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出范文10篇

产出范文篇1

(一)圣路易斯方程的提出和发展研究货币与实际产出之间关系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货币和实际产出进行回归检验。最早也是最简明的货币—产量回归模型，是由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局的Anderson和Jordan于1968年完成的。因此，产量对货币的这一回归方程在宏观经济学中就被称为圣路易斯方程。最初的圣路易斯方程，Anderson和Jordan(1968)最初选择基础货币作为货币行为变量，用名义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方程不能直接确定由货币引起的名义收入的变化是实际收入的变化还是价格水平的变化，所以就不能准确判定货币与实际产出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2］Leeuw和Kalchbrenner(1969)认为，美联储无法控制基础货币中成员银行的借入储备和流通中的通货存量。同时，基础货币相对方程因变量名义GNP的变化不具有外生性;［3］而Davis(1969)坚持认为货币通过利率而非通过基础货币或货币存量影响产出，因此选择基础货币作为货币政策行为变量是不合适的。［4］Batten和Hafer(1983)将圣路易斯方程用来做跨国比较检验，该方程可以解释6个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对名义收入的影响，为该方程更广范围的使用打下基础。［5］(二)关于中国圣路易斯方程的实证检验国内学者对货币的产出效应认识基本一致。多数学者认为，货币供应量波动与产出波动在长期以来存在着稳定的相互影响。孙立(2003)根据圣路易斯模型构建包含货币政策变量和财政政策变量的基本方程，运用多项分布滞后模型，检验两种政策对名义产出的影响效应。他认为适度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并不次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促进作用，甚至效用更加明显。［6］郑超愚与张燕(2005)运用圣路易斯方程来建立中国财政赤字缺口与产出缺口的政策响应函数，同时描述中国经济波动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动过程。结果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或者具有适应自然经济波动的被动调整倾向，或者构成导致和维持经济波动的基本政策因素。在包含货币政策效应时，中国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效应有所增强，然而其反周期操作的超前干预能力减弱。［7］刘霞辉(2004)认为在中国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频繁的货币供给量波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8］国内对货币供应量变动影响产出变动的传导机制研究。战明华与李生校(2005)利用1995－2003年的季度数据，通过构建多项分布滞后模型和VAR模型，来检验不同口径货币对产出的影响，分析结果认为由于M2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变化不仅影响总需求，而且还通过投资影响总供给。因此作为广义货币供应量的M2对产出变化具有实质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具有持久性。［9］张茵与万广华(2005)发现货币波动只是被动适应产出和价格的变化。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价格预期的变动。预期变动不单强烈地影响真实产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货币波动。［10］本文认为应当重新估计和检验中国圣路易斯方程，利用季度数据和多项分布滞后模型来探究货币与实际产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货币产出效应的滞后长度。

模型、数据选取和技术说明

(一)分布滞后模型说明本文货币产出回归的计量基础模型采用分布滞后模型(DistributiveLagModel)。分布滞后模型主要用来研究经济变量作用的时间滞后效应，长期影响以及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用于评价经济政策的中长期效果，属于动态计量分析的范畴。一般的分布滞后模型:Yt=α+β0Xt+β1Xt－1++L+βmXt－m+μ模型形式上与一般多元线性回归相似，但因为滞后变量和滞后期长度难以确定，两者的参数估计有所不同。本文运用阿尔蒙多项式法来进行参数估计，在2阶阿尔蒙多项式，将滞后期长度取到4期。考虑圣路易斯方程的一个例子:ΔlnYt=C+aΔlnMt+a1ΔlnMt－1+a2ΔlnMt－2+a3ΔlnMt－3+a4ΔlnMt－4+bT+c1D1t+c2D2t+c3D3t(2)其中:Yt，Mt分别代表t时刻实际总产出和货币供应量，是模型的主要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Mt－1，Mt－2，Mt－3，Mt－4分别代表t－1，t－2，t－3，t－4时的货币存量，以考虑货币对产出的滞后影响;C，T分别代表常数项和时间趋势，以解释实际产出增长中的长期趋势;D代表季节虚拟变量，以控制变量中有规则的季节变动。由于研究数据是季度数据，所以本文设计三个虚拟变量，来区别一年中的四个季度。(二)数据选取本文所采用的主要变量是实际产出和货币供给量，用实际GDP来代表实际产出，而采用流通中的M1和M2来代表货币供给量。样本时间区间为1994年1季度—2011年2季度，其中货币供给量的样本值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统计概览》。根据说明，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的含义是:M0=流通中的现金;M1=M0+活期存款;M2=M1+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而GDP样本值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季度数据库》。1994—2011年之间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通过计算，得出以1990年价格为不变价的实际GDP。在换算过程中，通过计算当年的GDP平减指数，在把各个季度的名义GDP，折算成实际GDP。关于货币供给量的选择采用M2还是M1，国内外学者存在一定的争议。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相比M1更为重视M2。国内学者认为，中国的金融发达程度比较低，货币传导机制不畅，M1比M2对经济指标的解释力更强，建议以M1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在本文的实际计量中，将两者都纳入研究范围，寻找更合适的指标采用到模型中来解释实际经济波动。(三)计量技术说明圣路易斯方程变量的滞后期通常采用多项式分布滞后(PolinomialDistributiveLagModel)技术确定。在实际建立多项分布滞后模型时，最为关键的是多项式阶数的确定，既可以采用最小二乘回归也可以避免多重共线性。Charfi和Guermazi(2012)在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基础之上，采用月度数据使用似不相关回归方法(SeeminglyUnrelatedRegression)来研究名义汇率传递对国内价格和货币政策的影响。［11］根据本文的实际情况多项式选择2次，滞后的阶数为4，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估计模型参数。(四)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的优点在于可以直观的揭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与动态变化特征。从图1可以看出，不同口径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相关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M1与GDP的增长率波动方向基本一致，时间上也较为同步;M2与GDP的增长率波动方向不完全一致，且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较快增长，在1994年GDP增长达到高峰值，继而在1996年达到GDP相对水平高峰值后随即进入收缩阶段。然而，经济收缩趋向并未终止。在1997年中国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从1998年起经济增长减缓。从1999－2000年经济有所回升，但是在2001年之后经济增长仍然缓慢。从2002年后国内实际产出逐季加速，经济重新进入扩张阶段，延续了长达五年经济高增长的态势，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向全球蔓延之时。2009年中国实际产出增长速度达到谷底，目前正处在逐渐恢复之中。图1实际产出和不同口径货币增长率关系图中国经济波动的同时，不同口径货币供应量变动也不一致。在1992年前后经济出现过热的状况，自1993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整顿金融秩序，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于是1996年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在此之后央行在1996—1997年连续三次降息，在1998—1999年又连续四次降息，这期间进行了频繁的货币政策操作。如果说1996－1997年三次降息是当时物价回落后的自然回归，那么1998—1999年的四次降息完全是中央银行为扩大货币供应量而主动采取的重大货币政策措施。1998年中央银行取消贷款限额控制，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标志着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由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1998—2001年的货币政策顺应当时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缓解外部冲击的同时促进内需增加，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对外贸易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凭借自身的劳动力优势，迅速成为全球加工贸易顺差大国。央行在2001年之后连续五年的货币政策操作主要内容就是反流动性过剩。而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双高顺差”，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导致的由外汇占款的增加而引发的基础货币供应量增加。［12］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之后，全球经济的萎靡，我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回归。

检验结果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数据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数据的平稳性。否则，两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回归的结果很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即在统计结果上表现良好，但是不能给实际经济以有力的解释。本文中所使用的季节数据，实际GDP和M1、M2在不经处理之前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在通过对GDP和M1、M2对数变化，在求出一阶差分值时，就变成了不含单位根过程的平稳时间序列数据。选择这个对数差分即变量的增长率，不仅可以满足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而且可以充分反映经济运行情况。(二)圣路易斯方程模型检验结果本文首先采用不同的口径的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解释变量来与实际产出进行回归，运用多项分布滞后技术来分别进行参数估计，方法采用最小二乘回归。从表2的结果来看，检验的效果似乎并不够理想。结果显示，采用M2比M1能更好地解释回归方程。货币存量当期和滞后三期对实际产出有显著影响;而货币存量滞后一期、滞后二期、滞后四期和时间趋势项均不显著。经过对比和调整，货币存量当期、滞后三期组合与实际产出回归，相对比较显著;而滞后一期、滞后二期、滞后四期和时间趋势项均不明显。因此，本文决定用货币存量当期、滞后三期以及虚拟变量来回归中国的圣路易斯方程。回归结果如下:回归方程如下:ΔlnYt=0.2501－0.5041ΔlnMt+0.2731ΔlnMt－3(3)(16.5266)(－2.4464)(2.5490)－0.5815D1t－0.1403D2t－0.2053D3t(－64.0070)(－15.6343)(－22.2859)从参数估计的显著性来看，货币存量当期和滞后三期与实际产出之间存在着稳定的经济关系。从模型回归系数符号本身来看，实际产量的增长同当期货币存量的增长呈反向变动，而实际产量的增长与当期货币存量的滞后三期增长呈正向变动。方程短期乘数是－0.5041，延期乘数是0.2731，长期乘数是－0.231。检验结果表明，货币存量前期的增加与实际产出的增加是正相关的，从长期来看货币对产出的影响并非中性。货币的内生性和外生性的出现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同时货币内生性和外生性也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13］然而，货币对产出的影响并非当期得以实现，通常经过两个季度的滞后才有所表现。当期的实际产出与当期的货币存量变动呈现负相关，说明货币当局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倾向于反向操作，奉行货币相机抉择政策的表现，货币政策在中国成为缓和经济波动的重要工具。综合来看，货币当局根据当季的实际产出来调整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而货币变动的实际效果要在两个季度以后才能显现。(三)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变量X是变量Y的原因，那么其在统计上的表现是变量X应该有助于预测变量Y，即如果在变量Y的回归式中加入变量X的滞后变量，那么将显著增加整个回归的解释能力。从这一思想出发，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模型设定形式通常如下:Yt=∑aiXt－i+∑biYt－i+ut(4)Xt=∑ciYt－i+∑diXt－i+ut(5)检验的原假设是H10:∑ai=0与H20:∑ci=0。如果只有一个原假设成立，则表明X与Y之间存在一个单向的因果关系;如果两个原假设同时成立，则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双向的因果关系，检验所用的统计量是在约束回归与无约束回归所得残差平方和基础上构造的一个F统计量。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只对平稳变量有效，文中ADF法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经过一阶对数差分处理后均在不同程度上平稳，这是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前提条件。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实际GDP是M1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根据统计指标的定义，M1包含了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由于单位活期存款是M1的主体，因此M1变化主要反映了企业流动资金状况。而实际产出的变动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而影响企业对货币的实际需求。从表面上看，只有在滞后两阶的情况下，实际GDP才与M2表现出一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考虑到货币对产出的影响的确需要两个季度的滞后期，这个检验结果与分布滞后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货币当局做出的政策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实际产出的响应。总体看来，货币供应呈现一定的内生性，货币供给在相当程度上由需求所决定。经济货币化进程的深入，货币需求不断增长，使我国的货币供应表现出内生性，满足了经济增长的要求。［14］货币的实际产出效应呈现明显的滞后性，但是这个时滞基本维持在半年到一年以内，一年半之后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这一特征表明，央行可以利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模型结论性评述

圣路易斯方程这种简单的货币－产出回归，其理论本质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社会总需求函数。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总需求函数表示为物价总水平与产品总需求之间的变动关系;总供给函数表示为物价总水平与产品总供给之间的变动关系。圣路易斯方程就是运用现代货币数量论来简单地推断出货币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长期增长的基本条件是一国经济增长率接近自然增长率。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经济基本上实现了较长期高速稳定的增长。刘金全(2009)估计中国的自然增长率维持在8.3%的水平，假设在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仍将处于经济增长的长波周期之内，这就意味着在此期限之内，经济增长率仍将维持在自然增长率之上。预期中的增长轨迹符合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15］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其目标的制定是十分重要。当然，理想的货币政策应该兼具双重目标:既能将通货膨胀稳定在较低水平，又能实现潜在资源的充分利用。双重任务使得货币政策应该不再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而是将通货膨胀为目标并将其维持在一定合理的区域之内。货币政策在通货膨胀目标和资源利用两者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从实际经验来看，各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大多都是在单一规则和相机抉择中折衷选择。当通胀压力不大时，货币相机抉择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一旦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货币政策就会转向单一规则控制物价水平。欧阳志刚和王世杰(2009)通过估算认为，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率的调节区间为2.196%－3.123%，对经济增长率的调节区间为8.152%－8.183%。［16］这一目标域意味着当经济增长率或通货膨胀率高于调节区间的上限，央行应以通货膨胀为主要调控目标，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当经济增长率或通胀率低于调节区间的下限时，央行应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调控目标，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李雪松和王秀丽(2011)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效果较强但持续期较短，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效果较为温和但持续期较长。因此建议央行在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时，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合理搭配使用。［17］从长期来看，中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操作是反向操作。不同口径货币存量变动与实际产出在不同时间呈现不同方向的变动，货币存量当期与实际产出是反方向变动，而货币存量的滞后三期是同方向变动。货币当局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动，运用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波动的缓和化。［18］与中国的财政政策的加速器作用不同，货币政策的作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相当于减震器的作用。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可能因为货币政策存在的滞后性，致使其宏观调控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加剧经济波动。中国货币政策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发生有着自我实现的机制。［19］以2007年的货币政策实践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货币政策滞后性不仅不能缓和经济波动，反而可能加剧经济波动。2007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自2000以来的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始于2007年年初的食品价格上涨，在当年的6月和10月CPI两度达到6.5%，在11月CPI更是高达6.9%，创下了当年的纪录。面对空前的通货膨胀压力，货币政策逐渐从“稳健”转为“从紧”。一年之内，中国人民银行连续6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2007年初的2.52%上调至年末的4.14%，累计上调1.62个百分点。然而，美国在2007年夏天的次贷危机，把全球经济带入经济危机的境地。长期以来，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在美国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也难以独善其身。由于货币政策的效果显现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当“从紧”的货币政策遭遇已经开始下滑的经济时，可能加剧经济增长减缓的速度。事实上，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呈现逐季回落的态势，季度降幅在0.5%左右;从11.5%的增速降至2008年第二季度的10.1%。

产出范文篇2

一．引言

我曾经提出问题：“投资乘数与资本－产出比率是何关系”（见经济学家网站，国民收入决定，2004/05/30），后有网友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式应该是：“毫无疑问，投资乘数k等于ΔYt与ΔIt之比，而加速系数或资本产出比率a等于It与ΔYt之比，那么，k与a的关系则是，k=(It/ΔIt)/a。何来陆善民的k=1/a呢？”但是，该网文没有解释该公式中的符号的意义，也没有对该公式加以证明，就这么干巴巴一句话了结。这样人们就很难理解他这个公式的正确性。例如，公式中的增量、变量究竟是什么含义，别人不知道。从数学上讲，变量X的增量是个相对量，如果变量X的增量ΔX是相对于原点的，则可以得到ΔX=X－0=X，从而有（X/ΔX）=1。如果这样的话，上面的公式实际上就是我那公式。再从经济学方面讲，It通常指追加投资，追加投资产生的ΔYt＝It/a；而ΔIt通常表示投资增量，投资增量ΔIt产生的ΔYt＝kΔIt。这样得到的两个ΔYt是一码事吗？这两个ΔYt是可以相等、相消的吗？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的话，我可以方便地证明3＝4。怎么证明？先设ΔYt＝3，再设ΔYt＝4，然后消去ΔYt，就可以得到3＝4。如果假设ΔYt＝鹿，再假设ΔYt＝马，然后消去ΔYt，就可以得到鹿＝马。这样的低级逻辑错误也许不值得多费笔墨，但实际上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有类似毛病，虽然不值得大惊小怪，确也可以论它一论。我搜索了一下这位网友的资料，原来是党校的一位博士生。这就难怪了。在人们的印象中，党校、党报、党刊，都不是学术争论的场所。党校研究的是如何夺取政权、如何掌握政权、如何巩固政权、如何立党为公、如何执政为民，直到千秋万世。政策和策略才是党的生命。至于经济学是否科学，经济规律是否需要证明，是否需要经过实践检验，那是次要问题。一切服从政治上的需要，一切以胜利为目的。如果需要，经济衰退可以说成经济增长，连年欠收可以说成连年丰收，即使饿死了人，那也是“一个指头相对于九个指头的小事”。作为经济学家，就不能这样研究经济，不能围着政治气候转，否则经济学家就变成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家、现行政策的辩护士。据说国际上有各国不同政党参加的所谓“国际政党会议”，在这种会议上，肯定是交流执政经验，肯定回避意识形态问题。要不然的话，甲政党上台号召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彻底埋葬“帝、修、反”！乙政党则说：你这是搞颠覆，妄图称霸世界。甲政党辩护说：我们永远不称霸，我们是要解放全人类。丙政党发言说：当年的苏联总理柯西金扬言24小时坦克开进北京城，这是叫嚣侵略。丁政党则说：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苏联共产党代表先进，苏联坦克开到那里，象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镰刀锤子红旗就插到那里，这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叫侵略。……这种会议的热闹程度可想而知，不开也吧。

其实我的那篇文章，主要是指出J.M.凯恩斯得到的投资乘数公式的逻辑错误：国民收入增量分解为消费增量和投资增量两部分，消费增量占国民收入增量的比例为b，则投资增量占国民收入增量的比例肯定是1－b；反过来，由投资增量求国民收入增量，这是个算术问题，国民收入增量是投资增量的（1－b）分之一。这里没有牵涉到投资将会产生多少效益，这是另外应该解决的问题。.凯恩斯得到的公式其实不是投资乘数公式，这是张冠李戴。这部分内容属于逻辑批判。

欧美主流宏观经济学关于乘数的论述，除了逻辑混乱，还有概念混乱的毛病。请看一本新出版的书是这样介绍“乘数”的：

“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数量的自发性支出的增加会引起一系列支出的增加，从而引起产出的增加。乘数原理就是对这种经济现象在理论上的概括。

“假设全社会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MPC=3/4。假设由于某种原因，自发性支出增加了100元。这样，产品的卖者收入增加了100元。卖者将其所增加的收入的3/4即75元用于消费。消费品卖者因之收入增加了75元，然后又按3/4的比例用于消费。这又引起了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总起来看，最初自发性支出增加100元，引起支出总的增加，也就是引起收入或产出总的增加如下：

（梁东黎，2004，第72－73页）

由以上引文，人们不难发现，在欧美主流宏观经济学中，所谓“收入”、“支出”、“产出”、“消费”、“投资”，诸种概念是笼统而模糊不清的。人们的收入，可以分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资产者的利润收入、国家的税收收入，这三者合起来称为国民收入；还有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叫纯收入；还有销售收入，等价于产出品价格，简称产出。所以，“产出”有时候指国民生产总值（GNP），有时候也指国民收入，又往往笼统地以符号Y表示。说到“支出”，有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之分，但消费支出与投资支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消费过程，例如劳动者拿个人工资收入100元购买消费品，消费完了，劳动者维持了生存，而出卖消费品的卖者得到的100元，叫销售收入，这100元销售收入对应100元的消费品，这个过程不会发生价值增殖。而投资过程就不一样，投资从垫付资本开始，中间有个生产过程，所以会发生价值增殖。怎么能把这些严格的经济学概念，与会计出纳账面上的“收入、支出”相混淆呢。

下面我们就较为严格地分门别类，叙述各种各样的资本－产出比率和产出－资本比率，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资本－产出比率与产出－资本比率

首先解释一下资本－产出比率中的“资本”。这里的资本，指垫付资本，包括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或者说包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里的“产出”，应该具有不同的内容。产出，在W.列昂节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法中，通常指某个厂家一年生产的产品的价格，这种情况下的产出，就是指销售收入。为了明确起见，这种情况下的资本－产出比率，改称资本－销售收入比率。垫付资本用符号K表示，销售收入用符号W表示，资本－产出比率也可以表示成K－W比率。

上面说了，工资加利润加税收，称为国民收入，国民收入以符号R表示。这样，投资与国民收入这种产出的比例关系，就特别称为资本－国民收入比率，或者K－R比率。国民收入加上固定资本折旧，称为国民生产总值。全年折旧用符号Df表示，国民生产总值用符号Gnp表示，则有下式：

产出范文篇3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

近年来，天津不断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深度和广度，逐步健全制度管理体系，积极组织实施，强化对国有资产生命周期中配置、使用、处置等各环节管理。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出租出借管理，对于有效保障行政事业单位依法履行职能，提高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实效，保证国有资产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管理现状

（一）制度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单位占有使用的管理体制。财政部门是负责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部门。依据财政部《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35号令）、《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36号令），天津出台了《天津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津财会〔2014〕37号）（以下简称《办法》），明确了市级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的性质和收入管理要求。市级行政事业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是指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在保证完成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出租出借国有资产取得的收入。行政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应当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财政局审批。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属于国家所有，应当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和财政国库收缴管理的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上缴市级国库，纳入预算管理。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取得的收入应当纳入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二）收入上缴情况。依据上述资产管理制度，结合非税收入收缴入库规定，市财政局进一步明确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申报要求，在“天津会计”官网和“天津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公示，并细化收入收缴操作要求：取得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的市级行政单位按照上述申报要求，填制《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情况表》，附带市财政局相关同意出租出借国有资产的文件、出租合同（协议）、收入凭证及需抵扣税费凭证复印件，到市财政局征收局办理申报上缴入库事宜。财政局征收局经办人员初审、复审后，当场开具《天津市非税收入统一缴款书》，详细讲解缴款入库流程，设专人对未及时上缴入库单位进行催缴。从近年的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上缴情况看，收入无明显增长的趋势。（三）专项清查情况。鉴于资产出租出借收入的管理现状，为全面掌握天津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有关情况，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行为，确保财政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库，天津于2017年10月底，组织开展了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情况专项清查工作。清查内容为截至2017年10月31日正在出租出借的各类国有资产以及虽终止出租出借行为，但形成的收入尚未上缴国库的情况，重点是出租出借资产的类型、价值、出租审批、合同签署执行、收入上缴等。

二、存在问题

根据专项清查情况汇总，分析近年收缴出租出借国有资产收入情况，笔者认为在国有资产出租出借行为管理、收入收缴、制度建设方面存在如下问题。（一）出租出借管理方面。1.底数不清。绝大多数主管部门未严格履行管理职责，未系统梳理本部门隶属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情况，未全面掌握承租单位、合同、出租收入，造成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底数不清的被动局面。2.出租审批缺失。近年来，市财政局收到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申报事项屈指可数，且在天津《办法》后，仍有单位未向市财政申报审批，部分单位为单位领导班子审议通过，少数上报了主管部门，未按规定办理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审批的行为依然存在。3.出租出借合同不规范。专项清查发现，很多单位存在无合同出租出借行为，一些单位先出租后补签合同、合同到期不及时续签等；《办法》出台后，仍有单位违反“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五年”的规定签订长期合同，大部分单位没有按“租金价格应采取公开招租的形式确定出租价格，必要时可采取评审或资产评估的办法确定出租价格”的规定执行，未公开招租，存在租金定价不合规问题，有资产收益流失风险。4.管理不实。大部分单位资产管理意识有待加强，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未按规定设置出租出借固定资产备查簿，亦未设立出租出借资产台账，记录出租出借资产的承租方、合同、租金收入等情况，存在国有资产、租金收入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风险。（二）收入管理方面。1.上缴意识不强。行政事业单位的主责意识不强，重视程度不够，大部分有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的行政单位未将资产出租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落实到位，有的单位表示不了解行政单位出租出借收入上缴要求，普遍存在申报不及时问题。2.挪用收入。制度明确规定行政事业单位要如实反映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不得隐瞒、截留、坐支和挪用，但有的单位将租金收入列入单位往来科目，有的用于弥补单位经费开支，有的存入下属单位往来账户，用于上级机关经费开支，有的以费用直接抵扣租金收入，造成财政收入损失。3.欠收租金。专项清查以及日常工作中了解到，个别承租单位以经营不善等为由，不按时交付租金，甚至故意拖欠租金。特别是在当前办公用房管理和财务支出管理不断规范的形势下，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开始资产出租出借清理工作，欲终止或不再续签出租合同，但个别承租方以影响其经营持续性、未找到合适房屋为由，不愿终止承租，且不按时交纳租金，致使行政事业单位不得不进行诉讼，有的出租收入多年未收回，直接导致财政收入流失。（三）制度方面。1.收入管理有待完善。现行制度规定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然而部分事业单位，特别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预算、经费管理方式与行政单位等同，仅以“行政”或“事业”的性质确定其资产出租出借收入是否上缴财政缺乏科学性、严谨性。2.出租出借资产权限有待明确。专项清查发现，行政事业单位出租出借收入中存在出租出借无产权、未计入固定资产账簿的房屋收入，转租公用公房经营管理部门房屋的租金收入，收取下级单位一定比例的房屋租金收入，下属单位无偿使用上级单位房屋并部分出租出借取得的收入等，出租上述无占有使用权或权属不清的房屋行为，不受法律保护，造成极大资产管理风险。3.出租出借资产审批权限有待细分。天津各高校以及部分中学建有良好的体育设施，课余时间出租可提高使用效率，活跃周边群众文体生活，各大型医院设有商业银行、小卖部，是方便患者的必要之举。此类公共设施出租出借是常态化，若均经由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层层审批，程序繁琐，影响管理效率。

三、政策建议

产出范文篇4

称“公司”）共同签订。

为获得公司发行的×××股票，转让人在此将以下财产的所有权利出售和转让

给公司：

本出售单所附的财产清单上所列的一切有形资产和一切待销存货、信誉、租借

权益、商品、以及其它无形资产，位于×××地的×××资产除外。

为获得上述转让的财产，公司在此同意承担上述企业在本协议缔结之日登记在

册的所有责任和义务，支付和勾销与上述企业间发生的一切债务，×××附外。

公司同意不让上述企业及其财产对此种债务、责任或义务以及因执行此种责任

或义务或索要此种债务而产生的任何指控、诉讼，或法律程序而承担任何责任。

转让人在此指派公司作为其代表，替他（们）索要、接受和收取目前拖欠上述

企业且在此由公司接手的一切债权债务。转让人还授权公司为索要和收取上述债务

而行使法律许可的一切行为，且可用其认为必要的方式使用转让人的姓名以索要债

务，只要不使转让人发生任何支出和开支，或对转让人造成任何损失。

日期：

（转让人签字）

日期：

产出范文篇5

一、目前我县国有资产出租基本情况

（一）从自查上报情况来看，自查上报单位共计201户，其中：行政事业单位163户（机关53户，乡镇政府6户，学校63户，卫生系统41户），国有企业38户。自查上报有出租出借行为的单位共63户，出租项344项，出租收入1127.80万元。

（二）从自查上报和未自查单位中共重点抽查单位34户（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各17户），出租资产处数70处（个），出租项211项，出租资产建筑面积39553.83㎡，出租收入1117.16万元。其中，17户行政事业单位出租资产数26处（个），出租资产建筑面积8143.35㎡，出租项87项，出租收入合计456.93万元;17户国有企业出租资产数44处（个），出租资产建筑面积31410.48㎡，出租项124项，出租收入合计660.23万元。

从自查和重点抽查情况表明,我县国有资产出租一般均与承租方签有合同，除少数几个单位外，大部分租期较合理，一年一签居多。除少数几个单位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收入基本缴存财政专户，企业国有资产出租收入基本单独核算。

二、我县国有资产出租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国有资产出租未履行相应程序

《县国有资产出租管理暂行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在2011年公布施行后，对单位的出租房产的出租方式、审批、备案程序及租金与收入的管理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抽查的单位大部分未履行报批等程序擅自出租国有资产。截止2012年10月31日，全县仅有5户单位（房管局、财政局、公路管理所、食品公司、三插溪公司）的部分资产出租履行报批、招投标等程序。主要原因是2011年以前国有资产出租管理监管制度尚未健全，政策宣传不到位，大部分单位思想重视不够；其次是国有资产占有单位、主管部门及监管部门的管理职责未落实到位。

（二）少数单位协议租期较长，租金偏低

如华泰大楼一层、原电影院、城北农贸市场二楼供销超市、综合市场二楼超市、良友酒家、新鹏家具城等，租期从10年至15年不等；有的租金偏低，即使租期一订是十几年，但租金却不见递增或递增额度不大，如综合市场二楼人本超市、良友酒家等。

国有资产出租期较长、租金偏低的原因：一是部分单位考虑到店面装修成本较大，投资回收期较长；二是出租合同协议原签订时间较早，租金偏低，故签订较长期限租期；三是单位内部职工承租，租金偏低，并存在拖交现象；四是有的单位租期较长，负责人和经手人已更换多次，而合同协议等有关手续未及时移交给接交人，造成现经手人不知道原合同签订的时间和期限。

（三）房产出租存在转租行为

调查中发现，部分国有资产转租，有的承租方已经原出租人同意并重新签订出租合同，也有的未经原出租人同意而自行转租，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很大。

（四）租赁行为存在潜规则，国有资产出租管理难度大

城关部分地段，特别是城北路和北大街的部分店面在租赁行为上存在潜规则，使国有资产出租情况变得复杂，给国有资产出租管理带来很大难度。主要是我县店面转让过程中存在转让费情况，无论租期是否到期，原承租人不再继续租赁的情况下，将原承租店面转让给新承租人，在两位承租人相互协商的基础上，由新承租人付给前一承租人一定数额的转让费，金额在2-20万元左右，转让费有的甚至高过年租金。同时，新租赁的承租人店面装修成本（专卖店还有加盟费、押金等）大。各占有单位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协议基本都是一年一签，如承租人仍无结束营业的意愿时，占有单位一般是会续签协议的。而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协议期满时，国有资产出租要进行审批和租金招投标等程序，这就会对招投标前的最后一个承租人造成损失，因为招投标仅仅是占有单位针对租金而进行的，它并不负担转让费。

（五）部分行政事业单位房租收入未缴存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经抽查，17个行政事业单位2012年度房租收入合计395.58万元，在9月份前缴入财政专户有12个单位，上缴租金166.20万元，未缴存财政专户有229.38万元。原因是，一是部分单位收租时间未到；二是有的单位以权属关系不清等为由未缴存财政专户，未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三是有的单位反映其出租收入若上缴财政专户，除本身需纳税外，还要上交20%的调节资金，租金收入净额只有租金的62%左右，入不敷出。

（六）部分单位房产缺失房产证、土地使用证

此次抽查的34个单位的67处出租房产，两证齐全的27处，只有房产证或土地证的16处，两证皆无的24处。这种情况的存在给出租管理和资产处置管理带来隐患。

（七）部分单位房租收入未及时申报纳税

2012年部分单位房租收入未及时申报纳税，主要原因是少部分单位主观避税，其次是企业资金困难，纳税申报后缓交欠交。

（八）部分单位体制尚未理顺和存在改制遗留问题等而导致部分出租资产权属不清晰，存在漏管或无人管现象。如：①有的单位已改制，但原已抵押给银行的房产未能得到妥善处理，现仍由原改制单位用于出租，出租收入用于后续的管理支出。②有的单位体制改革，经费改为全额财政拨款后，而相应资产因原历史原因，是否应列入国有资产管理范围，需进一步明确。③有的单位资产产权归属不清，管理不顺，造成其近百万元的资产出租收入未上缴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等。

三、进一步加强我县国有资产出租管理的对策

（一）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部分部门及下属单位都未对国有资产出租管理办法引起高度重视,没对资产管理负责人和下属单位传达或转发《管理办法》文件，造成《管理办法》未能在全县范围内普遍执行。下一步，建议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在有关媒体上重申《管理办法》、发函督促各单位遵照执行等方式，促进社会监督，提高各单位依法办事的自觉性。

（二）加强管理，促进增值

1、结合各单位自查上报和此次重点抽查的结果，建议成立国有资产出租管理档案。在现有的国有资产出租申报、审批（备案）等制度的基础上，对全县国有资产出租进行动态跟踪管理，做到在国有资产出租到期前主动提醒各单位办理申报审批手续。

由于很多单位的出租协议都是一年一签，且出租期限在年底到期的居多，应及时做好申报审批工作。

2、对国有资产租赁开展更加严格的审核控制工作，避免租期过长、租金过低现象发生。在规定的范围内，在中介评估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租赁价格和租赁期限，对租期三年以上的租赁合同要对租金实行递增，严禁协议租赁中的转租行为。

3、结合其他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督促各单位国有资产登记台账制度化，做到账、卡、物、证、表相统一，避免因人员变动及其他原因而引起资产管理混乱。

4、各单位租金收入要及时申报纳税，行政事业单位租金收入要全额进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5、占有单位、主管部门、监察、审计、财政（国资）等部门既要各司其职，又要通力协作配合，做到国有资产出租的基础管理工作常抓不懈，促进国有资产出租行为规范化、制度化，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产出范文篇6

关键词：写作教学；产出导向法；高中英语

一、引言

写作是一项输出性技能，能反映出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所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对教师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有大量学者开始探索可以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有效教学方法。文秋芳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经过近十年的不断探索、发展与完善，成功提出并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但产出导向法起初只是针对中国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学用分离”现象而提出的，但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在高中英语教学中也普遍存在。故笔者想探宄产出导向法是否对高中英语写作教学有效。

二、“产出导向法”的理论体系

文秋芳教授在2008年首先提出了“产出驱动假说”，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从“产出驱动假说”演变出来的“产出导向法”目前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完整的外语教学理论。（一）“产出导向法”的教学理念。“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以及“全人教育说”三个方面构成了“产出导向法”的教学理念。其中“学习中心说”提倡教师在课堂上组织任何的教学活动时，像小组讨论、教师讲授、学生展示等，这些教学活动都应该服务于有效的学习。它强调不论是谁在主导课堂，课堂教学活动都要服务于有效学习。“学用一体说”提醒了教师要注重让学生边学边用，学用结合，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输出机会。不能仅仅让学生被动地接受输入，还要让学生积极思考，有效输出，这样教学活动才有意义。“全人教育说”主张教学活动不应只注重语言知识的输入，还应注重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学科综合素养等。教师可以通过对学习材料的选择、小组活动的设计等将全人教育理念融合在学科教学之中。（二）“产出导向法”的教学假设。“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和“选择性学习”三个方面构成了“产出导向法”的教学假设。其中“输出驱动”假设指教师在正式开始教学之前，给学生布置一个相关的任务让学生独立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进而意识到自身水平的不足，从而产生进一步学习的欲望，也就是为了可以顺利的把输出任务完成，学生才会积极主动地去进行之后的输入性学习。“输入促成”假设发生在学生进行完输出驱动环节之后，在输出驱动的前提下进行。通过为学生提供提前筛选好的有利于学生产出的学习材料，这些材料应该在词汇、语法知识、语篇结构以及语言表达等方面给学生提供一定的帮助，让他们顺利地完成产出任务。由于课堂时间非常有限，所以“选择性学习”主张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学习需求，去选择相应的输入性料对自己的知识空白进行填充，不同于不经选择地学习全部输入材料，这种“选择性学习”可以大大地提高学习效率，为学生节省时间。（三）“产出导向法”的教学流程。“产出导向法”的教学流程共有三个阶段，分别为：驱动、促成和评价。其中，“驱动”环节的教学步骤分为三步，首先是老师要给学生提供一个交际场景，让学生置身其中，为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做准备。然后让学生在这个设置好的交际场景中去完成布置给他们的任务，在学生独立去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他们会遇到各种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可能超出了他们目前的英语水平，这就会使学生产生学习的动力。此环节的最后一步，为了让学生清楚任务活动的详细要求，老师需要对布置给学生的产出任务进行解读说明，详细阐述任务活动的类型和内容。“促成”环节共有三个教学步骤，首先是老师需要解释清楚产出任务，让学生明白完成任务需要进行的每一个具体步骤。接下来是学生自主选择老师提供给他们的输入性材料并学习研读的过程，这个过程也需要教师的参与，因为教师需要给学生答疑解惑，对他们的学习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最后一步，学生在完成了选择性学习之后，开始尝试练习产出，然后老师对学生的产出成果进行检查。“延时评价”共有四大教学步骤，一是老师和学生一起制定一个清晰易懂的评价标准，以供之后的评价环节师生共同使用。二是学生对他们的产出成果进行提交，但老师需要提前告知学生最后的提交期限以及提交形式等问题。三是在课上师生共同评价产出成果，老师在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评价的同时，还需要对学生的不足之处提出明确的要求。最后一步是师生在课下评价产出成果。学生根据最后师生共同探讨出的指导性建议，将最终修改后的产出成果提交给老师，作为形成性评价的依据。

三、依托“驱动-促成-评价”教学流程的教学设计

本文以外研社高中《英语》必修2，Module2:NoDrugs为例，将英语写作教学活动设计如下：（一）输出驱动。在这个环节，老师需要为学生提供一个交际场景，然后阐明本堂课的教学目标和需要学生完成的产出任务，激发学生产出的欲望。由于这篇文章的话题是关于戒烟，所以笔者首先在网上查找一些关于吸烟是如何损害人们健康的视频进行剪辑整合，在课上呈现给学生，让同学们意识到吸烟的危害。在建立这样一个情景之后，让同学们去想他们身边是否有吸烟的人，在意识到吸烟的危害之后，有没有想劝那些吸烟的人戒烟的想法，以及具体可以给他们的建议。在明确了“stopsmoking”这一写作主题之后，接着要和学生一起分析写作任务的重难点，确定文章体裁、语篇结构、词汇使用等分层目标。同时，也要提醒学生注意写作规范，就分段、字母大小写、拼写、标点等细节问题进行说明。（二）输入促成。“促成”环节是产出导向法的核心环节，这一环节是引导学生对输入材料进行选择性学习，以确保之后的产出任务能够顺利完成。其中，课文就是促成材料之一。这一环节的教学设计活动需要对学生写作过程中需要的内容、词汇、结构等三方面进行促成。1.内容促成在外研社必修2Module2的CultureCorner部分，是一篇关于戒烟的文章“StopSmokingNow-WeCanHelp”。通过之前阅读相关主题的学习，学生已经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和结构很熟悉，老师可以带着学生对课文中主体内容，也就是建议部分进行再一次回顾。同时还要学生进行头脑风暴，自己动脑去想一些其他可行的戒烟建议，为自己后续的写作任务做充分的内容准备。2.词汇促成将词汇融入到设计教学活动中，给学生呈现写作所需的相关词汇。如：疾病相关词汇：heartrate,bloodpressure,bronchitis,can⁃cer,heartattack,heartdisease.运动相关词汇：exercise,walking,biking,jogging,swim⁃ming,gymnastic.相关形容词：addictive,powerful,horrible,relaxed,un⁃healthy,successful.3.结构促成依据课文内容，带领学生总结出课文结构，以便学生能列出他们后续自己进行产出的写作框架。课文结构图如下：分析完课文结构之后，进行小组讨论，怎么样使作文结构更加严谨有序。最后将结构促成与词汇促成和内容促成相结合来辅助学生进行产出。（三）评价环节。评价环节包括老师对学生的课上即时评价和课后进行的延时评价。1.即时评价在学生完成产出任务之后，选出几个学生的产出成果并根据之前制定好的评价标准进行评价。此过程可通过投影仪进行投影，给接下来的小组互评环节做示范。在小组内交换互评的的过程中，老师要随时对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答疑，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帮助。最后，通过小组推荐的方式，选出几篇优秀作文进行展出，供学生参考借鉴。2.延时评价学生根据同学互评环节彼此给出的建议，对自己的产出成果进行改进后上交。由于学校里一堂课只有45分钟，所以老师只能在课后对学生的产出成果进行评阅批改，并对学生的普遍性错误进行总结，在下一次写作课上一一进行讲解。

四、结语

“产出导向法”指导的高中英语写作教学具有明显优势：产出导向法是以目标为导向，让学生更有目的地进行学习，有着很强的学习驱动力。然后老师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提供给他们相应的脚手架，学生的这种选择性学习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还能帮助学生顺利地完成产出任务。最后，师生合作评价的评价方式可以真正地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为学。所以我们不难发现，“产出导向法”对高中英语写作教学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但仍然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为“产出导向法”的使用需要教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所以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学者参与研究“产出导向法”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1]文秋芳.输出驱动假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思考与建议[J].外语界,2013（6）.

[2]文秋芳.“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构建大学外语课堂教学理论的尝试[J].中国外语教育,2014（02）.

[3]文秋芳.“师生合作评价”:“产出导向法”创设的新评价形式[J].外语界,2016（05）.

产出范文篇7

从产出角度直接计算非人寿保险服务总产出，是无法按照产品法（即根据保险服务的数量乘以保险服务的单位价格）来计算保险服务总产出的。非人寿保险服务没有采取直接收取保险服务费的形式。在非人寿保险服务中，投保者支付的保险费并非等价于保险服务费，也就没有保险服务价格。如果按照收入替代法（即根据保费收入减索赔支出）来计算非人寿保险服务总产出，有可能发生保险赔偿支付大于保费收入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说明了收入替代这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只能反映保险经营的财务结果，并非反映了保险服务活动的工作量规模大小（即办理保险服务时收取的服务费）。因为保费并非是保险公司的服务费收入。可以考虑采用另外的方法，从产出角度核算非人寿保险服务总产出。从理论角度看，非人寿保险服务总产出的价值构成包括中间消耗、固定资本消耗、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保险服务开展时，应该有一个保险双方协议的保险服务市场价格。可是，由于非人寿保险服务没有采取直接收取服务费的形式，这种价格被“隐藏”了。市场价格的组成部分不外乎提供单位保险服务时的中间消耗、固定资本消耗、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上述资料可从保险机构的年度损益表（见表1）中获得。由于保险服务的非实物性和不可储存性，保险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是同时进行的，本期生产的保险服务必然在本期消费，没有跨期的问题，所以保险服务生产活动中的中间消耗、固定资本消耗、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类似于成本费用，营业盈余类似于利润。可以采用会计核算方法，按照成本费用加期望利润的形式来核算非人寿保险服务总产出。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和SNA（2008）建议的总成本加正常利润法的基本原理类似。SNA（2008）建议，如果没有相应的会计资料和足够的历史资料合理估算调整到期索赔，也可采用总成本（包括中间成本、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加正常利润估算非人寿保险服务总产出。但是，如何计算正常利润，SNA（2008）并未说明［3］。一般来讲，总成本数据可根据保险机构单位的财务表数据或统计表数据计算。比如，利用保险业利润表可获得：总成本＝中间成本＋劳动成本＋资本成本＝资产管理业务成本＋中介业务支出＋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费用。其中营业费用包括业务管理费用（邮电费、差旅费、公杂费、职工工资、职工福利费等）、固定资产折旧费、宣传费、招待费等。正常利润进行估算存在较大的难度。正常利润可以理解为期望利润，从理论角度看，应是各期利润与各期索赔事件发生概率的乘积和。估算期望利润可以考虑的方法有两种：方法一：期望利润可根据以前若干年的营业利润等计算年平均值估算。这是一种由样本数值估计总体参数的方法，把选用的一段历史时期作为样本区间，把该段历史时期的利润数据的均值作为样本均值去估计总体均值（即正常利润）。这种方法应用的假定条件是：利润的变化是水平型的，实际利润与期望利润的误差项是随机的。方法二：期望利润可根据以前若干年的营业利润建立随机时间序列模型预测并估算出正常利润。这是一种以时间序列为基础进行预测的方法，根据历史利润数据由过去和现在去推断未来的可能利润。随机时间序列模型依据的基本思想是：除极个别的情况外，几乎所有的时间序列中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观察值之间具有依赖关系或自相关性，这种自相关性表征了变量发展的延续性。随机时间序列模型与非随机时间序列模型不同，非随机时间序列模型是针对简单的确定型时间序列来构造的，它事先假定有一个由历史数据所表现的固有模式，除此模式之外还表现为某种偶然性，随机变量εi仅仅作为一个附加误差在各个时刻分别加到一个严格的确定型函数上去。而随机时间序列模型必须考虑时间序列的随机特征和统计特性（期望值、方差、协方差、相关函数等），把时间序列作为随机过程来研究，随机变量在决定模型结构时起着决定性作用，即把时间序列视为依赖于时间t的一族随机变量，其中单个变量值的出现具有不确定性，但整个序列的变化却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4］。

非寿险服务产出的间接计算法研究

SNA（2008）提出的间接计算非人寿保险服务总产出公式是：非人寿保险总产出＝实收保费总额＋追加保费总额－调整后已生索赔总额。其中调整后已生索赔是作为正常索赔的代表，指保险机构单位在一定核算期内预期赔付的损失额，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预期基础上估计出来的一个数值，而非保险公司该段时间内所发生的实际索赔。它被用来描述在确定产出价值时用到的索赔水平［3］。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具体计算调整后已生索赔。（一）采用期望法计算调整后已生索赔采用期望法计算调整到期索赔，可以通过建立随机时间序列模型来获得，如美国经济分析局就曾经采用建立随机时间序列模型进行预测的方式获得预期索赔额［5］。一般来讲，建立随机时间序列模型至少需要20多项数据，而且对数据要求较严格。这里通过构建带自变量x的ARIMAX模型来计算调整后的已生索赔，进而计算非寿险服务总产出。搜集广东省历年财产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由表5知，模型通过白噪声检验，所得ARIMAX模型为yt＝0．01464xt＋46．2327＋at。计算可得期望赔款率预测值以及非人寿保险服务总产出（见表4）。从计算结果可知，模型的各期实际索赔之和与各期调整后已生索赔之和的差距很小（为1155．52－1155．53＝－0．01亿元），且赔款比率的均方根误差也较小（为3．7194％）。将按照调整后已生索赔计算的非人寿保险服务总产出与按照实际索赔计算的非人寿保险服务总产出对比，可以发现按照调整后已生索赔计算非人寿保险服务总产出可以减弱较大索赔支出对保险服务总产出计算的影响，尤其是在发生了重大灾难的年份，如2008年实际索赔大幅增加，导致该年非人寿保险服务产出偏低。但是，按照调整后已生索赔后计算的产出比按照实际索赔计算的总产出调高了24．84亿元，而在发生实际索赔较少的2010年，按照调整后已生索赔计算的产出比按照实际索赔计算的产出调低了31．28亿元。（二）采用赔款预提基金方法计算调整后已生索赔这种方法是通过建立一个巨大灾难风险预提基金来核算调整后已生索赔。对于非人寿保险服务中的巨大灾难损失赔偿，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提取固定资产折旧形式的赔款预提基金，在保险机构单位的保费中建立一个扣除项（即巨大灾难损失的赔款预提金），从每期保险费中预先扣除［6］。这样，由于每期有预先扣除的巨大灾难损失赔款预提金，累计起来，就可作为发生了重大损失赔付那一个核算期的保险服务收入，以免出现负数。如果累计金额不够弥补全部重大损失赔付，也可先把以后计提的重大损失赔付预提金提前计入本期保险服务产出中。这样计算的依据是，考虑到巨大灾难发生的概率相对较小，而小概率事件一般不会经常发生，一旦发生就会使得索赔额巨大，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根据计算确定每期的分摊索赔额。巨大灾难一般是指发生概率极小，一旦发生就会造成比常规灾难要大许多倍的损失和索赔，如：日本地震、印尼海啸、汶川地震、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那样的灾难。基本步骤如下：第一步，根据巨大灾难发生的概率，以现在的保额为基础，计算出未来若干年（如10年，澳大利亚根据经验分析大概10年左右发生一次巨大灾难风险）内可能发生的巨大灾难索赔额，即：未来若干年可能发生的巨大灾难索赔额＝现在的保额总和×巨大灾难发生的概率第二步，把这个巨大灾难索赔额按等年值方法平均分摊到每一年，即：每年分摊的巨大灾难索赔额＝未来若干年可能发生的巨大灾难索赔额÷年数第三步，在每一年计提这个巨大灾难索赔分摊额，建立一个巨大灾难风险预提基金，即：每年在计算保险服务总产出时，从保费中预先扣除这个巨大灾难索赔年分摊额，并把这个巨大灾难索赔年分摊额放入巨大灾难风险预提基金。第四步，在实际发生巨大灾难索赔的那一年，再把它提取出来，冲掉那个巨大灾难索赔额，以避免发生巨大灾难那一年的保险服务总产出出现负数。如果在未来若干年（如10年）期间未发生巨大灾难，则把这笔计提基金累计到下一个期间（如10年）。如果在未来若干年（如10年）期间比较早的时间发生了巨大灾难，而全部巨大灾难风险预提基金尚不够支付索赔的话，可暂时先动用保险机构单位的自有资金垫付，然后再从后续各年计提的巨大灾难索赔分摊额来补偿这笔垫付的自有资金。这个方法的关键是巨大灾难发生概率的计算。一般说来，保费经常在保险期期初定期支付，而索赔则发生在以后。投保人在支付保险费时，就与承保人确定了保额，即以后如果发生灾难时的最大可能赔偿额（即最大可能索赔额）。保险机构在承保时，对灾难发生的概率应该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保险机构可以在收取保险费到支付索赔的这段时间内，将保险费所涉及的金额用于投资并从中获取收益。因此，保险机构在对所提供的服务进行全面计算时，必须充分考虑很难计算出和计算该收益的规模，以及保险费和索赔的相对规模，必须科学计算巨大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即概率）和由此引起的最大可能索赔额。按照这样的方法计算，有：非人寿保险服务总产出＝实收保费总额＋追加保费总额－调整后已生索赔总额。其中在未发生巨大灾难索赔那一年的调整到期索赔总额＝实际索赔额＋巨大灾难风险年赔款预提金（即巨大灾难索赔年分摊额）。所以，非人寿保险服务总产出＝实收保费总额＋追加保费总额－巨大灾难风险年赔款预提金－实际索赔额。在发生了巨大灾难索赔那一年的调整后已生索赔总额＝实际索赔额（即巨大灾难索赔额）－提取的历年巨大灾难风险年赔款预提金。在发生巨大灾难索赔时，如果出现动用了自有资金垫付的情况，须把垫付的自有资金加入上式的减项中，即：在发生了巨大灾难索赔那一年的调整后已生索赔总额＝实际索赔额（即巨大灾难索赔额）－（提取的历年巨大灾难风险年赔款预提金＋垫付的自有资金）。所以，非人寿保险服务总产出＝实收保费总额＋追加保费总额－［实际索赔额（即巨大灾难索赔额）－提取的历年巨大灾难风险年赔款预提金］。

直接计算法与间接计算法的比较与结论

产出范文篇8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能源消费和CO2排放量的急剧增加。中国是人均能源资源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1992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3年，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能源进口国家。据预测，2020年中国原油缺口将加大到2．5亿吨以上。紧缺的能源资源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1］。解决高能源消耗问题，实现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在2005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40％至45％。加入WTO后，中国国际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和世界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位。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5616．3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顺差达2954．7亿美元。这不仅使中国逐渐依赖贸易伙伴的生产体制和消费模式，也影响着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及能源消费。能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国际贸易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能源消费的增加，即蕴含能源进出口。由于中国的环境污染为典型的能源消费型污染，出口贸易的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的增多。以铝业为例，目前技术条件下生产1吨铝耗电15000度，中国净出口70万吨铝，仅从直接能源消耗的角度分析就相当于出口100多亿度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位于产业链低端，55％的出口贸易属于附加值较低的加工贸易，而且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仍占较大比例，以往的数据统计并没有将蕴含能源进出口计入其中。能源环境约束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对进出口贸易的能源消费影响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可以为制定相关节能政策和产业发展指导政策提供依据。通过加总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直接能源消耗和间接能源投入，生命周期分析可以分析产品和服务中蕴含的能源［2－3］。由于生命周期分析方法需要进行实地调研和收集详细的中间产品能源消费数据，工作量巨大。现有研究中多采用投入产出技术对产业生产中的蕴含能源消费问题进行分析。投入产出技术可以不考虑各类产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和长度，使用Leontief逆矩阵来计算一个部门的完全需求［4－6］。李坤望和孙玮发现，中国普通非能源商品贸易中隐含的能源输出量远高于能源产品的直接贸易量［7］。齐晔等人采用日本作为进口国代表，计算了中国进口商品的能耗系数，研究得出了中国隐含能净出口的上下限［8］。Gay、Proops、Lenzen和Machado等人的研究则将进口矩阵纳入到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他们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巴西、德国都是二氧化碳排放出口国，即这些国家进口品所蕴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其出口品中的CO2排放量［9－11］。Glen和Edgar等人对挪威进口商品的研究发现，其导致的CO2排放量的一半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这些进口量只占挪威总进口量的10％［12］。能源投入产出分析的应用体现了对经济增长背后的资源环境消耗的定量测算，从而也可以对进出口贸易背后的能源消耗进行系统的分析。随着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国际二氧化碳谈判、国内能源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等都亟待学界对国际贸易与能源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特别是对国际贸易背后的能源消耗进行系统地测算分析。投入产出表可以采用实物量单位或者价值量货币单位编制。已有研究中，实物量和价值量难以反映在同一张投入产出表中。为分析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尤其需要分析不同因素对出口蕴含能源的影响，需要将能源部门的产业（投入产出表中行方向数据）同时采用实物量和价值量表示，但上述研究在能源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中没有考虑到中国能源系统中最终消费和中间投入之间的不同价格，也没有深入分析出口蕴含能源的影响因素。

二、中国国际贸易的演进态势及其能源环境影响的定性分析

1980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全球排名为第26位，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国际贸易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进出口总值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25616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以后，中国国际贸易年均增速高达26％，是全球国际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排名全球第一，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2009年同期增长34．7％，进出口贸易顺差为1831亿美元。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占到了全世界的19．8％，高于美国（美国为19．4％），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加工生产基地。中国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带动了能源消费的迅猛增长。尤其是200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重型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以量取胜的工业制造品的出口。中国是一个人均能源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人均能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受制于资源禀赋，中国能源需求与本国供应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日趋依赖进口各类资源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中国初级产品占进口总额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17％，增长至2008年的31％。从直接能源进出口量分析，中国自1997年开始成为净能源进口国家。2001年开始，直接能源进口量快速增长而直接能源出口量略呈下降趋势，净能源进口量快速增长。这说明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长，其中进口能源中以原油和成品油为主。2008年，原油进口量占直接能源进口量的67％，中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达到创纪录的51．3％。从直接能源进出口量分析，中国已经成为净直接能源输入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其国际贸易的增长意味着大量工业产品可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生产。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使得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可以更多地依赖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进口，提高服务业在其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例，从而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国内经济活动与生态资源环境的矛盾。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能源、环境法规政策的相对宽松和不完善，而自由贸易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出口型生产往往对社会和环境成本考虑不足，国际贸易扩大导致的产出增加会带来能源消费的增长和环境的恶化。因此，国际贸易可能产生这样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影响：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转移高能耗、高污染排放型产业至其他国家以减少其能源消费并保持其环境承载力；一个国家也可能由于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高能耗、高污染，增加了其能源消费总量并使环境受损。进一步而言，通过国际贸易，一些国家可能间接出口了能源资源和环境承载力，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进口能源资源和环境承载力。

出口贸易高速发展使中国能源消费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由于中国的环境污染为典型的能源消费型污染，出口增长在促进中国消费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的增多。开发、利用能源所产生的环境约束不仅已经成为能源战略和能源决策中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中国国际贸易的高速发展可以为中国的环境保护积累必要的经济基础，通过进口高能耗污染密集型产品可以直接降低本国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程度，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及进口先进的机械设备会促进国内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发展。因为受制于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担当的加工装配者角色①，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加速消耗了大量的稀缺性自然资源，导致“掠夺性”资源开采问题。与出口贸易带来的能源消费增长一致，出口行业所排放的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也相应增加，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②，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和初级产品相比，工业制成品生产中的环境影响不仅包含着原材料的开采与加工，还包括其本身加工过程中所排放的废水、废气与固体废弃物。由于工业制成品占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一直上升，2009年，其比例达到95％，故本文选择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分析国际贸易的环境影响效应。1990—2010年，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由462亿美元上升为13965亿美元，年均增长17．6％。同期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0年的57797万吨增长至2010年的240944万吨，增幅达4倍。工业固体废物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呈同步增长态势。工业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从1990年的1033万吨增长至2006年的2235万吨，年均增长5％。其后由于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③中制定了降低单位GDP能耗20％、在2005年的基础上到2010年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10％的政策，中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在2010年减少至1864万吨。因此，从整体上分析，中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在2006年之前随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呈同步增长态势，但“十一五”期间由于政府管制呈下降趋势。另外两项环境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由于国家以造纸等行业减排为重点，采取各种环境政策积极推进高污染行业的清洁生产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并未出现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同期增长的趋势。1990—2010年间，中国的工业废水排放量没有明显的增长趋势，1990年排放量为236亿吨，2010年为238亿吨。这说明从工业废水排放量这一环境指标来看，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的增加并未对工业废水排放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工业COD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变动趋势一致，仅在1997年达到峰值，此后则呈下降趋势。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中，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约占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50％，电力是工业生产制造的基础，因此从整体分析中国二氧化硫排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与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关系。从两项环境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COD分析）来看则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需要对中国国际贸易和能源消费及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做更为深入的系统分析。

三、能源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与能源投入产出模型

投入产出表是根据投入产出理论，以平衡表的形式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投入与产出间的数量联系，具有揭示部门之间密切联系的特点［13］。运用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可以根据部门之间的平衡关系建立投入产出数学模型为：X＝（I－A）－1Y（1）其中X为各部门总产出，A为中间投入矩阵，Y为最终消费矩阵，包括国内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出口和库存增加。若在投入产出表中将能源部门的产出采用价值量和实物量两种指标表示，即编制能源投入产出表，则可以利用能源投入产出模型计算能源的直接和间接进出口量。利用能源投入产出模型分析能源消耗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可以揭示非能源进出口产品部门与能源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研究结果可以更加全面地为能源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提供参考。在能源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中，由于根据各类能源平均价格计算出的实物量和《能源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有较大差异，为消除这一影响，前人研究中多采用各类能源的平均价格来确定投入产出表中各能源部门的中间投入和最终消费的实物量数据（见公式2）。其中IMi为各部门的进口量。但这一方法存在着中间投入和最终消费之间能源价格有差异的问题，而且在中国各种能源转化过程中，中间能源投入如火力发电用煤等也并非使用市场价格。因此，本文使用《能源统计年鉴》上的数据直接确定最终能源消费量和各能源部门之间的中间投入实物量，采用平均价格计算其他非能源部门中间投入的能源实物投入量，以减少价格差异的影响。其中Ejy为各类能源的最终实物消费量。pj为各类能源作为中间投入的平均价格，单位为：万元／吨标准煤。Eij为各部门的直接能源消费量。本文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1992、1997、2002、2005年和2000年不变价序列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历年《能源统计年鉴》上的能源消费量数据，编制了52个部门不变价能源投入产出序列表，其中能源部门分为一次能源部门和二次能源部门，一次能源部门包括煤炭、天然气、石油、水电四个实物部门，二次能源部门包括成品油、焦炭、火电、燃气与热力四个实物部门，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在投入产出表价值量表中属于一个部门，本文根据1997年122个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石油开采业和天然气开采业的数据和《能源统计年鉴》中分行业能源消费量的数据确定比例将其拆分。在能源投入产出表中，e是各部门能源直接消耗系数，即直接能源强度，由各部门的直接能源实物消费量和总产出之间的比例来计算（单位：吨标准煤／万元）。在国际贸易中，能源的直接出口量Eex（direct）就是各种能源出口量之和。非能源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耗了能源，也间接地消耗了蕴含中间投入中的其他中间产品的能源。能源的间接出口量就是出口于国外的非能源商品中所蕴含的能源量。本文研究采用完全能源强度来计算产品的含能量，完全能源强度e（total）也即完全消耗系数由直接能源强度和间接能源强度相加组成，可以通过直接能源强度乘以列昂惕夫逆矩阵来计算（见公式7）。在中国进口贸易蕴含能源的计算中，由于进口产品来自不同的国家，理论上应该根据进口产品的产地将进口商品进行划分，使用对应国家的能源投入产出表计算获得的完全能源强度来计算进口贸易蕴含能源量。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数据可获得性较差，数据收集和处理困难，精确地按照进口来源国的投入产出表编制能源投入产出表，计算进口产品的蕴含能源难以实现，缺乏可操作性。本文采用进口品和国内产品无差别且完全竞争的假设计算进口产品蕴含能源。在国际贸易的能源消费影响效应分析中，虽然进口商品是在国外生产的，进口商品减少了国内生产相同商品所需消耗的能源，因此，可以利用投入产出分析中的技术同质性假设，即假设进口产品生产技术和本国产品生产技术相同，利用国内完全能源强度计算进口产品中的蕴含能源。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的进口产品主要来自欧盟、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远高于中国，因此，利用完全能源消耗强度来计算进口产品蕴含能源会产生测算结果偏高的问题。故本文使用相同的完全能源强度计算进口品中蕴含能源进口量Eim（indirect）。

四、中国间接能源出口量分析

本文通过编制1992—2007年实物价值型能源投入产出序列表，根据能源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52个部门产品的直接能源强度、完全能源强度，据此计算了出口贸易中的蕴含能源量。根据表1中的测算结果可知，尽管中国在1996年之后成为能源净进口国，但在1992年，中国的出口蕴含能略高于进口隐含能，为蕴含能源的净出口国，净出口额仅为0．03亿吨左右。1997年，中国的进口蕴含能源和出口蕴含能源都增长迅速，由于贸易顺差，蕴含能源的净出口额已经超过0．14亿吨标准煤。200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尽管贸易顺差相对1997年较小，受出口结构的影响，蕴含能源的净出口额增长为0．24亿吨标准煤。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中国2007年的蕴含能源的净出口额高达1．24亿吨标准煤。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利用国内技术系数计算进口蕴含能源，因此所得到的净出口蕴含能源并不是实际的净出口蕴含能源。这一结果从另一个角度表示对外贸易的能源环境影响，即由于对外贸易，中国增加的能源消耗和减少的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1997年的能源直接进口量为0．97亿吨标准煤，出口量为0．75亿吨标准煤，净进口量为0．22亿吨标准煤。同期，中国通过非能源品进口而间接进口了3．24亿吨标准煤，即若中国不从国外进口这些非能源产品，那么国内生产和提供这些产品需要增加3．24亿吨标准煤。与此同时，中国通过非能源品的出口也出口了3．38亿吨标准煤，高于进口的能源含量。因此，尽管中国通过贸易直接进口的能源高于出口的能源量，但通过非能源品贸易而间接进口的能源量小于间接出口的能源量。随着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通过非能源品贸易产生的间接能源进出口也不断增加。由于贸易顺差，中国是蕴含能源的净出口国，且净出口规模随着顺差的增加而不断扩大。2007年，中国的能源直接进口量增长至3．5亿吨标准煤，出口量略有增长，为0．97亿吨标准煤，净进口量高达2．53亿吨标准煤。但同期中国通过非能源品进口而间接进口了10．24亿吨标准煤，远小于通过非能源品的出口（13．75亿吨标准煤），净蕴含能源出口为3．5亿吨标准煤。由此可知，由于贸易顺差，大量出口非能源商品，尤其是高能耗商品，中国间接向国外输送了大量的能源，但将能源消费过程中产生的CO2排放和污染排放留在了中国。可见各部门单位产值对能源的需求普遍出现上涨，且增幅较大，产品节能措施的制定刻不容缓。根据本文编制的能源投入产出表，可以分析44个非能源部门蕴含能源进出口情况。图1表示中国1992－2007年中国非能源部门的蕴含能源进出口情况。图1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从蕴含能源进出口的产业分布上可以看出，制造业部门是蕴含能源进出口的主要载体，其蕴含能源进出口占总额的70％以上。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金属制品业这两个资源密集型高能耗产业的蕴含能源出口是中国蕴含能源出口的主要产业。这说明中国不仅通过这两个产业出口了大量蕴含能源，也间接出口了大量铁、铜等自然资源，即产生了蕴含资源出口。纺织业和服装、鞋、帽制造业这两个直接能源能源强度相对较低的产业，由于中间投入的生产过程消费了大量能源，其完全能源强度则相对其他产业较高。因此，这两个产业由于出口额较大，其蕴含能源出口占中国非能源产品蕴含能源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10％以上，大于其出口金额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从蕴含能源的纵向变化分析，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促使各部门蕴含能源量均有显著增长。从蕴含能源的进口产业分布分析，医药制造业、锅炉及原动机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是蕴含能源进口的主要产业。由于中国进口贸易的增长，进口蕴含能增加的部门主要是农业、采矿业以及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蕴含能源进口则有所减少。由于本文采用进口品和出口品生产技术和直接能耗一致的假设，而中国技术水平和能源效率比较落后，因此中国进口品中实际蕴含的能源量应比上述计算结果小。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确实存在大量进口能源产品和其他资源性产品，但随后以制成品的形式间接出口能源和其他资源，即中国虽然从国际市场上购买能源和资源品，但将进口的能源以制成品的形式再出口。此外，由于贸易顺差，中国还通过非能源产品出口的形式间接出口了本国的能源和其他资源。

产出范文篇9

河南省作为中部经济区建设的核心省份，是农业粮食生产的主要产区，肩负着促进中部发展的重大使命。在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突出，粮食投入产出不高的情况下，河南省面对人口众多的压力，更应该关注农业生产要素的效率，实现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由于农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国内对农业生产效率的研究方面的文献较多，过去大多采用C－D生产函数法进行测算。近年来DEA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效率的综合评价中。何新安等（2008）使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广东省1993－2005年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趋势进行了考察。李尽法等（2008）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考察了1999—2006年河南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是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丁文斌（2007）运用DEA方法分析1990－2004年湖北省粮食生产投入要素。汪旭晖（2008）运用DEA模型对我国31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进行综合评价。陈洪跃等（2010）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重庆市1997—2007年的农业经济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其规模效益。

2DEA评价模型

关于生产的效率评价，通常是通过对生产边界的估计。当前生产边界的估计主要有二种方法，一种是参数法，另一种是无参数法。DEA方法作为无参数法，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及Rhodes（C2R）于1978年提出的，相对于参数法，DEA无须预设生产函数的型式，亦无须估计函数的参数。本研究所构建的评价模型，就是DEA的两个基本模型C2R和BC2。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引入对偶变量λ1、λ2，…，λn；θ和松弛变量，即可得出C2R模型的表达式如下：minθs．t．nj＝1λjxj＋s＋≤θx0nj＝1λjyj－s－≥y0λj≥0j＝1，2，3，…，nθ无约束s＋≥0s－≥烅烄烆0在该模型中：θ为各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值。在考虑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BC2模型如下表示：minθs．t．nj＝1λjxj＋s＋＝θx0nj＝1λjyj－s－＝y0nj＝1λj＝1j＝1，2，3，…，nθ无约束s＋≥0s－≥烅烄烆0在该模型中：θ为各决策单元的纯技术效率值。

3实证分析

3．1指标的建立

（1）投入指标的选取。我们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投入指标为农林牧渔业劳动力、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这四个指标。（2）产出指标的选取。由于发展农业的主要目的就是生产农产品，所以在本文中我们选取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作为本文研究的产出指标。

3．2全国农业生产效率比较分析

为了更好地分析河南省的农业发展状况，我们首先对河南省与全国水平进行比较，找出河南省与全国农业生产效率较高差距，所以我们选取全国31个省份2009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本文运用DEA的CCR和BCC模型进行比较研究。输出结果如下表所示：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知道，2009年全国有3个省份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为1，主要包括北京，上海，福建；剩下的28个省份都处于DEA无效阶段，其中如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海南、四川和西藏他们的纯技术效率都为1，总体技术效率不为1的原因是其中的规模效率不为1造成的，说明现阶段这几个省份的投入规模不当，相关农业发展部门应该引起充分重视；除了上述省份之外，其他的省份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不为1，说明其无效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来自于规模的不合理，另一方面来自于本身生产力和管理方式不当。从平均值来看，2009年我国农业资源利用效率都处在0．8以下，有些甚至在0．7以下，例如农业发展总体技术效率为0．626，说明在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方面仍存在不合理的情况，农业资源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纯技术效率为0．789，说明当前农业生产方式和管理水平一般。从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河南省作为全国的农业大省和粮食主产区，其总体技术效率只达到了0．374，在全国的排名中居倒数第三。从这个情况来看，河南省的农业发展很不乐观，其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其投入产出比例处于一种畸形发展当中，同时河南省的规模收益处于递减阶段，所以当前不应扩大投入规模。下面我们来着重看一下河南省的投入产出冗余程度如何。从表中看到，河南省在农业投入方面存在过剩的现象，若想达到投入产出合理的状态，河南省需在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做出调整，其在产出方面调整幅度达到15．9％，农林牧渔业劳动力投入调整26．9％，农作物播种面积调整30．3％，化肥施用量调整25．4％。由于河南省在国家农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为了对河南省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我们有必要对河南省近10年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研究。从表中结果可知，河南省在这10年中，投入产出技术效率呈现增长趋势，其中在2000－2007年间，DEA处于非有效阶段，同时规模收益处于递增阶段。虽然从表中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其纯技术效率处在一个波动状态，但是规模效率除了2003年有所回落外，其他的都在增长。通过对河南省近10年的农业投入产出的效率进行分析，我们知道虽然这段期间通过相关部门的努力，河南省农业发展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是从表一中可知，与全国水平相比较，河南省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其农业投入产出效率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4结论

当前，我国对农产品需求十分突出，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大问题，虽然河南是一个粮食大省，但是相对于众多的人口来说，其农业资源还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注重量的大小，而应该在农业投入规模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扩大产出能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引导河南省各农业生产区关注其农业投入产出效率，提高对生产效率的认识。河南省作为一个农业生产基地，其农业生产区遍布各个地市，由于各个地市的发展水平都不同，农业生产条件也不一样，导致在河南省各个农业生产区内的投入产出效率都不同，如果要提高河南省的农业生产效率，充分利用农业资源，我们有必要引导河南省各个生产区关注自身的农业投入产出水平，并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其对农业生产效率的认识。

产出范文篇10

关键词：农村金融供给;农业产出;效应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行业在我国城市地区发展迅速，但在广大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现状不容乐观，据银监会相关数据统计，2013年我国农村家庭活期存款账户和定期存款账户占农村家庭总数的比例分别为42%和1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受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等因素的影响，农村金融供给排斥现象比较严重，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给我国农业产出的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

一、农村金融供给对农业产出的效应分析

金融市场最基本的功能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完善农村金融供给可以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从而推动农业产出的增长，具体分析如下：

（一）农村金融供给通过金融产品创新和提高资本边际

生产率来提高农业产出。首先，金融机构可以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分散风险的作用，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降低农业生产者所面临的市场风险，针对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征，银行、保险机构等金融机构可以开发出大宗农产品期货合约、保险合约等金融产品，锁定农业生产者远期农产品交易价格，从而降低由于农产品未来市场价格变动给农业生产者带来的损失，让农业生产者安心发展农业，推动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其次，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将资金充分应用于资本边际生产率最高的生产活动中，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2]。完善农村金融供给可以有效地解决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农业生产者等资金需求方与金融机构资等资金提供方的交易成本，生产效率高的农业生产者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获取所需要的生产资金，从而推动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金融机构闲置资金也能够用在效率较高的生产活动中，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资金需求方和资金提供方双方效率的提高，推动农业产出增长。

（二）农村金融供给通过影响农村居民储蓄率和投资率

来提高农业产出。金融市场越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品种越齐全，就可以吸收更多的存款，并提供更多的贷款资金，推动经济的增长[3]。首先，农村金融供给的完善可以降低农村居民在金融市场上进行各种业务活动的机会成本和交易费用，全面且便捷的金融服务有利于吸引更多农村居民来银行存款，而不是将大量资金闲置在家，一方面解决了农村居民对现金安全问题的担忧，同时也吸纳了农村地区大量的闲置资金，提高了农村地区储蓄率，为农业生产者资金需求提供了来源，更好地满足了农业生产投资的需要。其次，农村金融供给的完善可以提高农村资金的投资效率，一方面农村金融市场通过将农村地区银行存款投资于本地区高效率的农业生产活动，另一方面农村金融市场通过为农村居民提供相对于银行存款而言的回报率更高的金融产品，在拓宽农村居民的投资渠道的同时服务于农业生产，推动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农村金融供给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农村金融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金融机构出于风险和收益的考虑，对我国经济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重视程度仍然不够。据银监会相关数据统计，截止到2014年底，我国城乡居民银行存款总额突破100万亿元，其中城市居民存款比例约为80%，农村居民存款比例约为20%；2014年全年银行贷款总额突破90万亿元，其中城市贷款所占比重超过95%[4]。农村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尤其是在金融供给方面，农村地区金融供给排斥现象严重，具体分析如下：

（一）地理排斥。相对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由于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不便、人口集中程度不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网点不足。据银监会相关数据统计，截止到2014年底，我国乡镇银行金融机构网点的平均数量为4.6个，全国超过3000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网点[5]。金融机构覆盖不足、涉入不深、服务不全是导致农村地区金融供给排斥的重要原因，农村金融需求由于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给我国农业产出的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条件排斥。出于贷款风险和收益的考虑，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对外放贷时需要对借款者信用记录、偿债能力等方面进行详细评估从而确定贷款对象和贷款规模，在抵押贷款的条件下还需要贷款者提供相应的抵押物，以降低银行贷款风险，防范由于贷款者经营不善导致银行贷款无法收回而给银行造成的损失[6]。但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缓慢，尚未形成健全的信用评价机制，银行无法对农户进行系统科学的评价，导致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经营风险过高，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开展业务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三）价格排斥。现阶段下，商业银行由于风险收益不对称等原因不愿意进入农村地区开展业务，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大部分由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提供。但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通常是对农业生产提供大额贷款，对于农民小额资金需求未予以全面考虑；尽管邮政储蓄银行遍布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但其在农村金融体系中扮演的更多是“农业经济抽血机”的角色，只存不贷的现象突出[7]。同时，受现行金融体制的影响，农村信用社通常采用央行规定基准利率的2倍至3倍的贷款利率向农民发放贷款，金融产品价格超出农民预期导致部分农民放弃金融服务。

三、新常态下强化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对农业产出推动效应的具体措施

从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足之处出发，新常态下强化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对农业产出的推动效应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树立农村金融发展理念，完善农村金融体制建设。首先，政府应当在大力发展城市金融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我国农村金融供给现状，充分认识到农村金融供给的完善对于提高农业发展水平、推动农业产出增长的重要作用，加大对农村金融供给的重视程度，强化农村金融发展理念。其次，政府应当完善农村金融体制建设，一方面，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法律法规，综合考虑农村发展新变化和未来发展需求，着手进行农村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完善现行金融法律法规的缺陷，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非法借贷组织，规范农村金融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强农村地区信用评价机制的建设，建立统一的社会信誉信息化管理平台，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提供客观参照标准。同时，政府应当适当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进入门槛，鼓励民营金融机构积极进入农村地区开展业务，简化农业生产贷款的审批程序，为农民贷款提供便利。（二）加强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推动农村金融全面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当深入了解农业生产的特点，针对农业生产者不同贷款需求开发出相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开发出农产品远期合约和保险合同等，降低农产品市场波动对农民造成的损失[8]；金融机构也可以对贷款担保方式进行适当创新，考虑到我国广大农业生产者并没有价值较高的房屋等不动产和机器设备等动产作为银行贷款抵押物，金融机构可以根据我国新物权法的规定将农业生产者的土地经营权、在产农产品等作为抵押物，或者通过村民联保的形式，提高农村金融供给。同时，金融机构也可以进行农村金融组织形式的创新，通过设立农业生产互助资金等形式，吸纳农村闲置资金，进行适当的稳健型投资，增强农业生产者抵抗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的能力。（三）强化内部金融体系构建，加大农业金融支持力度。对于农村信用社、民间借贷等农村金融内部体系，政府在加强对其监管的同时，也要加大对其支持力度。首先，政府要继续强化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的理念，在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中要继续扎根农村、服务三农，加强对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加快对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的股份制改革步伐，进一步明晰产权，强化现代化银行管理理念，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内部治理机制，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金融发展要求。其次，政府应当加强对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行为的规范，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制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的统一标准和程序，保障借贷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农村金融合法、规范发展。（四）重视外部金融体系发展，提高商业银行支农热情。作为我国资产规模最大、金融产品最多、服务范围最广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是农村金融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9]。但是商业银行由于其自身营利性组织的市场定位，在进入农村市场时它考虑更多的是其风险和收益。基于此，一方面，政府可以给进入农村开展金融业务的商业银行相应税收优惠政策，也可以适当放宽商业银行对三农贷款的利率浮动范围，积极引导商业银行进入农村地区开展金融业务，发挥商业银行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强央行、证监会、银监会等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信贷投放的监管力度，引导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地开展信贷投放业务，保障农村金融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农村金融供给对于提高农业产出效应主要表现在金融产品创新和农业生产投资方面，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仍存在着地理排斥、条件排斥和价格排斥等不足，通过完善农村金融体制建设、加强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强化内部金融体系建设、重视外部金融体系发展的措施，可以强化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对农业产出的推动效应，为我国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作者:朱晓哲 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金融系

参考文献：

[1]刘薇，赵艳君.农村金融对我国农业产出影响的实证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4,12:3733-3735+3738.

[2]张阳.陕西省泾阳县农村金融对农业产出影响的实证分析[J].陕西农业科学,2014,05:105-108.

[3]陈时兴.农村金融支农效率的比较研究——以浙江省农村信贷投资的产出效应与收入效应为例[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06:98-104.

[4]刘长庚，戴克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及政策思考[J].金融经济,2015,04:51-57.

[5]刘轶夫.黑龙江省农村金融供给对农业产出作用的实证研究[J].黑龙江金融,2015,02:50-52.

[6]陈丹妮.农村金融、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前沿理论综述[J].河北金融,2010,01:7-9.

[7]陈雷生.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视角[J].吉林农业大学学报,2014,06:742-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