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宦幕僚范文10篇

陈宦幕僚范文篇1

首先，陈宦幕僚的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并存，具有异质性。

从职业与出身看，陈宦的幕僚中既有从各种新式学堂毕业的人员，甚至留学归国人员，又有取得一定科举功名的人员。从各种新式学堂毕业的人员有：张联菜(1880—1966)，字馥卿，山东淄博人，先后就读于北洋武备学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陆军大学第一期炮兵科(1906—1908)。胡鄂公(1884—1951)，字新三，湖北江陵人，先后就读于郝穴预备中学堂(1906—1908)、北京江汉学堂(湖北旅京中学堂)(1908—1909)、保定高等农林学堂林业科(1909—1911)。邓汉祥(1888—1979)，字鸣阶，贵州盘县人，先后就读于昆明高等师范学堂(1905—1906)、贵州陆军武备学堂(1906—1909)、湖北陆军中学(1909—1911)。季自求(1887—1944)，字天复，江苏南通人，曾经先后就读于南通中学堂(1902—1903)、江南将备学堂(1903—1906)。李炳之(1882—1968)，字彪臣，河北正定人，先后就读于北洋保定武备学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陆军大学第一期(1906—1908)。雷飙(1873－?)，字时若，湖南邵阳人，曾经就读于湖北武备学堂(1903—1905.8)。刘郁芬(1880—1943)，字兰江，河北清苑人，先后就读于直隶省陆军小学、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孔繁锦(1881—1951)，安徽合肥人，毕业于清末陆军讲武堂。其他如王彭年、张庆云、刘延杰、赵锡龄等人均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留学归国人员有：刘一清(?一?)。字杏村，湖北武昌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1906.7—1908.5)。熊祥生(1880—1942)，字吉安，湖北孝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炮兵科(1906.7—1908.5)。王炳坤(1876—1926)，字寿乾，安徽肥东人，曾经在日本留学了五年(1904—1909)。刘虎臣，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6—1908)。取得一定科举功名的人有：骆成骧(1865—1926)，字公辅，四川资中人，1893年中举、1895年中第一名进士(状元)，陈宦的老师——他曾经担任过陈宦母校京师大学堂第一提调。他还是陈宦在四川期间的幕后高级政治参谋，曾经在日本考察过两年宪政(1906—1908)。何积祜，湖南道县人，清末举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何凌汉为探花，其祖父何绍基为进士(1836)、翰林编修，书画家，学者，其叔祖父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均为书画篆刻家。邓文瑗，蓝天蔚岳父，举人，河北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于钟鼎文。楼蔷庵，浙江诸暨人，书法家。修承浩(1875～1953)，字翰青，湖南沅陵人，1902年举人，曾经担任过广西宜山县、富川县知事，广东阳江厅同知，云南都督府副秘书长。张之江(1882—1966.5)，字子姜，河北盐山县人，1899年考取了秀才。

从政治立场看，陈宦的幕僚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帝制派”(旧派、北派)和“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两派围绕支持袁世凯还是支持护国军这个政治立场问题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帝制派”(旧派、北派)以张联菜为首，包括冯仲书、李炳之、熊祥生、刘虎臣、张庆云等人，大部分是北方的北洋派。“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以刘一清为首包括胡鄂公、邓汉祥、雷飙、王彭年、冯玉祥等人，大部分有过反清革命历史。曾任陈宦成武将军公署军务处参谋的张之江回忆说：“陈的左右分新旧两派，旧系以参谋长张联菜为首，是倾向拥袁世凯的；新系以总参议刘一清为首，是同情护国军的。”曾任陈宦成武将军公署军需处参谋的王彭年在1960年7月回忆道：“及筹安会起……凡筹安会傀儡场合，皆不令我参加。我等积极密谋，如何反袁，一时帝制派，反帝制派形成两大壁垒，暗斗颇剧。”1916年4月20日晚，“反帝制派”“集会于邓汉祥宅，讨论进止”。“反帝制派”采取各种措施推动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反袁，如屡次向陈宦分析时局、以轻重利害向他进言，最终促成陈宦决策宣布四川独立并和袁世凯断绝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四川独立反袁统一战线；担任反袁联络官，东进南下秘密联合其他反袁政治势力，为四川独立创设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以张联菜为首的“帝制派”除了游说陈宦拥护袁世凯之外，还狂热地与护国军激战于泸州、綦江，如熊祥生和李炳之就与蔡锷部激战于泸州，导致护国军收复的泸州得而复失，损失惨重。刘虎臣与戴勘激战于綦江，曹锟说他“率领全团分赴合川、垫江防剿土匪，匝月以来，勤劳卓著”。熊祥生还在1916年3月27日致电袁世凯反对袁世凯退皇帝位：“忽奉撤消帝制之电，全体官兵同深愤懑……早歼巨憨，仰慰圣怀。我军休养数日，锐气全复，骤闻帝制撤消之命，官兵心无凭依，颇滋疑虑。乞诸公竭力耸动，勿轻听人言，遽变大计。务恳收回成命，以给人民之望，而系天下之重……副司令熊祥生叩。”李炳之在1916年5月10日得到陈宦在5月3日致电北京劝袁世凯退位的电文之后，马上发表《拥护中央决不听鼓(蛊)惑电》表示效忠袁世凯：“陆军部段总长，参谋部王总长钧鉴，借用唐次长定密。顷阅陈将军通电，恳求主座(即袁世凯一引者)退位，殊深骇异。吾辈始终以拥护中央为心，断不听信鼓惑谣言，现职旅第一团驻扎在重庆，其第二团之两营虽驻成都，军心可靠，请勿为念。惟此后本旅一切行动……仍恳钧座指示方针，俾资循率。毋任叩祷。李炳之叩。”尽管如此，“帝制派”还是没有阻挡住四川独立反袁的步伐。

陈宦幕僚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与落后并存，具有异质性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民国初期的社会是一个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期社会，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是政治层面与器物层面上出现了西方近代化因素。比如军队开始利用西洋、东洋的操典、器械。第二，这和陈宦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有关，久经官场的陈宦为了减少政治风险、左右逢源、进退有据，特意在幕僚中既安排拥袁的“帝制派”，又安插同情蔡锷的“反帝制派”。正如刘一清所说：“其他调用人员，亦夹杂有不少民党分子，如修承浩、雷飙等系蔡锷所荐。陈处处含有两套手法，能说他无所容心，是偶然巧合吗?”第三，这和陈宦的经历、背景、嗜好、情趣、价值取向有关。陈宦接受过几十年的儒家经典教育，并且考取过秀才、廪生、拨贡，但他又曾经就读于新式学堂，如湖北武备学堂、京师大学堂，而且追随锡良推行新政达8年之久，1911年初曾经到德国考察军事。可见，他本身就是一个新旧杂糅的人物。

其次，陈宦的幕僚具有浓郁的地缘与业缘色彩，体现了其地域主义与任人唯亲的用人特点。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团队具有浓郁的血缘、地缘、业缘色彩，陈宦的幕僚也具有浓郁的地缘、业缘色彩。

血缘关系在中国宗法社会中是一种最悠久、最亲密和影响最深远的人际关系，政治人物往往把血缘中的忠诚、团结带人政治领域，用人首选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员。但是血缘关系有限，况且因为地缘和血缘具有密切的联系——正如费孝通指出：“在稳定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两者是不可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与地缘的因素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所以政治精英选拔人才之时，也会考虑地缘关系。同省的人相对于他省的人更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长期生活于同一环境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语言、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在中国的地缘关系中，省界观念最为强烈。戴季陶指出：“某省者，某省人之某省也。此省界存在于国民心脑中，实一牢不可破之怪物也。中国之国民，其爱省之心实较爱国为切……然知中国人省界之深也。试以政治之分野观察之，某省而忽出一显吏，则其相援引者，必以半以上为同省之人。太平天国战后，曾国藩执政。湘人掌权，于是国内湘人同时为督抚者十五人，其它之幕僚属员无论矣。此一事也，湘人至今以为美谈而自负焉，省界现象也。合肥李氏执政中枢，而皖人附骥登龙者复盛焉。即日之政界，其若干省有执权者居枢要，则若干省之人皆得簧缘以进，而其它省无执政者之若干省，则群嫉而忌之焉。此亦有省界之现象也。”

陈宦的幕僚团队也有这种省界现象，其幕僚中两湖同乡很多，如刘一清、胡鄂公、熊祥生、王彭年、王芗臣、马贶生、修承浩、雷飙、何积祜、王奎楼等人。

陈宦幕僚群体的业缘色彩也很浓。所谓业缘，“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上下级、同学、同事、结义兄弟、有共同兴趣爱好者等一种较为广泛的关系。这种业缘关系，虽然有亲疏之分，但情感融洽，志趣相投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与血缘、地缘关系相提并论”。陈宦幕府中很多人与他具有业缘关系：刘一清是他的老部下，陈宦为新军第二十镇的统制时，他是其正参谋，陈宦为黎元洪幕僚时，刘一清是其同事，陈宦为参谋本部次长时，刘一清为参谋本部的第一局局长。张联桑、李炳之、季自求、伍祥祯、冯玉祥、刘郁芬、张之江、邓汉祥、王彭年、孔繁锦均为其老部下。胡鄂公是其在黎元洪幕府中的同事。何积祜、楼蔷庵、邓文瑗是其诗文唱和之友。

陈宦幕僚的这两个特点给他的政治命运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幕僚团队的异质性导致陈宦内部四分五裂，内耗、不稳定，无法形成坚强的战斗力。浓郁的地缘与业缘色彩，体现了其用人的地域主义与任人唯亲而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导致四川失势者对他怀有很深的怨恨，从而使陈宦在四川的权力基础很不牢固，最终不得不败离四川、淡出政坛。

总之，陈宦入川之后，其用人的地域主义、任人唯亲色彩是很浓的。他曾经说：“用人一层，亟须分别汰补，实行振刷。”陈宦因此“把原来的厅道局官员撤换了一大半，在各方面安插自己带入四川的文武闲职人员”。季自求劝说陈宦不要独立时就说：“川人浮动成性，就安陆入川过程，川人失势者方修怨于四方上下，今与中央脱离关系，斯川人动作有辞，纸虎戳穿，益难统治。”这些因素都是陈宦在护国运动结束之后，不得不败离四川，从此淡出政坛的重要原因。与陈宦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代的在护国运动结束后仍然牢牢地掌握奉天的政权，且用3年时间统一了东三省(1916—1919)，用7年时间杀人中原(1919—1926)，掌握了中央政权，这其中就和两人的幕僚特点有很大的关系。

陈宦幕僚范文篇2

[关键词]陈宦；幕僚；特点

春秋战国以来，幕僚问题一直是中国的一种典型而有特殊意义的政治现象，尤其是天下大乱、军阀割据之时。太平天国之后的近代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军阀或者军政集团，也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幕僚群体，目前学术界着重研究近代四大幕僚群体——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人的幕僚以及其他著名人物的幕僚，如刘建强的《曾国藩幕府》，梁勤的《曾国藩幕府》，朱安东的《曾国藩幕府研究》，欧阳跃峰的《人才荟萃——李鸿章幕府》，牛秋实的《李鸿章幕府》，黎仁凯的《张之洞幕府》，张学继的《袁世凯幕府》，阎团结的《试论冯玉祥幕僚的特点》。这些著述为研究陈宦的幕府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借鉴思路，也成为本文的写作起点和基础。本文针对陈宦主政四川期间的幕僚群体的两个特点及其影响进行一些探讨，以推进对陈宦和近代幕僚群体的研究。而值得指出的是，陈宦1915年2月20日被袁世凯内定为四川军政负责人后，他就开始组织自己的幕僚团队——建立会办行营的五大处：参谋处、军务处、秘书处、军需处、副官处，其聚集的有名字记载的幕僚就有50人之多，到1916年7月他被各方政治势力赶出四川之后，其近百人的幕僚团队解体了，所以本文选取1915年2月－1916年7月这段时间来研究陈宦幕僚团队的特点及其影响。

首先，陈宦幕僚的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并存，具有异质性。

从职业与出身看，陈宦的幕僚中既有从各种新式学堂毕业的人员，甚至留学归国人员，又有取得一定科举功名的人员。从各种新式学堂毕业的人员有：张联菜(1880—1966)，字馥卿，山东淄博人，先后就读于北洋武备学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陆军大学第一期炮兵科(1906—1908)。胡鄂公(1884—1951)，字新三，湖北江陵人，先后就读于郝穴预备中学堂(1906—1908)、北京江汉学堂(湖北旅京中学堂)(1908—1909)、保定高等农林学堂林业科(1909—1911)。邓汉祥(1888—1979)，字鸣阶，贵州盘县人，先后就读于昆明高等师范学堂(1905—1906)、贵州陆军武备学堂(1906—1909)、湖北陆军中学(1909—1911)。季自求(1887—1944)，字天复，江苏南通人，曾经先后就读于南通中学堂(1902—1903)、江南将备学堂(1903—1906)。李炳之(1882—1968)，字彪臣，河北正定人，先后就读于北洋保定武备学堂(1903—1905)、北洋保定陆军大学第一期(1906—1908)。雷飙(1873－?)，字时若，湖南邵阳人，曾经就读于湖北武备学堂(1903—1905.8)。刘郁芬(1880—1943)，字兰江，河北清苑人，先后就读于直隶省陆军小学、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孔繁锦(1881—1951)，安徽合肥人，毕业于清末陆军讲武堂。其他如王彭年、张庆云、刘延杰、赵锡龄等人均接受过新式学堂教育。留学归国人员有：刘一清(?一?)。字杏村，湖北武昌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1906.7—1908.5)。熊祥生(1880—1942)，字吉安，湖北孝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炮兵科(1906.7—1908.5)。王炳坤(1876—1926)，字寿乾，安徽肥东人，曾经在日本留学了五年(1904—1909)。刘虎臣，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6—1908)。取得一定科举功名的人有：骆成骧(1865—1926)，字公辅，四川资中人，1893年中举、1895年中第一名进士(状元)，陈宦的老师——他曾经担任过陈宦母校京师大学堂第一提调。他还是陈宦在四川期间的幕后高级政治参谋，曾经在日本考察过两年宪政(1906—1908)。何积祜，湖南道县人，清末举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何凌汉为探花，其祖父何绍基为进士(1836)、翰林编修，书画家，学者，其叔祖父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均为书画篆刻家。邓文瑗，蓝天蔚岳父，举人，河北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于钟鼎文。楼蔷庵，浙江诸暨人，书法家。修承浩(1875～1953)，字翰青，湖南沅陵人，1902年举人，曾经担任过广西宜山县、富川县知事，广东阳江厅同知，云南都督府副秘书长。张之江(1882—1966.5)，字子姜，河北盐山县人，1899年考取了秀才。

从政治立场看，陈宦的幕僚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帝制派”(旧派、北派)和“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两派围绕支持袁世凯还是支持护国军这个政治立场问题进行了剧烈的斗争。“帝制派”(旧派、北派)以张联菜为首，包括冯仲书、李炳之、熊祥生、刘虎臣、张庆云等人，大部分是北方的北洋派。“反帝制派”(新派、南派)以刘一清为首包括胡鄂公、邓汉祥、雷飙、王彭年、冯玉祥等人，大部分有过反清革命历史。曾任陈宦成武将军公署军务处参谋的张之江回忆说：“陈的左右分新旧两派，旧系以参谋长张联菜为首，是倾向拥袁世凯的；新系以总参议刘一清为首，是同情护国军的。”曾任陈宦成武将军公署军需处参谋的王彭年在1960年7月回忆道：“及筹安会起……凡筹安会傀儡场合，皆不令我参加。我等积极密谋，如何反袁，一时帝制派，反帝制派形成两大壁垒，暗斗颇剧。”1916年4月20日晚，“反帝制派”“集会于邓汉祥宅，讨论进止”。“反帝制派”采取各种措施推动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反袁，如屡次向陈宦分析时局、以轻重利害向他进言，最终促成陈宦决策宣布四川独立并和袁世凯断绝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四川独立反袁统一战线；担任反袁联络官，东进南下秘密联合其他反袁政治势力，为四川独立创设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以张联菜为首的“帝制派”除了游说陈宦拥护袁世凯之外，还狂热地与护国军激战于泸州、綦江，如熊祥生和李炳之就与蔡锷部激战于泸州，导致护国军收复的泸州得而复失，损失惨重。刘虎臣与戴勘激战于綦江，曹锟说他“率领全团分赴合川、垫江防剿土匪，匝月以来，勤劳卓著”。熊祥生还在1916年3月27日致电袁世凯反对袁世凯退皇帝位：“忽奉撤消帝制之电，全体官兵同深愤懑……早歼巨憨，仰慰圣怀。我军休养数日，锐气全复，骤闻帝制撤消之命，官兵心无凭依，颇滋疑虑。乞诸公竭力耸动，勿轻听人言，遽变大计。务恳收回成命，以给人民之望，而系天下之重……副司令熊祥生叩。”李炳之在1916年5月10日得到陈宦在5月3日致电北京劝袁世凯退位的电文之后，马上发表《拥护中央决不听鼓(蛊)惑电》表示效忠袁世凯：“陆军部段总长，参谋部王总长钧鉴，借用唐次长定密。顷阅陈将军通电，恳求主座(即袁世凯一引者)退位，殊深骇异。吾辈始终以拥护中央为心，断不听信鼓惑谣言，现职旅第一团驻扎在重庆，其第二团之两营虽驻成都，军心可靠，请勿为念。惟此后本旅一切行动……仍恳钧座指示方针，俾资循率。毋任叩祷。李炳之叩。”尽管如此，“帝制派”还是没有阻挡住四川独立反袁的步伐。陈宦幕僚成份复杂，新旧杂糅、进步与落后并存，具有异质性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民国初期的社会是一个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期社会，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是政治层面与器物层面上出现了西方近代化因素。比如军队开始利用西洋、东洋的操典、器械。第二，这和陈宦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有关，久经官场的陈宦为了减少政治风险、左右逢源、进退有据，特意在幕僚中既安排拥袁的“帝制派”，又安插同情蔡锷的“反帝制派”。正如刘一清所说：“其他调用人员，亦夹杂有不少民党分子，如修承浩、雷飙等系蔡锷所荐。陈处处含有两套手法，能说他无所容心，是偶然巧合吗?”第三，这和陈宦的经历、背景、嗜好、情趣、价值取向有关。陈宦接受过几十年的儒家经典教育，并且考取过秀才、廪生、拨贡，但他又曾经就读于新式学堂，如湖北武备学堂、京师大学堂，而且追随锡良推行新政达8年之久，1911年初曾经到德国考察军事。可见，他本身就是一个新旧杂糅的人物。

其次，陈宦的幕僚具有浓郁的地缘与业缘色彩，体现了其地域主义与任人唯亲的用人特点。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团队具有浓郁的血缘、地缘、业缘色彩，陈宦的幕僚也具有浓郁的地缘、业缘色彩。

血缘关系在中国宗法社会中是一种最悠久、最亲密和影响最深远的人际关系，政治人物往往把血缘中的忠诚、团结带人政治领域，用人首选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员。但是血缘关系有限，况且因为地缘和血缘具有密切的联系——正如费孝通指出：“在稳定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两者是不可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与地缘的因素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所以政治精英选拔人才之时，也会考虑地缘关系。同省的人相对于他省的人更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长期生活于同一环境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语言、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在中国的地缘关系中，省界观念最为强烈。戴季陶指出：“某省者，某省人之某省也。此省界存在于国民心脑中，实一牢不可破之怪物也。中国之国民，其爱省之心实较爱国为切……然知中国人省界之深也。试以政治之分野观察之，某省而忽出一显吏，则其相援引者，必以半以上为同省之人。太平天国战后，曾国藩执政。湘人掌权，于是国内湘人同时为督抚者十五人，其它之幕僚属员无论矣。此一事也，湘人至今以为美谈而自负焉，省界现象也。合肥李氏执政中枢，而皖人附骥登龙者复盛焉。即日之政界，其若干省有执权者居枢要，则若干省之人皆得簧缘以进，而其它省无执政者之若干省，则群嫉而忌之焉。此亦有省界之现象也。”

陈宦的幕僚团队也有这种省界现象，其幕僚中两湖同乡很多，如刘一清、胡鄂公、熊祥生、王彭年、王芗臣、马贶生、修承浩、雷飙、何积祜、王奎楼等人。

陈宦幕僚群体的业缘色彩也很浓。所谓业缘，“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上下级、同学、同事、结义兄弟、有共同兴趣爱好者等一种较为广泛的关系。这种业缘关系，虽然有亲疏之分，但情感融洽，志趣相投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与血缘、地缘关系相提并论”。陈宦幕府中很多人与他具有业缘关系：刘一清是他的老部下，陈宦为新军第二十镇的统制时，他是其正参谋，陈宦为黎元洪幕僚时，刘一清是其同事，陈宦为参谋本部次长时，刘一清为参谋本部的第一局局长。张联桑、李炳之、季自求、伍祥祯、冯玉祥、刘郁芬、张之江、邓汉祥、王彭年、孔繁锦均为其老部下。胡鄂公是其在黎元洪幕府中的同事。何积祜、楼蔷庵、邓文瑗是其诗文唱和之友。

陈宦幕僚范文篇3

关键词韵味诗眼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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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第一回）。痴，可解释为：无知，傻；疯癫；入迷。如果解释为入迷的话，则对任何诗人都是适合的。任何诗人都要进入如醉如痴的境界，才能写好诗。作为鉴赏者来说，都要深“解其中味”，才能读好诗，讲好诗。

据说目前有些中小学老师讲古诗，只停留在释词译句的阶段，有的则在后面附加一条政治思想教育的尾巴，语言枯燥，令人生厌。

怎样欣赏诗歌？怎样从事诗歌教学？关键在于品出诗的韵味来。要品出诗的韵味，就要做到（一）知人论世，博学多闻；（二）不炒现饭，立足于新；（三）紧扣诗眼，咀嚼生味；（四）进入角色，引起共鸣。

（一）知人论世，博学多闻

教与学是一桶水与一杯水的关系。老师积累的学识，必须大大超过讲课的内容，才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因此不能满足于教学参考资料。平时要勤学苦练，多读一些典籍及文艺作品，还要懂点历史，懂点美学，提高文化修养，丰富生活阅历，了解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创作目的。进而理解其思想内涵和艺术技巧等，这样才能提高对诗歌的鉴赏能力。如杜牧《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如果只是简单地注译一下，就是：一根折断的戟埋在沙里，铁还没有完全锈蚀，我亲自拿起它来磨洗一番，认出是前朝赤壁的遗物。如果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孙刘联军就会失败，连二位乔夫人都会被曹操掳去，关在铜雀台上，供其淫乐。这样枯燥的翻译，还有什么味道呢？要讲得生动有趣，就要这样讲析：

赤壁有六，（黄冈、汉阳、汉川、武昌、嘉鱼、蒲圻）历代文人习惯于将黄冈赤壁当成三国赤壁。一度贬为黄州刺史的苏东坡说的“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念奴娇·赤壁怀古》）。请朱日浚曰：“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自是借山川”。也曾做过黄州刺史的杜牧也是借三国赤壁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而已。

发生在公元208年10月的赤壁之战，孙刘联军打败了曹军。诗人从反面着笔：假如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的话，那么大乔小乔就必然被俘。孔明利用曹植《铜雀台赋》的“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将高楼间的两座桥（即复道）曲解为大乔和小乔。（桥通假为乔。此事见《三国演义》第44回。）《许彦周诗话》曰：“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顾，只怕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许彦周）讥杜牧《赤壁》诗，不说社稷存亡，惟说二乔，不知大乔孙策妇，小乔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变其词耳”。诗人必须用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才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耐人寻味。

赵翼还批评此诗“不度时审势，徒作异论，以炫人耳”（《瓯北诗话》）。这种说法只是就史论史，而没有联系杜牧其人，探讨其异论之所由发。杜牧有经时济世之才，而终生寄人篱下，为人幕僚或远守僻郡，“一肚皮不合时宜”，所以特别强调东风的作用，乃暗喻自己知兵，而生不逢时，借史实以吐其胸中不平之气，即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发出的“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样的感叹，自负不凡，风格俊爽，体现了“雄姿英发”的气概。

由上可见：这首诗只有二十八字，却涉及到天文（天气预报有东南风，而不是借东风），地理（身在黄冈赤壁，而借三国赤壁以抒怀），历史、军事（赤壁之战），训诂学（桥通假为乔）和文学知识（包括三曹的文坛掌故、小说《三国演义》，文艺理论中关于塑造人物形象不必坐实地名、史实，形象思维要以小见大，才能耐人寻味等等）。可见要“解其中味”，非有渊博的学问不可。

做学问不要急功近利，有些年轻人只看了一个选注本就急于写论文，往往不全面不深刻，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应先看选注本，后看全集，才能融会贯通。如李白《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还。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如果孤立去看，难于理解其中含义。如果对照其受谗后写的《赠从弟》：“一朝辞病归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出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才理解到《独坐敬亭山》乃愤世嫉俗之语。李白看透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这首诗用的拟人手法。似乎众鸟也浅薄无情，一见到李白，就全部高飞而去；似乎孤云也世故圆滑，一见到李白，就悠然地飘飘而去。三四句偏从不独处写出“独”字的韵味：你们这些势利小人都远离我而去吧！看来只有敬亭山是我的知音，它绝不会跑掉，我在看山，山也在看我，互不厌倦。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贺新郎》）。也是点化这首诗的意境，都有睥睨世俗的无限感慨。

要解其中味还要读点历史。我听了一堂毕业班学生讲《卖炭翁》的课，讲课人是一个学习态度认真的三好学生，她能大胆尝试，就应大力肯定。但那堂课讲的枯燥无味。这不能怪她，原因之一是她不了解历史，以致未能给学生以思想上的启迪。

讲这首诗应首先讲清题目下的自注：“苦宫市也”。宫，指宫廷。市，指买东西，名词作动词。据韩愈《顺宗实录》第二卷，《通鉴》第235卷，《旧唐书》第十四卷，《张建封传》均载此事，是中唐以后皇帝对人民财物的一种野蛮而残酷的掠夺。德宗贞元（785－805）末年，派宦官到市面上购买物品，宦官请几百个狗腿子遍布热闹街坊，叫做“白望”。看到所需要的东西，就口称“宫市”，随便付一点报酬，强买强卖，公开掠夺。有些还索要门户钱（户口税）和脚钱。市民看到他们就关门逃避。这首诗就是反映这一弊政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苦、意动，认为苦。即指受到宫市之害而感到痛苦。这首诗思想较进步，但也有局限性，未反映农民的反抗精神。据韩愈《顺宗实录》：

尝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值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

白居易（772－846）和韩愈（768－824）系同时代人，不会不知道此事，足见白居易是有意这样写的。

如果了解上述历史，就能了解宫市的内涵。不然的话，学生还以为是流氓集团的个人行动，那就无法认清封建社会的反动本质。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示子yù＠①》）。我们也可以说：汝若欣赏诗，功夫在诗外。因此，要提高对古诗的欣赏能力，首先就要勤学苦练，博学多闻，广泛阅读作品，读点历史，读点美学，提高文化修养。如果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就只能是释词译句，索然寡味了。

（二）不炒现饭，立足于新

鉴赏诗歌或从事诗歌教学，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内容新颖，切忌炒现饭，老一套。但要端正方向，既要立足于新，又不能危言耸听。立足于新，首先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形势在发展，现在的教学对象变了，我们的学生思想活跃，自我意识强。价值观念在不断变化，有一股不断探索的精神，如果我们仍以陈旧的观点对学生进行说教，势必使学生产生厌倦情绪或逆反心理。

不但观念更新，知识也得更新。俗话说：“学无止境”。我们不能照本宣科地读教材，念讲稿，不能套用一种刻板的公式和结论。在教学过程中应有的放矢，灵活运用，切忌炒现饭，贵在创新意。

如《木兰诗》的教学，还像传统那样逐字逐句地讲解，学生肯定乏味，如果采取启发式教学，提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效果则大不一样。如问为什么写“唯闻女叹息”？为什么写木兰一再想念爹娘？这样写是否损害了木兰的英雄形象？为什么用四句写买鞍马？这样是否犯复？为什么只用了六句写十年征战生活等等，通过师生共同活动，学员回答，教师补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木兰诗》善于从矛盾斗争中刻划人物性格，其实写出征前的叹息，才真实感人地表现了木兰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女性身份，写征途中思念父母，才能突出其爱祖国、爱民族的进步思想战胜了狭隘的家庭观念。第一段写木兰问答用了十二句，第二段写买马用了四句，只有这样铺叙，才能渲染在国家民族斗争尖锐时刻人物的紧张心情和激烈的战斗气氛。谢榛说：“若一言了问答，一市买鞍马，则简而无味，殆非乐府家数”（《四溟诗话》）。而写十年征战只用了六句，这是因为繁简的标准取决于与主题思想的关系如何。凡与主题思想关系紧密者则详写，关系少者则略写。这首诗的主题是歌颂木兰代父从军的形象，而非写人物传记及战争经过，故详写其出征情况而略写其十年征战生活。

立足于新，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而进行的观念更新和知识更新，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更不是为了赶时髦，凭一时之见，抓住某一片面理由，就作翻案文章，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传统文化，对传统评论一概否定。如《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这对夫妻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罪恶，表达了追求男女婚姻自由的合理愿望。但汤斌先生的《＜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与父系社会家庭结构形式的瓦解》（《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却危言耸听、生搬硬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用所谓俄狄普斯情结来分析这个悲剧，认为焦母趁仲卿不在家的日子里逼儿媳通宵达旦地织布，是进行性虐待。为了证实焦母有强烈的性要求，就在年龄问题上作文章，推断焦母是一个中年寡妇，说焦母之所以排斥刘兰芝是由于“性嫉妒”，“当儿媳进门之际……于是就化为极端嫉恨的心理”，等等。我认为这样的求新是不足为法的。

（三）紧扣诗眼，咀嚼生味

所谓诗眼，是指一首诗或一句诗中最精炼最传神最关键的一个字。

古诗词教学如何做到既使学生受到思想上的启迪，而又不失语文课的特点？关键在于区分语文课和政治课的不同之处，前者是通过字、词、句的解释上升到篇章结构，即通过紧扣诗眼，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来感染学生。如讲《卖炭翁》就应着重通过“把”、“称”、“jiǒng＠②”、“叱”、“牵”、“驱”、“惜”，特别是“系”、“充”等诗眼来揭露宫使的强盗行径。

手把文书口称敕，

jiǒng＠②车叱牛牵向北。

宫市掠夺人民财物根本用不着文书，一个“把”字说明他们只是虚张声势进行讹诈。宫廷在长安城北，炭车歇在城南，宫使就大声吆喝（叱牛）着把牛车掉过头来（jiǒng＠②车）牵向北边走。“jiǒng＠②”、“叱”、“牵”写出了不容老翁分辩强行把牛赶走的横蛮无理的嚣张气焰。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牛车已被赶走，才腾出笔来写老翁的心理活动。一车炭要砍上万斤柴才烧得成，需要多少烟薰火燎？它凝聚着老翁的多少心血和希望！而今已全付之东流！一个“驱”字，一个“惜”字，把老翁那种痛不欲生而无可奈何的心情形象地刻划出来了。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系，打结；挂上也。说明宫使根本不讲道理，不讲价钱，强行把没有什么用处的库存货（二丈红绡一丈绫）往牛角上一挂，就算作了炭的价线。诗人不发一句议论，就戛然而止。老人是怎样带着又饥又困的身子回去的？他还能活得下去吗？这些问题全留给读者去思索，同时又不禁为老人的悲惨遭遇而潸然泪下，为宫使的罪恶行径而切齿痛恨！

通过上例可见，讲透了诗眼，诗的韵味自然就出来了。足见政治思想教育不是游离于课文之外的一条附加的尾巴，而是寓于教师声情并茂的对课文的理解剖析之中。

诗眼一般在什么地方呢？一般在动词上。因为动词能表现事物的发展变化，矛盾斗争，最能体现诗的意境，所以鉴赏诗，首先要在动词上下功夫。

以动词作诗眼的脍灸人口者，比比皆是。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临洞庭赠张丞相》）。“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旅夜书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行宫》）等等，举不胜举。

还有以副词作诗眼的。副词一般与动词结合起来，相得益彰。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副词）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钱塘湖春行》）。“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等。

还有不少是以形容词作诗眼的。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红楼梦》第48回香菱赞“直”字“圆”字用得好，“再找不到两个字来换这两个”。再如孟浩然尝于太学赋诗，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的诗句，使一座惊服。（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妙处也在于形容词“淡”用得极好，魏庆之誉之为“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诗人玉屑》）。至于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更是脍灸人口。有时还以介词为诗眼。如杜牧的《山行》诗云“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的诗眼是介词“于”。于，比也，胜似也。为何比二月的花还要红？在神不在貌。因为它的火红，它的艳丽，是经过抗严寒、傲霜雪的结果。满山红叶，胜似春花，不但刻划了枫林的外在美，还刻划了它的内在美。杜牧在一般人以为萧瑟的秋风中，有着独特的美的发现，表达了达观进取的生活态度。获得了高昂健康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和艺术上的享受。

也还有以数词为诗眼的。如：

郑谷在袁州，齐己携诗诣之。有《早梅》诗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齐己不觉下拜。自是士林以谷为一字师。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之六）

郑谷改“数枝”为“一枝”，这个“一”字就是诗眼。因为“一枝”是最早开的梅花，意境更新，韵味更浓。

（四）进入角色，引起共鸣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绝大部分都是抒情诗。有人认为诗学就是情学，认为诗是心灵的燃烧。所以古人读诗或低声吟哦，或漫声长吟。古人称作诗曰“吟咏情性”（《诗·周南·关雎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毛诗序》）。所以诗歌教学与鉴赏，不能只满足于释词译句。读诗也好，讲诗也好，最重要的是自己进入角色，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投入进去。如果冷冰冰地以旁观者的身份来朗读、分析、讲解，就会索然寡味。老师的一颦一笑，语言声调，无不牵动学生的心弦，师生感情同频共振，就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朗读课文切忌无精打采，有气没力。要注意声音宏亮，抑扬顿挫，以高低快慢的不同声调，展现诗歌的意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朗读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结庐在人境》）时，要把“悠然”二字拖长声调，体现陶潜那种悠然自得的心情，让学生理解陶潜那种蔑视官场寄情山水的高风亮节和优美意境。

教师要以无限深情朗读讲析歌颂祖国山河的诗篇，如王维的《山居秋溟》和李白的《望天门山》等诗篇，给人以美的薰陶和精神上的愉悦，教师在一边朗读，一边讲解，同学也不约而同地齐声朗诵，引起强烈共鸣。在这时，一种对祖国自然美的无限赞颂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要以无限深情歌颂历史上的仁人志士的豪情壮志，如对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为国牺牲精神，对杜甫的“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想”的崇高品质，都倾注着无限景仰之情，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知识，又培养了民族自豪感和积极进取精神。

总之，在中小学的古诗词教学中，如果能做到以上四点，教学效果一定会有大的提高，也能很好地给学生以思想上的启迪和艺术上的享受。

字库未存字注释：

陈宦幕僚范文篇4

关键词韵味诗眼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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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第一回）。痴，可解释为：无知，傻；疯癫；入迷。如果解释为入迷的话，则对任何诗人都是适合的。任何诗人都要进入如醉如痴的境界，才能写好诗。作为鉴赏者来说，都要深“解其中味”，才能读好诗，讲好诗。

据说目前有些中小学老师讲古诗，只停留在释词译句的阶段，有的则在后面附加一条政治思想教育的尾巴，语言枯燥，令人生厌。

怎样欣赏诗歌？怎样从事诗歌教学？关键在于品出诗的韵味来。要品出诗的韵味，就要做到（一）知人论世，博学多闻；（二）不炒现饭，立足于新；（三）紧扣诗眼，咀嚼生味；（四）进入角色，引起共鸣。

（一）知人论世，博学多闻

教与学是一桶水与一杯水的关系。老师积累的学识，必须大大超过讲课的内容，才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因此不能满足于教学参考资料。平时要勤学苦练，多读一些典籍及文艺作品，还要懂点历史，懂点美学，提高文化修养，丰富生活阅历，了解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创作目的。进而理解其思想内涵和艺术技巧等，这样才能提高对诗歌的鉴赏能力。如杜牧《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如果只是简单地注译一下，就是：一根折断的戟埋在沙里，铁还没有完全锈蚀，我亲自拿起它来磨洗一番，认出是前朝赤壁的遗物。如果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孙刘联军就会失败，连二位乔夫人都会被曹操掳去，关在铜雀台上，供其淫乐。这样枯燥的翻译，还有什么味道呢？要讲得生动有趣，就要这样讲析：

赤壁有六，（黄冈、汉阳、汉川、武昌、嘉鱼、蒲圻）历代文人习惯于将黄冈赤壁当成三国赤壁。一度贬为黄州刺史的苏东坡说的“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念奴娇·赤壁怀古》）。请朱日浚曰：“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自是借山川”。也曾做过黄州刺史的杜牧也是借三国赤壁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而已。

发生在公元208年10月的赤壁之战，孙刘联军打败了曹军。诗人从反面着笔：假如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的话，那么大乔小乔就必然被俘。孔明利用曹植《铜雀台赋》的“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将高楼间的两座桥（即复道）曲解为大乔和小乔。（桥通假为乔。此事见《三国演义》第44回。）《许彦周诗话》曰：“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顾，只怕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许彦周）讥杜牧《赤壁》诗，不说社稷存亡，惟说二乔，不知大乔孙策妇，小乔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变其词耳”。诗人必须用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才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耐人寻味。

赵翼还批评此诗“不度时审势，徒作异论，以炫人耳”（《瓯北诗话》）。这种说法只是就史论史，而没有联系杜牧其人，探讨其异论之所由发。杜牧有经时济世之才，而终生寄人篱下，为人幕僚或远守僻郡，“一肚皮不合时宜”，所以特别强调东风的作用，乃暗喻自己知兵，而生不逢时，借史实以吐其胸中不平之气，即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发出的“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样的感叹，自负不凡，风格俊爽，体现了“雄姿英发”的气概。

由上可见：这首诗只有二十八字，却涉及到天文（天气预报有东南风，而不是借东风），地理（身在黄冈赤壁，而借三国赤壁以抒怀），历史、军事（赤壁之战），训诂学（桥通假为乔）和文学知识（包括三曹的文坛掌故、小说《三国演义》，文艺理论中关于塑造人物形象不必坐实地名、史实，形象思维要以小见大，才能耐人寻味等等）。可见要“解其中味”，非有渊博的学问不可。

做学问不要急功近利，有些年轻人只看了一个选注本就急于写论文，往往不全面不深刻，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应先看选注本，后看全集，才能融会贯通。如李白《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还。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如果孤立去看，难于理解其中含义。如果对照其受谗后写的《赠从弟》：“一朝辞病归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出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才理解到《独坐敬亭山》乃愤世嫉俗之语。李白看透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这首诗用的拟人手法。似乎众鸟也浅薄无情，一见到李白，就全部高飞而去；似乎孤云也世故圆滑，一见到李白，就悠然地飘飘而去。三四句偏从不独处写出“独”字的韵味：你们这些势利小人都远离我而去吧！看来只有敬亭山是我的知音，它绝不会跑掉，我在看山，山也在看我，互不厌倦。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贺新郎》）。也是点化这首诗的意境，都有睥睨世俗的无限感慨。

要解其中味还要读点历史。我听了一堂毕业班学生讲《卖炭翁》的课，讲课人是一个学习态度认真的三好学生，她能大胆尝试，就应大力肯定。但那堂课讲的枯燥无味。这不能怪她，原因之一是她不了解历史，以致未能给学生以思想上的启迪。

讲这首诗应首先讲清题目下的自注：“苦宫市也”。宫，指宫廷。市，指买东西，名词作动词。据韩愈《顺宗实录》第二卷，《通鉴》第235卷，《旧唐书》第十四卷，《张建封传》均载此事，是中唐以后皇帝对人民财物的一种野蛮而残酷的掠夺。德宗贞元（785－805）末年，派宦官到市面上购买物品，宦官请几百个狗腿子遍布热闹街坊，叫做“白望”。看到所需要的东西，就口称“宫市”，随便付一点报酬，强买强卖，公开掠夺。有些还索要门户钱（户口税）和脚钱。市民看到他们就关门逃避。这首诗就是反映这一弊政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苦、意动，认为苦。即指受到宫市之害而感到痛苦。这首诗思想较进步，但也有局限性，未反映农民的反抗精神。据韩愈《顺宗实录》：

尝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值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

白居易（772－846）和韩愈（768－824）系同时代人，不会不知道此事，足见白居易是有意这样写的。

如果了解上述历史，就能了解宫市的内涵。不然的话，学生还以为是流氓集团的个人行动，那就无法认清封建社会的反动本质。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示子yù＠①》）。我们也可以说：汝若欣赏诗，功夫在诗外。因此，要提高对古诗的欣赏能力，首先就要勤学苦练，博学多闻，广泛阅读作品，读点历史，读点美学，提高文化修养。如果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就只能是释词译句，索然寡味了。

（二）不炒现饭，立足于新

鉴赏诗歌或从事诗歌教学，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内容新颖，切忌炒现饭，老一套。但要端正方向，既要立足于新，又不能危言耸听。立足于新，首先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形势在发展，现在的教学对象变了，我们的学生思想活跃，自我意识强。价值观念在不断变化，有一股不断探索的精神，如果我们仍以陈旧的观点对学生进行说教，势必使学生产生厌倦情绪或逆反心理。

不但观念更新，知识也得更新。俗话说：“学无止境”。我们不能照本宣科地读教材，念讲稿，不能套用一种刻板的公式和结论。在教学过程中应有的放矢，灵活运用，切忌炒现饭，贵在创新意。

如《木兰诗》的教学，还像传统那样逐字逐句地讲解，学生肯定乏味，如果采取启发式教学，提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效果则大不一样。如问为什么写“唯闻女叹息”？为什么写木兰一再想念爹娘？这样写是否损害了木兰的英雄形象？为什么用四句写买鞍马？这样是否犯复？为什么只用了六句写十年征战生活等等，通过师生共同活动，学员回答，教师补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木兰诗》善于从矛盾斗争中刻划人物性格，其实写出征前的叹息，才真实感人地表现了木兰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女性身份，写征途中思念父母，才能突出其爱祖国、爱民族的进步思想战胜了狭隘的家庭观念。第一段写木兰问答用了十二句，第二段写买马用了四句，只有这样铺叙，才能渲染在国家民族斗争尖锐时刻人物的紧张心情和激烈的战斗气氛。谢榛说：“若一言了问答，一市买鞍马，则简而无味，殆非乐府家数”（《四溟诗话》）。而写十年征战只用了六句，这是因为繁简的标准取决于与主题思想的关系如何。凡与主题思想关系紧密者则详写，关系少者则略写。这首诗的主题是歌颂木兰代父从军的形象，而非写人物传记及战争经过，故详写其出征情况而略写其十年征战生活。

立足于新，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而进行的观念更新和知识更新，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更不是为了赶时髦，凭一时之见，抓住某一片面理由，就作翻案文章，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传统文化，对传统评论一概否定。如《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这对夫妻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罪恶，表达了追求男女婚姻自由的合理愿望。但汤斌先生的《＜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与父系社会家庭结构形式的瓦解》（《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却危言耸听、生搬硬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用所谓俄狄普斯情结来分析这个悲剧，认为焦母趁仲卿不在家的日子里逼儿媳通宵达旦地织布，是进行性虐待。为了证实焦母有强烈的性要求，就在年龄问题上作文章，推断焦母是一个中年寡妇，说焦母之所以排斥刘兰芝是由于“性嫉妒”，“当儿媳进门之际……于是就化为极端嫉恨的心理”，等等。我认为这样的求新是不足为法的。

（三）紧扣诗眼，咀嚼生味

所谓诗眼，是指一首诗或一句诗中最精炼最传神最关键的一个字。

古诗词教学如何做到既使学生受到思想上的启迪，而又不失语文课的特点？关键在于区分语文课和政治课的不同之处，前者是通过字、词、句的解释上升到篇章结构，即通过紧扣诗眼，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来感染学生。如讲《卖炭翁》就应着重通过“把”、“称”、“jiǒng＠②”、“叱”、“牵”、“驱”、“惜”，特别是“系”、“充”等诗眼来揭露宫使的强盗行径。

手把文书口称敕，

jiǒng＠②车叱牛牵向北。

宫市掠夺人民财物根本用不着文书，一个“把”字说明他们只是虚张声势进行讹诈。宫廷在长安城北，炭车歇在城南，宫使就大声吆喝（叱牛）着把牛车掉过头来（jiǒng＠②车）牵向北边走。“jiǒng＠②”、“叱”、“牵”写出了不容老翁分辩强行把牛赶走的横蛮无理的嚣张气焰。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牛车已被赶走，才腾出笔来写老翁的心理活动。一车炭要砍上万斤柴才烧得成，需要多少烟薰火燎？它凝聚着老翁的多少心血和希望！而今已全付之东流！一个“驱”字，一个“惜”字，把老翁那种痛不欲生而无可奈何的心情形象地刻划出来了。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系，打结；挂上也。说明宫使根本不讲道理，不讲价钱，强行把没有什么用处的库存货（二丈红绡一丈绫）往牛角上一挂，就算作了炭的价线。诗人不发一句议论，就戛然而止。老人是怎样带着又饥又困的身子回去的？他还能活得下去吗？这些问题全留给读者去思索，同时又不禁为老人的悲惨遭遇而潸然泪下，为宫使的罪恶行径而切齿痛恨！

通过上例可见，讲透了诗眼，诗的韵味自然就出来了。足见政治思想教育不是游离于课文之外的一条附加的尾巴，而是寓于教师声情并茂的对课文的理解剖析之中。

诗眼一般在什么地方呢？一般在动词上。因为动词能表现事物的发展变化，矛盾斗争，最能体现诗的意境，所以鉴赏诗，首先要在动词上下功夫。

以动词作诗眼的脍灸人口者，比比皆是。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临洞庭赠张丞相》）。“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旅夜书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行宫》）等等，举不胜举。

还有以副词作诗眼的。副词一般与动词结合起来，相得益彰。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副词）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钱塘湖春行》）。“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等。

还有不少是以形容词作诗眼的。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红楼梦》第48回香菱赞“直”字“圆”字用得好，“再找不到两个字来换这两个”。再如孟浩然尝于太学赋诗，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的诗句，使一座惊服。（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妙处也在于形容词“淡”用得极好，魏庆之誉之为“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诗人玉屑》）。至于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更是脍灸人口。有时还以介词为诗眼。如杜牧的《山行》诗云“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的诗眼是介词“于”。于，比也，胜似也。为何比二月的花还要红？在神不在貌。因为它的火红，它的艳丽，是经过抗严寒、傲霜雪的结果。满山红叶，胜似春花，不但刻划了枫林的外在美，还刻划了它的内在美。杜牧在一般人以为萧瑟的秋风中，有着独特的美的发现，表达了达观进取的生活态度。获得了高昂健康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和艺术上的享受。

也还有以数词为诗眼的。如：

郑谷在袁州，齐己携诗诣之。有《早梅》诗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齐己不觉下拜。自是士林以谷为一字师。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之六）

郑谷改“数枝”为“一枝”，这个“一”字就是诗眼。因为“一枝”是最早开的梅花，意境更新，韵味更浓。

（四）进入角色，引起共鸣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绝大部分都是抒情诗。有人认为诗学就是情学，认为诗是心灵的燃烧。所以古人读诗或低声吟哦，或漫声长吟。古人称作诗曰“吟咏情性”（《诗·周南·关雎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毛诗序》）。所以诗歌教学与鉴赏，不能只满足于释词译句。读诗也好，讲诗也好，最重要的是自己进入角色，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投入进去。如果冷冰冰地以旁观者的身份来朗读、分析、讲解，就会索然寡味。老师的一颦一笑，语言声调，无不牵动学生的心弦，师生感情同频共振，就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朗读课文切忌无精打采，有气没力。要注意声音宏亮，抑扬顿挫，以高低快慢的不同声调，展现诗歌的意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朗读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结庐在人境》）时，要把“悠然”二字拖长声调，体现陶潜那种悠然自得的心情，让学生理解陶潜那种蔑视官场寄情山水的高风亮节和优美意境。

教师要以无限深情朗读讲析歌颂祖国山河的诗篇，如王维的《山居秋溟》和李白的《望天门山》等诗篇，给人以美的薰陶和精神上的愉悦，教师在一边朗读，一边讲解，同学也不约而同地齐声朗诵，引起强烈共鸣。在这时，一种对祖国自然美的无限赞颂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要以无限深情歌颂历史上的仁人志士的豪情壮志，如对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为国牺牲精神，对杜甫的“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想”的崇高品质，都倾注着无限景仰之情，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知识，又培养了民族自豪感和积极进取精神。

总之，在中小学的古诗词教学中，如果能做到以上四点，教学效果一定会有大的提高，也能很好地给学生以思想上的启迪和艺术上的享受。

字库未存字注释：

陈宦幕僚范文篇5

[关键词]陈崇；东佳书堂；绅士；科举；家族婚姻

一关于东佳书堂的几种讨论

在中国书院史研究尤其是关于书院起源的研究中，江州陈氏东佳书堂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诸多史家根据有关史志的记载将东佳书堂作为中国书院初创时期的代表，如毛礼锐等先生据《同治九江府志》“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才，子弟弱冠，皆令就学”的记述，提出“根据这些记载，可以认为在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中已有聚书授徒的讲学活动了，虽然还不甚普遍，规模也较小，尚未形成制度，但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已经诞生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中国教育通史》《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国教育史》等著作中的意见大致相同；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书院史》中，李才栋先生第一次用较大篇幅介绍了东佳书堂的办学情况，他指出：“从事教学活动，又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始于唐代……。唐代不但有前述的若干所后人比较简略记述的书院，还有当时人比较详细的记述，并保留了有关规章制度的书院。江西德安东佳书堂(亦称义门书院、陈氏书堂，唐代归江州浔阳县管辖)，即是一例。”李先生确认东佳书堂出现在唐代的史料除地方志外还有陈氏的谱牒。据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陈氏后裔保留下来的族谱记载，江州陈氏七世长陈崇于唐大顺元年(890)制定了一份《陈氏家法》，家法共三十三条，其中一条规定在陈氏的东佳庄设立书堂一所，以教育弟侄子姓以应科中举，期取青紫。根据这份“既非后人追述，亦非口耳相传，已被陈氏后裔世代承继刊于陈氏宗谱卷首的文献资料，足以证明在唐代已经出现了由私家举办、既藏书复教学的不同于隋唐的中央和地方官学、高于蒙学程度的新型教育机构——书院。”由此，以东佳书堂为代表，书院起源于唐代成为书院史学界得到广泛认同的一个基本观点。作为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兴起于唐代的标志之一，东佳书堂被誉为中国书院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

近年来，随着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加入，中国书院研究的视野得到拓宽，研究视角也在不断转换，关于东佳书堂的讨论也间或有新观点出现，如徐梓先生在《元代书院研究》中指出，“书院的名义最早出现在唐代，这在学术界已经有一致的认识，但书院是不是已有讲学活动，是否是教育机构，也就是说唐代是否已有名实相符的书院，现在还很难判定。”“即以声名最为显赫的义门书院(即东佳书堂——作者注)而论，现有的记载不仅不能印证地方志中的说法，相反只是说明书院这一名称的向壁虚造。”徐晓望先生在《唐五代书院考略》中更认为今人引用的陈氏宗谱是有疑问的，“唐代陈崇所建的最多是书堂，而不是书院。进一步说，陈崇是否建有书堂还是可以探讨的。”“由此看来，有些学者根据不可靠的族谱史料，将东佳书院的历史上溯至唐代是有问题的。……所谓石鼓书院、东佳书院起源于唐代的说法都经不起考证。”

如果加以细致的比较亦不难发现，陈氏谱牒与地方志书记载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相关文献在书堂的创建人及其创建时代上多有抵牾，东佳书堂兴建于唐代的真实性让人怀疑。

二江州陈氏聚居史实与《陈氏家法》的宗旨

江州陈氏始祖陈旺(生卒不详)，字天相，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因官置产，古籍于九江郡蒲塘场太平乡常乐里永清村(今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义门陈村)，“子孙因此居住，恪承祖训屡世同居，自是家益昌，族益盛。”陈氏聚居的特点是“合族共处，室无异财，厨无异馔。长幼男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畜仆夫隶焉，”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宗法制度为保障的同姓义居的大家庭。陈氏的聚居符合封建王朝以“孝道”治国，以伦理秩序为乡村治理手段的统治思想，因而多次受到封建政府的旌表。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6)诏旌其门，南唐升元元年(937)诏立陈氏为“义门”，入宋后包括宋太宗、仁宗等封建君王对其亦多有旌赐，江州陈氏成为唐至北宋时期较有影响的聚居大家族。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陈氏的聚居虽对于稳定地方秩序有一定的作用，但田畴不广、供给不足，“聚族益众，家道贫困”，地方政府在给予陈氏属于奖励性质的经常性免杂差科徭、盐曲线绢外，在荒歉之岁还要拨付一定的赋贷。沉重的经济负担让地方政府无力承担，于是在权臣文彦博、范师道等人的建议下，宋仁宗嘉祜七年(1062)，北宋政府以人口过于集中、朝野太盛为由，将陈氏分析为291庄，依派拈阉分迁江南、两直、川、浙、广、闽等地的路、州、镇，义居323年的江州陈氏经分析遍布各地，一时有“天下陈氏出义门”之说。

江州陈氏在第七世陈崇主家时已初具规模，有“曾元数百人”，成为当时人口较多的同姓聚居村落。陈崇出于对家族“将来昆云渐众，愚智不同，苟无敦睦之方，虑乖负荷之理”的忧虑，于唐大顺元年(890)主持制定了《陈氏家法》，家法对陈氏聚居的各项事务作了详细的规划，“设之以局务，垂之以规程，推功任能，惩恶劝善。公私出纳之式，男女婚嫁之仪；蚕事衣妆，货财饮食，须令均等，务求和同，令子子孙孙无间言而守义范也。”通过家法的规制和导向，使家族所有子孙世守义范，从而敦亲睦族，形成陈氏义居的宗法秩序和伦理环境，维护一个“务求和同”的乌托邦社会是陈崇制定家法的初衷。家法所列示的全部三十三条无一不是为实现这个宗旨服务的。除前文所引家法对设立东佳书堂的规定外，家法还对家族的童蒙教育定有详规：

“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月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纸笔墨砚，并出宅库，管事收买应付。”

陈氏的书屋与书堂渐次递进，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家族教育体系。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陈崇只是在家法中对陈氏家族的教育作出了规划而没有实施，东佳书堂只是陈崇在家法中的一种设想，直到陈崇之子陈衮时期书堂才由陈崇的规划和设想而变成现实?我们试着从唐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予以分析。

三绅士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与东佳书堂建置的必然性

江州陈氏从始祖陈旺定居到陈崇制定《陈氏家法》不到20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陈氏已经发展成一个经济上颇具实力的大家族。从《陈氏家法》的相关规定可知，唐大顺年间的陈氏家族已有多个庄田及道院、筮法、都蚕院等庞大的族产。而在陈崇之前，陈氏的谱牒上并没有其他重要人物的真实功名及实际官职任用情况的记载，江州陈氏的资产可能更多的是依靠族人对土地的长期经营获得的，陈崇之前的家族管理者的身份类似于唐宋时期的“富民”阶层。“富民”虽然“富”，但其本质依然是“民”，社会地位依然不高，他们只可能勤劳致富，而不能凭特权在短期内攫取大量社会财富。据研究，唐宋时期的“富民”延聘饱学之士、兴办私塾的现象较为普遍，培养子弟科举入仕、赢得乡村社会的地位与声誉、免除身家力役等都是“富民”兴办教育的出发点，“唐宋社会乡村教育文化热潮的兴起，实则与富民阶层的崛起有着很大的内在联系。也可以说，富民是推动唐宋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对江州陈氏而言，这种情况在陈崇时期发生了改变，陈崇可能是陈氏自聚居以来首位获得重要官职的“富民”，“富民”的称谓可能不再合适了，以陈崇为代表的士绅阶层已经取代富民登上了江州陈氏的历史舞台。

“乡绅”一词早在宋代即已出现，后来的研究者对乡绅、绅士和士绅等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无论是乡绅还是绅士、士绅均有一定的功名或者官职，“将本籍的官员(无论退职与现任)与科举功名获得者视作乡绅的观点成为一个主流意见”、“中国的绅士阶层实质就是‘一个以非正规权利方式控制地方事务的权力层’，即地方精英。”

绅士在国家控制和地方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连接政权与乡民的桥梁，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使其发展成为同时肩负治化与教化的双重角色。张仲礼先生在其研究中指出，绅士主要通过出任政府官职、处理各种地方事务(包括宗族事务)、担任幕僚和教职等来获取收入，处理各种地方事务被认为是“绅士功能”，“绅士通常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负有造福家乡的责任，具有完善、维持地方和宗族组织的责任，而旁人对他们也有这样的期待。”具体到陈崇而言，他是否考取功名无从查考，但被唐中央政府授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兼御史大夫，享有赐紫金鱼袋的待遇，且担任江州长史一职，官阶为从三品，确是事实。对于这个累世聚居、义不析财的大家族而言，陈崇通过家法规划了诸如蚕事衣、货财饮食的均等、和同等系列问题，为陈氏的长远发展奠定基。敦宗睦族，教化乡民，正是士绅经理地方和宗族事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又尤以兴办教育为要务。作为家族中较早获取高级官职的绅士来说，陈崇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中国绅士的地位不是来自地产，而出自对教育的垄断。由功名作为凭证的教育使绅士有资格向国家和社会提供重要的服务。”

兴办为科举业服务的东佳书堂，是陈崇——陈氏家族中的绅士——服务宗族(地方)事务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绅士这一新兴的社会阶层提高其自身社会地位，扩大其社会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是因为兴办书堂，培养本族子弟科举人仕出入官场不但能给本人带来利益，更能给家族带来荣耀，“官宦生涯不仅对官员本人是利益所在，对其家乡也同样有好处。如果某一地方的绅士中有人出仕，就会对这一地方带来很大的利益；官职越高，当地就会得到更高的声誉和更大的实际利益。如果地方或宗族对应试的考生提供过经济资助，并为他们赶考出了路费，此时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这种投资可以得到比任何其他投资更高的收益。”兴办东佳书堂是新兴士绅阶层的代表——陈崇对陈氏历史上“富民”阶层职能的继承与提升的具体表征。

从管理家族事务的角度来看，促使陈崇兴办东佳书堂可能还有以下两种因素：一是陈崇时期陈氏家族人口的迅速增长，本族及邻里姻亲求学生徒人数也不断增多，原来依家族聚居所在地而建的家塾无法满足这种需要，故需于东佳庄择别墅建书堂，这种因为教学场馆无法满足教育需要而择地新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还需要关注的是，陈氏家族是一个累世聚居的家族，为保持家族聚居的纯洁性，避免家族成员受外界不良影响干扰，其家法对于出入家族的人员、宾客都有较为严格的管理要求。江州陈氏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被明太祖朱元璋称为“江南第一家”的浦江“义门”郑氏，亦是一个合族同居的大家族，郑氏制定的《浦江郑氏义门规范》对此外来宾客等也有严格规定：“亲宾往来，掌宾客者禀于家长。当以诚意延款，务合其宜。虽至亲亦宜宿于外馆”。陈氏之所以要于居之左二十里的东佳庄建书堂可能是担心外地寄止修业者与本族族人杂居一处，既不易管理，更容易生出事端，从而影响本族聚居。至于自中唐以来，进士科地位的上升，社会对诗赋在科举考试中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为提高家族子弟的诗赋水平和科举成功率，陈崇选择远离人口稠密的聚居村庄而在风景绝佳的东佳庄建书堂可能性的论证笔者已有专门的论述，不再赘言。

四科举制度与东佳书堂兴办的紧迫性

“大传统与小传统在村落中的互动本身是一种文化创造的过程，是在小传统的基础上对大传统某些因素进行的选择。”科举取士制度自隋朝开创至唐代逐步完善，并日益成为影响中国士人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大传统。围绕科举取士制度，逐渐形成了包含教育、经济等因素在内的科举场域，“在参与科举场域的各种力量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士人主要依靠是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主要是通过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来获得。……最典型的是家族或者宗族对士人读书应举的帮助”，对于聚居家族而言，从维护家族稳定，促进家族兴旺的角度出发，举办家族教育的目的就是对科举这个大传统的主动适应，这是因为“一个宗族的实力常常取决于做官族人的人数和他们官职的重要性”。江州陈氏的先祖曾为显赫的皇室(南北朝时期的陈朝)，“曾经依靠王族地位而享有政治特权的陈氏，(因战乱)被永远剥夺了世袭地方高官职位待遇”，要振兴家族的声威，试图恢复陈氏在历史上的影响，对于一个已经没有任何背景的家族而言唯一的出路就在于通过科举从本族中不断向朝廷输送人材，科第簪缨，获取高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陈崇创建东佳书堂正是迎合陈氏家族的这一迫切需要，他在家法中对陈氏弟侄子姓“稍有学成应举者”的规定明确了东佳书堂为科举服务的办学宗旨。

事实上，东佳书堂的科举训练业取得了令人称异的成效，多有溢美之词的陈氏家族登科名录固不可全信，但徐锴《陈氏书堂记》的记载值得注意，“自龙记以降，崇子蜕，从子渤，族子乘登进士第。近有蔚文，尤出表焉。曰逊、曰范，皆随计矣，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名立者盖有之。”“龙记”为唐昭宗年号，为889年，比陈崇制定《陈氏家法》的大顺元年还要早1年，这说明在陈崇制定家法前后，就有陈氏的子弟如陈崇之子蜕、从子渤等考中进士。“古昔盛时，虽二十五家之间巷亦有塾，闾内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处者，必受教，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后世虽休明之朝，亦惟郡县有学居之，远于城廓者，子弟无从而至焉。”陈氏当时选择的聚居之地由于避祸之需，远离江州郡治200余里，脚值甚是不便，加之唐代官学的种种限制，子弟的科举教育问题只能是依靠陈氏家族自身来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兴办家族学校。从《陈氏家法》制定前后即有子弟考中进士的情况来看，陈氏应该在家法制定前就有为科举服务的家塾。这个家塾还不是后来的东佳书堂，它或许就位于陈氏合族居住之地，也没有正式命名，只是当其发展到陈崇主家之时，由于家族经济发展、聚居人口和修业者日益增多及迎合科举考试需要、更好地提高科举成功率等诸方面的原因，陈崇才将这个没有正式命名的家塾搬迁至东佳庄，并在家法上称其为书堂。在此，陈崇只不过是顺应了家族和唐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扮演了将陈氏的家族教育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角色而已，这也是我们认为东佳书堂的创建时间应为唐代的原因之一。

五江州陈氏的婚姻关系与东佳书堂创建的必要性

陈崇制定家法时，陈氏已经存殁十一代，子孙众多，有曾玄数百人。要维持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聚居大家族繁衍生息，首先要解决的是家族成员的婚姻问题。“婚姻之际，人之大伦也”。古代生民虽然无法在科学上解释近亲通婚的不利之处，但已经注意到近亲婚姻的巨大危害，禁止同姓通婚几乎是所有聚居家族的共同行为。如从五代时期开始聚居的江西乐安流坑董氏在其规定中规定，“生殁葬娶，四者皆重。……婚姻一节，吾宗素严。”对违反同族不能通婚族规的家族成员，董氏将实施在封建宗法社会里最为严重的“黜族”惩罚。据研究，直到民国年间流坑董氏仍对以下三种婚姻情况实施“黜族”的制裁：1)与本村住祠堂中的外姓佃(奴)仆结婚；2)本村同姓男女通婚，尤其是不能与本姓的孝妇结婚；3)未履行请媒、送贴等正规手续而自行婚配者不予承认，且行“黜族”。清末浙江余姚兰风魏氏的宗规规定对族人同姓通婚者或娶同姓醮妇者，本房应从速禁阻。若倔强不遵，则应重办；对事前隐瞒事后发觉者，要予以斥革，不得人谱，对知情的房长也要一体重办。从封建宗法伦理的角度来看，同姓通婚最大的危害在于容易造成长幼辈份秩序的混乱，“同姓的男女，即便绝无血缘关系，要是结婚，也会被视为‘以兄妹为夫妇”’。在一个累世聚居、人口众多的家族中，房系庞杂，不同房系之间可能出现“爷孙同龄”、“姑侄同年”的现象，允许同姓通婚则极有可能出现所谓的“乱伦”情况，这是强调伦理秩序的宗法家族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对于聚居家族而言，与邻近异姓村落缔结良好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陈崇制定的《陈氏家法》对家族的通婚对象等内容没有较多涉及，但于陈崇之后陈氏所制定的《陈氏推广家法十五条》对此则有较严格的要求，“姻亲不可攀援。若娶妇有所攀援豪门之女，骄奢傲慢难以钳束。嫁女有所攀援豪家之子，纵横侈肆，难以交际，俱非所宜。但于门户相对，嫁娶得称。”封建家族之所以强调“子孙娶妇者，亦须择其相称，方族娶之”，其出发点在于妇道实在是维系家族发展的根本之一，“妇道乃家之所由盛衰，须详访择。……保我宗嗣，成我家业，咸托于妇，可不慎欤?”要得到其他邻近村村落在通婚及通婚对象上的支持，以维持家族的婚姻关系和促进家族稳定发展，江州陈氏认为应给予邻里一定的帮助，“宗族邻里贫富不同，富之济贫古道也。贫者窘迫称贷与我，当即与之，以济贫其急。勿责之以相偿之期，听其自来，即催之亦勿加逼迫，彼岂无敢，则不负我矣。……至于其有疾病也，扶之；有死丧也，济之；有横逆祸患，代之驱逐之；有冤抑莫伸，代为辨白之，此又宽大之仁，王者之教也，子孙不可不知。”在曾元有数百人之多、家族婚姻压力较大的情形下，我们有理由相信陈崇在主家时就兴建了东佳书堂，书堂除主要为本族子弟提供教育外，还“在子弟教育方面向邻村伸出援助之手，以示友好，这种意图富有积极意义。”从《陈氏家法》中规定东佳书堂负有“应宾客寄止修业者并延待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的职责来看，书堂的确还负有帮扶邻里的作用，在东佳书堂求学的外来“寄止修业者”大多应该是陈氏家族的邻里姻亲。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所有的家族或村落都有举办为科举服务等高层次教育机构的实力，堂庑楼舍的建设、师资的薪俸、图书的购置、生徒的日常开销等巨额经费不是一般普通村落所能负担的。徐锴在《陈氏书堂记》的结尾部分介绍他为陈氏作记的原因时说，“门生前进士章毂尝从(陈氏书堂)肄业，笔而见告，思为之碣，”章毂可能是在书堂受业的陈氏姻亲中的一个。他也有一篇《东佳书院记》，记中写道“予顾东佳之名而思东佳之义，益信陈氏之长发其祥也，又何喙喙欤?义门之子曰恭、寰、东，三公自南昌来郡，而叙之话，言予心悠悠，契其庭教，想其宗旨，于是不遑乐为之记。”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为解决家族的婚姻问题而努力搞好乡邻关系，向邻里乡族提供包括教育等在内的各种帮助，这是唐代陈崇创办东佳书堂的一个出发点。而“乡邻化其德，狱讼为之衰息”的情形也为陈崇的举措作了最好的注脚。作为维持家族聚居手段之一的书堂实施对姻亲子弟的有限开放，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她的存在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家族及其教育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向。

六两个尚待验证的假设

从士绅的作用、科举制度影响和家族婚姻关系等三方面来看，我们认为陈崇为江州陈氏东佳书堂的兴建者。但徐锴在《陈氏书堂记》中言之凿凿，称陈衮“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居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很明显徐锴认为陈衮是东佳书堂的创建者。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徐锴将书堂创建之功记于南唐时期的陈衮名下呢?我们推测有以下两种可能：

陈宦幕僚范文篇6

关键词：曾国藩；湘军；道德践履；人格魅力

清王朝依靠八旗兵定鼎中原。但入关后八旗兵逐渐腐败，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已不可用，只好依靠改编的汉人部队即绿营。绿营在乾隆年间也和八旗兵一样腐败。到嘉庆年问，历时九年的川陕白莲教起义，就是依靠团练才镇压下去。咸丰初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王朝也只有继续依靠地方武装，任命团练大臣办团练。曾国藩就是咸丰帝任命的在湖南办团练的大臣之一。后来湖南的团练由曾国藩统帅出省作战，发展成为湘军。

曾国藩对绿营的腐败有深刻认识，他说：“以今日绿营之习气，与今日调遗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一心一气，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曾国藩全集》第21卷第186页，岳麓书杜，1994年版)曾国藩彻底否定了绿营。按照新的建军机制组建湘军：由统帅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什长招募勇丁。曾国藩把这种方式组建的湘军比作“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叶，皆一气贯通。”(《曾国藩全集》第10卷第632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由于层层招募，组成“这棵树”的是利害相关、思想相通、地域相同、社会关系相近的人。维系“这棵树”生存的不是普通军队的组织纪律。而是家族、亲朋、师生关系。湘军的招募制，使“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受其么惠。”(《曾国藩全集》第10卷第632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湘军还有另一条原则，如果统领、分统、营官去位，其统部队一般要解散。由新统领或新营官去重新组建。这就使得湘军各护其长。心怕头头去位后在重新组建中地位降落影响前程，甚至被斥退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湘军的这种建制，虽然克服了绿营的许多恶弊，但也因层层招募、层层隶属，造成只听命于直接长官而难以统一指挥的困难。

然而，湘军的这种建制，并没有影响曾国藩作为最高统帅的统一指挥。如果不是这样，湘军就不能镇压太平天国，清廷也就不会对曾国藩既恨且忌。李鸿章在《曾国藩神道碑》说：“公治军，谋定而后动，折而不挠，重如山岳。诸将化之，虽离公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这话并非溢美。曾国藩不仅在军时将士听从他的指挥，即使守制离开了军队，清廷的命令他们可以不听，但曾国藩“一纸千里赴急”。(引自朱安东《曾国藩传》第33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湘军将士之所以听从曾国藩的指挥。其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如他见识远大、高人一等的战备眼光使人折服，如他的政治地位具有领衔奏事保举官员的权力而使人随从，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道德践履，是他的以德感人。对此不论是曾国藩同时代的人，还是后人，都有颇为一致的评论。如作为曾国藩幕府中的“通今之才”容闳。他在《西学东渐记》中评论说：“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平定此大乱，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挥若定，全境肃清者，良以其才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

世界上对人征服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外力控制，威逼加利诱，它凭藉的是权势；一旦权势衰退，这种征服便化为乌有。另一种是内心征服，使人心悦诚服，它凭藉的是高尚人格，是道德感动。曾国藩以他的道德践履和高尚人格去感动湘军将士，使他们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指挥。湘军将士特别是那些学养深厚的将士，无论心腹与否，无不奉曾国藩为道德圭臬。李鸿章、容闳、薛福成、黎昌庶这些心腹知己自不必说，即使与他有隙甚至交恶的李元度、左宗棠也莫不如此。曾国藩逝世，与之交恶的左宗棠挽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勿负平生。”李元度数次为曾国藩所参，曾国藩逝世，他长歌当哭，撰文祭曰：“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如我。地拓海容。”郭松林的一首挽联则更具体地表现了曾国藩以德感佩湘军：“伟业冠古今，满而不溢，高而不危，统求国计民生，先忧后乐；荐贤遍天下，功则归人，过则归己，若论感恩知己，异口同声。”

以德感人，这种征服是情感的征服，是内心的诚服，这种征服后来被生于韶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伟人称为“大本大源”。正因为它是“大本大源”。所以是最强大的、最持久的。曾国藩“德业文章，炳耀环宇”，不仅在当时“虽妇孺亦感佩其为人”；(龙梦孙《曾文正公学案序》，《曾文正公学案》)即使在今天，其高尚人格也使人感动至深。曾国藩以德御军。其高尚人格的道德践履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述之，主要是“忠、恕、廉”。

忠是理学最高的道德准则。理学认为。道德伦理是理的体现。理，“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刘元承编《二和遗书》卷十六)曾国藩发挥说：“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则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曾国藩全集》第14卷第13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忠无疑是他践履的最高道德准则。早在京官时期。严格深厚的理学修养就使他从谋求个人和家庭的发展升华到了谋求国家发展挽救清朝倾堕的境界，冒死上“三疏”，为国忘身忘家就是明证。太平天国爆发，清帝国风雨飘摇，是忠使他以一介书生投入血与火之中，组建了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殊死斗争。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对清帝国的忠集中体现在“三个不顾”。

不顾性命。曾国藩墨从戎，从荷叶塘踏上赴团练大臣任的第一步，就下定了效命疆场的决心。就任长沙，曾国藩在《与州县公正绅耆书》中就发表就职宣言：“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以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以后，曾国藩曾多次表白誓死效忠的心迹。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不仅表现在疆场视死如归，更表现在他为朝廷的根本利益而不顾性命屡屡对抗旨意。咸丰三年，衡阳练兵未就，咸丰帝就催迫出师，曾国藩几次抗旨。即使在咸丰帝震怒的情况下仍冒死上疏陈述不能立即出师庐州的五条理由。咸丰八年，曾国藩再次墨从戎，为坚持“重扼上流”的战略方针。曾国藩又一次抗旨。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曾国藩屡屡抗旨，或者是羽毛未丰就从衡阳贸然出兵，或者是放弃“重扼上流”的战略决策，太平天国后的清朝历史或许就要重写了。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曾评曾国藩成功在于“坚决不动摇，排众意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卒以此，由学力胜也。”在这里，王安定只讲了原因的一部分，曾国藩的成功不仅在学力，还在忠心。没有忠心，没有把国事看作家事的精神，曾国藩是断不会屡屡抗旨的。

不顾名声。作为一个正直的士大夫。作为一个理学家，名声的重要不亚于生命甚至高于生命：为捍卫名誉而放弃生命的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比比皆是。曾国藩就曾说过：“然君子爱惜名声，常存水渊惴惴之心，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多，不能不慎修以远罪。”(《曾国藩全集》第20卷第841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然而曾国藩为挽救清朝危亡。往往置个人名声于不顾。为镇压湖南农民起义，他杀人如麻，落了个“曾剃头”的恶称。针对官场优容苟安、不白不黑、置国事不顾的情况。曾国藩不惜落侵官越权之恶名。衡阳练兵未就，咸丰帝命他出兵拯救安徽，曾国藩抗旨，致使座师、湖广总督吴文死事。这更要负忘恩负义的骂名。后来曾国藩办天津教案。他谋国安危不顾讥议纷起，不顾损害镇压太平天国而获得的隆誉，不顾卖国贼的骂名。正是为履行忠这一最高道德准则而不顾个人名声的继续和集中体现。

不顾疑忌。清王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人实行严密防范的既定政策，从来不轻易授汉人以实权。对曾国藩也是如此。清王朝对曾国藩是既利用又疑忌。咸丰四年。曾国藩克武昌，咸丰帝在屡闻败奏的情况下闻此捷报十分兴奋，一喜之下赏给曾国藩一个二品顶戴，署湖北巡抚。当时一军机大臣对咸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数万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帝王将相闻此言“默然变色者久之”，(薛福成《书宰相有学无识=》，《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下卷第7页)终于收回成命，曾国藩因此客位虚悬。处在既要筹措军费又无实权的尴尬境地。后来曾国藩欲以守制挟请地方实权。然清廷在局势好转的情形下竟顺水推舟，允准曾国藩守制。直到咸丰十年，江南大营再次被击溃，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才给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清廷虽然授给了曾国藩实权，但对他既利用又防范的政策没有改变，仍用各种方法加以抑制。或者利用湘军派系。如在左宗棠与曾国藩不和而袒左抑曾；或者利用督抚矛盾。如在沈葆桢与曾国藩争厘金而袒沈抑曾。攻克天京时，更是借天京金库和幼天王逃走事对浴血奋战的曾国荃严厉呵斥。以通过抑荃以抑藩。曾国藩本人对清廷对他的这种防范抑制态度自然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当他听到湘军攻克天京的消息后，绕室彷徨，彻夜不眠。自己效忠的政权竟对自己百般猜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与悲剧。即使是这样，曾国藩仍未改其初衷，他对忠这一最高道德准则的践履仍是那样的沉溺与执着。

矢忠君国本是湘军的群体意识，特别是高级将领的群体意识。曾国藩作为湘军统帅，他对忠这一最高准则的践履。无疑会使湘军将领乃至整个湘军将士的矢忠意识得到强化。感动和激励他们为拯救面临灭顶之灾的清王朝而效命。胡林翼为曾国藩的忠心所感动，他开府湖北握有地方实权。对曾国藩有求必应。无所顾惜。郭嵩焘感叹：“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视此身如鸿毛，不自今日始也。”罗泽南说：“天苟未亡本朝，此老必不死。”(引自孟易醇《曾国藩传》第13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曾国藩效忠君国不仅感动着湘军将士，也感动着湘军以外的许多官僚，如广东花县人骆秉章。靖港之战，湖南臬台商量，请骆秉章劾奏曾国藩，骆秉章回答说：“不可，国藩谋国甚忠，当静待之。”(印章鸾《清鉴》下册第64，7页)后来湖南成为湘军后方和军需基地，骆秉章发挥了重要作用。

恕是儒家最重要的伦理原则。《论语·里仁》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国藩作为一个理学家。不但继承了儒学恕的思想，而且从理学高度对恕进行了更深刻的阐述，他说：“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曾国藩全集》第20卷第1394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曾国藩在这里把设身处地的待人原则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这一原则是他终身恪守的。在统帅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就是通过践履这一道德原则来处理与同僚与部属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从而把他们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曾国藩这一时期对恕这一道德原则的践履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宽容。最能体现曾国藩宽以待人的，是他与左宗棠的关系。左宗棠，湖南湘阴人，恃才傲物，自称“今亮”；但屡试不中，居乡里，四十一岁才人佐湖南巡抚张基亮。锋芒毕露而又科场失意的左宗棠对为人拙诚、科场得意、官运畅通的曾国藩很是轻视。他们那时虽非同僚却是同乡，见面时常有龃龌。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妾洗脚，笑日：“为如夫人洗足”。左宗棠反唇相讥：“同进士出身”。有一次。曾国藩出一上联：“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嵌了进去；左宗棠对下联：“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这些虽是传言，却也反映了二人的早期的不谐关系。但曾国藩对左宗棠一直是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左宗棠的大器晚成，终于出将入相，离不开曾国藩的保荐之功。

左宗棠曾为巡抚骆秉章代拟奏折，劾请将私役兵弁、挪用公款的樊燮撤职查办。樊燮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为劣幕，咸丰帝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咸丰十年，左宗棠被迫离开骆秉章抚幕。后来因胡林翼、骆秉章上疏又得肃顺进言，案子才得以了结。这时左宗棠只得投向驻军宿松的曾国藩，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不久，奏准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帮办军务。曾国藩又让左宗棠回乡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让他掌握军事实权。几个月后，曾国藩上奏左宗棠战功，使他晋升为三品京堂；成丰十一年，又奏准改襄办军务为帮办军务。第二年，又奏请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不久，左宗棠被任命为闽浙总督，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要知道，三年之中曾国藩对左宗棠四次举荐，使他从一个被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是在二人存在嫌怨的情况下进行的。二是自省。反躬自省的道德修养，曾国藩在做京官时就狠下了一番功夫。与人有隙，不管是友人、仆人还是家人，他都是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都是反省自己。到了统帅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时候，更是把反省精神推及治国平天下。对于处理湘军与地方的关系，曾国藩总是告诫部下。军队要主动。如他告诫蒋学凝说：“地方官挟嫌构衅。在所不免，然军营每至各县，其初须力禁骚扰，其继须奖借官民。若既不禁骚扰，又不能奖借，而反苛责之，怨詈之，则官民之责我骂我。百倍于军中之责彼骂彼。”(《曾国藩全集》第13卷第300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而最能体现曾国藩自责精神的。还是他处理江西巡抚与他争厘金的事。

湘军是一支自筹军饷与太平天国作战的部队，曾国藩曾几次言及。湘军不难及筹兵而难在筹饷。曾国藩客位虚悬的艰难主要也是难在筹饷。他与地方的矛盾主要也是因为筹饷引起的。咸丰十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客位虚悬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但由于长年战争，满目疮痍，军饷的筹措仍十分困难。到同治元年围攻天京时，曾国藩所统湘军已达12万，每月食米需5万多石，而这时米价昂贵，每石米银价已在白银3万两之外。曾国藩筹措军饷十分焦急。但就在这时，却发生了江西巡抚沈葆桢与他争厘金的事。

同治元年十月，沈葆桢奏准截留江西漕折银5万两，又将九江的关洋税截留。而这时湘军已发生因无饷溃逃的事。同治二年，沈葆桢再次截留江西厘金，而这时正是攻破金陵前两个月的关键时刻。而“营中竟有食粥度日者”(《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13页)曾国藩担心因缺饷哗变而功亏一篑，万不得已才上《沈葆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饷摺》，在摺中列举了沈葆桢截留江西厘金不当的三条理由：

1、江西军饷状况优于湘军，江西发八成，湘军只发四成；江西欠饷五个月。湘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

2、按权属，巡抚应由总督节制；按事属，厘金应由总督直接主持。

3、按情状，在军事危急之际，同寅应患难相恤，有无相济。

沈葆桢与曾国藩争厘金。完全是沈葆桢不顾情理、恃才做上引起的，曾国藩没有过错。即使是这样，曾国藩仍然反省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急躁。在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和十八日的日记中他描述自己的焦急心情后内省道：“皆由平日于养气上欠下功夫，故不能不动心”；“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理，而鄙怀忿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偏激、痛自刻责惩治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三是自悔。曾国藩被湘人称为“乡圣”，但它到底不是圣贤。他虽然待人宽厚。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也有过头的时候，如他几次参奏李元度。人非圣贤，敦能无过?一个道德修养高深、道德践履踏实的人与一般人的区别。不在于有无过错，而在于对于过错的态度。曾国藩对于参奏李元度之悔，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他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恕的道德原则的践履。

曾国藩曾三次参奏李元度。第一次是咸丰十年的徽州之失，因曾国藩的参奏，李元度被革职微宁地太广道之职。革职后，李元度不经请示，径自回乡招募了一支千多人的队伍。取名叫“安越军”。咸丰十一年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军援鄂有功，经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奏请，赏还按察使原衔；旋入江西有功，经巡抚敏科奏请加赏布政使衔；这年九月，因浙江巡抚王有龄许诺官升藩司，李元度不顾胡林翼劝阻，改换门庭，投向王有龄，同治元年正月得补浙江盐运使兼布政使。二月又擢升浙江按察使。就在李元度擢授浙江按察使的上谕发出后的第十九天即二月二日，曾国藩第二次参奏李元度虚报战功、援浙不力，结果使从厄运中解脱、苏复的李元度再罹恶运。被革除新授的官职交左宗棠差遣。这年的五月十七日，曾国藩在参奏“私行远扬”的陈由立和贪生怕死、扰乱地方的总兵郑魁士的同时，参奏李元度和郑魁士一样。都是薄有时名、轻于去就。

曾国藩参奏李元度失之过严，有违恕道。首先，李元度并非一个朝秦暮楚、背信弃义之人，他之所以投向王有龄，是因为他急于走出厄运。不是对曾国藩情感上的背叛，这从后来他与曾国藩交往以及为曾国藩所作的挽联可以看出。其次，李元度有功于曾国藩和湘军，这正如曾国藩在“三不忘”中所育，在曾国藩的几次困境中。李元度都给了他可贵的支持。再次，带兵非李元度所长，但咸丰十年强之带勇的正是曾国藩自己，徽州失守曾国藩也难辞其咎。第四，李元度虽然措军不当，但守徽州身先士卒，“身卧城头，竭力堵御”，绝非贪生怕死、弃城逃命的郑魁士之流。

对于那样严厉参奏李元度特别是把他与陈由立、郑魁士一同参奏。曾国藩后来十分后悔。随着地位的越来越显赫，这种后悔的心情也越来越强烈。同治四年曾国藩在《加李翰章片》中写道：“次青之事，鄙人负疚最深。在军十年，于患难之交，处此独薄。近岁事机大顺，悔之无及。”曾国藩的自悔，从史料看始于同治元年。这年正月，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二月又交部从优议叙，这时被他严参的李元度仍寄来情真意切的贺禀，曾国藩看后悔意无穷，三月二日在日记中写道：“因李次青来一贺禀，文辞极工，言及前此参奏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觉有不安。”此后。曾国藩在书信、日记中多次表现了自悔之意并采取了补救措施。如同治元年六月。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余平生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同治三年，曾国藩给清廷上《密陈录用李元度并加恩江忠源等四人摺》，摺中有“三疚”之说。其中“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官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年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臣对之有愧，不得不略陈一二，上干圣听”的话，确为真诚悔过之言。十一月，曾国藩将上奏的事写信给李元度：“往者患难相从，为日最久者，于今己无多人，而事会乘除。乖违素志，尤觉钦钦抱歉，不能自己。”(《曾国藩全集》第27卷第4829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向李元度表示了道歉。

廉曾国藩做京官的时候。就把廉作为做官的根本。从那时起曾国藩就立志做一个清官。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他在写给弟们的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无失言。”(《曾国藩全集》第19卷第18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曾国藩立下的这一志向，他恪守奉行终身。做京官的时候，他从不轻易受人钱财；任圃练大臣组建湘军，他提出“不要钱，不怕死”；后来统率湘军出省作战。经他的钱粮无数。他不妄取一丝一毫。他在湘军将士面前塑造的廉洁人格形象，形成了巨大凝聚力。这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和把廉作为做官的根本一样。曾国藩把廉作为治军的根本，他以廉自律，以廉律下。曾国藩统兵在外，给家里寄钱很少，他在成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家书中写道：“余寄一百五十金还家。以五十金济亲族，此百金恐尚不敷家用。军中钱粮。余不敢妄取丝毫……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

“惟俭可以养廉”(《曾国藩全集》第13卷第290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曾国藩总是把俭与廉连在一起来说。曾国藩虽然是湘军最高统帅。官居要职，权倾天下。但他生活十分俭朴。食，他粗茶淡饭，每餐仅一荤，即使做了大学士也是如此，被人称为“一品宰相”。穿，他身为宰相，而衣服不足三百金。穿的是布衣布鞋。都是家人做的。30岁生日，做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舍不得穿，只是在有喜事庆贺或过年时才穿。到逝世时，这件马褂还和新的一样。住。他平生以起屋买田为仕宦恶习。他曾委托弟们在家为他侈理旧宅作养老之用。但他弟弟曾国茎、曾国潢却违背他的意愿修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富厚堂。曾国藩对此大为恼怒，他写信谴责曾国荃说：“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易孟醇《曾国藩传》第47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后来曾国藩果真终于任所，未踏进新屋一步。曾国藩住所中的摆设也十分俭朴，摆在书房中的书箱每箱不过数百文。曾国藩的一生是俭朴的一生。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以后，生活安定了，他仍为打了一把银壶而自责，为买一部《十三经注疏》而反复权衡书价贵贱，为家中入不敷出而焦心。

对于曾国藩的廉洁俭朴。他的幕僚和湘军将士无不钦佩。容闳在《东学西渐记》中说：“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平定此大乱，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挥若定。全境肃清者，良以其学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当时七八个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皆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若是，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权威，财政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自肥其亲属。以视后来彼所举之李文忠，不可同日而语矣。文忠绝命时，私产四千万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肃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曾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谓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