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盖帽范文10篇

大盖帽范文篇1

第一、行政权力行使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基本前提是行政机关依法成立并有法律授权的条件。

唯此条件行政机关即可行使法定职权。此条件的证明形式就是政府有效的统治和法律公布的形式，其他如行政执法部门可以设立机关、可以为其机构和执法人员颁发证书和执法证件、统一着制式服装和大盖帽之类的外在标志等，此则不属于行政执法权力行使的充分必要条件范围内，行政执法部门统一着制式服装和大盖帽，可以是行政执法身份的对外表达方式，但不是其行使行政执法权力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基本前提。

第二、行政执法部门与相对人之间不成立严格的对立关系。严格的对立关系存在与刑罚和犯罪当中，在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代表的国家利益可能与相对人的利益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的解决既然没有超出行政机关的管辖职权范围，依照法律就不会升级为严格的对立。因此一般的行政执法部门（除公安行政部门以外，下文同）当然不需适用暴力强制手段，法律也不许使用军警暴力手段。那么，一般行政执法部门即使采用任何对外表达身份和职权的标志都必须与警察、军队和监狱这三种国家暴力机器的标志根本区别开来。根本相区别确切的含义是不能采用大盖帽军警式的外部标志特征。“不能”的内涵排除相同、相似或不同的任一情形。

然而，现实当中行政执法部门着大盖帽和军警式服装，已经泛滥，曾有一度可称得上蔚为壮观。我们可以通过追溯其历史渊源来分析和探究其法律和文化的背景。

一、大盖帽的历史渊源和现代演绎

中国历史上行政官吏最早使用大盖帽的要数明朝叛徒洪成畴为清朝官吏设计的官服制式。那种无檐圆盖型顶戴花翎的整齐和威严，加上耀武扬威的鸣锣开道。却能使草民百姓万里服威，闻风倒伏于尘埃之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封建专制王朝及其官吏高高在上统驭万民的淫威和特权。到了袁世凯组建新军，仿效西方，改革军制，开始了军人的大盖帽制服，但此为军服。辛亥以后，建立现代国家体制。具有强烈的暴力国家机器特征的警察和军队均配有制式服装和大盖帽。体现军人职业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适应唯命令是从型管理模式。其中自然人的个性甚至思维及独立意志被限制在为发挥团体职能所必须的号令和首长指挥意旨的位阶之下。此乃世界通行的惯例，是为适应国家机器特征所必需的外在形式，本不足发问。然而大盖帽被演绎到最混乱状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属于中西混合大盖帽文化的渊源。这是在北洋军阀轮流执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时期。推翻皇帝后，军阀人人想当皇帝，个个飞扬跋扈，武装割据、竞相混战，“城头变换大王旗”，各路人马有权都戴大盖帽，专门欺负吓唬老百姓。满世界都是形形色色的大盖帽，闹得乌烟瘴气！从那时起，中国的老百姓被吓出了心病，也养成了对大盖帽的敬畏和恐惧。大盖帽象征的权力和威严遂成为社会共同的心理认识和封建文化附着于权力更迭交替的当然内容。

第二时期属于大盖帽演绎和泛滥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叶开始，从期间的九亿人民九亿兵分化出了九亿大盖帽铺天盖地而来，大盖帽被演绎为非军人、非警察的行政管理权力的化身和部门集团实力和势力的展示。首先是法律部门变成部门的法律，有几部法律就出来几顶大盖帽，十顶大盖帽管一个小草帽。其次，一些本以特殊职业标志为传统意义的大盖帽被利用和夹杂委托的行政管理权借以夸张显示并攀附行政执法部门的威严。如保安、司机、铁路工人、路政、盐政、水政、邮政、卫生防疫等不胜枚举。

三、大盖帽形式的执法效应

可以说法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被使用到最滥的时代，就是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厂、依法治水、依法治土、依法…..最终的落脚点是依法治民的时代。大盖帽成了行政执法的典型性象征，大盖帽和它所象征的法律同时毫都无隐讳地赤裸地被当成阶级统治的工具使用。80年代末，行政执法依照历史传统仍然定位在“依法治民”的统治角度上。这样的话，大盖帽就成为官与民所区别的标志，因为“民”的头顶是平的，没有戴大盖帽的等级身份资格。所以按老百姓的话说叫“平头老百姓”！而大盖帽做什么都被认为是“头上戴法的”——法的权威被抽象掉由大盖帽替代成为具体人的威慑力和特权。大盖帽无疑适应了传统的社会观念和意识，使所谓行政执法简化甚至省略掉法律程序。对相对人直接产生“威胁执法”的效应。另一方面，一些行政部门的领导喜欢看见本部门的大盖帽，看到大盖帽就好像站在了山头上看自己的队伍阵容庞大，旗杆子下实力雄厚，于是就感到了大权在握的威严和心里无比踏实的感觉，大盖帽效应属于封建文化的残余。说穿了是封建等级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变种和延续。更令人恶心的是其遗传根源自北洋军阀拉杆子占山头称王称霸、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心理！

也许有人会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民众的法律意识普遍淡漠，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需要以大盖帽标识身份特征在现实中更简明、更便捷、是行之有效的方式，符合实际甚至符合国情。这种观点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官和民是严格对立的，而且否定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尊严。就好比sans的威力，它可以使人害怕，也可以使人因为恐惧而改掉不良卫生习惯。但人类绝对不能以此来作为治理社会的手段。大盖帽泛滥和威胁执法的效应必将导致国民的民主和平等意识麻木。助长违反宪法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潜意识社会影响，助长野蛮和简单的行政执法习俗；产生不良文化的恶性循环。它通过当代中国最广泛的行政执法主体人为削减了法的平等精神和公务员的人文价值，拉开了执法者司法者与人民的亲和间距，也纵容部分执法司法者作威作福吓唬老百姓的心理状态。

大盖帽意义上的执法形式除了与人民主权和法律平等精神悖逆外，还将从机理上实质影响到中国确立良好的公务员制度。这个问题已经愈来愈明显的为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所认知。下列事实可以佐证。

一是司法系统改革服制，摒弃大盖帽军警式服装。2002年开始，全国法检系统改革和废除军警式制服。从形式上否定了军警式的指挥管理机制对法官独立思考和司法独立的干扰影响。使法官的法袍意味着法的神圣威严和法官特殊使命自我警觉和警醒功能。

二是2004年初，国务院下令整顿各部门执法标志制服，清理取缔了一些部门模仿人民警察制服的着装。极大地改善了大盖帽的秩序。国务院的整顿措施可以理解为临时的、权益的、现实的、渐进而逐步的措施。因为大盖帽的文化植根于社会传统的文化和习惯，并非只可归咎于行政执法部门；而且大盖帽的形式直接产生于行政主导体制，二者都需要随着文化发展和社会意识成熟进行渐进和稳妥的改革。不能一步到位一刀切除。这次清理整顿，尽管没有全部否定行政执法的大盖帽形象，但是决不意味着对公务员适用军警式大盖帽的管理体制和文化意识的肯定。

如前所述，行政执法大盖帽形式的内涵是军警式的管理模式及暴力强制特征。它与改革开放以来，直至目前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期间，我国正在学习并移植发达国家的文官制度和正在建设完善起来的公务员制度的原则是严重悖谬和不协调的。首先从形式上看，世界各国的惯例表明文官都是不着大盖帽制服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虽然属于纵向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处于不同的地位，但就公务员个人和行政管理相对人的人格却是平等的，行政管理的本质虽然是以国家权力作为强制后盾推行政治和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但其强制是依照法律和法律所既定的程序实现的，按照当代行政法治原则，除了法律，公务员和行政执法部门不具有任何外在的标识的特殊权力，否则就构成了对公民平等权的藐视和践踏；其次，文官制度的精髓是文官相对于内阁更替（政党轮流执政）的独立存续和队伍稳定的原则，在我国体现为占公务员绝大多数的业务类公务员并不因为政务类公务员的升迁和任免而改变或放弃执业。基本公务员（文官）队伍的独立性保证了公务员群体独立“为人民服务和对国家负责”。保证了行政效能的持续性和社会管理秩序稳定。当然也有利于制约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的个人专断和因个人集权更迭所必然产生的短期行政行为等诸多负效应。也有利于政治稳定，反腐倡廉和取信于民。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任期更改为5年（原为3年），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尚未修改，这次修改的本旨就是有利于政策的延续性及其推行的稳定性，避免过多的因人废政、短期和投机行政行为。按照传统的行政法理论，公务员受雇国家以其独立人格和执业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对国家负责，这里强调了公务员个人的执业资格和独立的人格，其全部意义是肯定公务员队伍相对于政府倒阁的稳定性，至于政府对公务员的组织和领导，其合理作用的方式是依照行政组织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不同于军警式的指挥命令。公务员有依法行政的判断权和自主权。而大盖帽形式保护和延续的机制必将否定公务员制度原则确立的必要。行政执法大盖帽文化习俗的传承意味着封建等级观念的传承。意味着官老爷和衙役作风的外表体症和内在心理素质的养成。如果长期持续地作用，保持“在马上得天下，在马上治天下”的传统。就会从公务员个体上消灭公务员的人格独立，从观念和体制上抑制和抵触独立的稳定的不受个人专权意识支配的公务员群体的产生。使行政体制从宏观到局部都难以摆脱因人兴政和因人废政的人治的恶性循环的结果。由此可知，在公务员队伍——当然包括广大的行政执法队伍中（除警察以外），推行以大盖帽形式为特征的军警化的管理体制，实际上就阉割了公务员制度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并且承认和助长吓唬老百姓，作威作福的封建的残余习惯。

大盖帽范文篇2

第一、行政权力行使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基本前提是行政机关依法成立并有法律授权的条件。

唯此条件行政机关即可行使法定职权。此条件的证明形式就是政府有效的统治和法律公布的形式，其他如行政执法部门可以设立机关、可以为其机构和执法人员颁发证书和执法证件、统一着制式服装和大盖帽之类的外在标志等，此则不属于行政执法权力行使的充分必要条件范围内，行政执法部门统一着制式服装和大盖帽，可以是行政执法身份的对外表达方式，但不是其行使行政执法权力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基本前提。

第二、行政执法部门与相对人之间不成立严格的对立关系。严格的对立关系存在与刑罚和犯罪当中，在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代表的国家利益可能与相对人的利益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的解决既然没有超出行政机关的管辖职权范围，依照法律就不会升级为严格的对立。因此一般的行政执法部门（除公安行政部门以外，下文同）当然不需适用暴力强制手段，法律也不许使用军警暴力手段。那么，一般行政执法部门即使采用任何对外表达身份和职权的标志都必须与警察、军队和监狱这三种国家暴力机器的标志根本区别开来。根本相区别确切的含义是不能采用大盖帽军警式的外部标志特征。“不能”的内涵排除相同、相似或不同的任一情形。

然而，现实当中行政执法部门着大盖帽和军警式服装，已经泛滥，曾有一度可称得上蔚为壮观。我们可以通过追溯其历史渊源来分析和探究其法律和文化的背景。

一、大盖帽的历史渊源和现代演绎

中国历史上行政官吏最早使用大盖帽的要数明朝叛徒洪成畴为清朝官吏设计的官服制式。那种无檐圆盖型顶戴花翎的整齐和威严，加上耀武扬威的鸣锣开道。却能使草民百姓万里服威，闻风倒伏于尘埃之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封建专制王朝及其官吏高高在上统驭万民的淫威和特权。到了袁世凯组建新军，仿效西方，改革军制，开始了军人的大盖帽制服，但此为军服。辛亥以后，建立现代国家体制。具有强烈的暴力国家机器特征的警察和军队均配有制式服装和大盖帽。体现军人职业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适应唯命令是从型管理模式。其中自然人的个性甚至思维及独立意志被限制在为发挥团体职能所必须的号令和首长指挥意旨的位阶之下。此乃世界通行的惯例，是为适应国家机器特征所必需的外在形式，本不足发问。然而大盖帽被演绎到最混乱状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属于中西混合大盖帽文化的渊源。这是在北洋军阀轮流执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时期。推翻皇帝后，军阀人人想当皇帝，个个飞扬跋扈，武装割据、竞相混战，“城头变换大王旗”，各路人马有权都戴大盖帽，专门欺负吓唬老百姓。满世界都是形形色色的大盖帽，闹得乌烟瘴气！从那时起，中国的老百姓被吓出了心病，也养成了对大盖帽的敬畏和恐惧。大盖帽象征的权力和威严遂成为社会共同的心理认识和封建文化附着于权力更迭交替的当然内容。

第二时期属于大盖帽演绎和泛滥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叶开始，从期间的九亿人民九亿兵分化出了九亿大盖帽铺天盖地而来，大盖帽被演绎为非军人、非警察的行政管理权力的化身和部门集团实力和势力的展示。首先是法律部门变成部门的法律，有几部法律就出来几顶大盖帽，十顶大盖帽管一个小草帽。其次，一些本以特殊职业标志为传统意义的大盖帽被利用和夹杂委托的行政管理权借以夸张显示并攀附行政执法部门的威严。如保安、司机、铁路工人、路政、盐政、水政、邮政、卫生防疫等不胜枚举。

三、大盖帽形式的执法效应

可以说法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被使用到最滥的时代，就是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厂、依法治水、依法治土、依法…..最终的落脚点是依法治民的时代。大盖帽成了行政执法的典型性象征，大盖帽和它所象征的法律同时毫都无隐讳地赤裸地被当成阶级统治的工具使用。80年代末，行政执法依照历史传统仍然定位在“依法治民”的统治角度上。这样的话，大盖帽就成为官与民所区别的标志，因为“民”的头顶是平的，没有戴大盖帽的等级身份资格。所以按老百姓的话说叫“平头老百姓”！而大盖帽做什么都被认为是“头上戴法的”——法的权威被抽象掉由大盖帽替代成为具体人的威慑力和特权。大盖帽无疑适应了传统的社会观念和意识，使所谓行政执法简化甚至省略掉法律程序。对相对人直接产生“威胁执法”的效应。另一方面，一些行政部门的领导喜欢看见本部门的大盖帽，看到大盖帽就好像站在了山头上看自己的队伍阵容庞大，旗杆子下实力雄厚，于是就感到了大权在握的威严和心里无比踏实的感觉，大盖帽效应属于封建文化的残余。说穿了是封建等级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变种和延续。更令人恶心的是其遗传根源自北洋军阀拉杆子占山头称王称霸、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心理！

也许有人会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民众的法律意识普遍淡漠，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需要以大盖帽标识身份特征在现实中更简明、更便捷、是行之有效的方式，符合实际甚至符合国情。这种观点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官和民是严格对立的，而且否定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尊严。就好比sans的威力，它可以使人害怕，也可以使人因为恐惧而改掉不良卫生习惯。但人类绝对不能以此来作为治理社会的手段。大盖帽泛滥和威胁执法的效应必将导致国民的民主和平等意识麻木。助长违反宪法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潜意识社会影响，助长野蛮和简单的行政执法习俗；产生不良文化的恶性循环。它通过当代中国最广泛的行政执法主体人为削减了法的平等精神和公务员的人文价值，拉开了执法者司法者与人民的亲和间距，也纵容部分执法司法者作威作福吓唬老百姓的心理状态。

大盖帽意义上的执法形式除了与人民主权和法律平等精神悖逆外，还将从机理上实质影响到中国确立良好的公务员制度。这个问题已经愈来愈明显的为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所认知。下列事实可以佐证。

一是司法系统改革服制，摒弃大盖帽军警式服装。2002年开始，全国法检系统改革和废除军警式制服。从形式上否定了军警式的指挥管理机制对法官独立思考和司法独立的干扰影响。使法官的法袍意味着法的神圣威严和法官特殊使命自我警觉和警醒功能。

二是2004年初，国务院下令整顿各部门执法标志制服，清理取缔了一些部门模仿人民警察制服的着装。极大地改善了大盖帽的秩序。国务院的整顿措施可以理解为临

时的、权益的、现实的、渐进而逐步的措施。因为大盖帽的文化植根于社会传统的文化和习惯，并非只可归咎于行政执法部门；而且大盖帽的形式直接产生于行政主导体制，二者都需要随着文化发展和社会意识成熟进行渐进和稳妥的改革。不能一步到位一刀切除。这次清理整顿，尽管没有全部否定行政执法的大盖帽形象，但是决不意味着对公务员适用军警式大盖帽的管理体制和文化意识的肯定。

如前所述，行政执法大盖帽形式的内涵是军警式的管理模式及暴力强制特征。它与改革开放以来，直至目前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期间，我国正在学习并移植发达国家的文官制度和正在建设完善起来的公务员制度的原则是严重悖谬和不协调的。首先从形式上看，世界各国的惯例表明文官都是不着大盖帽制服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虽然属于纵向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处于不同的地位，但就公务员个人和行政管理相对人的人格却是平等的，行政管理的本质虽然是以国家权力作为强制后盾推行政治和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但其强制是依照法律和法律所既定的程序实现的，按照当代行政法治原则，除了法律，公务员和行政执法部门不具有任何外在的标识的特殊权力，否则就构成了对公民平等权的藐视和践踏；其次，文官制度的精髓是文官相对于内阁更替（政党轮流执政）的独立存续和队伍稳定的原则，在我国体现为占公务员绝大多数的业务类公务员并不因为政务类公务员的升迁和任免而改变或放弃执业。基本公务员（文官）队伍的独立性保证了公务员群体独立“为人民服务和对国家负责”。保证了行政效能的持续性和社会管理秩序稳定。当然也有利于制约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的个人专断和因个人集权更迭所必然产生的短期行政行为等诸多负效应。也有利于政治稳定，反腐倡廉和取信于民。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任期更改为5年（原为3年），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尚未修改，这次修改的本旨就是有利于政策的延续性及其推行的稳定性，避免过多的因人废政、短期和投机行政行为。按照传统的行政法理论，公务员受雇国家以其独立人格和执业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对国家负责，这里强调了公务员个人的执业资格和独立的人格，其全部意义是肯定公务员队伍相对于政府倒阁的稳定性，至于政府对公务员的组织和领导，其合理作用的方式是依照行政组织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不同于军警式的指挥命令。公务员有依法行政的判断权和自主权。而大盖帽形式保护和延续的机制必将否定公务员制度原则确立的必要。行政执法大盖帽文化习俗的传承意味着封建等级观念的传承。意味着官老爷和衙役作风的外表体症和内在心理素质的养成。如果长期持续地作用，保持“在马上得天下，在马上治天下”的传统。就会从公务员个体上消灭公务员的人格独立，从观念和体制上抑制和抵触独立的稳定的不受个人专权意识支配的公务员群体的产生。使行政体制从宏观到局部都难以摆脱因人兴政和因人废政的人治的恶性循环的结果。由此可知，在公务员队伍——当然包括广大的行政执法队伍中（除警察以外），推行以大盖帽形式为特征的军警化的管理体制，实际上就阉割了公务员制度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并且承认和助长吓唬老百姓，作威作福的封建的残余习惯。

大盖帽范文篇3

一、班主任要制订切实可行的目标，不要搞花架子。

目标：就是奋斗的方向，有了目标才能更好地凝集全班同学的智慧，使用之在班集体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班主任在制订目标时，往往不注意班级实际情况，盲目要求或任意提高，这样班集体建设就不可能达到目标，班主任老师制订的目标也就形同虚设，成了花架子。因此，班主任应该从班级实际出发，制定符合本班班情的建设目标。譬如有这样一个班级：全班同学爱好广泛，班委干部各行其是，班集体缺乏向心力。作为班主任，不仿制订这样的远景目标：培养兴趣，发展特长；自我约束，自我管理。针对这种远景目标，再设计分阶段实施的近期目标，实行班委干部委任制，激发班干部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达到班级干部参与管理的目标；开展各项兴趣小组活动，达到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目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达到自律的目标等等。凡此种种子目标，都是学生乐意接受并行之有效的。

二、扎实有效的措施，促使班集体健康发展。

步行街建设伊始，街上随处可见“红袖章”“大盖帽”，他们采取强硬措施制止不文明行为。一年后，“红袖章”“大盖帽”不见了，步行街上不文明的行为也随之消失，可见文明行为已内化为每个游人的自觉行动。同样道理，我们要创建一个优秀的班集体，光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扎实有效的措施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当然，我们面对的是可塑性很强的小学生，不可能像对成人那样处理。因此，在选择具体措施的时候，我们不仿搬用魏书生老师的那样“惩罚”：不守纪律让他唱首歌，不肯读书让他讲个故事；不完成作业或做了坏事让他写个几百字的“说明书”。长此以往，一再顽皮的学生也会被感化，也会自觉地为班集体建设出一份力。

三、全员参与，实行既定目标

大盖帽范文篇4

尊敬的各位领导：

我叫**是一个农民，确切的说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今天我要入党，因为我知道除了加入共产党我没有活路了！

以前就听说过共产党，听老人说那是穷人的党，专门为穷人办事的党是咱穷苦百姓自家人。

我真心想加入共产党，不为别的就为了能吃一口饱饭。我中学毕业以后因为没有钱在上学就再家里干农活了，我也很喜欢再天地里劳动，看着自己辛勤汗水换回来的粮食俺那个高兴啊，可是高兴也就那么一霎那的事情，很快镇上的干部就找俺让俺交公粮交三提五统。交上以后镇上的干部给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人民币XXX元。俺爹说：那是给共产党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咱得交！每年交上镇上干部要求的人物公粮以后俺们一家只能守着缸底那点高梁过日子了。有几次俺要拿镇上干部给的写着XXX元的纸条去找干部要口饭吃。俺爹都不让俺去说：人家是共产党都是自己人，就别闹了！

后来俺看俺们村的书记的儿子二狗再路边开了个饭店没有一年的时间小洋楼盖起来了，还说了个漂亮的媳妇，俺眼红了，就再二狗家饭店对面页开了一家小饭店。俺爹做菜有一手人也厚道，头一个月的生意很好，俺想就这样俺两年时间也能盖洋楼说媳妇了。可是到了月底书记的儿子上俺家来了，扔给俺300块钱让俺吧饭店卖给他，说那是村里开会决定的统一经营。俺不干！俺还指望这个饭店盖洋楼说媳妇呢。书记的儿子走了没有一会就来了几拨戴大盖帽的，让俺办本本，让俺拿钱。工商的刚走，税务的来了，税务的走了，公安的来了，后来越来越多，都是戴大盖帽的，来了不仅要俺拿钱还吃俺的喝俺的，不仅不给钱临走还把俺养在后院的几只老母鸡给抓走了说是充公了！俺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老母鸡页被抓没有了，他们就将俺爹抓走了，俺要根他们拼命，俺爹说：他们都是共产党是咱老百姓的党都是自己人，我取两天就回来了。俺就听了俺爹的。俺爹被抓去没有三天一个镇干部上俺家来让说俺爹袭警害怕负法律责任跳楼死了。俺不明白什么叫负法律责任，俺只知道俺爹瘸着一条腿（抗美援朝的时候被美国鬼子炸掉的）居然能把四个警察打的住院，然后飞奔上三楼跳下去自尽了。俺觉得俺爹是个英雄。镇上的干部真是很善良，不仅没有让俺负责拿几个被俺爹打伤住院的警察的医疗费用还给了俺50块钱的丧葬费。俺娘说：得感谢共产党啊！要不你爹就得咱娘俩埋了！

俺爹没了，饭店开不下去了，俺就不想别的了，俺就种地！可等俺种的小麦快要收的时候镇上修路，就把俺那块麦田给占了，据说有补偿款，俺取问镇上的干部说：拿补偿款就当你们支援国家建设了！俺娘舍不得快要成熟的麦子，就去找镇上的干部问问能不能再缓两天让俺把小麦收了再征地，可是去了以后就没有回来，两天后被取镇上开会的村长书记抬回来了，说俺娘聚众闹事扰乱社会治安！抬回来一天就死了。俺娘临死前说：孩子，别去闹腾啊他们是共产党是咱自己人。说完就咽气了。

地页没的种了，俺就来城市打工了，俺再一建筑工地上推小车，一个月300块钱还管吃住，比俺再家一年赚的还多。俺干了半年等工程完工了包工头跑了，俺着急啊，想去找有关部门讨说法，工友说：别找了，都是共产党咱们自己人找什么啊！俺没有办法只好要饭了，要饭也不错不用出力每天也能吃饱，城市的人就是心眼好，怕俺冬天住楼道里闷的荒让俺去桥下住，那里车多也亮堂。有时怕俺吃不饱就指点俺上垃圾桶里找点吃的！

一天俺要饭回到俺住的桥洞子的路上被一辆宝马车把腿压断了。司机下来看了看俺给了俺1000块钱让俺赶紧走，俺不干，多少钱也买不回俺的腿啊。那司机将钱仍在俺身上说：老子是xxxxx局的，给你点钱就不错了！路边的人也劝俺：那人是共产党，咱老百姓自己人，你拿点钱走吧！

俺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加入共产党就没有活路了，俺找格算命的给了他900块钱请他指点俺怎么才能加入共产党，那个算命的给俺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告诉俺让俺送点礼，不送礼的共产党员跟俺一样，送了礼的共产党员就厉害了。俺现在先送上50块钱，另外的一半等俺入了党了再给，这都是算命的教俺的！哎呀差点忘记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大盖帽范文篇5

一、依法行政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依法行政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不仅需要从依法行政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特殊地位来理解，而且需要从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来认识。

(一)和谐社会首先是法治社会。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保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和方式从事活动，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没有公民法治素质的提高，没有依法办事的落实，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就不可能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和谐社会建设就无从谈起。而政府守法，政府严格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的核心和关键，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责任重大，能否依法行政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顺利建立

（二）和谐社会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宪法早就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事实上，在走向法治进程中，要求公民或者百姓守法总是相对容易的，而要求官员和政府守法却相对要难，因为当权者手中本身就有权力。综观世界法律发展史，整个行政法在20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比较迅猛的发展。一位法国学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公法的脆弱性”（注一）。不过，正因为其艰难才更显示了其意义的重大。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不能走向法治，能不能实现全社会泰法、守法。能不能达到和谐，固然要求公民守法，但更重要的是政府首先守法。普通百姓必须守法。政府和官员可以不守法，造成了官民不平等，破坏了法律的平等性，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的背离；执法者不守法，不严格执法，纵容某些违法，这必然造成了普通百姓之间的不平等，降低了法律在公民中的尊严和权威，破坏了法治的统一性。因而，政府不守法损坏的不仅仅是行政法治而是整个法治。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权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行政机关能否正确行使行政权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依法保护，直接关系到社会关系是否和谐。

二、当前城管执法中的行政争议

（一）机制不完善产生执法争议。城管执法是城市管理机关依法采取直接影响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对公民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进行监督检查的行为，其产生的法律效果对公民的影响非常大。过去在城市管理实务中，曾长期存在“七八顶大盖帽围着一个破草帽”等多头执法、重复处罚现象，但在《行政处罚法》和国家统一部署实施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改革之后，已有明显改观。但是，“七八顶大盖帽变为一顶大盖帽”之后，街头执法职能相对集中，权力也有所集中，矛盾也就相应集中，腐败也会跟踪而至，而相应的新监督机制和责任机制尚未完备地建立起来。随着经济、科技与社会发展，新建立起来的集中型城管执法模式在实务中出现一些新情况、新做法、新问题并引起了很大争议，小则争执双方发生口角冲突，大则双方都有伤亡。诸如石家庄城管执法队员群体围殴追打无照进行三轮车客运服务的六旬老人；北京西城区城管执法人员被执法对象咬伤手臂；北京海淀区城管执法分队干部李志强执法时遭遇流动商贩暴力抗法被刺身亡等等，更有甚者是知法犯法，执法人员之间相互斗殴，就如深圳某街道城管执法队员群体侮辱殴打市城管执法队员等，如此多的城管执法机构陷入与城管执法相对方的民众尖锐对立的争议案（事）例表明，我国城管执法以及整个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在转型发展中面临许多突出矛盾，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

（二）创新工作方法，化解执法争议。诚然，城管执法的问题和矛盾比较多、比较大，但归根到底是城管执法体制不顺、工作方法落后。诸如城管执法依据不足（大部分《条例》）、城管执法权限不明（权力过大和不足的情况都存在）、且城管执法手段单一、城管执法程序不严、城管执法暴力倾向、城管执法责任脱节、城管执法经费匮乏、城管执法队伍纪律不强、城管执法理念滞后、城管执法环境不佳等等问题和矛盾非常尖锐突出，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辛辛苦苦不落好”，造成了城管执法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紧张关系，大大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人民政府的形象，制约了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减少执法争议，创新工作方法“要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注二）。这是行政方法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风险小、成本低、操作简便、效果明显的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可靠路径。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过程中，城管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要积极探索新型适用且符合法律规定和法治精神的城管执法方式，除继续依法采用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传统的强制性管理方式以外，还应积极探索、灵活采用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资助、说服教育等非强制性的人性化管理方式，学会刚柔并用，管服结合。这符合当代行政管理法治化、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有利于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建立健全解决行政争议机制

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纠纷、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拥有有效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各类冲突，并由此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社会纠纷是普遍存在的。存在纠纷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使这些纠纷能够得到及时、公正地解决。如果社会纠纷得不到及时、公正的解决，将使受害者丧失对社会公正的期待，甚至演化为恶性事件，最终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制度化的、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我国当前处在社会转轨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复杂，更加突出，完善各种纠纷的解决机制就更加迫切。

（一）建立完善综合执法体系。“要完善‘大调解’机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注三）。当前城管纠纷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如城市管理法律规定少，大部分都是条例，而且城管涉及点多、线长、面广，面对的是弱势群体等。由于执法违法而引发的纠纷，往往涉及多个部门，解决的难度更大。处理的好，可以化解矛盾，处理的不好就极易产生行政争议，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严重隐患。例如，在*年春节以后，东海县城中心商业区城区主干道路和平中路与东海南路交汇段，兰州拉面馆经营户就将炉子、桌子、泔水桶放在店外占道经营，拉面厨具摆放店外，百货商场沿街设摊烧烤，烟熏火燎，严重污染周边环境，并经常欺侮附近经营户，已致其周边数家经营户不能正常营业而关门走人，这群人占道设摊、强买强卖，既影响市容，又妨碍交通、治安秩序。周边商家和市民群众反映强烈，“110”指挥中心和城管行政执法部门每天都要接到几起对这伙人的投诉。在多次教育、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东海县城市管理局组织力量于4月至6月间对这伙藏族、回族、新疆摊贩进行了4次集中清理整治，曾二十多次口头通知，四次下达整改通知书，兰州拉面馆经营户等非但不服从管理，而且拒签送达的整改通知书，并且谩骂、侮辱前去送达通知书的城管执法队员。在整治过程中，这伙人依仗自己是少数民族的特殊身份不服从管理，谩骂执法人员。东西(暂扣炉灶4台、管制刀具11把)被依法暂扣后，这些人员纠集同伙，多次聚集在城管执法部门门口，索要暂扣物品，并对执法队员进行言语挑衅，甚至有个别人手持藏刀、拿着铁棍威胁执法队员人身安全。为此，东海县城市管理局积极与公安、民族宗教管理部门等进行协商，即时听证，并对其采取说服教育。多部门的综合执法，终于使这伙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章，成功地化解了群体性少数民族乱设摊与城管执法产生的争议。

（二）加大改革力度，创优服务环境。城管作为城市管理的一分子。在老百姓看来，城管是代表政府行使公共管理权力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官派来的。从这层意义上讲，城管成为市民观察执法队伍的一个窗口。近年来，我县积极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实行道路清扫保洁权拍卖、园林绿化市场化运作等，城市管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县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还是初步的、不系统的，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亟待解决。一是从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上看，职能部门人手缺少但承担了大量的管理工作，造成城市管理责权不统一，基层基础工作薄弱，基层管理难以落到实处。同时，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缓慢，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也明显不足。二是从城市综合监管执法方式上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尚未实施，职能部门之间的管理范围和执法权限划分不科学，部门职能交叉，权责不清，任务不明，管理分散、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配合，往往造成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不作为”与“乱作为”现象并存，既影响城市管理的效能和效果，又削弱了城市管理的权威性。三是从社区民主政治建设上看，社区居委会民主自治功能较弱，社区服务发育不够，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不够高，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城管工作与社区工作在衔接上缺乏规范化制度和稳定机制。

城管执法主体在城管执法过程中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注重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坚持以人为本、文明执法、取信于民。良好的法制要靠人去推行，推进依法行政必须提高行政公务人员的依法行政能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的关键是大力促使行政公务人员普遍树立起现代行政法治观念。俗话说：人们的观念就是人们的眼镜，戴怎样的眼镜就看到怎样的世界，只有转变观念才能更好地认识新事物。在深入推进综合执法改革进程中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消除认识上的各种误区，普遍树立现代行政法治观念，形成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共识，这是行政法制良好运行的前提。城管执法人员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民主法治观。具体来说包括尊重人权、依法行政、科学执法、服务公开、诚实守信、程序合法、接受监督等现代行政法治观念，这是改善城管执法、推进依法行政、构建和谐城管的应有之义。

四、把握时代特征，实现城管和谐发展

大盖帽范文篇6

「关键词」警察形象，建设，思考

人民警察形象代表着国家、政府，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树立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对维护党的领导，维护政治稳定，维护社会安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警察形象建设，就必须双管齐下，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方针，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可亲、可爱、可敬的警察形象，沟通警民感情，改善警民关系，最终形成警民共治的良好局面。本文拟就警察形象问题作一探讨。

一、警察形象的含义及影响警察形象的原因

何为警察形象？形象是指一个社会组织及其行为通过传播在公众心目中所确立的综合印象，即公众对一个社会组织的全部看法和总体评价。而警察形象则是指人民警察给予人的直观的、具体的、形象化的总看法、印象或感受，即社会公众对警察的总体评价。它是民警价值观念、职业素质、道德修养、廉政意识、服务作风、办事效率、警容风纪的综合反映。警察形象体现了公安机关的精神风貌，是民警内在精神品质和外在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包括仪表形象、纪律形象、业务形象、服务形象和知识形象等。

近年来，公安机关一直在转变管理理念，强调树立新型的、更富人情味、值得信赖的警察公众形象，在加强队伍建设、改变警察形象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如执行“五条禁令”、开展“三项教育”、推出警察卡通形象、警察形象大使等一系列活动，使警察的总体形象有了明显地变化，服务热情、工作规范、执法文明等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得到树立。但是，公众眼中的警察形象还是不尽人意，有的甚至不堪入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来自公安机关内部的原因。

1、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第一，由于人事管理上进口不严，出口不畅，导致少数素质低下的民警进入公安队伍，影响了队伍整体形象；第二，少数民警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淡薄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动摇，反映到职业道德、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等方面，出现了许多社会群众不满意的行业不正之风，问题虽然发生在极个别民警身上，但性质恶劣，后果严重，影响极坏，严重败坏了警察整体形象，破坏了警民关系。

2、日常执法工作不尽人意。一是落后的管理方式，与社会、大众的需求产生较大的距离，机械呆板的工作方法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造成群众对公安工作绩效不满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安机关的声誉；二是部分民警执法不够规范，以罚代刑、以罚代教、以罚代拘等“三乱”现象时有发生，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三是公安宣传工作不力，未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3、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治警不严，惩处不力，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不能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一方面队伍中少数害群之马未能得到及时处置，不能使得后来者引以为戒；另一方面，无法约束民警的思想、行为，导致民警违法违纪现象屡禁不止。

（二）来自群众方面的因素。

1、期望过高，失望越大。相当一部分群众把民警当作“神”而不是当作“人”来看，他们希望民警是万能的，既是侦察破案、打击犯罪的能手，又是排忧解难、保护社会安宁的卫士。然而，一旦希望无法及时实现，消极的看法就会产生，进而可能转化为负面效应。

2、认识偏颇，混淆视听。在频繁的警民接触过程中，一些群众由对少数民警形象、作风的非议甚至鄙夷而形成对民警群体的错误认识；由对一些民警工作绩效的不满意导致对公安机关职能作用的怀疑；由极少数民警身上存在的违纪违法问题产生对整个公安队伍的不信任。这些有失偏颇的认识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警民隔阂。

3、认知有限，造成误解。由于部分群众法律知识有限，对刑法等实体法有所了解，而对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知之甚少，特别是对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和刑罚的执行等有关规定不够了解，以致对正常的警务活动产生误解。例如取保候审、保外就医、假释、监外执行等正常法律措施，常因人犯“复出”而被群众误解为徇私舞弊的司法腐败行为，由此产生不满和对立情绪。

（三）来自社会其他方面的原因。

1、行政干预，滥用警力。一是由于公安机关执法权限较大，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往往将公安机关当成万能钥匙，其他部门一遇上难办的事就让警察去管，无形中扩大了公安机关的对立面，从而损害警察形象；二是非警务活动过多，损害警民关系，影响民警的执法形象。

2、鱼目混珠，损害形象。六、七十年代，穿制服、戴大盖帽的行政执法者唯有公安一家，在老百姓眼里公安机关就是“大盖帽”，代表的是政府形象，有着绝对权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各类行政执法人员不断增多，工商、交通、财税、城管、卫生及联防保安等各式“大盖帽”满天飞，由于素质参差不齐，加上假冒警察招摇撞骗，严重影响了“大盖帽”在群众心目中的整体形象和威望，也使公安机关的形象受到损害。

3、保障不力，经费不足。首先，因公安经费保障不足，使正常工作无法开展，“以罚代刑”、“以罚代拘”现象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警察的文明执法形象。其次，警力不足，任务繁重，战役过多，超负荷工作，而经济利益却得不到保障，挫伤了广大民警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影响了民警的执法服务形象。

二、加强警察形象建设的必要性

公安工作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公安机关是党委政府与群众间最主要的沟通桥梁。民警是公安机关联系和伸向社会公众的触角，扮演着党委政府的公共关系人员的角色。公安民警的形象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以及公安机关的形象。因此，建立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意义重大。

（一）加强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是新时期公安机关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需要。“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是公安机关在新时期肩负的三大政治和社会责任。没有良好的警察形象，公安工作就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就不可能完成任务。只有加强警察形象建设，才能造就出一批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合格人才，才能从容应对并正确解决各种复杂问题，更好地完成公安机关的光荣使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公安机关应有的贡献。

（二）加强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是深入贯彻和努力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人民警察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与其一脉相承。通过形象建设，人民警察可以更好地为民、爱民，让人民满意。

（三）加强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对人民警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警察的言行不当也越来越容易引起广大群众的误解或纠纷。因此，只有良好的警察形象，才能更好地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四）加强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是树立新形势下警察公共关系理念的需要。加强警察形象建设，有利于不断促进警察与社会各阶层群众的沟通，实现警察与群众零距离接触，在与群众密切接触中树立和改善人民警察形象，在经常沟通与交流中达到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从而树立警察公共关系新理念，使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方针在新形势下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

三、人民警察形象建设的目标

警察形象应是人民公仆形象，让人民满意的形象。因此，人民警察形象建设的目标就是提高全体民警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树立起诚心为民的公仆形象、严格执法的文明形象、爱岗敬业的良好形象和安于淡泊的廉洁形象。加强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改善警民关系，就必须与时俱进，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方针，多策并举，多管齐下，使人民警察高大形象在群众中不断得到升华。

（一）内强素质。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斜”。说到底，一个部门的形象是自己树立的，警察形象的好坏不是由别人吹捧或批评所决定的，是警察自己掌握着形象毁誉的“切换键”。因为，警察形象中的仪表形象、社会形象是外在的，而服务形象、执法形象是内在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在形象决定和制约外在形象，而内在形象又是由素质决定的。因此，要塑造良好的警察形象最重要的是练好“内功”，在提高素质上花气力，着重提高警察自身素质和管好警察自己。

1、提高民警思想认识，不断增强五个意识。一是服务意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入世之后，政府的职能已由“管理”向“服务”转化。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服务”决不是警务工作份外的负担，而是一种法定的、必须履行的职责，是应该提倡的职业精神和美德。因此，新时期的公安机关是集专政、打击、管理、服务于一身的多元职能的公安机关。民警只有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务中，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让群众满意。二是宗旨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人民警察的执法水平和服务质量要求更高，只有增强宗旨意识，认真思考和研究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改进工作方法，完善服务态度，提高办事效率，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才能树立起人民警察诚心为民的公仆形象。三是“诚信”意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社会“诚信”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所谓“诚信”，就是诚实守信，即诚心为善并付诸实践，履行承诺而取得他人的信任，这是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一贯要求，也是我国加入WTO后的公安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公安机关作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公安机关的信用是政府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因此，公安机关既要做社会信用体系的管理者、维护者，更要成为社会信用体系的示范者、实践者。四是法律意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追求平等、尊重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对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公安队伍整体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尊重法律、保障人权”是现代警察所必须树立的执法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执法为民，实现司法公正，在群众心中树立人民警察严格、公正执法的文明形象。五是形象意识。形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形象反映素质，折射作风，表现文明，影响声誉，影响环境，所以有人说：“形象重于生命”。“树立公安民警的良好社会形象”，这既是总书记对公安机关提出的最新要求，也是公安大讨论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

2、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规范警务活动和民警管理。良好的形象，要靠制度规范和制约。只有通过对公安机关的工作、行为、装备进行规范，有效提高队伍的工作效能，重塑“文明之师、威武之师”，才能有效改善警民关系，实现警民共治。一要继续贯彻落实“五条禁令”、《人民警察内务条令》，加强警容风纪形象建设。警容风纪是警察形象和素质的外在表现，是展示警察风貌的窗口。人民警察讲究礼仪，保持严整的警容，目的在于展示公安机关的优良作风，做到举止文明，令行禁止，朝气蓬勃，雷厉风行，在行为举止方面显示出人民警察的威严，把他们铸造成新时代人民卫士。二要健全业务培训机制，落实业务知识培训制度。只有通过多种形式的严格培训，有效提高民警政治素质、法律素质和实战技能，才能保证执法水平和执法质量，改善执法形象。为此，要努力提高队伍的科技水平、执法水平、行政管理水平和口才交际能力。三要建立健全人事管理制度，使民警队伍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保持队伍纯洁。要大力推行岗位目标责任、末位淘汰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等制度，增强广大民警竞争和危机意识，充分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增强民警的岗位责任感和荣辱感，以良好的工作姿态树立人民警察爱岗敬业的良好形象；要以“治长”为重点，以“从严”为核心，建立健全从严管理队伍的制度，坚持教育与处理并举，对民警实行“严治、严管、严教、严查”，加大对违法违纪问题的查处力度，从根本上改善公安机关的执法形象和服务水平；要建立健全用人制度，严把“进口”，畅通“出口”，严格执行“凡进必考”制，从源头上把住进人关，大力清理不合格人员，下大力气治理和解决刑讯逼供、滥用职权等问题，并将其与“治警打假”有机结合起来，确保队伍纯洁。

3、解决经费保障，改善警察形象。解决经费保障，让警察不再有后顾之忧，势必极大的调动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积极性，确保社会安定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促进治安环境的进一步好转，有利于改善警察形象，密切警民关系，意义重大。

4、提高公安工作绩效，努力创造安定的社会治安环境。社会稳定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是繁荣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公安机关必须牢固树立稳定第一的思想，把维护稳定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依法严格治安管理，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良好的治安秩序。这是树立人民警察社会形象的基本要求。

5、落实警务公开制度，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促进形象转变。警务公开是把为人民服务承诺落在实处，使为人民服务具体化和规范化。实施警务公开，提高公安工作的透明度，减少公众和警察合作的盲目性，增加了公众对警察的理解和支持，有利于警察加强服务意识和提高工作质量，促进形象建设。

（二）外树形象。

俗话说：“三分长相，七分打扮”。要树立起良好的警察形象，除了警察自身表现要好外，更要借助外力，提高警察的影响力。外树形象，简单地说，就是运用警察公共关系新理念，展示现代人民警察新形象，即提高警察组织自身的影响力，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争取更大更多的公众支持，获得最佳的组织效益和社会效益。

1、加强与外部的沟通联系，争取各种组织、团体和社会公众的支持与协助。一是要与人大、政协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公安机关聘请的党风警风监督员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听取他们对公安工作的意见；二是要经常与纪委、监察、信访等部门保持联系，与基层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密切合作，征询意见；三是要加强与民间社团的联系，邀请他们前来参观、座谈，获取他们的支持；四是要深入社区、农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通过请人民监督员、设立民警违纪举报投诉电话，邀请舆论监督等形式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改进警察队伍中的不良作风，促进人民警察形象建设。

2、利用新闻媒介，增强公安工作的透明度。新闻媒介主要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书籍等大众传播工具。公安机关要充分利用报纸、刊物等传播工具，宣传公安工作。一是要向社会宣传有关公安工作的法律法规，通过宣传教育，使警民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上达成共识，从而为公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创造一个有利于严格执法的社会环境。二是要大力宣传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能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既要宣传民警的工作，也要反映民警的疾苦，以唤起群众对民警的理解，加深警民之间的感情交流。三是要大力宣传公安队伍的模范典型，挖掘题材，创作精品，教育感染群众，让群众真正了解公安民警、信赖公安民警。四是要向群众公开和宣传公安机关的办事制度，提高工作透明度，构筑一个有利于密切警民关系的社会环境。五是要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减少公开曝光，防止产生负面效应。六要要开设与民沟通的渠道。如设立警民论坛，征集交流话题，搭建警民心与心沟通的桥梁，组织开展亲民活动，实现警察与群众的零距离接触，加强沟通，促进理解，树立形象。

大盖帽范文篇7

大众对法律的迷惘。新中国建立后，中央大力号召和发展的法制建设并未能使得普通大众的法制观念有很大的提高。受传统的“无为”思想影响，“无讼”、“息讼”仍被看作传统美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广泛存在，加上普通大众受文化水平所限和各地普法力度不够，普通大众对法律依然处于极度迷惘的心理状态之下，老百姓极易对法律产生恐惧感，法律成了“大盖帽”、“被告席”、“牢房”和“刑场”等的代名词。这些都亟待老百姓的自我觉醒。

相对迷惘与自我觉醒并存。当老百姓对法律处于无知或迷惘之时，我们的政府应当进行大力的宣传和引导，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处于“法律秘密主义”的时代，而且政府也有责任让老百姓知晓法律规定，更有责任引导老百姓运用法律保护自身权益。但笔者以为，老百姓自我觉醒的作用比什么都要突出。一方面，文化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权利保护意识增强，人们不再止步于“忍气吞声”，正义一定要伸张。另一方面，广泛交流使得纠纷的不断涌现成为必然，同时也促使人们寻求一种恰当的纠纷处理方式。传统的自力救济方式如斗殴与私下和解或为社会禁止的手段或非最佳方法，这时就激发了人们寻求更佳方法的欲望。积极寻求的最佳纠纷处理方式——法律手段。当老百姓意识到这一点后，就开始逐步地把纠纷送至国家的相关部门处理，但由于案件总是涉及到两方甚至多方利益，这时就不可能满足各方要求，于是乎，各地就出现了许多通过自学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的事例，同时成为某个方面“法律专家”的普通老百姓也增多了。多年的法治建设使得民事案件的审理出现了新的景象：被告席不再“恐怖”；被告不再“暴跳如雷”；粗鲁的“骂街”转变为“带有港台电视剧中案件审理的法律术语”。这些都反映了法治观念的新“变化”，然而未来的法治并不要求每一位当事人都成为一名法律专家，所以大众以自身法律知识参与诉讼的形式仍然属于一种较为落后的法治观念。所有这一切预示着，树立真正的法治观念已成为必需。

所谓“与时俱进”，普通大众的法治观念在新时期也应当有更大的发展。展望未来，笔者以为，基于社会分工的客观情况，我们不应强求每一个人都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因为对于某一位当事人来说，他一生可能只离一次婚或只被撞断一次腿，亦即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一般一生只打一次官司，这时他们只需要有权利保护意识，并知道法律手段是最佳的权利保护方法，这时如果还学会了说一句——“有事请找我的律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老百姓已经树立起了真正的法治观念。

大盖帽范文篇8

「关键词」警察形象，建设，思考

人民警察形象代表着国家、政府，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树立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对维护党的领导，维护政治稳定，维护社会安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警察形象建设，就必须双管齐下，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方针，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可亲、可爱、可敬的警察形象，沟通警民感情，改善警民关系，最终形成警民共治的良好局面。本文拟就警察形象问题作一探讨。

一、警察形象的含义及影响警察形象的原因

何为警察形象？形象是指一个社会组织及其行为通过传播在公众心目中所确立的综合印象，即公众对一个社会组织的全部看法和总体评价。而警察形象则是指人民警察给予人的直观的、具体的、形象化的总看法、印象或感受，即社会公众对警察的总体评价。它是民警价值观念、职业素质、道德修养、廉政意识、服务作风、办事效率、警容风纪的综合反映。警察形象体现了公安机关的精神风貌，是民警内在精神品质和外在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包括仪表形象、纪律形象、业务形象、服务形象和知识形象等。

近年来，公安机关一直在转变管理理念，强调树立新型的、更富人情味、值得信赖的警察公众形象，在加强队伍建设、改变警察形象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如执行“五条禁令”、开展“三项教育”、推出警察卡通形象、警察形象大使等一系列活动，使警察的总体形象有了明显地变化，服务热情、工作规范、执法文明等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得到树立。但是，公众眼中的警察形象还是不尽人意，有的甚至不堪入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来自公安机关内部的原因。

1、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第一，由于人事管理上进口不严，出口不畅，导致少数素质低下的民警进入公安队伍，影响了队伍整体形象；第二，少数民警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淡薄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动摇，反映到职业道德、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等方面，出现了许多社会群众不满意的行业不正之风，问题虽然发生在极个别民警身上，但性质恶劣，后果严重，影响极坏，严重败坏了警察整体形象，破坏了警民关系。

2、日常执法工作不尽人意。一是落后的管理方式，与社会、大众的需求产生较大的距离，机械呆板的工作方法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造成群众对公安工作绩效不满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安机关的声誉；二是部分民警执法不够规范，以罚代刑、以罚代教、以罚代拘等“三乱”现象时有发生，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三是公安宣传工作不力，未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3、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治警不严，惩处不力，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不能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一方面队伍中少数害群之马未能得到及时处置，不能使得后来者引以为戒；另一方面，无法约束民警的思想、行为，导致民警违法违纪现象屡禁不止。

（二）来自群众方面的因素。

1、期望过高，失望越大。相当一部分群众把民警当作“神”而不是当作“人”来看，他们希望民警是万能的，既是侦察破案、打击犯罪的能手，又是排忧解难、保护社会安宁的卫士。然而，一旦希望无法及时实现，消极的看法就会产生，进而可能转化为负面效应。

2、认识偏颇，混淆视听。在频繁的警民接触过程中，一些群众由对少数民警形象、作风的非议甚至鄙夷而形成对民警群体的错误认识；由对一些民警工作绩效的不满意导致对公安机关职能作用的怀疑；由极少数民警身上存在的违纪违法问题产生对整个公安队伍的不信任。这些有失偏颇的认识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警民隔阂。

3、认知有限，造成误解。由于部分群众法律知识有限，对刑法等实体法有所了解，而对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知之甚少，特别是对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和刑罚的执行等有关规定不够了解，以致对正常的警务活动产生误解。例如取保候审、保外就医、假释、监外执行等正常法律措施，常因人犯“复出”而被群众误解为徇私舞弊的司法腐败行为，由此产生不满和对立情绪。

（三）来自社会其他方面的原因。

1、行政干预，滥用警力。一是由于公安机关执法权限较大，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往往将公安机关当成万能钥匙，其他部门一遇上难办的事就让警察去管，无形中扩大了公安机关的对立面，从而损害警察形象；二是非警务活动过多，损害警民关系，影响民警的执法形象。

2、鱼目混珠，损害形象。六、七十年代，穿制服、戴大盖帽的行政执法者唯有公安一家，在老百姓眼里公安机关就是“大盖帽”，代表的是政府形象，有着绝对权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各类行政执法人员不断增多，工商、交通、财税、城管、卫生及联防保安等各式“大盖帽”满天飞，由于素质参差不齐，加上假冒警察招摇撞骗，严重影响了“大盖帽”在群众心目中的整体形象和威望，也使公安机关的形象受到损害。

3、保障不力，经费不足。首先，因公安经费保障不足，使正常工作无法开展，“以罚代刑”、“以罚代拘”现象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警察的文明执法形象。其次，警力不足，任务繁重，战役过多，超负荷工作，而经济利益却得不到保障，挫伤了广大民警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影响了民警的执法服务形象。

二、加强警察形象建设的必要性

公安工作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公安机关是党委政府与群众间最主要的沟通桥梁。民警是公安机关联系和伸向社会公众的触角，扮演着党委政府的公共关系人员的角色。公安民警的形象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以及公安机关的形象。因此，建立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意义重大。

（一）加强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是新时期公安机关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需要。“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是公安机关在新时期肩负的三大政治和社会责任。没有良好的警察形象，公安工作就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就不可能完成任务。只有加强警察形象建设，才能造就出一批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合格人才，才能从容应对并正确解决各种复杂问题，更好地完成公安机关的光荣使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公安机关应有的贡献。

（二）加强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是深入贯彻和努力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人民警察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与其一脉相承。通过形象建设，人民警察可以更好地为民、爱民，让人民满意。

（三）加强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对人民警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警察的言行不当也越来越容易引起广大群众的误解或纠纷。因此，只有良好的警察形象，才能更好地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四）加强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是树立新形势下警察公共关系理念的需要。加强警察形象建设，有利于不断促进警察与社会各阶层群众的沟通，实现警察与群众零距离接触，在与群众密切接触中树立和改善人民警察形象，在经常沟通与交流中达到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从而树立警察公共关系新理念，使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方针在新形势下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

三、人民警察形象建设的目标

警察形象应是人民公仆形象，让人民满意的形象。因此，人民警察形象建设的目标就是提高全体民警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树立起诚心为民的公仆形象、严格执法的文明形象、爱岗敬业的良好形象和安于淡泊的廉洁形象。加强人民警察形象建设，改善警民关系，就必须与时俱进，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方针，多策并举，多管齐下，使人民警察高大形象在群众中不断得到升华。

（一）内强素质。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斜”。说到底，一个部门的形象是自己树立的，警察形象的好坏不是由别人吹捧或批评所决定的，是警察自己掌握着形象毁誉的“切换键”。因为，警察形象中的仪表形象、社会形象是外在的，而服务形象、执法形象是内在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在形象决定和制约外在形象，而内在形象又是由素质决定的。因此，要塑造良好的警察形象最重要的是练好“内功”，在提高素质上花气力，着重提高警察自身素质和管好警察自己。

1、提高民警思想认识，不断增强五个意识。一是服务意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入世之后，政府的职能已由“管理”向“服务”转化。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服务”决不是警务工作份外的负担，而是一种法定的、必须履行的职责，是应该提倡的职业精神和美德。因此，新时期的公安机关是集专政、打击、管理、服务于一身的多元职能的公安机关。民警只有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务中，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让群众满意。二是宗旨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人民警察的执法水平和服务质量要求更高，只有增强宗旨意识，认真思考和研究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改进工作方法，完善服务态度，提高办事效率，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才能树立起人民警察诚心为民的公仆形象。三是“诚信”意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社会“诚信”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所谓“诚信”，就是诚实守信，即诚心为善并付诸实践，履行承诺而取得他人的信任，这是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一贯要求，也是我国加入WTO后的公安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公安机关作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公安机关的信用是政府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因此，公安机关既要做社会信用体系的管理者、维护者，更要成为社会信用体系的示范者、实践者。四是法律意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追求平等、尊重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对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公安队伍整体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尊重法律、保障人权”是现代警察所必须树立的执法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执法为民，实现司法公正，在群众心中树立人民警察严格、公正执法的文明形象。五是形象意识。形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形象反映素质，折射作风，表现文明，影响声誉，影响环境，所以有人说：“形象重于生命”。“树立公安民警的良好社会形象”，这既是总书记对公安机关提出的最新要求，也是公安大讨论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

2、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规范警务活动和民警管理。良好的形象，要靠制度规范和制约。只有通过对公安机关的工作、行为、装备进行规范，有效提高队伍的工作效能，重塑“文明之师、威武之师”，才能有效改善警民关系，实现警民共治。一要继续贯彻落实“五条禁令”、《人民警察内务条令》，加强警容风纪形象建设。警容风纪是警察形象和素质的外在表现，是展示警察风貌的窗口。人民警察讲究礼仪，保持严整的警容，目的在于展示公安机关的优良作风，做到举止文明，令行禁止，朝气蓬勃，雷厉风行，在行为举止方面显示出人民警察的威严，把他们铸造成新时代人民卫士。二要健全业务培训机制，落实业务知识培训制度。只有通过多种形式的严格培训，有效提高民警政治素质、法律素质和实战技能，才能保证执法水平和执法质量，改善执法形象。为此，要努力提高队伍的科技水平、执法水平、行政管理水平和口才交际能力。三要建立健全人事管理制度，使民警队伍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保持队伍纯洁。要大力推行岗位目标责任、末位淘汰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等制度，增强广大民警竞争和危机意识，充分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增强民警的岗位责任感和荣辱感，以良好的工作姿态树立人民警察爱岗敬业的良好形象；要以“治长”为重点，以“从严”为核心，建立健全从严管理队伍的制度，坚持教育与处理并举，对民警实行“严治、严管、严教、严查”，加大对违法违纪问题的查处力度，从根本上改善公安机关的执法形象和服务水平；要建立健全用人制度，严把“进口”，畅通“出口”，严格执行“凡进必考”制，从源头上把住进人关，大力清理不合格人员，下大力气治理和解决刑讯逼供、滥用职权等问题，并将其与“治警打假”有机结合起来，确保队伍纯洁。

3、解决经费保障，改善警察形象。解决经费保障，让警察不再有后顾之忧，势必极大的调动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积极性，确保社会安定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促进治安环境的进一步好转，有利于改善警察形象，密切警民关系，意义重大。

4、提高公安工作绩效，努力创造安定的社会治安环境。社会稳定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是繁荣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公安机关必须牢固树立稳定第一的思想，把维护稳定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依法严格治安管理，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良好的治安秩序。这是树立人民警察社会形象的基本要求。

5、落实警务公开制度，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促进形象转变。警务公开是把为人民服务承诺落在实处，使为人民服务具体化和规范化。实施警务公开，提高公安工作的透明度，减少公众和警察合作的盲目性，增加了公众对警察的理解和支持，有利于警察加强服务意识和提高工作质量，促进形象建设。

（二）外树形象。

俗话说：“三分长相，七分打扮”。要树立起良好的警察形象，除了警察自身表现要好外，更要借助外力，提高警察的影响力。外树形象，简单地说，就是运用警察公共关系新理念，展示现代人民警察新形象，即提高警察组织自身的影响力，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争取更大更多的公众支持，获得最佳的组织效益和社会效益。

1、加强与外部的沟通联系，争取各种组织、团体和社会公众的支持与协助。一是要与人大、政协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公安机关聘请的党风警风监督员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听取他们对公安工作的意见；二是要经常与纪委、监察、信访等部门保持联系，与基层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密切合作，征询意见；三是要加强与民间社团的联系，邀请他们前来参观、座谈，获取他们的支持；四是要深入社区、农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通过请人民监督员、设立民警违纪举报投诉电话，邀请舆论监督等形式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改进警察队伍中的不良作风，促进人民警察形象建设。

2、利用新闻媒介，增强公安工作的透明度。新闻媒介主要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书籍等大众传播工具。公安机关要充分利用报纸、刊物等传播工具，宣传公安工作。一是要向社会宣传有关公安工作的法律法规，通过宣传教育，使警民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上达成共识，从而为公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创造一个有利于严格执法的社会环境。二是要大力宣传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能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既要宣传民警的工作，也要反映民警的疾苦，以唤起群众对民警的理解，加深警民之间的感情交流。三是要大力宣传公安队伍的模范典型，挖掘题材，创作精品，教育感染群众，让群众真正了解公安民警、信赖公安民警。四是要向群众公开和宣传公安机关的办事制度，提高工作透明度，构筑一个有利于密切警民关系的社会环境。五是要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减少公开曝光，防止产生负面效应。六要要开设与民沟通的渠道。如设立警民论坛，征集交流话题，搭建警民心与心沟通的桥梁，组织开展亲民活动，实现警察与群众的零距离接触，加强沟通，促进理解，树立形象。

大盖帽范文篇9

耳边有过这样的评价：哇！机关工作，曾经。旱涝保收，金饭碗啊！也曾在无意中听到过这样的顺口溜：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要想捞钱必感冒！这些话，听起来虽觉偏激刺耳，但仔细回味，却足以引起我所有国家公务员对“权力”二字的深思。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的长河源远流长。中国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伟大的理论更赋予了权力二字以新的诠释。

青春书写在繁忙的注册大厅内，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些人。汗水挥洒在乡间的小路上，经济大潮的岗亭上，用坚定而规范的手势，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传递着一个又一个准确而明了信号，也传送着他对事业的无限执着和忠诚。

红盾卫士们都精神抖擞，就是汉川大地上一群“心存百姓苦、权为民所用”工商干部们每一天。以火眼金睛守护在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

工商部门神圣的职责。作为一名工商干部,监管、服务、维权、促进经济发展。只要凭着对工商工作的一片热情，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始终做到爱岗敬业,不断进取,就一定会让红盾，奉献中闪光。

身边就有这样一名共产党员，想大家不会忘记。一名优秀的基层工商干部。就是汉川市工商局城南分局干部黄卫东同志。正是凭着对工商工作的挚爱，以病残之身，始终战斗在工商执法第一线，谱写了一曲“红盾，奉献中闪光宏伟赞歌。

1989年从省广播电视大学毕业后，黄卫东家世代从医。本可以子承父业，但组织上分配他工商部门工作，从此开始了近20年与个体工商户打交道的生涯。

大盖帽范文篇10

一、执罚机关庞杂、职能交叉的现象仍没有改变，而且还被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将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或被依法授权、委托的组织成为执罚机关。在现行《行政处罚法》中，虽然单设了专门一章对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作了规定，但对现行的执罚机关混乱的现状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改变，一些原先从事执罚职能的不合法组织通过规章委托，又变相的取得了执罚权，从过去的不确定法律地位摇身一变又成为合法的执罚组织。据统计，我国约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全部行政法规、规章都设立了行政处罚权，由此产生了数量庞杂的执罚部门，具体有公安、海关、工商、税务、卫生、质量技术监督、烟草、医药、盐业、农业、林政、交通、路政、渔政、海事、教育、民政、邮政、电信等等诸多部门，执罚队伍过多过滥，造成大盖帽满天飞，老百姓形容为“几十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由于执罚队伍庞杂，不可避免的造成职能交叉、重叠。对某些违法行为，由于执法风险大，利益小，导致执罚部门互相推诿、踢皮球；对某些含金量高的违法行为，执罚部门又相互争权，竞相处罚。同时，由于执罚部门过多，又在某些部门形成执法人员数量不足的形象，执罚活动靠搞突击执罚、联合执法来完成执法任务，以应付上级的检查。

《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虽然规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因为该法律条款非强制性条款，每个执罚部门必然片面强调自身职能的重要性和专业性，肯定不愿轻易得将自己的执罚权交由其他部门行使，这样，执罚部门庞杂的现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且随着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不断增加，一些新的执罚部门就会不断出现，执罚队伍将更加混乱。

二、行政处罚决定权交由行政机关行使，是导致行政权力极度膨胀的重要根源之一。

行政处罚是对公民或组织人身、财产、行为的限制和剥夺，是一种惩罚权，应属司法权的范畴。而我国现行行政处罚体制是在过去计划管理体制下逐步形成的，过分强调了行政权威，而忽视了国家权力分权制衡的原则，一些行政机关借助历史机遇，获取大量的行政处罚权，通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不进行政职权遍布公法领域，而且还将触角逐步伸向私法领域，一行政权力干预公民或组织之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纠纷。

行政机关千方百计争夺行政处罚权，一方面是为了表明自己部门的重要性，确保自己在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中能够保住一席之地，这也是政府机构改革似乎走不出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拥有行政处罚权也能给部门自身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我国现有行政执法部门的经费名义上是执行收支两条线，但真正落实的仅是少数。大多数执罚部门经费短缺，必须靠上级财政部门的罚款返还来弥补。更有一些执罚部门的经费实行自收自支，靠直接坐支罚款收入来维持。这种财政保障体制就必然导致了趋利执法和自费执法的现象，一些部门不是重在纠正违法行为，而是罚款了事。有的部门甚至希望、鼓励当事人违法，因为这样才能有钱可罚，由此形成了“养违法”的现象。如某地公安派出所为罚款创收，竟然招聘女做诱饵，钓嫖客来，创造了执罚机关执罚创收的奇闻。利益的趋势只能驱使行政机关更加愿意滥用行政处罚权，总是千方百计的保留和争取更多的行政处罚权，从而引发行政权力的再度膨胀。

三、现有行政权力不能满足行政处罚的需要，起不到真正惩罚违法，纠正违法，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现有行政机关的大部分行政权力是与其行使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权相匹配的，劝导性、指导性较强，法定强制力相对司法权而言比较弱。目前，除公安、海关等少数行政执法机关拥有对人、对物的行政强制权外，其他机关一般不具有这种行政强制权。而现行行政处罚过程中，又不能没有上述权力的保障。诸如现行行政除案件的相对人作伪证；向行政机关提供假证；拒不提供有关材料、信息；拒绝行政机关检查；拒绝接受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调查等诸多现象，在现有行政处罚体制中运用现有行政权力都不可能合法有效的予以解决，寻求司法支持又缺乏可操作性法定程序，导致行政执法人员或采取非法手段行使行政权，或渎职、失职不作为。这两种做法都是对法治社会的一种践踏。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对现有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我国现有行政处罚案件有相当多的都和第三人权益受到侵害相联系。第三人希望国家在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同时，能够使自己受侵犯的权利得到救济。显然，这种救济最终还需司法权来保障。而我国现有行政保护制度中，如商标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治安案件人身伤害赔偿等，虽然赋予相应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处罚的同时，可以对涉及民事赔偿的部分一并做出处理，但并没有法律最终强制力。而且，一些行政机关担心引起行政诉讼，也不愿意履行这部分职权，使这类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而且，现行行政处罚程序所设置的一般程序，诸如立案、调查、内部法制核审、处罚告知、听证、决定处罚、强制执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繁琐，虽然耗费大量政府资源，反而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我们知道，行政执法体制必须符合国家权力分工制衡与协作的原则要求，必须体现国家意志的唯一性、强制性和有效性。我国目前的政府机构改革虽然蕴含着较为深刻的制度创新思想与举措，但仍是一种过渡性的改革，其直接目的不过是在于解决目前较为突出的矛盾，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性质，而缺乏前瞻性与预防性。法律体制改革必须具有前瞻性，行政处罚体制改革也同样如此。是体制改革迁就于行政处罚现状，还是行政处罚改革适应时代的发展，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问题。我们应该借鉴包括西方法制社会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成果，结合我国实际，与世俱进，建立一套新的能够适应现代法制社会要求的行政处罚体制，而不是修修补补，应付了事。具体而言：

一、将现有执罚部门适当集中，仅赋予其当场行政处罚权和一般程序调查权、行政处罚建议权。除公安、海关、税务部门外，其他部门执法权全部合并，统一交由各级人民政府行使。根据我国宪法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享有包括行政执法权在内的国家行政权力。但实际上各级政府的执法权力都分散到政府的各部门手中，造成部门林立，权力分散。行政处罚体制改革就是要还完整行政权与政府。将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权与决定权分离，是按照行政权与司法权分工原则，将行政处罚决定权从现有行政权力中剥离出来。

考虑到目前违法行为大部分属于性质轻微的状况，可以授权行政机关行使相对人没有异议的当场处罚权，但仅限于案件事实简单清楚，

不需要另行调查取证，仅处以警告或一定数额以下的罚款的行政处罚。除此之外，行政机关只能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调查，并提出行政处罚建议。

二、专门成立行政法院，由其行使行政处罚决定权、行政强制措施决定权、行政处罚强制执行权。依托现有人民法院的行政庭，单独成立行政法院，由行政法院的行政法官根据行政机关的申请，针对违法行为签发行政调查令，行政执法人员持行政调查令对违法行为人或组织进行强制性的行政调查，必要时可以申请行政法官签发行政强制措施令，对涉案物证进行查封、扣押。由于一切活动都是由行政法官决定，既保证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时时监督，又赋予了行政调查行为的权威性。违法相对人的一切拒绝、阻挠调查行为都可被视为是妨碍司法行为而受到追究，从而解决了现行行政处罚手段过软的弊端。行政法院通过对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和处罚建议的审查，听取违法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独立行使行政处罚决定权。对行政法院做出的处罚决定，只有违法行为人可以上诉。逾期不上诉的行政处罚决定即发生法律效力，违法行为人必须履行，拒不履行的，由行政法院强制执行。

三、行政处罚案件的起诉权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行使。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仅负责诉讼程序的操作，不参与行政调查取证，代表国家对行政处罚案件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对现有行政处罚体制的改革，由于涉及到行政权、司法权的重新分配，牵扯到许多部门的利益，肯定会有很大的阻力。但这应是我们今后改革的方向。我们应当先从理论上、思想上掀起一场大讨论，百家争鸣、百家齐放，使之更加完善，然后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只有断然废除一切不合理的体制，重新确立一套完善、科学的运作制度，才会使政府在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锦光著《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

2、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

3、钟明霞《我国行政处罚法的缺陷分析》（《法学》杂志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