之内，且撮合的成功率低，契约条件也很不优惠。由此可以看出，农村不稳定使道德力量的调节作用下降，后者又使农村的交易条件恶化，导致农村社会更不稳定。在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时期，如果国家不能提供农村社会的秩序与安全，乡村富人又没有能力提供，地痞流氓就会成为乡村共同体的控制者。（参阅杜赞奇，1988）在中国不少历史时期有过地痞流氓控制农村社会、而富人对作乡官避之惟恐不及的情形，但这差不多都是中央政府权力极度膨胀、农村社会自治程度很低的时期。（参阅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

五、转型时期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变迁——兼析中国乡村的政治改革问题

（一）结构转变中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

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变，是指传统乡村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相伴随的社会权威结构向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权威结构的转变。

在结构转变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认同条件发生变化或遭受破坏。（1）人口的流动，社区边界的调整，家庭模式的变化等等，都使违反道德和礼仪所产生的羞耻感的惩罚力下降，道德权威和宗法领袖不再成为能有效提供秩序和安全的力量。（2）各种新的聚敛财富的机会的出现，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规则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迅速成为暴发户，富人身份与道德权威身份、宗法领袖身份已很难统一，在保证提供社会秩序和安全方面，富人很难得到人们的信任，财富多少不再成为可信度的重要指标。（3）由于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增大，交易内容变得日益复杂，社会秩序和安全的内涵与以往大不相同，提供安全和秩序的政治人物需要新的知识经验和新的专业背景方能胜任，而这种关于知识经验和专业背景的信息具有某种隐蔽性，人们通常不容易通过廉价支付得到这种信息。标志政治家出现的社会分工已具有必然性。在这些变化之下，乡村社会已经很难通过对道德、宗法和财富的认同来产生稳定的政治权威结构；而政府的任命也已经很难与乡村居民的认同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政府的任命虽然可能具有合法性，但不一定具有有效的权威性。不具有权威性的合法性，也不具有行政效率，这种情形发生在乡村社会，会破坏乡村社会的稳定性。

米格代尔对内向型农村转向外向型农村后农民群体政治意识发生的变化作了精彩的分析。这种转变发生后，农村中已没有能被农民接受的农村公平分配机制和相应的社会制度。这个时候，“农村以外的法院和警察在农民生活中变得及其重要。”“对外联系扩大后，农村在农民生活中完全变得无关紧要了。”“社区很明显不再是农民认同的基础。”也就在这个时候，农民对农村政治组织权力的承认不再是基于该政治组织与旧的农村社会体系的关系，而是基于该政治组织与国家，即新的社会体系的关系；农村领导人在更大程度上被看作是行政官员，农村社区领导人原有的受人尊敬的地位消失了。概括地说，开放型农村社会“意味着农村政府的持续活力更多地取决于它与更大政治制度和更大政治社区之间的关系。”（J.米格代尔，1974，168－171页）

为了产生较为稳定的乡村社会权威结构，使得权威结构能保持一种强制力，保证人们遵从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显然需要一种新的对权威的认同方式，这种方式便是民主选举制度。本文第三节所述关于民主政治的功利作用，正能够适应乡村社会对转变时期权威结构的需要。所以，如果说传统乡村社会不需要民主政治，那么，传统乡村社会开始解体，就意味着对民主政治的需要开始产生。

（二）结构转变时期乡村民主政治能独立发展吗？

能否在全社会民主政治发育不足的背景下，率先发展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迄今为止，尚无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可能性。成功的政治制度变革走的是与此相反的道路，并且，选举权大体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而逐步扩大。

第一，按照本文的分析，民主政治是传统乡村社会开始解体后产生的需要，但传统乡村社会只是整个传统社会的一部分，而在整个处于转变时期的社会中，乡村社会的转变最慢，所以，乡村社会以外的市民社会或工业社会应该更早地、更强烈地产生出民主政治需求，也就是说，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应在工业社会之后发生。

第二，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必然是社会集团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这种调整即使不引起大的社会动乱，也会因利益摩擦而不断出现社会集团之间的僵持和对立。通常，借助社会经济结构转变而获利最大的集团，也是政治对话中力量最强的集团，并且也往往是对民主政治需求最强烈的集团。从历史的经验看，这样的集团是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而不是普通农民阶层。经济力量弱小、分散的农民无论怎么看都不会成为推动民主政治的主要动力。在传统乡村社会解体不彻底的情况下，普通农民还有可能成为反对民主的力量。1793－－1796年间，法国旺代省就发生了农民的反革命暴乱，农民在暴乱中高呼口号“还我国王”，“国王和上帝万岁”；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资产阶级，他们的领袖是教区牧师（摩尔，1966年，75---85页)。恩格斯在评价拿破仑时也曾这样说：由于拿破仑采取了解放农民的措施，引起了农民的不满。（1846年，《全集》2卷，636页)中国近现代史上类似情形也不少见。

第三，按照我们的分析，乡村居民在其经济活动突破乡村社区范围以后，遇到新的“不确定性”，才需要民主政治来提供秩序和安全，以克服这种不确定性。所以，与其说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发生在乡村社区之内，不如说发生在乡村社区之外。乡村民主政治一开始就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可能独立存在于乡村社区内部。

当然，理论分析与历史经验有时未必一定能与现实相对应。乡村社会或许未必一定是民主的阳光最后抵达的地方，如果有政治家的政治艺术的高超发挥，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序（在不违抗基本规律的情况下）或许会出现变通。对此，我们很难进行预测。

（三）民主政治的发展：在政治规律与政治艺术之间运筹帷幄

在社会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经济利益关系会发生重大调整，并相应产生政治结构变化的要求。“欠发达国家的大幅度经济增长可能需要在现有的物质技术，甚至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作出较大的改变……对于今天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看来很有可能的是，它们还要为建立与充分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有效的政治体制进行长期的试验性斗争”。（库兹涅茨，1973，287）

库兹涅茨所说的“有效的政治体制”当然是指现代政治体制。罗伯特·E·沃德和拉斯托提出了现代政治体制的特征：高度差异和功能专门化的政府组织体制；政府结构内部高度一体化；理性的和世俗化的政治决策体制；政治决策和行政决策的数量多、范围广、效率高；人们对本国的历史、领土和民族性有广泛和有效的认同；人们有广泛的兴趣积极参与政治体制，虽然他们未必参与决策；政治角色的分配是根据个人成就，而不是依据归属关系；司法和制定条例主要是以世俗的和非特指某一个人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亨廷顿的概括是：现代政治体的特征是：“理性化的权威，差异性的结构，大众的参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能够实现广泛目标的能力”（S.P.亨廷顿，1996，44）

亨廷顿的这几项概括，每一项实现都很不容易。理性化权威的形成意味着人们关于合法性的观念发生改变，有可能动摇人们对既定权威结构的认同，导致统一意识形态的瓦解。差异性结构的形成意味着职业化的政治家和官僚机构控制社会，而这种控制需要建立在社会的广泛认同的基础上，达成这种认同将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大众参与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大众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以什么样的组织形态为基础，既与社会变革的程度有关，也与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有关，其中充满着很多不确定因素。

过速调整政治结构可能会带来巨大政治风险。从社会功利主义出发，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杰出的政治家强调社会稳定的意义。“一些经济群体过去存在的相对地位如果持续地处于动荡之中，便孕育着冲突－－尽管各个群体的绝对收入和绝对产量都有所上升。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冲突会导致公开的内战，美国内战就是明显的例子。”“只有在不付出太高的代价的情况下解决这种冲突，现代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实现。”（库兹涅茨，1973，279-280）

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必以经济改革为先导，这几乎被证明是一种规律。萨缪尔森在对当代主要国家的社会变迁发表评论时指出：戈尔巴乔夫也许犯了个错误，他最先开始自由化是公民权利，或许他应当从经济层次开始（如中国那样），……。无论如何，我觉得如果他从经济层次开始自由化改革，渐次导致文化变迁，然后进入政治层次，结局便会很不一样。智利是这样做的。（参阅汪丁丁，1998）

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过程中，由不适当的政治改革操作而产生的政治改革失败，最有可能发生在乡村社会，并引发全社会的动荡。（党国英，1996；1997；1998）在遵从政治变革规律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政治改革操作，是一种政治艺术，但对此进行讨论已不是本文的任务。（四）推论与预测：中国乡村政治改革的意义

事实上，中国在1978年以后又开始了一场新的乡村社会动员运动。这场运动的经济内涵是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推广，而政治内涵则是乡村民主自治选举的实行。对于后一变化的前景在目前很难进行准确地分析预测；对政治发展的预测常常容易发生错误，亨廷顿就犯了不少这种错误。但通过本文以上理论分析，我们还是可以讨论一些问题。

在中国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推行以前，乡村领导人的合法性是通过上一级政府的任命而确立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合法性获得方式已经过时，社会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对此我们已经作出了分析。由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或许会有下述特点。

第一，我国乡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部分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有强烈需求，并对更高一级的乡政府领导人的选举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关注。这本来民主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大部分落后农村地区，由于其社会经济的封闭性，农民对民主政治并没有强烈需求。这些农村地区的民主选举活动容易受到上级政府的干预，民主选举制度形同虚设。这些地区的某些乡村可以有组织良好的民主选举活动，甚至可以选出好的领导人，但这种情形对某个上级领导人的个人素质有很大依赖性，因而具有偶然性。

第二，就整体而言，乡村民主选举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政治事件，无论村民还是政府都对于民主政治的知识极其缺乏，许多技术性的工作也需要逐步掌握，因此，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很不规范的。就眼下而言，对大部分落后乡村的民主自治制度不能估计过高。政府干预选举将是普遍现象；因为贿选成本低廉，金钱政治将广泛存在；家族势力乃至地方恶势力也容易影响选举活动。

第三，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有着最强烈的需求。一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二是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而民主政治是最可以降低不确定性的制度。新崛起的富人阶层购买“党票”，进行贿选，组织帮派，积极寻求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由于地方财政等实际利益的驱使，许多地方政府也乐意富人阶层进入基层政府。这种富人政治及其伴随的某些不良现象，是实行民主政治之初的正常现象，并不奇怪。如果政策调整得当，乡村富人阶层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第四，农村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人口变动对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普遍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农民将迁居万人左右以上的小城镇和大中城市，传统村落将逐步收缩为小的农场主居民点。这个过程在总体上将相当漫长，但局部变化已经在发生；只要出现这种变化，传统村落的民主自治制度就将失去意义，民主选举就必须扩大到小城镇。

第五，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将扩大农村社会内部的家族冲突或宗派冲突。为了竞选村委会主任职务，竞选者将会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投票人的认同，而在乡村社会，血缘关系是获得认同的最重要的、也是成本最低的资源，竞选者一定会大力利用这种资源。在乡村社会其他认同条件发育不足的情况下，血缘关系的资源将更显得重要。只有在农村社会经济分工得到深化，农村人口显著减少的情况下，血缘关系在政治活动中的意义才会降低。

“乡村民主自治”已经是一个乡村政治动员令，它给乡村居民追求民主政治提供了合法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乡村居民还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们还很难判断。对于未来的变化，国家领导人理应未雨绸缪，提早作出统盘考虑。

（五）从长远考虑的改革：一种技术性调整

从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看，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是有缺陷的。今后逐步作出下述几种技术性调整是有必要的。

1·政治语汇调整。“自我管理”等“自治”概念反映了一种封闭型社会的理念，应考虑取消。应以现代国家的行政分权思想替代自治理念。

2·应逐步引入竞选制度。事实上，乡村民主选举中的竞选已经存在，但极不规范。倡导规范性竞选对乡村民主政治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3·从农村开始逐步实行“党政合一”制度，鼓励乡村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竞选村民委员会主任，对于竞选不成功的党的领导人应予以撤换。

4·现行法规中的“大的自然村可以设立几个村民委员会”规定不符合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应予修改。大的自然村仍以一个村委会为好。

5·在有条件的乡镇试行直接选举制度，即由公民直接选举乡长、镇长，并鼓励党的领导人竞选这一职务。

6·现行“村财乡管”等剥夺村民委员会权利的制度应考虑取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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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诺斯，1981年，《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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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与萨缪尔森的对话，经济学消息报，1998，11，20

富人当政范文篇6

中国乡村民主自治是史无前例的事件。我们几乎没有现代国家的直接经验作为参照系来对这一事件进行评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从农村开始的，更没有在与中国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从农村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只能通过历史分析和逻辑判断对这一事件作出某种推测性研究。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1·从根本上说，乡村民主政治应该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于全社会的“自治民主”。2·在传统乡村社会，可以有“自治”，但不会有“民主自治”；真正的传统乡村社会不存在对民主政治的需求。3·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产生于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时期。4·通常，乡村政治改革应该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传统乡村社会很难产生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5·中国推行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标志着一场新的“乡村动员”已经开始，在今后一个时期，乡村富人政治和宗派政治将会强化。6·乡村政治改革要遵从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个前提下，政治家的政治领导艺术才能够驾驭政治改革进程。

二、自治不等于民主自治：一种历史观察

自治本是一个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或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的一个政治概念，一般是指某一地域的共同体由于经济上的封闭性或相对独立性，而产生的对中央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在一般政治学和历史学文献中，自治概念多用来描述中世纪欧洲城市的政治特性；现在也用来表述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的关系。在基督教君主制盛行的背景下，城市共和制度创造了提供自治可能性的重要范例。（戴维·赫尔德，1998，53）

罗马帝国时期，欧洲有自治城市。在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真正完全控制的是罗马这个城市，其君主在法律上只是首府罗马城的最高长官。皇帝作为取得胜利的征服者，他的大田庄遍及帝国各地，并成为其岁入的重要来源。（罗斯托夫采夫，1957，195－230）显然，这种自治性政治关系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更不同于今天的我国乡村“自治”。

英国中世纪的乡村似乎也有某种“自治”。乡村庄园有议事厅，是村民的活动中心。“村民可以根据当地习俗就进入或使用草地等公用土地问题达成协议，而无需承担来自官方的任何压力。”但是，这种乡村自治不是民主自治。英国那时奉行等级制度，从史料中可以发现至少有21种不同身份地位的规定。法律对于低等级的维兰（villani，占农民总数的40％以上）有种种歧视性规定，如无权控告领主，法庭上不能申辩等。这种“卑贱的人”在政治上无权，在经济上的地位也极为软弱。（A.勃里格斯，1987，81－82、131－132页）

法国的情形与英国有所不同。在中世纪，“由于领主权力的极度膨胀，使得法国的领主在法庭上有绝对的权威。”领主甚至强迫农民使用他拥有的水磨，而不得使用自己的石磨。法国的维兰（villa）不论是自由农还是农奴，都服从领主，与领主之间存在密切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布洛赫，1931，95页、101页）法国曾有过家庭共同体，人口有时近百口，几代人居住在一所房子里。这种共同体的产生与法国一些地方实行按户征税的税收制度有关。法国还有过乡村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受制于各种共同经营的规定（临时耕种法则、公共牧场、收获日子等）。在某些情况下，乡村共同体是农民与国王斗争的组织。13世纪巴黎北部的卢夫尔人自己建造教堂，选举镇长，批准治安条例，维修公路和水井，与“国王的人”对峙。有的乡村共同体后来发展成为“公社”，并赢得了公社契约。但是，这种合法化的团体经过与领主的斗争与妥协才得以确立。冲突一般要经过法官裁决，而法官代表的是领主，而不是团体。在一些共同事务中，只有领主才合法地掌握指挥权。（马克·布洛赫，1931，190－200）总体上看，法国农村的自治是十分有限的，更谈不上民主自治，这正如威尔逊所说：“巴黎自始至终没有丧失对农村的控制，也没有丧失对税款贪得无厌的胃口，这项税款是用来供养军队和官僚机构的”（J.Q.威尔逊，1989，367页）。

法国城市自治状况与乡村有相似之处。布罗代尔指出：“人们往往认为城市的自治从一开始便受到民主运动的支持，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因为城市政权很早就已为几个强大的家族所控制。这种政权无疑由选举产生，但这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几个沆瀣一气的大家族不断支配着马赛、里昂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的命运。巴黎的选举程式确实是一部编写得很好的电影脚本，知道底细的人事后无不为之捧腹大笑。特权阶层在选举中稳操胜券，他们的地位始终十分牢靠。”（布罗代尔，1990，56页）

美国的一些学者研究过中国乡村社会问题。按照他们的分析，在中国传统社会相对稳定时期，乡村与官府的关系较为简单，传统道德（习惯法）是维系乡村内部秩序的重要因素，而首事、中人可以是道德的化身，他们对乡村纠纷拥有裁判权威。杜赞奇认为，中人一般也是乡村社会的保护人。作为保护人，他们成为乡村农民的依赖对象，以便实现契约、免遭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农民在进行交易和遇到纠纷时，更愿意找中人，而不是找官人。当然，这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被保护人往往受保护人的支配，前者对后者既爱又恨。（杜赞奇，170页）显然，中国乡村社会的这种治理结构也有自治性质，但谈不上民主自治。

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有些政治家曾推行过村民自治制度，如秦汉时期的乡官推举制度、太平天国的乡官制、晚清时期的乡镇自治以及国民革命时期的一些类似做法等等。尽管这些做法有类似选举的一些内容，但与现代民主风马牛不相及。中国农村在很长历史时期推行在某种形式的乡里制度，成为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向农村渗透的标志，但总体上未能改变传统农村社会的自治性政治结构，只是这种自治与民主完全无关。（有关背景材料参阅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

胡适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无为而治，并以其幼时生活佐证。他曾从安徽南部经过浙江到上海。到了杭州，第一天才看见警察；以前走了七天七夜并没有看到一个警察或士兵，路上一样太平。事实上，这个情形在建国后一个时期也存在。笔者在河北农村考察，农民说，他们过去赶集卖木头，如果木头没有卖完，便将木头放在集场，人回家，下次赶集再来卖，木头是不会丢的。这种情形说明，如果没有官兵和土匪的骚扰，传统乡村社会的治安是不需要政府插手的。

J.米格代尔曾经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特点有过一般性分析，他认为，中央政府和与农村的正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税收进行经济剥削，二是通过法律和命令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实际上，正规关系主要是前一种。除过这种关系，其余问题由乡村社会自己决定，即所谓自治。自治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社会的农民没有能力对政府的政策发生影响，“只得尽量躲避于政府的接触，而不是去改变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二是传统国家的确没有能力和意向去直接管理农村中的行政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享有不受外界干扰处理自己大部分内部事务的自由”。（J.米格代尔，1974，39－41页）在墨西哥的一些乡村，头领是由成年男子选举产生的，他受到审议团的辅佐，而审议团是由乡村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组成的。这些领导者基本上是富人。在这样的乡村里，取得村民资格的条件是用大约1/4的工作时间参加各种公共劳动，否则要受到逮捕或监禁，甚至被逐出村庄。显然，这里的乡村自治也不是民主自治。米格代尔的一般结论是，在内向型的农村，地主凭借自己的资源和与其他地主的联盟对敢于向他们权力基础提出挑战的农奴或佃户施以严厉的惩罚。（J.米格代尔，1974，64页）

为什么在传统社会王权政治难以渗透到乡村社会，使王权政治止于村社共同体边界？一般来说，在村社共同体内部，宗法关系下的道德压力和宗教压力通常足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不需要也不会有王权政治。包含有政治技术、政治机构在内的王权政治若抵达村社共同体内部，成本实在太高，传统社会的任何一个政权都负担不起。据英国12世纪出现的一部《财务署对话录》记载，国王和群臣仅征收赋税一项已是“强加于他们最沉重的负担”，（勃里格斯，1987，22页）更不用说介入村社共同体的其他方面。与王权相对照，村社共同体中的宗法关系甚至可以采取某种民主制的形式。《简明剑桥中世纪史》也有类似介绍。（诺斯，1981，145页）中国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史学家许纪霖、陈达凯指出：对于乡村的控制，传统中国的行政权力只抵达县一级，县以下基本由地方士绅或宗族大户维持秩序，推行教化。（许纪霖、陈达凯，1995）

传统社会的乡村可以有自己行之有效的权威系统。首先是传统道德的权威。道德依靠羞耻心造成的心理压力来维持共同体秩序，而羞耻心的作用强弱程度依赖于共同体成员流动性的大小。流动性越小，人们越不容易逃避羞耻心的惩罚，因为羞耻心通过共同体成员的鄙视而起作用。族长、乡村绅士通常是维护道统的权威。其次是宗教的权威。在传统社会，国家的统一的宗教可以与国王斗法，但不一定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乡村共同体。中国古代乡村信仰的神祗并不统一，一些民间人物也可以被神化而得到供奉。古罗马帝国时的乡村也有自己的土神。（罗斯托夫采夫，1957，277页）由此看来，不仅道德的作用加强了乡村共同体的某种自治性质，宗教也可以被用来成为自治的手段。无疑，这两种手段都与民主政治产生的权威无关。

综合上述各种关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乡村社会本来具有某种自治性质，但并非“民主自治”。本节的讨论基于一种历史观察，对这一观察结论的逻辑讨论将在第四节进行。三、乡村动员的社会功利主义分析

“动员”（Mobilization）一词经亨廷顿著作的传播，其政治学意义已经比较确定，即是指传统社会的居民由一定历史条件的推动而参与现代化的过程。这个条件应该包括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政治学家更多地讨论了政治条件。不发达社会乡村动员的方式、程序与时机选择，与动员的成败密切相关。本节拟从社会功利主义角度讨论这个问题，这不是说价值观的立场对笔者没有意义，而是因为这种立场无助于科学地认识问题。

（一）民主政治的一般功利意义

我们先来考察传统社会的“民主政治”。传统社会的民主政治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在大多数情况下，前者不具有后者的真正内核，而只具有后者的某种形式。所以，在这里笔者只是在十分有限的意义上使用民主政治这一概念。传统社会的民主制对于领袖的个人素质有较强的依赖性（这一点与目前中国农村某些村落的情况极为相似），这种依赖性本身的基础不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马基亚弗里认为，对于古代史的研究表明，有三种主要的政府形式，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制度天生就是不稳定的，而且势必形成退化和腐败的循环。君主制退化为暴政，贵族制退化为寡头政治，民主制退化为无政府状态。当创建古代民主制的一代人去世后，就出现这种情况。（戴维·赫尔德，1996，64）古代民主制对于创建制度的领袖的依赖性决定了这种制度是不稳定的。但是，不能否认这种制度的功利意义。在地域相对狭小，地缘政治冲突尖锐，以及社会等级分化明显的条件下，古代民主制有利于降低“公民”之间的社会交易成本，动员上层社会的资源，从而有利于提高共同体的竞争地位。

现代民主政治也有其社会功利意义。韦伯阐述了一种严格限定的民主模式，因为他把民主仅仅看作为确定合格的领袖提供途径。韦伯十分怀疑选民的作用和扩大政治参与的可能性；选举虽然为选民提供了某些保护伞，但其衡量标准只在于它是否能革除官员的无效率。韦伯的这一观点对熊彼特有一定影响，后者尖锐地指出：民主并不是指，也不可能指，按照“人民”和“统治”这两个词的明显的意义说的人民确实在那里统治。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定义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成：民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要承认政治家具有特定的职业利益，承认政治职业作为一种职业，具有特定的集团利益。熊彼特受某些群体心理学家的影响，认为选民通常软弱无能，易受强烈的情感冲动支配，不能理智地作出独立决定，易受外部势力左右。企图影响普通选民走向理性论证，只能更加煽起他们的兽性。熊彼特坚持认为，教育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戴维·赫尔德，1996，218－228）韦伯所说的领袖的统治与熊彼特所说的政治家的统治都是一个意思。

政治家的统治具有重要的社会功利意义。政治家及其官僚机构的存在意味着一项重大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有利于提高公共物品供应的效率，而竞选则是促进分工的手段。现代社会由于交易技术的进步，人类跨出村社共同体之外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真正的、具有社会性的事物扩展了，于是，需要公共秩序由共同体内部向共同体外部扩展。在共同体外部，各类交易交织在一起，交易当事人为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必然寻求稳定的产权界定与交易规则。满足这个需求既不能靠以暴力为手段的王权，也不能仅仅靠宗法关系基础上的道德自律。单个家族或单个专业集团无论在技能上还是信息把握上均不能满足这种要求。这个使命的完成，只能靠掌握不同信息和不同产权界定技术的各类集团的共同合作。这些集团中有法官、律师、职业官僚、技术专家等。政治家是这些集团的组织者与协调者。选举中的多数原则，权力制衡原则，是这些集团可能采取的降低政治活动的不确定性的合作规则。

以多数原则为核心的宪法秩序有利于降低社会合作的交易成本，有利于社会稳定。因为政府拥有的暴力潜力通过选举活动和多数人的利益要求结合到了一起，使政府的暴力潜力更加稳固和强大；而选举或投票的结果，向少数派传递了这种力量对比的信息，无疑有利于防范少数派的轻举妄动。选举过程产生的巨大“浪费”是换取社会稳定的必不可少的代价。固然我们不能排除不经过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集团代表多数派的可能性，但有关这种代表性的信息是无法传递给少数派的，少数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误认为自己代表着多数派，进而去寻找机会争夺政权，结果会酿成无休止的社会冲突和动乱。有了选举过程就不同了，普遍的、大规模的选举过程同时是信息整合、传递的过程，其结果既选出了一个多数派，又选出了一个少数派，少数派不得不与社会多数派进行合作。

（二）乡村动员的时机选择与成败后果

如果我们从一般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乡村动员可能符合大众通行的价值观，因为乡村动员的过程是解除农民的宗法束缚和宗教束缚的过程。但是，不合时机的乡村动员可能迅速瓦解原有的乡村权威结构，而导致社会动乱，这一后果并不能给农民真正的人道主义援助。如果一个社会从整体上不具备乡村动员的条件，理性的政府可能会采取牺牲社会弱势集团的立场，而弱势集团通常是普通农民集团。美国政治学家赫德尔曾解释过一种残酷的“置换战略”，其核心一方面是把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在糟糕的后果分散给最软弱无力的集团，另一方面安抚那些能够最有效地调动公众呼声的集团。这并非说政府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或者，民选政府一般都力图确保现有秩序的最平稳延续的可能性，那么，他们除了安抚那些最强有力、最能有效调动资源的人以外，几乎别无选择。（戴维·赫尔德，1996，318）这种置换战略固然是不人道的、残酷的，但却是政治过程的现实。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主题之一是政治参与（社会动员的主导形式）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依他观点，时机不当的政治参与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而时机成熟与否取决于社会政治制度化的水平。一般而论，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政治参与程度高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与此相反，若政治制度化水平高，而百姓的政治参与程度低，则政治比较稳定。（亨廷顿，1968，51）

按照亨廷顿的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农村状态也与农民的政治参与有关。孙中山的南方政权放手对中国下层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动员，包括对乡村农民的政治经济动员，但动员机构主要由当时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共产党掌握。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共产党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乡村动员。但是，这种动员的后果很快表现出国民党政府不能控制局面，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国共分裂，共产党在“非法”状态下继续进行乡村政治动员。（王跃，1995）1928年，、陈果夫正式提出暂行停止民众运动。1928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又进一步限定了农民运动的内涵。到1930年，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农会立法原则》，规定只有“耕作农地面积在20亩以上”，或是“中等学校毕业习农业者”才可成为农会会员。（张益民，1995）但是，在当时政治腐败、豪强割据的局面下，国民党政府已经不能阻止共产党所进行的乡村动员过程。这个过程最终在中国大陆上葬送了国民党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对乡村进行社会动员的同时，也产生了控制农民的强大的组织系统。政权建立后，农民普遍赢得了土地，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大大减退。国家很快凭借自己的组织力量先后在农村发起了合作化运动和运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标志着中国乡村动员的停止。此后实际上实行了赫尔德所讲的“置换战略”，以长久地牺牲农民的利益开始了工业资本的积累，同时也给中国政治家一段从容地学习现代化经验的时间。后一种意义尤其值得学者思考。

四、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

（一）传统乡村社会及其政治需求

大量对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文献表明，传统乡村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有很大的差异，不会是一个统一模式。但是，在大部分国家的大部分历史阶段，传统乡村社会除以农业为主业之外，尚有这样的相似特征：1·居民之间在经济上有等级差异，有穷人和富人之分（欧洲的等级差异比较固定，而中国的等级差异不固定）；2·经济与政治上与外部世界联系较弱。下面我们以这两个假设为前提讨论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问题，并相信这两个假设具有充分现实性。只有在社会处于大动荡时期，这两个假设条件才受到破坏。

所谓政治，是指人们之间、社会共同体之间形成稳定利益关系的过程以及维持稳定利益关系的规则。通常，秩序与安全是利益关系得以稳定的基本要素。良好的政治结构必须提供秩序和安全这种公共物品。所以，也可以把政治看作一种供应公共物品的制度。一个共同体的政治特征必取决于共同体的经济特征（经济特征最终与自然环境特征有关）。依据前面的假设，在传统乡村社会，人们也要寻找一种途径，即一种政治结构，来解决秩序和安全问题。

（二）“直接民主”的虚假性

所谓直接民主（不是直接选举），是指共同体的主要公共决策由全体成员投票决定。如果认为乡村社会共同体因为人数少，社会事务简单，就可以实行民主决策，甚至实行“直接民主”，那么，这种看法可能过于简单。从历史实践看，各民族从来没有普遍实行过这种制度，现代西方国家在极个别的问题上才采取“全民公决”的做法。西方一些学者发现，当共同体成员超过7人以上，对共同体事务直接讨论决策的效率就开始下降。所以，民主制度普遍地采取代议制形式。

韦伯认为，如果有下列条件，直接民主也是可能的：1·这个组织必须是区域性的，或其成员的数量是有限的；2·这些成员的社会地位必须没有很大差异；3·行政功能应该比较简单和稳定；4·必须有目的地进行最低限度的人员培训。一般来说，传统乡村社会不具备韦伯所说的这些条件。韦伯认为在一个异质的社会里，直接民主会造成毫无效率的管理、令人讨厌的无能和不稳定，并且最终急剧增加暴戾的少数人统治的可能。这种少数人统治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因为缺乏技术上有效的管理而造成了协调真空。此外，直接民主方式阻碍了政治谈判和妥协的可能性。（戴维·赫尔德，1996，206－207（三）传统乡村社会的主导权威结构－－对财富的认同

由谁来向传统乡村社会提供秩序和安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供？这是认识乡村政治的核心问题（至于盗匪骚扰和异族侵略问题，一般由国家军队来解决）。

通常，道德、礼仪、宗法制度、宗教制度等，是传统乡村社会的行为规范。如果人们背离这些行为规范，由谁来组织舆论或实施刑罚对违规者进行处罚？换句话说，在传统乡村社会由谁来取得合法地位，维护秩序和安全？显然，在直接民主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下，人们要通过对一个或几个人的认同，来赋予他们维护秩序和安全的权力。进一步的问题是：人们认同谁？何以认同他们？这种认同是否要通过选举取得合法性？

自然，人们会用成本最低、最可靠的办法来解决上述问题。不难理解，人们会希望富人来提供秩序和安全，这绝不是因为人们爱戴富人，而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对富人更信任。秩序和安全对富人更重要，富人对秩序和安全舍得投资，而穷人没有投资能力，采取搭富人“便车”的办法“坐享其成”更符合理性原则。对于富人在政治活动中的优势，早就有学者给予充分注意。例如雅典执掌公民大会和评议会的人往往是那些具有高贵出身或等级的人。他们是家境富裕的精英，拥有充裕的时间来维护他们的联系，追求他们的利益。（戴维·赫尔德，1996，34）“财富是比年龄更重要的因素，在决定社会地位时起主要的作用。只有富人才能付得起不同的公职所需要的开销，所以，他们向上爬得最快”。（J.米格代尔，1974，63页）

富人通过什么途径获取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控制权？或者说，富人在乡村社会权威结构中的控制地位如何取得合法性？一般来说，富人对普通农民首先在经济上有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足以使他们成为秩序、安全等公共物品的控制者。这种控制在一些社会通过等级制度而成为惯例（如西欧社会），在一些社会则通过政府的任命而取得合法地位（如某些历史时期的中国的乡里制度）。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乡绅也是富人，乡绅控制也是富人控制。因为富人往往有必要、也有能力与政府官员建立联系，所以富人得到政府的任命是不奇怪的。对于乡村社会之上的政府来说，承认已经得到乡村居民认同的富人，并给予他们合法地位，使其成为自己对乡村进行控制的人，无疑也是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成本较低的方式。

富人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否与道德、礼仪以及宗法制度对乡村居民的约束相统一？换句话说，富人能否与道德化身、宗族领袖和礼仪维护者的身份相统一？一般来说，在传统社会结构较为稳定的情况下，较之穷人，富人更有可能兼具这些身份。在社会动荡时期，或社会结构转变时期，一切人都可能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违反道德规则，并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而致富，此时，富人可能是恶人的同义语。但富人一旦确立了稳定地位，就需要通过维护道统来维护自己的地位，通常的道德行为规范最有利于富人稳固自己的地位。这就是所谓“起点的不道德会引起终点的道德”。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所以，在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富人通常是道统的维护者。此外，富有家族通常是望族；富有家族的人口增长速度要大大高于贫穷的家族，所以，富人的族长通常也是同姓家族构成的自然村落的宗法领袖。（葛剑雄，1982）宗法领袖当然要维护宗法礼仪；宗法礼仪有利于稳固宗法领袖的统治地位。

传统乡村社会的富人主导政治会不会有害于穷人？很难对此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但富人首先为自身利益服务是毋庸置疑的。我国学者秦晖先生通过对陕西关中农村地区的研究，证明了“政治契约论”观点在中国的适用性。传统乡村社会共同体内部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的关系具有相互依赖性，特别表现为“束缚”与“保护”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思也多次指出，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是“相互的人身束缚”，人们本质上都是宗法共同体的成员。（参阅秦晖，1996，32－33）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普通农民离开这种契约关系，利益会绝对地受到损害。当然，在传统乡村社会共同体中控制者始终处于优越地位，他们拥有特权，单就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会使控制者拥有特权。这是一切权威结构的共同特征。

如果没有外力强制，假设由传统乡村社会的农民选举共同体的政治领袖，会不会选出穷人？在社会状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般不会。一是穷人提供秩序和安全的能力通常很难取得共同体成员信任；二是穷人当政将造成权力结构的不稳定，因为不能排除其他穷人的竞争与挑战；三是穷人当政与富人当政一样不能解决特权问题，甚至穷人在预期权力不稳定的情况下会更多地行使特权（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过程甚至也反映出类似特性）。所以，如果没有外力强制，穷人很难当政。当然，这些判断只有在传统乡村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如果存在外力强制，或社会处于动荡时期，一些穷人的命运会迥然不同。

如果前面的分析能够成立，一个逻辑结论就会出现：传统乡村社会的民主选举没有任何意义。民主选举过程的本质在于，通过竞选活动向选民传播不易得到的信息，使政治领袖获得资格认证；而选举的结果可以告诉少数派自己的力量状况，使社会得以稳定。然而，所有这些信息在传统乡村社会都是比较容易得到的，不需要通过竞选来传播信息，也不需要选举的结果反映力量对比。富人、乡绅长期在共同体之内生活，其身份与能力不需要通过竞选来证明。只有跨出乡村共同体之外，进入市场经济活动领域，这些信息才需要专门的政治过程即竞选过程来传播。对这个判断的实证支持，是中外传统乡村社会从没有出现民主政治这个历史事实；（非社会主义的）落后农业国的民主政治一律徒有其名，一律是寡头独裁政治。拙见以为，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这种现象的必然性正是笔者在这里提供的解释。

另外一个需要认识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乡村共同体的控制者会成为穷人，甚至成为地痞无赖？根据美国学者杜赞奇对中国华北农村的研究，在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可以把富人在村社树立道德形象、使自己成为道德化身看作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需要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否则投资便不可能得到报偿，富人也不会去树立自己的道德形象。华北农村的研究资料可以证实这一判断。三、四十年代的华北战火频仍，民生凋敝，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受到很大破坏，这种情况下履行契约的条件恶化，使担任“中人”（乡村共同体内部的仲裁人）成为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相当一些富人不愿意充当中人，或者干脆逃离乡村，到城市谋生，使村民寻找理想的中人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这时新类型的中人便会出现，如果其它条件不变，新出现的中人通常是较穷的村民，他的撮合范围一般也限于家族之内，且撮合的成功率低，契约条件也很不优惠。由此可以看出，农村不稳定使道德力量的调节作用下降，后者又使农村的交易条件恶化，导致农村社会更不稳定。在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时期，如果国家不能提供农村社会的秩序与安全，乡村富人又没有能力提供，地痞流氓就会成为乡村共同体的控制者。（参阅杜赞奇，1988）在中国不少历史时期有过地痞流氓控制农村社会、而富人对作乡官避之惟恐不及的情形，但这差不多都是中央政府权力极度膨胀、农村社会自治程度很低的时期。（参阅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

五、转型时期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变迁——兼析中国乡村的政治改革问题

（一）结构转变中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

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变，是指传统乡村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相伴随的社会权威结构向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权威结构的转变。

在结构转变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认同条件发生变化或遭受破坏。（1）人口的流动，社区边界的调整，家庭模式的变化等等，都使违反道德和礼仪所产生的羞耻感的惩罚力下降，道德权威和宗法领袖不再成为能有效提供秩序和安全的力量。（2）各种新的聚敛财富的机会的出现，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规则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迅速成为暴发户，富人身份与道德权威身份、宗法领袖身份已很难统一，在保证提供社会秩序和安全方面，富人很难得到人们的信任，财富多少不再成为可信度的重要指标。（3）由于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增大，交易内容变得日益复杂，社会秩序和安全的内涵与以往大不相同，提供安全和秩序的政治人物需要新的知识经验和新的专业背景方能胜任，而这种关于知识经验和专业背景的信息具有某种隐蔽性，人们通常不容易通过廉价支付得到这种信息。标志政治家出现的社会分工已具有必然性。在这些变化之下，乡村社会已经很难通过对道德、宗法和财富的认同来产生稳定的政治权威结构；而政府的任命也已经很难与乡村居民的认同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政府的任命虽然可能具有合法性，但不一定具有有效的权威性。不具有权威性的合法性，也不具有行政效率，这种情形发生在乡村社会，会破坏乡村社会的稳定性。

米格代尔对内向型农村转向外向型农村后农民群体政治意识发生的变化作了精彩的分析。这种转变发生后，农村中已没有能被农民接受的农村公平分配机制和相应的社会制度。这个时候，“农村以外的法院和警察在农民生活中变得及其重要。”“对外联系扩大后，农村在农民生活中完全变得无关紧要了。”“社区很明显不再是农民认同的基础。”也就在这个时候，农民对农村政治组织权力的承认不再是基于该政治组织与旧的农村社会体系的关系，而是基于该政治组织与国家，即新的社会体系的关系；农村领导人在更大程度上被看作是行政官员，农村社区领导人原有的受人尊敬的地位消失了。概括地说，开放型农村社会“意味着农村政府的持续活力更多地取决于它与更大政治制度和更大政治社区之间的关系。”（J.米格代尔，1974，168－171页）

为了产生较为稳定的乡村社会权威结构，使得权威结构能保持一种强制力，保证人们遵从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显然需要一种新的对权威的认同方式，这种方式便是民主选举制度。本文第三节所述关于民主政治的功利作用，正能够适应乡村社会对转变时期权威结构的需要。所以，如果说传统乡村社会不需要民主政治，那么，传统乡村社会开始解体，就意味着对民主政治的需要开始产生。

（二）结构转变时期乡村民主政治能独立发展吗？

能否在全社会民主政治发育不足的背景下，率先发展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迄今为止，尚无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可能性。成功的政治制度变革走的是与此相反的道路，并且，选举权大体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而逐步扩大。

第一，按照本文的分析，民主政治是传统乡村社会开始解体后产生的需要，但传统乡村社会只是整个传统社会的一部分，而在整个处于转变时期的社会中，乡村社会的转变最慢，所以，乡村社会以外的市民社会或工业社会应该更早地、更强烈地产生出民主政治需求，也就是说，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应在工业社会之后发生。

第二，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必然是社会集团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这种调整即使不引起大的社会动乱，也会因利益摩擦而不断出现社会集团之间的僵持和对立。通常，借助社会经济结构转变而获利最大的集团，也是政治对话中力量最强的集团，并且也往往是对民主政治需求最强烈的集团。从历史的经验看，这样的集团是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而不是普通农民阶层。经济力量弱小、分散的农民无论怎么看都不会成为推动民主政治的主要动力。在传统乡村社会解体不彻底的情况下，普通农民还有可能成为反对民主的力量。1793－－1796年间，法国旺代省就发生了农民的反革命暴乱，农民在暴乱中高呼口号“还我国王”，“国王和上帝万岁”；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资产阶级，他们的领袖是教区牧师（摩尔，1966年，75---85页)。恩格斯在评价拿破仑时也曾这样说：由于拿破仑采取了解放农民的措施，引起了农民的不满。（1846年，《全集》2卷，636页)中国近现代史上类似情形也不少见。

第三，按照我们的分析，乡村居民在其经济活动突破乡村社区范围以后，遇到新的“不确定性”，才需要民主政治来提供秩序和安全，以克服这种不确定性。所以，与其说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发生在乡村社区之内，不如说发生在乡村社区之外。乡村民主政治一开始就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可能独立存在于乡村社区内部。

当然，理论分析与历史经验有时未必一定能与现实相对应。乡村社会或许未必一定是民主的阳光最后抵达的地方，如果有政治家的政治艺术的高超发挥，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序（在不违抗基本规律的情况下）或许会出现变通。对此，我们很难进行预测。

（三）民主政治的发展：在政治规律与政治艺术之间运筹帷幄

在社会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经济利益关系会发生重大调整，并相应产生政治结构变化的要求。“欠发达国家的大幅度经济增长可能需要在现有的物质技术，甚至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作出较大的改变……对于今天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看来很有可能的是，它们还要为建立与充分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有效的政治体制进行长期的试验性斗争”。（库兹涅茨，1973，287）

库兹涅茨所说的“有效的政治体制”当然是指现代政治体制。罗伯特·E·沃德和拉斯托提出了现代政治体制的特征：高度差异和功能专门化的政府组织体制；政府结构内部高度一体化；理性的和世俗化的政治决策体制；政治决策和行政决策的数量多、范围广、效率高；人们对本国的历史、领土和民族性有广泛和有效的认同；人们有广泛的兴趣积极参与政治体制，虽然他们未必参与决策；政治角色的分配是根据个人成就，而不是依据归属关系；司法和制定条例主要是以世俗的和非特指某一个人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亨廷顿的概括是：现代政治体的特征是：“理性化的权威，差异性的结构，大众的参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能够实现广泛目标的能力”（S.P.亨廷顿，1996，44）

亨廷顿的这几项概括，每一项实现都很不容易。理性化权威的形成意味着人们关于合法性的观念发生改变，有可能动摇人们对既定权威结构的认同，导致统一意识形态的瓦解。差异性结构的形成意味着职业化的政治家和官僚机构控制社会，而这种控制需要建立在社会的广泛认同的基础上，达成这种认同将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大众参与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大众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以什么样的组织形态为基础，既与社会变革的程度有关，也与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有关，其中充满着很多不确定因素。

过速调整政治结构可能会带来巨大政治风险。从社会功利主义出发，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杰出的政治家强调社会稳定的意义。“一些经济群体过去存在的相对地位如果持续地处于动荡之中，便孕育着冲突－－尽管各个群体的绝对收入和绝对产量都有所上升。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冲突会导致公开的内战，美国内战就是明显的例子。”“只有在不付出太高的代价的情况下解决这种冲突，现代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实现。”（库兹涅茨，1973，279-280）

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必以经济改革为先导，这几乎被证明是一种规律。萨缪尔森在对当代主要国家的社会变迁发表评论时指出：戈尔巴乔夫也许犯了个错误，他最先开始自由化是公民权利，或许他应当从经济层次开始（如中国那样），……。无论如何，我觉得如果他从经济层次开始自由化改革，渐次导致文化变迁，然后进入政治层次，结局便会很不一样。智利是这样做的。（参阅汪丁丁，1998）

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过程中，由不适当的政治改革操作而产生的政治改革失败，最有可能发生在乡村社会，并引发全社会的动荡。（党国英，1996；1997；1998）在遵从政治变革规律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政治改革操作，是一种政治艺术，但对此进行讨论已不是本文的任务。（四）推论与预测：中国乡村政治改革的意义

事实上，中国在1978年以后又开始了一场新的乡村社会动员运动。这场运动的经济内涵是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推广，而政治内涵则是乡村民主自治选举的实行。对于后一变化的前景在目前很难进行准确地分析预测；对政治发展的预测常常容易发生错误，亨廷顿就犯了不少这种错误。但通过本文以上理论分析，我们还是可以讨论一些问题。

在中国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推行以前，乡村领导人的合法性是通过上一级政府的任命而确立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合法性获得方式已经过时，社会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对此我们已经作出了分析。由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或许会有下述特点。

第一，我国乡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部分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有强烈需求，并对更高一级的乡政府领导人的选举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关注。这本来民主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大部分落后农村地区，由于其社会经济的封闭性，农民对民主政治并没有强烈需求。这些农村地区的民主选举活动容易受到上级政府的干预，民主选举制度形同虚设。这些地区的某些乡村可以有组织良好的民主选举活动，甚至可以选出好的领导人，但这种情形对某个上级领导人的个人素质有很大依赖性，因而具有偶然性。

第二，就整体而言，乡村民主选举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政治事件，无论村民还是政府都对于民主政治的知识极其缺乏，许多技术性的工作也需要逐步掌握，因此，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很不规范的。就眼下而言，对大部分落后乡村的民主自治制度不能估计过高。政府干预选举将是普遍现象；因为贿选成本低廉，金钱政治将广泛存在；家族势力乃至地方恶势力也容易影响选举活动。

第三，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有着最强烈的需求。一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二是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而民主政治是最可以降低不确定性的制度。新崛起的富人阶层购买“党票”，进行贿选，组织帮派，积极寻求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由于地方财政等实际利益的驱使，许多地方政府也乐意富人阶层进入基层政府。这种富人政治及其伴随的某些不良现象，是实行民主政治之初的正常现象，并不奇怪。如果政策调整得当，乡村富人阶层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第四，农村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人口变动对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普遍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农民将迁居万人左右以上的小城镇和大中城市，传统村落将逐步收缩为小的农场主居民点。这个过程在总体上将相当漫长，但局部变化已经在发生；只要出现这种变化，传统村落的民主自治制度就将失去意义，民主选举就必须扩大到小城镇。

第五，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将扩大农村社会内部的家族冲突或宗派冲突。为了竞选村委会主任职务，竞选者将会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投票人的认同，而在乡村社会，血缘关系是获得认同的最重要的、也是成本最低的资源，竞选者一定会大力利用这种资源。在乡村社会其他认同条件发育不足的情况下，血缘关系的资源将更显得重要。只有在农村社会经济分工得到深化，农村人口显著减少的情况下，血缘关系在政治活动中的意义才会降低。

“乡村民主自治”已经是一个乡村政治动员令，它给乡村居民追求民主政治提供了合法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乡村居民还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们还很难判断。对于未来的变化，国家领导人理应未雨绸缪，提早作出统盘考虑。

（五）从长远考虑的改革：一种技术性调整

从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看，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是有缺陷的。今后逐步作出下述几种技术性调整是有必要的。

1·政治语汇调整。“自我管理”等“自治”概念反映了一种封闭型社会的理念，应考虑取消。应以现代国家的行政分权思想替代自治理念。

2·应逐步引入竞选制度。事实上，乡村民主选举中的竞选已经存在，但极不规范。倡导规范性竞选对乡村民主政治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3·从农村开始逐步实行“党政合一”制度，鼓励乡村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竞选村民委员会主任，对于竞选不成功的党的领导人应予以撤换。

4·现行法规中的“大的自然村可以设立几个村民委员会”规定不符合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应予修改。大的自然村仍以一个村委会为好。

5·在有条件的乡镇试行直接选举制度，即由公民直接选举乡长、镇长，并鼓励党的领导人竞选这一职务。

6·现行“村财乡管”等剥夺村民委员会权利的制度应考虑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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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当政范文篇7

财政绩效与金融市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一)财政绩效的约束影响分析政府财政绩效约束影响，首先需要明确财政绩效的具体内容。在财政学中，财政涉及到的宏观经济术语包含财政赤字、税收、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以及债务。理性预期是影响现代经济的主要因素，好的财政绩效与理性预期相一致，而坏的财政绩效则与理性预期相悖。财政绩效可以通过赤字比率、税收比率、支出比率以及债务比率等来衡量。政府财政纪律严谨促使这些比率上升时，宏观经济会蓬勃发展;财政纪律松懈导致这些比率下降时，宏观经济就会出现波动，甚至下降。财政绩效的好与坏由此产生。现在的金融市场通常是二十四小时进行交易，全球经济连成一个整体。所以无论哪个国家金融市场异常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1991年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是政府隐藏担保导致形成大量债务。这场金融风暴波及到整个亚洲地区，使亚洲经济遭受巨大损失。政府根据国家形势提高税收税率，当税收税率普遍认为过高时，就会导致资本外逃。最近有关报道称，新加坡是富人集散地，那里聚集着世界上大部分富翁。很多富人都愿意移民新加坡，改变国籍。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大多数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都普遍采取增加税收，以弥补财政赤字。移民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新加坡的税收税率很低［2］。(二)金融市场的约束影响金融市场良性运作离不开政府引导，国际发展与合作组织中的大多数国家都对本国财政体系进行了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金融市场开始对政府改革作出反应。金融市场是一个为投资者提供融资渠道的市场。在美国，那些采用应计制信息进行贷款的州，与没有采用应计制的州相比，其贷款条件一般比较高，而贷款利率和融资成本很低。金融市场开放性越高，其对政府的政策和行动越敏感，特别在政府财政赤字和支出方面。现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着通货膨胀，所谓通货膨胀就是货物供给远小于需求，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当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通货膨胀一般会发生。通货膨胀会导致货币贬值，大量资金外流，也可能会使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实行，继而影响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造成政治不稳定。所以，在开放性金融市场上，政府要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般需要更高政治成本。开放性金融市场尽管会带来很多好处，但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也会带来一定弊端。由于开放性金融市场的敏感性，其一般会对政府的政策和行动迅速作出反应，所以，需要加强政府财政纪律，约束政府行为。金融市场可以为投机者提供投机机会，为一些企业提供快速融资渠道，也可以对财产保值。在政府融资中，金融市场占据着重要位置。金融先进行融资然后借贷给政府。而政府借贷一般根据政府信用评级和偿债能力两个方面来考虑，政府信用评级越高，偿债能力越高，则政府借贷数额就越高，成本就越低。现在政府的赖债风险也需要考虑进去，政府赖债风险越高，当其借债额达到一定规模后，借债就会停止。从中可以看出，金融市场是会对政府扩张性财政行为产生约束作用的。

提高政府财政绩效与发展金融市场的策略

(一)提高财政透明度和扩大财政公开信息范围财政透明度高低会直接影响到金融市场稳定和繁荣。加大财政透明度管理有助于公共治理。良好财政管理需要财政透明化。公开的财政范围包括公共部门账目和财政政策取向。而公共部门中国防、教育、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福利规划等经济领域在现代经济中占有比较大比重。对于公共部门，我们需要了解政府的拨款数额，让群众监督政府费用使用情况。目前一些行政部门费用乱用问题比较严重，公车私用，利用公费旅游等现象屡见不鲜。为防止这些情况发生，政府需要对这些部门设定资金使用额度上限，同时对行政人员外出费用情况进行公开，防止国家财务混乱，减少公费乱用情况发生。现阶段，财政透明度对一个国家的财政是极其重要的［3］。财政透明度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财政公平的重要前提。任何国家经济波动都会对全球经济有影响。为此，欧盟最早开始对财政透明度进行公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指出，政府治理好坏取决于宏观经济是否稳定，宏观经济稳定需要良好的治理效果，而良好治理效果离不开财政透明度，所以财政透明度至关重要。财政透明让借款成本更低廉，体现公众对政府财政的支持。虽然开放性金融市场可以降低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还可以使政府财政绩效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开放性金融市场不是万能的，超过一定限制，其有效性就会受到抑制。在发展金融市场问题上，企业需要将其内部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各项重大会议内容向群众公开。公开的金融市场信息应该包括企业年度或季度财务报表以及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因为这些内容直接与广大股民切身利益挂钩，也可以很好防止金融市场中欺诈情形发生。(二)调整财政公开信息制度目前，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都有关于公共信息要求的规定，只要公共需要，不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的信息，都有必要进行公布。澳大利亚最近颁布了《预算诚实章程》，英国颁布了《财政稳定法典》，而时间更久远一点的《财政责任法案》，是新西兰于1994年颁布的一套法定基准。这些法典都对公共信息公开透明作出了规定。现实证明这些国家所要求的财政透明度远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更高，其国家财政也更加稳定。而我国政府多数情况下不公开公共财政信息，或者公开的财政信息不全面、不详细。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公开信息的豁免大多采取概括式，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甚至没具体要求需要公开的信息。这就使得政府部门干脆采取信息全部不公开或部分公开来应付了事。因此，我国需要制定更加具体、详细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增加政府公共财政信息公开范围，公开内容要简洁明了、直观。《金融制度》制定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结合市场中出现的不利于金融市场未来正常发展的状况对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适时进行制度更改，以规范金融市场。例如，目前金融市场上退市现象比较多，主要是企业内部发展信息没有公开导致，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就需要制定相关法律措施，严禁上市公司携款退市，给股民造成巨大损失。退市需要符合标准，退市前，审计部门需要对其财务问题进行盘查，严厉打击企业财务弄虚作假行为［4］。总之，金融市场约束会让金融市场更加繁荣稳定，会更有利于我国政府财政。而财政透明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是我国政府实行开放性政策的关键一步。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但高度透明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我国政府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本文作者：李昀芯工作单位：海南省财政厅

富人当政范文篇8

关键词：封建社会；经济思想；宏观经济；经济调节；政府干预

虽然从表面上看现在我们采用的经济调控政策十分的西式化，实际上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子。中国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孕育出了非常丰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封建经济并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而是一个商品经济体系。西方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表现在其最小经济单元为领主庄园，在这个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中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不需或很少与外界发生商品交换。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最小经济单元是个体农户，所谓男耕女织，大量手工业产品及非自产消费品都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从外界取得，因此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历来都具有商品生产和流通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原因除了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超稳定性，还在于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由于中国政治上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存在，它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与之相配套的经济管理方式，即国家以直接参与经济的方式管理和干预经济。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巨大的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每当积累到达一个顶点，就以社会组织崩溃，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方式予以暂时缓解，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矛盾因素重新开始积累。尽管封建社会进程中众多参与者最终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历朝历代的当政者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和努力，因而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经济思想。历史不会以断裂的方式向前演进，作为历史的后来者不应该忽视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现代社会经济与封建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仔细分析，加以利用。

本文试图引入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工具，分析历代当政者的经济管理思想，从中梳理出中国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大致脉络。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对象包括管子[1]、桑弘羊、王莽、刘晏、王安石和丘浚，之所以选取当政者的经济思想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他们都是直接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经济问题，其对策和措施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有切实的经济运行结果或效果可以比较，这些都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清楚经济事物内在的相互关联关系。

一、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的指导原则

宏观经济管理指导原则是经济管理者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措施时所采取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认识水平不高，但经济管理者通过观察实践总结出不少有益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总体上表达了生活富裕、国泰民安的良好愿望。管子把国家的“德”具体化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兴。……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土带）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驰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2]管子在这里给我们描述了理想社会的各种经济特征，发展生产、兴修道路和水利、低税赋、解决社会保障等等，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这个理想社会模型中所占据的控制和主导的地位。

1．国家视角

历代当政者经济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其国家视角，即最终目标是要使国家里的所有人都能够“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能使某一阶级或阶层过于贫穷而处于危险的边缘，同时有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自我心理感受。一方面，这与和谐中庸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一脉相承，理想社会的标准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统治者的任务正如明代文渊阁大学士丘浚所言：“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赋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3]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政者在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时所必须采取的现实态度，因为社会中任何一部分人过贫或过富，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直接威胁到统治者政权的稳定性。管子在国蓄篇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4]

在国富和民富的相对关系认识上，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前后发生了很大的转折。早期的经济思想中是将二者对立起来，管子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出人君对民众财富要做到“富而能夺，贫而能予”[5]。商鞅从实施农战政策，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角度出发，提出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愚，“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国强”[6]，表明当时的管理者只看到这个问题统治者强势的一面，片面地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索取。到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管理者已认识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和前提，丘浚指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7]。通过促进生产，增加全社会财富总量，进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如是则在于民也无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这较之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简单论断有了很大进步。

此外，国家视角还有一重含义在君主对天下自然之物的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经济体现。桑弘羊说：“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8]而到封建社会后期丘浚提出：“天生物以养人，非专为君也，而君专其利，已违天意矣。”[9]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认识水平在提高，自身经济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君主所有权观念在不断淡化和减弱。

2．国家占据经济管理优势地位

在国家调节经济过程中，当政者认识到自身必须在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才有利于调节措施的进行，管子轻重论是典型代表。他指出：“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10]“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11]管子充分利用“物以稀为贵”的经济原理，顺势而为，非常灵活地调节经济。当市场流通中有较多的谷物时，国家控制货币，则货币的相对价格高，当国家收购谷物后，市场流通中的货币较多，则谷物相对价格高，这样在货币与谷物的相对价值运动过程中，因国家占据垄断地位而总能够保持经济调节的优势地位。在这一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扮演着一个大垄断商人的角色。在对外贸易交换中，这一原则相应演变为保持对外贸易优势地位。“天下轻，我重”[12]，“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下不吾泄矣……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13]也就是说管子认为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要出口相对价格高的商品，进口相对价格低的商品，借此达到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目的。

3．经济信息的重要性

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很早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掌握经济信息的重要性，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必须是在充分占有经济信息的基础上，而这恰恰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下单个市场参与者所无法做到的。经济信息的迅速流动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国家和政府借助自身天然优势可以促进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播。管子说：“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同时，“国轨布于未形，据于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14]“国轨”是管子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一旦规划形成，宏观经济调节便依此展开，绝非随意而为。另外，《管子》中问篇、八观及入国等篇列明了对国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的详细问题，其设计非常细致周密[1]362－364，反映出管子作为一国经济管理者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了然于胸。

到唐代，著名理财家刘晏第一次建立了全国商业价格情报系统。《旧唐书·刘晏传》载：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15]。可见政府为获得即时信息不惜花费大量开支，在实践中价格信息在政府调控经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

明代，丘浚建议：“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16]由此，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个商业信息报告体系，使得政府能够及时掌握市场动态信息，相机制定决策，调节供需，平抑物价。

二、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必要性

国家和政府是否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及如何干预，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始终存在分歧，直到现在仍是一个没有达成统一认识的问题。经济实践表明单独实行某一方面政策也是各有利弊。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家干预是主基调，封建社会管理者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后才推行这一国策。

在理论层面，管子最早以朴素的方式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认为人之本性是“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17]然而，与西方同样是经济人的微观基础，但引出的结论却很不相同。亚当·斯密由经济人假设得出的结论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原则，管子得出的却是国家干预的结论，“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而且“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18]，故必须有政治权力（在管子看来，这是超阶级的）出而为之指导，使其避害而就利[1]303。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假设，在抽象的经济人概念掩盖之下，中西方经济体系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其经济行为和社会发展模式出现明显的差异。公务员之家

此外，管子还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出发说明国家宏观调节的必要性，“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籴釜十镪，而道有饥民”，“物适贱，则助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19]表明在年景好与年景差时粮食价格相差十倍之多。《管子》中还有一些不同地区粮食价格差异的记载，如《轻重乙》所载：“昔狄诸侯，亩钟之国也，故粟十钟而锱金。程诸侯，山诸侯之国也，故粟五釜而锱金”[20]，表明粮食高产区和低产区粮价相差约二十倍。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生产生活过分信赖自然条件，外界自然环境变化会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价格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经济剧烈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流通服务变得格外迫切。由政府出面组织调剂，本着安定百姓生活的社会公共性目标（而不是纯粹以赢利为目的），在谷物丰收时收购存贮，到谷物歉收时投放市场，或将谷物从高产地区运往低产地区，以调剂余缺，为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商人似乎不能起到稳定经济和价格的作用，他们会在商品丰裕时故意压低市场价格而后收购，或在市场商品短缺时囤积居奇，使得短缺现象更加严重，从而提高商品价格，以期在抛售时获取更多利润，这样做无疑会使商品价格波动更加剧烈，不利于生产发展和百姓生活。王安石在其市易法建议中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或倍本数。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缓急，擅开阖敛散之权。当其商旅并至，而物来于非时则明抑其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车不继而京师物乏，民有所取，则往往闭塞其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21]

另外同等重要的是，不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商业领域，兼并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阻碍，更是社会不稳定的直接诱因，各朝经济管理者普遍持打击态度。汉代桑弘羊在主张国家经营盐铁时，指出专卖政策是为了抑制兼并，防止“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22]，“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23]王莽认为，对垄断性商品应该全面管制，防止豪民富商从中牟取暴利，剥削普通劳动人民。他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24]宋代王安石把抑制兼并由自然垄断行业推广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指出：“有财而不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29]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放弃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采取放任的政策，必然产生兼并垄断，而不一定要有富豪大家存在才会产生兼并，因此他把摧抑兼并看成是封建国家的重要职能，其变法措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摧抑兼并同时也与巩固封建统治直接相关联，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一是商业交易的核心原则在于交易双方地位的平等性，一旦商人经济实力过强，必定会对封建社会等级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危及统治安全性。二是富商大贾所经营事业一般规模较大，如盐铁业，必然聚众独处，时间一长难免产生脱离朝廷统治的倾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桑弘羊对此就曾提到：“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25]，并指出：“鼓金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滑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26]

在讨论兼并产生的原因时，经济管理者也认识到由经济个体自身素质的高低差异带来的经济后果，桑弘羊说：“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27]，“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28]以后也有多人论及此点，因此，摧抑兼并也暗含了追求绝对平均的社会理想。

三、封建社会宏观经济调节的措施和目标

在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经济管理方式的独特性在于政府作为经济经营主体直接参与到经济运行过程之中，因为这样做可以将政府调节经济的公共性目标、维护政权稳定性目标和自身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当政者的最佳选择。而一般意义上的重农抑商国策，所要限制的是民营工商业，官营工商业则不在其列。随着朝代更迭，具体调节措施包括名称多有变化，但宏观经济调节思想和政策的核心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在封建社会中，农业占据国家经济大部分比重，因此调节政策主要围绕农业领域展开。一般常见的政策是，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常平，对手工业产品实行专卖，在农业信贷方面实行政府专营。

管子提出由国家掌握生产及生活资料，贷或租与农民，同时运用价格政策，防止富豪大户兼并压榨农民。“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扩可得而平也。”[29]由此可以看出，在管子的经济调节政策措施里，国家在市场丰裕、物价较低时购进，在市场短缺、物价高起时卖出，一则平抑物价，二则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三则打击富豪大户，一举三得。

汉代桑弘羊推出的经济政策中平准政策与管子类似，明显有变化而且直接发挥巨大作用的是盐铁酒的专卖。因为盐铁行业具有垄断性质，能够产生丰厚利润，以往富豪也多经营盐铁业。在桑弘羊实行专卖后，政府获得了巨额财政收入[30]，同时打击富商大贾，抑制兼并，巩固了封建统治。王莽所推行管制工商业经济活动的措施是六管政策，其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含了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盐铁酒专卖、货币统一铸造、工商业征税和五均赊贷，其中五均赊贷是王莽经济管制措施中最突出的一部分。五均是指政府根据商品市场价格变动情况评定物价，并以“市平”价格作为标准采取相应调节措施，如购买和抛售商品，来稳定市场价格。赊贷则是由政府组织资金进行贷放。在这里，“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是实现了摧抑兼并，“公家有余”是扩大了财政收入，而“恩及小民”则是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普通劳动人民利益，同样是一项政策同时实现了三项目标。

王安石在农业方面最有影响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由政府拿出资金贷放于农民，其政策目标在稳定粮价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摧抑兼并，他还要求三等以上人户担负四分利息，而这些富户实际上不需要贷款，由此青苗法在摧抑兼并这一目标上走得更远。

明代丘浚非常重视商品市场价格的稳定，把“平物价”与省力役、薄赋敛并列作为“王者”的重要任务。丘浚所提稳定价格与前朝历代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他淡化了抑制兼并和扩大政府收入两项目标，表明他意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应当停留在保持经济体系和商品市场的稳定这一层面上，而对参与市场的经济个体不加干涉，而且政府不应当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谋取自身利益。

丘浚可谓封建社会经济调节政策的集大成者，观察论述面广，对历朝历代的各种经济政策措施悉数进行了整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做出了方向性的转变，提出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只保留了“平物价”一项，同时在货币制度、财政预算、海外贸易、漕运、常平等方面提出诸多更加科学的政策主张，颇有新意，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经济管理的发展方向。在丘浚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生生不息、推陈出新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288；362－364；303．

[2]管子·五辅篇

[3]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市籴之令

[4]管子·国蓄篇

[5]管子·揆度篇

[6]商君书·说民篇

[7]大学衍义补卷二O，总论理财之道上

[8]盐铁论·复古

[9]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三，戒滥纵之失

[10]管子·国蓄篇

[11]管子·山权数篇

[12]管子·轻重乙篇

[13]管子·山至数篇

[14]管子·山国轨篇

[15]旧唐书·刘晏传

[16]大学衍义补卷二六，铜楮之币上

[17]管子·禁藏篇

[18]管子·禁藏篇

[19]管子·国蓄篇

[20]管子·轻重乙篇

[21]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一

[22]盐铁论·禁耕

[23]盐铁论·复古

[24]汉书·食货志

[25]王临川集卷八二

[26]盐铁论·复古

[27]盐铁论·刺权

[28]盐铁论·错币

富人当政范文篇9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中庸政体中产阶级共和调查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两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观点。其一，国家是基于自然的生长、演化和创造。即从为满足一切日常的需要起见所设立的家庭，到由多数家庭集合而成的村落，再到被亚氏视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最后的阶段的国家。其二，国家的目标，绝不单单是生殖与生存，而在于国民的幸福与国家的繁荣。国民的幸福，当然是指一切美德的实现，所以，在亚氏看来，国家是有其高尚的伦理目的的。他所谓的国家，不是单单希图共存的团体，而是向着美善精进的那种社会生活。质言之，自然的本性的衍生和强烈的伦理目的，构成了亚氏审视国家的独特视角，也是其对政治学的两大贡献。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亚氏的政治学并非一种独立的科学，而是为完成其伦理学起见的辅助科学。[1]

诚然，为完成这一学科构想目的，单单只是完成从伦理学到政治学的过度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在政治学内部进行构想与慎思。亚氏思虑的是，为完成其伦理目的，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学？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思想？政体如何构建？什么样的政体是理想的政体？理想政体如何维系？其基础是什么？这些都是亚氏在构思其政治思想与政体理论中所必须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时至今日，我们还必须认清的一个现实就是，亚氏对后世政治学的影响何在？其要义何在？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求解，构成了本文的运思逻辑。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其中庸的政治思想。

一、中庸政治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多处阐述了其中庸政治思想。亚氏的中庸政治思想来源于其伦理学巨著《尼格马科伦理学伦理学》的基本观点。

“一切行家都要避免过度和不及，而寻求和选择中间——相对于我们而言，而不是相对事物而言的中间……事物美好到一点不能再增加，也一点不能再减少。因为‘恰到好处’会因过度和不及遭破坏，通过中道而保全。如同我们所说的那样，好的木匠再工作时，总是要看准中线。而德性如同自然一样，比任何技术更精确，更优美，那么当然要以中道为准则……过度、不及、中道就发生在这些情感和行为之中，在恐惧、鲁莽、欲望、愤怒、怜悯等情感中，以及在一般的快乐和痛苦中，人们都可以感受到过度或不及，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好的，而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对象、适当的关系、适当的目的、适当的方式，则是中道和至善，为德性之所有。同样，对于行为来说，也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道。”

“德性与情感和行为相联系。在情感和行为中的过度与不及都是要遭受失败的，而中道则受到称赞，获得成功。被称赞和成功都属于德性。所以德性乃是一种中道，因为它旨在达到中间。行恶是多方的（因为恶属于无限，正如毕达戈拉斯派所断定的那样，而善属于有限），相反，行善则只是单向的，这就是作恶日益，为善困难的原因：因为射不中目标很容易，而击中目标则很难。由于这个道理，过度和不及属于恶，中道属于善。”“德性就在两个邪恶之间——一端是过度，一端是不及。德性就在于发现和选择中间，而邪恶则是在情感和行为中超过或不及所应得的。所以，就其本质以及它是什么的原理而言，德性就是中道。”正如福库利德斯（Phokulides）所祈祷的：“那些处于中间的东西是最美好的，但愿中道存在于我们的恶城邦吧。”[2]

这一基本观点可以概述为：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免于烦累的善德善行；善德就在行于中庸。亚氏所谓的“中庸”，指的是过无不及，自制温和，调和适中，中道平衡，不走极端，以中间境界为最佳状态。因为这种境界最能够顺从理性，是适宜于大多数人、且也是大多数人所能做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如果说要过上善德善行的生活就必须完成从伦理学到政治学的学科建构和知识创见的话，那么，从中庸政治思想到政体观上的中庸政体思想，就是其必然逻辑与当然之举。如果说前者是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学科跨越与学理构思的话，那么，后者就是政治学这一学科内部的体系搭建与逻辑推演。因而，接下来我们自然要讨论其中庸的政体思想。

二、中庸政体观

1、中产阶级当政

亚氏的中庸政治观集中表现在其中庸的政体观。就政体来说，阶级基础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必须以中产阶级主导。因为城邦虽由不同的阶级组成，中产阶级是所有阶级中最为基础的也是最为理想的。“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3]城邦应该扩大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阶级队伍。简言之，亚氏主张把统治权赋予中产阶级，由此组成的政体，也就是中产政体。

这是因为中产阶级具有其自身的优势。首先，相比富人和穷人来说，中产阶级趋于理性。“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趋向这一端或那一端——过美、过强、过贵、过富或太丑、太弱、太贱、太穷——的人们都是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的。第一类人们常常逞强放肆，致犯重罪，第二类则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大多数的祸患就起源于放肆和无赖。”[4]其次，“他们很少野心”。过多善业和过富过贵的人由于从小没有养成循规蹈矩的品性而不愿也不能受人统治；缺乏善业和过贱过穷的人又太卑贱而甘于自暴自弃。前者只能治人而不能治于人，后者谨守服从而不堪为政。不利于形成阶级之间的友爱的情谊。“这样的一个城邦就不是自由人的城邦而是主人和奴隶所合成的城邦了；这里一方暴露着藐视的姿态，另一方则怀抱着妒恨的心理。一个城邦应有的友谊和交情这里就见不到了。”[5]

再次，相对来说，中产阶级比较稳定，也利于政治安定。“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财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6]这一点还可以寻求现实的素材予以佐证。“有这样的证据清楚表明，那些最优秀的立法者都是中等公民，说就是轮一位中等公民（这在他的诗文中说得很清楚），卢库尔格斯（Lukourgos）并非出身于王族，卡隆达斯（Kharondas）以及几乎所有的其他立法者都是中等公民。”[7]其实质含义在于，相比其他两种（贫者和富者）而言，中产阶级具有人数多，力量强的优势，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在这样的城邦，立宪政体得到良好的发挥”[8]。

总之，就一个城邦的组建或者政体的创设来说，应该以中产阶级作为基础。“一个城邦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存在，总应该尽可能由相等而同样的人们所组成（由是既属同邦，更加互相友好）；这里中产阶级就比任何其它阶级（部分）较适合于这种组成了。据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9]就建构优良政体的阶级基础而言，亚氏力主最优良的政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如果中产阶级足够强大，就可以抗衡极富者和极弱者。这样就不容易形成绝对的平民政体或者单纯的寡头政体。而这两种政体都是导致僭政的根源。掌权的中产阶级行于中道或者是近乎中道，也就不易发生这种蜕变。不仅如此，这种形式的政体还可以避免党争、内讧和纠纷。“对于大多数城邦而言，最好是把政体保持在中间形式，惟有中间形式的政体可以免除党派之争；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的，公民之间就少党派而无内讧。”[10]

2、共和政体思想

此外，就政体的性质而言，“凡是和最好政体愈接近的品种自然比较良好，凡离中庸之道（亦即最好形式）愈远的品种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最恶劣的政体就最不容易防护。”“寡头和平民政体两者虽然都偏离了理想的优良政体，总之还不失其为可以施行的政体。但两者如果各把自己的偏颇主张尽量过度推进，这就会使一个政体逐渐发生畸形的变化而终于完全不成其为一个政体。”[11]

共和政体就是混合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中间型式或者说是中间体系。“共和政体的本旨只是混合贫富，兼顾资产阶级和自由出身的人们而已。”而其两端均可从这一中间体去追寻其渊源和痕迹。“一个混合得良好的共和政体看来应该是两备平民和寡头因素的，又好像是两都不具备。共和政体不应凭借外力支持，而要依赖内在均势来求其稳定；至于就内在力量而言，有大多数人维护这种制度还是不够的，一个不良的政体也是可能得到多数人拥护的，只有全邦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存在着改变现制的意愿，这才算是稳定。”[12]

亚氏列举了三种混合政体的组建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较好地体现了亚氏的中和平衡、不走极端的中庸政治思想。参见下表：

共和政体组建原则和方法：

方法举例

1、同时采取平民和寡头政体的两类法规。以法庭中的陪审席位为例，在寡头政体中，富人倘若不出席作陪审员就要受罚，穷人如果出席则并无津贴。繁殖，在平民政体中，则穷人出席可以取得津贴而富人缺席并不受罚。

2、把两类法规折衷而加以平均。譬如，一种政体对于出席公民大会完全没有财产资格的限制，或者仅仅订立极低的财产数额作为出席的资格，另一种政体则订立了高额财产资格。于是我们可以将其加以平均而订立一个折衷数额。

3、在寡头和平民政体中都选择一些因素而加以混合。譬如，就任用行政人员而论，拈阄（抽签）法素来被认为属于平民性质，选举法则属于寡头性质。订有财产资格的为属于寡头性质，平民性质的官员就完全没有财产资格的限制。共和政体就在两类法制中各取它的一部分，在寡头政体中选择以选举法作为任官的方式，在平民政体中则不采行财产资格的限制。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0－201页。

对于具体的城邦和社会而言，应该选择何种政体，应该有一些法则可以遵循。这就是亚氏所谓的一条公理，三条成例。适用于一切政体选择的公理是：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组成每一城邦的部分都有质和量这两个要素。城邦的质（自由身份、财富、文化、门望）和量（人数的多少）之间必须保持平衡。

由此可以得出三条推论：1、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其在量的优势超过了另一部分人在质方面的优势，宜于建立平民政体。2、如果富户和贵族阶级在质方面的优势足以抵偿自己在量方面的劣势，势必产生寡头政体。3、如果中产阶级的人数超过其它两个部分（富人和穷人），或仅仅超过两者之一，可能建立一个持久的共和政体。共和政体中的各个因素倘使混合得愈好愈平衡，这个政体就会存在得愈久。[13]

就政体的维持和延续而言，同样必须贯彻这种中庸思想。这被视为“绝对不应该忽略的至理”[14]。政体选择的公理同样适应于政体保全的方法，即保全的重要方法在于保证一邦之内愿意维持现有政体的人数超过不愿意的人数。这就是中庸（执中）之道有利于保持政体平衡的妙处所在。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各自有其不同的维持方法：为维持平民政体，平民们应“随时出而为富户辩护”；为维持寡头政体，“寡头们应随时为穷人的利益辩护”。易言之，在贫民政体中应该保护富人的利益；在寡头政体中，应该注意穷人的利益。“如果不兼容富户和穷人，这两种政体都不能存在或不能继续存在。”[15]

基于此，共和政体的维持就必须同时兼顾富人和穷人的利益。如果不兼容富户和穷人，这种政体同样不能存在或不能继续存在。质言之，“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6]并且要尽力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一言以蔽之，政体必须保持平衡。政体的不平衡如果经由量变之后跟着质变，就会发生政体的变革。“某一部分不平衡的扩张也可引起政体的变革。这可以身体为喻：身体由各个部分组成，各部分间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同时生长，才能维持全身的匀称。否则，身体终必衰亡……城邦亦然；它也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其中的某一部分常常可能畸形地发育。”[17]

要维持政体正常运转，最重要的还是公民教育问题。这一点在现实城邦中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我们所曾讲到的保全政体的诸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还是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这一端也正是被当代各邦所普遍忽视的。”[18]因为公民的情操必须历经习俗和教化的陶冶才能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和宗旨。由于音乐具有陶冶性情、憩息愉悦、操修心灵、养成善德等功效，因此它理当成为儿童的必修课之一。在众多乐调之中，杜里调独特的魅力在于其能使人神凝气和，被认为是诸调间的中调，同时它也被公认为“最为庄重，特别适合于表现勇毅的性情”。[19]因此其可以被视为儿童音乐教育的主要乐调。这就是所谓的音乐教育的中庸标准。

基于上述分析，亚氏由其中庸的伦理思想导出与之相对应的政体思想。这一中庸的政体思想建立在中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之上，混合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这两种特质，注重平衡、维护正义——这一点体现在政体的选择、建立、维持、延续等各个方面，强化公民教育，这样建立起来的政体就是亚氏最为推崇的共和政体。

三、中庸政体思想的影响

亚氏的政治学说奠定了后世政治学研究的诸多基础。政体思想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典型。亚氏意义上的中庸政体思想对后世政治学研究影响深远自不待言。首先，“混合政体”的概念由此诞生。这一概念的提出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政治学理论与政治生活的实践。正如列奥·斯特劳斯等政治史家所评述的：

“亚里士多德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混合政体’这一概念的创始人，而这一概念对直至当代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常是把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概念放在其论述他所谓特殊政体（polity）的那一部分中加以讨论。然而，一般说来，《政治学》中的混合政体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政体类型，不如说是一种策略，反映着亚里士多德有关一般政体的创建和保持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给自己规定的中心实践任务，不如说是消除也是弱化穷人和富人的政治冲突。特殊政体，亚里士多德起初将其描述为‘寡头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混合’，为这一冲突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但亚里士多德也试验了在这样的寡头政体或民主政体的框架内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况且，他不仅将特殊政体而且将非典型意义的贵族政体——在这种政体中美德受到尊重，绅士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但与富人和人民分享政权——视为混合政体的一种形式。”[20]

其次，幸福的生活需要理想的政治生活，美善的政治生活有赖理想政体的选择。亚氏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尽可能选择理想的政体，从而才可能过上美善的政治生活。“对这种最好的政体的实用性问题的最基本的回答在于，提出最好的政体不过是试图阐明据以改革任何现存政体的设想和选择，最好的政体假定了各种情势的罕见的结合（或就此而言可能从未现实存在过）这一点并不重要；惟一重要的是它尊重人类状况中的那些固有的局限性。如此理解的最好政体确实没有为现存政体的合法性提供判断标准，但却提供了所有政治变革的模式或目标。”[21]时至今日，这一模式中的“中庸”精神已被广为使用。

再次，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追问与反思实则内在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政治家的职责是什么？他可以做哪些事情？他又必须做哪些事情？如上所述，政治学家首先应当知道什么是理想的政治生活，什么是理想的政体，以及如何建立一个理想的政体。他也应该知道，相对而言，什么是最好的政体，什么是最坏的政体？在已知的条件下，什么政体可以取得成功，什么政体必定失败？政治学家必须具备这种知识储备和抽象思维的能力。此外，政治学家必须具备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统治样式与政治设计的纠偏能力。

由此，政治家掌握政体的知识，灵活运用这种知识的能力要求就非常高。“政治学家依靠这种知识应当能够判断出什么统治形式最适合于大多数国家，而且这种统治形式是无须超乎人们通常具有的道德和才智可以达到的。运用这种知识，他能够提出很有可能纠正现有各种政体存在的缺点的措施。换言之，政治家必须以其完备的技巧如实地对待各种政体，并运用它所拥有的手段使之得到可能最充分的发挥。”退一步来说，“政治家运用意志和理解力并不能创造国家，但能很好地使它充分地显示出它固有的可能性。”换言之，“政治家不能凭自己的选择去做任何事情，但是他明智地选择那些至少是有助于使社会制度和生活制度向着更好的和更可取的结果发展的路线。”[22]这就是说，政治家的慎思、分析、判断、甄别与抉择或许不能构建一个良善的政体，却完全可能影响一个政体的发展路向。

此外，亚氏就政体思想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开启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先河。这就是在延续希腊传统分类方法的基础之上、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学界已经公认，在哲学思想的独创性与理想国的开创性方面，与柏拉图相比，亚氏根本无法与其相媲美。然而，其治学方法也有其特色，政治史家亦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萨拜因指出，“就推理的组织能力而言，特别是就从浩瀚而繁复的大量细节中抓住典型和趋向的能力而言，他不仅胜过柏拉图，而且可以和以后学术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相媲美。亚里士多德在多少摆脱了柏拉图的影响并根据自己的独创性规划出自己的思想方式之后，他在社会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中对上述这种能力的运用表明他的才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正是由于他朝着这个方向发作，他撇开了规划理想的国家的那个并非出自他本人的目的，转而采取的第一步是从事宪法史的调查研究，第二步是根据观察和史实去探求关于国家的结构和功能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亚里士多德是这种治学方法的创始人，总的看来，他在政治学的研究中逐渐形成的这一方法一直是最健全而最有成效的方法。”[23]

综上所述，时至今日，亚氏关于政体分类的思想被视为古典政体思想。18世纪依赖的近代政体分类思想便来源于亚氏的这一古典思想的传统。其典型成就便是，美国1775－1783年独立战争所确立的宪政共和主义，法国1789年大革命点燃的民主激进主义，以及英国光荣革命后所形成的议会制政府。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不同于亚氏从制度结构和宪政安排的角度划分政体，而是依据物质条件和意识形态形成了“三个世界”的理论：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第二世界的共产主义以及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二十世纪末以来，现代世界的政体仍处于不断分化组合之中，较典型的有五种类型：西方多头制，新民主制，东亚政体，伊斯兰政体与军事政体（军人政权）。

可以预见的是，政体分类的思想远未完结。不管政体类型如何划分，其至少可以服务于这样两个目的，一是它使比较成为可能，有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事实中发现其相似点与差异性，从而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事物的本质；一是帮助我们评估不同政治体系的效能和成败。[24]不管政体分类如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总是在追寻着亚氏的理想，从不同的基础和条件回答亚氏的问题：如何找到最合适的政体？如何才能过上善德善行的政治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理想政体的追求而言，我们都在路上。“如果把时事的经验与古代的知识结合起来，用于提取过去反复出现的政治教训的精华，平衡就会恢复。按这种看法，所有的历史都应当是对当前事件的一种注解，政治才智应当是对古代实例缜密周详地思虑的结果。”[25]由此可见，亚氏的政治才智正在于，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将古代政体与当下政体紧密结合起来通盘考虑，最终确立其中庸政体思想，从而奠定（混合）政体思想研究的不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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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此处主要参考范寿康.亚里士多德[M].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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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美]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M]（下卷）.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152－153、156。

[22][23][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上卷）.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39、155－156、156－157。

富人当政范文篇10

关键词：经济能人治村;积极影响;消极影响;村级治理

在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改革的背景下，以农村私营企业主、农业种植大户和集体企业管理者等为代表的农村经济能人迅速崛起，并随着农村民主政治尤其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而逐渐进入村级治理，转变为村政精英，成为农村事务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从而在中国农村形成了经济能人治村的独特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学界在研究经济能人对村级治理的影响时，呈现出观点极端、规范研究为主的特征。本文以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对前人学术研究的整理与思考，运用精英理论、理性选择主义和博弈论等多方面理论分析，试图客观分析经济能人对村级治理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针对消极影响提出对策，以期探索出一条经济能人带领全村先富带后富的出路，这对于当下经济能人治理农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能人治村产生的原因

如今农村经济能人治村的现象已趋于普遍，其不仅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推动的必然结果，更是广大村民理性选择、经济能人自身发展的根本要求。随着农村经济能人不断增多，以及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追求小康社会的要求下，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对经济能人的执政参政有着迫切的需求，对经济能人的“经营一个产业，发展一村经济”的带动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且政府为经济能人参与村级治理提供了大量政策优惠，如资金扶植与教育培训等措施。在村民有需求，村两委、上级党组织、上级政府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条件下，经济能人治村的产生具有必然性。

（一）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村干部队伍似乎越来越无法适应其要求。传统农村政治中以维护宗法道德观念、维持社会秩序为首要目标，随着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传统功能逐渐被带领村民致富所取代。现时代，农村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稳定、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其中农民增收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是当今农村发展的核心任务。在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格局被打破，以农村私营企业主、农业种植大户和集体企业管理者等为代表的农村经济能人迅速崛起。这部分人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和卓越的管理能力，能够洞察并把握市场先机，具备一定的财富积累和经济成就，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能人。市场经济是能人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村级治理，需要经济能人治村。可以说，经济能人治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政府的推动

经济能人治村也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双培双带”工程是新时期政府对农村党建工作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把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致富带头人中的先进分子培养成党员，党员带领群众共同发展，党组织带领致富带头人不断进步。这一方针是政府根据经济建设的需求，要求农村党员在带头致富的基础上，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一方针成为经济能人治村的政策性依据。同时，各个地方政府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提供资金扶持和教育培训，从态度上倾向于指导农村经济能人作为村庄的领导者。政府的推动与支持成为促进经济能人治村的客观条件。

（三）村民的理性选择

现阶段，农民主要关注如何致富，而农村经济能人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卓越的经营能力和非凡的财富成就，因此在农村中具备较高的权威。同时，农村经济能人还能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甚至资助困难村民而得到广大村民的认可。经济能人参与村级治理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参与，主动用其致富承诺吸引选票；另一种是应广大村民的推选而被动成为村干部。相比于其他的选举候选人，村民更为信赖和期望经济能人当选，这是村民理性选择的结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的观念和价值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经济能人治村是农民出于自身利益选择、接受的结果。

（四）经济能人自身发展的需要

经济能人治村也是经济能人追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结果。产生人们行为的根源是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一个层次的需要满足之后，另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就立刻产生，成为引导人的行为的动力，也就是只有那些未被满足的需要才驱使人们去行动，因此，人很难得到完全的满足，总是处在不断地追求之中。本文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经济能人治村的需要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是谋取经济利益的需求；第二是谋取政治利益的需要；第三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这三种需要难以截然分开，不管怎样，经济能人满足其需要的过程引导着其参与到村级治理的过程中。

二、经济能人对村级治理的积极影响

在农村，经济能人治村乃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农民来讲，吃穿住行、医疗教育养老才是一切，才是根本。搞民生需要资金，需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就需要有领导者，而这项重任就自然落在了经济能人身上。村民对于经济能人发展本村的民生经济，带动全村致富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从总体上看，农村经济能人治村具有以下优势和有利之处。

（一）帮助农民共同致富，实现村庄发展

经济能人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更有策略发展本村的民生经济，带动全村致富。只要村民富裕起来，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以发展民生经济促进民主建设也是可行之路，全村实现致富对于广大农村基层的维稳工作也是莫大的帮助。其雄厚的私人财富也可直接成为本村“三农”建设的物资基础，有效解决“三农”建设的资金短缺、融资困难问题和农村资金外流的现状。经济能人还可依靠自己的经济地位、商业关系为本村进行贷款融资、招商引资等。同时，经济能人为村民开辟了就业渠道，他们一般在农村都建有工厂，农村里的青壮年自然成为了他们劳动用工的首选。农村经济能人参与到村级治理，可以帮助农民共同致富。

（二）敢于决策，提升村级治理效率

通常情况下，经济能人既担任村两委的一把手，又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他们敢于决策，能够迅速捕捉市场的信息，及时做出反应，从而提升了村级治理的效率。这一切均源于其能将致富能力转化为执政能力。农村中的经济能人很显然是具有致富能力的一批人，他们本身的发家致富就证明了他们积累财富的能力，通过竞选获得村庄治理的合法性后，使得其将致富能力转化为执政能力。

（三）有效进行动员，聚集民众认同

农村经济能人由于其卓越的致富能力和成就，在本村中具有一定的权威。同时，通过选举程序成为村两委的负责人，其权力的来源不仅合法而且更加合理透明。在现阶段村级治理中，经济能人作为聚集民众认同于一身，以卓越能力和超凡魅力为基础，又以国家制度性安排和村级治理的规定为依据，他们以此为基础增强了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可以有效动员各种人力、物力和财力，可以动员广大村民参与到村级治理的过程中。

三、经济能人对村级治理的消极影响

在承认经济能人治村具有上述优势和有利之处的前提下，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经济能人治村作为一种近来引起广泛关注的现象也是有其劣势和弊端的。从理论和实践上看，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的经济能人治村主要有以下弊端与缺陷。

（一）治理中的家长制作风影响村民

自治与民主在村级治理中，由于经济能人集各种权力和权威于一身，大都有家长制作风，这对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经济能人治村，大多搞“一言堂”，老板作风十足，缺少民主法治观念。农民的自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薄弱，无法形成民主科学的议事程序，且又缺少监督机制，在提高经济建设效率的同时很难保证发展方向的正确性。若发展方向不正确，经济效率再高也只能是一种“负效率”，最终损害的仍是村民自身的利益。除此之外，还需注意的是，隔行如隔山，经商与执政并不完全是一码事，经济能人在商业领域的经验知识及智慧并不完全适用于村政领域，其造成的认知差距没有一段时间的磨合是很难补救的，在这段时期内，经济能人出现执政错误也是极有可能的。所以对于经济能人当政的绩效在短期内不宜过度乐观。

（二）农民贫富分化助长农村腐败与动荡

经济能人治村，在拥有资源的同时又掌握着权力，极易形成“制度性暴富”，会给人造成“以钱取士”的假象，那卖官买官就不足为奇，利用自己村官的权力来假公济私，攫取村庄财富，而制度性暴富又是以牺牲“三农”的整体利益为代价的，这对于农村的民生经济构成了一大挑战。加上“积累效应”，优势的不断积累，其后果很有可能是本村经济增长但贫困人口不断增多，私人富有而公众贫穷的状况。严重的贫富差距又会激化干群矛盾，影响政府权威的树立，影响农村的稳定。一个动荡的农村造成的结果是：越混乱越争夺，越争夺越混乱，造成进一步贫穷则是无法避免的。古人讲：“不患寡而患不均”，其是维稳的最大祸根，更何况是在最广大的农村基层。

（三）选举中的物质诱因和从众心理

弱化村民实质性参与按照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的理论分析，村民不具有理性的行为选择能力，由农民组成的选举团体，是一个无组织高度分布式的，极易非理性行事和产生从众心理。例如选与本人有关系的候选人，选给我物质利益的候选人。一是农民的短视，因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和给村庄带来的整体利益。二是选举的村长对于无亲戚关系的村民本身而言，谁当选对我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我的一票对最理想的候选人当选不会有太大的促进作用，几乎无收益与负面影响的情况下，选举的成本却由村民个人承担，包括资金、时间等。在群体里，都有从众的现象，因为每个人的观点都愿意被他人接受，不想被排斥，被边缘化，很多人不得不藏匿自己的观点而跟随主流。选举中存在的物质诱因和从众心理，使得普通民众无法通过选举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实质性参与不断弱化。

四、优化经济能人治村的路径选择

（一）加强法制建设，推进制度设计

能人治村现象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过分依赖能人的作用，容易导致家长制作风、能人的腐败，甚至出现人治大于法治的嫌疑。从村级治理的长远发展看，应当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相关法律，应在优化民主选举制度的前提下，加快推进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法律建设，同时对村庄重大事务的议决和具体程序乃至权利救济保障等作明确规定，使得经济能人在村级治理中，受到法律的制约，从而有效规避其消极影响。同时，还需要推进制度设计。在村级治理中，由经济能人和民众共同制定本村的章程和规则，以村内制度为准则，实现村级治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这样既约束了经济能人在村级治理中的作为，还保证了决策和管理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二）完善监督机制，落实村民自治

在优化民主选举的基础上，监督和约束经济能人在村级治理中的行为，同时完善问责、考核、评价、监督甚至罢免等自治程序，真正落实村民自治。目前在村级治理中，经济能人通过民主选举的程序上台之后，缺乏监督机制，从而滋生家长制作风甚至腐败问题。必须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会议的召开，使得民众和经济能人有同等的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权；通过民主理财小组和“四议两公开”的真正落实，使得民众可以真正参与到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中；通过村务公开栏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公开、以及民众对经济能人执政的评估和考核来实现对经济能人的监督和约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经济能人的家长制作风和腐败问题，同时使得普通民众可以真正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中来，解决实质参与弱化的问题。

（三）加强农村政治教育，提升政治能力

要想让经济能人治村和村民自治有机结合的梦想早日现实，最为根本的是，提升经济能人和普通村民的政治能力。首先需做好对经济能人思想政治、政策方针、村政管理的教育培训，提高经济能人的政治觉悟和领导能力。有效缩短由于经商与执政的行业不同而造成的认知差距，减少不适应性及参与村政时决策管理上的错误。普通村民参与技能的培育和民主素质的提高也是提升村级治理的迫切要求。要在农民群体进行广泛的政治素质培训与普法宣讲，塑造他们依法办事、民主参与的行为意识与习惯，同时通过大量的民主实践，营造民主的氛围，逐步增强其政治能力。在对经济能力和普通民众的政治能力和民主素质进行双向优化的基础上，扩大经济能人治村的积极影响，规避其消极影响，提升村级治理的水平。

五、结论与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政府富民政策的推行，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加强，村民自治为经济能人治村提供了有效平台。广大村民的理性选择和经济能人自身发展的需求日益旺盛，在农村致富奔小康的号召下，经济能人参与村级治理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最大化发挥经济能人治村的积极影响，规避其消极影响，本文认为，可以通过法制建设和制度设计，强化监督机制，使得经济能人治村和村民自治得以有效结合。通过对经济能人和普通村民的培训，提升其政治能力与参与技能，从根本上提升村级治理的水平。

作者:李静 单位: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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