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科学范文10篇

纯粹科学范文篇1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不仅现实景况对基础科学如此严酷，而且应用研究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的。任鸿隽对此明察秋毫：“科学事业不当偏重应用而忽略根本之纯粹科学。应用科学以易收切近之功效常易为人所重视，纯粹科学反之，故常易为人忽略。”布什对此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应用研究与纯粹科学研究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工业科学家可以从广泛的基础观点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但是，强调存在一种支配研究的违反常情的规律是很重要的：除非制定审慎的政策来防止这一点，否则在立刻要得到结果的压力下，应用研究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研究的。这一寓意是清楚的：正是纯粹科学研究值得需要特别的保护并有专门保证的支持。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一般规律存在和无形地起作用，难怪T.H.赫胥黎常言：“应用科学四字，吾愿其自来即不存在。”难怪翁文灏建议：“与其言应用科学，不如言科学应用之为当。”

面对这种应用研究排挤基础研究、工业科学吞噬学术科学的情势，有科学情愫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都应该坚定地站起来，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在这方面，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给人们做出了表率。德布罗意昌言：“在我们思维的处理手段与隐藏在自然表象后面的深刻实在之间的和谐一致是多么明显。为了把这种和谐更加彻底地弄清楚，为了更加全面地看清迪昂谈到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则，这正是纯粹科学的真正使命。排除一切功利主义的偏见，单纯地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正是一项我们从事的最高尚的事业。由于它所追求的目标的全然理想的性质，由于它所要求的努力的无私性质和殷切程度，它所拥有的道义上的价值是无可非议的。”爱因斯坦向来把他所从事的理论物理学——一门典型的纯粹科学——视为值得终生追求的神圣的事业，绝对不能用它来换饭吃。他说：

如果一个人不必靠从事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绝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

贝文也许有些走火但却不无道理，他面对饥肠辘辘的大众，仍然强调“精神的饥饿比物质的饥饿更具破坏性”。

这些人士坚守纯粹科学净土的行为令人感佩。因为栖居在纯粹科学的精神家园的科学家，最有可能持之以恒地潜心和痴心钻研大自然深藏的奥秘与和谐，从而做出划时代的科学发明。可是，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的意义决未就此而止。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这是科学独立存在和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人类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这一至高无上的价值之特例。默顿对此深有感悟：“被科学家从一开始的训练中就接纳的这种情操与科学的纯正性有关，科学不应该使自己变为神学、经济学或国家的婢女。这一情操的作用在于维护科学的自主性。因为如果接受一种非科学的标准，即假定科学价值是与宗教信条或经济利益或政治目的相一致的，那么只有当科学符合这些标准时，它才会得到承认。换言之，当纯粹科学的情操被排除后，科学就会受到其他制度化机构的直接控制，而且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会变得日益不确定。科学家不断地拒绝把功利性规范应用于其研究工作，其主要作用就是可防止这种危险，这一点在现代尤为明显。”他还颇有感触地说：“纯粹科学的提升被认为可以防范这样一种规范的侵害，它们会限制科学可能的发展方向，而且会威胁科学研究这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列维特的一席话也言之凿凿：

人们常常赋予基础研究以特别的神圣性。这是因为这类工作是按照本学科的逻辑和寻求基本的理解而工作的，而不是履行一种为狭隘的实际问题提供有用的解决方法的责任。然而，甚至在此之外，基础研究对于科学家还具有一种难以否认的吸引力，即这个王国尊重他们自己的自主权和统治权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只要他们自己认为是合适的。如果可以求助马克思主义范畴的话，基础研究——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可以被描述为“没有异化的劳动”，其成果——更多的是心灵上的而非金钱上的——完全属于研究者。相反，即使最杰出的工作，当其按照一个公司或政府赞助者的要求工作的时候，不论多么微弱，都要服从其他人而不是服从进行这个工作的科学家本人的目的。

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齐曼揭橥，科学是一种知识生产模式。其社会规范与认识规范不可分割，这被哲学家称为调节原则（regulativeprinciples）。科学家认为，无法把科学家视为“真理”的东西与他们共同追求“真理”的工作方式分开。学院科学的调节原则是其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气质与其社会学方面直接关联。例如，“公有性”规范与经验主义原则——依赖于可重复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密切相关。此外，社会“普遍性”与解释一致有关；“无功利性”通常与对客观实在的信念有关；坚持“独创性”激发了猜想；在被接受为既定的知识之前，“有组织的怀疑论”要求全面检验这些知识并为之辩护。他还说：“学院科学不只是一种碰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公共活动，它是我们‘认知体制’（epistemicinstitution）的标准范例。同样，学术研究不只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它是我们的‘知识生产模式’的理想形态。”即使在学术科学共同体之外，学术科学的规范和标准起码部分地为在非学术环境中工作的科学家确定了一个理想。这样看来，莫尔的下述警告是言之成理的：

许多政治家和外行人实际上相信，好奇取向的基础研究至少是一种多余的奢侈。这是目前科学危机的最严重的因素。

其实，从近代科学萌生直到19世纪后期，纯粹科学都是科学家追求的远大理想和践行的研究活动。此后，尽管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转型，但是纯粹科学作为一种的崇高理想始终浮现在迷恋和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心智中，而且也确实有一小批纯粹科学家在默默地践诺这一高尚追求。齐曼心中有数：“虽然学术科学作为当代科学的模型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但仍然是许多科学家以及某些元科学家对他们的活动的性质所持有的看法。它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世纪之前工业研究尚未出现的时候，对于自然科学的公正描述。”学院科学设立了一些尽管极少实现、但却被普遍接受的理想标准。它们展示了一个概念框架，从大量认识实践、程序和传统中可以总结出一些标准条款。它们在本质上是箴言，而非精确的规则。这体现在默顿规范的精神气质方案中，尽管它从来不过就是学术科学的传统准则的一种理想化，且具有自己为自己服务的空想特点，很少有学术科学家在实践中遵从这种理想，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以这种标准为目标，它可以作为科学生活的许多实际规则和惯例的参考。德布罗意言必有中：纯粹科学是“单纯地接近理想的”。

虽然我们被人体的组织结构和我们对日常事物的狭窄范围的各种情感所束缚，我们还是能被理想的召唤所激励，能被多少受到限制的追求精神价值的渴望所激励，即使是我们之中的下愚也不会不受这些激励的的影响。

当然，我们所谓的纯粹科学，不是与社会完全隔绝的、象牙塔上的科学。因此，纯粹科学之“纯粹”，并不是“水至清则无鱼”的纯粹。诚如列维特所说，纯粹科学“不是说科学与社会和经济因素相隔离——这样的绝对‘纯粹’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并且是不值得渴望的。”齐曼指明，纯粹科学家并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孤立个体。而且，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单纯怀旧，在某种程度上，它在适当的社会契约下可以实现。莫尔和盘托出：“科学家的独立之梦是怀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变成幻想。体制的和财政的依赖与智力的独立（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是相容的，只要合伙人、政府和科学家认真遵守他们的‘社会契约’准则。正如有人注意到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政治权威能够向科学口授它的步骤、它的活动规律、它的要义；在政府权力内也不能决定科学探索的形式和内容。通向真理的道路像真理本身一样不受政治决定的影响；在更深的层次上，真理有它自己的不被政治权力败坏的权威。公众的权威有可能限制它的行使，或阻止它进入公众的讨论，或掩盖它的部分结果，或歪曲它的意义，但是没有什么强制或劝服能够改变它确立的东西，除了科学论述本身的权威而外。”科学家为了获得某项基础科学的研究经费，有时不得不虚与委蛇，做点表面文章，强调一下它的应用前景和实用价值。实际上，他们依然故我，从未改变初衷。这充分显示出，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科学家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布鲁克斯注意到这一有趣的现象：

这种转移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上的：研究建议重新写得显然适合特殊的社会目标了，而并没有改变科学的主题。简而言之，科学家常常改变对他们正在做的工作的解释，以适应外界的压力，而不是真正改变他们所做的工作。这个[科学主题的]“无形的力量”仍然是确定重点的真正力量。

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正如布什所说，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指望短期资助立即得到结果，它就不是基础研究了。因此，应该找到一些办法，允许某些机构许诺用经常性拨款给予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费支持。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就是如此行事的。列维特披露：“几十年来，就像美国以及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那样，科学的精神气质要求并得到了为基础研究和为科学而科学提供的保护。大学，有时加上一些专门的研究所，构成了这个系统的核心。”

尤其是，政府必须负起应有的责任，这包括为基础科学创造自由的发展氛围并提供合理的财政预算。布什明确指出：“政府能用以促进工业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通过资助基础研究来增进新科学知识的涌现和帮助培育科学人才。”雷斯尼克详细地罗列出，政府不应该放弃对纯粹研究的资助是有理由的。第一，许多学人论证，纯粹研究往往具有实际应用，但是要预见这种应用通常是不可能的。第二，为了进行应用研究，需要拥有大量的一般科学知识。由于纯粹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这种类型的知识，它在应用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科学史表明，所有研究（并非恰恰是纯粹研究）在具有高度智力自由的社会里繁盛，把研究引向专门的实用目标、不为纯粹研究提供资金的世界，很可能由于限制智力自由而妨碍研究气候，从而危及科学。最后，纯粹研究借助经济学的一个术语应该被看做是公共货物，是不能够被私人消费的货物，是任何人可以无偿地得到的货物。纯粹研究是公共货物，像安全的道路和桥梁、警力、污水处理和教育这样的公共货物一样重要。他建议，政府应该积极资助纯粹研究，科学家要在这类决策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布朗和布鲁克斯二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阐明，政府为什么必须支持基础科学：

许多经济学家都极力表明，政府必须支持基础研究，因为自由市场总是不会恰当地支持它。他们这样说，在福利经济中，政府有义务填补市场支持的基础研究水准和社会需要的水准之间的差额。

研究离最终实际应用越远，它在市场经济中越不容易获得支持，除非国家提供直接补助或通过专门的税收刺激措施促使私人提供资助，而后者也是公共资助的一种形式。这样，显然存在强有力的经济学理由，要求政府支持研究，特别是支持基础研究。

除了政府的支持外，各种非政府的和非赢利的基金会以及企业——有可能从中多少获益——也有义务解囊相助，关键是要有与之配套的科学政策。不用说，还要制订切实可行的申请和资助的管理措施，把科学家从过分激烈的无序竞争和大量非研究性的无效劳动中解放出来。范伯格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也提出过“诚信资助”以及用“事后收购制”替代“事前招标制”的设想。

有了健康的研究氛围和正常的经济来源后，下一步的问题是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因为只有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才能受到事半功倍之效，从而不辜负政府的豪举和纳税人的慷慨。至于如何选择，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得了的，鉴于篇幅关系，我们也只能浅尝辄止。

要取得十分富足的资金满足所有科学家的胃口，当然是不现实的；撒胡椒面式的平均分配，显然是不明智的。有一定的经费之后，该怎么选择研究课题呢？布朗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和明睿的见解。他说，我们在选择时一般要受到两个限制：社会偏见和科学范式，称职人员和钱财供应。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不用说，我们必须打破我将要命名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之间的平衡。作为外部标准，我意指任何健全的行政官员都会立即考虑到的那类事情，诸如项目的规模和费用、它对于特定国家资源的适宜性、投入的人员的能力、它的社会意义等。内部标准是比较微妙的。我建议，内部标准应该有助于下述研究规划的提出：它们不仅是引人注目的和富有新意的，而且选择它们主要是考虑到它们与科学的进展有关，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与我们直接的社会需要有关。与科学的总的进展密切相关的研究规划的提出，有可能使科学中的其他论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在不止一个方面把知识前沿向前推进。

至于“什么最有可能推进科学的前沿？这必定是一个科学问题，必须主要由科学家去解决。”要知道，“没有一种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把基础研究的细节控制大量地交到科学家手中的体制，必定要优于把它放在政治家或政府部门的体制。相反的情形对应用科学的控制也几乎适用。正如社会价值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不是好向导一样，科学价值对于科学的社会应用也不是好向导。在控制应用科学时，我们正在刻苦地学会认清科学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在控制基础研究时，我们必须认清社会对科学所负的责任。”

在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意义和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时，我们也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有极少数人钻钻牛角尖倒也无妨，只要他们不耗费可观的社会资财，社会甚至可以把他们作为“稀有保护动物”加以呵护——首先，这是他们的自由；再者，说不准哪一天他们也许会对科学知识有所贡献。但是，对于大多数纯粹科学家而言，研究与科学进展密切相关的前沿问题才是第一位的。劳丹说得好：尽管放弃对理论科学的探索无异于否定人性中最大的特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将资源花费在任何理论问题上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当今，致力于认识上毫无价值的问题和致力于无益于社会的问题的科学研究一样，是太多了。如果“纯粹”科学家要想不辜负施与他们的慷慨资助，他们必须能够表明，他们的问题是真正重要的问题，他们的研究纲领足够进步，值得用我们宝贵而有限的资源去打赌。

“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复杂的辩证法是科学史中最深刻的问题之一。”在处理这种辩证关系时，也许最佳的途径是，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设法使本来具有某种对立和互斥倾向的两类科学互补互惠，从而收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之效。对基础科学固然漠视不得，对应用科学也万万不能忽视，因为后者不仅对社会大有裨益，而且也能够惠及基础科学。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好走极端。诚如默顿所言：像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存在的大部分双重性一样，这种双重性也导致了矛盾选择的态度。而且，由于我们发现难以承受这种矛盾选择，所以我们经常处在这样的犹豫不决之中，明显地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强调一方面的价值，必然大大压制另一方面的价值。我们或者极力倡导，知识不能被用于实际目的的就决不是真正的知识；或者极力倡导，应用知识本来就属于知识自身的一类。一些人倡导纯粹科学，而另一些人倡导应用科学。前者是柏拉图的追随者，后者是拙劣的培根的追随者。事实上，这两类科学的真实关系恰如B.巴伯所言：我们必须注意，在“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总是有重要的相互影响，无论在同一或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它们是否被具体地分开。的确，它们必定是相互依赖的，因为不仅“纯粹”科学为社会应用提供新的理论，而且这些应用反过来又会为“纯粹”科学的顺利进展提供工具和条件。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如科南特校长所说的，是“共生的”和“紧密的”。科学的成长要求“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永远不要彼此过于分离。误解这两者的性质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这有可能导致一种僵硬的和有害的分离。

坎贝尔既揭示了两类科学的张力关系，也开出了免走极端的良方，颇具远见和卓识：“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是经验知识这棵大树的根和分枝；理论和实际是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如果不给双方带来极大的破坏，就不能将其分开。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健全就依赖于这种密切联系的维持。几年前有一种倾向认为，真正的科学是限定在实验室的，他们的学生也要离开工业社会的沸腾生活，对工业视而不见，成为贫血儿。今天或许出现了一些过分反动的迹象；工业科学得到全面支持和普遍关注，而大学——所有的学科和所有的知识的保姆——却成了挨饿者。只有当科学既作为一个满足知识需要的源泉、又作为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成为普遍认识的时候，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危险才能避免。”

也许正是基于类似的认识，中国学人任鸿隽才明智地指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二者同样重要；考虑到现实状况，宜于多多提倡纯粹科学。他说：科学家的态度似乎第一应从发现宇宙真理、奥秘而努力，第二是将研究出来的东西怎样地可以为人类谋取福利，这才与人类前途有利。惟此而行，人类必可获得更光明、更良好的前途，同时也不怕科学不为人类造福。他还说：

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哪一项需要提倡。我个人以为两者都重要，不过应用科学自会有利地发展，而纯粹科学则少人注意，所以应当多多提倡纯粹科学。

霍耳顿则推荐兼顾二者的“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不知是否有道理、是否可行，值得人们用心思忖。他这样写道：回顾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的两个主要渊源，通常指的是（没有太多的歪曲）以牛顿为代表的“基础科学”和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应用科学”。但是还有第三种风格的科学实践，人们很少明确承认它，但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赋予更大的注意。关于这种科学实践的比较方便的名称是“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牛顿式的研究纲领是寻求全知（omniscience）。与之相对照，培根的研究纲领专注于科学为全能（omnipotence）服务，或者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扩大人类帝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影响一切事物”。杰斐逊的第三种研究纲领从二者中汲取了某种东西，又为一个新的目的把它们结合起来。简要地说，“这种风格把研究中心放在基础科学未知的领域，它又处于一个社会问题的核心。因此，它既不是纯粹科学取向的，也不是纯粹问题取向的（后者主要应用现有的基础知识以适应所设想的需要）。”对照起来，杰斐逊的结合模式兼顾二者，它反映了杰斐逊看到科学有两个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目标——不仅仅是充分地理解自然，而且还有他简单地称之为“人的自由和幸福”的东西。

参考文献

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67.雷斯尼克提出的三个论据是：研究能够产生医学、工程、工业和军事的重要技术应用；研究产生现在和未来数代人使用的丰富知识；研究有助于教育和智力的发展。

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版，第19页。

梅多沃：《对年轻科学家的忠告》，蒋效东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50页。

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0页。

S.Restivo,Science,Society,andValues,TowardaSociologyofObjectivity,Bethlehem:LehighUniversityPress,1994,p.114.

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任鸿隽后来还说过：“应用科学因其有利于生产，可以从而获利，自会有人去做。因而纯粹基本科学的研究则以无利可图必须我们尽力去提倡。其次，应用科学的发展，其收效大小也得根据纯粹科学的成就，所以不能不注意根本的纯粹科学；至于应用科学自会因时而发展的。”参见任鸿隽：在“科学与社会”座谈会上的发言，《科学》，第31卷（1949），第5期。

布什（V.Bush）：《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张炜等译，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内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140、27页。

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T.H.赫胥黎的原话出自他在1880年的“科学与文化”演讲。他在反驳“事务主义者”——他们散布科学文化对于一所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工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学院不相干——时说：“我常常希望，‘应用科学’这个短语从未被发明出来。因为它暗示，存在一类直接实际使用的科学知识，它能够撇开另一类不具有实际用处的和被命名为‘纯粹科学’的科学知识而学习。但是，没有比这更十足的谬说了。人们称其为应用科学的东西，无非是纯粹科学对于特定种类问题的应用。它由借助推理和观察确立的、构成纯粹科学的普遍原理的推论组成。没有一个人在他牢固地把握这些原理之前，能够保险地做出这些推论；他只能通过它们赖以建立的观察和推理的操作的个人经验，才能达到这种把握。”参见T.H.Huxley,SelectionsfromtheEssaysofT.H.Huxley,EditedbyA.Castell,New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Inc.,1948,p.52.

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79~180页。

杜卡斯、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高志凯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55~56页。

波兰尼：《自由的逻辑》，冯银江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页。

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第352、353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25页。

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9~71页。

布鲁克斯：学术研究的领域和重点，李亚玲译，上海：《世界科学》，1984年第5期，第46~49，41页。

H.Mohr,Structure&SignificanceofScience,NewYork:Springe-Verlay,1977,Lecture13.

齐曼：《元科学导论》，刘珺珺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9、70、211页。

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76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2页。

齐曼言之有理：“仅仅以心理因素为标准，试图把基础研究与其他形式的研究活动区别开来，这是行不通的。以个人自主性作为惟一的指导原则，也是办不到的。把纯粹研究者描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个体，其生机来自内心的觉悟，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可是，科学家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总喜欢以这种惯用的、简化的方式来表达。这些表达大多数是非常真诚的。然而，它们通常系统地忽略了科学家工作在其中的社会环境因素。”参见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1页。

H.Mohr,Structure&SignificanceofScience,NewYork:Springe-Verlay,1977,Lecture12.

布鲁克斯：学术研究的领域和重点，李亚玲译，上海：《世界科学》，1984年第5期，第46~49，41页。

布什（V.Bush）：《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张炜等译，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内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72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25页。

布什（V.Bush）：《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张炜等译，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内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35页。

雷斯尼克的具体建议是这样的：由于纯粹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含义并花费大量的金钱，政府总是（并且应该总是）在提供资金的决定中起重要作用。在民主社会，公众应该知道政府如何分配它的预算，提供资金的决定不能完全留给官僚或专家手中。公众虽然对提供资金有发言权，但是至少有两点理由表明，科学家而非政治家应该在多数决定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公众不愿意在不健全的研究上浪费资源，而有资格的科学家知道任何研究的长处。第二，要公众评论每一项研究建议是不充分的。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69,171.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4页。

布鲁克斯：基础研究的功能，顾淑林译，北京：《科学学译丛》，1988年第1期，第11~19页。

默顿就此论述道：基础研究对不同的组织和制度具有潜在的价值，而潜在价值概念直接关注的是一个明显和重要的事实，即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具有不同的适合于某些类别的实用结果的可能性。这个概念涉及到支持那些基础性研究的科学政策问题，就我们看来，这类基础性研究对赞助企业来说会具有极大程度的潜在意义。扶持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的政策有几个方面的有意义的特征。第一，它保证科学家对问题的选择有很大的自由度。第二，赞助组织也有很大的自由度，使它们从各种基础研究中有所选择，以发展基础性和具有潜在意义的知识。第三，它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赞助组织之间提供了一种磋商关系。他们以相对中立的立场接触，各自都保留自己的目标，同时又尽可能使对方获益。第四，扶持基础研究的主导性政策只是把研究资源分配给多数而非全部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第五，那种对政府、商业和工业等组织的目标只有很小的明显潜在价值的基础科学，无疑需要获得另外一些机构的大力支持，这些机构的目的在于促进基础知识的发展，而不是为了获得可预见的实用结果。参见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250~251页。

范伯格这样写道：因为可以得到支持的科学研究的资金大大增加，科学家的工作和生活显著地改变了。增加的资金使科学家有可能计划和实施研究规划，否则这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投入科学研究的资金按以前的标准是相当大的，但是资金还是有限的。由于大多数卷入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依赖政府资金，因而不得不为有限的资金而竞争。由于资金对研究是如此决定性的，科学家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他们的计划。为了保险起见，科学家往往把类似规划提交给几个拨款机构。一些科学家估计，他们把多达20%的工作时间都用在准备计划上了。政府资金对科学研究的“食物供应”正在变得相对短缺，科学家现在必须在与他们的大量同行的竞争中搜寻粮秣。这不是因为可以得到的资金被缩减了，而是因为科学家的数目和科学规划花费的范围大大增加了，把较大的要求放在研究资金的馅饼上。政府未来的支持模式对于科学的未来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参见G.Feinberg,SolidClues,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85,pp.226~227.

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李醒民：荒谬的逻辑，荒诞的考核——就本人的经验小议课题申请、学术评价及其他，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9卷（2007），第3期，第96~97页。摘要发表在北京：《科学时报》，2007年6月29日，第A4版。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8~119，121~122页。布朗就“两个限制”是这样讲的：在我们选择做什么基础研究方面，有一些明显的限制因素，这是因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它深深地扎根于历史之中。我们选择课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流行的社会偏见的强烈影响，正像17和18世纪的物理学和数学选择课题受到与世界探险有关的航海问题的影响一样；在当代，对太阳系的探测也是由太空研究中的军事利益促进的。我们的选择也受到该时代的科学理论和风尚的强烈影响，托马斯•库恩称其为“科学范式”。第二个明显的限制因素是，称职的人员和钱财的供应是有限的。这样就提出选择什么基础研究去做？我们应该花费多少？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的经济学答案；而且，与艺术不同，公众对基础科学的评价不能用进入音乐厅和艺术馆的人数来衡量。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23页。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版，第65页。

德布罗意对此有透彻的了解：由于应用科学不是追求纯粹的理想目标，而首先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由于它经常被迫考虑的是物质上的意外事件和财力上的（商业上的）条件，从纯粹的知识观点看来，应用科学并不具有纯粹科学那样高贵的价值。虽然如此，但是也不能忽视它推动社会的进步，对纯粹科学有所帮助（提出问题，有时对纯粹科学也有贡献）的事实。参见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82~183页。雷斯尼克也心知肚明：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好处。第一，工业雇用科学家发展有益于社会的产品和技术。第二，私人工业为数百万科学家和卷入研究的人提供雇用。这些工作倾向于是高工资、高技艺的工作，它们在社区或国家的经济基础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私人工业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可以弥补政府资助之不足。虽然这种资助往往是高度应用的，但是它能够具有理论上的副产品。第四，学术机构往往从私人工业的工作中获得好处。当公司在大学环境中运作时，它们帮助大学获得私人基金为设备、工作场所和人力资源投入。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56.

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49页。

B.巴伯（BBarber）：《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版，第119页。

戈兰：《科学和反科学》，王德禄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77页。

纯粹科学范文篇2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不仅现实景况对基础科学如此严酷，而且应用研究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的。任鸿隽对此明察秋毫：“科学事业不当偏重应用而忽略根本之纯粹科学。应用科学以易收切近之功效常易为人所重视，纯粹科学反之，故常易为人忽略。”布什对此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应用研究与纯粹科学研究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工业科学家可以从广泛的基础观点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但是，强调存在一种支配研究的违反常情的规律是很重要的：除非制定审慎的政策来防止这一点，否则在立刻要得到结果的压力下，应用研究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研究的。这一寓意是清楚的：正是纯粹科学研究值得需要特别的保护并有专门保证的支持。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一般规律存在和无形地起作用，难怪T.H.赫胥黎常言：“应用科学四字，吾愿其自来即不存在。”难怪翁文灏建议：“与其言应用科学，不如言科学应用之为当。”

面对这种应用研究排挤基础研究、工业科学吞噬学术科学的情势，有科学情愫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都应该坚定地站起来，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在这方面，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给人们做出了表率。德布罗意昌言：“在我们思维的处理手段与隐藏在自然表象后面的深刻实在之间的和谐一致是多么明显。为了把这种和谐更加彻底地弄清楚，为了更加全面地看清迪昂谈到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则，这正是纯粹科学的真正使命。排除一切功利主义的偏见，单纯地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正是一项我们从事的最高尚的事业。由于它所追求的目标的全然理想的性质，由于它所要求的努力的无私性质和殷切程度，它所拥有的道义上的价值是无可非议的。”爱因斯坦向来把他所从事的理论物理学——一门典型的纯粹科学——视为值得终生追求的神圣的事业，绝对不能用它来换饭吃。他说：

如果一个人不必靠从事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绝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

贝文也许有些走火但却不无道理，他面对饥肠辘辘的大众，仍然强调“精神的饥饿比物质的饥饿更具破坏性”。

这些人士坚守纯粹科学净土的行为令人感佩。因为栖居在纯粹科学的精神家园的科学家，最有可能持之以恒地潜心和痴心钻研大自然深藏的奥秘与和谐，从而做出划时代的科学发明。可是，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的意义决未就此而止。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这是科学独立存在和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人类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这一至高无上的价值之特例。默顿对此深有感悟：“被科学家从一开始的训练中就接纳的这种情操与科学的纯正性有关，科学不应该使自己变为神学、经济学或国家的婢女。这一情操的作用在于维护科学的自主性。因为如果接受一种非科学的标准，即假定科学价值是与宗教信条或经济利益或政治目的相一致的，那么只有当科学符合这些标准时，它才会得到承认。换言之，当纯粹科学的情操被排除后，科学就会受到其他制度化机构的直接控制，而且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会变得日益不确定。科学家不断地拒绝把功利性规范应用于其研究工作，其主要作用就是可防止这种危险，这一点在现代尤为明显。”他还颇有感触地说：“纯粹科学的提升被认为可以防范这样一种规范的侵害，它们会限制科学可能的发展方向，而且会威胁科学研究这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列维特的一席话也言之凿凿：

人们常常赋予基础研究以特别的神圣性。这是因为这类工作是按照本学科的逻辑和寻求基本的理解而工作的，而不是履行一种为狭隘的实际问题提供有用的解决方法的责任。然而，甚至在此之外，基础研究对于科学家还具有一种难以否认的吸引力，即这个王国尊重他们自己的自主权和统治权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只要他们自己认为是合适的。如果可以求助马克思主义范畴的话，基础研究——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可以被描述为“没有异化的劳动”，其成果——更多的是心灵上的而非金钱上的——完全属于研究者。相反，即使最杰出的工作，当其按照一个公司或政府赞助者的要求工作的时候，不论多么微弱，都要服从其他人而不是服从进行这个工作的科学家本人的目的。

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齐曼揭橥，科学是一种知识生产模式。其社会规范与认识规范不可分割，这被哲学家称为调节原则（regulativeprinciples）。科学家认为，无法把科学家视为“真理”的东西与他们共同追求“真理”的工作方式分开。学院科学的调节原则是其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气质与其社会学方面直接关联。例如，“公有性”规范与经验主义原则——依赖于可重复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密切相关。此外，社会“普遍性”与解释一致有关；“无功利性”通常与对客观实在的信念有关；坚持“独创性”激发了猜想；在被接受为既定的知识之前，“有组织的怀疑论”要求全面检验这些知识并为之辩护。他还说：“学院科学不只是一种碰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公共活动，它是我们‘认知体制’（epistemicinstitution）的标准范例。同样，学术研究不只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它是我们的‘知识生产模式’的理想形态。”即使在学术科学共同体之外，学术科学的规范和标准起码部分地为在非学术环境中工作的科学家确定了一个理想。这样看来，莫尔的下述警告是言之成理的：

许多政治家和外行人实际上相信，好奇取向的基础研究至少是一种多余的奢侈。这是目前科学危机的最严重的因素。

其实，从近代科学萌生直到19世纪后期，纯粹科学都是科学家追求的远大理想和践行的研究活动。此后，尽管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转型，但是纯粹科学作为一种的崇高理想始终浮现在迷恋和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心智中，而且也确实有一小批纯粹科学家在默默地践诺这一高尚追求。齐曼心中有数：“虽然学术科学作为当代科学的模型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但仍然是许多科学家以及某些元科学家对他们的活动的性质所持有的看法。它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世纪之前工业研究尚未出现的时候，对于自然科学的公正描述。”学院科学设立了一些尽管极少实现、但却被普遍接受的理想标准。它们展示了一个概念框架，从大量认识实践、程序和传统中可以总结出一些标准条款。它们在本质上是箴言，而非精确的规则。这体现在默顿规范的精神气质方案中，尽管它从来不过就是学术科学的传统准则的一种理想化，且具有自己为自己服务的空想特点，很少有学术科学家在实践中遵从这种理想，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以这种标准为目标，它可以作为科学生活的许多实际规则和惯例的参考。德布罗意言必有中：纯粹科学是“单纯地接近理想的”。

虽然我们被人体的组织结构和我们对日常事物的狭窄范围的各种情感所束缚，我们还是能被理想的召唤所激励，能被多少受到限制的追求精神价值的渴望所激励，即使是我们之中的下愚也不会不受这些激励的的影响。

当然，我们所谓的纯粹科学，不是与社会完全隔绝的、象牙塔上的科学。因此，纯粹科学之“纯粹”，并不是“水至清则无鱼”的纯粹。诚如列维特所说，纯粹科学“不是说科学与社会和经济因素相隔离——这样的绝对‘纯粹’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并且是不值得渴望的。”齐曼指明，纯粹科学家并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孤立个体。而且，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单纯怀旧，在某种程度上，它在适当的社会契约下可以实现。莫尔和盘托出：“科学家的独立之梦是怀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变成幻想。体制的和财政的依赖与智力的独立（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是相容的，只要合伙人、政府和科学家认真遵守他们的‘社会契约’准则。正如有人注意到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政治权威能够向科学口授它的步骤、它的活动规律、它的要义；在政府权力内也不能决定科学探索的形式和内容。通向真理的道路像真理本身一样不受政治决定的影响；在更深的层次上，真理有它自己的不被政治权力败坏的权威。公众的权威有可能限制它的行使，或阻止它进入公众的讨论，或掩盖它的部分结果，或歪曲它的意义，但是没有什么强制或劝服能够改变它确立的东西，除了科学论述本身的权威而外。”科学家为了获得某项基础科学的研究经费，有时不得不虚与委蛇，做点表面文章，强调一下它的应用前景和实用价值。实际上，他们依然故我，从未改变初衷。这充分显示出，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科学家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布鲁克斯注意到这一有趣的现象：

这种转移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上的：研究建议重新写得显然适合特殊的社会目标了，而并没有改变科学的主题。简而言之，科学家常常改变对他们正在做的工作的解释，以适应外界的压力，而不是真正改变他们所做的工作。这个[科学主题的]“无形的力量”仍然是确定重点的真正力量。

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正如布什所说，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指望短期资助立即得到结果，它就不是基础研究了。因此，应该找到一些办法，允许某些机构许诺用经常性拨款给予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费支持。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就是如此行事的。列维特披露：“几十年来，就像美国以及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那样，科学的精神气质要求并得到了为基础研究和为科学而科学提供的保护。大学，有时加上一些专门的研究所，构成了这个系统的核心。”

尤其是，政府必须负起应有的责任，这包括为基础科学创造自由的发展氛围并提供合理的财政预算。布什明确指出：“政府能用以促进工业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通过资助基础研究来增进新科学知识的涌现和帮助培育科学人才。”雷斯尼克详细地罗列出，政府不应该放弃对纯粹研究的资助是有理由的。第一，许多学人论证，纯粹研究往往具有实际应用，但是要预见这种应用通常是不可能的。第二，为了进行应用研究，需要拥有大量的一般科学知识。由于纯粹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这种类型的知识，它在应用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科学史表明，所有研究（并非恰恰是纯粹研究）在具有高度智力自由的社会里繁盛，把研究引向专门的实用目标、不为纯粹研究提供资金的世界，很可能由于限制智力自由而妨碍研究气候，从而危及科学。最后，纯粹研究借助经济学的一个术语应该被看做是公共货物，是不能够被私人消费的货物，是任何人可以无偿地得到的货物。纯粹研究是公共货物，像安全的道路和桥梁、警力、污水处理和教育这样的公共货物一样重要。他建议，政府应该积极资助纯粹研究，科学家要在这类决策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布朗和布鲁克斯二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阐明，政府为什么必须支持基础科学：

许多经济学家都极力表明，政府必须支持基础研究，因为自由市场总是不会恰当地支持它。他们这样说，在福利经济中，政府有义务填补市场支持的基础研究水准和社会需要的水准之间的差额。

研究离最终实际应用越远，它在市场经济中越不容易获得支持，除非国家提供直接补助或通过专门的税收刺激措施促使私人提供资助，而后者也是公共资助的一种形式。这样，显然存在强有力的经济学理由，要求政府支持研究，特别是支持基础研究。

除了政府的支持外，各种非政府的和非赢利的基金会以及企业——有可能从中多少获益——也有义务解囊相助，关键是要有与之配套的科学政策。不用说，还要制订切实可行的申请和资助的管理措施，把科学家从过分激烈的无序竞争和大量非研究性的无效劳动中解放出来。范伯格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也提出过“诚信资助”以及用“事后收购制”替代“事前招标制”的设想。

有了健康的研究氛围和正常的经济来源后，下一步的问题是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因为只有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才能受到事半功倍之效，从而不辜负政府的豪举和纳税人的慷慨。至于如何选择，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得了的，鉴于篇幅关系，我们也只能浅尝辄止。

要取得十分富足的资金满足所有科学家的胃口，当然是不现实的；撒胡椒面式的平均分配，显然是不明智的。有一定的经费之后，该怎么选择研究课题呢？布朗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和明睿的见解。他说，我们在选择时一般要受到两个限制：社会偏见和科学范式，称职人员和钱财供应。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不用说，我们必须打破我将要命名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之间的平衡。作为外部标准，我意指任何健全的行政官员都会立即考虑到的那类事情，诸如项目的规模和费用、它对于特定国家资源的适宜性、投入的人员的能力、它的社会意义等。内部标准是比较微妙的。我建议，内部标准应该有助于下述研究规划的提出：它们不仅是引人注目的和富有新意的，而且选择它们主要是考虑到它们与科学的进展有关，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与我们直接的社会需要有关。与科学的总的进展密切相关的研究规划的提出，有可能使科学中的其他论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在不止一个方面把知识前沿向前推进。

至于“什么最有可能推进科学的前沿？这必定是一个科学问题，必须主要由科学家去解决。”要知道，“没有一种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把基础研究的细节控制大量地交到科学家手中的体制，必定要优于把它放在政治家或政府部门的体制。相反的情形对应用科学的控制也几乎适用。正如社会价值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不是好向导一样，科学价值对于科学的社会应用也不是好向导。在控制应用科学时，我们正在刻苦地学会认清科学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在控制基础研究时，我们必须认清社会对科学所负的责任。”

在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意义和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时，我们也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有极少数人钻钻牛角尖倒也无妨，只要他们不耗费可观的社会资财，社会甚至可以把他们作为“稀有保护动物”加以呵护——首先，这是他们的自由；再者，说不准哪一天他们也许会对科学知识有所贡献。但是，对于大多数纯粹科学家而言，研究与科学进展密切相关的前沿问题才是第一位的。劳丹说得好：尽管放弃对理论科学的探索无异于否定人性中最大的特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将资源花费在任何理论问题上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当今，致力于认识上毫无价值的问题和致力于无益于社会的问题的科学研究一样，是太多了。如果“纯粹”科学家要想不辜负施与他们的慷慨资助，他们必须能够表明，他们的问题是真正重要的问题，他们的研究纲领足够进步，值得用我们宝贵而有限的资源去打赌。

“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复杂的辩证法是科学史中最深刻的问题之一。”在处理这种辩证关系时，也许最佳的途径是，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设法使本来具有某种对立和互斥倾向的两类科学互补互惠，从而收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之效。对基础科学固然漠视不得，对应用科学也万万不能忽视，因为后者不仅对社会大有裨益，而且也能够惠及基础科学。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好走极端。诚如默顿所言：像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存在的大部分双重性一样，这种双重性也导致了矛盾选择的态度。而且，由于我们发现难以承受这种矛盾选择，所以我们经常处在这样的犹豫不决之中，明显地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强调一方面的价值，必然大大压制另一方面的价值。我们或者极力倡导，知识不能被用于实际目的的就决不是真正的知识；或者极力倡导，应用知识本来就属于知识自身的一类。一些人倡导纯粹科学，而另一些人倡导应用科学。前者是柏拉图的追随者，后者是拙劣的培根的追随者。事实上，这两类科学的真实关系恰如B.巴伯所言：我们必须注意，在“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总是有重要的相互影响，无论在同一或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它们是否被具体地分开。的确，它们必定是相互依赖的，因为不仅“纯粹”科学为社会应用提供新的理论，而且这些应用反过来又会为“纯粹”科学的顺利进展提供工具和条件。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如科南特校长所说的，是“共生的”和“紧密的”。科学的成长要求“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永远不要彼此过于分离。误解这两者的性质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这有可能导致一种僵硬的和有害的分离。

坎贝尔既揭示了两类科学的张力关系，也开出了免走极端的良方，颇具远见和卓识：“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是经验知识这棵大树的根和分枝；理论和实际是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如果不给双方带来极大的破坏，就不能将其分开。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健全就依赖于这种密切联系的维持。几年前有一种倾向认为，真正的科学是限定在实验室的，他们的学生也要离开工业社会的沸腾生活，对工业视而不见，成为贫血儿。今天或许出现了一些过分反动的迹象；工业科学得到全面支持和普遍关注，而大学——所有的学科和所有的知识的保姆——却成了挨饿者。只有当科学既作为一个满足知识需要的源泉、又作为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成为普遍认识的时候，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危险才能避免。”

也许正是基于类似的认识，中国学人任鸿隽才明智地指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二者同样重要；考虑到现实状况，宜于多多提倡纯粹科学。他说：科学家的态度似乎第一应从发现宇宙真理、奥秘而努力，第二是将研究出来的东西怎样地可以为人类谋取福利，这才与人类前途有利。惟此而行，人类必可获得更光明、更良好的前途，同时也不怕科学不为人类造福。他还说：

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哪一项需要提倡。我个人以为两者都重要，不过应用科学自会有利地发展，而纯粹科学则少人注意，所以应当多多提倡纯粹科学。

霍耳顿则推荐兼顾二者的“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不知是否有道理、是否可行，值得人们用心思忖。他这样写道：回顾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的两个主要渊源，通常指的是（没有太多的歪曲）以牛顿为代表的“基础科学”和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应用科学”。但是还有第三种风格的科学实践，人们很少明确承认它，但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赋予更大的注意。关于这种科学实践的比较方便的名称是“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牛顿式的研究纲领是寻求全知（omniscience）。与之相对照，培根的研究纲领专注于科学为全能（omnipotence）服务，或者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扩大人类帝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影响一切事物”。杰斐逊的第三种研究纲领从二者中汲取了某种东西，又为一个新的目的把它们结合起来。简要地说，“这种风格把研究中心放在基础科学未知的领域，它又处于一个社会问题的核心。因此，它既不是纯粹科学取向的，也不是纯粹问题取向的（后者主要应用现有的基础知识以适应所设想的需要）。”对照起来，杰斐逊的结合模式兼顾二者，它反映了杰斐逊看到科学有两个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目标——不仅仅是充分地理解自然，而且还有他简单地称之为“人的自由和幸福”的东西。

参考文献

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67.雷斯尼克提出的三个论据是：研究能够产生医学、工程、工业和军事的重要技术应用；研究产生现在和未来数代人使用的丰富知识；研究有助于教育和智力的发展。

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版，第19页。

梅多沃：《对年轻科学家的忠告》，蒋效东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50页。

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0页。

S.Restivo,Science,Society,andValues,TowardaSociologyofObjectivity,Bethlehem:LehighUniversityPress,1994,p.114.

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任鸿隽后来还说过：“应用科学因其有利于生产，可以从而获利，自会有人去做。因而纯粹基本科学的研究则以无利可图必须我们尽力去提倡。其次，应用科学的发展，其收效大小也得根据纯粹科学的成就，所以不能不注意根本的纯粹科学；至于应用科学自会因时而发展的。”参见任鸿隽：在“科学与社会”座谈会上的发言，《科学》，第31卷（1949），第5期。

布什（V.Bush）：《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张炜等译，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内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140、27页。

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T.H.赫胥黎的原话出自他在1880年的“科学与文化”演讲。他在反驳“事务主义者”——他们散布科学文化对于一所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工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学院不相干——时说：“我常常希望，‘应用科学’这个短语从未被发明出来。因为它暗示，存在一类直接实际使用的科学知识，它能够撇开另一类不具有实际用处的和被命名为‘纯粹科学’的科学知识而学习。但是，没有比这更十足的谬说了。人们称其为应用科学的东西，无非是纯粹科学对于特定种类问题的应用。它由借助推理和观察确立的、构成纯粹科学的普遍原理的推论组成。没有一个人在他牢固地把握这些原理之前，能够保险地做出这些推论；他只能通过它们赖以建立的观察和推理的操作的个人经验，才能达到这种把握。”参见T.H.Huxley,SelectionsfromtheEssaysofT.H.Huxley,EditedbyA.Castell,New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Inc.,1948,p.52.

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79~180页。

杜卡斯、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高志凯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55~56页。

波兰尼：《自由的逻辑》，冯银江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页。

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第352、353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25页。

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9~71页。

布鲁克斯：学术研究的领域和重点，李亚玲译，上海：《世界科学》，1984年第5期，第46~49，41页。

H.Mohr,Structure&SignificanceofScience,NewYork:Springe-Verlay,1977,Lecture13.

齐曼：《元科学导论》，刘珺珺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9、70、211页。

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76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2页。

齐曼言之有理：“仅仅以心理因素为标准，试图把基础研究与其他形式的研究活动区别开来，这是行不通的。以个人自主性作为惟一的指导原则，也是办不到的。把纯粹研究者描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个体，其生机来自内心的觉悟，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可是，科学家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总喜欢以这种惯用的、简化的方式来表达。这些表达大多数是非常真诚的。然而，它们通常系统地忽略了科学家工作在其中的社会环境因素。”参见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1页。

H.Mohr,Structure&SignificanceofScience,NewYork:Springe-Verlay,1977,Lecture12.

布鲁克斯：学术研究的领域和重点，李亚玲译，上海：《世界科学》，1984年第5期，第46~49，41页。

布什（V.Bush）：《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张炜等译，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内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72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25页。

布什（V.Bush）：《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张炜等译，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内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35页。

雷斯尼克的具体建议是这样的：由于纯粹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含义并花费大量的金钱，政府总是（并且应该总是）在提供资金的决定中起重要作用。在民主社会，公众应该知道政府如何分配它的预算，提供资金的决定不能完全留给官僚或专家手中。公众虽然对提供资金有发言权，但是至少有两点理由表明，科学家而非政治家应该在多数决定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公众不愿意在不健全的研究上浪费资源，而有资格的科学家知道任何研究的长处。第二，要公众评论每一项研究建议是不充分的。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69,171.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4页。

布鲁克斯：基础研究的功能，顾淑林译，北京：《科学学译丛》，1988年第1期，第11~19页。

默顿就此论述道：基础研究对不同的组织和制度具有潜在的价值，而潜在价值概念直接关注的是一个明显和重要的事实，即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具有不同的适合于某些类别的实用结果的可能性。这个概念涉及到支持那些基础性研究的科学政策问题，就我们看来，这类基础性研究对赞助企业来说会具有极大程度的潜在意义。扶持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的政策有几个方面的有意义的特征。第一，它保证科学家对问题的选择有很大的自由度。第二，赞助组织也有很大的自由度，使它们从各种基础研究中有所选择，以发展基础性和具有潜在意义的知识。第三，它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赞助组织之间提供了一种磋商关系。他们以相对中立的立场接触，各自都保留自己的目标，同时又尽可能使对方获益。第四，扶持基础研究的主导性政策只是把研究资源分配给多数而非全部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第五，那种对政府、商业和工业等组织的目标只有很小的明显潜在价值的基础科学，无疑需要获得另外一些机构的大力支持，这些机构的目的在于促进基础知识的发展，而不是为了获得可预见的实用结果。参见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250~251页。

范伯格这样写道：因为可以得到支持的科学研究的资金大大增加，科学家的工作和生活显著地改变了。增加的资金使科学家有可能计划和实施研究规划，否则这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投入科学研究的资金按以前的标准是相当大的，但是资金还是有限的。由于大多数卷入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依赖政府资金，因而不得不为有限的资金而竞争。由于资金对研究是如此决定性的，科学家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他们的计划。为了保险起见，科学家往往把类似规划提交给几个拨款机构。一些科学家估计，他们把多达20%的工作时间都用在准备计划上了。政府资金对科学研究的“食物供应”正在变得相对短缺，科学家现在必须在与他们的大量同行的竞争中搜寻粮秣。这不是因为可以得到的资金被缩减了，而是因为科学家的数目和科学规划花费的范围大大增加了，把较大的要求放在研究资金的馅饼上。政府未来的支持模式对于科学的未来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参见G.Feinberg,SolidClues,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85,pp.226~227.

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李醒民：荒谬的逻辑，荒诞的考核——就本人的经验小议课题申请、学术评价及其他，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9卷（2007），第3期，第96~97页。摘要发表在北京：《科学时报》，2007年6月29日，第A4版。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8~119，121~122页。布朗就“两个限制”是这样讲的：在我们选择做什么基础研究方面，有一些明显的限制因素，这是因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它深深地扎根于历史之中。我们选择课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流行的社会偏见的强烈影响，正像17和18世纪的物理学和数学选择课题受到与世界探险有关的航海问题的影响一样；在当代，对太阳系的探测也是由太空研究中的军事利益促进的。我们的选择也受到该时代的科学理论和风尚的强烈影响，托马斯•库恩称其为“科学范式”。第二个明显的限制因素是，称职的人员和钱财的供应是有限的。这样就提出选择什么基础研究去做？我们应该花费多少？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的经济学答案；而且，与艺术不同，公众对基础科学的评价不能用进入音乐厅和艺术馆的人数来衡量。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23页。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版，第65页。

德布罗意对此有透彻的了解：由于应用科学不是追求纯粹的理想目标，而首先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由于它经常被迫考虑的是物质上的意外事件和财力上的（商业上的）条件，从纯粹的知识观点看来，应用科学并不具有纯粹科学那样高贵的价值。虽然如此，但是也不能忽视它推动社会的进步，对纯粹科学有所帮助（提出问题，有时对纯粹科学也有贡献）的事实。参见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82~183页。雷斯尼克也心知肚明：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好处。第一，工业雇用科学家发展有益于社会的产品和技术。第二，私人工业为数百万科学家和卷入研究的人提供雇用。这些工作倾向于是高工资、高技艺的工作，它们在社区或国家的经济基础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私人工业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可以弥补政府资助之不足。虽然这种资助往往是高度应用的，但是它能够具有理论上的副产品。第四，学术机构往往从私人工业的工作中获得好处。当公司在大学环境中运作时，它们帮助大学获得私人基金为设备、工作场所和人力资源投入。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56.

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49页。

B.巴伯（BBarber）：《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版，第119页。

戈兰：《科学和反科学》，王德禄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77页。

纯粹科学范文篇3

关键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必要的张力

在现代社会，基础研究或纯粹科学面临的境遇是相当严峻的：不仅反对和攻击之声不绝于耳，民众的怀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视和忽视也是明摆着的。雷斯尼克在谈到政府应该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时，提出了三个论据——这实际上也是对基础科学所做的辩护。不过，他很清楚，这些论据几乎说服不了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力量，也难以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在这个紧缩预算的时代，不产生实际结果的科学被看做是学术恩惠，因为科学资助应该与实际结果联系起来的观念源远流长。况且，

在现今这个一只时尚手袋比一打哲学理论还要吃香、一个三流歌星比诺贝尔奖得主还要走红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恣睢猖獗，物欲主义的人生观恣肆蔓延，工具主义的科学观恣意流布，难得有纯粹科学的一方净土。即便偶有残存，在应用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影响如日中天的与境下，搅得纯粹科学也难以以纯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许多人都明锐地察觉到这种情势。默顿早就预言：“当前对于科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许预兆着一个新的限制科学研究范围的时代。”梅多沃承认轻视应用科学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矫枉过正，只注重科学的实际应用，纯粹科学却受到损害。在英国，不恰当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则资助科学研究，断送了纯粹科学。齐曼注意到：“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要么把科学神化为创造财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学妖魔化成技科学（techno-science）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祸首。这两种观点都认定研究的功能是：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手段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识，以满足实际的或期望的物质需求。实际上，每个科学领域都被当做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捆绑在实用技术的前端，帮助其提高发明能力。”他进而指出，工具主义模式支配着所有其他科学形态，它还支配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这样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将会被为广泛利益服务的工具主义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贝雷尔（J.Harberer）则挑明：

现代科学表现出以优先倒置为特征的工具论，从而知识作为力量的化身变成它的主要原动力，而公正追求知识则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不仅现实景况对基础科学如此严酷，而且应用研究一般而言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的。任鸿隽对此明察秋毫：“科学事业不当偏重应用而忽略根本之纯粹科学。应用科学以易收切近之功效常易为人所重视，纯粹科学反之，故常易为人忽略。”布什对此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应用研究与纯粹科学研究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工业科学家可以从广泛的基础观点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但是，强调存在一种支配研究的违反常情的规律是很重要的：除非制定审慎的政策来防止这一点，否则在立刻要得到结果的压力下，应用研究总是要排斥纯粹科学研究的。这一寓意是清楚的：正是纯粹科学研究值得需要特别的保护并有专门保证的支持。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一般规律存在和无形地起作用，难怪T.H.赫胥黎常言：“应用科学四字，吾愿其自来即不存在。”难怪翁文灏建议：“与其言应用科学，不如言科学应用之为当。”

面对这种应用研究排挤基础研究、工业科学吞噬学术科学的情势，有科学情愫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都应该坚定地站起来，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在这方面，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给人们做出了表率。德布罗意昌言：“在我们思维的处理手段与隐藏在自然表象后面的深刻实在之间的和谐一致是多么明显。为了把这种和谐更加彻底地弄清楚，为了更加全面地看清迪昂谈到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则，这正是纯粹科学的真正使命。排除一切功利主义的偏见，单纯地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正是一项我们从事的最高尚的事业。由于它所追求的目标的全然理想的性质，由于它所要求的努力的无私性质和殷切程度，它所拥有的道义上的价值是无可非议的。”爱因斯坦向来把他所从事的理论物理学——一门典型的纯粹科学——视为值得终生追求的神圣的事业，绝对不能用它来换饭吃。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必靠从事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绝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

贝文也许有些走火但却不无道理，他面对饥肠辘辘的大众，仍然强调“精神的饥饿比物质的饥饿更具破坏性”。

这些人士坚守纯粹科学净土的行为令人感佩。因为栖居在纯粹科学的精神家园的科学家，最有可能持之以恒地潜心和痴心钻研大自然深藏的奥秘与和谐，从而做出划时代的科学发明。可是，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的意义决未就此而止。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就是捍卫科学的自主性和科学研究的自由——这是科学独立存在和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人类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这一至高无上的价值之特例。默顿对此深有感悟：“被科学家从一开始的训练中就接纳的这种情操与科学的纯正性有关，科学不应该使自己变为神学、经济学或国家的婢女。这一情操的作用在于维护科学的自主性。因为如果接受一种非科学的标准，即假定科学价值是与宗教信条或经济利益或政治目的相一致的，那么只有当科学符合这些标准时，它才会得到承认。换言之，当纯粹科学的情操被排除后，科学就会受到其他制度化机构的直接控制，而且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会变得日益不确定。科学家不断地拒绝把功利性规范应用于其研究工作，其主要作用就是可防止这种危险，这一点在现代尤为明显。”他还颇有感触地说：“纯粹科学的提升被认为可以防范这样一种规范的侵害，它们会限制科学可能的发展方向，而且会威胁科学研究这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列维特的一席话也言之凿凿：

人们常常赋予基础研究以特别的神圣性。这是因为这类工作是按照本学科的逻辑和寻求基本的理解而工作的，而不是履行一种为狭隘的实际问题提供有用的解决方法的责任。然而，甚至在此之外，基础研究对于科学家还具有一种难以否认的吸引力，即这个王国尊重他们自己的自主权和统治权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只要他们自己认为是合适的。如果可以求助马克思主义范畴的话，基础研究——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可以被描述为“没有异化的劳动”，其成果——更多的是心灵上的而非金钱上的——完全属于研究者。相反，即使最杰出的工作，当其按照一个公司或政府赞助者的要求工作的时候，不论多么微弱，都要服从其他人而不是服从进行这个工作的科学家本人的目的。

纯粹科学的精神气质或规范结构（包括社会规范和认识规范）确实能够作为、而且也部分成为人们的标准楷模和理想追求。齐曼揭橥，科学是一种知识生产模式。其社会规范与认识规范不可分割，这被哲学家称为调节原则（regulativeprinciples）。科学家认为，无法把科学家视为“真理”的东西与他们共同追求“真理”的工作方式分开。学院科学的调节原则是其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气质与其社会学方面直接关联。例如，“公有性”规范与经验主义原则——依赖于可重复观察和实验的结果——密切相关。此外，社会“普遍性”与解释一致有关；“无功利性”通常与对客观实在的信念有关；坚持“独创性”激发了猜想；在被接受为既定的知识之前，“有组织的怀疑论”要求全面检验这些知识并为之辩护。他还说：“学院科学不只是一种碰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公共活动，它是我们‘认知体制’（epistemicinstitution）的标准范例。同样，学术研究不只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它是我们的‘知识生产模式’的理想形态。”即使在学术科学共同体之外，学术科学的规范和标准起码部分地为在非学术环境中工作的科学家确定了一个理想。这样看来，莫尔的下述警告是言之成理的：

许多政治家和外行人实际上相信，好奇取向的基础研究至少是一种多余的奢侈。这是目前科学危机的最严重的因素。

其实，从近代科学萌生直到19世纪后期，纯粹科学都是科学家追求的远大理想和践行的研究活动。此后，尽管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转型，但是纯粹科学作为一种的崇高理想始终浮现在迷恋和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心智中，而且也确实有一小批纯粹科学家在默默地践诺这一高尚追求。齐曼心中有数：“虽然学术科学作为当代科学的模型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但仍然是许多科学家以及某些元科学家对他们的活动的性质所持有的看法。它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世纪之前工业研究尚未出现的时候，对于自然科学的公正描述。”学院科学设立了一些尽管极少实现、但却被普遍接受的理想标准。它们展示了一个概念框架，从大量认识实践、程序和传统中可以总结出一些标准条款。它们在本质上是箴言，而非精确的规则。这体现在默顿规范的精神气质方案中，尽管它从来不过就是学术科学的传统准则的一种理想化，且具有自己为自己服务的空想特点，很少有学术科学家在实践中遵从这种理想，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以这种标准为目标，它可以作为科学生活的许多实际规则和惯例的参考。德布罗意言必有中：纯粹科学是“单纯地接近理想的”。

虽然我们被人体的组织结构和我们对日常事物的狭窄范围的各种情感所束缚，我们还是能被理想的召唤所激励，能被多少受到限制的追求精神价值的渴望所激励，即使是我们之中的下愚也不会不受这些激励的的影响。

当然，我们所谓的纯粹科学，不是与社会完全隔绝的、象牙塔上的科学。因此，纯粹科学之“纯粹”，并不是“水至清则无鱼”的纯粹。诚如列维特所说，纯粹科学“不是说科学与社会和经济因素相隔离——这样的绝对‘纯粹’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并且是不值得渴望的。”齐曼指明，纯粹科学家并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孤立个体。而且，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单纯怀旧，在某种程度上，它在适当的社会契约下可以实现。莫尔和盘托出：“科学家的独立之梦是怀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变成幻想。体制的和财政的依赖与智力的独立（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是相容的，只要合伙人、政府和科学家认真遵守他们的‘社会契约’准则。正如有人注意到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政治权威能够向科学口授它的步骤、它的活动规律、它的要义；在政府权力内也不能决定科学探索的形式和内容。通向真理的道路像真理本身一样不受政治决定的影响；在更深的层次上，真理有它自己的不被政治权力败坏的权威。公众的权威有可能限制它的行使，或阻止它进入公众的讨论，或掩盖它的部分结果，或歪曲它的意义，但是没有什么强制或劝服能够改变它确立的东西，除了科学论述本身的权威而外。”科学家为了获得某项基础科学的研究经费，有时不得不虚与委蛇，做点表面文章，强调一下它的应用前景和实用价值。实际上，他们依然故我，从未改变初衷。这充分显示出，纯粹科学的理想在科学家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布鲁克斯注意到这一有趣的现象：

这种转移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上的：研究建议重新写得显然适合特殊的社会目标了，而并没有改变科学的主题。简而言之，科学家常常改变对他们正在做的工作的解释，以适应外界的压力，而不是真正改变他们所做的工作。这个[科学主题的]“无形的力量”仍然是确定重点的真正力量。

应该给基础研究以必要的支持。正如布什所说，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指望短期资助立即得到结果，它就不是基础研究了。因此，应该找到一些办法，允许某些机构许诺用经常性拨款给予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费支持。事实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就是如此行事的。列维特披露：“几十年来，就像美国以及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那样，科学的精神气质要求并得到了为基础研究和为科学而科学提供的保护。大学，有时加上一些专门的研究所，构成了这个系统的核心。”

尤其是，政府必须负起应有的责任，这包括为基础科学创造自由的发展氛围并提供合理的财政预算。布什明确指出：“政府能用以促进工业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通过资助基础研究来增进新科学知识的涌现和帮助培育科学人才。”雷斯尼克详细地罗列出，政府不应该放弃对纯粹研究的资助是有理由的。第一，许多学人论证，纯粹研究往往具有实际应用，但是要预见这种应用通常是不可能的。第二，为了进行应用研究，需要拥有大量的一般科学知识。由于纯粹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这种类型的知识，它在应用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科学史表明，所有研究（并非恰恰是纯粹研究）在具有高度智力自由的社会里繁盛，把研究引向专门的实用目标、不为纯粹研究提供资金的世界，很可能由于限制智力自由而妨碍研究气候，从而危及科学。最后，纯粹研究借助经济学的一个术语应该被看做是公共货物，是不能够被私人消费的货物，是任何人可以无偿地得到的货物。纯粹研究是公共货物，像安全的道路和桥梁、警力、污水处理和教育这样的公共货物一样重要。他建议，政府应该积极资助纯粹研究，科学家要在这类决策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布朗和布鲁克斯二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阐明，政府为什么必须支持基础科学：

许多经济学家都极力表明，政府必须支持基础研究，因为自由市场总是不会恰当地支持它。他们这样说，在福利经济中，政府有义务填补市场支持的基础研究水准和社会需要的水准之间的差额。

研究离最终实际应用越远，它在市场经济中越不容易获得支持，除非国家提供直接补助或通过专门的税收刺激措施促使私人提供资助，而后者也是公共资助的一种形式。这样，显然存在强有力的经济学理由，要求政府支持研究，特别是支持基础研究。

除了政府的支持外，各种非政府的和非赢利的基金会以及企业——有可能从中多少获益——也有义务解囊相助，关键是要有与之配套的科学政策。不用说，还要制订切实可行的申请和资助的管理措施，把科学家从过分激烈的无序竞争和大量非研究性的无效劳动中解放出来。范伯格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也提出过“诚信资助”以及用“事后收购制”替代“事前招标制”的设想。

有了健康的研究氛围和正常的经济来源后，下一步的问题是选择什么基础研究课题去做。因为只有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才能受到事半功倍之效，从而不辜负政府的豪举和纳税人的慷慨。至于如何选择，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得了的，鉴于篇幅关系，我们也只能浅尝辄止。

要取得十分富足的资金满足所有科学家的胃口，当然是不现实的；撒胡椒面式的平均分配，显然是不明智的。有一定的经费之后，该怎么选择研究课题呢？布朗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和明睿的见解。他说，我们在选择时一般要受到两个限制：社会偏见和科学范式，称职人员和钱财供应。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不用说，我们必须打破我将要命名的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之间的平衡。作为外部标准，我意指任何健全的行政官员都会立即考虑到的那类事情，诸如项目的规模和费用、它对于特定国家资源的适宜性、投入的人员的能力、它的社会意义等。内部标准是比较微妙的。我建议，内部标准应该有助于下述研究规划的提出：它们不仅是引人注目的和富有新意的，而且选择它们主要是考虑到它们与科学的进展有关，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与我们直接的社会需要有关。与科学的总的进展密切相关的研究规划的提出，有可能使科学中的其他论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在不止一个方面把知识前沿向前推进。

至于“什么最有可能推进科学的前沿？这必定是一个科学问题，必须主要由科学家去解决。”要知道，“没有一种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把基础研究的细节控制大量地交到科学家手中的体制，必定要优于把它放在政治家或政府部门的体制。相反的情形对应用科学的控制也几乎适用。正如社会价值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不是好向导一样，科学价值对于科学的社会应用也不是好向导。在控制应用科学时，我们正在刻苦地学会认清科学对社会所负的责任；在控制基础研究时，我们必须认清社会对科学所负的责任。”

在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意义和捍卫纯粹科学的神圣理想时，我们也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过甚地钻牛角尖。有极少数人钻钻牛角尖倒也无妨，只要他们不耗费可观的社会资财，社会甚至可以把他们作为“稀有保护动物”加以呵护——首先，这是他们的自由；再者，说不准哪一天他们也许会对科学知识有所贡献。但是，对于大多数纯粹科学家而言，研究与科学进展密切相关的前沿问题才是第一位的。劳丹说得好：尽管放弃对理论科学的探索无异于否定人性中最大的特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将资源花费在任何理论问题上都是有正当理由的。

当今，致力于认识上毫无价值的问题和致力于无益于社会的问题的科学研究一样，是太多了。如果“纯粹”科学家要想不辜负施与他们的慷慨资助，他们必须能够表明，他们的问题是真正重要的问题，他们的研究纲领足够进步，值得用我们宝贵而有限的资源去打赌。

“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复杂的辩证法是科学史中最深刻的问题之一。”在处理这种辩证关系时，也许最佳的途径是，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设法使本来具有某种对立和互斥倾向的两类科学互补互惠，从而收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之效。对基础科学固然漠视不得，对应用科学也万万不能忽视，因为后者不仅对社会大有裨益，而且也能够惠及基础科学。遗憾的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好走极端。诚如默顿所言：像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存在的大部分双重性一样，这种双重性也导致了矛盾选择的态度。而且，由于我们发现难以承受这种矛盾选择，所以我们经常处在这样的犹豫不决之中，明显地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强调一方面的价值，必然大大压制另一方面的价值。我们或者极力倡导，知识不能被用于实际目的的就决不是真正的知识；或者极力倡导，应用知识本来就属于知识自身的一类。一些人倡导纯粹科学，而另一些人倡导应用科学。前者是柏拉图的追随者，后者是拙劣的培根的追随者。事实上，这两类科学的真实关系恰如B.巴伯所言：我们必须注意，在“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总是有重要的相互影响，无论在同一或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它们是否被具体地分开。的确，它们必定是相互依赖的，因为不仅“纯粹”科学为社会应用提供新的理论，而且这些应用反过来又会为“纯粹”科学的顺利进展提供工具和条件。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如科南特校长所说的，是“共生的”和“紧密的”。科学的成长要求“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永远不要彼此过于分离。误解这两者的性质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这有可能导致一种僵硬的和有害的分离。

坎贝尔既揭示了两类科学的张力关系，也开出了免走极端的良方，颇具远见和卓识：“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是经验知识这棵大树的根和分枝；理论和实际是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如果不给双方带来极大的破坏，就不能将其分开。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健全就依赖于这种密切联系的维持。几年前有一种倾向认为，真正的科学是限定在实验室的，他们的学生也要离开工业社会的沸腾生活，对工业视而不见，成为贫血儿。今天或许出现了一些过分反动的迹象；工业科学得到全面支持和普遍关注，而大学——所有的学科和所有的知识的保姆——却成了挨饿者。只有当科学既作为一个满足知识需要的源泉、又作为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成为普遍认识的时候，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危险才能避免。”

也许正是基于类似的认识，中国学人任鸿隽才明智地指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二者同样重要；考虑到现实状况，宜于多多提倡纯粹科学。他说：科学家的态度似乎第一应从发现宇宙真理、奥秘而努力，第二是将研究出来的东西怎样地可以为人类谋取福利，这才与人类前途有利。惟此而行，人类必可获得更光明、更良好的前途，同时也不怕科学不为人类造福。他还说：

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哪一项需要提倡。我个人以为两者都重要，不过应用科学自会有利地发展，而纯粹科学则少人注意，所以应当多多提倡纯粹科学。

霍耳顿则推荐兼顾二者的“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不知是否有道理、是否可行，值得人们用心思忖。他这样写道：回顾17世纪以来近代科学的两个主要渊源，通常指的是（没有太多的歪曲）以牛顿为代表的“基础科学”和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应用科学”。但是还有第三种风格的科学实践，人们很少明确承认它，但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赋予更大的注意。关于这种科学实践的比较方便的名称是“杰斐逊式的研究纲领”。牛顿式的研究纲领是寻求全知（omniscience）。与之相对照，培根的研究纲领专注于科学为全能（omnipotence）服务，或者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扩大人类帝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影响一切事物”。杰斐逊的第三种研究纲领从二者中汲取了某种东西，又为一个新的目的把它们结合起来。简要地说，“这种风格把研究中心放在基础科学未知的领域，它又处于一个社会问题的核心。因此，它既不是纯粹科学取向的，也不是纯粹问题取向的（后者主要应用现有的基础知识以适应所设想的需要）。”对照起来，杰斐逊的结合模式兼顾二者，它反映了杰斐逊看到科学有两个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目标——不仅仅是充分地理解自然，而且还有他简单地称之为“人的自由和幸福”的东西。

参考文献

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67.雷斯尼克提出的三个论据是：研究能够产生医学、工程、工业和军事的重要技术应用；研究产生现在和未来数代人使用的丰富知识；研究有助于教育和智力的发展。

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版，第19页。

梅多沃：《对年轻科学家的忠告》，蒋效东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50页。

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0页。

S.Restivo,Science,Society,andValues,TowardaSociologyofObjectivity,Bethlehem:LehighUniversityPress,1994,p.114.

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任鸿隽后来还说过：“应用科学因其有利于生产，可以从而获利，自会有人去做。因而纯粹基本科学的研究则以无利可图必须我们尽力去提倡。其次，应用科学的发展，其收效大小也得根据纯粹科学的成就，所以不能不注意根本的纯粹科学；至于应用科学自会因时而发展的。”参见任鸿隽：在“科学与社会”座谈会上的发言，《科学》，第31卷（1949），第5期。

布什（V.Bush）：《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张炜等译，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内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140、27页。

任鸿隽：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科学》，第26卷（1943），第1期。T.H.赫胥黎的原话出自他在1880年的“科学与文化”演讲。他在反驳“事务主义者”——他们散布科学文化对于一所目的在于“促进国家工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学院不相干——时说：“我常常希望，‘应用科学’这个短语从未被发明出来。因为它暗示，存在一类直接实际使用的科学知识，它能够撇开另一类不具有实际用处的和被命名为‘纯粹科学’的科学知识而学习。但是，没有比这更十足的谬说了。人们称其为应用科学的东西，无非是纯粹科学对于特定种类问题的应用。它由借助推理和观察确立的、构成纯粹科学的普遍原理的推论组成。没有一个人在他牢固地把握这些原理之前，能够保险地做出这些推论；他只能通过它们赖以建立的观察和推理的操作的个人经验，才能达到这种把握。”参见T.H.Huxley,

SelectionsfromtheEssaysofT.H.Huxley,EditedbyA.Castell,New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Inc.,1948,p.52.

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79~180页。

杜卡斯、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高志凯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55~56页。

波兰尼：《自由的逻辑》，冯银江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页。

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第352、353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25页。

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9~71页。

布鲁克斯：学术研究的领域和重点，李亚玲译，上海：《世界科学》，1984年第5期，第46~49，41页。

H.Mohr,Structure&SignificanceofScience,NewYork:Springe-Verlay,1977,Lecture13.

齐曼：《元科学导论》，刘珺珺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9、70、211页。

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76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2页。

齐曼言之有理：“仅仅以心理因素为标准，试图把基础研究与其他形式的研究活动区别开来，这是行不通的。以个人自主性作为惟一的指导原则，也是办不到的。把纯粹研究者描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个体，其生机来自内心的觉悟，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可是，科学家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总喜欢以这种惯用的、简化的方式来表达。这些表达大多数是非常真诚的。然而，它们通常系统地忽略了科学家工作在其中的社会环境因素。”参见齐曼：《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1页。

H.Mohr,Structure&SignificanceofScience,NewYork:Springe-Verlay,1977,Lecture12.

布鲁克斯：学术研究的领域和重点，李亚玲译，上海：《世界科学》，1984年第5期，第46~49，41页。

布什（V.Bush）：《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张炜等译，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内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72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25页。

布什（V.Bush）：《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张炜等译，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内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35页。

雷斯尼克的具体建议是这样的：由于纯粹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含义并花费大量的金钱，政府总是（并且应该总是）在提供资金的决定中起重要作用。在民主社会，公众应该知道政府如何分配它的预算，提供资金的决定不能完全留给官僚或专家手中。公众虽然对提供资金有发言权，但是至少有两点理由表明，科学家而非政治家应该在多数决定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公众不愿意在不健全的研究上浪费资源，而有资格的科学家知道任何研究的长处。第二，要公众评论每一项研究建议是不充分的。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69,171.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4页。

布鲁克斯：基础研究的功能，顾淑林译，北京：《科学学译丛》，1988年第1期，第11~19页。

默顿就此论述道：基础研究对不同的组织和制度具有潜在的价值，而潜在价值概念直接关注的是一个明显和重要的事实，即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具有不同的适合于某些类别的实用结果的可能性。这个概念涉及到支持那些基础性研究的科学政策问题，就我们看来，这类基础性研究对赞助企业来说会具有极大程度的潜在意义。扶持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的政策有几个方面的有意义的特征。第一，它保证科学家对问题的选择有很大的自由度。第二，赞助组织也有很大的自由度，使它们从各种基础研究中有所选择，以发展基础性和具有潜在意义的知识。第三，它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赞助组织之间提供了一种磋商关系。他们以相对中立的立场接触，各自都保留自己的目标，同时又尽可能使对方获益。第四，扶持基础研究的主导性政策只是把研究资源分配给多数而非全部具有潜在价值的基础研究。第五，那种对政府、商业和工业等组织的目标只有很小的明显潜在价值的基础科学，无疑需要获得另外一些机构的大力支持，这些机构的目的在于促进基础知识的发展，而不是为了获得可预见的实用结果。参见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250~251页。

范伯格这样写道：因为可以得到支持的科学研究的资金大大增加，科学家的工作和生活显著地改变了。增加的资金使科学家有可能计划和实施研究规划，否则这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投入科学研究的资金按以前的标准是相当大的，但是资金还是有限的。由于大多数卷入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依赖政府资金，因而不得不为有限的资金而竞争。由于资金对研究是如此决定性的，科学家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他们的计划。为了保险起见，科学家往往把类似规划提交给几个拨款机构。一些科学家估计，他们把多达20%的工作时间都用在准备计划上了。政府资金对科学研究的“食物供应”正在变得相对短缺，科学家现在必须在与他们的大量同行的竞争中搜寻粮秣。这不是因为可以得到的资金被缩减了，而是因为科学家的数目和科学规划花费的范围大大增加了，把较大的要求放在研究资金的馅饼上。政府未来的支持模式对于科学的未来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参见G.Feinberg,SolidClues,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85,pp.226~227.

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李醒民：荒谬的逻辑，荒诞的考核——就本人的经验小议课题申请、学术评价及其他，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9卷（2007），第3期，第96~97页。摘要发表在北京：《科学时报》，2007年6月29日，第A4版。

布朗：《科学的智慧——它与文化和宗教的关联》，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8~119，121~122页。布朗就“两个限制”是这样讲的：在我们选择做什么基础研究方面，有一些明显的限制因素，这是因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它深深地扎根于历史之中。我们选择课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流行的社会偏见的强烈影响，正像17和18世纪的物理学和数学选择课题受到与世界探险有关的航海问题的影响一样；在当代，对太阳系的探测也是由太空研究中的军事利益促进的。我们的选择也受到该时代的科学理论和风尚的强烈影响，托马斯•库恩称其为“科学范式”。第二个明显的限制因素是，称职的人员和钱财的供应是有限的。这样就提出选择什么基础研究去做？我们应该花费多少？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的经济学答案；而且，与艺术不同，公众对基础科学的评价不能用进入音乐厅和艺术馆的人数来衡量。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23页。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版，第65页。

德布罗意对此有透彻的了解：由于应用科学不是追求纯粹的理想目标，而首先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由于它经常被迫考虑的是物质上的意外事件和财力上的（商业上的）条件，从纯粹的知识观点看来，应用科学并不具有纯粹科学那样高贵的价值。虽然如此，但是也不能忽视它推动社会的进步，对纯粹科学有所帮助（提出问题，有时对纯粹科学也有贡献）的事实。参见德布罗意：《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朱津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版，第182~183页。雷斯尼克也心知肚明：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好处。第一，工业雇用科学家发展有益于社会的产品和技术。第二，私人工业为数百万科学家和卷入研究的人提供雇用。这些工作倾向于是高工资、高技艺的工作，它们在社区或国家的经济基础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私人工业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可以弥补政府资助之不足。虽然这种资助往往是高度应用的，但是它能够具有理论上的副产品。第四，学术机构往往从私人工业的工作中获得好处。当公司在大学环境中运作时，它们帮助大学获得私人基金为设备、工作场所和人力资源投入。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56.

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49页。

B.巴伯（BBarber）：《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版，第119页。

戈兰：《科学和反科学》，王德禄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77页。

纯粹科学范文篇4

毫无疑问，“纯粹”(rein)一词，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占据中心位置，而且是在多重的意义上。胡塞尔的代表作之一便是《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他也许在某个时期会反对将他的哲学称作“超越论的”(transzendental)，但始终不会反对将他的现象学称作纯粹哲学，无论是他的早期还是后期。

“纯粹”是相对于“不纯粹”而言，这对概念会让人联想起佛教中的对应概念：“净”和“染”，但这两对概念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当然，从含义上说，“纯粹”在现象学中也与一个净化的过程有关，即从某个东西或某个状态中脱身出来。胡塞尔将此称作“纯化”(Reinigung)或“还原”(Reduktion)。

因此，“纯粹”和“纯化”这两个概念彼此相关，一同标识出现象学的两个核心要点：内容上的(或实事上的)和方法上的。笔者曾在拙著《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中对这两个概念做过如下的解释：

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所要达到的“纯粹性”，不仅仅是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①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因此，这种纯粹性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这种“纯粹性”是指一种摆脱了经验事实的“纯粹”。另一方面，这种纯粹也是指一种独立于外部实在的“纯粹”。胡塞尔认为，达到这个两方面的“纯粹性”之通道方法是“现象学－心理学的还原”和“先验现象学的还原”。②如果将胡塞尔的“纯粹”概念的这两个含义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先验”概念相同义。③

“纯化”概念被胡塞尔用来标识达到“纯粹性”的方法或过程。由于“纯粹性”是两方面的“纯粹性”，因而“纯化”也应当在两个方面进行：④“现象学－心理学的纯化”和“先验现象学的纯化”，它们意味着“在双重的方向上进行对存在设定、对存在之物之意指的‘排斥’和‘判为无效’”；⑤这两种还原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种普遍的悬搁，它们都意味着排斥世界和关于世界的信仰，还原到纯粹意识体验上去；而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对前者的彻底化。⑥

除此之外，在这个术语的使用方面只还需补充一点：“纯粹的”或“纯粹性”不仅标志着胡塞尔对其现象学所做的最基本规定，它们同时也意味着胡塞尔作为哲学家对自己的哲学生活所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形式的现象学还原方法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纯粹性”。没有这个目的设定，胡塞尔现象学所提出的“最终论证”之意图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胡塞尔来说，如果现象学不是在双重意义上的纯粹哲学，那么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就消失了。哲学或者成为对外部世界的探讨，并从自然哲学逐步过渡为实证的(广义上的)物理科学；或者成为对内部心灵的探讨，并从心灵哲学逐步过渡为实证的(广义上的)心理科学。

二、纯粹性与理论的关系

初看起来，“纯粹”概念的这些含义，与在其他领域中对它的使用有所不同。例如在文学艺术领域，纯文学或纯艺术往往是指不以迎合大众品位为目的、忽略实际影响效果、独立于流行风格的创作。它们被称作为文学的文学和为艺术的艺术。但细究下去，在哲学与文学艺术对“纯粹”概念的不同用法中，仍可以把握到一个共同点：独立于实用的标准。

在这里，“纯粹”的含义与希腊人称之为“理论”的东西发生了联系。当然，不只是在这里，而是早在康德的术语中，“纯粹的”就已经与“理论的”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纯粹理性”就意味着“在其理论运用中的理性”。⑦但摆脱功用目的意义上的“纯粹”与康德所说的摆脱经验和感觉意义上的“纯粹”⑧，毕竟不是一回事。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为认识而认识(或为学术而学术)，主要是指前一个意义上的“理论”。它是投向一切存在的目光，是对万物的观察，是静观、沉思。或用康德所喜好的另一个理论之同义词：是思辨。因此，古典时代的“理论”或“思辨”是一种自由的东西，即摆脱了一切功用的束缚，完全以自身为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理论的就是纯粹的。加达默尔曾说，“人类的最高幸福就在于纯理论，”因为“人是一种理论的生物”。⑨这是对希腊人的“理论”的最高评价。

我们通常认为，“理论”是闲暇的产物，或以闲暇为前提——如埃及的祭司，或希腊的哲人，他们都是例证。但加达默尔指出了一个事实，需求和欲望是无止境的，对理论的爱好却是先于总是想要更多东西的无限内心要求。因此，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理论生活的神性因素，它并不必然取决于需求和欲望在何种程度上的满足。

当然，这个意义上的“理论”，已经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自近代以来作为科学生存条件的理论。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曾指明一条欧洲科学的历史发展线索：自伽利略以来得到夸张的对纯粹性、理想化的追求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从而使本来最无用的东西成为最具效用的东西。理论知识成为最为有用的力量，可以被用来征服对象、获得财富。就此角度来看，理论可以最好地指导实践，并以此方式最有力地服务于实践。

因此，近代以来所理解的理论已经不再“纯粹”。它虽然可以是非经验的，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实在无关联，但它仍然不纯粹，因为它束缚在功利的目的上，从而不再自由。由此也导致理论理性或思辨理性自近代起便逐渐地(更确切地说，先缓慢后急速地)转变成为一种工具理性。

这里可以留意加达默尔提出的一个区分古代“理论”精神与现代“理论”精神的重要标准：“纯粹理论”所关注的究竟是何种财富。他认为，现论精神所追求的是这样一类财富，它们的本质在于：“当它为某人所占有时，其他人就不可能再占有它；”古论精神所面对的则是一种“并非只能属于每个人而不能同时属于其他人”，“甚至不可能属于任何个人的”财富。⑩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区分哲学的态度与科学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对哲学的理论态度和近代科学的理论态度的区分；它们也意味着对哲学的“纯化”要求和科学的“纯化”要求的区分。

最后还需要说明一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随着对理论与实践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展开，从而也引出多方面的解答可能。“纯粹”与“不纯粹”的理解是其中之一，两种财富的思考也是可能的回答之一。

三、纯粹现象学与超越论哲学的关系

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点》第一卷的开首一句便是“我们在这里探寻通向纯粹现象学之路”。也正是在这部书中，胡塞尔第一次以公开的方式表达出他的超越论的转向，并且指明：通过双重意义上的纯化，我们可以获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纯粹领域。胡塞尔将这个领域称之为“超越论的”(transcendental)。这与康德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

康德最初在创建并赋予这个词以含义时，便把双重的纯化的意义纳入了进去。首先，康德对这个概念所做的最基本的双重限定是：1)它与认识方式、认识能力有关；2)它是先天可能的。(11)在这个双重的意义上，“超越论”与经验实在处于对立之中。换言之，首先，如果一个认识是超越论的，那么它就不可能是经验的；更具体地说：它不混杂经验，并且不以经验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超越论的”就等于“纯粹的”，等于“先天的”(或“先在的”)。其次，如果一个认识是“超越论的”，那么它就与外在的对象、事物等等无关，而仅仅涉及内在的认识能力、认识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超越论的”就相当于“纯粹的”、“反思的”(或“批判的”)。

“超越论的”一词的这两个意义，在康德与胡塞尔那里是基本相同的，它们也与胡塞尔赋予“纯粹的”两种含义相等，即如前所述的1)摆脱了经验事实的“纯粹”和2)独立于外部实在的“纯粹”。只是其中的意思，胡塞尔说得更为清楚；而且我们甚至还可以再加上一句：胡塞尔做得更为彻底。因为他明确地提出达到“超越论”领域(即双重纯粹的领域)的方法和步骤。

排除经验的混杂和经验的预设，这是达到“超越论”领域的一个必要措施，它被胡塞尔称作“本质还原”。这个还原使超越论哲学有别于各种经验科学，包括经验心理学等等。

而排除外部的超越世界，包括超越的自我本身，这是达到“超越论”领域的另一个必要措施，它被胡塞尔称作“超越论的还原”。这个还原使“超越论”(transcendentalism)有别于各种先天论(apriorism)，包括自然科学中的先天科学，如纯粹数学、纯粹物理学等等。

通过这两重还原，超越论现象学完成了双重的纯化，并找到自己特有的研究领域：超越论现象学的领域，或纯粹现象学的领域。

在这个意义上，超越论现象学与现代实证科学之问的隔阂可以有两层，而不像其他哲学那样只有一层。如果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把整个自然科学都看做是物理学或自然学，那么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可以被称作纯粹心理学。但这个意义上的“心理”不是指某个智慧生物的心理，而是意识一般、精神一般。因此胡塞尔更愿意用“纯粹意识论”来标识它。在纯粹物理学与胡塞尔的纯粹意识论之间有一个超越论的向度之别；在经验心理学与胡塞尔的纯粹意识流之间有一个本质学的向度之别。至于最一般意义上的经验科学，如地质物理学(将它与纯粹物理学的关联忽略不计)，则与纯粹意识论有双重的向度差异：超越论的和本质学的。

四、不纯粹的现象学

这里需要尽快补上一个说明：纯粹性的要求仅仅是胡塞尔为自己的“纯粹现象学”所设立、所瞄准的目标。他并不认为，所有哲学的努力，包括“现象学哲学”以及“现象学心理学”的努力，都必须限制在纯粹的领域中。他仅仅赋予纯粹现象学以这样一个他自己终生论证并坚信的特权：只有在纯粹现象学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现象学哲学，而不是反之。道理实际上很简单：所有经验实在都是在意识中被构造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发现那个“原初的、在自身中构造起所有经验世界的生活”(12)、那个纯粹的意识生活，就不能利用任何被构造出来的经验世界的内容；否则我们会陷入循环论证。

这同时也意味着，在纯粹现象学建立之前，任何形式的现象学哲学都是无基础的、不稳固的，虽然并非不可能。

与“纯粹”概念的双重含义相对应，“不纯粹的”现象学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所表述的命题中含有经验的事实；其二，它所表述的命题中含有超越的实在。

如果按这个标准来严格地衡量，那么目前我们所读到的现象学研究，绝大部分是不纯粹的。

首先，海德格尔和舍勒尚在当时胡塞尔所领导的现象学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时，胡塞尔便已经批评他们的人类主义倾向。从今天的观点看，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存在理解，舍勒的先天质料、伦常明察等等概念，已经是相当纯粹的哲学思考趋向了。当然，胡塞尔批评的所谓人类主义，并不是说在海德格尔、舍勒等人的哲学讨论中涉及了人类，因而含有经验的事实与超越的实在，并在此意义上是不纯粹的。实际上整个胡塞尔批评的关节点都不在于指出某种思想的不纯粹，而只是在于反对用不纯粹的哲学来为纯粹哲学奠基，反对在纯粹的论证中包含须被论证的前设。换言之，胡塞尔并不拒斥第二哲学，他只是反对把第二哲学视为第一哲学，或以第二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基础。

其次，甚至连梅洛－庞蒂、加达默尔等重要现象学代表人物所谈到的语言现象学，在胡塞尔的思想体系中也难以列入纯粹现象学的范畴，除非这里所说的语言是纯粹语言，也就是胡塞尔后期所说的纯粹逻各斯，或者是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说的纯粹语法或纯粹逻辑相关的东西。通常意义上的语言作为人类的文化现象，在胡塞尔看来至多是纯粹语言的一个经验实在化的案例。我们在研讨纯粹语言时需要以它为出发点，但它决不是我们研讨的目的地。

最后，今天在国际现象学界受到广泛讨论的问题，如疼痛现象学、忌妒现象学、怨恨现象学、媚俗现象学、伦理现象学、宗教现象学、艺术现象学、建筑现象学、社会现象学，如此等等，在一定意义上都属于不纯粹的现象学。因为，如前所述，最严格意义上的“纯粹”是一种摆脱了双重经验实在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本人的许多研究也很难算作纯粹的，例如他所提出的纯粹心理学(现象学心理学、本质心理学)和发生心理学的构想，都不是在双重意义上严格的纯粹学说。

如前所述，说一种哲学或学说不是纯粹的，并不意味着对这门哲学或学说的贬低或轻视，但它有可能暗示，这门哲学或学说不是第一性的。

据此可以说，越是纯粹的，就越是本原的(原则的)，同时也就越是狭窄的(不丰富的)。我能够想到的纯粹哲学研究领域只有两个：存在与时间。在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中，它们相当于意识(被意识到的存在)及其流动(内时间意识)。

把前面的结论放进来，我们还可以说：纯粹现象学必定是不丰富的，因为它是本原的；但现象学则完全可以也必定是丰富的，因为所有的事实和事件都可以从显现着的现象的角度来考察。

五、结语

胡塞尔在总体上是一个纯粹哲学家。但对不纯粹的哲学，他实际上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例如在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学等等方面。但这些研究始终停留在讲稿和文稿的状态，基本上没有在生前公开发表。即便是像《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这样已经被埃迪·施泰因基本整理完毕，只需交付出版的书稿，胡塞尔也一直存而不发，直到他去世之后才作为遗著出版。

胡塞尔之所以没有像他的学生如海德格尔、英伽登等人所希望的那样，将他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到现象学哲学上并且将研究成果付诸出版，乃是因为他对现象学哲学领域的研究没有十分的把握，认为这些研究尚未成熟到可以发表的程度。因此他大都是在讲座中与学生进行讨论：“我们始终要弄清，真正的问题何在，如何纯粹地把握它们，如何将它们一劳永逸地表述出来。在我作为作者保持了沉默的地方，作为教师我却可以作出陈述。”(手稿FI9/4a－b)

不仅如此，胡塞尔也要求他的学生首先将目光放在纯粹现象学的奠基上，在奠基完成前的任何不纯粹现象学的努力都属于无根基的，因此只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就像珀格勒所说：“他(胡塞尔)无法容忍他的学生过多地把历史现象，甚至把神学关系移到前台；他认为，现象学应当是普遍的，它涉及数学和自然科学，同样也涉及历史和神学，但作为超越论的现象学，它必须保持它的彻底的奠基作用。”(13)

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喜好来评判胡塞尔的这种追求纯粹性的生活取向。

日本学者鹫田清一在他的《梅洛－庞蒂》一书的前言中讲述了一个故事，说胡塞尔曾经带着孤寂的心情回忆自己的幼年时代：别人给了一把刀，因为刀不够锋利，所以反复地磨，竟至最后对磨刀本身入了迷，等察觉时发现刀已卷刃，什么也切不了。他把此事看做胡塞尔一生的一个缩影。(14)

虽然这个传说“事未必实”，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被看做是对胡塞尔一生追求纯粹性之努力的一个影射写照。眼下人们对于这样的纯粹性追求，无论内心是否赞同，在行动中则基本上都持拒绝的态度。撇开各自的原因和理由不论，这些拒绝的态度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其一是海德格尔式的，即认为，纯粹的兴趣也是人的一种兴趣，因此也属于此在的一个层面，而不是超越出此在的层面；其二是加达默尔式的，他默默地主张，即便是胡塞尔在付出如此多的努力之后也仍然无法完成坚实的奠基，因此我们不妨先来从事不纯粹的现象学，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三是鹫田清一式的，即批评对纯粹性的过分追求会延误哲学本身的建立，会把奠基本身当做目的而放弃了奠基的实际意义。

这些对胡塞尔纯粹性追求取向的批评和拒绝都各有自己的道理。但我个人认为，我们最不应津津乐道的就是最后一种批评了。主要的理由在于：在目前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人还在像胡塞尔那样磨刀；而且即使还有人在磨刀，也大都带有近现代自然科学“磨刀不误砍柴工”的理论心态。所以，我们与其花力气去批评胡塞尔磨刀磨得太多，倒还不如提醒一下：眼下用钝刀误事的人太多了，停下来磨刀的人太少了。

注释：

①参阅E.Husserl:HuaXXV(Dordrecht,u.a.,1986),79。

②IdeenI,HuaⅢ/2(DenHaag,1976),646.

③胡塞尔本人也经常将这两个概念等义使用；参阅IdeenI,HuaⅢ,§33；也可以参阅拙著《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中的“先验”条目中“先验”概念的两重含义。

④E.Husserl:IdeenI,HuaⅢ/2,643.

⑤同上书，第645页。

⑥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拙著《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中的“现象学－心理学的还原”与“先验(现象学)还原”条目。

⑦参阅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⑧参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B34：“我把一切在其中找不到任何属于感觉的东西的表象称之为纯粹的。”

⑨加达默尔：《赞美理论》，夏镇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26页。

⑩加达默尔：《赞美理论》，第41页。

(11)“我将所有那些不是与对象有关，而是与我们关于对象之认识方式有关的认识，只要它们是先天可能的，都称作‘transzendental’。‘transzendental’并不意味着某种超越出经验的东西(那将会是‘超越的’)，而是某种虽然先于经验(‘先天的’)，但除了使经验成为可能以外还没有得到更进一步规定的东西。”(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引论，第Ⅶ页)

(12)参阅E.Husserl:HuaⅩⅩⅦ(Dordrecht,u.a.,1989),127。

纯粹科学范文篇5

关键词：康德哲学；西方哲学史上的转折；《纯粹理性批判》；起源背景；重要意义

一、康德哲学起源的时代背景

（一）政治社会背景。《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个版本，是在1781年发表的。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是在1793年，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7至18世纪遍及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对专制贵族的愤恨，对人性自由的渴望，康德的哲学思想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有人说，康德的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我认为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因为法国专制王朝的革命在德国引起了一场思想的风暴。在《纯粹理性批评》的序言中，康德说道：“我们的时代是真正批判的时代，一切都需要经过批判。”这也就是说，法国革命动摇了真实世界的统治，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而康德哲学就如同理论界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洗心革面”式的理论革命。他对法国革命的法则和原则大体是秉承赞扬的态度的，但是在有些方面是有所保留的，他认为他们（法国革命者）太血腥了，但是他们的原则应该加以弘扬，这就是在康德自己的哲学架构里进行弘扬。首先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弘扬了法国革命的那种批判精神：一切都需要经过批判。（二）科学背景。科学可以划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牛顿的物理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从《纯粹理性批判》中可以看出康德深受牛顿的机械论的影响。当然，他并不局限于牛顿的机械论，他尽量地想摆脱牛顿的影响，但是很多方面又自然而然地受牛顿影响，比如分析论，经验分析的方法，通过分析经验把它分解成一个个部分来加以考察。在人文科学方面，卢梭相当于第二个牛顿。卢梭的关于人的学说和知识也是非常受到康德的推崇的。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曾经提到，康德曾经读卢梭的《爱弥儿》，打破了自己铁定的作息时间。他通宵读《爱弥儿》，如痴如醉，以至于第二天下午不能出来散步了。他每天下午三点都要出来散步，邻居们都拿它来对表：康德出来散步了，那么现在就是三点了。康德虽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未提及关于人的问题，但他后来提及了这一点：所有的问题到最后都是关于人的问题。（三）哲学思潮背景。康德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理性的危机。当时的哲学就是唯理论和经验论两个派别在争论，却没有任何结论。唯理论和经验论并不简单等同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因为唯理论里面有唯物主义者也有唯心主义者，经验论中也是如此。在当时，特别是到了斯宾诺莎以后，独断论是唯理论走到了尽头时候被提出的；莱布尼茨想把唯理论和经验论调和，但是依旧没有改变独断论的现状。经验论到了休谟的时候，也走到了尽头，他提出了怀疑论，这种思想几乎要使得一切科学被取缔了，一切自然科学都要被动摇了。以笛卡尔为首的唯理论者与以洛克带领的经验论者浩浩荡荡地在各自的理性之路上行进，却不约而同地在路的尽头看到了“此路不通”的牌子。就在这时，康德只身一人，披荆斩棘地开辟了另一条路——批判哲学。

二、康德批判纯粹理性的重要意义

（一）化解怀疑论所带来的哲学危机。有些东西是先天就懂得的知识，但是休谟从怀疑论的角度，对那些先天知识一个个的加以推翻，这使得当时的哲学和科学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康德对休谟的怀疑论作出有力的回应。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即“先验”——人能够认识能力范围内的知识，这在当时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他认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研究这种判断是如何成立的，由此引出了“物自体”的概念——超出纯粹理性范围的知识是不可以被认识的。这奠定了康德哲学中二元论的基调。二元论的思想在康德的著作中是十分突出的。科学与宗教、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现象界”与“物自体”等，均可证实这一点。（二）重塑形而上学的使命。在康德之前，理性成为了最高权力，理性也是法国大革命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最核心武器。康德所要做的是对理性进行批判，因为他认为这种过度的理性会导致人们忽视了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形而上学有两大使命，第一是为自然界立法，把科学的规律、科学的法规建立起来；第二是为自由立法，这也就是康德所言的道德律令。前者是人与自然的服务关系，后者指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只有把科学的基石打牢，形而上学才不会轻而易举的被挑战。的马克思也从康德这里汲取了一定的思想，从人的物质资料生产和实践的角度来全新的阐释了“人化的自然”的思想。（三）其提出的问题具有永恒的思辨性。康德哲学具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意义，就是他提出的问题具有永恒的讨论性，让后续的哲学家不断的进行思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我能够知道什么？这是认识论的问题。第二，我应当做什么？这就是在引出“物自体”概念后康德发现自己陷入了泥潭中，而后他便将意图在伦理学的“此岸”上来完成认识论的“彼岸”尚未完成的理想。他提出了“道德律令”，要求在遵循“人是目的”的条件下来服从道德约束。第三，我可以得到什么？这是康德对于现世间的不公平的德福之间的解决办法，他将享受幸福寄托到了上帝身上，这归根到了宗教的问题上。后世的人有的觉得康德是矛盾的，我觉得从康德行文看，康德并不矛盾，他的逻辑非常严密，但是表达方式非常繁琐，因此显得很矛盾。

三、小结

纯粹科学范文篇6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赡芟硎芄参锲罚此降摹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P>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谡馊嘧橹哂械摹肮残浴背潭鹊牟煌撬哂械摹胺怯浴背潭纫膊煌R话闼道矗谝焕嘧橹咕哂幸欢ǖ摹坝保础胺怯浴背潭冉系停坏诙嘧橹疚蕖坝被蛑挥猩倭俊拔⒗保胺怯浴背潭冉细撸坏谌嘧橹推涫抵识允粲谕耆蕖坝弊橹蚨钦嬲胺怯浴钡摹？杉印坝浴闭庖惶卣骼纯矗谌棵庞纱印吧倭坑弊橹健拔⒗弊橹俚健拔抻弊橹庖幌盗凶橹虿棵殴钩伞?/P>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下[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

[3]陈振明.公共管理学：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庆云.关于公共管理研究的综合评述[J].中国行政管理，2000,(8).

[5]张梦中.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历史渊源与重要价值取向——麦克斯韦尔学院副院长梅戈特访谈录[J].中国行政管理，2000,(8).

纯粹科学范文篇7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赡芟硎芄参锲罚此降摹按畋愠怠毕窒蟆U庋ジ龈鋈艘话悴换嶙约夯ㄇ垂郝蚬参锲罚庵治锲分荒苡烧垂郝蚧蛱峁5谖澹橹形募壑等∠蚴枪怖妗U橹且恢止卜褡橹永砟钌辖玻Ω冒讶骞竦背勺约旱姆穸韵螅挥Ω糜凶约旱奶厥饫妗6杂谡橹此担彩亲非笞约罕咀橹⒈静棵爬娴男形际谴砦蟮摹R虼耍Ω檬且恢帧肮嫒恕倍挥Ω檬且恢帧白岳恕薄KΩ靡仓荒馨炎非蠛臀す怖孀魑咀橹⒈静棵诺男形勘辍T谡饫铮怖嬗Ω美斫馕骞竦墓餐妗5比唬谝桓龃嬖谧挪煌准丁⒉煌盘宓纳缁崂锩妫捎诓煌准吨洹⒉煌盘逯涞睦媸窍嗷コ逋坏模艺獯瞬煌准丁⒉煌盘宓睦嬗肴骞竦墓餐嬉部赡芊⑸逋唬虼耍谡绾味源缁峁餐娴奈侍馍弦灿幸桓瞿母鼋准丁⒛母鐾盘宓睦嬗畔鹊奈侍猓獠⒉荒芤虼朔穸ㄕ橹形怨怖孀魑炯壑等∠蛘庖皇率怠?/P>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谡馊嘧橹哂械摹肮残浴背潭鹊牟煌撬哂械摹胺怯浴背潭纫膊煌R话闼道矗谝焕嘧橹咕哂幸欢ǖ摹坝保础胺怯浴背潭冉系停坏诙嘧橹疚蕖坝被蛑挥猩倭俊拔⒗保胺怯浴背潭冉细撸坏谌嘧橹推涫抵识允粲谕耆蕖坝弊橹蚨钦嬲胺怯浴钡摹？杉印坝浴闭庖惶卣骼纯矗谌棵庞纱印吧倭坑弊橹健拔⒗弊橹俚健拔抻弊橹庖幌盗凶橹虿棵殴钩伞?/P>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下[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

[3]陈振明.公共管理学：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庆云.关于公共管理研究的综合评述[J].中国行政管理，2000,(8).

[5]张梦中.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历史渊源与重要价值取向——麦克斯韦尔学院副院长梅戈特访谈录[J].中国行政管理，2000,(8).

纯粹科学范文篇8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下[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

[3]陈振明.公共管理学：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庆云.关于公共管理研究的综合评述[J].中国行政管理，2000,(8).

[5]张梦中.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历史渊源与重要价值取向——麦克斯韦尔学院副院长梅戈特访谈录[J].中国行政管理，2000,(8).

纯粹科学范文篇9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赡芟硎芄参锲罚此降摹按畋愠怠毕窒蟆U庋ジ龈鋈艘话悴换嶙约夯ㄇ垂郝蚬参锲罚庵治锲分荒苡烧垂郝蚧蛱峁5谖澹橹形募壑等∠蚴枪怖妗U橹且恢止卜褡橹永砟钌辖玻Ω冒讶骞竦背勺约旱姆穸韵螅挥Ω糜凶约旱奶厥饫妗6杂谡橹此担彩亲非笞约罕咀橹⒈静棵爬娴男形际谴砦蟮摹R虼耍Ω檬且恢帧肮嫒恕倍挥Ω檬且恢帧白岳恕薄KΩ靡仓荒馨炎非蠛臀す怖孀魑咀橹⒈静棵诺男形勘辍T谡饫铮怖嬗Ω美斫馕骞竦墓餐妗5比唬谝桓龃嬖谧挪煌准丁⒉煌盘宓纳缁崂锩妫捎诓煌准吨洹⒉煌盘逯涞睦媸窍嗷コ逋坏模艺獯瞬煌准丁⒉煌盘宓睦嬗肴骞竦墓餐嬉部赡芊⑸逋唬虼耍谡绾味源缁峁餐娴奈侍馍弦灿幸桓瞿母鼋准丁⒛母鐾盘宓睦嬗畔鹊奈侍猓獠⒉荒芤虼朔穸ㄕ橹形怨怖孀魑炯壑等∠蛘庖皇率怠?/P>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谡馊嘧橹哂械摹肮残浴背潭鹊牟煌撬哂械摹胺怯浴背潭纫膊煌R话闼道矗谝焕嘧橹咕哂幸欢ǖ摹坝保础胺怯浴背潭冉系停坏诙嘧橹疚蕖坝被蛑挥猩倭俊拔⒗保胺怯浴背潭冉细撸坏谌嘧橹推涫抵识允粲谕耆蕖坝弊橹蚨钦嬲胺怯浴钡摹？杉印坝浴闭庖惶卣骼纯矗谌棵庞纱印吧倭坑弊橹健拔⒗弊橹俚健拔抻弊橹庖幌盗凶橹虿棵殴钩伞?/P>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下[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

[3]陈振明.公共管理学：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庆云.关于公共管理研究的综合评述[J].中国行政管理，2000,(8).

[5]张梦中.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历史渊源与重要价值取向——麦克斯韦尔学院副院长梅戈特访谈录[J].中国行政管理，2000,(8).

纯粹科学范文篇10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