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范文10篇

帝王范文篇1

关键词:历史;帝王;评价

1帝王形象创造需要“主体意识”的参与

有的学者说,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双声话语”,既要历史的真,又要艺术的美。这样说自然是对的,但还不够。实际上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三声话语”,除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之外,还必须有作家或编导的主体意识。所谓主体意识,应如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我还认为这第三种声音,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剧本的内在的灵魂。诚然,我们看重历史的真(可信),艺术的美(好看),但是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如何才能达到呢?这就有赖于作家的自身思想情感介入与参与。历史的真,不是现成的东西,尽管有各种历史著作作为依据,但那是后代的历史学家追忆的东西,其中的偏见几乎到处可见,有意的增添,刻意地忽略,甚至故意的歪曲,都是可能的。所以有的学者把原本原貌历史的叫做“历史1”,而把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历史叫做“历史2”。作家不可能面对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历史1”。在我看来,就是大家一致称赞的司马迁的《史记》,其中也有不少的虚构和假定,美化和丑化,选择与摈弃,增添和忽略,隐藏与突显,否则那些人物对话他是从何得来的?难道司马迁真的听到了几百年前他笔下人物的对谈了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尽可能(我只说尽可能)接近历史的本真原貌呢?这就要靠作家主观思想情感的介入与参与,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感人物之所感,想人物之所想,做人物之所做,选择那些应该选择的,摈弃那些应该摒弃的,补充那些必须补充的,删改那些必须删改的……,这样,也许更能接近历史本真。艺术的美更要作家主观思想感情雨露的浇灌,如果没有作家思想感情雨露的浇灌,如实地描写,或巧妙地描写,不论描法如何创新,都不可能把读者需要的艺术美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力量重于历史的真与艺术美的力量,它不能不是历史文学中的另一重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们在写古代帝王生活的时候,也要有主体意识的介入,即对帝王及其生活进行评价。把某帝王的所谓千秋功罪做平列式的罗列,堆砌各种资料,拼凑各种细节,虚构具体的场景,东拉西扯,万般铺陈,这都是无济于事的,或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主体意识的灌注,给帝王一个中肯的评价。把某帝王的真实还给历史。这种经过作家主体意识参入的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叫作“历史3”。帝王的真实不在“历史1”,因为这样的历史本真无从追寻;也不在“历史2”,这仅是历史家的历史。唯有具有作家主体意识参予的“历史3”,才是历史文学所需要的历史真实。

2帝王形象需要“最现代的思想”的评价

帝王范文篇2

关键词：福寿文化唐太宗明太祖康熙帝以人为本

一、研究福寿文化的意义

广西哲学思想研究会在广西永福县召开2010年“休闲旅游·科学养生·福寿文化”研讨会，特邀我参加。福寿是古往今来一切人追求的目的，而休闲旅游和科学养生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只不过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对其的理解和实现的方法不同，所以值得研究和总结。因此，我对研讨会的主题很有兴趣，认为召开这次研讨会很有意义。这意义表现在：首先，休闲旅游、科学养生、福寿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统文化以孔孟倡导的儒学思想为核心，儒学强调和谐、友爱、克己、为人，是世界古代人道主义理论的典范，“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等理论在中国人心中世代传承。因此，人的健康福寿、休闲养生自古以来成为从帝王到人民特别重视的问题。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对人作为创造世界历史的主人的重视提到新的高度。在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念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强调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本。今年世界闻名的上海世博会就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研究人们的健康福寿，自然应该成为社会重视的主题。第三，广西近年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2009年的几项经济指标领先于全国和西部地区，广西正从全国后进地区迅速赶上先进地区，而永福县有百寿岩等古迹，又是广西长寿之乡，桂林是中国首批最佳魅力城市，曲格平先生在介绍桂林时说：桂林空气纯净，山清水秀，人的平均寿命高于全国很多岁。因此，广西桂林的永福县召开休闲旅游、科学养生、福寿文化的研讨会是最佳选择，必将对广西、桂林、永福县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由于研讨会论题很广，本文仅就我国古代帝王的福寿文化及对当今社会的启示作一些研究。

二、我国古代帝王的福寿文化观念

我国古代的帝王是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曾经主宰过一个王朝的命运，成为当时国家的代表。他们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才干，对自身的福寿也更重视，并对后世留下了重要影响。

我国古代的福寿文化与农业民族的传统观念分不开的。福即幸福，寿即长寿。我国古代造字方法是象形、会意、形声、假借，紧紧结合人与自然。如甲骨文中“寿”字，上面为考字，即老者。楷书的“福”字由示、一、口、田四字组成，示是祖宗神位，一口田即农民拥有的小块田地。农民祈求祖宗保佑自己的小块田地能得到丰收，安居乐业，这就是福气。又如“家”字，为屋宇下有豕（猪），因为最早的家庭是从养猪开始的，有了猪就象征有了农业，有了家庭幸福。中国农民传统观念的淳朴由此可见。后来由于宗教迷信观念的发展，封建帝王把传统的福寿文化加以改造、升华、提高，即对福寿和养生观念作了发展提高，又加进了很多应该批判否定的糟粕。封建帝王之“福”有两个含义：一是个人和家庭之福，即吉祥如意，子孙满堂，家门兴旺，如被称为“天下第一福”的康熙皇帝写的“福”每年被做成挂历，受到人民的喜爱，这个“福”字左部偏旁一点之下像个“子”字，右上角像个“多”字，下面是个“田”字，再加上左上角的一点，解释为多一点“多田多子多福”，深刻地表达了“福”字的含义。对皇帝来说，“福”除了表达家庭多子多孙之福外，还要求天下长治久安，永保皇位安宁，这就要求农民有田可种，国家年年丰收，所以“多田多子”可以说是帝王和人民对“福”的共同要求。福和寿既是帝王的要求，如何养生和休闲旅游更是地位高贵的帝王特别重视的方法。历代帝王是如何通过养生和旅游达到其福寿目的的呢？现以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明太祖、康熙帝、乾隆帝七人为代表作些分析。

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公元前221年，他兼并了东方六国，一统天下，自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一，超过了古代的三皇五帝，便自称皇帝，又听传说古代的帝王如周文王、武王活到九十多岁，福寿俱备，便寻求福寿之道。他的主要办法是迷信方士之说，五次巡行东方，求长生不老之药。“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遗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⑴徐市携数千童男女东渡至朝鲜，骗得大量钱财，而不死药未得。秦始皇追求福与寿，在琅琊台刻石中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⑵他推行急征暴敛，严刑酷法，“黔首”（人民）没有得到富足和幸福，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他自己也在最后一次巡行中，于公元前210年7月，得急病死于沙丘。据今人研究，他之所以50岁就死于巡行途中，与他求长生服药中毒有关。求福寿而其结果相反，秦始皇是一个反面实例。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一生事业盛大。他在政治上废分封推广郡县；军事上击败匈奴统一岭南；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制度；外交上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思想上吸收秦亡的教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孔孟思想定于一尊，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积极影响。但汉武帝同样迷信长生，不过他的办法与秦始皇有所不同。秦始皇求长生不死之药，而汉武帝是通过频繁的封禅祭天，祈求天神保佑。《史记·武帝本纪》和《封禅书》基本记的都是武帝的封禅祭天活动。汉武帝也多次巡行东方、南方，登泰山封禅祭天求仙，“天子盖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⑵武帝对方士的言语有了些怀疑，但始终沉醉于求仙祭天的迷信中，希望求得真仙。结果是执政54年，劳民伤财过多，晚年产生了农民起义，没有对他的福寿产生好作用，最后下诏自责，总算有了点觉悟。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开明君主。他执政23年，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他虚心兼听臣下意见，重用少数民族人才，扩大对外交流；他的陵墓（陕西乾县昭陵）四周有180多位与他一起开创唐代江山的功臣的陵墓，唐太宗生前与他们亲密共事，从未滥杀功臣，死后也希望与他们永处一起。“贞观之治”扬名史册。然而，这位杰出的君主为什么和秦始皇一样，活到50多岁就死去了？现今很多教材著作中均未提及。其实与他晚年迷信长生不老有关。唐太宗晚年因传位问题心神不宁，宣传长生不老的术士对他说，道教始祖姓李，是陛下的祖先，服长生不老药可以不死，唐太宗受骗上当，中毒而死。本来可以福寿兼得的一代明君，落得个短命的结果。武则天（624-705）本为唐太宗的才人，14岁入宫。太宗死，她以年幼未被殉葬，而削发为尼。高宗登位后，她被召回宫中。公元655年，被册封为皇后，唐高宗死后，她为皇太后，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自称圣武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享寿82岁，是中国几百位帝王中仅次于乾隆帝的享寿最高的皇帝。武则天为什么能得高寿，又能执政50年之久，是值得探讨的。史书对武则天的过错写得很多，如残酷镇压和杀害反对她的政敌，如长孙无忌、禇遂良、王皇后、肖淑妃等；用酷吏滥杀无辜，镇压叛乱；与男宠多人同居等等。这些是史实。但武则天当政期间，继续推行唐太宗的政策，国家兴旺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武则天有很多过错，不是完人。但她颇懂得怎样养生和求福寿。她独掌大权，也宠信武家诸人，使他们得利。但她懂得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重用非亲非戚的贤臣狄仁杰为宰相，把国家大事交给狄仁杰处理，她自己是掌权少过问，省下心来休闲、养生。这样国家得到了太平，她自己也获得了健康长寿。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是明代开国皇帝，也是所有开国皇帝中唯一出身极穷苦的贫农，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变成的皇帝。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17年，由一个小领袖最后扫平群雄，推翻元代，成为皇帝，一统天下，作为农民领袖他是成功的；他当皇帝31年，开创了大明王朝，作为封建皇帝，他也是成功的。他也有治政失误之处，主要是滥杀功臣。但他君临天下31年，享寿71岁，在封建帝王中是算福寿兼备的。他的成功在于从迷信宗教到否定宗教，治政务实。朱元璋少年时父母去世，生活穷困，出家当了和尚，他在云游各地时，接触了社会下层生活，开阔了眼界，后来结识了以宣传弥勒教降生为教义、从事反元活动的红巾军开山祖师彭和尚，参加了弥勒教组织的农民起义，经过17年战斗，朱元璋推翻了元代，扫平群雄，建立明代。朱元璋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认识到宗教可以成为组织农民起义的宣传工具，但绝不能作为治国强兵安民的指导思想。在他当皇帝之前，下令禁止弥勒教，宣布其为邪教，尊孔重儒，重用贤才，兴修水利，发展经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从而为明代276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有人认为朱元璋从利用弥勒教到禁止弥勒教是他背叛农民起义蜕化为皇帝的标志。笔者认为朱元璋从信教到不信教，从崇尚迷信到治政务实，是他历史观的重大进步。广西史学界早有人认为：朱元璋作为农民领袖是成功的，作为封建皇帝也是成功的，他对历史的贡献比之于当农民领袖失败当皇帝也失败的洪秀全，对历史的贡献要大得多。其关键在于朱元璋能从迷信转向科学，转向务实，转向先进文化，而洪秀全始终沉迷于拜上帝教的迷信思想中越陷越深。这就是朱元璋得到了福寿而洪秀全未得到福寿、太平天国的战乱也未能造成社会安定而使东南地区受到严重破坏的原因。对科学养生之道认识得比较全面的是清代杰出君主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帝（1654-1722）。主席认为康熙对中国有四个伟大贡献，⑶其中第四个贡献是他能向耶稣会传教士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他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懂得科学、最热爱科学、最积极宣传和提倡科学的君主。他从小熟读中国的经史子集，善于总结历代帝王成败的经验教训，善于从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来探求养生福寿之道。他学习西医后知道种牛痘能预防天花病，便令边外四十九旗和喀尔喀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是中国的一部分）数十万人种牛痘，挽救了大批人的生命；大臣李光地患皮肤病长期不愈，康熙知道温泉中的硫磺能杀菌，使叫李光地到北京汤山温泉疗养，使李光地得以康复。⑷对于福寿之道，康熙有科学的认识。康熙勤于政事，治政务实，从小就早晨起身读书，对四书五经、历代史事非常了解，同时又骑马射箭练武，保持满族贵族以武功开国的传统，他16岁当皇帝亲政后，每天五更上朝，日夜勤于政事，又要读书练武，青年时又向西方耶稣会教士学习数学、物理、天文、历法、医学等知识，但他身体一向强壮，原因是他懂得科学养生，读书、练武与工作相结合，打仗与处理政事相结合，巡游与视察检查工作相结合。如他夏天到承德避暑山庄办公、冬天又常率满汉贵族到木兰围场打猎；他曾六次南巡江南，主要目的是检查修理黄河的河工以及预防海潮的苏浙海塘，纠正了地方官的很多失误，他常住在地方官家中，如在江宁就住在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家中，在苏州就住在苏州织造衙门，既工作，又了解民风政情，同时赏景娱乐休养身心。康熙二十八年（1689）第二次南巡到江宁（南京），有个叫王来熊的人忽然献给他一本《炼丹长生秘书》，康熙大怒，召见诸臣说：“朕于经史之余，所阅载籍多矣。凡炼丹修养长生及师巫自谓前知者，皆妄诞不足信，但可欺愚民而已，通经明理者，断不为其所惑也……此等事朕素不信。”下令把这本妖书“掷还之”。⑸康熙认为养生长寿要注意科学，一个人要身体健康，主要在于饮食有常，起居有节，注意合理的生活规律。有病吃药，但对补药不要太迷信，他说：“苟于饮食禁之太过，惟任诸凡补药，鲜能滋补气血而令之充足也”，“药性宜于心者，不宜于肺；宜于肺者，不宜于肾。”⑹他提倡不吃人参等补药，唯求注意起居饮食，有病合理服药而已。康熙帝毕生反对天命论，重视日常的学习和锻练。他的儿子和臣下常说他：“天纵多能”、“生而神异”，出生时就有种种祥瑞、灵异，并且将其载入史书。这违背了康熙的本意。他一再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⑺他五十七岁时长出了白发数茎，有人献给他乌发药，他笑了笑，把乌发药退了回去，说“古来白发皇帝有几？朕若发鬓皓然，岂不为万世美谈乎？”⑺历史上不少皇帝求神仙，服仙丹，以求长生不老，结果误服丹丸而死。康熙毕生熟读历史，相信科学，认为“人之有生必有死……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认为人生变化自有规律，不足为惧。他提倡喇嘛教，优待团结蒙古和藏族贵族和宗教领袖，是为了巩固统一和民族和睦团结的需要，但他本人并不信喇嘛教；他向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知识，但他本人并不信天主教，也不信其他宗教，而且利用宗教文化中的合理层面为国家安全和统一服务。康熙被称为对中国历史做出了四个伟大贡献，不仅在于他的文治武功，还在于他的对人生健康有科学观念。他在位六十一年，子孙数百人，开创了康乾盛世，可谓是福寿兼备的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了。康熙的第四子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即雍正帝，是一位厉行改革的一代雄主。他即位后实行改土归流、地丁合一、耗羡归公、设军机处等改革措施，严惩贪污，政绩卓著。但他中年后迷信长生不老之术。雍正之死并非小说所言被吕四娘刺死，实为服丹丸中毒而死，学术界已成定论⑻。父皇求长生而暴毙，这对雍正之子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即乾隆帝是个深刻的教训。乾隆毕生崇拜皇祖康熙，康熙的人生福寿观念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勤于政事，治政务实，坚决纠正雍正时发展起来的迷信观念。康熙六巡江南，既视察河工海防和官风民情，同时巡游江南名胜古迹。乾隆同样六巡江南，既视察工作又休闲旅游。康熙反对迷信、重视科学，乾隆也一样。他刚登位就下令把雍正养在宫中的张太虚、王定乾等一批术士逐出宫殿，并发了谕旨，指出：“嗣后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⑼他坚决反对阴阳风水之说，指出：“闻汉人多堪舆之说，祈求风水，以致累年停柩，渐致子孙贫乏，数世不得举葬，愚悖之风，至此为极。嗣后守土之官，必多方劝导，俾得按期葬埋。”⑽乾隆重视治政务实，讲求人生的快乐和规律，反对天、神、仙、鬼、符瑞、风水等迷信，也是学习他的祖父，总结历代皇帝得失的结果。乾隆一生少病，享寿八十九岁，无疾而终；当皇帝六十年，太上皇四年；子孙数百人，五代同堂；而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总量超过了整个欧洲，国土面积在1300万平方公里以上，是世界第一大国。他八十五岁时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这样的概括：“朕缵位鸿业六十年间，景运庞洪，版图式廓，十全纪绩，五代同堂，积庆骈蕃，实为史册所罕见。”⑾清代官方史书宣扬乾隆是福寿俱全的太平君主，是十次战争俱得胜的“十全老人”，是历史上享寿最高的“古稀天子”。乾隆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了顶峰，他本人了做了福禄寿禧兼备的福寿天子，其中与他重视科学的养生、科学的求福求寿分不开的。

三、古代帝王福寿养生观念对当今的启示

通过休闲旅游和科学养生，达到多福与高寿，是我国所有人们的共同要求。历代帝王的福寿养生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批判借鉴和学习的机会。享寿90多高龄的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赵朴初先生有句名言：“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说得很辩证科学。赵老先生是佛教协会会长，佛教居士，笃信佛教，但他能把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利用佛教劝善惩恶、救苦救难、互助友爱、刻苦耐劳、爱国爱乡的积极思想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宣传佛教主张来世得福、因果报应的迷信观念，强调求得今世的高兴、高寿，是一个卓见。从历代帝王的福寿养生观和赵朴初的养生观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一）科学地对待人生的规律，是实现养生福寿的思想基础。人是万物之灵，也是万物之一。来自自然，回归自然，这是所有一切有生命的生物的共同规律。

世界上没有神、仙、鬼、怪，也没有长生不灭的生物。这是最基本的科学常理。所以人能健康、快乐、幸福、长寿，但不能长生不老，万寿无疆。宗教宣扬人能长生不灭、变仙变佛，但任何宗教徒也和凡人一样，不可抗拒地走一切生物共同遵循的规律，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长寿不死的人。所以科学地看待人生、看待自然，是求得长寿、幸福的基础。两、三百年前的封建皇帝康熙和乾隆已有的认识，如果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人反而没有，就必然会走上歧途。十几年前，反动邪教头目李洪志宣传F.L-G，鼓吹学FLG能不死不灭，误导群众去练功，害死无辜群众数千计。今天我们讲养生长寿必须吸取历史教训，以科学规律养生，才能做到有福有寿。

（二）从个人实际出发求得养生福寿，是对待养生福寿的基本态度。

人有职业、贫富、地位、民族、身体以及风俗习惯的不同。讲养生福禄不能千篇一律，要从个人的实际出发，才能做到养生福寿。在封建时代，帝王有权有势有财，有利于做到福寿，但是实际上中国古代帝王长寿者不多，乾隆89岁，武则天82岁，宋高宗近80岁，已经是皇帝中的寿星了。究其原因，他们生活条件优越，本来有利于养生长寿，但也由于条件优越，反而使多数帝王沉溺在淫乐之中，不注意科学保养，损害了健康，结果福寿不得，反而亡国。农民日夜劳作，生活条件艰苦，但以有田可耕为乐，一生不离劳动，不离大自然，反而享得高寿。我国和广西的长寿之乡如巴马、永福以及湖北的钟祥、山东的莱州、江苏的如皋等地，百岁以上老人很多，其主要原因是不脱离生产劳动，自然环境优越，心情豁达乐观。所以人人均可以养生求福寿，不要攀比，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

（三）体脑结合，劳逸结合，动静结合，是达到养生福寿的基本方法。人是生物进化的最高贵的产物，要使人体长命不衰，长盛不竭，一定要顺应人体的规律。体脑结合，劳逸结合，动静结合，使人体在活动中得到休整，得到补充。同时又使其处于正常运动之中，是保持身体长盛不衰的关键。历代帝王有的不理政事，淫乐无度而早亡，而如康熙帝、乾隆帝等既勤政务实，又常外出巡行游历，又懂得诗词绘画，成为多才多艺的君主，得到了自己的福寿。今天，退休老人如果无事可做，不用脑筋，不动身体，于健康养生不利。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科学发明和创造会产生巨大的生产力。但对掌握着科技的知识分子来讲，必要的身体活动和休闲、旅游，体育锻炼是实现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如果白天坐办公室，出门坐小汽车，就没有了接触自然，活动身体的机会。我在10多年前为桂林市交通局局长黄家城同志主编的《桂林交通发展史略》一书所写的序中认为，当今城市交通应以发展快捷、无污染、简便、大众化的轻轨、地铁、有轨或无轨电车为主，盲目的发展小汽车已造成了巨大的公害：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噪音严重，车祸频繁，无地停车，更重要的就是不利于坐车族的健康养生。

（四）正确地对待宗教和医药，是求得养生福寿的主要途

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是迷信思想发展的产物。宗教宣传来世，宣传不死，宣传升入天国，给人们虚幻的假象，使人放弃了对现世的争取和努力。但所有宗教都宣传行善积德，助人为乐，爱国爱乡，反对恶行暴政。所以今天我们应正确对待宗教，吸取历史上帝王的教训，摒弃其迷信的成分，弘扬其有利于社会稳定，互助友爱的层面，这样才能有利于养生长寿。医药是治病的方法，但求医问药一定要对症下药，但不要盲目服药，盲目吃补品。要把健身防病放在首位。

（五）学会感恩，是提高生命质量的科学人生观。

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对健康养生和福寿关系很大。学会感恩，是达到心胸豁达的重要方法。新华网在几个月前发表一篇文章《学会感恩》，该文认为，人的一生中有时会顺利通达，有时会遇到困难。当你顺利时，学会感恩，想到党和国家的培养，想到父母师长的养育教诲，想到青有前途，老有所养的社会主义家庭的欢乐，就会增加感恩的观念，努力报效他人，报效社会，报效祖国，就会增加对工作的乐趣和动力，就会感到身心愉快。当你遇到困难时，不要怨天怨地，牢骚满腹，不要和他人攀比，要知道完全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是短时内能全部解决的。党和政府，领导，群众，朋友正和你在一起努力解决问题。你就会心情乐观，看到光明的希望。该文最后说：“感恩是一条人生的基本准则，是一种人生质量的体现，是一切生命美好的基础……。常怀感恩之心，我们便能够生活在一个感恩的世界，因为感恩，我们的人生也会变得更加美好！”文章写的很好。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是达到养生、福寿的基础。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代，学会感恩，就能摆脱一切烦恼和痛苦，处处感到光明和幸福，激发出愉悦和生命的活力，这是过去任何帝王们都比不上的。让我们学会感恩，发现幸福，珍惜幸福，生命中的每一分钟会充满了阳光和欢畅，就会有利于养生和福寿，人生就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孝武帝本纪》

3、舒乙：《谈康熙》，北京《文艺报》1994.3.26；北京《文摘报》1994.4.4

4、《清圣祖实录》卷一六六

5、《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九

帝王范文篇3

关键词:君权与相权;中朝;外朝;三省六部制;参知政事;内阁;军机处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它的确立、完善和不断加强,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轨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宰相在我国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既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威胁皇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那么,古代封建君主为什么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呢?那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

一、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原因

古代封建君主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主要原因如下:1.皇帝达到中央集权的需要。2.封建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地主阶级的顶端就是皇帝,所谓“家天下”。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天下归皇室所有,则制度上也肯定有一套相对应的“保权”机制。4.历史上宰相乱政的教训,是后来历代皇帝有所忌惮。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皇权不断加强,形成一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制度。

二、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措施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了加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设立了皇帝制度,其特征为皇权独尊、皇帝至上、皇位世袭;中央又设三公九卿制度,辅助皇帝处理国家政事。此时君主主宰国家政治而没有其他任何力量可以对他有所制约。皇帝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官僚体制的变化原则:维护皇权、服务于皇帝。当时丞相李斯的权利也很大,主要是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刚刚产生,还处于发育阶段,皇权的绝对地位还没有太明显。

汉初,任命功臣为相,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丞相掌握行政实权。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功居前列的萧何、曹参为丞相。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实际上是朝廷中掌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大臣。

汉武帝时频繁更换丞相,在位54年间,先后用相13人,其中有多人被免职或处死。汉武帝还特意从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参与国家政治中枢的主要决策,这样就形成了由皇帝左右的亲信近臣构成的“中朝”,又称“内朝”,在宫廷之内对重要政事先做出决策。而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官僚机构被称为“外朝”。汉武帝故意提拔布衣亲信组成“中朝”,并有中朝对国家政事先做出决策,将原属丞相的决策权分割给了中朝,“中朝”拥有决策权,“外朝”变为执行机构。由此达到了削弱相权、强化君权的作用。汉武帝用内朝官来压抑外朝官以侵夺相权,是汉代中央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

唐代中央设三省六部制,三省的职责是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而决策、执行,以前都是丞相的职责。唐朝将其分开,同时增加了审核部门,即门下省,进一步分化相权。将相权一分为三。三省相互牵制,相互配合,首长均为丞相。同时,唐朝还设置政事堂,参政议政。各省长官和被冠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官员,即可进入政事堂议事。凡进入参政堂议政的都是丞相。这些被冠以头衔的官员,由于本官品位都不高,因而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这既有利于发挥臣下才智,又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的权力。

封建统治者鉴于唐朝后期割据混乱局面教训,不断的削弱和分割相权,以进一步加强皇权。三省六部有名无实,设中书门下、参知政事。宋朝就从三个方面来削弱相权:设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分割了宰相的行政大权;设枢密院,分割宰相的军权;设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这些措施确实有效的分割了宰相的权力,确保了君权的独断地位。但它也给宋朝带来了官僚机构的膨胀臃肿,官员人浮于事的困境。

宋朝以后仍然有不同形式的措施出台以削弱相权,强化君权,而这一渐强,一渐弱也是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在中央的表现之一。

元朝开始是一省多相制,后改为两省多相制,又以中书省取代尚书省。

明太祖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权力,先是于洪武十三年杀掉丞相胡惟庸,皇帝自己直接管六部。他还下诏:“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但他的精力再旺盛,也管不了那么多的国事,因此到了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检讨吴伯宗为武英,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典籍吴沉为东阁。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为之,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但这些殿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品级很低,只有五品,以免擅权。它只能算是“内阁”机构的滥觞。公务员之家

这样,明太祖废除了丞相制度,权分六部,直隶于皇帝,解决了君相矛盾。但必然导致皇帝负担加重,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个人裁决,难免偏颇、草率。因此明成祖朱棣时设内阁,内阁逐渐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兼决策机构。尽管内阁权力日盛,但毕竟不同于宰相制。内阁只是皇帝的是从咨询机构,不无决策权。虽有内阁大学士大权在握的现象,但其权力并不来源于制度、职位,而是来自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支持与信任,一旦失宠,地位便一落千丈。可见内阁首辅的权力与前代丞相已不可同日而语,更谈不上制约皇权。

帝王范文篇4

关键词:君权与相权;中朝;外朝;三省六部制;参知政事;内阁;军机处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它的确立、完善和不断加强，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轨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宰相在我国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既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威胁皇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那么，古代封建君主为什么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呢?那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

一、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原因

古代封建君主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主要原因如下:1.皇帝达到中央集权的需要。2.封建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地主阶级的顶端就是皇帝，所谓“家天下”。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天下归皇室所有，则制度上也肯定有一套相对应的“保权”机制。4.历史上宰相乱政的教训，是后来历代皇帝有所忌惮。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皇权不断加强，形成一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制度。

二、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措施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了加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设立了皇帝制度，其特征为皇权独尊、皇帝至上、皇位世袭;中央又设三公九卿制度，辅助皇帝处理国家政事。此时君主主宰国家政治而没有其他任何力量可以对他有所制约。皇帝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官僚体制的变化原则:维护皇权、服务于皇帝。当时丞相李斯的权利也很大，主要是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刚刚产生，还处于发育阶段，皇权的绝对地位还没有太明显。

汉初，任命功臣为相，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丞相掌握行政实权。汉高祖刘邦和汉惠帝刘盈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功居前列的萧何、曹参为丞相。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实际上是朝廷中掌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大臣。

汉武帝时频繁更换丞相，在位54年间，先后用相13人，其中有多人被免职或处死。汉武帝还特意从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参与国家政治中枢的主要决策，这样就形成了由皇帝左右的亲信近臣构成的“中朝”，又称“内朝”，在宫廷之内对重要政事先做出决策。而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官僚机构被称为“外朝”。汉武帝故意提拔布衣亲信组成“中朝”，并有中朝对国家政事先做出决策，将原属丞相的决策权分割给了中朝，“中朝”拥有决策权，“外朝”变为执行机构。由此达到了削弱相权、强化君权的作用。汉武帝用内朝官来压抑外朝官以侵夺相权，是汉代中央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

唐代中央设三省六部制，三省的职责是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而决策、执行，以前都是丞相的职责。唐朝将其分开，同时增加了审核部门，即门下省，进一步分化相权。将相权一分为三。三省相互牵制，相互配合，首长均为丞相。同时，唐朝还设置政事堂，参政议政。各省长官和被冠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官员，即可进入政事堂议事。凡进入参政堂议政的都是丞相。这些被冠以头衔的官员，由于本官品位都不高，因而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这既有利于发挥臣下才智，又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的权力。封建统治者鉴于唐朝后期割据混乱局面教训，不断的削弱和分割相权，以进一步加强皇权。三省六部有名无实，设中书门下、参知政事。宋朝就从三个方面来削弱相权:设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分割了宰相的行政大权;设枢密院，分割宰相的军权;设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这些措施确实有效的分割了宰相的权力，确保了君权的独断地位。但它也给宋朝带来了官僚机构的膨胀臃肿，官员人浮于事的困境。

宋朝以后仍然有不同形式的措施出台以削弱相权，强化君权，而这一渐强，一渐弱也是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在中央的表现之一。

元朝开始是一省多相制，后改为两省多相制，又以中书省取代尚书省。

明太祖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权力，先是于洪武十三年杀掉丞相胡惟庸，皇帝自己直接管六部。他还下诏:“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但他的精力再旺盛，也管不了那么多的国事，因此到了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检讨吴伯宗为武英，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典籍吴沉为东阁。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为之，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但这些殿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品级很低，只有五品，以免擅权。它只能算是“内阁”机构的滥觞。

这样，明太祖废除了丞相制度，权分六部，直隶于皇帝，解决了君相矛盾。但必然导致皇帝负担加重，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个人裁决，难免偏颇、草率。因此明成祖朱棣时设内阁，内阁逐渐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兼决策机构。尽管内阁权力日盛，但毕竟不同于宰相制。内阁只是皇帝的是从咨询机构，不无决策权。虽有内阁大学士大权在握的现象，但其权力并不来源于制度、职位，而是来自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支持与信任，一旦失宠，地位便一落千丈。可见内阁首辅的权力与前代丞相已不可同日而语，更谈不上制约皇权。

帝王范文篇5

关键词:历史;帝王;评价

1帝王形象创造需要“主体意识”的参与

有的学者说,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双声话语”,既要历史的真,又要艺术的美。这样说自然是对的,但还不够。实际上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三声话语”,除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之外,还必须有作家或编导的主体意识。所谓主体意识,应如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我还认为这第三种声音,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剧本的内在的灵魂。诚然,我们看重历史的真(可信),艺术的美(好看),但是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如何才能达到呢?这就有赖于作家的自身思想情感介入与参与。历史的真,不是现成的东西,尽管有各种历史著作作为依据,但那是后代的历史学家追忆的东西,其中的偏见几乎到处可见,有意的增添,刻意地忽略,甚至故意的歪曲,都是可能的。所以有的学者把原本原貌历史的叫做“历史1”,而把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历史叫做“历史2”。作家不可能面对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历史1”。在我看来,就是大家一致称赞的司马迁的《史记》,其中也有不少的虚构和假定,美化和丑化,选择与摈弃,增添和忽略,隐藏与突显,否则那些人物对话他是从何得来的?难道司马迁真的听到了几百年前他笔下人物的对谈了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尽可能(我只说尽可能)接近历史的本真原貌呢?这就要靠作家主观思想情感的介入与参与,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感人物之所感,想人物之所想,做人物之所做,选择那些应该选择的,摈弃那些应该摒弃的,补充那些必须补充的,删改那些必须删改的……,这样,也许更能接近历史本真。艺术的美更要作家主观思想感情雨露的浇灌,如果没有作家思想感情雨露的浇灌,如实地描写,或巧妙地描写,不论描法如何创新,都不可能把读者需要的艺术美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力量重于历史的真与艺术美的力量,它不能不是历史文学中的另一重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们在写古代帝王生活的时候,也要有主体意识的介入,即对帝王及其生活进行评价。把某帝王的所谓千秋功罪做平列式的罗列,堆砌各种资料,拼凑各种细节,虚构具体的场景,东拉西扯,万般铺陈,这都是无济于事的,或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主体意识的灌注,给帝王一个中肯的评价。把某帝王的真实还给历史。这种经过作家主体意识参入的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叫作“历史3”。帝王的真实不在“历史1”,因为这样的历史本真无从追寻;也不在“历史2”,这仅是历史家的历史。唯有具有作家主体意识参予的“历史3”,才是历史文学所需要的历史真实。

2帝王形象需要“最现代的思想”的评价

帝王范文篇6

《汉书*地理志》：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齐鲁二国始封时地皆不过百，可以说是在同一水平上起步，而鲁在政治资源和文化上还要优于齐。齐国“举贤而上功”，不当“凡是”派，广纳贤才，因地制宜，富国强兵，使齐国土扩展到方园二千里，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齐国提倡学术自由发展，不排拒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因此就有了一时儒法道墨诸家云集稷下，形成著称于史的稷下之学。鲁从立国到被楚灭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以“宗周”为准绳，压制不合周礼的一切思想和文化，不思进取，人才匮乏，积贫积弱，国土虽曾扩展到五百里，仍是小国寡民之邦。“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鲁国可圈可点的历史成就仅此而已。齐国的改革性、开放性、民主性与鲁国的保守性、封闭性、落后性形成鲜明对比。孔子儒学就是在鲁国这种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孔子则按周文化的面貌将鲁文化系统化、理论化、政治化、世俗化，可以说周、鲁文化尽在孔子儒学之中。例如，鲁国崇尚周礼，孔子则“吾从周”；鲁有讲习周礼周乐的传统，孔子则“立于礼，成于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鲁以“尊尊而亲亲”为既定国策，孔子则将其弘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王室训令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则主张“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只要稍加对读，我们就会发现孔子教义与周文化有很强的对应关糸，这说明孔子是全面继承了周文化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季，其时天下“礼崩乐坏”，这本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的一次大冲击，应视为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孔子教义中，我们并未发现他对进步的讴歌，有的却是对尊礼者的赞美，对越礼者的诅咒，对“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寄予乌托邦式的响往。这也说明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并未汲取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不曾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

“半部《论语》治天下”：“儒术治国”留下的失败记录

孔子死后颇受恩宠，与他生前“累累若丧家之犬”的景况形成鲜明对比。他首先被鲁哀公诔之为尼父，汉武帝将孔儒定为一尊，司马迁作《史记》以“世家”许之，与王者并列；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唐太宗尊他为先圣，唐玄宗封他为文宣王，元武宗加孔子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英宗还特意加封孔裔为衍圣公……。自汉以后不分夷夏，凡入主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尊崇孔子，并且抬到吓人的高度。一黄土，一冢枯骨，何以能亨有“素王”之尊？我们可从孔子理论体系与帝王利益关糸中找到因由。

孔子说过：“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二年》）；又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孔子主张帝王唯我独尊，亨有至高无上特权，这与韩非子主张帝王树立绝对权威有惊人相似之处。孔子维护封建帝王最根本的绝对利益，理所当然会受到封建帝王们的尊崇。孔子传人孟子仅说了句“民为贵，君为轻”，就被朱元璋撵出了孔庙，若稍有不合帝王心意就会落得这般下场。《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孔子为封建帝王们设计的一套贵贱有序、上下有别的政治制度，如果等级名分错位就不合孔子所规定的“礼”。而“礼”是无所不包的，如制度、仪式、婚丧、风俗等等都包涵有等级名分。凡不合“礼”处就要“正名”，何谓“正名”？何晏《集解》释为“正百事之名”，即在方方面面都要维护帝王专制统治的政治秩序，这是颇合帝王心意的。再则是孔子很善于为尊者讳。《史记*孔子世家》：“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历史真相是：晋文公欲会诸侯讨卫、许，担心诸侯不奉命，于是便召来周襄王，以天子名义会诸侯，史称“践上之会”。孔子在编《春秋》时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闹剧曲讳为周天子“巡狩”，保全了周王的面子。孔子很会揣摩帝王心理，如何不受帝王尊崇呢！如果说孔子身后的显赫是帝王们感情上接受了孔子的话，那么，叔孙通说的“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则是帝王们逻辑地接受了孔子儒学。孔子教他们以“儒术治国”，可保持独裁专制统治，一家天下可代代相传。

儒术治国的形象说法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鹤林玉露》卷7）。此说始见于南宋，据称是北宋权臣赵普所言。然而，与其说是赵普之言，不如说是约定俗成之论，它认定这样的历史“事实”，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基本实行的是儒术治国。那么以“儒术治国”的各代王朝是否国运亨通呢？

汉武帝虽“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仅还仃留在口头提倡上，并未认真实行。如所用之臣或是文法酷吏如张汤、杜周之流，或以经术润饰吏事如董仲舒、公孙弘之辈，绝非纯儒。汉章帝白虎观会议正试确立了儒术治国，其时社会危机四伏，儒术治国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儒术治国是救世良方吗？汉章帝至汉灭国仅144年，其后几个统一王朝，晋为154年，隋101年，唐289年，宋319年，元108年，明276年，清267年。儒术治国何曾园过帝王们的家天下传之万世的美梦！尽管孔子设计了一套封建社会的乌托邦蓝图，以“仁”、“中和”、“孝”等政治设计限制帝王们的权力于一个“度”内，这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呓语。历史上一些开国之君或中兴之主只是鉴于前朝的颠覆所有所收敛而已，他们给人民一点好处就大力宣扬，而榨取人民时却不露痕迹。这便是《管子》中为他们总结出的一套“仁政”-----“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频繁，恰恰证明了孔子设计的那套“自我调节机制”只徒具文字意义，对任何一位封建帝王都无约束力。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儒术治国每每留下失败的记录。

儒术治国使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保守落后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因此，所形成的历史惰性，使任何改革、那怕是改良都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如王安石、张居正以及戊戍变法等等。马克思曾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指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然而出自中国的这三项伟大发明，并未率先将中国由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推进到资产阶级社会，倒是将火药普及为焰火炮竹，罗盘成为风水先生的法器，而印刷术普及后，结伴而至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

“半部《论语》治天下”究竟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一部廾五史足以为世昭鉴！

孔子儒学薰陶下的中国国民精神

孔子儒学是在周鲁文化孕育下生长出来的，鲁国国民的精神状态如何？我们从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曹刿论战》中可窥见一斑。

《左传*庄公十年》载，齐将伐鲁，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鲁国虽不乏象曹刿这样的俊杰之士，然而故事却反映了当强敌压境、国难当头时，宗室权贵居然束手无策，而众多乡人则以“肉食者谋之”、事不关已的心态置国是而不理。二百年后孔子称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正是对乡人的那种不良心态的赞许和肯定吗！鲁人、甚至其后的中国人“只扫自家门前雪”的不良风尚的形成也是由来己久的，经孔子的误导，其影响的恶劣和严重后果，我们又岂能低估！当下许多中国国民对国运民生、改革大业的漠不关心，对诸多社会丑恶现象的熟视无睹，麻木不仁，难道不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误导造成的恶果吗！然而二千余年来孔子教诲下的国民又果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做到“思不越位”吗？如其能按等级名位去思考去行事，历史上又何以会发生许多不在其位而夺其位的宫庭政变、或以血与火的手段让江山易主呢？又何以会有那么多的官吏极不安分，为加官晋爵或谄谀媚上曲邀恩宠，或卑身贱体卖身投靠…..。这与孔子设计的“理想人格”岂不是相违悖的吗？又如孔子教导国民要“谋道不谋食”，可谓圣洁高蹈，然而国民们口中念着圣人教诲，私下里却放胆设租寻租，贪污受贿。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换一个视野去看廾四史，“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有资格进入贪污史、奸佞传的国民，又有几人没有读过孔孟之书的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孔子儒学哺育下的中国国民，己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吗？人格分裂又造成人性的虚伪，其最典型的特征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言行不一。

孔子儒学中没有为中国人提供枳极的进步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孔子强调“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把国民的思想禁锢在等级名分的“礼”的范围内，使国民的思想思维得不到充分的伸展。中国长期的保守落后与孔子儒学的保守落后密切相关，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德国。德国人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在科技、生产力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能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迅速恢复，应归功于黑格尔、康德这些哲学家把德意志民族的思维能力提高了。哲学是能真正改变人的思维和思想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强盛的民族总有强盛的哲学，而强盛的哲学一定能滋养出强盛的民族！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积贫积弱、保守封闭，这也说明了孔子儒学不是“强盛的哲学”，它又怎能滋养出一个强盛的民族来呢！又怎能哺育出千千万万个“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强盛的个体呢！

孔子儒学在其伦理学说中为国民提供了一种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国民持这种认识论，每每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例如国家政治本是极复杂的糸统，我们竟简单化为清官贪官、善政弊政等等；又将官僚队伍分为清流浊流，而正邪两方又水火不同器，冰炭不同炉，于是便形成朋党，互相对立，激化了许多社会矛盾，也毒化污染了政治空气。这种认识论无视价值中立原则，不允许国民持中间立场，这势必使国民的思维容易情绪化、情感化，同时也造成说假话的风行。

孔子儒学曾为国民设定了一种理想人格，修齐治平是理想人格的实践和完成过程。如果按这种设定来教化、塑造我们的国民精神，二千余年来我们的国民早已是谦谦君子了；那么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危机何以总是伴随着道德危机？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总要伴随着艰难的道德重建呢？国民的伦理道德为什么竟脆弱得这样不堪一击呢？道德危机的周期性，难道不是孔子儒学在道德教化方面失败的记录吗！孔子儒学的伦理教化有很大的消积作用。孔儒以僵化落后甚至违反人性的规范束缚人的自由选择，造成个人自我意识的淡化和萎缩，使人的社会角色类型化，个人创造性受到压抑。长期的历史积淀，国民养成了一种普遍的权威性人格，以及信仰、畏惧、依附权威的文化心态，养成了因循守旧、恪守传统、拒绝创新、随波逐流的内倾型民族性格。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创建儒学之始便摈弃了宗教崇拜，转向于对帝王的政治权力崇拜，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至今不衰的“官本位”文化观念。国民在“权力崇拜”的愚弄和鼓惑下，对权力的痴迷及对官位的追求己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不言自喻，权力和官位的背后是巨大的廉价财富和利益！孔子儒学主张以内省式的修身、通过“灵魂深处闹革命”来塑造自我道德形象。道德的自我形象欲求导致国民重虚名而不务实际的行为特征，鲁迅先生称为是“面子”问题，而面子问题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对孔子儒学文化品格的虚伪性，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人早有观察和认识。《庄子*外物》有“儒以诗礼发冢”的故事，揭露儒家“彬彬有礼”地掘墓碎尸，夺人珠宝，儒家人格分裂竟达如此！这篇小品对儒家标榜名义、欺世盗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李贽语）的虚伪人格给予了辛辣的批判。人格的分裂必然导致人性的虚伪，它对国民、尤其是对官僚群体心灵和精神的毒害是十分严重的，造成了多少官吏夤缘投机、趋炎附势、媚狡谄伪、畏强凌弱、因循苟且，他们在“达则兼济天下”的旗帜下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这说明孔子儒学不仅需要虚伪，而且不断地制造虚伪。当虚伪盛行时，社会上必然兴起伪善之风；伪善之风起必然导致信仰危机和世风衰败。

帝王范文篇7

具有周文化特色的鲁文化造就了孔子儒家学说

孔子原本是宋国子姓后裔，在他的远祖孔父嘉时，因五世亲别于公族，失去贵族身份后而改姓孔，家道自此衰微，从曾祖辈起便举家迁居鲁国。孔子生于鲁长于鲁，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鲁国度过的，鲁文化对他的濡染是非常深厚的。

周族完成翦商之大业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便在东方封建诸候“以藩屏周”。鲁国是姬姓贵族建立的宗亲方国，地处泰山之阳、汶泗沂沭之滨，较为封闭；国民以农为业，不事渔、商。封建鲁国不仅是为了大启疆宇、“为辅周室”，曲阜是商奄旧地，居住着文化较为先进的前朝遗民，就更需要加强对东夷诸族的镇抚和文化征服。因此始封地位很高的周公为鲁君，周公因辅佐成王并未就国，而是由其长子伯禽继承。于是鲁国成为周王室的人以控制这个地区。鲁立国之初，周王室的封赐极为丰厚，“分之上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等，各种礼器典籍几乎应有尽有。《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鲁国享有天子器物服饰、奏天子礼乐的政治特权，鲁国虽小而地位之尊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从分封之日起，鲁国就是个宗周文化的方国。“用即命于周，是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左传*定公四年》）。由此也就决定了鲁的治国方略是以推行周礼周俗为既定方针，伯禽对殷民实行“变其俗，革其礼”，正是这一治国方略的体现。久之成习，凡是必遵祖训和谨守周礼，周初开始完善起来的宗法礼乐制度，便铸就成了鲁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治国方略将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我们可以与鲁国同时分封的齐国作一比较。

《汉书*地理志》：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齐鲁二国始封时地皆不过百，可以说是在同一水平上起步，而鲁在政治资源和文化上还要优于齐。齐国“举贤而上功”，不当“凡是”派，广纳贤才，因地制宜，富国强兵，使齐国土扩展到方园二千里，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齐国提倡学术自由发展，不排拒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因此就有了一时儒法道墨诸家云集稷下，形成著称于史的稷下之学。鲁从立国到被楚灭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以“宗周”为准绳，压制不合周礼的一切思想和文化，不思进取，人才匮乏，积贫积弱，国土虽曾扩展到五百里，仍是小国寡民之邦。“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鲁国可圈可点的历史成就仅此而已。齐国的改革性、开放性、民主性与鲁国的保守性、封闭性、落后性形成鲜明对比。孔子儒学就是在鲁国这种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孔子则按周文化的面貌将鲁文化系统化、理论化、政治化、世俗化，可以说周、鲁文化尽在孔子儒学之中。例如，鲁国崇尚周礼，孔子则“吾从周”；鲁有讲习周礼周乐的传统，孔子则“立于礼，成于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鲁以“尊尊而亲亲”为既定国策，孔子则将其弘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王室训令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则主张“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只要稍加对读，我们就会发现孔子教义与周文化有很强的对应关糸，这说明孔子是全面继承了周文化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季，其时天下“礼崩乐坏”，这本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的一次大冲击，应视为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孔子教义中，我们并未发现他对进步的讴歌，有的却是对尊礼者的赞美，对越礼者的诅咒，对“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寄予乌托邦式的响往。这也说明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并未汲取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不曾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

“半部《论语》治天下”：“儒术治国”留下的失败记录

孔子死后颇受恩宠，与他生前“累累若丧家之犬”的景况形成鲜明对比。他首先被鲁哀公诔之为尼父，汉武帝将孔儒定为一尊，司马迁作《史记》以“世家”许之，与王者并列；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唐太宗尊他为先圣，唐玄宗封他为文宣王，元武宗加孔子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英宗还特意加封孔裔为衍圣公……。自汉以后不分夷夏，凡入主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尊崇孔子，并且抬到吓人的高度。一黄土，一冢枯骨，何以能亨有“素王”之尊？我们可从孔子理论体系与帝王利益关糸中找到因由。

孔子说过：“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二年》）；又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孔子主张帝王唯我独尊，亨有至高无上特权，这与韩非子主张帝王树立绝对权威有惊人相似之处。孔子维护封建帝王最根本的绝对利益，理所当然会受到封建帝王们的尊崇。孔子传人孟子仅说了句“民为贵，君为轻”，就被朱元璋撵出了孔庙，若稍有不合帝王心意就会落得这般下场。《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孔子为封建帝王们设计的一套贵贱有序、上下有别的政治制度，如果等级名分错位就不合孔子所规定的“礼”。而“礼”是无所不包的，如制度、仪式、婚丧、风俗等等都包涵有等级名分。凡不合“礼”处就要“正名”，何谓“正名”？何晏《集解》释为“正百事之名”，即在方方面面都要维护帝王专制统治的政治秩序，这是颇合帝王心意的。再则是孔子很善于为尊者讳。《史记*孔子世家》：“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历史真相是：晋文公欲会诸侯讨卫、许，担心诸侯不奉命，于是便召来周襄王，以天子名义会诸侯，史称“践上之会”。孔子在编《春秋》时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闹剧曲讳为周天子“巡狩”，保全了周王的面子。孔子很会揣摩帝王心理，如何不受帝王尊崇呢！如果说孔子身后的显赫是帝王们感情上接受了孔子的话，那么，叔孙通说的“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则是帝王们逻辑地接受了孔子儒学。孔子教他们以“儒术治国”，可保持独裁专制统治，一家天下可代代相传。

儒术治国的形象说法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鹤林玉露》卷7）。此说始见于南宋，据称是北宋权臣赵普所言。然而，与其说是赵普之言，不如说是约定俗成之论，它认定这样的历史“事实”，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基本实行的是儒术治国。那么以“儒术治国”的各代王朝是否国运亨通呢？

汉武帝虽“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仅还仃留在口头提倡上，并未认真实行。如所用之臣或是文法酷吏如张汤、杜周之流，或以经术润饰吏事如董仲舒、公孙弘之辈，绝非纯儒。汉章帝白虎观会议正试确立了儒术治国，其时社会危机四伏，儒术治国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儒术治国是救世良方吗？汉章帝至汉灭国仅144年，其后几个统一王朝，晋为154年，隋101年，唐289年，宋319年，元108年，明276年，清267年。儒术治国何曾园过帝王们的家天下传之万世的美梦！尽管孔子设计了一套封建社会的乌托邦蓝图，以“仁”、“中和”、“孝”等政治设计限制帝王们的权力于一个“度”内，这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呓语。历史上一些开国之君或中兴之主只是鉴于前朝的颠覆所有所收敛而已，他们给人民一点好处就大力宣扬，而榨取人民时却不露痕迹。这便是《管子》中为他们总结出的一套“仁政”-----“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频繁，恰恰证明了孔子设计的那套“自我调节机制”只徒具文字意义，对任何一位封建帝王都无约束力。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儒术治国每每留下失败的记录。

儒术治国使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保守落后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因此，所形成的历史惰性，使任何改革、那怕是改良都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如王安石、张居正以及戊戍变法等等。马克思曾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指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然而出自中国的这三项伟大发明，并未率先将中国由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推进到资产阶级社会，倒是将火药普及为焰火炮竹，罗盘成为风水先生的法器，而印刷术普及后，结伴而至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

“半部《论语》治天下”究竟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一部廾五史足以为世昭鉴！

孔子儒学薰陶下的中国国民精神

孔子儒学是在周鲁文化孕育下生长出来的，鲁国国民的精神状态如何？我们从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曹刿论战》中可窥见一斑。

《左传*庄公十年》载，齐将伐鲁，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鲁国虽不乏象曹刿这样的俊杰之士，然而故事却反映了当强敌压境、国难当头时，宗室权贵居然束手无策，而众多乡人则以“肉食者谋之”、事不关已的心态置国是而不理。二百年后孔子称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不正是对乡人的那种不良心态的赞许和肯定吗！鲁人、甚至其后的中国人“只扫自家门前雪”的不良风尚的形成也是由来己久的，经孔子的误导，其影响的恶劣和严重后果，我们又岂能低估！当下许多中国国民对国运民生、改革大业的漠不关心，对诸多社会丑恶现象的熟视无睹，麻木不仁，难道不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误导造成的恶果吗！然而二千余年来孔子教诲下的国民又果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做到“思不越位”吗？如其能按等级名位去思考去行事，历史上又何以会发生许多不在其位而夺其位的宫庭政变、或以血与火的手段让江山易主呢？又何以会有那么多的官吏极不安分，为加官晋爵或谄谀媚上曲邀恩宠，或卑身贱体卖身投靠…..。这与孔子设计的“理想人格”岂不是相违悖的吗？又如孔子教导国民要“谋道不谋食”，可谓圣洁高蹈，然而国民们口中念着圣人教诲，私下里却放胆设租寻租，贪污受贿。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换一个视野去看廾四史，“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有资格进入贪污史、奸佞传的国民，又有几人没有读过孔孟之书的呢！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孔子儒学哺育下的中国国民，己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吗？人格分裂又造成人性的虚伪，其最典型的特征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言行不一。

孔子儒学中没有为中国人提供枳极的进步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孔子强调“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把国民的思想禁锢在等级名分的“礼”的范围内，使国民的思想思维得不到充分的伸展。中国长期的保守落后与孔子儒学的保守落后密切相关，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德国。德国人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在科技、生产力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能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迅速恢复，应归功于黑格尔、康德这些哲学家把德意志民族的思维能力提高了。哲学是能真正改变人的思维和思想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强盛的民族总有强盛的哲学，而强盛的哲学一定能滋养出强盛的民族！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积贫积弱、保守封闭，这也说明了孔子儒学不是“强盛的哲学”，它又怎能滋养出一个强盛的民族来呢！又怎能哺育出千千万万个“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强盛的个体呢！

孔子儒学在其伦理学说中为国民提供了一种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国民持这种认识论，每每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例如国家政治本是极复杂的糸统，我们竟简单化为清官贪官、善政弊政等等；又将官僚队伍分为清流浊流，而正邪两方又水火不同器，冰炭不同炉，于是便形成朋党，互相对立，激化了许多社会矛盾，也毒化污染了政治空气。这种认识论无视价值中立原则，不允许国民持中间立场，这势必使国民的思维容易情绪化、情感化，同时也造成说假话的风行。

孔子儒学曾为国民设定了一种理想人格，修齐治平是理想人格的实践和完成过程。如果按这种设定来教化、塑造我们的国民精神，二千余年来我们的国民早已是谦谦君子了；那么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危机何以总是伴随着道德危机？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总要伴随着艰难的道德重建呢？国民的伦理道德为什么竟脆弱得这样不堪一击呢？道德危机的周期性，难道不是孔子儒学在道德教化方面失败的记录吗！孔子儒学的伦理教化有很大的消积作用。孔儒以僵化落后甚至违反人性的规范束缚人的自由选择，造成个人自我意识的淡化和萎缩，使人的社会角色类型化，个人创造性受到压抑。长期的历史积淀，国民养成了一种普遍的权威性人格，以及信仰、畏惧、依附权威的文化心态，养成了因循守旧、恪守传统、拒绝创新、随波逐流的内倾型民族性格。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创建儒学之始便摈弃了宗教崇拜，转向于对帝王的政治权力崇拜，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至今不衰的“官本位”文化观念。国民在“权力崇拜”的愚弄和鼓惑下，对权力的痴迷及对官位的追求己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不言自喻，权力和官位的背后是巨大的廉价财富和利益！孔子儒学主张以内省式的修身、通过“灵魂深处闹革命”来塑造自我道德形象。道德的自我形象欲求导致国民重虚名而不务实际的行为特征，鲁迅先生称为是“面子”问题，而面子问题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对孔子儒学文化品格的虚伪性，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的人早有观察和认识。《庄子*外物》有“儒以诗礼发冢”的故事，揭露儒家“彬彬有礼”地掘墓碎尸，夺人珠宝，儒家人格分裂竟达如此！这篇小品对儒家标榜名义、欺世盗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李贽语）的虚伪人格给予了辛辣的批判。人格的分裂必然导致人性的虚伪，它对国民、尤其是对官僚群体心灵和精神的毒害是十分严重的，造成了多少官吏夤缘投机、趋炎附势、媚狡谄伪、畏强凌弱、因循苟且，他们在“达则兼济天下”的旗帜下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这说明孔子儒学不仅需要虚伪，而且不断地制造虚伪。当虚伪盛行时，社会上必然兴起伪善之风；伪善之风起必然导致信仰危机和世风衰败。

帝王范文篇8

任俊荣先生的《高考之前话称谓》（见《中学语文教学》1996年第4期）一文对古代的称谓现象作了比较系统的归纳总结，可算是中学古代文化常识助学的一篇佳作。然其在某些方面尚有疏漏，个别处说法亦似可商榷，因而还很难完全解释清楚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到的一些称谓现象，也不能完全适应高考的要求。鉴于此，兹作如下补正：

一、姓氏。任文未述。上古时代，“姓”和“氏”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姓是由母系氏族社会而来的族号。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嬴等皆从“女”旁，即可视为母权社会在“姓”上之烙樱同一族中，子孙繁衍多了，分成若干分支散居各地，每一支又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号，就是“氏”。《通鉴·外纪》中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可见姓和氏的关系。高中语文教材《之战》中说：“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这里的“同姓”就是郑、滑两国，它们与晋国同为姬姓国，是一姓（即周王室，姬姓）之下的三个不同氏（分支），犹如三个同父母的弟兄；而秦国则是嬴姓，是周王室的异姓封国。所以，秦袭郑灭滑，晋就认为是对自己“无礼”，（尽管两年前，它还伙同秦国围攻了郑国）于是以此为借口，在伏击了秦军。

周代，贵族女子称姓，用来“别婚姻”（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下同不注），姓同则“婚姻不可通”，以防男女同姓结婚，后代不兴旺。因而，贵族女子姓比名更重要，可以无名，但不可无姓。若嫁给了别国的国君卿大夫，也要将娘家的姓放在丈夫的谥号或国（邑）名或氏的后面，用来构成自己的“大号”。如《之战》中的“文嬴”，她是晋文公之妻，秦穆公之女，因而丈夫的谥号“文”就在前，娘家的“姓”就在后。有的，还可以接在后面加“氏”字，旧时已婚妇女称谓常如“赵王氏”，“姚姜氏”者可能即源于此。

贵族男子则称“氏”，用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中的季康子（名肥），是鲁国大夫，鲁哀公时权臣，因而就称为“季孙氏”，又叫“季氏”。《庖丁解牛》中的“庖侗，只有名“侗，而无氏，因为他身份低贱：庖者：厨师也。《柳敬亭传》说：“如优孟摇头而歌”，这个“优孟”也只有名“孟”而无氏，“优”是“优伶（演员）”之意，身份亦低贱。

氏来源较复杂。可以封国封邑为氏。如《之战》中的“原轸”，本氏“先”，因受封于“原”，就又以“原”为氏了。《屈原列传》中说屈原是“楚之同姓”，意即屈原本与楚王室同姓“芈”；后因其祖上受封于“屈”邑，所以又以“屈”为氏。也有以官名为氏的。《五蠹》在注释“共工”时就说：“（共工）传说为上古主百工事的官，其后人以官为姓（即本文的‘氏’、下同不注）。还可以所居地名为氏。像复姓“南官”、“东郭”等即如此；《之战》中的秦军统帅“百里孟明视”，其姓“百里”本也是地名。另外，以技为氏或以祖先的字、谥号为氏的情况也有；不一一赘述了。

战国以后，姓氏渐合而为一，已不分了。清顾炎武《日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之。《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上自天子下至走夫贩卒，人人也都有姓了。

二、表字。古代除以“子”起字尊称男子外，还用“元、公、德、文”等褒义词起字尊称或美称男子。如：陶渊明，字元亮；周瑜，字公瑾；刘备，字玄德；《五人墓碑记》中提到“太史文起文公”，“文起”也是字。

三、别号。任文将称人的官职，做官的任所、籍贯、郡望、斋名、谥号等也当作“别号”，似可商榷。

关于别号，“工具书”中说法不一，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别号）是人的名和字以外的自称”，如《现代汉语小词典》；一种以为（别号）是人的名字以外另起的称号”，如《现代汉语大词典》。称官职、籍贯、做官的任所、谥号等多半不会是自称，这是很容易明确的；那是不是可以看作另起的称号呢？就叫人费思量了。

一些影响较大权威性较高的典籍对此说法或倾向倒很明确。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中说：“后来有人以为称字称号还不够尊敬，於是称官爵，称地望（出生地或住地），例如杜甫被称为杜工部，王安石被称为王临川。”（《古代汉语》第三册，966页）可见，它是把称人的官爵、地望与别号区别开来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虽没有这样明确的文字说明，但在实际处理上，其倾向也是如此：介绍到的人物，有别号的，多作了交代，如李白，自号青莲居士；王安石，晚号半山。没有别号的，也都没有用称官职、籍贯、做官的任所等来代替。可见称号与称官职、籍贯、地望等并不是一回事。

中学语文教材在介绍古代称谓时也是把称号与称官爵、籍贯、斋名、谥号等区别开来的。（请参见高中语文第五册229页）事实上，教材在具体介绍某个人物的称谓时也是这样做的。看下面几组例子：

陆游，号放翁；欧阳修，号醉翁、六一居士；梁启超，号任公。有别号的，基本上作了交代；不止一个别号的，也介绍出来了。

韩愈，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蒲松龄，世称聊斋先生；归有光，世称震川先生。对这三个人分别称郡望、斋名、住地，但不说是“号”，而是冠之以“世称”。

黄宗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既有“号”又有“世称”，区分得很清楚。

由这三组例子可以看出，教材中对“号”与“世称”（即称人的官职、籍贯、斋名、谥号等）是有较严格的区别的。

需强调的是，对于古代的称谓现象，无论是教学还是高考，都应以教材为本为依据。因而，我们就应该充分尊重教材中的观点，而不能把称籍贯、官职、郡望、斋名、谥号等笼而统之地看作是别号。

四、谥号、庙号。谥号是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作为给予的一种称号。谥法常有三：用文、武、昭、景、宣、惠、元、平、康、明等表褒扬，如汉武帝刘彻，一生多杀伐，以武经略天下，故谥号“武”；用灵、厉、炀等表批评，如《纳谏与止谤》中提到的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暴厉多疑，故谥号“厉”；用怀、慰、哀等表哀怜，如《屈原列传》中的楚王，屡被张仪等欺骗，终客死于秦，让人可怜，故谥号“怀”。除朝廷给谥外，一些有名望的学者死后，其亲友门人也可给谥，叫私谥；陶渊明之谥“靖节徵士”即如此。

帝王未死或刚死未及定谥，则无谥号。《之战》中晋君刚死，未及下葬和定谥，故文中称“死君”；至于“文嬴”（“文”为晋文公谥号）则为史家追述之词，为行文方便而改的。给谥一般在下葬之时，也有死后一段时间才追赠的，叫赠谥或追谥。《五人墓碑记》中说周顺昌死后“赠谥美显，荣于身后”，是准确的，因为周顺昌死于明熹宗时，直到崇祯皇帝上台后才平反给谥（谥为忠介）的。岳飞谥号“武穆”也是如此。

汉代起，有功有德的皇帝还有庙号：称“祖”曰宗；但后来已滥，不问功德，几乎无帝不“宗”了。每一朝代的第一个帝王，常称为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后的嗣君多称为太宗、世宗、仁宗、高宗等。

唐以前，对殁世的帝王，多称谥号；唐以后，多称庙号，也有谥号庙号兼称的。

对于已死帝王的称谓，是谥号还是庙号，我们可以根据上述内容来判别。帝王未死时，则可称为“大（dà）王”、“陛下”、“皇上”等等。教材中多有这样的称呼，不再列举。

五、年号。年号本是封建帝王纪年的名号，始于汉武帝。后来，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新帝即位，都必须改换年号，叫改元，这一年就叫“改元某”或“某元年”……有的皇帝遇到喜庆吉祥之事，也往往更改年号；改元多的皇帝，一生中会有多达十几个的年号。但也有的皇帝，自即位至去世（或离位）只用一个年号。如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就只用过“贞观”一个年号，因而人们又常称他为“贞观天子”，明清两代的皇帝也多只用一个年号，因此，人们一般不称他们的谥号庙号，而习惯用其年号来代称。如明世宗朱厚在位45年，一直用“嘉靖”作年号，后人就多称他“嘉靖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位60年，也一直用“乾隆”作年号，后人也多称他“乾隆皇帝”．

帝王范文篇9

一、东巡文学的构成

东巡文学是清帝东巡期间所产生的文学作品。从现存文献来看，东巡文学主要有诗、文、赋、游记等，创作主体多为东巡帝王及随行扈从，其内容多样，主要有叙史、怀古、咏景、抒情、记事等。经过整理归纳，首先将东巡文学的文体构成概括如下：（一）东巡文学的文体构成东巡文学的文体大致可分为诗、文与赋以及东巡游记三大类。其中诗作为东巡文学的主体是诗文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东巡诗作中，又以帝王所作之诗居多。以下我们分类描述：

1.诗自古文人骚客喜好借诗言情，清王朝东巡帝王亦是如此。据统计，东巡期间帝王所作之诗大约五百余首，主要涉及咏史、咏物、借景抒怀等方面，内容多样，风格各异。其中歌功颂德、赞颂大清创世伟业的诗在这些御制诗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如《萨尔浒》、《三关》诗、谒《永陵》等。康熙于第一次东巡时作《萨尔浒》，诗云：“城成龙跃竦重霄，黄钺挥时早定辽，铁背山前酣战罢，横行万里迅狂飙。”[1]3既抒发了对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崇敬之情，于字里行间中又可看出作者本人继往开来、再创伟业的雄心壮志。此外，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也都曾以《萨尔浒》为题赋诗缅怀先祖的丰功伟绩。《三关》乃乾隆十九年第二次东巡途中所作，此“三关”为建州三关，是当时后金防御的重点，乾隆作这首诗引用了建州三关的满语名称，即雅尔哈、代岷、扎喀，是对三关名称最早以及最权威的解释。乾隆于诗中阐述了大清创业之艰辛及其对大清未来美好前景的殷切期望。此外，嘉庆皇帝因循旧制作有《过三关得句》《过三关纪胜》二首；道光皇帝亦有一首《三关》。永陵为清王朝爱新觉罗氏先祖之陵寝，是清帝东巡祭祖的第一站，除康熙帝首次东巡未到此地外，历代东巡帝王每次东巡祭祖必先祭拜永陵，拜谒之后或由感而发，或遵循惯例，必有所作。如康熙作《告祭永陵》诗，借景抒情，不仅抒发了诗人心中的宏愿，也表达了一代帝王对江山的挚爱之情。帝王之作，用词考究之余不免过于偏深，文章歌功颂德之外又不免夸大，但诗中流露出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以及对人民深切眷恋之情感却是真挚、热切的。扈从所作之诗，大多为应制奉和之作，却又不乏妙笔佳句，因为是奉和之作，所以大都沿用原韵，且诗作内容亦须沿袭帝王之作，但由于个人观感不同，所作之诗在风格特征上也有所差异。如高士奇所作《恭和御制告祭永陵》与康熙原作相比，则从不同的视角写出了自己的切身感受。其中，“五丁凿后山容舞，千顷奔来水势腾。”[1]14写出了陵园周边的壮丽景色，而“雪色远迎仙仗过，松枝低拂玉舆升。”[1]14则用拟人的手法再现了隆重的祭典仪式，用语更为生动。

2.文与赋文与赋是东巡文学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体。东巡文学中文与赋的数量不多，据现有资料统计，东巡文学中共有文、赋五篇。乾隆所作三篇《盛京赋》《文渊阁记》《神树赋》；嘉庆作二篇，分别是《盛京颂》以及《再举东巡展谒三陵大礼庆成记》。其中，乾隆的《盛京赋》和嘉庆的《盛京颂》旨在追忆满清发祥史、歌颂先祖丰功伟绩、记录盛京的山川风貌，尤其是乾隆所作《盛京赋》堪称长篇巨制，在当时名扬海外；《文渊阁记》则阐释了《四库全书》四个馆藏地名称之来历，是研究四大藏书阁的珍贵史料；《神树赋》借永陵所传神树之传说，借古喻今，阐明作者对人生的态度。这五篇文、赋皆出自帝王之手，从内容上看，帝王之文、赋主要为歌功颂德、托物言志；就整体风格而言，多为气势磅礴、铺张扬厉之作。

3.游记东巡文学中的游记皆出自扈从之手。据现有资料统计，现存东巡游记四篇，分别为高士奇所撰《扈从东巡日录》、南怀仁所作《鞑靼旅行记》、杨钟义作《嘉庆东巡记事》以及何汝霖的《沈阳纪程》。这些游记详尽描述了东巡帝王的衣、食、住、行，大到东巡大事记、行走路线，小到皇帝每餐的用膳情况，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其中，高士奇所撰《扈从东巡日录》记载最为详尽，正文之前附有五篇小序，除高士奇自撰一篇外，其余四篇分别为高都陈廷敬、京江张玉书、扬州汪懋麟、秀水朱彝尊所撰。这部游记从康熙二十九年东巡之始记录，按照时间顺序，载录了康熙此次东巡的全过程，这不仅是一部游记还是一部颇具史料价值的风土人情考，记行之余也记录了所到之处的山川风物、历史古迹、名人佚事甚至对一些奇特的生产生活工具的名称及用途亦作了详细的考证，如“萨喇，木板鞋也。长尺许，以皮靸之。历雪碛峻岭，逐兽如驰。……法喇，扒犁也。车而无轮，犁而有箱，载不以盈，险不以倾，冰雪时利用焉。”[2]639-640此外，其中还录有康熙于东巡期间即兴吟咏的诗作以及高士奇的奉和之作。东巡游记为我们今天从事清帝东巡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持。

（二）东巡文学的作者

清帝东巡文学的作者主要有皇帝及其扈从大臣，其中以东巡皇帝创作的作品居多，是东巡文学的主要创作者。

1.东巡皇帝清代东巡皇帝有四位，即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东巡皇帝是东巡文学的主要创作者。东巡四位帝王均为饱学之士，康熙皇帝文武兼备，三次东巡留下了数十首诗文墨迹；乾隆皇帝雅好文学，他的诗文更是数不胜数，是四位东巡帝王中作品最多的一位。他们的诗文气势磅礴、语句精致、考究，但其中无不流露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人民的眷顾以及对平淡、闲适生活的向往。在康熙皇帝东巡御制诗中，数量最多的当数描写山川风物、借景抒情的诗作，如《玉田》“：徐无山下水涓涓，几道横流灌玉田。驱犊荷锄农事作，五风十雨卜丰年。”[2]473此外，《江中望雨》《杏山晚眺》等皆属此类，这类诗作，用词婉约，情感细腻，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颇具英雄气慨的帝王之手。乾隆皇帝是东巡四位帝王中诗文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位，他自诩文学造诣较高，每次东巡都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除循制所作诗文之外，但凡巡游时路过的名胜古迹都能在其诗作中找到它们的影子，如《姜女祠》。此外，《夷齐庙即事》《大凌河》《过辽阳》《文庙》等，皆属此类。清王朝嘉庆、道光时期，国力大不如前，康乾盛世景象亦一去不返，所以大规模东巡祭祖的次数也明显减少，嘉庆皇帝在位期间东巡祭祖两次，道光皇帝仅一次。在文学创作方面，嘉庆、道光的东巡作品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较康熙、乾隆二帝相去甚远，多为因循旧例而作。

2.东巡大臣清王朝东巡扈从中至今尚留有作品传世的主要有爱新觉罗?胤禛、张玉书、高士奇、南怀仁、刘纶、金德瑛、汪由敦、张祥河、杨钟义、何汝霖等。爱新觉罗?胤禛曾于康熙三十七年作为扈从随父东巡并作《侍从兴京谒陵二首》，描写了他随皇父祭陵的盛大场面。高士奇、南怀仁、杨钟义、何汝霖等人不仅有诗作传世而且各自撰写了东巡游记。扈从之作不一定都是应制奉和，如张祥河的《上夹河》《古鲁村》二首便是寓情于景，有感而发。

二、东巡文学的思想倾向

从东巡文学作品中可以反映出四个方面的思想倾向，即满清发展史的浓缩、白山黑水风貌的写真、大一统功业的赞颂以及满族民族风俗的写照。以下将分别加以叙述。

（一）满清发展史的浓缩

满清兴起于启运山下、苏水河畔，民间流传了许多关于这段历史的传说，这些传说也成为东巡文学的创作题材。如流传已久的神树的传说，据说当年努尔哈赤的祖父福满的骨灰匣曾长在这棵老榆树上，因而这棵树被誉为神树。乾隆皇帝所作《神树赋》借用了这则传说，文曰：“爰生神树，非柏非松。根从天上分来，想银河之历历；种岂人间所有，郁佳气之葱葱。……是以诚垂大清之笃，佑庇万叶而多余者也。”[1]66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帝赋予这个传说更多的神话色彩，通过渲染神树的不平凡来暗示满清王朝承天应命、天命所归。此外，在东巡文学中也有以著名的萨尔浒之战为题材的作品。萨尔浒大战是明朝与女真的第一场战役，在满清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其古战场旧址在今抚顺东萨尔浒山，自康熙帝始，清代东巡四位帝王每次巡幸至此，仿佛因循惯例一般，都要做诗抒怀，歌颂先祖，激励后辈。除康熙帝所作《萨尔浒》外，乾隆皇帝亦作有三篇以萨尔浒为题的诗文，还有嘉庆皇帝所作《萨尔浒咏事》二首、《回跸过萨尔浒再咏》以及道光皇帝的《萨尔浒敬纪》。扈从亦有以此为题的作品，如张祥河所作《雨夜度萨尔浒》，这首诗共计三十二句，详细描述了萨尔浒大战的全过程，有助于我们今天更为形象的了解这段历史。

（二）白山黑水风貌的写真

清王朝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御制诗赋中对关外山川风貌的描述极多，如乾隆皇帝第二次东巡兴京时写过一首《三关》诗，首次刻画了建州三关的雄姿，诗曰“：第一关名雅尔哈，天阊虎豹雄神州。第二代岷极险绝，雕鹗到此还应愁。三关扎喀逮边壤，一成之旅怀前猷。”[1]90这首诗是对三关名称最早、最权威的解释。乾隆于四十三年东巡时又作《盛京土风杂咏十二首》以及《盛京土产杂录十二首》，用来记录盛京的风物、特产。嘉庆亦作诗歌咏满清发祥地，题名即为《赫图阿拉》“：横甸在南郭，土城遗址存。邠岐缅文德，镐洛度周原。建国规模始，卑宫俭朴敦。大清发祥始，旧迹示曾元。”[1]173这首诗介绍了赫图阿拉的地理位置，描写了关外残存的土城遗址。马尔墩岭位于“三关”中的第二关代岷关，此地雄伟险峻，道光东巡时路过马尔墩岭曾作诗一首，题为《策马过马尔墩岭》，诗云：“岩天高峙万山中，险峻天成气象雄。回首瞻依增恋慕，白云红叶净长空。”[1]255这是道光皇帝东巡御制诗中鲜有的咏景抒情诗，描写了马尔墩岭雄险秀美的景象。帝王诗作往往大气磅礴，借咏景来抒发自己的宏图壮志。扈从之作则少了一些霸气，多了一分清丽，且其中不乏歌咏山水风物的作品。如张祥河的《古鲁村》《夏园》《上夹河》等皆属此类。此外，扈从所作东巡游记中对关外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也描写得非常细致。

（三）大一统功业的赞颂

皇帝御制诗中，为祖先歌功颂德、赞扬大一统功业的诗特别多。嘉庆皇帝曾作《恭谒孝陵》，诗云：“天开大一统，应运圣皇兴。寰宇永安定，元孙凛继绳。仔肩荷恩佑，基命勉躬承。瞻望明楼表，松云佳气凝。”[2]581他不但在谒孝陵时作诗歌颂先祖大一统的丰功伟绩，还以此作为教育后世子孙的范例，他在《继思斋示诸皇子》中这样写道：“皇清大一统，天命建鸿基。缵武宜勤习，修身戒怠疲。毋忘今日训，永继昔年思。勖尔诸昆季，同心固本支。”[2]573嘉庆皇帝统治期间，清朝逐渐由鼎盛走向衰败，他的诗文已经不像康、乾二帝那样雄心勃勃、气势恢宏，他深知自己无法创立像祖先大一统伟业那样的功绩，所以，除了在拜祭祖先陵寝时祈求先祖保佑国泰民安外，只能作诗教育子孙要勤学修身，齐心协力保住祖宗留下来的千秋基业。综观清帝东巡御制诗文，我们可以看到，康、乾二帝虽皆以追忆祖先为基调，但不乏气势磅礴、辞彩绚丽的咏景、抒情之作，至嘉庆以后诸帝所作，则都以赞扬满清大一统功业、歌功颂德为主，多是遵循旧例而作。

（四）满清皇家礼俗的写照

清帝东巡是清朝皇帝拜谒祖宗陵寝的祭祖活动，因此，东巡文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满清皇家的祭祀礼俗。康熙二十一年东巡，先至盛京祭福、昭二陵，后又到兴京祭永陵，途中所作《三月初六日告祭福陵恭述十韵》《初八日告祭昭陵恭述十二韵》和《三月十一日雪中诣永陵告祭》描述了这次展谒三陵的祭祀活动。嘉庆二十三年东巡祭拜三陵后，作《再举东巡展谒三陵大礼庆成记》，这篇文章从清宁宫拜祭神灵、谒陵大礼、祭品陈设、崇政殿朝会等几个方面对此次谒陵祀典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叙述。此外，东巡文学对满清皇家宴请礼俗亦有所描写。通常情况下，待祭祀礼毕，皇帝入盛京宫殿接受官员朝贺，之后在崇政殿举行盛大的筵宴，其间各种典礼仪式都有严格的规定。康熙曾作《告祀礼成宴诸臣于旧宫》、乾隆作有《十月朔日宴宗室群臣于故宫》以及道光所作《大政殿御宴作》等作品皆描绘了满清皇家筵宴的盛况。

三、东巡文学的实践价值

东巡文学产生于清帝东巡的旅途中，皇帝和扈从们将所见所感记之于笔墨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东巡文学作品。透过东巡文学作品，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清朝皇帝携众臣僚浩浩荡荡东巡祭祖的情景。清帝东巡文学不应只被著录于书卷中，而应在现代社会发挥它应有的经济、文化价值。

（一）丰富东巡御路文化旅游项目的文化内容

清帝东巡文学具有文化旅游方面的开发价值。东巡文学作品伴随清帝东巡活动而产生，皇帝及扈从大臣们每到一个地方几乎都要吟诗作赋以示纪念，因此，东巡文学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清帝东巡的路线进而开发以“东巡御路”为主题的文化旅游项目。具体可将清帝东巡的两条线路做成科考旅游产品，以团体游和自助游两种方式提供给消费者。除此之外，皇帝及其扈从在巡游过程中以游记等方式记录了关外的山川风物，为我们探究其时关外的风土人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我们可以将其充分利用起来，以还原关外土风、物产为目的包装为民俗旅游产品，配合“东巡御路”旅游项目一起投放到旅游市场，使消费者在领略风景秀美的御路风光之余也可以感受到独具关外特色的民俗风情。由此可见，东巡文学可以丰富东巡御路文化旅游项目的文化内容。

（二）打造以清帝东巡为历史题材的文化产品

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在我国蓬勃发展，东巡文学可以为打造以清帝东巡为历史题材的文化产品提供史料支持。皇帝及其扈从所作诗文、游记，对东巡出游的生活、沿途风光、祭祀活动、皇家筵请活动以及其它重要事件等皆有描述，尤其是游记对这方面的记录最为详细，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清帝东巡的历史材料。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整合，创作以清帝东巡为历史题材的剧本并将其投入到影视剧、记录片、科教片等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中，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产品，让更多的人了解清帝东巡及东巡文学。因而，以清帝东巡为历史题材的文化产品对于树立民族文化品牌具有现实意义。

（三）东巡文学是研究一宫三陵的第一手史料

帝王范文篇10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关系中国政治体制的大问题，如何规定两者的关系，须根据我国时代的变化制定出正确的法律框架来进行约束，同时又要考虑到历史的传统因素来进行切实可行的变革。任何盲目的照搬和模仿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紊乱，因此，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首先要对我国的历史形成进行深入的认识。只有对这一国家和民族特性有了全面的了解，才能有效地指导今天的变革。

一、为什么中国统一，欧洲分裂？中国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大根源是什么？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文化传统悠久而深厚，任何一个这样的国家在现代进行制度上的变革，都要面对着强大的习惯和传统。特别是要清醒地认识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同。譬如同样是面积和版图差不多的中国和欧洲，为什么欧洲在历史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国，而中国却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国家的统一如何影响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大根源是什么？只有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才会对东西方国家的异同有所了解，才会对中国今天中央地方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

1，东西方帝王的不同精神意志，

许天田先生曾经因为写出了《古代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而获得美国政治学会年度最佳图书奖。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统一和欧洲的分裂都不是必然的和命里注定的，而是偶然的和人为的，中国的统一和欧洲分裂都与地理无关，欧洲境内并没有大的自然障碍，而中国境内多有高山大河和天堑屏障。然而，中国还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国，而欧洲始终处在小国割据的状态。

许先生看到了人是主要因素，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但许先生的分析可能还不够深入。我认为，国家不同的形成和模式，应当从东西方不同的人类精神层面上去找原因。国家形态最能体现东西方不同的人文精神，统一的大国与割据的分封小国，最终体现的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精神意志和帝王追求。

中国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方君主的帝王情怀和霸主野心，取决于东西方帝王不同的精神意志。不同的人类活动，产生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和不同的权力安排。另外，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长达5000年的古老民族，有着三皇五帝的悠久历史，起源于一个先祖和共同的祖先，这种同宗同族文化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对国家的统一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特别是夏商周三朝和尧舜禹文化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基础，自此以后，即便是有再多民族的参与，也不能改变统一国家和统一民族的格局。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古代帝王移山添海般的征服精神。秦国吞灭关东六国，不是逞一时之勇，而是靠七代君王，花了135年时间，打了57场战争，才得以完成的。光是秦楚战争，整整打了一年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秦国通往楚国的道路上，运送军需的大小车辆不绝于途，这种坚韧的意志和钢铁般的征服精神，世界罕见。

2，东方的精神意志来源于圣君文明，西方的神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权的扩张，

那么中国这种帝王精神又来自何处？追根溯源来自于人治文明，来自于圣君崇拜和崇圣文化。由于中国在历史上诞生过尧舜禹三代圣明君主，后来便成了崇尚圣王政治的国家，崇圣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学的核心。崇圣政治崇尚的是统治者的个人道德魅力和治国能力，尧舜禹时代都是在部落里选拔优秀人才，政治权力更替不是父子世袭，而是“禅让”给有德者。因此，从上古时期，中国尚贤的崇贤文化便出现了。

看看孔子在《论语》中对尧舜禹三代帝王的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在这里，孔子歌颂尧帝效法于天地自然法则，制订礼乐典章，施恩德于民，取得了丰功伟绩，使人民对他无比赞美。这一时代的帝王都是大公无私的领导人，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意思是舜禹掌握国家大权却丝毫不为自己。

至于大禹，孔子更是崇拜地五体投地，这段话最能表现大禹的伟大和崇高：“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译文：对于禹帝，我真是没什么可说的了。他吃的饭食非常简单，但祭祀祖先和神明却十分丰盛。他平时穿的衣服很破旧，但祭祀时穿着却极为讲究。他住在低矮的宫室里，整天在外面尽力修治沟渠水道。大禹啊，我们真的无法再形容他了。）

圣王文化和人治文化使后来的中国帝王建立起无可比拟的赫赫文治武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都是建功立业的功勋显赫的君主。在这里，东方的人文精神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秦始皇的统一，到汉唐宋明清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以后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建立在这种人文精神和思想之上。

而此时的西方，却把伟大和圣明交给了上帝和耶稣，交给了自然界的主----law。由于基督教的诞生和传播，使西方社会在政治权威之外，又产生了一个信仰世界的精神权威。从此西方世界成为上帝的世界和尚法的社会，而东方社会却把伟大和权威留给了帝王和个人。有神论和无神论文化影响了东西方国家的形态----东方是统一的大国，西方是分散的小国。这也是西方分权思想的渊源。西方政治的分权思想和分权制，根源来自于神权与王权的抗衡。

罗马帝国时代，欧洲出现过凯撒大帝式的帝王人物，整个中世纪再也没有一个象样的君主问世。直到近代法国大革命才出了一个拿破仑，也是昙花一现。之所以西方国家难以诞生伟大的君主，主要缺乏象东方这样的可以极大地调动个人积极性的圣君文化基础。

欧洲应当说是有统一的机会的，如15世纪到17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但在这一时期，不论是法国还是哈布斯堡王朝，都不是走自强的道路，而是在自我消弱。这不能说不与教会势力的强大有关。神权与王权的权力争夺，大大迟滞了欧洲大国的出现。而中国由于没有神权的制约，帝王可以一心一意地从事自己的扩张事业。

法国直到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时代才达到了古代中国的水平，才像古代中国一样实行了征兵制，有了职业军官，拿破仑差一点统一欧洲，拿破仑也像秦国一样，实行连横战略，但为什么秦国也有过多次大的失败最后却成功了，而拿破仑在兵败俄国之后却一败不起？主要原因是秦国靠自己的人力物力打仗，拿破仑是靠欧洲各国的钱和欧洲各国的兵来打仗，一场大败之后就不可收拾。即使法国当时征服了欧洲，时间也不会长久，并且也仅仅是一种文化上和军事上的征服，而不是政治上征服。

说到底，东西方人治文化和神治文化的差异，最终不仅影响了国家的大小，也影响了国家权力的结构和政治制度。

二、单一制集权政治和联邦制分权政治的出现

1，中国早已不是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制度形成。

东方文化在政治制度上表现的最大差异是中央集权制和多州联邦制。中国的集权制最早出现在秦朝统一六国。为了保证中央政府的王权，统一后的秦朝废除分封制，实施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后来汉朝的汉武帝又加强了这种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诸王的权力，收缴诸王的权力，皇帝的兄弟们可以到各地任地方长官刺史，但不再拥有封地。

可以说自秦汉以后，中国就不再是封建国家了。皇室的父子兄弟血缘关系和诸侯关系变成了君臣关系。皇子对父亲自称“儿臣”，这说明秦汉以后，分封的诸侯政治已经彻底结束。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是下级与上级的关系，服从与领导的关系。一切权力来自中央。

到了唐代，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彻底而牢固地形成，以后历朝历代也难以改变这种事实。当然，随着集权制的稳固，中国的王权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皇权专制达到极至。任何一次皇权的衰落，都会有新的皇权再度产生。从宋以后，中国再也没出现过魏晋南北朝和唐末五代十国那样的小国割据。《三国演义》中所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现象实际上自宋以后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因为中国的统一性已经牢牢形成，中央集权的习惯传统已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任何一个地方的封建割据都难以存在。台湾今天的情况仅仅是暂时的，这种分裂是不会长久的。

2，联邦制的分权制度。

 

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对王权的约束和制衡，西方国家的王权专制程度很少达到中国这样高的程度。特别是在英国，自《大宪章》诞生之后，国王的权力就被贵族削弱。之后，经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有的国王甚至被砍头，王权在更大程度上受到限制，起而代之的是议会权力、地方权力和民众权力，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权威。但是，联合和统一的要求，又使地方联合起来，形成了分权的联邦制。

在美国，这个新大陆国家继承了欧洲的传统，又依照新大陆的特点创造出特色鲜明的联邦制政治体系。这种政治体制，既保证了地方政府一定限度的自治自由，又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意志和整体利益。

对于联邦制的国家来说，各州的联合是一种自愿行为，一种自发要求，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权力空间。而对于单一制的集权国家，以省为代表的地方隶属于中央，地方是中央的附属和从属，中央的意志就是地方的意志，地方的权力空间相对较小。

总起来看，在西方国家，贵族的权力、个人的权力和神的权力比较大，国王的权力相对较弱，由此形成了神治和法治的传统。而在东方，王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强大程度。

三、中央集权政治的特点

东方的崇圣人文精神和中央集权政治更能创造历史奇迹。几千年来，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群雄并起，明星璀璨，这是一个可以令帝王创造丰功伟绩、施展雄才大略的国家，一个崇仰人治的国家。

如果不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诞生了美国，中国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亚洲和欧洲出现了鲜明的大小国对比。之所以东方出现大国，说到底是东方出现了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文明以及可以维护大国存在的中央集权专制。也就是说，大国往往是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那么，中央集权政治还有什么特点及优缺点呢？

1，中央集权政治的特征：权力集中，资源集中，地方拱卫中央，

中国为什么走上了中央集权专制的道路？主观目的只有一个，即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以统治一个版图广大的国家。从客观上讲，国家的统一是用一个权威代替了原来的多个权威，这种一权威政治可以减少诸侯之间的战争，减少战争对国家资源的消耗。

自从中国在秦汉形成统一的大国之后，这一地区的内部战争从此消失，长达五六百年的诸侯纷争从此结束。大国的统一保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内部安定。这就是中央集权政治的优点。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和一个特征，即权力集中、资源集中和地方拱卫中央。

为了达到权力的集中，秦汉朝取消了诸侯分封制，实行中央派员治理的郡县制。全国按地域划分出州、县、道、府、郡，由中央直接任命地方行政官员。

在军权方面，建立中央军，由募兵制逐渐取消了府兵制。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过因地方军队过大而导致叛乱的情况，如唐朝安禄山之乱。正是为了防止地方势力过大，“削藩”成为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时刻谨记的事情。

除了行政权和军权的向上集中，中央集权政治的第二大特征是经济资源的向上集中，只有有了庞大的经济资源，才能保证中央在政治和军事权力上的强大。

以秦朝为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件最大的事情是搜刮全国的资源。杜牧所写的《阿房宫赋》中曾有这样的描述：“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贾谊在《过秦论》中也记叙到：“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以弱天下之民。”

这真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掠夺。中国的中央掠取地方从此拉开序幕。什么叫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就是中央集中地方的资源，不管是人力物力，凡是好东西，小到珠宝，大的美女，都要象虹吸管一样吸到中央来。因此，中央集权制非常象“虹吸管”效应，一旦建立起这种机制，地方的资源便要向上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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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中国延续了这样一种制度：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中央政府高高在上，地方资源汩汩流出，以供养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每个朝代的建立，都是一次全国资源向中央的大集中。每个王朝资源财富最多、权力最重的地方都是京城首都。最典型的是明王朝初期，朱棣建都北京之后，整个永乐年间，是一个全国资源向中央集中的时代。朱棣不仅建起新的都城北京，也在全国各地建起了象武当山金殿和已淹没在丹江口水库之下的一座豪华宫殿等一批建筑。

2，国家往往拥有强大的国家部门，

延续这种历史再来看今天的中国，情形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奥运会，将北京装扮得如花似锦，富丽堂皇。一个世博会，将上海打造得锦上添花，繁华无比。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央集权的好处：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和配置资源，可以动用更多的资源办成几件大事。如果不是西方的工业革命挑战了东方的中央集权大国，中国这样的国家最容易完成一些惊天纬地的业绩，如郑和下西洋等浩大工程。

中央集权政治还有一个特征，即特别容易与计划经济这样的经济制度相结合，计划经济可以使中央集权政治如虎添翼。中国近代革命选择了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就是与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密切相关。当然，目标是为了追赶世界先进，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如果说计划经济是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或伴随物，那么市场经济就是诸侯政治或民主政治的产物。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配置和大调动。西部地区的能源源源不断地向中东部输出，农村地区的资源廉价地向城市集中，建国后计划经济的几十年间，建成了一批工业基础项目。

从国防军事角度讲，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可以极大地调动资源进入国防事业。建国后，中国先后研制出原子弹等战略核武器，建立起一批支持军事工业的重化工工业基地。

总起来看，中央集权体制很可能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一种有效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一般都拥有比较强大的国家部门。这种状态往往比较适应应对冷战的国际关系，使国家保有比较强大的动员和对抗力量。

3，中央集权制的弊端

中央集权制也带有天然的弊端。由于中央利益绝对高于地方利益，地方利益总是要为中央利益做出牺牲，由此使地方利益受到损害。例如，现在我国有许多城市出现矿竭城衰的现象。中央从这些地方拿走资源后并未能进行有效的补偿。更典型的事实是，建国50年来，中央一直从西部地区廉价地获取矿产资源，西北地区的贡献很大，但生态资源破坏严重，也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由于地方官吏仰仗于中央政府的提拔和升迁，为中央利益做贡献往往就成了地方官员升迁的政绩，因此，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地方保护主义往往被中央委派的官员所瓦解。这种状况也反映在今天一些地方官员的升迁往往是由于向中央贡献了较多的税收等原因。

如果用人的肌体来形容，这种体制的国家一般具有强大的心脏和动脉血管，但毛细血管相对薄弱。在这样的国家里，往往有着赤贫的农村和尖端的军事科技，繁荣的城市和落后的乡村，地区差别往往也很大。

从政治和文化生活来看，这种制度不仅使地方政府的愿望和能动性受到压抑，也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将中国人的个人权利要求淹没在王权专制的压制之下。集权专制还往往导致一个国家缺少个性和丰富多彩的多样性，这是因为在封建的帝王专制下，帝王的意志往往代替了臣民的意志。

但中国的中央集权又有着相应的文化思想来进行制约。中国既是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又是一个对帝王个人修身要求最高的国家，任何帝王从少年起都要进行严格的儒家文化训练。修身、齐家、平天下是封建帝王的必修课。

当然，中央集权肯定意味着专制，并且这种专制往往是非常严酷的。这是因为，一旦放松中央的控制，地方就容易出现独立。因此，任何大国都必须具备强大的中央控制力，才能保证国家的完整和统一。总起来看，中央专制是为了国家统一而付出的代价，是古代社会维持一个大国必备的条件。

四，中央集权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

世界自进入近代以来，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治受到了民主政治的猛烈冲击。中国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王权，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尽管皇帝消失了，王权消失了，但我国的中央集权政治并未消失，起而代之的是党权和更加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一切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建立起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共和国，而是用代替了过去的帝王统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未有任何改变。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在于中央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假如中国真正实行了民主政治，假如地方的官员来自于民选，中央的利益和权力便要受到削弱。正因为这一原因，中国政治迟迟徘徊在民主政治之外。但不管怎样，中国政治已经面临着下面几个问题的挑战：

1，官员出自中央还是地方?

目前摆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员出自中央还是地方，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地方选举还是中央任命的政治模式。如果放开地方选举，地方官员便要更多地考虑地方的要求，听取选民的呼声。这样便在一定程度上会与中央或上一级领导发生矛盾。如果官员出自地方，便会更多地考虑地方的利益，中央的权力和利益便会被削弱，全国的统一性便会受到威胁。

当前，社会对政府异议最大的是官员的选拔方法。各级地方官员是组织任命、上级提拔，还是民主选举？这关系政治官员的公认度和公信度问题，关系到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一个地方的政府首长与当地人民不发生关系，在一个全球大多国家都实行了民主选举的时代，这种做法已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和疑义。如何解释我国的这种现象？我认为即使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家历史，也需要适应世界潮流。

不言而喻，在中国的传统政治里，权力的获得主要是靠武力和暴力，暴力和强权就是合法性。但在今天，面对腐败、低效、昏庸等问题，传统的中央选拔和任命、方式已经越来越远离民意,民主化的地方选举已经成为社会的迫切需求。因此,中国政府必须考虑下一步的政治改革举措。

2，中国要把科举选拔与西方民主选举相结合，

从历史上看，中央集权政治离不开科举选拔制度，甚至可以说，中央集权制就建基于科举制度。科举制是对世袭制的一大进步。没有科举制度，就不会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国就会退回到分封和世袭制、门阀制。

但是，科举制是王权政治的产物，它不能改变既定的最高王权。因此，科举制对官吏的选拔是有局限性的。它只能选拔普通官员，而不能选拔政府高级官员以及最高国家统治者。

民主政治解决了选拔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难题，改变了以往暴力武力竞争的模式，而是以全民投票的方法来确立国家和地方的最高领导人。中国今天恰恰需要引进民主政治来解决历史难题。

我们不应当拒绝外国的先进经验，就象西方国家不拒绝我国的科举制一样，正是由于16世纪之后外国传教士的介绍，中国的科举制传到了西方，由此诞生了西方国家的公务员选拔和考试制度。

今天我们要学习西方国家选拔政治首长的方法，来改进传统的中央任命制，改变人治政治的弊端，而人治政治的主要弊端是使人民远离政治，执政者与人民难以保持密切的关系，从而产生政治淡漠和疏远。因此，新形势下的中国，必须参考国外的一些先进方法，从而改善我国的政治质量，提高我国的执政水平。

中国目前的实践是，在组织部和上级领导选拔任命的同时，辅以群众评议选举。今后是否可以更进一步，在保持本国特色、努力获得人民拥护、努力提高自己执政的道德水平的情况下，选择适当的时机，逐渐转变权力更替的方式。譬如，可以在几个地方县市进行民选试点，总结出经验，逐渐向全国扩散，逐渐培养公民与官员的民主选举意识。中国如果将历史传统与国外经验相结合，相信会产生一种更有活力的执政方式来，中国将出现更加蓬勃、欣欣向荣的和谐社会新局面。

 

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方法是明晰的，那就是承袭历史上严格考试的科举制，更要把民主选举这一方法建立起来。然而实行民主选举还需要另外一些条件，这就是多党性的问题，而多党性问题恰恰集权政治最大的挑战。

3、集权政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政治多中心问题，

其实进入近代社会，集权政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利的冲突。近代以来的民主社会是个人权的社会，在国家权利、元首权利和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上升到第一位。公民的意志成为国家的意志，政治家的意志必须服从公民的权利。现代政治解决的是国家利益、地方利益和公民利益的矛盾冲突。

集权政治的改革还涉及到政党权利的问题。之所以有政党的存在，主要是有社会阶层的存在。政党是社会群体利益表达的代表，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是结社组党的自由，这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今天的中国，如果放松党团的管制，社会将出现政治多中心现象。如果各政治团体能进行公平竞争，能者上，劣者下，中国可能会进入一个平稳过渡的政治转型历史时期。但目前的执政党能否开明到开放党禁？还需要社会的大气候来配合。

中国今后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体，是象西方国家那样的多党制，轮流坐庄式，还是一党制，政治协商式？是继续中央集权制，还是联邦式的地方自治制？中国政府今后政治转型的主要内涵是什么？我认为目前一阶段仍然是在一党制下的多党政治协商制，在中央集权的中实行有限的地方分权，不过要对执政党进行必要的制约和约束。

总之，中国的改革必须在平稳的前提下进行，既要保证国家的和谐发展和社会安定，又要跟上世界潮流。

五、中国的命运与选择

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模式在近代受到西方的挑战，发生了推翻帝制的改革，那么今天中国传统的政治方式也在承受着西方政治模式的挑战。东西方之间两大政治模式的较量至今还未见分晓。

在这一历史时刻，摆在人们面前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这个东方的大国能否按自己的习惯和意志，坚持自己的单一制政治模式，一路走到底？中国的历史精神还有没有价值去挖掘？东方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否继续下去？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有没有历史上的那种移山添海般的精神意志？中国人有没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壮志？中国还有没有那种社会基础？无论如何，今天的中国都需要一种思想和意志来进行指导和配合。而这一切都要从中国人的人性中去寻找。

今天我们研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研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主要着眼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如何照顾好各地方的经济利益，给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力空间，二是如何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不至于出现地方独立和分裂主义，三是如何在地方建立起民主政治，四是能否利用这一体制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强大。无论如何挑战依然是严峻的。中国文明能否继续发挥作用？人的因素能否再度发挥作用？历史的天平会倾向传统的人治还是法制？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考察。

特别是我们还要从经济方面考虑问题，目前的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非常不平衡，发达程度拉开了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给予地方过多的权力，将不利于资源在全国间的调整，因此还需要借助中央集权的力量来进行地区间的调整。

“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央集权时期拉大的差距，仍然需要集权体制来解决。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中央力量的调整，各地区会发展得更加不平衡。但目前我国需要纠正的主要问题似乎是中央权力过于强大，中央资源过多。这种改革的结果出人意料。因此，当前的中国，真正要解决的是中央占有资源过多的问题。中国改革不能在防地方分权的同时，改出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

历史告诉我们，物极必反，这是当前中国尤其值得注意的。

六、改革为什么总是加强中央集权？

面对今天越改越大的中央政府，我们发现了中国古今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每次改革都是对政府权力和利益的一次加强；每次改革都是对衰弱政府和危机政府的一次挽救；每次改革都是一场政治经济利益在政府官员间的一次重新调整；每次改革都是对民间资源的一次聚敛；每次改革都是一次政府腐败的加深。更令人注意的是：有的改革甚至是加速王朝灭亡的前奏。

曾有人对宋代王安石变法发出过这样的疑问：“改革为什么会帮腐败的忙？”而今天的改革不仅帮了腐败的忙，也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的集权。看看王安石当年变法的实质，那就是使国家的财政税收大增。神宗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堆满了金银绢段，只好再造库房。王安石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抵抗北部民族侵略。这样的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不好听叫聚敛。在那个年代，只不过是剜得心头肉，医得眼前疮。

但当变法将民脂民膏吸尽之后，宋朝不久便衰亡了。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公元1085年和1086年），没多久就发生了“靖康之难”（公元1127年初，皇帝被掠走）。从熙宁变法到北宋亡国，前后不过五十多年。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结果。说到底，是透支国力的结果。如此看来，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如同吃激素：暂时把人吃胖了，吃壮了，但这些激素过早地调动了人肌体内的潜能，过早地消耗了北宋社会的民力，到一定时候，终于使社会早衰。

今天的中国也要特别注意吃激素式的改革和经济增长。看看当今我国的改革，似乎也是一次国库聚敛，从1994年到现在，中央财政税收连续增长了13年。现在国库已经富得流油了，政府开支已经大得不能再大了，和当年的王安石变法时非常相似。经济增长也是如此，连年10%的高增长，时刻提防经济过热，这种状态都不一定是好兆头。

如果说当年宋神宗改革的目的还是为了抵抗北部民族的侵略，那么今天中国增加政府财力的目的是什么？中国今天有北宋那样的边境压力吗？应当说中国今天的外部环境要比北宋时好得多，但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为什么还要如此不遗余力的增加GDP和财政收入？显然是过分的政治追求。如果这种追求不加以收敛，中国下一步最大的危险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由此导致更大的经济衰退和社会紊乱。

过分追求国家的发展，对宋神宗和王安石来说是过早地透支国力，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是过早地透支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生态环境。因此，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必须把握好一个度。

中国的改革是要藏富于民，还是富国强兵？是发展地方还是发展中央？这是关系到国家长久发展的战略大计。当今的中国，很多政府部门都在以改革的名义搞腐败。因此，今天中国的改革要警惕宋朝变法的后果----无限止地扩张中央的权力，无限止地耗用民间和地方资源，结果拔苗助长，不旋踵便灭国。

剩下来的是分裂和混乱，于是分裂成了抑制中央集权的唯一手段。难道今天的中国还要靠历史的地方分裂来抗衡过分庞大的中央集权吗？如果不是分裂，那又是什么方法？

1，许天田（VictoriaTin-borHui），《古代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WarandstateformationinancientChinaandearlymodernEurope）》，2005年版。

2，仲大军：《中国的第三次政治选择》，2007年，1月。\111zz.htm。

3，仲大军：《对中国政府执政方式转型的思考》，2005，5。\zfzhuanxing.htm。

4，王思睿：《被绑架的宪政：党国与邦联缠绕政体》，2004，1。\xianzhen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