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范文10篇

分化范文篇1

消费不足也叫做消费需求疲软，是一种市场现象，是需求与供给在一系列社会因素作用下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如果只是偶然或局部出现，对社会经济并不会带来大的损害，甚至起调节作用，但如果是持续、全面地出现，对社会经济会带来重大损害，其损害程度和后遗作用甚至超过通货膨胀导致的结果。近几年来，消费不足已成为我国的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不仅消费品价格水平持续下降，而且出现了消费品总量消费的减少。1999年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把解决消费不足作为2000年的头号问题提了出来，并着手解决。

要解决我国消费不足的问题，必须要首先弄清楚消费不足的成因。关于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成因，理论界众说纷坛，有的认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有的认为是出口贸易环境的恶化，有的认为是长期计划经济形成的产业、产品结构的不合理，还有的认为是人们收入水平增幅的减缓，等等。其实，上述种种的原因是影响我国消费不足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也不起主要作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虽然也涉及到我国的金融活动，但由于我国人民币实行限制兑换制度，未真正有机的纳入世界货币体系，与其它国家相比较，影响微乎其微，不直接影响消费需求。出口贸易环境的恶化，使我国的出口额有所下降，但由于我国是一个内需型国家，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0%，并且减少幅度并不大，减少的出口额进入国内市场，对10多亿人口的大市场而言，并不构成大的影响。长时期计划经济形成的产业、产品结构的不合理，是长时期存在着的现象，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而日趋合理，为什么在严重不合理的情况下没有导致消费不足呢？人们收入水平增幅的递减，并不是绝对水平的下降，人们的收入水平是增长的，只不过是增长的情况下，还会出现消费的零增长，负增长呢？那么，影响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作者认为，影响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保障制度的变迁，尤其是保障制度的过速变迁（为了怕影响到改革的成果，人们往往对其视而不见或予以淡化）。我们必须看到，保障制度的变迁，即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促进作用，也会带来消极阻碍作用，当前，怕的不是过速的保障制度变迁带来的副作用（出现了，可以采取对策消除或减缓），而是没有认识到过速的保障制度变迁带来的副作用（未认知，无法有的话矢），继续进行过速的保障制度变迁，必须导致包括需求和供应在内的社会各种经济关系严重失衡。

90年代以来，为了解除企业负担，加速改革进程，我国进入了以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全面制度改革过程。与此同时，企业实行减员增效改革，导致大量的企业职工失业下岗。职工的大量失业下岗，保障制度的改革，使消费者对今后的生活顾虑重重：谁来为他们提供养老保证？伤病费用谁来负担？如何才能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子女上学的费用如何解决？等等。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消费者不但不会提前消费，恐怕连正常的消费都不可能，而只能是滞后消费，把现有的钱省下来，用作今后的花销。

一、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我国自1992年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至今，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效率经济，它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使得原材料、劳动力、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优胜劣汰，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生产水平的不断发展。

然而社会总资源是相对一定的，它过多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必然使更多的效益不大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由于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使其效益更加相对不大好，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增强环路，如图一所表示，必然导致地区、行业和个人之间的贫富分化，而且贫富差距又逐步拉大之势。

所以说，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出现的副产品，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贫富的相对差距会越拉越大。这恰好验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句话：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例外。

二、贫富分化的拉大并不意味着穷人越来越穷

我们已经知道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他表示贫富两个阶层拥有的财富的差距会越拉越大，但它并不意味着穷人会越来越穷。可以想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制造出来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可供人们使用的资源也会相对增多，水涨船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会越来越高。我国改革开放前后，贫富分化的程度与人民生活水平关系的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美国。市场经济最为成熟的美国是世界公认的贫富分化最严重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度，但在被许多自诩为贫富分化越来越小或致力于消除贫富分化的国度里视为高档消费品的汽车等，在美国大众眼里只是一件两三年一换的生活必需品而已。

三、中国贫富分化现象产生原因及解决之道

前面已述，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是市场经济作为效率经济而存在的产物，是附市场经济而生的，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没有贫富分化。所以，合理的贫富分化是必须的，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

而且中国目前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还不成熟，体制和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因而出现了其它的一些不合理的人为地贫富分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1、市场经济的体制与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导致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人为地极大的阻碍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使得一些信用差、品质差、道德差的个人与企业大发横财，而一些信用高、品质好、道德高的个人与企业则深受其害，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导致了人为地贫富分化。

2、个人所得税及其征收方法的不合理。本来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之一，个人所得税的出台的初衷，是为了缩小贫富分化现象，体现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及其征收办法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首先，其800元的起征额，这一规定已经违背了个人所得税出台的初衷。其次，其由所在单位代缴的办法只是约束了工薪阶层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行为。而对作为高收入的民营企业主而言，则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高收入人群缴纳所得税与否和多少，往往是靠觉悟而非约束机制来决定。这就造成了高收入人群纷纷逃税漏税的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所征收的所得税款中，工薪阶层所交纳的税款占70％以上，这严重违反了经济学原理的20／80原则。这就使得个人所得税法成了“劫贫济富”的工具，人为地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

3、法律上对民营企业主公私财产界定的混乱。众所周知，企业所得税率要远远小于个人所得税率，而对民营企业主而言，企业及全部或大部分为其所有，由于法律上还没有对其公司财产界定的规定，往往使人很难分辨出哪一些是其个人资产哪一部分是其企业资产，因而使很多所谓的民营企业家钻了法律的空子。他们往往用公司的钱来购买家庭或个人所需的汽车洋房等高档奢侈品，伺机大量偷、逃个人所得税款。因此出现了一些民营企业主一边每月只拿着一两千元乃至数百的低薪，一边却开着凯迪拉克，住着这西式洋房，并且还为此津津乐道的怪现象。

诚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贫富不断分化的现象的产生是合理的，但从长远来看，随着贫富的不断分化，财富越来越多的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将会使越来越多的人丧失购买力，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购买力锐减，进而减弱经济的发展后劲，影响经济的良性发展，甚至会引发大规模的经济恐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倒退；而且，从政治上来看，持久的非合理的过于分化的贫富差距会引发很多的政治矛盾和社会危机，进而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因而，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政权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贫富分化控制在一个动态的合理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如何真正有效的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定论。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解决路程来看，在分配领域，由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在这一块所起的作用不很明显。所以，要想对贫富分化现象进行有效的调节，只能在再分配领域通过税收和支付转移两大杠杆予以实现。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打破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其他一切不符合市场原则的行为，保护一切符合市场规律和原则的行为，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使各项经济活动能够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下健康运转，让一切以身弑法的个人和行为撞得头破血流。

2、改革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征收办法。作为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其调节贫富差距的强烈手段之一，个人所得税法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但必须加以改革和改进。首先，因提高其征收最低额度800元的起征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显得太低，违背了出台此法的初衷。因此，笔者建议适度提高最低征收额度。其次，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重点应该放在高收入人群上，应通过建立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档案、缴费档案和信用档案的方式，建立起对高收入人群的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从而从最大限度上避免其逃税、漏税行为。

3、从法律上界定民营企业主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通过财产界定避免一系列看似合法但极不合理的现象的蔓延，使得高收入人群特别是民营企业主们能够按照规定足额缴纳其应缴的个人所得税款。

4、建议开征消费税和遗产税。作为在分配的强力手段，遗产税和消费税的征收，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非常普遍，而且事实也证明是一个很好的解决之道。通过对高档消费品（亦即奢侈品）征收消费税和对继承超过一定额度的财产征收遗产税，一方面可以调节过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高收入人群特别是民营企业主把通过直接注资或设立风险投资的形式把自有资金更多的投入到第一、二、三产业中去，从而形成有效市场，进而促使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性循环。达到一个良性循环。另外，遗产税的开征，还可以避免“一代创业，富及几代”的怪现象，更加体现社会的公平性原则。

5、加大对相对低收入人群的支付转移。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的投入，逐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加大对相对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能力，这样，从经济上可以切实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缩小贫富分化的差距，从政治上讲，可以消除很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利于国家的稳定，为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提供保障。

分化范文篇2

【关键词】利益分化；政治文化；影响；对策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从整体上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的政治基本上是稳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处于可控制的限度内，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分化也越来越深刻、复杂，如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趋势等利益矛盾已成了改革继续前进的瓶颈，且各种潜在性的利益矛盾越来越尖锐和显性化。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利益差别、利益矛盾和冲突范围更广，协调更加趋向复杂。利益分化主要是指由于社会结构性的变革而使得一种既定的利益关系发生重组，并进而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的过程。①i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具有利益平衡被打破、博弈再平衡的特征，并表现出一种逐步扩大的趋势。利益分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适当的利益分化是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之一，它鼓励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利益过度分化又会在特定条件下，造成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不稳定，甚至是历史性的倒退，例如被宗教黑暗统治的中世纪。利益分化把稳定因素和变革因素同时变成了人类社会的内在属性。

1．新时期政治文化变革的紧迫性

一个政府赖以存在的法理基础和现实依据是一个历史过程。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完全依赖于经济的发展或者统治手段的强度是不能长久的，因为经济绩效具有时效性和峰谷的客观性存在特征，而统治手段过强则容易陷入恐怖政府的泥沼。影响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的因素很多，但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主张先进性与否则直接会影响到该政治体系的政治稳定。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一书中主张文化的冲突是社会不稳定的深层动因，虽有些片面但也不乏借鉴之处。我国当前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政治文化的发展一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深，政治文化领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激烈的碰撞催生着政治思潮的多元化。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巩固和发展也面临着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两大课题。如何构建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显得尤为紧迫，使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仅仅是理论界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命题。

2.利益分化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2.1开放性市场经济催生了“开放性”的政治文化

不同利益群体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群体的归属意识和共同意识是一个群体存在的前提。它决定了群体内成员对政治文化的认同和政治参与的状态。变化的群体意识和变化的政治文化两个变量同时运行时，离心力在所难免。而特定的政权为了维护自己长久存在，对待体系内的离心力、外来文化的冲击力，控制、消融、吸收成为各种政治体系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政治文化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处于主导地位的只有执政者支持的文化。因此，政治文化的“开放性”在范围和程度上具有相对性，和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二者之间不存在正比例关系。这种张力作用的存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整合民意相比较整合复杂的利益表达对政治体系显得更为重要。当前，在我国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不同群体甚至是同一群体在不同阶段也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倾向。这些特殊的政治心理演进过程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演进共同交织在一起。臣民文化与市民文化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不断地向着公民文化发展，各种角色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认同上的混淆。同时，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各种政治亚文化并存，二者之间的张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主流政治文化的再建设。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诉求可能会导致群体分化的加速，进而导致政治认同共识基础的消解。

2.2传统主流政治文化面临严峻挑战

在文化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的今天，每个政权主导的政治文化及其演进都需要有一定的内核。在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个人被集体完全淹没了，服从政治动员构成了政治权利的一种前提。高度集权政治运行模式使权力急剧自我膨胀，人治特点被充分显露。但改革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法制与民主则排斥那种人治的随意性。随着现代化增加了人们交往的范围和频率，社会利益结构发生改变，中心多元化让原有用来应付冲突的规则往往不能奏效，新规则的有效运转还有待磨合。在人们内心，原有的信仰根基被动摇，人们的精神被置于一种“权威渴望症”的状态。②法治的公正性价值延伸到政治权力，权力公共性再生产成为多中心治理的核心。③在集体与个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个人的合法性正当利益不再被忽视，政府行为得到约束不再为所欲为，这一切都需要再建设政治文化，让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认可得以持续，来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主流政治文化被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随着实践不断丰富，公共性在政策体系中体现更加充分，只不过个体利益的合理诉求回归到人的现实性当中，作为政治民主现代化衡量标准的积极政治参与文化和理性政治参与的意义被当代主流政治文化所认可。新政治文化是对传统主流政治文化的扬弃而不是抛弃，权威供给正在不断加强。

3.创新主流政治文化，建立政治文化凝聚机制

分化范文篇3

我国自1992年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至今，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效率经济，它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使得原材料、劳动力、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优胜劣汰，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生产水平的不断发展。

然而社会总资源是相对一定的，它过多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必然使更多的效益不大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由于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使其效益更加相对不大好，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增强环路，如图一所表示，必然导致地区、行业和个人之间的贫富分化，而且贫富差距又逐步拉大之势。

所以说，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出现的副产品，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贫富的相对差距会越拉越大。这恰好验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句话：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例外。

二、贫富分化的拉大并不意味着穷人越来越穷

我们已经知道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他表示贫富两个阶层拥有的财富的差距会越拉越大，但它并不意味着穷人会越来越穷。可以想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制造出来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可供人们使用的资源也会相对增多，水涨船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会越来越高。我国改革开放前后，贫富分化的程度与人民生活水平关系的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美国。市场经济最为成熟的美国是世界公认的贫富分化最严重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度，但在被许多自诩为贫富分化越来越小或致力于消除贫富分化的国度里视为高档消费品的汽车等，在美国大众眼里只是一件两三年一换的生活必需品而已。

三、中国贫富分化现象产生原因及解决之道

前面已述，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是市场经济作为效率经济而存在的产物，是附市场经济而生的，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没有贫富分化。所以，合理的贫富分化是必须的，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

而且中国目前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还不成熟，体制和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因而出现了其它的一些不合理的人为地贫富分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1、市场经济的体制与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导致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人为地极大的阻碍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使得一些信用差、品质差、道德差的个人与企业大发横财，而一些信用高、品质好、道德高的个人与企业则深受其害，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导致了人为地贫富分化。

2、个人所得税及其征收方法的不合理。本来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之一，个人所得税的出台的初衷，是为了缩小贫富分化现象，体现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及其征收办法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首先，其800元的起征额，这一规定已经违背了个人所得税出台的初衷。其次，其由所在单位代缴的办法只是约束了工薪阶层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行为。而对作为高收入的民营企业主而言，则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高收入人群缴纳所得税与否和多少，往往是靠觉悟而非约束机制来决定。这就造成了高收入人群纷纷逃税漏税的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所征收的所得税款中，工薪阶层所交纳的税款占70％以上，这严重违反了经济学原理的20／80原则。这就使得个人所得税法成了“劫贫济富”的工具，人为地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

3、法律上对民营企业主公私财产界定的混乱。众所周知，企业所得税率要远远小于个人所得税率，而对民营企业主而言，企业及全部或大部分为其所有，由于法律上还没有对其公司财产界定的规定，往往使人很难分辨出哪一些是其个人资产哪一部分是其企业资产，因而使很多所谓的民营企业家钻了法律的空子。他们往往用公司的钱来购买家庭或个人所需的汽车洋房等高档奢侈品，伺机大量偷、逃个人所得税款。因此出现了一些民营企业主一边每月只拿着一两千元乃至数百的低薪，一边却开着凯迪拉克，住着这西式洋房，并且还为此津津乐道的怪现象。

诚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贫富不断分化的现象的产生是合理的，但从长远来看，随着贫富的不断分化，财富越来越多的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将会使越来越多的人丧失购买力，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购买力锐减，进而减弱经济的发展后劲，影响经济的良性发展，甚至会引发大规模的经济恐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倒退；而且，从政治上来看，持久的非合理的过于分化的贫富差距会引发很多的政治矛盾和社会危机，进而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因而，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政权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贫富分化控制在一个动态的合理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如何真正有效的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定论。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解决路程来看，在分配领域，由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在这一块所起的作用不很明显。所以，要想对贫富分化现象进行有效的调节，只能在再分配领域通过税收和支付转移两大杠杆予以实现。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打破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其他一切不符合市场原则的行为，保护一切符合市场规律和原则的行为，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使各项经济活动能够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下健康运转，让一切以身弑法的个人和行为撞得头破血流。

2、改革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征收办法。作为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其调节贫富差距的强烈手段之一，个人所得税法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但必须加以改革和改进。首先，因提高其征收最低额度800元的起征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显得太低，违背了出台此法的初衷。因此，笔者建议适度提高最低征收额度。其次，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重点应该放在高收入人群上，应通过建立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档案、缴费档案和信用档案的方式，建立起对高收入人群的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从而从最大限度上避免其逃税、漏税行为。

3、从法律上界定民营企业主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通过财产界定避免一系列看似合法但极不合理的现象的蔓延，使得高收入人群特别是民营企业主们能够按照规定足额缴纳其应缴的个人所得税款。

4、建议开征消费税和遗产税。作为在分配的强力手段，遗产税和消费税的征收，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非常普遍，而且事实也证明是一个很好的解决之道。通过对高档消费品（亦即奢侈品）征收消费税和对继承超过一定额度的财产征收遗产税，一方面可以调节过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高收入人群特别是民营企业主把通过直接注资或设立风险投资的形式把自有资金更多的投入到第一、二、三产业中去，从而形成有效市场，进而促使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性循环。达到一个良性循环。另外，遗产税的开征，还可以避免“一代创业，富及几代”的怪现象，更加体现社会的公平性原则。

5、加大对相对低收入人群的支付转移。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的投入，逐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加大对相对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能力，这样，从经济上可以切实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缩小贫富分化的差距，从政治上讲，可以消除很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利于国家的稳定，为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提供保障。

分化范文篇4

随着发展中国家被世界贸易体系和资本的快速流动逐步边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全球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性也在扩大。“最近9年来，世界174个国家中的前15名与后15名的收入差距从60倍扩大到了74倍，而这种差距在60年代仅为30倍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占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的68%，而最穷的1/5人口在这方面所占的份额仅为1%。”全球经济体系正在被日益划分为受益于全球化经济浪潮和在其中蒙受巨大损失的两类经济实体。

为什么经济全球化拉大了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与全球资本流动的本质有关，这也是有关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矛盾所在。根据货币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资本应该能够流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自由流动使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资本自由流动自动地把资本引向最有收益的地方。从理论上讲，自由的资本市场通过此种方式给所有国家都带来利益，因此据称，商品自由流通和资本自由流动提高了所有参与国的富裕程度。然而，“就像相对成本优势定律没能给各国带来什么好处一样，资本自由流动也未能帮助各国实现‘最佳’投资。最具收益的投资不是给所有人，而只是给投资者带来利益。”当发达国家企业希望在某个发展中国家获得较高收益时，它们的资金就流向那里。然而这种“更好的”投资是以当地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的削减为代价换来的。事实是，通过经济全球化富裕起来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资本所有者。而受冲击最大的却恰恰是那些缺乏技術的非熟练工人，他们几乎将被全球市场无情地排斥。

发达国家社会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大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二战结束后30年之内逐步形成的劳资妥协的社会契约。从1980年代开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开始将自己从社会关注中分离出来，这种变化标志着一种令人吃惊的倒退——重新退回到一种过度剥削的状态。“就象19世纪一样，失业和贫穷重新出现，并且成为社会的结构特征；社会不稳定和社会排斥每天都在增长；资本收入在上升，而劳动收入在下降”。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是“资本胜利的时代”，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随着以往进步的社会政策的失败和工会力量的衰落而进一步加剧，即使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亦是如此。

近一二十年来，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逐步加剧(参见表1)，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原因有：经济全球化刺激了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增殖增加了经理层和高技术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溢价，加大了与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美国国内的低技能工人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削弱了美国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工人的议价能力。

经济全球化对于收入分配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收入分配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于他们的相对和绝对收入水平，同样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为了说明经济全球化及其主导思想新自由主义对于收入分配的具体影响，可以采用一种二元的方法论：一方面利用经济理论来推论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回顾新自由主义进程开始加速以来收入分配所发生的实际变化。

在全球范围内和大多数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群体往往不均衡地占有更多的资本、土地和技术；而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群体往往不均衡地拥有较多的劳动力。“如果某种社会变化导致了对于资本、技术等报酬的提高，这将会增加这些资产在不同家庭之间的集中度，并有可能使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而如果某种变化导致了对于劳动力报酬的提高，或减少了财产的集中度，则将有可能使收入分配更趋于平等。”

经济和社会政策往往通过以下方式影响收入分配，如国家调控主义者的政府政策，通过影响汇率，实施进口限制，调控利率、工资率、要素流动等，往往使要素的报酬无法像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环境中那样反映要素的禀赋。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或取消了这些限制，于是产生了一种更接近于自由市场自发状态的形势。

在工业发达国家，二战后广泛实施的以上这些限制，曾普遍地抑制了对于富裕阶层的报酬，从而提高了对于那些拥有的资源主要是劳动力的阶层的报酬；对于商品和劳务流动的限制也提高了对于非熟练工人的报酬，保护他们免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在发达国家中对于资本流动的限制也倾向于降低资本的利息率和利润率。但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些限制逐渐放松或被取消，其结果势必会破坏原有的收入分配状况，使之日益不平等。

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并完全扭转了二战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变得日益平等的趋势。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收入不平等开始逐渐增加，其中“最大的增加发生在美国，瑞典收入不平等逐渐下降的趋势又开始逆转，而在英国，维持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接近稳定状态的收入分散的状况正逐渐让位于一种收入分配急剧集中的状况。”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贫富分化的加剧可以通过许多标准来加以验证，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著名指标。这一时期，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上升了。以英国为例，“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测量贫富差距，人们还常常用另一种叫做“五等份”或“十等份”的方法，即将人口分成五等份、十等份，看每10%或20%的人口层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特别是比较最高收入的10%或20%人口和最低收入的10%或20%人口，看他们占有总收入比例的差距。从198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早期，四分之三的经合组织国家中，10%的最高收入者和10%的最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比率都在增加。“在瑞典，最高的20%的家庭收入与处于底部的20%的家庭收入之间的比率在1980年至1988年间从4.5上升到5.5；在美国，1989年人口中1/5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是1/5的最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的10倍，而这一比率在1967年为7倍；在英国，这一比率从1980年代初期的4倍上升到1991年的接近6倍。”

西方社会中这种劳资妥协的破坏，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与社会的分离，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导致一种沙漏社会模式的形成，在这样的社会里，大部分人都将掉入社会底层。”越来越多的人生活水平下降，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凝聚力瓦解。发展中国家社会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剧“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工程加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只有新的经理和领导精英才从这种发展中受益。‘第三世界’的大规模贫困并不能被克服，充其量在大规模贫困中创造出几个富裕的小岛罢了。”

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普遍影响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影响都有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倾向。经济全球化刺激了资本流动性的加大，许多研究表明，外国资本的渗透往往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国资本的进入和渗透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小批本土的高收入精英阶层，他们管理着这些投资并且扩张着非正式的经济部门，而由这些投资所产生的就业往往是相对低工资的工作岗位，由此扭曲了东道国的阶级结构。可以看到，当前国际市场的发展正日趋迎合经理阶层、职业白领和高技术工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资本的进入，这些群体的收入也大幅增长，并逐渐拉大与国内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别。第二，由这些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往往回流出东道国，而不是再投资于东道国，这抑制了发展中国家国内的资本积累和形成。第三，东道国为了迎合外国资本，往往营造出更受国外资本青睐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而限制了国内劳工获得较高工资的能力。

在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和其所引领的经济全球化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根据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类型而有所变化，一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种经济类型：制造业产品出口的生产国，许多亚洲国家属于这种类型；初级农产晶或矿产品的出口国，大多数非洲国家属于这种类型；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国家；许多拉美国家属于这一类型。在以上三种经济类型中，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于进口替代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大。在许多进口替代型的产业部门，新自由主义很可能会导致工资和就业岗位的减少，这对于城市就业机会和收入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城市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将不可避免。所以，新自由主义对于拉美国家中收入分配的冲击是最大的，由此造成的贫富分化的加剧在这一地区也最为明显。

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始于1980年代中期，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相继自由化，并于1990年初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一自由化改革期间，墨西哥社会的家庭总计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43上升到1992年的0.475，其中大部分增长发生在1989年后。而工薪收入者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419缓慢上升到1989年的0.443，然后急速跃升到1992年的0.519。”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在墨西哥，导致这种收入分配状况急剧变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始于1980年代末期的由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所推动的大规模的国外资本的流入。这种解释也支持了以下这样一种观点：即从一个发达工业国家向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在这个例子中分别指美国和墨西哥)，同样降低了这两个国家中的大多数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

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减少对产业工人的保障，拉美各国政府都设法削弱工会的权力，劳方在与雇主谈判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拉美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地位也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大多数劳动者的命运注定是低工资或长期失业，由此导致拉美地区的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在80年代债务危机发生后，穷人和就业不足者占到了大多数拉美国家人口的30%-50%。”与此同时，拉美各国内部的贫富分化也在加剧，“70年代智利工人可以得到国民收入的50%，到1989年只能得到19%。阿根廷1975年贫富收入之比为1：8，1991年为1：16，1997年为1：25。”“全球化的富人和区域化的穷人”问题的出现与解决的思路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在那些能够从全球化经济中受益的人与不能从中受益的人之间，在那些能分散全球化带给其风险的人与那些不能分散其风险的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潜在的冲突根源。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居民分化为全球化的富人和区域化的穷人，“有些人以全球为家，而另一些人则被束缚在其居住地”，那些以全球为家的权力精英们“凭借着极其尖端的信息技术、空中旅行和多处居所而自由地做跨洲来往和沟通。”这一部分国际性流动群体很大程度上“已经割断了他们与当地社会的联系，变得无拘无束”，而“通过减少对国际性流动性群体的约束，全球化会使团结社会力量的凝聚力松懈，并加剧社会的分裂”。乔治·卡斯特尼德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墨西哥社会的分析很令人深思，他认为，“一条新的正在很快分裂的墨西哥社会的裂缝正在形成。这种分裂把与美国经济接近的墨西哥人与那些不与美国经济接近的人分开……将那些即使没有处在墨西哥社会的边缘，但处于全球性资本、商品和服务流动边缘的人，与那些被融入全球性流动的人相区分。”

经济全球化既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平等问题，同时又使一个民族国家政府在使用调控手段缩小贫富分化、减小财富分配不平等时面临着新的挑战。传统上，一个国家往往通过再分配机制来缩小其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减小经济不平等以及相关的社会不平等。其中一种很重要的手段便是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是为那些贫困人口或者近期没有得到工作机会的人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转移支付是有很大平均作用的因素，它主要流向低收入的家庭。”转移支付的费用主要来自国家的税收，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在“经济基地”的竞争中为了获得资本的青睐，往往采取减税政策。而另一方面，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它逃税的能力增强，“资本流动性的增加侵蚀了一部分重要税费”。国家对资本的征税越来越困难，以德国为例，“1986-1996年德国对资本收入实际征收的税从24%下降到了15%”。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国家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纷纷采取紧缩政策，这使得用于向贫困人群提供保障和无偿或廉价公共服务的公共开支在逐渐缩减-，社会福利的标准在不断降低，劳工所承担的社会保险计划的税收负担不断加重。“甚至在美国，全球化的压力也促使其减少社会保障方面的赋税和转移支付份额一这些措施本来旨在抵消全球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对此，丹尼·罗德瑞克经过分析研究得出：“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在社会计划中支出资源的能力；使得对资本征税更加困难；而劳工所负担的税收的份额在增大。”“全球化已使政府更难于提供社会保障——而这是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在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减小社会不平等方面的调控能力在弱化。

以往所倡导的劳资妥协、缩小贫富差距的历史局面是在国家的调控干预下实现的，但现在，这种妥协正随着全球化的经济摆脱这种调控国家的干预而受到破坏，而这正在严重削弱着社会凝聚力。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造就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不能为失败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体系，很容易被绝望的行动所破坏。”对此，不同的学者开出了各自的药方，以缓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状况。

威廉·K.塔布疾呼，决不允许以“全球化”的名义剥夺人们的权利，“要用控制资本并使经济服务于人的需求的必要性，同诸如竞争、自由市场，以及所谓的全球化的要求之类的意识形态构想对抗，而不是承认劳动人民应当持续充当这类意识形态构想的牺牲品。”

包括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内的许多学者则认为，经济全球化并非仅仅是引起矛盾的和不可预测的，它首先也是可以从政治上加以塑造和控制的。这需要建立一种类似于布雷顿森林协议那样的新制度，以便遏制全世界范围内以极快速度进行的资本投机。

综合而言，普遍的观点是：应当在全球范围内促成一种新的劳资妥协的形成。这种劳资妥协的实现需要各种力量的介入：包括民族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和包括劳工团体在内的许多非政府组织等等，同时，这种新的劳资妥协需要富于想象并富有成效的制度来加以保证。要通过对许多经济行动的政治调控来避免全球化的市场经济陷入“市场极权主义”，要在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之间争取实现更多的收入和分配公平，要通过国际组织、劳工团体和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来减少大规模的贫困、失业。而在一个国家内部，则应当建立合理的再分配机制，保证更多的受经济全球化冲击的弱势群体参与分享社会福利。同时更关键的是，要加强对资方的约束，限制资本力量的过度膨胀。

分化范文篇5

[关键词]当代社会；传播分化

传播活动成为当代信息社会人们的主要活动，我国当代社会也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裂变。这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变革加剧，导致了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新的社会阶层正在迅速崛起和形成。正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促进了社会分化，在社会分层中，职业是社会阶层分化的核心因素。[1]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社会的文化分化也日益加剧，各个阶层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消费方式。在社会文化分化的基础上，传播分化的问题也凸现出来。但是，究竟什么是传播分化，它的内涵和基本型态是什么，传播分化有什么具体表现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

一、传播分化的基本内涵

什么是传播分化？我们认为，所谓传播分化，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有效应用，以及传播主体对传播资源占有的不同，从而导致的社会不同的传播主体之间的异质化，并由此产生的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传播分化具体表现为传播差距、传播区隔、传播分异等现象，以及这种传播差距、区隔、分异进一步分化和加剧的趋势。实际上，在传播分化概念中，具体包括三层涵义：其一，传播分化首先表现为作为社会存在状态的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传播现象。也就是说，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如地区、群体、文化、职业等社会阶层不同的传播差距；产生了诸如在媒介价值、媒介生态、媒介资源等领域，将传播整体系统分割为不同的次级系统的传播区隔，以及传播功能的异质性特征不断强化的传播分异现象。其二，传播分化还体现为这种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现象具有明确的加大及进一步促生新的分化的趋势。其三，传播分化引起了某些特定的社会分化，它是当代社会传播发展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并由此而引起的不同的传播主体之间的如贫富分化、阶层分化、文化分化等一系列的社会分化。

传播分化和社会分化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社会学理论中，分化常用来表述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个概念涉及到原本由一种社会体制运行的诸多社会活动分裂为由不同的社会体制来制约。分化的历史过程表征了一个社会的各部分越来越明显的专门化趋势，进而导致了该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异质性。有学者指出，分化是社会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重要动力，尽管这种现象在传统社会也存在，但是到了现代阶段，分化明显加剧，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2]显然，社会分化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十分突出，社会分化也是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重要标志。社会分化理论为我们系统研究传播分化提出了具体的理论指导，同时，传播分化也是社会分化的有机组成，不能把传播分化与社会分化割裂开来。我们关于传播分化的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现象的描述，实际上也源自于社会学研究对分化概念的界定和总结。

就传播学理论本身看，虽然没有人专门提出传播分化的概念，并专门就此进行更深层次的内涵分析。但对于这一理论问题，在传播思想的发展中其实早就有所认识，并作了不同程度的阐释。传播学研究中的“知沟理论”、“信息沟理论”可以说较早地认识到和明确提出了传播分化的问题。知沟、信息沟理论已充分认识到传播分化中的信息差距问题，为传播分化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分化现象，罗杰斯在其著作《创新的扩散》中也有所认识，他认为，在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过程中，创新的扩散一般会引起更大的社会经济差距。英国著名传播学家麦奎尔就深刻地认识到了传播和社会变迁的问题，麦奎尔认为，关于大众传播和社会中发生的其他变迁之间关系的趋向和牢固程度，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传媒是社会变迁的原因，还是结构？传媒在哪里发挥影响，它们也就在哪里引起变迁。两种主要变迁是，要么就是选择社会集中化，要么就是选择社会分化。麦奎尔认识到大众传播对传统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的控制和分化的作用。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影响深远的“公共领域”理论，其实也涉及到大众传播与社会分化的问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认识到公共领域“结构性的变化”问题，他对“公共领域”在19世纪的衰落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强调了大众传媒对公共领域的结构的分化。此外，在传播学受众研究理论中，传播分化问题也有具体的体现。[3]首先是作为社会类别的受众研究，强调受众的差异性，力图通过社会在分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社会类别来区分研究受众。其次，还有作为亚文化群体的受众研究，强调受众群体的差异性，但与社会群体的分类要素来源于社会学不同，该理论视野与文化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有着直接联系。

研究者尽管没有系统地对传播分化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深层次分析，但都从各自的理论体系和认识角度出发，涉及到了传播分化的问题，并且也都有很深刻的认识。在他们的理论中，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清晰的，这就是传播分化和社会分化之间的内在的联系和互动性，社会分化影响传播分化，而传播分化则加剧社会分化，同时又转化为社会分化的动因，这一认识为我们研究传播分化提供了逻辑的起点和理论分析的视角。

导致传播分化的动因，其实就是社会分化。反之，传播分化也促进社会分化，社会分化和传播分化具有明确的互动性。陈卫星指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传播技术的普及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中介作用，传播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网络铭文。传播手段不仅仅是生产力内部的范畴，同时也编制和构筑了生产关系，维持和加强了生产领域当中的一般状态。传播工具对社会转型产生的撞击作用在于，重新构建社会空间。”[4]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播成为社会分化的中介和载体，同时通过传播，社会空间又得以重构。因此，就其发生看，传播分化是社会转型中社会分化的结果。而就其结果看，传播分化又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必要因素，是社会发展中社会现代性的具体体现。所以，我们认为，在任何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必然产生裂变，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的价值、文化、政治、经济等都不同程度地产生各种形态的分化现象，传播分化就是这种分化中的主导形式。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当代社会，传播分化自然而然是社会分化的主要载体和催化剂。传播分化伴随着社会分化而发生，加速社会分化的进程，促成了社会分化过程中各社会阶层的形成。同时，传播分化又体现着社会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分化。从深层次看，伴随着传播分化，社会文化在其系统内部产生冲突，形成新的文化因子，促成异质文化的生成，从而导致文化分化。在此基础上，社会文化本身也向异质性转化，也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的产生。因此，传播分化实际也是社会分化的一种形式。

二、传播分化的具体形态

就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看，传播本身的快速发展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并生的。我国传媒业在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如传播差距、传播资源的非均衡发展、媒介报道的社会歧视，等等。这些传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其实都和传播分化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传播分化的基本内涵包括现象层面的传播差距、子系统分化的传播区隔和异质性分化的传播分异。以传播差距、传播区隔、传播分异为基点，为了更明确具体地研究传播分化，我们还有必要分析传播分化的具体形态。对此问题，国内研究者大都从社会分化的角度出发，直接借用了社会分化研究取得的理论观点，主要从社会阶层分化来分析传播分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俞虹依据陆学艺等对中国社会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划分，从传播资源和传播权力的角度，将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结构划分为强势集团、中间阶层和弱势群体三大部分。围绕这三大社会群体，段京肃通过分析各社会群体对媒介的控制和使用情况指出：“在社会阶层出现了新的分化以后,媒介必须适应新出现的各个阶层的实际需求,否则媒介就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在现阶段,每一个媒介都要找到最需要自己的阶层,并尽全力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5]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社会分化尤其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对媒介需求的变化，并指出媒介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媒介本身也在促动着社会的分化，社会分化和传播分化表现为互动关系，传播分化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诸如此类的问题则是他们的研究所没有深究的地方。因此，我们不但要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更要从全方位的透视我国当代社会传播分化问题，并对其具体形态进行描述。总括起来看，传播分化在政治意识、文化观念、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下面我们主要从传播价值、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地域性差异等来描述传播分化的表现形态。具体而言，传播分化主要表现在内在分化和外在分化两个方面，并由此形成具体的形态。

（一）内在分化。所谓内在分化，主要是指传播的价值取向、文化、意识形态等内在因素产生的分化现象。它是隐性的分化，表现为潜在的变化，但对传播分化起着决定性和主导的作用。

1、价值形态分化。

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化的活动，价值取向是其基本的出发点，任何传播活动都有其目的和价值判断的立场，都包含着特定的价值观，并因此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早期的传播学者更多地倾向于传播对社会价值建构的正面作用，更强调传播的价值整合意义。如美国传播学者帕克就认为，作为整体的传播，使社会团体走向联合、一致和完整。它修正、规范了竞争，产生出道德秩序。显然，他认为正是传播从正面建构社会价值，使不同的价值走向一致。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当代社会呈现价值多元化的态势，社会发展表现为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状态。如雷洪认为，我国转型期社会分层价值观基点的转变和特征是：(1)由制度化核心意义转变为利益性核心意义；(2)由身份性意义转变为功利性意义；(3)由明显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意义转变为经济性、物质性意义；(4)国家或社会一重性意义转变为个人、群体、集团、国家多重意义；(5)单一的制度安排意义转变为市场化与制度安排双重意义；(6)简单的效用和意义转变为复杂的效用和意义。[6]从理论上看，价值多元化应该是一个转型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实。大众传播媒介的参与，使得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分化具体表现出来，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一元价值观分化为即此即彼的多元价值并存的状态。随着社会多元价值的产生，大众传播媒介也明显呈现出了价值分化的情形。不但大众媒介本身表现出价值多元化的倾向，而且人们对媒介的需求、认识、理解和判断也呈多元化的趋势。就媒介的价值取向来看，出现了各种不同价值观念并存的状态，如传统与现代、东西方、民族化等等，各种价值体系一并产生并不断强化。更为重要的是，大众传播价值观正在走向两极分化，传播正在分化出其负面的、否定性的价值形态来，基本价值变得模糊，各种相对主义观念大行其道。实际上，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普及，传统的价值体系产生了分异，即在传统的价值的基础上，分化出了异质性因素，传播是促成这种分化的直接动因。也正因为传播分化，从而导致了人们对多元价值的认同，这其实是分化的结果，也是进一步分化的前提。当然，这种认同有肯定的、积极的一面，也有否定的、消极的认同，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在当前商业化的冲击下，我国大众传媒的道德价值权威受到挑战。大众媒介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不惜以牺牲社会的基本价值为代价，猎奇色情、宣示苦难、侵犯隐私、社会歧视等等有损于社会基本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报道，成为争夺媒介市场的手段。

2、文化形态分化。

传播分化还表现在文化形态意义上的分化。就文化层面而言，我国当代传播分化主要表现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主导文化和民族文化等形态的分化。

关于文化形态层面的传播分化，其主要决定因素是工业化和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人类的文化活动的基本特点是文化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推波助澜地影响着大众文化的形成和扩散，并且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首先表现为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在当前中国的审美文化当中，虽然存在着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三元格局，但人们不难发现，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形态，近二十年来发展极为迅猛，它不但在其生产和流通的规模上超过了任何其他文化，而且还在以各种‘文化暴力’方式掠夺其他文化资源。这就造成了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甚至主导文化的‘殖民化’，在这里主要是指大众文化以各种方式利用来自其他文化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最终改造成为适合于大众文化逻辑的共享性的文化。”[7]从传播分化的角度看，这段论述就很好地阐明了文化形态的分化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消费主义文化也正在兴起，大众文化随之成为文化的主流形态，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在传播分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同时，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播现代性问题日益突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和分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大众媒介促成了全球文化的蔓延，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和分化加剧，这也共同引发了主导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和分化。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传播分化的焦点。例如，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我国当代大众传媒中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形态的呈现殖民化态势，就是传播分化在文化形态分化层面的具体表现。

3、意识形态分化。

大众传播对意识形态的分化和整合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陈卫星指出：“媒介的意识形态作用在于对社会现实下定义，同时让公众相信社会话语的内在性质。媒介的意识形态作用还在于维持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的协调性，在对传播活动进行技术整合的同时规定传播的范围。在经济改革所推动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过程中，媒介的意识形态冲突就在于如何把总体利益和特殊利益相协调。传播意识形态是冲突和斗争的对象。”[8]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把意识形态话语具体化和现实化，在这种具体化和现实化过程中，从而实现意识形态对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的建构作用。法国学者德布雷说：“我们回想起一个政治机器（政党、俱乐部、运动）是一个传播工具，而一个传播机器（报刊、编辑、视听）是一个政治工具。”[9]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当代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大众传播对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十分突出和紧迫。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个社会利益集团都在争取自身的存在空间，新的阶层也正在形成，社会分化加剧。各社会阶层不但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也在争取文化、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主导地位。而新兴阶层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形成，主要借助于大众传播的力量。传播在意识形态层面分化的表现，阶级分化是基础，利益多元化是目的，以此形成了对大众媒介的掌握和使用，从而借以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力，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学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多元结构的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新生阶级处于上升地位，[10]显然，这些新生力量在确立自身利益地位的同时，也在通过大众传播确立自己的社会意识形态地位。这样，在我国当前大众传播中，如国家议程、民间议程、利益议程等各类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化也各有表现。

（二）外在分化。所谓外在分化，是指大众传播在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区域等外在因素产生分化，它是在内在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显性分化，表现为具体的社会现实。

1、社会结构分化。

传播分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传播区隔。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社会系统产生分化出它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的功能产生分异，也就是传播表现出的重新结构化的过程。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结构化的过程，这首先体现在功能的分化方面，而这一切的基础则是社会经济的分化。“社会分化的程度可以作为衡量社会系统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社会分化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分化是社会经济领域内的分化。”[11]显然，就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看，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经济结构呈现分化的态势。经济结构的分化，导致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促使多元利益集团的形成。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这些利益集团产生不同的政治要求，从而形成了政治结构的分化。在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社会大众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表达平台，传播结构分化便不可避免。

2、社会阶层分化。

社会阶层分化层面的传播分化，是研究者关注较多的问题，也是传播分化研究的焦点问题。传播分化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主要有：（1）收入差异。这主要表现为拥有社会传播资源的强势集团和稀缺这些资源的弱势群体的分化和对立，具体则表现为大众媒介的喉舌、工具的功能和公权功能之间的分化。例如，就当前的大众传媒发展看，研究者对农村农民受众地位弱化的关注[12]、对农民工在大众媒介中劣势地位的透视[13]、对中国弱势电视群体的分析[14]，以及分别对强势集团、中间阶层、弱势群体等三个社会构成的媒介状况构成的研究等[15]。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国当代社会因收入差异而导致的传播分化的具体现实。（2）职业差异。因社会分工的不同，社会职业的差异，社会不同的职业群体的形成，也形成了大众传播的分化。显然，大众传播媒介更多地被具有使用权力和购买能力的社会群体所掌握，从而造成了一些职业群体媒介“消音”和边缘化。（3）性别差异。传媒对社会性别观念的分化主要在于，首先，传媒对社会性别的刻板的模式化。其次，传媒传播的男权中心价值观内化对女性的分化。[16]（4）年龄差异。传播在年龄分化层面的变现，主要在于对儿童的成人化，大众传播媒体尤其是一些娱乐节目，主要着眼于成人的生活世界，从而使儿童较早地进入成人生活。

3、社会地区分化。

社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传播分化。就我国当前大众传媒发展看，突出表现为东中西部和城乡分化两个方面。首先，严重的东部和中西部的传播分化。具体表现在传媒发展水平、传媒的基础条件，以及传媒交流等方面存在着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严重分化。其次，严重的城乡传播分化。由于我国社会长期发展形成的城乡的二元结构，也导致了传播的城乡差异。具体表现在基础条件、媒介消费、信息交流等方面城乡严重分化。尤其是对于农村传播的缺位问题，国内学者们也都有所认识[17]，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大众传播的协调发展。

三、结语

传播分化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它是我国当前大众传媒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新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认识到，传播分化是传播发展中的必然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分化现象，从而使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得以均衡发展。

就大众传媒的现实发展看，传播分化的直接结果是分化所导致的传播冲突，如对这些传播冲突不加以有效的社会控制，将会进一步导致传播的不和谐和非均衡性发展。传播冲突是传播分化中的必然结果，传播分化的差距、区隔和分异，首先导致大众传播的社会结构、阶层、地区等的传播发展差距，这些传播分化的具体差距，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冲突。比如对媒介资源的掌控的差距、对媒介信息使用的差距等，就导致因媒介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对立和冲突。其次，导致传播系统在价值、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分化出子系统，现有系统和这些分化的次级系统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冲突。比如传播意识形态的多元冲突，就是比较明确的方面。其三，导致传播系统的异质性因素的产生，这些分化出的异质性因素和特征，本来就作为传播系统的对立面出现的，它自然就和系统本身产生冲突。总体来看，传播分化的冲突最终引起大众媒介的诸如价值系统、文化系统、意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等领域的非均衡发展。

当然，从理论上讲，传播分化最终会走向传播整合。但是，就现实看，任何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绝对不会主动放弃自己拥有的权力和资源，也就是说，传播分化不会靠媒介自身的内部调节来解决。由于大众传媒的性质的特殊性，即它作为社会公众意见表达的公益性和追求商业利益趋利性的双重特征，因此盲目地依靠市场力量，显然不会得到有效调节，传播分化也不会自然实现传播整合。这样，要有效实现传播的社会整合，制度控制和政策干预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在媒介发展的制度建设中，国家和政府如何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出发，充分考虑到传播差距、弱势群体、边缘化等媒介冲突因素，从而实现媒介文化对社会的真正救赎，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此来看，传播分化的社会调控就显得相当关键和重要了。[18]法国学者高龙指出：“一方面，在中国，传播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的社会转型。另一方面，传播在中国社会的重新结构中举足轻重。从维持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紧密联系这一点出发，传播是一个强化社会联系的纽带，保持了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型中的中国大众传播是处在一场危机当中，……是传播媒介在国家权威和城乡社会之间起着平衡作用。”[19]因而，为了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避免传播分化，实现传播整合，大众传播的制度建设应是我国当前媒介发展的首要任务！

注释：

[1]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3页。

[3]蔡琪：《多维视野中的受众研究》，中华传媒网，/，2004.3.12

[4]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8页。

[5]段京肃：《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6]徐晓军：《“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综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4期。

[7]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4页。

[8]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0页。

[9]RegisDebray,Coursdemediologiegenerale,Gallimard1991,p.172.转引自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6页。

[10]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11]韩明谟等：《中国社会与现代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12]陈崇山：《谁为农民说话？——农村受众地位分析》，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8.26

[13]冯恩大：《农民工：都市媒体的“集体盲区”——兼论现阶段大众传媒的角色、功能与责任》，中华传媒网，，2004.8.5

[14]戴元光、陆琼琼：《弱势群体在中国电视中的“弱势”》，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MediaReports），2003年第3期。

[15]俞虹：《当代社会阶层变迁与电视传播价值取向》,传媒观察网，/，2003.7.17

[16]姜红：《大众传媒与社会性别》，《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3期。

[17]焦德武：《信息狂欢时代的落寞：农村信息传播缺位思考》，《新闻知识》，2005年第8期。

分化范文篇6

我国自1992年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至今，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效率经济，它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使得原材料、劳动力、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优胜劣汰，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生产水平的不断发展。

然而社会总资源是相对一定的，它过多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必然使更多的效益不大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由于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使其效益更加相对不大好，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增强环路，如图一所表示，必然导致地区、行业和个人之间的贫富分化，而且贫富差距又逐步拉大之势。

所以说，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出现的副产品，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贫富的相对差距会越拉越大。这恰好验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句话：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例外。

二、贫富分化的拉大并不意味着穷人越来越穷

我们已经知道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他表示贫富两个阶层拥有的财富的差距会越拉越大，但它并不意味着穷人会越来越穷。可以想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制造出来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可供人们使用的资源也会相对增多，水涨船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会越来越高。我国改革开放前后，贫富分化的程度与人民生活水平关系的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美国。市场经济最为成熟的美国是世界公认的贫富分化最严重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度，但在被许多自诩为贫富分化越来越小或致力于消除贫富分化的国度里视为高档消费品的汽车等，在美国大众眼里只是一件两三年一换的生活必需品而已。

三、中国贫富分化现象产生原因及解决之道

前面已述，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是市场经济作为效率经济而存在的产物，是附市场经济而生的，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没有贫富分化。所以，合理的贫富分化是必须的，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

而且中国目前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还不成熟，体制和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因而出现了其它的一些不合理的人为地贫富分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1、市场经济的体制与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导致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人为地极大的阻碍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使得一些信用差、品质差、道德差的个人与企业大发横财，而一些信用高、品质好、道德高的个人与企业则深受其害，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导致了人为地贫富分化。

2、个人所得税及其征收方法的不合理。本来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之一，个人所得税的出台的初衷，是为了缩小贫富分化现象，体现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及其征收办法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首先，其800元的起征额，这一规定已经违背了个人所得税出台的初衷。其次，其由所在单位代缴的办法只是约束了工薪阶层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行为。而对作为高收入的民营企业主而言，则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高收入人群缴纳所得税与否和多少，往往是靠觉悟而非约束机制来决定。这就造成了高收入人群纷纷逃税漏税的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所征收的所得税款中，工薪阶层所交纳的税款占70％以上，这严重违反了经济学原理的20／80原则。这就使得个人所得税法成了“劫贫济富”的工具，人为地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

3、法律上对民营企业主公私财产界定的混乱。众所周知，企业所得税率要远远小于个人所得税率，而对民营企业主而言，企业及全部或大部分为其所有，由于法律上还没有对其公司财产界定的规定，往往使人很难分辨出哪一些是其个人资产哪一部分是其企业资产，因而使很多所谓的民营企业家钻了法律的空子。他们往往用公司的钱来购买家庭或个人所需的汽车洋房等高档奢侈品，伺机大量偷、逃个人所得税款。因此出现了一些民营企业主一边每月只拿着一两千元乃至数百的低薪，一边却开着凯迪拉克，住着这西式洋房，并且还为此津津乐道的怪现象。

诚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贫富不断分化的现象的产生是合理的，但从长远来看，随着贫富的不断分化，财富越来越多的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将会使越来越多的人丧失购买力，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购买力锐减，进而减弱经济的发展后劲，影响经济的良性发展，甚至会引发大规模的经济恐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倒退；而且，从政治上来看，持久的非合理的过于分化的贫富差距会引发很多的政治矛盾和社会危机，进而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因而，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政权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贫富分化控制在一个动态的合理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如何真正有效的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定论。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解决路程来看，在分配领域，由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在这一块所起的作用不很明显。所以，要想对贫富分化现象进行有效的调节，只能在再分配领域通过税收和支付转移两大杠杆予以实现。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打破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其他一切不符合市场原则的行为，保护一切符合市场规律和原则的行为，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使各项经济活动能够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下健康运转，让一切以身弑法的个人和行为撞得头破血流。

2、改革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征收办法。作为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其调节贫富差距的强烈手段之一，个人所得税法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但必须加以改革和改进。首先，因提高其征收最低额度800元的起征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显得太低，违背了出台此法的初衷。因此，笔者建议适度提高最低征收额度。其次，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重点应该放在高收入人群上，应通过建立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档案、缴费档案和信用档案的方式，建立起对高收入人群的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从而从最大限度上避免其逃税、漏税行为。

3、从法律上界定民营企业主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通过财产界定避免一系列看似合法但极不合理的现象的蔓延，使得高收入人群特别是民营企业主们能够按照规定足额缴纳其应缴的个人所得税款。

分化范文篇7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社会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社会分化加剧，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格局被打破。社会分化的同时，农民阶级内部的分化也在加速，这种分化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提出了挑战。

一、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现状

阶层是根据人们不同的社会特征，进行多角度划分而形成的社会地位序列。划分阶层的标准主要是收入水平、职业、权力、教育程度，核心是职业。[1]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农村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使得农民在职业上已经出现明显的差异，这样的差异也影响到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使其获得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也不相同。陆学艺等学者按农村劳动力就业类型将农村户口的农民划分为8个阶层：一是农业劳动者阶层。由承包集体耕地，以农业劳动为主的农民所组成。这个阶层是中国大部分农村的主体劳动者。二是农民工阶层。他们常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三产业，户口仍然是农民，有承包地，从事城镇职工不愿干的工作但又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公费医疗等劳保待遇。这是一个人数仅次于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应当切实关注的阶层。三是雇工阶层。这是现阶段农村的工人阶级。他们受雇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他们的收入一般比农民工高，但社会地位一般比农民工人低。四是农民知识分子阶层。在农村从事教育、科技、医药、艺术等智力型职业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农村现代化的先锋。五是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即农村拥有某项专门技术或经营能力，占有一定生产资料或资金，从事某项生产或经营活动的农民，生活比较充裕，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对于农村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政治参与程度相对较高，对国家经济政策尤为关注。但就整体而言，这一阶层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影响他们进一步发展。六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即企业的生产资料私有，自主经营，以盈利为目的且雇工在8人以上的企业主。他们中有一些是文化水平较高、年轻有为者，已有相当清晰和迫切的政治要求。七是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即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经理、厂长以及主要科室领导和供销人员他们有集体企业的经营权、决策权，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随着农村乡镇企业的继续发展，这个阶层的人数和势力正在迅速发展之中。八是农村管理者阶层。即村“两委”的组成人员及村民组长，是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是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基层的具体执行者，是农村发展的领导力量。他们的地位和收入在不同地区之间因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有很大差别。

阶层的分化具有不完全性和动态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分化越来越细、越来越明显。由于阶层分化的不完全性和动态性，目前我国农村结构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如一个农民可能同时进入几个阶层，有几个阶层身份的多重性，“农民这种阶层开放性和多重性，使农民各个阶层对自己暂时所处的阶层没有太多的认同感，阶层意识薄弱，这就削弱了各个阶层的凝聚力，弱化了个人对阶层和阶层冲突的参与程度。”[2]

二、对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五大挑战

(一)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影响。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的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可见，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工作的领导核心，但是现在这种核心地位受到了挑战。农村的阶层分化后，不同的阶层在经济利益、价值取向乃至行为规范上都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差异，不同的阶层都希望在政治组织内寻找自己的人，以维护本阶层的利益。特别表现在村委会选举中，出现了拉票贿选争当村委干部的现象，使不少地方村委干部选不出、选不足或一些不符合干部条件的人被选进了村委班子，影响了党在农村的领导工作。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排斥党的领导的现象。此外，伴随着农村阶层的分化，农村社会势力也复杂化，宗族、宗教甚至一些帮会势力也开始活动，通过对家庭成员或教徒的控制向社会政治组织施加影响。有些财大气粗的村民公然贿选，在言论和行动上不把党组织和村干部放在眼里。这些都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形成了挑战。

(二)对党员队伍建设的影响。一是对党员队伍发展的影响。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多样化，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不愿意入党。目前，农村党员队伍老化，党员干部后继乏人的现象仍然十分突出。二是给党员队伍的管理的影响。随着从业的多样化和工作的流动性，给党的组织生活和日常管理带来了困难。有的党员常年在外，成了不交党费、不过组织生活、不参加组织活动的“三不”党员，对这一部分党员如何教育管理至今也未能很好的解决。三是给党员先进性建设带来了困难。党的先进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通过自己的组织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领导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随着从业形式的多样化，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载体和舞台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基层探索开展了农村党员“双带”(带头富、带领群众富)等活动，但成效还不明显。

(三)思想意识多元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生活的圈子在农村，基本从事相同的职业，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生活的同质性使得人们易于接受同一种思想，这是党能够在农村用一元化的意识形态进行整合的基础条件。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分化加剧，这不仅表现在职业、收入上，也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现代的民主法制意识与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并存，道德至上与金钱至上义利观并存，刀耕火种与现代信息文明并存，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与开拓进取的市场意识并存。价值取向由单一趋向多元加大了党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部分农民在主导价值观念上的偏离，导致了党在农村凝聚力的减弱。在这样各种思想并存状况下，用单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去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对基层党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既有来自内容上的，也有来自教育手段方法上的。过去重视国家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教育人们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而现在人们更多注重的是自己的利益，再用道德至上的观念来要求人们也少有人会接受。过去传统的方法是开会，通过会议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在现代的快节奏时代，人们已经静不下来去听那种单调的说教了。现在有的农村党员干部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真有“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感叹。

(四)利益主体多元化对利益整合能力的挑战。利益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保证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3]虽说都是农民，都是农村户口，但是农民实际所从事的职业分化已经很明显，有的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职业的不同带来利益主体的收入分化与利益诉求的不同。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的计算，****年至****年，农村有近1/4的人口获得的纯收入占农村总收入的比重达到50%以上，而22%的人口获得的纯收入所占比重不足8%。[4]如何将最富有的人与处于绝对或相对贫困的人的利益整合起来，这又是对基层党组织提出的一个挑战。在传统农业社会中，青睐情感认同式的自选性整合，依附族亲、权威及地域共同体的力量，更愿服从由习俗、价值观念形成的无形的强制性整合；现代工业社会，主要依靠利益的功利整合、契约关系整合和法律规章的有形整合。中国农村社会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的整合手段都在农村社会存在、交织。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已由公社时期的直线性表达方式分化成为散状结构，即从所谓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简单型连接转化成为各种利益主体的交叉式综合结构。利益的分化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这就把协调利益矛盾，维护各方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加到了各级党组织身上。

(五)政治参与形式多样化对发展民主政治能力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是一个具有单一身份的群体，农民享有同样的身份和地位。由于缺乏政治参与的利益动机，广大农民长期处在“响应政府号召”的被动状态中。改革开放后，农民的个体自主意识开始复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提高。随着农民阶层的不断分化，农民的政治参与表现为较大的不均衡性，各阶层政治参与的要求、参与的动机、参与的形式各不相同。就参与的动机来说,有研究者将其分为四种动机:信念性参与、分配性参与、服从性参与、强制性参与。农村富裕阶层更多的可能是信念性参与，为某种理想、原则而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而一部分农业劳动者阶层及农民工阶层更多的是一种分配性参与，是对自身利益进行理智选择；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及弱势群体是一种服从性参与，参与政治是由于受了动员、暗示或者命令而参与的。强制性参与是在某种强制力的迫使下参与政治生活的，这在实践中还不多见。就参与的形式上，富裕阶层更多的是选举性参与，有的甚至动用自身财力，以出资为村兴办公益事业为承诺来为自己助选，或者直接进行贿选，有的财大气粗，操纵普通的盲目性参与的群众、操纵党支部，控制村里的局势，对支部领导核心地位都形成了极大的挑战，形成与支部分权的状况。而弱势群体除了选举性参与外还有议论性参与，但影响力有限。对我们支部提出的挑战是：自身如何巩固领导核心地位？同时又如何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渠道让各方利益都得到较好保护？

三、关于应对挑战的几点思考

(一)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农村的分化速度会越来越快，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会表现出更大的差异。以过去单一的工作方法来领导农村工作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加强和改善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一是必须转变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用市场经济的思维和手段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去领导好农村工作。在处理与农村其它组织如村委会、村办企业、农民协会组织的关系上，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而是要示范、引导。二是要按照“五个好”村党支部的要求，切实加强党支部自身建设，提高战斗力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发展的能力，要强化村级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三是拓宽与农村各个阶层的沟通渠道。通过一些行之有效的形式如吸纳各阶层的人进入村民议事会等形式来与之沟通，增进了解，加强合作，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而不是让农村新阶层成为加强党的领导的障碍。

(二)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一是积极培养村里积极上进的青年入党。支部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培养和吸纳党员，要“坚持标准、严格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同时也要有意识的进行培养，对于村里的优秀青年，平时要提供舞台让他们表现自己，让他们参与村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增加他们对党组织的了解。二是建立流动党员的登记管理制度。对三人以上集中外出的党员要及时成立党小组；对分散外出的党员，在他们外出前要对他们进行党性教育，并督促其做好党性分析；党员外出期间，可以通过函件、网络和电话等方法加强对对他们的教育管理。三是探索发挥先进性作用的途径。有的地方探索的“双培”(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方法值得借鉴，这样就保证党员的质量。“双带”活动要扎实在农村党员中推进，让党员在推支农村社会发展，带领群众致富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凝聚力。

(三)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思想政治工作要有好的效果要以意识形态自身和吸引力为先决条件，而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灵活性、整合性和凝聚性，加强党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权的领导，加强党对舆论的主导能力，这些都不是我们基层党组织所能做到的事。基层党组织必须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探索农民喜欢、基层组织又能够操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手段。要以开展乡风文明建设活动以工作的切入点，对农民进行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形成热爱劳动、勤俭持家、开拓进取、诚实守信、互助友爱、见义勇为、讲究文明的新风尚；开展文明村组创建活动，通过活动增强内部的凝聚力，在活动的创建中，激发村民爱村爱组爱家乡的感情。要加强农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大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引导农民把个人劳动致富与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杜绝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的不良思想行为。

分化范文篇8

[关键词]当代社会；传播分化

传播活动成为当代信息社会人们的主要活动，我国当代社会也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裂变。这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变革加剧，导致了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新的社会阶层正在迅速崛起和形成。正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促进了社会分化，在社会分层中，职业是社会阶层分化的核心因素。[1]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社会的文化分化也日益加剧，各个阶层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消费方式。在社会文化分化的基础上，传播分化的问题也凸现出来。但是，究竟什么是传播分化，它的内涵和基本型态是什么，传播分化有什么具体表现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

一、传播分化的基本内涵

什么是传播分化？我们认为，所谓传播分化，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有效应用，以及传播主体对传播资源占有的不同，从而导致的社会不同的传播主体之间的异质化，并由此产生的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传播分化具体表现为传播差距、传播区隔、传播分异等现象，以及这种传播差距、区隔、分异进一步分化和加剧的趋势。实际上，在传播分化概念中，具体包括三层涵义：其一，传播分化首先表现为作为社会存在状态的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传播现象。也就是说，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如地区、群体、文化、职业等社会阶层不同的传播差距；产生了诸如在媒介价值、媒介生态、媒介资源等领域，将传播整体系统分割为不同的次级系统的传播区隔，以及传播功能的异质性特征不断强化的传播分异现象。其二，传播分化还体现为这种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现象具有明确的加大及进一步促生新的分化的趋势。其三，传播分化引起了某些特定的社会分化，它是当代社会传播发展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并由此而引起的不同的传播主体之间的如贫富分化、阶层分化、文化分化等一系列的社会分化。

传播分化和社会分化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社会学理论中，分化常用来表述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个概念涉及到原本由一种社会体制运行的诸多社会活动分裂为由不同的社会体制来制约。分化的历史过程表征了一个社会的各部分越来越明显的专门化趋势，进而导致了该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异质性。有学者指出，分化是社会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重要动力，尽管这种现象在传统社会也存在，但是到了现代阶段，分化明显加剧，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2]显然，社会分化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十分突出，社会分化也是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重要标志。社会分化理论为我们系统研究传播分化提出了具体的理论指导，同时，传播分化也是社会分化的有机组成，不能把传播分化与社会分化割裂开来。我们关于传播分化的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现象的描述，实际上也源自于社会学研究对分化概念的界定和总结。

就传播学理论本身看，虽然没有人专门提出传播分化的概念，并专门就此进行更深层次的内涵分析。但对于这一理论问题，在传播思想的发展中其实早就有所认识，并作了不同程度的阐释。传播学研究中的“知沟理论”、“信息沟理论”可以说较早地认识到和明确提出了传播分化的问题。知沟、信息沟理论已充分认识到传播分化中的信息差距问题，为传播分化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分化现象，罗杰斯在其著作《创新的扩散》中也有所认识，他认为，在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过程中，创新的扩散一般会引起更大的社会经济差距。英国著名传播学家麦奎尔就深刻地认识到了传播和社会变迁的问题，麦奎尔认为，关于大众传播和社会中发生的其他变迁之间关系的趋向和牢固程度，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传媒是社会变迁的原因，还是结构？传媒在哪里发挥影响，它们也就在哪里引起变迁。两种主要变迁是，要么就是选择社会集中化，要么就是选择社会分化。麦奎尔认识到大众传播对传统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的控制和分化的作用。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影响深远的“公共领域”理论，其实也涉及到大众传播与社会分化的问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认识到公共领域“结构性的变化”问题，他对“公共领域”在19世纪的衰落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强调了大众传媒对公共领域的结构的分化。此外，在传播学受众研究理论中，传播分化问题也有具体的体现。[3]首先是作为社会类别的受众研究，强调受众的差异性，力图通过社会在分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社会类别来区分研究受众。其次，还有作为亚文化群体的受众研究，强调受众群体的差异性，但与社会群体的分类要素来源于社会学不同，该理论视野与文化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有着直接联系。

研究者尽管没有系统地对传播分化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深层次分析，但都从各自的理论体系和认识角度出发，涉及到了传播分化的问题，并且也都有很深刻的认识。在他们的理论中，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清晰的，这就是传播分化和社会分化之间的内在的联系和互动性，社会分化影响传播分化，而传播分化则加剧社会分化，同时又转化为社会分化的动因，这一认识为我们研究传播分化提供了逻辑的起点和理论分析的视角。

导致传播分化的动因，其实就是社会分化。反之，传播分化也促进社会分化，社会分化和传播分化具有明确的互动性。陈卫星指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传播技术的普及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中介作用，传播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网络铭文。传播手段不仅仅是生产力内部的范畴，同时也编制和构筑了生产关系，维持和加强了生产领域当中的一般状态。传播工具对社会转型产生的撞击作用在于，重新构建社会空间。”[4]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播成为社会分化的中介和载体，同时通过传播，社会空间又得以重构。因此，就其发生看，传播分化是社会转型中社会分化的结果。而就其结果看，传播分化又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必要因素，是社会发展中社会现代性的具体体现。所以，我们认为，在任何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必然产生裂变，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的价值、文化、政治、经济等都不同程度地产生各种形态的分化现象，传播分化就是这种分化中的主导形式。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当代社会，传播分化自然而然是社会分化的主要载体和催化剂。传播分化伴随着社会分化而发生，加速社会分化的进程，促成了社会分化过程中各社会阶层的形成。同时，传播分化又体现着社会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分化。从深层次看，伴随着传播分化，社会文化在其系统内部产生冲突，形成新的文化因子，促成异质文化的生成，从而导致文化分化。在此基础上，社会文化本身也向异质性转化，也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的产生。因此，传播分化实际也是社会分化的一种形式。

二、传播分化的具体形态

就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看，传播本身的快速发展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并生的。我国传媒业在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如传播差距、传播资源的非均衡发展、媒介报道的社会歧视，等等。这些传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其实都和传播分化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传播分化的基本内涵包括现象层面的传播差距、子系统分化的传播区隔和异质性分化的传播分异。以传播差距、传播区隔、传播分异为基点，为了更明确具体地研究传播分化，我们还有必要分析传播分化的具体形态。对此问题，国内研究者大都从社会分化的角度出发，直接借用了社会分化研究取得的理论观点，主要从社会阶层分化来分析传播分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俞虹依据陆学艺等对中国社会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划分，从传播资源和传播权力的角度，将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结构划分为强势集团、中间阶层和弱势群体三大部分。围绕这三大社会群体，段京肃通过分析各社会群体对媒介的控制和使用情况指出：“在社会阶层出现了新的分化以后,媒介必须适应新出现的各个阶层的实际需求,否则媒介就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在现阶段,每一个媒介都要找到最需要自己的阶层,并尽全力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5]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社会分化尤其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对媒介需求的变化，并指出媒介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媒介本身也在促动着社会的分化，社会分化和传播分化表现为互动关系，传播分化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诸如此类的问题则是他们的研究所没有深究的地方。因此，我们不但要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更要从全方位的透视我国当代社会传播分化问题，并对其具体形态进行描述。总括起来看，传播分化在政治意识、文化观念、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下面我们主要从传播价值、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地域性差异等来描述传播分化的表现形态。具体而言，传播分化主要表现在内在分化和外在分化两个方面，并由此形成具体的形态。

（一）内在分化。所谓内在分化，主要是指传播的价值取向、文化、意识形态等内在因素产生的分化现象。它是隐性的分化，表现为潜在的变化，但对传播分化起着决定性和主导的作用。

1、价值形态分化。

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化的活动，价值取向是其基本的出发点，任何传播活动都有其目的和价值判断的立场，都包含着特定的价值观，并因此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早期的传播学者更多地倾向于传播对社会价值建构的正面作用，更强调传播的价值整合意义。如美国传播学者帕克就认为，作为整体的传播，使社会团体走向联合、一致和完整。它修正、规范了竞争，产生出道德秩序。显然，他认为正是传播从正面建构社会价值，使不同的价值走向一致。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当代社会呈现价值多元化的态势，社会发展表现为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状态。如雷洪认为，我国转型期社会分层价值观基点的转变和特征是：(1)由制度化核心意义转变为利益性核心意义；(2)由身份性意义转变为功利性意义；(3)由明显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意义转变为经济性、物质性意义；(4)国家或社会一重性意义转变为个人、群体、集团、国家多重意义；(5)单一的制度安排意义转变为市场化与制度安排双重意义；(6)简单的效用和意义转变为复杂的效用和意义。[6]从理论上看，价值多元化应该是一个转型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实。大众传播媒介的参与，使得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分化具体表现出来，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一元价值观分化为即此即彼的多元价值并存的状态。随着社会多元价值的产生，大众传播媒介也明显呈现出了价值分化的情形。不但大众媒介本身表现出价值多元化的倾向，而且人们对媒介的需求、认识、理解和判断也呈多元化的趋势。就媒介的价值取向来看，出现了各种不同价值观念并存的状态，如传统与现代、东西方、民族化等等，各种价值体系一并产生并不断强化。更为重要的是，大众传播价值观正在走向两极分化，传播正在分化出其负面的、否定性的价值形态来，基本价值变得模糊，各种相对主义观念大行其道。实际上，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普及，传统的价值体系产生了分异，即在传统的价值的基础上，分化出了异质性因素，传播是促成这种分化的直接动因。也正因为传播分化，从而导致了人们对多元价值的认同，这其实是分化的结果，也是进一步分化的前提。当然，这种认同有肯定的、积极的一面，也有否定的、消极的认同，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在当前商业化的冲击下，我国大众传媒的道德价值权威受到挑战。大众媒介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不惜以牺牲社会的基本价值为代价，猎奇色情、宣示苦难、侵犯隐私、社会歧视等等有损于社会基本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报道，成为争夺媒介市场的手段。

2、文化形态分化。

传播分化还表现在文化形态意义上的分化。就文化层面而言，我国当代传播分化主要表现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主导文化和民族文化等形态的分化。

关于文化形态层面的传播分化，其主要决定因素是工业化和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人类的文化活动的基本特点是文化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推波助澜地影响着大众文化的形成和扩散，并且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首先表现为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在当前中国的审美文化当中，虽然存在着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三元格局，但人们不难发现，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形态，近二十年来发展极为迅猛，它不但在其生产和流通的规模上超过了任何其他文化，而且还在以各种‘文化暴力’方式掠夺其他文化资源。这就造成了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甚至主导文化的‘殖民化’，在这里主要是指大众文化以各种方式利用来自其他文化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最终改造成为适合于大众文化逻辑的共享性的文化。”[7]从传播分化的角度看，这段论述就很好地阐明了文化形态的分化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消费主义文化也正在兴起，大众文化随之成为文化的主流形态，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在传播分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同时，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播现代性问题日益突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和分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大众媒介促成了全球文化的蔓延，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和分化加剧，这也共同引发了主导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和分化。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传播分化的焦点。例如，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我国当代大众传媒中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形态的呈现殖民化态势，就是传播分化在文化形态分化层面的具体表现。

3、意识形态分化。

大众传播对意识形态的分化和整合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陈卫星指出：“媒介的意识形态作用在于对社会现实下定义，同时让公众相信社会话语的内在性质。媒介的意识形态作用还在于维持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的协调性，在对传播活动进行技术整合的同时规定传播的范围。在经济改革所推动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过程中，媒介的意识形态冲突就在于如何把总体利益和特殊利益相协调。传播意识形态是冲突和斗争的对象。”[8]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把意识形态话语具体化和现实化，在这种具体化和现实化过程中，从而实现意识形态对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的建构作用。法国学者德布雷说：“我们回想起一个政治机器（政党、俱乐部、运动）是一个传播工具，而一个传播机器（报刊、编辑、视听）是一个政治工具。”[9]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当代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大众传播对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十分突出和紧迫。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个社会利益集团都在争取自身的存在空间，新的阶层也正在形成，社会分化加剧。各社会阶层不但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也在争取文化、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主导地位。而新兴阶层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形成，主要借助于大众传播的力量。传播在意识形态层面分化的表现，阶级分化是基础，利益多元化是目的，以此形成了对大众媒介的掌握和使用，从而借以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力，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学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多元结构的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新生阶级处于上升地位，[10]显然，这些新生力量在确立自身利益地位的同时，也在通过大众传播确立自己的社会意识形态地位。这样，在我国当前大众传播中，如国家议程、民间议程、利益议程等各类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化也各有表现。

（二）外在分化。所谓外在分化，是指大众传播在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区域等外在因素产生分化，它是在内在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显性分化，表现为具体的社会现实。

1、社会结构分化。

传播分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传播区隔。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社会系统产生分化出它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的功能产生分异，也就是传播表现出的重新结构化的过程。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结构化的过程，这首先体现在功能的分化方面，而这一切的基础则是社会经济的分化。“社会分化的程度可以作为衡量社会系统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社会分化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分化是社会经济领域内的分化。”[11]显然，就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看，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经济结构呈现分化的态势。经济结构的分化，导致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促使多元利益集团的形成。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这些利益集团产生不同的政治要求，从而形成了政治结构的分化。在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社会大众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表达平台，传播结构分化便不可避免。

2、社会阶层分化。

社会阶层分化层面的传播分化，是研究者关注较多的问题，也是传播分化研究的焦点问题。传播分化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主要有：（1）收入差异。这主要表现为拥有社会传播资源的强势集团和稀缺这些资源的弱势群体的分化和对立，具体则表现为大众媒介的喉舌、工具的功能和公权功能之间的分化。例如，就当前的大众传媒发展看，研究者对农村农民受众地位弱化的关注[12]、对农民工在大众媒介中劣势地位的透视[13]、对中国弱势电视群体的分析[14]，以及分别对强势集团、中间阶层、弱势群体等三个社会构成的媒介状况构成的研究等[15]。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国当代社会因收入差异而导致的传播分化的具体现实。（2）职业差异。因社会分工的不同，社会职业的差异，社会不同的职业群体的形成，也形成了大众传播的分化。显然，大众传播媒介更多地被具有使用权力和购买能力的社会群体所掌握，从而造成了一些职业群体媒介“消音”和边缘化。（3）性别差异。传媒对社会性别观念的分化主要在于，首先，传媒对社会性别的刻板的模式化。其次，传媒传播的男权中心价值观内化对女性的分化。[16]（4）年龄差异。传播在年龄分化层面的变现，主要在于对儿童的成人化，大众传播媒体尤其是一些娱乐节目，主要着眼于成人的生活世界，从而使儿童较早地进入成人生活。

3、社会地区分化。

社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传播分化。就我国当前大众传媒发展看，突出表现为东中西部和城乡分化两个方面。首先，严重的东部和中西部的传播分化。具体表现在传媒发展水平、传媒的基础条件，以及传媒交流等方面存在着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严重分化。其次，严重的城乡传播分化。由于我国社会长期发展形成的城乡的二元结构，也导致了传播的城乡差异。具体表现在基础条件、媒介消费、信息交流等方面城乡严重分化。尤其是对于农村传播的缺位问题，国内学者们也都有所认识[17]，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大众传播的协调发展。

三、结语

传播分化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它是我国当前大众传媒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新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认识到，传播分化是传播发展中的必然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分化现象，从而使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得以均衡发展。

就大众传媒的现实发展看，传播分化的直接结果是分化所导致的传播冲突，如对这些传播冲突不加以有效的社会控制，将会进一步导致传播的不和谐和非均衡性发展。传播冲突是传播分化中的必然结果，传播分化的差距、区隔和分异，首先导致大众传播的社会结构、阶层、地区等的传播发展差距，这些传播分化的具体差距，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冲突。比如对媒介资源的掌控的差距、对媒介信息使用的差距等，就导致因媒介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对立和冲突。其次，导致传播系统在价值、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分化出子系统，现有系统和这些分化的次级系统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冲突。比如传播意识形态的多元冲突，就是比较明确的方面。其三，导致传播系统的异质性因素的产生，这些分化出的异质性因素和特征，本来就作为传播系统的对立面出现的，它自然就和系统本身产生冲突。总体来看，传播分化的冲突最终引起大众媒介的诸如价值系统、文化系统、意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等领域的非均衡发展。

当然，从理论上讲，传播分化最终会走向传播整合。但是，就现实看，任何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绝对不会主动放弃自己拥有的权力和资源，也就是说，传播分化不会靠媒介自身的内部调节来解决。由于大众传媒的性质的特殊性，即它作为社会公众意见表达的公益性和追求商业利益趋利性的双重特征，因此盲目地依靠市场力量，显然不会得到有效调节，传播分化也不会自然实现传播整合。这样，要有效实现传播的社会整合，制度控制和政策干预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在媒介发展的制度建设中，国家和政府如何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出发，充分考虑到传播差距、弱势群体、边缘化等媒介冲突因素，从而实现媒介文化对社会的真正救赎，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此来看，传播分化的社会调控就显得相当关键和重要了。[18]法国学者高龙指出：“一方面，在中国，传播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的社会转型。另一方面，传播在中国社会的重新结构中举足轻重。从维持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紧密联系这一点出发，传播是一个强化社会联系的纽带，保持了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型中的中国大众传播是处在一场危机当中，……是传播媒介在国家权威和城乡社会之间起着平衡作用。”[19]因而，为了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避免传播分化，实现传播整合，大众传播的制度建设应是我国当前媒介发展的首要任务！

注释：

[1]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3页。

[3]蔡琪：《多维视野中的受众研究》，中华传媒网，/，2004.3.12

[4]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8页。

[5]段京肃：《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6]徐晓军：《“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综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4期。

[7]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4页。

[8]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0页。

[9]RegisDebray,Coursdemediologiegenerale,Gallimard1991,p.172.转引自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6页。

[10]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11]韩明谟等：《中国社会与现代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12]陈崇山：《谁为农民说话？——农村受众地位分析》，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8.26

[13]冯恩大：《农民工：都市媒体的“集体盲区”——兼论现阶段大众传媒的角色、功能与责任》，中华传媒网，，2004.8.5

[14]戴元光、陆琼琼：《弱势群体在中国电视中的“弱势”》，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MediaReports），2003年第3期。

[15]俞虹：《当代社会阶层变迁与电视传播价值取向》,传媒观察网，/，2003.7.17

[16]姜红：《大众传媒与社会性别》，《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3期。

[17]焦德武：《信息狂欢时代的落寞：农村信息传播缺位思考》，《新闻知识》，2005年第8期。

分化范文篇9

[关键词]当代社会；传播分化

传播活动成为当代信息社会人们的主要活动，我国当代社会也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裂变。这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变革加剧，导致了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新的社会阶层正在迅速崛起和形成。正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促进了社会分化，在社会分层中，职业是社会阶层分化的核心因素。[1]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社会的文化分化也日益加剧，各个阶层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消费方式。在社会文化分化的基础上，传播分化的问题也凸现出来。但是，究竟什么是传播分化，它的内涵和基本型态是什么，传播分化有什么具体表现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

一、传播分化的基本内涵

什么是传播分化？我们认为，所谓传播分化，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有效应用，以及传播主体对传播资源占有的不同，从而导致的社会不同的传播主体之间的异质化，并由此产生的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传播分化具体表现为传播差距、传播区隔、传播分异等现象，以及这种传播差距、区隔、分异进一步分化和加剧的趋势。实际上，在传播分化概念中，具体包括三层涵义：其一，传播分化首先表现为作为社会存在状态的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传播现象。也就是说，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如地区、群体、文化、职业等社会阶层不同的传播差距；产生了诸如在媒介价值、媒介生态、媒介资源等领域，将传播整体系统分割为不同的次级系统的传播区隔，以及传播功能的异质性特征不断强化的传播分异现象。其二，传播分化还体现为这种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现象具有明确的加大及进一步促生新的分化的趋势。其三，传播分化引起了某些特定的社会分化，它是当代社会传播发展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并由此而引起的不同的传播主体之间的如贫富分化、阶层分化、文化分化等一系列的社会分化。

传播分化和社会分化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社会学理论中，分化常用来表述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个概念涉及到原本由一种社会体制运行的诸多社会活动分裂为由不同的社会体制来制约。分化的历史过程表征了一个社会的各部分越来越明显的专门化趋势，进而导致了该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异质性。有学者指出，分化是社会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重要动力，尽管这种现象在传统社会也存在，但是到了现代阶段，分化明显加剧，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2]显然，社会分化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十分突出，社会分化也是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重要标志。社会分化理论为我们系统研究传播分化提出了具体的理论指导，同时，传播分化也是社会分化的有机组成，不能把传播分化与社会分化割裂开来。我们关于传播分化的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现象的描述，实际上也源自于社会学研究对分化概念的界定和总结。

就传播学理论本身看，虽然没有人专门提出传播分化的概念，并专门就此进行更深层次的内涵分析。但对于这一理论问题，在传播思想的发展中其实早就有所认识，并作了不同程度的阐释。传播学研究中的“知沟理论”、“信息沟理论”可以说较早地认识到和明确提出了传播分化的问题。知沟、信息沟理论已充分认识到传播分化中的信息差距问题，为传播分化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分化现象，罗杰斯在其著作《创新的扩散》中也有所认识，他认为，在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过程中，创新的扩散一般会引起更大的社会经济差距。英国著名传播学家麦奎尔就深刻地认识到了传播和社会变迁的问题，麦奎尔认为，关于大众传播和社会中发生的其他变迁之间关系的趋向和牢固程度，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传媒是社会变迁的原因，还是结构？传媒在哪里发挥影响，它们也就在哪里引起变迁。两种主要变迁是，要么就是选择社会集中化，要么就是选择社会分化。麦奎尔认识到大众传播对传统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的控制和分化的作用。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影响深远的“公共领域”理论，其实也涉及到大众传播与社会分化的问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认识到公共领域“结构性的变化”问题，他对“公共领域”在19世纪的衰落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强调了大众传媒对公共领域的结构的分化。此外，在传播学受众研究理论中，传播分化问题也有具体的体现。[3]首先是作为社会类别的受众研究，强调受众的差异性，力图通过社会在分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社会类别来区分研究受众。其次，还有作为亚文化群体的受众研究，强调受众群体的差异性，但与社会群体的分类要素来源于社会学不同，该理论视野与文化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有着直接联系。

研究者尽管没有系统地对传播分化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深层次分析，但都从各自的理论体系和认识角度出发，涉及到了传播分化的问题，并且也都有很深刻的认识。在他们的理论中，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清晰的，这就是传播分化和社会分化之间的内在的联系和互动性，社会分化影响传播分化，而传播分化则加剧社会分化，同时又转化为社会分化的动因，这一认识为我们研究传播分化提供了逻辑的起点和理论分析的视角。

导致传播分化的动因，其实就是社会分化。反之，传播分化也促进社会分化，社会分化和传播分化具有明确的互动性。陈卫星指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传播技术的普及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中介作用，传播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网络铭文。传播手段不仅仅是生产力内部的范畴，同时也编制和构筑了生产关系，维持和加强了生产领域当中的一般状态。传播工具对社会转型产生的撞击作用在于，重新构建社会空间。”[4]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播成为社会分化的中介和载体，同时通过传播，社会空间又得以重构。因此，就其发生看，传播分化是社会转型中社会分化的结果。而就其结果看，传播分化又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必要因素，是社会发展中社会现代性的具体体现。所以，我们认为，在任何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必然产生裂变，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的价值、文化、政治、经济等都不同程度地产生各种形态的分化现象，传播分化就是这种分化中的主导形式。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当代社会，传播分化自然而然是社会分化的主要载体和催化剂。传播分化伴随着社会分化而发生，加速社会分化的进程，促成了社会分化过程中各社会阶层的形成。同时，传播分化又体现着社会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分化。从深层次看，伴随着传播分化，社会文化在其系统内部产生冲突，形成新的文化因子，促成异质文化的生成，从而导致文化分化。在此基础上，社会文化本身也向异质性转化，也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的产生。因此，传播分化实际也是社会分化的一种形式。

二、传播分化的具体形态

就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看，传播本身的快速发展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并生的。我国传媒业在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如传播差距、传播资源的非均衡发展、媒介报道的社会歧视，等等。这些传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其实都和传播分化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传播分化的基本内涵包括现象层面的传播差距、子系统分化的传播区隔和异质性分化的传播分异。以传播差距、传播区隔、传播分异为基点，为了更明确具体地研究传播分化，我们还有必要分析传播分化的具体形态。对此问题，国内研究者大都从社会分化的角度出发，直接借用了社会分化研究取得的理论观点，主要从社会阶层分化来分析传播分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俞虹依据陆学艺等对中国社会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划分，从传播资源和传播权力的角度，将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结构划分为强势集团、中间阶层和弱势群体三大部分。围绕这三大社会群体，段京肃通过分析各社会群体对媒介的控制和使用情况指出：“在社会阶层出现了新的分化以后,媒介必须适应新出现的各个阶层的实际需求,否则媒介就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在现阶段,每一个媒介都要找到最需要自己的阶层,并尽全力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5]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社会分化尤其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对媒介需求的变化，并指出媒介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媒介本身也在促动着社会的分化，社会分化和传播分化表现为互动关系，传播分化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诸如此类的问题则是他们的研究所没有深究的地方。因此，我们不但要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更要从全方位的透视我国当代社会传播分化问题，并对其具体形态进行描述。总括起来看，传播分化在政治意识、文化观念、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下面我们主要从传播价值、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地域性差异等来描述传播分化的表现形态。具体而言，传播分化主要表现在内在分化和外在分化两个方面，并由此形成具体的形态。

（一）内在分化。所谓内在分化，主要是指传播的价值取向、文化、意识形态等内在因素产生的分化现象。它是隐性的分化，表现为潜在的变化，但对传播分化起着决定性和主导的作用。

1、价值形态分化。

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化的活动，价值取向是其基本的出发点，任何传播活动都有其目的和价值判断的立场，都包含着特定的价值观，并因此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早期的传播学者更多地倾向于传播对社会价值建构的正面作用，更强调传播的价值整合意义。如美国传播学者帕克就认为，作为整体的传播，使社会团体走向联合、一致和完整。它修正、规范了竞争，产生出道德秩序。显然，他认为正是传播从正面建构社会价值，使不同的价值走向一致。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当代社会呈现价值多元化的态势，社会发展表现为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状态。如雷洪认为，我国转型期社会分层价值观基点的转变和特征是：(1)由制度化核心意义转变为利益性核心意义；(2)由身份性意义转变为功利性意义；(3)由明显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意义转变为经济性、物质性意义；(4)国家或社会一重性意义转变为个人、群体、集团、国家多重意义；(5)单一的制度安排意义转变为市场化与制度安排双重意义；(6)简单的效用和意义转变为复杂的效用和意义。[6]从理论上看，价值多元化应该是一个转型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实。大众传播媒介的参与，使得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分化具体表现出来，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一元价值观分化为即此即彼的多元价值并存的状态。随着社会多元价值的产生，大众传播媒介也明显呈现出了价值分化的情形。不但大众媒介本身表现出价值多元化的倾向，而且人们对媒介的需求、认识、理解和判断也呈多元化的趋势。就媒介的价值取向来看，出现了各种不同价值观念并存的状态，如传统与现代、东西方、民族化等等，各种价值体系一并产生并不断强化。更为重要的是，大众传播价值观正在走向两极分化，传播正在分化出其负面的、否定性的价值形态来，基本价值变得模糊，各种相对主义观念大行其道。实际上，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普及，传统的价值体系产生了分异，即在传统的价值的基础上，分化出了异质性因素，传播是促成这种分化的直接动因。也正因为传播分化，从而导致了人们对多元价值的认同，这其实是分化的结果，也是进一步分化的前提。当然，这种认同有肯定的、积极的一面，也有否定的、消极的认同，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在当前商业化的冲击下，我国大众传媒的道德价值权威受到挑战。大众媒介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不惜以牺牲社会的基本价值为代价，猎奇色情、宣示苦难、侵犯隐私、社会歧视等等有损于社会基本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报道，成为争夺媒介市场的手段。

2、文化形态分化。

传播分化还表现在文化形态意义上的分化。就文化层面而言，我国当代传播分化主要表现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主导文化和民族文化等形态的分化。

关于文化形态层面的传播分化，其主要决定因素是工业化和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人类的文化活动的基本特点是文化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推波助澜地影响着大众文化的形成和扩散，并且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首先表现为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在当前中国的审美文化当中，虽然存在着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三元格局，但人们不难发现，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形态，近二十年来发展极为迅猛，它不但在其生产和流通的规模上超过了任何其他文化，而且还在以各种‘文化暴力’方式掠夺其他文化资源。这就造成了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甚至主导文化的‘殖民化’，在这里主要是指大众文化以各种方式利用来自其他文化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最终改造成为适合于大众文化逻辑的共享性的文化。”[7]从传播分化的角度看，这段论述就很好地阐明了文化形态的分化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消费主义文化也正在兴起，大众文化随之成为文化的主流形态，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在传播分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同时，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播现代性问题日益突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和分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大众媒介促成了全球文化的蔓延，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和分化加剧，这也共同引发了主导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和分化。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传播分化的焦点。例如，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我国当代大众传媒中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形态的呈现殖民化态势，就是传播分化在文化形态分化层面的具体表现。

、意识形态分化。

大众传播对意识形态的分化和整合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陈卫星指出：“媒介的意识形态作用在于对社会现实下定义，同时让公众相信社会话语的内在性质。媒介的意识形态作用还在于维持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的协调性，在对传播活动进行技术整合的同时规定传播的范围。在经济改革所推动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过程中，媒介的意识形态冲突就在于如何把总体利益和特殊利益相协调。传播意识形态是冲突和斗争的对象。”[8]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把意识形态话语具体化和现实化，在这种具体化和现实化过程中，从而实现意识形态对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的建构作用。法国学者德布雷说：“我们回想起一个政治机器（政党、俱乐部、运动）是一个传播工具，而一个传播机器（报刊、编辑、视听）是一个政治工具。”[9]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当代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大众传播对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十分突出和紧迫。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个社会利益集团都在争取自身的存在空间，新的阶层也正在形成，社会分化加剧。各社会阶层不但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也在争取文化、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主导地位。而新兴阶层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形成，主要借助于大众传播的力量。传播在意识形态层面分化的表现，阶级分化是基础，利益多元化是目的，以此形成了对大众媒介的掌握和使用，从而借以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力，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学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多元结构的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新生阶级处于上升地位，[10]显然，这些新生力量在确立自身利益地位的同时，也在通过大众传播确立自己的社会意识形态地位。这样，在我国当前大众传播中，如国家议程、民间议程、利益议程等各类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化也各有表现。

（二）外在分化。所谓外在分化，是指大众传播在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区域等外在因素产生分化，它是在内在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显性分化，表现为具体的社会现实。

1、社会结构分化。

传播分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传播区隔。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社会系统产生分化出它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的功能产生分异，也就是传播表现出的重新结构化的过程。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结构化的过程，这首先体现在功能的分化方面，而这一切的基础则是社会经济的分化。“社会分化的程度可以作为衡量社会系统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社会分化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分化是社会经济领域内的分化。”[11]显然，就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看，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经济结构呈现分化的态势。经济结构的分化，导致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促使多元利益集团的形成。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这些利益集团产生不同的政治要求，从而形成了政治结构的分化。在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社会大众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表达平台，传播结构分化便不可避免。

2、社会阶层分化。

社会阶层分化层面的传播分化，是研究者关注较多的问题，也是传播分化研究的焦点问题。传播分化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主要有：（1）收入差异。这主要表现为拥有社会传播资源的强势集团和稀缺这些资源的弱势群体的分化和对立，具体则表现为大众媒介的喉舌、工具的功能和公权功能之间的分化。例如，就当前的大众传媒发展看，研究者对农村农民受众地位弱化的关注[12]、对农民工在大众媒介中劣势地位的透视[13]、对中国弱势电视群体的分析[14]，以及分别对强势集团、中间阶层、弱势群体等三个社会构成的媒介状况构成的研究等[15]。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国当代社会因收入差异而导致的传播分化的具体现实。（2）职业差异。因社会分工的不同，社会职业的差异，社会不同的职业群体的形成，也形成了大众传播的分化。显然，大众传播媒介更多地被具有使用权力和购买能力的社会群体所掌握，从而造成了一些职业群体媒介“消音”和边缘化。（3）性别差异。传媒对社会性别观念的分化主要在于，首先，传媒对社会性别的刻板的模式化。其次，传媒传播的男权中心价值观内化对女性的分化。[16]（4）年龄差异。传播在年龄分化层面的变现，主要在于对儿童的成人化，大众传播媒体尤其是一些娱乐节目，主要着眼于成人的生活世界，从而使儿童较早地进入成人生活。

3、社会地区分化。

社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传播分化。就我国当前大众传媒发展看，突出表现为东中西部和城乡分化两个方面。首先，严重的东部和中西部的传播分化。具体表现在传媒发展水平、传媒的基础条件，以及传媒交流等方面存在着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严重分化。其次，严重的城乡传播分化。由于我国社会长期发展形成的城乡的二元结构，也导致了传播的城乡差异。具体表现在基础条件、媒介消费、信息交流等方面城乡严重分化。尤其是对于农村传播的缺位问题，国内学者们也都有所认识[17]，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大众传播的协调发展。

三、结语

传播分化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它是我国当前大众传媒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新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认识到，传播分化是传播发展中的必然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分化现象，从而使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得以均衡发展。

就大众传媒的现实发展看，传播分化的直接结果是分化所导致的传播冲突，如对这些传播冲突不加以有效的社会控制，将会进一步导致传播的不和谐和非均衡性发展。传播冲突是传播分化中的必然结果，传播分化的差距、区隔和分异，首先导致大众传播的社会结构、阶层、地区等的传播发展差距，这些传播分化的具体差距，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冲突。比如对媒介资源的掌控的差距、对媒介信息使用的差距等，就导致因媒介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对立和冲突。其次，导致传播系统在价值、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分化出子系统，现有系统和这些分化的次级系统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冲突。比如传播意识形态的多元冲突，就是比较明确的方面。其三，导致传播系统的异质性因素的产生，这些分化出的异质性因素和特征，本来就作为传播系统的对立面出现的，它自然就和系统本身产生冲突。总体来看，传播分化的冲突最终引起大众媒介的诸如价值系统、文化系统、意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等领域的非均衡发展。

当然，从理论上讲，传播分化最终会走向传播整合。但是，就现实看，任何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绝对不会主动放弃自己拥有的权力和资源，也就是说，传播分化不会靠媒介自身的内部调节来解决。由于大众传媒的性质的特殊性，即它作为社会公众意见表达的公益性和追求商业利益趋利性的双重特征，因此盲目地依靠市场力量，显然不会得到有效调节，传播分化也不会自然实现传播整合。这样，要有效实现传播的社会整合，制度控制和政策干预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在媒介发展的制度建设中，国家和政府如何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出发，充分考虑到传播差距、弱势群体、边缘化等媒介冲突因素，从而实现媒介文化对社会的真正救赎，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此来看，传播分化的社会调控就显得相当关键和重要了。[18]法国学者高龙指出：“一方面，在中国，传播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的社会转型。另一方面，传播在中国社会的重新结构中举足轻重。从维持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紧密联系这一点出发，传播是一个强化社会联系的纽带，保持了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型中的中国大众传播是处在一场危机当中，……是传播媒介在国家权威和城乡社会之间起着平衡作用。”[19]因而，为了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避免传播分化，实现传播整合，大众传播的制度建设应是我国当前媒介发展的首要任务！

注释：

[1]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3页。

[3]蔡琪：《多维视野中的受众研究》，中华传媒网，/，2004.3.12

[4]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8页。

[5]段京肃：《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6]徐晓军：《“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综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4期。

[7]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4页。

[8]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0页。

[9]RegisDebray,Coursdemediologiegenerale,Gallimard1991,p.172.转引自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6页。

[10]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11]韩明谟等：《中国社会与现代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12]陈崇山：《谁为农民说话？——农村受众地位分析》，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8.26

[13]冯恩大：《农民工：都市媒体的“集体盲区”——兼论现阶段大众传媒的角色、功能与责任》，中华传媒网，，2004.8.5

[14]戴元光、陆琼琼：《弱势群体在中国电视中的“弱势”》，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MediaReports），2003年第3期。

[15]俞虹：《当代社会阶层变迁与电视传播价值取向》,传媒观察网，/，2003.7.17

[16]姜红：《大众传媒与社会性别》，《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3期。

[17]焦德武：《信息狂欢时代的落寞：农村信息传播缺位思考》，《新闻知识》，2005年第8期。

分化范文篇10

1、知识积累与疏导：说出细胞分裂的基本过程；描述生物的生长现象细胞数目增多体积增大有关。描述动植物细胞的分化过程以及通过分化形成组织的过程；识别植物体的主要组织和人体的基本组织，

2、技能掌握与指导：使用显微镜观察到洋葱根尖细胞分裂的图像。画出分裂图像中的几个典型图像；用显微镜观察到叶表皮细胞并识别植物的几种主要组织；用显微镜观察到人体的四种基本组织并识别人体的几种基本组织。

3、智能提高与训导：在生物科学探究实验中培养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组内师生讨论、交流、培养合作精神，表达能力。

4、情意修炼与开导：在生物自然现象中发现问题。在疑问驱使下尝试解决问题激发探究兴趣。培养创新精神。从细胞分裂，分化至个体成长的教学过程中唤起学生尊敬父母的情感意识。

5、观念确认与引导：通过生物实验课的直观教学，让学生直观感受细胞的分化现象及植物体。人体的不同组织类型的形态结构特点。让学生直接获得许多感性知识。学会科学的实验方法，明确探究生物世界的奥秘，激发其探究精神。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二、成长关注：

通过学生积极参与、动手、动脑、亲身经历体验科学研究和自主学习过程。正确使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分裂的图像。植物和人体的几种典型组织。

三、学程与导程活动

1、学生准备

（1）预习本节内容。

（2）查阅关于细胞分裂和细胞生长的资料，查阅有关植物体、人体的不同组织的资料。

（3）学生亲自体验番茄的果皮、果肉的区别，考虑其不同的原因。

（4）考虑细胞分裂和细胞生长与生物体由小长大的关系。

2、教师准备

（1）根据教科书，准备实验“洋葱根尖细胞分裂的基本过程”的材料用具

（2）制造洋葱根尖细胞分裂过程课件、植物细胞分化课件和分裂过程中几个典型图像剪贴图。

（3）准备植物的几种组织和人体的四种基本组织的切片。

（4）制作植物和人体的四种基本组织的剪贴图。

（5）查阅书籍了解细胞分裂与细胞分化的资料，查阅植物体、人体的不同组织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教师出示录像。

一粒种子萌发，生长，慢慢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许多粒种子萌发生长成一片森林。另一图像：一受精卵经过细胞分裂，1个分裂成2个，2个分裂成4个……逐渐发育成小鱼、大鱼。

通过观看录像，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植物体的生长现象与哪些方面有关？（与细胞数目增多，细胞体积增大有关）细胞数目增多，细胞体积增大是怎样造成的？生物体的所有细胞都相似吗？

二、探究过程

（一）细胞分裂

步骤一：展示洋葱根尖细胞分裂的基本过程的课件：

1、一个细胞出现，染色质凝缩成染色体，每条染色体含有两条染色单体，以着丝粒连接在一起，即染色体出现；2、染色体逐渐排列在细胞中央；3、每条染色体从着丝粒一分为二，原来每条染色体的两条染色单体变成两条染色体，并向细胞两端移动；4、细胞两端的两组染色体分别解旋松散成染色质，核仁出现，形成两个新的细胞核；5、在细胞中部形成新的细胞壁，细胞质平均分成两等份，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

学生观看图像，对细胞分裂的连续性的过程有个清晰认识。

教师：巡回指导，鼓励同学观察、讨论细胞分裂过程中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你能给细胞分裂过程分几个时期？如何描述细胞分裂的基本过程/细胞分裂与生物长大有什么关系？细胞分裂形成的两个细胞形态、结构相似吗？

步骤二：

学生4人一组。

1、用显微镜观察洋葱根尖细胞分裂的玻片标本。并结合教科书中的示意图，划出细胞分裂的区域，并观察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大致变化。

教师提示：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体在细胞中的位置怎样？形态上有什么不同2、照教科书的要求，画出细胞分裂过程中1~2个典型图像。教师提示绘图要求。

步骤三：

教师：取洋葱根尖细胞分裂剪贴图，找学生代表认识并排序。本组学生纠正其识别、排序中的错误，并细心观察染色体在细胞中的位置与形态上有什么不同？选择几个典型图像进行比较，然后尝试说出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大致变化。

（二）细胞成长

教师演示细胞生长过程中的主要变化（许多小液泡逐渐长大，合并为一个大液泡，细胞长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生长了），导致整个细胞体积增大。

学生讨论：细胞体积越大，需从外界吸收的营养物质越多。根据你平时的经验，说出植物生长在什么环境下，细胞体积会明显增大？细胞体积增大，细胞数目增多与生物体的生长有什么关系？

（三）细胞分化与组织形成

步骤一：

展示植物细胞分化课件：种子萌发生长通过细胞分裂产生新细胞，这些细胞在形态、结构方面都很相似。随着细胞的分裂和生长，后来只有一小部分细胞仍具有分裂能力，大部分细胞失去了分裂能力。这些细胞各自具有什么不同的功能，它们在形态、结构上逐渐发生了变化，分化形成了不同的细胞群：（展示）根、茎、叶表面的一层细胞群，即保护组织，具有保护内部柔嫩部分的功能；（出示）叶、果实的叶肉、果肉，细胞壁薄，液泡大，属于基本组织，具有营养功能；（出示）茎、叶脉根等处的导管运输水和无机盐属于疏导组织；那些仍具分裂能力的细胞群属于分生组织，最后这些不同组织组合再一起。展示根、茎、叶、花、果实图像。

教师：引导学生观看课件，提出问题：细胞刚分裂完毕，形态、结构上有变化吗？随着细胞的逐渐生长，形态、结构还与最初的细胞相似吗？在不同细胞群中的两个细胞形态、结构相似吗？这些形态相似、结构相同，具有一定功能的细胞群，我们个它起个名字叫组织。

步骤二：

用显微镜观察叶表皮细胞，找出表皮细胞的相同点：形态相似，结构相同，讨论相同，讨论其功能如何？得出叶表皮是保护组织，同时识别其他几种植物的组织，讨论其分布、功能。

番茄的果皮与果肉，用手摸一摸，用牙咬，尝尝它们的区别何在？表皮具有什么功能，果肉具有什么功能？

步骤三：

利用显微镜分别观察人体的四种基本组织的永久切片。观察时，可对照教科书中的插图辨认四种基本组织。

学生讨论：人体的四种组织的分布，分别具有什么功能？如果你的皮肤不慎被滑破，你会感到疼，会流血。你考虑一下皮肤中可能含有哪几种组织？

教师：出示人体四种基本组织剪贴图。

学生：结合教科书中的图4—3人体的基本组织示意图，识别人体的四种组织？区分它们的特点、分布、功能。

步骤四：

教师展示细胞分裂：细胞分化形成组织，最后植物体由小长大；一受精卵经细胞分裂，逐渐长成婴儿，慢慢成长为一名中学生，而在他周围是鸡蛋、面包、牛奶、蔬菜等食物。使学生意识到自己成长中对父母的索取，从而唤起学生尊敬父母、孝敬老人的情感意识。

通过本节课学习完成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