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担范文10篇

分担范文篇1

关键词：教育成本、成本核算、成本分担、教育投入、高校收费

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十年来，作为科教兴国重要战线的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深化教育改革，实现了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但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发展和教育投入不足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办学经费紧张以及办学成本越来越高的困境，促使我们必须对教育成本核算与成本补偿进行研究。

一、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及其必要性

高校教育成本是指高等学校为培养各类专业人才所消耗的能以货币计量的教育资源价值的总和。它是综合反映学校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的一项重要指标。

高校教育成本核算是指运用一定的方法，对人才培养过程发生的各项耗费进行记录、计量，并根据成本对象加以归集和分配，计算出教育总成本和生均教育成本的会计行为。教育成本核算的过程，既是对教育耗费进行归集、分配及其对象化的过程，又是对教育活动中各种耗费进行信息反馈和控制的过程。它是高校会计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强高校财务管理的基础。

（一）、高校自身特点及运行规律要求进行成本核算。

现阶段各界普遍认为高等教育是公益事业，不能实行产业化管理。但是，对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否定，并不能否认教育是产业。产业是指在社会公共条件下的国民生产部门的总称，其性质主要体现在生产性和价值性。马克思在论述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时指出“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即指出任何一个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又是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生产无论是体力方面还是智力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教育和训练。教育活动中，教师利用各种教学资源、教学艺术等劳动手段，向受教育者传播知识和技能，体现了教育的生产性。受教育者进入社会就业，便能创造财富，同时，教育资产和教师的知识、教学艺术等都是有价的，体现了教育的有价性。因此，教育是一种产业，高校也应该同其它物质生产部门一样，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下，重视成本管理，力争以最少的教育资源耗费，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大学生，获得最佳办学效益。这里所指办学效益，是指培养的合格人才数量与教育资源耗费量的最佳比。

（二）、高校教育资源耗费需要有准确的价值补偿尺度。

马克思在论述成本价格时指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这一部分价值能否不断得到补偿，将影响到再生产能否继续进行。因此，在教育生产中耗费的经济资源必须得到补偿，才能维持教育再生产。教育成本是教育生产耗费的补偿尺度，高校只有实施科学的成本核算，正确记录、计量教育耗费，有效控制教育生产耗费，才能保证教育资源耗费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指出：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制度,学费标准根据生均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实行学生培养成本核算,可以为制定高校收费标准,确定国家、社会补偿教育成本的额度提供科学依据。它对克服国家教育投入的随意性、增加高校收费透明度、规范高校收费行为起着积极作用。

（三）、是创建节约型校园、确保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温家保总理指出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我国一项重大战略。教育资源是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节约型社会呼唤节约型校园。建设节约型校园的关键是构建节约型校园长效机制，而成本控制体系建设又是建立长效机制的基础。节约办事，科学、合理调配资源，反对大手大脚，反对铺张浪费，严禁国有资产流失，加强成本核算，是创建节约型校园、确保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二、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及其分担的现状

（一）、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现状及原因分析

1、高校的事业单位性质制约其进行成本核算。我国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是非经营性组织，其活动不以盈利为目的。会计核算只要求对预算经费收支进行记账和报账，而不需要考核成本。具体体现为高校现行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执行的是预算会计模式，尚未建立教育成本核算制度。

2、对高校进行考核的各种评价指标不含经济效益成本指标，使高校不计成本成为必然。国家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考核，强调的是教育投入总量指标和教学质量指标，没有考虑在同等教学质量下，教学资源投入量的比较，即经济效益的考核。考核指标的导向作用，促使高校为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往往是努力开避财源，但却很少“节流”，成本意识淡薄，成本管理弱化，一方面是经费不足，另一方面却存在着不少不合理的开支和浪费现象，缺乏向管理要效益的内部管理机制。

（二）、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现状及分析。

当前高校教育成本补偿面临的问题是：生均培养成本是多少，这些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各方又该承担多少。受高校成本核算制度不健全，补偿机制不完善的影响，高校教育成本如何分担至今没有科学合理的依据。国家财政拨款不到位，随意性大，社会上关于高校乱收费、高收费的意见也很大。与此同时，多数高校又因收费的局限性及财政拨款不足、社会筹资困难，而导致教育成本补偿严重不足。

1、教育投入总量分析。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是国际公认考核各国教育投入的主要指标，它体现了国家考虑对教育支出的优先程度，反映了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我国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要在20世纪末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百分比达4%。然而，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1995年GDP为58478.1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为1409.32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为2.41%；2004年GDP为136875.9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为3365.94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为2.46%，远未达到4%目标。同时可以看出，十年间，GDP增长了134.06%，而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仅增长2.07%。目前，财政性教育经费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我国的水平距离欠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差甚远。

我国1995年与2004年财政总支出分别为4642.30亿元、28486.89亿元，这两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30.36%、11.82%。说明财政总支出增加，而教育支出却相对减少。

我国1995年与2004年的财政收入分别为6350.72亿元、26396.47亿元，可以看出，2004年与1995年相比，财政收入增长了315.64%，但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则只增长138.83%。

2、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投入结构及生均投入基本情况及分析。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教育总投入为17543468万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8405779万元、学生学杂费收入5057307万元、其它教育投入4080382万元，分别占总投入47.91%、28.83%、23.26%。当年全国高校在校生为1108.6万人，生均教育经费投入为15824.89元（即生均培养成本），其中：生均财政性教育投入为7582.34元，生均交纳学杂费4561.89元，其它生均投入3680.66元。

不难看出，高校在保证学费和财政投入到位的条件下，还需通过其它途径生均融资3680.66元。而事实上是，国家教育投入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差异和学校差异，一些地区高校得到的财政投入远远不及全国平均数。如：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6522.48元,湖南省为2910.08元,四川省为2215.68元。

3、学费收取基本情况及分析。学费的收取为缓解财政压力，弥补高校办学经费不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社会反映高校收费标准高，认为已大大超过了居民家庭的支付能力。二是欠费率高，据一项调查资料显示，许多高校的欠费生率都超过了30%，欠费总额在上千万元以上。欠费生中确实有部分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力缴纳学费，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缺乏诚信意识，有钱不交费，恶意欠费在高校已越来越严重，高额的欠费严重影响到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三是社会对少数高校的违规收费意见大。

4、学校自筹经费基本情况。学校自筹经费包括社会捐资款、科研收入、校办产业收入等，是高校办学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除少部分高校外，多数高校由于学校社会声望低、科研劣势、校办产业运作不佳等原因，自筹经费困难。

三、合理制定成本分担机制的几点建议

（一）、制定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制度

1、确定科学的成本计算方法。随着高校办学向多元化发展，许多学校出现了全日制教育、夜大、函大、远程教育、自学考试等多种办学形式共存以及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多层次教育共存的格局。从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来看，教育活动具有批次性特征。在选择成本计算方法时，可根据分批法核算成本的原理，分批计算培养人才的总成本和生均培养成本。同时，适当调整高校目前执行的预算会计制度，改现收现付制为权责发生制，以应收应付标准确定当期的成本费用，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增设成本类会计科目，增加成本会计报表。

2、正确界定高校教育成本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确定成本开支范围的总体原则是：凡是教育活动中直接或辅助用于教学及其管理活动的人、财、物的耗费，均应计入教育成本。包括：人员经费、教学业务费、行政管理费、学生活动费、奖学金、贫困生补助、设备及教学教辅行政办公用房折旧费、图书资料摊销费等。在确定开支范围的基础上，确定每一项费用的开支标准，防止冗员越来越多、校园越建越奢侈、奖金越发越高的现象挤占成本。

3、建立内部成本报告制度。按各届、各层次、各类专业分别编制内部成本报表，并定期上报学校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成本报表的编制，有助于决策者把握财务状况和发展趋势，为制定招生计划、编制财务预算、制定各种消耗定额、进行财务决策提供依据。也为上级主管部门评价教育经费投入效率提供重要依据。

4、建立成本管理评价体系，实行按院系、部门考核成本制度。科学合理的成本管理评价体系，可以从总体上起到正确的政策导向作用，对高校成本管理起到激励作用。通过设计生均教学经费支出、生均教学仪器占用率、生均图书资料占用率、就业率、师生比、教学投入效率（合格学生人数/教学投入总量）等指标，定期对相关单位进行考核，总结成绩，发现问题，找出薄弱环节，使成本管理不断完善，以达到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的目的。

（二）、建立健全高校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加大财政教育经费投入。

教育成本的补偿特性，决定了教育过程中所发生的资源耗费应该得到等值回收。从经济学范畴看，高等教育属于公共产品中的准公共产品，其公共产品性质主要表现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而受教育者的个人收益又体现出私人产品消费上的竞争性，与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相比，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预期的个人收入和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公平原则，国家、社会和受教育者都应承担教育投入的责任，这符合经济学原理。学校是国家资助开办的，也应该负担一部分责任。因此，应建立财政拨款、收取学费、发展校办产业、支持集资办学和捐资助学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教育成本补偿机制，确定成本分担比例，并用法律加以约束和规范。

根据我国国情，学费标准如果过高，居民家庭承受不起，会造成国民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不公，从而影响国民素质提高。学费标准如果过低，又会造成教育成本补偿不足，教学经费欠缺，最终以降低教学质量为代价。我们认为，应在准确测定各种学历层次、各类专业社会平均生均培养成本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家及地方财政状况、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学校办学水平和条件、专业类别等因素，确定国家和受教育者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以明确财政教育经费投入数额和学生交纳学费的标准。社会各方捐资助学已成为弥补学校办学经费不足的一条重要渠道，政府应鼓励社会民间组织和企业集团向高校捐资办学，对捐资者在其经营活动方面给予政策优惠。校办产业对学校自筹资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议政府继续实行对校办产业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校办产业的发展。

（三）、加强高校内部财务管理，提高办学效益。

1、学校各级领导要加强成本管理知识的学习，全校上下要树立成本管理的意识，转变观念，深化财务管理改革。要一方面抓“开源”，一方面抓“节流”，投入和效益一起抓，向管理要效益，向管理要金钱。

2、设计合理的组织机构，精简机构、减少冗员，对各部门定编、定员、定岗，竞争上岗、优化组合，克服人浮于事的现象。进一步提高师生比，降低人员经费。

3、加强财产物资管理，合理配置资源，实行校有资产有偿使用。对水、电、耗材的消耗实行定额管理，严格控制使用。

4、防止盲目上专业，要“量体裁衣”，“量力而行”，要根据学校资源优势设置专业和确定招生计划，不能不切合实际的追求大而全。

5、规范、理顺和强化收费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国家收费政策，提高收费服务质量，改善收费条件。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建立有效的缴费约束制度。做好勤工助学、助学贷款等工作，努力降低学费欠费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

2.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

3.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4

4.张保庆.关于中国教育经费问题的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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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成本的构成

根据约翰斯通的观点，高等教育成本构成大致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教学成本，包括教师薪金、图书杂志、仪器设备、教学类建筑费用、水电费用等。第二类是研究支出，主要是指用于科研活动的费用，由于各校对研究重视的程度不同，这也是支出差异较大的一类。第三类是生活成本，包括师生伙食、住房、日常生活，以及学习所需要的书本、文具、往返交通费用。第四类是学生放弃的收入，即学生继续上学而没有参加生产劳动失掉的那一部分收入。

(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原则

1．收益原则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应按受益多少来承担高等教育成本。获得的利益越高，支付的费用也应越高，反之亦然。毫无疑问，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包括国家、社会、高校、学生及其家长。那么，高等教育的成本也理应由政府、社会、高校和学生家庭共同承担。2．支付能力原则依据支付能力原则，所有高等教育获益人都应该按照其支付能力提供教育费用。能力越高，支付越多，反之亦然。其中，政府的能力主要表现在政府占有社会资源的程度上，集中表现为财政收入水平占GDP的比重;企业的承担能力主要是根据企业的收益水平和受高等教育者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水平;大学生的承受能力主要取决于其家庭的经济能力。在我国目前状况下，制定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要采取收益原则与承受能力原则相结合的方式，综合统筹政府、学校、家庭、个人的利益，考虑多种因素:现实的成本分担水平及分担比例;高等教育个人成本及收益水平;社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及居民的支付意愿;居民的收入水平及付费能力等。在综合考虑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成本分担政策。

二、我国现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财政拨款对高等教育投入总量相对不足

根据“谁受益谁支付”的原则，国家应承担大部分的教育培养成本。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虽逐年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但总量仍相对不足。1993年，政府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规定，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末要达到4%，但1998年这一比例仅为2.55%，1999年仅为2．79%，甚至到了2009年也仅为3．59%，仍未达到4%的标准。而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达到了这一标准。根据1998－2012《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计算，在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结构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8年的64．2%下降到2011年的58．3%，学费和杂费的比例从14．3%提高为26．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拨款在整个高校经费中所占的比例正在逐步减少，而高等教育的规模却在迅速发展。由于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高校为了自身的发展，转嫁成本，向学生收取高额学杂费，从而直接加重了学生及家长的经济负担。

(二)国家对不同等级、不同类别学校的经费投入比例失调

国家对不同等级、不同类别学校的经费投入比例失衡，具体表现在教育部直属院校与地方性院校以及普通高等本科学校和职业技术类院校的经费投入差距过大。2010年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高等教育经费拨款为56290771万元，中央政府仅为17467087万元［1］4－8，并且几乎全部用于教育部直属院校。普通地方性院校的发展主要依靠本地区的财政拨款，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与教育部直属院校不可同日而语。2011年政府对普通高等学校的投入达到68802316万元，其中高等本科院校为56294424万元，高职高专学校只有12507892万元，仅占18.2%［2］6。这显示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以普通高等本科院校为主，结构过于单一，而普通职业技术院校一般依靠地方政府给与少量拨款，或者是私营企业投资，发展很不充分，得不到社会关注。

(三)社会力量分担高等教育成本能力不强

按照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观点，社会(包括企业)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大的受益者。目前，我国社会捐赠办学还处于起步阶段。捐赠者为了追求捐赠利益最大化，偏好捐赠名牌学校，而对一般高校的社会捐赠较少。2011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总额70208739．8万元，社会捐赠434533．6万元，占总经费的0．6%［1］7，而目前在美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构成中，公共教育财政约占60%左右，民间约占10%，学生承担费用约占30%。牛津、剑桥等名校的经费主要来自大财阀和社会各界捐赠，其他一般高校接受的社会捐赠金额在高校总经费中的比例也达7%。日本公立大学获捐赠占总经费的15%，私立大学高达50%［3］4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力量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能力亟待提高。

(四)高校创收能力弱且与浪费并存

1．高校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创收的资金少近年来，高校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采取了诸如科研成果转让、校产经营、服务社会等弥补教育经费的方式，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数额较少，这部分创收占学校经费开支的比重也很低，而且高校在管理、分配、使用创收款项方面缺乏必要的监管措施，导致账面混乱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2．教育成本中的浪费现象严重高校内部教育资源不合理，利用率低。从我国近年来教育事业支出情况看，教育中的隐性浪费致使教育资源不能优化，有限的投资难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地区与地区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乃至学校内部各部门之间都不能实现资源共享，低水平重复设置学校、专业和设备，造成很大的浪费。学校的中心任务是培养人才，但大部分学校都在“办社会”。各高校非教学行政机构臃肿，教职工人数有增无减，尤其是非教学人员日益膨胀，导致人员经费开支过大，培养成本增高。

(五)个人应分担的高等教育成本标准单一、比重模糊

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者包括政府、社会和受教育者，分担的方式分别是财政拨款、捐赠和学费。其中，学费应占多大的比重难以确定。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标准是参照国际上部分国家实行的高等教育收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25%收费的做法。然而这个标准太笼统，没有一个透明的核算标准。目前，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培养成本大约是15000－20000元，而国家财政对每个大学生每年的财政拨款还不足5000元，最多占培养成本的40%，这大大超过了25%的设计标准。实际上，国际上其他国家在确定高等教育收费标准时，为保证多数家庭生活不受到影响，通过按照人均收入或者家庭收入的一定比例来确定收费的多少，并不是直接以成本作为依据的。我国恰恰忽略了这种更具意义、更具实质性的前提，在制定高校成本分担制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贫穷学生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

(六)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的调控能力弱

1．国家对高等教育一定领域的垄断，降低了市场机制的调控能力近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总经费中，非财政性的投入比例越来越大，在制度层面上基本破除了教育投资的所有制壁垒和地域壁垒，但是计划体制遗留的制度惯性和观念依然存在，致使在实际工作中依然存在严重的行政垄断。特别是在学位与学历的授予权上，我国民办大学受到了严格的政府控制。在我国一千余所民办大学中，能够自己发放学历文凭的不足3%，没有一所学校具备学位授予权。这直接影响了全社会的多渠道教育投入，降低了市场机制调控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能力。2．高等教育收费标准单一化，影响了成本分担的合理性从目前我国本科教育收费标准看，生均年收费标准有3600—6000元的学费不等，个别艺术类学生生均达上万元。但是，价格机制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影响了成本分担的合理性。一是从学校类别上分析，国家重点大学与省级一般大学同一专业的收费相差无几，而教育成本分担比例上却大不相同;二是从专业类别上分析，不仅存在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消耗的教育资源不同的差别，还存在着热门专业与基础性的冷门专业在就业机会、就业区域、就业岗位以及工资待遇上的巨大差距。所以，不同专业的学生所承担的教育成本虽然基本相同，而实际收益却相差较大。

三、优化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体制的建议

(一)国家应适当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1．明确政府经费投入的主渠道地位政府首先应该是高等教育经费的承担者，只有先保证政府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了投入，才能使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确定有意义。因此，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定高校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已成为当务之急。考虑到我国政府教育经费短缺，可采取间接资助的方式，除了在高校征地、基建、校办产业、教学科研、图书资料及教学设备进口等方面给予应有的援助外，向高校提供经费或低息、贴息贷款，减免税收，发放学生贷款等也是补偿教育成本的有效途径。2．国家财政拨款要适当向地方性院校和职业技术类院校倾斜长期以来，有限的国家财政一直向名牌、重点院校倾斜，一般院校和职业技术类院校由于办学经费捉襟见肘，教育质量无法得到保证。一般性院校和职业技术类院校承担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任务，是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中必要的补充。由于名牌院校更容易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社会捐赠，所以国家更要适当加大对一般性院校和职业技术类院校的投入，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提高一般院校和职业技术类院校的办学质量，而且有助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优化和实现教育公平，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

(二)加大社会对高等教育成本的补偿

1．开征专门的高等教育所得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总体战略指出，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兴办教育的积极性，不断扩大社会资源对教育的投入”。可见，加大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补偿力度势在必行。除了鼓励和倡导社会、个人和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外，还可以开辟另一条强制的补偿途径———征税。开辟专门的高等教育税并作为一种附加税形式收取，符合税收的效益原则、公平原则及财政原则这三大税收基本原则。而且由于征税对象较为广泛，税率相对较低，这一政策也具有相当大的可行性。2．建立教育捐赠法规，完善教育捐赠机制在政府财力不足的情况下，社会捐赠作为拓宽教育投入的渠道也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可以通过建立“慈善法”、“捐赠法”等配套的法律法规来畅通捐赠途径，对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制定税收减免政策，鼓励和激发企业和社会各界履行其社会责任，加大教育捐赠在高等教育经费中的比例，有效缓解教育经费紧张的局面。3．拓宽教育投入渠道，大力支持民办教育在政府财力不足以分担大部分的高等教育成本时，民办高等教育成为社会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一种形式，民办高校属于面向市场自主办学，质量如何主要借助市场机制的监督。政府可以通过营造民办教育的市场氛围完善民办高等教育的市场机制，从而实现民办教育的供求均衡。规范各民办高校的教育供给行为，从战略高度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市场健康、有序和有效地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

(三)改善高校内部体制，适度分担教育成本

1．制定统一的成本核算制度采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方式的前提就是要有一套更加科学、权威的生均培养成本核定办法，制定统一的成本核算制度，并向社会公布。如，依据分批法核算教育成本的原理，分批计算培养学生的总成本和生均培养成本;调整高校的预算会计制度，改革现收现付制，实行权责发生制;参照应收应付标准，明确当期的成本费用;增设教育成本类会计科目，增加成本会计计算报表等。2．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增加高等学校办学的透明度高校要优化配置教育资源，使其合理、有效地使用，避免资源浪费和闲置。此外，还要精简人员，改善成本开支结构。通过实行高等教育价格听证制、设立公示栏等形式向社会公布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等相关内容，增加高等学校办学的透明度，便于社会监督。3．高校应主动拓宽教育资金的筹措渠道如今高校经费短缺成了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也使发达国家的大学在争取社会资助方面形成了一种传统。美国大学的经费来源通常由三部分组成:政府拨款、企业赞助与科研经费、学生所缴纳的学费。哈佛、耶鲁和斯坦福等私立大学所获得的私人募捐的基金收入目前约占整个学校经费开支的50%。许多大学设有专门的发展办公室，负责募集资金。全美排名在前100名之内的任何一所普通大学，都有55年一个周期的募捐计划［4］51。我国高校应借鉴国际经验，不断加强自身的创收能力，积极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如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等，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为企业、社会、团体提供有偿服务以获得相应收入。

(四)学生及家庭合理分担高等教育成本

加强生均培养成本核算，依据不同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和实际支付能力合理确定个人及家庭的成本分担比例。生均培养成本是确定学费标准的重要依据，要确定个人和家庭的分担比例就必须加强生均培养成本核算，确定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此外，我国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差别很大，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分担比例。对于贫困学生，积极建立和完善学生资助体系。如高校可以通过后勤社会化，使更多的岗位向学生开放，让学生自己管理学校的后勤工作，这样既可以减少学校的开销，还可以帮助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通过弹性学分制，使部分时间上学、分阶段上学成为可能，允许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中途休学去勤工俭学。政府可以设立教育专门金融机构，在还贷方面适当向贫困生倾斜，对商业银行承办助学贷款的缺陷进行补足。

(五)运用市场机制，实行差别收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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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长期以来，农村用户的收入增速不断放缓，收入水平整体偏低。这也导致了绝大部分的农户，无法按时遵守有关信用担保的法律条例，所制定的相关规定，进而加大了担保的难度。对于我国农村地区而言，开展金融信用担保业务的时间，相对而言比较短暂。而且很多机构目前都处于探究阶段。由于农村缺乏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都会给农民的贷款，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无法提供有效的担保[1]。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慢的主要原因不是资金不足，农业投资和农业企业、合作社和农民都不愿意投资或者不投资金融机构，而是因为他们需要贷款，往往会打到安全农业资产，主要是鲜花、果园、茶的形式，畜牧业和房地产。在保证运行水平的情况下，开发难度较大。在申请贷款时，各金融部门所制定的抵押标准，差异性比较大。很多农民组织，由于无法提供有效的且被认可的担保物，同时也没有专业的担保机构，为其提供担保，给其贷款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困难。根据相关规定，商业银行和信用社并不愿意将资金房贷给农户，即便是龙头企业，想要得到贷款都非常的困难。（二）农业保险发展相对滞后，农村金融机构承担较大的风险。由于我国在农业保险方面，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因此，通常会将风险转移到农村金融方面。对于我国的农业保险来说，其整体发展比较晚，同时缺乏完善的机制，发展规模也比较小，因此对其投入的运营成本也并不高[2]。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程相对缓慢，而且农业本身具有较强的特殊性，保险企业并没有较大的投资兴趣。所以，在进行农业投资时，主要是利用农村金融贷款获得相应的投资资金，这也导致风险被转移，最终由农业金融所承受。在目前的经营方面，我国农业保险的保额和收费以及保障等，相对比较低，而面临的风险和经营成本以及赔付等则相对比较高，这也是当前时期，商业保险公司并不愿意涉足农业保险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农业生产组织与农户等，缺乏一定的参保意识，一些政府与部门等，并没有正确认识农业保险。对于一些落后地区来说，其在农业保险方面的发展，更加的落后。就社会职能来看，本应由财政和保险等部门，负责承担救灾资金，但是农信社往往会成为其主要的力量，在实际救灾时，往往会出现越位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农村金融也承担了更多的农业风险。（三）外部风险补偿机制比较落后。对于农村金融机构而言，要想实现良性循环，必须要构建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它可以弥补损失的时间，减少风险积累。我国政府制定的政策，支持农发行作为政策制度设计的主体，主要负责农村金融机构，在粮食收购资金等方面的作用，进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财政资源有限的国家，主要由农村金融机构负责相应的农村业务；另一方面，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整体竞争实力普遍偏弱，承担了非常多的市场风险[3]。由于这些贷款风险的存在，导致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因素非常大。而且由于财政压力比较大，对于农村金融机构的财政补贴，政府并不愿意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而且缺乏完善的担保体系，同时也缺乏完善的外部风险补偿机制，无法避免各类风险的积累。所以，农村金融在此情况下，其作用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二、建立我国农村金融风险分担与补偿的长效机制

（一）健全农村信用担保制度。要推动建设农村信用工程，对农村金融环境进行不断的优化。为农户以及农村企业，构建完善的信用体系，并且加快建设农村信贷体系，促使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不断强化其信用意识，并营造出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农村金融机构而言，要想实现稳定的运行发展，必须要构建完善的信用制度。因此，要不断提升担保机构的专业化水平，运用多种方法辅助贷款者获得必要的帮助。与此同时，还要发展联保贷款，不断创新贷款的模式。在组建联保小组时，要依据自愿原则。对于小组中的企业与农户，可以作为担保人或者借款人的角色，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由于客观环境的影响，农村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主要是信用贷款。这也使得其面临的风险系数被大大放大。当农户不能及时的提供有效的担保物，但是贷款又必须要发放时，需要构建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以此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进行分担。（二）促进金融市场体系分担风险作用的发挥。要在农村地区，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产权交易市场，促进农村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增加，进而有效的化解存在的风险。要促进证券市场，补偿农村金融风险作用的发挥。要为区域内优秀的农村企业，提供较好的发展条件，不断拓宽其发展空间。并且要利用二级市场，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同时，要促进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发挥其在风险补偿方面所具有的作用。同时，要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促进新的农产品期货的开发应用。在对交易品种进行规范与完善的前提下，促进市场创新机制的不断完善。针对农产品期货市场，要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控制投机行为，并对违规操作进行控制，确保市场交易公平合理。（三）积极推进农业保险制度建设。要加大在农村地区推广保险的力度，为保险公司业务的开展提供较好的实施路径。农民在购买保险之后，如果出现自然灾害等情况，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进而降低自然灾害导致的各类经济损失，促使农民应对风险能力的不断提升，并补偿相应的风险。针对农村保险，要制定出专门的法律体系，并具体进行了落实。与此同时，对于农村地区，要不断加强宣传保险的力度，及时更新观念。

三、结语

对于我国而言，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对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进行正确的认识，并有效识别其中存在的风险，构建有效的风险补偿和转移机制，促使农村地区流入更多的资金，进而促进其实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晓波.农村金融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设置[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3):79-85.

[2]贾健,徐展峰,李海平.农村金融风险分担和利益补偿机制研究[J].金融理论探索,2009(6):21-24.

分担范文篇4

影响滚装运输和公路运输这两种运输通道内货运分担率的因素按照是否容易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像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条件,政府的政策及法规干预,地区生产力和地区生产资源的布局和分配,经济活动的类型和模式这种不太容易进行量化分析的宏观因素；一类是和运输方式本身的特征相关联的因素，像运载能力，速度，运价等相对来说易于量化的微观因素，这些微观因素更大程度的决定了货主选择哪种运输方式进行货物运输的可能性大小，因此决定了通道内运输方式分担率的大小。针对宏观因素，由于其不容易量化分析，本文不做讨论。针对微观因素，本文选择影响货车司机做出选择的因素来进行量化分析，具体如下：经济性（运价），准时性（准点率），快速性（速度），方便性（发车时间间隔），车辆磨损率，燃油节约率作为货运分担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1经济性

滚装运输和公路运输中货物运输的经济性，可以用这两种运输方式的货主成本来衡量。货主成本分为两部分，即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主要包含运输费用，这也是直接成本中影响最大的部分。通常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运输费用越低，选择这种运输方式的货主越多，该种运输方式在通道内占有的市场份额也就越大。经济性指标可以通过运输价格价来衡量，即：Fi=Ri=S其中Fi表示第i种运输方式的运输价格，Ri表示第i种方式每单位距离的运价，Si表示第i种运输方式的运输路程。

1.2准时性

货主选择不同运输方式的主要考虑因素是准时性，主要通过准点率来衡量。这其中主要包括发车准点率和运行准点率。发车准点率指在统计周期内某种运输方式的准点出发班数与总出发班数之比；运行准点率指在统计周期内某种运输方式的准点到达班数与总到达班数之比。在此，我们取发车准点率和运行准点率算术平均值作为准时性指标衡量。Oi=(OiD+OiA)+2其中Oi表示第i种运输方式的整体准点率，OiD表示第i种方式的出发准点率，OiA表示第i种运输方式的运行准点率。

1.3快速性

快速性的衡量标准是某种运输方式的运输速度，也就是单位时间的运，这是衡量某种运输方式服务质量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假设不考虑其他的相关影响因素，运输速度越快的运输方式越具有竞争优势。从货主的角度来看，门到门的总的时间消耗是衡量快速性的最终指标。

1.4方便性

方便性主要通过各种运输方式发车时间间隔，即发车频率来作为衡量标准。因为，发车频率越高，对货主而言越方便。其中发车频率的值我们用各种运输方式日发车频数来表示。Ci=1÷Ti其中Ci表示第i种运输方式的发车频数，Ti表示第i种运输方式的发车时间间隔。式中Xi为第i种运输方式的能力吸引度,Ci为第i种运输方式的运输能力,n为运输方式的数量。

1.5车辆磨损减损率

针对分析滚装运输和公路运输，其中必须要考虑到车辆磨损,因为较之公路运输，滚装运输最大的优点就是减少了车辆的行驶距离，减少了车辆磨损，大大地延长了车辆使用寿命。该指标与车辆实际行驶距离相关。Ai=k1+Li式中Ai表示车辆磨损率，与货车行驶距离成正相关，是一个反向指标，指标越大，效用越低。Li表示第i种运输方式的实际行驶距离。

1.6燃油节约率

针对分析滚装运输和公路运输，其中还必须要考虑到燃油节约,滚装运输采取了直接将货车运到滚装船上，直接通过滚装船从出发得到目的地，减少了该段距离的燃油消耗。燃油节约率这个指标也是与车辆实际行驶距离相关。Ri=k2+Li式中Ri表示燃油节约率，与货车行驶距离成反相关，是一个正向指标，指标越大，效用越高。Li表示第i种运输方式的实际行驶距离。

2竞争力评价模型建立

目前来看，预测不同运输方式的分担率的模型比较成熟的是logit模型，该模型主要被用在预测客运通道中不同运输方式客运分担率，用在货运分担率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公路和铁路货运分担率的研究，还没有用于分析过滚装运输和公路运输的货运分担率。本文主要从logit模型这一理论基础进行研究，考虑到效用理论和滚装运输与公路运输不同的特性，结合上文选取的货运分担率影响因素指标来构建滚装运输再和公路运输的竞争力评价模型。

2.1logit模型的一般形式

假定滚装运输和公路运输中货物的运输均是按批次进行的，以每万t为一批次，且货主对每批次货物运输方式的选择都是相互独立的Logit模型的一般形式可用下式表示：式中Ui为第i种运输方式广义费用值。

2.2logit模型的改进

Logit模型存在着随着某种运输方式效用函数的增大，其结果也随之呈指数级增长的不可忽视的弊端。为了消除指数级增长导致的结果差异扩大，在此对模型进行改进，通过把广义费用值除以平均广义费用来改进结果的差异。改进后的模型为其中各种运输方式的平均广义费用值。在上述指标中，准点率，车辆磨损率，燃油节约率这几个指标无法用时间和价格来进行量化，据此认为它们相对于其他服务特性独立。同时准点率和其他服务特性同时较优时，该方式的效用才可以称得上最优，因而在这里准点率与其他特性是乘法的关系。同时又由于经济性、快速性、方便性的这三个指标的单位不同，所以采用了不同系数。考虑选取快速性指标带入效用函数，同时磨损率为反向指标，我们选择（1-磨损率）来进行模型构建因此，运输通道各种运输方式的广义费用可采用如下加法和乘法相结合的关系式来表示，即：式中：Oi为第i种运输方式的准点率；Fi为第i种运输方式的运费；Ti为第i种运输方式的运输时间；Ci为第i种运输方式的发车频率；Ri为第i种运输方式的燃油节约率；Ai为第i种运输方式的车辆磨损率。

2.3模型参数的标定

特性系数θi表示货主给予第i种货运方式的权重，θ1表示货主对于经济性赋予的权重，θ2表示货主对于快速性赋予的权重，θ3表示货主对于方便性赋予的权重，它们可用极大似然法求解。当货主运输货物时，每批次货物运输方式的选择可看作是相互独立的，因此，N批货物选择运输方式，可看作是进行N次贝努里试验。根据极大似然法，N批货物选择公路和滚装2种运输方式的联合概率可用下式表示：式中Ni为选择运输方式i的人数；Pi为选择运输方式i的概率；θ为特性系数向量。对上式两端取对数，并且化简可以得到对分别求θ1，θ2，θ3的偏导数，并令偏导数为零，可以得到如下方程组：，求解此方程组，即可以求得θ1,θ2,θ3。

3结论

在运用logit模型来预测滚装运输和公路运输货运分担率时，我们结合了指标是否容易进行量化分析以及滚装运输和公路运输各自的不同特性来进行综合考虑。在此，我们选择容易进行量化的指标进行分析，本文选择了6个指标进行分析，涵盖了货物的经济性、准时性、快速性、方便性、车辆磨损减损率和燃油节约率。

作者:刘灿 刘波 单位: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陈峰.货物运输通道内运输方式分担率的研究[J].铁道运营技术,2012(3).

[2]方琪根,等.货物运输通道方式竞争力评估方法[J].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2010(3).

[3]陈颖,杨晓.通道货运分担率预测的LOGIT模型特性变量选取[J].价值工程,2010(3).

[4]叶静.基于Influ-Logit模型的广深铁路货运量分担率研究[J].铁道货运,2013(5).

分担范文篇5

关键词：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目的、价值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规则是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诉讼程序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主要论述了行政诉讼法实施近十年来，所确立的举证责任分担规则有其理论基础，在实践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如在个案的审理过程中出现不合理的、有悖于诉讼目的的情况时，当事人如何举证，法院如何调查取证的问题，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规则就显得太过于原则，无法适应复杂的诉讼实践，从一个具体案例入手，从价值的角度分析当出现有悖于举证责任分担规则时，当事人之间举证责任可以转移分担，法院可以以职权主义来加以适当干涉，展示了价值衡量在举证责任分担中的运用。

一、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及其含义

举证责任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现已发展成为各国诉讼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但各国对举证责任的概念的定义却各有不同。英美法系的学者认为它是指“当事人为证明其主张，所承担的提出证据的责任以及所承担的说服责任。”⑴英美法系的学者认为举证责任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提供证据的责任，二是说服责任，即提出的证据及证据组合，有多大的证明力度，能否支持其诉讼主张。其他法系的学者认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提出证据的责任，这和英美法系的学者观点相同。另一方面是结果责任，结果责任要求当事人必须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

我国的立法中过去并无直接使用过举证责任这一概念，《行政诉讼法》第一次出现了举证责任这一概念。⑵指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应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败诉风险及不利后果的制度。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一种将举证于诉讼后果直接联系起来的制度。

(二)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规则

1.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规则

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起步较晚，许多理论都是从民事诉讼法中来的。有的学者认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仍应沿用民事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分担规则。如果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照搬民事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那么，只要“当事人提出某种诉讼主张，就有举证责任。当事人提出诉讼主张，但是提不出证据，或证据之证明力度不够，通常来说，当事人多半败诉，即当事人多半或肯定败诉。”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对举证责任分担的规定，即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是由被诉的行政机关承担的，被告应举出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规范性文件，以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举证责任分担有其特征。

第一，行政诉讼强调了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未将法院以职权取证和原告或第三人的举证责任置于同等地位。

第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担相对确定，在行政诉讼中，对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并不会因为证明不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的而败诉。

第三，行政机关举证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事实证据，还包括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⑷

当被告不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而法院又不主动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时，则由被告承担败诉后果。⑸但是，以上的这些规定并未排除原告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24日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这里虽然没有使用“举证责任”的措辞，但实际上是对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由此我认为，原告主要起推进诉讼进行的作用，即推进责任。推进责任是指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构成法律争端从而值得或应当由法院予以审判的举证责任。⑹行政相对人必须提供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证据，使诉讼开始，在被告举出能说明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后，举证责任即转移到原告身上，原告应针对被告举出的证据提出反证。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这与民诉中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不同之处在于仅仅是对提供证据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分担，不是关于结果责任的分担。在行政诉讼中，法律应积极保护原告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规则规定的是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即被告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原告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

2.被告举证的范围

⑴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应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处于被告地位的行政机关，应就自己做出的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举证。

⑵被告行政机关要举证证明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依据，还要举出做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事实依据既包括实体上的事实，也包括程序上的事实。如有关法律要求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先举行听证，那么诉讼中行政机关应当就是否依法举行过听证进行举证。法律依据主要指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特别是对于规章和规章以下层次的规范性文件，既要证明其存在，又要证明其合法性，即要证明符合法律、法规或者不与有关的法律法规相矛盾以及这些规范性文件相互之间不矛盾。

⑶如果行政机关对于引起诉讼进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法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则有可能要承担败诉的后果。这说明，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对诉讼的后果有直接的关系，最终影响到审判的结果，也就是要承担败诉的风险。⑺

3.原告举证的范围

⑴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起诉超过诉讼期限的除外。一般来说，具体行政行为多采用书面形式，但也有违反程序规则采用口头形式，如罚款没有处罚通知单、收据，这不仅仅是程序违法，内容也是违法的。这时，如果原告举不出行政机关实施这一行为的证据，无法证明其罚款行为的存在，而实施的行政人员又矢口否认，法院就很有可能因证据不足而裁定不予受理。

⑵在起诉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事实或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虽然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原告的举证行为与诉讼后果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原告需要对其诉讼主张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如行政不作为案件中，原告应举证证明，其已向行政机关处申请或者证明行政机关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正受到不法侵害或威胁；其要求行政机关保护的权益合法，且该合法权益正受到非法侵害或将要受到非法侵害；该申请属行政机关职权范围之内。

⑶在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原告请求行政机关赔偿的，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原告举证证明损害事实的发生，损害同具体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损害的程度及损害赔偿的依据等。如果此类案件中，原告无法举出证据，则有可能承担败诉的危险或裁判无法满足赔偿请求。这符合“谁主张谁举证”规则。

⑷要求提供反驳被告答辩理由的依据⑻。虽然原告提不出或者不提出反证并不影响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变更具体行政行为，但如果原告能够积极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反驳行政机关的答辩，则对于他的诉讼请求的成立和证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如行政许可案件。因为“一旦一方当事人提出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表面成立的依据，另一方当事人就要提出反证，否则就有可能败诉。”⑼

4.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的理论基础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规则关系到诉讼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诉讼的进行。在诉讼中确立被告负主要举证责任，原告亦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具有其理论依据。

⑴被告举证责任的理论基础

首先，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行政程序证明责任的延续和再现。⑽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想通过诉讼来维护其在行政程序的主张。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处于主导地位，实行职权调查主义。这意味着行政机关应积极主动的调查一切与行政决定有关的事项，行政机关在合法的调查范围内可以采取不同的调查方法。这样就造成了：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多样性，查证举证能力强；行政机关证据调查的专业化，有很强的证据取舍和解析能力；行政机关掌握着多数的行政证据。这种状况的存在是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内在要求，同时构成了行政程序和诉讼中行政机关负主要举证责任的原因和基础，成就了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中负主要举证责任的可能性。

其次，从行政诉讼的属性分析。诉讼的目的影响着举证责任的分担。因为举证责任是诉讼中的一项制度，其设计必然要遵循目的、体现目的、实现目的。行政诉讼的目的，一是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二是保障行政权。行政诉讼的本质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衡，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通过控权达到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这体现在举证责任上，主要是要求行政机关为其主张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⑵原告举证责任的理论基础

首先，从主观条件上看，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张，为了胜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根据，用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和反驳对方的主张。基于此，原告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内在要求，即败诉的风险促使原告举证。传统的行政诉讼法理论认为，原告应负担关于行政行为的违法原因的举证责任。但也有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对行政行为的效力的承认，但不能推定行政行为的具体事件事实的存在，还应该分要件事实的种类来分配举证责任。总之，原告是诉讼的发起者，应就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否则，即应败诉。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原告应积极举证，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其次，就客观条件，原告作为行政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一方，不但了解案件的事实，而且常常是证据特别是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的持有人，有履行举证责任的客观要求。在行政诉讼中，我们要坚持由哪一方举证更有利于案件的真实情况就由哪一方负举证责任。有些个案如行政赔偿案件，原告举证更有利于查明案件的特定事实，原告就应负举证责任。

⑶行政诉讼是为了保障行政权，提高诉讼效率，行政法是行政权归属主体对行使主体的一种约定规则，行政权是归属主体即民众的一项投资，当然要求其行使成本低产高出，追求必要的效率。此目的体现在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就是要求合理分担，原告亦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为了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哪一方当事人举证的困难最小，能及时提供真实可靠的证据，并由此确定由该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这正符合美国法官弗来彻所说的效率原则，即“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即低效率的代价是昂贵的。人们诉诸法院是希望获得援助救济，一个向法院寻求救济的人希望援助早日来临，否则判决就毫无意义。⑾按照公正的要求，行政机关要提供全部的证据，但实践中行政机关往往只提供能够证明自己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而不提供对原告有利的证据。因此，在行政诉讼中由原告承担对自己有利情况的举证责任是必要的，完全由被告承担一切举证责任对司法效率、司法公正都不利。

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的益处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在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并未完全采取由原告或被告一方来举证的做法。只有双方共同负有举证义务，共同向法庭提供证据、质证，并且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同情况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才能真正保证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一)有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这种分担规则的确立有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行政法与民法、刑法的不同决定了在行政案件中，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行政机关以职权作出的决定具有强制力，是公权力。面对拥有强大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诉讼中的原告是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的地位决定了原告无法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大多数情况下，原告很难或者完全不能占有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足够证据。这不利于原告行使自己的权利，追求自己的主张。因此，《关于证据的规定》通过证据规定加强对弱势方的保护，如举证责任的分担不同，举证时限的最后期限有差异，取证限制不同，不仅被告及其诉讼人不能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且只有原告、第三人才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原告、第三人不仅可以对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申请重新鉴定，对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鉴定结论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行政执法人出庭作证以及主要针对行政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充分体现了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弱势方保护的倾向明确、清晰、显然，这些规定对于营造良好的行政审判环境，保障原告的实体权利和相应的诉讼权利，体现法律的平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有利于规范证据规则

这种分担规则有利于规范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使其操作更简易。我国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有关规定过于原则化，难以解决行政审判实践中复杂多变的证据问题；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有许多不同的特点，民事和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在许多方面不能适用于行政诉讼；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和修改后的中国国内法律，对行政诉讼证据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关于证据的规定》的颁布统一了各地的不同的证据规则，在提供证据的要求上，特别详尽的规定了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材料的条件，在法院委托调查的程序上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材料的条件，在法院委托调查的程序上，证据保全的申请及措施上，质证的对象、顺序，证人作证以及认证等诸多问题上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从而使证据的提供、调取、质证、认证等活动，更易于操作，运用更加规范。这一证据规定将促进行政审判的程序公正，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有利于人民法院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司法审查的职责。

(三)有利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与保护

今年来，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方面是由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各种社会矛盾也突现出来，立法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解决了一部分矛盾，但不能完全满足实践中大量的需要，人们只好寻求其他途径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方针政策，面对大众普及法律知识，公民德法制意识增强，自动关心国家大事，寻求解决办法。《关于证据的规定》充分考虑到了这种需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条款的规定上，一是涉及国家密秘的，由法庭予以确认，并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二是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有关证据；三是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事实认定的，人民法院有权依职权调取证据。这些规定意味着我国行政诉讼日趋完善。行政诉讼是司法权作用的一个方面，司法权的本质就是行政诉讼的本质。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一个方面和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国家的本质决定了行政诉讼的本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行政诉讼就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即人民民主，行政诉讼通过国家治理的手段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公民自觉守法的手段，也是制约行政权的手段。公民的积极性提高，自觉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巩固国家机构，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促进社会公正和公平，为保证改革和发展、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有助于真正实现法治

这种分担规则融合了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观念，使我国行政诉讼法与国际接轨，逐渐趋向依法行政，有助于真正实现现代法治的基本观念如平等、自由、开放、透明、公正、效率、依法行政、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度等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在美国法中，是指行政行为必须满足对个人的最低公平标准，如在做出决定前要给予充分的告知和提供有意义的听证机会。在听证时要防止偏见。英国法中确立的自然公正规则规定，“在司法上，一个法官如果对他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利益牵涉在内，就不能审理这个案件。每个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个规则是避免偏私的必要程序。欧洲大陆国家称其为回避制度。”⑿英美的这个规则基本同义，美国称其为正当法律程序。《关于证据的规定》借鉴国外证据立法和审判实践，广泛吸收证据理论的研究成果，适应WTO规则的要求。WTO是在市场经济基本故则基础上运行的，将一些共同的和先进的以及最能体现市场经济精神与自由平等市场经济观念的基本法制原则、观念确定下来，作为各成员国建立自己的法律制度的指导，世贸规则要求各国的司法裁判与之相适应，建立“平等、统一、独立、透明”的诉讼机制。我国的证据规定，在证据的告知、证据交换、质证、新的证据的界定、证据的排除、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裁判、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以及直接言词原则等，充分考虑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坚持和发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并融合了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的观念。

三、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再思考

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采用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说，兼采合理分担说，即在一般情况下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特定情况下由原告承担部分举证责任。《解释》对于举证责任的分担较1991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进了一大步，但仍有其不足之处，当出现个案的审理有悖于上述诉讼规则时，法院和当事人如何才能更好的操作举证责任的分担呢？运用价值分析的方法来完善这种不足。

举证责任的价值，主要是指诉讼中的原告、被告或第三人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对胜诉和败诉所产生的主要影响作用，在行政法律或行政司法解释中，应明确进行规定。如：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要求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对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行政机关拒绝承担举证责任或者所举的证据是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后收集的，法院应如何裁决。价值衡量在举证责任分担中有三种功能：在现有制定法提供的举证责任规则不明确时，就需要价值衡量去弥补；在现有制定法提供的举证责任规则将导致明显不公平时，就需要价值衡量法去“熨平法律织物上的褶皱”；即使现有制定法提供的举证责任规则是明确且“合理”的，如果一方当事人有异议，也将运用价值衡量去维持其正义性。

(一)价值衡量对行政诉讼当事人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影响

下面从一则案例具体分析：

汤某在派出所接受询问期间出现明显不正常的生理反应，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尽管杨某家属一再要求进行尸检，可县公安局不但未进行尸检和法医鉴定，而且责成汤某家属将尸体送往殡仪馆火化，造成汤某死因难以确定。汤某家属起诉要求公安机关赔偿。法院要求被告“酌情赔偿”。

这个案例属于行政赔偿范围。在这类案件中，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原告举证证明损害事实的发生，损害同具体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损害的程度及损害赔偿的依据等。如果原告无法举出证据，就有可能承担败诉的风险。如果像这种类型的个案仍然采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话，原告很难举出充分的证据，其结果是不公平的。两名法官在评论该案时，除进行事实推理外，还指出了一个政策性考虑：汤某死因已无法查清。所以，判令公安机关对其死亡负全部赔偿责任或者完全不负责任，“都是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持社会安定，调处好官民关系的”。⒀这种态度不免令人有“和稀泥”的感觉，在实践中可能是圆通的，但在理论上没有提供一种坚定、清晰的立场，并且与侵权赔偿法的精神不一致。我们有必要考虑行政诉讼的这种分担规则在遇到个案时应如何分担。“在一个证据规则贫乏的制度内，在一个其立法更多的代表立法者的善良意图而非代表制度实践经验的国度里我们既应承认确立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的立法之意义，也应努力突破它现在的或潜在的束缚。”⒁

如果一味有原告举证，违背公平、正义原则。这时，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将会使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更加符合公正、效率的原则。证据法学者指出，在诉讼的对抗过程中经常发生证据转移的情况，有时甚至在原被告之间转移。一旦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推翻了对方的证据，天平的指针就倒向这一方当事人，除非对方当事人提供更有利的证据推翻了他的证据。

从价值衡量的基础上，我认为在此案中，举证责任应转移给公安机关。因为公安机关未能履行尸检义务，导致事实无法查清。衡量各种法律价值，应当责令其承担在事实认定上的不利后果。

首先，公安机关在本案中负有尸检义务。汤某在派出所接受询问，“活着进去死着出来”，公安机关无论如何应对死因有一个令人满意的交代。公安机关仅以汤某生前患有肾病为由，认定汤某死于“肾病发作”，是草率敷衍不能令人接受的。通过尸检查明死因，是一个诚信的政府所必需的。如果尸检证明公安机关实施违法行为导致当事人死亡，那公安机关就应败诉，安抚死者家属，改善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如果尸检证明公安机关没有实施违法行为，那也能够还公安机关一个清白。

其次，公安机关没有履行尸检义务，应当承担在事实认定上的不利后果，公安机关违反尸检义务导致事实无法查清，这在证据法上可以视为“证明的妨害”⒂。没有制定法明确规定在本案中公安机关未予尸检在事实认定上的后果，法院能否根据价值衡量予以确定。笔者认为法官的推理即汤某死于突发性疾病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公安机关没有进行尸检，就责令死者家属把汤某火化，导致汤某死的不明不白，而且再无水落石出的可能性。“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利”，这是一项不言而喻的法律原则。在当前的执法状态下，类似本案可能发生的警察刑讯之人死亡以及肇事后毁灭证据的现象都是有可能的。如果公安机关通过拒绝尸检可以掩盖他的违法行为，那必将鼓励公安机关以及任何行政机关在类似案件中通过毁灭证据来逃避法律责任。因此，即使没有制定法的明文规定，法官也可以从公安机关未予尸检的事实推定其实施了违法行为。如此可以促使公安机关主动、诚实的做好尸检，给死者家属、给社会“一个说法”。⒃

(二)价值衡量对法院职权主义模式的影响

职权主义模式中法院不受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范围的限制，可依职权进行调查，同时可对自由裁量和纯技术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在这种模式下，当事人的举证活动并非是查明案件事实的唯一来源，法院可以进行职权调查，原告的一些举证困难可能因此解决。相反，被告的举证责任则因为调查范围的加大而增加。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4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人民法院有权要求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这项规定将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置于职权主义模式要求下。

目前，我国法律实行的是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取证相结合的证据制度，但由于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对此项制度的规定相对原则，对于在何种情况下由法院调查取证、何种情况下由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的标准不明确。实践中，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调查取证甚至包揽证据的现象还存在不少案件在证据的收集和提供方面较混乱，其结果，导致了法院在同类案件中采取不同的收集方法。这一方面导致法院的工作业务繁重，疲于奔波，另一方面对案件裁定的公正性和公平不利。

从具体的法制环境和审判改革的方向出发，人民法院应当正确、适当的运用权利。

第一，人民法院调查取证应依当事人充分履行举证责任为前提。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4条分为两款，其中首先强调法院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其目的在于指出法院调查取证应依当事人提供证据为前提，不要包办代替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争议是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协助法院查清事实。法院取证的主要目的是就有关事实进行充分调查。因此，法院应在有必要时才收集证据。

第二，在下列情况下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和补充证据：当事人提供了主要证据，没有提供次要证据：当事人提供次要证据而没有提供主要证据；当事人提供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故意不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当事人虽然掌握了证据，但出于种种原因未向法院提供或全部提供；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够准确；某项证据的成立要有其他证据佐证，当事人并无提供。

第三，为了保证证据的客观、公正性，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收集和调查证据。在一定情况下，必须由人民法院直接向有关行政机关及其他证人调取证据。有的人认为，既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代表国家履行职责，那行政机关调查收集证据足以说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人民法院不必再进行证据的收集和调查。如果行政机关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把问题调查清楚了，证据收集全了，对事实做出了结论，而人民法院把行政机关的证据、结论完全抛在一边，重新调查，重新勘验，这样就会造成严重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延误和经济耗费。从价值的角度衡量我国实行的这种职权主义模式要求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机关所收集和调查的证据的基础上，为了保证证据的客观、公正性，还有必要以法律赋予的职权独立的进行调取证据，作为被告举证和原告以及其他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必要补充。

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主要的举证责任，但在特殊情况下，原告亦应具有充分的证据保护意识，对适用法律有不同意见或者认为行政主体主观方面有恶意等情况下，就应当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法官可以通过职权主义来加以适度干预，运用价值衡量体现行政诉讼目的，重新分配，只有行政诉讼双方举证责任明确、清晰，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才能起到应有的重要意义。

注释：

⑴刘善春著：《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第541页，中国法制出版社

⑵应松年编：《行政诉讼法学》，第15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

⑶刘善春著：《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第541页，中国法制出版社

⑷应松年编：《行政诉讼法学》，第15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

⑸毕可志：《论完善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

⑹罗毫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439页

⑺王能干：《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⑻毕可志：《论完善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⑼罗毫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441页

⑽高家伟：《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北京法律出版社

⑾宋冰：《程序、正文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⑿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版

⒀皮宗太、洪其亚：《违法行为能否推定：对一起公安行政赔偿案件的分析》，《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

⒁沈岿：《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个性化研究之初步》，《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

⒂叶自强：《民事证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

⒃何海波：《举证责任分配：一个价值衡量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刘善春著：《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

2.应松年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

3.王能干：《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4.毕可志：《论完善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分担范文篇6

一、研究背景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在各个产业的投资额度逐渐扩大，导致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上的投入更加地捉襟见肘。而从高等教育的供给方来看，由于大学无法得到国家划拨的足额经费，科研难以取得进展，师资力量流失，导致生源外流。更有甚者，学校因为无法获得充足的经费，而对学生滥收费，又进一步加重学生和家长的负担。从需求方来看，由于高校收费越来越高，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大，而消费者收入并未同步增长，造成普通家庭的负担过重。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大与普及，其成本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成本的不断上升，也引起家长们的质疑。因此，研究和解决我国高等教育的供给与成本分担已经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二、我国高等教育的供给与成本分担

教育应该是一种准公共物品。但高等教育与一般的准公共物品相比较而言，又是有所区别的，一方面，高等教育对个人和家庭来说，可以使其职业和社会地位得以改善，教育的价值主要为受教育者本人或家庭所获得；另一方面，对政府来说，教育通过提高受教育者个人的素质而提高整个社会文明程度，可以为国家带来社会、文化和经济的繁荣。所以从整体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不仅可以给个人带来利益，而且还能为社会带来利益。鉴于个人获得教育服务对于国家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而不获得教育服务对于国家具有巨大的负外部性，它可以部分由市场提供，也可以部分由政府提供。因此，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由高等教育受益各方分担与补偿高等教育成本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伴随着高等教育成本问题的研究，我国在1982年开始高等教育补偿方式的变革，将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应用于现实，确定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主体应该是受教育者、政府、个人和社会。

（一）高等教育的供给方式

区分教育产品的提供和生产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提高教育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从国内外经验和历史经验看，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可以远远大于人们对其支付能力所能够承受的程度。在这方面政府有许多方式，如可以使用公共资金购买来自私人部门的教育服务。但各国的情况是多种多样，许多国家都实行混合教育体系，即同时存在着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它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借鉴国外的经验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高等教育的供给方式应该考虑以下两方面：

1、继续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发展教育是现代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具体体现。

首先，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可以保证高等教育的供给水平。从经济学的观点上看，教育属于一种对个人和社会有益处的准公共产品，因此不能够像一般商品一样，完全由市场来提供，需要政府和市场双边来提供，并且以政府提供为主。因为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提供市场所不能够提供的，或者是市场供给不足的公共产品。而教育是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事业。如果完全靠市场来提供，那么全社会的教育供给将低于对社会利益最大的供给水平。因此政府应该提供教育服务,教育应该是政府的重要职能。

其次，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可以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如果教育完全市场化就意味着教育的投入主要依靠学费，学生通过付费的方式购买教育服务，对于贫困家庭的子女，将会减少甚至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因为现在高等学校的年平均成本在10000元以上，即使按成本收费，贫困阶层的子女也无法负担如此高的学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是一个客观事实，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不断加大政府的教育投入，才有可能避免引起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教育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国家的税收来源。

第三，政府提供高等教育服务能有效地保障教育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来看，例如日本，表面上国立大学在日本高等教育中所占比重远较私立大学低，但日本著名的大学绝大多数是国立大学，许多重要科研设施也集中在国立大学。

2、推动私立学校的发展，扩大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选择权

教育既然是一种准公共物品，那么除了加大政府投入外，它也可以部分由市场提供。

首先，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来源于产业和产品的不断创新，创新的基础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人力资本积累的规律又依赖于一个国家科研与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创新的私人产品属性日益突出，因而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研发工作。高等教育与此相类似，随着人力资本投资回报越来越显著，其私有产品的一面就非常明显了。因此，我们应该自觉地顺从这一变化，在加强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同时，着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过了持续高速增长的20年。但是，增长的方式是粗放型的。步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放慢，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五大制度改革，增强了人们由于谨慎预期而导致的储蓄倾向。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教育支出是在当前中国独生子女情况下人们储蓄的主要目的。因此，发展私立学校一方面可以改变目前高等教育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另一方面可以促使家庭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并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大带动经济增长。

第三，我国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都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惟独教育方面还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资源的数量，尤其是优质的教育资源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因此升学竞争激烈。为此也应引入民办教育参与竞争，采取多种形式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步伐，使教育“市场”达到供求平衡。

第四，民办高教具有能直接带动经济结构的转型的社会功能。世界许多国家私立高等学校都为数甚多，日本、泰国、菲律宾与美国等国家都是如此。例如泰国，因政府财力有限，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就是积极鼓励民间投资高等教育，目前私立高校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国立大学，已占有高等教育的半壁河山。教育作为传播与创造知识的主要形式，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在1999年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强调"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可以迈出更大步伐"。

（二）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

高等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是广受欢迎的，而公共收入显然短缺，对这些短缺的公共收入又存在着更为激烈的竞争，这些都意味着成本分担将是今后的一个目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受益日益多元化,因此，高等教育成本就必须由受益各方分担。为体现经济公平原则，就应该根据高等教育受益各方获取收益的大小来分担教育成本。只有实现由高等教育受益各方合理分担与补偿成本才能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更快更好地发展。

1、政府是高等教育成本主要分担者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政府对它的投资能够获得巨大的社会收益。据统计，从1900年到1959年的60年间，美国对投资效果所作的比较是：物质资本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增加了3.5倍，而教育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增加了17.5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国家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

从国外教育投入来看，各国政府是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承担者。1995年3月，泰国政府根据"私立教育投资援助计划"，为私立高校设立了400亿泰铢（17亿多美元）的发展基金和奖学金贷款。在澳洲，尽管允许私人或企业投资教育，但是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仍然是联邦和各州政府。在美国，公立学校的经费一半以上来源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尤其是州政府。我国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是按照教育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来分配的，也是根据各级政府的教育责任来分配的。中央政府的教育经费主要分配给中央政府举办的高等学校，以及对落后地区进行专项补助拨款。省级政府的教育经费主要分配给省级政府举办的高等学校，及少量的中小学。省级以下政府的教育经费主要分配给他们举办的中小学。

2、受教育者个人分担

受教育者个人应该是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补偿者。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私人性质，个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能够提高其未来的预期收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国民收入日益向个人倾斜，为个人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提供了可行性。另外，据中国教育收益率调查统计数据情况看，1996年城市劳动力劳动报酬的收入水平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程度呈正比例变化。基本上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年平均劳动报酬收入越高，特别是高等教育给劳动者带来的收入优势更加明显。不仅如此，高等教育还能使受教育者得到某些非经济利益。例如：他们可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子女在文化教育方面会直接或间接受益等等。这就说明了高等教育具有投资性质，能够为受教育者个人带来较高的未来收益。因此，从权益与义务对等这一公平的角度看，受教育者个人应该补偿高等教育的部分成本。根据国外经验及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个人负担的教育成本比重将逐渐增加,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阶段。

分担范文篇7

一、研究背景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在各个产业的投资额度逐渐扩大，导致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上的投入更加地捉襟见肘。而从高等教育的供给方来看，由于大学无法得到国家划拨的足额经费，科研难以取得进展，师资力量流失，导致生源外流。更有甚者，学校因为无法获得充足的经费，而对学生滥收费，又进一步加重学生和家长的负担。从需求方来看，由于高校收费越来越高，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大，而消费者收入并未同步增长，造成普通家庭的负担过重。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大与普及，其成本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成本的不断上升，也引起家长们的质疑。因此，研究和解决我国高等教育的供给与成本分担已经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二、我国高等教育的供给与成本分担

教育应该是一种准公共物品。但高等教育与一般的准公共物品相比较而言，又是有所区别的，一方面，高等教育对个人和家庭来说，可以使其职业和社会地位得以改善，教育的价值主要为受教育者本人或家庭所获得；另一方面，对政府来说，教育通过提高受教育者个人的素质而提高整个社会文明程度，可以为国家带来社会、文化和经济的繁荣。所以从整体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不仅可以给个人带来利益，而且还能为社会带来利益。鉴于个人获得教育服务对于国家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而不获得教育服务对于国家具有巨大的负外部性，它可以部分由市场提供，也可以部分由政府提供。因此，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由高等教育受益各方分担与补偿高等教育成本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伴随着高等教育成本问题的研究，我国在1982年开始高等教育补偿方式的变革，将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应用于现实，确定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主体应该是受教育者、政府、个人和社会。

（一）高等教育的供给方式

区分教育产品的提供和生产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提高教育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从国内外经验和历史经验看，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可以远远大于人们对其支付能力所能够承受的程度。在这方面政府有许多方式，如可以使用公共资金购买来自私人部门的教育服务。但各国的情况是多种多样，许多国家都实行混合教育体系，即同时存在着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它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借鉴国外的经验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高等教育的供给方式应该考虑以下两方面：

1、继续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发展教育是现代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具体体现。

首先，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可以保证高等教育的供给水平。从经济学的观点上看，教育属于一种对个人和社会有益处的准公共产品，因此不能够像一般商品一样，完全由市场来提供，需要政府和市场双边来提供，并且以政府提供为主。因为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提供市场所不能够提供的，或者是市场供给不足的公共产品。而教育是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事业。如果完全靠市场来提供，那么全社会的教育供给将低于对社会利益最大的供给水平。因此政府应该提供教育服务,教育应该是政府的重要职能。

其次，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可以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如果教育完全市场化就意味着教育的投入主要依靠学费，学生通过付费的方式购买教育服务，对于贫困家庭的子女，将会减少甚至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因为现在高等学校的年平均成本在10000元以上，即使按成本收费，贫困阶层的子女也无法负担如此高的学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是一个客观事实，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不断加大政府的教育投入，才有可能避免引起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教育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国家的税收来源。

第三，政府提供高等教育服务能有效地保障教育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来看，例如日本，表面上国立大学在日本高等教育中所占比重远较私立大学低，但日本著名的大学绝大多数是国立大学，许多重要科研设施也集中在国立大学。

2、推动私立学校的发展，扩大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选择权

教育既然是一种准公共物品，那么除了加大政府投入外，它也可以部分由市场提供。

首先，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来源于产业和产品的不断创新，创新的基础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人力资本积累的规律又依赖于一个国家科研与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创新的私人产品属性日益突出，因而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研发工作。高等教育与此相类似，随着人力资本投资回报越来越显著，其私有产品的一面就非常明显了。因此，我们应该自觉地顺从这一变化，在加强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同时，着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过了持续高速增长的20年。但是，增长的方式是粗放型的。步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放慢，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五大制度改革，增强了人们由于谨慎预期而导致的储蓄倾向。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教育支出是在当前中国独生子女情况下人们储蓄的主要目的。因此，发展私立学校一方面可以改变目前高等教育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另一方面可以促使家庭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并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大带动经济增长。

第三，我国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都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惟独教育方面还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资源的数量，尤其是优质的教育资源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因此升学竞争激烈。为此也应引入民办教育参与竞争，采取多种形式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步伐，使教育“市场”达到供求平衡。

第四，民办高教具有能直接带动经济结构的转型的社会功能。世界许多国家私立高等学校都为数甚多，日本、泰国、菲律宾与美国等国家都是如此。例如泰国，因政府财力有限，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就是积极鼓励民间投资高等教育，目前私立高校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国立大学，已占有高等教育的半壁河山。教育作为传播与创造知识的主要形式，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在1999年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强调"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可以迈出更大步伐"。

（二）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

高等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是广受欢迎的，而公共收入显然短缺，对这些短缺的公共收入又存在着更为激烈的竞争，这些都意味着成本分担将是今后的一个目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受益日益多元化,因此，高等教育成本就必须由受益各方分担。为体现经济公平原则，就应该根据高等教育受益各方获取收益的大小来分担教育成本。只有实现由高等教育受益各方合理分担与补偿成本才能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更快更好地发展。

1、政府是高等教育成本主要分担者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政府对它的投资能够获得巨大的社会收益。据统计，从1900年到1959年的60年间，美国对投资效果所作的比较是：物质资本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增加了3.5倍，而教育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增加了17.5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国家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

从国外教育投入来看，各国政府是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承担者。1995年3月，泰国政府根据"私立教育投资援助计划"，为私立高校设立了400亿泰铢（17亿多美元）的发展基金和奖学金贷款。在澳洲，尽管允许私人或企业投资教育，但是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仍然是联邦和各州政府。在美国，公立学校的经费一半以上来源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尤其是州政府。我国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是按照教育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来分配的，也是根据各级政府的教育责任来分配的。中央政府的教育经费主要分配给中央政府举办的高等学校，以及对落后地区进行专项补助拨款。省级政府的教育经费主要分配给省级政府举办的高等学校，及少量的中小学。省级以下政府的教育经费主要分配给他们举办的中小学。

2、受教育者个人分担

受教育者个人应该是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补偿者。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私人性质，个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能够提高其未来的预期收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国民收入日益向个人倾斜，为个人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提供了可行性。另外，据中国教育收益率调查统计数据情况看，1996年城市劳动力劳动报酬的收入水平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程度呈正比例变化。基本上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年平均劳动报酬收入越高，特别是高等教育给劳动者带来的收入优势更加明显。不仅如此，高等教育还能使受教育者得到某些非经济利益。例如：他们可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子女在文化教育方面会直接或间接受益等等。这就说明了高等教育具有投资性质，能够为受教育者个人带来较高的未来收益。因此，从权益与义务对等这一公平的角度看，受教育者个人应该补偿高等教育的部分成本。根据国外经验及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个人负担的教育成本比重将逐渐增加,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阶段。

分担范文篇8

关键词：民办；成本；高校；分担

1当前我国民办高校教育成本分担基本情况

1．1国外民办学校教育成本如何分担。民办高校教育成本是指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为完成文化传播任务、服务社会的经济发展、进行科学创新研究和人才培养耗费的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总称。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斯通教授提出的高校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指出民办高校教育成本分担应由政府、社会、个人、家庭等主体来分担。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很多外国比如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民办高校通过多元化排铺来缓解自身教育发展中资金单靠学费不足的问题。1．2我国民办高校教育成本分担发展的现状。我国的民办高等学校当下发展势头很足，如果把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放在一起竞争，民办高校的劣势显而易见。民办高校发展由民办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是否健全，外部环境是否宽松，政府部门是否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民办高校主要依赖学费来发展，“高收费，定位低”好像成为民办高校的一个标签，物价上涨，学费的涨幅对民办高校来说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状态，可能会波及民办高校的健康发展。

2我国民办高校教育成本分担中存在的问题

2．1学校筹资经费的主要渠道是学生的学费。我国民办高校不论是前期依赖母体的二级学院，还是后来的独立学院，学校的经费收入来源主要还是学费。前几年公布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得出：我国公立高校的总收入中学费占两成，但民办高校办学经费来源九成以上为学费收入。以郑州市某民办高校为例，学校95％以上的经济收入为学杂费收入，民办高校学费普遍较高，学生欠费现象严重，这是一直困扰民办高校的主要问题。2．2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匮乏，民办高校财政补助水平低下。近年来，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近年国家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显示：全国地方公办高校的总收入中有40％左右的收入是政府拨款，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办高校，其总收入中只有70％左右是政府拨款。根据对河南省部分高校的调研，2017年公办高校财政拨款占学校总收入的75％以上，而民办高校，财政拨款占学校总收入仅为5％－10％左右。2．3社会捐赠能力相对薄弱，民办高校接受社会捐助较少。社会公众不同层次对民办高校的捐赠的略显不够。我国民办高校起步晚，规模小，社会知名度不高，公众捐赠积极性不够。与知名公办高校相比，民办高校接受的社会捐助少之又少。2．4民办高校自身与社会接轨时的创收能力不强。目前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还不成熟，处于摸索阶段，民办高校自身与社会接轨的过程中，其自身的创收能力非常薄弱，占学校总收入比重非常低。根据对《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调研显示出：我国高校的社会服务收入占学校总收入都不足1．5％，我国民办高校自身获得服务收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5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相比财务风险较高。民办高校在开办的发展时主要依赖学费来运营，通过学费筹措资金很容易受到生源的多少影响，也就是筹资风险显著。也有高校在市场中没能客观的定位自己，盲目的扩大校舍构建固定资产，后期的利用率和前期投资不匹配，也就是所谓的投资风险。也有一些民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不完善，在资产管理过程中出现经费支出收入结构不科学，导致财务管理风险。

3缓和民办高校教育成本分担现状的建议

三十多年的发展经验表明，过度依赖学费收入来维持民办高校的发展是不成熟的，所以要突破体制的束缚，营造良好的教育制度环境，建立合理的民办高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3．1强化政府支持，增加公共财政对民办高校的资助。民办高校的起步和发展比公办高校晚很多，内部制度不完善，教学管理，行政管理，后勤管理执行出现偏差，甚至会出现负面社会影响。政府财政支持和补助的规章制度不清晰，各级财政部门落实执行依据不明朗，民办高校内部管理和外部环境的不同步出现政府绕道资助的尴尬局面。3．2引导社会捐赠，建立健全民办高校社会捐赠机制。政府在社会捐赠中起引导作用，同时也是优惠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逐步改善社会捐赠者对公立高校捐赠的路径依赖，改变捐赠者的偏好，使政策导向化。学校财务部门制定专门的账目款项，公开、透明地展示捐赠资金的利用情况。3．3提高办学质量，稳定民办高校学费来源。民办高校应大力提高办学质量，提升学校办学影响力，稳定学校生源。民办高校应明确办学指导思想，找准发展定位，加强内涵建设，抓好办学的基本环节，加强专业学科建设，强化学校科研能力，培育和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扩大学校知名度，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保障学校学费收入稳定增长。3．4加强服务意识，提高民办高校自身创收能力。民办高校的定位主要培养的人才是服务本土，辐射周边，注重实践，也就是复合型应用人才的培养。那么以此为契机，在绘制长短期发展蓝图的时候，顶层设计者要做好专业的设置规划，注重市场需求，和地方的企业、组织等社会团体合作，民办高校提供技术支持，对方给民办高校回馈相应的资金报酬，实现双赢。3．5拓宽融资渠道，提高民办高校融资能力。民办高校必须开辟形式多样的融资渠道，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根据民办高校学费收取特点，在学年初，学校有的一些学费收入可能会出现闲置，那么完全可以存定期、购买理财项目等投资，使学校资金保值增值。基于民办高校办学体制自由、灵活的特性，也可运行现代融资方式，如采取发行教育、实行股权融资等方式，拓展资金来源渠道。3．6强化成本管理，提高学校资金使用率。因为民办高校自身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民办高校的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规范，教育成本的管控出现教育成本分担核算不科学，教育成本分担提高和浪费的现象。为此民办高校高层管理要加强成本核算的科学性，把握支出控制规模，合理整合资源，健全成本控制评价机制，完善民办高校内部成本分担的机制。

4探索性建议

4．1完善科学的学费定价政策和完备的奖学金政策。如果奖助学金政策和公立学校一样甚至比公立学校还有优势，调整和管理收费政策，实行地域倾斜，差别收费，那么也能实现学费价格和入学需求的双赢。4．2勇于引进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融资。PPP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是指政府与某个单位为了达到共同双赢而合作，比预期单独行动相比更为有利的一种合作方式。4．3大胆尝试新的融资方式。BOT（Build－Operate－Transfer）融资BOT是指“建设———经营———移交”的过程，也就是说私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部门参与管理，共同完成向社会提供服务的一种方式。在此过程，私营企业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如果BOT方式能应用于民办高校，那么民办高校的资金就不会被大量的占用。4．4摸索尝试设备。民办应用高校对设备的需求也占学校发展规划预算很大一部分资金，民办高校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市场融合，不占用学校的过多资金，使用灵活。4．5利用资本市场拓宽学校教育成本的渠道。我国民办高校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民办高校集聚了大量的优秀科研人才，并且也有较好的实验设备和场地。民办高校面向地方企业，发挥优秀科研人才和精良设备的优势，企业给民办高校相应的回报，实现校企双赢。

5结论与展望

分担范文篇9

一、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及其含义

举证责任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现已发展成为各国诉讼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但各国对举证责任的概念的定义却各有不同。英美法系的学者认为它是指“当事人为证明其主张，所承担的提出证据的责任以及所承担的说服责任。”⑴英美法系的学者认为举证责任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提供证据的责任，二是说服责任，即提出的证据及证据组合，有多大的证明力度，能否支持其诉讼主张。其他法系的学者认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提出证据的责任，这和英美法系的学者观点相同。另一方面是结果责任，结果责任要求当事人必须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

我国的立法中过去并无直接使用过举证责任这一概念，《行政诉讼法》第一次出现了举证责任这一概念。⑵指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应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败诉风险及不利后果的制度。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一种将举证于诉讼后果直接联系起来的制度。

(二)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规则

1.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规则

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起步较晚，许多理论都是从民事诉讼法中来的。有的学者认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仍应沿用民事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分担规则。如果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照搬民事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那么，只要“当事人提出某种诉讼主张，就有举证责任。当事人提出诉讼主张，但是提不出证据，或证据之证明力度不够，通常来说，当事人多半败诉，即当事人多半或肯定败诉。”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做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对举证责任分担的规定，即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是由被诉的行政机关承担的，被告应举出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规范性文件，以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举证责任分担有其特征。

第一，行政诉讼强调了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未将法院以职权取证和原告或第三人的举证责任置于同等地位。

第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担相对确定，在行政诉讼中，对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并不会因为证明不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的而败诉。

第三，行政机关举证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事实证据，还包括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⑷

当被告不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而法院又不主动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时，则由被告承担败诉后果。⑸但是，以上的这些规定并未排除原告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24日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材料。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这里虽然没有使用“举证责任”的措辞，但实际上是对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由此我认为，原告主要起推进诉讼进行的作用，即推进责任。推进责任是指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构成法律争端从而值得或应当由法院予以审判的举证责任。⑹行政相对人必须提供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证据，使诉讼开始，在被告举出能说明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后，举证责任即转移到原告身上，原告应针对被告举出的证据提出反证。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这与民诉中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不同之处在于仅仅是对提供证据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分担，不是关于结果责任的分担。在行政诉讼中，法律应积极保护原告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规则规定的是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即被告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原告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

2.被告举证的范围

⑴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应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处于被告地位的行政机关，应就自己做出的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举证。

⑵被告行政机关要举证证明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依据，还要举出做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事实依据既包括实体上的事实，也包括程序上的事实。如有关法律要求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先举行听证，那么诉讼中行政机关应当就是否依法举行过听证进行举证。法律依据主要指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特别是对于规章和规章以下层次的规范性文件，既要证明其存在，又要证明其合法性，即要证明符合法律、法规或者不与有关的法律法规相矛盾以及这些规范性文件相互之间不矛盾。

⑶如果行政机关对于引起诉讼进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法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则有可能要承担败诉的后果。这说明，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对诉讼的后果有直接的关系，最终影响到审判的结果，也就是要承担败诉的风险。⑺

3.原告举证的范围

⑴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起诉超过诉讼期限的除外。一般来说，具体行政行为多采用书面形式，但也有违反程序规则采用口头形式，如罚款没有处罚通知单、收据，这不仅仅是程序违法，内容也是违法的。这时，如果原告举不出行政机关实施这一行为的证据，无法证明其罚款行为的存在，而实施的行政人员又矢口否认，法院就很有可能因证据不足而裁定不予受理。

⑵在起诉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事实或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虽然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原告的举证行为与诉讼后果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原告需要对其诉讼主张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如行政不作为案件中，原告应举证证明，其已向行政机关处申请或者证明行政机关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正受到不法侵害或威胁；其要求行政机关保护的权益合法，且该合法权益正受到非法侵害或将要受到非法侵害；该申请属行政机关职权范围之内。

⑶在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原告请求行政机关赔偿的，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原告举证证明损害事实的发生，损害同具体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损害的程度及损害赔偿的依据等。如果此类案件中，原告无法举出证据，则有可能承担败诉的危险或裁判无法满足赔偿请求。这符合“谁主张谁举证”规则。

⑷要求提供反驳被告答辩理由的依据⑻。虽然原告提不出或者不提出反证并不影响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变更具体行政行为，但如果原告能够积极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反驳行政机关的答辩，则对于他的诉讼请求的成立和证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如行政许可案件。因为“一旦一方当事人提出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表面成立的依据，另一方当事人就要提出反证，否则就有可能败诉。”⑼

4.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的理论基础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规则关系到诉讼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诉讼的进行。在诉讼中确立被告负主要举证责任，原告亦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具有其理论依据。

⑴被告举证责任的理论基础

首先，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行政程序证明责任的延续和再现。⑽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想通过诉讼来维护其在行政程序的主张。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处于主导地位，实行职权调查主义。这意味着行政机关应积极主动的调查一切与行政决定有关的事项，行政机关在合法的调查范围内可以采取不同的调查方法。这样就造成了：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多样性，查证举证能力强；行政机关证据调查的专业化，有很强的证据取舍和解析能力；行政机关掌握着多数的行政证据。这种状况的存在是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内在要求，同时构成了行政程序和诉讼中行政机关负主要举证责任的原因和基础，成就了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中负主要举证责任的可能性。

其次，从行政诉讼的属性分析。诉讼的目的影响着举证责任的分担。因为举证责任是诉讼中的一项制度，其设计必然要遵循目的、体现目的、实现目的。行政诉讼的目的，一是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二是保障行政权。行政诉讼的本质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衡，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通过控权达到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这体现在举证责任上，主要是要求行政机关为其主张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⑵原告举证责任的理论基础

首先，从主观条件上看，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张，为了胜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根据，用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和反驳对方的主张。基于此，原告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内在要求，即败诉的风险促使原告举证。传统的行政诉讼法理论认为，原告应负担关于行政行为的违法原因的举证责任。但也有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对行政行为的效力的承认，但不能推定行政行为的具体事件事实的存在，还应该分要件事实的种类来分配举证责任。总之，原告是诉讼的发起者，应就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否则，即应败诉。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原告应积极举证，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其次，就客观条件，原告作为行政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一方，不但了解案件的事实，而且常常是证据特别是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的持有人，有履行举证责任的客观要求。在行政诉讼中，我们要坚持由哪一方举证更有利于案件的真实情况就由哪一方负举证责任。有些个案如行政赔偿案件，原告举证更有利于查明案件的特定事实，原告就应负举证责任。

⑶行政诉讼是为了保障行政权，提高诉讼效率，行政法是行政权归属主体对行使主体的一种约定规则，行政权是归属主体即民众的一项投资，当然要求其行使成本低产高出，追求必要的效率。此目的体现在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就是要求合理分担，原告亦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为了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哪一方当事人举证的困难最小，能及时提供真实可靠的证据，并由此确定由该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这正符合美国法官弗来彻所说的效率原则，即“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即低效率的代价是昂贵的。人们诉诸法院是希望获得援助救济，一个向法院寻求救济的人希望援助早日来临，否则判决就毫无意义。⑾按照公正的要求，行政机关要提供全部的证据，但实践中行政机关往往只提供能够证明自己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而不提供对原告有利的证据。因此，在行政诉讼中由原告承担对自己有利情况的举证责任是必要的，完全由被告承担一切举证责任对司法效率、司法公正都不利。

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的益处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在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并未完全采取由原告或被告一方来举证的做法。只有双方共同负有举证义务，共同向法庭提供证据、质证，并且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同情况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才能真正保证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一)有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这种分担规则的确立有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行政法与民法、刑法的不同决定了在行政案件中，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行政机关以职权作出的决定具有强制力，是公权力。面对拥有强大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诉讼中的原告是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的地位决定了原告无法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大多数情况下，原告很难或者完全不能占有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足够证据。这不利于原告行使自己的权利，追求自己的主张。因此，《关于证据的规定》通过证据规定加强对弱势方的保护，如举证责任的分担不同，举证时限的最后期限有差异，取证限制不同，不仅被告及其诉讼人不能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且只有原告、第三人才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原告、第三人不仅可以对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申请重新鉴定，对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鉴定结论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行政执法人出庭作证以及主要针对行政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充分体现了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弱势方保护的倾向明确、清晰、显然，这些规定对于营造良好的行政审判环境，保障原告的实体权利和相应的诉讼权利，体现法律的平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有利于规范证据规则

这种分担规则有利于规范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使其操作更简易。我国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有关规定过于原则化，难以解决行政审判实践中复杂多变的证据问题；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有许多不同的特点，民事和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在许多方面不能适用于行政诉讼；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贸组织的有关协议和修改后的中国国内法律，对行政诉讼证据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关于证据的规定》的颁布统一了各地的不同的证据规则，在提供证据的要求上，特别详尽的规定了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材料的条件，在法院委托调查的程序上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材料的条件，在法院委托调查的程序上，证据保全的申请及措施上，质证的对象、顺序，证人作证以及认证等诸多问题上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从而使证据的提供、调取、质证、认证等活动，更易于操作，运用更加规范。这一证据规定将促进行政审判的程序公正，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有利于人民法院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司法审查的职责。

(三)有利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与保护

今年来，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方面是由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各种社会矛盾也突现出来，立法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解决了一部分矛盾，但不能完全满足实践中大量的需要，人们只好寻求其他途径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方针政策，面对大众普及法律知识，公民德法制意识增强，自动关心国家大事，寻求解决办法。《关于证据的规定》充分考虑到了这种需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条款的规定上，一是涉及国家密秘的，由法庭予以确认，并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二是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有关证据；三是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事实认定的，人民法院有权依职权调取证据。这些规定意味着我国行政诉讼日趋完善。行政诉讼是司法权作用的一个方面，司法权的本质就是行政诉讼的本质。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一个方面和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国家的本质决定了行政诉讼的本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行政诉讼就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即人民民主，行政诉讼通过国家治理的手段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公民自觉守法的手段，也是制约行政权的手段。公民的积极性提高，自觉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巩固国家机构，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促进社会公正和公平，为保证改革和发展、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有助于真正实现法治

这种分担规则融合了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观念，使我国行政诉讼法与国际接轨，逐渐趋向依法行政，有助于真正实现现代法治的基本观念如平等、自由、开放、透明、公正、效率、依法行政、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度等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在美国法中，是指行政行为必须满足对个人的最低公平标准，如在做出决定前要给予充分的告知和提供有意义的听证机会。在听证时要防止偏见。英国法中确立的自然公正规则规定，“在司法上，一个法官如果对他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利益牵涉在内，就不能审理这个案件。每个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个规则是避免偏私的必要程序。欧洲大陆国家称其为回避制度。”⑿英美的这个规则基本同义，美国称其为正当法律程序。《关于证据的规定》借鉴国外证据立法和审判实践，广泛吸收证据理论的研究成果，适应WTO规则的要求。WTO是在市场经济基本故则基础上运行的，将一些共同的和先进的以及最能体现市场经济精神与自由平等市场经济观念的基本法制原则、观念确定下来，作为各成员国建立自己的法律制度的指导，世贸规则要求各国的司法裁判与之相适应，建立“平等、统一、独立、透明”的诉讼机制。我国的证据规定，在证据的告知、证据交换、质证、新的证据的界定、证据的排除、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裁判、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以及直接言词原则等，充分考虑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坚持和发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并融合了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的观念。

三、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再思考

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采用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说，兼采合理分担说，即在一般情况下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特定情况下由原告承担部分举证责任。《解释》对于举证责任的分担较1991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进了一大步，但仍有其不足之处，当出现个案的审理有悖于上述诉讼规则时，法院和当事人如何才能更好的操作举证责任的分担呢？运用价值分析的方法来完善这种不足。

举证责任的价值，主要是指诉讼中的原告、被告或第三人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对胜诉和败诉所产生的主要影响作用，在行政法律或行政司法解释中，应明确进行规定。如：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要求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对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行政机关拒绝承担举证责任或者所举的证据是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后收集的，法院应如何裁决。价值衡量在举证责任分担中有三种功能：在现有制定法提供的举证责任规则不明确时，就需要价值衡量去弥补；在现有制定法提供的举证责任规则将导致明显不公平时，就需要价值衡量法去“熨平法律织物上的褶皱”；即使现有制定法提供的举证责任规则是明确且“合理”的，如果一方当事人有异议，也将运用价值衡量去维持其正义性。

(一)价值衡量对行政诉讼当事人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影响

下面从一则案例具体分析：

汤某在派出所接受询问期间出现明显不正常的生理反应，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尽管杨某家属一再要求进行尸检，可县公安局不但未进行尸检和法医鉴定，而且责成汤某家属将尸体送往殡仪馆火化，造成汤某死因难以确定。汤某家属起诉要求公安机关赔偿。法院要求被告“酌情赔偿”。

这个案例属于行政赔偿范围。在这类案件中，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原告举证证明损害事实的发生，损害同具体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损害的程度及损害赔偿的依据等。如果原告无法举出证据，就有可能承担败诉的风险。如果像这种类型的个案仍然采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话，原告很难举出充分的证据，其结果是不公平的。两名法官在评论该案时，除进行事实推理外，还指出了一个政策性考虑：汤某死因已无法查清。所以，判令公安机关对其死亡负全部赔偿责任或者完全不负责任，“都是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持社会安定，调处好官民关系的”。⒀这种态度不免令人有“和稀泥”的感觉，在实践中可能是圆通的，但在理论上没有提供一种坚定、清晰的立场，并且与侵权赔偿法的精神不一致。我们有必要考虑行政诉讼的这种分担规则在遇到个案时应如何分担。“在一个证据规则贫乏的制度内，在一个其立法更多的代表立法者的善良意图而非代表制度实践经验的国度里我们既应承认确立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的立法之意义，也应努力突破它现在的或潜在的束缚。”⒁

如果一味有原告举证，违背公平、正义原则。这时，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将会使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更加符合公正、效率的原则。证据法学者指出，在诉讼的对抗过程中经常发生证据转移的情况，有时甚至在原被告之间转移。一旦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推翻了对方的证据，天平的指针就倒向这一方当事人，除非对方当事人提供更有利的证据推翻了他的证据。

从价值衡量的基础上，我认为在此案中，举证责任应转移给公安机关。因为公安机关未能履行尸检义务，导致事实无法查清。衡量各种法律价值，应当责令其承担在事实认定上的不利后果。

首先，公安机关在本案中负有尸检义务。汤某在派出所接受询问，“活着进去死着出来”，公安机关无论如何应对死因有一个令人满意的交代。公安机关仅以汤某生前患有肾病为由，认定汤某死于“肾病发作”，是草率敷衍不能令人接受的。通过尸检查明死因，是一个诚信的政府所必需的。如果尸检证明公安机关实施违法行为导致当事人死亡，那公安机关就应败诉，安抚死者家属，改善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如果尸检证明公安机关没有实施违法行为，那也能够还公安机关一个清白。

其次，公安机关没有履行尸检义务，应当承担在事实认定上的不利后果，公安机关违反尸检义务导致事实无法查清，这在证据法上可以视为“证明的妨害”⒂。没有制定法明确规定在本案中公安机关未予尸检在事实认定上的后果，法院能否根据价值衡量予以确定。笔者认为法官的推理即汤某死于突发性疾病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公安机关没有进行尸检，就责令死者家属把汤某火化，导致汤某死的不明不白，而且再无水落石出的可能性。“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利”，这是一项不言而喻的法律原则。在当前的执法状态下，类似本案可能发生的警察刑讯之人死亡以及肇事后毁灭证据的现象都是有可能的。如果公安机关通过拒绝尸检可以掩盖他的违法行为，那必将鼓励公安机关以及任何行政机关在类似案件中通过毁灭证据来逃避法律责任。因此，即使没有制定法的明文规定，法官也可以从公安机关未予尸检的事实推定其实施了违法行为。如此可以促使公安机关主动、诚实的做好尸检，给死者家属、给社会“一个说法”。⒃

(二)价值衡量对法院职权主义模式的影响

职权主义模式中法院不受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范围的限制，可依职权进行调查，同时可对自由裁量和纯技术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在这种模式下，当事人的举证活动并非是查明案件事实的唯一来源，法院可以进行职权调查，原告的一些举证困难可能因此解决。相反，被告的举证责任则因为调查范围的加大而增加。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4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人民法院有权要求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这项规定将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担置于职权主义模式要求下。

目前，我国法律实行的是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取证相结合的证据制度，但由于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对此项制度的规定相对原则，对于在何种情况下由法院调查取证、何种情况下由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的标准不明确。实践中，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调查取证甚至包揽证据的现象还存在不少案件在证据的收集和提供方面较混乱，其结果，导致了法院在同类案件中采取不同的收集方法。这一方面导致法院的工作业务繁重，疲于奔波，另一方面对案件裁定的公正性和公平不利。

从具体的法制环境和审判改革的方向出发，人民法院应当正确、适当的运用权利。

第一，人民法院调查取证应依当事人充分履行举证责任为前提。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4条分为两款，其中首先强调法院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其目的在于指出法院调查取证应依当事人提供证据为前提，不要包办代替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争议是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协助法院查清事实。法院取证的主要目的是就有关事实进行充分调查。因此，法院应在有必要时才收集证据。

第二，在下列情况下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和补充证据：当事人提供了主要证据，没有提供次要证据：当事人提供次要证据而没有提供主要证据；当事人提供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故意不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当事人虽然掌握了证据，但出于种种原因未向法院提供或全部提供；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够准确；某项证据的成立要有其他证据佐证，当事人并无提供。

第三，为了保证证据的客观、公正性，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收集和调查证据。在一定情况下，必须由人民法院直接向有关行政机关及其他证人调取证据。有的人认为，既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代表国家履行职责，那行政机关调查收集证据足以说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人民法院不必再进行证据的收集和调查。如果行政机关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把问题调查清楚了，证据收集全了，对事实做出了结论，而人民法院把行政机关的证据、结论完全抛在一边，重新调查，重新勘验，这样就会造成严重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延误和经济耗费。从价值的角度衡量我国实行的这种职权主义模式要求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机关所收集和调查的证据的基础上，为了保证证据的客观、公正性，还有必要以法律赋予的职权独立的进行调取证据，作为被告举证和原告以及其他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必要补充。

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主要的举证责任，但在特殊情况下，原告亦应具有充分的证据保护意识，对适用法律有不同意见或者认为行政主体主观方面有恶意等情况下，就应当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法官可以通过职权主义来加以适度干预，运用价值衡量体现行政诉讼目的，重新分配，只有行政诉讼双方举证责任明确、清晰，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才能起到应有的重要意义。

注释：

⑴刘善春著：《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第541页，中国法制出版社

⑵应松年编：《行政诉讼法学》，第15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

⑶刘善春著：《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第541页，中国法制出版社

⑷应松年编：《行政诉讼法学》，第15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

⑸毕可志：《论完善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

⑹罗毫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439页

⑺王能干：《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⑻毕可志：《论完善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⑼罗毫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441页

⑽高家伟：《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北京法律出版社

⑾宋冰：《程序、正文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⑿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版

⒀皮宗太、洪其亚：《违法行为能否推定：对一起公安行政赔偿案件的分析》，《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

⒁沈岿：《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个性化研究之初步》，《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

⒂叶自强：《民事证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

⒃何海波：《举证责任分配：一个价值衡量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刘善春著：《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

2.应松年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

3.王能干：《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4.毕可志：《论完善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分担范文篇10

但高校在实行收费制度不过十几年的时间里，收费标准提高较快，以1990至2001年为例，学生人均学杂费由最初的不足100元上涨到2001年的将近4000元，1998年以前，历年学生人均学杂费均低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而到1998年两者基本持平，1999-2001年间前者已经超过了后者，差距逐年增大，且增大的速度相当快（见表1）。近几年，不断上涨的学费让工薪家庭越来越感觉负担沉重，农村贫困家庭更是难以承受。如何确定合理的收费标准以保证高等教育公平（以下简称教育公平），让贫困家庭子女不因经济条件而丧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已为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倍加关注。

本文拟从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学杂费与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我国高等教育学费水平与社会实际承受力的适应性，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

成本分担影响教育公平的理论分析

成本分担是指教育成本由各个方面共同来承担，一般认为承担方主要包括：学生的家长、学生本人、政府、工商企业等。本文中的成本分担主要指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以缴纳学杂费的形式对教育成本进行部分补偿。教育公平主要是指在高考分数达到国家规定录取线的前提下，家庭经济条件不同的学生享有同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即贫困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应由于经济原因而受影响。我国成本分担的主要形式是收取学杂费，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本上实行免费的高等教育。现在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让受教育者分担部分教育成本已成为可能。由免费到收费的转变是发展高等教育的需要，但一般说来，人们普遍认为收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而主张收费越低越公平，最好是免费，这样就不会有人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不能够上大学。

然而西方学者经过对免费的高等教育反思和验证后，认为免费高等教育不利于教育公平，理由有二：首先，免费高等教育实际上是用纳税人的钱来供富有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如果高等教育实行免费，高等教育经费则需由主要来源于税收的国家财政供给，而富有家庭的子女由于各种有利因素往往比其他阶层的子女有相对较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免费高等教育实质上是让富有家庭的子女占有了其他阶层子女应该享用的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其次，接受高等教育会使个人获得较高的收益，免费的高等教育是在用国家的钱为个人投资，因而对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不公平的。

那么，收费能够使教育变得更加公平吗?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观察，收费对公平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收费可以改善高校的办学条件，扩大招生规模，增加贫困学生的入学机会，有利于教育公平；另一方面，收费对贫困学生必然产生不利影响，学费水平的上涨除了有可能使贫困学生因为支付不起学费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之外，即使上了大学，但由于经济原因而被迫放弃就业前景好而收费相对较高的专业，不得不选收费相对较低，就业前景较差的专业。此外，学费上涨还会对初等教育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历层次的选择产生影响，那些处于偏远贫困地区的学生可能会由于高额的学费对大学教育望而却步。主要由于经济原因而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只有收费水平与受教育者的承受力相适应时才有利于公平，否则，收费将会产生消极作用。那么，我国当前所收费标准是否影响了教育公平呢？

成本分担影响教育公平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表1数据，对高等学校学费水平作实证分析，并提出如下假设：高等学校的生均学杂费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成正相关。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建立了以下计量模型，选择生均学杂费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生均学杂费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双对数函数作为回归函数的形式，即lny=a1+b1lnx1+u1(1)和lny=a2+b2lnx2+u2(2)，其中，a、b为参数，u为随机扰动项。y、x1、x2、分别表示生均学杂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考虑学费确定的滞后性，以同一年度的数据代入假设模型。根据上面构造的模型和已经收集的数据，并运用经济计量分析软件EViews3.0中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方程，得到如下结果：学费水平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正相关。

学费水平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估计方程为：lny=-14.6492+2.9361lnx1（1.1），通过校正，获得有效估计量，D-W统计量为2.2757，其他各项统计检验均在0.0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表明回归分析的结果是可靠的。R2=0.9818，b1的系数为2.9361（t统计值为5.5040），说明y（学费水平）对x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高度相关，其估计弹性是2.9361，即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增长1%，学生人均学杂费就增长2.9361%。a1为-14.6492（t统计值为-3.6438），这似乎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它表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零时，学生人均学杂费将是负值，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1990-2001年间我国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零，这有助于解释零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值预测的不明智性（估计方程2.1中的a2为负值与此类似）。

经检验，对y值的预测效果比较理想。学费水平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估计方程为：lny=-11.2919+2.2115lnx2（2.1），b2=2.2115（t统计值为11.8760），其回归分析和预测类似于学费水平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分析、预测，不再赘述。

从以上实证结果可以看出，b1和b2这两个数字已经非常大了，它们说明相对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学费的增长太快了，即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育成本中学生须分担的那一部分的增长速度将近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的3倍，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的2倍多。

在一定程度上学费的快速增长已经影响了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于增长过快的学费，有子女上大学的城市贫困家庭及农村低收入家庭就感觉难以承担高昂的学费。于是就有可能出现贫困家庭的子女由于经济原因而失去本应接受高等教育（或更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由此可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收费标准确实影响了教育公平。

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我国目前所实行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在促进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近些年增长过快的学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公平。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确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即教育是产业但不应产业化，学校不应企业化。教育作为产业，虽然应该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管理水平，但教育同时又属于“准公共产品”，具有巨大的外部公益性，政府理应有巨大的公共投入。所以学校作为非盈利机构，利润最大化不能成为其主要目标，不应盲目提倡教育产业化。

建立向低收入家庭倾斜的、多种形式的学生资助体系。我国目前的学生资助体系还很不完善，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应当作为实行成本分担政策的重要配套措施。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保证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