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禹家族范文10篇

邓禹家族范文篇1

一、邓禹家族的文化典范性

在东汉功臣家族中，邓禹家族是敦励儒学的典范。光武帝好儒术，功臣亦多儒者。③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全国统一，光武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贾复、邓禹乃“并剽甲兵，敦儒学”，“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④其他功臣群起效仿，光武帝偃武兴文之国策由此得以顺利实施。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人。“少好学，习《尚书》。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谓门人曰：‘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贾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贾复子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兼通儒术，（章帝）每宴见，常使与少府丁鸿等论议于前。”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十三岁能诵《诗》，游学长安，与光武帝刘秀相识。天下初定，邓禹“常欲远名势”，⑤“笃于经书，教学子孙”。⑥贾、邓二人可谓通儒鸿才，在东汉功臣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典范意义。可以说，东汉功臣从军功起家到经学世族的转型正是从邓、贾开始的。然而，贾复早卒，其族亦人丁不旺，家族代表性不强。邓禹家族则不然，人丁兴旺，俊才辈出，成为东汉世家大族之翘楚。《后汉书•邓禹列传》曰：“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笔者依据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纪》、陈寿《三国志》统计了东汉邓禹家族入史传者，包括汉末邓芝在内，传衍六代以上，总计50男、2皇后，其中31人封侯，3人官至三公，与范晔的说法基本吻合。《隋书•经籍志二》曰：“后汉有《邓氏官谱》……晋乱已亡。”①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士族族谱，虽内容不详，但至少说明：邓氏家族仕宦显达，足以列出谱系。东汉士大夫罕见不通经学者。邓禹家族有如此庞大的官吏队伍，也就意味着有如此庞大的儒士队伍。东汉世家大族无不以经学为传家之本，邓禹家族的典范性不言而喻。在东汉外戚家族中，邓禹家族是以“文”、“德”传家的典范。东汉一代，兼有功臣与外戚双重身份的世家大族有阴兴、马援、窦融、邓禹、梁统五家，各家的开国功臣皆通经史传记，子孙亦不乏著名文士。光武帝阴后、明帝马后、章帝窦后、和帝邓后、顺帝梁后皆有才学，马后与邓后均为著名贤后，博学能文，有文传世。阴、邓两家皆出南阳，以敬慎礼法与谦退俭约著称；马援、窦融、梁统来自关西，谨约自守，而三家子孙皆有豪奢、恣肆、不拘礼法之习，关西豪放不羁之风在他们身上时隐时现。②阴氏家族本为齐管子之后，楚汉之际迁于楚，居新野。阴氏家族既好神仙，又好巫术，阴子方祭灶神，阴长生求仙问道，和帝阴皇后迷信巫蛊之术，道家与道教之风在阴氏身上表现明显。邓氏家族则是秉礼好儒之家，和熹邓后甚至坚决反对巫蛊与淫祀，表现出清醒的理性精神。马援与邓禹在谋略、学识、教育子孙等方面皆可媲美，少时所习也同为《诗》。马援家族亦人才辈出，马援子马廖、马防，从子马严，马严子马续、马融，皆通经艺，晓武略，亦可与邓禹家族之英才并驾齐驱，在文学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汉一代，马、邓两家堪称兼容功臣、外戚、文化三重身份的世族“双璧”。然而，马援生长关西，靠近西北边地，范晔论其一生行事，谓之“伏波好功，爰自冀、陇”，精确地概括了马援的文化性格及其地域渊源。邓禹生长于楚夏之交的南阳，范晔说他“元侯渊谟……静其如愚”，“渊”、“静”二字正抓住了邓禹文化性格之根本。楚夏之交在战国时期即为老庄道家文化覆盖的重点区域，③邓禹的“渊静”、“常欲远名势”，或许正是源自南阳悠久的老子文化。总之，从东汉尊儒重文、尚德轻功的主流倾向看，邓氏比其他功臣外戚家族更具代表性；自文化的地域倾向而言，东汉朝廷推崇矜重守礼的人格风范，是典型的中原文化，邓禹家风正是如此，马、窦、梁三大家族却有明显的豪放尚功的关西文化倾向。显然，邓禹家族的文化性格更能代表东汉人文思潮的主流倾向。

二、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

邓禹家族突出的文化性格是与其世代相传的文德教育分不开的。邓禹是其家族教育传统的开创者。两汉之际，邓禹家族已是郡县著姓。刘秀经营河北，邓禹策马相追，与其“谋谟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为名副其实的“元功之首”。建武初拜大司徒，封高密侯。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退隐。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光武帝封禅泰山，特征邓禹行司徒事随行。明帝即位，拜为太傅。永平元年（公元58年）五月卒，年五十七。光武帝尊崇儒术，多举用经学博通之士入参朝政。儒学首重修身与齐家，以邓禹为首的功臣群体本以儒者居多，国家统一后，他们率先成了敦励儒学、修养礼法的典范。东汉社会，“户习七经”，“士民秉礼”，④光武君臣率先垂范，功莫大焉。“元功之首”邓禹是光武帝功臣中最为杰出的一员。邓禹笃于经书，非常重视子孙的文化与德行教育。邓禹有清醒的家学家风意识———令十三子各守一经，“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养子孙”。⑤《后汉书•邓禹传》曰：“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范晔在《邓寇传赞》中说，邓禹“勋成智隐，静其如愚”。“内文明”既指有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也指富于内省精神，正所谓“静其如愚”，宠辱不惊。邓禹有自知之明，知己功高权重，恐逆光武帝之志，遂与贾复“剽甲兵，敦儒学”；邓禹有知人之明，“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①《后汉纪》卷14曰：“（和熹邓后）与叔父邠及诸兄语，常问祖父禹为布衣佐命时事。邠为说结发殖业，著名乡闾。遭世祖龙飞，杖策归德，征伐四方，天下大定。功成之后，闭门自守，事寡姊尽礼敬，训子孙有法。……后未尝不叹息流涕，言：‘立德之苦，乃至于斯。’”邓绥所谓“立德”，实包括建功、立德、“殖业（研习经学）”在内。可见，邓禹在子孙教育方面用心良苦，他以身作则，亲自训导，建立起功德与学识并重的家教观念，于家族发展泽被久远。邓禹儿子中，少子邓鸿好筹策。汉明帝与邓鸿议论边事，认为他具将才，就拜为将兵长史。章帝时，邓鸿为度辽将军。和帝初，鸿随窦宪击匈奴，有功，征行车骑将军。从上引邓邠教育邓绥的话可以看出，邓邠也是德行学问并修之士。据《后汉书•邓禹传》载，邓禹十三子中，惟第六子邓训“不好文学”，此处所谓“文学”主要是指章句之学，邓训的文、德修养都不错。邓训今无文章留存，不过，《后汉书》本传记载了他劝说部署安集羌胡的一段话，略可管窥其文学素养。其文曰：“今张纡失信，众羌大动，经常屯兵，不下二万，转运之费，空竭府帑，凉州吏人，命悬丝发。原诸胡所以难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怀之，庶能有用。”这段话以四言为主，简劲生动，体察人情，恩威相济。《论语•季氏将伐颛臾》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邓训的安边策略体现的正是儒家文德思想。不仅如此，邓训对子弟的德行与学业修养，要求严格，甚至苛刻。《后汉纪》卷14曰：“（邓）训，闺庭甚严。诸子进见，未尝赐席。至于（和熹邓）后，事无大小，每辄咨之。”《后汉书•邓训传》亦曰：“训虽宽中容众，而于闺门甚严，兄弟莫不敬惮，诸子进见，未尝赐席接以温色。”《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亦载：“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父训异之，事无大小，辄与详议。”可以看出，邓训家中，子弟从小都要接受严格的文学教育，兄弟姊妹之间，讨论问难，切磋琢磨，学风很好；同时，邓氏家教，宽严相济，形成了良好的自律传统。从邓训对待子女经传研习的态度看，邓训所谓“不好文学”，应当是指不好死守“家法”的章句之学，对于经世致用的博通之学，他是不排斥的。邓训有五子一女：骘、京、悝、弘、阊及邓绥。邓骘今存一文，严可均《全后汉文》题名《上疏自陈》。邓弘少习《欧阳尚书》，入授安帝，诸儒多归附之。邓绥好学成习，终身不辍。《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云：“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邓后今存自拟诏书若干篇。和熹邓后以光大父祖之德、教养子孙为己任，对文学教育也非常重视。《后汉书》本纪云：“（元初）六年，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乃诏从兄河南尹豹、越骑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纳群子，置之学官者，实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不有化导，将遂陵迟，故欲褒崇圣道，以匡失俗。”邓绥还从父祖那里继承了心忧天下的精神。她对刘氏子弟与邓氏子弟的经学教育一视同仁，并推及到国家文化教育和文化建设规制中。本纪云：“永初三年，邓太后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东汉有学问的宦官（如郑众、蔡伦）就是从邓后时代开始大量出现。邓太后称制期间，两度下诏刘珍等鸿儒硕学入东观校订典籍，为东汉经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邓后子侄辈中，从子甫德学传父业《欧阳尚书》。从子邓嗣，博学能文。《后汉书•邓禹传》载，邓太后去世，安帝听信谗言，迫害邓氏，邓骘、邓阊等被逼自杀，“阊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阊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从耿氏教子看，邓氏家族，无论男女，都秉承了好学重文之家风。邓氏家族良好的文学教育与德行教育相辅相成。邓禹教导子孙皆尊法度，子孙世传祖训。殇、安之时，和熹邓后临朝称制，兄弟辅政。邓后效法父祖，检敕宗族，教学子弟，邓骘兄弟子侄也勤谨自守，颇有德望。《后汉书•和熹邓后纪》载，邓太后临朝，“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曰：‘每览前代外戚宾客，假借威权……今车骑将军骘等虽怀敬顺之志，而宗门广大，姻戚不少，宾客奸猾，多干禁宪。其明加检敕，勿相容护。’自是亲属犯罪，无所假贷。”《后汉书•邓骘传》云：“自祖父禹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敕宗族，阖门静居。骘子侍中凤，尝与尚书郎张龛书，属郎中马融宜在台阁。又中郎将任尚尝遗凤马，后尚坐断盗军粮，槛车征诣廷尉，凤惧事泄，先自首于骘。骘畏太后，遂髡妻及凤以谢，天下称之。”永初元年，安帝封邓骘兄弟为侯。骘等辞让，不获准许，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陈，中有“常母子兄弟，内相敕厉”之语。邓后从兄邓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数上书长乐宫谏争，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顺帝时，邓康为太仆，以品行方正著称，名重朝廷。可以看出，邓禹家族在文德教育上一脉相承：邓禹“功成之后，闭门自守”，邓骘兄弟居官显位而“阖门静居”；邓禹教导子孙要“尊法度”，邓后检敕宗族，邓骘自髡妻子；邓禹“勋成智隐”，邓康谏邓后不从，遂闭门不仕；邓禹“笃于经书，教养子孙”；邓绥“昼省王政，夜则诵读”，并亲自督导子弟学习。邓氏家族的文德教育总归一个“律”字———律己、律宗亲。这种高度自律的宗族精神强化了邓氏家族的凝聚力，也提升了邓氏家族的朝野名望。安、顺之际，邓氏几乎遭遇灭门之灾，以大司农朱宠为代表的公卿士大夫多为邓氏鸣不平，顺帝亦“追感太后恩训”，邓氏家族方转危为安。邓禹家族人丁众多，累世显贵，在史书中却未留下明显劣迹，这在两汉外戚史上绝无仅有。如果史书记载可信的话，我们只能推出一个结论：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非常成功，宗族内部形成了良好的约束机制。可以说，邓氏家族久经政治风雨而绵延不衰，其宗族自律精神、以文德传家的自强精神，都是非常重要的内生力。值得注意的是，邓氏家教不仅重视“文德”，而且不弃“武略”。邓后特别提到祖父的教导———“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三国志•蜀志卷十五•邓芝传》载，邓芝，字伯苗，新野人，邓禹之后，于汉末入蜀，曾任尚书郎等职，官至车骑将军，对和合吴蜀贡献卓著。本传曰：“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据《华阳国志•巴志》载，邓芝还好弓弩，善射。从邓芝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邓禹家族文德武略兼修之风至汉末而不坠。

三、邓禹家族的文学成就

在邓禹家族中，邓禹、邓绥、邓弘、邓骘、邓嗣、邓芝的文学影响比较大，史料也较为丰富。六人中，惟邓绥、邓骘有单篇文章保存，邓禹和邓芝的文学才华可从史书保留下来的辞令中见其一斑。邓弘、邓嗣既无言辞留存，也无单篇文章传世，但有史料载录著述之事。因此，本文分析的邓氏文学并不拘于单篇之文。邓禹对历史的影响，莫过于他的“河北进策”（袁宏《后汉纪》卷1记录最详）。《朱子语类》卷135：“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朱子所谓“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语）”，即邓禹在河北对光武帝所说的如何“定天下”的那番话，权且名为《河北进策》。在朱熹看来，邓禹此策是北宋以前安邦定国的四大经典策略之一。该文不仅集中反映了邓禹政治军事上的杰出才识，也展示了邓禹简洁练达、文思缜密的文学功力。刘秀经营河北地区之时，族兄刘玄已经称帝，且颇有号召力，刘氏宗室大多做了更始大臣，刘秀也是更始所封萧王。刘秀若想建立“帝王大业”，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天下“公义”；其次，刘秀为人谨慎内敛，当时实力也很有限，要夺取天下，尚信心不足；再次，时人多信“天意”，尤信谶言，刘秀也心存顾虑。要说服刘秀成就大业，必须首先破解上述三方面的心理问题。邓禹进策，开口就将视野引向古今“圣明”境界，然后话锋一转，切入如何解决“天事与人事”问题。以刘秀之气魄，“天事”拘囿不住，“人事”处境却困厄重重。邓禹围绕“人事”问题，从更始政权不足为虑说起，一口气从“德”、“武”、“文”三个方面分析了刘秀“聪明神武”的帝王“威德”，鼓舞了刘秀信心，破除了心理障碍。然后，邓禹以“收天下英雄而分授之”提挈纲领，从部署“粮草”到统一天下，层层论断。史载“上笑曰：‘且相随北去。’因敕左右，号禹曰邓将军”。①这段言辞，通观古今，总览全局，运转万里乾坤于股掌之间，气魄不可谓不雄，然而，雄放之中自有沉稳之度，睿智之中不乏豪壮之风，与战国纵横家之说辞迥然不同。

若将诸葛亮“隆中对”②与邓禹“河北进策”作比较，我们会发现，二人思路非常相似，连用语也有不少相同处，如孔明所谓“非惟天时，抑亦人谋”；“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将军）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之类，均与邓禹策辞义同语近。清蔡世远叹诸葛《隆中对》“规模宏远！”唐张仲宣赞邓禹《河北进策》“文雅光国”，③皆千古知音。邓禹留下来的还有一段推荐寇恂的话，载于《后汉书•寇恂传》。此文开阖有度，简明扼要，亦通达睿智之文。邓骘现存文一篇，原载于《后汉书》本传，《全后汉文》题为《上疏自陈》，梅鼎祚《东汉文纪》题为《上邓太后辞封疏》。这篇奏疏措辞谦卑，坦诚温雅，颇能体现邓骘谦逊谨慎的性格，亦可看出邓氏家族谨重自律之风。邓弘以《欧阳尚书》授安帝，文学修养应当也不错。邓绥能属文，且善解人意。和帝封她为皇后时，曾“手书表谢”。《全后汉文》收录邓后诏书17篇，从语气、措辞及反映出来的心理活动看，其中的14篇都极像邓绥自撰之文。①如《策命长安侯即皇帝位》曰：“其审君汉国，允执其中。‘一人有庆，万民赖之’。皇帝其勉之哉！”这是以太后姿态教导安帝，不似代言。《立安帝诏》写太后尽心抚养幼帝时的殷切期望，又写突遭殇帝夭折的惊心和悲痛，说：“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岂意卒然颠沛，天年不遂，悲痛断心！”又《赐周冯贵人归园策》曰：“朕与贵人，托配后庭，共欢等列，十有余年。……先帝早弃天下。孤心茕茕，靡所瞻仰，夙夜永叹，感怆发中。今当以旧典，分归后园。相恋之情，惨结增叹。‘燕燕’之诗，曷能喻焉！”又《遣掖庭宫人诏》云：“今悉免遣，及掖庭官人，皆为庶民，以抒幽隔郁滞之情。”这些诏书多述及邓后的宫中生活体验，推己及人，真切细腻，实肺腑之言。《诏河南尹邓豹等》是邓后写给亲兄弟邓豹等人的，她诉说自己的良苦用心，讲述祖父的教导方法等，殷殷关切，溢于言表。该文还有生动形象的口语，如“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所从来也。”这些用语都不是官话，皆随口道来，当出邓后之口。从语气和文风看，邓后的《检敕外戚诏》、《报邓阊》、《敕掖庭令》、《遗诏》等诏，亦时见口语，训导之辞甚至略嫌琐细，如对面而语，典雅平实，一如邓后明察、果决、干练的为人，又有女性特有的细腻柔情，且融贯着“诚在济度百姓，以安刘氏”的国母情怀，这些诏书应是邓后自作。邓嗣之学，受于母亲耿氏。桓帝永寿中，邓嗣“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共同撰写《东观汉记》。东汉一代，在进入东观校书著史的文士中，博通今古文经学、史传、百家典籍以及谶纬术数之学者甚多。②据此推测，邓嗣既以“通博”著称，范晔又将他与享有文学盛誉的延笃并提，③他的才学当与延笃不相上下。

邓禹家族范文篇2

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刘邦的功臣有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刘秀的辅佐是二十八将——邓禹、关汉等，但二十八将怎能比得上三杰？然而刘邦的功臣在其强盛之际几乎都被诛灭了，刘秀对他的功臣却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安享荣华富贵。在这一点上，刘秀很值得称颂，而对这两个人取长补短地进行比较，还是次要的事情。”

这样来讲，汉高祖战胜秦国和项羽，开创汉朝基业，家族的地位和国策的创建，一直传了十多代，虽然没有走上王者之道，作为霸者的功德，也够伟大了。建立了东汉政权的刘秀也是趁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的混乱局面登上帝王宝座的。刘秀在年轻的时候志向平平，看不出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喜欢务农，性情温和。他二十五岁时才去游历长安，听说阴家有个名叫“丽华”的女子长得很漂亮，看到卫戍司令出行时声势显赫，就感慨地吟哦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由此看来，他年轻时志向不过如此而已。

当了皇帝后，刘秀还是那样温和宽厚。即位不久，他衣锦还乡，同族的婶子大娘议论说，他刘秀什么都好，就是太温和了些。刘秀听了哈哈大笑，说：“吾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安抚战乱中流散的平民，废除擅杀奴仆不治罪的陈规，减刑轻税，精减政府机构和冗员，招纳、起用人才。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社会中，刘秀确实是一个开明、仁德的好皇帝。

刘秀在位三十余年，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酒，也不喜欢珍玩。在他临终的遗诏中，他还说：“我无益百姓。丧葬，一切都要像孝文皇帝（汉文帝）那样，务从约省。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都不要离开城郭，也不要派官员来吊唁。”

刘秀常常表现出一种恢宏大度、平易谦和的雅量。刘秀的老同学严子陵自小有高名，刘秀对他很有好感。刘秀当了皇帝后，他隐名埋姓不愿相见。

邓禹家族范文篇3

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珍藏着许多族谱，它们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之一。笔者查阅了馆藏的部分清代族谱，对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字辈（名称不统一，本文称字辈）进行了一些探讨，谈谈清代族谱字辈问题，以期有助于对清代时期这一问题的历史、文化及民俗现象的认识。

一

在馆藏十三姓二十二种清代族谱（家谱、生庚薄、清明坟会薄。下称《某谱》）中，我们从各姓入蜀的时间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元末明初入蜀，明末清初避乱外逃，清初稳定后回籍，或落业原籍附近，或落业它县。典型的是钟姓。钟在明在元末至正十二年（1352）入蜀，居内江县大通乡梧桐里草延镇金紫桥，传十二世。明末清初因“蔺贼奢崇明”、张献忠及部下三次过邑和“吴三桂又变”，族人“避兵远徙，窜入夜郎”，钟植伦“三走遵义，数年吴逆平”回原籍，老业被别人报占，因祖坟所在，“故不忍远离，仍就近居焉。”二种是清初康熙至乾隆年间（1662—1795），“湖广填四川”等入蜀落业。《周谱》记载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御批湖南填川文，周嘉虞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入川。同年入川还有朱姓的朱光先。他们是这些填川者中最早入蜀的。最迟的是资中陈姓和简阳城钟姓，分别是乾隆元年（1736）、三年（1738）入蜀的。

我们再从各姓入蜀来源看，他们分别来自湖广（含湖南、湖北，楚）、广东、江西、陕西等省（承宣布政使司）。湖广有十姓，来自麻城县、桃源县、新化县、新宁县、陵零县、衡阳县。广东有三姓，来自长乐县、永安县、博罗县。来自江西一姓。来自陕西扶风县一姓。各姓回籍和入蜀落业后，大多数获得一定土地，随着清初逐步稳定，以及清代统治者赋税政策的优惠和生产上的一些扶持，蜀中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由于生产的继续发展，客观上需要劳动力的支持，加之主观上壮大宗族（家族）力量、封建伦理多子多福思想的影响等等，促进了人口快速增长。宗族内人口增多，为维护宗族制度，族谱的编修和续修成为了重要的内容之一。《雷谱》说：“迄于今，生齿渐繁，基址宏开，衣食既足，礼义宜兴。倘不将谱参阅校订修明，数世而后则昭穆无所考证，凡我同宗亲疏等相遇，恐视至亲如秦越者也矣。”《朱谱》也说：族谱“列以尊卑，纲纪正焉；序以昭穆，人伦明焉。纲纪正而人伦明，则一本之绪传不紊，斯百世之宗派自清，且一脉所流班次可据，名号可考，包括无余，胥备至当矣。”《马谱》还说：“家谱之修何为乎？上稽宗祧，述遗徽，彰祖德；下定班行，依字派，正人伦也。”《陶谱》称“谱者，所以敬祖宗而合宗族也。”我国修续族谱的历史悠久，郑樵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氏族序》），“由汉到唐，崇尚门阀谱系”（《古代的礼制和宗法》李学勤）。唐末农民战争对门阀制度毁灭性打击，“谱遂大废”（《嘉祐集》卷13《谱例》）。经过北宋苏洵、欧阳修等编修本家新族谱的大力倡导，族谱修续又兴。四川在清代是一个移民大省，通过修续族谱追叙宗族和先辈创业历史，增强宗族凝聚力尤为重要和突出。因此，四川在整个清代期间，以至民国，族谱的修续工作方兴未艾。在各族谱中，修谱时间最早、续修次数最多的是《李谱》。第一次修谱是康熙甲午年（1714），第二次续修是道光十年（1830），第三次续修是光绪丁丑年（1877），第四次续修民国元年（1912）。各姓在修谱前，族谱的传、存主要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在明末清初之乱遗失明代族谱，回籍后无谱而修谱。李姓称：“我族在有明一代，谱凡数数修矣，……无如献贼屠川，川南卅县户口百无一存，而谱牒亦因之荡失。”邓姓也是“当明季之乱，旧谱失遗”。二种是清初入蜀未带谱牒，或无谱可稽而修谱。威远叶姓“昔高祖辈入蜀，未带谱牒”，朱姓“旧谱未传于蜀地，新谱宜修于家庭。”三种是入蜀落业后回原籍抄来族谱。周姓旧谱是入蜀落业后，由周尚金、周尚银于雍正元年（1723）回楚抄来。四种是明代族谱在明末清初因乱散失外地，回籍后辗转访寻抄回旧谱。内江钟姓族人避乱携族谱逃遵义等地未归，而钟志吾“窜黔回蜀时未有老谱”，咸丰五年（1855）才抄得黔省老谱。基于这些情况，各姓在清代修续谱时，资料来源不一。有老谱的依据老谱，或寻得老谱后，修订已修的谱。如《周谱》依据“旧修于宋淳祐戊申（1248）理宗十七年（1241，戊申为理宗在位的二十四年，有误），重修于明洪武甲寅（1374）十七年（1384，甲寅为洪武七年，有误）”的旧谱而修。《雷谱》也远追雷开宪于元成宗二年（1296）所修族谱。内江《钟谱》嘉庆十年（1805）修，后获得散失黔省老谱，“较原地更为清楚”，咸丰六年（1856）续修时进行了说明。无老谱的凭先辈口授传闻，或记录的零星有关材料，或参考史书、县志记载，甚至搜寻族中明时旧墓旧碑文字修谱。许多族谱在叙述明代或入蜀前宗族中族人事情都有不少口授传闻，有一定文化的有一些文字记录。内江《钟谱》、跳墩坝《张谱》等在记述明代事时，参考了内江县志、《明史》等。《邓谱》对族中先辈“生卒有考庐墓”。跳墩坝《张谱》对入蜀或回籍后修谱情况则说的非常详细：明时族中名宦乡贤“有县志可稽，家乘、修祠记足据”，“兵燹后文献无征”，“爰是据觉悟公碑阴之记，中丞公临难自叙之谱，且更据县中遗志，遍采各祖墓碑”而谱之。对于入蜀和回籍后宗族中族人事情，各姓则按照实际搜集记述或续记谱中。但在缺乏先辈传闻、文字记录，或族人分散，收集材料困难，以及修谱者水平局限，甚至修谱时间比较晚的，谱中有些记载也不准确。内江、威远叶姓为一族，威远《叶谱》修于道光十四年（1834），属入蜀后第五代，但不清楚清初由何省入蜀。而内江《叶谱》在同治年间（1862—1874）编，清楚记载入蜀第二代叶国征生于湖广常德府桃源县，依靠先辈生庚簿准确记录传存，这明确了威远叶姓入蜀来自湖广常德府桃源县。这是我们档案馆研究族谱需要重视的问题，要根据族谱资料来源理性地对待族谱中的史料和价值。

各族谱的体例、内容、形式等诸方面各具风格，也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必须在各自族谱中记述宗族字辈，专门列出“派名”、“字派”、“命名派行”等专篇，或通过“族规”、“祠规”、“凡例”、“例言”、“条规”，明确规定和要求宗族内族人取名遵守字辈，违反者要受到族内的责惩，确保字辈在宗族内的正常使用。如《周谱》、《李谱》等专门列有“派名”篇，《陶谱》有“班次说”等等，族谱“班次可据”。可见字辈在宗族和族谱内的重要性。甚至有的族人死后，在墓碑上还要刻上字辈。如《周谱》就记载周懿墓碑上刻有“讳懿，班次长，字运金”的文字，说明周懿属“长”字辈。不仅如此，如果宗族内字辈出现紊乱或者不明确，还会促进族谱的修续工作。内江《钟谱》说：“迄今传远而生齿日繁，死葬愈多，而班行又紊，不复起而修之，何以承先以裕后，异日椒衍瓜绵，后世子孙必有数典而忘其祖者，是不可不急讲也。”《李谱》称“家谱者，所以记名号而叙班次也，续家谱者，以名号班次之日繁复，从而记叙之也。”还说“所谓名号班次之日繁者，不思有以统系之，则族属散漫，咎将安辞。”因此，当宗族内字辈“紊”、“繁”时，必须修续族谱。

二

字辈，是宗族内规定族人取名统一使用的表明辈（代、世）次用字（偏旁）联缀的成语、对联或诗句。各族谱中对字辈的称谓不统一。称呼“字辈”的有资中《陈谱》；称呼“字派”的有《罗谱》、《马谱》、《王谱》、内江《钟谱》；称呼“班次”的有《朱谱》、《马谱》、内江《钟谱》、《邓谱》、《周谱》；称呼“班行”、“班排”的有内江《钟谱》；称呼“班派”的有《王谱》；称呼“班辈”的有跳墩坝《张谱》；称呼“班位”的有资阳《叶谱》；称呼“辈数”的有染坊坝《张谱》；称呼“派名”的有《周谱》、《李谱》；称呼“派弟”的有内江《钟谱》；称呼“派行”的有简阳河东《钟谱》；称呼“名次”的有简阳城《钟谱》等等。有的同谱内也称谓不一，《马谱》不同称谓有三种，内江《钟谱》不同称谓达五种。这是无规范统一的名称或同谱多修等原因造成的。我国按照字辈取名起源较早，称为“排行”，即“兄弟双名，其上一字或下一字相同”，“单名以偏旁为排行”。《左传》中有长狄兄弟四人，名为侨如、焚如、荣如、简如，“这是排行之始。”汉末的刘琦、刘琮兄弟，三国魏的应璩、应玚兄弟，都是用“玉”作偏旁（《中国文化史词典》浙江古籍出版社）。《李谱》“派名”中说：“命名之谊详于中（申）繻，班次则肇始羲和。成周八士，分伯、仲、叔、季，后世昆季，以一字联缀，谊实本此。秦、汉以来，二名特少，如元方、季方，其仅见也。新莽禁二名，迄于魏、晋，此风少歇。右军、大令父子同派，斯实紊矣。”其中关于命名问题，提及了鲁桓公的嫡长子出生后，曾经问名于大夫申繻的典故（《左传•桓公六年》），但认为“班次则肇始羲和”是不可信的，羲和是神话人物，在屈原《离骚》和《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记载；同时讲了先秦已经有了“以一字联缀”昆季的命名，但在秦至魏、晋间，“二名特少”，有王莽禁止二名的原因。至于认为王羲之和王献之因为“之”字而是同辈“实紊矣”，则是不知道晋至南朝间的人，取名喜用“之”字缀后，父子间也如此，非以字辈取名。

字辈在宗族中维护宗族制度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简阳河东《钟谱》“命名派行”里有一段话，高度概括了字辈的作用。“世系源流，国史赖以序始终，而家乘则赖以序昭穆。乃近世之宗支混淆，昭穆亦因之失序者，果世系之不明与，亦派行之未立故耳。故兹者公同酌定……预派五十六字，……挨行命名。且命名不得犯此五十六字，混淆派行，庶几归于画一。虽错处九州，而行列相符，甫一问名，而即知尊卑，别亲疏也。尚何有昭穆之失序乎？”我们从具体作用讲，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字辈可以明确宗族内世系。宗族内族人通过字辈取名，确保宗族世系清楚明确，“一脉所流班次可据”。字辈未立，世系不明，宗支混淆，昭穆失序，这就关系着宗族制度的维护问题。《李谱》说：我族“子孙蕃衍，有名以辨之，派以统之，则伯霜仲雪，秩序厘然。于以永敦和睦，绵绵延延，传之无穷，不其伟欤！”

其次，字辈可以规范宗族内族人取名。依据字辈取名，使宗族内族人名字具有统一、整齐特点，有规可寻，“归于画一”。同辈间字辈相同，双名的姓名同辈就有两个字相同，单名字辈偏旁相同；不同辈间字辈不相同。

再次，字辈在宗族内可以分辩尊卑。字辈中每字的先后顺序依序反映了宗族内不同的辈次，字辈某字的前一字高一辈，依序前推高两、三、四等辈；某字的后一字低一辈，依序后推低两、三、四等辈。依照字辈取名，可以知道宗族内族人辈份高低。辈份高为尊，辈份低为卑。辈份低的要尊重、尊敬辈份高的，“列以尊卑，纲纪正焉”。在修谱时，字辈还可以对不详的族人依照所属字辈排序。《马谱》中规定：“旧谱有序其名而不详者，为何人之子者，仍依班次序于其后而已，何敢妄加注解。”实际也是按照字辈分辩尊卑。

第四，字辈在宗族内可以区别亲疏。字辈通常是以每一个宗族为单位制订的，同姓之间能够区别不同的宗族。同姓同字辈就同宗族，自然就亲；虽然同姓，但字辈不同，一般就不同宗族，当然就疏。《马谱》“马氏祠规”要求，“凡老谱所未载，来历不清，班排不合，不敢窜入，庶非妄拜汾阳。”以避免乱攀、妄攀而乱宗族。乱攀望族是修谱历史上的通病，虽然经过苏洵、欧阳修等创立族谱编修新方法的冲击，但其风未绝。因而，各族谱中对此都努力杜绝，确难以完全克服。

依靠字辈寻得同宗的事在内江《钟谱》里有记载：邑南“长峰镇钟氏一支，其祖正文公系逃遵义回内江者，与吾祖正良公同属一派弟，不识为兄为弟，亲疏何若耳。先是其祖常言，欲识宗亲，须向破堰寻觅。乾隆年间（1736—1795），其孙成琏、成瑞来访，见有正良公、正乾公字派，不禁跃然曰得之矣！”并于嘉庆四年（1799）合族捐资在破堰桥同修祖祠。这个字辈寻宗事中，同时还反映出一个“同属一派弟”，“亲疏何若”的问题，也就是同宗族同辈也有亲疏之分。同宗同支（派、房）的相对亲，同宗不同支的相对疏。还有同宗内不同支各自制订字辈的情况，又在同宗内支与支之间通过字辈同否区别亲疏。一般辈数越远的越疏，而辈数越近的越亲。这是由于封建宗法制度决定的。以自己上、下四世内计算，即从高祖至玄孙纵向为九族，九族内为亲，出九族相对疏。高祖“高者，言最在上。”玄孙“玄者，言亲属微昧也。”（《尔雅义疏•二•释亲四》）这是从纵向讲的；“父之从父晜弟为从祖父，父之从祖晜弟为族父，族父之子相谓为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谓为亲同姓。”（《尔雅•释亲》）也就是祖父的兄或弟称为从祖父，从祖父的子开始称为族父，族父的子称为族兄弟，而族兄弟的子就已经称为亲同姓了。这从横向表明三代以内不同支的亲疏关系。跳墩坝《张谱》有“谱之远祖则略，近祖则详，以先后之势然也。本支加详，他支从略，以亲疏传闻异也”的修谱原则，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亲疏问题。

三

各姓字辈的形成和来源因宗族发展情况不一，各不相同，但存在着许多共同点。

第一，修续族谱制订字辈，字辈因谱而立。各姓在修续谱时，宗族内必须讨论、议订字辈，形成宗族内族人取名共同遵守的字辈，并且记载于谱中。一是修谱时归纳先辈取名用字形成字辈。其中，先辈取名有可能有字辈，依照字辈取名，或有意识按照字辈原理取名；也可能无字辈，随意取名。这种情况形成的字辈已经是过去的事实。有的族谱是归纳明代及以前的先辈取名，如《李谱》、资中《陈谱》等。《李谱》在第一次修谱时，就上追十二辈，从明代洪武时（1368—1398）的先辈取名开始归纳；有的族谱是从入蜀或回籍时的先辈开始归纳，如简阳河东《钟谱》、《周谱》、《邓谱》等，以入蜀或回籍的先辈为一世祖或入蜀始祖；还有的是从入蜀或回籍以后几代起，如《陶谱》是从回籍以后四世开始归纳的。二是修谱时新议、公议字辈。在归纳先辈取名形成字辈同时，还议定以后数辈字辈。《雷谱》在嘉庆元年（1796）修谱时，从父辈开始议定字辈。跳墩坝《张谱》在同治辛末年（1871）重修时，“前二十代皆无班辈，实望弟与吾议，自二十一辈以后，须遵班辈字样改名，……爰拟二十字载在谱后。”三是续修族谱时续议、改订字辈。续议字辈是在已有字辈外“增议”、“新议”字辈，与已有字辈各自独立；还有是在已有字辈后增补字辈，联系紧密，形成一体。《李谱》在原有二十八字字辈外，又独立“增议派名”十六字。《邓谱》也在已有二十字字辈外，光绪十六年（1890）修谱时，“合族又绪以二十字”字辈。内江、威远叶姓各自修谱时，于原有十字字辈基础上，又在其后续增十字，与原字辈形成完整的二十字字辈。改定字辈是在已有字辈上进行修改，形成新的字辈。最具典型的是简阳河东《钟谱》。道光辛丑年（1841）修谱“排行五十六字”，光绪丁酉年（1897）续谱时又认为“近因本族藩衍，名多雷同，除首句外，各房另拟二十一字，以免命名重复。”因此，原有字辈除首句保留外，完全废除，另外改定新字辈。《罗谱》记载，光绪时（1875—1908）任族长的罗笔峰规定有“万世永昌”为字辈，后增衍为二十字字辈，也形成新字辈；另有“长房萱公派国桢公系及笃之公系，别立‘文章华国’四字为字派。”在二十字字辈使用后，“不能再用，以昭统一而免混淆。”这也是改定和废除字辈的情况。

第二，入蜀前议订的字辈在入蜀后继续使用，新议字辈也来自入蜀前的原籍。《周谱》说：“吾族命名世次，始于南宋，以迄清初，新议班次，来自湖广，支派皆同。”所以，《周谱》中的“历代班次”和“新议班次”都来自入蜀前的原籍。在《朱谱》中也有入蜀前原籍议定的“楚次”字辈，入蜀后第三代使用完。《王谱》道光八年（1828）修谱，记载有“承登子”“三字乃湖广所议之派”。

第三，无族谱规定字辈，宗族内约定字辈遵行。许多姓在入蜀或回籍时没有族谱和字辈，就在宗族内由长辈或有威望、有学问的族长、族人约定、议订字辈，供宗族内族人取名使用。《邓谱》修谱前的字辈是因为清初邓联芳回籍，“鹭序之班未详”，所以，“咸丰壬子（1852）春，有族廷彪、思溥、思彰等倡首竖碑，培补祖茔，宣明班次，庶几云礽之次第可稽，瓜瓞之绵延不绝矣。”在“培补祖茔”同时，也向族人“宣明班次”，约定遵行。内江、威远叶姓皆从入蜀第二代开始约定字辈取名，编修族谱时记载谱内。还有的虽然没有形成字辈，但取名时有字辈用字的约定。《陶谱》中记载回籍第二世有五子，为“之”字辈，三世为单名，五子各自分别以“金”、木、“水”、“火”、“土”偏旁选字为自己儿子取名，第四世就开始统一按照议订字辈取名。

第四，入蜀或回籍后，因为宗族内族人迁徙或散居形成新字辈。许多宗族内族人由于多方面原因，不断迁徙，出现散居，这样就导致同宗字辈不相同情况出现。同宗字辈不同有多种形式。内江、威远《叶谱》记载，内江、威远、资中叶姓入蜀初约定“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字辈，乾隆乙亥年（1855）冬叶国祥迁移威远，修谱时将“官清民自安”改为“家齐业必昌”，并续增“奉先思孝友，诗书继世长。”而内江、资中叶姓依然按原字辈取名，内江叶姓也续增有“世家真有道，裕后必光前。”威远的“家”为第六代，“世”为十九代，而内江的两字分别为十二代，十一代。这样形成同宗因迁徙分处不同地域而字辈变化，甚至出现相同的字辈字辈次混乱。简阳河东《钟谱》“各房另拟”字辈是一种同宗不同房、字辈不同的情况，但它是有意识改定并记载谱内的，有椐可查。乾隆壬子年（1792）马纯程修《马谱》时，回籍后以马纯程以上两代、以下四代共有六代了，九支并散居，他“观前后之名讳，竞有混同，盖因谱未修而派未确也。”于是，“六世以后作六言四句，循字以立派焉。”结果，在六言中概括的取名字辈就有同辈多达八字（偏旁）的，查阅《马谱》中该辈名字，实际还没有概括完。这是同宗无字辈、宗支不同和散居造成的。因而，《马谱》“马氏祠规”告戒族人“凡排行同班一字，多拟数字则亲而反疏，决不妄改。”避免同辈多字辈。

四

各谱字辈在形式上有一定的要求和原则，一般按照辈次先后依序联缀成句、对联或诗句。内江《钟谱》认为“族中班排字样，或单或双，古颇不拘”。从字辈句数上讲，二句至数句不等，多为偶句，尤以四句为多。在各谱中，两句的有《朱谱》“楚次”；四句的有《朱谱》“川续”、《罗谱》、《马谱》“四句”、《邓谱》、跳墩坝和染坊坝《张谱》、简阳城《钟谱》、简阳河东《钟谱》“分房续”、《雷谱》、资中《陈谱》、《李谱》“增议”、《陶谱》“二十字”、《周谱》、威远和内江《叶谱》字辈；八句的有简阳河东《钟谱》、《王谱》、安岳《陈谱》、《陶谱》“四十字”、《周谱》“新议”字辈。从字数上来看，每句四字（言）至数字。四字句的有《王谱》、《李谱》字辈；五字句的有《周谱》、《朱谱》、《罗谱》、《邓谱》、《陶谱》、威远和内江《叶谱》、《雷谱》、跳墩坝《张谱》、简阳城《钟谱》字辈；六字句的《马谱》、安岳《陈谱》字辈；七字句的有资中《陈谱》、简阳河东《钟谱》、染坊坝《张谱》字辈。此外，也有一句或者七句的。《罗谱》“万世永昌”、“文章华国”为一句字辈，《李谱》原字辈就为七句。更有联缀不能成句的。《马谱》六世字辈属于罗列式的，第一世为“东、火、天、氵、王、龙”，第二世为“传”，第三世为“纯”，第四世为“家、文、广、言、车、正、振、心”，第五世为“德、再、佑”，第六世为“麟、国、兴”等字和偏旁，同辈多字和偏旁，不能成句。《王谱》的“承登子”也不能成句。各谱字辈的总字数都达二十字以上，其中三十字以上的达八姓，四十字以上达五姓，尤其以《周谱》六十字为最多，次为简阳河东《钟谱》五十六字。我们不妨将《周谱》字辈录于文中：“历代班次”是“士梦以思可，友文志永兴，庭奉朝承嘉，尚正大益长。”“新议班次”是“荣先维继述，裕后乐英贤，秩序本天定，彝伦在人全，谟烈由今绍，奕叶普相传，家乘恪遵守，祥发永绵长。”从字辈形成过程和字数多的情况不难说明：一是各姓在修谱时，喜欢续订或新议字辈，不断追求寓意完美；二是字辈崇尚多字，反映了修谱者希望宗族人丁兴旺、永远发达的一种理想意愿。马纯程在修《马谱》时还说：“苟四句话竭之后，有能承其志者，择其无重复者而继续之，庶几谱牒无蒙，字派不尽。是殆予之厚望也夫！”一个修谱者希望“谱牒无蒙，字派不尽”的殷殷之情跃然谱上。从各谱使用字辈字数看，在整个清代二百六十余年中，一般使用了十字左右，因此，各谱字辈如果在清代后继续使用，至少还要使用二百至四百年了。

字辈在用字方面非常考究，形成许多鲜明的特色。一是努力追求美好寓意，多选择吉祥兴旺、隆大昌盛、光宗耀祖、福禄寿长、忠孝仁义、诗书儒林、国家朝廷、文武安邦等等含义的文字，组成有寓意的句子。如《马谱》“四句”字辈：“朝廷重用贤良，忠孝发为文章。厚德信能载福，盛名宜绍前光。”染坊坝《张谱》字辈：“廷乾可志宀凤金，士毓文昌作国臣。永耀邦家光祖德，诗书继世翼儒林。”《李谱》“增议”字辈：“纲常克定，明庭增光，孝敬和顺，贞吉安康”等。二是四句以上字辈多数类似诗句，有的就是一首诗，有平仄和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因此，选字除考虑寓意外，还注意音韵和对仗。如跳墩坝《张谱》同治辛未年（1871）议定字辈：“仁义传先圣，忠烈仰前光。孝友能时守，世代自绵长”等。三是选择偏旁代字，这是许多族谱字辈采用的，是一种重要的选字方法。《马谱》六世字辈中偏旁占有较大比例，染坊坝《张谱》字辈句“廷乾可志宀凤金”中的“宀”、“金”，《李谱》字辈句“守金思大，朝世之时，希木芳应”中的“金”、“之”、“木”都是偏旁。四是字辈用字避讳。清代避讳非常严格，字辈用字是不能犯讳的。这里讲的是宗族避讳。宗族内因为某方面原因，忌讳某字，就需要避讳，在字辈用字中也自然不用避讳字。如《王谱》字辈句“善显名扬”，“原议作‘善德名扬’，以‘德’字为吾族所共讳，因易之。”五是字辈用字在字辈内不得重复，避免辈次混乱。《马谱》就强调，在字辈用完后“择其无重复者而继续之”。但个别谱中也出现相同字的情况，《李谱》字辈“守金思大，朝世之时，希木芳应，先木果茂，正学文兴，木子洪昌，万代永登。”其中就有三个重复的“木”字。六是字辈中同辈选择多字。如《邓谱》字辈“文、国廷思君宠”句，“文、国”同辈。简阳城《钟谱》字辈“文、开道仁鸿昌”句，“文、开”也是同辈。《马谱》六世字辈也属同辈选择多字。这些是一种字辈中同辈选择多字的情况。特殊的同辈选择多字要数简阳河东《钟谱》“分房续”字辈。族内分为“瑅公派”、“琮公派”、“环公派”、“珘公派”、“珑公派”、“瑸公派”共六派，每派各立字辈，除第一句相同外，其他三句二十一字每派各不相同，即同辈选择了六个不同的字，但六个不同的字却偏旁相同。如“瑅公派”是“上曰佳人世廷永生，培树时煊守福循。敏伦详继思贞润，康逢邦国铨岳珍。”“琮公派”是“上曰佳人世廷永生，增楷昭炘安祥行。政伯谦维憲贡泽，度进邠因铭岑珣。”各派“以土、木、日、火、宀、示、彳、文、亻、言、纟、心、贝、水、广、辶、阝、囗、金、山、玉等各偏旁”相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培”、“增”虽然字不同，偏旁相同，凡是字辈字偏旁相同，在族内就是同辈兄弟。这是多种字辈中同辈选择多字的情况。七是为使字辈成句有寓意或成词，字辈中选取与实际取名不一致的字。《王谱》字辈第一句“王国文武”，“王”字辈的实际取名是单名“亻”偏旁，如王仙、王作、王仪兄弟。可能一方面是为组成“王国”一词，二方面是表示“王”姓。《朱谱》的“枝南希世永”句中，“枝”字辈的实际取名用字是“毓”字，也应是求“枝南”寓意。八是概括先辈字辈用字寓意性相对弱些，有意识新订字辈用字寓意性相对更强。正如《罗谱》所言：先辈取名用字“悉成过去，礼无追改，不能变更”。新订字辈是供现在和将来使用，用字具有选择性，寓意性就更强。如《雷谱》字辈：“汉扬洪山三，仁义礼智信。培德家声远，忠孝能定国。”第一句寓意性就弱。染坊坝《张谱》字辈等也是这种情况。此外，还有字辈用字未确定而入谱的情况。《王谱》字辈有三种，一种大约在咸丰（1851—1861）以前拟定，二种是咸丰初期对第三、四句“因易之一生孝友十六字，乃成武公所议，然尚未妥，以待酌拟可也。”三种是“为康之作。”因而，一、二种三、四句不一样，一、二种与三种二、三、四句不一样，属于用字未确定。《陶谱》也是两种字辈未确定，康熙四十五年（1706）“吾宗字派自四世起，原定为四十字”，嘉庆至同治（1816—1869）年间“七世祖绍绪公所拟字派为二十字”，两种字辈都在使用，所以，修谱的陶诗炎建议：“余意‘世’字以下，统归一派为宜。若以祖先所定，世守不渝，则当专依一派，勿致混乱”。

各姓为使本宗族字辈寓意完美尽善，都精心拟制字辈，有的还请当地名人代拟，表现出很高水平。一般在选用成句、古代诗词和典故，表达良好愿望外，还有的寓意是叙述宗族历史或发展内容。内江《叶谱》“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字辈句出自《警世通言》中。有的词语、句意出自《诗经》等，如《邓谱》字辈句“贻谋怀燕翼”，简阳河东《钟谱》字辈句“奕代渊源绳祖武”，《朱谱》“川续”字辈句“祖武克延雍”中的绳祖武、祖武等就出自《诗经》里。《罗谱》字辈“万世永昌大，孝友必贤良。善庆存诗训，养正绍书香”中，“善庆”为罗氏善庆祠名，“诗训”指罗氏“世传远祖”元末期入蜀，令子孙“散处各邑”避难，“当时，曾口授七律诗一首，叙明源流，以为乱平复合之证”，“养正”指罗氏兴办的养正学堂。跳墩坝《张谱》字辈句“仁义传先圣，忠烈仰前光。”其中“忠烈”指张氏十二世伯祖明安庐巡抚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张亮谥“忠烈”事，《明史》中有记载。《邓谱》字辈句“东汉勋猷显，南阳世德长”中，显扬邓氏先辈邓禹在东汉扶助光武帝刘秀的显赫功勋，邓禹曾任大司徒，封酂侯，后改封高密侯，“南阳”指邓禹是南阳新野人。《朱谱》“川续”字辈的“枝南希世永，祖武克延雍，协典辉麟凤，云扬继我宗。”是内江名人“赐进士出身原任山东武定府知府河工议叙道”王果“拜撰”的。简阳河东《钟谱》“分房续”字辈也值得称赞，非常巧妙，充分利用汉字偏旁的特点，将分房不同字辈联系起来，达到“虽分而犹合”目的。

五

字辈确定以后，宗族内族人取名必须严格遵守，正确使用。如果不正确使用，宗族内要进行一定惩罚。跳墩坝《张谱》规定“自二十一辈起，以后须遵班辈字样改名”。《罗谱》说“族众规定以后改名必须将字派置于姓与名之间，以归划一，其有不合此规定者，由祠中为之改正，交房长通知本人遵改，务希注意为幸。”《马谱》“马氏祠规”也讲“前订六言四句班次尚未改完，后添丁者仍照前循序立派，永远遵行。但派字当安在上一字，万不可颠倒，后若颠倒者，各支族长责惩之。”内江钟姓分派订字辈，要求“分派之后，各房俱照字样改名，不得任意妄改，以致房数混乱。”简阳河东《钟谱》也要求对“预派五十六字”“世世依定上、下，挨行命名。且命名不得犯此五十六字，混淆派行，庶几归于画一。”这些要求和规定都提出了正确使用字辈的方法。

第一，在使用字辈取名时，字辈字在名中有规定位置。宗族内族人取名，在严格遵守字辈同时，字辈字放置名中的位置必须正确，不能颠倒。简阳河东《钟谱》字辈每一字标明了“上”或“下”。如第一句是“上下曰上佳上世上廷上永上生下”，其中“上”或“下”表示字辈字在名中的位置。简阳城《钟谱》字辈也有标明。有的字辈虽然没有标明“上”或“下”，但宗族内也有约定。“上”就是字辈在双名第一字，“置于姓与名之间”，如《罗谱》“世庆”、“世文”兄弟，这是最普遍的位置。“下”就是字辈在双名第二字，如简阳河东《钟谱》的“成上”、“寅上”、“信上”、“明上”兄弟。在有的谱中，也出现用错位置的情况。《王谱》字辈“昌”应为“上”，谱中同辈有“忠昌”、“应昌”、“汝昌”、“果昌”兄弟，位置变为“下”。

第二，字辈字是偏旁的情况比较复杂，运用要准确。字辈字是偏旁的多是单名使用，这是字辈使用中比较复杂而重要的一部分。有的字辈字是不成字的偏旁，非常明确，如染坊坝《张谱》字辈的“宀”，是运用带“宀”的字表示字辈，同辈有“张宽”、“张宦”、“张密”、“张容”等等，《马谱》“六言”字辈许多也是非常明确的偏旁。而有的偏旁是成字的。再如染坊坝《张谱》字辈的“金”，不是直接使用该字，是作为偏旁使用，同辈有“张錺”、“张锟”等等。更特别的是《李谱》字辈的“之”，也不是运用该字，而是取有“廴”、“辶”旁的字，同辈有“李进”、“李逵”、“李筵”、“李廷”、“李延”等等。

第三，字辈字不是取名用字，而是表示单名。《邓谱》字辈“联仕芝单单名宏”句的“单”，标明“单名”，不是取名用字，是指该辈系单名，同辈有“邓珪”、“邓珩”、“邓玠”、“邓珣”兄弟，实际是使用有“玉”旁的字。

第四，运用字辈字同音或近形字取名。如《邓谱》“芝”字，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邓仕华”墓碑上，刻有“男之茂、-贤、-奇、-成、-林”，在取名中表示字辈的字用“之”，与字辈字“芝”不合，但是同音和近形字。

第五，不符合字辈的取名，必须进行更改。宗族内族人取名必须符合字辈，这是许多谱中所强调的。但因为某些原因，有的宗族内族人取名也有不符合字辈的情况，在修谱或族内集会时，要给以更改和注明，以求符合字辈。跳墩坝《张谱》规定“自二十一辈起”，按照“仁义传先圣”等字辈改名，在二十二辈中已经有族人取名为“诚”、“注”、“读”等的，修谱时就分别改名为“尚义”、“本义”、“正义”，以符合字辈“义”字，还在谱中注明。

邓禹家族范文篇4

[关键词]东汉皇帝宗庙礼制同堂异室七庙

自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在传承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理论，并大量吸收秦汉以来诸子学说而形成的新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当时社会主导思潮。元帝永光年间，依据儒家经典，对西汉初期确立的与周礼不合的皇帝宗庙制度进行了变革。虽然两汉之际因为朝代的更嬗引发了社会的巨大变动，但是，由于东汉统治阶层秉承西汉中、后期尊崇儒学的传统，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观。作为西汉王朝法统上的继承者，东汉建国伊始，沿袭西汉中、后期确立的“一祖二宗四亲庙”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43）宗庙礼议后，由于受政治、思想领域中诸多因素的影响，东汉皇帝宗庙制度逐渐发生了一系列背离儒家礼论的变化：变以往每帝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东汉诸帝（除殇、冲、质、灵四帝外）庙皆因谥以“祖”、“宗”庙号而世世不毁，宗庙毁庙制度废而不行。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重新实行皇帝宗庙毁庙礼制。由于史书记载的歧异、疏略，因而，历代学者在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后确定的四亲庙、同堂异室庙制出现原因、蔡邕奏立实行的七庙制度等问题上往往各执一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试图在借鉴前人有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对东汉一代皇帝宗庙礼制具体形态，及其在不同时期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进行粗略的探讨。一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与“四亲庙”问题王莽新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割据势力利用当时人心追念汉德的思潮，或拥立刘氏宗室为主，或立西汉帝庙以为号召。刘秀为了获取舆论、道义上的优势，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自称是西汉高帝九世孙。东汉自建国伊始，就以西汉王朝法统上的继承者作为立国的基本国策。加之当时统治集团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深受儒学的熏染。因此，东汉遵循儒家典籍记载的周代礼制，以及西汉元帝永光年间宗庙改制后逐渐形成的皇帝七庙制度定制。光武帝将为亲生高祖父以下所立四世祖先庙纳入皇帝宗庙系统中，而置西汉皇帝大宗于不顾。由于西汉中、后期以后，儒家思想已经逐渐成为社会正统思想，以遵循儒家经典记载的周礼相标榜，秉持以尊祖、敬宗为核心内容的宗法伦理原则的士大夫阶层，难以容忍皇帝对传统礼制的漠视与践踏，遂有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事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否应以西汉四帝庙代替光武帝高祖父以下四庙，是此次宗庙礼议发生的原因所在，但其实质，却是当时“君统”与“宗统”、情与礼的矛盾与冲突的具体体现。由于史书在此次礼议涉及的四亲庙指代问题上的记载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结合两汉时期关于皇帝世数的观念，对此问题略加分析。建武元年，东汉在洛阳立庙，祭祀西汉高、文、武三帝，以明正朔所在。次年，汉军进占长安，邓禹“修礼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诣洛阳。”[1](p.604)因为当时与各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尚在继续，东汉王朝暂时无遑“制礼作乐”，于是采取权制，“乃合高祖以下至平帝为一庙，藏十一帝主于其中。”[1](p.27)随着东汉政权逐渐巩固，一统天下已是指日可待。自然应依据礼经的记载，恢复、健全各项象征皇帝统治源出神授的礼制，重建因战乱而遭到破坏的社会礼治秩序。而恢复、实行西汉中、后期确立的“天子七庙”制度，则是体现东汉政权作为西汉王朝政治继承者基本国策的重要举措。既然洛阳已经有西汉高帝、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三座不迁毁的“祖”、“宗”庙，那么，再建高祖父以下四座随亲尽而依次迁毁的祖庙，就可与儒家经典中记载的周礼及西汉之制相吻合。出于这种考虑，建武三年，光武帝在洛阳立四亲庙，祭祀亲生高祖父刘买以下四世祖先。这样，从庙数上来说，东汉庙制与古礼及西汉制度虽然并无不符之处，但是，光武帝承统西汉皇帝大宗而崇祀本生私亲的举措却违背了宗法原则。因为，按照宗法原则，宗族大宗的血缘统系不可以中绝。如果大宗统系中绝，则应选择同宗族中血缘关系未尽之支子承嗣“宗统”。承嗣者应虔敬于所承大宗，对其私亲（如亲生父、母及其他直系祖先）所执之礼则相应有所减损。尽管现在难以从传世文献中钩稽出自建武三年至十九年庙议前，尊奉礼教的士大夫阶层对光武帝这种违礼之举有无异议的史实，但是不难推测，这种异议事实上是存在的，并且可能还有愈演愈烈之趋势，以至于光武帝不得不通过廷议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谙习礼制尤其是西汉典章制度的张纯认为，既然光武帝已经确认西汉皇室正统地位，那么，应以西汉四帝庙为四亲庙，代替光武帝亲生高祖父以下四庙。由于刘秀本人受儒学思想浸润较深，所以，他接受了张纯等人的建议。同时，光武帝也采取折中举措以兼顾情、礼：西汉大宗四帝中，只有元帝在洛阳宗庙中受祭，而成、哀、平三帝则在位于西汉故都长安原高庙中，由有关官吏代表皇帝进行祭祀，待亲尽后依次迁毁。此次宗庙礼议虽因光武帝抑情从礼而得以妥善解决，但是问题在于，因有关文献记载歧异，导致后世在当时所立四帝庙的指代问题上莫衷一是。西晋司马彪记载曰：“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庙，代今亲庙。”[2](p.3193)司马彪实际上是以元、成、哀、平四帝作为光武帝的高、曾、祖、父四世祖先。南朝宋范晔则记载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亲庙，”[1](p.1194)哀、平二帝既为兄弟同辈，四世自然应向上追溯至宣帝。但是他记载的“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1](p.70)却又难免使人感到前后淆乱。既然已经以宣帝以下五帝庙为光武帝四世祖先庙，又为何在宗庙中加祠昭帝呢？范晔对此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清代学者钱大昕依据司马彪的记载，认为范晔此处记载有误。[3](p.237)王先谦则依据范晔的记载，认为司马彪的记载有不实之处。[4](p.1)通过对两汉魏晋时关于皇帝世数，尤其是对相继即位为君的兄弟世次观念的前后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分析表明，司马彪的记载似符合史实。司马氏、范氏记载之所以存在歧异，则是受兄弟相继为君究竟是同世还是异世观念影响所致。稽诸《史记》、《汉书》中关于皇帝世数的有关记载，至少在两汉时期是按照皇帝即位的先后次序来计算其世数的。“从禹至桀十七世。……从汤至纣二十九世”。[5](p.494、500)《史记·殷本纪》记载的自汤至辛三十王中，依据兄弟同世计算，商王世数应为十七世，而不应该是司马迁所记载的“二十九世”，“二十九世”说可能是司马迁依据父子、兄弟皆为异世观念进行计算而得出的结论。西汉元帝时，翼奉曰：“今汉初取天下，……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解释说：“吕后为主，不得为世，故八世九主矣。”[6](pp.3177-3178)西汉自高帝至元帝恰有高、惠、文、景、武、昭、宣、元八帝，翼奉、如淳“八世”之说盖本于此，“八世”之说也反映出当时以相继即位为君的兄弟为异世而非同世的观念。东汉、三国时期，视兄弟相继为君为异世的观念仍有存留。东汉蔡邕曰：“昔……国享十有一世，……世祖复帝祚，……享一十一世，”[7](p.899)如果以相继为君的兄弟为同世的话，那么自光武帝至汉献帝，共计八世十三帝。而如以兄弟为异世，则除被废黜的少帝外，自光武帝至灵帝恰为十一帝，与蔡邕所说“十一世”相吻合。从西晋惠帝卒后，迁毁本是其亲未尽的六世祖豫章府君庙事，可以推测，征西府君庙已经因司马炎庙列入宗庙庙数中而被迁毁了。这表明，西晋时确实以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为异世。因而，自两汉至东晋初期，曾依王（或皇帝）在位的先后次序计算其宗庙世数，不仅父子为异世，兄弟相继也为异世。建武十九年立大宗“四世”之庙，无疑应立元、成、哀、平四帝庙。尽管哀、平二帝为兄弟，似乎不宜为二世，但在古代极重家族宗法统绪背景下，许多在后世看来或许是荒诞不经的事情，当时却因受正统观念支配而被虔诚地实行着。范晔之所以忽而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为“四亲庙”，忽而又加昭帝庙的原因，大概在于受西汉末年刘歆以及东晋初年贺循的有关论述影响所致。当时已经沿用东晋初期贺循“兄弟旁亲，同为一世”[8](p.1828)说，改变了自先秦迄东晋初期以相继为帝的兄弟为异世的旧制。范晔以元、成、哀、平四帝为三世。为凑足四世庙数，不得不上溯至宣帝。由于光武帝追谥宣帝“中宗”庙号，依据刘歆之说，宣帝庙不应在随“亲尽”而迁毁的庙列中。这样，“四亲庙”庙数出现空缺，为凑足四庙数，范晔可能进而上溯至昭帝，由此导致范晔的有关记载也前后抵牾。二“同堂异室”庙制的形成从文献有关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至少在秦至西汉时期，每个王（或皇帝）都单独立有宗庙，在宗庙建筑形制上实行的是每王（帝）异庙的制度。①东汉在沿袭古礼以及西汉皇帝七庙制度的同时，改变传统的为去世的王（或皇帝）单独立庙的成法，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导致东汉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制度的原因是什么？历来学者虽然对此问题多有阐述，但似乎皆过于注重特定历史条件下、具体历史阶段中某些因素的影响，忽视了诸多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影响强弱程度的变化。“同堂异室”宗庙建筑形制出现于东汉光武帝时，定制于明、章时期。建武元年，光武帝在洛阳立一庙，祭祀西汉高、文、武三帝，次年在该庙中合祭西汉高帝以下诸帝。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后，又在太庙（“高庙”）中合祭高、文、武、宣、元五帝，并沿袭以为定制，不复改作，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的雏形开始出现。光武帝卒后，因为有中兴汉室的功德，明帝为其特立一庙，谥曰世祖庙。这样，洛阳就有两所皇室宗庙，一是祭祀西汉五帝的“高庙”，一是祭祀光武帝的“世祖庙”。永平十八年（75），明帝卒，遗诏毋特修造寝庙，藏其神主于世祖庙更衣别室，并且规定：“敢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1](p.124)章帝去世前，亦遗令藏其神主于世祖庙。此后东汉历代诸帝皆承而不违，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于是形成，并为后世历代王朝相沿用。虽然西晋武帝泰始二年（266）、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皆曾经有恢复周礼，实行每帝异庙制度的议论，但是都未曾付诸实施。其对后世皇帝宗庙制度产生的深刻影响由此亦可见一般。东汉初期既然在洛阳立高庙，合祭西汉五帝。作为刘氏后裔，将世祖及以后历代皇帝神主纳于高庙中序昭穆、享祭祀，属于合乎情理的举措。但明帝为光武帝单独立世祖庙，随后诸帝又皆立神主于世祖庙，却似乎隐隐含有与西汉帝系截然有别的蕴

意。因此，此举亦被后世视为违礼之举而加以掊击：“永平所立世祖庙，又与高庙异处，无复昭穆之序。……其渎乱不经，未有如是之甚者。”[9](p.39)导致东汉骤然变革往制的原因是什么呢？东汉蔡邕首先从“遵俭”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孝明立世祖庙，……后嗣遵俭，不复改立，皆藏主其中。”[2](p.3196)但细思其说，不免有牵强之嫌。如果说东汉肇建之际，因军国事繁、财力匮乏而事事从俭，那么，经过建武、永平将近40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已经初步摆脱两汉之际因战乱导致的残破局面，摹拟古礼釐定庙制亦非难事。单纯将“同堂异室”庙制的出现与“遵俭”联系起来，很难圆成其说。顾炎武则从东汉时期陵、庙关系的演变角度对此问题加以阐释：“后汉……上陵之礼始兴。……故陵之崇，庙之杀也。”[10]近人杨宽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详细加以论证。[11]上述二说无疑对探讨东汉时期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问题有所裨益，但其将通过归纳某一阶段现象而得出的观点用于诠释动态的、整体的社会历史的方法却似有不妥，促使东汉一代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的因素在东汉一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许不尽相同。东汉建国初期之所以权立一庙，可能与当时大乱甫定、财政衰竭有关，其时即便欲有所兴作，可能也无力实现。明帝特立世祖庙，已经隐含有沿袭光武帝成制并以此突出褒崇光武帝的意图。或许出于“遵俭”心理及受当时盛行的陵祭习俗因素的影响，明帝将宗庙“同堂异室”建构制度化。章帝以后历代诸帝沿用此制，除了受上述因素影响外，两汉时期标榜的“孝”观念也是一重要因素。皇帝在“孝”观念的压力下，只能主动或被动的沿袭祖宗遗制，不便轻易对之加以改正。三蔡邕“宗庙迭毁议”与对东汉末年皇帝庙制的蠡测东汉光武、明、章时，由于皇帝精明有为，统治尚称清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自和帝以降，皇帝或年少无知，或昏庸无为，政权为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统治逐渐混乱，礼法败坏，各种矛盾渐趋激化，最终导致东汉政权处于分崩离析，名存实亡的境况。依据古礼对以往违礼的诸制度进行变革，重新构建受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礼治秩序，成为当时希冀借此延续东汉政权寿命、稳定社会秩序的统治阶层，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共识。变革自东汉明帝以来逐渐背离古礼以及祖宗旧制的皇帝宗庙制度，就是此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东汉时，受祭于洛阳高庙的西汉高、文、武、宣、元五帝世世不毁。至献帝时，除殇、冲、质、灵四帝庙外，其余东汉诸帝庙皆因有“祖”、“宗”庙号，世世不毁，皇帝宗庙毁庙礼制实际上已经废弃不行。至灵帝时，皇帝宗庙庙数竟达十二庙之多，这不仅已经远远超出了儒家礼经“七庙”的规定，而且滥用“祖”、“宗”谥号也无以体现尊崇祖先功德的用意。在蔡邕等人倡议下，于献帝初平元年（190）依礼轨范皇帝宗庙制度。蔡邕撰奏的“宗庙迭毁议”完整地反映了此次宗庙改制的基本思想。或许受转抄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诸文献关于蔡邕奏议中涉及东汉“七庙”问题的记载竟多有不同，由此导致后人往往因依据不同的文献记载而得出互相歧异的结论。为釐清此一疑案，此处拟将诸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先行简要胪列，然后结合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以考究其实。司马彪曰：“初平中，……以和帝以下，……不应为宗，……皆奏毁之。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2](p.3197)袁宏曰：“元帝今于庙九世，非宗，亲尽宜毁。……孝安、孝桓在昭，孝和、孝灵在穆，四时常陈。孝和以下，穆宗……之号，皆宜省去，”[12](p.742)范晔曰：“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皆请除尊号。”[1](p.370)刘昭注曰：“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为宗不毁。……光武皇帝受命中兴，庙称世祖。孝明皇帝……庙称显宗，孝章皇帝……庙称肃宗，比方前世，得礼之宜。……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2](p.3199)严可均辑录曰：“元帝于今朝九世，……亲尽宜毁。……孝章皇帝、孝安皇帝、孝桓皇帝亲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顺皇帝、孝灵皇帝亲在三穆。庙亲未尽，四时常陈。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7](p.871)上述文献记载多提到元帝庙已经亲尽应毁，这表明，献帝时，西汉成、哀、平三帝庙已经因世次递进亲尽被迁毁，而同样应被迁毁的元帝庙却存而未毁。由此可见，东汉初期虽然曾依据古礼以及西汉庙制，实行过皇帝宗庙毁庙制度。但或许受西汉刘歆有“祖”、“宗”庙号皇帝庙不在“七庙”中学说之影响，在将世次等同或低于光武帝的成、哀、平三帝庙陆续迁毁后，就废而不行了。这也反映出东汉初期实行的宗庙毁庙之制与以往传统制度并不相符。尽管上述诸文献都反复提及迁毁和、安、顺、桓四帝庙，但并不是指当时立即迁毁其庙，而是指取消其庙号，将其列为随亲尽而迁毁的宗庙，亲未尽时不毁。[13](p.200)考虑到当时尚以相继为帝的兄弟为异世，四近帝庙应是指安、顺、桓、灵四帝庙，而不是指光武、明、章、灵四帝庙。②从司马彪的记载来看，蔡邕所说的“七庙”似乎应是指西汉高帝（太祖）庙、文帝（太宗）庙、武帝（世宗）庙与献帝高、曾、祖、父四世亲庙。就宗法行辈而言，袁宏记载的四帝恰恰是献帝的高、曾、祖、父，符合四亲庙之数。严可均辑文以章、安、桓三帝为三昭，和、顺、灵三帝为三穆。但就宗法行辈而言，章帝是献帝的五世祖，已经越出了四世亲尽的范围。况且，这份文献也没有明确记载太祖庙究竟是指西汉高帝庙，还是指东汉光武帝世祖庙。因此，由于文献记载的歧异、阙略，导致后人在当时确立的七庙问题上众说纷纭，难以定论。研究者或许囿于上述文献“七庙”的记载，为求与此数目相符，主张七庙是指东汉光武、明、章、和、顺、桓、灵七帝庙，不包括西汉三帝（一祖二宗）在内。[14](p303)此说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为什么将上述文献皆提到的安帝庙排除于四亲庙外？两汉三国西晋时期或许以相继为帝的兄弟为异世之观念暂且毋论，即便以兄弟为同世，对献帝而言，安帝血缘关系也较和帝为近，就宗法行辈而言，安帝是献帝的曾祖，如果将其排除于四亲庙外，恐未必妥当。此外，持此说者似乎还忽略了上述文献记载反映的一个重要史实，诸文献虽然对迁毁西汉元帝宗庙一事皆有记载，但并未记载一并迁毁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的西汉高、文、武、宣四帝庙，这意味着，献帝时上述四帝庙仍被列为世世不毁之庙。如果“七庙”仅指东汉七帝庙，那么，又如何解释西汉四帝庙存而不毁的事实呢？如果将西汉四帝庙排除于皇帝宗庙系统外，那么，蔡邕提及殷祭时祭祀因亲尽而已迁毁的西汉惠、景、昭、成、哀、平诸帝意义又何在？“高庙”作为庙号，其指代具有专一性，这与东汉“世祖庙”只能是指光武帝庙相同。两汉时期，“高庙”只能是西汉高帝刘邦庙专有庙号，不能与“世祖庙”名称相混淆。娴习礼制的蔡邕不可能将西汉四帝庙排除于皇帝宗庙系统外，同样，有“祖”、“宗”庙号的东汉光武、明、章三帝庙因“得礼之宜”，其庙亦世世不毁。显然，东汉末年虽然仿照周礼，实行七庙制度，但皇帝宗庙庙数并不限于文献记载的“七庙”，而应为十一庙。西汉高帝庙为太祖庙，文、武、宣、光武、明、章诸有“祖”、“宗”庙号之帝庙并为世世不毁之庙，安、顺、桓、灵四帝庙为“亲庙”，四时与祭，亲尽迭毁。尽管这一蠡测与儒家礼书及诸文献记载颇有差异，但是如果对西汉中、后期及王莽新朝庙制略加回顾，不难看出，这基本是沿袭西汉元帝以后，包括王新以及东汉建国初期的有关制度，其中或许还有西汉时尚屡屡被提及的“五庙”说以及刘歆学说的痕迹。所谓十一庙，实际仍是在“五庙”基础上，增加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且世世不毁的六庙而成。由于西汉中、后期以后，儒家思想正统独尊地位的逐渐确立，由于东汉建国初期就以西汉法统的继承者作为基本国策，因此，东汉自建国至建武十九年前，基本遵循儒家典籍有关记载，沿袭西汉中、后期确立的皇帝宗庙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东汉皇帝宗庙制度逐渐出现了背离古礼和西汉制度的迹象。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才重新恢复宗庙毁庙礼制。由此也可以看出，尽管传统礼制对东汉皇帝宗庙礼制的影响仍相当巨大，但社会现实诸因素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师古与适时双重因素的交互影响，导致东汉一代皇帝宗庙礼制时常处于一种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

邓禹家族范文篇5

【关键词】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群体结构/发展水平

【正文】

商品生产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指"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卷第381页。）。商品生产有不同的历史形态，有不同的门类分工和数量特征。秦汉时期，虽然自然经济在总体上占有强大的地位，但商品经济也有明显的发展。这方面，学界研究较多，且取得了丰硕成果（注：如，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封建地主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但在农业领域中的商品生产，目前仍缺乏系统的专文论述。本文拟就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经营特点及其发展水平问题做些初步探讨。

一、专业户的兴起与商品化生产

专业户是指在农村中以较多资金和人力经营某项专业生产的农户。通常情况下，专业户的项目收入应超过全部收入的60%。专业户一般都有较高的技术，并且有较强的经营能力，能够为市场提供较多的商品。

战国时期专业农户已展现端倪。到了汉代，随着社会分工的拓展、生产力的提高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专门化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时，专业农户所涉及的门类较多，《史记》（注：中华书局1959年本第3272页，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卷129《货殖列传》载：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陈、夏千树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zhī＠②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司马迁这段话，学术界多有引证，使用率极高。从中说明，秦汉时期，已出现了专业化的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园圃业等，且都是以赢利为目的大规模的农场式经营。这些大型专业户所经营的生产项目规模很大，各具特色。下面让我们根据文献记载，就其典型事例做些具体的陈列。

畜牧专业户商品生产。汉代西北地区，除大量官营畜牧业外，还有民间的私营畜牧业。随着畜牧业基地的扩大，畜牧业普遍发展，当时有些地方涌现了以畜牧业经营为主的个体专业大户。例如：

乌氏倮畜牧，乃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0页。）。

班壹避坠于楼烦，致马牛羊数群……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注：《汉书》卷100《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本第4198页，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

（桥姚乘官府斥开边塞之机，恣其畜牧）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80页。）。

卜式者，河南人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传》第2624页。）。

（马援）因地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注：《后汉书》卷24《马援传》中华书局1962年本，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

专业渔户的商品生产。秦汉时期，在我国的东南沿海、江南、巴蜀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其它地域，渔业资源亦较丰富。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当时除官营之外，民间养殖、捕捞及贩卖鱼类的专业户渐为常见。例如：

"水居千石鱼陂"。注引《正义》曰："言波泽养鱼，一岁收得千石鱼卖也"（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2页。）。

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7页。）。

（建武三年）寇恩"为候粟君载鱼之得卖"，一次即"载鱼五千头"（注：《"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林业专业户的商品生产。秦汉之时，在西北、关中、巴蜀及江南等广大地区，有许多自然林、竹木密茂，汉时，人工造林较为盛行。随着林木采伐与种植的日益增多，其中商品性经营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汉代，有些人专门从事竹木的商品性生产与经销活动。如据记载：

江南之楠梓、竹箭……待商而通（注：《盐铁论·本议》，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页。）。

今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处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diāo＠③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至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注：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见《后汉书》卷49《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1636页。）。

园圃专业商品生产。春秋战国时期，树果、种蔬等园圃生产已渐趋普遍。迄至秦汉，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园圃业的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了不少的专业户。例如：

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注：《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第2017页。）。

《襄阳记》载：李衡遣客十人在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吴未，"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注：《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注引，中华书局1959年本第1156页。）。

汉代专业农户的商品生产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一）是规模大，数量多。上文司马迁论及的专业户都以"千"计，有"千足"、"千石"、"千章"、"千树"、"千亩""千畦"。"千足彘"是养250头猪，"牧马二百蹄"是养50匹马，"牛蹄角千"是约养167头牛。其实，司马迁所谓"千"仅是一个约数，言其数目之大，在实际生活中的大专业经营者则往往大大甚于"千"。这些专业户的经济效益也很好。假若马一匹的价格为’7000钱，牛一头为3000钱，羊一头为250钱（注：《史记》《汉书》《后汉书》《九章算术》和《居延汉简》等文献和考古材料皆有关马牛羊价格的记载，但很不一致，这里采用中等的价格计算。）。则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的桥姚，共计收入可达1550多万钱。汉代专业户的经营规模之大已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二）是有较高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从生态学角度讲，农业生态系统远比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简单，生物种类少，食物链短，自我调节能力较弱，易受各种灾害的影响（注：孙儒泳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02页。）。而专业户的生产，生态系统结构要比一般的生产经营要简单得多，物质能量循环成一直线，十分容易造成大面积的灾害，其技术要求甚高。如，卜式就是一个高水平的放羊能手，他始取羊百余入山放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他的经验是，"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宽传》第2624、2626页。）。据分析，即是按时放牧，发现病羊，及时汰除（注：参见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中国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226页。）。再如，马援在洛阳宫中创制了"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的铜质良马，作为标准马式（注：《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第480-481页。），他是一位出色的相马专家。在经营管理水平方面，他们一般不进行粮食生产，而是选取农业中市场需求量大的生产门类，用现代人的话讲是能在调整农业结构上下功夫，但又不能一概而论，如秦杨经营被称为"掘业"的"田农"却能富甲一州（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182页。）。总之，他们善于"用奇致富"。

（三）是生产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交换，获取利润。专业户的专业收入占自已生产收入的大部分，生产的目的皆是为了交换，属于商品生产专业户的商品生产成了汉代农业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获利通常达20%。《史记》卷69《苏秦列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注：第2241页。）说明，战国时人从事农业商品生产已追求十二之利，汉人承袭了战国时期的风俗。《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载贡禹曰："富人积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注：第3075页。）这里讲的"十二之利"大概是大贩运商人的年商业利润。司马迁在谈到"通邑大都"大商人追求商业利润时也说"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而他在具体谈到大专业户农业商品生产的利滑时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其中。"通过这些事实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大专业户和大商人的年利润大约皆为20%，而中小型的专业生产者和中小商人的利润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平。

总之，随着汉代农业生产专业性的加强，出现了不少专业收入占自己总收入大部分、生产目的为了交换的农业专业户，专业户的经营者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经验。这些专业户遍及农业生产的许多部门，其大者，规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它毕竟又是被包围在自然经济的大海之中，在国民经济中并没有占据主要地位。有些学者把农业领域大专业户的商品生产视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依据，显然是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田庄主的多种经营与商品生产

专业户以专门生产某种产品为主，其生产的目的是把它投放市场。田庄主则不同，他占有较大面积或是大面积的地产，其经营的目的和经营方式比较复杂。

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汉代在关中、关东内腹地区的土地逐渐走向集中，不少地主拥有大地产。如，宣帝时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封君。"（注：《后汉书》卷32《樊宏阴识传》第1133页。）（成帝时）"（张）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注：《汉书》卷81《匡张孔马传》第3349页。）"郑太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司农众之曾孙也。少有才略。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桀。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足，名闻山东"（注：《后汉书》卷70《郑孔荀列传》第2257页。）。

这些大地主对地产的经营方式有两种：一是把土地出租，收取"见税十五"的地租；二是自营田庄。土地出租经营的情况比较复杂，地主收取地租，应该说一般是与商品生产无涉。但地主的自营田庄则不同，田庄主的剩余产品有相当部分将用于交换，进入流通领域转化为商品，它是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对当时社会有深远的影响。

地主自营田庄自西汉中叶至东汉一代多见。如：

灌夫"诸所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颖川。"（注：《史记》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7页。）

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他自称）：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注：《汉书》卷66《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2894页。）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成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里。（注：《后汉书》卷32《樊宏阴识列传》第1119页。）另据《水经注》（注：岳麓书社1995年第444页。）卷29《比水注》载樊氏田庄内：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池陂灌溉，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利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

（梁冀）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闻……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注：《后汉书》卷34《梁统列传》第1182页。）。

这些田庄的规模一般颇大，田庄的生产活动以种植业为主，多种经营。上述樊氏田庄除经营广达三百顷的耕地外，还广泛从事林、牧、渔、副、商业。正因如此，地主田庄内生产的产品多样，极为丰富。据崔＠(23)的《四民月令》（注：参见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本。），地主田庄内的产品有：

粮产品：小麦、大麦、椹麦、春麦、粟、黍、jì＠④、＠⑤、稹禾、粳稻、大豆、小豆、稗豆。

油料产品：葵花子、胡麻（芝麻）。

蔬菜产品：瓜、瓠、韭、蓼、大葱、小葱、蒜、姜、芥、芋。

果产品：杏、桃、枣。

畜产品：马、牛、羊、猪。

林产品：松、柏、桐、漆、梓、榆、桑、竹、柳。

渔产品：鱼。

药用产品：术艾、乌头（附子）、冬葵、葶、苈。

加工品：酱、酒、醋、糖、衣、鞋。

其他出产：蚕桑、苴麻、牡麻、兰、苜蓿。

自营田庄的田庄主生产的一部分产品供给自己消费，具有自给性生产的特征，剩余部分投放到市场，又有商品性生产性质。

地主田庄经营范围如此广泛，其经济收入亦相当可观。如樊氏的田庄，仅粮食收入一项就十分惊人。他有田土三百顷（即30000亩），以亩产3石计，共产粮食为30000×3=90000石。汉代每人每月口粮若为3石，则一人一年的口粮为36石，90000石粮可供2500(90000/36)人一年的食用。当时粮价若百钱一石，90000石稂，折钱9000000万。若加上"池鱼"收入、"畜牧"收入、"梓漆""竹木""檀棘"收入、"利果"收入、"桑麻"收入等等，其资财肯定超过了1000万。这些收入除用于家庭、家族自身消费、交纳租赋、扩大再生产、支付雇佣劳动的工钱外，当有大量剩余产品投放市场，参与商业活动。生产越发展，商品交换活动越多，田庄主介入商业活动越频繁甚至演化为一种以货殖逐利求富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地主、大田庄主往往都以经营商业著称，如樊重"好货殖"，李通"世以货殖著姓"（注：《后汉书》卷15《李王邓来列传》第573页。），这种现象东汉中后期更加普遍，他们或"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或"船车贾贩周于四方"。故仲长统《昌言·理乱篇》言：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宝；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注：《后汉书》卷49《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1648页。）。

这些田庄主"膏田满野"，广泛经营诸业，其收获之多"满于都城"，所养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但多是为了满足其本人及家族的奢侈消费，"妖童美妾，填乎绮宝；倡讴伎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然而，这些田庄主欲"得其所欲"，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免不了要进行商品生产，把一部分产品投放到市场。看来，自营田庄内的生产活动还是具有较强的商品属性，史料上说其"闭门成市"，主要是言其产品之多，而非说其自给自足。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田庄主的经济实力雄厚，有能力推广先进的技术和兴办各种水利工程，如，二牛三人的"耦耕"法首先就是在大地主庄田内推行的，又如，樊氏田庄内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樊氏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综上所述，在地主制下的田庄经济，并未摆脱自然经济的特征，田庄的生产安排及收获的农副产品，其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地主家庭和家族的生活需要。但它又存在着商品生产。在以往的研究中，只强调田庄主的自给自足，忽略其商品生产，这是不完全的。不过，我们说田庄的商品生产，又不宜把它估计过高。

三、小农的"男耕女织"与部分商品性生产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在地主制经济下，小农经济虽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范畴，但它又与市场有广泛的联系，并包括了部分商品性生产。

在汉代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小农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小农有不同的层次结构，他们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从事自给性生产，但也不排斥有的小农出于种种原因从事商品性生产。汉代小农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各不相同，在整个小农经济中形成一个多层级的商品生产结构（注：参阅方行《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具体构成如下。

其一，自给型农户的商品性生产。

自给型农户把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外在形式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在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曰："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注：第1130页。）《汉书·食货志》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注：第1128页。）《淮南子·主术训》曰："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注：第103页。）《盐铁论·园地》（注：第96页。）谓："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男耕女织"的这种分工，主要是由男女之间的体力和体能决定的。"男耕"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女织"是为了解决穿衣问题，男女合力，"温饱"问题也就解决了。自给型农户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但他们仍会把一小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成为商品。其情况有二种：

一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产品除自用外会有所节余。汉代，统治者为了地主政权基业的牢固，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往往力争让小农过上"小康"生活以确保剥削之源。"小康"社会对农业生产的要求主要有三项：(1)是种桑养蚕以达到"五十者可以衣帛"，(2)是饲养家禽家畜以达到"七十者可以食肉"，(3)是种植粮食以达到"数口之家可以无饥"（注：《孟子·梁惠王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666页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农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汉代的现实中确是有不少地方官是按这一要求治民的。如，

黄霸为颖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其谷马。"（注：《汉书》卷89《循吏传·黄霸》第3629页。）

龚遂为渤海太守："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注：《汉书》卷89《循吏传·龚遂》第3640页。）

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注：《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王景》第2466页。）

从上述情况可知，"男耕女织"下的自给性农户并非仅仅种植粮食和种桑养蚕，还力所能及地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生业，比较广泛地从事家禽家畜的饲养、种植蔬果、栽植林木。也不意味着"男耕女织"下的自给性农户的产品没有任何剩余。我们曾粗略地测算出，汉代一户中等水平自耕农，拥有60亩土地，全家的收支状况（注：参见黄今言《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析》载《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6-37页。）：

附图

该表所反映的情况，是一户中等自耕农，男耕女织，全年收入为11200钱，支出10386钱，收支相抵基本持平，略有积余。当然，因涉及到物价的估算等因素，弹性较大，难于精确，这只能说明一个大概。但总的来说，中等自耕农户，拥有60亩耕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在没有天灾人祸，年景正常，社会相对安定，赋役征课较轻的情况下，其产品会有所剩余。而拥有100亩以上的"小康"型农家，可能会有较多的剩余。如果他们把这些产品投放到市场便成了商品。

二是，换取货币，交纳赋敛。汉制，编户齐民的赋役负担有租税、赋敛和徭役三项。其中，赋敛又包括算赋（对成年征课的人头税）、口钱（对儿童征课的人头税）和更赋（"戍边三日"的代役钱），这三项负担都得交钱，每人每年通常的标准分别是120钱、23钱和300钱（注：参见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211-225页。）。假若一个五口之家农户，二大三小或三大二小，又一人需交更赋。那么，一岁需交的赋敛的款项为：

3×120+2×23+300=706钱或2×120+3×23+300=609钱

这一款项折合为粮食则为11石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农户需出卖11石粮才能交纳赋敛所需货币。

这二种情况，只是农户把自己的产品投入到市场才成为商品，生产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这些商品的生产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

其二，半自给型农户的商品性生产。

这种农民的总产品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于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些农民生产的产品很多是适宜当地自然条件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包括农副业生产。他们换回的产品则多是农家自身不能生产或难于生产的耕具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例如：

"姚俊常种瓜菜灌园以供衣食"（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页。）。

"步骘避难江南，单身穷困，种瓜自给。"（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页。）

此外各地农户还广泛从事方物、特产的生产。山西盛产材、竹、谷、lú＠⑥、旄；山东多鱼、盐、漆、丝；江南出＠(22)、梓、姜、桂、犀、玳瑁、珠玑、齿革；西北则多马、牛、羊（注：参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52-3253页。）。无论是山西、山东、江南，还是西北的农户都是因地制宜的生产，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又是奇缺的"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山西、山东、江南、西北各地农民把产品出售后换回的亦是当地奇缺之物，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例如，高后时曾禁止南粤缺乏的铁器、雌性马牛羊，结果遭到南粤人强烈的不满。所以，各农户生产和交换的最终目的皆是为了实现余缺调剂。

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一种农民的区别所在。他们"为买而卖"，从整体来看，仍然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但已有了部分的商品生产。

其三，交换型的农户。

交换型生产的农户亦可分二种情况。一种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的少部分用于缴纳封建租赋和供自己消费，大部分投放市场，以换取生产生活用品。这种农民的家境多不好，因土地和耕具的缺乏，为了维持生计，从事效率较高一项生业进行经营。如，

公孙弘……家贫，牧豕海上（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宽传》第2613页。）。

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注：《后汉书》卷79上《儒林列传·孙期》第2554页。）。

孙钟，富春人，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3页。）。

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他们的商品流通形式仍是"为买而卖"。但他们似乎皆有一定的经营头脑，有的甚称小专业户。他们的商品生产占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另一种农户，商品生产的比重更大，并且主要是为了发财致富，追求利润，追求交换价值的增值。汉代，社会上追求富贵的要求强烈。（注：如，陈涉少时，血气方刚，尚为人佣耕便立下"苟富贯，毋相忘"的大志。又如，刘邦父亲总是赞扬能"治产业"的刘邦哥哥。所以，刘邦当皇帝后对其父言："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卷8《高祖纪》第387页。而刘邦则有更大的志向，看到秦始皇便喟然长叹："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卷8《高祖纪》第344页。在出土的铜镜中亦多有"富贯"、"大乐富贵"之铭文。所谓"富"是指财产多，所谓"贵"是指地位高，既"富"又"贵"是汉人人生的最高追求。）小农想要求取"富"，通过什么办法呢？司马迁说：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4页。）。

太史公的意思是，涉足商业领域是贫者求取富裕的捷径，在农业生产领域是进行农业商品生产，也就是所谓的"以末补农"。汉代社会上出现的众多小专业户就是小农追求富裕进行农业商品生产的突出表现。如：

余就医偃师，道经陈留，此境人皆以种蓝，染绀为业。蓝田弥望，黍稷不植（注：东汉赵歧《蓝赋序》中云，见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62中华书局1958年第814页。）。

三国时魏人赵歧《三辅决录》载"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客宅，养猪，卖豚。故民谓之曰：苑中三公，钜下二卿，五门huō＠⑦huō＠⑦但闻豚声。"（注：《太平御览》卷903引，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第4006页。）

《列仙传》载洛人祝鸡翁，"养鸡百馀年，有鸡千余头。……卖鸡及子，得千馀万，辄置钱去，之吴，作养鱼池"。（注：《中华野史》泰山出版社2000年本。）

从这些记载来看，小农的专业经营所涉的范围主要是园圃业，此外，还比较广泛地经营采伐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如"艾薪者"、"宰革者"、"屠狗者"、"渔猎山伐"者等。这些农户的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他们的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

上述小农三个类型的商品性生产，构成了农民商品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小农经济大海，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也使农民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提供者。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对于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发挥各地自然条件的优势，开发农业资源，调整农业结构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自给型和半自给型的农户占多数，交换型的农户不会大多，由于他们生产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交换，所以对市场来说只是一个不稳定的商品来源。农民农业商品生产所生产的产品多属日常生活的一般必需品，规模亦不可能很大，还不可能从事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生产垫支量较大的农业商品生产。按晁错的说法：五口之家，只有二个劳动力，且不说经济上是否有能力购置耕牛和农具，仅劳力上就明显地不能胜任需要三个劳力同时操作的"耦耕"，更遑论象樊氏陂那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在经营管理上，小农没有象田庄主那样把人力合理地配置到复杂的田庄生产中去的能力，只能小范围的沿袭"男耕女织"的传统或男子力耕女子送饭。价值规律对农民农业商品生产虽然也起一定作用，但对大多数农民生产的品种和耕地面积的影响不大。

四、农业商品生产发展水平的总体评估

上面就汉代从事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和经营特点做了些概括性的叙说，下面就当时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作些总体评估。

首先应该看到，在汉代市场上农产品是比较多的，是商品构成的主要成份之一。据《尔雅》《方言》《说文》《急就篇》等书的记载，当时人们认识利用的物品种类已很多。如，《尔雅》《释草》载草名100多种，《释木》载木名几十种，《释鱼》载鱼名70多种，《释鸟》载鸟名90多种，《释兽》载兽名60多种。汉人认识、利用的动植物有如此之多，肯定会有不少以商品生产的形式生产出来投放到市场。仅《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在市场上营业额很大的商品就有不少：

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浆千，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gǎo＠⑧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髹者千杖，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zhī＠⑨茜千石，马蹄qiào＠⑩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彩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niè＠(11)曲盐豉千dā＠(12)，鲐＠(13)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孤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者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4页。）。

依上述司马迁的记载，并结合其它文献和考古资料，汉代市场上农产品的种类有多种多样。例如：

粮食类：有粟、麦、菽、梁、谷、糜、＠⑤麦、秫、＠⑤、＠(14)＠(15)等。

家禽家畜类：有马、牛、豕、羊、犬、鸡及肉、脂、头、肝、肺、舌、胃（肚子）、肠、颈、脾、心、肾、牛革等。

蔬果类：有姜、瓠、毋青、大荠种、枣、栗、橘、韭、果、大薯、戎介种、茭、成介、瓜等。

竹木类：有竹、漆、、梓、桂、樵、qiū＠①、豫章、榆木等。

水产类：有鲋、鲐、鲛、鲤、鳗、鳝、鲰、鲍等。

在西北边陲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虽然远离经济中心地区的中原，农产品市场亦颇为繁荣。如据《居延汉简》的记载，在当时，市场上出售的粮食类：粟、梁、谷、糜、黍米、大麦、＠⑤麦、秫、bèi＠(16)、＠(14)＠(15)等。副食类：肉、脂、头、肝、肺、舌、胃（肚子）、肠、颈、脾、心、肾、牛肉、鸡、鱼、姜、曲、豉、大薯、成介等。牲畜类：牛、马、羊、狗、豚等。其他：还有箸、檠绳、折橐、牛革、汲桐、檠弩绳、扬弩绳、桐绳、dùn＠(17)革、上火革、席、榆木、漆、胶、芯、椠、＠(18)皮、茭、大荠种、戎介种、付子、木、麻、目宿等（注：参见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市》载《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高维刚《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载《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这些农产品投放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兴旺，商品经济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汉代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发展不平衡，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分散性。

当时，农业商品生产，大多分散于各处田庄和各个体农户，集中的大规模的专业农户所占比例不是很多；生产和销售的时间亦颇为分散。据《四民月令》的记载，关于农产品的贸易，除一月、九月、十二月外，其余各月都有买进和卖出，卖出的农产品有黍、粟、大小麦、麻子、种麦、胡麻、缣、帛、弊絮等。其次，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地区虽广，从中原沿至边陲，但边远地区还有处于"不待贾而足"状态（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0页。），商品生产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原一带。司马迁所言的专业农户所在地区，除畜牧业外，主要分布在安邑、燕、秦、蜀、汉、江陵、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陈、夏、齐、鲁、渭川，都在中原或在其附近。就中原内郡地区，因受自然地理、社会文化条件的限制，农业商品生产也还是比较分散。再以司马迁指出的那些专业农户所经营的生产项目为例，也远未达到那些动植物生物生长范围所能达到的所有区域，具体说，"桑"在南北皆可种植，但文中只提到齐鲁，"漆"南北皆可种植，而文中只提到陈夏，关中、江南是"竹、木"的主要生产地区，文中仅提出渭川，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汉代农业商品生产中规模巨大的大专业生产者毕竟不是多数，比较广泛的还是分散狭小的小生产者，生产量和销售量往往也很小，如朱买臣只不过是"担束薪""卖以给食"罢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农业商品率约为30%，农业商品化水平不算很高。

汉代，虽然是我国商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有诸多不正常的成份，它没有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往往是虚假的畸形繁荣。在上述专业户、田庄主和小农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当中，只有专业户的生产经营才是完全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商品生产并不是很广。以男耕女织、以自给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试对当时的农业商品率作一个十分粗略的测度。

所谓的农业商品率就是农产品的商品值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比。根据情况的不同，我们可以估算整个国家的农业商品率、单项产品（如粮食）的商品率和以一个农家为计算单位的农业商品率。吴慧先生曾匡算出我国古代粮食商品率为百分之二十几，并指出计算的关键是估算城乡人口的比例，计算的方法大致为：城市人口比例减去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地主、官吏和军士的比例，再加上农村中靠商品粮为生的人口比例（注：《关于中国商业史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载《平准学刊》第四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4页。）。关于汉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学术界已有多种说法：一种认为约为40%-45%，一种认为西汉约为27.7%、东汉约为27.5%，一种认为西汉未年约为17.7%（注：参见何兹全《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我们若采用折中的估算，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7%左右，又假设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地主、宫吏、军士的比例和农村中靠商品粮为生的人口比例，两者相抵消，那么，汉代的粮食商品率当应为百分二十几。

农业商品率与单项粮食商品率的情况大致相同，但又有所区别。城市人口基本上是非农业人口应当是没问题的，但城市中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官吏、军士所消费的其它农产品仍要购买。所以，汉代的农业商品率肯定会超过单项粮食的商品率，也就是说肯定会超过27%。

汉代，以一个农家为计算单位的农业商品率又有多少呢？根据上述对汉代一户中等水平农户全家收支状况的测算，其一年的收入为11200钱，支出中的食盐、农具、赋敛、祭祀、人际关系、医药都得通过交换，卖出的农产品折合货币共为2386钱，另外自用有余布为5匹，合钱2000钱，若其中2.5匹布出售得钱1000用于当年消费，加上上面的2386钱，那么，卖出的农产品折合货币增至3386钱。这样一个中等水平农家商品率为3386/11200，约为30%。有人曾估算中世纪西欧一般农家的商品率为44%，而传统中国农家的商品率为14%（注：参见马克yáo＠(21)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16-123页。）。看来他们的估算并不一定能反映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情况，但不管怎么说，汉代的农业商品率并不算太大，农业商品化水平仍不是很高乃可确认。

汉代农业商品化水平不高，主要是受到诸因素限制，限制因子有三：（一）是小农经济结构的制约。汉代，"五口之家"的小家庭在社会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公元2年和140年的家庭人口规模分别为4.87%和5.07%，其中又以"自给型生产"的农户占多数。"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注：《马克思思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页。）。这一时期社会上占相当比重的农副业生产，都融入小农家庭生产的大海之中，大大地制约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发展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二）是工农业产品差价悬殊。"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汉代工农业产品的差价悬殊，形成一个"剪刀差"。也就是说，付出同样的劳动，从事农业生产收获的少，而从事手工业收获的多。试略作估算，《淮南子》卷9《主术训》载："夫民之为生也，一人zhí＠(19)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注：岳麓书社1989年第100页。）即一个农夫一年劳动所获粮40石，若一石粮食的价格为60钱，共折合钱为2400。又按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若一个农夫一年投入这项生产的时间为200天，即每日劳动的工钱为24。但一个妇女从事家庭纺织业200天，可获钱4000（注：参见黄今言《汉代自钟农经济的初步探析》载《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3页。），即每日劳动的工钱为40钱，是从事粮食生产的1.7倍。家庭手工业与粮产业相差已如此悬殊，铁、铜、盐、漆、酒、陶等业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导致大批农人去农从事其它手工业生产或"去农经商"，阻碍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三）是国家干预，搞单一农业。西汉中期，汉武帝出于统治需要，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在农业领域，搞单一的小农经济，垄断"山林川泽"资源。在经济作物区设桔宫、羞官、漆官进行控制，还增收渔产税加强渔业生产管理。这些政策显然是挫伤了大专业生产的积极性，阻碍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秋

＠②原字卮的繁体

＠③原字周加彡

＠④原字禾加祭

＠⑤原字禾加（广里加黄）

＠⑥原字纟的繁体加（虍下加田下加皿）

＠⑦原字口加（艹下加隹下加又）

＠⑧原字高下加禾

＠⑨原字木加（后去口加巴）

＠⑩原字（踩去采）加敫

＠(11)原字蘖去木加米

＠(12)原字艹下加合

＠(13)原字此下加（鱼的繁体）

＠(14)原字禾加旁

＠(15)原字禾加皇

＠(16)原字米加（鞴去革）

＠(17)原字木加盾

＠(18)原字木加禹

＠(19)原字（踩去采）加庶

＠(20)原字臼下加儿

＠(21)原字土下加两土

邓禹家族范文篇6

整整20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业余文学作者群，终于在外籍老一辈名家创作《枫香树》（王英先）、《清江壮歌》（马识途）的原生地，在李传锋、叶梅等同时代名家出生与成长的乡土地，培植出了一片蔚然而深秀的文学林苑，并开始凭其创作实绩以及作品的民族地域风格，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逐步在湖北文学与中国文学的长廊里获取到一席之地。但也勿庸置疑，作为我们这一批本土文学作者，尽管成绩颇丰，相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域，相对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对于湖北省和我们周边地区突飞猛进的文学态势，却更加任重而道远。我们的创作，尤其是需要反映一定社会时期与社会范畴相当广阔的生活层面、塑造出特别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群雕的长篇文学作品的创作，一不小心，就会将我们推入到令人尴尬与困惑的“围城”内。壁垒森严的城垛，险象环生的濠堑，一是来自外部因素，即周围的客观世界，二是来自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徘徊与迷惘。外部因素如：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小说？我们所处的地域能够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们民族地区的历史与现实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创作原型与基本素材？那些渴望幸福、渴望尊严、渴望文化需求的人民大众又在期待着什么样的小说？当今琳琅满目的文学期刊以及诸多出版社，希望选择到什么样的小说？内心因素如：根据我们自身的生活阅历、思想见地和语言功底等现实条件，作为个体作者，究竟应该写作什么？能够写出什么？选取什么样的题材方能不落窠臼另辟蹊径？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才会高人一筹独树一帜？其实，当我们立意要创作一部数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之际，首先的感受，便是头脑发胀、思绪迷茫、举止失常、厌食厌睡、长吁短叹，往往免不了造成“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何往”的徘徊苦闷之中。这时，你就仿佛进入到一座“围城”之间，等待着你的命运选择就是两个字：突围！突围从何起步？路径又在哪里？我以为首要的问题还是题材选择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法的选择。长篇小说以及其他长篇文学作品，选材这一步至关重要。博览中国当代文坛那些引人瞩目的长篇小说名篇，无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民族地域特征。如《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秦腔》、《酒国》、《额尔古纳河右岸》、《故乡天下黄花》以及我省作家的长篇佳构《漩流》、《张居正》、《乌泥湖年谱》、《我是太阳》、《圣天门口》、《江河湖》等等。恩施州本土各民族的作者，长期身处中国巴文化的发祥地、大西南土司文化的繁盛地、以土家族为主的多民族文化聚居地，红色苏区文化与抗战省府文化的犬牙交错地，堪称地域性民族文化的内涵极其独特，极其丰富多彩。数千年来扑朔迷离、大起大落的人文发展史，老、少、边、山、穷等独特地理与生态条件下城乡各色人等的生存现实，神秘古朴的傩巫文化和民俗风情，以及我们这一代作者耳濡目染与切身体验的从新中国诞生经“”到改革的剧烈动荡变迁的社会背景，其实已经决定了我们营构长篇文学作品的题材范畴。《道德经》上说：上善若水，天地间有大美而不自言，这就是发现，从事小说创作的人需要独具慧眼。文学的空间除生活的丰富积累与独到发现外，其余的就是个性。作家进行小说创作，总是在“像”与“不像”之中寻求自己挥洒意度与华彩的空间。一般来说，在表现形式上，小说是自由的，不应被传统的条条框框所紧锢，可以思，可以忧，可以令文字腾蛟起凤，可以令思想石破天惊，可以使音节敲出情感的飘逸与灵动，可以让心灵的嘴唇铺展生命的浪漫，可以用一滴露水摇绿灵魂的万种风情，可以让一组形象震撼人类的生命时空！

下面，我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谈一谈恩施州作者长篇小说选材及其表达方式的大致思路。

一．从历史进程中选材

上至神话传说时代的巴人文化发祥，下至改革开放前夜的恩施州人文历史，大约四到五千年的时间长河，恩施州本土民族在其生聚与发展过程中，积淀着非常丰厚的文化宝藏。三年前，我创作出版的那部长篇散文《巴人河》，只不过是对本土历史人事进行了一次粗线条的勾勒，可以说堆聚成了文学作者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的一大堆原生态材料。从巴务相、巴蔓子等传说人物，到土司时期的风云人杰（如容美中兴司主田世爵、覃鼎夫妇、田氏诗人群落等）；从近代史上陈连升、温朝钟、向燮堂、邓玉麟等民族英烈，到新中国诞生前后争取民族自由幸福的革命前躯（如张昌歧、黄大鹏、陈连振父子、范家五虎等）；从建国初期广大人民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无数次命运决战，到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大量新生事物……我认为，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这条历史长河，将一串串蕴含着生命价值的故人往事作为叙事的文化背景和底蕴，不失为一条成功突围的有效途径。今年2月，我到广东虎门镇寻访沙角炮台，在陈连升的雕像前与节兵义坟前一度苦苦凝思，当殖民主义强盗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连皇帝、总督之类都吓得屁滚尿流，俯首投降，是什么内在的精神力量促使那些普通将士义无反顾地报国捐躯？当若干神话传说人物、历史人物以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在被无数地域展开故里之争，进行捕风捉影式的炒作之当下，而本来就有故乡的陈连升等人，为什么反被他的故乡束之高阁？作为恩施州的文学作家们，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欠下了那些历史人物一笔又一笔沉重的债务？

当然，历史小说不仅仅是去正面地讴歌英雄人物如何超凡拔俗，而是要通过史料从“英雄人物”转向写“普通人”直至写“人的生存状态”。恩施历史人物中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我认为是他们作为普通人面临着特定的生存状态，不得不用悲壮的生命轰毁来淋漓尽致地展示自己人性与人格的价值。譬如怒杀洋教士的向燮堂，本身就是一个居无定所、衣食难求的普通佃农，是茫茫人海中的一星纤尘，正是由于苦难与落魄的命运，蔑视权贵、同情弱者的心理特质将他一步步推向绝境，尔后才被我们所言的历史将之推向“英雄”的长廊。我们应学会在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探讨人的命运、人类命运，纵是“英雄”，也应深入探索其“非英雄”的一面，既在“写实”、“求真”的前题下，学会展开生命的直觉描写和探幽发微式的心理刻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反抗旧历史主义、清理形式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其主要特点是对大体定型的“历史与人”命题进行颠覆与重新解构。新历史主义理论广泛吸收诸如人类学、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想以及解构主义理论、权利话语理论，结合历史学、文化诗学、政治学等对历史进行重新言说，力图揭示“历史与暴力”的盲点。与新历史主义理论相应出现的历史小说，试图从根本上解构旧历史小说千篇一律的所谓“宏大叙事”，主张书写被权利话语所忽略的边缘历史，去表现正统史册中从未出现的“秘史”、“秘闻”、“实录”等，开始运用自己的话语而非官方的正统话语叙述历史（即所谓颠覆“王者视野”），以主体化的多种视觉，或仅把历史作为一种假定来拂去历史尘埃，还其“人的生存状态”的本来面目。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红高粱系列》（莫言）、《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妻妾成群》（苏童）、《活着》（余华）、《夜泊秦淮》（叶兆言）等，都可视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如果我们采用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手法，通过长篇小说来表述恩施乡土的人文历史，就得注重对群体命运与大我价值进行独到的思索与探究，解构诸如阶级斗争、人民解放、伟大胜利、历史必然、壮丽远景等“宏大叙事”，勇敢地突破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话语霸权，而表现历史的某些偶然性、荒诞性与静止观，学会用个人视野和民间视野来看历史，如小说《灵旗》（乔良）中的“青果老爹”，《苍河白日梦》（刘恒）中的“耳朵”，均是巧借民间视觉者的形象来剖析历史的原生态，揭示这世道总是“变过来，又变回去”（乔良语，他还说：“只有人变不回去，总朝着一个方向变，变老，变丑，变鬼。”）的某种静止态势（如放羊娃回答“放羊做什么”的生活逻辑）。

总之，我们选取一定范围内的历史题材后，在具体写作过程中，究竟是采用传统的历史主义手法还是新历史主义手法或者二者的有机结合？还得“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这里的“菜”与“体”就是题材本身，当然，也包括自身的文学功底和语言习惯等等。恩施州本土作家已有的长篇历史小说如《美人赠我金错刀》、《中国神兵》、《沧海之恋》、《神农溪风云》以及长篇纪实文学《容美土司王田舜年》，大体上可归属于以“宏大叙事”为主的旧历史主义小说。作者始终站在官方“正史”的立场上，对历史人物有爱有恨，或褒或贬，树立了一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揭示了政治学、社会学早已界定了的历史发展规律。遗憾的是，恩施州迄今为止尚无用非现实主义手法来进行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如新历史小说）。这既反映了我们的眼光和勇气仍然受到一定条条框框的局限，同时也为我们今后的创作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拓展空间。

二．从现实人生中选材

我这里所说的现实人生，是指相对于历史而言的所谓“现在”，即文学作者自已在他所处的时代亲经亲历的社会生活，也就是直接经验，显然还包括作者对所熟悉的若干社会生活场景深刻独到的感受和体验。就我和我的同辈人而言，我们大体上生活在新中国诞生之后。我们的成长与共和国的坎坷磨难、起伏曲折以及变革发展同步。数十年现实人生的风风雨雨，感情世界的悲悲喜喜，再加上我们恩施这方老、少、边、山、穷的水土赋予我们独特的风情世界与苦乐年华，客观形成了我们创作取材的基本范畴。当然，用文学表现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积累诚然十分重要，但从事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文学作品的创作，仅有个人生活积累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不少个人经验对于文学题材来说仍然是陈旧的，缺乏新意的，如“”恩怨等）。小说不是总结，不是传记，不能仅仅倾诉个人的苦乐悲欢，展示个人的是非恩怨，还得有机地融入宏观的社会思考，丰厚的人生哲理，特殊人物、特殊故事与特殊场景的普遍意义；还得从宏观的文学现状中找出有别于他人选材的独特性，以免重啃别人“嚼过的馍”而索然无味。小说作者必须以关注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整个社会人生的眼光，来提升与强化自己直接感受到的那一部分现实生活，必须从直接的与间接的生活感悟中，挖掘出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断面与生活细节，并采用高远的立意、精密的结构、形象化的语言和饱和着“爱与忧患”的感情加以表述。恩施州的业余作者大多是普通百姓，我们广泛接触到的客观世界，基本上是由无数普普通通的人、平平常常的事和司空见惯的景所构成。但由于各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这些人、事、景又呈现出五彩缤纷的个性。一个文学作者，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作者，首先要善于通过冷静的观察与独到的发现，将他熟知的人、事、景加以合理想象，营构成一片错综复杂的“人的生存状态”，其中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有泾渭分明的所谓正面反面形象，也有既非大忠大孝之辈、也非大奸大恶之徒的所谓碌碌众生；有酸甜苦辣，也有爱憎生死；有社会嬗变，也有地域风情；有与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相一致的所谓发展趋势，也有令人难以骤信的荒诞、怪异和偶发事件；有流动的生聚与演变，也有静止的沉寂与轮回……世界是由人构成的，作为艺术世界的小说，其核心因素也是人。人的本质与生活的本质，是小说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的主旨。无论是纯文学、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作为小说，均是关于人的本质与生活的本质的一片艺术世界。

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其创作源头均是现实生活，只不过其表现方式各有千秋。现实主义是在所谓核心价值体系的光照下，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精确地进行描写，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中国上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元独尊，并由于意识形态权利话语的不断中心化，在“典型化”上过分地集中与拔高，使之达到“神化”的境界，已致畸变为“瞒”与“骗”的伪现实主义文学（如“三突出”理论）。80年代中后期，浪漫主义的萌发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崛起，使文学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首先，现实主义小说得到恢复与深化，其特征是突破“三突出”的罗网而恢复“真正的直面人生”，如伤痕小说（《伤痕》、《神圣的使命》、《小镇上的将军》、《将军吟》等）、反思小说（《灵与肉》、《绿化树》、《天云山传奇》、《冬天里的春天》等）、改革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河魂》、《秋天的愤怒》等）的大量涌现。一直到《白鹿原》、《废都》等以及后来的的“官场小说”和“反腐倡廉文学”（《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均可视为现实主义的传承与深化。

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潮水般涌入国门，各种非现实主义小说大量产生，文学作者“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常见的非现实主义小说有：浪漫主义小说（如《黑骏马》、《驼峰上的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孽债》等一类寻根小说、知青小说、乡土小说）；意识流小说（如王蒙的小说《蝴蝶》、《布礼》等）；现代派小说（如刘索拉、徐星、陈村等人的小说）；新写实小说（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可视为开山之作，其特点：对生存环境的态度是认同、忍耐；从食色角度来展露生存状态，消解人生主题；还原凡人俗事与市民生活的原味。后有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刘恒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等推向高潮）；先锋派小说（马原、苏童、洪峰、格非等人的小说，其探索主题为性、宗教仪式、死亡、暴力等）；新历史小说（如前所述）；新女性小说（林白、陈染、海男、徐小斌、徐坤、虹影为代表，主要特点：反抗男性话语霸权、颠覆男权社会铁壁，以诗意的沉思来张扬女性世界，或拆解男女平等的神话）；另类写作（如卫慧、绵绵的“身体写作”，不同于新女性小说在幽闭中呈现女性的隐秘，而是在开放中暴露女性的情欲，使女性在性中变为主动）；网络文学（其特点为普泛性，无功利性，匿名性）等，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态。

正是由于小说创作出现大量创新的手法，对我们“恩施人如何写恩施”的命题提出了近乎严峻而苛酷的挑战。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创作冲动，更无法使我们的作品“冲出围城”、“杀开血路”而登上纯文学期刊与高层文学评奖的大雅之堂。正如某评论家所言：“创新就像疯狗一样追赶着我们”，“精英意识正让人日益地走向孤独”。因此，如果我们只知道死死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条条框框写作，就会发现我们的小说总是落后于这个风起云涌、花样翻新的文学时代，更不用说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我以为我们在继续弘扬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同时，应该从诸类非现实主义手法中吸取营养，并巧妙地借他人的方式，挖掘自己所熟知的生活积累与艺术感受。纵观恩施州以现实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史，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即所谓着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就是以讴歌正面形象、弘扬社会光明和人生美好的主旋律为主，兼及批判落后的、保守的东西，让小说人物美丑分明、善恶有报，让故事情节通过无数曲折走向光明与理想。作者们在自己的小说中表现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人们积极向上与向善的理念呼之欲出。如《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方面批判封建家长制与官僚主义沆瀣一气妨害社会文明进步的严峻现实，另一方面，又通过吴春月这个正面形象的塑造，预示到贫困山区决裂旧传统和治贫治愚的光明前景。《天残地缺》虽然发表于通俗文学期刊，但作品展示的决不仅仅是一个通俗故事，而是以凤城为窗口，揭示出历史嬗变时期中小城市一类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社会现实，流氓、赌徒、毒枭、淫棍以及邪教等兴风作浪，大量青春女性被迫沦落到风月场所无力自拔……作者在展示现实人生种种劣根的同时，处处张扬着一种惩恶扬善的拳拳之忱。《这方凉水长青苔》让笔触跨越百年历史与现实人生，集中表现一个家族的繁华凋零、功过是非，一类中西合璧、博大精深的文化的辉煌与沉沦、回望与关照。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为文化而殉情与殉身的悲剧女性的形象，是一曲文化与人性的悲壮挽歌。篇末，随着锦屏庄园成功申报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仍凸现出一种苦难后的欣慰，让“逝去的生命”在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下焕发出几许诗意与活力。但同样，我以为这几部小说在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为主的前提下，又融入了大量非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如《太阳从西边出来》，在表现贫困山村近亲结婚、“自产自销”的无爱性生活的同时，赤裸裸揭示出人的“生殖本能”、“生存本能”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变态，作者的笔调凄婉而又冷峻；《天残地缺》借助夸张与变形，绘声绘色勾勒出欲望驱使下原色的生活与原色的人，从人物日常生存的悲欢中透视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本相；《这方凉水长青苔》用一种近乎残忍的真实，成功地利用“性”这个人际关系的锁钥，血淋淋地展示出人性的几多无奈、几多凄凉、几多丑恶、几多遗憾。小说中的“性”，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将“性”视为牺牲，来换取对于某种文化的固守，如夏澄荷的几度“献身”；一类是将“性”视为占有与玩弄，如柳广翰之于翠叶，耿长风、赵毛弟之于伍小春，陈三金之于柳蝉儿，赵毛弟之于竹丫；一类是将“性”视为向上爬的阶梯，如杜兴来之于沈岫云、林雨寒、江艳红……，当然也还有一种性是出于爱情，如夏澄荷之于柳子禹、柳蝉儿之于黄承业，柳蝶儿之于牟天顺。《青苔》中部分关于“性”的描写，虽然迥异于林白、陈染们“以诗意的沉思来张扬女性世界”的新女性小说，迥异于卫慧、棉棉们“在开放中暴露女性情欲”的所谓“身体写作”，但其大胆逼视“生命力”畸形的泄露，无疑是非现实主义小说将笔触伸进原生态的深层、通过人欲之丑恶来探寻文化病根手法的成功运用。

我以为，恩施作者在今后的小说创作中，特别是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选材方面既可以关注重大题材，展开宏大叙事，继续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亦可以借助新写实小说的方式，将笔触深入到社会的原生态，冷峻、客观地搜索饮食男女们的人间烟火，从为衣食住行而烦恼的小人物的悲欢中透视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本相；塑造人物方面既可以揭示社会政治等大环境对人的影响力，也可以突出人的自然本能，强调遗传、病变等对人心理的作用力；投入感情方面即可以让小说人物真善美与假恶丑泾渭分明，对比强烈，也可以打破单一思维，建构多向空间，对“碌碌众生”之类小人物采取多角度、多方位的认识与描述；叙述语言方面既可以用强烈的爱憎来评判人事、铺叙情节，淋漓尽致地挥洒自由情感，也可以采用全知视角，强调“零度写作”（让作者完全退出作品），用平淡、冷静、无动于衷的笔法来摹写客观现实。

最后，我诚恳希望我州写作长篇小说的朋友们切实做到：

1．计划写长篇，必须对自己的直接生活与间接知识进行一番系统的爬剔梳理，即“搜尽奇峰打草稿”，全方位构建自己感知中的“第二世界”，像蝶恋花、蜂酿蜜一般去采摘生活并将其“迹化”为一组一组的艺术形象，让有形的山水自然、人物事件“在心灵中流动起来”。

2．计划写长篇，必须来一番伏案苦读，多从古今中外的鸿篇巨制中吸取艺术营养。所读之物除多种手法的文学作品外，还包括哲学、历史、宗教、伦理、政治、法律以及各类相关的自然科学，来一番切切实实的理性思考，从而定准自己落笔的言说基调与风格建构。

3．计划写长篇，必须潜心锤炼自己的语言功力，学会讲究流畅、新奇、别致、调侃、幽默、简洁、凝重，学会用多种感觉来表现事物细节与人物心理，注重语言的弹性与节奏，注重采用博喻通感、矛盾形容、名词独用、积极修辞等技巧来加大语言的张力与深度。

邓禹家族范文篇7

1、农村基层存在多元秩序，法律并非唯一的权威。

从上文的实证调查可以看出，一个不同于“正式制度”[15]所构想和构建的乡村社会秩序是存在的，我们把这种秩序称之为“民间的”，并不是因为相信这种秩序是在国家正式制度之外而且不受其影响而独立存在的，而是因为这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先于正式制度，并且多少是在其有效控制之外形成和发展的。就目前的情形来说，正式司法制度在乡村社会的派出机构如基层人民法庭、司法助理员，无论在人员配置、人员的素质、知识结构以及财政上均很难承担繁重的任务，这种司法制度上“补给”的不足，反过来抑制了民间对正式法律的需求，同时也使政府不得不更多的依靠民间调解来解决民间纠纷，宗族势力作为一种传统力量，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解决纠纷的权威。问题是，和上文提到的“8.16”案例一样，民间调解所依据的原则，更多的不是出自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而是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是乡民们所了解、熟习、认同、接受乃至于视为当然的知识。事实上，主要是通过宣传和普及形式自上而下灌输给乡民的国家法律，远未内化为乡民自己的知识，而这些令乡民感觉陌生的新知识，也未必都是指导他们生活和解决他们问题的有效指南。因为所谓民间纠纷，大体发生在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换言之，发生在没有陌生人的社区共同体当中。这个共同体和我们目前提倡的“法律共同体”一样，不但以信息的共享为其特征，而且其成员基本上拥有同一知识，受制于同一生活逻辑，在这种意义上，当事人和调解人之间的差别并不重要。对他们来说，国家的法律所代表的不但是另一种知识，而且，至少在许多场合，是一种异己的和难以理解的知识。

当然，这并不是说，乡村社会本身就是完整、自给自足、无须国家法律介入，而是说，宗族在我国历史上那么长时间的传统，在人们心目中的认同感及其经过实践推敲而形成的相关制度不可能人为就可以改变，加之以个体为本位的现代法律制度制定和执行者的失误等因素，宗族在处理民间纠纷和分配民间利益上的权威并没有根本性的消失，国家正式制度的权威还没完全确立，法律的预期性、指导性等功能实践中仍需要宗族的相关协调、组织等功能去弥补。就如梁治平教授所言“民间通行的规范与观念，也不是迷信、落后一类说法能够恰当地说明的。事实是，民间秩序的发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根据，早在我们讨论的那套正式法律制度深入乡村以前，它们就已经存在，并且有效地提供了一套使得乡村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进行的框架。可以肯定，这套知识是正式制度所不熟悉的，但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乡民来说，它们却是生活常识，是人们之间进行社会交往和解决他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的重要手段[16]”。

2、既定制度设计中的缺失

（1）、立法上，相关基础性的概念不明确，导致宗族和正式制度中概念的理解不一致。

首先，什么是本村村民？谈到村民自治，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村民”。但在法律条文中关于“村民”的规定五花八门，按照宪法的规定，村民是“农村居民”；在《村委会组织法》中，除了比比皆是的“村民”、“本村村民”，却找不到对“本村村民”的明确界定。对此，全国人大、民政部等有关部门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选举规程》、《村委会组织法学习读本》中，曾对“本村村民”作了专门规定：“本村村民，地域性户籍概念。专指具有农业户籍、生活在某一村庄，并与该村庄集体财务有密切联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7]实际上，虽然缺少“密切联系”的具体规则，多数地方法规还是以农业户籍作为判断村民的基本依据[18]。但在实际工作中，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推进，户籍管理出现很多新情况，，因户籍问题引起的有关村民资格的争议直接影响选民登记。而宗族对村民的概念理解有时候并不与上述学理解释一致，加之村民的经济利益与村集体息息相关，一旦具有了本村的村民资格，就拥有了占有土地的处置权和其它的经济利益。因此，冲突在所难免。

其次，“村委会候选人资格”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村委会组织法》贯彻了选举法的普选权原则，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宪法和选举法中关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有关规定，而且《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候选人由村民直接提名，从法理上说，村民只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有选民资格，就有被提名为正式候选人的权利和可能。同时，《村委会组织法》第二十三条对当选后的村委会成员提出了要求，但这条法律规定，适不适合候选人，没有明确规定。而且农村中确实存在着很多违法乱纪的人、道德败坏的人、被判过刑的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和法律的人，还有其它由于各种原因不适宜掌握公共权力、扮演公共角色的情况。这样，在实际操作中就遇到了现实的障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各地实行了一种“巧妙”的办法：凡是《村委会组织法》没有统一规定，地方法规已有规定的，按地方法规规定办理；地方法规没有具体规定的，县级政府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具体解决问题的意见；地方法规和县级政府来不及规范或制定意见的，可建议将有关问题提交村民会议讨论，按大多数村民的意见办理，交给了村民。有的地方打“擦边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制定了一些引导性的条文，规定哪些人不宜提名为正式候选人，提名为正式候选人有哪些条件、哪些规定。有的地方干脆把提倡性的条件变成了强制性的条件，剥夺了部分选民被提名为正式候选人的权利，即使提名了，也将其从正式候选人名单中取消。因此，不管是国家层面的立法，还是地方配套法规，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出现最多的村民“自治”、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乡政府对村民自治的“指导”、村民委员会对乡政府的“协助”开展工作等概念性名词，缺乏必要的内涵和外延，不属于法律语言，政治性和行政性强，发生纠纷的时候各人的理解不一致。同时没有《村民自治法》的概念，村民自治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去体现，容易被理解为村民自治只能通过村民委员会。

（2）、村委会选举制度不健全

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治中的核心问题，他决定着村委会成员的合法性与否。然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涉及选举的只有6个条款，不到500个字。目前还没有国家统一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有关这方面的程序规定，主要体现在各省自行制定的地方法规或规章中。从各省的相关规定中发现，选举制度的各个细节规定不一，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法律规定的刚性与实践的合理性之间存有冲突。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地方权力来源于中央的授权。因此，地方法规必须与中央法规相一致。具体到村委会选举的立法及实践来讲，省级选举法规不得突破村委会组织法划定的权力空间，选举活动又不能超越地方选举法规的规定。福建、辽宁、浙江关于“村民代表会议亦可推选村选委会”的规定突破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直选”（海选）的界线。尽管在村民代表产生比较规范的地区，此种作法更符合农村实际，但在法律上却经不起推敲。

其次，选民民主权利的救济途径狭小。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选民对违反程序的选举可以向县乡政府反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规定。对选民选举权的非法剥夺如何救济，更是只字未提。我们知道，“无救济就无权利”。由于农村自治牵涉农民切身利益，当民主权利无法救济的情况下，宗族的组织、协调功能就起到填补的作用，但宗族的组织等功能又缺乏合法性和国家权威认同，在受到村民自治既定制度的限制后，容易激化矛盾，产生一些极端事件或大规模的上访。而上访则因成本及体制原因，只有少数能够能得到公正处理。矛盾堆积量化后，受损害最大的最终仍是村民。

第三，选举缺少中立的“裁判员”。《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后，随着各省选举法规的出台，村委会选举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极大的拓展。根据机械原理，选举愈广泛、愈频繁，纠纷也就越多。谁对选举纠纷的处理拥有最终裁决权，就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讲，既然民政部门是代表政府实施村委会选举的，就不应当再充当“裁判员”，现实中民政部门又不得不承担起这个角色。司法介入村委会选举若干省有规定，如陕西省村委会选举办法第39条规定：“当事人对乡（镇）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提出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河北省村委会选举办法第37条规定，当事人对乡镇政府或者县级民政部门的处理决定不服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上述规定比较合理，但明显与上位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冲突。

（3）、村两委关系界限不明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该条文虽然明确规定了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的领导地位和职责及工作方式。但只是明确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基本工作职责，缺少具体的有操作性的方式方法。就目前看，二者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是：(1)有的村党组织不适当地干预村民自治。主要表现在操纵甚至非法干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在村委会工作中干预太多，使村民自治组织依法拥有的管理本村事务的权力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和具体落实。(2)有的村民自治组织把自治理解成绝对自由，不接受村党组织的正常领导，甚至向党组织的领导权威发起挑战。(3)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权限范围缺乏具体的界定，有关规定过于原则化，加上“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不同于国家政治系统中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19]”，有自身的特点，不明确划分二者的权限范围就容易产生纠纷。从温州的情况看，温州经济比较发达，经济发达带来土地升值和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提高，从而使温州地区村一级掌握了大量的集体经济资源，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温州农村传统文化保存的比较健全（这一点从温州方言难懂也可以体会到），同姓氏的村占绝大多数，在宗族的组织下，有时集体行动强劲有力。和全国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是，独特的温州经济模式造就农民比城市居民更加富裕[20]，村委会主任往往具有较大的实权，这种实权不仅表现为村委会主任是名义上的法人代表，掌握着村财务一支笔的权力，而且村委会主任大多对自己是村法人代表信心十足（跟温州私营经济发达有关），认为自己的权力是村民赋予的，比书记的权力更大。瑞安市塘下镇有一个村主任当着村支书的面对我们批驳“村主任是树，村支书是天，树无论多么高，都高不过天”的说法。他认为“村支书是舟，村主任是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无论这个村主任的比喻是否恰当，他所表现出来的对村主任的信心很能说明问题。他的确不认为村委会主任比村支书小，更不是村里的什么二把手。村主任与村书记都是一把手，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全国第一个罢免村委会主任且成功的温州瓯海区寮东村的现任村支书抱怨说，村委会主任根本不将村里的事情告诉他，他的支书只是一个空架子，什么事情也做不了[21]。当然，如引言中的案例2，党书记是一把手的现象也有，但总的来说，在温州不是很普遍，毕竟在温州地区一个村有70多个党员的村实在是少之又少，同时，不是每个村支书的个人威望都那么高的。何况，案例2中的村支书是大姓人当任，宗族在其背后起着压轴的作用。

（4）、村民委员会的掌握的利益过大，缺少限制。

引言的案例，在温州较普遍，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少则几百万，多则7-8个亿，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动用集体资金要求村民大会通过，实践中，由于制度操作性不强和温州外出经商的人多，基本由村委会说了算。如温州市鹿城区上蒲州村土地被征用后，政府回拨63亩“安置房指标[22]”给村民，村委会未经村民大会表决，擅自将安置房指标以1800万的价格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公司，土地部门颁发给房地产开发公司后，导致142位村民和58位村民提起民事和行政诉讼，审判机关均未支持农民的主张，至今仍在上访[23]。除村办企业外，综合起来其利益主要有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村民土地被征用，巨额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权和占有权，以及其他因政策产生的资金支配权；二是土地被征用后的村民宅基地分配权，村干部往往分到最优越的地理位置，其亲戚朋友也能获得好处；三是征地附带权[24]。无论是工业用地还是商业用地，有关部门在征用前都得找村干部谈条件，这是村干部就可以得到一些附带的权利，比如承揽附属工程、专营建筑材料、安排村民以及其他优惠政策。四是与政府部门的社交利益，作为村干部比村民更多的有机会接触政府部门，利用村里工作名义拉好政府的关系，为商办企业的可以在事业上获得一些熟人优势，起码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政府侵害，没有经商办企业的由于与政府关系好，有利于树立自己在村里的威望，以及其他因人头熟悉带来的利益。五是在当村干部可以在内心里得到一些满足，可以照顾到宗派、家族的面子，享受一些当普通村民所不能享受的待遇，比如参加一些政府的会议虽然对机关人员来说是一种负担，但对村民来说，其内心的自豪感、好奇心是很强烈的。因此，在温州沿江一些村，每年村民选举在拉票的时候，一般的村民委员会候选人花上100-300万是正常的事情，一旦花巨资无法当选，就会动用宗族等力量找理由闹事，引言中的案例1就是这个情况。

四、宗族势力与村民自治的协调---一个展望

从上文的分析看出，由于我们现阶段的农村现代民主文化的根基不深，宗族势力作为我国传统的文化沉淀，“宗族网络依然是一种尚有余温，可以激活的村民自组织架构[25]”，在国家理性民主文化涉及不到或虽然涉及到，但与传统文化观念格格不入的方面，宗族势力的自发组织、协调、教育等功能就会发挥出来，就象一头母狮子，时刻看护着自己的孩子（乡村），人们（国家）去惊动他孩子的时候，它会发出吼叫与人们冲突，不管人们是为了伤害小狮子还是为了救助它。我国的村民自治是国家自上而下嵌入性进行的，整个农村的民主建设就象年幼小狮子一样，国家在推进民主进程或构件农村新秩序的时候，必须在观念（文化上）进行灌输，在制度上进行完善。

（一）、加大对农村社区成员的教育力度，提高其文化素质

“制度的功能发挥不仅仅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规定什么事情可以干，什么事情不可以干，更重要的是制度公正和制度正义作为一种民主精神，作为一种文化，蕴含在制度的运用之中[26]”。制度的贯彻和切实的执行能将其内含的精神和文化渗透到人的内心，形成成员心理定势的“认同感”，指导人的行动。这是因为我们村民对宗族的“认同感”很强，“要想全部抛弃是不可能的”[27]。另一方面，制度能否严格地得以贯彻，除了关联着制度是否具有正义性和公正性，也关联着与之相应的文化在社区成员内心植根的深度。仅仅依赖制度的实施来形成一种文化氛围是不够的，因为在没有与制度相应的深度文化之前，制度本身有可能被歪曲。因此，就村民自治中与宗族势力冲突的问题，只有积极培育相应的文化，提高村民素质和公民意识，实现“文化软着陆”，逐渐培养村民新的“认同感”才能根本地解决村民自治实践中宗族的不利影响[28]。客观地说，村民自治制度是在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的情况下强制自上而下嵌入的，村民自治能否按照其包含的民主理念不断推进，并在农村社区形成内生秩序，依赖相应文化建构的深度和速度。所以，这种建构不应是被动地指望秩序内生，也就是说单靠民主操练是不够的，缺乏对民主精神真正领会和接受，没有较深的判断力，强制的民主操练，只会产生“摩擦性”震荡，造成制度疲劳甚至制度变异，所以，有必要主动地灌输相应的理念，提高农村社区成员的公民意识，逐渐摆脱以家为本位，确立以个体为本位的公民意识。在此基础上，确立乡村社会的新权威，逐渐减少传统权威的影响，比如引言案例中村里存在强权人物，村自治就运行的不错，但其权威还是个人或家族的权威，仍然不是现代民主制度下按新的观念产生的。相反，这些权威无一例外是按传统的理念产生，就算在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村里的实际精英仍然是这些经济上、文化、权力上占有优势的人物。

（二）、完善既定的村民自治制度

1、扩大村民资格准入关口，实行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的分离

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资格没有具体的界定，在各省的法规或规章中大部分是以户籍制度为前提，以户口在本村的农业人口作为村民资格的条件。由于村民委员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重叠，村民同时也是社员，有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每一个村民的迁入和迁出，村民家庭人口的增减，都会影响到耕地、山林、水面以及其他集体资产利益的分配，由此造成本地农民排斥外来人口的现象，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或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本地村民更加排斥外来人口取得当地村民的身份。而长期生产经营并居住在本村的外来人员难以取得村民身份，不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组合，同时，这些外来人口对村民自治中的公共事务（如村治安、计划生育、规划等等）和公共设施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除了名义上的村民资格，他们实际上就是地道的本地村民。相反的，在温州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村本地人口出现大面积的人口外出务工、经商、出国，常年不在本村生活与经营，与村里的公共事务仅存在意识上“故乡”的联系。有的村，外流人口达到本村人口的60%，在外时间长，年龄层次从以前的30-40岁为主扩展到20-50岁，全家性的携资金和技术外流呈上升趋势，高素质人才外流占90%，很多村形成了“空壳村[29]”。这些村里进行村民自治的时候，宗族势力通过血缘纽带关系进行联络，在关键时刻凑资金拉村民短暂回村表达下政治权利，该表达由于与其自身利益关系不大，很难体现理性的民主。

“制度是游戏规则，如果不存在势均力敌的博弈者，就不可能出现合作博弈的局面，就不可能不导致违规行为的频频出现[30]”。有鉴于此，有必要对村民资格进行重新认定，参照《民法通则》中“经常居住地”的规则，规定在该村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外来农业人口可以享有村民资格，参与村里的政治事务，但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权，即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分离。因与直接经济利益无关，原先的村民或宗族势力相对会减少对外来人口入籍的排斥，这些外来人口与村里公共事务联系紧密，政治热情高，民主参与意识强烈。形成一定规模后一方面减少宗族势力人口在村里的绝对值，另一方面可以与村里的宗族势力（本地派）在政治上博弈，在对话和冲突中相互妥协、理解、沟通与宽容，乡村社会内部的循环体系培养成后，国家权力对村民自治的介入或关心的欲望就相对减少，村民自治内部宗族势力的负面影响也会受到节制和监督，村民参与村民自治的目的性和自主性随之增强。

2、建立村民自治权救济的司法制度

民主的过程要求博弈，既然存在博弈，必须有博弈的裁判。我们的既定制度中没有裁判制度，村民自治冲突中产生的巨大热能一方面损害了博弈者的能量，一方面损害整个自治制度。宗族势力传统的解决纠纷的协调功能填补了这一空白，但该功能缺乏合法性地位，有些理念又与现代社会民主要求格格不入。现实的情况就如苏力教授所说“一方面，正式的法律制度没有或没有能力提供村民需要的法律服务，而另一方面又禁止那些与正式法治相违背的‘法律’实践……这岂不是要破坏人们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秩序吗？[31]”。

在目前的司法体制框架下，针对自治权运行中的经济纠纷，比如农村征地款补偿分配纠纷、安置纠纷等，可以由法院的民庭受理，有关政治权利方面的问题，如村民主体资格、选民资格、选举程序的妥当性及后果由行政庭受理，审判机关在审理时应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判决，必要时参照法理和当地的村规民约。此举可以产生以下几个主要的功能：一是在具体的审判中，理念上与传统的宗族观念不同，运用的是正式的法律制度，可以借审判的场景，宣传现代化的民主意识，使传统的文化观念不断吸收现代民主元素，逐渐深入人们的心灵。“这样就有可能发挥一种整合功能，使得基层的政治和社会运作能在国家的法律框架中进行[32]”。否则，宗族根据传统的固有法观念在处理事件中不断获得权威，而这种处理反过来不断强化传统的固有观念和固有法，最终导致“一个知道诉诸法律无望的人自然不会理睬法律[33]”，现行法律观念日益与社会生活脱节。二是既定制度只规定自治权中的矛盾，通过党政部门的申诉解决。而党政部门更多专业于政治口号，实践中不是拖就是推，加上程序性操作的缺乏，也因不公开而被误解为徇私、难以心服口服，同时，村民要求解决的其实是法律问题，而党政部门的处理并不一定依据法律，而更多是根据政策。通过司法机关独特的程序运作，使纠纷热能的运行距离拉长后被疏导或温度、强度降低，避免大面积上访等民情正面冲击党政部门（如引言的案例1）或自治主体内部产生暴力事件。起码有一点，在社会科学中，法律是提供解决纠纷规则最多的一个学科，这些规则要求“冲突的各方只能在这些规则所许可的范围内相互竞争，以求战胜自己的对手。这些规则的目的在于保证各方之间的斗争不会以肉体暴力和恐吓的方式进行[34]”。三是可以统一全国各地的作法。调查中发现，针对自治权运行中的土地补偿费分配（如‘农嫁城“村民不予分配补偿费）、村民选举权被剥夺等问题，各地规定不一。有的地方规定可以向法院起诉，有的规定不可以，只能向政府部门申请解决；就算允许起诉的地方，法院内部处理的意见也不统一，有的以自治权范畴为由驳回起诉，有的径自裁决。四是可以有效排除村民自治对行政权的依赖。虽然既定制度规定党政部门对村民自治是一种指导关系，但现实中行政部门由于自身的利益问题，喜欢变指导为领导关系，加上一切纠纷须通过行政部门解决，使行政部门在村民自治中的权威更加牢固，久而久之，村民自治就会受到行政部门的控制，其自身内部的权威无法培养，行政部门的需求量增大，最终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35]”。五是可以避免“苏格拉底之死”悲剧的重演[36]。悲剧的原因就是因为希腊式的民主审判中陪审法院的随意性，市民根据情感当场立法、投票、裁决、执行。缺少相对独立的审判团体和审判制度，削弱社会对既有法律的尊重，最终导致希腊法无以传世。

诚然，审判机关介入村民自治会牵涉到是否分离村民自治权的问题？国家会不会太累？即审判权对村民纠纷的认定，是否侵犯村民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其实不尽然，理由是：一、村民自治是在法律和宪法的框架下进行的，我国的宪法和法律通行于全国，并没有排除在乡土社会的适用，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计划生育管理条例》等均贯穿在村民自治权中，村民自治权行使中不得逾越这些法律的规定。二是村民自治中，其权源是法律或地方性法规等等，这些法律在运行和操作中，是否运行得当，是否符合程序，对其中法条的理解与解释是否符合立法本意，并不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而属于国家层面。三是从国外一些基层自治制度来看，大部分的国家在基层自治范畴内设立自治法官，裁判自治权运行中出现的纠纷和矛盾[37]。四是维护少数人的民主，是现代民主的题中之意。“在乡村社会的特定区域内，针对特殊事项，自治权力所具有的规避、排斥甚至对抗国家公权力合理介入与制约的绝对效力。实质上是乡村自治主体以民主投票的形式，以秩序和功利为指导原则，实行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自治[38]”。因此，“任何多数通过制定一些有利于其成员而歧视他人的规则来赋予其成员以特权的做法，便显然是没有什么道德依据的[39]”，只有司法权的介入，才能从个体救济的角度对村民自治的良性发展进行微调，乡村自治的蛋糕才能切出正义的味道。

3、健全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消除村“两委”的争权，防止宗族势力在争权中被利用。

村两委关系的紧张主要是制度上规定一山容留二虎，加上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的执行机构，掌握的权利和资源过大，在运行中又形成村民自治权利村两委个人行使的趋势。在官本位和“谁说了算”的传统观念配合下，村两委的冲突日益升级，宗族势力作为可供利用的民间资源，在期间处于被雇佣的地位。针对上述矛盾，很多理论在处理这一矛盾的时候，主要采用四种方法去协调，一是村两委合作办公，“一套人马，两快牌子”，党书记和村长由一人兼任，相当于民法上债权的“混同”，典型的就是山东威海[40]；一是主张从制度设计上解决，修改法律，明确两委在村务中的界限，但同时要求树立党的权威，或干脆要求在法律层面上取消一个权威的存在；三是实行“两票制[41]”，要求党书记在党内选举后再由村民投一次票；四是主张自由竞争，看各自在村庄中的实力决定自己的发言权。以上方法不是违背村民自治的本意，就是在原地打圈，换个角度看问题，而没解决问题，可取性不强，有违《宪法》和《村组法》的根本精神。本人认为，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最佳的选择，一方面村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可以决定村里的重大事项，另一方面符合村民自治的精神，让既定制度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失去争夺的目标。具体而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设计：

（1）、村民代表大会的产生与组成。在既定法中将村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起来，不受村规模的限制，在村两委选举之前预先选举出村民代表，村民代表的比例应不少于村民总数的1/20。具体的组成人员结构可以参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村民代表人数超过30个以上的，应当设置常设结构。

（2）、村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村民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村民代表大会不受召开次数的限制，可以定期召开也可以不定期召开。召集形式上修改既定制度中“村民委员会主持、召集”，改为党书记、村民委员会，村民1/10，村民代表1/5以上均可召集，会议由村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主持，没有常设机构的由召集机构主持，召集机构是村民群体的，由其内部推选的代表人主持。

（3）、村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村委会的一切重大决策首先必须在村民代表会议中通过。村民代表除享有知情权、参与讨论权之外，还应享有对村务的质询权和监督权。比如村委会拟订一项政策，在该政策实施之前，必须先把它提交给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然后再由村党支部审查，审查通过后再交由村委会具体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村民代表会议及党支部均不予干涉，但可以提出质询并监督，以防止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这样实现对三者权能的制度化划分，就可能不仅会很好地保持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张力，而且会在村内构建了一个开放的利益表达和实现框架，使宗族势力等村里非正式组织的利益在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得以体现，并在其中得以整合。同时，在村民大会没有召开的情况下，出现必须罢免村委会成员的情形，村民代表大会经全体代表4/5以上通过可以直接罢免。村民委员会必须定期向村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奖惩机制，由当选的村委员会成员向村代表大会缴纳一定的资金或担保，作为其善良、忠诚维护村民利益的承诺金。党组织有关村里事务的重大建议与决策，也应该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实施。

4、完善村民个人土地产权制度，增强其与宗族势力以及村民委员会的抗衡能力。

我国大多数农民对于农用土地的权利，学术界称之为“半截子土地产权[42]”：将本村或本村民小组的可分配土地总数，除以本村或本村民小组的享有合法分地权力的人口总数，得到人平责任份地即责任田。每一个在村社地域内合法出生的成员，都有权分享与原有成员相等的土地使用权利。他们在土地数量、质量以及土地的税赋负担上也是均等的。这种土地使用权对于拥有合法的农业人口户口的农民来说，几乎是不能转让、出卖和抵押、出租的。它只会随着农业人口户口的消失或使用者的死亡而消失。随着一个时期内农民家庭合法人口的增减变化，增人的家庭就会无条件地增加土地的使用权；而减人的家庭则会无补偿地减少。只有本村或本组的农民才能享有“均分土地”的权力。在这样一种不能自由选择的土地产权关系中，村社共同体在法律上是土地的集体所有者。作为村社共同体成员的农户，可以以集体的名义（村民委员会）共同享有集体土地及其处置权、收益权（包括土地收益剩余控制权或租金均分权）；村民有义务承担国家税收外的村级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财务支出，并同时享有对等权力来监管村务和村级财务收支的情况。而村民自治的权力，是广大村民参与履行土地集体所有权管理职能，并保护自己土地个人使用权的权利和经济自由的自然延伸。当然，宗族势力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矛盾，其目的也在于争夺农村土地产生的利益。上述既定制度由于赋予村民委员会的资源过大，而村民个体的权利不明确或受限制太多而无法形成足以制衡抽象化的自治主体（村民委员会）力量，并对村民的个体参与热情产生了消极影响，宗族势力一方面受传统因素影响，排斥“出嫁女”等特殊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自发组织起来对抗村民委员会的专权与蛮横。

将来的村民个人土地产权制度应考虑徐汉明教授提出的“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43]”。他认为，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确立后，“使土地持有的产权主体—农民产生了运用其权利追求自身利益的内在动力，形成了利益分配、风险责任内在化的约束机制，从而为土地产品多样化的生产与商品多样化交换奠定了基础，也使土地持有产权本身在一定规则下成为一定交换的对象[44]”。一旦实现了比较完全、彻底的农民产权，整个农村社会面貌就会发生根本变化，文明尺度也将大幅度增进。这也许就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无产者向有产者的转化，这样他们才会有足够的积极性和智慧投入到村民自治和全部农村政治生活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之中。当然，该制度需要一些配套制度跟进，当务之急是取消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户籍制度，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在身份和人格上给予农民平等待遇后，一方面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让农民培养现代民主的利益取向，另一方面可以在城乡交融中激发以人为本，私权不可侵犯等民主意识。不管如何，现代化不能把农民遗忘。

5、推行“组合竞选制”，完善村民选举制度的立法缺陷。

选举也和立法、行政决策、审判一样，一旦被纳入法律程序的场域之中，那么对选举过程的关注就大于最后结果的关注。因为从法律学的角度看，任何法律程序都表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步骤来作出法律决定的过程。[45]”其优势在于，法律“程序没有预设的真理标准，程序通过促进意见沟通、加强理性思考、扩大选择范围、排除外部干扰来保证决定的成立和正确性.”据此可以看出，在一个预先设定的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程序中，只要严格依法操作，就能够最终获得理想的结果。同样的道理，农村选举采用“海选”方式完成，如果严格操作规程，最后也必将合法地组成一个以村民委员会为载体的农村公共权力机构。归结起来就是，在农村基层选举活动中，不能仅仅为了一个已经预先确定的选举结果而开展选举，正确的做法是，设置一个合理的可操作的选举程序规则，程序规则会自然而然地导出一个满意的结果。从理论上说，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不能只视为是农村基层自身的事情，从根本上说，这种选举还是国家权力深入农村的一种表现，其突出特点就是国家权力期望以严格细致的程序保障使国家法律和政策得到有效贯彻和实施。农村自治权力机构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农民的自主选择，但是，农村自治权力机构的生成却不是农村或者农民共同体能够自发完成的，它往往必须借助于选举程序这样的正式制度形式。在选举程序和实际的选举过程中，选民资格、投票、当选、任命等等看似一般化的选举行为，实质上包含了许多政府的和党的政策意志，从而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成为体现现代化国家意志的仪式和符号。目前，既定制度对选举程序和具体规则的规定很少，导致包括宗族势力在内的农村各种力量纷纷角逐，又无明确的游戏规则。考虑“民主是一种公开参与政治的规则，是一种习惯，只有操作熟练了，才会转换成人们普遍遵守的生活方式[46]”，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系统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

在此之前，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可以推行辛秋水教授提出推行“组合竞选制[47]”。即将村委会成员由村主任“组阁”改由村主任候选人在竞选之前在村民推荐的村委会委员人选中，挑选村委会委员候选人，“组合”成自己的竞选班子，再由村民直接投票选举。该制度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优点：一、可打破农村大宗族、家族或权势的垄断和操纵。即使某村只有一个垄断性大的宗族，按照“组合竞选制”的规定，在这个大宗族里也要产生出几名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这几名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之间展开“竞选”、“组合”的结果，必将使这个大宗族在无形中化解掉，使之无法保持其统一的垄断力量；二、可缓解本社区内各个门户、家族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由村民推选出的3-4名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他们各自为了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在“组合”自己的“竞选班子”时，必定要考虑本村各门户、宗族、区域的利益均衡。如他们可在本村几个门户较大或分散的自然村中，分别找出名望较高、德才较好、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自己组合班子的成员，以争取选票和当选后开展工作的顺利。如此，当选后的这个“组合”班子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本村各个宗族、家族和各自然村的认同。三、“组合竞选制”产生的村委会将是一个优化的班子、凝聚力强的班子。原因是：各村委会候选人为了争取选票和村民的支持，他们绝不敢把自己的“九亲六族”或把名望不好、明显带有某种集团利益关系的人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为了在任期内取得优良的成绩，他们也绝不会把同自己经常矛盾、谈不拢、无法合作的人“组合”到自己的竞选班子中来。同样，为了在任期内做出好成绩，他们也一定要挑选那些既有德行，又有魄力和才干的人“组合”到自己的班子里来。如此，这个班子自然会是一个凝聚力强的班子。四、“组合竞选制”完全符合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的原则。它不同于先“竞选”后“组合”的村委会主任“组阁”制。村委会主任“组阁”制的特点是：只竞选村民委员会主任，而由当选的村委会主任来“组阁”村委会班子，这就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委会全体成员都要由全体村民“直接选举”的原则。而村委会“组合竞选制”规定所有村委会成员候选人包括主任、副主任、委员都必须由全体村民直接投票选举。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指定（只能推荐）村委会副主任和委员。这对于防止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提名的狭窄性和可能出现的宗族、宗派势力垄断村委会，有着十分积极的制约作用。

五、结语

“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他没有自由的精神，……潜伏于社会机制内部的专制也迟早会重新冒出于表面[48]”。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大国，也是把基层的自由与自治视为民主的基石，当然，这里的乡镇组织应作基层社会来理解。对我们国家而言，“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49]”，村民自治不仅意义重大，事关全局，而且切实可行。但，村民自治在运行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民主的基因，跳不出历史的重担[50]”，加上既定自治制度的不完善，历史上作为乡村利益的守护神---宗族势力仍扎根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当“村民自治”制度携带着现代民主理念在国家主导下介入乡村社会的时候，宗族势力作为一种本土资源，会自发的以各种形式进行抵抗或与之兼容，或成为乡村中各种力量角逐的可利用性资源。在这个冲突与磨合的过程中，伴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的特殊情况，决定了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道路是艰难而曲折的，但我们不能坐着等待各项条件成熟，而应该积极的创造良好的条件。但如何“缩减社会复杂性并能使改革设想转换成容易操作的形态的某种方法或方式[51]”？笔者认为，就村民自治制度与宗族势力的关系问题，目前可以在既定制度的改革上找到突破口。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秩序多元化的现代农村，没有一套能自我循环、符合农村实际的自治制度，再多的政治宣传教育没有任何意义；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文化、观念文化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对其改造很难短期取得效果，而且法律文化和现代民主理念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附于制度建构提供其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因此，在这场不同文明的碰撞中，“村民自治制度”只有扎根与乡村实践，不断汲取乡土文化中的合理部分，完善自身制度，才能在无国外经验借鉴的前提下，在乡土社会里生根，发芽，最终培育出有泥土气息的“市民社会”、“和谐社会”。

[15]按梁治平教授在《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一文中的观点，正式制度是指现行国家在农村基层正在推行或已经在推行的一种治理乡村的一系列制度，是自上而下设定的。

[16]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第25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选举规程》，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年出版。

[18]全国有22个省的法规将户籍作为一个重要条件，详见刘喜堂：《省级村委会选举法规比较研究》原载张明亮主编《村民自治论丛》第一辑（引自中国农村研究网）。

[19]彭向刚：《村民自治权与党组织的关系问题研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0]该结论实地调查所得，并不是根据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温州在外经商的基本是农民，山区农民以外出劳务、经商为主，城郊农民以兴办企业为住，较之于典型的城市居民户口人员有更多的经济收入，该经济收入国家无法统计。如部级贫困县文成县，年财政收入不到4000万，但农民的年外汇储备增加量达1亿多美金。

[21]贺雪峰、吴思红：《温州乡村治理若干问题研究》，载2002年11月5日的中国农村研究网。

[22]是温州的土地特有制度，农民土地被征用后，政府回拨一部分土地给农民建房或搞三产，弥补安置补偿费的不足，农民有权在房屋建成后免费取得一定面积的房屋。

[23]详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年10月16日[2002]浙行终字第21号《行政判决书》温州市上蒲州村58位村民诉温州市人民政府不当颁证行为一案。

[24]徐翔：《从村级选举白热化想到腐败隐患—我县村级选举怪现象透视》摘自《温州市检察信息》2005年第5期。

[25]吴重庆：《村委会选举与乡村社会的自组织资源》载2003年4月28日的中国农村研究网。

[26]吴素雄陈洪江：《从精英治理到民主治理-村民自治制度演进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27]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第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8]李明照：《现代化视野下村落家族势力的复兴：寄生性的再生长》2004年5月24日的.

[29]]应永宏：《永嘉山区农民加速外流现象研究》载永嘉县千名干部下基层领导小组办公室《农村工作指导员优秀调研文章选编》（内部交流）2005年3月。

[30]同上。

[3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3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2]章永乐、杨旭：《村民自治理与个体权利的救济-论村民委员会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地位》载《行政法论丛》第5卷第154页法律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33]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第16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34][英]彼得.斯坦：《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40页。

[35]“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杜赞奇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引自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第5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36]古代雅典没有相对独立的审判制度，实行直接民主，有关审判由市民随机抽取601名组成审判庭进行投票裁决，市民根据感情投票，而不是法律或理性。是陪审制度的前身。苏格拉底在为自己辩论中言语激怒群众，结果以281票对220票被宣布有罪，判处死刑。参见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7]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均在基层自治中设置裁判官或治安法官，受理自治中出现的一些纠纷，而不是由自治主体自行裁决。详见解亚红等著《村民委员会建设研究-多维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第183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38]韩德强：《论乡村社会自治权力区域效力的绝对性》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

[39][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40]项辉：《论农村“两委会”关系紧张及对策》载《村民自治研究》2002年5月15日第10辑。

[41]楚刃、解亚红、郭婕著：《村民委员会建设研究》，中国人事出版社1999年版；乔日永：《两票制－农村党支部班子建设的一种有效方法》，1998年10月，香港中国大陆村级组织建设研讨会交流论文。

[42]党国英：《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载2005年10月11日.

[43]徐汉明：《论中国农业发展的土地持有产权机制创新》载《经济评论》2001年第6期所谓“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是指农民在一定期限内对集体所有土地依法承受、持有利用、收益分配、有限流转的结构关系权利。其实质是农民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保留的基础上，对土地资源动态利用的自主性、开放性、经营性的一种产权制度创新。有关该制度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徐汉明教授《中国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44]徐汉明：《中国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研究》第24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45]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第83页，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46]王禹：《村民选举法律问题研究》第1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47]该概念最早由辛秋水教授提出。详见辛秋水：《我为什么提倡村委会组合竞选制》载2002年12月23日《中国乡村网》。

[4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邓禹家族范文篇8

一、从司马迁到班固

二、《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第一、人类的本能与经济自由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

第四、《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

第五、《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论

第六、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情形

第七、司马迁对「富裕」的评价

三、班固的思想

第一、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二、班固评司马迁

第三、班固论西汉社会

第四、班固提出「四民」的说法

第五、司马迁与班固对西汉富人之褒贬

第六、《汉书》写经济专注农业摒弃工商

四、思想转折的后遗症

第一、农本思想之积淀

第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士」对读书的独占

第三、道统的观念

第四、文起八代之衰？

第五、明、清二代的官吏分家及吏治败坏

后语

前言

四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社经》第四期，香港新亚书院经济系出版，1962）在那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司马迁的开放、乐观、自由的经济思想，与英国学者亚丹．斯密（AdamSmith,1723-1790）（注1）的自由经济思想非常相似。当时我就想，如果中国的经济思想，能够顺着司马迁思想的势头继续发展下来，中国早在二千年前走上资本主义（注2）的道路，又何必在二千年后，再受西洋鬼子加东洋鬼子的气﹗

但是事实上，我们到今天，仍然没有走上真真正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三农问题仍然绊着我们的脚，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能否事事顺遂，尚是未知之数。

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指导及影响力量。中国经济发展，在西汉时期，未能趁着良好的机遇，走上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汉受到政治及学术压力，使经济思想的势头，由开放、自然、自由的方向，转折而入于封闭、保守的方向。西汉之后，经济思想，地位愈低、层次愈贱，历代名士大儒不谈经济，耻谈经济。谈经济者，亦仅在技术层面、功利层面、实用层面，而绝少在学术、思想、理论层面谈经济。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自汉朝到清朝，陷于停顿状态。在某些工艺技术方面，尚有因秘方失传或不得善传而退步者。这完全是经济思想保守、退步所致。

一、从司马迁到班固

本文的题目，是《从司马迁到班固》，并不是将中国经济思想转折、退步的责任，诿过于班固。完全没有这种意思﹗只不过因为《史记》和《汉书》中，司马迁和班固面对着相同的事物，所作的描写与评价有了显著的不同。令我们对这一百多年间的思想转变，看得非常清楚。

司马迁生于汉朝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卒于汉武帝末年（公元前87）（？）。其著述年代约为公元前130年至87年。班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其著述年代约为公元54年至80年。二人年代之差距约为150年，但思想之转折已极明显。本文即用这种方式，将二人对相同事物的见解分别列出，可以看出在这一百多年之间，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尤其是读书人的心态已有显著转变。

二、《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主要著作为《史记》，而表露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篇章，为《史记．货殖列传》。兹将《货殖列传》中可表现其经济思想的片断，简摘如下：

第一、人类的本能及经济自由

司马迁说：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之本能，另一种是享乐的欲望。所谓求利致富的本能或自利心，乃是为追求个人财富之积累，或经济情况改善的一种本能。为了此种目的，人们可以劳筋骨、忍嗜欲、冒风险，为求财利而赴汤蹈火。而所谓享乐的欲望或称为奢侈的本能，是人类求精神的或肉体的欲望满足，如权势的夸耀，口腹之欲及耳目之欲的满足，以及一切增加个人安逸快乐的需要。为达到此种目的，人们可以不惜个人财富的牺牲，贫者尽其所有，富者挥霍无度。第一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两者相反相成，构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生态。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又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又说：

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这就说明：人类有求利致富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须学习，人人都有，生而俱有。除此之外，司马迁又留意到，人类还有一种本能，就是享乐的欲望。《货殖列传》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神农以前，没有典籍可稽，所以当时的人民经济生活情况如何，不得而知。至于虞夏以后，有了尚书诗经等文献，其时人民经济生活之情况，可以从这些文献的记载中知道。司马迁根据这些记载来观察，于是发现了以下各点：

一、人类有享乐的本能；

二、这种本能，如果没有外在条件限制，它将尽情发挥；

三、这种本能，不可能以人为的力量加以改变或阻止。亦不能「涂民耳目」，使人绝欲窒性。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原于人类的两种本能，是人类两种本能之发挥、交织而成。人类求利致富本能的充份发挥，使个人积聚财富；又受享乐欲望的趋使，而作财富的开支。因此，政府经济政策，也应该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则社会才能富裕、和谐。司马迁提出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谓：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

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罚规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与民争利。

在西汉，最好的时期，根据司马迁的理论，是惠帝、高后时期，时间由公元前194年至180年。《史记．吕太后本纪》：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这是「善者因之」的最高境界。

文帝时期，连番下诏，劝民归农，这在司马迁来说是「教诲之」；也即是第三等作法。文帝虽在历史上称为好皇帝，但用「教诲」的方法，影响并干预人民的经济行为，并非好事。

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及均衡、平准政策，在司马迁来说，这是与民争利的下策。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

《史记．货殖列传》描写西汉社会的经济活动，大别可以分为四个行业，即农、虞、工、商。司马迁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又有一段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以上两段，非常明显、强烈地，显示出司马迁对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的洞察力，而且又显示出他的非常明显有力的见解。即是：社会生产行业的多元化，及彼此的依赖性。农、虞、工、商，为社会生产行业的四个主要部门，单独来说，各有其功能，综合而言，彼此依赖，不可偏废。并且强调：以上四者，为人民衣食（即指整个生活面）之原。又说：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不论是国家，或是家庭，贫富的关键均在此。

第四、《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所列举的人物，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有范蠡等七人；属于西汉的有蜀卓氏等九人。兹列表如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

人名

行业

简介

范蠡

商业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人称陶朱公

子贡

商业

所至与国君分庭抗礼，使孔子扬名天下。

白圭

商业

乐观时变，天下言治生皆袓白圭。

猗顿

工业

以盐业致富

郭纵

工业

邯郸郭纵、冶铁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

畜牧

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以比封君。

巴寡妇清

矿业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至于西汉的人物，则可见下表：

人名

行业

简介

蜀卓氏

工业

其先赵人，冶铁致富。秦破赵，迁至临邛。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

工业

山东迁虏，冶铸，富埒卓氏。

宛孔氏

工业、商业

梁人，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

曹邴氏

工业、商业

先以冶铁起，富至巨万。其后贳贷行贾遍郡国。

刁间

商业

逐渔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

师史

商业

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

商业

粮食囤积贩卖，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桥姚

牧畜

塞外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

无盐氏

子钱家

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出征将领贷子钱，诸子钱家莫敢贷，唯无盐氏贷出，三月吴楚平，无盐氏息什倍。富埒关中。

除以上列举富豪人物之外，司马迁又说：

关中富商大贾，大扺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又说：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在《史记．货殖列传》所描述的西汉社会，不但有富可敌国的大富豪，而且有倾郡、倾县、倾乡里的大大小小的富豪，可以看出西汉社会，是一个经济蓬勃，百业兴隆的农、工、商业社会。

第五、《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论

在《货殖列传》中，有许多商业理论，这些商业理论中，有一些是由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理论，有些则是由司马迁说出，并没有注明出处的。兹摘要列举如下。

一个人，想求财致富，应该怎样做？司马迁说：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司马迁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资本，就只有靠出卖劳力赚钱，如果有少数本钱，则要靠智能，再如果本钱多了，则要观察货物生产及供应的周期，而且要把握住这个周期，买入或卖出，就可以赚钱。

关于货物供应的周期，《货殖列传》曾经引用计然及白圭的说法。兹引录如下。首先是计然的说法：

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

根据中国古代的历法，是用干支纪年。譬如：甲、乙是木年；壬、癸是水年；庚、辛是金年；丙、丁是火年。计然的观察心得，是：金年可能丰收，水年可能有灾荒，木年或发生饥馑，火年或有旱灾。年成的好坏，会影响粮食的供应。

计然又说：

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

这是中国农业社会中，粮食供应的周期。

除了前引计然的说法之外，司马迁又引录白圭的说法。白圭是战国初年（约公元前400年）的人，较计然迟了大约100年。《货殖列传》说：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

太阴，是一个星宿的名称，白圭是由观察太阴星的位置，而推测农业的丰、歉，也即是粮食供应的多寡。

由推测粮食供应的多寡，推测到粮食价格的升降。又由价格的高低，预测到价格的变动。因为西汉时人，皆相信价格高到极点，就会下跌，价格低到极点，就会反弹。所谓：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

又说：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所以，一个成功的商人，是要准确地预知商品价格「贱反贵、贵反贱」的关键时刻。这是一种非常敏感地预测。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种工夫叫做「亿」。论语孔子说：「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可以发财，全靠他有准确预知物价升降的能力，但是从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的记载，一个成功的商人，除了准确预知物价升降的能力外，更要快速把握时机，吸纳（在物价最低点）及拋售（在物价最高点）货物。因为时机一纵即逝。所以商人必须敏锐、决断，切忌犹豫不决。如果行动不快，不能把握时机，令时机失去，则徒唤奈何﹗这种把握时机，迅速反应，及时买卖，在春秋时期，谓之「与时逐」，即是与时间赛跑的意思。《货殖列传》说范蠡在帮越王勾践复仇之后，隐居于陶，「乃治产积居，与时逐。」又形容白圭「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就是形容这一种快速、决断的工夫。司马迁说：物价的升、降变动，人人知道，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准确地预测到；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快速、决断地吸纳或拋售货物。所以他在《货殖列传》中借着白圭的语气说：

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司马迁又提出「廉贾」与「贪贾」的分别。「廉贾」只赚取正常的利润，而「贪贾」则想赚到正常利润以上。但司马迁说，「廉贾」风险较少，可以长期守业，「贪贾」反而容易失败。他说，在西汉时期，资本的年回报率，在百分之二十。所以「廉贾」也只希望年赚百分之二十，《货殖列传》说：

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在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以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在其中。

贵族受皇帝封为千户之君，他一年的收入为二十万，而他要负担一年之间朝觐聘享的开支。普通老百姓经营农、工、商贾各业，如果他的资本为百万（铜钱），一年的利润也有二十万，但他要负担更徭租赋的开支。照司马迁的说法，在西汉时一般生产行业之间，是有一个「平均利润率」（也可说是「资本回报率」）的，这个平均利润率是年利百分之二十。而他所谓「廉贾」，则是指以赚取百分之二十年利润为满足的人。如果有人不以百分之二十年利润为满足，而想赚多一些，司马迁称他为「贪贾」。《货殖列传》中说到：「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廉贾年利率五分之一，也即是年利百分之二十。他这个利润相等于平均利润率，所以可以长期守业不坠。贪贾想赚到年利百分之三十以上，超出平均利润率，反而未必可以长存。

司马迁又用廉吏来作比较。《货殖列传》说：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他是说：清廉的官吏，可以作得长久；虽然只靠有限的俸禄，但时间积久，长期积累下来，也富裕了。以此例之，廉贾以赚取平均利润为满足，但因可以长期守业，长期下来，也就富有了。所以说：「廉贾归富」。

第六、从《史记．货殖列传》看春秋战国及西汉早期商业发展情形

由春秋战国，一直到秦统一天下为止，中国各个区域，商业发展程度非常不平均。秦国一直到商鞅相秦孝公（公元前359）时，经济发展程度尚低。但与此同时，东方的齐国，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据《史记．货殖列传》说：当周朝初年，太公望受封于齐国的时候，因为齐国当时的地理环境不适于农业，于是致力于发展工商业，结果非常成功。《货殖列传》记载此事：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

上引一段是说明齐国之所以富强以及到齐桓公时可以为五霸之首，都是因齐国致力于发展工商业。一直到战国末年，齐国商业仍然非常繁盛。至于商业繁盛的程度，吾人可由齐国城市化的程度来说。《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对齐宣王说：

临淄之中七万户，户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

齐宣王在位时为公元前342年至324年。离开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大约100年。那时齐国首都临淄，就有七万户，如果照苏秦的说法，每一户有三男子的话，临淄最少应有七十万人。

又再根据《史记．乐毅列传》，乐毅于公元前284年，率领燕国军队，攻入齐国，一口气攻下了齐国七十多个城市。齐国国君、宗室、臣民，在田单率领之下，固守着即墨及莒两个城市。一共守了五年，到公元前279年才反攻，打败燕国军队，收复全国国土。

现在再作讨论，假如说：临淄城中人口有七十万，临淄是当时齐国的首都，是齐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可能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其它的城市，人口可能较少。但是，齐国国王、宗室、军民，可以以即墨及莒两个城市为据点，抵抗燕军五年之久，到公元前279年反攻并收复失地，则即墨及莒两个城市的人口，也不可能太少。如果假定莒及即墨两个城市各有人口五万，（这也即是战国后期的人常说的「万家之城」。）七十个城，就有三百多万。再加上临淄一城就有七十万，则齐国的城市居民就有四百万以上。据多数学者估计，齐国当时的人口，应有五百万至七百万。则城市居民已占一半以上。由此亦可想象：战国后期齐国工商业发达繁盛的程度。

除了齐国之外，到战国最后期，其它各国，甚至连商业最不发达的秦国，也追上来了。《史记．秦本纪》说：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十二万户既谓之「富豪」或「豪民」，则十二万户应有人口百万以上。如果说：徙民百万于咸阳，则咸阳城中原有居民亦应有百万以上。

历史上，称秦始皇徙民于咸阳的政策用意为「强干弱枝」。也就是想使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咸阳），变成全国人口最多，财力最雄厚的城市。从这一种观点来推测，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时候（公元前221），咸阳可能不是全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原来其它各国的首都，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楚国的郢，人口都已经多过咸阳。

由此可见，在战国后期，各国城市发展的程度。同时亦可以看到工商业发展的程度。

西汉统一全国，工商业在战国后期的基础上，更形发展。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西汉全国统一，对工商业发展助益甚大。

兹再根据《货殖列传》记载，可以看出西汉工商业发展情形的迹象，列举如下：

第一、社会财富的立体累积：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它的财富累积，是平面累积。农业社会的有钱人（大地主），若想增加财富，主要方式是买地，也即是土地兼并，所以在农业社会财富的累积是平面地，土地面积的大小，代表财富量的多寡。

唯有工商业社会，财富的累积，才是立体的累积。《货殖列传》说：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关中地区，是西汉首都所在地。司马迁写《史记．货殖列传》的时间，应为西汉武帝前期（武帝：公元前140-87），是西汉最富裕的时期，其时，关中地区经过西汉由高祖至武帝经营已近七十年，工商事业已相当发达，关中地区之财富遂因工商业之发达而作「立体积累」。所以其地面积，虽只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亦只有全国的十分之三，但其财富却占了全国财富的百分之六十。人均财富分配，较其它地区高出将近四倍。由此可以看出西汉工商业发达的程度。

第二、「子钱家」众多。「子钱家」即是专业经营借贷业务的人。「子钱家」众多表示：社会资本累积充足，以及社会上对资本的需求（有回报的）广。《货殖列传》说：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列侯封君行从军旅，借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从上引一段故事，可以看到西汉社会贷子钱这一个行业非常普遍、兴旺。「子钱家」非常多。而且利息率可跟风险挂钩，风险大的贷款，息率高。而无盐氏肯冒风险，就发了大财。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即是政治上的有权者，不会借着政治权力而欺压平民。而平民有钱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商业行为。而这些有政权及兵权在手的长安列侯封君，不会恃着政权及兵权，强令子钱家借钱，他们听任子钱家愿借就借。而在打仗打胜了之后，也不会赖债。照样还钱。这是一件商业行为，政权、兵权、教育权，完全不会干扰这一件商业行为。这一种良好的政治气候及商业气候，西汉之后的中国社会已不存在。

唐德刚教授说西汉本来可以走上资本主义，诚为有据而言。

第三、用数字计算的社会：在今天，常听到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不能用数字计算的社会。这种说法，用在西汉之后，到明朝清朝的中国社会，或有其不可否认的情况。但在西汉社会，则已经是一个可以用数字计算的社会。在前面提到的司马迁将关中地区的土地面积、人口及财富与中国全国土地面积、人口及财富有非常清楚的比例外，又能列举多种生产行业如达到一定量度，其年收入则可与千户之封君相等。可见西汉时期，已经是一个「可以用数字计算的社会」。

第七、司马迁对「富裕」的评价

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对「富裕」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西方基督教亦有「富人上天堂，好比骆驼穿过针孔」一样的说法。大凡在一个贫穷的社会，教育家总有一番安慰穷人的说词，希望穷人可以安贫守己，社会可以安定。

关于这一个问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意见非常清楚可见，应该介绍如下：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在说过一段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士都「熙来攘往」地追求发财致富之后，就说：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

一个社会之中，人民质素的高低，是受制于该社会富裕与贫穷的程度：富裕的社会，人民讲求礼节，热心公益，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所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说，富裕社会，人与人间可以以礼相待。贫穷的社会，则谈不到了﹗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恐怕只有少数的「士」才能做得到。多数的「士」，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是难以维持「恒心」的。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富者得势益彰」的情形。第一个例子是子贡。子贡是孔门弟子中，较受孔子喜欢的一个学生，但他经商，则非孔子所喜。《论语》中记载孔子说：「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能是孔子已经劝过子贡不要做买卖，专心读书，而子贡不听教导。好在子贡发了大财，不然的话，更要给师父骂。子贡因为做生意成功，周游列国都受到达官贵人的礼遇，并因此而令孔子的名声响遍天下，所以司马迁说：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今天的中国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但是有无想到如果没有子贡做生意成功，没有子贡宣扬乃师，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孔子，中国到今天或者仍然是「万古如长夜」呢﹗

司马迁所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巴寡妇清。

《货殖列传》记巴寡妇清之故事为：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司马迁以为：巴寡妇清，以一个寡妇，很难抵抗社会方面、政治方面的压力，而她能够自保名节，完全因为她有财富。所以说，个人努力于发财致富是应该的。

三、班固的思想

在《史记》和《汉书》中，有许多共同的题目，司马迁与班固对这些共同的题目，所表现的思想、见解，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代表的是西汉时人的思想，而班固代表的是东汉时人的思想。时间相隔约为一百五十年，二者思想已经是南辕北辙。其原因何在？我们应先探究一下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一、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首先说汉朝皇室的基本立场：

汉皇朝是秦皇朝的继续。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秦皇朝继承而来的。不但是有形的法律制度，就是连一切统治国家人民的基本观念和态度，也是由秦朝而来。其中有一点就是重农。

重农，本是商鞅相秦时，为在列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权宜之策，并非治国的长久之计。当时在秦国实行，已属饮鸩止渴；汉朝统一之后，列国争胜的情况已不存在，更应拋弃重农政策，使社会经济顺自然趋势，健康全面发展。但因汉朝皇室对此情形未能了解，一味抓住秦朝的治国理念不放。

汉高祖平天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而困辱之（注3），其用意就是重农抑商。但终高袓之世，社会一直在战乱之中（注4），重农抑商的法令，并没有认真执行。惠帝、高后时期，行黄老之术，采自由放任之态度，与民休息（注5），并没有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到文帝时期，才又由皇帝提出重农的教导。（注6）但达不到效果。

又到了汉武帝时期，武帝元年（公元前140）举贤良文学，五年（公元前13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其后又置博士弟子员，一再提高儒家的地位。

本来，在文帝时期，除历次由皇帝下诏书，提倡以农为本外，又由一些御用文人如贾谊，晁错等，撰写重农的文章（注7）。但是，这些文章尚无法掩盖当时整个学术界，舆论界。而且在西汉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形下，人民弃农就工商的潮流无法阻止。

到了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再到了西汉末年，其效果已经显现：儒家不但独占了学术界，舆论界，更独占了官场（注8）。到了东汉初年，儒家舆论，更形成一言堂的局面。

以上就是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二、班固评司马迁

《汉书．司马迁传》，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为：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是其所蔽也。

班固在评论司马迁之前，已经先有了一个是非标准。这个是非标准是圣人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他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而圣人的是非标准，应该是：先六经而后黄老，进处士而退奸雄，羞势力而崇贫贱。如果照班固的意思，每一个人，在品评别人的时候，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清心直说。而必须将圣人的是非标准，摆在前头。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时期的读书人，已经不再像西汉时期一样的自由开放，而已经自我封闭了。东汉之后，一直到清朝，甚至于到近代，中国读书人，都自我封闭在圣人的思想模式之中，以后人比后人，以东汉人比东汉人，看不出这种自我封闭的情形。小脚女人比小脚女人，彼此欣赏，看不到缠脚的害处。但缠脚的见到天足女人，才看到缠脚的可怜。将班固和司马迁摆在一起，才看出班固的封闭性，也看出司马迁的可贵。

本文以讨论二人的经济思想为主，所以专就二人在《货殖列传》中的异同来讨论。班固批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崇拜有钱人，而羞辱贫贱人。但我们又可以看看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解释他为甚么要写《货殖列传》。司马迁说：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司马迁说：他在《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没有政治凭借，（注9）完全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他们的行事，应该说出来，作为世人的榜样及借鉴。

在《汉书》中，也有《货殖传》。奇怪的是《汉书》应该写汉朝（西汉）的人和事；但在《汉书．货殖传》中，将《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范蠡、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巴寡妇清等春秋战国时人完全收录，其后才是西汉时人，（也完全与《史记．货殖列传》中相同）。但在《汉书．叙传》中，班固说明自己写《货殖传》的动机，则与司马迁大大的不同。他说：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班固上述这一段话，就说得非常严重了﹗本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个人，凭着自己的智能，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创业致富，本身的行为没有甚么不对。尚未发财的人应该力争上游；已经发财的人，可以尽情享受，即使生活奢侈，达到王侯一般的水准，也没有甚么不对。反正钱是自己赚来的。

班固的态度就不同了。他扮成一副道学家的面孔，说出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对创业致富的人，扣上「偪上并下」的罪名，并且说这些发财的人，生活奢侈，侯服玉食（衣食和王侯一样），是败俗伤化的事。班固写《货殖传》，是对这些人加以谴责，劝世人不要学习他们。

第三、班固论西汉社会

《汉书．食货志》，班固说：

文帝即位，躬修节俭，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

上述一段，是班固对西汉社会的描述，也是班固对西汉社会的评价。

文帝初即位（文帝元年是公元前179年），刚刚接续惠帝和高后「与民休息」之后，是西汉社会比较安定繁荣的一段时期，中国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的开始，应该是一个盛世。但班固却说：

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

战国，根据儒家的说法，「礼崩乐坏」，是一个衰世。班固为甚么说西汉是一个衰世呢？因为西汉「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西汉农民纷纷弃农趋末，离开农业，投奔工商业。班固因而说西汉社会是一个衰世。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司马迁说：汉朝统一天下，出现了两项重要因素：

第一、开关梁，因为天下统一，以前各国与各国之间的关口都打通了。商人在全国范围内通商往来，比前更方便了。

第二、山林，沼泽，各个地方的天然资源，以前是被各国诸侯霸占住，现在都开放了，商人可以自由开采。

总的来说，是全国整体经商环境，比前改善了。

商业环境改善，农民弃农事商，本来是平常事，也是好事。司马迁说：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这是自然的事。政府如果阻止人民趋利避害，才是不对。但班固不然。他将西汉时期人民纷纷弃农趋末，认为不对。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埜。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根据上引一段，我们可以看出：班固以一个东汉人，写西汉社会，而以三代（夏、商、周）社会为理想。他所理想的社会，有四个格子，士、工、商、农各自占据一个格子如下：

士

商

相与言仁谊于闲宴

相与语财利于市井

工

农

相与议技巧于官府

相与谋稼穑于田埜

在班固理想的社会中，士、工、商、农四个社会阶层，应该彼此隔离，朝夕从事自己的行业，不见异物。他希望每一个阶层，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各自安于自己的环境、习惯，不作改变的思想。班固说：这一种模式，是三代的社会模式。也是他理想中的社会模式。

但是，作为一个史家，班固是一个失败的史家。作为一个东汉人，写西汉社会，却照着三代社会的理想写。而他所写出来的社会，当然远离西汉社会，也非三代社会，只是他心中所想象的社会。

第四、班固提出「四民」的说法

前面引录班固在说明自己写《货殖传》的动机的时候，一开头就说：「四民食力，罔有兼业」。我们又在《汉书．货殖传》中，看到班固对「四民」的说法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埜。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没有说四民，只举出四种生产行业。该四种生产行业是：农、虞、工、商。没有「士」。更没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司马迁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又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班固将司马迁的「农、虞、工、商」四业，改为「士、农、工、商」四业。少了一种行业，就是「虞」；多了一种行业，就是「士」。又再看看班固对「士」的说法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

可见「士」已经不是一种生产行业，而是一种不事生产的行业。是在班固的观念中，社会上的生产行业，已经由四种缩减为三种。减少了「虞」。从上古到西汉，「虞」都是一个主要的生产行业。它是除农业之外，人类开发利用大自然并造福人类的一种行业，诸为后代的渔、林、矿、牧等行业，在古代都属于「虞」的范围。司马迁说：「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川泽不辟矣。」可以看到「虞」这一种行业的重要性。

第五、司马迁与班固对西汉富人之褒、贬

对商人、富人之评价，司马迁与班固完全相反。司马迁对西汉时人，以平民身份自行创业，发财致富者，采取欣赏、表扬的态度；并且说应该把他们的事迹说给一般人知道，可以借鉴。而班固刚刚相反。

《史记．货殖列传》有一段列举西汉时期平民创业致富的人，以及他们创业的简单经历。在这一段的后面，司马迁说：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司马迁的意思，非常明显：第一，他所列举的富豪人物，都是平民，第二，他们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及政治地位，没有不法的行为。所谓：「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已经说得非常明白。

但班固就完全不同。

班固在《汉书．货殖传》中，几乎完全抄录了《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他们的创业经过。但在这一段后面，班固说：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班固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其创业的事迹，与司马迁相同，在个别列举的时候，也没有列举出每一个人的犯奸成富的事实，但所作的评语完全相反﹗司马迁所强调的，是这些人「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班固所强调的是：「皆陷不轨奢僭之恶，犯奸成富」并且说：「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另外可以留意的一段，是司马迁在列举一些大富人之后，有一段话是：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以上一段，司马迁是说，西汉社会，不是只出大富豪，而且可以培养一些中富豪，小富豪；大富豪富可敌国，中富豪可以倾郡、倾县，小富豪可以倾乡里。司马迁告诉世人，西汉不是一个两极化的社会，而是有中产阶级的社会。平民、个人都可以创业。商业固然是较容易发财致富的一个行业，其它行业亦一样可以致富，只要个人有智能有毅力，农、畜、工、虞、商贾都可以致富。

但同样一段话，同样一件事，在班固说来，则语意完全不同了。班固说：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

照这段引文，班固是说，除上面所说那些大商人之外，其余郡国富民也不是好东西，他们也是靠「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而发财的。真可谓一杆子打死一船人，一棍子打死所有的商人，甚至不止于商人，凡是想发财致富的，都不是好人。思想的转变，何止一百八十度。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标明他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司马迁说明自己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他在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都是平民，而他们在创业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没有妨害百姓。所以他们的事迹，应该表扬，世人也可以借鉴，可以模仿。但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明他写《汉书．货殖传》的动机是：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班固说：一个人，要想发财致富，这种心理就是不对的。因为圣人已经有「均无贫」的教训。如果一个人发了大财，作了大富豪，更是不好。因为他已经犯了「偪上并下」的过错。偪上，因为他富可敌国，财富多到可以危害国家政权的稳定；并下，是指兼并穷人，害得穷人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再说，富人生活奢侈，以一个平民，衣服和饮食达到王侯的享受水准，败坏社会风气﹗

因此，班固写《汉书．货殖传》，是要贬抑商人，贬抑富人，贬抑个人发财致富的心理与行为。

第六、《汉书》中写经济专注农业摒弃工商

在《史记》中，经济范畴，有农、虞、工、商。在《史记》中，讲经济的有两篇，一篇是《货殖列传》，讲述民间社会经济动态；一篇是《平准书》，讲述国家的经济政策。在《货殖列传》中，我们看到西汉前期（到武帝末年为止）社会百业兴盛的现象。而人民所从事的生产行业，大别为农、虞、工、商。

《汉书》讲经济的篇章，为《食货志》，内容为农业与货币。《汉书．食货志》开头说：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我们如果将货币不看成是一种生产行业，则《汉书》中讲生产行业的只剩下农业一种了，已经不再提到工商业。即使农业，也已经简化到粮食种植这一个狭窄的范围了。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农业是相当广义的。《史记．货殖列传》说：

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茜（染料），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万户侯等。

以上所列举的十多个项目，广义来说，都属于农业，如果试作细分，可以分为以下种类：

一、牧畜业，

二、鱼类养殖业，

三、林业，

四、果树业（枣、栗、橘），

五、工业原料业（萩、漆、麻、竹、茜），

六、粮食。

可见西汉时期之农业及土地利用，是非常广义的。但在《汉书．食货志》中，就把农业缩窄到非常狭窄的范围，只是说：「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农业缩小到只限于粮食种植的范围。经济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后世中国人的经济行为。东汉之后，一直到明、清，到近代，中国国民生产，只剩下农业，抑制工商。而农业又缩窄其范围只限于粮食种植，国民经济的偏枯，达到极点﹗

《汉书》之后的史书，大体都是依照《汉书》的体例，在《食货志》中，提一提农业、户口，赋税等，工商业完全没有地位。例如《清史稿．食货志》，其项目为：

食货一、户口、田制，食货二、赋役、仓库，食货三、漕运，食货四、盐法，食货五，钱法、茶法、矿政，食货六、征榷、会计。

也完全不提工、商。

工商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完全没有地位了﹗

四、思想转折的后遗症

第一、农本思想之积淀

本段标题是「农本思想之积淀」，是想说明一个事实，是「农本思想」在中国社会里，愈积愈深，愈积愈厚，愈积愈坚实而不可去。

其它的思想，停留一个时期之后，就会消散，但农本思想正正相反。它不但不消散，而且久而弥坚。

1999年，在香港树仁学院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本人提出一篇论文，题目是《农本思想与中国现代化》，主题是：农本思想妨害了中国的现代化。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人必须勃然反省，彻底拋弃农本思想﹗

1999年研讨会后，笔者收到许多来信，赞成与反对笔者意见的，各约半数。（本人对各来信指教的学者，不论正、反，均怀深切感谢之心。）由此可见，冰冻三尺，消融尚需时日也﹗

在上述那一篇论文中，笔者说明：农本思想不是一种经济思想，而是一种政治性加社会性再加伦理道德性的思想。说它是政治性，是因为历代帝王及官员，认为人民株守在农业中，聚居在农村中，容易治理；说他是社会性，是皇帝及政府官员，再加地方仕绅，都认为人民聚居在农村中，有助于养成淳朴的风俗，俭朴的生活，伤风败化的事较少。说它是伦理道德性的，是农业家庭中的家长、族长认为家庭成员集中在农村中，可多生子女，子女又可以早婚，又再早生多生子女。老人家希望见到四代同堂；希望得到「五世其昌」的牌扁。不愿子弟离开农业，因为「商人重利轻别离」，对伦理道德都有冲激、破坏作用。

以上不论是帝王、官吏、家长、族长、仕绅等人，都根据自己的立场，巩固农本思想，并不顾虑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国民经济的伤害。而且，中国读书人，自东汉至近代，只「读圣贤书」，不理经济民生等事，更不知道农本思想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祸害。

农本思想排抑工商，在政策上当然尽量贬抑工商，工商业技术在二千年来，陷于停顿状态，这是农本主义者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与此同时，在这二千年来，农业技术也陷于停顿。因为农本主义者的目标，是要全国劳动力都集中到农业中，都聚居在农村中，过着简朴的生活，保持淳朴的风俗习惯，因此，他们认为：

一、农耕技术，低下好过先进，农耕技术的改进，会破坏农村的均衡。

二、农民贫穷好过富裕，贫穷会使农民生活简朴，风气淳厚。

因此，中国农业技术自然保持在西汉武帝时期的水平，西汉之后的历代帝王，虽然勤于颁布劝民以农为本的诏书，但少有改良农耕技术者，历代帝王都劝民开垦荒地，但极少劝民改良农耕技术。文人学者，人人都在文章中表示以天下苍生为念，但少见有人提出改良农耕技术。

第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士」对读书的垄断

在上段，我们将班固的「四民」理解为四种生产行业。其实，在班固的观念中，「四民」应该是四个社会阶层才对。两者的分别是：一、社会阶层有高有低；生产行业则无高低之分。二、生产行业各业之间的流动性大，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小。

士以读书为专业，所以必须读书才可以成为士。其它行业可以读书，但不必须读书，到了后代索性就不读书了。后世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士」的社会地位更高了。在四民的社会地位中，明显地以士、农、工、商的高低划分。而历代政府，亦用许多政策，限制农民转入工商业，又阻止工商子弟考取功名及入仕。

在西汉之前一直到西汉武帝时期，各行各业的人都读书，读书不是一种专业。而各种行业，也没有高低之分。如吕不韦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其后又做了秦国的相国。范蠡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亦是一个大学问家，又可以做到越国的高官。到了西汉，桑弘羊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在汉武帝后期又做了大官（注10）。与桑弘羊同时期，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的时候，郑当时任大农（财政部长），他推荐两人做助理财政部长（大农丞），分管盐、铁。管盐的叫东郭咸阳，是山东沿海地区一个煮盐发达的工业家；管铁的叫孔仅，是南阳地方一个最成功的冶铁工业家（注11），可见在汉朝武帝之前，工业家及商人，都读书，都可以做大官。可见在汉朝武帝时期及以前，「士」可以出身于每一个行业，作官的也可以出身于每一个行业。而当时社会上尚没有一个可以垄断读书而不事生产的阶级「士」。

西汉前期一直到武帝时期，政府官员出身于各种生产行业，如工业、商业。可知各种生产行业都吸纳了或者培育了一批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多数读书，再如果事业有成，以及有一些知名度，就有机会得到推荐到朝廷作官。但是，这种情形，在武帝时期已经受到压制，而在武帝之后，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工、商业精英可以入朝作官的情形一直维持下来，则工商业者为了创业成功，及增加知名度，必会用功读书及努力研究本身行业技艺的改进方法，又或者将自己的心得、理论着之于书，传之于世。就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家孙武，有孙子兵法，商业家白圭有商业理论，都可以传下来，后一代人又可以将前一代的理论精研改进，中国的工业技艺及商业经济理论，在西汉就可以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准，为西汉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准备条件及动力。

但是，历史事实非常残酷。汉朝武帝之后，再到东汉之后，社会已经分化。读书人不事生产，而生产行业中的人不读书，社会在这种分化之下，中国读书人的知识领域中，就完全没有与经济、生产、农工商业有关的内容了。中国的经济、工农商业也就一直停顿在汉朝的水准，有退无进了。在今天，中国社会中，商人供奉的祖师是陶朱公，农民所供奉的祖师是神农，工匠所供奉的祖师是鲁班，全部是春秋战国或更早时期的人。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后；中国读书人对农工商业的技术、理论全不理会，任令所有生产技术长期停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百余年」之说，或者可以在文、史、哲学家中有之，若求于农工商业或经济、民生方面，二千年来，是一个断层。

第三、道统的观念

从汉武帝立学官后，儒家不但完全占据了学术的殿堂，而且也成了为皇家为政府保驾护航的队伍。既然要为皇家保驾护航，所以在学术界也形成一个中心，要形成一个学术领导中心，后世即称之为「道统」。要所有学术界人拱卫着这一个道统，这个道统又拱卫在皇家权威之旁。

《汉书．儒林传》班固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违离道本。……

可见班固已认为儒家已经有一个「道」，而这个道，又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之道。也就是读书人（儒家独占）应该有一个道统，在这个道统之下，读书人的读书做学问的空间，以及出仕之后的立身行事，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唐朝文人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说：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就表示，在班固之后，所有中国文人，都有这种道统思想。韩愈虽说，孟轲死后此道不传，但其意思，他自己才是此道统的传人。这种思想，使历代中国文人都以这个道统中人自居。不但局限自己，也用以局限别人，使历代文人愈趋保守。特点之一，即是学问愈空洞，愈远离经济民生，不食人间烟火。只懂背诵仁义道德之空言，对社会经济、民生事业完全漠然无知。

本来，司马迁也对中国文化的统绪，有一番继承的壮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这一番话完全以文化着眼，他要继承孔子的事业，整理及解释中国的文化典籍，承先启后，因为「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注12）。他有机会收集并浏览最多的中国古代典籍，所以当仁不让地有继承孔子整理中国典籍传之后世的责任。既没有「道统」的观念，又没有为政权保驾护航的责任。他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学术发扬光大。与后代文人「道统」观念完全不同。

现在我们将两个统绪绘图如下，以资比较。

儒家的道统：

尧—舜—禹—汤—文—武

周公—孔子—孟子……韩愈……

司马迁所说的文化统绪：

周公—孔子—司马迁……

两个图比较，就看得非常清楚。韩愈所说的道统，是将文化传统与政治权力挂钩，皇权属于皇帝，但帮皇帝治理老百姓的，是读书人。读书人，属于道统中人，在读书做学问及立身行事方面，要受道统的规限，但也因此得到一些权利，就是可以做官，可以不事生产而有俸禄可得，又可以藉官位职权为祸或造福苍生。

中国读书人，称孔子为圣人，是在学术层面来讲，即是在学问上，孔子为最高。现在既然将学术文化与政治权力挂钩，于是也必须将政治统治者一并称为圣人，称尧舜禹汤文武为圣人，再因此必须称历史上所有统治者为圣人（注13），称皇帝为圣上。统治者既已为圣人，则政统与道统合而为一，士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遂无法再维持。

从中国的历史演变看来，时代愈往后，文化学术传统（道统）与政治权力（政统或皇权）拥抱愈紧。而文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也愈来愈低。费孝通先生《论师儒》一篇文章中，（注14），有＜道统与政统＞一节，大意是：中国儒家最初是想以知识驾驭皇权。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方法。皇帝马上得天下，不是理性行为的结果，如果能够以知识（理性）驾驭皇权，则是再好不过。但历史事实则是，时代愈后，儒家愈放弃自己的理想而迎合皇权。

在西汉，皇帝与大臣，可以面对面坐着议事，到宋朝，司马光、王安石等人还可以「坐而论道」。到了明朝、清朝，在皇帝面前，大臣只能跪着。而关于治理国家的事，文人也只能仰承圣意了。

余英时先生在《史学与传统》一书中，说中国皇帝对待「士」有四种不同的态度，分别是师、友、臣、奴。最好的礼遇是以「士」为师。最下者以「士」为奴。在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常因士人的品位高低而给予不同的礼遇，如魏文侯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为师；视吴起、李克、乐羊、西门豹为臣（注15），但时代愈后，士人地位愈低。到了清朝，虽明君如康熙、雍正、干隆等，亦视臣下为奴了﹗

司马迁想继承的文化统绪，是以学术文化为内涵，并不与政治权力挂钩。周公是中国文化的开创者，包括典章制度的建立，孔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整理、解释并承先启后的人，司马迁也因为「天下遗文故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而当仁不让地作了解释并传扬传统文化的人。文化学术传统是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

第四、文起八代之衰？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文起八代之衰」的说法。又有一句话，是「唐诗、晋字、汉文章」。汉朝的文章最好。又有一句话，是：「文章西汉两司马」。西汉的文章最好的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

一般人对「文起八代之衰」的理解，是唐代文人韩愈等，复兴古文运动。这件事的意义是正面的，值得肯定的。中国的文章，在西汉后期衰微之后，历经八个朝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的沉寂状态，到唐朝韩愈等人，才再复兴起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如果对这一件事情的历史演变加以深层思考，就会发觉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是一件值得悲痛的事。

西汉是中国最好的朝代，本来是最有希望的朝代。西汉，封建体制刚刚崩溃，汉朝一统天下，社会经济欣欣向荣，生产事业蓬勃，全国经商环境大好。农民纷纷弃农投奔工商。其情形刚好等于欧洲十六世纪之后，封建体制崩解，社会进入重商主义时期一样。

西汉最好的文章，是描写并解释当时社会经济情况的文章，除上述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史记》中每一篇章，都是好文章）外，最好的文章要推贾谊的《谏铸钱疏》（注16）以及晁错的《论贵粟疏》（注17）等。除了文章好之外，内容也是对社会经济国计民生的讨论。这种文章，根据欧洲的历史发展，是后来经济科学的材料。如果西汉的政治环境不变，中国在西汉中、后期，就可能发展出当时的经济学，为中国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预备条件。但是，中国非常不幸，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棒子打下来，把中国的文章打死了﹗

西汉武帝之后，没有文章。

东汉之后，中国读书人的学问内容（限于儒家的《五经》，到了宋朝朱熹之后，有了《四书》。），愈形空洞。有关民生、经济、工商技艺之事，不入学问。文人一下子不习惯写没有内容的文章，因此，也就没有文章了。

没有内容的文章，特别需要文字技巧。

因此之故，才有东汉末年的《典论论文》，以及六朝时期的《文心雕龙》等讨论文字技巧的作品出现。但始终是文字技巧，无法再有西汉时期的文章。

到了唐朝，韩愈等人一方面在所谓「先王之道」中找到信心，一方面为了应付科举的需要，提出所谓「文以载道」的口号。文章再次摆脱纯文字技巧的堆砌。此之所谓唐宋古文运动。但仔细辨认，西汉文章内容经济民生，唐宋文章之内容专注于道德仁义，雪月风花。有貌无实。若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诚为中国文人只看表象不切实际之言，西汉文章一去不可复返矣﹗

第五、明、清之后的官、吏分家

由于读书人不亲俗务，不理民生、经济，柴米油盐之事，不食人间烟火，此种情况，时代愈后，愈形明显。而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地方官员对于其所治理的地方政府所应办理的钱粮、税收、河工、漕运、盐政、刑讼等大小事务、杂务一概不知，必须委诸幕僚办理。明清两朝，形成官、吏分家的制度。即官员不理事务，大小事务均委由幕僚主理。到了清朝，各府县衙门的各项事务，也变成专业，譬如管刑讼的，管钱粮的，管盐政的，管河工的，皆分工成为专业，分由不同的幕僚主理。如此情形，所产生的后果如下：

一、官员对其属下的大小事务全不知情，一切要受幕僚操纵。官员只是读书为乐，同僚之间诗酒唱和，谈论道德仁义、治国平天下之空言。

二、各项实际事务，操纵在幕僚之手。流于极度的黑箱作业，使这些本来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完全失掉理性思考，更没有在学术层面上讨论研究谋求改良的机会。遂使弊端愈积愈厚。使民政成为贪污及扰民的祸源。大部份官员，在考取功名及入仕之初，都有做清官做好官的志向，但到任之后，一切受幕僚操纵，不流于贪官者百中无一。

后语

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西汉前期中国读书人的文章与思想，主要讨论司马迁，但也稍为提到贾谊和晁错，这些人不但文章好，而且讨论社会经济民生之大事，并且充份表露了作者们的经济思想。如果学术环境不变，在西汉中、后期，中国就会产生自己的经济学、货币学、财政学（当然是中国特色的），或者会令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中国特色的）。

但，非常不幸﹗由于学术、环境的转变，中国的经济思想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司马迁到班固，作为两个样本来观察，很明显地看到：中国经济思想，由乐观、自由开放的性格，转折入封闭、保守的方向；由肯定人类求利致富的本性，转折入压抑人类本性的方向；由重视百业转折入农本主义的方向；由文人学者热心讨论经济民生，转折入避谈经济民生、耻谈百工技艺的方向。（韩愈所谓：「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韩愈＜师说＞）这一个转折，使中国经济思想进入「冬眠期」逾二千年。

现在，新的千禧年又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又迎向全球一体化的新形势，作为学界，作为经济思想界，面对着上述两个样本，我们应该选择那一个呢

注释：

1.亚丹斯密（AdamSmith,1723-1790）是英国经济学家，英国人称他是经济学鼻祖。他的代表作（TheWealthofNations），出版于1776年。该书的中文译本有两种，最早的有严复译的书名叫《原富》，其后又有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书名叫做《国富论》。

2.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5月号有唐德刚教授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国家强于社会》。在那一篇文章中，唐教授说：「那在西汉初年便已萌芽了的中国资本主义，乃被一个轻商的国家一竿打翻，一翻两千年，再也萌不出芽来。」又：我的老师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第六章（页128）也说：「中国社会从秦、汉以下，古代封建贵族是崩溃了，若照社会自然趋势，任其演变，很可能成为一种商业资本富人中心的社会。这在西汉初年已有颇显著的迹象可寻。」

3.《史记．平准书》说：「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4.公元前206年，在中国历史上称为汉高祖元年，是为汉朝的开始，但项羽的力量，仍然威胁着刘邦，刘邦还没有称皇帝。公元前202年，历史上说是高祖五年，刘邦才正式称帝，但仍然有一些反抗力量没有被消灭。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汉高祖消灭掉最后一股反抗势力（英布），但也在这次战役中，高祖为流矢所伤，是年高祖即死，卒年六十二岁。可见汉高祖一生都处于战乱之中，并没有作过太平皇帝。

5.《史记．吕太后本纪》赞：「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6.《史记．孝文本纪》：元年（公元前179）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又十三年（公元前167）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其除田之租税。」

7.贾谊及晁错等人有关重农的文章，见《汉书．食货志》上。

8.《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元始为平帝年号，即西汉最后期。），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9.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都是平民，都是以个人创业成家的。在西汉靠政治势力起家的，一个是吴王濞，一个是邓通，在《货殖列传》中都没有名字。

10.《史记．平准书》说：「桑弘羊，洛阳商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又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说桑弘羊是一个大学问家，是因为他在盐铁会议上（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以御史大夫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发言，内容充实，辩才无碍。

11.《史记．平准书》说：「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我们前面在《货殖列传》中，看到有宛孔氏，以冶铁起家，宛就是南阳，孔仅可能是宛孔氏家族后代中的一员。可见西汉直到武帝后期，工、商业者都读书，都可作官。

12.《史记．太史公自序》。

13.清朝乾、嘉时期，有一位学者洪亮吉（公元1746-1809）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谓：「一治一乱，运天地之生，前圣后圣，拯斯民之死」可以代表中国文人将历朝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尊为圣人的思想。（见《洪北江诗文集》上册223至224页，＜重修唐太宗庙碑记＞一文。）

14.此文收入吴晗．费孝通等着《皇权与绅权》（页23-38）中。

15.见余英时先生着《史学与传统》（页30-70）所收＜道统与政统之间＞一文（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版）。

邓禹家族范文篇9

类似大岭村党支部的困惑，在全国各地农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值得思考的是，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是加强还是削弱党的权力？[2]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究竟出现了哪些冲突和斗争？这些斗争及其结局，说明了什么问题？更进一步地说，在评估村民选举效应的时候，我们能对这种有限民主(limiteddemocracy)的前景作出什么样的判断？这些问题浓缩到一点就是，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对党在农村的权力基础究竟提出了什么挑战？本文主要根据第一手资料，试图对这些焦点问题进行学术探讨。

1999年2至9月，笔者连续跑了中山、新会、南海、龙岗等市（区）。同市委政研室、理顺办、[3]农委、民政局等有关人员进行了座谈，访问部分村干部和普通农民。是年9月，笔者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白思鼎（ThomasP.Bernstein）调查了广东新会市的三个镇，并在每个镇走访了一个村。笔者的调查主题是，紧密结合广东省撤区设村、实施村民自治的农村体制改革实践，就“村民选举”、“村支两委关系”以及“农民负担”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4]

一、困惑：党支部权力面临挑战

村委会选举前的大岭村，是Z市火炬镇下属的一个管理区。在这种体制下，管理区办事处是镇政府的派出机构，管理区办事处的主要干部，包括管区书记、办事处主任均由镇政府委派。这种“任官制”使得农村管理区权力格局与其上级组织保持一致，实行的也是“书记挂帅、分兵把口”的一元化领导体制。[5]然而，当广东省自上而下地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后，大岭村原有的权力格局面临打破，村支书由此而陷入了困惑与不安之中，经受着权力被瓜分与接管的痛苦。大岭村新当选的村主任（非党员）原是村公司里的一个厂长，当然一切都得服从村支书的调遣。村委会选举产生之后，村主任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接管了村集体的财权，一直由村支书掌管的行政公章也被迫打了移交。这位被上级封为“领导核心”的村支书，手中只剩下把“斧头镰刀”。[6]尽管村支书的职责仍然是“抓大事”，名义上仍然是“第一把手”，但总觉得少了经济大权，其他权力就被架空了。

这天，大岭村支书召集支委开“烟会”。支书说：“现在都在讲依法办事，《村委会组织法》不也规定我们党支部是领导核心吗？你们说说，这个‘核心领导’究竟是什么意思呀？”一支委插话：“我想是不是村里大事最后还得由党支部拍板定案。”另一位搭腔：“就是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嘛。除了村民选的，其余的还得支部任命，是吗？”村支书接着说：“《村委会组织法》规定的核心领导作用就那么一句话，我总觉得把不准；而规定村委会的职责有七八条之多，都实打实的。你说村里大事最后得由支部决定，那村民会议和村代会干什么用？你说还有党管干部的原则，那还要选举干什么？村里就那么几个管事的人，重要的要村民选举，剩下的你就是任命，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干呐。”这位支书所讲的“不愿意干”的干部，包括有名无实的团支书、费力不讨好的计生专干以及经营困难的小厂长等等。

带着困惑，大岭村支书来镇里参加党委扩大会议，正好也想弄明白他这个村支书今后究竟怎样才能当下去。会议由镇委书记主持，市委组织部的一位科长也到场。

大岭村支书先陈述了他们村支部与村委会的紧张关系。另一位村支书感到愤愤不平，他补充到：“我们村更麻烦。村委会都停发了团支书、民兵营长的补贴，说你们党支部任命的人，找支书要工资去。我们村的财务开支现在是村主任‘一支笔’，支部都要从村委会出粮，要团支书找我们要钱，不是存心要我们难堪吗？”

沙边村的村支书开始发言了，尽管他们村的事早就向市委做了专门汇报，但一有机会他就要诉一诉他的苦恼。这位支书在村支部干了40多年，是“根子”那一辈的乡土干部。他认为他为村民勤勤恳恳干了这么多年，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村集体经济搞上去了，村民也富裕起来了，他这个村支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村民没有理由反对他。但是，村民代表为查帐而与支委干部闹翻了脸，老支书埋怨村民不知恩图报，尽管他是一个廉洁奉公的“村官”。他说：

村里总有那么几个“评弹高手”，[7]对谁当干部都不满意，千方百计找寻各种籍口对干部的工作指指点点，明知没有事实根据，就是喜欢写信上访，对干部打击很大。拿我们村来说，一些村民代表就是专找茬子的“评弹高手”。撤区设村，清理帐目，[8]我们没意见。但在我们村，村民自行选出18名清帐代表，把我们当作敌人一样对待。清帐代表气势汹汹，要副支书交出经联社帐目。副支书说等书记回来，当时我正在镇里办事，村民找不到帐册，就打烂了支部的门窗玻璃，还把副支书胁持起来，象揪一样要他交代问题。我和镇公安开车火速赶到，镇里还特地带了一部摄相机来，但是我们被村民团团围住，困在车里长达9个小时。这些“评弹高手”就是爱起哄，难道有了个《村委会组织法》，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就可以不理睬党的领导吗？

一谈到清帐，沙平村的村支书也急于倾诉满腹牢骚。他说他们村，村民选出来的查帐代表把村里所有的帐册资料集中起来，派3名保安看护，每天有10人左右查帐。领头的还将资料复印，在村里粘贴，并寄到市反贪局，告村干部贪污。市里领导明确答复这种查帐方式不恰当，这些村民拿着《村委会组织法》说，村里的帐该不该查，要由村代会决定。村代会投票结果，要求继续查帐。这位村支书抱怨说：“我真不明白，现在到底是村民说了算，还是上级说了算？象我们村查帐这件事情，连上级领导说话都过不得硬，难道今后我们支部的事情还得要村民投票决定不成？”

上述村支书们的种种抱怨，表明村民选举在挑战党的核心领导原则，而这个原则正是村支书维护自身权威的“法宝”。

听了村支书们的困惑和抱怨，镇委书记让市里的人先讲话，传达一下上级的精神。上级的人望着自己的“嫡系部队”说到：

市委领导交代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不动摇，二是村民自治必须搞。在新形势下怎么个坚持党的领导？你们第一线的党员干部有疑惑，上面也在琢磨。在Z市，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不管搞村民选举，还是搞村民自治，你们村支书都是村里的“一哥”。[9]不坚持党的领导，就会出现无政府主义。刚才介绍的情况，就有无政府主义的苗头。大涌镇有个村，搞了村民选举后，支书和副支书三个月都不上班了，村里失去了领导核心。我还看过一个汇报材料，一些村支书讲村民选举没有什么用，搞不好就是‘共产党走向垮台的第一步’。话虽重了点，表明村民选举的冲击力不小，但不能因噎废食，村民选举不能不搞。在座的支书们对村民选举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我的感觉是抱怨多了一点。报纸上登了那么多村民选举的好处，难处你们就没有体会到一丝一毫？是不是压力大了，失落感强了，就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大家要坚信一点，共产党的天塌不了！[10]

作为全镇党政班子一把手的镇委书记30来岁，他的讲话单刀直入：

村经济合作社的法人代表是村主任，这个权力你们不要争了。村委会总不能没有一点实权。党支部要抓大事，不要过多地抓具体事情。村支书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支部自身建设上面，要赶紧把优秀人才吸纳进来。党是农村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问题是你们如何发挥核心作用。既然上级现在强调抓村民自治，这就是你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党支部领导村民自治，照我的理解，就是要领导和支持村民依法选举，保证村委会落实党的政策，遵守国家法律。不管党支部的人有没有选入村委会，都要积极参与村委会的工作，对于村里的重大决策，更要争取主动。最后，你们所关心的待遇问题，镇里已经定下来了，村支书的待遇保持不变，原则上高村主任一个档次，还是一把手嘛。[11]

镇委领导要求村支书交出经济大权，又以“待遇不变”来弥补村支书的挫折感，同时要求村支书抓好支部自身建设，因为他强烈意识到村党支部年轻化的重要性。这位镇书记说到，全镇800多名党员，60岁以上就有400多人，党员队伍老化严重，再不年轻化就没有朝气了。[12]市委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村优秀人才（社会精英）要求入党的减少，削弱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动摇党对农村的领导。而且，雪上加霜的是腐败在从根本上损害党的形象，导致村民不投党员的票。

那么，村支书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究竟如何呢？“农民讲村支书戴的是‘红帽’，村主任戴的是‘黄帽’。”广东省民政厅的一位官员继续说：“是村支书大，还是村主任大，农民的说法是‘红帽子大，黄帽子小’。许多农民说戴‘红帽子’的有权搞腐败，而且腐败得越严重，就越是高唱共产党领导。”这位官员还披露，Z市有个村的农民到民政厅集体上访，说他们村党支部卖土地卖了1个亿，而村民只见到90万元，其余不知哪里去了。[13]上访农民留下了一句硬话：“为什么上级总爱把‘红帽子’戴在这些‘吸血鬼’的头上？我们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呀，就这样给毁了。”毫无疑问，农民不可能容忍也不可能认同这样的村支书，如果让村民自由公开地选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剥削者”赶下台。

确实，村民选举就像一把开启困惑之门的钥匙。过去垄断权力的村支书们在抱怨，在困惑：既然村里有了党支部这个领导核心，还要由村民选一个村长干什么？村主任们也有苦恼：如果一定要服从村支书的领导，那又何必兴师动众耗费精力搞选举？不如上级一纸任命就行了。地方官员们也有一系列的担忧：民选的村委会会不会象任命的村干部那样不折不扣地落实乡镇下达的任务？如果村民更加信任或者认同选举的村长，那么党支部的核心地位又如何维持？实行村民选择后的乡村，类似的困惑、苦恼和担忧实在不胜枚举。[14]

无论从那种意义来解释民主，治者的权力均需被治者的同意或认可，投票选举就是表达这种政治认可的一种制度化渠道。如果说村民选举是村委会治权经由村民认可的合法渠道，那么党支部的权力还缺乏这样的制度机制，因此，许多村庄的农民认为上千人选出的村主任当然比几十人选出的村支书更有权威。也许，这就是村民选举后党支部权力面临挑战、陷入困惑的根源。根于权力认同的困惑终将会以各种政治斗争表现出来，在村民自治的制度背景下，这种政治斗争不再是阶级斗争或群众运动，而是权与法的交错与较量。

二、纷争：权与法的较量

选举过后的火炬镇，镇书记的办公室就没有平静过，两拨人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一拨人由村支书领着，另一拨人以新当选的村主任为头，他们为村务移交、财务管理、村干待遇及职务分工等实质问题争执不下，都要求上级领导给予明确答复。镇领导说“手掌手背都是肉”，偏袒那方都不妥，只好当着村主任的面大讲尊重党支部领导的重要；在村支书面前又大讲实行村委会制度的必要。这种和稀泥的暧昧态度，无法解决村支两委的纷争。在大岭村，村支书和村主任似乎都能找到理由为自身权力辩护。村支书说得很坚决：“上上下下都是党在领导，你村委会也不能例外。《村委会组织法》也规定党支部是核心领导。”村主任争辩到：

领导归领导，我不反对支部领导。你就是按照《村委会组织法》来领导我们，村集体的法定代表还得是村委会，是法定代表当然就要管帐、管钱、管人。再说，村里的事情办不好，村民不会去追究你党支部的责任，而是村委会。哦，大权你抓着，责任我当着，天底下那有这等好事。[15]

村支两委争权的制度根源在于，即使是新颁布的《村委会组织法》，也没有界定清楚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关系。[16]问题的关键是，自上而下地强调党的核心领导与自下而上地推行村民自治，在缺乏协调这种“双轨运动”的制度机制的情况下，村支两委的权力难免陷入矛盾与冲突。[17]毫无疑问，党支部的权力主要受“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原则的支持，善于利用这一原则的村支书往往乐于操纵甚至包办村委会的职权。然而，如果当选村主任恰恰是那些不甘仰人鼻息的“评弹高手”，他们也会机巧地利用《村委会组织法》进行权力斗争。[18]一位被访村主任说得十分传神：“以共产党的法还治共产党的权”。[19]

张家村的经济在Z市处于中等水平，村经济合作社（简称“经联社”）是村里的主要经济实体。经联社由原来的生产大队改组而来，现有资产5000多万元，纯收入500万元。全村共9000多村民，其中50%是经联社社员（只有社员才有各自从经联社获得福利分配）。实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后，以经联社为主干成立了村经济发展公司，由管区书记兼任董事长，管区主任任总经理或“社长”，村公司的经济决策主要由书记拍板。新当选的村主任30来岁，自费修完了经济学大专课程，回村后被村支书聘为助理。1998年底，他被村民提为村主任候选人，然后高票当选，村民看中了他的文凭和企业管理能力。选举之后，他与村支书良好的个人关系面临着考验。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精神，村主任是村集体的法定代表，要对村集体经济承担行政责任。这就与原来的权力格局产生了矛盾：如果让村支书继续保留村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又要村主任承担经济责任，其不合理性正像大岭村主任所争辩的那样，“天底下那有这等好事”。而如果改由新当选的村主任担任法人代表，那就等于公开向村支书夺权。几经权衡，村主任冒着得罪老领导的风险，决定以村民代表会议（以下简称“村代会”）的名义，向党支部和镇政府提出了正式报告。结果，村支书骂村主任过河拆桥，人际关系蒙上了阴影。张家村的斗争不是个别现象。前面提到的大岭村，村主任与村支书关系紧张的根源也是为了争夺经济大权。可以说，在其他推行民主选举的农村，也面临着同样的矛盾。Z市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许多镇发文规定，撤消管理区后，原由管理区主任担任经联社主任的职权由党支部书记，即村的经济权由村支书掌握，结果过半数的村主任到镇里要求当经联社主任，要掌管经济权。由于下面的意见太大，这些镇已经收回发文，改由村主任担任经联社主任。”[20]镇里改变主意归根到底是迫于村民的民主压力。例如Z市的凤台村，村委会一选举出来就明确要求接管经济权，村支书立即汇报请示上级。镇委研究决定仍由村支书主管经济。这个决定一传达到村后，村委会马上召集村代会，通知村支书到会交出经济权。镇里只好收回成命，因为镇领导担心，要是贸然否决村代会的决议，村民就有可能集体上访告状，而这是地方领导最不愿意看到的行动。

尽管村民自治的责任机制驱使村主任接管村经济大权，但如果村主任不像凤台村那样善于利用村代会来获得村民的支持，或者村主任不善于利用《村委会组织法》来维护法定的职权，要从村支书手中接管经济等村务大权是困难的。例如广东惠东县港口镇大澳村，[21]在1998年的村民选举中，原管理区办事处干部全部落选，村民说“旧班子是一帮蛀虫”。村民还反映，在1997年7月接替“老贪官”的现任村支书，不仅不吸取前任支书贪污腐败受处理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变卖集体耕地、贪污挪用公款。经这两届班子的折腾，村里200多亩耕地卖得只剩下20来亩，而上千万的卖地款几乎被蛀一空。结果，村办公室家徒四壁，新成立的村委会只得向镇政府借资2000元才勉强开张。就这么个营私舞弊的人，还耿耿于怀村民不选他当村长，拒绝移交村务，抗拒公开帐目。尽管村主任不断要求接管村务、公开帐目，镇干部还亲临现场督促接交工作，但村支书就是不买帐，他把帐册、报表等档案资料死抠在手中，导致村委会无法正常运转。这位魏姓支书还振振有辞：“黄腾珠（即当选村主任）一伙人都不是党员，他们文化水平低、素质差，当中有人还曾劳改过，他们没有当干部的资格，凭啥对党支部指手划脚和管理群众……他们至今连村委会的计划都没有制订出来，我怎么好移交给他们呢？”这种不值一驳的狡辩暴露了村支书抗拒村民选举、村务公开的窘态。原因很简单：心里有鬼，怕见阳光。令人不安的是，大澳村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广东省民政厅主管村民自治工作的官员说：“在我省这次‘撤区设村’工作中，原管理区干部不向新村委会移交村的财务等问题是目前的一个投诉热点。”这位官员还指出：“大澳村已成立了新的村委会，法人代表就是村主任黄腾珠。如果旧班子再不移交村务，可以采取法律途径向法院起诉予以解决。”[22]

实际上，村支书捂盖子拒交村务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才推行村民自治的广东农村，在那些十来年前就推行村民自治的地区甚至一些“村民自治示范村”，同样存在这种现象。例如，河北赵县是全国的“村民自治示范县”，而一份调查报告揭示的实况就不如有关经验材料所介绍的那么乐观。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如此的冷峻：1）所调查的每个村都成立了类似村代会这样的村民代议机构，但要是村支书不开明，那么几乎没有人想起要靠这个机构解决问题。2）所有村庄的财权和行政公章都抓在村支书手中，有的公章甚至由村支书的老婆或亲戚代管，并且没有一个村主任是说话算数的人。3）如果村民遇到了象北王村前任支书贾国锁这样的公道人，那是村民的前世造化；如果遇到了专好敛财的西纪豪村支书、专捡老实人欺的苏村村支书、动不动就打人铐人的北王村继任支书，那就轮到黎民百姓倒霉遭殃。奇怪的是，在这个“村民自治示范县”，缺乏的正是村民自治的空气，无论是建章立制还是村务公开，似乎都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而这些乏善可陈的“政绩”掩饰不了露骨的矫柔造作。[23]

由此可见，无论华北华南，无论穷村富村，村支书与村主任都有可能为执掌经济大权而明争暗斗。如果村主任处于“上下两不靠”状况，[24]村庄的实权一般都控制在村支书手中，村主任或者甘当配角，或者靠边站。人事安排权也是村支两委权力斗争的重要目标。例如，火炬镇江尾村在村委会选举后，村主任未与党支部讨论，就宣布辞退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营长，还准备撤消村公司的几位部门经理。江尾村主任这种冒犯党支部传统权力的行为动机，一是想加强村委会的权力基础；二是认为没理由要村集体支付团支书的工资，至于民兵营长，如果要从村财政支补贴，就应由村委会任命或由村代会来决定。村支书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冒犯行为，他向镇委书记反映情况。镇领导当即通知村委会纠正错误。村主任说：“这是村代会作出的决定，即使要纠正也得召开一次村代会。”由此看来，村党支部历来控制的“党管干部”权力，也面临着村民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的考验。

如果说村支书与村主任斗争的实质是权与法的较量，那么这种较量决不限于这两个权力主体。在那些实行自由公开选举的乡村，村委会与镇政府，支部会与村代会之间，村委会与村代会之间，一直伴随着权力斗争与妥协。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村委会与镇政府的关系。[25]在实施村委会体制之前，镇政府直接行文下属管理区（那些无自治性的村委会同管理区无实质区别），[26]镇里下达了任务，下级就得不折不扣地执行。实施村民选举之后，法律规定镇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规定对乡镇的政策执行有深刻的影响。例如，村民选举后的Z市某镇，认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不好把握，担心直接下发文件给村委会并要求执行，就成了行政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有违《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镇里还担心村委会不理会镇里下达的文件，于是在选举后的1个多月里都没向村委会下文。中山的有关官员说，其他镇的情况与此差不多，村民选举后，镇里的行政工作越来越依靠党支部去落实。[27]因此，一些镇领导对村支书请示工作热情接待，对村主任则冷冷清清。一位村主任愤愤不平地说：“镇里就那么偏袒支部那班人，难道我们是后娘养的不成？”有个镇为维护村支书的权力，下发文件规定村里八个方面的事务都要有支部书记的签名才有效，导致一半以上的村主任联名上书反对，迫使镇里收回成命。还有个镇甚至下文规定党支部实行脱产工资制，村委会实行误工补贴制。村主任将这种一褒一贬的“土政策”提交村代会讨论，当场就被否决了。

令人深思的是，镇里明显偏袒党支部的举措，不仅无助于提升村支书的权威，反而加深了村支两委的矛盾。镇领导以为行政权力可以压服村委会，没料到村民选举赋予了村委会和村主任更多的权力，村民代表会议成了农民抵制上级那些“土政策”的武器。[28]

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支部会同村代会的纷争也是各地农村经常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在实施村民自治以前，可以说支部大会是村里唯一的决策机关。现在，村民会议及村代会也是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机关。一些赞美村代会制度的人，强调村代会的作用就是把党支部的意图转化为村民决策，试图说明村代会与支部会总能保持一致。[29]如果村民选举只是为了选择一个执行上级政策的能人，如果村代会的职能只是讨论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从逻辑上说，可以设想村代会同支部会不存在矛盾。[30]问题是，如果这两个假设成立，就根本没有必要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正是因为村代会不仅要讨论如何对待和完成上级任务，更要讨论村庄自身的公共事务，因此当村代会与支部会就某项事务发生纷争的时候，谁来协调？根据什么来协调？在现有制度框架中还缺乏清晰界定的程序，只能靠斗争与妥协来解决问题。[31]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例如凤台村，村代会决定辞退一名村干部和2名治安员，村支部以没有与支部事先商量而提出异议。村支书认为，村代会的人事变动决定必须经支部同意才有效，否则就违背党管干部原则。村主任争辩到，按《村委会组织法》，村代会是村里的权力机关，它什么时候开会、开会的议题、作出什么样的决议，法律上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党支部同意之后才有效。最后，村支书表示尊重村代会的决策。而在另一个村，村代会决定辞退团支书（不发补贴），党支部认为村代会无权干预党支部所管辖的事务，宣布村代会的决定无效。经过妥协，村代会接受了党支部的意见，团支书的补贴照发。由此可见，在党-村二元决策体制中，[32]妥协开始成为解决纷争的手段。[33]

事实上，村委会与村代会的权力冲突也存在，冲突的实质是村庄内部各利益集团对公共利益分配的争执。例如，在Z市新场村，村委会按照市里建议的一般标准，向村代会提出了村干部月补贴方案，[34]村民代表认为标准定得太高而不通过。村委会提出，村支两委基本上是脱产干部，不仅要负责村集体上千万的资产运营，还要负责村社会治安等，认为村干部补贴不合理就会影响工作质量。在村委会与村代会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村支两委联合请求镇里下发文件，最后以行政命令的手段解决纠纷。又例如，在村集体年纯收入只有5万元的湖南古岭村，村支两委主要干部（一般是支书、村主任和村秘书“三骨干”）的补贴月均300多元，其他村委干部不足100元，村民小组长更低，只有15元。自然，以村民小组长为主体的村代会，多次要求增加组干部补贴，一般村委也要求与“三骨干”的补贴平衡，在多次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也由上级下文解决纠纷。

这些利益纷争表明，村庄内部开始出现利益集团(interestgroup)，尽管还缺乏成熟的组织形式，但村民选举、村代会等提供了各种利益表达和斗争的制度渠道。更进一步说，一旦在村民选举、村代会辩论的过程中，能够清楚地表达和卷入各种利益斗争，那么无论是村民选举还是村代会辩论的过程就开始呈现出政治性了。[35]而且，村庄的公共利益在各利益集团的分布越不平衡，村委会与村代会的争执就越多，村代会的政治性质就越鲜明。上述分析还表明，村代会对村委会的支持越少（如村干待遇问题），村委会就越倾向于同党支部一道诉求于上级权威。无论如何，村民选举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利益纷争和权力斗争，这些纷争和斗争震荡着村庄权力的旧格局。而在变化了新格局中，村支书、村主任以及村支两委成员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结成了怎样的角色关系呢？

三、格局：选举之后的权力角色与关系

村委会选举出来之后，大岭村村支书把帐册、公章移交给了村主任，支部办公室就冷清了不少。在同一栋办公大楼里，村委会搬进了三楼装修一新的办公室，党支部还在二楼，一楼是一个大会议室，还悬挂着“计划生育学校”、“党课学习室”、“农村文化室”等牌子。扮演“当家人”角色的村主任成了个大忙人，在他主持完村委委员的分工会后，他忙于制定村发展规划、村委会工作制度、布置村务公开栏、处理村民纠纷、接待上级领导等日常工作。分管经济的村委，主要抓村企管理，保证企业安全和供电供水，并监督企业经营。分管治安的村委，主要负责村区治安管理（治安队），村民出租屋管理，同时还要配合镇公安派出所的工作等。一名村委分管村民计划生育，同时协助镇劳动站管理外来流动人口及其计生管理。当然，村支书还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要他主持的会议也不少，如村社会综合治安、计划生育等会议，因为上级要求这些“一票否决”的工作必须“党政一把手”亲自挂帅；要他签的字也不少，如“镇村社会综合治理责任书”、“计划生育责任书”等，都得支书主任联署才生效，因为上级要求这样的“双保险”。尽管村支书也没有闲着，但总觉得没了经济大权，主持会议也好，签字画押也罢，都无实质意义。后来，他常常不上班，呆在家里打麻将，其他支委也跟着放任自流。上级认为这样的党支部就软弱涣散了。

Z市的一位官员说：“在公开选举的情况下，村支书不一定占优势，最多只有50%的成功机会。如果竞选成功了，支书与主任‘一肩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还好理顺。否则，让一个竞选失败的村支书来领导一个竞选成功的村主任，不要说村主任本人不服气，就是选民也不服。”[36]也许，正是为了维护村支书的权威，Z市部分领导主张村支书“一哥当家论”，不鼓励、不支持村支书参与村主任竞选，以免竞选失败而使党支部工作陷入被动。实际上，村民选举后的2个月左右（1998年12月-1999年1月），全市10%左右的党支部，处于大岭村这样的局面。笔者问这些后进党支部后来怎样了？不用说，答案是经过组织调整，大部分达到了“四化”标准。[37]笔者又问其余90%的村庄如何？毫无疑问，回答是“总体运行情况良好，村支两委配合密切”。[38]

可以说，选举后大岭村支两委的权力格局属于笔者所划分的“村强党弱”类型，其余不外乎是“哥俩好”与“一哥当家”二种。[39]在广东的调查中，笔者还没有发现党支部与村委会同时瘫痪的“双弱村”，这主要得益于本地农村经济发展，从而为党支部或选举后的村委会提供了经济资源。[40]

“哥俩好”属于“党强村强”的类型。在这样的村庄，党支部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村支书“抓全面”的角色上面。村支书不仅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而且保留了许多“传统权力”，例如村干部人选推荐权、村内规章制度的签字生效权、合约（即各类责任书等）签字生效权、会议主持权等等，并没有因村民选举就被村主任接管。或许是作为一种交换或默契，村支书在实质上让出村庄法定代表的身份，村集体经济权也移交给村主任，村主任审批财务的“一支笔”就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了。例如，南海平南村的村主任与村支书就是一个对“哥俩好”，两人陪笔者饮茶，他们说“我们兄弟现在是分头抓钱，一起算帐”。确实，他们共同为村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共同守护着村集体的“钱袋子”，村里修路建房、办厂经商、福利分配等动大数的事项，都由村支两委拿出草案，交村代会讨论拍板。在座的镇领导认为这种格局是两全其美：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实行了村民自治。[41]

然而，真正维持“哥俩好”的村庄可谓凤毛麟角。这里有很多形象的解释，如“一棵树桩不能栓两头叫驴”、“一个村庄不能有两个朱老钟”等等。[42]为什么这种“哥俩好”格局难寻，根由在于维持这种格局的条件，不仅村支书与村主任之间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43]同时还要求建立制度化的分权合作机制。当然，制度化的分权合作机制更具有基础性，如果缺乏制度化的机制，即使原来是一对“哥俩好”，人际关系一旦交恶，这种格局就不复存在了。持续稳定的“党强村强”格局需要制度化的分权合作机制为基础，这种分权与合作实际上就是村支两委权力资源的制度化配置。下面的案例试图说明的一个假设是：村支两委权力与义务划分得越明确，共同的游戏规则制定得越具体，游戏规则的监督越有保证，那么“党强村强”格局的稳定性就越强。

深圳万丰村是一个年财政收入3000多万元的富村，规范村干部的经济权自然十分重要。在本村，村支书、村主任、村支两委成员的职权范围，各类组织的权力和义务以及运作方式等游戏规则，都先由村支两委联席会议协定方案，后交村代会讨论表决。在游戏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村里人人都可以提出意见，一旦成为规章制度，就只得严格遵守。例如，村代会授予村支书与村主任同等的财务开支及审批权，规定单次审批的最高金额均为4万，个人单次开支的最高金额不得超过1千。遇越权审批事项，必须交村财务总监审核，经审核签字方能报帐。为保持财务监督的独立与公正，常设的财务总监由村代会选出，并不得在村支两委担任任何职务，财务总监的权力直接来自村代会授权。他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可以提请村委会召集村代会，也可直接提请村民代表依法召开村代会，审议村委会的财务工作。万丰村集体的“钱袋子”与“权把子”是分开，即村长所讲的“两不见”（管权的不见钱，管钱的不见权）。本村在1992年设立的村财政所，就是一个“见钱”而“不见权”的办事机构。“钱袋子”与“权把子”两分开的制度，既有利于制约村支两委的掌权者，也有利于平衡两者的权力关系。在中国，尽管万丰村的经济发展不具典型性（太富裕），但其制度创新应该说不乏普遍意义，即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权力可以接受经村民认可的同一种游戏规则制约，从而平衡村支两委的权力关系。[44]

毫无疑问，村支书“一哥当家”是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主要形态。例如新会市，80%以上的村庄权力结构是村支书与村主任“一肩挑”；[45]南海市60%多的村主任是村支书，20%的村主任兼副支书。[46]就整个广东省来看，56%的村主任兼任村支书。[47]在实践中，这种“一肩挑”以及村支两委交叉兼职的格局有助于加强党支部的权力。支持这种权力配置的观点还认为，这种格局有助于减少村干部职数、减轻农民负担，避免村支两委的权力与利益争斗。[48]由此看来，那些支持村支两委交叉兼职的理由似乎不支持“党政分开”的政改主张。

在中国的政治话语(politicaldiscourse)中，形容村支书核心地位的术语很多。例如，官方文献喜欢用“班长”、“带头人”等；农民则直呼他们是“第一话事人”（说话算数的人）、“当家的”等。而那些专横跋扈的村支书则落上了“土皇帝”、“黄世仁”等恶称。这些褒贬兼有的术语，本身就反映了“一哥当家”格局的复杂特征。

当然，“一哥论”者可以找到许多支持其观点的论据。他们说，华西村、南街村、刘庄村不都是因为有一个“好班长”，村集体经济发展了，村民们就安居乐业了么。他们的中心论点就是，发展农村经济、稳定农村社会，关键是要有一个好支部，特别是要有一个好支书。而“一哥论者”在长篇大论这个观点的时候，似乎根本不知道或者完全忘记了还有村民选举这回事情。非“一哥论”者当然也是论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在他们所罗列的论据当中，有的村支书简直是十恶不赦的“地主恶霸”。典型的如大邱庄的禹作敏，这么好的一个村书记，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竟然蜕变成罪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卢跃刚写了一本《大国寡民》，揭露一个从“”就开始靠浮夸、欺骗、宗法等手段而步步官升市委副书记的陕西烽火村村支书。[49]而非典型的个案似乎可以随手擒来。这么一些劣迹斑斑的村支书能够获得上级的青睐并青云平步，实在是对执政党理念的莫大伤害。

上述正反观点似乎都比较偏激。显然，如果中国农村都能摊上个“吴仁宝”、“王洪彬”或“史来贺”这样的好人，[50]那么中央也就没有必要三番五次重申减轻农村负担了。反过来，如果当家的村支书都是些“黄世仁”，那农民早就被逼上梁山了。其实，大多数村支书都是平常人，既不一定是“能人高手”、“道德楷模”，也不必然是“黄世仁”、“土皇帝”。还是让我们冷静地观察与思考一些平平常常的“一哥”角色吧。

1999年9月，笔者与白思鼎调查了新会三个村子，三个村的村支书与村主任都由一个人担任，当然属于“一哥当家”类型。这种类型的权力结构究竟具有什么特点？这些既是村民选出来的人，又是上级放得了心的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在做些什么？在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首先，看一看S镇的三益村。这个村共有1699户、5723人，分成28个村民小组。98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5816万，村财政政收入52万元，村民人均收入3900元，人均上缴15元（象征性上缴），本村经济发展在本镇处中等水平。这个村共有83个党员，设9个党小组。在1999年上半年的村民选举中，先由村民直接公开地提出村委会候选人，然后“海选”出村主任和6名村委。本村的权力配置是，村主任兼任村支书，其他5名村委兼任支委，组成交叉兼职的混合班子，“班长”就是“一肩挑”的村支书，53岁。

笔者要村支书比较一下选举前后的不同感受。支书说：“我感觉区别不太，我们原管理区的7个干部，有一个到年龄退休，其余6个都选上了，只增加了一个新成员。村支两委的分工基本上照旧，所以区别不大。”陪同调查的镇干部怕我们产生“新瓶子装老酒”的印象，马上接过话：“我们镇学习梨树县的海选经验，党支部不得提名，放开让村民公开提名，被提名的全都张榜公布。结果管理区的干部大部分被选上了。镇里有个统计，全镇14个管理区的书记有9个被选为村委会主任。其余5个没有选上。选上的就继续当书记，没选上的就提名村主任当书记。通过这次村民选举，镇里认识到，镇里放得下心的，大部分还是村民信得过的干部；而村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镇里更要放得了心。”回到镇里，白思鼎向镇委书记提了一个问题：“假如当选的村主任不是党员，村书记和村主任的关系又如何处理？”回答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尊重村民的选择。如果村主任申请入党，我们会考察他是否具备一个党员的资格。如果这样的村主任被接受为党员，那还要看下一届村民选举会不会继续选他。如果村民连续选他，表明他有群众威信，镇委当然可以推荐他为村支书人选，让支部大会投票决定。但你假设的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还没出现。”

第二个村是L镇的天湖村，接待我们的村支书姓陈，26岁。他自我介绍：“18岁参军，在部队入党，93年复员时当了个副班长。94年镇里要我当管理区出纳，97年提拔为管区副主任兼总支委员。今年5月被村民选为村主任，7月份镇里提名我当村书记，经全村党员投票，就正式上任了。”一位村委员插话说：“别看我们陈书记年轻，在村里很有威信，党内党外的得票率都很高。”我不清楚这是在拍马屁还是真的表示佩服。陈书记接着说：“当好一个村干部，最关键的是农民信任你。”

天湖村的村支两委共七人，这七人都是先由村民选入村委会，然后依“村主任-村书记”、“副主任-副书记”、“村委-支委”的格局组建村党总支部。村支两委的办公大楼收拾得整洁有条（并不是因为有外国人来参观缘故，因为是临时决定来这个村的）。一楼的办公室有：村书记与村主任室（兼作接待室，其实村支两委的人都座在这里）；财会室；治安调解室；二楼是文化学习室，摆着《南方日报》、《南方农村报》、《支部生活》等报刊杂志以及几柜子图书。三楼是一个可容纳100人左右开会的会议室。在村书记办公室里，挂着一幅村规划蓝图，标记着哪些地方要修路、哪个地方要建校、哪些地方要植树、哪些地方要修渠，规划图中还标记了一块地，说是村里的“经济开发区”。看完村规划图，不由得对“小陈书记”刮目相看。下面是我们与村支书的一问一答：问：“你们村有多少户村民、多少党员？”

答：“全村1300多户，4336人，由22个自然村组成20个村民小组。党员122名，成立了5个党支部，组成村党总支部。”

问：“我看到你们村支两委大多姓陈，天湖是一个单姓村，还是杂姓村，姓氏结构如何？对投票选举有没有影响？”

答：“杂姓村。我们村姓陈的占90%，剩下是都是一些小姓，有姓梨的，姓恽的，还有姓黄的。本来我们的村姓就是陈，是一个开山祖宗传下的人。后来搞社（）、修水库搬迁，村里的外姓人就多了起来。（一个黄姓村委插话说‘天湖是姓陈的天下’，陈书记沉默）。你说有没有影响？老实说绝对有影响，我们村一直都是姓陈的当头，姓陈的人占大多数嘛！但是，我们不搞宗族势力，也不允许。我们姓陈的从来就不以大欺小，没有这个必要。政府安排的移民，我们还划给他们土地，帮他们盖房子。”

问：“你们村经济收入情况如何，农民负担如何？”

答：“去年村集体纯收入接近8万，在新会都算穷村。但村民人均纯收入2900元，这是实打实的收入。我们没有必要虚报，因为我们村还是扶贫对象。我们的村农民负担不过2%，因为镇富村穷，镇里不必向我们讨钱。”[51]

问：“既然你们还是一个穷村，村规划蓝图又怎么能实现？你有什么打算？”

答：“脱贫致富是我们村的奋斗目标。我觉得思路很重要，预先没有发展思路，机会找上门来你也懵嚓嚓。去年海外亲戚捐来一笔款子，村里老人们为光宗耀宗，决定重修祠堂，我坚决反对。我跟他们说，村里有钱就应该建一所好的小学，祠堂建得再好，一年就用那么几回，小学天天要用，等村里的孩子都有出息了，再修一个漂亮的祠堂也不迟。海外的亲戚也觉得建校更重要，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现正在请人画图纸。村里办经济开发也不是没可能，我搞这个规划时找了镇里，镇领导说，镇里今后要要向我们这边开发。珠海特区与我们新会就一江之隔，现在桥都建好了，新珠公路还穿过我们村。珠江三角洲的人天天讲‘路通财通’，也该轮到我们讲‘路通财通’的时候了。”遗憾的是我们在天湖村没有机会与村民交谈，更没有机会观察村代会（共有86名村民代表）的运作情况。但从陈书记所做的几件事情（如坚持办学，反对重修祠堂，不虚报浮夸等）来看，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当家人”。他的权力与其说来自上级授权（提名为村党总支书记），不如说来自村民选举。因为要是没当选为村主任，那么镇委也就不会提名他做村书记。他的双重身份，使村庄回避了党-村之间的权力矛盾。但这双重身份会不会导致陈书记内心的角色冲突？可惜笔者没有机会与陈书记深谈。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S镇的洋美村，听一听村支书的精彩发言。这个村共有700户2000多人，分布在9个村民小组，容姓占80%，其他姓氏有聂、余、陈等，村支书直率地说，历来都是容姓人家当书记。本村经营着5个村集体企业，总产值2000多万，村财政收入300百来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4500元，来源主要是养鱼、种稻、水果和集体分配。56岁的村支书兼村主任，在位9年，现任新会市人大代表。在他任上，村民生活年年改善，几年都不用缴交纳钱粮款项，全有村里支付，因此他建立了父亲般的权威。1999年5月的村民选举中，村民以一张白纸上提村主任候选人，共提出80个村主任候选人，得票最多的有280张，最少的1张。村书记以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听一听他平白如水、内涵深刻的发言，就知道此人绝非等闲之辈：[52]

在你们进村的时候，肯定看到了我们村的牌坊，上面就是‘洋美’两个字。在时期，上书‘三江公社洋美大队’八个字。撤社建乡时，这个牌坊被打掉，有的社员都流下了眼泪。后来为美化村容，上面又要求我们建村牌坊。牌坊立起来了，上面写上“洋美管理区”吗？我说不行，今后还会改写。果真，管理区又撤了，好在我们不用改牌坊。我们就是‘洋美’二字，什么大队、管理区、村委会都是他们给我们挂上的招牌。村民选举当然是好事，可以选出大家服气的领导。古话讲天无二日，一个村也只能容许一个长，不管是叫支书还是叫主任。这就象一个脑袋一个人，要是长出两个脑袋来，那就是个怪物了。选民选我当村长，是对我的信任；支部要我当书记，是党的需要，反正村里就一个头，成不了怪物。要是村民选另一个人当村主任，我绝对让贤。鸟无头不飞，头多了就乱飞。要是村干部没核心，搞分裂，村里人就会跟着闹派性，窝里斗，那我们“洋美”就真会衰着。[53]

你们两位大学教授，一个中国的，一个美国的，有句话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村支书会变，村主任可改，只有我们洋美的牌坊永不变。

显然，洋美村支书辩护的是“一村一长”的机制，而不管这个“长”是支书还是主任。上述发言还提出了政治认同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位村支书究竟认同什么？是“党支部”还是“村委会”？从他把“大队”、“管理区”、“村委会”都界定为“上级挂的招牌”这一说法来看，表明他似乎并不认同这些政治标签。也许，他认同的是那个“永不变”的村牌坊，正是这种“爱村主义”情结使村长树立了长老权威，而村民的选票不过是这种权威的量化罢了。

四、讨论与结论

沈迈克（MichaelSchoenhals)在一篇回顾中国政治50年的论文中谈到：“下一步，中国共产党最急迫的任务是获得一种新的合法性。”[54]而村民选举后的农民，不管是戴“红帽”的村支书、戴“黄帽”的村主任，还是平头百姓，他们的困惑、抱怨、纷争都表达了相同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说，村民选举不仅唤醒了农民的政治认同意识，而且也为执政党提供了寻找“新的合法性”的机会。也许，这就是村民选举最大的政治效应。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沙边村老支书对“忘恩负义”村民的埋怨，还是张边村村支书对“过河拆桥”村主任的责骂；无论是大岭村村支书对村主任夺权的愤怒，还是洋美村村支书那种“爱村主义”式的牌坊认同，实际上都是对其权力合法性问题流露的焦虑。虽然村民选举的导入不是这种焦虑的根源，但村民选举提供了激活这种焦虑的机会。然而，只有让这些焦虑充分流露出来，才能积极地去建立那种获得“新的合法性”的制度机制。

柯丹青认为，中国的许多村民自治论者弥漫着工具主义的影响。[55]这些论者把村民选举描绘成了解决粮食征购、提留统筹、计划生育、干群关系、经济发展等难题的灵丹妙药，甚至还是一种备选的外交策略。无论这些工具主义者出于什么样的策略考虑，都无不令人遗憾地说，他们过分回避讨论村民选举本身的民主价值，也就难以理性地评价村民选举的效应。

按照MelanieManion的分析，中国的村民选举，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是对政策的选择。[56]因此，村民选举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选举村委会组成人员来表达对这种权力的认同。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这种政治认同的强弱主要体现在选民与被选者（或政党）在意识形态、政策措施及特殊问题上的一致程度(congruence)。[57]笔者不否定中国的村民选举还处于“选人”的阶段，但笔者也不接受SusanV.Lawrence对这种选举的低调评论，即认为中国的村民选举还不是政治。无疑，选举的政治性同社会利益分层有密切的关联。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使农村社会利益分化日益显著，这种社会分化增强着村民选举的竞争性，而公开竞争的村民选举已将各种利益斗争卷入其中。

在村民选举的实践中，不管是自由的竞选，还是被动的投票，在赋予村委会权力合法性的过程中，都激发了农民的政治认同意识。而当觉醒的农民把这种政治认同要求延展至党村支部权力的时候，那就等于把“党的领导”的权力合法性问题给挑明了。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日益自由的农民是否应该行使对党支部权力的认可权，而在于如何建立行使这种认可权的制度机制，从而使党支部能够从村民选举中、从村民的政治参与中确认其合法性。否则，村支书与村主任、支部会与村代会、党员与村民之间的纷争和矛盾就难以避免。

从权力格局的角度来看，村支两委斗争的结局可能出现“党强村弱”、“党弱村强”、“党强村强”等多种类型。而以强弱配对为主的格局，毕竟不是双赢的游戏。处在现实政治环境下的中国农村，能够在刷新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上找到一种党-村共赢的游戏规则吗？

看来，回答这一问题的重担又落在了农民的肩上，就像20年前安徽凤阳农民分田到户改革效应一样，中国的农民会否掀起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改革新浪潮？尽管答案还在摸索之中，但从村民的民主实践中，我们不也看到了村党支部寻求“新的合法性”的种种努力和途径。

第一种就是山西河曲县首创的“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可以说，这种制度创新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山东、福建、江西、河北、湖北和湖南、广东等省市开始学习与推广这一先进经验，以改进基层党组织的选举制度。[58]如1999年的深圳大鹏镇，在全镇各村党支部搞完两票制选支书的改革之后，又首次在全国试验“两票制”选镇长。[59]

第二种是新会也是全国许多农村所采取的先村委后支委选举的“两选联结法”，[60]即由党组织推荐当选村主任为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的制度安排。Lawrence在河北的北太平庄也观察到，在村民选举中落选的村主任，也将失去其村支书职位。Lawrence评论到，把这两种选举联系起来是有意义的，表明党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在选择基层党组织领导人的时候，群众也有发言权。[61]其实，处于“一肩挑”格局中的党支部书记由此而分享了村民选举所提供的合法性来源。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万丰经验，即党支部与村委会建立制度化的分权合作制度，并通过村民民主机制把这种制度合法化为村支两委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除此之外，党支部权威的合法性还来源于，把自身的工作目标同村民的共同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党支部的工作方式同村民自治制度协调起来。

毫无疑问，如果执政党真的想从基层开始刷新它的合法性基础，那就要把村党支部成员大胆地置于村民普选之中。如果市县的书记们，乡镇的领导们离开这一基础来偏袒村支书的权力，大唱“一哥当家”的论调，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就让我们用中国的一句土话结束全文：“是马是骡，拉出去骝一骝！”

[1]广东调查，1999年。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学术惯例，本文所列镇、村和人名大多有改动，其真实性可由笔者所提供的调查路径来核实。[2]SusanV.Lawrence在《远东经济评论》说到：“十分有意义的是，尽管1998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村委会组织法》使村民选举更加自由，但有两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一是村民选举是加强还是削弱党手中的权力；二是这种选举是否真的会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直接选举的第一步。”这两个焦点问题既困惑着乡村基层干部，也是关注村民选举效应的中外学者所思考的问题。SeeSusanV.Lawrence,“VillageDemocracy:DirectelectionsarebecomingmoreopeninChinesecountryside,butwillthosereformsextendtohigherlevelsofgovernment?”inFarEasternEconomicReview,January27,2000,pp.16-17.

[3]1998年8月，广东省为在全省统一实施村民自治制度，由省委副书记牵头设立了“广东省理顺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工作指导小组”，下设“广东省理顺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简称“省理顺办”。各市、县（区）相应设立“市理顺办”、“县理顺办”和“区理顺办”，具体负责各地撤消农村管理区办事处，建立村民委员会，实施村民自治的工作。

[4]借此机会，讨论一下农村调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就笔者的调查经验而言，如果我们想从一两个或者一二十个村庄的个案调查就试图推论其他村庄的相关情况，这样的推论很容易被其他个案所推翻。根本的原因，不是概率抽样及其代表性评估不重要，而是概率抽样调查在中国还缺乏必要的条件，即使我们制定了严格的抽样方案，由于调查准入机会可遇不可求，抽样方案也就容易落空，特别是有关村民选举及基层政权运作方面的研究，很可能因政治敏感性而难以获得调查准入机会。邹谠曾经说到，在中国从事实证研究，首先取决两个条件，一是准入调查，二是资料的开放程度。我们不能说目前在中国做调查研究，完全缺乏这两个条件，但无论是“准入调查”还是“资料开放”都缺乏明确的边界。这就使得需要严格评估样本代表性的随机抽样调查难以进行。然而，在可能的调查区间，如果以“问题”而不是以“个案”为分析单元，那么处在中国政治社会大环境中的大多数村庄，都应该存在我们欲分析的共同问题。例如，党-村二元权力结构的问题、村民选举中竞争与操纵的问题、家族政治问题等等，应该说普遍存在于中国的乡村社会。因此，我们在确定调查地点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研究的问题是否可能出现在调查地点。例如，我们不会选择云南来调查村民选举及相关问题，因为云南还没有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经历。在满足调查许可的前提下，提出研究问题及假设，然后在准许进入的村庄去实证，应该说是前适合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基本路径。

[5]关于广东农村管理区的党政权力格局及其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参见笔者：“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党政关系--广东农村权力结构的变革”，IntheConferenceo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tFifty:‘TheRevolutionsoChanged’,”The5thAnnualConferenceoftheDavidC.LamInstituteforEast-WestStudies(LEWI)atHongKongBaptistUniversityandCentreforEastandSoutheastAsianstudiesatLundUniversity,Lund,Sweden,October18-20,1999.

[6]“斧头镰刀”指党支部的公章，象征着党的权力。

[7]这位村支书所形容的“评弹高手”属于李连江所描述的“刁民”(cleverandtenaciouspeolpe)类型。SeeLiLianjiang:PeasantResistanceandtheChineseState(Ph.D.dissertation),OhioUniversity,1996;AlsoseeLiLianjiangandKevinO’Brien,“VillagesandPopularResistanceinContemporaryChina,”inModernChina,vol.XXII,no.1,January1996,pp.30-47.关于中国农民抗争的历史分析，seeLucienBianco,“WeaponsoftheWeak:aCriticalView”,inChinaPerspectives,no.22,March1999,pp.4-16;and“PeasantRevoltfromPre-1949DaystothePresent,”inChinaPerspectives,no.24,July1999,pp.56-63.

[8]在管理区体制下，经济支配权一般控制在管理区第一把手——管理区书记手中，由于帐目不公开，导致村民对村干部的猜忌和不满。一些竞选村主任的村民说：“我竞选的目的就是一个，公开和清查所有经济帐目，查完就拉倒。”实际上，清帐与移交帐务成了广东农村改制过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广东民政厅官员交谈，1999。

[9]在广东方言中，“一哥”指“老大”，这里指作为“第一把手”的村支书。[10]资料来源：发言者转述的会议笔记和提供的相关调查报告。

[11]资料来源同上。

[12]全国农村党员队伍普遍老龄化，直接影响村党支部权力地位的维持，这与农民入党积极性降低有直接的关联。不难发现，当入党的意识形态动机日益削弱的情况下，人们的入党动机与物质效用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当个人发展机会的渠道增多时，人们的入党积极性会减弱；而当发展机会相对缺乏的时候，入党的诱惑力正如一位青少年的直白：“入党意味升官，升官意味着有权，有权意味着有钱。在我们村里，党员都是富人。所以我们都想入党。现在我要先入团，再在学校入党，毕业回村入党支部。有了权力，干什么事情就好办了。”SeeStanleyRosen,“TheChineseCommunistPartyandChineseSociety:PopularAttitudesTowardPartyMembershipandthePartyImage,”in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24,July1990,pp.51-92。例如，笔者调查的湖南钟水村（570人，1997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700元），全村28名党员，50岁以上的20人，中青年人对入党兴趣不大。原因是村里60%的青壮农民都南下广东打工，而外出打工（个人发展机会的增多）降低了村民的入党积极性（获得“党票”），也就是说入党积极性与农民收入及社会地位的提升不成正相关。村秘书（党员，51岁）说：“现在就是钞票有用，党票还有什么用。就拿我家来说，我女儿（19）在东莞打工一个月（400多元工资），等于我辛辛苦苦干一年。”村支书感叹到：“村里40岁以下无党员，青黄不接，过不了多久，都要成‘白发支部’了。”资料来源：1996年1月湖南嘉禾调查，参与调查的还有谭深、李盾、冯小双、周大鸣、金一红与邓微。

[13]广东民政厅官员访谈，1999年5月。这一上访案件的调查处理结果，笔者目前还不知道。

[14]有关中国学者对实施村民自治争论的综合性分析，可参阅柯丹青(DanielKelliher):“TheChineseDebateoverVillageSelf-Government,”inTheChinaJournal,no.37,January1997,pp.63-86.

[15]广东调查，1999年。

[16]柯丹青认为，地方党支部（包括乡镇与村）与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的关系界定不清，对村民自治是一个威胁。SeeDanielKelliher,“TheChineseDebateoverVillageSelf-Government”,inTheChinaJournal.

[17]有关这种矛盾斗争及妥协(如两票制）的生动描述与分析，seeLiLianjiang,“TheTwo-BallotSysteminShanxiProvince:SubjectingVillagePartySecretariestoAPopularVote”,inTheChinaJournal,no.42,July1999,pp.103-118.

[18]担心“评弹高手”、“刁民”当选村主任或村委员，是一些乡镇领导消极对待或者积极操纵村民选举的动机之一。仝志辉关于陕西省靖边县1997年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个案调查分析，生动说明了这种担忧及其对村民选举的负面影响。仝志辉：“陕西省靖边县黄家峁、硬地梁村‘乡政-村治’关系的实证分析”及“民主的遭遇及其反思--陕西省靖边县毛团村村委会选举实证分析”，见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79-89，页217-237。

[19]广东调查，1999年。

[20]Z市联合调查组：“关于理顺农村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未刊稿），1999年1月。

[21]关于大澳村村支书拒绝移交村务的根源及其后果的详细报道，见林伟雄：“旧村官拒交村务，新村委难以工作--惠东港口镇大澳村采访实录”，载2000年4月11日《南方农村报》第1版（重要新闻）。

[22]林伟雄、刘海斌：“大澳村问题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载2000年4月11日《南方农村报》第1版（重要新闻）。

[23]这篇发表在《北美自由论坛》（作者扬子立系北京大学研究生，调查时间1997年7月，报告时间1999年2月）上的调查报告，揭示的赵县村民自治现状与报刊介绍的“赵县经验”反差鲜明（关于这些经验介绍，可参见扬爱民：“河北赵县等地实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思考”，见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页265-275；还有SusanV.Lawrence发表在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32,July1994,pp.61-68)上介绍赵县北王村村代会的文章“VillageRepresentativeAssemblies:Democracy,ChineseStyle”）。据此项调查，北王村村民说，在“聪明又能干的”贾国锁当村支书时（1995年前），村委会选举公平，村代会起作用，村务公开，群众放心，村集体果园收入20多万，群众几乎没负担。由于村里搞得好，北王村上了《人民日报》，还有个来考察的美国人，把北王村的名声带到了国外。后来国锁被提拔调走，村子就一天天走下坡路了。继任者吴某把前任留下的20万元家当挥霍一空，村民愤怒地说，这班人光知道打白条收钱，不干正经事情，都快把党支部变成“土匪司令部”了。村民说村主任为人还可以，但无实权，拿村支书毫无办法。村民还反映现在的支部干部好凶恶，一个老实巴交的村民说村里要他交的“地钱”算多了，支书将他赶出办公室，副支书还脱下鞋子朝他脸上打过去。这帮人还恶人先告状，叫镇派出所将这个倒霉者铐走了，理由是抗缴公粮（其实，这位农民既不敢抗缴公粮，也没有拒缴“地钱”，而且公粮之外的所谓“地钱”（“耕地占用费”）本身就强加的额外负担，是违法的土政策。）。调查者还走访了封家铺、西纪豪等七个村庄，除了上述调查结论外，还有一点就是，所调查的农民手中，都有一把不知何时才会兑现的“白条”。

[24]“上下两不靠”是形容村委会，对上不属乡镇政府直接领导，即不靠组织；对下与村民社会脱节，即不靠群众。相比之下，无论村党支部是否“靠下”，即从村民党员、村民群众中提取信任资源，它都是乡镇党委直接领导的下属组织，也就容易获得上级的政治支持。不难发现村委会“上下两不靠”的原因，一是选举被党支部或乡镇政府操纵；二是村民会议、村代会等村民自治制度建设流于形式；三是乡镇领导袒护村支书的“第一把手”地位；四是村委会干部损公肥私，得不到村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些东西就是村民自治前进道路上的障碍。[25]张厚安认为实施村民自治之后的乡-村政治关系是“乡政村治”。“村治”即村民自治，可划分出三种类型：1）自治型，即自治功能强的村治；全国约25%的农村属这种类型；2）行政型，即行政功能强、自治功能弱的村治，全国约有10%的村属于此类；3）混合型，即表面自治、实际行政化的村治，此类农村约占65%。见张厚安、徐勇等编著：《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页516-517。关于村委会与乡政府互动关系的生动描述，可参见李慷：“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见邱泽奇、王铭铭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页1282-1363。

[26]所谓的“无自治性的村委会”包括“行政型”及“混合型”的村委会。这类村委会实质上是乡镇机关延伸到村庄的“腿”，同广东原有的农村管即理区办事处以及云南的村公所（都是名正言顺的镇政府派出机构）都无实质区别（至多是名正言顺与否的不同）。

[27]中山访谈，1999年。

[28]关于处于中央、地方与农民三边互动中的村民，利用法律或中央政策抵制“土政策”或基层弊政的农民抗争行动的出色分析，可参见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见吴国光编《九七效应：香港、中国与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页？；LiLianjiangandKevinJ.O’Brien,“VillagersandPopularResistanceinContemporaryChina,inModernChina,22:1,January1996,pp.32-35;KevinJ.O’Brien,“RightfulResistance,”inWorldPolitics,Vol.49,no.1,October1996,pp.31-55;KevinJ.O’BrienandLiLianjiang,“CampaignNostalgiaintheChineseCountryside,AsianSurvey,Vol.XXXIX,no.3,May/June1999,pp.375-393.从农民-共产党关系及其变化的角度，对赋有权力的农民(empowermentofpeasants)挑战共产党权威、反抗地方弊政的行为分析，seeWenxingChen,“PeasantChallengeinthePost-CommunistChina,”in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no.14,June1997,pp.101-115;alsoseeLucienBianco,“WeaponsoftheWeak:aCriticalView”(ChinaPerspectives,no.22,March1999,pp.4-16),and“PeasantRevoltfromPre-1949DaystothePresent”(ChinaPerspectives,no.24,July1999,pp.56-63).关于农民对反叛性政治运动的态度分析，seeLiLianjiang,“SupportforPoliticalCampaigns:PublicOpinioninRuralChina”,IntheConferenceo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tFifty:‘TheRevolutionsoChanged’,”The5thAnnualConferenceoftheDavidC.LamInstituteforEast-WestStudies(LEWI)atHongKongBaptistUniversityandCentreforEastandSoutheastAsianstudiesatLundUniversity,Lund,SwedenOctober18-20,1999.

[29]参见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个案研究可参见SusanV.Lawrence,“VillageRepresentativeAssemblies:Democracy,ChineseStyle”,in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32,July1994,pp.61-68.

[30]有关这种一致性的分析研究,seeMelanieManion,“TheElectoralConnectioninChineseCountryside.”in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90,December1996,pp.736-748.

[31]笔者认为，之所以缺乏这种必要的机制，就是因为正统观念不承认或者根本否定出现这类问题的可能性。同样的缘由，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纷争也缺乏相应的调解机制。[32]JeanC.Oi,“EconomicDevelopment,StabilityandDemocraticVillageSelf-Government”,inMauriceBrosseau,SuzannePepper,andTsangShuki(eds.),ChinaReview,HongKong: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1996,pp.126-142.

[33]妥协是程序民主（proceduralDemocracy)的构成要素。关于程序民主的一般理论，seeRobertA.Dahl,“ProceduralDemocracy,”inP.LaslettandJ.S.Fishkin(eds),Philosophy,PoliticsandSociety,BlackwellPublishers,1979,pp.97-133.

[34]工资标准是村支书1200元/月，副书记、村主任1100元/月，支委、村委1000元/月。

[35]在此，有必要讨论一下SusanV.Lawrence在“VillageDemocracy”一文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中国的村民选举还不具有政治性质，当然这种“政治”是西方学理意义上的政治，这里是指利益集团政治。在“villageDemocracy”一文的结尾处，Lawrence引述Costello（美国卡特中心中国村民选举项目主任）的话说：就目前的村民选举来说，候选人都以个人身份出现，他们没有意识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我得到了粮农的支持，我得到瓜农的支持，或者我得到了我的族群(ethnicgroup)的支持”，也就是说，这样的选举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就笔者的调查来看，中国村庄内部的利益集团有多种存在形式，例如具有族群特征的家族、具有同业会社性质的村民运输联组、水果联销组、犁田队等，注册的联户股份公司，宗教复兴后的教民团体等。这些利益团体无论在组织上是否成熟，在文化认同上能分出“你们”与“我们”，也能分辨出一定的利益边界。这些先于村民选举而存在的利益集团，可以利用村民选举、村代会等参与渠道来表达和争取各自的利益要求。不难发现，农村经济改革导致了村庄社区利益分化和多元化，如果村民选举是自由公开的竞选，各利益集团就会卷入选举过程以中寻求代言人，于是村民选举就呈现出政治性。出色的案例分析可参见仝志辉“民主的遭遇及其反思--陕西省靖边县毛团村村委会选举实证分析”。

[36]广东调查，1999。

[37]农村支部建设“四化标准”就是革命化（政治素质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年轻化（中青年，身体健康）、知识化（能读书看报传达文件，不是文盲）、专业化（善于经营管理，有一技之长）。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农村党支部书记培训教材》，北京：党建出版社，1995。

[38]广东调查，1999年。

[39]笔者区分出的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四种类型是：“党强村强”的民主合作型、“村强党弱”的村主导型、“党强村弱”的党主导型和“党弱村弱”的整体瘫痪型。这些权力结构类型与村庄的经济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在经济上“强集体-强个体”的混合经济村，“党强村强”的类型出现的机会大；在“弱集体-强个体”的农户经济型村庄，很可能形成“党弱村强”；而“党强村弱”权力关系大都以“强集体-弱个体”为经济基础；最后，“党弱村弱”的类型很容易在“弱集体-弱个体”的空壳村找到。

[40]关于农村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的关系的讨论，可参见TianjianShi,“EconomicDevelopmentandVillageElectionsinRuralChina,”in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no.22,August1999,pp.425-442.

[41]广东调查，1999年。

[42]朱老钟是电影《地道战》的一个村长。村头老槐树上挂着一口铜钟，象征着村庄的公共权威，这口钟一般由朱老钟来敲。

[43]关于村庄人际关系及其政治功能的研究，可参见YunxiangYan的出色分析：“TheCultureofGuanxiinANorthChinaVillage.”inTheChinaJournal,no.35,January1996,pp.1-25.

[44]在“党强村弱”或“党弱村强”的村庄，之所以出现权力关系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缺乏一种建立在村民认可基础上的村支两委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如果党支部与村委会分别按照不协调的游戏规则运作，就难免产生摩擦、纷争与冲突。[45]广东调查，1999年。

[46]广东调查，1999年。

[47]资料来源：1999年5月6日《羊城晚报》第1版。

[48]就1996年全国各地村委会换届选举情况来看，村委会成员党员所占比例，辽宁省为71%，河南省74.3%，北京市77.8%，天津市89.5%，河北省81.5%，上海市91%。村支书经过村民选举为村主任的比例在各地有所提高，上海市为36%，山东青岛市是12.1%（资料来源：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页91，页95。）湖南省民政厅的一份报告说，本省95%的村委会主任兼任村党支部书记或副书记（资料来源：DanielKellher,1997)。1991年的福建，68%的村主任是党员，大多兼任村党支部副书记（资料来源：KevinO’Brien,1994)。关于村支两委交叉兼职作用与问题的讨论，seeDanielKelliher,“TheChineseDebateoverVillageSelf-Government.”

[49]陕西省烽火村曾被树为社会主义农村的“一面红旗”。《大国寡民》根据历史文献、村民证据以及访谈资料，发现烽火村的“先进事迹”全是捏造。由于作者揭穿了这个现代神话，被村支书以“侵犯个人名义权”告上了法庭。详细报道见卢跃刚：《大国寡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关于大寨大队书记陈永贵隐蔽一面可参见孙启泰、熊志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50]这三个人分别是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和刘庄村的村书记。参见冯治：《中国三大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1998。

[51]本村属于新会L镇，1998年，本镇镇办企业的总产值达到5亿元人民币。本镇的支柱企业是光华纺织公司（中外合资的香港上市公司）、光明排粉厂和线缆厂。其中，光华公司每年产值4个亿，上缴利税1000多万元。资料来源：L镇经委，1999年。

[52]在笔者眼中，这位村支书与其说村庄正式权力的代表，不如是说民间权威的象征。这种民间权威首先象征和维护的是村庄的共同利益，而在一姓独大制的村庄，他就自然成为家族利益的看护人，这就是民间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民间权威的草根性，使得拥有这种权威的人在思想、语言和做派等方面保持了与村民社会的一致性。而且，民间权威的替换并不取决于周期性的村民选举，而在于村民对他的日常评价，在于他是否继续保有民间权威。关于民间权威的人类学研究，可参见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家族、国家与社会”、“民间权威、生活史与群体动力”和罗红光的“权力与权威--黑龙潭的符号体系与政治评论”，见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页20-122；页258-315；页333-384。

[53]在广东方言中，“衰着”是指变糟糕或衰败。

[54]MichaelSchoenhals,“PoliticalMovement,ChangeandStability:TheChineseCommunistPartyinPower,”inTheChinaQuarterly,specialissue:ThePeople’sRupublicofChinaAfter50Years,Vol.159,September1999,pp.595-605.

[55]DanielKelliher,“TheChineseDebateoverVillageSelf-Government”,inTheChinaJournal,no.37,January1997,p.85.

[56]MelanieManion,“TheElectoralConnectioninChineseCountryside.”in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90,December1996,pp.736-748.

[57]SeeJohnD.HuberandG.BinghamPowell,“CongruenceBetweenCitizensandPolicymakersinTwoVersionsofLiberalDemocracy,”inWorldPolitics,Vol.46,April1994,pp.291-325.AlsoseeChristopherH.Achen,“MeasuringRepresentation,”in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22,August1978,pp.477-510.

[58]关于两票制的研究，seeLiLianjiang,“TheTwo-BallotSysteminShanxi:SubjectingVillagePartySecretariestoAPopularVote.”

[59]1999年4月27-28日，笔者观摩了深圳龙岗区大鹏镇两票制选镇长的投票过程，同时听到了龙岗区和大鹏镇两票制选支书的经验介绍。当地领导说，今后全区的党支部改选都要实行“两票制”。

邓禹家族范文篇10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权利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权利的时代。随着现代社会的日趋复杂和多元化，权利家族不断涌现新的成员，纳税人权利就是其中之一。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纳税人权利伴随着全球性税制改革的浪潮而引起了各国普遍性的关注和保护，税务机关在传统税法中所拥有的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开始受到严厉的检视和制约，立法开始有意增设纳税人权利并加强纳税人权利保护，税务机关适应形势的发展，也开始视纳税人为顾客，以服务为天职，进行税收征管领域的全面革新。纳税人权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崛起和发展。

然而，如同许多因迅速普及而未来得及审慎界定的概念一样，纳税人权利也因普遍认同和广泛宣传而不可避免的带来概念的泛化和模糊。对于到底什么是纳税人权利，其内涵和外延如何，不仅各国的认识不一，即使是同一国的官员、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解读，甚至于近年来将纳税人权利视为税法学的主旋律而一致力主和倡导的税法学界，至今也未达成一个一致认可的定义。

这也难怪，纳税人权利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种类多样且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对纳税人权利而言，它并不是一个简单定义的问题，而是一个首先需要澄清其存在的基础、发展的根基以及前行的动力的问题。纳税人权利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才广泛流行并引起广泛关注和重视，而非此前或之后？纳税人权利的本质是什么？其核心要素又是什么？这都是解答纳税人权利定义之前需要冷静分析和深入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并不一般地解析纳税人权利的概念或定义，而拟对纳税人权利的发展做一历史的梳理，对其存在的基础予以论证分析，并对纳税人权利的体系构建提出基本的逻辑框架。

二、历史的追溯：中西方纳税人权利差异之源

尽管纳税人权利倍受关注和保护不过是迟至最近二十年左右的事情，但是作为实质意义上的纳税人权利，却并非是当代的生发物，当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征税须经国民同意"、"无代表则无税"的口号时，纳税人权利已经在税收法定主义的帝王原则中初步确立了自己生存发展的根基。而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又是与宪政的发展相伴相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纳税人争取民主权利的不懈斗争才催生了涵摄民主、法治和人权的近代宪政文明。税收法定主义既是宪法革命的先导，也是宪法政治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于税收法定主义与民主宪政的关系，已有著述颇丰，笔者不拟再次求证，在此，笔者拟从中西方纳税人权利不同的发展路径对比中，寻求纳税人权利生存发展的根基。

（一）原始社会末期的税萌芽与习俗权利

在人类的原始社会阶段，中西方经历了近乎类似的刀耕火种的年代，经历了人类由自身进化到社会组织的有序发展的相同历程。在进入有税有国家的文明时代之前，税的萌芽以及与之相关的习俗权利即已存在。以研究原始社会著称的摩尔根曾言："近代的种种制度实生根于野蛮阶段，而推其萌芽之始，则又在更早的蒙昧阶段。它们一脉相承，贯通各代，既有逻辑上的前因后果，亦有其血统上的来龙去脉。"[1]因此，研究原始社会末期的税现象与习俗权利，既是考察纳税人权利起源并探询税及税权利存在基础之需要，也是辨析中西方纳税人权利不同发展历程的起点。

据笔者掌握的文献范围而言，原始社会末期的税现象至少有二：一是原始部落之间因军事征服产生的贡纳关系，二是氏族内部因公共需要而产生的献礼。前者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中曾以"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的概念提及[2]，另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写到："阿兹忒克联盟并没有企图将所征服的各部落并入联盟之内；因为在氏族制度之下，语言上的分歧是阻止实现这一点的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些被征服的部落仍受他们自己的酋长管理，并可遵循自己古时的习惯。有时有一个贡物征收者留驻于他们之中。"[3]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易洛魁人时也指出，美洲易洛魁人的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在极盛时期，对四周征服的土地上的居民，"一部分驱逐出境，一部分使之纳贡。"[4]而我国《史记·五帝本纪》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势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轩辕氏即黄帝，"不享"即不行贡纳者，"宾从"即是贡纳之义。之所有认定这种部落之间的贡纳是税的一种原初形态，是因为进入文明国家之后这种贡纳关系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以存续。在中国，开国朝代夏即有《禹贡》的专门赋税制度，在上古三代，贡均是与田赋和力役并存的重要税制。秦汉统一各民族后，贡制的收入功能虽然淡化，但作为一种体现统治和臣服的民族政策，仍存在于中央政权和地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关系中。[5]在西方，西欧古代王国时期也存在类似的贡纳关系。例如公元991年，英格兰人屈于维金人（Vikings）的侵扰，为换取和平，被迫每年向丹麦人交纳22000镑金银的贡金，为此，英格兰的统治者开始向臣民征收丹麦金。[6]而在中世纪的西欧各国，国王与各封建领主之间也普遍以封建契约为纽带，各自承担保护和贡纳的义务。因此，原始社会末期征战部落之间的贡纳关系已经初步具备税的因素，它以权力为依托，以财产给付为内容，并附以强者保护弱者的义务。

至于氏族内部的献礼，则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适应公共事务发展的需要和公共服务者职能的专业化而出现的氏族成员对公共需要的分担。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述及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时指出，"氏族首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和家畜、谷物等来生活"[7]。这种氏族成员的献礼，显然是比贡纳更接近于国家形态下的税的另一种萌芽形态。它既是对公共权力执行者的供奉，也是对必要公共费用的分担。当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出现阶级分化，产生国家后，氏族成员的献礼也就自然为经常性的、强制性和普遍性的赋税制度所替代。

无论是贡纳或是献礼，尚非真正意义上的税，但这种税的原初形态，或只是一种税产生前的税现象，却不仅蕴涵了税的最初规定性，而且因其尚未遭遇私有制和阶级国家的全面侵蚀而更具有合理性。例如贡纳，它不仅体现了权力和征服，也体现了保护和生存。当弱者为求生存而向强者贡纳时，强者作为贡纳收取者，同时负担了保护弱者生存的义务。没有这种相互义务的联结，则贡纳关系必然脆弱而难以持久，试想，弱者若得不到保护，可能为其他攻击者所收服，成为他人的纳贡者。献礼直接则是氏族成员对因履行公共职责而日益脱离生产的公共服务者的供奉，他们更是为自己的生存和安宁而奉献，比纳贡者少了一份强迫，多了一份自愿性，这也是为何当阶级国家产生之时，人们对随着固定化的税收并不必然反感的缘由所在，只是当公共服务者蜕变为公共压迫者，税也沦为统治者腐化享乐的来源时，税才引起民众普遍的反感和抗拒。

再看与贡纳与献礼相关的权利现象与权利观念。对于原始社会存在习俗规范和习俗权利的观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笔者在此不另加论证。[8]

纳税人权利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发展道路，给予我们最显著、最重要的启示，即是纳税人权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物，它是一个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法律紧密相关的问题。在原始社会，尽管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产品十分有限，但是建立其上的原始的民主制度使得"一个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平等的，贫富都享受平等的权利和特权，并且相互承认彼此的平等地位。"[9]当税以原始的贡纳和献礼方式在原始社会末期萌发时，承担这种贡纳和献礼的人们仍能根据原始的习俗享有基本生存保障权、量能负担的平等权以及经由选举和表决同意的民主权利。当财富的发展使得私有财产与公共费用相对分离之后，税与国家也相伴诞生。自此，中西方走上了不同的文明传统发展道路。

文明传统是一定国家或地域范围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法律共同作用、绵延沉淀的结果。尽管其中有许多变量和变数、偶然和反复，但是基本的因素和总体的异质性会使不同的文明传统判然有别。文明传统的形成过程即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法律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过程。纳税人权利在中西方发展的差异，税收的民主权利最早在西方诞生而非中国，正是影响着进而决定着不同文明走向的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概括而言，中国古代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重农抑商、封闭自给的小农经济，家国同构、宗法等级的社会体制，维护等级贵贱、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法自君出、权大于法的人治法制，不仅使得纳税人税负不公、人权不保，更可怕的是它严重压抑了人性、压制了自由，戕杀了个人的活力和创造性，使得原始氏族制度下萌生的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观念在古代中国找不到继续生长的基点。这并不是说，古代中国的纳税人就没有权利观念，也没有争取自由、平等的抗争意识。事实刚好相反，中国的古代史充满揭竿而起，奋起反抗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农民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以及"均田免粮"、"迎闯王，不纳粮"等口号均体现了民众不畏王权，反抗暴政、争取公平税负的朴素的权利意识。然而，这种朴素的权利意识却深受文明传统综合作用的局限，使得权利抗争的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而不会从根本上抗击专制，争取普遍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借用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西方人民争取权利运动的本质区别和不同走向。"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形：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动。同时将政治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的人物和种族则不断更迭"。"在这次中国革命中，中国革命的代表真是奇特。除了换朝以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太平运动实质是一种完全空洞的运动"，"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独立。"马克思还借用夏福礼先生的话批评说，"十年来太平军那种喧嚷一时和空洞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这就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10]

与中国的文明传统发展道路相反，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欧，走上的是一条发展和培育宪政基因的文明之路。尽管政治上也存在过君主专制、经济上也有封闭割据的庄园经济、社会上一直存在着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差别、文化上也有中世纪后期基督教的信仰垄断和思想压制，法制方面也有君王的任意和封建领主的独裁擅断，但是，这些从来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绝对的、唯一的势力和制度。古希腊即有民主政治和法治实践，古罗马创造了繁荣的商品经济与罗马法，黑暗倒退的中世纪尚有封建契约、贵族的征税同意权以及城市平民的自治权，再到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贸易、商品经济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整个西方文明进程充满着多元政治势力的较量（君王、贵族、教会、平民），商品经济对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庄园经济的冲击、个人（包括贵族、平民）为维护独立人格和自由权利对各种专制势力的抗争，法律对各种势力的协调和制约。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交互发展，汇聚成个人权利诉求、政治权力多元和法律至上的宪政基因，最终促成了以人民主权、人权保障和法治为核心的宪政的确立。[11]纳税人权利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生长和发育，且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而成为宪政革命的导火索与助燃器。当宪政最终确立后，税收法定主义与罪刑法定主义共同成为宪政对人权保障的两大基本原则。前者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后者保障公民的人身权。纳税人最重要的两项税收民主权利--征税同意权和用税监督权据此得以在宪法层面牢固确立。

因此，中西方纳税人权利历史差异之源，也即文明传统有别之处，进而是宪政基因的有无之别。纳税人权利的成长发育之路，就是宪政基因的发展之路，也是人权、民主和法治的发展之路。西方文明传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多元性不仅使它以多种政治势力并存、多种法律制度竞争、多种个人诉求抗争的形式保留和继承了原始氏族制度下三级权力机构的民主遗风，而且经由封建时期的混乱、斗争与妥协，最终发展演进为近代三权分立与制衡、主权在民和宪法之治；开放性是西欧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带来的优势，它没有广袤的土地可以长期自给自足，也没有天然的屏障可以抵御游牧部落的侵袭，这种看似弱势的地位却促成了西欧内部的竞争、交流和向外的开拓、进取，平等、自主、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正是在这种开放的地理环境中得以发展，自由、独立、创新和宽容的思想观念、权利意识同样是在开放性中得以培育和发展。所以，同样是民众争取独立、自由、平等的革命，西方走向了人民主权的宪政之路，而东方却回返往复在君主专制的朝代更替之中，难以自主生发出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宪政观念。中国的纳税人最终只能在内外交困的压力推动下，彻底进行民主主义革命，走上宪政之路，方才赢得税收的民主权利。

三、法理的解析：民主、法治、人权与纳税人权利

纳税人权利演进的历史进程以及中西方纳税人权利发展的历史差异，已经鲜明地说明了以民主、人权、法治为核心的宪政之于纳税人权利的基础地位。以下，即从法理分析的角度对纳税人权利存在的宪政基础进一步予以证成。

1．国民主权与纳税人权利

税收是国家维持和运转的"生命血源"，一国的国民是纳税义务的当然和主要的承担者。因此，从国民的视角上看，纳税人权利就是一国国民在税收方面所享有的权利。纳税人权利关涉的首先即是国家与国民的关系问题。

根据国家学通说，国家的构成包括三要素：人民、土地和主权。国家乃人类社会有组织的一种政治共同体，人民是其不可缺少的必然要素；土地是一国人民生存活动的必要地域范围，构成一国的管辖地域要素；主权则是对内的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权、平等权与自卫权，构成一个国家人格独立性的精髓。组成一国的人民即是国民，可见，国民是国家的构成要素，国民依赖国家而生存发展，这是国家与国民关联点。但国家与国民又可相对区分而独立，国民是国家的缔造者，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走向的最革命性的力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其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凭借政权机关（政府）对国民予以统治，这种统治的最高权即体现为主权。在国际社会，主权属于国家为自然和必要，但在独立的国家范围内考察，主权的终极归属到底是国家，还是国民，则有不同认识，而这正是厘清国家与国民关系的焦点问题。

要界定主权的归属问题，首先应界定主权概念自身的涵义与特性，而这一点本身就聚讼纷纭。笔者采信这样一种认识，以作讨论之基础，即主权是"决定国家所属的分子与国家自己的权利义务的权力"。[12]主权含有两种特性，其一，行使主权者（人或团体），不仅能决定那些受它支配的人民及私人团体的权利与义务，并且能决定它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此即为德国学者所谓主权是"决定一切职权的职权"（Kompetenz-Kompetenz）。其二，行使主权者，能以自己的实力强制那些受它支配的人民及团体，服从它的命令（即主权者所制定的法律）。[13]在历史上，主权的归属理论曾有主权在君和主权在民之争。但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近代国家的兴起，主权在君理论已无人信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后，主权归属理论的争端则集中于国家主权和国民主权（或人民主权）[14]两者之间。早在16世纪法国人博丹（Bodin）首创近代政治学上的主权说时即持国家主权观点。他认为，主权是国家的要素，凡属国家，必有一种中心机关，对于全国人民享有一种最高权力，此种最高权力的性质即在其不受任何人为的法律的限制，而只受上帝的法律或自然的法律的限制。博丹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当时君权的事实而为国王的威权寻求一种理论依据。[15]此后国家主权说的力主者主要是19世纪德意志国家主义派的巨子黑格尔（Hegel）和特赖奇克（Treitschke）。依照德国人的"国家主权"（Staats-souver?netat）说，国家的主权即在国家本身，国家是一个具有法律上意志的人，所以可为主权的所在，并进而主张主权的无限性，认为国家的目的高于一切私人的目的，国家的最高义务就是巩固与扩大自己的实力，个人及团体不能享有任何对抗国家的权利，国家为保持自己的生存与增进自己的实力，可以牺牲个人的任何利益和目的。[16]显然，这是一种国家极权主义的看法，国家究竟不是一个自然人，国家的意志需要具体的人或团体来代表，按照国家主权说的主权无限论，代表国家意志的人或团体就有了绝对的权力，国民既然毫无对抗国家意志的权利，自然其自由和权利毫无保障可言。

与国家主权截然相反的是人民主权学说。前文已述及，此学说发蒙于17、18世纪社会契约论的主张者，盛行于18世纪的法国和美国，并为现代民主国家所普遍实践。其主张是国民全体为主权的所有者，为主权的主体，而行使主权的个人或机关，则系受主权所有者的委托而行使其权力。尽管奠定人民主权理论的社会契约论的主张者最初对国家的起源有各自不同的解释[17]，但共同点是，国家不过是一群自由民为了汇集起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自由和财富而让渡出部分个体权利，以社会公约赋予其生存和生命，以立法赋予其行动和意志，以纳税赋予其血液所形成的政治结合体。因此，国家行动以体现人民公意的法律为据，国家征税以人民的同意为前提。尽管政治契约论的致命弱点在于解释历史社会形成的普遍原因时明显与史实不符，但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它"为理想的政治社会提供合理的基础，其理念乃认支配的权威与服从的义务应以人民的同意为前提"。[18]而正是这一基本原理推动了17世纪尚在酝酿中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而作为思想利器引导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

主权在民理论为民主和自由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给养，也为政治义务的配置提供了理论根据。我们可从以社会契约学说为思想启蒙的国民主权说中去追寻国家政治义务与国民的服从义务的关系以及国家征税权与国民权利的关联。政治契约说借用罗马法的契约概念（contractus）基于两层基本要义，一是根基于意思自由的同意，二是契约的双向义务性和拘束性。据此，国家的政治义务与人民的服从义务同时并存并双向对应，国家的主权行使（代表人民）基于全体国民的同意，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保证人民公意的表达，国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是国家权力行使的尺度和界限；国民对国家基于秩序、自由、公平、正义理念所实行的统治和管理具有服从义务。具体到国家的征税权与国民的纳税义务，国家是主权者--国民的自治团体，所以维持国家及其活动的必要经费乃是国民的共同费用，应由国民自己负担，但国家征税应以国民的同意为前提，并以国民的需要为使用去向。国民仅对符合此民主福利要件的税收承担纳税义务。据此，国民权利中最重要的两项税收权利--国民纳税的同意权和国家税收支出的监督权得以确立。这两项权利也可从国家的存在根据中得以进一步说明。国家既为人民主权之国家，必"以向国民提供各种服务并增进其福利为目的而存在"[19]。即国家的职能或机能为为国民提供公共服务。国民主权的观念要求公共需求的内容是国民意志的反映，并通过民主的立法过程即政策形成过程决定。这一决定过程就是国民征税同意权实现的过程。其次，国家的存在根据决定了国家"课税的目的在于支应为提供该等服务所需之经费。"[20]为保障这一目的的实现，也保障国民征税同意权切实而不致落空，国民应享有对国家税收支出的监督权。而促成国民的这两项权利的实现同样构成现代国家对国民的政治义务，也即最初政治契约中的题中之意。

除此两项总括性的权利之外，国民的一般自由和权利应在担负纳税义务之外不被侵犯，也即国民固有权利和自由只是让位于为公共支出的必要税收而作出牺牲，在此之外的不得以任何额外税收的借口使之遭受侵犯。这一点，在宪政和法治时代，受到宪法及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严格保障，且以宪法基本权及税法、相关法律中一系列的权利制度为保障。

2．人权与纳税人权利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后来世界人权宣言的鼻祖--《法国人权和国公民权利宣言》庄严宣称："公民平等地受法律保护和惩罚、平等纳税和决定税收。""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设定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权不得受到剥夺。"[21]这一郑重宣告既是国民主权的政治宣言，也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实践斗争的理论成果。事实上，国民主权和人权保障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贡献给人类的两大政治遗产。现代民主国家的立宪政治，离开国民主权和基本人权的保障则失去其正当性的基础。因此，人权是纳税人权利的宪政基础中一个重要内容。

人权这一概念是自然法学派孜孜不倦倡导的"自然权利"长期酝酿发育，直至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深化提升为一整套"天赋人权"的理论体系而得以建立，并借助经济进步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在法律制度上得到较为广泛、深刻的确认的逻辑结果。对于人权发展的必然性，借助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可得到深刻阐述："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获得更大的规模。……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22]对于人权概念的含义表达，历来为学者、政治家们争论不休。但无论其概念表述如何千差万别，其内涵总是人之作为人而应有的权利，它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确定不移的观念："存在某些无论被承认与否都在一切时间和场合属于全体人类的权利。人们仅凭其作为人就享有这些权利，而不论其在国籍、宗教、性别、社会身份、职业、财富、财产或其他任何种族、文化或社会特性方面的差异。"[23]这一点，在《世界人权宣言》第2条也有明确表述。至于哪些是属于这样一种"人之为人所应有的权利"，源自不同文化、文明传统的社会、民族，实践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地区，对此均有不同的回答。这也是人权的普遍性与相对性的矛盾表现。[24]但是，这并未妨碍人权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参与、认同与接纳，并得以与国民主权类似的法治保障在大多数国家被普遍实践。因为，人权的普遍性乃是人权属性的主要方面，而人权普遍性的根基则在于人权的本质是一种道德权利，其本身并不依赖法律而存在，它依赖的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抽象的、先验的道德原则"和"以习俗、传统、和社会规则为基础的具体的、经验的道德原则"。"这两种道德原则都是历史地产生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文化的产物。"[25]法律可以确认人权，也可以剥夺人权，人权本身则因其根植于人的本性，与人的属性不可分离而具有不因可转让、不可抛弃、更不可剥夺的属性。契约论者据此主张人权是对主权的唯一限制，即使国民主权亦不例外。国家的存在只是划定人民与人民之间人权的界限，并给予这些人权一个保障；人民于不侵犯他人权利的范围以内，国家便不能加以侵犯。也即，人权这种权利，不独非普通法律或普通立法机关所能取消，就是宪法或制宪机关也不能取消。当由于国民主权行使达成的公意造成对人权的背弃和否认时，这一公意不能获得其主权行使的理由，亦即失去其正当性基础。尽管这一主张并不被普遍认同，但人权在世界各国的宪法中与国民主权相互配合，共同保障国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探讨纳税人权利与人权关系的基础。

尽管人权从根本上是由道德而不是由法律来支持的权利，但人权可以而且应该表现为法定权利。历史已经显示，从道德权利落实为法定权利，正是人权存在的目的和发展前行的动力。人类正是在现实制度中失落了可依靠、可立身的基本权利，才"求助于人权"的。人权的本质决定了人权的普遍性依存于其道德基础，而人权的现实意义也赋予其向法定实态转化的使命。自近代政治社会以来，人权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由民主宪政体制保障的。这首先与国民主权理论的限度有关。如同有学者指出，国民主权并不能保障一定得到一个为国民全体谋利益的政府，因为主权的所属并不能解决主权的行使机关与行使形式问题，民选的专制元首政制也可能与这种主权归属理论相合，从而产生"民主独裁"；国民主权也可能危及个人自由，因为国民的"共同意志"与真实的正义公道并不总是一致，存在产自国民公意的法律妨及真正公道的实现，从而害及个人的自由。[26]这也正是CarlSchmitt所言，"民主政治体制并不当然带有削弱国家权力的倾向，甚至背道而驰。亦即，独裁体制更可能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27]因此，国民主权最伟大的功绩和意义在于赋予宪政体制正当性的基础，而国民基本权和自由的真正保证还得依赖普遍性的人权深深浸润到主权者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之中。

人权经由宪政和法治从道德形态转为法律形态，确认国民的各项基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另一理由是，人权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根植于每一个社会共同体（而不管它采取何种组织行式）所必需的共同道德原则之中，是建立在康德的人道原则基础之上的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28]，因此，尊重和维护人权是每一个共同体的"社会义务"。"人权概念意味着，根据道德准则按照一定的道德程序应赋予的权利被转化并被确认为一个政治社会的法律秩序中的法律权利"，因此，国家有义务"建立各种制度和程序，制定计划，利用一切资源来满足这些要求（人权的要求）。"[29]目前，人权被写进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之中，但人权作为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30]，其作用与意义绝不止于其自身，它必须并且能够作为一种基础权利或者说是一种价值内涵，融入、贯彻于人类所享有的一切其他法定权利之中。人类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无不应以人权的标准加以衡量，以人权的视角加以评析，以保证维持共同体存续基础的共同道德原则不被侵犯，人类固有的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不被侵犯。而税法领域正是这样一个不容忽视且尤其需要人权关注的领域。税收虽是我们为文明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国家征税权毕竟是对国民财产权利的一种侵犯，人权在税法领域中的实现，必然体现为对纳税人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从人权的视角分析，纳税人权利就是人权在税法中的贯彻与实现。

国家职能的实现，使得税收成为必须，受益于国家保护和服务的国民理应承担纳税义务以供国家有机体的有效运转。作为共同道德原则之一的社会责任原则也要求共同体的成员为共同体的利益应作出必要的牺牲和贡献，这即是税收存在的道德基础。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国民在纳税人这个角色及相应关系中必然处于无权的被动地位。现代国家大多是税收国家，税收是整个国家生存运转的命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政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税的征收和使用。传统观点认为税法是征税之法，强调政府征税权的优越性和国民纳税的义务性，纳税人权利被视为与税法性质不容而倍遭冷落和戒备，即使承认纳税人享有权利，也仅仅限于作为行政相对方而存在。但自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法颁布以来，以阿尔伯特?亨泽尔（AlbertHersel）为代表的一批关注民众权利的税法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思考和解析纳税人权利，力图为其有别于传统的肯定性回答寻找法理上的根基。日本学者北野弘久就是延续这一探索且取得突出成就的当代税法学者之一，他睿智地站在宪政和人权的角度重新审视税法，认为从国民主权原理和人权保障原则出发，税法并非征税之法，而是保障纳税人基本权的权利立法。[31]尽管这种观点过于极端而尚待进一步推敲，但有一点应是值得肯定的，即作为承担国家财政作用的一方当事人--纳税者，既"不应该被仅仅当作征收租税的客体"来对待，也不应该"被当作承担租税义务的被动的租税负担者来操纵"，"所有的纳税者都享有不可侵犯的固有权利"，对影响其生活及人权的租税的征收和使用理应拥有一系列宪法及税法上的基本权利。[32]北野先生所力倡的这种纳税者基本权，正是人权在税法领域中必不可少的确认与保障。

人权的普遍性决定了它要融入一国实定法律秩序中的一切法定权利之中，而纳税人权利据此亦从普遍性人权那里确立了其确定的、不移的、稳固性的根基。纳税者的基本人权要得到保障，纳税人的权利中就应该包含最低限度的人权规定。从人权的视角审视税法，就是要将一种普遍性的人权内涵融入纳税人所享有的权利之中，在此基础上演绎纳税人在税法中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事实上，现代纳税人权利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世界人权发展和各国人权保障的有力推动。[33]

3．法治与纳税人权利

无论是国民主权或是人权保护，均离不开法治的终极保障。法治既是各项权利的载体，同时其自身蕴涵的深刻理念又是配置权利义务的根源。

法治的理念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学者毕达库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说以来，法治便与权力的制约与自由的保障紧密相连。法治根源于制约权力的需要。柏拉图最早明察权力的灾难性--绝对的权力导致腐败和毁灭，亚理士多德在则其《政治学》名篇中旗帜鲜明地首倡法治，主张法律至上和良法之治。他认为，统治权最终存在于法律之中，执政者合法统治，乃是法治的最高精神。任何机构、团体个人都不能取得绝对的权力，这是法律的至上性和正当性的根本保障。[34]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治思想成为近代西方法哲学家汲取理论营养的珍贵源泉，循着自然法民主、自由的精神轨迹，英国的哈林顿、洛克、戴雪，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潘恩、杰斐逊等一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家逐渐创设、发展和完备了近代法治主义思想，并以大革命以及独立战争的伟大实践将法治付诸现实。尽管这些法治的主张者各异其趣，但一切权力应置于法律的制约之下，人民享有法律下的自由，则是他们思考的中心和共同的信念。其中，政府与人民之间权力与权利的分配与制约又是讨论最多的议题。

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多强调公民个人之间的平等不同，英美法系国家非常重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英国宪法学者戴雪在其《英宪精义》中所表述的法治思想就包含了政府与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政府行政权力应受严格戒备和限制，以及维护人权的理论观点。韦德（H.W.R.Wade）在其权威著作《行政法》一书中，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戴雪的法治观，他将法治精解为合法性原则、裁量限制原则、特权禁止原则、平等原则、罪行法定原则等五项原则，无一不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人民权力的保护。其中特权禁止原则尤其强调政府与人民在法上的"平等"（even-handed），韦德承认政府必须拥有比人民更多的权力，但不允许政府享有不必要的特权及免除普通法。[35]英国法学家沃克也认为，现代法治的精义在于，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合本身利益的法律。[36]

可见，法治的要义在于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不独个人与个人在法律面前被平等适用，政府与人民在法律面前亦立于平等的地位。法律超越于政治之上，法律支配政治，而不是政治支配法律。政府的权力受法律的限制，人民的自由受法律的保障。人民权利义务均由法律规定，政府机关非根据法律不得剥夺人民的权利和加重人民的义务与负担。法治在税收领域的适用，就是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作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得以确立之后，即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由于税收是国家依托其政治权力将国民经济所产生的财富的一部分，强制性移归于国家，在法治主义下，为保障国民的自由和权利，于是有税收法定主义的倡行。在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下，"有关租税的核课与征收，均必须有法律的根据。亦即国家非根据法律不得核课征收税捐，亦不得要求国民缴纳税捐，而且仅于具体的经济生活事件及行为，可以被涵摄于法律的抽象构成要件的前提之下时，国家的税捐债权始可成立。"[37]税收法定原则的理论根据既有国民主权原则也有法治国家原则。前者要求国民应当通过民选的议会自己决定负担税收的种类、范围与方式；后者要求对于国民生活赋予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禁止行政权对国民自由财产的恣意干涉，进而要求税收的核课和征收，应基于法律的根据为之。行政机关的授权立法必须限于具体的、个别的委任，禁止一般的、空白的委任。税收法定主义所蕴涵的核心理念即为国家征税权的限制和纳税人权利的保障。

考察纳税人权利的发展史，不难看出，无论是"国民同意"抑或"无代表不纳税"，其所表达的税收法定主义的价值含义在于纳税人的税收民主权利。即国家未经国民的同意，不得剥夺和限制其财产权利，国民的纳税义务仅来源于国民同意或经其代表同意制定的法律。宪法是国家征税权和国民纳税义务配置的最高依据也是唯一的正当性依据。在宪法层面上，国家与国民是平等的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各自享有和负担相应的权利（力）和义务；在具体的征纳法律关系中，代表国家的征税机关和纳税人同样是平等的税法主体，纳税人对国家的税收债务的成立并不以征税机关的行政处分为要件和媒介，而是以税收实体法规定的税收要件的满足为条件。征税机关在法治原则下不仅有保障国家税款征收的义务，更有依法行政、确保纳税人在具体征管程序中的正当程序权利的义务。

法治的平等理念决定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决定了国家征税的公权力与国民财产的私权利需要均衡保护，两者并重。在法治原则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溯及既往，正当程序原则以及司法最终救济等原则均成为纳税人权利的根据，也是纳税人权利的保障。现代社会，法治、民主和社会福利要求的发展，使得国家以税收为财政的合法来源的依赖性日益加强，税收的民主属性更为凸现，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也有了更为全面的意义。那就是，国家不仅有义务遵照人民同意制定的税法行使征税权，而且国家享有的税收支出的权力同样应置于法律的严格授权和监督之下，税收法定主义的价值内涵应完整地涵盖税的征收与支出两个方面。这一点，在下文的公共财政理论中可以得到更好的说明。

4．公共财政与纳税人权利

早在古代西方纳税人权利发展史上，商品经济就曾以"税源的供给者"和"天生的平等派"为纳税人维权抗争提供了经济上的能力与精神上的动力。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受商品契约平等交换本质的启发，创设了政治上的社会契约理论以重新阐释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应然关系。在该理论中，对于税收的本质，也有了契约意识上的认识。例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们转让自己的权利如同售出商品一样，应当获得相应的等价补偿。人民为公共事业缴纳税款，无非是为了换取和平而付出的代价。其税收名言即是"主权者向人民征收的税不过是公家给予保卫平民各安生业的带甲者的薪饷。"洛克也认为"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这就是社会契约论者提出的税收本质认识上的"利益说"或曰"交换说"。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秉承此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税收四原则。当经济发展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后，公共财政的观念逐渐形成。所谓公共财政，是指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支撑公共财政的核心理论即是公共物品理论，由公共物品理论阐发的新"利益说"为税收的经济本质以及纳税人的税收权利提供了更为透彻的解析。

所谓公共物品，或称公共品、公共商品、公共财，是由公共经济部门提供的，用以满足人类公共欲望的资财。[38]其概念的取成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其存在则是由人类公共欲望的需求和满足为前提。人类满足自身的诸多欲望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私人欲望或称个人欲望（Privatewants），是指个人能够独自享有的需求，具有排他性；一是公共欲望或称集体欲望，是指公众可以共同享有的需求，不具有排他性。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的联系在于公共欲望是存在于众多的私人欲望中的共同欲望，满足这些共同欲望是公众的共同需求。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的区别则在于它具有社会公益性，且其满足不具有排他性。因此，满足公共欲望的资财--公共物品也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特征。公共欲望的公益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其满足无法通过市场途径来得到解决，由此也决定公共物品不能依靠市场机制得以有效和充分地提供。

为解决社会对公共物品的客观需求，满足社会公众的公共欲望，政府以其非营利性、掌握国家机器的实力以及宏观调控能力成为提供公共物品的适格主体。但政府自身的非营利性[39]，又决定了其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实力只能来源于享受公共物品的社会大众以税收的方式来提供。于是，政府被赋予特殊的垄断权--征税权和用税权，国民则以自己财产权的部分让渡作为欲望满足和公共物品享受的相应代价，表现在法律上即为纳税义务的承担。

公共物品理论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不同机理及市场、政府的互动机制出发，深刻揭示了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税收负担的对应性。诚如日本学者所言，承认国家课税权的理由在于，容许或要求国家原则上应利用税捐收入，支应国家为向人民提供非国家和公权力机构不得、不能、不愿提供之公共服务所需的经费。[40]其中，不得提供之服务如国防，不能提供之服务如法院、警察、公共事业（都市计划、土地、营建及交通之管理），不愿提供之服务如具有外部效应的服务，包括防灾、救灾、路灯等各种公共建设。可见，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才产生现代国家职能，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又引发了财政需求，财政需求的支应导源了国民的纳税义务。这一循环决定了相应主体各自应该享有不同的税收权利。国家享有征税权和用税权，而国民则应享有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请求权，同时作为公共物品的消费者理应享有"付费商品"的选择权，即对公共物品的种类和规模享有决定权。国家税收的根据决定了一切税收收益必须用于公共物品的支出，而不是任何其他私利之支出，纳税人据此享有仅承担合乎公共物品支出范围的税收负担的权利和税款使用的监督权。

公共物品理论的认同使得税收的本质在现代国家有了全新的认识，促使学者们以此为基础对国家税收依据作进一步研究。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成果是以维克赛尔、格伦采尔和林达尔为代表主张的"税收价格论"或"新利益说"。[41]这种学说与以亚当·斯密为首的英国古典学派所主张的"交换说"或"利益说"不同。后者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和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基础上，认为国家和个人是各自独立平等的实体，国民因国家的活动而得到利益，理应向国家纳税以作为报偿，税收体现的是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一种交换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民主自由理念上的政治交换说。"新利益说"则以公共物品理论为依托，认为国家可以分解为构成国家的个人，国家满足公共需要就是满足每个人共同的私人欲望。因此，个人纳税就像为满足私人欲望而购物时所支付的价款。显然，这是一种借用市场商品交换原理阐述税收本质的经济交换说。它将税收视为人们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如同波斯纳指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的公共事业费。一种有效的税收应该是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支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42]税收"价格"属性的揭示，使得税收征纳双方存在着根本的平等关系成为必然的逻辑的结论。国家享有征税权，纳税人享有公共物品的受益权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对税收经济本质的认识，成为纳税人权利复归的观念性变革之基础。

如果说公共物品理论和税收价格说只是在经济理论上揭示了税收的价格属性及等价交换原理，从而确立了纳税人对公共物品的选择权和受益权，那么，布坎南所创的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则将这种选择权和受益权进一步落到计算的实处。他们将经济学家的工具和分析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之中，考察个人对公共商品的选择传递、集合与转化为集体选择的过程，分析特定的财政制度对集体选择中的个体行动的影响，从而说明不同的税收制度对个人参与公共选择决定时的影响。[43]政府征税决策和社会、个人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得税收价格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成为可能。尽管作为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基础的政治秩序中的完全个人民主模式并不现实，但在一般的民主社会，人们事实上或多或少以某种方式参与公共商品的选择。与市场中的非政治决策相比，政治决策是一个更为错综复杂的过程，私人成本和效益之间简单对应关系这种市场选择的特征，在政治学中并不存在。但是，"在某一最终阶段或层次上，个人必须以某种方式''''选定''''如何集体地和个人地使用其资源。""个人必须''''决定''''政府财政预算的适度规模，以及财政预算组成项目。"[44]也即，公共商品的供给规模，在终极意义上是由个人以某种政治选择方式决定的。

当然，在税法学界也有学者反对经济学界将税收看作从国家获取利益的对价，认为这与税收负担分配的实际原则不符，也与现代福利国家观念也是矛盾的。[45]"税负的衡量与国家的给付是分离的"，"税捐应该是使国家有能力为每个国民从事财政经济上的行为服务，课税公平的程度应按照个人的负担可能性，而非按照个人享受国家的利益加以决定。因此，税收并非对于公法人之特定的给付之对待给付，亦即并非针对个别的对价所课证。"[46]其实，这种观点与税收价格理论并不矛盾。税收价格理论及公共选择理论的意义在于揭示税收征纳关系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根本平等性，并为税收领域的政治民主决策提供可供计量的选择方案。这是一个国家征税权实现的过程，更是一个公共物品购买者--纳税人权利的实现过程。它并不妨碍税负分配上的量能负担原则的实现，税负的衡量与国家的给付的分离，纳税人受益程度与税负的承担非一致性正是公共物品提供机制异于私人物品之处。因为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中，还要预留基于秩序、社会正义和公平理念的社会政策原则、经济调控原理发挥作用的空间，而这又是与前述国民主权、人权保障的根本精神相一致的。

四、结论

以上是从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三种视角对纳税人权利存在的宪政基础予以考察。国民主权是纳税人权利存在的根本基础，国民作为纳税人的同意权和监督权是国家税收权力存在的基础与前提；人权理论赋予纳税人基本权确定不移和不予剥夺的品性，其普遍性--应为人类社会一切共同体所遵循的低限道德为纳税人权利的内容设定了低限标准；公共物品及公共选择理论使得纳税人权利在经济学领域进一步得到了考量，对公共物品的选择权和受益权是其税收负担应有的对待利益；法治是纳税人权利实现的载体，法治蕴涵的平等理念使得政府与纳税人立于法律的平等线上，与法治进程相伴生的税收法定主义最终成为纳税人权利与国家征税权力合理配置的"帝王"机制。正是以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为基准，以税收根据为红线，站在政治、经济、法律三维角度进行的立体考量，才确立了纳税人权利在宪政意义上确证不移的根据。

[1]【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页。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4页。

[3]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51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0页。

[5]参见张文山：《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族法》，载《思想战线》1997年第1期。

[6]DavidHarrisWillson,AHistoryofEngland(2ndedition,Illinois1972)3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0页。

[8]对于原始社会是否存在权利以及存在什么样的权利，学者夏勇在其专著《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有深入、细致且精彩的论述。此外，台湾学者韩忠谟：《法学绪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22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140页。

[11]学者钱福臣在《宪政基因概论--英美宪政生成路径的启示》中，将英美宪政率先生成并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典范的原因概括为英美社会较早地生成了个人权利诉求、政治权力多元和法律至上的宪政基因，并认为这些基因是宪政产生及发展的原动力，体现为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分权与制衡以及法治等原则。这与本文在前文中论述的逻辑和观点基本一致，在此借用。参见同名文，载于《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

[12]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39页。

[13]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37页。

[14]本文对国民主权和人民主权不作区分，视作同一概念使用。

[15]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28－29页。

[16]详见Hegel,Die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及Threitschke,Politik,转引自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17]如英国霍布斯（Hobbes）的契约说认为造国的契约成立于人民与人民之间，是为摆脱无法律、无政府的自然厮杀争斗状态而缔结。人民相约承认将其一切权利割让于政府，组织国家，听从这个强有力团体的支配，是人民的义务，而政府因不是契约的当事人而不受民约的支配。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8]陈文政：《政治义务论--政府的义务和人民的服从义务》，载台湾《东海法学研究》第10期。

[19]【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20]黄茂荣：《税法总论》（第1册），台湾植根法学丛书2002年版，第8页。

[21]参见董云虎编著：《人权基本文献要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5页。

[23]【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4]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长期争执的焦点。这些争执非本文讨论之目标，故在此掠过不述。

[25]参见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修订版），第170-171页。

[26]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44－45页。

[27]Schmitt,a.a.O.S.236-237，转引自颜厥安：《国民主权与宪政国家》，载台湾《政大法学评论》第63期。

[28]康德认为，"永远把人类（无论是你自身还是他人）当作一种目的而绝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来对待"是对待人类的一种普遍义务。英国人权学者米尔恩认为康德的此句话包含了实在的道德原则，将其概括为"人道原则"并运用于人权的研究之中。参见【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第102页。

[29]【美】L·亨金：《权利的时代》，信春鹰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30]最低限度的人权观是英国人权学者米尔恩在其《人权哲学》一书中提出的别具一格的人权学说。该学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充分认识到人的多样性和共同体道德的多样性。有别于一般西方学者将人权标准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价值基础上，米尔恩从为任何形式的社会结合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普遍道德原则中推导出最低限度的人权标准。他认为一种"经得起理性辩驳的人权概念不是一种理想概念，而是一种最低限度标准的概念。更确切地讲，它是这样一种观念：有某些权利，尊重它们，是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的要求。"这些道德原则包括行善、敬重生命、公平对待、伙伴关系、社会责任、不受专横干涉、诚实信用、礼貌和儿童福利。与九项普遍道德相适应，有七项最低限度的人权，它们是：生命权、公平对待的公正权、受帮助权、自由权、被诚实对待权、礼貌权和儿童受抚养权。参见【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150页。

[31]参见【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第4版），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

[32]同前注，附录2"纳税者权利宣言"，第353页。

[33]这一点将在论文中篇论述。

[34]参见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8、13页。

[35]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2)23.

[36]【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邓正来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90页。

[37]陈清秀：《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2版，第38页。

[38]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2－3页。

[39]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下，国家原则上不从事财富生产和交换活动，这些活动由私人企业即市场主体进行。即使近年来国家亲手经营各种企业的现象日益最多，但是其中多数并不以获取资金为目的，其本身是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而经营的。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第2页脚注[1]。

[40]黄茂荣著：《税法总论》（第一册），台湾植根法学丛书2002年版，第5页。

[41]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8－9页。

[42]【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页。

[43]【美】詹姆斯·M·布坎南：《民主财政论》，穆怀朋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译者前言。

[44]【美】詹姆斯·M·布坎南：《民主财政论》，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