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供范文10篇

逼供范文篇1

关键词刑讯逼供危害遏制对策

5月13日上午,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被宣告无罪释放的河南省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作海收到赔偿义务机关代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宋海萍院长亲手交付的人民币65万元。至此,因“故意杀人罪”而冤狱11年的赵作海申请国家赔偿案终结。

从去年年初的“躲猫猫”开始,“喝开水死”、“摔跤死”、“做梦死”……接连发生的涉案人员因刑讯逼供非正常死亡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使执法机关的公信力受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之音。

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

刑讯逼供不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危害巨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屡禁不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思想意识因素。

1、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有罪推定,即: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犯罪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的。我国现阶段有些司法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抱着“被讯问者就是罪犯”的心理态度,仍奉行有罪推定之实,实施刑讯逼供。

2、封建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在封建社会,君权和特权至上,没有人权的概念。我国现在实行职权主义的刑事诉讼体制,以惩罚犯罪为主,兼顾保障人权。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就使得我国刑事诉讼目的更加偏重惩罚犯罪。有些刑事侦查人员认为自己有权力,便可对犯罪嫌疑人随心所欲,刑讯逼供在所难免。

(二)法律制度因素。

邓小平同志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则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1、我国一直不承认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即:个人在没有被依法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

2、我国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询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的权利,同时也给了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力。

3、我国证据制度很不完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口供的严重依赖,部分执法人员把口供视为最重要、最简便、最有效的证据,甚至奉为“证据之王”,非法证据排除不彻底。我国《刑讯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对于威胁、引诱、欺骗获取的言词证据加以排除,这一规定过于含糊过于简单,虽然最高院在对《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中第61条规定对非法采集的言词证据不予采纳,但是对通过非法言词证据取得的其他证据能否使用也没有规定,实践中也就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即所谓的“毒树之果”理论。这无疑会促使刑讯逼供的发生。

4、刑讯逼供是我国典型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产物。我国典型的以线性结构为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其内在要求之一就是“司法一体化”,“侦、诉、审三机关虽然职能不同,但目标一致彼此合作甚至合为一体”。具体表现为“警检关系密切化”,“诉、审关系接近化”。在这个意义上追诉刑讯逼供犯罪实际上是自我追诉。我国刑法虽然对刑讯逼供犯罪作了相当严厉的规定,但司法并未严格依法,这不仅使刑讯逼供者侥幸心理强化,也使有意控告刑讯逼供犯罪的受害人望而却步。

5、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刑讯逼供案仍然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举证责任由主张的“被刑讯人”承担。然而刑讯逼供一般是在被刑讯者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除非刑讯行为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显著伤痕、残疾甚至死亡,其他一般情况由于他们对在其身上留下的伤痕等各种证据无法及时固定,从而无法向检察机关控告,所以举证已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

6、讯问规则不完善。目前,在我国讯问规则中,讯问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并不允许包括辩护人在内的第三方在场。此外,讯问的地点大多设在司法机关内部的特定场所,不可能实现讯问过程的群众监督,这就使得刑讯逼供处于较为隐蔽的位置,刑讯逼供的产生也就在所难免,由此被讯问人是否受到刑讯逼供,受到刑讯逼供的手段如何,程度如何都无从认定。

7、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但是,人民检察院只有对公安机关侦破的重大案件才有派员到场监督的义务,而对于大多数案件的监督只有依靠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公安机关呈递的案件材料时才能发现,而这些都属事后监督,需要提供证明,所以也很不现实。另外,基于机构设置、工作场所的安排,职业利益的“一体均沾”,即使是对于公安机关的程序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也很难做到完全有效的监督。因此,目前的监督机制和监督途径以及监督手段,决定了监督的实际效果是极其有限的。

8、程序违法的惩罚制度缺乏效力。目前对侦查阶段发生的程序违法的制裁和惩罚制度不合理、不严厉,对于刑讯逼供以及其他程序性违法,显然无法奏效。

(三)现实因素。

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总体水平低,经济落后,司法投入普遍不足,设备陈旧,科技含量低。这一方面降低了破案率,挫伤了侦查人员的办案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侦查人员对口供的依赖性。另外,部分侦查人员素质低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四)政治因素。

公安工作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机制,其方方面面难以避免地受到外界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近几年来的执法工作考评,往往过分注重数量指标,片面强调破案率,命案必破,限期突破,加上领导指示、民众期望、舆论炒作等缺乏科学性、合理性的因素,给执法人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公安机关一旦面临破案压力,往往急于求成,从而导致刑讯逼供的发生。

二、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措施

刑事诉讼法尽管明确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但相关的具体制度跟不上,不足以遏制刑讯逼供,从刑讯逼供的存在原因出发进行分析,得出遏制刑讯逼供行为切实可行的措施有:

(一)完善我国现行的讯问制度。

1、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离制度——侦查权的内部制约。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后即被羁押在看守所直至法院作出判决。尽管在公安机关内部,侦查部门和羁押部门有着不同的职责分工,但二者同属于公安机关,有着统一的领导。而且,立法和司法实践均不强调二者之间的监督和制约,而是强调二者之间应紧密配合,以共同实现打击犯罪的任务。这种形式分立而实质合一的设置体制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刑讯逼供或其他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并实施侦押分离制度,以监督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

2、赋予律师在场权和实行同步录音录像措施——侦查权的外部监督。

律师在讯问过程中的在场权是律师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一项强有力的制约措施,是防止刑讯逼供的有效手段。凡在拘留、逮捕后进行的讯问均应允许律师在场,以监督可能出现的非法行为。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有利于固定证据和监督警察的讯问过程,通过讯问过程的公开化,还能够制约警察的讯问行为从而遏制刑讯逼供。

(二)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1、应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严禁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而并未规定对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是否予以排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仅规定对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但未规定对实物证据予以排除,这就需要在以后的程序立法中明确规定对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都予以排除。

2、确立沉默权制度。沉默权是“告诉办案人员在审理任何被刑事指控的人时,对被指控者不得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他承认犯罪。”在刑事诉讼中,由享有控诉权的检察机关负责收集证据,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自证其罪。因为他们本身在诉讼中就处于弱势,这样更有利于他们权益的维护。

3、对刑讯逼供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侦查机关负举证责任。

(三)加大司法投入,提升办案科技水平。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犯罪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高智能、高科技的犯罪大幅提高,如果仅仅依靠旧有落后设备,必然造成侦查工作的被动,诱发刑讯逼供。加大司法投入,保障正常的经费运转,可大大提高侦查人员的积极性,进而强化侦查手段,减少或消除刑讯逼供存在。

(四)开展教育培训,提高办案人员素质。

任何制度无论制定的如何完善,如果执行、实施的人员不愿或者根本不想按照该制度去执行,效果就可想而之了。因此,应该加强办案人员的思想教育、业务技能和法律知识培训,从而有效预防刑讯逼供的发生。

(五)严格刑讯逼供司法人员的法律责任。

对犯有刑讯逼供一般违法行为的,查清后及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严重违法行为构成刑讯逼供罪的,应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对于重大的刑讯逼供案件,不仅应查处直接责任人员,对那些纵容,包庇、失职的单位领导,也要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

三、结语

法律面前,人人都应享有平等的尊严。公民追求幸福和尊严,需要法律来保驾护航。给涉案人员以公正的审判、人道的待遇,彻底终结非正常死亡现象,既是对公民生命尊严的尊重,也是对中国法治尊严的尊重。刑讯逼供的彻底根除已迫在眉睫,我们期待刑讯逼供消失的那天,我们向往法制建设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刘兰.从“佘祥林案”看我国的刑讯逼供.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2)

[2]何雷.对遏制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新思考.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09.

[3]贾晋江.遏制我国刑讯逼供问题的对策探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9.

[4]张娜,王昭.论我国刑讯逼供遏制机制的完善.法制与社会-法制园地,2010.

[5]贾艳芳.刑讯逼供案件的热问题与冷思考.法制与社会—司法天地,2010.

[6]赵勇.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及对策.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

逼供范文篇2

这些案件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我国的司法部门,尤其在公安部门,刑讯逼供等侵犯嫌疑人权利的事实客观存在。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有罪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①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蔓延泛滥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刑讯逼供的存在,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存在的原因。

(一)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历史根源

1.封建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在封建社会里,司法官员可以用法定的刑具和手段逼取口供,刑讯是封建司法官吏获取证据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他们动辄对嫌疑人施以杖责、鞭笞等手段,使嫌疑人难以忍受痛苦而交代司法官员想要的口供,这也是被旧的司法官吏视为破案的最有效手段。但是现在还有部分办案人员认为:只要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点“苦头吃”,就会开口招供,就能破案。这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刑讯逼供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2.刑讯逼供是纠问式审判方式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强制权利的产物。②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往往是由一人充当,大人们往往自高自大、居高临下,司法审判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和政治色彩,而且采取的便是纠问式审判模式。在纠问式诉讼中,审问者的角色由消极的裁判者转化成为积极的追诉者,诉讼的目的就是给被追诉者定罪量刑,审讯的目的就是要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所犯罪行的供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最完整最可靠的证据,法律对口供的重视,促进了纠问式诉讼的发展,也助长了刑讯逼供。③

(二)刑讯逼供存在的现实原因

1.我国并没有从根本上确定无罪推定原则,反而在相当程度上还受有罪推定残余思想的支配。无罪推定,简单地说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在于强调严格的证明责任,它设置了一个“对被告人在判决确定前应视为无罪”的假定。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其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原则规定于宪法中,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加拿大宪法》第11条以及《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章第40条等。④

而在我国目前司法状况是,有罪推定作为一种诉讼观念尚存留于部分司法人员的思想中。所谓有罪推定原则是指对被告人在未经法院确定有罪之前,就以罪犯对待。依照该原则,一个人一旦被控有罪,便先入为主地被认为是罪犯,若不认罪,侦查人员就会自认为“有权”采用某些“适当”的办法使其认罪,由此必然导致刑讯逼供。正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罪从判定”原则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审判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加之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以来受有罪推定的影响较深,致使司法工作人员常常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成是罪犯,认为坏人就是该打。诉讼地位在法律上的丧失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2.我国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在西方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大都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并且被认为是受刑事追诉者用以自卫的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做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⑤而在我国,不仅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还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政策。并且在刑事诉讼法中还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些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而且给了侦查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其预断交代的权力。因为判断回答是否如实的权力是由侦查人员掌握的,一旦他们认为回答不合其预断,就难免进行刑讯逼供以获得他们预期的口供。

3.公安部门的“严打”、“命案必破”等政策的负面影响。公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的拉网式“严打”,使抓到的犯罪嫌疑人的数量急剧上升,为了所谓“从重、从快”处罚,办案人员往往有一定的压力,再加上人手不够,刑讯逼供获取证据无疑是一条捷径。“命案必破”无疑也使办案人员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破案率与政绩、乌纱帽等直接挂钩,使他们有尽快破案的冲动。于是刑讯逼供是一条快捷的途径,也是出成绩的办法,还省时、省劲,并能得到好的回报,何乐而不为呢?

(三)程序、立法缺陷是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直接原因

1.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拘留犯罪嫌疑人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公安机关报请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自行决定批准逮捕,其他强制措施和专门性调查手段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和执行。从法律规定来看,除了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批捕外,其余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财产和隐私等强制性调查手段的行使,无一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是我国现行侦查结构的重大缺陷,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之一。

2.逮捕和羁押不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不仅表现为一种行为,而且也是一种状态即羁押。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逮捕就意味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羁押,最长可达7个月。逮捕和羁押之间不必经过任何司法审查。二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就意味着他在侦查阶段将完全处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逮捕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3.看守所和侦查机关同属公安机关管辖,助长了刑讯逼供。众所周知,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和负有侦查任务的机构同属公安部门管辖,这就使看守所和侦查机观是“一家人”,这种侦查和羁押不分离,方便了侦查部门的刑讯逼供,正所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使他们有些事情能精诚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刑讯逼供。

4.律师会见权在侦查阶段受到一定的限制。刑讯逼供往往发生在侦查阶段,因此,在这一阶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是至观重要的。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律师会见当事人往往要得到侦查机关的批准。在实践中,由于办案机关的阻挠而不能及时会见,严重的会造成冤假错案、被羁押人员自杀等情况,轻者引发被羁押者家属的不满和指责,继而发生辩护合同履行中止、终止等。甚至有的办案机关为了让律师找不到会见对象而把被羁押者改名羁押或中途异地羁押来对付律师会见,让律师彻底无法开展工作。

二、遏制刑讯逼供的具体措施

(一)转变封建法制观念,树立现代法治理念

1.全面反思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保障人权、程序至上的现代法治理念。刑讯逼供即使被强行禁止,还会有其他非法取证手段的出现,这与我国刑诉法中废除了收容审查但司法实践中还有留置盘查、收容遣送、强制医疗等一系列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是一个道理。不从刑事诉讼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上反思和改进,就无法正本清源,彻底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土壤。

2.正确树立“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观念。刑讯逼供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侦查人员一味的迷信口供,依然信奉“口供是证据之王”的传统观念,因而千方百计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在欲取而不得时,就难免会使用刑讯的方式逼取口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于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从根本上取消了口供作为“证据之王”的地位,要求侦查人员把工作放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上,从而有利于案件及时侦破,也有利于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所以,要遏制刑讯逼供,就一定要在思想上树立“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观念,努力收集案件的各方面证据,而不要老是在套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上下功夫。

(二)健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坚决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

1.从实质上确立无罪推定的

基本原则。无罪推定是一项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内容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个人在未依法审判被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其无罪。目前,它已经成为普遍适用的人权保障原则。无罪推定是与有罪推定相对应的,而刑讯逼供是有罪推定的产物。当前,有罪推定的思想还是深深根植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这与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较低,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环境等等方面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如果在立法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使其逐渐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中,无疑会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从制度设计层面上看,无罪推定原则使被追诉者获得对抗国家追诉权的诉讼特权和程序保障,其中就包括使其不受刑讯逼供等非法侵害的权利;从思想观念层面上看,思想支配行动,刑讯逼供行为主要受司法人员有罪推定思想的支配。只有司法人员在主观上认识到被追诉者于未被依法判决以前在法律上无罪,甚至事实上无辜,才能自觉避免在讯问时使用暴力等非法手段。因此,要遏制刑讯逼供,在刑诉中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势在必行。

2.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原则。沉默权原则是针对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性权利。这一原则体现了近代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其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的主要功能体现在:首先,增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讯逼供的防御力。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沉默权,而是必须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也就是说他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其次,作为拥有辩护权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对抗控诉机关的讯问,使刑讯逼供失去存在的理论依据和合法基础。因此,沉默权以及不必自证其罪原则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防御刑讯逼供的重要权利之一。

(三)具体实践操作中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

1.赋予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及律师的知情权和会见权。依据现在的侦查制度,审讯时只有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双方在场,侦查机关是否采取刑讯逼供的行为,只有办案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知道。对于办案人员来讲,即使采取了刑讯逼供的行为,他自己也不会承认。犯罪嫌疑人即使向法庭控告,也由于无人证明使法庭无法采信,这在客观上纵容了刑讯逼供的行为。赋予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和律师到场的知情权和会见权,这样既有利于监督侦查机关依法审讯,又可在刑讯逼供行为出现时,由当时在场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和律师予以证明,使法官在法庭上能确认非法证据并依照排除规则予以排除,从而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⑥

2.重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不断扩大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刑事诉讼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应该规定律师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权,并允许律师录音、录像和拍照,同时讯问笔录必须有律师签字,没有律师的签字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3.实行侦查权和关押权的分离。现在我国的侦查权和关押权统一于侦查机关。云南“躲猫猫”案件发生以后,广大学者撰文呼吁实行侦查权和关押权的分离,即关押全由司法部统一行使。但公安部没有同意,至少增加羁押场所的录音、录像设备,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一到关键的时候,这些设备总是容易出毛病。这显然是权宜之计,而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始终关押在侦查机关,即使有权会见律师,其决定权还是在于侦查机关。这就使得侦查机关无论如何总有机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而且总有办法不让律师或其他人抓住把柄。所以,要杜绝刑讯逼供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刑事侦查权和关押权分离。

逼供范文篇3

关键词：刑讯逼供无罪推定沉默权

五年前的湖北荆州的佘祥林案、去年的云南晋宁李荞明“躲猫猫”案以及今年上半年河南翻版的佘祥林案……湖北赵作海案等都被一一证明是冤假错案,也都被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被刑讯逼供造成的。这些案件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我国的司法部门,尤其在公安部门,刑讯逼供等侵犯嫌疑人权利的事实客观存在。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有罪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①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蔓延泛滥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刑讯逼供的存在,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存在的原因。

(一)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历史根源

1.封建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在封建社会里,司法官员可以用法定的刑具和手段逼取口供,刑讯是封建司法官吏获取证据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他们动辄对嫌疑人施以杖责、鞭笞等手段,使嫌疑人难以忍受痛苦而交代司法官员想要的口供,这也是被旧的司法官吏视为破案的最有效手段。但是现在还有部分办案人员认为:只要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点“苦头吃”,就会开口招供,就能破案。这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刑讯逼供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2.刑讯逼供是纠问式审判方式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强制权利的产物。②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往往是由一人充当,大人们往往自高自大、居高临下,司法审判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和政治色彩,而且采取的便是纠问式审判模式。在纠问式诉讼中,审问者的角色由消极的裁判者转化成为积极的追诉者,诉讼的目的就是给被追诉者定罪量刑,审讯的目的就是要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所犯罪行的供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最完整最可靠的证据,法律对口供的重视,促进了纠问式诉讼的发展,也助长了刑讯逼供。③

(二)刑讯逼供存在的现实原因

1.我国并没有从根本上确定无罪推定原则,反而在相当程度上还受有罪推定残余思想的支配。无罪推定,简单地说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在于强调严格的证明责任,它设置了一个“对被告人在判决确定前应视为无罪”的假定。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其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原则规定于宪法中,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加拿大宪法》第11条以及《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章第40条等。④

而在我国目前司法状况是,有罪推定作为一种诉讼观念尚存留于部分司法人员的思想中。所谓有罪推定原则是指对被告人在未经法院确定有罪之前,就以罪犯对待。依照该原则,一个人一旦被控有罪,便先入为主地被认为是罪犯,若不认罪,侦查人员就会自认为“有权”采用某些“适当”的办法使其认罪,由此必然导致刑讯逼供。正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罪从判定”原则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审判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加之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以来受有罪推定的影响较深,致使司法工作人员常常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成是罪犯,认为坏人就是该打。诉讼地位在法律上的丧失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2.我国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在西方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大都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并且被认为是受刑事追诉者用以自卫的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做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⑤而在我国,不仅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还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政策。并且在刑事诉讼法中还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些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而且给了侦查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其预断交代的权力。因为判断回答是否如实的权力是由侦查人员掌握的,一旦他们认为回答不合其预断,就难免进行刑讯逼供以获得他们预期的口供。

3.公安部门的“严打”、“命案必破”等政策的负面影响。公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的拉网式“严打”,使抓到的犯罪嫌疑人的数量急剧上升,为了所谓“从重、从快”处罚,办案人员往往有一定的压力,再加上人手不够,刑讯逼供获取证据无疑是一条捷径。“命案必破”无疑也使办案人员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破案率与政绩、乌纱帽等直接挂钩,使他们有尽快破案的冲动。于是刑讯逼供是一条快捷的途径,也是出成绩的办法,还省时、省劲,并能得到好的回报,何乐而不为呢?

(三)程序、立法缺陷是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直接原因

1.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拘留犯罪嫌疑人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公安机关报请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自行决定批准逮捕,其他强制措施和专门性调查手段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和执行。从法律规定来看,除了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批捕外,其余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财产和隐私等强制性调查手段的行使,无一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是我国现行侦查结构的重大缺陷,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之一。

2.逮捕和羁押不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不仅表现为一种行为,而且也是一种状态即羁押。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逮捕就意味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羁押,最长可达7个月。逮捕和羁押之间不必经过任何司法审查。二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就意味着他在侦查阶段将完全处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逮捕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3.看守所和侦查机关同属公安机关管辖,助

长了刑讯逼供。众所周知,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和负有侦查任务的机构同属公安部门管辖,这就使看守所和侦查机观是“一家人”,这种侦查和羁押不分离,方便了侦查部门的刑讯逼供,正所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使他们有些事情能精诚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刑讯逼供。

4.律师会见权在侦查阶段受到一定的限制。刑讯逼供往往发生在侦查阶段,因此,在这一阶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是至观重要的。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律师会见当事人往往要得到侦查机关的批准。在实践中,由于办案机关的阻挠而不能及时会见,严重的会造成冤假错案、被羁押人员自杀等情况,轻者引发被羁押者家属的不满和指责,继而发生辩护合同履行中止、终止等。甚至有的办案机关为了让律师找不到会见对象而把被羁押者改名羁押或中途异地羁押来对付律师会见,让律师彻底无法开展工作。

二、遏制刑讯逼供的具体措施

(一)转变封建法制观念,树立现代法治理念

1.全面反思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保障人权、程序至上的现代法治理念。刑讯逼供即使被强行禁止,还会有其他非法取证手段的出现,这与我国刑诉法中废除了收容审查但司法实践中还有留置盘查、收容遣送、强制医疗等一系列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是一个道理。不从刑事诉讼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上反思和改进,就无法正本清源,彻底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土壤。

2.正确树立“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观念。刑讯逼供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侦查人员一味的迷信口供,依然信奉“口供是证据之王”的传统观念,因而千方百计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在欲取而不得时,就难免会使用刑讯的方式逼取口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于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从根本上取消了口供作为“证据之王”的地位,要求侦查人员把工作放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上,从而有利于案件及时侦破,也有利于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所以,要遏制刑讯逼供,就一定要在思想上树立“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观念,努力收集案件的各方面证据,而不要老是在套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上下功夫。

(二)健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坚决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

1.从实质上确立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无罪推定是一项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内容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个人在未依法审判被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其无罪。目前,它已经成为普遍适用的人权保障原则。无罪推定是与有罪推定相对应的,而刑讯逼供是有罪推定的产物。当前,有罪推定的思想还是深深根植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这与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较低,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环境等等方面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如果在立法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使其逐渐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中,无疑会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从制度设计层面上看,无罪推定原则使被追诉者获得对抗国家追诉权的诉讼特权和程序保障,其中就包括使其不受刑讯逼供等非法侵害的权利;从思想观念层面上看,思想支配行动,刑讯逼供行为主要受司法人员有罪推定思想的支配。只有司法人员在主观上认识到被追诉者于未被依法判决以前在法律上无罪,甚至事实上无辜,才能自觉避免在讯问时使用暴力等非法手段。因此,要遏制刑讯逼供,在刑诉中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势在必行。

2.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原则。沉默权原则是针对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性权利。这一原则体现了近代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其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的主要功能体现在:首先,增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讯逼供的防御力。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沉默权,而是必须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也就是说他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其次,作为拥有辩护权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对抗控诉机关的讯问,使刑讯逼供失去存在的理论依据和合法基础。因此,沉默权以及不必自证其罪原则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防御刑讯逼供的重要权利之一。

(三)具体实践操作中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

1.赋予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及律师的知情权和会见权。依据现在的侦查制度,审讯时只有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双方在场,侦查机关是否采取刑讯逼供的行为,只有办案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知道。对于办案人员来讲,即使采取了刑讯逼供的行为,他自己也不会承认。犯罪嫌疑人即使向法庭控告,也由于无人证明使法庭无法采信,这在客观上纵容了刑讯逼供的行为。赋予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和律师到场的知情权和会见权,这样既有利于监督侦查机关依法审讯,又可在刑讯逼供行为出现时,由当时在场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和律师予以证明,使法官在法庭上能确认非法证据并依照排除规则予以排除,从而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⑥

2.重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不断扩大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刑事诉讼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应该规定律师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权,并允许律师录音、录像和拍照,同时讯问笔录必须有律师签字,没有律师的签字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3.实行侦查权和关押权的分离。现在我国的侦查权和关押权统一于侦查机关。云南“躲猫猫”案件发生以后,广大学者撰文呼吁实行侦查权和关押权的分离,即关押全由司法部统一行使。但公安部没有同意,至少增加羁押场所的录音、录像设备,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一到关键的时候,这些设备总是容易出毛病。这显然是权宜之计,而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始终关押在侦查机关,即使有权会见律师,其决定权还是在于侦查机关。这就使得侦查机关无论如何总有机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而且总有办法不让律师或其他人抓住把柄。所以,要杜绝刑讯逼供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刑事侦查权和关押权分离。

三、结语

总之,遏止刑讯逼供不仅需要理论方面的研究,更需要实践方面的操作。如果我们在实践中能够真正做到:树立保障人权、程序至上的司法理念,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签字权,以及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改变刑事诉讼的价值观念,完善我国现行的讯问制度,实行侦查权和关押权的分离,实行逮捕和羁押的分离,加强检察机关以及新闻媒体监督力度等,坚决遏制刑讯逼供,更好的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注释:

①吴纪奎.欺骗性讯问容许性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1).

②吕萍,张会中.刑讯逼供产生原因及对策.人民检察.2000(10).

③陈光中,严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

④黄坚.浅议无罪推定与实事求是.中国法院网2008(2).

逼供范文篇4

这些案件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我国的司法部门,尤其在公安部门,刑讯逼供等侵犯嫌疑人权利的事实客观存在。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有罪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①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蔓延泛滥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刑讯逼供的存在,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存在的原因。

(一)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历史根源

1.封建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在封建社会里,司法官员可以用法定的刑具和手段逼取口供,刑讯是封建司法官吏获取证据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他们动辄对嫌疑人施以杖责、鞭笞等手段,使嫌疑人难以忍受痛苦而交代司法官员想要的口供,这也是被旧的司法官吏视为破案的最有效手段。但是现在还有部分办案人员认为:只要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点“苦头吃”,就会开口招供,就能破案。这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刑讯逼供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2.刑讯逼供是纠问式审判方式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强制权利的产物。②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往往是由一人充当,大人们往往自高自大、居高临下,司法审判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和政治色彩,而且采取的便是纠问式审判模式。在纠问式诉讼中,审问者的角色由消极的裁判者转化成为积极的追诉者,诉讼的目的就是给被追诉者定罪量刑,审讯的目的就是要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所犯罪行的供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最完整最可靠的证据,法律对口供的重视,促进了纠问式诉讼的发展,也助长了刑讯逼供。③

(二)刑讯逼供存在的现实原因

1.我国并没有从根本上确定无罪推定原则,反而在相当程度上还受有罪推定残余思想的支配。无罪推定,简单地说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在于强调严格的证明责任,它设置了一个“对被告人在判决确定前应视为无罪”的假定。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其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原则规定于宪法中,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加拿大宪法》第11条以及《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章第40条等。④

而在我国目前司法状况是,有罪推定作为一种诉讼观念尚存留于部分司法人员的思想中。所谓有罪推定原则是指对被告人在未经法院确定有罪之前,就以罪犯对待。依照该原则,一个人一旦被控有罪,便先入为主地被认为是罪犯,若不认罪,侦查人员就会自认为“有权”采用某些“适当”的办法使其认罪,由此必然导致刑讯逼供。正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罪从判定”原则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审判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加之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以来受有罪推定的影响较深,致使司法工作人员常常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成是罪犯,认为坏人就是该打。诉讼地位在法律上的丧失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2.我国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在西方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大都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并且被认为是受刑事追诉者用以自卫的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做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⑤而在我国,不仅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还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政策。并且在刑事诉讼法中还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些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而且给了侦查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其预断交代的权力。因为判断回答是否如实的权力是由侦查人员掌握的,一旦他们认为回答不合其预断,就难免进行刑讯逼供以获得他们预期的口供。

3.公安部门的“严打”、“命案必破”等政策的负面影响。公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的拉网式“严打”,使抓到的犯罪嫌疑人的数量急剧上升,为了所谓“从重、从快”处罚,办案人员往往有一定的压力,再加上人手不够,刑讯逼供获取证据无疑是一条捷径。“命案必破”无疑也使办案人员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破案率与政绩、乌纱帽等直接挂钩,使他们有尽快破案的冲动。于是刑讯逼供是一条快捷的途径,也是出成绩的办法,还省时、省劲,并能得到好的回报,何乐而不为呢?

(三)程序、立法缺陷是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直接原因

1.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拘留犯罪嫌疑人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公安机关报请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自行决定批准逮捕,其他强制措施和专门性调查手段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和执行。从法律规定来看,除了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批捕外,其余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财产和隐私等强制性调查手段的行使,无一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是我国现行侦查结构的重大缺陷,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之一。

2.逮捕和羁押不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不仅表现为一种行为,而且也是一种状态即羁押。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逮捕就意味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羁押,最长可达7个月。逮捕和羁押之间不必经过任何司法审查。二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就意味着他在侦查阶段将完全处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逮捕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3.看守所和侦查机关同属公安机关管辖,助长了刑讯逼供。众所周知,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和负有侦查任务的机构同属公安部门管辖,这就使看守所和侦查机观是“一家人”,这种侦查和羁押不分离,方便了侦查部门的刑讯逼供,正所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使他们有些事情能精诚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刑讯逼供。

4.律师会见权在侦查阶段受到一定的限制。刑讯逼供往往发生在侦查阶段,因此,在这一阶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是至观重要的。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律师会见当事人往往要得到侦查机关的批准。在实践中,由于办案机关的阻挠而不能及时会见,严重的会造成冤假错案、被羁押人员自杀等情况,轻者引发被羁押者家属的不满和指责,继而发生辩护合同履行中止、终止等。甚至有的办案机关为了让律师找不到会见对象而把被羁押者改名羁押或中途异地羁押来对付律师会见,让律师彻底无法开展工作。

二、遏制刑讯逼供的具体措施

(一)转变封建法制观念,树立现代法治理念

1.全面反思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保障人权、程序至上的现代法治理念。刑讯逼供即使被强行禁止,还会有其他非法取证手段的出现,这与我国刑诉法中废除了收容审查但司法实践中还有留置盘查、收容遣送、强制医疗等一系列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是一个道理。不从刑事诉讼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上反思和改进,就无法正本清源,彻底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土壤。

2.正确树立“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观念。刑讯逼供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侦查人员一味的迷信口供,依然信奉“口供是证据之王”的传统观念,因而千方百计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在欲取而不得时,就难免会使用刑讯的方式逼取口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于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从根本上取消了口供作为“证据之王”的地位,要求侦查人员把工作放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上,从而有利于案件及时侦破,也有利于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所以,要遏制刑讯逼供,就一定要在思想上树立“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观念,努力收集案件的各方面证据,而不要老是在套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上下功夫。

(二)健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坚决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

1.从实质上确立无罪推定的基本

原则。无罪推定是一项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内容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个人在未依法审判被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其无罪。目前,它已经成为普遍适用的人权保障原则。无罪推定是与有罪推定相对应的,而刑讯逼供是有罪推定的产物。当前,有罪推定的思想还是深深根植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这与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较低,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环境等等方面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如果在立法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使其逐渐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中,无疑会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从制度设计层面上看,无罪推定原则使被追诉者获得对抗国家追诉权的诉讼特权和程序保障,其中就包括使其不受刑讯逼供等非法侵害的权利;从思想观念层面上看,思想支配行动,刑讯逼供行为主要受司法人员有罪推定思想的支配。只有司法人员在主观上认识到被追诉者于未被依法判决以前在法律上无罪,甚至事实上无辜,才能自觉避免在讯问时使用暴力等非法手段。因此,要遏制刑讯逼供,在刑诉中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势在必行。

2.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原则。沉默权原则是针对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性权利。这一原则体现了近代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其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的主要功能体现在:首先,增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讯逼供的防御力。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沉默权,而是必须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也就是说他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其次,作为拥有辩护权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对抗控诉机关的讯问,使刑讯逼供失去存在的理论依据和合法基础。因此,沉默权以及不必自证其罪原则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防御刑讯逼供的重要权利之一。

(三)具体实践操作中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

1.赋予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及律师的知情权和会见权。依据现在的侦查制度,审讯时只有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双方在场,侦查机关是否采取刑讯逼供的行为,只有办案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知道。对于办案人员来讲,即使采取了刑讯逼供的行为,他自己也不会承认。犯罪嫌疑人即使向法庭控告,也由于无人证明使法庭无法采信,这在客观上纵容了刑讯逼供的行为。赋予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和律师到场的知情权和会见权,这样既有利于监督侦查机关依法审讯,又可在刑讯逼供行为出现时,由当时在场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和律师予以证明,使法官在法庭上能确认非法证据并依照排除规则予以排除,从而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⑥

2.重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不断扩大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刑事诉讼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应该规定律师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权,并允许律师录音、录像和拍照,同时讯问笔录必须有律师签字,没有律师的签字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3.实行侦查权和关押权的分离。现在我国的侦查权和关押权统一于侦查机关。云南“躲猫猫”案件发生以后,广大学者撰文呼吁实行侦查权和关押权的分离,即关押全由司法部统一行使。但公安部没有同意,至少增加羁押场所的录音、录像设备,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一到关键的时候,这些设备总是容易出毛病。这显然是权宜之计,而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始终关押在侦查机关,即使有权会见律师,其决定权还是在于侦查机关。这就使得侦查机关无论如何总有机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而且总有办法不让律师或其他人抓住把柄。所以,要杜绝刑讯逼供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刑事侦查权和关押权分离。

逼供范文篇5

这些案件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我国的司法部门,尤其在公安部门,刑讯逼供等侵犯嫌疑人权利的事实客观存在。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有罪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①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蔓延泛滥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刑讯逼供的存在,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存在的原因。

(一)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历史根源

1.封建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在封建社会里,司法官员可以用法定的刑具和手段逼取口供,刑讯是封建司法官吏获取证据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他们动辄对嫌疑人施以杖责、鞭笞等手段,使嫌疑人难以忍受痛苦而交代司法官员想要的口供,这也是被旧的司法官吏视为破案的最有效手段。但是现在还有部分办案人员认为:只要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点“苦头吃”,就会开口招供,就能破案。这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刑讯逼供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2.刑讯逼供是纠问式审判方式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强制权利的产物。②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往往是由一人充当,大人们往往自高自大、居高临下,司法审判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和政治色彩,而且采取的便是纠问式审判模式。在纠问式诉讼中,审问者的角色由消极的裁判者转化成为积极的追诉者,诉讼的目的就是给被追诉者定罪量刑,审讯的目的就是要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所犯罪行的供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最完整最可靠的证据,法律对口供的重视,促进了纠问式诉讼的发展,也助长了刑讯逼供。③

(二)刑讯逼供存在的现实原因

1.我国并没有从根本上确定无罪推定原则,反而在相当程度上还受有罪推定残余思想的支配。无罪推定,简单地说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在于强调严格的证明责任,它设置了一个“对被告人在判决确定前应视为无罪”的假定。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其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原则规定于宪法中,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加拿大宪法》第11条以及《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章第40条等。④

而在我国目前司法状况是,有罪推定作为一种诉讼观念尚存留于部分司法人员的思想中。所谓有罪推定原则是指对被告人在未经法院确定有罪之前,就以罪犯对待。依照该原则,一个人一旦被控有罪,便先入为主地被认为是罪犯,若不认罪,侦查人员就会自认为“有权”采用某些“适当”的办法使其认罪,由此必然导致刑讯逼供。正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罪从判定”原则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审判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加之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以来受有罪推定的影响较深,致使司法工作人员常常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成是罪犯,认为坏人就是该打。诉讼地位在法律上的丧失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2.我国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在西方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大都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并且被认为是受刑事追诉者用以自卫的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做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⑤而在我国,不仅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还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政策。并且在刑事诉讼法中还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些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而且给了侦查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其预断交代的权力。因为判断回答是否如实的权力是由侦查人员掌握的,一旦他们认为回答不合其预断,就难免进行刑讯逼供以获得他们预期的口供。

3.公安部门的“严打”、“命案必破”等政策的负面影响。公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的拉网式“严打”,使抓到的犯罪嫌疑人的数量急剧上升,为了所谓“从重、从快”处罚,办案人员往往有一定的压力,再加上人手不够,刑讯逼供获取证据无疑是一条捷径。“命案必破”无疑也使办案人员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破案率与政绩、乌纱帽等直接挂钩,使他们有尽快破案的冲动。于是刑讯逼供是一条快捷的途径,也是出成绩的办法,还省时、省劲,并能得到好的回报,何乐而不为呢?

(三)程序、立法缺陷是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直接原因

1.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拘留犯罪嫌疑人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公安机关报请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自行决定批准逮捕,其他强制措施和专门性调查手段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和执行。从法律规定来看,除了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批捕外,其余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财产和隐私等强制性调查手段的行使,无一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是我国现行侦查结构的重大缺陷,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之一。

2.逮捕和羁押不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不仅表现为一种行为,而且也是一种状态即羁押。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逮捕就意味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羁押,最长可达7个月。逮捕和羁押之间不必经过任何司法审查。二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就意味着他在侦查阶段将完全处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逮捕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3.看守所和侦查

机关同属公安机关管辖,助长了刑讯逼供。众所周知,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和负有侦查任务的机构同属公安部门管辖,这就使看守所和侦查机观是“一家人”,这种侦查和羁押不分离,方便了侦查部门的刑讯逼供,正所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使他们有些事情能精诚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刑讯逼供。

4.律师会见权在侦查阶段受到一定的限制。刑讯逼供往往发生在侦查阶段,因此,在这一阶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是至观重要的。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律师会见当事人往往要得到侦查机关的批准。在实践中,由于办案机关的阻挠而不能及时会见,严重的会造成冤假错案、被羁押人员自杀等情况,轻者引发被羁押者家属的不满和指责,继而发生辩护合同履行中止、终止等。甚至有的办案机关为了让律师找不到会见对象而把被羁押者改名羁押或中途异地羁押来对付律师会见,让律师彻底无法开展工作。

二、遏制刑讯逼供的具体措施

(一)转变封建法制观念,树立现代法治理念

1.全面反思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保障人权、程序至上的现代法治理念。刑讯逼供即使被强行禁止,还会有其他非法取证手段的出现,这与我国刑诉法中废除了收容审查但司法实践中还有留置盘查、收容遣送、强制医疗等一系列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是一个道理。不从刑事诉讼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上反思和改进,就无法正本清源,彻底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土壤。

2.正确树立“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观念。刑讯逼供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侦查人员一味的迷信口供,依然信奉“口供是证据之王”的传统观念,因而千方百计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在欲取而不得时,就难免会使用刑讯的方式逼取口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于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从根本上取消了口供作为“证据之王”的地位,要求侦查人员把工作放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上,从而有利于案件及时侦破,也有利于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所以,要遏制刑讯逼供,就一定要在思想上树立“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观念,努力收集案件的各方面证据,而不要老是在套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上下功夫。

(二)健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坚决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

1.从实质上确立无罪推定的

基本原则。无罪推定是一项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内容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个人在未依法审判被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其无罪。目前,它已经成为普遍适用的人权保障原则。无罪推定是与有罪推定相对应的,而刑讯逼供是有罪推定的产物。当前,有罪推定的思想还是深深根植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这与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较低,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环境等等方面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如果在立法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使其逐渐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中,无疑会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从制度设计层面上看,无罪推定原则使被追诉者获得对抗国家追诉权的诉讼特权和程序保障,其中就包括使其不受刑讯逼供等非法侵害的权利;从思想观念层面上看,思想支配行动,刑讯逼供行为主要受司法人员有罪推定思想的支配。只有司法人员在主观上认识到被追诉者于未被依法判决以前在法律上无罪,甚至事实上无辜,才能自觉避免在讯问时使用暴力等非法手段。因此,要遏制刑讯逼供,在刑诉中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势在必行。

2.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原则。沉默权原则是针对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性权利。这一原则体现了近代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其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的主要功能体现在:首先,增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讯逼供的防御力。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沉默权,而是必须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也就是说他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其次,作为拥有辩护权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对抗控诉机关的讯问,使刑讯逼供失去存在的理论依据和合法基础。因此,沉默权以及不必自证其罪原则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防御刑讯逼供的重要权利之一。

(三)具体实践操作中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

1.赋予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及律师的知情权和会见权。依据现在的侦查制度,审讯时只有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双方在场,侦查机关是否采取刑讯逼供的行为,只有办案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知道。对于办案人员来讲,即使采取了刑讯逼供的行为,他自己也不会承认。犯罪嫌疑人即使向法庭控告,也由于无人证明使法庭无法采信,这在客观上纵容了刑讯逼供的行为。赋予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和律师到场的知情权和会见权,这样既有利于监督侦查机关依法审讯,又可在刑讯逼供行为出现时,由当时在场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和律师予以证明,使法官在法庭上能确认非法证据并依照排除规则予以排除,从而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⑥

2.重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不断扩大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刑事诉讼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应该规定律师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权,并允许律师录音、录像和拍照,同时讯问笔录必须有律师签字,没有律师的签字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3.实行侦查权和关押权的分离。现在我国的侦查权和关押权统一于侦查机关。云南“躲猫猫”案件发生以后,广大学者撰文呼吁实行侦查权和关押权的分离,即关押全由司法部统一行使。但公安部没有同意,至少增加羁押场所的录音、录像设备,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一到关键的时候,这些设备总是容易出毛病。这显然是权宜之计,而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始终关押在侦查机关,即使有权会见律师,其决定权还是在于侦查机关。这就使得侦查机关无论如何总有机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而且总有办法不让律师或其他人抓住把柄。所以,要杜绝刑讯逼供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刑事侦查权和关押权分离。

逼供范文篇6

关键词:刑讯逼供成因对策

刑讯逼供，作为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长期以来，禁而不止，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泛滥成灾。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其主体是从事侦察、检察、审判和监管工作且具有审讯职能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采取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在主观上为故意，即明知刑讯逼供违法而故意为之；侵犯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很大程度上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本文拟从刑讯逼供的原因入手阐述遏制刑讯逼供行为产生的对策。

一、刑讯逼供的成因

（一）历史原因。我国是一个有着二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许多封建思想、封建意识的糟粕至今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第一，“罪从供定”的封建社会证据制度。“罪从供定”的产生是由于在封建时代科学极不发达，司法官吏没有可靠的手段去获取能够证明犯罪的客观证据。每当被告人拒不认罪之时，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刑讯逼供，即：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使被告人自认有罪。只要被告人做了招供，便不问其真假，一概作为定案和处罚的证据。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确认了“罪从供定”的原则。第二，封建社会的合法审讯制度——刑讯。即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进行审讯的方法。我国封建社会专制时期的刑讯制度不仅可以用于讯问当事人，而且还可以用于讯问证人。作为封建社会的合法审讯制度—刑讯，是刑讯逼供在司法活动中普遍存在、使用的根本原因。第三，封建社会时期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在“纠问式”诉讼制度下产生的“有罪推定”观念，司法机关依其职权，对怀疑可能有某种犯罪事实存在的人，就可以主动追究，主动进行搜查、审讯。在这种制度下，被告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诉讼权利可言，唯一能享受的到的“权利”就是接受拷问，既刑讯逼供。拷问使得“疑罪”常常作有罪处理，无罪也常常被屈打成招。刑讯逼供是封建社会“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必然产物。

（二）制度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具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取证的双重权力,这使该机关的侦查活动处于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况下。该法第93条又有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强制性规定，这些规定都可能成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另外，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没有严格依法进行，法庭对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的滥用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三）客观原因。司法活动是一项高成本的活动，从我国当前对司法活动的资金投入整体水平来看，能够给予司法机关配置的资源相对偏低，使得侦查取证技术处于相对低下的水平。司法机关缺乏先进侦查技术,无法适应打击当前趋向于专业化、智能化的犯罪活动。在国家司法投入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刑讯被看作是迅速突破案件、推进诉讼进程的有效手段。

（四）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完善。在刑事诉讼中，没有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它方法收集证据，但对非法收据的证据是否排除法律未作规定。因此，即使非法获得的证据只要查证属实，依然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五）重惩罚犯罪，轻人权保障。在我国，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将惩罚犯罪作为刑事诉讼法的首要任务，人权保障是排在第二位的“重要任务”。主要表现有：一是在刑讯逼供中，对其进行肉体和精神折磨，看成是“罪有应得”的观念。二是重刑主义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刑事立法中刑罚结构表现出重惩罚趋向，忽视了犯罪嫌疑人也具有的合法权利。三是对于刑讯逼供行为，社会和司法就给予了较多的宽容，人们以刑讯逼供者的动机纯良、方法不当而加以容忍。

（六）监督不到位，处罚起不到震慑作用，刑讯逼供事后举证难。首先，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过程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的状态之下。其次，虽然我国刑法已将刑讯逼供作为一种犯罪加以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刑讯逼供的危害后果认识不足，对刑讯逼供行为却很少查处，即使不得不进行查处,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足以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第三，犯罪嫌疑人难以举出自己受到刑讯逼供的证据，因为受到刑讯逼供的人往往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审讯单独进行，外人无从知晓，即使有外伤、时间拖长一点也就愈合了。除非致人死亡或重伤等无法掩饰的情况，刑讯逼供一般都“很难查证”。

二、减少刑讯逼供发生的几点对策

（一）赋予嫌疑人沉默权。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手段同等原则要求赋予程序中的弱者被追诉者最起码的自我保护和防卫手段。所以,联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许多国家的刑诉讼法中都规定了被追诉者对抗自我归罪的特权—沉默权。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在法院判决之前,任何机关无权判定被告有罪。但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的权利，同时也给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利。法律应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自愿供述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强迫嫌疑人供述，从而使刑讯逼供丧失了法律上的依据和现实的合理性。司法机关在讯问前应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以及权利被侵犯的申诉途径，当嫌疑人对所提出的问题不予回答时，司法人员应尊重其沉默权。其实，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是保护其合法权益，避免自证其罪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这也是西方法制国家实行“无罪推定”的典型体现。我国从没有在法律上确认沉默权，这实质上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中“有罪推定”原则，故而使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事件屡屡发生。

（二）建立辩诉交易制度。规定沉默却又不希望被追诉者保持沉默,最佳选择就是给被诉者以正确的利益诱导:如被追诉者放弃沉默,如实述其罪行,将获得检察官的撤消指控、降格起诉或者法官提出的减轻刑罚的建议,而且一般会得到法官尊重和认可，真正做到坦白从宽。沉默权和辩诉交易制度是相互契合的,忽视任何一个都不能使另一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三）改变司法人员的思维模式，加大对司法活动的资金投入。中国古代诉讼中一直采用有罪推定原则,即在司法审判前就把犯罪嫌疑人推定为有罪。有罪推定虽是封建时代、落后的、已被现代社会抛弃的理论观点，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至今我国少数司法人员中尚存在这种思维。要制止刑讯逼供，司法人员必须建立正确的认知模式，每一步认知都必须有证据加以证明，要遵循先有证据后有结论，不能围绕结论去收集证据的原则。此外，应该加大对司法活动的资金投入，利用高科技提高侦查取证水平。树立以科技情报信息为主导的警务工作观念，建立和强化刑事科技情报信息网络系统，建立完善提取各种实物证据和情报信息收集传递的新机制；运用网络监控、排查和追捕技术、国际刑事侦查互助等高科技手段；在公共场所安装监控系统，为打击在公共场犯罪的侦查取证提供强大的科技平台；增加基层一线人员力量，配备适合侦查破案的刑侦取证器材如：适合侦查员使用，可以进行拍照、录音、录入资料，无线上网进行查询的小型手持电脑系统，全面强化取证意识，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增加侦查手段里面的科技含量，对消除刑讯逼供现象大有裨益。

（四）加强监督和制约。权力一旦失去监督或制约，必然产生腐败。现行的司法讯问阶段基本上由司法人员控制，其行为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这是导致刑讯逼供发生的重要因素。加强监督和制约首先是司法机关的自身监督。纪检、监察、督察、法制等职能监督部门要密切配合，建立畅通的投诉渠道，定期不定期地开展专项检查，进行明察暗访，特别要要深入基层的讯问场所，对讯问活动进行临场实时监督。同时加强司法机关的外部监督。司法机关应主动接受司法机关以外的政党、国家权利机关、国家行政机关、人民政协、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监督；接受社会的监督，即各界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批评、建议、检举、申诉、控告、来信、来访的监督；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舆论工具进行曝光、批评以起到监督目的。

（五）应确立彻底的非法证据除外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查证属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规定:“以刑讯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从这些规定来看，我国仅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辞证据加以一定的限制，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辞证据之外的书证、物证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拒绝使用，因而我国在证据制度上采取的是有限的非法证据除外规则。由于立法者在对待非法证据上的不彻底性，在立法上就留下了一个缺口。这势必会造成司法人员以非法手段寻找言辞证据之外的证据，把非法获得的言辞证据作为寻找物证和书证的桥梁。这就等于以立法形式告知司法人员：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辞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但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其他证据是可以作为定案根据使用的，因而司法人员要获得言辞证据之外的其他证据，势必会把刑讯逼供作为发现其他证据的一种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刑讯逼供的发生。因此要废除刑讯逼供，需要在立法上移植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无论是言辞证据还是实物证据，一律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六）实行悬案搁置制度。任何一个社会，无论科技如何发达,都会有破不了的疑难案件,但许多人却不愿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在刑事案件发生后，尤其是大案要案发生后，上级机关或有关领导往往要求司法机关限期破案。因为领导们相信案件都是能侦破的，所以他们往往会给司法机关下指标、定任务。但由于人类认识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以及刑事案件发生的独特性，决定了有一部分案件是破不了的,而破不了的案件往往是领导批办的案件，这样司法机关为了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就不可能按正常程序去办案，势必会发生刑讯逼供的现象。要遏制刑讯逼供首先要改变人们的认识，要承认有一部分案件是破不了的。疑罪在古今中外都会存在，关键是对疑难案件采取一种客观态度，不要对司法机关施以压力，让司法机关按正常程序去查证犯罪。对一定时期内侦破不了的案件，应实行疑罪搁置原则。

结束语：

综上所述，刑讯逼供不仅我国存在，世界各国普遍都存在，都在寻求适合本国的遏制刑讯逼供的方法。任何事物和想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刑讯逼供亦是如此，遏制刑讯逼供，需要司法改革，更需要社会改革，在不具有激烈变革的情况下，司法改革注定是渐进的和不彻底的。笔者在本文中浅析了刑讯逼供发生的原因、对策及措施，而这些都是理论上的探讨，真正在实践中还需要司法工作者具体的运用制度和法律来解决，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着难。所以，对于刑讯逼供问题的解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事在人为，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的进行法制改革，严格的按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办事，那真正司法公正的一天已经离我们不远。

参考文献：

[1]扬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2]余方巍、伊宪亮：关于刑讯逼供对策的几点思考；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5年02期。

逼供范文篇7

一、刑讯逼供的成因

（一）历史原因。我国是一个有着二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许多封建思想、封建意识的糟粕至今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第一，“罪从供定”的封建社会证据制度。“罪从供定”的产生是由于在封建时代科学极不发达，司法官吏没有可靠的手段去获取能够证明犯罪的客观证据。每当被告人拒不认罪之时，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刑讯逼供，即：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使被告人自认有罪。只要被告人做了招供，便不问其真假，一概作为定案和处罚的证据。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确认了“罪从供定”的原则。第二，封建社会的合法审讯制度——刑讯。即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进行审讯的方法。我国封建社会专制时期的刑讯制度不仅可以用于讯问当事人，而且还可以用于讯问证人。作为封建社会的合法审讯制度—刑讯，是刑讯逼供在司法活动中普遍存在、使用的根本原因。第三，封建社会时期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在“纠问式”诉讼制度下产生的“有罪推定”观念，司法机关依其职权，对怀疑可能有某种犯罪事实存在的人，就可以主动追究，主动进行搜查、审讯。在这种制度下，被告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诉讼权利可言，唯一能享受的到的“权利”就是接受拷问，既刑讯逼供。拷问使得“疑罪”常常作有罪处理，无罪也常常被屈打成招。刑讯逼供是封建社会“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必然产物。

（二）制度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具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取证的双重权力,这使该机关的侦查活动处于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况下。该法第93条又有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强制性规定，这些规定都可能成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另外，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没有严格依法进行，法庭对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的滥用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三）客观原因。司法活动是一项高成本的活动，从我国当前对司法活动的资金投入整体水平来看，能够给予司法机关配置的资源相对偏低，使得侦查取证技术处于相对低下的水平。司法机关缺乏先进侦查技术,无法适应打击当前趋向于专业化、智能化的犯罪活动。在国家司法投入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刑讯被看作是迅速突破案件、推进诉讼进程的有效手段。

（四）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完善。在刑事诉讼中，没有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它方法收集证据，但对非法收据的证据是否排除法律未作规定。因此，即使非法获得的证据只要查证属实，依然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五）重惩罚犯罪，轻人权保障。在我国，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将惩罚犯罪作为刑事诉讼法的首要任务，人权保障是排在第二位的“重要任务”。主要表现有：一是在刑讯逼供中，对其进行肉体和精神折磨，看成是“罪有应得”的观念。二是重刑主义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刑事立法中刑罚结构表现出重惩罚趋向，忽视了犯罪嫌疑人也具有的合法权利。三是对于刑讯逼供行为，社会和司法就给予了较多的宽容，人们以刑讯逼供者的动机纯良、方法不当而加以容忍。

（六）监督不到位，处罚起不到震慑作用，刑讯逼供事后举证难。首先，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过程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的状态之下。其次，虽然我国刑法已将刑讯逼供作为一种犯罪加以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刑讯逼供的危害后果认识不足，对刑讯逼供行为却很少查处，即使不得不进行查处,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足以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第三，犯罪嫌疑人难以举出自己受到刑讯逼供的证据，因为受到刑讯逼供的人往往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审讯单独进行，外人无从知晓，即使有外伤、时间拖长一点也就愈合了。除非致人死亡或重伤等无法掩饰的情况，刑讯逼供一般都“很难查证”。

二、减少刑讯逼供发生的几点对策

（一）赋予嫌疑人沉默权。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手段同等原则要求赋予程序中的弱者被追诉者最起码的自我保护和防卫手段。所以,联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许多国家的刑诉讼法中都规定了被追诉者对抗自我归罪的特权—沉默权。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在法院判决之前,任何机关无权判定被告有罪。但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的权利，同时也给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利。法律应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自愿供述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强迫嫌疑人供述，从而使刑讯逼供丧失了法律上的依据和现实的合理性。司法机关在讯问前应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以及权利被侵犯的申诉途径，当嫌疑人对所提出的问题不予回答时，司法人员应尊重其沉默权。其实，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是保护其合法权益，避免自证其罪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这也是西方法制国家实行“无罪推定”的典型体现。我国从没有在法律上确认沉默权，这实质上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中“有罪推定”原则，故而使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事件屡屡发生。

（二）建立辩诉交易制度。规定沉默却又不希望被追诉者保持沉默,最佳选择就是给被诉者以正确的利益诱导:如被追诉者放弃沉默,如实述其罪行,将获得检察官的撤消指控、降格起诉或者法官提出的减轻刑罚的建议,而且一般会得到法官尊重和认可，真正做到坦白从宽。沉默权和辩诉交易制度是相互契合的,忽视任何一个都不能使另一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三）改变司法人员的思维模式，加大对司法活动的资金投入。中国古代诉讼中一直采用有罪推定原则,即在司法审判前就把犯罪嫌疑人推定为有罪。有罪推定虽是封建时代、落后的、已被现代社会抛弃的理论观点，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至今我国少数司法人员中尚存在这种思维。要制止刑讯逼供，司法人员必须建立正确的认知模式，每一步认知都必须有证据加以证明，要遵循先有证据后有结论，不能围绕结论去收集证据的原则。此外，应该加大对司法活动的资金投入，利用高科技提高侦查取证水平。树立以科技情报信息为主导的警务工作观念，建立和强化刑事科技情报信息网络系统，建立完善提取各种实物证据和情报信息收集传递的新机制；运用网络监控、排查和追捕技术、国际刑事侦查互助等高科技手段；在公共场所安装监控系统，为打击在公共场犯罪的侦查取证提供强大的科技平台；增加基层一线人员力量，配备适合侦查破案的刑侦取证器材如：适合侦查员使用，可以进行拍照、录音、录入资料，无线上网进行查询的小型手持电脑系统，全面强化取证意识，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增加侦查手段里面的科技含量，对消除刑讯逼供现象大有裨益。

（四）加强监督和制约。权力一旦失去监督或制约，必然产生腐败。现行的司法讯问阶段基本上由司法人员控制，其行为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这是导致刑讯逼供发生的重要因素。加强监督和制约首先是司法机关的自身监督。纪检、监察、督察、法制等职能监督部门要密切配合，建立畅通的投诉渠道，定期不定期地开展专项检查，进行明察暗访，特别要要深入基层的讯问场所，对讯问活动进行临场实时监督。同时加强司法机关的外部监督。司法机关应主动接受司法机关以外的政党、国家权利机关、国家行政机关、人民政协、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监督；接受社会的监督，即各界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批评、建议、检举、申诉、控告、来信、来访的监督；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舆论工具进行曝光、批评以起到监督目的。

（五）应确立彻底的非法证据除外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查证属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规定:“以刑讯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从这些规定来看，我国仅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辞证据加以一定的限制，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辞证据之外的书证、物证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拒绝使用，因而我国在证据制度上采取的是有限的非法证据除外规则。由于立法者在对待非法证据上的不彻底性，在立法上就留下了一个缺口。这势必会造成司法人员以非法手段寻找言辞证据之外的证据，把非法获得的言辞证据作为寻找物证和书证的桥梁。这就等于以立法形式告知司法人员：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辞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但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其他证据是可以作为定案根据使用的，因而司法人员要获得言辞证据之外的其他证据，势必会把刑讯逼供作为发现其他证据的一种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刑讯逼供的发生。因此要废除刑讯逼供，需要在立法上移植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无论是言辞证据还是实物证据，一律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六）实行悬案搁置制度。任何一个社会，无论科技如何发达,都会有破不了的疑难案件,但许多人却不愿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在刑事案件发生后，尤其是大案要案发生后，上级机关或有关领导往往要求司法机关限期破案。因为领导们相信案件都是能侦破的，所以他们往往会给司法机关下指标、定任务。但由于人类认识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以及刑事案件发生的独特性，决定了有一部分案件是破不了的,而破不了的案件往往是领导批办的案件，这样司法机关为了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就不可能按正常程序去办案，势必会发生刑讯逼供的现象。要遏制刑讯逼供首先要改变人们的认识，要承认有一部分案件是破不了的。疑罪在古今中外都会存在，关键是对疑难案件采取一种客观态度，不要对司法机关施以压力，让司法机关按正常程序去查证犯罪。对一定时期内侦破不了的案件，应实行疑罪搁置原则。

逼供范文篇8

关键词:检察机关;刑讯逼供;应对

1刑讯逼供的危害

(1)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这是刑讯逼供最直接的危害后果。虽然通过刑讯使不少拒不认罪的罪犯如实招供,但无辜者因肉刑摧残而含冤受罚的也比比皆是。因刑讯逼供有很多人被屈打成招,放纵了真正的罪犯,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

(2)模糊了有罪者和无罪者的外部差异,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在正常讯问中,有罪的人和无罪的人的外表通常是可以看出区别的,而一旦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和强烈痛楚将使所有被刑讯者全身紧张,疼痛难忍,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界限模糊,使侦查人员失去通过表情、语气和语调来探明真伪的可能。

(3)刑讯逼供会严重降低刑事诉讼的效率:①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错误成本并使已经过的程序全部无效,导致刑事诉讼效益的降低;②刑讯逼供挫伤了被追诉者对程序公正的信任,引起抵触情绪,必然导致上诉和申诉的大量增长;③刑讯逼供的存在会使侦查人员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殆于收集其他证据,当被刑讯者被证明是无辜的而不得不收集其他证据时,调查取证的有利时机可能已完全丧失,导致出现疑案而使效率和效益均为零。

(4)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这是因为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从而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

2现实中刑讯逼供屡发的原因

2.1公安机关的破案压力

有公安部门人员指出,实践中刑讯逼供的行为仍不能杜绝首要原因是破案压力,而破案压力则反映出领导人员的观念存在问题。刑讯逼供行为人之所以没有被制止或者敢于实施,就是因为一些领导人员将侦破案件、维护社会治安置于比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更重要的地位所致。

2.2在侦破案件的实践中仍起着重要作用

刑讯逼供在侦破案件的实践中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是一些人所谓的“闻着臭、吃着香”。犯罪嫌疑人受到刑讯逼供后,很多人作出了有罪供述,而这些有罪供述又被查证属实,这使刑讯逼供行为因为“有效”而有“市场”。

2.3查处证据难以查找

第一,获取线索难。目前刑讯逼供案件线索主要来源于当事人及其亲属的控告和检察机关自行发现。但有相当一部分刑讯逼供案件的受害人往往害怕打击报复不敢报案,或者担心上告后难以获胜而不愿报案。检察机关通过监督发现案件线索的渠道也很有限。因此,这类案件往往很难被发现。

第二,调查难。实践中,刑讯逼供案件的查办常常受到多方面的干扰和阻碍,初查后无结果的案件数量一直占据较高比例,很多案件由于调查取证难而久拖不决或不了了之。

第三,取证难。刑讯逼供案件证据的特殊性直接制约着证据的固定、保全和收集。一方面,刑讯逼供案发的时间地点较为特殊隐蔽,犯罪中留下的证据较少;另一方面,涉案人员反侦查能力较强,在实施刑讯逼供行为时,很少留下明显的痕迹线索,而且善于事后及时消除湮灭相关物证,订立攻守同盟,干扰取证工作。同时,有限的知情者也不愿作证。

第四,认定难。刑讯逼供案件一般只有受害人控告,少有行为人口供,也缺乏其他证据印证,尤其是没有形成明显外在伤害痕迹的违法犯罪更为隐蔽。所以,案件的直接证据缺乏,间接证据又形不成完整链条,根据掌握的证据材料很难得出惟一的、排他性结论,这就使得刑讯逼供案件的性质难以认定。

第五,处理难。由于刑讯逼供案件涉及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违法犯罪问题,检察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受到内、外部的压力,难免网开一面,从轻处罚。有些部门领导也出于种种考虑,对行为人进行庇护,竭力助其开脱责任,力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3检察机关如何应对

刑讯逼供以侵害人身权利的方式逼取口供,是司法野蛮和程序落后的表现。笔者认为,加大检察权对侦查权的制约,是控制侦查权的不当扩张,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必不可少的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有权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但由于监督途径太少,故而对侦查活动中诸如刑讯逼供等违法行无法获悉。因此应拓宽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加大监督力度。

(1)应加强事前预防:①坚持提审制度。侦查监督部门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应坚持逐案提审制度,对重大、复杂案件要加强审讯和证据复核工作。讯问时,严格实行对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制度,注意审查发现侦查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问题。②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立制度。侦押分立是许多国家通行的一项制度,由独立于侦查机关的不同部门专门负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以监督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保护和落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在我国,侦查和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上由同一主体负责,这一机制无法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因此我们应与国际接轨,由独立于公安机关的中立机构专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这一机构没有责任去配合侦查,而是专门负责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他们可对收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人身检查,对严重的违法取证行为如刑讯逼供可向检察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逼供范文篇9

关键词：刑讯逼供无罪推定沉默权

五年前的湖北荆州的佘祥林案、去年的云南晋宁李荞明“躲猫猫”案以及今年上半年河南翻版的佘祥林案……湖北赵作海案等都被一一证明是冤假错案，也都被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被刑讯逼供造成的。这些案件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我国的司法部门，尤其在公安部门，刑讯逼供等侵犯嫌疑人权利的事实客观存在。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有罪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①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蔓延泛滥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刑讯逼供的存在，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存在的原因。

(一)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历史根源

1.封建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在封建社会里，司法官员可以用法定的刑具和手段逼取口供，刑讯是封建司法官吏获取证据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他们动辄对嫌疑人施以杖责、鞭笞等手段，使嫌疑人难以忍受痛苦而交代司法官员想要的口供，这也是被旧的司法官吏视为破案的最有效手段。但是现在还有部分办案人员认为:只要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点“苦头吃”，就会开口招供，就能破案。这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刑讯逼供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2.刑讯逼供是纠问式审判方式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强制权利的产物。②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往往是由一人充当，大人们往往自高自大、居高临下，司法审判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和政治色彩，而且采取的便是纠问式审判模式。在纠问式诉讼中，审问者的角色由消极的裁判者转化成为积极的追诉者，诉讼的目的就是给被追诉者定罪量刑，审讯的目的就是要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所犯罪行的供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最完整最可靠的证据，法律对口供的重视，促进了纠问式诉讼的发展，也助长了刑讯逼供。③

(二)刑讯逼供存在的现实原因

1.我国并没有从根本上确定无罪推定原则，反而在相当程度上还受有罪推定残余思想的支配。无罪推定，简单地说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在于强调严格的证明责任，它设置了一个“对被告人在判决确定前应视为无罪”的假定。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其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原则规定于宪法中，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加拿大宪法》第11条以及《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章第40条等。④

而在我国目前司法状况是，有罪推定作为一种诉讼观念尚存留于部分司法人员的思想中。所谓有罪推定原则是指对被告人在未经法院确定有罪之前，就以罪犯对待。依照该原则，一个人一旦被控有罪，便先入为主地被认为是罪犯，若不认罪，侦查人员就会自认为“有权”采用某些“适当”的办法使其认罪，由此必然导致刑讯逼供。正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罪从判定”原则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审判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加之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以来受有罪推定的影响较深，致使司法工作人员常常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成是罪犯，认为坏人就是该打。诉讼地位在法律上的丧失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2.我国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在西方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大都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并且被认为是受刑事追诉者用以自卫的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做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⑤而在我国，不仅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还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政策。并且在刑事诉讼法中还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些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而且给了侦查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其预断交代的权力。因为判断回答是否如实的权力是由侦查人员掌握的，一旦他们认为回答不合其预断，就难免进行刑讯逼供以获得他们预期的口供。

3.公安部门的“严打”、“命案必破”等政策的负面影响。公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的拉网式“严打”，使抓到的犯罪嫌疑人的数量急剧上升，为了所谓“从重、从快”处罚，办案人员往往有一定的压力，再加上人手不够，刑讯逼供获取证据无疑是一条捷径。“命案必破”无疑也使办案人员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破案率与政绩、乌纱帽等直接挂钩，使他们有尽快破案的冲动。于是刑讯逼供是一条快捷的途径，也是出成绩的办法，还省时、省劲，并能得到好的回报，何乐而不为呢?

(三)程序、立法缺陷是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直接原因

1.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拘留犯罪嫌疑人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公安机关报请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自行决定批准逮捕，其他强制措施和专门性调查手段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和执行。从法律规定来看，除了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批捕外，其余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财产和隐私等强制性调查手段的行使，无一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是我国现行侦查结构的重大缺陷，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之一。

2.逮捕和羁押不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不仅表现为一种行为，而且也是一种状态即羁押。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逮捕就意味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羁押，最长可达7个月。逮捕和羁押之间不必经过任何司法审查。二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就意味着他在侦查阶段将完全处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逮捕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3.看守所和侦查机关同属公安机关管辖，助长了刑讯逼供。众所周知，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和负有侦查任务的机构同属公安部门管辖，这就使看守所和侦查机观是“一家人”，这种侦查和羁押不分离，方便了侦查部门的刑讯逼供，正所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使他们有些事情能精诚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刑讯逼供。

4.律师会见权在侦查阶段受到一定的限制。刑讯逼供往往发生在侦查阶段，因此，在这一阶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是至观重要的。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律师会见当事人往往要得到侦查机关的批准。在实践中，由于办案机关的阻挠而不能及时会见，严重的会造成冤假错案、被羁押人员自杀等情况，轻者引发被羁押者家属的不满和指责，继而发生辩护合同履行中止、终止等。甚至有的办案机关为了让律师找不到会见对象而把被羁押者改名羁押或中途异地羁押来对付律师会见，让律师彻底无法开展工作。

二、遏制刑讯逼供的具体措施

(一)转变封建法制观念，树立现代法治理念

1.全面反思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保障人权、程序至上的现代法治理念。刑讯逼供即使被强行禁止，还会有其他非法取证手段的出现，这与我国刑诉法中废除了收容审查但司法实践中还有留置盘查、收容遣送、强制医疗等一系列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是一个道理。不从刑事诉讼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上反思和改进，就无法正本清源，彻底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土壤。

2.正确树立“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观念。刑讯逼供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侦查人员一味的迷信口供，依然信奉“口供是证据之王”的传统观念，因而千方百计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在欲取而不得时，就难免会使用刑讯的方式逼取口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于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从根本上取消了口供作为“证据之王”的地位，要求侦查人员把工作放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上，从而有利于案件及时侦破，也有利于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所以，要遏制刑讯逼供，就一定要在思想上树立“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观念，努力收集案件的各方面证据，而不要老是在套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上下功夫。

(二)健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坚决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

1.从实质上确立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无罪推定是一项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内容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个人在未依法审判被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其无罪。目前，它已经成为普遍适用的人权保障原则。无罪推定是与有罪推定相对应的，而刑讯逼供是有罪推定的产物。当前，有罪推定的思想还是深深根植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这与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较低，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环境等等方面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如果在立法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使其逐渐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中，无疑会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从制度设计层面上看，无罪推定原则使被追诉者获得对抗国家追诉权的诉讼特权和程序保障，其中就包括使其不受刑讯逼供等非法侵害的权利;从思想观念层面上看，思想支配行动，刑讯逼供行为主要受司法人员有罪推定思想的支配。只有司法人员在主观上认识到被追诉者于未被依法判决以前在法律上无罪，甚至事实上无辜，才能自觉避免在讯问时使用暴力等非法手段。因此，要遏制刑讯逼供，在刑诉中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势在必行。

2.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原则。沉默权原则是针对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性权利。这一原则体现了近代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其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的主要功能体现在:首先，增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讯逼供的防御力。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沉默权，而是必须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也就是说他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其次，作为拥有辩护权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对抗控诉机关的讯问，使刑讯逼供失去存在的理论依据和合法基础。因此，沉默权以及不必自证其罪原则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防御刑讯逼供的重要权利之一。

(三)具体实践操作中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

1.赋予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及律师的知情权和会见权。依据现在的侦查制度，审讯时只有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双方在场，侦查机关是否采取刑讯逼供的行为，只有办案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知道。对于办案人员来讲，即使采取了刑讯逼供的行为，他自己也不会承认。犯罪嫌疑人即使向法庭控告，也由于无人证明使法庭无法采信，这在客观上纵容了刑讯逼供的行为。赋予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和律师到场的知情权和会见权，这样既有利于监督侦查机关依法审讯，又可在刑讯逼供行为出现时，由当时在场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和律师予以证明，使法官在法庭上能确认非法证据并依照排除规则予以排除，从而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⑥

2.重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不断扩大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刑事诉讼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应该规定律师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权，并允许律师录音、录像和拍照，同时讯问笔录必须有律师签字，没有律师的签字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3.实行侦查权和关押权的分离。现在我国的侦查权和关押权统一于侦查机关。云南“躲猫猫”案件发生以后，广大学者撰文呼吁实行侦查权和关押权的分离，即关押全由司法部统一行使。但公安部没有同意，至少增加羁押场所的录音、录像设备，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一到关键的时候，这些设备总是容易出毛病。这显然是权宜之计，而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始终关押在侦查机关，即使有权会见律师，其决定权还是在于侦查机关。这就使得侦查机关无论如何总有机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而且总有办法不让律师或其他人抓住把柄。所以，要杜绝刑讯逼供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刑事侦查权和关押权分离。

总之，遏止刑讯逼供不仅需要理论方面的研究，更需要实践方面的操作。如果我们在实践中能够真正做到:树立保障人权、程序至上的司法理念，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签字权，以及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改变刑事诉讼的价值观念，完善我国现行的讯问制度，实行侦查权和关押权的分离，实行逮捕和羁押的分离，加强检察机关以及新闻媒体监督力度等，坚决遏制刑讯逼供，更好的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参考文献:

①吴纪奎.欺骗性讯问容许性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1).

②吕萍，张会中.刑讯逼供产生原因及对策.人民检察.2000(10).

③陈光中，严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

④黄坚.浅议无罪推定与实事求是.中国法院网2008(2).

逼供范文篇10

对刑讯逼供现象的探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以往人们总是从执法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等主观方面分析原因、制定对策，忽视了该问题产生的外在因素。由于对产生原因把握不准，自然措施也不甚得当。尽管公安部三令五申、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法律法规一再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现象依然屡屡发生。如何从根本上来消除或者改善这种状况，不仅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难题，也是世界上大多数重视保障人权的国家始终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以往学者们大多认为，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从主观上讲是办案人员业务素质差、水平低，对刑讯逼供在认识上有错误，认为刑讯逼供并无大碍：“口供是证据之王”，是调查取证的线索，没有口供定案时心里不踏实；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让其受点皮肉之苦完全是咎由自取，而且有些“罪犯”又臭又硬，不打不招，只要打不死人就没有问题……“。从客观上讲，是封建社会流毒和资产阶级国家警察刑讯逼供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是对刑讯逼供者处罚不力，某些领导对刑讯逼供者非但不处罚，反而包庇放任，为调查刑讯逼供设置重重障碍，更有甚者，为破了案的刑讯逼供者立功、颁奖，助长了这种歪风。以上分析和观点不无道理，但没有挖掘到该问题的根源。笔者认为，形成刑讯逼供并遗毒后世、屡禁不止的实质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刑讯逼供是审问式诉讼制度的必然结果

人类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建立的第一个诉讼制度是控告式诉讼（也叫弹劾式制度）。这一时期的法律尚未摆脱原始社会规范的影响，刑事类法律与民事类法律、实体法与程序法均混杂在一起。那些在我们今天被视为是犯罪的行为，如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等，在当时均被视为是对公民私人权利的侵犯；国家没有专门的追诉犯罪的机关，而是由公民个人承担对犯罪的控诉。虽然有专门负责裁断争议、适用法律的机构，但没有原告，法院不主动追究犯罪，即“不告不理”。原被告双方在诉讼中地位平等，权利同等，谁提主张谁负责举证，国家机关对追究犯罪持消极的态度。加之当时人们对神灵的普遍信仰和崇拜，神的意志和指示成为判断是非解决纷争的标准。所以，在弹劾式诉讼中，不可能也无必要用刑讯逼供来审查判断证据。

随着专制制度的逐步建立，国家机关的职能被强化，许多过去被认为是侵犯私人利益的行为现在则被认为是对社会公共利益乃至整个政权统治秩序的危害，国家开始积极主动地追究犯罪，旨在建立一种有效镇压犯罪、维护统治秩序的新的刑事诉讼制度。于是，法院不再是中立的裁判，而成为对危害公共秩序和君主利益的犯罪行为负有追究责任的追诉者；法官由幕后走到台前，由消极的裁判转化为积极的调查官。如德意志帝国1532年颁布的《卡罗琳那法典》和法国1670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都规定，调查官可以根据控告人的要求也可以自行决定开始刑事追诉活动，他的调查和追诉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为查明“事实真相”，他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对嫌疑人和证人实施秘密的或公开的刑讯逼供。而被告人处于被追诉的“诉讼客体”的地位，不仅不享有辩护权，而且有义务接受调查官的刑讯逼供，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就是审问式诉讼（也叫纠问式诉讼）。

由于在审问式诉讼中，审问者的角色已由消极裁判者转化为积极追诉者，所以诉讼的目的就是给被追诉者定罪量刑，有罪推定、疑罪从有便成为必然的证据原则。审讯被告人的目的，就是取得其对所犯罪行的供认——即“口供”。当时的执法者认为，被告人最了解案件情况，被告人的口供是最可靠最完整的证据，所以口供是当之无愧的“证据之王”。我国古代早就有“断罪必取服输供词”和“无供不录案”的断狱原则。法律对口供的重视，促进了审问式诉讼的发展，也助长了刑讯逼供。我国的刑讯制度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朝，刑讯便被广泛地用于实践当中，秦朝时，法律对刑讯已有了较明确的规定，至清末，我国历朝历代的法律均将刑讯逼供作为一种合法的取证手段加以明确规定。欧洲国家在用审问式代替了神示判断之后，刑讯逼供也成了查明案情的主要手段。这在诉讼民主化方面无疑是一个倒退，但它确定了追究犯罪的职责由国家机关承担的原则，则是诉讼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说，刑讯逼供是审问式诉讼产生、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随着近代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审问式诉讼的公正性和非人道性日益引起公众的不满，主张民主、自由、人权的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对专制的封建审问式诉讼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建立政权后，相继进行了包括废除刑讯逼供在内的一系列司法改革，确立了司法独立、无罪推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控审分离、审判公正、辩护、陪审、平等对抗、直接言词审理等等现代刑事诉讼原则，并据此建构起现代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和制度。1641年6月25日，英国国会颁布法令废除了以拷打和秘密审讯为特征的星座法院和其他特设法院。我国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2日颁布了《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其中规定：“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分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

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刑事诉讼扬弃了封建的纠问式（审问式）诉讼，建立了辩论式的诉讼程序，但在追诉犯罪，仍然折衷了控告式诉讼的被害人自诉与审问式诉讼的国家追诉。当今世界各国对刑事犯罪大多以国家追诉为主，以个人追诉为补充，美国和日本则完全是国家追诉垄断主义，并且在问案方法上仍以审问式为主，辅以现代高科技手段。因此，即使是在大力推行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及“毒树之果”理论的英美国家，刑讯逼供仍大量存在。

因此，刑讯逼供是国家主动追究犯罪和审讯式问案法的副产品。这个结论可以在自诉案件中得到印证：自诉案件因实行不告不理，原、被告地位、权利、义务完全平等，由自诉人而不是法院承担举证义务，法院对追究犯罪相对公诉案件比较消极，所以在自诉案件中绝少有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二、刑讯逼供是特定角色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体现

自欧洲各国17世纪相继废除和禁止刑讯逼供以来，已三个多世纪，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化和文明程度已达到相当的水准，然而刑讯逼供这种野蛮的非人道的讯问方式仍像幽灵一样时隐时现，除却整个诉讼制度上的因素，它还是特定角色之间矛盾的体现。

自资产阶级提出控审分离后，法院不再承担控诉犯罪的职能，专司对刑事案件的审判，再次遵循“没有控告就没有审判”的古老原则，侦查犯罪并提出控告由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完成。我国的刑事诉讼职能分工更是界限清晰，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在调查清楚、证据充分——即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如果检察机关认为案件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二次补充侦查仍认为证据不充分的，可以不起诉。由此可见，调查取证的责任主要是由警察而不是检察官、更不是法官来承担。在我国，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调查由公安机关来完成，所以刑讯逼供往往发生在直接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而不会发生在法官和被告人之间。

以往，我们总是认为某些公安民警素质低、水平差，所以才去搞刑讯逼供，可又如何解释个别素质极差的检察官、法官徇私枉法、草菅人命、枉法裁判但却极少刑讯被告人？其中有警察素质、业务水平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警察永远是站在追诉犯罪第一线的人，他的职责、他的角色决定了他要承担起证明犯罪的主要责任。侦查工作是起诉、审判的基础，侦查人员的主要职责是打击犯罪——这与法官、检察官又有所不同。大多数案件在艰难的侦查过程中，警方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乃至生命，警察与犯罪者已成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对立双方，尤其是面对着自己亲自抓获的罪大恶极的现行犯时，警察一面要维护正义，收集充分的证据使之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一面还要告诉对方可以保持沉默、聘请律师来与警方对抗，这是一种怎样的矛盾！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有一种现象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凡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刑讯逼供总是出现在公安机关；凡是由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在侦查阶段，同样会发生刑讯逼供甚至致死人命案；而在自诉案件中，因法院没有侦查职能，自诉案件也不需要侦查，由当事人负责举证，所以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中基本没有刑讯逼供的现象。

美国是典型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一向以民主、自由、人权高于主权而自诩，美国也是一个没有封建史的国家，所以谈不上封建遗毒的影响，但美国警察的专横和滥施暴力现象严重，丑闻迭出。美国犯罪学家詹姆斯·福克斯在一份报告中披露，居民被警察施暴打死者每年都数以百计。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报告表明，仅1996年就约有50万美国人受到警察的粗暴对待，而这种施暴现象往往又会受到警察部门的偏袒，例如1980年－1995年在125名平民被警察虐待致死事件中，只有一名警察因此受到了处罚。而按照美国的《联邦证据规则》，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前，应当被告知有权保持沉默，所以就出现了警察一面告知沉默权，一面进行刑讯逼供的滑稽场面。

由此可见，刑讯逼供非法现象的存在，不是哪个社会形态的特定产物，也不是哪一种诉讼模式和制度完全可以消除的，更不能以封建遗毒简单加以批判而待之。

三、口供无法否认的重要性，也是调查者铤而走险的重要因素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案；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只要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的，照样可以定案。言下之意，口供不是定案的必备证据。这是一种发展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证据观，但一个案件如果没有嫌疑人的供述，又没有其他可靠的直接证据，定案又谈何容易？！

口供的重要性主要有两点：第一，口供的确是“证据之王”，这一点我们不能因为刑讯的原因就轻视了口供在定案时的重要性。在侦查人员收集到的大量证据材料之中，能够直接说明案件“七何”要素的，惟有犯罪人的供述，因为犯罪人是最了解案件情况的人。个别类型的案件如果没有嫌疑人的供认，就无法定案。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了口供，并收集到相应的物证加以印证核实后，一般就可以定案。如果没有取得口供，别说侦查人员心里不踏实，即便是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同样不踏实。第二，口供是案件的“证据之源”。因犯罪人对自己所犯罪行的经过最为了解，调查者一旦取得口供，便掌握了取得其他证据的线索，如杀人案件中的尸体、做案工具、赃款赃物、其他同案犯等的下落。所以，司法实践中，为省时省力，侦查人员往往把主要精力用于撬开嫌疑人的嘴，只要嫌疑人一供认，案子就算破了大半。所以，即使是在反对刑讯逼供，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的国家，仍没有放弃对嫌疑人供述的兴趣，只是在如何取得口供的方法上加以改进而已，力求寻找促使嫌疑人供述和审查嫌疑人供述的科学方法，如测谎技术。

1875年，意大利的一位生理学家设计了一种肌肉颤动描记器和各种类型的血管容积描记器，以记录人在惧怕和紧张时的肌肉颤抖情况和血压变化情况，这大概是最早的“测谎器”。192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警察局首次把测谎技术用于审讯问案之中。据报道，美国现在每年至少进行25万人次测谎检查，美国现有29个州法律规定测谎检查结果不足以作为法庭证据，而有16个州允许测谎检查结果作为法律凭证，但往往要求被告人接受测谎必须是出于自愿。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司法界对测谎技术科学性的认识有了转变，开始研制和开发此项技术，现已有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运用此技术，但可靠性程度尚待提高，法律也尚无认可此结果的规定。

除此以外，在美国，警察还常用“诚实剂”使嫌疑人的意识进入一种假眠状态，但又不影响其下意识的活动，使得嫌疑人不由自主地供述所知道的一切。

无论是测谎器还是“诚实剂”，在使用目的上与刑讯逼供殊途同归，由此可见口供的魅力。

四、某些刑讯逼供现象是官僚主义作风导致的无奈结果

侦查的任务简而言之就是查明案情、抓获犯罪人。言之简单，但谁都知道其中的艰辛。破案需要的时间谁也无法预测，它往往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也许有些案件将会成为“死案”，永远无法破解。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查起诉的期限、审判的期限，惟独没有规定侦查破案的期限，只是对犯罪嫌疑人已被羁押的案件的侦查期限作了规定，以限制长时间羁押嫌疑人。但在司法实践中，一旦发案，各级行政长官往往对公安机关层层加压，限期破案，而无视犯罪侦查的客观性，对侦查人员调查取证造成很大心理压力。加之某些领导好大喜功，追求破案率、抓获率，使得侦查人员急不择法，只得用刑讯来逼取供述。

在美国费城第39区，有一个恶贯满盈、臭名远扬、人见人怕的恶警布朗迪，因刑讯继而栽赃陷害一名无辜的黑人，迫于公众舆论被关押，谈及其不法行为的原因时，他为自己辩解道：“上面老要我们出成果，鼓干劲，多抓人，因而就得依靠像我这样的喜欢动武的警察，即使抓错人甚至杀死没有犯罪的人也不在乎。”在河南某县，有一个乡派出所的所长蔡留社，因长期利用刑讯逼供来索贿、罚款，使得当地的青壮年见到他就像躲瘟神一样避之不及，后因刑讯逼供致死人命、致人伤残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在看守所里，蔡留社无奈地对记者说，其行为大多是为完成上级机关每年布置的工作量和罚款数额。可见，官僚主义哪里都有，它对刑讯逼供的蔓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总之，刑讯逼供的存在不仅有执法者主观因素的影响，更有历史的、社会的综合因素的作用，其中包括诉讼模式的诉讼目的、司法机构设置、权力分配及人事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五、控制刑讯逼供的几项对策

刑讯逼供的存在固然有其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但这些因素不能成为刑讯逼供合理存在的藉口和理由。为保障被刑事追诉者和无辜公民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不仅从法律上要严禁刑讯逼供，从其他相关的制度上、体制上也要消灭刑讯逼供的生存土壤和环境。这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刑事诉讼如何才能既不放过任何一个犯罪分子，使之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又不冤枉任何一个无辜者；既要实现程序的公正，使广大公民对法律和司法机关信任，又要实现实体上的公正客观，使受侵害者及时地得到合理的司法救济，使犯罪人心悦诚服地接受惩罚，这是各国始终不懈追求的理想目标。而当今各国，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谁也不敢标榜自己的诉讼模式是最完美的，所以，理想只能是理想，我们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将现实与理想的距离拉近一些。

如何才能减少、最终杜绝刑讯逼供，以往学者们提出过诸多的意见。笔者在此提出以下几项对策，力求对今后的立法、执法工作有些许价值。

（一）尽早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此项规定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主要精神，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因为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未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我国立法界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认识尚有待深入，而司法实践中也不能接受被告人的沉默权。随着人们执法观念（也是诉讼价值观念）的改变，这个时机已渐成熟。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根据世界刑法学协会的解释，无罪推定原则应包括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等内容。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七项规定，被告人有权“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被强迫承认犯罪。”根据国际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我国的法律制度必须保证公约确认的权利得以实现，即我国的法律制度应当与公约的规定相一致。所以，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已是一种必然。而对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中“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修改，将使刑讯逼供丧失最后的法律倚仗。

（二）完善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是指“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违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材料。实施非法取证行为的主体主要是司法官员特别是侦查人员。”各国对侦查取证的程序和方式都有严格的规定，原则上大多禁止非法取证，但各国对利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取舍上又取决于各国各自不同的诉讼价值观——是侧重于犯罪控制还是人权保障。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是一个国家为人权保障、限制非法执法、宁可放弃实体真实也要维护程序公正的无奈选择。20世纪末，两大法系在诉讼模式上有了趋同的发展，所以现在英、美、法、日、德、意等国家对用非法手段包括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取得的嫌疑人供述，一律加以排除，美国还因此产生了“毒树之果”理论，使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走到了极端。对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各国的态度却不尽然。总体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定和运用范围的扩大已是一种发展趋势。这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两难选择面前，已逐步偏向了涉讼公民的人权保障。我国已于1988年9月签署了联合国《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以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该公约确立了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原则。

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只是在第四十三条中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却对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是否有证据资格未作明确的规定。相反，在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此规定明显与我国已签署加入的以上公约相抵触，也不符合世界刑事立法潮流的发展。

目前在我国的刑事类立法中，只有“两高”的司法解释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作了初步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二百三十三条中规定：“以刑讯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在1998年5月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取舍，仍采用了回避的态度。所以目前我国尚未确定完整的证据排除规则，“两院”的司法解释也不够系统全面，并有地位偏低、效力不足之嫌。尽早系统地确立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不仅顺应国际刑事立法的发展潮流，可以理顺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国际公约间的关系，也使刑讯逼供这种问案手段丧失了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价值依据。

（三）加强对刑事案件调查者的法律制约。无论是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还是制定证据排除规则，仅仅是从立法上使刑讯逼供丧失了最后的领地，在司法实践中，还无法有效杜绝这种现象。这一点在一些早就完善了此类制度的国家已得到印证。道理很简单，刑讯逼供的主体是拥有强大国家执法权的侦查人员，刑讯的对象是毫无防御能力的平民百姓，刑讯的地点是侦查机关控制之下的办案地，更何况在我国乃至大陆法系国家，侦查阶段一般不公开，侦查手段有些还要保密，所以，即使有刑讯逼供的现象发生，只要没有致人于死地或在被刑讯者身上留下大量伤痕，证实刑讯逼供又谈何容易？加之侦查机关可能为调查设置层层障碍，往往使刑讯逼供事件不了了之。所以，解决该问题，还须从整个侦查体制上入手。

第一，改革我国的检察机构设置，使之真正发挥法律监督作用。我国的检察机关从宪法规定的角度讲，是我国的两大司法机关之一，担负着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但我国的各级检察机关和法院系统的设置，是按行政区划的格式来布局的，财政划拨、人事调配均由地方各级政府控制，又如何能不受其干预，如何对各级行政部门实行法律监督？长期以来，公检法三家制约不够、配合有余、甚至公、检、法就是一家，携手共同对付被追诉人。在这种关系之中，检察机关无意也不便监督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

因此，应尽早改革我国的司法机构设置，健全检察官制度，使之从根本上实现司法独立，无所顾忌和牵绊地行使法律监督权。

第二，吸收大陆法系国家的警、检结合模式。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是典型的直线型结构。由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侦查终结后全部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侦查与起诉是两个界限分明的诉讼阶段，没有交叉，检察机关几乎不介入侦查过程。虽然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部门，有权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并有权提出纠正意见，但由于公安机关享有广泛的职权，在程序上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由检察机关审查批准以外，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性处分，均可以自行决定、自行执行。尤其是拘留，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后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期限最长可达30日，很多违法行为包括刑讯逼供往往都发生在此期间，待到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或审查起诉时发现查处，侵害事实已形成。所以，“在侦查程序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滞后性，参与程度的有限性及活动的被动性，使其预防和纠正侦查违法的作用大打折扣。”

因此，应打破我国目前的直线型结构而向更民主、更科学的三角结构转化：检察机关应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派员参加公安机关的某些强制性侦查活动，如讯问犯罪嫌疑人等；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及时发现违法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同时应明确检察机关监督与制约的法律后果，对警察违法或拒不接受检察机关纠正意见的，除视具体情节予以行政处分直至刑事追究以外，检察机关可以“确认违法侦查或者从保证起诉质量的角度考虑明显不当又无正当理由而拒不接受检察方面监督建议的侦查行为无效，要求其更换人员补充侦查，必要时也可以自行侦查，以警戒未来的侦查活动。”

第三，确立收集言词证据时第三者在场监督权。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虽然规定，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后或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自己提供法律帮助，但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后，惟一可以接触侦查活动的权利就是向侦查机关了解其当事人涉嫌的罪名。总的来讲，几乎所有的侦查行为对律师都是保密的，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无权在场。公务员之家

在确定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的大多数国家，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时是有权获得律师协助的，如美国自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后明确要求侦查官员在讯问时必须先告知嫌疑人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对受到拘押的嫌疑人，不论在指控前或指控后，讯问时都应当有律师在场方为合法。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被控告人进行讯问时，应有其辩护人在场。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讯问嫌疑人时应当告诉他，他依法“有权随时地、包括在讯问之前，与由他自己选任的辩护人商议。”讯问嫌疑人时律师在场有如下作用：减少证据不可信的程度，防止警察的胁迫和嫌疑人答语不恰当等情况的发生。

我国也应及早确定律师在讯问嫌疑人时的到场权，这不仅监督了侦查机关的活动，打破侦控过程中黑箱操作的局面，从程序上制约非法言词证据取得的可能性，也是被告人沉默权的保障。

第四，加大对刑讯逼供案件的查处力度。首先要转变执法观念，认识到刑讯逼供关系到人权保障，关系到国家执法机关在群众中的威望，关系到广大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度，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人权保障领域的形象。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它需要各级领导重视加强对广大执法者的法制教育，也需要广大的执法者更新知识，接受新的刑事诉讼价值观念，顺应世界刑事立法潮流的发展。其次，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查处刑讯逼供者，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的刑讯逼供行为，构成犯罪的，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被侦查机关“自行消化”，内部处理了，使得一些刑讯逼供有恃无恐，屡禁不止。所以应当完善查处此类职务犯罪的法律制度，不仅要严惩直接责任人，对包庇、纵容的单位负责人也要予以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第三，刑法应适当放宽刑讯逼供罪的构成条件，适当加重对此罪的量刑幅度，使得执法者在刑讯之前须权衡利弊、三思而行，不敢轻易试法。

（四）改革公安人事制度。令人尴尬的是，我国公安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整体上要略低于其他司法机关的执法人员。这与我国的人事制度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人口关没有把好，公安队伍知识结构偏低，一些现代化的刑事科学技术推广普及不下去，一些素质极差的执法者仗势违法，带坏了风气，败坏了形象。其次是惩治违法者手腕不强硬。对于违法乱纪者，尤其是违法执法者，负责人更多看到的是案件的结果，加之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多违法违纪现象往往不了了之。要彻底扭转这种局面，只有对我国的人事制度动大的手术，提高入警的条件，调整公安队伍的知识结构，增强选拔录用人才考核制度的透明度，对公安民警定期分批培训，使之不断更新观念和知识；严格执行不合格人员辞退制度，以纯洁净化公安队伍。

刑讯逼供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它的寿终正寝依赖于刑事诉讼模式的完善、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司法机构设置的重新建构、人事制度的改革等一系列综合因素。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将继续存在。我们既要努力地去消灭它，又要正视它，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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