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范文10篇

辨析范文篇1

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西方财政学中的两大主流理论，正确地理解这两大理论体系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把握当代西方财政学的关键所在。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财政学界在关于这两大理论体系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众说纷纭的说法。通常的见解往往强调两者之间的分歧，甚至连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另一种见解则强调，尽管这两类理论之间存在着某些表面的差异，但就整个财政理论体系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可被整合的。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在于具体阐述后一种见解的具体观点，并期待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于西方公共财政学体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为我所用。一、规范的财政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理论认定义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以及混合产品出发，论述了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责范围所在及其分界线。首先，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特征表明了社会对于该类物品或服务是普遍需要的；而公共产品的非排斥性特征则表明了收费是困难的，仅靠市场机制远远无法提供最优配置标准所要求的规模。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下，政府机制的介入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其次，在私人产品的提供问题上，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均是可利用之工具，但广泛的经验事实表明，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提供私人产品往往比政府机制提供私人产品更有效率，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市场机制能够通过分散化的处理方式，更为有效地解决经济过程中的激励和信息问题。所以，总的来看，公共产品理论的结论是，政府机制更适宜于从事公共产品的配置，而市场机制则更适宜从事私人产品的配置，这实际上也就划定政府与市场的理论分野。当然，对于界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混合产品应如何处置的问题，根据上述推理，公共产品理论也同样给出了原则性的回答，这就是根据混合产品中公共产品性质或私人产品性质强弱的不同，或近似于公共产品处置，或近似于私人产品处置，或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来提供。通过上述对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简明阐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共产品理论所力图解释的是，政府机制应该承担何种职责，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机制又应该承担何种职责，而并无涉及政府和市场在实际中正在承担何种职责。因此公共产品理论显然应归入规范研究的范畴，也就是关于“应该是怎样”的研究。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理论明确定义为财政学理论体系中的规范研究部分，或称之为“规范的财政理论”。二、实证的财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要旨在于，它认为公共政策的生成是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矛盾折衷、平衡的结果。这一理论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以利益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政府机制运作的全部实际过程，使西方财政理论界展开了一次“向新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历程。我国财政理论界的部分研究者在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解上把注意力过分拘泥于诸如“直接民主制”、“代议制民主制”、“单峰型”、“双峰型”等理论模型之上，并进而得出公共选择理论不适用于我国财政实践的结论。其实，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之下，社会的不同利益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政府的有关政策也必定是这些矛盾平衡的产物，因此，当抽象掉一些具体形式内容的不同，着重从其理论精髓的角度来理解时，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的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生成及执行的实际过程，仍然是有着很强的理论借鉴意义的。比如，最近几年国有股减持几上几下的实践，就可以充分反映出利益矛盾对公共政策生成和执行的制约。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公共选择理论的作用在于分析政府或财政过程的实际状况是怎样的，是对于客观状况的一种解释，并不涉及“好恶”等主观判断。因此，同样非常清楚的是，公共选择理论应归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也就是经济分析中关于“客观事实是怎样”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选择理论所实证的并不仅仅是政府或财政过程的表象，它力图说明的是之所以产生这些表象的内在根源，即利益矛盾。为此，公共选择理论在实际上构成了财政学理论体系中的实证研究部分，或可将之称为“实证的财政理论”。三、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关系通过本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一个完整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中，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公共产品理论旨在说明一个理想的政府机制应该是怎样的。这一规范研究完全是有必要的。尽管在现实中，任何实际的政府机制总是和理想化的政府机制会有着或大或小的差距，但这并不能表明我们确立一个理想化的政府模型是不必要的，相反，只有确立了理论上的最优化模型，我们才能够辨别清楚经济活动所应努力的方向，并对现实经济状况作出适当的合意性评价。这就如同在实际的考试中，很少甚至没有学生能够达到100分的标准，但确立100分这个最优标准仍然是必需的。因为，只有确立了这样一个标准，才能够很好地解决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一是，究竟向哪一个方向变化才是好的，100分抑或0分？其二是，如果有一个学生成绩为70分，而另一个为80分，哪一个更为优秀一些？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确立一个参照的标准，而100分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以此观之，公共产品理论的意义正是在于提出了一个政府机制应该怎样做的规范化标准并为实际中的财政机制变化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评判依据。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财政理论体系而言，仅有规范理论是不够的，因为仅仅停留在“应该怎样才是做得最好”的分析上，而缺乏改变现状的实际方略，财政学研究仍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经济实践。要想针对现实的经济状况提出切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来，就必须很好地分析实际的经验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主导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因素，因为进一步政策的制定将同样很可能受到这些客观存在的深层次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要使得理论研究能够很好地指导实践，不仅需要规范理论指明前进的大方向，而且必须通过实证研究牢牢地把握经济环境中的客观制约因素，这样才有可能制定出既符合正确的方向、又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来。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同样如此。而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当代西方财政理论体系中解释客观财政现实究竟如何，以及为何是这样的理论。因此，综上

所述，本文认为，作为规范理论的公共产品理论和作为实证理论的公共选择理论之间的关系，应是统一的和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财政理论的完整体系。四、几点说明之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会强调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差异，而相对忽视其统一性，其原因可能有下述两点：1.混淆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界限。在以萨缀尔逊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比如，在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当某国处于通货膨胀状态时，财政政策应该是紧缩的，这一观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显然属于规范分析的范畴，但是，当上述结论被不恰当地转换为“一国出现通货膨胀时，其财政政策就会是紧缩的”，就极有可能产生错误。因为，在利益刚性的制约下，即使在通胀期间，财政支出也有可能不仅难于下降，反而还发生实际的上升趋势。之所以在分析中发生这样的误解，就是因为后者关于事实是怎样的判断属于实证分析的范畴，不能简单地用规范分析来予以解释，否则研判的逻辑就变成了“应该是怎样，就会是怎样”，而这一逻辑显然不会是合理的。又比如，在证券市场的研究中，“有效市场”概念属于一规范分析之范畴，用于说明证券市场之最佳状态，毫无疑问是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的。但如果在实证研究中把有效市场假设和真实市场相混淆，则必然又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同样的道理，由于公共产品理论的始作涌着正是萨缀尔逊严而马斯格雷夫等也都深受新古典综合范式的熏陶，因此，在如何认识公共产品理论在整个财政理论体系的地位的问题上，同样产生了混淆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的错误。也就是说，公共产品理论本来的任务是提供一个理论上所确立的最优化政府模型，从而在财政研究中确立价值评判的标准和指明实践改进的方向。但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却不恰当地把它用于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财政活动的实际过程，并且得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财政活动就是公共财政的结论。而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财政活动在实际中究竟如何的问题，是由利益较量所决定的。因此，分析这一问题必须使用实证的财政理论，而非规范的财政理论。2.正是由于新古典综合学派混淆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范畴，并在这一泥潭中难于自拔，他们的逻辑进而发展为：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是公共财政，是符合最优经济假设的，因而政府干预经济必定成功，所以，政府应大力干预经济。这就进一步导致了与布坎南等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在政策层面上的分歧。因为公共选择学派既然重视实证过程，就必定重视这些实证过程背后的利益矛盾制约，也就是政府政策所受的制约，并因此得出政府干预经常是无效的结论，所以不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这也就是所谓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当然，在这一分歧发展的过程中，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过度地强调政府干预的无效性，也是导致分歧扩大的另一方面原因。通过以上对于分歧产生原因的探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是统一的、可被整合和应被整合的。因为分歧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理论本身，相反，恰恰是导源于对相关理论的误用，没有把握好相关理论在财政理论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五、借鉴意义：整合的财政学通过对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对于构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十分有益的可借鉴之处。这些可借鉴之处主要包括：1.完善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必须有两大组成部分，即规范的财政理论和实证的财政理论。缺乏了前者，我们就有可能迷失努力的方向或很难对财政现实作出适当的全意性评价。而缺乏了后者，我们又很难把握财政现实之所以形成的客观原因，而解释不了这些原因，也即政策制订和实施中的客观制约条件，就不可能真正地使理论为实践服务。总之，规范理论体系是必须的，但仅有规范理论体系又是不够的，唯有依靠实证理论体系的支撑，才有可能使得规范理论体系所描述的最优化目标得以在实现中被逐渐趋近。2.在构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的规范理论体系部分时，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产品理论是可以被借鉴的。尽管，西方国家的财政现实不可能达到公共产品理论所要求的规范标准，新古典综合派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与现实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最优化目标是值得借鉴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政府职能逐渐转化的条件下，也确实越来越趋近于为社会所有公众的公共利益作出最大限度服务的最优化目标，所以，公共产品理论只要定位恰当，完全是可以作为我国规范财政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的。3.在实证理论体系部分的构建上，我们可以在通过借鉴公共选择理论的合理内核，也就是利益分析的现代方法，进一步发展国家分配论，使其适应新的形势，与时俱进，更好地解释和把握我国的财政现实。之所以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首先，从理论渊源上而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之一正在于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方法，无论是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分析，还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看待问题都是一以贯之的；而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同样是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良好传统。其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阶级矛盾已经消失，但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仍然客观存在，因此公共政策是利益折衷和平衡的产物这一客观现实仍然存在，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和调和各方的利益这一事实同样没有改变。所以，坚持利益分析的方法，做好实证研究，是财政理论体系所要解决的又一重大问题。4.将各种有差异的财政理论，在充分发掘其合理内容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整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同样有助于我们完善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发展和改革实践。

辨析范文篇2

一、“条例”“规定”“办法”间的区别

“条例”与“规定”和“办法”相比，主要特点是所涉及事物和问题的性质更重要，范围比较宽；内容高度概括；有效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广阔，稳定性强；对制定与机关的地位有较严格限制，如行政系统只有国务院有权使用，“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不得称“条例”（见1987年4月21日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党的系统也只限“用于党的中央组织制定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规章制度”（见1996年5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一般属于“自主的”规范性公文，即自身即可创造新的规则。

“规定”的特点是使用范围广泛，对制定和机关的地位无严格限制；所涉及事物和问题不如条例重大，范围相对窄一些；内容详尽具体，针对性强；一般既可是“自主的”规范性公文，也可以是“补充的”规范性公文（内容为依法或根据授权补充其他规范性公文的内容，对其加以细化和完善），也可以是“执行的”规范性公文（直接为有效执行其他规范性公文而制定，自身不创造新的规则，只是对这些公文在何种情况下适用做出具体规定，对有关概念和问题做出精细的解释说明）。但从实际使用情况看，规定更适合作为“自主的”和“补充的”规范性公文。

“办法”比“规定”所涉及的事物和问题的规模要更小一些，性质也相对轻一些；针对性更强，内容也更加详尽、具体而精细，更重直接的可操作性；除了一部分为“自主的”公文外，大部为“执行的”规范性公文，如各种“实施办法”即均具备这种性质。

二、“决定”与“命令”的区别

“决定”与“命令”的不同点主要在：在使用权限方面“命令”非常严格，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机关可以使用，“决定”则可较普遍地使用；在适用的事务方面，“命令”涉及的是特定的具体事务，“决定”则既涉及这类事务也涉及一部分非特定的具有普遍性的反复发生的事务，公文本身也反复适用，即具有规范性公文的一些特点；在表达方面，“命令”高度简洁，只表达作者的意志和要求，“决定”则既表达意志、要求，又阐发一定的道理，交代执行方面的要求，指明界定有关事物的标准等。

三、“指示”与“命令”的区别

“指示”与“命令”的不同主要在：“指示”的使用权限规定没有“命令”严格，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均可下达“指示”；在效用方面，“命令”对受文者来说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指示”有时则在必须无条件执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受文者根据实际情况相对灵活地处置具体事务；在表达方面“命令”只表达作者的意志和要求，“指示”则既表达作者意志，又注意阐发道理，指出具体任务、具体规则，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途径，还注意说明有关事物间的界限等。

四、“指示”与“决定”的区别

与“决定”相比，“指示”涉及的事物和问题更加具体和特定；其作用的范围也是特定的，不如“决定”那样更具普遍性，有效期限也比“决定”相对短一些；“指示”的内容比“决定”精细具体，更强调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决定”对受文者来说是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的，“指示”则在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具体问题，甚至变通执行某些具体要求。

五、“通知”与“命令”“决定”“指示”的区别

与“命令”“决定”“指示”相比，“通知”的用途更加广泛，但权威性明显要弱一些，自身一般不创设新的规则，只是依法或根据上级要求向受文者转达上级机关的指示精神并予以具体化（这也正是代替“指示”用于布置工作，交代政策的通知所以必须不厌其烦地指明“根据------的指示精神------”的原因），告知应知或应办的事项，使一部分公文完成升格（批转）、生效（）扩展有效范围（转发）的程序。

六、“批复”与“指示”（或指示性通知）的区别

“批复”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指示”在基本性?上与“指示”没有什么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批复”内容的针对性更强，事物和问题以及所涉及的人员更加特定，更加具体，问题也比较专指单一；“批复”只用于回复请示的机关，一般不像“指示”那样具备普发性。

七、“通报”与“通知”的区别

“通报”与“通知”的不同点主要在：“通报”不是像“通知”那样以具体的任务、详细的规范化要求和有关规则来指导和推动工作，而是用典型事例、有关情况来传达意图，启发教育有关人员，指导有关方面的工作行为；有关执行方面的要求也比“通知”要原则，甚至不涉及直接具体的执行要求；发送范围广泛，一般情况下，均直接下达给广泛范围内的各级各类工作人员。

八、“通报”与“处分决定”的区别

“通报”与“处分决定”有很大不同，首先是制发公文的目的不同，“通报”是为了教育当事人更是为了教育更多的人，指导和推动有关工作；“处分决定”则主要是为了正式确认有关的错误事实和合法有效的处分意见。其次，对象不同，“通报”的对象必须是具有典型性的人或事，“处分决定”则是针对所有需给予处分的人及事。再次，内容性质不同，“通报”介绍说明错误事实时概括而原则，以能引出结论为度，“处分决定”中的这部分内容则具体而微；“通报”中常需有要求其他有关人员记取教训，采取有关措施的基本要求，“处分决定”则无此类内容，“处分决定”中必须有明确的纪律处分意见，“通报”则不一定有。最后，发送范围不同，“通报”发送范围广泛，“处分决定”则一般只与当事人及有关方面见面，很少普发。

九、“通告”与“公告”的区别

“通告”与“公告”的不同点主要在：“通告”仅对国内公布，其告知和约束的对象是作者统辖范围内的中国公民及有关的外籍人士，“公告”则对国内国外公布，其告知的对象极广泛；“公告”的事项更加重大，应具备使世人知晓的意义，“通告”则不限于此类性质的内容；“公告”的作者地位大都较高，“通告”则没有此限；“公告”主要是重要消息，除特例外不涉及强制性的执行要求，“通告”中则常涉及有关人员的应遵事项，有具体细致的行为规范和对公文具体如何遵守的要求。

十、“通告”与“命令”“指示”“通知”的区别

“通告”与“命令”“指示”“通知”的差别主要在于：“通告”不涉及任何秘密；直接公开，即制成之后直接公之于众，而不像一部分“命令”“指示”“通知”那样，尽管最终也公开，但首先需按组织系统或专业系统逐层下达；“通告”的内容比“命令”细致具体，在文种使用上不像“命令”那样需受严格的权限限制；“通告”提出的规范是公民的行为规范，一般不像“指示”和“通知”那样涉及贯彻执行公文的要求，而主要提出公民应当遵守的具体事项；“通告”可依法自创有关规则，“通知”则主要是转达上级的指示精神并使之具体化。

十一、“通告”与规范性公文的区别

“通告”的一部分内容也具有一定的规定性，但它却与规范性公文有很大不同：“通告”所涉及的主要是公民个人的行为规范，规范性公文则不限于此；“通知”中的规则更带有政策性而非规范性，因而稳定性不如规范性公文；“通告”的内容详尽具体，有一部分用于解释说明、阐发道理、叙述有关事实过程，指明有关事物间的界限、例举有关情况的成分，而这些成分在规范性公文中一般没有；“通告”效力的存在依赖于作者自身的法定管辖权，对在辖区内的公民有强制约束力；“通告”的生效程序比规范性公文简单，机关的法定责任者签发即生效，不必依靠制发“命令”“通知”等完成其公布过程；“通告”的传递形式也比较简便和多样，张贴、广播、刊载等形式均可保证其有效。

十二、“请示”与“报告”的区别

“请示”与“报告”的不同主要在：“请示”用于对上级机关有所呈请的情况下，可向其请求下达指示，请求其允许“自己”去做某一件事情，“报告”则用于汇报、反映情况、问题或提出建议、答复询问，不能带有“呈请”事项；“请示”能强制对方复文，“报告”则不能，上级对“报告”可以复文，也可以不复文；“请示”必须是形成于事情发生之前，“报告”则可根据情况，既可在事前，也可以在事后或事情进行当中形成。

十三、“请示”与“议案”的区别

“请示”与“议案”在基本性?上是相近或相同的，但也有一些区别：“议案”的作者是被严格限定的，受文者也是非常专指的，作为行政公文的“议案”的作者须是各级人民政府，受文者只能是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请示”则可用于同一组织系统或专业系统的任何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有所呈请；“议案”所关涉的事项是提请国家权力机关审议的重大事项，“请示”所涉及的事项则不仅仅是重大事项；在效用上，“请示”可以强制对方回复意见表明态度，但内容并不能强制执行，“议案”则在经审议通过后，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有关机关或人员认真遵照执行。

十四、“会议纪要”与“决定”的区别

“会议纪要”与“会议决定”（决议）之间有如下不同：“会议纪要”一般不能独立对外发出，往往需要以“通知”等指明有效执行的范围与要求等，“决定”则可独立发出；“会议纪要”所记载的是会议的情况和议定事项，不一定必须如决定那样只针对重要重大事项；“会议纪要”不仅仅只反映议定的事项，“决定”则必须是完全确定的决策而不必反映其他意见；“会议纪要”中的议定事项是有关与会各方确立的意见，只要有一方反对即不成立，“决定”的内容则可根据有关会议规则由与会者中的多数人确认并通过即为有效，产生法定效力；在表达方面，“会议纪要”需综合反映会议的全面情况，对有关意见和观点进行阐述，“决定”则一般无这些内容。

辨析范文篇3

道德辨析的内容

小学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社会公德、浅显的政治常识、同小学生有关的法律常识，以及一些生活常识。教学中可以通过辨析题让学生进行辩析，帮助学生巩固道德知识，提高道德认识，明确什么是正确的行为。

一、政治常识。浅近的政治常识，教学中运用辨析的方法，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避免知识混淆。如教学《八一军旗飘》后，可以把国旗、党旗、军旗、队旗排列起来，让学生用线条把旗帜和名称连起来。

二、基本概念。有些道德概念比较近似，通过辨析，可以使学生对基本概念更加明确。涉及谦让（）礼让（）忍让（），学生往往把所有的“让”都说成是“谦让”。教学《谦让》后，可以出示以下选择题，让学生解答。

小明不小心踩了小华一脚，小明忙说“对不起”，小华说“没关系。”这是谦让精神、礼让精神、忍让精神。

三、行为方式。进行行为辨析和评价，可以帮助学生明确正确的行为准则，分清行为的是非善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如教学《积极参加正当有益的活动》后，教师列举学生常常搞的各种游戏活动：打乒乓球、打弹子、跳绳、捉迷藏、老鹰抓小鸡、上树掏鸟窝、弹弓打鸟、追逐打闹等，让学生分辨归类，说出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

四、道德伦理。进行伦理辨析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初步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念，提高他们的道德评价能力和说理能力。例如学生学习了《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课后，虽然懂得了要关心集体，为集体做好事，珍惜集体荣誉的道理，但对应该用什么手段获得集体荣誉，存在着模糊认识。有位教师就出了这样一道题：“值日老师突击检查同学们有没有带手帕，小琴没带，小玲忙把多余的一块悄悄地借给小琴。后来全班受到表扬。有人说，小玲热爱集体，为班级争得了荣誉。也有人认为，小玲这样做是欺骗行为。你认为小玲的行为是不是热爱集体？

为什么？”

辨析题的形式

辨析题的命题形式要活泼多样，要根据不同内容、来确定，适应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主要有以下5种类型。

一、判断型。根据一幅图或一段文字提供的内容,判断其“正确”或“错误”。

比如：“小敏学习很抓紧，他总是一边走路一边看书。”要学生打对或错。

二、选择型。在若干种答案中，要学生找出正确的答案。又可分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和归类选择三种。

单项选择是在可供选择的答案中，有一个且只有一个是正确的。比如：“少先队员王华刚走进校门时，校内正在升国旗。他应该：①原地立正；②立正敬队礼；③赶快跑到本班的队伍中去。”要学生在正确答案后面打Y。

多项选择是一道题有两个以上正确答案。比如学了《不玩火，防触电》后，可出题：“电线掉下来，妈妈触了电，小强应该怎样去救妈妈？①赶快去拉开妈妈；②用燥竹竿挑开电线；③拉开闸刀，切断电源。”

归类选择，把正确的和错误的混在一起，或者把不同性质的问题混在一起，要学生分析并归类。比如学了《小学生要学法守法》后，可出示如下题目，问学生哪几种行为是违法行为，哪几种行为是违纪行为：①私拆别人信件；②买东西不排队；③；④不遵守课堂纪律；⑤故意把人打伤。

三、填空型。这里指的不是知识性填空，而是辨析性填空。比如学了《真正的友谊》后，要学生填空：“张平踢足球时把礼堂的一块玻璃打碎了。李明见了心里想：张平是我的好朋友,我要为他保密。李明这样想是（）的。因为（）。”

四、改错型。不仅要求辨析一件事物的正确或错误，而且要求指出如何改正。

比如学习《真正的友谊》后，出示“好朋友互相护短，才是真正的友谊”这句话，要求学生辨析这句话对不对，“如果不对，请在原句上改动个别词语，使这句话的意思变为正确”。学生至少有三种改法：“好朋友互相帮助，才是真正的友谊”；“好朋友互相护短，不是真正的友谊”；“好朋友不互相护短，才是真正的友谊。”

五、说理型。这类题要求最高，在判断是非的同时，还要讲清道理，进行论述。如在四年级学生学了《骑自行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后，出示：“小华今年11岁，已经学会了骑自行车，爸妈很高兴。爸爸说：‘小华，你就骑自行车上学去吧，可以节省时间。’妈妈说：‘不，不能骑自行车去上学。’你认为谁说得对？

为什么？”要求学生以《交通管理法规》中“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一律不准骑自行车上街”的规定来说明，如果只是笼统他讲骑自行车危险，就答得不够确切。有的题目可要求学生把课文中学到的道理，结合实际加以发挥。如在四年级学生学了《积极参加公益劳动》后,丽娟说‘我们应该讲卫生，干这样的脏活是要生病的。

我不干。’丽娟的话对吗如果你是小组长，请对丽娟说几句话。”

教学中应注意之点

一、要有坡度，体现对不同层次学生有不同的教学要求。这个“坡度”既指内容，比如“热爱学习”方面，低年级着重培养学习习惯，中年级着重端正学习态度，高年级着重明确学习目的；也指辩析的题型，如低年级一般是判断型、选择型，中年级增加填空型，高年级则以改错型和说理型为主。

二、难度要适当，应启发学生积极思维。特别是中、高年级，要设计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或学生生活中时常遇到的两难问题，让他们分析、说理。太难太易都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辨析范文篇4

1、否定词。一个句子，如果多次出现“不”、“没有”之类的否定词，很有可能出现语病，即句子字面意义可能和要表达的意义正好相反。如：

①为了防止这类交通事故不再发生，我们加强了交通安全的教育和管理。（1993年）

②睡眠三忌：一忌睡前不可恼怒，二忌睡前不可饱食，三忌卧处不可挡风。（1994年）

③雷锋精神当然要赋予它新的内涵，但谁又能否认现在就不需要学习雷锋了呢？（1998年）

例①中的“防止”和“不再”形成双重否定，表示肯定，恰与应表达的意思相反。例②中的“忌”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否定词，后面再加上一个否定词“不可”，也形成双重否定，使得句意与要表达的意思正好相反。例③中否定词有“否认”和“不”，另外还有一个反问词，也相当于否定词。这样，句子含三重否定，即等于一重否定，从而将句意搞反了。

2、两面词。一个语句，若出现“能否”、“是否”、“有没有”“好坏”之类的两面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句子可能犯有一面与两面搭配不当的毛病。如：

①电子工业能否迅速发展，并广泛渗透到各行各业中去，关键在于要加速训练并造就一批专门人才。（1993年）

②机器质量的好坏，是保证生产安全的一个重要条件。（1995年上海卷）

③我们能不能培养出“四有”新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也是教育战线的根本任务。（1996年）

例①前半句中“能否”是两面词，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的；后半句中“要”是一面词，只是从“能”的方面来说的，这就造成“一面对二面”的毛病。例②和例③同样有这样的语病。

3、关联词。一个语句出现了关联词，我们要想到，关联词搭配是否恰当，关联词是否放错了位置等等。如：

①无论干部和群众，毫无例外，都必须遵守社会主义法制。（1992年）

②不管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都极端不利，登山队员仍然克服了困难，胜利攀登了顶峰。（1993年）

③其实，细究起来，“华夏汉民族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而并非是一个封闭的稳定的范畴。（2000年春季卷）

例①中“无论”是表无条件的关联词语，后面不能带并列性的词组，只能带选择性的词组，“干部和群众”应说成“干部或群众”。例②“不管”相当于“无论”，故例②有与例①一样的毛病，可以将“不管”改为“尽管”。例③中“并非”意思是“并不是”，后面自然不能再加上“是”了。

4、介词。介词的运用上，极容易出现语病。如：

①经过老主任再三解释，才使他怒气逐渐平息。（1992年）

②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并没有消沉，而是在大家的信赖和关怀中得到了力量，树立了克服困难的信心。（1997年）

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深受广大消费者所欢迎，因为它强化了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在大限度的保护。（1999年）

例①前半句和后半句都有介词，使得整个句子缺少主语，要或去掉“经过”，或去掉“才使”才可以。例②“在”应改为“从”，因为“在……中”这种格式常用来表时间或空间，而不表示来源或由来，汉语中表来源或由来的往往用“从……中”。例③中介词“所”是多余的，因为“所”字结构是名词性的，“深受广大消费者所欢迎”即成了“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一是“广大消费者”不能修饰“欢迎”，二是“深受”后面应带动词或主谓词组。

5、并列词组。并列词组的运用上，常常犯有前后部分搭配不当的毛病。如：

①这个文化站已经成为教育和帮助后进青年，挽救和培养失足青年的场所，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1993年）

②他马上召集常委会进行研究，统一安排了现场会的内容、时间和出席人员，以及会议中应注意的问题。（1995年）

③有关部门对极少数不尊重环卫工人劳动、无理取闹、甚至殴打侮辱环卫工人的事件，及时进行了批评教育和严肃处理。（1996年）

辨析范文篇5

关键词:基础方法

众所周知,《考试大纲》中关于“病句类型”的规定,有六种,即语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结构混乱、表意不明、不合逻辑。在这里,不想再一一详细赘述,只想谈谈本人在教学实践中总结的一些方法,以供参考:

一、语感审读法

在审读语句过程中,从对语言的感性认识上察觉语句有无毛病,如果觉得句子别扭,就再作分析比较,进而找到“症结”所在。比如:“我们把小树苗栽到了路边长得很越来越高。”显然从语感上就能察觉出这个句子很别扭,读着也很拗口,再仔细一分析,原来是把本来是两个承接的小句子放在一句话中进行表达,犯了结构混乱的毛病。用这种方解题,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胆大就是要果断地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似是而非地去解读句子,以至于模棱两可,自己也搞不清楚句子是非有问题了。心细,就是要有仔细分析查找病因的耐心,不能马虎,不能走马观花,敷衍了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细心再细心。

二、语法分析法

纵观全局,抓主要矛盾,运用语法手段,先理出句子的主干(主语、谓语、宾语),审查句子的主干是否有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等错误,再清理句子的枝叶(定语、壮语、补语),仔细审查修饰成分内部是否有毛病,与中心语的搭配是否有毛病。

例如:“《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通过主干分析,主语是《红楼梦》,谓语是“是”,宾语是“文学”,“一部作品”怎可称之为“文学”显然谓宾不搭配,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只要了解句子的成分,就一定举一反三,得心应手。

三、造句类比法

有的句子是否有毛病,一时拿不定主意,光凭语感也是不可靠的,这时教你一个简单的法子,即仿照原句的结构另造一个常用的句子,经过分析比较,从而确定该句是否有毛病。比如:“在李老师的帮助中,我取得进步。”初读这个句子是感到别扭,可选择两个类似的结构来分析:“在哥哥的指挥下,我用竹条编了一个鸟笼。”再如:“从教学实践中,我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从这两个结构中我们看出应当这样搭配,“在……下”或者“从……中”是正确的,犯了两种格式混用的毛病。

四、逻辑分析法

有的语病从语感上体会不出来,语法上又不好找,那就要从事理上分析,看看是否违反事理。逻辑分析就要从概念判断,从推理方面进行检查,看语句表达是否得当,句意关系是否合适,比如:“凡是有杰出成就的人,都是从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出来的。”这个句子用“凡是……都”言过其实,不符合生活事实,困境是成才的环境,难道顺境就不是吗?可改为“大多”,删去“都”就可以了。

做辨析并修改病句题就好比一个医生为病人看病,看病、治病是两个不能脱节的环节。因此,做好病句的修改首先要辨析得准确,才能修改得漂亮。另外,我们也知道,一名优秀的医生,一定是具有广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同样,搞好病句的辨析和修改光靠理论没有实践是不行的。因此,提高辨析修改语病的能力是一个长期的工程,需要长远的规划和与之相应的实施措施,还要有坚强的毅力,不能企图通过做几道题或者读几篇文章就奏效。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增加阅读量,养成对优秀作品精读细品、仔细揣摩语言的习惯,积极培养语感,努力汲取优秀作品的语言营养,夯实语言基础,而一些庸俗的书籍、盗版的书刊,不利于语感的培养,应摒弃。

辨析范文篇6

关键词：司法鉴定;会计对象;辨析

一、前言

现阶段我国在各个领域的建设与发展在不断的完善，而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涉嫌财务核算的案件也越来越多，这就对司法会计领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能够完善司法会计鉴定理论和内容并提高理论的准确性和正确性首先需要对会计对象进行确定，当前很多人认为司法会计鉴定的对象就是会计核算的六要素，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严重导致鉴定对象的模糊，所以现在需要根据特定的案件以及会计主体性的特点从多个方面进行辨析确定司法会计对象。

二、司法会计对象的本质及特点

探究司法会计鉴定对象并辨析其与其他对象的不同需要了解司法会计对象鉴定的本质和特点进而找到有效的辨析措施。(一)司法会计鉴定对象的本质。司法会计与其他的会计相比来说其是为法律服务的，在涉嫌财务案件发生的时候需要确定财务对象，所以在诉讼活动中司法会计对象提供的是法律的证据同时也是法律事实的一部分，所以这也就说明司法会计的鉴定对象是属于所涉嫌财物案件事实的范畴，只有所涉嫌的案件有财务待证的需求时才会存在司法会计鉴定对象。针对当前的司法会计状况来说其鉴定的对象应该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必须要包含财务会计事实的载体也就是财务会计资料，只有完善的材料才能够具体辨析会计鉴定对象，否则会计鉴定人员无法进行对象的鉴定；另外必须要有司法财务会计鉴定活动的起因也就是财务会计的涉案事实，这样才能够确保司法会计对象鉴定有所依据；最后必须要有诉讼方面的待证需求，因为在进行诉讼时方面只有存在待证需求时才能够进行司法鉴定。所以总体来说进行司法财务会计对象的鉴定需要有诉讼待证需求和涉案财务会计事实，其中涉案财务会计事实包括涉案财务事实和涉案会计核算事实两个方面。(二)司法会计鉴定对象的特点分析。现在司法会计对象与会计对象存在一定的区别，而人们常常将两种互相混淆而导致司法会计理论发展缓慢。从根本上来讲司法会计鉴定对象具有其本身的特点，首先司法会计鉴定对象必须在财务涉案的基础上进行鉴定，对象与案件相关联而且针对不同的案件也会有不同的区别；其次司法财务会计对象是随案件产生的，其属于司法案件内容的一部分所以在司法财务会计的资料中；另外司法会计鉴定对象的主体也是不相同的，具体的情况要根据具体的案件进行确定，在某个案件中会计对象的主体可能是多个也可能是单个；还有就是司法会计对象的待证事实，此处的待证事实与财务资料中所显示出来的事实不同。司法会计对象的待证事实需要在财务资料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检验、鉴别和判断进行确定。

三、司法会计鉴定对象的主要内容

司法会计对象鉴定需要在诉讼事实和待证需求的基础之上进行确定，而会计对象鉴定的内容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多个方面。(一)涉案财务事实的鉴定内容。对于司法会计对象的鉴定需要确认涉案财务事实，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需要确保涉案活动真实存在，如果财物案件真实发生才有可能根据涉案的事实同时参考涉案财物资料进行会计对象的鉴定，此外还需要根据财务资料的内容与案件的事实进行对比观察是否存在疏漏和虚构的地方。另一方面司法鉴定过程中需要对财务案件的涉案区域以及涉案的财务环节进行甄别和鉴定，其中需要对财务事实所涉及到的会计主体、主体数量以及分布域进行确定；另外需要对财务事实发生在那个财务管理的环节进行确定同时还要确保对涉案财物管理阶段进行确定，无论是在采购阶段、生产阶段还是销售阶段都必须要针对财务事实和资料进行鉴定。(二)涉案会计事实鉴定内容。司法会计鉴定对象需要对涉案会计进行明确的鉴定，而涉案会计事实的鉴定包括鉴定会计行为人员、会计行为过程和会计行为结果三个方面。1、涉案会计行为相关人员的鉴定。进行会计核算人员是涉案会计核算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内容，所以要进行司法会计对象的核算需要对相关的人员进行鉴定，在会计部门主要包括会计人员、会计主管以及单位主管领导三个部分，其中这三个部分都有各自的任务和职能，会计人员主要进行会计核算的工作而会计主管和单位的主管领导主要进行审核和监督的工作，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保障了会计核算的准确性。另外如果单位的规模比较大，会计人员也会比较多而此时各个会计人员也会负责不同的工作内容和职责，对于这些单位来说会计人员需要严格的最受会计部门的规章制度。所以司法会计行为的相关人员的鉴定就需要在国家相关的法律基础上，综合考虑单位会计资料和管理规范制度进行鉴定，在鉴定相关专业知识的同时需要单位的相关责任人和会计主体是否符合规范进行明确。2、涉案会计行为过程的鉴定。现在的会计核算过程主要包括会计确认个会计计量两个部分，而对会计行为的鉴定主要包括会计行为的真实性、科学性以及涉案域三个方面：首先在会计行为的真实性鉴定方面需要确定会计核算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原始的凭证并以此作为依据，原始凭证的出现是否有真实的案件作为基础，同时对会计记录与财务业务内容进行鉴定，检查其中是否存在虚构状况；其次在会计行为的科学性方面首先就要确保在会计核算的过程中是否遵循其中的计算原则、会计原则以及登帐规则等多种基本的原理，且需要确定会计核算的要素是否全面以及会计要素确认的方法是否正确；最后需要确认会计核算的程序，只有对这三个方面进行鉴定和确认才能够确保会计行为鉴定准确性。

四、司法会计鉴定对象的辨析

辨析范文篇7

【关键词】公共利益辨析/行政法政策学/公共利益的需要/舆论监督/利益均衡制度

一、《宪法修正案》与公共利益研究的课题

“公共利益的需要”是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层面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征收、征用或者征购的存在前提。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概念成为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基准——调整各种利益，均衡各种需求，解决各种纠纷，创设各种机制，制定各种规范，都离不开这一基本价值基准。

1954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1982年《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0条将该规定修正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该修正案第22条第3款还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从法政策学的角度来看，这里蕴涵着一种全新观念的创立，即对“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一概念范畴的重新定位和诠释。从宪法层面来看，“公共利益的需要”应当具有更为明确、更为具体的内涵，应当具备更为全面、更为客观、更为公正的价值取舍标准，应当具有更为全面的制度理念和程序理念支撑。从行政法学层面来看，它意味着将有一种新的方法论创立，必须修正传统行政法学关于行政权的强制性、优先性、不得调解性等特殊性质的，完善“原则”和“例外”的辨证关系理论，为切实实现“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一行政的最终的目的价值提供理论支撑和制度保障。

二、行政法上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

“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宪法》层面，它是设定国家机构，确立国家机关权能，明确公民权利义务的最终判断基准；在行政法层面，它是国家行政机关乃至其他行政权行使主体存在的基本依据，是其行使各种行政权的最终合理性标准，是行政权介入私人领域的最为根本的合理性理由。当然，“公共利益的需要”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随着的演进而不断地变换着内容，各国赋予这个概念的内涵不同，一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不同。这是作为不确定概念的最大的特点，也是该原则的普遍适用性之所以能够成立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般认为，行政法是从公共利益出发，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对权利义务的统一规定，所以，原则上不因当事人的不同意思表示而排除法的适用。相对人必须服从行政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也负有依据行政法规定执行公务的义务，而不得以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与行政法规定不同的行为。这就是行政法的强行性。可见，行政法的强行性是以公共利益为其存在前提的。同样，这种强行性的成立必须兼顾其他各种利益，或者说，只有兼顾其他各种利益，才是真正的公共利益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在现代国家，利益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决定了行政法必须是多元价值和利益的体现，作为规定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关系的法，行政法必须具有一方面以实现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另一方面为维护公民的利益，减少摩擦、冲突和抵抗，公正地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的特点。现代国家行政法以尊重和确保公民个人的权利、利益为原则，同时不断地调整其与一般公共利益的关系，以求得从整体上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而不是承认绝对的公共利益的优先。（注：参见胡锦光、杨建顺、李元起：《行政法专题研究》，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14、16页。）

伴随着法治行政和人权保障理念乃至民主主义原理的不断，作为现代行政法的特殊性质，公共利益优先论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仅限于对既存的实定法的直接执行已经不再是现代行政的唯一使命，确立国家政策，编制国家和发展总体规划，积极能动地推进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制度的创新，均衡和实现各种正当的权益，推动、、文化、、环保和福祉等各行各业协调发展，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福祉及正义，都是现代行政的重要使命，都是“公共利益的需要”所指向的具体内容。正是基于这种“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为现代国家使命的积极推进者，现代行政被赋予广泛的行政裁量权——包括行使准立法权、准司法权和狭义上的行政权的极为广泛的裁量权能。（注：参见杨建顺：《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

在国家，由于行政使命的广泛性和行政使命的不同层次性，决定了行政主体一方面必须以实现特定的阶层或者群体的权利和利益为目的而存在，（注：值得注意的是，“特定的阶层或者群体”与“特权阶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行政的公共利益性只能通过具体的、特定的人或者事项体现出来；而后者是指行政的公共利益性被不正当或者违法地盗用，蜕化为谋取违法或者不当利益的口实。）是具体的政策或者法的执行者；另一方面又必须始终以实现全体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为其终极目的而存在，是抽象的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判断者和实现者。这种矛盾意味着对于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必须按照各个不同的行政领域，根据各个不同的行政目标和来自各个方面的不同需求，个别地作出具体判断，而不宜笼统地强调抽象的公共利益优先，更不宜强调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绝对化，而忽略其他各种利益。简而言之，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成立，必须以各种利益的均衡和比例原则的适用为前提，必须在对各种权利主张进行充分的、考量和尊重的基础上来把握。“公共利益的需要”是行政裁量权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而对传统的公共利益优先原则予以修正和完善，便是现代行政法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对每一种行政活动（而不是仅限于狭义的行政行为）进行公共性分析，以判断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有必要导入一种新的论——行政法政策学。

三、行政法政策学的探索

（一）行政在现代国家政策形成中的作用

在现代国家，政策的形成一般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即始于法案的制作，终于对法案的通过，其间包含着众多利益衡量或者政策判断。随着国家职能的转变以及行政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在整个国家政策形成过程中，行政机关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狭义的“执行”。

首先，在作为“全体国民的总体意思表示”的制定过程中，各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法律案是由行政机关提出的，整个立法准备阶段基本上都是由行政机关来左右和操作的，所谓代议机关制定法律，只不过是最后采取由代议机关通过的形式而已。（注：例如在日本，内阁提出的法律案占国会制定法律的法案的大半，且其运作过程几乎是纯行政性的：首先是在各省厅将政策立案，然后经过行政机关之间以及行政机关和议员之间的调整，执政党的审查等，由内阁将法案提交国会，在国会的委员会及全体会议上进行审议和通过。关于日本的立法过程，参见杨建顺编：《日本国会》，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以下。其实，只要对的法律制定过程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其实际运作规程与各发达国家的情形相似。例如，分别自2004年5月1日、7月1日起施行的《道路安全法》和《行政许可法》，都是由行政机关起草，由权力机关审议通过的。）

其次，在行政机关具体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各国的“行政”都包含有“决策”过程或者阶段。在现代行政法学原理下，民主主义原理得以在各个行政领域贯彻，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一切政策形成过程中，都强调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乃至一般人民的参与，于是，行政公开、行政听证、专家论证、征求意见等各种各样的制度得以确立，并不断得以推进，人民在行政立法乃至一般的行政政策行政过程中的作用受到空前的重视。

在现代法治国家，随着国家使命的扩展和行政权优越地位的确立成为显著的现象，现代行政中所特有的行政裁量权的增大，使得基于议会的合意即狭义上的法律而展开行政活动的逻辑逐渐失去实效性，对行政权进行监控的原理和制度应运而生。为了判断行使个别具体的裁量权限是否具有正当性，包括判断是否存在裁量权限，怎样行使裁量权限，行使何种裁量权限等，便需要确立关于其正当性即公共性根据的特别法理。

（二）现代行政法的特殊性质

在现代国家，价值和利益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向，各种权利和利益的主张具有较强的变化性，因而调整各种权利和利益的基准往往并不一定就是客观的。（注：参见[日]渡边洋三：《法是什么？》，岩波新书，1979年，第159页。）这就决定了现代行政在面对人民的诸利害对抗时，一方面要致力于调整诸利害的客观基准的探索和具体执行（法规范形成和执行过程），另一方面又必须基于极具政策性判断的基准来调整诸利害（政策形成和纠纷解决过程）。无论存在客观基准，还是不存在客观基准，现代国家都不会允许行政面对诸利害对抗而袖手旁观。换言之，必须摒弃所谓“凡法无明文规定，不得行之”（注：参见刘作翔：《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这种理解实际上就是大陆法系国家传统行政法学中的全部保留说，甚至是完全全部保留说。各国的实践都证明了其不可采性。）的机械法治主义原理，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作出政策性判断。为了全面、客观地把握现代行政法构造的特殊性质，有必要导入行政法政策学，架构一种新的方法论。

行政法具有多重的特殊性质，既是授予行政以权限的法，又是规范（或者制约，但不是单纯抑制）行政权限行使的法；既是使行政的权限正当化的法，又是对既存的行政活动设置范围的法；既是使行政现实的活动正当化的法，又是设定行政应当发挥的全部作用或者功能的法。（注：参见[日]雄川一郎：《现代的行政与法》，载于[日]雄川一郎、高柳信一编：《岩波讲座现代法4—现代的行政》，岩波书店，1966年，第10、10页。）

从法治国家的基本原理出发，人们期待着行政法规范能够很好地发挥限制行政活动的功能，主张在行政法规范中将有关行政活动的要件及形态尽量予以定型化，甚至避免使用不确定的概念，赋予每个概念以一义性的涵义，以使其不具有争议性。然而，这种法治主义的理想在现实的各个国家都找不到成功的先例，倒不如说，随着法治主义原理的不断成熟，各国逐渐放弃了那种形式法治主义正义的幻想，为了使行政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各国皆呈现出逐步扩大行政的裁量范围，赋予行政以不直接基于法律的具体规定而积极能动地作出政策判断之权能的倾向。（注：参见[日]雄川一郎：《现代的行政与法》，载于[日]雄川一郎、高柳信一编：《岩波讲座现代法4—现代的行政》，岩波书店，1966年，第10、10页。）

行政与法的关系发生如此变化，意味着传统行政法学中有关侵害保留说、全部保留说、完全全部保留说等的控权已经无法体现现代行政法的构造变化，无法正确把握现代行政的多重效果和复杂多变性。勿庸置疑，主张将行政作用限定在必要的、最小限度之内的自由主义国家观即市民法的国家观，始终是行政法学者应当予以重视和尊重的理论，尤其是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一理论具有基础性导向作用。但是，现代行政法学中的行政组织论、行政行为论、行政监督论以及行政救济论，都应当在正确把握如前所述的现代国家诸权利形态、行政使命以及行政法的特殊性质的基础上，从行政法政策学的角度进行相应的修正。（注：参见[日]原田尚彦：《行政责任与国民的权利》，弘文堂，1979年。原田教授指出，没有把握现代行政的特殊性质，依然基于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国家观的行政观，以及日本特有的国民对行政权威的追随以及官僚主义行政的传统，已经成为通过充实行政责任来保障国民的权利之障碍。不论是规制行政的领域，还是给付行政的领域，原则上都应当保障国民的行政介入请求权。基于这种观点的所谓裁量权论的法理，有必要以行政责任来保障其具体实现。）

（三）现代国家的利益反映机制（注：参见杨建顺：《行政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

立法既然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当然应该具备广泛的民主性和公益代表性。正是基于这种民主原理，现代国家都倡导并且积极推进广泛吸纳民意的所谓“开门立法”，并确立了一系列相互配套的制度。其中，听证会、座谈会、专家论证会乃至草案的公布和公众评议等，都被认为是现代行政程序法上的重要程序和制度。

在价值和利益多元化、复杂化的现代，我们不应天真地期待着公务员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一贯从公共的观点鲜明地采取行动。倒不如说正好相反，只有从不得有任何个人利益这种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以现实的公务员形象为前提，开拓公务员为公共利益奉献的伦理道德基准。同样，对于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来说，只有客观地承认其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并且，其部门利益亦应该在立法中得以反映和实现，在此基础上，才能探索其如何坚持公共利益优先、整体利益优先乃至根据怎样的标准和程序、通过何种手段和形式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

对于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来说，关键在于实现行政机关和公众对目标、过程和成果的共有，而其基础就是信息共享。换言之，确立PDS（Plan,Do,See）循环系统，从战略上实行活用信息的交流型行政管理，是行政过程参与机制的基本和目标。为支撑这种形态的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必须建立健全以下机制：1、正确把握国家、社会和个人需求的信息提供机制；2、对公众意见作出取舍的行政评价机制；3、将公众意见作为行政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来定位的程序观念；4、广泛承认并切实保障公众参与行政过程的法规范体系；5、完善的公务员培育、和除旧布新机制。

（四）舆论监督对公共决策的意义

对于处在政策选择阶段的部门、地方乃至公务员来说，舆论监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舆论具有监督的意义。（注：参见[日]中野实：《日本的政策过程》，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第93、128页。例如，在日本，田中角荣曾以“庶民宰相”而登上内阁总理大臣的宝座，因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而扬名，卷起了“列岛改造热潮”。可是，由于洛克希德事件被发觉而不得不退下阵来。这就显示了舆论所具有的绝对大的排除能力。此外，其退阵以后，登上内阁总理大臣宝座的三木武夫，作为最小派阀的领袖，依然能够力排党内的反对，断然实行资金规制法的修改，其背景就是批判腐败的舆论高涨。）公务员为了确定公共利益的，就必须知晓全体人民的偏好，而确认全体人民偏好的最佳途径就是充分关注舆论。当公务员的行为与舆论的要求相呼应时，一般情况下都会导致公共利益得以提高的结果。如果公务员为谋取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或者个人利益而进行政策选择时，只要存在信息公开的环境，舆论监督就会发挥重要的制约作用，防止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其次，舆论具有督促决策者反省的意义。舆论往往包容对少数派的偏见和谴责，充斥着多数人专制的倾向。舆论往往都是以公共利益的表明者、代表者乃至形成者的姿态出现的。我们必须充分注意，被偏见污染了的舆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属于少数派的个人难以充分享受权利或者利益。在现代国家，代表共同体的公务员不应该被这样的舆论所左右，而应该予以对抗，严格制止权利侵害，并且，为了实现尊重权利和自由等更高的价值，公务员应该为实现权利、保护自由和建立赔偿或者补偿制度而开始行动。

即使是被偏见污染了的舆论，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督促决策者反省的意义。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公务员也不可能有所例外。人类具有可谬性这一事实，为我们将自己暴露于他人的批判之下，进而在发现谬误的情况下予以订正，以及对批判的开放性提供了道德性基础。公务员作为代表共同体的国家机关的权力承担者，其行为被要求一贯具有正确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而国家赔偿制度是必要的），因此，要求其具有对批判的开放性远远大于对一般市民的要求。简而言之，无论是怎样的舆论，都可以成为公务员对自己的观点再一次进行反思的契机。可见，舆论具有促使公务员及有关部门对其所作出的政策选择进行反省的作用。在政策选择阶段，必须确保公务员能够对各种利益进行衡量，能够主张相对独立于公共利益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体利益，而不是仅仅限于对所谓“公共利益”的服从。

当然应当崇尚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当然应该追求公正，包括司法对穷人和富人、对普通公民和领导干部的一视同仁。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对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所谓“舆论”、“民意”，应该依法予以规制。（注：值得注意的是，我在这里说的是“规制”，而决不是压制，更不是镇压、铲除之类。必须强调的是，行政法政策学要求客观、公正地面对一切利益诉求，尽可能地吸纳各种利益诉求，并为正当的利益诉求提供实现的途径。）即使这样，对于国家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来说，有关意思表达也能够提供督促反省的契机。

四、正确理解舆论监督和“公共利益”

“人民的声音是上帝的声音”（Voxpopuli,voxDei）。这一谚语说明人民的意见是神圣的，需要予以充分的尊重和无条件地服从。从法学层面来看，所谓全体国民的总体意思表示，往往被限定性地理解为代议机关（权力机关）制定的，因而法律保留的原理长期以来成为各国行政法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然而，现代国家中行政使命的扩大化，决定了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墨守成规，更不应主张对公权力实行“凡是法律未明确规定或授权的，都应当禁止，法律有明确规定或授权的，都应当严格执行”的法律的全部保留说，（注：参见王淑琴、白玉博：《论法治方略实施中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刊发于依法治市综合网http：///2003—08—22。）而要允许行政积极能动地有所作为。在利益和价值多元化、复杂化的情况下，一方面是代议机关（权力机关）制定法律的速度跟不上，总是难免在某些领域存在法律的真空，或者即使存在相应的法律，其规范内容却滞后于实践；另一方面是行政主体根据其自身掌握的信息对“人民的呼声”、“公共利益”作出判断，总是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局限性，或者将某些特权阶层的特权利益视为公共利益加以保护，或者把公共利益视为不值得保护的特权利益而置若罔闻，现实中的大量积极作为侵权案件和消极不作为侵权案件就是这种困惑的具体体现。这说明，从政治的层面或者从法的终极目的层面出发，“人民的声音是上帝的声音”或者公共利益优先这种命题是绝对不容丝毫质疑的；但是，在政策判断阶段，人民的意思表示具有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因而需要对这个概念本身进一步加以探讨。（注：一旦制定颁布了“法律”，在法治主义原理中也就拟制出了“全体国民的总体意思表示”，只要其中的规定不是多义性的，对于行政决策者来讲，就没有裁量判断的余地。当其中有关条款是用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来表述的，或者虽未使用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但赋予执行者以相应的裁量权的时候，执行者作出裁量判断的过程也适用这里所探讨的意思表示的把握。）

所谓人民的意思表示，是指每个人都能够基于正确且丰富的信息，直率地、公开地、相互表明的、自发形成的、可以信赖的集合性意见。只有这样的意见，才能够称其为人民呼声；只有这样的人民呼声，在民主统治之中才应当受到充分尊重，优越于所有公务员个人乃至行政机关的意见。

只有当人民的意思表示在民主统治之中占有至高且神圣的位置时，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公共利益优先原则才能够成立。换言之，对于行政决策者来说，只有人民的意思表示具有信赖性（reliability）的时候，公共利益优先原则才对其行为及价值取舍产生拘束力。那么，为了使人民的意思表示值得信赖，应该满足怎样的条件呢？简单地说，其充分条件就是人民的意思表示具有优秀性。可是，人民的意思表示具有优秀性这个条件往往同时包含着行政决策者自身决定的非合理性，否则就不能要求行政决策者服从人民的意思表示。接受人民的意思表示具有优秀性这一条件的行政决策者，就不可能拥有自己形成的意见。

坚持倾听人民呼声的原则，将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愿作为指导工作的第一信号，把关心和服务群众作为第一职责，这是国家大众得以展开的基本要求。对于政治家来说，对于高层决策者来说，这是不可更动的信条。邓小平同志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同志指出，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的一个根本原则。作为指导全国各行各业的总方针，作出如此判断和号召才能够使我们党和国家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注：参见马郑刚：《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00年第4期。）然而，在形成和把握群众的呼声方面尚未建立健全相应的保障机制，“人民的意思表示”之优秀性尚未得以证明的情况下，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作政绩的第一尺度，往往无异于抹煞公务员的创新性和积极能动性，无异于在一定程度上倡导公务员放弃其法定职责，完全沦落为疲于应付所谓“民意”而不断地“承诺”的机器。这不应是行政组织法和行政行为法上相关原理或者原则所要求的。

必须强调的是，第一，把握真正的“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愿”需要有广泛而深入的行政调查和充分且客观的信息作为支撑；第二，即使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愿”也不一定始终具有优秀性。在其规模不断扩大且不断复杂化的现代中，要在公共政策上作出贤明的判断，最为重要的是需要数量庞大且客观真实的信息，其次重要的是相关事务处理的经验积累。可是，关于公共政策的信息，公务员和一般民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并且，公共选择告诉我们，在没有直接利益诱导的情况下，一般民众不会积极地去收集和处理公共政策所需要的相关信息。更为重要的是，要进行专门的判断，适合于政策领域的专业性、技能性知识便是不可或缺的。而这种知识只有通过训练和判断实践的积累才能取得。这样看来，有关人民的意思表示具有优秀性的一般假设命题，最起码在是不可能实现的。（注：当然，在大多数的市民被陶冶成为考虑到公共善而积极地进行政治参加的公民时，所谓人民的呼声优于各个公务员乃至行政机关的判断的情形也许是可能的。可是，看起来具有魅力的人民呼声的优秀性之理论，实际上蕴涵着不少的危险性，并且面临着重大的困难。）在信息公开的制度下，我们应当坚定地支持行政决策者根据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凭借其自身的专业判断形成公共政策。（注：与司法独立的原则相对应，这也许可以称之为行政独立的原则。）

总之，现代国家的公共政策形成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民众的参与是行政、行政主体以及行政权获得其正当性的重要保障。然而，参与型行政或者“参与民主主义”（Participatorydemocracy）毕竟不同于民众直接作出行政决策，尤其是前述信息的充足性要件和事务处理的专业性、经验性要件决定了最终的决策应当由各个领域承担具体行政使命的公务员来作出。同样，前面有关人民的意思表示的，确认了其不确定性和变动性乃至复杂性等特点，决定了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应当拥有相应的行政裁量权。

五、公共利益有限原则的确认和利益均衡制度的重视

辨析范文篇8

关键词：史料历史教学

历史知识一项很重要的特点是其研究对象早以消失，也不可能再次出现，所以难以被直接观察；建立历史知识所需要的“证据”都是间接来自于过去所遗留下来的史料。历史是从史料所提供的“证据”中，构建关于过去人事的论述。因而要真正的学习了解历史，就必须积极正确的运用历史史料。

史料，是反映历史本体的内容，其突出的特性是客观性，它是进行历史理论思维的基本素材和对象，离开了这些基本的历史材料，历史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理论教学也只能是空谈，学生以此得来的理论只能是僵死的教条。由于不知道所接受的历史知识是怎样得来的，学生只能把它当作一系列难以捉摸的论断，对这些论断的学习仅仅是记忆而已。死记硬背的历史知识只能被用来应付考试，不能被实际应用，因而也是没有意义的。

史料的运用，即是确立史料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去认识各种历史材料如何被运用于过去的重建。因而，由于史料只是一种间接性的媒介，运用史料以重建过去的问题也较为复杂，因此学校历史课堂教学中要求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培养学生自己运用史料、分析史料的能力。因为唯有透过运用史料的实际经验，学生才能真正掌握探究历史知识的方式。高一新教材增加了大量的史料，内容丰富，针对性强，重点突出，阅读障碍小，是逐步培养学生运用史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最佳素材。怎样才能培养学生辨析史料的能力呢？本文结合课堂教学实践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运用史料，以趣引思，培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知萧何，好知者不如乐知者”。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培养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激发其好奇心和求知欲，从而树立信心，消除学习上的心理障碍。教师在教学过程如能重视运用史料，创设历史情景，必将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激励学生的主动学习的精神，由此产生积极思维的气氛。

如讲授《为巩固新中国而斗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目时，先介绍朝鲜战争爆发的背景，它已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安全，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志愿军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舍生忘死，英勇作战，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志愿军英雄功臣，被作家魏巍称为“最可爱的人”，并成为志愿军的代名词，沿用至今。经过这样的讲授后，学生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原因及抗美援朝的简单经过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抗美援朝的经过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显然这一教学目标还没有完成。

对于这一教学内容，我通过幻灯片放映介绍、英雄事迹的史料和图片，让学生了解“七处负伤，他从伤痛中醒来，看到敌人的机枪还在吐着火舌。他用最后的力气，扑向暗堡，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一团烈焰在他身边燃烧起来，在的身后就是条水沟，他只要在泥水里打几个滚，就可以把火扑灭。但是，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和战友的安全，严守潜伏的纪律，咬紧牙关，一动不动，直至壮烈牺牲。”这样学生就能够职直观地感受英雄们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顽强意志，然后组织学生讨论：“为什么我们把志愿军战士称为‘最可爱的人’”？通过讨论，使学生产生共鸣，从而使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这样，使学生既有感性认识又有理性认识的升华；既生动有趣又不乏思维深刻性。

二、运用史料，动脑动口动手，培养能力

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说：“未来的文盲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在教学上，培养学生对材料的兴趣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在此基础上教会学生学会动脑动口动手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动脑，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动口，培养学生的读说能力；动手，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简而言之，就是要求学生学会材料处理、历史阐述和文字表达能力。所以，在史料教学和训练中，除了培养学生的兴趣外，还必须把学生的思维激活，把兴趣和能力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授之而渔”；并潜移默化地教给学生一吧掌握材料解析题的钥匙，从而达到能力培养和提高的目的。

目前，中学生对漫画作品兴趣浓厚，我抓住这一契机，激发学生对漫画等史料的兴趣，激活学生的思维，从而培养学生动脑动口动手的能力。新教材下册《20年代的国际关系》一节中有一幅“一战后德国、英法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漫画。针对漫画，结合所学过的知识，提出以下问题让学生思考：①图中显示英、法、德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分别是怎样？②说明了怎样的历史事件？图中所指的核心问题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首先指导学生阅读理解材料，找准材料（漫画）的关键词。如时间关键词：战争时、战后，空间关键词：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历史名词：贷款、偿还、赔款，以及图中箭头所示方向。接着审题，有几问，问什么，每一小题又有几个小问。其次，结合所学知识，将史料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对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整理，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简单而言，就是“知识回位”。通过对一战结果、一战对四国产生影响的分析、思考，归纳出漫画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就是美国利用战争大发横财，是最大的债权国。最后，构思作答，进行史论结合的口头或文字评述。通过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但锻炼了学生动脑的能力，而且锻炼了学生动口、动手的能力，从而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根据近年高考材料题出现的新趋势，能力要求的力度加大，不但要求表述成文，而且限定字数，对历史阐释和文字表达能力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了。所以，单纯依靠动脑、动口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求学生表述成文，动手操作。这样才能避免学生题意理解了，但要表述成文却词不达意，概念不清，逻辑性不强。为此，基础年级就应该规范教学要求，表述时要思路清晰、文字通顺、语句流畅，并加强训练的力度。不但要动脑学习思维，而且还要动口动手掌握实际操作能力，从而达到兴趣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进而为高二、高三进一步的能力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史料教学中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在漫长的岁月里，历史上的史料汗牛充栋，有各种典籍、图表、笔记、碑文、民谣等等，它是人民了解和认识历史的重要来源。因此，史料是历史教学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在运用史料进行教学时，一方面要激发学生对史料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辨析史料的能力；另一方面，还应遵循以下的原则和方法。

1、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新教材引用的史料很多，一般地可分为文字史料和图片史料两大类。教师对史料的运用一要有所选择，二要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所选史料或所提问题必须符合客观的认知规律，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无论是一段式还是多段式的史料，所设计的问题应该有一定的启发性，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无论是一题多问还是几题几问，问题之间要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角度应有所不同，层次有深有浅，形成立体结构。

2、适当补充，加深理解。在教学上，充分利用新教材的史料是非常必要的，但也不是说，就只能完全局限于课本的史料。教师应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并结合学生的实际能力适当补充相关史料和提出不同层次的问题，从而逐步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精心设问，培养能力。在运用史料进行教学时，教师必须精心设问，进行学法指导；学生必须动脑动口动手，学会方法，从而达到能力培养的目的。设问时，要有适当难度，让学生“跳一跳，摘果子”。问题要有启发性，或促进知识迁移，或促使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切忌问题太难，当然也不能过于简单，让学生感到索然无味，没有兴趣。

四、在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做题能力

1、认真阅读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要完整准确地把握题意，首先要将史料的意思弄明白。高中学生具备了一定的文言文、现代文的阅读能力，但关键是要认真，要有耐心。认真阅读史料，除了阅读正文以外，还要注意阅读史料的按语和尾注。这些要素提示我们把这段史料还原到相应的历史环境下，有助于我们联想到相关的历史知识，正确答题。

2、仔细审题

如果说认真阅读史料是准确答题的基础，那么仔细审题则是关键。不少同学不会审题，特别是考试时遇到一些材料长，信息密度大，文字又比较艰深的史料题。一看材料，心里发慌，手脚自然就乱了。还没答题，心里就打了败仗。于是，匆忙地将材料和题目看一下，还没理解清题意，就草率答题。其结果，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殊不知，审明题意是正确答题的前提。只有仔细审题，正确理解题意，才能准确答题。

3、准确表述

理解史料原意后，就要根据题目的要求有针对性的回答，千万不能丢、漏要点。这一步的关键是靠船下篙，扣紧问题回答。对史料里的有效信息要进行整合、概括。表述时要做到语言准确、逻辑严谨、层次分明。

综上所述，培养学生运用史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应该从高一年级开始，立足于课本，以兴趣引路，激活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动脑动口动手能力，把选取和能力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并遵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和一定的方法，决不能一蹴而就。

参考资料：

①阴国恩、李洪玉、李幼穗著《非智力因素及其培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②《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的双重突破》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7年第10期

③《试析高考试题的能力考查要求》中学历史教学1998年第1期

辨析范文篇9

一、“条例”“规定”“办法”间的区别

“条例”与“规定”和“办法”相比，主要特点是所涉及事物和问题的性质更重要，范围比较宽；内容高度概括；有效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广阔，稳定性强；对制定与机关的地位有较严格限制，如行政系统只有国务院有权使用，“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不得称“条例”（见1987年4月21日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党的系统也只限“用于党的中央组织制定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规章制度”（见1996年5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一般属于“自主的”规范性公文，即自身即可创造新的规则。

“规定”的特点是使用范围广泛，对制定和机关的地位无严格限制；所涉及事物和问题不如条例重大，范围相对窄一些；内容详尽具体，针对性强；一般既可是“自主的”规范性公文，也可以是“补充的”规范性公文（内容为依法或根据授权补充其他规范性公文的内容，对其加以细化和完善），也可以是“执行的”规范性公文（直接为有效执行其他规范性公文而制定，自身不创造新的规则，只是对这些公文在何种情况下适用做出具体规定，对有关概念和问题做出精细的解释说明）。但从实际使用情况看，规定更适合作为“自主的”和“补充的”规范性公文。

“办法”比“规定”所涉及的事物和问题的规模要更小一些，性质也相对轻一些；针对性更强，内容也更加详尽、具体而精细，更重直接的可操作性；除了一部分为“自主的”公文外，大部为“执行的”规范性公文，如各种“实施办法”即均具备这种性质。

二、“决定”与“命令”的区别

“决定”与“命令”的不同点主要在：在使用权限方面“命令”非常严格，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机关可以使用，“决定”则可较普遍地使用；在适用的事务方面，“命令”涉及的是特定的具体事务，“决定”则既涉及这类事务也涉及一部分非特定的具有普遍性的反复发生的事务，公文本身也反复适用，即具有规范性公文的一些特点；在表达方面，“命令”高度简洁，只表达作者的意志和要求，“决定”则既表达意志、要求，又阐发一定的道理，交代执行方面的要求，指明界定有关事物的标准等。

三、“指示”与“命令”的区别

“指示”与“命令”的不同主要在：“指示”的使用权限规定没有“命令”严格，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均可下达“指示”；在效用方面，“命令”对受文者来说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指示”有时则在必须无条件执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受文者根据实际情况相对灵活地处置具体事务；在表达方面“命令”只表达作者的意志和要求，“指示”则既表达作者意志，又注意阐发道理，指出具体任务、具体规则，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途径，还注意说明有关事物间的界限等。

四、“指示”与“决定”的区别

与“决定”相比，“指示”涉及的事物和问题更加具体和特定；其作用的范围也是特定的，不如“决定”那样更具普遍性，有效期限也比“决定”相对短一些；“指示”的内容比“决定”精细具体，更强调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决定”对受文者来说是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的，“指示”则在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具体问题，甚至变通执行某些具体要求。

五、“通知”与“命令”“决定”“指示”的区别

与“命令”“决定”“指示”相比，“通知”的用途更加广泛，但权威性明显要弱一些，自身一般不创设新的规则，只是依法或根据上级要求向受文者转达上级机关的指示精神并予以具体化（这也正是代替“指示”用于布置工作，交代政策的通知所以必须不厌其烦地指明“根据------的指示精神------”的原因），告知应知或应办的事项，使一部分公文完成升格（批转）、生效（）扩展有效范围（转发）的程序。

六、“批复”与“指示”（或指示性通知）的区别

“批复”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指示”在基本性?上与“指示”没有什么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批复”内容的针对性更强，事物和问题以及所涉及的人员更加特定，更加具体，问题也比较专指单一；“批复”只用于回复请示的机关，一般不像“指示”那样具备普发性。

七、“通报”与“通知”的区别

“通报”与“通知”的不同点主要在：“通报”不是像“通知”那样以具体的任务、详细的规范化要求和有关规则来指导和推动工作，而是用典型事例、有关情况来传达意图，启发教育有关人员，指导有关方面的工作行为；有关执行方面的要求也比“通知”要原则，甚至不涉及直接具体的执行要求；发送范围广泛，一般情况下，均直接下达给广泛范围内的各级各类工作人员。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八、“通报”与“处分决定”的区别

“通报”与“处分决定”有很大不同，首先是制发公文的目的不同，“通报”是为了教育当事人更是为了教育更多的人，指导和推动有关工作；“处分决定”则主要是为了正式确认有关的错误事实和合法有效的处分意见。其次，对象不同，“通报”的对象必须是具有典型性的人或事，“处分决定”则是针对所有需给予处分的人及事。再次，内容性质不同，“通报”介绍说明错误事实时概括而原则，以能引出结论为度，“处分决定”中的这部分内容则具体而微；“通报”中常需有要求其他有关人员记取教训，采取有关措施的基本要求，“处分决定”则无此类内容，“处分决定”中必须有明确的纪律处分意见，“通报”则不一定有。最后，发送范围不同，“通报”发送范围广泛，“处分决定”则一般只与当事人及有关方面见面，很少普发。

九、“通告”与“公告”的区别

“通告”与“公告”的不同点主要在：“通告”仅对国内公布，其告知和约束的对象是作者统辖范围内的中国公民及有关的外籍人士，“公告”则对国内国外公布，其告知的对象极广泛；“公告”的事项更加重大，应具备使世人知晓的意义，“通告”则不限于此类性质的内容；“公告”的作者地位大都较高，“通告”则没有此限；“公告”主要是重要消息，除特例外不涉及强制性的执行要求，“通告”中则常涉及有关人员的应遵事项，有具体细致的行为规范和对公文具体如何遵守的要求。

十、“通告”与“命令”“指示”“通知”的区别

“通告”与“命令”“指示”“通知”的差别主要在于：“通告”不涉及任何秘密；直接公开，即制成之后直接公之于众，而不像一部分“命令”“指示”“通知”那样，尽管最终也公开，但首先需按组织系统或专业系统逐层下达；“通告”的内容比“命令”细致具体，在文种使用上不像“命令”那样需受严格的权限限制；“通告”提出的规范是公民的行为规范，一般不像“指示”和“通知”那样涉及贯彻执行公文的要求，而主要提出公民应当遵守的具体事项；“通告”可依法自创有关规则，“通知”则主要是转达上级的指示精神并使之具体化。

十一、“通告”与规范性公文的区别

“通告”的一部分内容也具有一定的规定性，但它却与规范性公文有很大不同：“通告”所涉及的主要是公民个人的行为规范，规范性公文则不限于此；“通知”中的规则更带有政策性而非规范性，因而稳定性不如规范性公文；“通告”的内容详尽具体，有一部分用于解释说明、阐发道理、叙述有关事实过程，指明有关事物间的界限、例举有关情况的成分，而这些成分在规范性公文中一般没有；“通告”效力的存在依赖于作者自身的法定管辖权，对在辖区内的公民有强制约束力；“通告”的生效程序比规范性公文简单，机关的法定责任者签发即生效，不必依靠制发“命令”“通知”等完成其公布过程；“通告”的传递形式也比较简便和多样，张贴、广播、刊载等形式均可保证其有效。

十二、“请示”与“报告”的区别

“请示”与“报告”的不同主要在：“请示”用于对上级机关有所呈请的情况下，可向其请求下达指示，请求其允许“自己”去做某一件事情，“报告”则用于汇报、反映情况、问题或提出建议、答复询问，不能带有“呈请”事项；“请示”能强制对方复文，“报告”则不能，上级对“报告”可以复文，也可以不复文；“请示”必须是形成于事情发生之前，“报告”则可根据情况，既可在事前，也可以在事后或事情进行当中形成。

十三、“请示”与“议案”的区别

“请示”与“议案”在基本性?上是相近或相同的，但也有一些区别：“议案”的作者是被严格限定的，受文者也是非常专指的，作为行政公文的“议案”的作者须是各级人民政府，受文者只能是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请示”则可用于同一组织系统或专业系统的任何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有所呈请；“议案”所关涉的事项是提请国家权力机关审议的重大事项，“请示”所涉及的事项则不仅仅是重大事项；在效用上，“请示”可以强制对方回复意见表明态度，但内容并不能强制执行，“议案”则在经审议通过后，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有关机关或人员认真遵照执行。

十四、“会议纪要”与“决定”的区别

“会议纪要”与“会议决定”（决议）之间有如下不同：“会议纪要”一般不能独立对外发出，往往需要以“通知”等指明有效执行的范围与要求等，“决定”则可独立发出；“会议纪要”所记载的是会议的情况和议定事项，不一定必须如决定那样只针对重要重大事项；“会议纪要”不仅仅只反映议定的事项，“决定”则必须是完全确定的决策而不必反映其他意见；“会议纪要”中的议定事项是有关与会各方确立的意见，只要有一方反对即不成立，“决定”的内容则可根据有关会议规则由与会者中的多数人确认并通过即为有效，产生法定效力；在表达方面，“会议纪要”需综合反映会议的全面情况，对有关意见和观点进行阐述，“决定”则一般无这些内容。

辨析范文篇10

“而且”和“反而”都表示递进，前面照应的关联词都有“不仅”、“不但”等。“而且”表示向同方向的递进，与之照应的关联词是“不仅”、“不但”等；“反而”表示向反方向的递进，前面呼应的是“不仅不”、“不但不”、“非但没有”等。例如：行动描写不仅要写人物的一系列动作，而且要注意一些细节描写。

二、“从而”和“进而”

“从而”是连词，表示上文是原因、方法等，下文是结果、目的等，两分句间是相因相成关系。“进而”表示在前一个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行动，表递进关系。例如：我们要正视困难，充分地认识分析困难，从而以足够的精神准备来战胜困难。

三、“继而”和“既而”

“继而”是状态副词，表两事发生的紧紧相接，往往紧随在某一情况或动作之后，相当于“紧接着”，用在后一分句的开头。“既而”是时间副词，表示两事发生的时间相继不久，用在全句或下一分句的开头，表示上文所说的情况或动作发生后时间不长，相当于“过了一会儿”，常在文言文中出现。例如：“既而儿醒，大啼。夫亦醒。”(《口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