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涉内政范文10篇

不干涉内政范文篇1

不干涉内政原则源于主权原则，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主权是国家固有的权利，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国家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其内涵包括对内具有最高统治权和对外具有独立权两个方面。一个国家根据其主权，享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不受他国的干涉，这样，一国主权范围之内不受他国干涉的内部事务就是内政。

国家主权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进过程。主权最早是一个宪法学（国内法）上的概念，法国著名古典法学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让·博丹于1577年在其名著《论共和国》一书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国家主权学说”。其后，洛克和卢梭等思想家分别提出“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概念，但他们所强调的主权还只是国内法范畴，没有涉及到国际法的问题。

1648年欧洲各国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主权国家的诞生。它第一次以多边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所有与会国的独立与法律上的平等，主权概念正式应用到国际法领域中。18－19世纪，在反对欧洲封建统治和反对他国干涉的斗争中，欧美国家学者的著述和政府文件都强调了国家主权的原则。20世纪，国家主权在反对武装干涉、维护民族自决和促进国际友好合作中发展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主要表现在1919年《国际联盟盟约》和1945年《联合国宪章》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确认和强化，该原则确认各国有权决定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保证各国处理其国内外事务的独立自主，禁止外来的侵略和干涉，尊重各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经济权益。

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含义

（一）内政的含义与范围

内政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793年法国宪法中，该宪法第119条规定，“法国人民决不干涉别国的政治，他们也不容许别国干涉自己的政治”1945年《联合国宪章》对内政的表述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内管辖之事件”，该表述后经1965年《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1981年《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等国际文件的确认和沿用，成为权威的表述。一些国家在某些公开的国际场合对“内政”的解释也类似于《联合国宪章》的解释。

但何为“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国内外未有一个公认的确切说法。正如阿库斯特在《现代国际法概论》中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宪章中对内政解释引起的争论比宪章的任何其他规定都更多，但是，在实践中，这一条的解释迄今始终是不确定的。为什么对内政的解释始终是不确定的呢?有学者认为原因有三个：(1)内政的范围不断发生变化，这样给内政下定义比较困难；(2)各个国家由于社会制度、国家利益不同对内政的解释也就不同。

国际法上的内政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一国内政，其标准是既要符合国内法，更要符合国际法及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二者都符合，尤其是在不违反国际法及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的前提下，才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只符合国内法，而不符合国际法及国际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的行为，就不是内政。

必须指出，内政的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及国际法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及发展的。

（二）“干涉”的界定

实际上，在国内外许多国际法学者的著作当中，对干涉正式进行界定的并不多见，而且至今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这恰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际法界定干涉的困难。

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精华即禁止干涉的主体是国家和国家集团，包括联合国及其所辖机构；禁止干涉的范围是内政、外交事务和各国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权利；禁止干涉的方式是武力、经济、政治等措施

干涉内政原则的界定，可以看出国际法上不干涉内政原则有两层意思：1．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别国或国际组织不能列入议事日程，也就是说不能讨论；2．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别国或国际组织无权介入。

三、不干涉原则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挑战

全球化的直接结果是使整个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各国利益相关体，使得原本属于一国内政的事项变为国际共同关心事项，如在人权、关税、汇率、反恐、禁毒、网络、环境、能源、疾病预防和惩治犯罪等，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其范围和影响都是世界性的，在全球化时代“集体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对于上述任何关涉全球利益的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协调合作，而合作的形式就是签订双边的或多边的条约，明确彼此的义务和责任，这又使得本属国家内政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

四、结语

国家主权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即使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主权概念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仍然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得以维系的核心价值。

198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更是强调该原则“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实现《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都最为重要。”可见，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律文件对国家内政的维护是明确的和一贯的，它没有也不可能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干涉他国内政提供法律依据。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中，切实遵循不干涉内政原则，既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障，又是发展国际合作的基础。

摘要：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源于主权原则，指国家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务。本文首先简述了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产生与发展，继而界定其范围及其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挑战。

关键词：不干涉含义挑战

注释：

［1］贺鉴．“人道主义干涉”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击．河北法学．2006（11）．

［2］李伯军．论国际法上界定“干涉”存在的问题—以《联合国宪章》为视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7）．

［3］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页．

［4］王庆海，张蓝图．国际法上的内政及不干涉内政原则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7）．

不干涉内政范文篇2

关键词：不干涉含义挑战

不干涉内政原则(principleofnoninterventionofinternalaffairs)是从国家主权原则中引申出来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该原则指国家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务，也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自己的意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该原则也包含国际组织不得干涉成员国国内管辖事务之义。

一、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产生

不干涉内政原则源于主权原则，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主权是国家固有的权利，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国家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其内涵包括对内具有最高统治权和对外具有独立权两个方面。一个国家根据其主权，享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不受他国的干涉，这样，一国主权范围之内不受他国干涉的内部事务就是内政。

国家主权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进过程。主权最早是一个宪法学（国内法）上的概念，法国著名古典法学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让·博丹于1577年在其名著《论共和国》一书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国家主权学说”。其后，洛克和卢梭等思想家分别提出“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概念，但他们所强调的主权还只是国内法范畴，没有涉及到国际法的问题。

1648年欧洲各国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主权国家的诞生。它第一次以多边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所有与会国的独立与法律上的平等，主权概念正式应用到国际法领域中。18－19世纪，在反对欧洲封建统治和反对他国干涉的斗争中，欧美国家学者的著述和政府文件都强调了国家主权的原则。20世纪，国家主权在反对武装干涉、维护民族自决和促进国际友好合作中发展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主要表现在1919年《国际联盟盟约》和1945年《联合国宪章》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确认和强化，该原则确认各国有权决定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保证各国处理其国内外事务的独立自主，禁止外来的侵略和干涉，尊重各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经济权益。

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含义

（一）内政的含义与范围

内政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793年法国宪法中，该宪法第119条规定，“法国人民决不干涉别国的政治，他们也不容许别国干涉自己的政治”1945年《联合国宪章》对内政的表述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内管辖之事件”，该表述后经1965年《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1981年《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等国际文件的确认和沿用，成为权威的表述。一些国家在某些公开的国际场合对“内政”的解释也类似于《联合国宪章》的解释。

但何为“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国内外未有一个公认的确切说法。正如阿库斯特在《现代国际法概论》中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宪章中对内政解释引起的争论比宪章的任何其他规定都更多，但是，在实践中，这一条的解释迄今始终是不确定的。为什么对内政的解释始终是不确定的呢?有学者认为原因有三个：(1)内政的范围不断发生变化，这样给内政下定义比较困难；(2)各个国家由于社会制度、国家利益不同对内政的解释也就不同。

国际法上的内政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一国内政，其标准是既要符合国内法，更要符合国际法及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二者都符合，尤其是在不违反国际法及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的前提下，才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只符合国内法，而不符合国际法及国际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的行为，就不是内政。

必须指出，内政的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及国际法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及发展的。

（二）“干涉”的界定

实际上，在国内外许多国际法学者的著作当中，对干涉正式进行界定的并不多见，而且至今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这恰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际法界定干涉的困难。

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精华即禁止干涉的主体是国家和国家集团，包括联合国及其所辖机构；禁止干涉的范围是内政、外交事务和各国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权利；禁止干涉的方式是武力、经济、政治等措施。从国际法上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界定，可以看出国际法上不干涉内政原则有两层意思：1．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别国或国际组织不能列入议事日程，也就是说不能讨论；2．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别国或国际组织无权介入。

三、不干涉原则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挑战

全球化的直接结果是使整个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各国利益相关体，使得原本属于一国内政的事项变为国际共同关心事项，如在人权、关税、汇率、反恐、禁毒、网络、环境、能源、疾病预防和惩治犯罪等，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其范围和影响都是世界性的，在全球化时代“集体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对于上述任何关涉全球利益的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协调合作，而合作的形式就是签订双边的或多边的条约，明确彼此的义务和责任，这又使得本属国家内政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

四、结语

国家主权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即使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主权概念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仍然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得以维系的核心价值。

198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更是强调该原则“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实现《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都最为重要。”可见，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律文件对国家内政的维护是明确的和一贯的，它没有也不可能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干涉他国内政提供法律依据。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中，切实遵循不干涉内政原则，既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障，又是发展国际合作的基础。[论*文*网]

注释：

［1］贺鉴．“人道主义干涉”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击．河北法学．2006（11）．

［2］李伯军．论国际法上界定“干涉”存在的问题—以《联合国宪章》为视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7）．

［3］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页．

［4］王庆海，张蓝图．国际法上的内政及不干涉内政原则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7）．

［5］殷仁胜，李国际．挑战与对策:全球化时代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全球视野理论月刊．2007（2）．

不干涉内政范文篇3

关键词：不干涉含义挑战

不干涉内政原则(principleofnoninterventionofinternalaffairs)是从国家主权原则中引申出来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该原则指国家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务，也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自己的意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该原则也包含国际组织不得干涉成员国国内管辖事务之义。

一、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产生

不干涉内政原则源于主权原则，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主权是国家固有的权利，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国家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其内涵包括对内具有最高统治权和对外具有独立权两个方面。一个国家根据其主权，享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不受他国的干涉，这样，一国主权范围之内不受他国干涉的内部事务就是内政。

国家主权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进过程。主权最早是一个宪法学（国内法）上的概念，法国著名古典法学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让·博丹于1577年在其名著《论共和国》一书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国家主权学说”。其后，洛克和卢梭等思想家分别提出“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概念，但他们所强调的主权还只是国内法范畴，没有涉及到国际法的问题。

1648年欧洲各国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主权国家的诞生。它第一次以多边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所有与会国的独立与法律上的平等，主权概念正式应用到国际法领域中。18－19世纪，在反对欧洲封建统治和反对他国干涉的斗争中，欧美国家学者的著述和政府文件都强调了国家主权的原则。20世纪，国家主权在反对武装干涉、维护民族自决和促进国际友好合作中发展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主要表现在1919年《国际联盟盟约》和1945年《联合国宪章》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确认和强化，该原则确认各国有权决定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保证各国处理其国内外事务的独立自主，禁止外来的侵略和干涉，尊重各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经济权益。

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含义

（一）内政的含义与范围

内政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793年法国宪法中，该宪法第119条规定，“法国人民决不干涉别国的政治，他们也不容许别国干涉自己的政治”1945年《联合国宪章》对内政的表述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内管辖之事件”，该表述后经1965年《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1981年《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等国际文件的确认和沿用，成为权威的表述。一些国家在某些公开的国际场合对“内政”的解释也类似于《联合国宪章》的解释。

但何为“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国内外未有一个公认的确切说法。正如阿库斯特在《现代国际法概论》中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宪章中对内政解释引起的争论比宪章的任何其他规定都更多，但是，在实践中，这一条的解释迄今始终是不确定的。为什么对内政的解释始终是不确定的呢?有学者认为原因有三个：(1)内政的范围不断发生变化，这样给内政下定义比较困难；(2)各个国家由于社会制度、国家利益不同对内政的解释也就不同。

国际法上的内政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一国内政，其标准是既要符合国内法，更要符合国际法及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二者都符合，尤其是在不违反国际法及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的前提下，才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只符合国内法，而不符合国际法及国际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的行为，就不是内政。

必须指出，内政的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及国际法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及发展的。

（二）“干涉”的界定

实际上，在国内外许多国际法学者的著作当中，对干涉正式进行界定的并不多见，而且至今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这恰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际法界定干涉的困难。

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精华即禁止干涉的主体是国家和国家集团，包括联合国及其所辖机构；禁止干涉的范围是内政、外交事务和各国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权利；禁止干涉的方式是武力、经济、政治等措施。从国际法上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界定，可以看出国际法上不干涉内政原则有两层意思：1．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别国或国际组织不能列入议事日程，也就是说不能讨论；2．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别国或国际组织无权介入。

三、不干涉原则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挑战

全球化的直接结果是使整个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各国利益相关体，使得原本属于一国内政的事项变为国际共同关心事项，如在人权、关税、汇率、反恐、禁毒、网络、环境、能源、疾病预防和惩治犯罪等，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其范围和影响都是世界性的，在全球化时代“集体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对于上述任何关涉全球利益的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协调合作，而合作的形式就是签订双边的或多边的条约，明确彼此的义务和责任，这又使得本属国家内政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

四、结语

国家主权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即使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主权概念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仍然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得以维系的核心价值。

198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更是强调该原则“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实现《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都最为重要。”可见，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律文件对国家内政的维护是明确的和一贯的，它没有也不可能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干涉他国内政提供法律依据。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中，切实遵循不干涉内政原则，既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障，又是发展国际合作的基础。

注释：

［1］贺鉴．“人道主义干涉”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击．河北法学．2006（11）．

［2］李伯军．论国际法上界定“干涉”存在的问题—以《联合国宪章》为视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7）．

［3］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页．

［4］王庆海，张蓝图．国际法上的内政及不干涉内政原则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7）．

不干涉内政范文篇4

中山大学法学院02级4班蔡惠燕

[摘要]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要部分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际法上产生和适用较早的一个原则，它对维持国际正常秩序，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当今世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受到了严重挑战。本文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历史沿革出发，探讨了内政与干涉的内涵，并分析了各种干涉内政原则的行径，特别是揭穿了“人道主义干涉”的强盗面目，最后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浅谈了中国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关系，并指出了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在解决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人道主义干涉中国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正文]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总称，是50年代中期由中国、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1]它的确立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法，也表明了中国对当代国际法发展的重大贡献。[2]半个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指导着各国进行国际交往，成为协调各国利益以正确处理国际纠纷的法律基础，有利地维护、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五项原则重要组成部分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各国维护本国利益、反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武器，是国家独立生存、发展的有力保障，特别是保护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对维持国际正常秩序，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一些国家利用各种借口，以直接或间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干涉他国内政，严重地破坏了国际秩序，引起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这些现象的存在，更向我们表明了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只有确定不疑地坚持和发展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为各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可以说，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任重而道远!-

一、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历史沿革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际法上产生和适用较早的一个原则。早在十七、十八世纪就已产生并适用，其首先是由法国国内法提出的。1793年法国宪法第119条规定：法国人民不干涉其他国家政府事务，也不允许其他民族干涉法国的事务。这项原则原是为反对封建势力干涉资产阶级革命和掌握政权的。[3]由于这项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的题中之意，是反抗侵犯国家主权行为的有力武器，所以很快就被各国所接受，成为国际习惯法原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干涉内政原则成为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1919年《国际联盟盟约》第15条第8款规定：“如争执各方任何一方对于争议自行声明并为行政院所承认，按诸国际法纯属该方国内管辖之事件，则行政院应据情报告，而不作解决该争端之建议”。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并且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7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这一规定将不干涉内政原则一般化，上升为约束联合国组织及其会员国行为的七项原则之一，是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重要发展。[4]

1954年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不干涉内政”补充为“互不干涉内政”，表明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双边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将权利和义务统一于一项原则中，是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进一步发展。[5]1965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特别强调：“任何国家，不论为何理由，均不得直接或间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外交；不得使用政治、军事、经济等措施威胁他国，以使其屈服；不得组织协助、制造、资助、煽动或纵容他国内部颠覆政府的活动；不得干涉另一国的内乱。”联合国1970年10月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重申：“各国严格遵守不干涉任何他国事务之义务，为确保各国彼此和睦相处之一主要条件”；“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因此，武装干涉及对国家人格或其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之一切其他形式之干预或试图威胁，均系违反国际法。”

以上规定都确定并强调了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提出对干涉内政的行为不仅要进行谴责，而且还确认是“违反国际法”的，应负国际责任，这是对国际法的重要补充和发展。[6]

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内涵

互不干涉内政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要求。互不干涉内政原则要求，任何国家都有自主地选择本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制度的权利，任何其他国家不得以政治、经济或其他方式，强迫他国屈从于自己的意志；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直接或间接干预他国的国内事务和外交事务，既不允许武装干涉，也不允许政治干涉、经济干涉、文化干涉乃至人权干涉；任何国家不得组织、协助、煽动、资助目的在于颠覆别国合法政府的组织或活动。a)内政及内政的范围

需要说明的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文件并未给“内政”一词一个界说或规定其判断标准，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肯定，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而应包括国家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7]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为内政。就其实质而言，内政或国内管辖之事件是指应当由国家自主处理的一切事项，是国家在其管辖的领土上行使最高权力的表现。也就是说凡是国家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事项，即本质上属于国家主权管辖的事项都是内政。如有权决定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内部组织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国家在本国国内的行为也可能是破坏国际法的行为。凡属践踏国际法准则的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都不能解释为“内政"。别国对此违法行为的干预，并不构成对内政的干涉，例如前南非当局的种族主义统治便是违反国际法的，是不属于内政的范围的。[8]

不干涉内政范文篇5

不干涉内政原则源于主权原则，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主权是国家固有的权利，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国家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其内涵包括对内具有最高统治权和对外具有独立权两个方面。一个国家根据其主权，享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不受他国的干涉，这样，一国主权范围之内不受他国干涉的内部事务就是内政。

国家主权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进过程。主权最早是一个宪法学（国内法）上的概念，法国著名古典法学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让·博丹于1577年在其名著《论共和国》一书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国家主权学说”。其后，洛克和卢梭等思想家分别提出“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概念，但他们所强调的主权还只是国内法范畴，没有涉及到国际法的问题。

1648年欧洲各国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主权国家的诞生。它第一次以多边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所有与会国的独立与法律上的平等，主权概念正式应用到国际法领域中。18－19世纪，在反对欧洲封建统治和反对他国干涉的斗争中，欧美国家学者的著述和政府文件都强调了国家主权的原则。20世纪，国家主权在反对武装干涉、维护民族自决和促进国际友好合作中发展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主要表现在1919年《国际联盟盟约》和1945年《联合国宪章》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确认和强化，该原则确认各国有权决定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保证各国处理其国内外事务的独立自主，禁止外来的侵略和干涉，尊重各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经济权益。

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含义

（一）内政的含义与范围

内政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793年法国宪法中，该宪法第119条规定，“法国人民决不干涉别国的政治，他们也不容许别国干涉自己的政治”1945年《联合国宪章》对内政的表述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内管辖之事件”，该表述后经1965年《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1981年《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等国际文件的确认和沿用，成为权威的表述。一些国家在某些公开的国际场合对“内政”的解释也类似于《联合国宪章》的解释。

但何为“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国内外未有一个公认的确切说法。正如阿库斯特在《现代国际法概论》中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宪章中对内政解释引起的争论比宪章的任何其他规定都更多，但是，在实践中，这一条的解释迄今始终是不确定的。为什么对内政的解释始终是不确定的呢?有学者认为原因有三个：(1)内政的范围不断发生变化，这样给内政下定义比较困难；(2)各个国家由于社会制度、国家利益不同对内政的解释也就不同。

国际法上的内政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一国内政，其标准是既要符合国内法，更要符合国际法及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二者都符合，尤其是在不违反国际法及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的前提下，才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只符合国内法，而不符合国际法及国际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的行为，就不是内政。

必须指出，内政的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及国际法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及发展的。

（二）“干涉”的界定

实际上，在国内外许多国际法学者的著作当中，对干涉正式进行界定的并不多见，而且至今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这恰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际法界定干涉的困难。

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精华即禁止干涉的主体是国家和国家集团，包括联合国及其所辖机构；禁止干涉的范围是内政、外交事务和各国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权利；禁止干涉的方式是武力、经济、政治等措施。从国际法上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界定，可以看出国际法上不干涉内政原则有两层意思：1．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别国或国际组织不能列入议事日程，也就是说不能讨论；2．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别国或国际组织无权介入。

三、不干涉原则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挑战

全球化的直接结果是使整个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各国利益相关体，使得原本属于一国内政的事项变为国际共同关心事项，如在人权、关税、汇率、反恐、禁毒、网络、环境、能源、疾病预防和惩治犯罪等，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其范围和影响都是世界性的，在全球化时代“集体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对于上述任何关涉全球利益的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协调合作，而合作的形式就是签订双边的或多边的条约，明确彼此的义务和责任，这又使得本属国家内政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

四、结语

国家主权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即使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主权概念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仍然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得以维系的核心价值。

198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更是强调该原则“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实现《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都最为重要。”可见，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律文件对国家内政的维护是明确的和一贯的，它没有也不可能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干涉他国内政提供法律依据。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中，切实遵循不干涉内政原则，既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障，又是发展国际合作的基础。[论*文*网]

注释：

［1］贺鉴．“人道主义干涉”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击．河北法学．2006（11）．

［2］李伯军．论国际法上界定“干涉”存在的问题—以《联合国宪章》为视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7）．

［3］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页．

［4］王庆海，张蓝图．国际法上的内政及不干涉内政原则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7）．

［5］殷仁胜，李国际．挑战与对策:全球化时代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全球视野理论月刊．2007（2）．

不干涉内政范文篇6

[关键词]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干涉内政之例外；国际法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一项比较早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这项原则是与国家主权原则相伴而行的，其含义一般认为是指国家在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他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事务，同时也指国际组织不得干涉属于成员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作为一项被公认为不许损抑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例外问题，一直受到国际法学界的关注。特别是由于在实践中，国际法往往受制于国际政治。因此，一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事件时有发生。最常见的是，某些强国以他国“违反基本人权”为借口，而进行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除直接的武力干涉外，还频繁地运用经济干涉、外交干涉、舆论干涉以控制弱国按其意志行事。人们由此而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权威性提出质疑，认为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在理论上存在例外的情形，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并不违反国际法。本文拟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论依据及其演变历程以及这一原则的例外问题进行探讨。

一、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论根据

关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论依据，国际法上有不同的学说。早在1830年，就出现了不干涉内政学说。根据这一学说，不干涉是一种严格的国家责任，而且是国际法的正确规则。事实上，早在1795年，康德(Kant)的《永久和平》著作中就提到了不干涉内政的问题，康德认为，各国均不得干涉他国的宪法与政府，其理论基础是主权国家之独立理论。康德具体地论述：“国家之独立乃国际法之基础，由于干涉是破坏国家独立之行为，因此也就违反了国际法。”

有学者从人权保护的角度来论证国家内政之不可干涉性，认为所谓的国家被赋予合法性的资格，是因为人权的保障不可能处于一个真空物之中，需要某种政治机制去定义、促进及保护，而政治组织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人权，而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一国的社会则是立论在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上。因此，干涉一国内政将构成基本权利的双重违反：一是人民能平安无虞地生活在没有外国人干扰的政治环境下的权利；另一则是国家本身基于其国内社会成员所享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之权利。

美国国际法学者迈克·沃尔泽在探讨不干涉内政原则时提出了“一致理论”(“Fit”Theory)，他认为国家是由人民与政府所构建成的，而且在社群与政府之间必是存在某种“一致”，而外国均应该对这种“一致”予以尊重。干涉他国的内政往往是因为干涉者对于被干涉过的社会缺乏认识，因此易流于片面，否定该社会与其政府之间具有某种“一致”，是对被干涉国的社会的不尊重。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源于国家主权的一项基本原则。尽管主权概念在历史上不断演变，但是到今天主权概念仍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时至今日，主权至少仍在国际法上被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属性，即外部独立与内部自主。这两个属性仍支配着今日的国际秩序。“外部独立”可以理解为国家不受其他国家或组织之干涉与控制，这是一种正式的法律状态；“内部自主”则是指国家自行处理其国内事务之能力，是一种实质而非形式的状态。

因此，基于主权概念在国际法上所凸显出国家之独立、自主属性，国际法遂产生两项原则，即不干涉内政原则与主权平等原则，此二者正是国家主权的两个方面。不干涉内政原则是来自国家主权概念中的“内部自主”特性。所谓的不干涉是指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属于其他国家内部管辖事务的不干涉；而干涉代表着对国家领土完整和法律权益的损害，也就是对国家主权的侵害。

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演变

“不干涉内政”最早以法律的形式出现是在1793年的《法国宪法》，该宪法第十九条规定：法国人民不干涉其他国家政府事务，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干涉法国事务。这一规则后来逐渐为欧洲各国所认同。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美国不干涉任何欧洲国家的内部事务，但也不能坐视欧洲国家对南美洲各国之干涉”。这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为国际上不干涉内政原则开启先河。此咨文强调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也不允许欧洲干涉美洲事务，反映出新大陆强调自身对欧洲大陆的独立性。由于不干涉原则对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公认之原则。

进入20世纪以后，国际社会逐渐自传统的列强支配下解放出来，任何国家再也不能任意否定或主张对其他国家的权力介入。不干涉内政原则也更加广泛地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最早表明不得干涉内政的国际公约是1920年的《国际联盟盟约》，盟约第十五条第八款规定：“按诸国际法纯属国内管辖之事件，行政院应据情报告，而不作该争议之建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殖民的国家纷纷主张主权独立，不再接受殖民帝国的支配，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国家平等、互惠、独立、自主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社会。在战争废墟上孕育起来的《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再一次确认了不干涉内政原则：“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这一规定表明：在现代国际法中，各国可以根据主权自由处理本国的一切事项，彼此间不得干涉。随后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多次重申了不干涉内政，主要有1965年的《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主权之保护宣言》、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和1981年《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等，这些法律文件较全面、系统地规定了不干涉和不干预别国内政和外交原则应包括的各项权利和义务。三、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例外

关于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否存在例外的问题，国际法上是有争论的。有的学者认为不干涉是一项严格责任、一个绝对的原则。大部分学者主张不干涉原则有例外情形。例如日本有学者主张不干涉原则有4种例外的情形：一是条约规定之场合；二是对违法行为之报复；三是基于自卫权之场合；四是各级机构所决定之集体措施。美国国际法权威Hyde教授在其所著《国际法》一书中也曾断言：“除非一个国家对于外国为不法的行为，或威胁不法的行为——不论这种不法行为以国际社会为目标，或以一个国家为目标——似乎没有干涉的正当理由存在。在这种情形下，既无国际不法行为，便不可能有合法的干涉。”显然，Hyde教授将一国从事不法行为或威胁从事不法行为作为对其干涉的合法理由。我国也有学者主张不干涉原则有例外，但是必须对“例外”作严格的限制。如李浩培教授指出：“干涉是一个国家反于另一个国家的意思，而干涉后者的政治独立的基本权利。因此，在国际关系中，国际法以不干涉为原则，以干涉为例外。这个例外的适用，必须有非常的情形存在，方能认为合法。”

干涉行为在19世纪以前，尚不算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一直到19世纪以后，不干涉内政原则逐渐确立为国际法所公认之基本原则，各国遵守这一原则，是出于国际法的法律要求，而非仅仅因为友谊或礼貌。联合国成立以后，宪章第二条第七款更明确对不干涉原则作出具体规定，从而成为各会员国所应遵守的规范。不干涉内政原则既然是国际法的原则，则必然有其例外。宪章第二条第七款其实也指出了这一原则的例外情形：“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九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此条文之前段即为宪章中关于不干涉原则之具体化规定。该条后段的但书规定了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例外，即宪章第九章所指的联合国“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为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所采取的各种手段或办法。

由此可见，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属于一种有限制的不干涉原则(therestrictedprinciple0fnon—intervention)，清楚地表明了联合国宣示各国主权平等、不受外力干预之基本立场。

联合国大会1956年通过的《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也有对不干涉内政作出限制的条款(第八条)，规定依照联合国宪章中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有关条款所采取之措施，不构成对他国内政的干涉。

不干涉内政范文篇7

［摘要］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历史的产物。它需要积极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国外交也不例外。从中国自身来说，其原因包括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和提升“软实力”的需求；外交主导原则转变和深化的结果；中国政府学习能力增强的结果；全球治理和对安全稳定和平的周边发展环境的需求。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外交发生了诸多令人瞩目的变化，中国在坚持传统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同时，依据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对不干涉内政原则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在实践中积极尝试进行富有意义的创新。本文拟从不干涉内政原则缘起出发，探寻了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在观念和实践层面的变化，特别是分析变化的多重背景，结论部分指出了中国不干涉内政原则对国际环境积极适应的可能方向。

一、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缘起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发展的必然产物。一般认为，其含义是指国家在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他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事务。国家主权是在欧洲中世纪动荡无序的历史背景下，在普遍的宗教世界主权的废墟之上，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1］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不仅承认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近300个诸侯国的主权地位，而且它还拒绝罗马教廷对欧洲各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以及在实践上肯定了各国的主权身份；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迥异于中世纪欧洲的国际体系。［2］

主权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国家力图摆脱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和统治，有权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扫除欧洲各国地方封建割据的障碍，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的需求。［3］(P56-57）与此相适应，要求在政治上全权统一国家，并以最高权力的名义进行统治。这就是构成主权的两个方面：对外主权（其特征是独立）和对内主权（其特征是自治）。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两项原则，即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4］也就是说，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主权原则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形势，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了“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并内化为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这是中国外交开始以传统国家利益为主导的标志——开始，一直到整个80年代，中国始终执行低调谨慎积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苏联解体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中国更是低调执行一种有学者称之为“大融入”的外交政策。［5］进入世纪之交及其后，不干涉内政原则也需要适应新的历史环境和变化了的形势和条件。

（注：①2001年12月，“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了《保护的责任》的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了这样的中心观点，即一个国家有责任保护本国国民免受可以避免的灾难，具体说就是免遭大规模屠杀、强奸和饥饿。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履行它的这种责任，那么国际社会就应当对此进行干预，从而代替这个国家履行这种保护的责任。）

二、观念的演化与实践的创新

首先，中国对待国际干预的观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化。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虽然我们仍然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并将其继续作为外交的指导原则之一，但是对于合法、合理的国际干预不再像以前那样坚决抵制。这充分反映在对待联合国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提出的“保护的责任”理念的判断上①。这种理念强调了尊重人权的重要性，同时也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不干涉内政原则造成了冲击，这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讨论。虽然有的中国学者担心这种信条会被西方大国当作进行未经授权的军事干涉合法性的理由，［6］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保护的责任”的概念可以缓和“人道主义干预”和“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这两种信条之间的刚性冲突。当然，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建立在“保护的责任”基础上的国际干预只有在具备合法性的前提下才能够实行，即国际军事干预必须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7］另外，2004年，中国还签署了联合国关于应对威胁、挑战和变革的高级会议的题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责任》报告，该报告认同了“保护的责任”概念。中国还支持联合国2005年峰会成果，这一成果声明：“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有义务采取适当的外交、人道主义和其他和平手段，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和第八章的基础上，保护人们免受大屠杀、战争、种族清洗以及一切反人道的罪行的侵害”。［7］(P3）

其次，在实践上中国由置身于联合国维和行动之外到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自从1988年中国参加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委会以来，在联合国授权下，中国在全球共进行了22次维和行动。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显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地区广泛。基本上包括根据联合国授权需要进行维持和平的地区，如中东、非洲和亚洲。第二，人数越来越多。截至目前，中国派出了超过7000名维和人员，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第三，获得广泛赞扬。中国维和人员在多种气候恶劣、政治环境险要的条件下，显示了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有的军官甚至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与当地民众和睦相处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同友邻部队的合作精神。所有这些，赢得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和国际社会的赞扬。第四，严格遵循维和行动的“当事国同意、非自卫不使用武力、保持中立”等原则。通过维和行动，中国政府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冲突解决经验，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深化和内化了“出于保护的责任”的概念。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问题上，中国从前期的不介入，到后期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达尔富尔问题决议，就是一个明证。

再次，中国还广泛参与各种类型的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积极倡议通过六方会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此外，中国还主导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并且在该机制的框架下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积极参与东亚峰会等地区安全和合作机制。事实上，从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些行动可能已经超越了传统不干涉政策主张的范畴。［7］(P3-4）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现在是并且将来依然是在联合国授权下或其他地区多边组织框架内采取共同行动。但是在全球化带来的日益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国在保护海外利益方面的需求将会日益增加，这就必然要求中国认真考虑其在面对突发危机和回应海外利益以及海外公民利益方面应有的权利乃至责任。

三、中国不干涉内政原则演化的背景

（一）硬实力提高的必然结果与软实力提升的客观需求

首先，硬实力的提高表明中国有能力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一方面，经过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和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就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伴随中国国力的增长，其国际影响力在认同的基础上稳步上升（如两次金融危机期间），这些为中国贯彻自己的意图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另外，中国提出科学、可持续发展，当前诸多影响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恶化、能源短缺等问题，使得中国有责任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努力。其次，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责任越大，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权力增长，而权力的增长是外化和内化的结果。外化，即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外部世界期望中国承担更多的治理成本和责任，从而赋予其相应的权力。内化，则是指中国积极主动争取与自己大国责任相匹配的权力地位。这就需要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国际制度的建立和建设，参与国际冲突的解决——在联合国框架内或在其他地区和多边机制范围内。

再次，提升软实力客观需求。“软实力”是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影响、诱使和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拥有“软实力”一方所希望的过程和结果。归根结底，“软实力”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力与规制力。［8］对于中国来说，之所以要特别重视“软实力”的发展，是因为“作为后起的大国，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差距最大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实力，而是各种软力量。这些软力量包括内部软力量如制度创新、人力资源、文化辐射力、凝聚力与亲和力、高科技研发能力和外部软力量如国家形象、国际机制的控制力、国际规则的创制力和国际义务的承担能力等。其中尤其以政治体制、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和凝聚力等非经济因素作为综合国力或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提升和强化解决软力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强国战略的必经之路。”［9］

某种意义上讲，“软实力”的关键就在于影响力和认同。具体到不干涉政策而言，不论西方是出于真正的认同还是转移负担而要求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外有学者对中国“软实力”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就软实力合法性而言，中国政府必须要考虑国际社会对人权的日益关注程度，否则，中国政府会将自己苦心经营的正面形象毁于一旦。”［10］那么，从获得认同和提升“软实力”的角度，中国有必要改变观念和调整政策，以加大对冲突地区的管理力度。

（二）中国政府“学习”能力增强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取得了辉煌的物质成就，也带来了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而观念领域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在与国际社会互动进程中学习的结果，中国对外政策理念的变革，包括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重新认识，正是中国政府学习能力增强的结果。

首先，学习能力的增强带来了对国家利益的重新认知。正如恩斯特•哈斯指出的：“当新的知识被重新定义国家利益的内涵时，便发生了学习过程。”［11］（P456）虽然世界各国对待国家利益可能有着不同的认知，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利益概念的界定和其内涵均具有共性的成份，例如，核心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海外利益概念的提出及对其的维护和追求；海外公民权益的维护等。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同时也提供了诸多成熟可操作的经验，这可以为我所用，从而减少摸索成本，增加收益（如索马里护航）。

其次，改革开放带来的另一变化就是中国市民社会的长足发展，政治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从内部加速了中国政府的学习进程，促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一方面，随着经济的繁荣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与国际交流的扩大，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社会精英，他们对决策层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科学技术发展和普及不仅惠及民生，而且便利了民众对国际事务表达观点的热情和广度，例如互联网的普及等，这种情况就使得政府可以迅速获取民心所想和民情所向，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决策（如小泉时期的中日关系）。政治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再加上政府越来越强调学习（如政治局定期的学习模式、全党开展的深入学习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调整传统的外交理念提供了社会动力和合法性支持。

（三）全球治理以及中国发展对周边安全稳定环境的需求

（注：①王逸舟认为当今中国外交亟待解决的三个需求之一便是主权需求。详见王逸舟：《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伴随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全球治理被提上国际议程。俞可平认为，“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解决全球冲突和诸如生态危机、跨国犯罪、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人口、移民和人权等全球性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秩序。”［12］(P17）全球治理的目标应该分为三个层次：解决困扰各国的各类冲突和矛盾，以增进和维护国家利益；建立稳定的、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达到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公平和正义。而其主要途径则是依赖多边主义。根据约翰•鲁杰的观点，这又包含三个层次：国际秩序，特定国际生活领域中的宪法性的规则，类似于原则，虽然没有强制性禁止属性，但是具有约定俗成共同遵守的特性；国际机制，指的是构成秩序的功能性或者部门性的内容，比秩序更为具体；国际组织，有总部、文件的抬头、投票程序等。［13］(P13-14）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换句话说，中国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积极从事于全球治理的基础上。而要通过上述手段实现全球治理的目标，则肯定涉及国家主权的部分让渡，这将不可避免对主权原则构成挑战，从而对不干涉内政原则形成冲击。

对周边安全稳定环境的需求。从地区层次来说，中国的发展同样需要一个安全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就目前而言，中国周边主要存在以下不稳定因素：国际冲突源众多，如朝核问题、印巴冲突等；海洋权益存在复杂纠纷；边界争端尚未全部解决；影响边疆地区安全的其他不稳定因素，如三股势力。上述许多问题的解决，则需要通过类似全球治理模式的地区治理才能实现。

四、结论

理论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是发展变化的。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4］(P284）不干涉内政原则也不例外。它是历史、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从起源到演变成为公认的国际交往准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应该对不干涉内政原则有相应的观念演化和实践创新。

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为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融入国际社会，获得国际认同发挥了重大作用。时至今日，它依然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①。但是它也有需要适应形势发展的一面。总体而言，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操作来看，它的适应需要且事实上遵循以下方向：首先，其基本出发点是为了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当然这符合追求中国国家利益的要求。其次，与前者密切相关的是，面对全球化的新问题新挑战，出于增进和平，促进发展之目的，部分地认同“保护的责任”的理念。第三，在实际行动中，中国应该依据联合国授权，从而使对外政策和行为具有合法性和法理支持。

参考文献：

［1］吴兴佐国家主权：民族国家永恒的原则［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5,(4)

［2］张丽华传统主权理论发展脉络探析［J］长白学刊，2006,(2)

［3］俞正樑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4］殷仁胜,李国际挑战与对策：全球化时代的不干涉内政原则［J］全球视野（理论月刊），2007,(2)

［5］俞正樑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6］李斌《保护的责任》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影响［J］法律与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3)

［7］庞中英中国：合作伙伴还是防范对象？［Z］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新变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08

［8］JosephNyeAmericaMustRegainitsSoftPower［N］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Tuesday,May18,2004

［9］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

［10］季北慈等中国软实力资源及其局限［J］国外理论动态，2007,(11)

［11］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2］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A］庞中英中国学者看世界：全球治理卷［C］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不干涉内政范文篇8

摘要：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源于主权原则，指国家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务。本文首先简述了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产生与发展，继而界定其范围及其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挑战。

关键词：不干涉含义挑战

不干涉内政原则(principleofnoninterventionofinternalaffairs)是从国家主权原则中引申出来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该原则指国家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务，也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自己的意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该原则也包含国际组织不得干涉成员国国内管辖事务之义。

一、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产生

不干涉内政原则源于主权原则，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主权是国家固有的权利，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国家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其内涵包括对内具有最高统治权和对外具有独立权两个方面。一个国家根据其主权，享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不受他国的干涉，这样，一国主权范围之内不受他国干涉的内部事务就是内政。

国家主权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进过程。主权最早是一个宪法学（国内法）上的概念，法国著名古典法学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让·博丹于1577年在其名著《论共和国》一书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国家主权学说”。其后，洛克和卢梭等思想家分别提出“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概念，但他们所强调的主权还只是国内法范畴，没有涉及到国际法的问题。

1648年欧洲各国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主权国家的诞生。它第一次以多边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所有与会国的独立与法律上的平等，主权概念正式应用到国际法领域中。18－19世纪，在反对欧洲封建统治和反对他国干涉的斗争中，欧美国家学者的著述和政府文件都强调了国家主权的原则。20世纪，国家主权在反对武装干涉、维护民族自决和促进国际友好合作中发展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主要表现在1919年《国际联盟盟约》和1945年《联合国宪章》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确认和强化，该原则确认各国有权决定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保证各国处理其国内外事务的独立自主，禁止外来的侵略和干涉，尊重各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经济权益。

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含义

（一）内政的含义与范围

内政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793年法国宪法中，该宪法第119条规定，“法国人民决不干涉别国的政治，他们也不容许别国干涉自己的政治”1945年《联合国宪章》对内政的表述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内管辖之事件”，该表述后经1965年《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1981年《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等国际文件的确认和沿用，成为权威的表述。一些国家在某些公开的国际场合对“内政”的解释也类似于《联合国宪章》的解释。

但何为“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国内外未有一个公认的确切说法。正如阿库斯特在《现代国际法概论》中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宪章中对内政解释引起的争论比宪章的任何其他规定都更多，但是，在实践中，这一条的解释迄今始终是不确定的。为什么对内政的解释始终是不确定的呢?有学者认为原因有三个：(1)内政的范围不断发生变化，这样给内政下定义比较困难；(2)各个国家由于社会制度、国家利益不同对内政的解释也就不同。

国际法上的内政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一国内政，其标准是既要符合国内法，更要符合国际法及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二者都符合，尤其是在不违反国际法及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的前提下，才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只符合国内法，而不符合国际法及国际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的行为，就不是内政。

必须指出，内政的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及国际法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及发展的。

（二）“干涉”的界定

实际上，在国内外许多国际法学者的著作当中，对干涉正式进行界定的并不多见，而且至今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这恰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际法界定干涉的困难。

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精华即禁止干涉的主体是国家和国家集团，包括联合国及其所辖机构；禁止干涉的范围是内政、外交事务和各国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权利；禁止干涉的方式是武力、经济、政治等措施。从国际法上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界定，可以看出国际法上不干涉内政原则有两层意思：1．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别国或国际组织不能列入议事日程，也就是说不能讨论；2．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别国或国际组织无权介入。

三、不干涉原则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挑战

全球化的直接结果是使整个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各国利益相关体，使得原本属于一国内政的事项变为国际共同关心事项，如在人权、关税、汇率、反恐、禁毒、网络、环境、能源、疾病预防和惩治犯罪等，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其范围和影响都是世界性的，在全球化时代“集体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对于上述任何关涉全球利益的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协调合作，而合作的形式就是签订双边的或多边的条约，明确彼此的义务和责任，这又使得本属国家内政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

四、结语

国家主权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即使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主权概念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仍然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得以维系的核心价值。

198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更是强调该原则“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实现《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都最为重要。”可见，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律文件对国家内政的维护是明确的和一贯的，它没有也不可能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干涉他国内政提供法律依据。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中，切实遵循不干涉内政原则，既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障，又是发展国际合作的基础。

注释：

［1］贺鉴．“人道主义干涉”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击．河北法学．2006（11）．

［2］李伯军．论国际法上界定“干涉”存在的问题—以《联合国宪章》为视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7）．

［3］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页．

不干涉内政范文篇9

关键词：尊重人权原则；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国家主权原则。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正式接管原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全部权力和整套班子，并担负起后者的所有职能和责任。人们希望人权理事会有效地履行职责，鼓舞全球范围内通过保护人权和自由去创造美好的和谐世界。

一、尊重人权原则的基本内涵

“人权”是一个含义丰富多变的概念。卡塞茨认为国家在保护人权方面应当主张“不践踏或不侵害”，我认为此认识有其可取处当然也有弊端，他认识的局限性注定尊重人权原则只能是一种国家社会成员之间最低限度的一致，同时忽略了“人权”概念的普遍性。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或说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从语词上看，人权由人（human）和权利（rights）两要素组成。据此，可以认为人权即人之所以为人所应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存在根据并不在于法律的赋予，它先于法律而存在，法律并不创造人权而只是表述人权。可见，人权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权利，二是强调对人性的尊重和对人的终极关怀，所以“人权概念是由权利和人道这两个概念构成的，它是这两者的融合”。“尊重”要求国家不得妨碍个人行使权利或不为侵犯特定权利的行为，除此之外，国家还应积极的保护和促进人权发展。

值得强调的是人权与基本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人权是普遍的、不可分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人权包括基本人权”，目前国际社会的大多数规定一般针对的是基本人权普遍性的保护。具体到国际法中尊重基本人权是尊重人权原则的核心。

尊重人权要求国际主体在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应立足于人权的普遍性观念，积极履行尊重、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际法律义务。

二、中国当代人权观念的发展

中国政府和人民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长时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在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中的活动和对外人权斗争中，将人权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人权普遍性的原则必须同各国国情相结合。一是指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即人权是一切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宗教信仰、政治地位等，都应当享有的权利。从国际上说，则是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应当享有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二是指人权原则和人权内容的普遍性。（2）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3）人权不仅包括公民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不仅包括个人人权，还包括集体权。（4）人权在本质上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5）评价一国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历史，脱离国情。（6）人权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我国人权观的基本原则之一。（7）稳定是实现人权的前提，发展是实现人权的关键，法治是实现人权的保障。（8）对话与合作是促进国际人权发展的唯一途径，我们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人权领域的对话和合作。

现在，世界新旧格局正处于转换之中，世界更加动荡不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在继续，危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和推行强权外交，阻碍了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实现。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中国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实现联合国维护和促进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宗旨，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

三、尊重人权应当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首先，国际社会公认针对的是国际法的主体，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参加了国际人权公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公开的场合否认尊重国际人权的法律义务。

其次，具有普遍约束力针对的是国际法的适用对象，即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经确立就对所有的国际法主体都具有约束力。这种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公约，一般性和专门性公约的交织，以及有关人权的强行法规则和国际习惯法的存在加之尊重人权在国内法的法律地位都足以证明尊重人权原则在国际法中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再次，尊重人权原则区别与具体规则的标准是：尊重人权原则贯穿于整个国际法体系，并对国际法的各部门法律制度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规则有其适用的具体环境条件，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则适用于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当然这里的一切并不是指该原则毫不例外的适用于国际法的每一个具体部门，而是指国际法的绝大多数领域。

最后，尊重人权与其他原则一样由于本身缺乏法律上的可执行性，其具体实施还得依赖具体的规则，各种专门性和一般性的国际人权条约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尊重人权构成国际法体系的基础。

四、尊重人权基本原则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国家主权原则的关系

人权与主权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和同一性。在当代的国际人权保护制度中，人权与主权也是并存的，而且都拥有应有的地位，共同为着世界和平和正常的国际秩序，为增进人权的正义事业发挥着积极作用。尊重人权是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的宗旨和目的，也是它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则。国家主权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等其他国际法基本原则与这一原则共同构成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的基础，所有这些原则并行不悖。这在联合国宪章中有明确无误的宣示，该宪章在将尊重人权确定为联合国的三大宗旨之一和原则的同时，还明确规定，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在实现其宗旨时应遵行一系列国际法原则，其中首要原则就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以及由这一原则引申出来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等。按照这一规定，把人权与主权对立起来，认为为了保护人权就必定要限制和取消主权的言论和行动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一般国际法的，在国际上促进和保护人权，应当尊重有关国家的主权，而不应当侵犯它们的主权。

由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人权已不再纯属国内管辖事项，而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事项了，但是其法律根据何在哪？外国使节在驻在国享有什么待遇，历来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事项，因此，在国际上还形成了有关外交使节地位的习惯国际法和条约国际法。然而，这一情况并没有影响它作为国内管辖事项的性质。今天，国际人权法在总体上仍是把人权作为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事项对待的，对它适用不干涉内政原则。我们在联合国通过的许多国际人权文书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我们说人权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事项，一国没有权利任意干涉他国人权事务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一国侵犯人权的行为都可以不受国际社会的干预。公务员之家

在讨论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时，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是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有力量借口人权问题对别国国内事务进行干涉并将这一干涉付诸行动的，只有大国、强国和发达国家；小国、弱国和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可能去干涉比它强大的国家的人权事务，甚至对于后者的非法干涉都无法抗拒。在这现实面前，干涉只能是大国和强国的特权，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广大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坚决反对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这些国家有着长期遭受外国统治、丧失主权的悲惨历史，它们深深懂得主权与独立的弥足珍贵。那种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可以干涉别国内政的观点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想把发展中国家置于自己的影响和控制之下的政策。这种政策，对于世界和平和正常的国际秩序，对于促进人权的尊重这一崇高目标都是极其有害的。

注释：

①AntonioCasscsc,IntemationalLaw,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p104.

②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第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不干涉内政范文篇10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联合国宪章，国家主权，人权，安理会执行行动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和学者主张“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该国的人权高于其主权，甚至可以牺牲该国的主权，而允许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对该国进行干涉。“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又是“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依据，即：因为人权高于主权，所以，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可以牺牲一国的主权或干涉一国的内政。可见，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二者的基本含义如出一辙，其实质是基本一致的。

笔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应当作历史地考查。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虽然，其理论不成体系，概念模糊不清，但是，近代国际法并没有明文禁止。1945年《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由于宪章明确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因此，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已经为国际法所禁止，其理论也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

一、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溯源及其实践

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西班牙法学家维多利亚（1483－1546）提出，按照国际法，对于拒绝给予本国臣民以基本人权，例如自由从事宗教权利的国家，可以进行干涉。（1）

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当数英、法、俄对土耳其的干涉。1821年3月底，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爆发了反对土耳其苏丹统治的起义。次年1月13日，起义者宣布希腊独立，并通过了宪法。但是，土耳其在埃及的支援下镇压希腊起义。1826年4月4日，英、俄签订了《圣彼得堡议定书》，规定土耳其对希腊拥有宗主权，但是，希腊应当完全自治。然而，土耳其拒绝给予希腊人以自治权。1827年7月6日，英、俄，法三国又签署了《伦敦条约》，要求土耳其同意建立自治的希腊国并停止镇压。但是，土耳其在奥地利的支持下拒绝了三国的要求。因此，英、俄、法三国出动联合舰队对土耳其和埃及的联合舰队发动了猛烈攻击，几乎全部歼灭。1828年，随后又爆发了俄土战争。英，法，俄三国联合或单独干涉土耳其的结果，导致了希腊的独立。1830年，英、法、俄签署了关于希腊独立的《伦敦议定书》。

之后，欧洲列强又以保护遭到迫害的少数基督教徒为名义，对土耳其进行了多次联合或单独的干涉。除了欧洲列强以人道为理由对土耳其的干涉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列强还以人道为理由对东欧一些国家进行过干涉。

由此可见，19世纪和20世纪初，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都集中表现为欧美列强对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的单方面武力干涉行为，而且，每次干涉都是基于干涉国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2）因此，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对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的干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3）

笔者认为，历史地考查“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起源和国际实践，可以看出，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特点：其一，国际法上没有明文禁止，其理论不成体系，概念模糊不清；其二，个别国家或几个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直接使用武力。

二、西方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剖析

在西方学者中，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问题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一种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而另一种则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非法的、专横的干预。

（一）主张“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

劳特派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犯有对本国人民施行残暴或迫害的罪行，以至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并且震骇人类的良知，那么，为人道而进行的干涉是法律所允许的。（4）可见，劳特派特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

劳特派特在阐述其观点的同时认为：“个别国家进行干涉时很可能-而且曾经-滥用干涉以达到自私目的的事实，也削弱了干涉作为国际法规则的地位。但是，这种反对理由并不适用于集体干涉”。（5）同时还指出：“《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上，对于联合国会员国以及非会员国，都是以集体干涉为依据的”。（6）

可见，劳特派特虽然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但是，他也指出了《联合国宪章》对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否定，并对个别国家滥用干涉的行为表示质疑。劳特派特主张在《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内，以集体干涉为依据，但是，劳特派特的观点并没有指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对所谓“人权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及其条件并没有阐述清楚；也根本回避了宪章规定的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这也是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为其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现实。

美国国际法教授、美洲国家人权法院法官托马斯。伯根索尔认为，联合国机构的一些决议和大量的人权实践确立了适用于解释《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法律原则，这个原则认为，一国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它有关文件，进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活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55条和56条规定的义务。因此，虽然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了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会员国内部管辖之事务，但是，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以迫使该国不进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活动也不是非法的。但是，托马斯。伯根索尔同时就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以及“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提出了疑问。（7）

可见，托马斯。伯根索尔虽然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但是，他也没有阐述“人权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及其条件。他虽然提到了“人道主义干涉”的所谓依据，宪章第55条和第56条规定的义务，但是，该条文的规定并不是“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值得一提的是，托马斯。伯根索尔指出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同时还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应当由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并且，对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持怀疑态度。

综上所述，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的理论观点，表现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存在着理论上的严重错误和缺陷，因为《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不干涉内政和禁止使用武力，所以，他们不可能指出也无法指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在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前提下，阐述“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是严重的错误；也正因为如此，在理论上，他们对所谓的“人权主义干涉”及其理论概念和条件就无法阐述清楚。另一方面，在这个错误的理论观点中，也有一些可取的论述，例如，主张在《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内，以集体干涉为依据，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应当由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甚至还指出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可见，合法论的观点本身具有矛盾性，它无法回避和否定《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际法原则。

（二）主张“人道主义干涉”非法论。

美国法学家亨金指出：“干涉是指用特殊手段对其它政府施加影响的一种努力。虽然有时干涉是非法的，而有时，在某种情况下，干涉据说是合理的。但是，严格意义的干涉最好定义为非法的干预；从定义上看，事实本身非法足以构成干涉。许多条约和宣言以及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最后文件都禁止干涉（不仅仅是非法的干涉）。国际法禁止干涉那些属于某一个国家国内管辖的事务。如果某事不属于某一个国家国内管辖的权限，那么，外部的或国际上的关心就不是干涉”。亨金还指出：“干涉，意味着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而进行专横的干预”。“为国际法禁止的干涉指的是那种专横的干预”。“一般说来，单方面运用武力来对付违反人权义务的国家确为《联合国宪章》所禁止。”（8）

可见，亨金认为，“干涉”，意味着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而进行专横的干预，单方面运用武力来对付违反人权义务的国家是被《联合国宪章》所禁止的。

托马斯。伯根索尔曾引用布朗利的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过去被极大地滥用了，常常被用来作为对弱国占领和侵略的借口。他还引用了1973年《美国国际法季刊》第67期发表的弗兰克和罗德利文章的观点，认为该文就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的问题，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提出了疑问。（9）可见，托马斯。伯根索尔实际上并不赞同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进行干涉。

综上所述，即使在西方学者之间，对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本身就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争论，两种观点和立场是截然不同的。笔者认为，在西方学者之间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争论，无论是合法论还是非法论，都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或定义。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是指武力的干涉。

三、我国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评析

（一）我国学者普遍否定“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

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普遍持否定的态度。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一种强权政治的理论；借口“人道主义”而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已成为国际不法行为，严重者则构成国际罪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实质，就是利用并歪曲人权问题对别国内政进行干涉和制造混乱的理论武器或精神手段。（10）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预，经历了一个从合法到非法，从承认到禁止的发展过程，以“人道主义”为理由的武装干涉丝毫也不能解脱对被干涉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构成的严重侵犯。（11）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只是近代国际法的一项习惯法规则，而现代国际法已经否定了“人道主义干涉”论，并将“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国际法的最基本原则。从国际法上讲，“人道主义干涉”在现代已属违反国际法的行为。（12）

（二）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模糊观点。

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干涉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区分干涉是否合法的标准，主要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另外，还要看干涉的目的和手段是否符合宪章和其它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13）

有的学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的评价不能仅根据历史情况作出，也不应把滥用这一实践的行为视为该实践本身。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道主义的干涉可能是唯一的选择。该理论观点列举了联合国的一系列决议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例如，1991年4月5日的联合国第688号决议，允许国际救援机构将救济物资运送到伊拉克。同年4月17日，一些西方国家计划派出军队在伊拉克境内建立难民营。1992年8月13日的安理会第770号决议，授权各国采取必要措施，以便有关联合国人道主义组织和其他组织向萨拉热窝和波黑等一切需要援助的地方提供人道援助。1992年12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向索马里派遣联合国部队，以保护联合国救济物品的分发，等等。据此，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拥护的人道主义干涉，是不应当加以指责的。（14）

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过去被极大地滥用了，并常常被用来作为对弱国占领和侵略的借口，它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国际公正舆论的谴责。在当今国际社会事务中，必须最大限度地严格限制“人道主义干涉”的应用。但从现代国际法角度而言，“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完全被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还为联合国所运用，如联合国分别于1991年和1992年作出的处理伊拉克、前南斯拉夫人权问题的安理会决议，1992年联合国出兵索马里的决议，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干涉，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当然，联合国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亦应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和公认的原则进行，采取的步骤应尽可能少干预有关国家的内部事务。干涉的目的一旦达到，就应迅速停止。（15）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观点对“人道主义干涉”的肯定理解和片面解释是不妥当的。首先，以上所有联合国的决议和行动均不属于“人道主义干涉”，而是人道主义救援。它们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和第7章的规定，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它与西方国家和学者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含义完全不同。其次，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实际上是非法的、专横的武力干涉。虽然，西方学者也提出了“人道主义干涉”应当在联合国体系内进行集体干涉，但是，由于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习惯法上没有任何依据，而且，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本身模糊不清，最终还是成为西方国家武装入侵别国的借口或理论工具。再次，将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与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混为一谈，更容易使人曲解“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质。可见，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否定和批评并不彻底。

四、“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违法性

笔者认为，在现代国际法上，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概念或确定的含义，国际法习惯以及国际条约也没有任何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规定或定义。西方国家及其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本义，就是以人权保护为理由，对别国进行武力干涉。这种“干涉”，必然会侵犯别国的国家主权或干涉到别国的内政。因此，所谓“人道主义干涉”，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也违背了当代国际法。

当今国际法没有一项国际条约规定人权可以高于主权，更没有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规定。相反，当代国际法却明文规定了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则。

（一）国际人权保护，不得侵犯国家主权。

《联合国宪章》第2条规定了各会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原则，明确把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列为各项原则中的首项，足见宪章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特别重视，这也是宪章对联合国和各会员国所规定的义务。国家主权是最高权威，国家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公认的基本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首先必须相互尊重主权。

国家主权原则是任何其它国际法规章制度所不可抵触的强行法。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该条款表明，国际社会公认国际法上存在强行法；而且，参照该条款，国家主权原则显然具有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强行法的各种条件和特点：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公认为不许损抑；不得更改，因为至今尚未产生具有同等性质的一般国际法原则。

人权及其国际保护，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原则尚未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及其国际保护，不能违背或破坏国家主权。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基本保障，主权原则高于人权原则。

任何国家以保护国际人权或“人道主义”为借口，公然侵略别国或武力干涉别国内政，其行为本身就是破坏国家主权，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

（二）国际人权保护，不得干涉内政或使用武力。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项规定，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件。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强调：“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的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1981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或干预别国内政的宣言》再次强调：“各国有义务避免利用和歪曲人权问题，以此作为对其它国家施加压力或在其它国家集团内部彼此猜疑和混乱的手段”。1987年11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重申每一国家均有不受别国任何形式的干涉，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权利”。宣言指出：“各国有义务不武装干涉和不以任何形式干涉或企图威胁国家的个性或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派生出来的又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宪章第2条第4项还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我们称之为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

可见，对别国破坏国际人权法罪行的制裁或惩罚，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干涉该国的内政。任何一种制裁或惩罚行为本身必须符合国际法，必须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现代国际法明文规定禁止侵略和侵略战争，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而实施的任何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都是破坏国家主权原则的行为，其本身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

还必须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由于它允许个别国家或几个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直接使用武力，因此，它必将削弱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破坏以联合国为基础的现行集体安全保障体制，为西方大国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打开方便之门。就其“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践来看，都发生在大国压迫弱小国家的场合，并且都是为干涉国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16）

五、联合国安理会执行行动与人道主义干涉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可见，宪章一方面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另一方面，宪章还规定了该原则的例外，即“执行办法的适用”。

宪章规定的所谓“执行办法”，在宪章第7章规定为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安理会在执行该应付办法时，最终可以采取空海陆军行动（宪章第42条），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对于该“应付办法”的执行，宪章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首先，采取“执行办法”的前提条件是发生了“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其二，判断“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是否存在的专属权利归于安理会（宪章第9条）。其三，在采取“执行办法”之前，安理会应当促请当事国遵行“临时办法”（宪章第40条），或应当采取武力以外的办法（宪章第41条）。其四，在上述办法不足或已经证明不足时，安理会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宪章第42条）。最后，使用武力的计划，应当由安理会及其安理会领导的军事参谋团决定（宪章第46条）。

可见，宪章虽然规定了“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但是，宪章并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而对别国进行武力干涉，而且，该“应付办法”必须在联合国体系内，由安理会执行。因此，我国有些学者简单地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可以在联合国体系内，对该国进行干涉的观点，同样也是没有宪章依据的。

笔者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唯有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并且，已经威胁到国际和平或破坏了国际和平甚至发生了侵略的时候，安理会可以对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武力，必须遵守严格的条件。

首先，关于侵犯人权问题的严重程度，该国内发生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已经造成了对于国际和平的威胁，对于国际和平的破坏甚至发生了侵略的行为。这是安理会基于人权问题而采取武力行动的前提。

其二，关于侵犯人权问题的性质，该国的人权问题本质上已经不再属于该国的内政，而且，已经上升为国际法问题，即已经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甚至发生了侵略行为。因为，安理会无权处理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其三，在安理会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应当首先采取武力以外的办法，在不足以制止时，安理会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

其四，必须由安理会来判断和采取军事行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体都不得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

必须指出，上述安理会采取武力行动的真正目的，仍然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不是单纯的为了一国的人权问题进行干预，更不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和学者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实质，是为了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成了西方国家破坏他国主权和干涉别国内政的理论根据。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重弹“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打着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幌子，悍然发动了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野蛮空袭，对一个主权国家持续进行了79天的狂轰滥炸，并摧毁了我国驻南大使馆，公然侵犯南联盟的国家主权，武装干涉南联盟的内政，甚至屠杀南联盟的平民。其侵略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破坏国际人权法的罪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对南联盟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貌似尊重人权，其实质是借人权否定国家主权，否定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干涉他国内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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