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度范文10篇

幅度范文篇1

关键词：“归零”法；WTO反倾销协议；交易V.交易的加权平均；床单案；归零争端案；DSB

1何谓归零法？

“归零”法，即Zeroing，是指进口调查部门在一项产品的整体倾销幅度时，将凡是不存在倾销，即当正常值等于或大于出口价格，或者说倾销幅度为负数时，倾销幅度均作为零来处理，是欧盟、美国等在反倾销调查中计算倾销幅度的一种处理方法。

归零法的适用条件是：iftheauthoritiesfindapatternofexportpriceswhichdiffersignificantlyamongdifferentpurchasers,regionsortimeperiods。也就是说，如果调查机构发现一种出口产品的价格在不同的采购者，地区或时间内具有显著的不同，则该产品就要按归零法接受反倾销调查。

WTO《反倾销协议》中规定了三种计算倾销幅度的方法。一是交易——交易法，该方法仅适用于交易数量较少且不同交易差别较大的少数情况；二是加权——交易法，这种方法需要满足较为严格的适用条件；三是交易V.交易的加权平均法，这种方法中出现“归零”做法的可能性最大。

归零法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weightedaveragenormalvaluemaybecomparedtopricesofindividualexporttransactions，whenthenegativedumpingamountoccurred,theauthoritywillnotallowthenegativedumpingtooffsetthepositiveonesandattributeazerovaluetonegativelydumpedtransactions。详细说来，归零法分四个步骤：

（1）调查机构首先将受调查产品划分为不同的“产品类型”。该步骤是为下面分别计算倾销幅度做好准备，这在正常做法中是完全不存在的。

（2）计算出每一类型产品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加权平均出口价格；

（3）用每个产品类型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减加权平均出口价格，如结果为正，则得到“正倾销幅度值”，如结果为负，则得到“负倾销幅度值”，并进一步对负倾销幅度值(即不存在倾销的情形)作“零倾销幅度值”处理，然后将所有“正倾销幅度值”和“零倾销幅度值”加总，再除以包括所有产品类型在内的出易总金额，得出受调查产品的整体倾销幅度。可以看出，在这一步骤中，归零法人为地将负倾销幅度作零倾销幅度处理，这样便无法抵消正倾销幅度值了。这样的做法也是正常方法中没有的。

（4）将受调查产品所有类型的倾销幅度值加总，进而得以确定总倾销幅度值。

通过分析，我们得出：

（1）归零法会人为地提高一些产品的倾销幅度。如表中A产品的倾销幅度本是-15.87%,因为归零而被提高到了0。

（2）归零法有将没有倾销情形的产品纳入反倾销调查名单，从而扩大反倾销打击范围的嫌疑。例如在表中很明显A产品不存在倾销问题，但是将其纳入受调查产品范围进行归零处理后，却无缘无故地成为了倾销幅度高达10.81%的产品。由于将“负倾销幅度值”归零，因此将A产品纳入倾销调查范围对受调查产品整体的影响并不大，这样调查机构完全有可能滥用这一计算方法，将反倾销调查矛头指向无辜的其他产品，从而背离反倾销制度存在的价值基础。

（3）正常方法计算出的倾销幅度为5.40%，而归零法计算出的倾销幅度竟达到了10.81%，整整多出了5.41％，是正常方法计算出的倾销幅度的2倍。当然，如果受调查产品所有类型的倾销幅度值均为正值或零时，自然不存在上述“归零”作法；另外如果其所有类型均为负倾销幅度值时，倾销并不存在，自然更无必要采用“归零”作法。

可见，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其实并没有达到倾销标准的贸易通过归零法的计算，倾销幅度会陡增，这样会大大损害出口国的利益，在国际贸易中造成很多问题。

2归零法引发的贸易争端典型案例及其解决

2.1印度诉欧共体床单案

本案的争议点在于欧共体的做法是否违背了WTO《反倾销协议》第2.4.2项。印度认为：《反倾销协议》第2条第4款第2项规定，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应与全部可比的出易的加权平均价格之间进行比较，而欧共体在计算倾销幅度时擅自把某些型号的床单的倾销数额由负值变为零，这种做法实际上排斥了差价幅度为负值的型号的床单参与总的倾销幅度的加权平均计算，违反了WTO《反倾销协议》规定的“加权平均”应有的含义。

而欧盟认为其做法并未违反《反倾销协议》的规定：首先，《反倾销协议》第2．4．2项仅要求对可比性交易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进行比较；其次，受调查产品总体倾销幅度的计算并未明确规定受第2．4．2项规定的约束。第2．4．2项并未为计算受调查产品的总体倾销幅度应该如何确定单独产品类型的倾销幅度提供指导。再次，《反倾销协议》中所使用的“倾销幅度”(复数)不仅指受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而且也指为每一个类型或每一个单独的交易所确定的倾销幅度；另外，由于倾销幅度系依赖于出口商对产品的混合销售而存在，因此，要求正倾销幅度应当与负倾销幅度相互抵消扭曲了价格可比陆并忽略了“正常价值”这一术语。

争议在磋商失败后提交专家组进行审理，专家组裁定欧共体的归零法违反了WTO《反倾销协议》的有关规定。欧共体不服，向上诉机构提起上诉。

上诉机构通过对《反倾销协议》第2．4．2项和该项上下文以及第2条第l款进行解释，认为：(1)既然欧盟将所有产品类型的棉织床单定义为单一产品，则欧盟有关不同产品类型之间存在质的区别的辩解就是没有根据的。(2)根据加权平均对加权平均法，调查机构被要求将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所有可比出易的加权平均出口价格进行比较。由于将“负倾销幅度”作“归零”处理，欧盟因此没有将某些出口价格作完整的考虑，实际上违背了将“所有”可比出易进行比较的要求，其所作比较并不是《反倾销协议》第2．4．2项所要求的公平比较。因此裁定维持专家组裁定。在WTO上诉机构的裁定出来后，欧盟曾公开表示将迅速对其做法进行修正，修正将适用于正在进行以及将来开展的所有反倾销调查，并适用于当时还在适用的反倾销措施。

纵观整个案件，我们发现争议的焦点围绕着WTO《反倾销协议》2．4．2展开。

WTO反倾销协定的2．4．2规定：在遵守适用于第4款中公平比较规定的前提下，调查阶段倾销幅度的存在通常应在对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确定，或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对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进行比较而确定。

可见2．4．2实际上规定了三种计算倾销的方法．即：(1)用加权平均正常值同所有出易的同加权平均出口价进行比较(即“加权平均一加权平均”或“W-W”方法)。(2)或者用每一笔交易的正常值同其出口价进行比较(即“交易一交易”或“T-T”方法)；(3)或者在特定条件下，用加权平均正常值同每一笔交易的出口价进行比较(即“加权平均一交易”或“W-T”方法)。

再来比较归零法与上述规定，可以看到：

（1）2.4.2规定的调查范围是整体受调查产品，而归零法在此基础上还要对产品按照不同类型分别调查，从而使确定倾销幅度的过程分为了产品类型倾销幅度确定阶段与整体产品倾销幅度确定阶段，这样区别对待的做法是违背2.4.2条款的。

（2）在倾销幅度负值处理方面，2.4.2考虑可比出易，负值可以抵消正值倾销幅度。而归零法则把负值作为“归零”处理，这也是与2.4.2相抵触的。

因此，归零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属于2.4.2条款规定的公平比较，它违背了《反倾销协议》的相关规定，应当根据其所承担的WTO项下的义务予以修正。

2.2欧盟诉美国归零争端案

很有意思的是，一山更比一山高，曾经奉行归零法的欧盟，也卷入了与美国的“归零”争端案中，针对美国反倾销调查中的“归零”作法正式向争端解决专家组提出控诉。

欧盟认为，美国在对原产于欧盟成员国产品的15项反倾销调查、16项行政复审裁决中使用“归零”方法计算倾销幅度，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此外，美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及做法本身也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欧盟与美国就“归零”法的争端案件(DS294)因其涉案数量大、范围广，而成为所有对美国的“归零”法争端案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案件。在该案中，欧盟指责了美国两种“归零”做法，导致美国计算的倾销幅度和征收的反倾销税超出了被调查企业实际倾销的幅度。美国的两种“归零”作法分别是：

（1）与床单案和软木案中审查的“归零”一样，即在原始调查中，美国将被调查产品按照产品型号以及贸易环节等其他标准区分成各个次产品组(“平均组”)。在每个“平均组”中，都计算出一个加权平均出口价格，与对应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进行对比。然后，调查机关将平均组基础上的对比结果相加，得出被调查产品作为一个整体的倾销幅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平均组”基础上得出的负倾销幅度将会被归零。欧盟称之为“类型归零”。

（2）这种“归零”出现在行政复审中。美国将每个“平均组”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每笔出易的价格进行比较，确定倾销幅度。在将比较结果进行相加、确定被调查产品的总倾销幅度时，美国会将所有的负倾销幅度归零。欧盟称之为“简单归零”。美国在所有的复审调查中，包括新出口商复审、情势变更复审和日落复审中，都系统性地使用了这一方法。

另外，欧盟不仅指责美国在某些具体案件中的“归零”做法，还置疑美国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方法不符合其在《反倾销协议》下的义务。欧盟认为，美国的“归零”计算方法是根据以下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程序应用的：1930年美国关税法，行政行动声明(SAA)，美国商务部的实施条例(Regulation)，以及美国商务部进口反倾销调查手册(“IAADManual”)和标准计算机程序(包括反倾销幅度程序和标准“归零”程序)。因而，美国的这些法律法规存在不符合WTO协议的情形。

3归零法的发展

床单案中，在WTO上诉机构的裁定出来后，欧盟曾公开表示将迅速对其做法进行修正，修正将适用于正在进行以及将来开展的所有反倾销调查，并适用于当时还在适用的反倾销措施。然而，我们发现欧盟在反倾销调查中其实也并没有真正履行其全面修正“归零”作法的承诺。如在2004年对我国碳酸钡反倾销调查案的初裁中，就对受调查产品倾销幅度计算运用了“归零”法。为此，相关方已经向欧盟调查机构提起了异议，要求其改正该作法。

而美国在各个案件中虽然都履行了上诉机构的裁决，但仍坚持认为，其裁决只适用于该案。美国商务部也表示，不会在反倾销调查过程中放弃“归零”的做法。最近美国商务部又宣布，将在反倾销初始调查中取消“归零”做法，并修改相关案件的反倾销税率，但取消“归零”做法只适用于初始调查中，在年度复审中仍将采用“归零”做法。

参考文献

幅度范文篇2

1、自主创新在国家竞争力中具有核心性，要将“自主创新”摆在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突出位置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是由多种因素组成的，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表现。创新的要素不外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化力、外交力和资源力，这些要素又可以分解为若干方面，由各个具体指标组成。这些指标中，一个国家的人口、面积、矿产等资源是个常数，而其他各个指标则是动态的、变化的，在这些要素中，起核心作用的则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它可以对其他要素产生倍增的效果。当今世界，国家间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在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科技力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2、自主创新在国家竞争力中具有先导性，引领着时展的潮流

在国家竞争力诸要素中，自主创新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带头、引领和推动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引领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推动和造就新的产业核心。当前，我国正处在产业技术升级、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阶段，我们必须努力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幅度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3、自主创新在国家竞争中具有全面性，必须把自主创新贯穿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自主创新并不仅仅表现在推动科技发展上，它往往全面地影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仅仅作用于国家的经济力，并且也作用于国家的政治力、国防力、外交力、文化力和教育力。推进自主创新在增强国家竞争力中具有全面性，应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除了重大领域和关键领域里的自主创新，还要在企业、能源、资源、环境、农业、信息、生物、社会公益性研究等领域推进自主创新，使各个行业形成自主创新的新局面，从整体上增强我国的国家竞争能力。

4、自主创新具有自主性，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走自主之路，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资源

要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大幅度地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必须树立“以我为主，自主创新”的理念，立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自主之路，通过自身的力量和资源，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大关键领域里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力争形成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成果，尤其是在原始创新方面力求有所突破。

幅度范文篇3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公共管理幅度失当、比例失调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上存在的问题,应该调整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具体措施包括缩省并县,省县直管,市制创新。乡镇自治等内容。

一、我国公共管理幅度的现状

按照行政管理学的有关理论,管理幅度是指组织直接控制的人员和机构的数量。一般来说,管理幅度越大,则管理的层次减少,但管理的难度加大:管理幅度越小,则管理的层次增加,但管理的效率降低。在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中,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管理幅度大小失当,很不合理;另一方面管理的层次普遍过多,效率低下。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我国行政区划的层次,我国除四个直辖市和海南省外,其他省区的管理层次一般设有省(区)一市(州)一县一乡镇四个层次,有的在县乡之间设区公所,更多的则是在乡村之间设片区,变成了五个层次。我国现在的行政管理层次是秦代以来最多的。与国外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地方行政区划实行二级制或三级制,很少四级制,中国是四级制的行政区划、五级制的行政管理层次。管理层次多,中间环节就多,需要协调的关系就多,管理成本就高,工作效率就低,甚至导致官僚主义、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等腐败作风。

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的管理幅度,总的来说,我国各类政区之间规模大小过于悬殊,同级政区的大小甚至相差几十倍。就人口而言,大省近亿,小省不足300万;大县(县级市、市辖区)过百万甚至200万,小县不足1万。就面积而言,相差更为悬殊,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省,还有近20万平方公里的县。同时,市的建制也比较混乱,有县级市、地级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较大市等。政区规模的大小是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但过大过小都不利于国家的行政管理、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特别是省级政区过大还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潜在的消极影响。美国国土面积同我国差不多,但其州一级幅度达51个,其他国家比例更高,法国99个,日本47个,西班牙50个,一些小国也达到20多个。我国省一级建制少而面积大的管理模式,容易导致政策执行的“一刀切”,政策难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管理的幅度过大,使得政策执行难以因地制宜;同时,管理的层次过多,又使得政策执行的信息容易失真。因为对政策执行而言,管理层次越多,则政策执行所需要的中介环节越多,不同层次的政治区域利益发生冲突的概率就越高,政策执行所经受的利益过滤次数就越多,执行过程所积累的政策规避能量就越大,从而政策规避发生的频率、幅度和强度就越高。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幅度失当、比例失调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

二、公共管理幅度失当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从管理幅度和层次的角度来看,我国政策执行面临两个比较大的“瓶颈”,一是如何将政策执行效果从低效提升至更高的层次,二是如何使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真正的落实。前者可以说是政策执行高层次的拓展,后者则是政策执行在平面空间的扩张。在现代化的类型中,中国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各级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一个社会经济条件并不理想的国度里,要实现现代化的诸多目标,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国政府实现管理目标常常采取的一个应对办法便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方法可运用于不同的目的,就政策执行而言,它可以与行政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动员型的政策过程。从理论上看,一个完整的动员型政策过程是由两个不同的环节构成的。第一个环节是调查、选点、搞试验、树样板,从个案中总结“一般经验”,并使之上升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第二个环节则是运用行政(或法律)手段将这一政策推向全国,并通过一定的机制来保障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在不同时期,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是历史地变化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意识形态和领袖的人格特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放权型改革的推进和意识形态的日渐淡化,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农村中发展出来的“承包制”方式被应用于政府的行政过程,这就是上下级之间通过签定责任书(承包合同),将行政管理目标层层分解与落实的“政治承包制”。

显然,在这种工作方式中,政策执行第二个环节的难度要大于第一个环节。特别是当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变大时,政策执行的效力便开始下降,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事实上,这种差异性早为人们所认识,并体现于相应的政策语汇中。传统政策术语中的“因地制宜”便是对这种差异的承认。但是,如何处理统一的政策和具体的地区差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因此它一直是我们政策执行中的一个基本难题。

一般来说,政策执行的第一件事便是政策试验,从点上突破,总结关于这方面的执行经验,通过成功案例的示范作用,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并将试验的政策转变为正式的政策。在执行试验过程中,为了确保成功,政策执行者对试点的选择不是随意的,通常选择有投入价值的对象,并且可以相对集中力量,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这个意义上,示范点是精心培育出来的。然而,当基于试验点的一系列政策执行被推广到其他地域空间时,我们有可能遇到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不同的地域空间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使政策执行的第一环节和第二环节开始脱节,政策执行的统一性与现实情况的千差万别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地方差异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地方经由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展出来的东西,一旦上升为某种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就可能意味着某种自上而下的东西(对于许多非试验点来说,试验点的终点恰恰成了它们的起点)。两者之间的落差究竟有多大,取决于众多的因素,诸如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地方文化传统、民风习俗、老百姓的素质、对外开放的程度乃至地方财政的状况等等。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地区差异性正在拉大。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在英文“中国”后面加了一个“s”,变成复数“Chinas”,意思是中国内部的差异太大,你不能只到过某一个地方就大谈中国应该如何如何。人们会反问,你谈的是中国的哪一个部分?因此,我国客观上存在的地区差异为政策规避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一方面,如果政策执行者机械照搬政策,可能会在某些地区导致政策不适,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地区的政策执行者变通执行,又可能会导致政策执行走样、变形,政策目标一样不能实现,因为政策到底如何变通,什么时候应该变通,变通的效果如何,并没有一套科学的测量和评价标准。

公共管理幅度的失当使得政策执行的难度更加突显出来。一些适合某些地方的政策,却不一定完全适合另外一些地方。因此,有些政策表面上在一些地方得到了全面“贯彻”,但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它被“架空”了,或者成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这正是目前我国发生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管理幅度的大小差异还意味着许多东西,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最为重要的乃是利益结构的不同。应该承认,在许多地方,一些干部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出于某种习惯,或出于某种顾虑,他们把有些政策看作是一种“不得不”执行的东西。但同时他们也将这些政策视为一种负担,甚至是对既有利益结构的某种威胁。他们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执行政策,而是将这项工作视为不得不走的过场。记得笔者在党校讲基层民主的时候,一位县委书记就给我举出了基层民主许多不好之处,诸如他们那里很多地方农民的素质还没有那么高,一些地方的村民选举使家族势力兴起了,黑社会出现了,一些地方选任的村干部不听话,工作量加大,行政任务难以完成等等。一句话,民主进程超前了,不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老百姓也很可能对政策执行不太关心,或无可奈何。对于这类现象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涉及利益调整的政策和法律,其执行过程同样是一个政治过程。政策可以在最高层制作,但是最终需要各个区域和层次的地方政府来执行。可以这样预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全国范围而言,管理幅度和层次的合理化将是缓慢的,许多地方还会出现各种政策执行偏差和问题,会存在大量的地方管理型政策执行。要改变这种格局,就必须解决各管理区域的利益协调和平衡问题,适当调整管理幅度和层次,这是管理幅度合理化的本质要求。

三、合理调整公共管理幅度的若干思路

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上存在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政策执行的要求出发,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调整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具体措施应该包括缩省并县,省县直管,市制创新,乡镇自治等内容。

(一)取消市县分等,实行省(区)管县

要取消市与市之间的行政级差,不再将直辖市以外的市分为地级市和县级市,使市与市之间同级,市与县之间同级,都划归省(区)统一管理。这样,虽然市县之间的功能和特点不同,但都是省(区)直接分块管理的行政区划,都是处于省(区)之下的第二级行政建制,行政级别相同。这样,虽然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的目的和性质不同,但它们都是国家分块管理的行政区域,同为地方行政建制的最高层次;虽然市辖区和乡(镇)之间的目的和性质不同,但它们均是处于市县之下的地方第三级行政建制,而且是基层行政建制。同级行政建制中的每一行政单位,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它们之间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都统一由所属的上一级行政单位管辖。实行市、县同级,是实现市不再管县,省(区)直接管县(市)的关键,它可以使政策的传递和落实真正一竿子到底,有利于省(区)及时了解政策执行情况,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当前,在市县经济均较发达、市县离心力强的区域,如苏锡常地区、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市管县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区域经济发展,阻滞了城市规划和管理,因此,可通过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建立新的城县联盟或城县合作体制,以有效协调城乡利益矛盾,真正焕发全新管理体制的活力。

(二)适当扩大省级区划数目

实行省管县后,虽然减少了管理层次,但会加大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加重省级政府的工作负担。因此,省管县应该与重新调整省级行政区划相结合。借鉴国外经验,考虑到我国实际,省级行政区划应大体在50个左右比较合适。尤其是考虑到西藏、新疆等边疆政区,民族问题较多,与目前政区过大和过分一体化不无关系,因此,可根据民族风俗、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安定状况等标准,将它们适度分成若干个省级政区,以有效加强领导,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又如山东,历史上就分为齐文化圈和鲁文化圈,即现在的胶东半岛和西部内陆,两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相差较大,再加上山东省的庞大人口规模,因此可以考虑分开。江苏被长江分为苏南和苏北,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也同样可以考虑分开。其他的人口大省、地区大省(区)等也可以适当调整。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有效进行行政管理,而且各地政策执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都会大大增强。

(三)弱化市辖区建制

从强化市的整体性管理和减少管理层次出发,要对市一级的政府职能机构和市辖区进行改革。首先,应主要按区域管辖的需要在市区内各地方设置市政府职能部门的分支机构,而且不同分支机构的管辖区域有所不同,可以是一个市辖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局,也可以是两个市辖区设一个分局。如,公安部门按治安的任务量分片设公安分局;税务部门按税收的任务量分片设税务分局;交通部门按交通的任务量分片设交通分局;园林部门则可只设市区和风景区两类分局,或市区设一个分支机构,市郊的每个大的风景区设一个分支机构。而只有民政、卫生和市政等部门以市辖区为管辖范围,按市辖区政府组成部门的形式设立。这既有利于进一步淡化市的块块管理方式,变以块块为主和条条为辅的管理模式为以条条为主、块块为辅的管理模式,也有利于市政府根据城市的发展和需要,从整体上对所管理的事务进行及时的调整与管理。其次,适当缩小市辖区的管辖幅度,增加市辖区的数量,使一个市的辖区由目前一般不足10个增至30个以上。取消目前市辖区下面的街道办事处,变市辖区两级管理为一级管理,并适当扩大市民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的规模,充分发挥城市居民的自治作用。适当缩小市辖郊区的范围,变乡(镇)归市辖区管辖为市直接管辖。这样有利于简化政策执行的管理层次,从而实现市的两级政府和两级管理的统一。

幅度范文篇4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公共管理幅度失当、比例失调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上存在的问题，应该调整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具体措施包括缩省并县，省县直管，市制创新。乡镇自治等内容。

一、我国公共管理幅度的现状

按照行政管理学的有关理论，管理幅度是指组织直接控制的人员和机构的数量。一般来说，管理幅度越大，则管理的层次减少，但管理的难度加大：管理幅度越小，则管理的层次增加，但管理的效率降低。在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中，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管理幅度大小失当，很不合理；另一方面管理的层次普遍过多，效率低下。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我国行政区划的层次，我国除四个直辖市和海南省外，其他省区的管理层次一般设有省(区)一市(州)一县一乡镇四个层次，有的在县乡之间设区公所，更多的则是在乡村之间设片区，变成了五个层次。我国现在的行政管理层次是秦代以来最多的。与国外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地方行政区划实行二级制或三级制，很少四级制，中国是四级制的行政区划、五级制的行政管理层次。管理层次多，中间环节就多，需要协调的关系就多，管理成本就高，工作效率就低，甚至导致官僚主义、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等腐败作风。

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的管理幅度，总的来说，我国各类政区之间规模大小过于悬殊，同级政区的大小甚至相差几十倍。就人口而言，大省近亿，小省不足300万；大县(县级市、市辖区)过百万甚至200万，小县不足1万。就面积而言，相差更为悬殊，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省，还有近20万平方公里的县。同时，市的建制也比较混乱，有县级市、地级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较大市等。政区规模的大小是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但过大过小都不利于国家的行政管理、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特别是省级政区过大还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潜在的消极影响。美国国土面积同我国差不多，但其州一级幅度达51个，其他国家比例更高，法国99个，日本47个，西班牙50个，一些小国也达到20多个。我国省一级建制少而面积大的管理模式，容易导致政策执行的“一刀切”，政策难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管理的幅度过大，使得政策执行难以因地制宜；同时，管理的层次过多，又使得政策执行的信息容易失真。因为对政策执行而言，管理层次越多，则政策执行所需要的中介环节越多，不同层次的政治区域利益发生冲突的概率就越高，政策执行所经受的利益过滤次数就越多，执行过程所积累的政策规避能量就越大，从而政策规避发生的频率、幅度和强度就越高。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幅度失当、比例失调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

二、公共管理幅度失当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从管理幅度和层次的角度来看，我国政策执行面临两个比较大的“瓶颈”，一是如何将政策执行效果从低效提升至更高的层次，二是如何使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真正的落实。前者可以说是政策执行高层次的拓展，后者则是政策执行在平面空间的扩张。在现代化的类型中，中国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各级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一个社会经济条件并不理想的国度里，要实现现代化的诸多目标，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国政府实现管理目标常常采取的一个应对办法便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方法可运用于不同的目的，就政策执行而言，它可以与行政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动员型的政策过程。从理论上看，一个完整的动员型政策过程是由两个不同的环节构成的。第一个环节是调查、选点、搞试验、树样板，从个案中总结“一般经验”，并使之上升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第二个环节则是运用行政(或法律)手段将这一政策推向全国，并通过一定的机制来保障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在不同时期，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是历史地变化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意识形态和领袖的人格特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放权型改革的推进和意识形态的日渐淡化，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农村中发展出来的“承包制”方式被应用于政府的行政过程，这就是上下级之间通过签定责任书(承包合同)，将行政管理目标层层分解与落实的“政治承包制”。[显然，在这种工作方式中，政策执行第二个环节的难度要大于第一个环节。特别是当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变大时，政策执行的效力便开始下降，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事实上，这种差异性早为人们所认识，并体现于相应的政策语汇中。传统政策术语中的“因地制宜”便是对这种差异的承认。但是，如何处理统一的政策和具体的地区差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因此它一直是我们政策执行中的一个基本难题。

一般来说，政策执行的第一件事便是政策试验，从点上突破，总结关于这方面的执行经验，通过成功案例的示范作用，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并将试验的政策转变为正式的政策。在执行试验过程中，为了确保成功，政策执行者对试点的选择不是随意的，通常选择有投入价值的对象，并且可以相对集中力量，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这个意义上，示范点是精心培育出来的。然而，当基于试验点的一系列政策执行被推广到其他地域空间时，我们有可能遇到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不同的地域空间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使政策执行的第一环节和第二环节开始脱节，政策执行的统一性与现实情况的千差万别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地方差异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地方经由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展出来的东西，一旦上升为某种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就可能意味着某种自上而下的东西(对于许多非试验点来说，试验点的终点恰恰成了它们的起点)。两者之间的落差究竟有多大，取决于众多的因素，诸如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地方文化传统、民风习俗、老百姓的素质、对外开放的程度乃至地方财政的状况等等。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地区差异性正在拉大。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在英文“中国”后面加了一个“s”，变成复数“Chinas”，意思是中国内部的差异太大，你不能只到过某一个地方就大谈中国应该如何如何。人们会反问，你谈的是中国的哪一个部分?因此，我国客观上存在的地区差异为政策规避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一方面，如果政策执行者机械照搬政策，可能会在某些地区导致政策不适，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地区的政策执行者变通执行，又可能会导致政策执行走样、变形，政策目标一样不能实现，因为政策到底如何变通，什么时候应该变通，变通的效果如何，并没有一套科学的测量和评价标准。

公共管理幅度的失当使得政策执行的难度更加突显出来。一些适合某些地方的政策，却不一定完全适合另外一些地方。因此，有些政策表面上在一些地方得到了全面“贯彻”，但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它被“架空”了，或者成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这正是目前我国发生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管理幅度的大小差异还意味着许多东西，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最为重要的乃是利益结构的不同。应该承认，在许多地方，一些干部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出于某种习惯，或出于某种顾虑，他们把有些政策看作是一种“不得不”执行的东西。但同时他们也将这些政策视为一种负担，甚至是对既有利益结构的某种威胁。他们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执行政策，而是将这项工作视为不得不走的过场。记得笔者在党校讲基层民主的时候，一位县委书记就给我举出了基层民主许多不好之处，诸如他们那里很多地方农民的素质还没有那么高，一些地方的村民选举使家族势力兴起了，黑社会出现了，一些地方选任的村干部不听话，工作量加大，行政任务难以完成等等。一句话，民主进程超前了，不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老百姓也很可能对政策执行不太关心，或无可奈何。对于这类现象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涉及利益调整的政策和法律，其执行过程同样是一个政治过程。政策可以在最高层制作，但是最终需要各个区域和层次的地方政府来执行。可以这样预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全国范围而言，管理幅度和层次的合理化将是缓慢的，许多地方还会出现各种政策执行偏差和问题，会存在大量的地方管理型政策执行。要改变这种格局，就必须解决各管理区域的利益协调和平衡问题，适当调整管理幅度和层次，这是管理幅度合理化的本质要求。

三、合理调整公共管理幅度的若干思路

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上存在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政策执行的要求出发，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调整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具体措施应该包括缩省并县，省县直管，市制创新，乡镇自治等内容。[(一)取消市县分等，实行省(区)管县

要取消市与市之间的行政级差，不再将直辖市以外的市分为地级市和县级市，使市与市之间同级，市与县之间同级，都划归省(区)统一管理。这样，虽然市县之间的功能和特点不同，但都是省(区)直接分块管理的行政区划，都是处于省(区)之下的第二级行政建制，行政级别相同。这样，虽然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的目的和性质不同，但它们都是国家分块管理的行政区域，同为地方行政建制的最高层次；虽然市辖区和乡(镇)之间的目的和性质不同，但它们均是处于市县之下的地方第三级行政建制，而且是基层行政建制。同级行政建制中的每一行政单位，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它们之间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都统一由所属的上一级行政单位管辖。实行市、县同级，是实现市不再管县，省(区)直接管县(市)的关键，它可以使政策的传递和落实真正一竿子到底，有利于省(区)及时了解政策执行情况，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当前，在市县经济均较发达、市县离心力强的区域，如苏锡常地区、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市管县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区域经济发展，阻滞了城市规划和管理，因此，可通过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建立新的城县联盟或城县合作体制，以有效协调城乡利益矛盾，真正焕发全新管理体制的活力。

(二)适当扩大省级区划数目

实行省管县后，虽然减少了管理层次，但会加大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加重省级政府的工作负担。因此，省管县应该与重新调整省级行政区划相结合。借鉴国外经验，考虑到我国实际，省级行政区划应大体在50个左右比较合适。尤其是考虑到西藏、新疆等边疆政区，民族问题较多，与目前政区过大和过分一体化不无关系，因此，可根据民族风俗、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安定状况等标准，将它们适度分成若干个省级政区，以有效加强领导，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又如山东，历史上就分为齐文化圈和鲁文化圈，即现在的胶东半岛和西部内陆，两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相差较大，再加上山东省的庞大人口规模，因此可以考虑分开。江苏被长江分为苏南和苏北，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也同样可以考虑分开。其他的人口大省、地区大省(区)等也可以适当调整。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有效进行行政管理，而且各地政策执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都会大大增强。

(三)弱化市辖区建制

从强化市的整体性管理和减少管理层次出发，要对市一级的政府职能机构和市辖区进行改革。首先，应主要按区域管辖的需要在市区内各地方设置市政府职能部门的分支机构，而且不同分支机构的管辖区域有所不同，可以是一个市辖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局，也可以是两个市辖区设一个分局。如，公安部门按治安的任务量分片设公安分局；税务部门按税收的任务量分片设税务分局；交通部门按交通的任务量分片设交通分局；园林部门则可只设市区和风景区两类分局，或市区设一个分支机构，市郊的每个大的风景区设一个分支机构。而只有民政、卫生和市政等部门以市辖区为管辖范围，按市辖区政府组成部门的形式设立。这既有利于进一步淡化市的块块管理方式，变以块块为主和条条为辅的管理模式为以条条为主、块块为辅的管理模式，也有利于市政府根据城市的发展和需要，从整体上对所管理的事务进行及时的调整与管理。其次，适当缩小市辖区的管辖幅度，增加市辖区的数量，使一个市的辖区由目前一般不足10个增至30个以上。取消目前市辖区下面的街道办事处，变市辖区两级管理为一级管理，并适当扩大市民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的规模，充分发挥城市居民的自治作用。适当缩小市辖郊区的范围，变乡(镇)归市辖区管辖为市直接管辖。这样有利于简化政策执行的管理层次，从而实现市的两级政府和两级管理的统一。

幅度范文篇5

马铃薯是我国继小麦、水稻、玉米之后的第四大作物,它是粮食、蔬菜、饲料和工业原料兼用的主要农作物,适宜种植范围广、产量高、营养丰富均衡,粮、蔬、饲兼用,且弥补了蔬菜及粮食作物中营养的不足,具有经济效益高和营养丰富的特点。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及总产量均列世界前茅,种植面积达550多万hm2。由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且马铃薯生产劳动强度大,所以实现马铃薯生产机械化是目前农业生产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种植、中耕与收获是马铃薯生产的3个主要环节,解决马铃薯机械种植和机械收获是实现马铃薯生产机械化的关键问题。近年来,我国先后开发研制出多种形式、不同规格的马铃薯种植、中耕与收获机具,为我国马铃薯生产机械化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机械化生产和传统人畜力生产对比试验表明，马铃薯机械化作业传统的种植方式出苗早3至5天，苗多、苗齐，具有一定的抗旱保墒作用；植株生长壮，抗病害能力强，实行大垄通民通气好，土壤疏松，面积合理，地膜覆盖后，更好地协调水、肥、光、热等各种生长要素，大薯率高，商品率高，品质好、产量高。现介绍机械化主要技术及要点。

普通机耕使用小拖拉机配套两针犁作业，耕深为15至18cm，机械深耕、深耕20至25cm,主要机具：履带式拖拉机悬挂IL-535重型五钟犁，铁牛55、60拖拉机悬挂IL-430或IL-335犁IL-14.7KM小型拖拉机悬挂IL-130单铧犁。

在两铧犁的基础上加装深松铲；与13.2-18.4KW拖拉机配套，上层平翻，下层深松，使犁底层显波浪形，作业要求上翻12cm,下松12cm,深松可隔1至2年作业一次，采用轮耕3至4年作业一次。

马铃薯机播可一次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起垄、覆土、镇压等多项作业。该技术具有播种均匀；林行距、播深一致，覆土均匀，镇压严密，出苗均匀等优点，并且起垄后有保水、保土、保肥作用，为马铃薯增产创造条件。

机播采用大型播种机，播深10cm，覆土厦15cm,垄距85至90cm，株距20-22cm，每摘5.55万株，采用小行距单体单行播种机，播深10cm，覆土厚15cm,垄距10cm,株距25cm，每墒5.7万株左右，采用中型双行覆膜播种机播深10cm，带距120cm，每带可分一床双行，小行距30至40cm，大行距80至90cm，林距25cm,每墙6.6万株，左右，播量约每墒2250公斤，播种时每公顷用马铃薯专用肥750公斤作种肥，施于种子侧下2至4cm处。

使用马铃薯播种机播种时，一定要调整好播种深度和覆土厚度；注意行距不能过小，否则拖拉机进行田间管理及收获时进不了地，行距必须均匀一致，以避免中耕时伤苗，造成减产。

主要机具2BMS-1型，配套11KW拖拉机和2BMS-2型（配套13.2KW拖拉机）马铃薯施肥播种机，ZBXSM-ID马铃薯施肥播种机（配套13.2KW拖拉机）

幅度范文篇6

一、近三年来全县劳资纠纷案件查处情况

县劳动保障局在年共受理劳动保障监察案件86件，已查处结案86件，到期结案率100%，共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307万元，其中受理农民工工资案件51件，已结案51件，其中集体案件5件，涉及农民工人数986人，清欠农民工工资224万元，清欠率为100%。

年共受理劳动保障监察案件122件，已查处结案122件，到期结案率100%，共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429万元，其中受理农民工工资案件85件，已结案85件，其中集体案件13件，涉及农民工人数2119人，清欠农民工工资315万元，清欠率为100%。

年共受理劳动保障监察案件266件，已查处结案266件，到期结案率100%，共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511万元，其中受理农民工工资案件176件，已结案176件，其中集体案件29件，涉及农民工人数3103人，清欠农民工工资348万元，清欠率为100%。

二、我县劳资纠纷案件大幅度上升的原因

根据相关统计，该县年与年、年相比，案件总数和集体上访案件分别上升2倍、3倍。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劳动者维权意识增强

随着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逐步增强，当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时，往往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选择上访、投诉途径来解决。特别是拖欠工资、内退下岗职工的生活待遇、企业改制中富余人员的安置补偿等带有普遍性的劳动纠纷引起的上访问题，其主体可能是几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近几年来，劳动监察大队受理的群体性劳资纠纷案件，当事人最多的达60多人，且呈蔓延上升势头。仅年受理30人以上群体性劳资纠纷案件就达7件。尽管集体上访的形式并非得当，但说明由于劳动保障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劳动者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劳资纠纷案件自然增多。

（二）用人单位利欲驱动

根据工资支付案件的统计情况，非公有制企业劳资纠纷数量占绝大多数。主要是私营、三资和个体户侵害职工合法权益引发劳资纠纷。其中不少老板为牟求高额利润，竭力压低人工成本，甚至不顾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履行劳动合同、随意解雇职工、克扣或拖欠职工工资、不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或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侵害职工合法权益，而引发集体停工、罢工、上访等突发事件不断增多。

（三）新的劳资关系还不适应

劳动制度的改革，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特别是劳动合同的普遍推行，使得劳动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劳动关系主体一方的劳动组织，已从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至不同所有制的多种经济组织，劳动关系主体之间也因劳动合同制的推行，逐渐转变成为一种平等的民事关系。劳动时间、劳动保护条件、劳动纪律、劳动报酬等产生的权利、义务也因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不断扩大而发生较大变化。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用工制度，企业和职工双方还不太适应这种变化，劳动关系一直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劳动关系的矛盾表现比较突出，导致劳资纠纷不断增多。

（四）违法分包的现象普遍存在

根据建筑法，分包单位不得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筑市场供求不平衡，施工企业为了生存采取低价、让利、垫资施工等方式竞争，经营风险就转嫁给劳务企业。有些施工企业为追求利润，允许以挂靠形式承接工程或将工程转包给低资质的企业，以包代管，对工程项目缺乏有效管理，造成建设资金被层层盘剥，这一切的后果，就导致农民工成为债务链条中的最终受害者。从相关部门办理的建筑方面的案件来看，绝大部分是包工头挂靠在某个建筑公司名下的，一旦包工头卷钱逃跑或不给结算工资时，发包方认为其已经将工程款和包工头结清了，不愿再支付工资。当农民工找包工头挂靠的建筑劳务公司时，该公司又以包工头只是挂靠、不是公司员工为由不愿支付农民工工资。因违法分包，工头与工头之间常常出现赚钱的不管事、管事的不赚钱的不协调局面，最终是打工者来承担风险，给劳资纠纷的产生提供了空间。

三、解决劳资纠纷的对策

（一）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充分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和宣传载体广泛开展劳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劳资双方依法履行权利义务，促进用人单位自觉规范用工行为。通过法律意识的增强，使双方用工时能自觉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明确工资报酬数额或计算方法，避免产生劳资纠纷。同时，通过正反面案件的宣传教育，使劳动者认识其采取群体性上访、堵路等极端手段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消除一些劳动者“打官司跑断腿，不如集体上访、上路拦车讨钱快”的错误认识。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和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对违反劳动法、用工严重不规范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典型案件进行曝光和批评。

（二）增强劳动执法的能力

劳动监察人员数量的不足，造成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监管，致使农民工拖欠工资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所以，目前应增加劳动监察人员的编制，保证足够数量的劳动监察人员，同时要不断提高监察人员的素质，不断增强劳动执法的能力，这样才能落实对用人单位的日常监管，最大限度的预防劳资纠纷案件的发生。

（三）发挥三方机制的作用

劳动保障、工会和工商联合会是劳动执法、维护职工权益、解决劳资纠纷、协调雇用双方关系的部门。一是定期召开联席会。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总工会和县工商业联合会的有关负责人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就涉及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共同促进劳动关系长期和谐稳定；二是召开用人单位代表、职工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当事人的心声，这不仅有助于争议事端能够通过劳动关系双方代表组织的积极介入得以理性化解，也有助于雇主的行为在其代表组织影响及约束下能够得以自律和更加理智；三是不断完善三方协商会议机制，规范运作，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工作格局。

（四）加强重点企业监管。

对劳资纠纷发生较多的非公有制企业，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要予以建档和进行重点监控，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到这些企业中检查企业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特别是在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标准和支付工资、参加社会保险、工时制度、劳动标准以及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情况，做到防患于未然。

（五）健全完善协调机制

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便捷、高效优势的主渠道作用，对于符合条件而又没有建立调委会的非公有制企业，要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采取得力措施，督促这些企业尽快组建调委会。对于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小企业，可设立调解小组和调解员进行协调。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由当地调委会向企业派驻专业调委会干部，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要把协调劳资关系的支点放在用人单位的最基层，充分发挥基层“近”（离用人单位近）、“明”（对用人单位情况明）、“快”（就地解决问题快）的特点，及时就近妥善处理劳资纠纷。

幅度范文篇7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公共管理幅度失当、比例失调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上存在的问题,应该调整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具体措施包括缩省并县,省县直管,市制创新。乡镇自治等内容。

[论文关键词]管理幅度;政策执行

一、我国公共管理幅度的现状

按照行政管理学的有关理论,管理幅度是指组织直接控制的人员和机构的数量。一般来说,管理幅度越大,则管理的层次减少,但管理的难度加大:管理幅度越小,则管理的层次增加,但管理的效率降低。在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中,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管理幅度大小失当,很不合理;另一方面管理的层次普遍过多,效率低下。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我国行政区划的层次,我国除四个直辖市和海南省外,其他省区的管理层次一般设有省(区)一市(州)一县一乡镇四个层次,有的在县乡之间设区公所,更多的则是在乡村之间设片区,变成了五个层次。我国现在的行政管理层次是秦代以来最多的。与国外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地方行政区划实行二级制或三级制,很少四级制,中国是四级制的行政区划、五级制的行政管理层次。管理层次多,中间环节就多,需要协调的关系就多,管理成本就高,工作效率就低,甚至导致官僚主义、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等腐败作风。

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的管理幅度,总的来说,我国各类政区之间规模大小过于悬殊,同级政区的大小甚至相差几十倍。就人口而言,大省近亿,小省不足300万;大县(县级市、市辖区)过百万甚至200万,小县不足1万。就面积而言,相差更为悬殊,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省,还有近20万平方公里的县。同时,市的建制也比较混乱,有县级市、地级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较大市等。政区规模的大小是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但过大过小都不利于国家的行政管理、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特别是省级政区过大还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潜在的消极影响。美国国土面积同我国差不多,但其州一级幅度达51个,其他国家比例更高,法国99个,日本47个,西班牙50个,一些小国也达到20多个。我国省一级建制少而面积大的管理模式,容易导致政策执行的“一刀切”,政策难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管理的幅度过大,使得政策执行难以因地制宜;同时,管理的层次过多,又使得政策执行的信息容易失真。因为对政策执行而言,管理层次越多,则政策执行所需要的中介环节越多,不同层次的政治区域利益发生冲突的概率就越高,政策执行所经受的利益过滤次数就越多,执行过程所积累的政策规避能量就越大,从而政策规避发生的频率、幅度和强度就越高。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幅度失当、比例失调是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

二、公共管理幅度失当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从管理幅度和层次的角度来看,我国政策执行面临两个比较大的“瓶颈”,一是如何将政策执行效果从低效提升至更高的层次,二是如何使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真正的落实。前者可以说是政策执行高层次的拓展,后者则是政策执行在平面空间的扩张。在现代化的类型中,中国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各级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一个社会经济条件并不理想的国度里,要实现现代化的诸多目标,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国政府实现管理目标常常采取的一个应对办法便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方法可运用于不同的目的,就政策执行而言,它可以与行政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动员型的政策过程。从理论上看,一个完整的动员型政策过程是由两个不同的环节构成的。第一个环节是调查、选点、搞试验、树样板,从个案中总结“一般经验”,并使之上升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第二个环节则是运用行政(或法律)手段将这一政策推向全国,并通过一定的机制来保障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在不同时期,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是历史地变化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意识形态和领袖的人格特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放权型改革的推进和意识形态的日渐淡化,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农村中发展出来的“承包制”方式被应用于政府的行政过程,这就是上下级之间通过签定责任书(承包合同),将行政管理目标层层分解与落实的“政治承包制”。

显然,在这种工作方式中,政策执行第二个环节的难度要大于第一个环节。特别是当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变大时,政策执行的效力便开始下降,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事实上,这种差异性早为人们所认识,并体现于相应的政策语汇中。传统政策术语中的“因地制宜”便是对这种差异的承认。但是,如何处理统一的政策和具体的地区差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因此它一直是我们政策执行中的一个基本难题。

一般来说,政策执行的第一件事便是政策试验,从点上突破,总结关于这方面的执行经验,通过成功案例的示范作用,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并将试验的政策转变为正式的政策。在执行试验过程中,为了确保成功,政策执行者对试点的选择不是随意的,通常选择有投入价值的对象,并且可以相对集中力量,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这个意义上,示范点是精心培育出来的。然而,当基于试验点的一系列政策执行被推广到其他地域空间时,我们有可能遇到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不同的地域空间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使政策执行的第一环节和第二环节开始脱节,政策执行的统一性与现实情况的千差万别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地方差异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地方经由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展出来的东西,一旦上升为某种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就可能意味着某种自上而下的东西(对于许多非试验点来说,试验点的终点恰恰成了它们的起点)。两者之间的落差究竟有多大,取决于众多的因素,诸如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地方文化传统、民风习俗、老百姓的素质、对外开放的程度乃至地方财政的状况等等。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地区差异性正在拉大。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在英文“中国”后面加了一个“s”,变成复数“Chinas”,意思是中国内部的差异太大,你不能只到过某一个地方就大谈中国应该如何如何。人们会反问,你谈的是中国的哪一个部分?因此,我国客观上存在的地区差异为政策规避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一方面,如果政策执行者机械照搬政策,可能会在某些地区导致政策不适,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地区的政策执行者变通执行,又可能会导致政策执行走样、变形,政策目标一样不能实现,因为政策到底如何变通,什么时候应该变通,变通的效果如何,并没有一套科学的测量和评价标准。

公共管理幅度的失当使得政策执行的难度更加突显出来。一些适合某些地方的政策,却不一定完全适合另外一些地方。因此,有些政策表面上在一些地方得到了全面“贯彻”,但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它被“架空”了,或者成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这正是目前我国发生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管理幅度的大小差异还意味着许多东西,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最为重要的乃是利益结构的不同。应该承认,在许多地方,一些干部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出于某种习惯,或出于某种顾虑,他们把有些政策看作是一种“不得不”执行的东西。但同时他们也将这些政策视为一种负担,甚至是对既有利益结构的某种威胁。他们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执行政策,而是将这项工作视为不得不走的过场。记得笔者在党校讲基层民主的时候,一位县委书记就给我举出了基层民主许多不好之处,诸如他们那里很多地方农民的素质还没有那么高,一些地方的村民选举使家族势力兴起了,黑社会出现了,一些地方选任的村干部不听话,工作量加大,行政任务难以完成等等。一句话,民主进程超前了,不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老百姓也很可能对政策执行不太关心,或无可奈何。对于这类现象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涉及利益调整的政策和法律,其执行过程同样是一个政治过程。政策可以在最高层制作,但是最终需要各个区域和层次的地方政府来执行。可以这样预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全国范围而言,管理幅度和层次的合理化将是缓慢的,许多地方还会出现各种政策执行偏差和问题,会存在大量的地方管理型政策执行。要改变这种格局,就必须解决各管理区域的利益协调和平衡问题,适当调整管理幅度和层次,这是管理幅度合理化的本质要求。

三、合理调整公共管理幅度的若干思路

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上存在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政策执行的要求出发,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调整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具体措施应该包括缩省并县,省县直管,市制创新,乡镇自治等内容。

(一)取消市县分等,实行省(区)管县

要取消市与市之间的行政级差,不再将直辖市以外的市分为地级市和县级市,使市与市之间同级,市与县之间同级,都划归省(区)统一管理。这样,虽然市县之间的功能和特点不同,但都是省(区)直接分块管理的行政区划,都是处于省(区)之下的第二级行政建制,行政级别相同。这样,虽然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的目的和性质不同,但它们都是国家分块管理的行政区域,同为地方行政建制的最高层次;虽然市辖区和乡(镇)之间的目的和性质不同,但它们均是处于市县之下的地方第三级行政建制,而且是基层行政建制。同级行政建制中的每一行政单位,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它们之间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都统一由所属的上一级行政单位管辖。实行市、县同级,是实现市不再管县,省(区)直接管县(市)的关键,它可以使政策的传递和落实真正一竿子到底,有利于省(区)及时了解政策执行情况,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当前,在市县经济均较发达、市县离心力强的区域,如苏锡常地区、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市管县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区域经济发展,阻滞了城市规划和管理,因此,可通过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建立新的城县联盟或城县合作体制,以有效协调城乡利益矛盾,真正焕发全新管理体制的活力。

(二)适当扩大省级区划数目

实行省管县后,虽然减少了管理层次,但会加大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加重省级政府的工作负担。因此,省管县应该与重新调整省级行政区划相结合。借鉴国外经验,考虑到我国实际,省级行政区划应大体在50个左右比较合适。尤其是考虑到西藏、新疆等边疆政区,民族问题较多,与目前政区过大和过分一体化不无关系,因此,可根据民族风俗、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安定状况等标准,将它们适度分成若干个省级政区,以有效加强领导,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又如山东,历史上就分为齐文化圈和鲁文化圈,即现在的胶东半岛和西部内陆,两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相差较大,再加上山东省的庞大人口规模,因此可以考虑分开。江苏被长江分为苏南和苏北,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也同样可以考虑分开。其他的人口大省、地区大省(区)等也可以适当调整。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有效进行行政管理,而且各地政策执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都会大大增强。

(三)弱化市辖区建制

从强化市的整体性管理和减少管理层次出发,要对市一级的政府职能机构和市辖区进行改革。首先,应主要按区域管辖的需要在市区内各地方设置市政府职能部门的分支机构,而且不同分支机构的管辖区域有所不同,可以是一个市辖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局,也可以是两个市辖区设一个分局。如,公安部门按治安的任务量分片设公安分局;税务部门按税收的任务量分片设税务分局;交通部门按交通的任务量分片设交通分局;园林部门则可只设市区和风景区两类分局,或市区设一个分支机构,市郊的每个大的风景区设一个分支机构。而只有民政、卫生和市政等部门以市辖区为管辖范围,按市辖区政府组成部门的形式设立。这既有利于进一步淡化市的块块管理方式,变以块块为主和条条为辅的管理模式为以条条为主、块块为辅的管理模式,也有利于市政府根据城市的发展和需要,从整体上对所管理的事务进行及时的调整与管理。其次,适当缩小市辖区的管辖幅度,增加市辖区的数量,使一个市的辖区由目前一般不足10个增至30个以上。取消目前市辖区下面的街道办事处,变市辖区两级管理为一级管理,并适当扩大市民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的规模,充分发挥城市居民的自治作用。适当缩小市辖郊区的范围,变乡(镇)归市辖区管辖为市直接管辖。这样有利于简化政策执行的管理层次,从而实现市的两级政府和两级管理的统一。

幅度范文篇8

【关键词】艺术起源；舞蹈技巧；“转”；情感表达

《诗经》对“手舞之，足蹈之”的描写，体现了舞蹈能够展现审美艺术，从中国诗歌方面去了解舞蹈的表现形式以及传达的内在情感，尤其舞蹈技巧“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所联系。除开舞蹈动作，很难再找到第二种语言去表达这种艺术感。《诗经》中写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句话不但可以生动地说明舞蹈是表现人们情感的产物，也可以表明人类早已通过舞蹈技巧去传达舞者的思想以及情感。还记得曾皙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出神入化的意境，引得多少文人墨客神魂颠倒，惬意的意境无不让人联想：随情不禁挥动双臂，长袍宽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对人们来说，最早的、也是最简单的舞蹈启蒙，是小时候朗朗上口的一首儿歌的歌词：如果你高兴你就拍拍手。这些都是天真，随意，无章法的舞蹈，没有压力地手舞足蹈。现在小朋友表现美好情绪的手舞足蹈，都像一场艺术，那些自得其乐的小人儿，都像舞蹈艺术家。《兰亭集序》有与舞蹈相通的感觉，书法同样也能通过线条表达情感，就像舞蹈那样。

1.“转”的艺术审美

舞蹈是通过肢体语言、音乐节奏变化以及情感因素的配合而完成的一种艺术形式，具有深刻的艺术内涵和艺术魅力。舞蹈审美是判断舞蹈艺术作品好坏的标准，而舞蹈艺术在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征。舞蹈创作者只有抓住了舞蹈艺术的审美特征，并在题材和主题选择上进行创新，才能够最大化地发挥舞蹈艺术的魅力，增强舞蹈艺术的表现力。其中，胡旋舞是舞蹈的一种类型，它在唐代盛行，差不多就是在唐三藏取经的时候传入，唐朝盛世的很多娱乐活动都比较前卫，尤其是舞蹈中的旋转动作更加美轮美奂，甚至超过了文房四宝，轰动一时，是一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艺术文化象征。舞蹈能够凭借自己的特色在众多文化中脱颖而出，只因胡旋舞的魅力，因此可以猜想“转”在舞蹈中的魅力是无法估量的，也是很多官家小姐们纷纷效仿的舞蹈技巧。

1.1“转”的艺术起源

舞蹈中的“转”是一种“艺术”。那么“转”的“艺术”到底是什么？学界有关“舞蹈艺术”的定义有很多，但是经过核实，可以得到的是中国舞蹈中的“转”依附于中国的文化背景，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人能感受到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过，在市场化进程持续加快的背景下，舞蹈中的“转”从注重舞蹈背面的文化内涵，逐渐转化为仅靠舞蹈演员的形体美来吸引观众。但以这种方式达到快速的审美体验往往不见得有所成就，因此，现阶段的舞蹈中的“转”应该更加注重舞蹈的文化内涵，鼓励舞蹈中的“转”者更灵活地将舞蹈作品的文化内涵和自身对于舞蹈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充分地表现出来。在对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掘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西方舞蹈文化中的有益部分，也可借鉴新时代的传播方式让舞蹈走进大众视野。在传统思维里，走进剧场被认为是观众欣赏舞蹈“转”的最佳方式，但在这物质横飞、媒介传播发达的时代，仅靠剧院舞台的呈现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正是因为大众缺乏渠道去了解舞蹈艺术，所以各类舞蹈节目才脱颖而出，各个舞蹈大咖将自己的舞蹈功底呈现在镜头下，利用电视等媒介起到“文化共享”的作用，将舞蹈和舞台剧进行改变，进一步打造舞台舞美，使舞者能够构建一个全新的舞蹈世界，通过舞姿向世人展示另一个艺术世界，舞者也需要通过舞姿使观众打破以往对舞蹈的偏见和误解。

1.2通过“转”的艺术表现

舞蹈艺术的审美特征体现了舞蹈作品艺术性的高低，而为了更好地体现舞蹈艺术的审美特征，就要增强艺术创作的创新力，无论是题材主题的选择，还是情感因素的融入，都需要标新立异，给予舞蹈艺术以绝佳的阐释。维族的舞蹈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色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维族舞蹈是维族人民的本色出演，里面蕴含了极强的民族韵味。“幅度旋转”的动作也不是单一枯燥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快速平转，快速跪立转、幅度旋转、闪腰等都是“转”的不同表现形式，舞蹈中的“转”可以将舞蹈的灵魂和内涵完美地展现出来，让观者感受到舞者的喜怒哀乐。如在《摘葡萄》中，就采用了快速的“幅度旋转”来表达农民们在丰收之后的愉悦心情以及充满欣慰的情感，这样也可以让观众能切身地体会到丰收的欢乐。由于人类的情绪多种多样，对每一件事情的情绪表达都不尽相同。维族舞蹈中的“幅度旋转”动作充分地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并将其融合在“幅度旋转”动作中，“幅度旋转”动作所传达的情绪更加贴近人们的实际情感。与此同时，“幅度旋转”是一项需要高超技巧的舞蹈动作，这就需要舞者刻苦练习。

1.3“转”的情感表现

舞蹈是一种“情动于衷”的情感艺术。情感是舞蹈的灵魂和生命，注入了舞者真挚情感的舞蹈才是具有感染力的。而舞蹈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在华丽舞台陪衬下的优美舞姿，更是在于表演者的用心表现、以舞传情。舞蹈是舞者以情感和想象为基础，对现实生活和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提炼加工，并带给人以美的享受的一种审美创造活动。

2.中国古典舞技术技巧中的“转”

2.1幅度旋转的技巧

幅度旋转技巧主要有“斜探海转”“云手紫金冠转”等。幅度旋转技巧要求舞者认真仔细地抓住每一个细节动作。每一次登上舞台，观众的每一次期待都是舞者的动力，所以舞者需要展现出绚丽多彩的舞姿，观众与舞者之间的交流更多是通过肢体运动的表达。所有的舞蹈技巧中旋转便是一个难点，也是要求每一个中国舞舞者必须熟练掌握的技巧之一。舞者的基础功要练好，要从开始学习幅度旋转，到后来才能得心应手。众所周知，在很多舞蹈当中，都能看到不同的幅度旋转，其中当然也包括常见的四位转、跨腿转等。评判一个舞者幅度旋转技术水平的高低需要从专业的角度出发，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标准就是其幅度旋转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经过练习，舞者通晓配合的重要性，便开始跳得“有那么点感觉”了，也就可以通过舞蹈语言去传达舞者的意思。只有通过舞蹈练习，才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舞蹈语言的威力，这种威力可以体现出民族舞专有的体态感染力。舞蹈中的这种幅度旋转的技巧能够充分地体现出古典舞的审美。任何一个掌握旋转舞蹈的舞者都可以在舞蹈中带有古典的审美特征并含有独特的动态美，所以很多舞者都说旋转是舞蹈中舞姿“转”和“身韵”有机结合的产物。

2.2反映历史事实的“转”

盛唐时，民族舞蹈是中国浩瀚艺海中一颗美丽的明珠，每一个舞姿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舞蹈中的“转”更是中国历史中以美而出名的一种民族文化。舞蹈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就连刚刚出生的婴儿都会手舞足蹈地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舞蹈更是人类本能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随着文化的逐渐成熟，人类善于使用肢体姿态来抒发、表达情感、传达生活情景，这种行为一般是人类共通的形体语言与心灵感悟，几乎没有地域、国界、种族以及民族之分。由于不同的民族、生活环境、生产方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从古代到现在，形成了不同的舞蹈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难发现，中国人民可以选择从内容到形式，从韵律到风格完全不同的，各显异彩、斑斓夺目的民族民间舞蹈，这就是我们的“转”，与众不同的“转”，综合了不同的民族风俗以及西域文明的“转”。

2.3表达情感

舞蹈者通过舞蹈艺术，并且以情、意、境为主去传达感情。用面部表情表现出喜、怒、哀、乐，通过舞蹈来表达情感。通过舞蹈动作、旋转幅度的大小以及速度与所要表达的舞蹈者的情感保持一致，舞者可以通过舞台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将身体神态、动作韵律、舞蹈气息等随着音乐的起伏转化为成具体的舞台形象。舞蹈情感更多的是通过动作来表达的，同时这也是它与其他类艺术差别最大的一面。我们需要了解舞蹈者的情感表现是将内部情感通过某种形式呈现于外部的，毕竟形式终归是形式，舞蹈中动作才是起主导性作用的部分。在舞蹈作品中不可否认那些形式感强，为了让人眼花缭乱的舞蹈作品可以令人赏心悦目。所以如果舞者需要自己在舞蹈技术方面进一步提升，却不能很好地理解音乐、感受音乐，使舞蹈融入音乐，就很难达到情感宣泄的目的，那么舞蹈表演就传达不了任何思想。只有通过音乐把有感情的生命加入舞蹈中，才能使舞蹈真正给人留下印象，使舞蹈艺术可以更好地塑造完美的艺术形象，并且在音乐的启示下发挥艺术想象力。

3.探讨民族民间舞中的幅度旋转技巧

3.1幅度旋转发力

舞蹈中的“转”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我们靠选择去发力。发力的过程已经是幅度旋转的组成部分了。经过后来的发展，可知旋转发力不会影响整个舞蹈。协调的四肢在旋转的过程中可以达到心神合一的地步，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发展旋转发力。在练习旋转舞蹈的起初阶段，很多时候的旋转都是在为人类进一步了解我们的需求而产生的，有些舞者反映，有时候转多了，会感觉自己是在长高，因此需要进一步去了解幅度旋转，明白我们并不是在长高，而是旋转为舞者增加了一份遐想，误以为是长高的行为让发力更加有效、更加优美。

3.2幅度旋转舞姿

从各个舞蹈特色中慢慢发展而来的，一般带有地方特色以及民风民俗的幅度旋转的舞姿都建立在舞民的文化思想中。其中舞姿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立”，只有用一只脚去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才可以完成单脚支点幅度旋转的动作。除此之外，蹲也是一个关键点，为了把膝盖练到有韧性，舞者需要多方面地去练习基本功，才能做到脚下扎实，完成一个完美的幅度旋转动作，并且为后面的脚下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4.结语

综上所述，“幅度旋转”对维族舞蹈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它使维族舞蹈成为了最有特色的民族舞蹈。维舞需要以高难度的技巧完成整个舞蹈的表演，为在场的观众提供一场视觉盛宴。“幅度旋转”与其他的舞蹈动作不同，所以它成为了维舞中最有特色的舞蹈动作。在维族舞蹈表演中，“幅度旋转”能根据舞者的情感起伏来变幻舞蹈动作，使得舞者所表现的人物更加深刻、有内涵。在研究和讨论“幅度旋转”对于维族舞蹈的重要性时可以发现，维族舞蹈的优美和维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对“幅度旋转”的分析可以发现其能展现舞者的喜怒哀乐，且都含有节奏的变化。节奏的产生在于动作、力度、速度方面的对比，其本身就带着情感韵味，能引导人的身体机体参与平衡统一的韵律活动，并为舞蹈艺术的发展增砖添瓦。

【参考文献】

[1]金佳晔.浅析幅度旋转技巧在中国民族民间舞中的作用[J].戏剧之家,2021(31):127-128.

[2]马依拉·鲁提甫拉.舞蹈技巧在舞蹈表演中的运用[J].参花(上),2021(08):103-104.

[3]梁思思.浅析中国古典舞幅度旋转技巧在教学中的应用[J].戏剧之家,2021(18):130-131.

[4]刘艳红.舞蹈技巧在舞蹈中的运用[J].艺术大观,2021(02):101-102.

[5]赛琴福.浅议舞蹈技巧在舞蹈表演中的运用[J].明日风尚,2020(19):122-123.

[6]郭开莉.舞蹈技巧在舞蹈表演中的合理运用[J].艺术评鉴,2020(13):80-82.

[7]卢琪.中国古典舞幅度旋转技巧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9.

[8]雷莹.民族民间舞中的幅度旋转技巧探讨[J].戏剧之家,2019(11):105-106.

[9]王敔.中国古典舞中幅度旋转与翻身之我见[J].试题与研究,2018(36):132-133.

[10]杨杰.舞蹈技巧在舞蹈表演中的合理运用[J].明日风尚,2018(14):145.

[11]孟宪忠.民族民间舞中的幅度旋转技巧分析[J].黄河之声,2017(24):137.

[12]孟妍.中国古典舞技术技巧审美特征在作品中的展现[J].艺术百家,2017,33(03):241-242.

幅度范文篇9

一、奖励范围和对象

（一）奖励范围：全市范围内在当地缴纳税收，为全市财源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

（二）奖励对象：全市纳税突出贡献企业（在当地缴纳税收100万元以上）的法人代表。

二、奖励资金来源

全市纳税突出贡献企业法人代表奖励资金从市财政年度预算中安排。

三、奖励标准

全市纳税突出贡献企业法人代表奖励标准按照企业当年实际缴纳的各项税收数额确定（不含所有政策性的退税款和返还奖励税款，下同）。具体标准如下：

（一）企业年缴纳税收在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下同），且增长幅度不低于全市税收平均增长幅度的，奖励其法人代表1万元。

（二）企业年缴纳税收在200万元以上，且增长幅度不低于全市税收平均增长幅度的，奖励其法人代表2万元。

（三）企业年缴纳税收在300万元以上，且增长幅度不低于全市税收平均增长幅度的，奖励其法人代表3万元。

（四）企业年缴纳税收在500万元以上，且增长幅度不低于全市税收平均增长幅度的，奖励其法人代表4万元。

（五）企业年缴纳税收在1000万元以上，且增长幅度不低于全市税收平均增长幅度的，奖励其法人代表5万元。

（六）企业年缴纳税收在4000万元以上，且增长幅度不低于全市税收平均增长幅度的，奖励其法人代表8万元。

企业年缴纳税收达到上述标准，且当年缴纳税收实现增长，但增长幅度低于全市税收平均增长水平的，按上述标准的50%对其法人代表给予奖励；当年缴纳税收未实现增长的，不给予奖励。对法人代表的奖励，分档次考核，不重复计奖，如当年缴纳税收成倍增长的，奖励资金提高一倍。

四、奖励考核

纳税突出贡献企业法人代表的考核奖励，由市政府办公室组织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和市经济局在每年年底，根据企业当年实际缴纳的各项税收数额计算核定，审查并确定获奖企业及法人代表，报市政府审批后于次年一季度进行奖励。

幅度范文篇10

一、当前水稻病虫发生概况

（一）白背飞虱

1.灯下诱虫情况：淦西灯下5月28日始见，比去年早19天，6/23-24、6/30－7/5出现第二个明显迁入峰，虫峰量分别为11头和24头。至7月16日止，灯下累计诱虫57头，是2001年来迁入量较少的年份。

2.田间虫量：据市植保站7月14～17日在社渚等地调查15块杂交稻，平均百穴总飞虱1188.5头，幅度380～2030，达标田块率占93.3%。其中，百穴白背飞虱1091头，幅度365～1935；百穴灰飞虱21头，幅度0～100；调查20块单季晚稻，平均百穴总飞虱454头，幅度55～1490，达标田块率占40%。其中，百穴白背飞虱440.3头，幅度50～1475；百穴灰飞虱13.5头，幅度0～85。

3.田间卵量：据市植保站7月14～17日在社渚等地调查，8块杂交稻平均百穴有未孵卵条87.5条，幅度0～166.7，百穴未孵卵量716.7粒，幅度0~1600。10块单晚平均百穴有未孵卵条60条，幅度0～166.7，百穴未孵卵量450粒，幅度0~1566.7。田间卵发育进度：初期卵占59.0%，中期卵占25.7%，后末期卵占15.3%，目前正值二代白背飞虱卵孵期，随着时间后移，田间虫量将进一步上升，预计二代白背飞虱中等偏重发生，局部地区和田块大发生。

（二）水稻纹枯病

据市植保站7月15-17日在社渚等地调查15块杂交稻，平均病穴率1.6%，幅度0～8，田块达标率为13.3%；调查20块单晚，平均病穴率1.9%，幅度0～22，田块达标率为5%。目前田间病情轻于去年（去年同期4.3%），与2013年同期相仿。

（三）纵卷叶螟

1、二代纵卷叶螟

（1）草地赶蛾，据市植保站在埭头东联等地赶蛾，今年二代成虫于6月10日始见，6月25－30日出现小蛾峰，高峰日6月26日亩蛾量210头。

（2）水稻田间赶蛾：二代一直没有明显高峰，只是零星见蛾。

（3）田间虫卵量：据市植保站7月14-17日在社渚、溧城等地调查，18块杂交和单季晚稻，平均百穴虫卵量9.2粒·头，幅度0-33.3，因此，二代纵卷叶虫是属于轻发生年份。

2、三代纵卷叶螟：三代一峰蛾量近来有所上升，预计三代一峰中等偏轻发生。

（四）大螟

据市植保站新昌灯下诱蛾：一代大螟蛾高峰明显，高峰期长。据今年新昌淦西灯下观察4月26日至5月12日和5月19~27日出现两个发蛾高峰,高峰期蛾量分别为134头和16头，5月5日和5月10日均为蛾高峰日，当日蛾量为16头；到6月20日止，新昌灯下累计一代诱蛾量为171头，比2014年同期减少221头，比2013年增加64头，属于偏重发生年份。由于大螟发生代次多，高峰多，在水稻田危害近年来有所加重，因此，各地应引起高度重视水稻大螟的兼治工作。

二、防治意见

1、防治策略：主治二代白背飞虱、水稻纹枯病，兼治三代纵卷叶虫、二代二化螟、二代褐飞虱、二代大螟等病虫害。

2、防治对象田：全市所有水稻大田

3、防治时间：7月23-25日

4、防治药种和方法：

（1）亩用10%烯啶虫胺（戈宝）30毫升+5%甲维盐20毫升+10％己唑醇（斑星杰）40毫升。

（2）亩用50%烯啶虫胺5克+1.8%阿维菌素（蓝无敌）100毫升+5%己唑醇悬浮剂80克（星秀）。

以上药种配方任选一种，兑水50公斤喷雾，为了确保防效，用药时田间应保持3厘米左右的浅水层。另外，在水稻易感稻瘟病品种及发生叶稻瘟病的田块，在上述配方中还必须加40%稻瘟灵乳油100毫升或75％三环唑可湿性粉剂20克进行兼治。如是杂优稻在上述配方中还必须再加40%强氯精可湿性粉剂100克，预防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的发生。

三、注意事项

1、如药后4小时内遇到中等以上降雨天气，雨后应立即补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