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旗主范文10篇

八旗旗主范文篇1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这一规划的一个重要宗旨，是造成八人分主八旗共治国政的局面，以制约被推举为共主的旗主，因而不允许每一个旗主拥有两旗的过强势力，以防这种“强势之人”为汗后“倚强恃势”欺凌他人，导致家族内讧，国家衰亡。这一规制，正是根据本家族和其他女真部族的惨痛教训而制定的，因而“八和硕贝勒”应是按其宗旨而设置的八个旗主。训论中的“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也显然都是确指的八个人。

此后，努尔哈赤为完善这一制度而试行的某些措施、颁发的训示，也都表明八旗旗主确为八人。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八固山王设八臣辅之，以观察其心。”[5]“八臣”为八个人，其辅佐的“固山王”也即旗主也应是八个人。《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五月，记努尔哈赤下令“八贝勒之家人”，将其训示之词“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6]抄录八份，人手一份，受训示的贝勒正好八人。同书天命十一年（1626年）闰六月十九日，记努尔哈赤命“八固山贝勒各赏以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共赏十六户。”[7]共赏十六户，每人二户（即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被赏的固山贝勒正好八人，因而，这段史料已明确说明所谓“八固山贝勒”不是泛指八旗（固山）的诸贝勒，而是八个固山贝勒。而“固山贝勒”正是旗主，此外固山贝勒的满文，也正与《满文老档》其他处称旗主——固山贝勒的满文一样，都是gūsaibeile[8]，又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八固山贝勒”有八个旗主。

《满洲实录》还特别说明这八个旗主——八固山王是duinambabei-le、duinajigebeile[9]，汉义为四个大贝勒、四个小贝勒。四大贝勒当然是指大贝勒代善（当为正红旗主）、阿敏（镶蓝旗主）、莽古尔泰（正蓝旗主）、皇太极（正白旗主），这四人是当时的旗主已无疑问。关键是四小贝勒旗主究竟是谁，过去对这四个旗主是否确定多抱怀疑态度，或者根本否认。本文认为应是杜度（后改豪格）、阿济格、多铎、岳托。

二、四小贝勒旗主

杜度在天命时期曾任镶白旗主，已为研究八旗制度者所共识，其他三人是否是旗主？下面这段材料虽未直接说明，但已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满文老档》记叙天命九年（1624年）大政殿（八角殿）庆贺元旦的朝仪如下：

（汗）辰时出御八角殿，大贝勒（代善）先叩头，其次恩格德尔额驸率众蒙古贝勒叩头，第三阿敏贝勒，第四莽古尔泰贝勒，第五四贝勒（皇太极），第六阿济格阿哥，第七多铎阿哥，第八阿巴泰阿哥、杜度阿哥，第九岳托阿哥、硕托阿哥。第十抚顺额驸、西乌里额驸率朝鲜官员、汉官员叩头。第十一乌纳格巴克什率八旗众蒙古叩头。[10]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诸贝勒、阿哥行礼所分的八班，正应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

因为后金（清）举行元旦贺仪，习惯以八旗、蒙古贵族、汉官、朝鲜官员这几部分人分别划为班次行礼[11]，天命九年元旦的这次贺仪也应是按照这方式划分班次。其中恩格德尔为首的第二班为蒙古贵族；两个汉人额驸抚顺额驸（李永芳）、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率领的第十班是汉官、朝鲜官员行礼之班；乌纳格率领的第十一班是当时附于八旗满洲之下的众蒙古旗人，做为一个特殊班次放于最后行礼。由此看来，前边的余下班次，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第三班的阿敏，直至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八个班，正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也正因为如此，阿巴泰因与杜度同在一旗，才合为一班，同样，岳托与硕托同在一旗，也合为一班。至于第二班的恩格德尔等蒙古贝勒，是因他们地位较高，才安排在大贝勒代善之后、阿敏之前，插入了八旗之中。

（二）、八旗的这八个班次，又是以旗主为代表叩头行礼。

因为元旦贺仪的八旗之班，或由“八旗诸贝勒各率本旗依齿序行礼”[12]，或由各旗长官固山额真各率本旗官行礼[13]。如上天命九年元旦的八旗班次，诸贝勒虽未率本旗，应是各自代表本旗而行礼的，所以他们虽然只是一旗的代表，却分别代表一班，与八旗之外率众行礼的班次并列而成班，排为第一（除去第二）至第九八个班。而且其按辈份、齿序的排班也与贺仪的惯例吻合。因而，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应是代表正红旗、第三班的二贝勒阿敏代表镶蓝旗、第四班的三贝勒莽古尔泰代表正蓝旗、第五班的四贝勒皇太极代表正白旗。以下第六班的阿济格，第七班的多铎，第八班的阿巴泰、杜度，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四班也必代表其他四旗。前四个大贝勒各为所代表旗的旗主，后四班的小贝勒也必有四人为各自代表之旗的旗主。其中第八班的杜度已明确为镶白旗主（因是同旗的阿巴泰之侄，辈份低，故该班列名位于阿巴泰之后），其他三班之旗的旗主则应是阿济格、多铎、岳托。

（三）、以上八个旗主，又正好与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相同，只是杜度的旗主为豪格所取代，因而天聪之时阿巴泰又与旗主豪格同旗，其他人则一仍其旧。因此，便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天命九年以前八旗已经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正是天命后期的八个旗主的延续。其中就包括四小贝勒旗主：阿济格、多铎、岳托、杜度（后改豪格）。杜度无须再证，下面再以具体事实，对其他三人在天命后期充任旗主作进一步的论证。

天聪元年（1627年），代善等诸贝勒曾追述：“阿哥阿济格、阿哥多尔gǔn＠①、阿哥多铎，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14]，说他们在努尔哈赤在世也即天命时期分给了全旗——整个固山，分给其整旗或全旗，与他们任全旗之主是同一语。具体分拨情况，皇太极也有叙述，他曾对多铎说：“昔太祖分拨牛录与诸子时，给武英郡王十五牛录，睿亲王十五牛录，给尔十五牛录，太祖亦自留十五牛录”[15]。当时太祖努尔哈赤领有两黄旗共60牛录，阿济格（武英郡王）、多尔衮（睿亲王）兄弟二人得30牛录，正好一旗，此后及整个皇太极时期，这兄弟二人也始终同在一旗。兄弟二人阿济格年长，故应以他为旗主，这样任命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和八旗制度，如努尔哈赤把莽古尔泰、德格类兄弟二人封入正蓝旗，便以年长之莽古尔泰为该旗旗主。镶蓝旗的舒尔哈齐诸嫡子中，也以年长之阿敏为旗主。所以阿济格、多尔衮两人中，以阿济格为旗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阿济格、多尔衮当时所封入的应是正黄旗，皇太极继位后，以变旗色而不动原所领牛录的方式将此旗改为镶白旗[16]，阿济格又成镶白旗主，可以说，天聪二年（1628年）阿济格被革去的旗主（固山贝勒）[17]，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任命的。

多铎在天命后期分得15个牛录，与其父努尔哈赤同在镶黄旗。努尔哈赤在该旗自留15个牛录。据皇太极说，努尔哈赤死后，是他把这15个牛录分给了多铎。实际上当初努尔哈赤就准备把这15个牛录在生后传给多铎的，因而与多铎同在一旗，将来多铎继承此旗，自然继承了父汗的这些牛录，统领完整的“全旗”。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有父亲分遗产于诸子，照顾嫡出幼子的习俗。皇太极也承认，这15个牛录“太祖虽无遗命，理宜分与幼子”[18]，也即分与幼子多铎。据此可知，天命后期，虽然努尔哈赤与多铎父子二人共领镶黄旗牛录，但此旗已将要传与多铎，由多铎任旗主当无疑问，多铎继承父产成为真正的旗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事实表明，努尔哈赤在制定八旗旗主共治国政制以后，已经有意识地以多铎为一旗之主，使其“入八分”了。他规划八王共治之制，是不可能留下一旗无主的后遗症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多铎与其他旗主并列而独立代表一班，正是努尔哈赤以他为镶黄旗主的表示，使他与其他旗主一样，出现于正规的政治场合。至少可以说，多铎在天命后期已具有准镶黄旗旗主的身份。因而皇太极继位后，多铎才自然地成为该旗旗主，只不过皇太极将此旗改为正白旗，多铎也随之成为正白旗旗主而已。

附带说明，所谓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兄弟“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不能理解为三人都分给了全旗，每人一旗，共三个旗，都是旗主。当时多尔gǔn＠①并未被任为旗主，更未分给两黄旗之外的第三旗，多尔gǔn＠①是在天聪二年代替阿济格才成为旗主的。上述这句话的注脚应是：阿济格与多尔gǔn＠①二人被分予全旗，多铎一人被分予全旗，兄弟三人是父汗分给全旗之子。因为努尔哈赤当时所能分给之旗，只有他的两黄旗，而且此次分旗是分其遗产与他的三个年岁小的嫡子，没有夺取其他已分家之子应得之旗再分给这三兄弟的道理。考察天命后期的史事，也没有夺某人之旗给多尔gǔn＠①之事。天命后期及整个皇太极时期多尔gǔn＠①与阿济格始终同在一旗的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所以，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所云：“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的说法并不确切[19]。

还应说明的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虽在规划并试行八旗旗主共治国政之制，但他毕竟还是一国之主，而且封入两黄旗的这三个儿子年龄也较小，尤其是多铎，天命九年方11岁，所以两黄旗特别是镶黄旗还不能说与努尔哈赤完全脱离领属与行政关系。

岳托至迟在天命四年（1619年）就已称贝勒[20]，领有牛录诸申，而且分府建宅，其宅地“宽且佳”，甚至超过其父代善的宅地规模[21]。其府第还拥有仪仗，设有总管府第事务的长史——旗鼓[22]。岳托与镶白旗主杜度一样，有嫡长身份，杜度为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嫡长子，岳托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嫡长子。这些事实表明他有较高的地位和身份，有充任旗主的资格和条件。岳托与努尔哈赤祖孙关系也很好，且颇得祖父赏识，其“传记”叙述“太祖高皇帝深爱之，抚育宫中。比长，授台吉，简任阃、外，谋勇兼优”[23]，反映出他在诸贝勒中有较突出的文武才能。岳托与其父代善分家后，仍得努尔哈赤眷顾，当努尔哈赤得知代善分予岳托、硕托兄弟二人的牛录诸申较差时，对代善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这件事也成为代善被废掉太子的原因之一[24]。努尔哈赤废掉代善的太子地位，当然不会希望他在将来八和硕贝勒推举汗时中选，但共举新汗的制度又有可能使代善入选。如果代善是两个红旗之主，无论是对岳托和硕托，还是对其设计的八王共举新汗共治国政的规划都是不利的，有违其初衷，这也正是他最担心的。因而，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规划八王共治之制，令已经与代善分家建府且封旗领牛录的岳托为该旗（镶红旗）旗主，是完全有可能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的八旗排班，已表明岳托与硕托独掌一旗，岳托为旗主。因而天聪初年身为镶红旗主的岳托，也应在天命后期就已被任命了。而且硕托在此后的皇太极时期一直与其兄弟岳托在镶红旗，领有牛录诸申。天命九年元旦与岳托共排一班，证明他在那时已经与岳托一起封在镶红旗。这一点也可做为岳托在当时封在镶红旗为该旗旗主的佐证。

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一直在为以后所实行的八王共治制做准备工作，八旗设立八个旗主以成八家“八分”之制，是其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已经完成。天命九年元旦的朝贺之仪，可视为是当时的八个旗主在重要政治场合的一次集体亮相。

三、豪格代杜度为旗主一事考略

四小贝勒旗主中的杜度后来被豪格取代，时间当在天命九年以后至努尔哈赤去世前。试考析如下。

杜度后来调入了镶红旗，并失去原所在旗旗主的身份。笔者现在所能见到杜度最早在镶红旗的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十四日的记载，该日记有：“杜度属下巴布、富喇塔（或译傅拉塔）二牛录”之事[25]。这句话应注意的内容有：一、巴布、富喇塔二牛录是杜度属下。属下，在这条史料中的满文是harangga，汉义是所领有之人、所领诸申的意思。表明他们这两个牛录是杜度所领有的牛录诸申。二、巴布、富喇塔二人是这两个牛录的章京。以牛录章京之名指代该牛录，是当时的习惯称法。而崇德年间的《盛京刑部原档》又明确记载傅拉塔（富喇塔）是镶红旗的牛录章京，第218号档记：“镶红旗傅拉塔于出边时，伊牛录下阿哈舒色失踪，牛录章京傅拉塔未加约束，故罚以规定之罪，偿一人”[26]。《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册）16，元年六月初六日条镶红旗事下，还有富喇塔牛录下人齐牌与安平贝勒杜度有行政关系的记述。可知这三处所记载的牛录章京富喇塔（傅拉塔）是同一个人，在镶红旗任牛录章京。而他在天聪元年正月就已是杜度的属下诸申，同在一旗，说明杜度在天聪元年正月以前就已调入镶红旗。从杜度调入镶红旗的形式，还可以把他调入的时间推前到努尔哈赤的天命末年。

天命后期，杜度任旗主是在镶白旗，此旗在皇太极继位后改为镶黄旗，改旗只是改变了旗纛，原来的牛录并未改动[27]，表明杜度是只身调往镶红旗，未带走原在镶白旗的牛录，因而镶白旗改为镶黄旗后仍是原来的牛录。这种情况，等于是剥夺了杜度在镶白旗的牛录，到镶红旗重新给他分拨牛录。这种做法，不会是出自刚刚继位的皇太极之手。皇太极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的即位誓词中还表示：“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28]。不削夺皇考所予诸兄弟子侄的户口，即不侵夺父汗分给他们的旗下牛录。按杜度在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以前调出镶白旗，距皇太极即位不到四五个月时间，皇太极之誓词言犹在耳，随即违背，是不大可能的。除非杜度在这几个月犯了削爵降爵的大过，而实际杜度在皇太极继位后，一直是八议政贝勒之一。所以，将杜度只身调出镶白旗入镶红旗，只有他们的大家长努尔哈赤有这样的权力。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代替杜度为旗主的，则是皇太极之长子豪格。这次调动是在皇太极改旗之前，也即他未继位之时。

豪格在努尔哈赤所规定有资格被推举为汗的诸贝勒中“亦有名”[29]，这种列名其中，可以理解为是八旗旗主之一。皇太极继位后只是“整（正）黄旗一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而这一镶黄旗又是努尔哈赤时期的镶白旗改旗而来，从这一情况看，豪格当是在天命末年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并被任为该旗旗主，与杜度之调出镶白旗同时完成。努尔哈赤所以能把豪格封入镶白旗，而把杜度调出，大约是当初努尔哈赤在幽禁褚英或是在处死后，即把褚英之白旗转给了具有嫡子身份的“爱子”皇太极，杜度不过是赖其父褚英对白旗旧属的领有关系，而得以依附皇太极的白旗之下，不久，与阿巴泰一起分出而组成镶白旗。正因为镶白旗与皇太极的正白旗同属皇太极原来的白旗系统，因而努尔哈赤才把皇太极长子豪格又封入镶白旗，将杜度调出。努尔哈赤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理清并确定镶白旗的领属关系，以免留下后遗症。白旗昔日本属皇太极统领，四旗析为八旗后[30]，镶白旗与皇太极还会有某种关联，将来皇太极分予长子豪格牛录，若令其在镶白旗，必与杜度发生矛盾，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令皇太极、豪格父子同掌两白旗，白旗系统最终确定归皇太极一支。而杜度所能调入的适宜的旗，只有红旗系统，这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原则，其父褚英与代善同出一母，杜度与岳托为同一支系的兄弟，因而调入岳托的镶红旗下。

四、小结与余论

综前考述，得出本文的如下结论：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已确定八王共治国政制下的八个旗主，他们是：正红旗主代善、镶蓝旗主阿敏、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正白旗主皇太极、正黄旗主阿济格、镶黄旗主多铎、镶红旗主岳托、镶白旗主杜度，后改为豪格。

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然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一定的统属关系。红、白旗系统中，虽然代善、岳托父子分掌两红旗，皇太极、豪格父子分掌两白旗，改旗后又分掌两黄族，由于四旗阶段，代善统领红旗，析为八旗后又有一段时间统领正红、镶红二旗，而皇太极统领过两白旗前的白旗，而且这两个系统的旗主又分别有父子关系，所以，在岳托、豪格充任旗主后，代善、皇太极与其子所领之旗也必然还会有某种关联。

参考文献：

[1]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文收氏之《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再版。李鸿彬、郭成康《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2]阿南惟敬《关于清初八王的考察》，文收氏之《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1980年版。

[3]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贝勒》，文载《东洋学报》第四拾卷第四号。

[4]《满洲实录》卷7，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其中“八和硕贝勒”、“八子”、“一个贝勒”、“另七个贝勒”等词语，是笔者据满文直译。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清实录”本第1册349页——350页。

[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天命八年正月初七日。

[6]《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52，天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书局1990年汉译本上册491页。下行此书不另注者，皆此版本。

[7]《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72，天命十一年闰六月十九日。上册702页。

[8]日本东洋文库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册1082页第9行、1106页第3行、太宗朝第1册128页第11行。

[9]《满洲实录》卷8，天命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第1册415页。版本同[4]。

[1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60，天命九年正月初一日。上册570页。

[11]参见《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32，天命七年正月初一日，上册287页；《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45，天聪六年正月初一日，下册1187——1188身；《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1页，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日。第49页，天聪八年正月初一日。第130页。天聪九年正月初一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2]《清太宗实录》卷8，页2。天聪五年正月乙亥朔。

[13]同[11]所引天聪朝史料。

[14]《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8，天聪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下册871页。

[15]《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6]参见白新良《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载《南开史学》1981年2期。

[17]《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明卷（册）10，天聪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册第883页。

[18]《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9]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八旗制度考实》第240页。版本同前。

[2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3，天命四年九月。上册第120页。

[21]《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4，天命五年三月十日。上册第137页。

[2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42，天命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册第388—389页。该日条两处记有岳托之旗鼓，前一处被杖死之旗鼓的为仪仗人员。后一处之管事旗鼓似应为长史，这种旗鼓之称长史，见《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年间议定会典”。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刊本第8页。

[23]《八旗通志》初集卷136《岳托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册第3629页。

[24]见周远廉《太子之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1期。

[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1，天聪元年正月十四日。下册第808页。

[26]《盛京刑部原档》第143页，第218号档，崇德四年七月十五日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并见第139页217号档。

[27]见前引白新良文中所列表及文中说明。

[28]《清太宗实录》卷1，页7。天命十一年九月辛未。

八旗旗主范文篇2

以往的研究成果，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李鸿彬及郭成康二位先生的《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1]，对旗主都有专门考述。关于天命后期八旗是否设有八个旗主，孟文未作具体说明；李、郭之文则认为当时八个旗中，代善一人掌两红旗，皇太极一人领有两白旗。日本学者阿南惟敬也认为当时的八旗未必是一旗一主[2]。神田信夫先生则持肯定说[3]。

本文认为，天命后期已基本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初年的八旗八个旗主，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安置的。试证如下。

一、“八和硕贝勒”应为旗主八人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这一规划的一个重要宗旨，是造成八人分主八旗共治国政的局面，以制约被推举为共主的旗主，因而不允许每一个旗主拥有两旗的过强势力，以防这种“强势之人”为汗后“倚强恃势”欺凌他人，导致家族内讧，国家衰亡。这一规制，正是根据本家族和其他女真部族的惨痛教训而制定的，因而“八和硕贝勒”应是按其宗旨而设置的八个旗主。训论中的“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也显然都是确指的八个人。

此后，努尔哈赤为完善这一制度而试行的某些措施、颁发的训示，也都表明八旗旗主确为八人。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八固山王设八臣辅之，以观察其心。”[5]“八臣”为八个人，其辅佐的“固山王”也即旗主也应是八个人。《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五月，记努尔哈赤下令“八贝勒之家人”，将其训示之词“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6]抄录八份，人手一份，受训示的贝勒正好八人。同书天命十一年（1626年）闰六月十九日，记努尔哈赤命“八固山贝勒各赏以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共赏十六户。”[7]共赏十六户，每人二户（即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被赏的固山贝勒正好八人，因而，这段史料已明确说明所谓“八固山贝勒”不是泛指八旗（固山）的诸贝勒，而是八个固山贝勒。而“固山贝勒”正是旗主，此外固山贝勒的满文，也正与《满文老档》其他处称旗主——固山贝勒的满文一样，都是gūsaibeile[8]，又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八固山贝勒”有八个旗主。

《满洲实录》还特别说明这八个旗主——八固山王是duinambabei-le、duinajigebeile[9]，汉义为四个大贝勒、四个小贝勒。四大贝勒当然是指大贝勒代善（当为正红旗主）、阿敏（镶蓝旗主）、莽古尔泰（正蓝旗主）、皇太极（正白旗主），这四人是当时的旗主已无疑问。关键是四小贝勒旗主究竟是谁，过去对这四个旗主是否确定多抱怀疑态度，或者根本否认。本文认为应是杜度（后改豪格）、阿济格、多铎、岳托。

二、四小贝勒旗主

杜度在天命时期曾任镶白旗主，已为研究八旗制度者所共识，其他三人是否是旗主？下面这段材料虽未直接说明，但已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满文老档》记叙天命九年（1624年）大政殿（八角殿）庆贺元旦的朝仪如下：

（汗）辰时出御八角殿，大贝勒（代善）先叩头，其次恩格德尔额驸率众蒙古贝勒叩头，第三阿敏贝勒，第四莽古尔泰贝勒，第五四贝勒（皇太极），第六阿济格阿哥，第七多铎阿哥，第八阿巴泰阿哥、杜度阿哥，第九岳托阿哥、硕托阿哥。第十抚顺额驸、西乌里额驸率朝鲜官员、汉官员叩头。第十一乌纳格巴克什率八旗众蒙古叩头。[10]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诸贝勒、阿哥行礼所分的八班，正应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

因为后金（清）举行元旦贺仪，习惯以八旗、蒙古贵族、汉官、朝鲜官员这几部分人分别划为班次行礼[11]，天命九年元旦的这次贺仪也应是按照这方式划分班次。其中恩格德尔为首的第二班为蒙古贵族；两个汉人额驸抚顺额驸（李永芳）、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率领的第十班是汉官、朝鲜官员行礼之班；乌纳格率领的第十一班是当时附于八旗满洲之下的众蒙古旗人，做为一个特殊班次放于最后行礼。由此看来，前边的余下班次，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第三班的阿敏，直至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八个班，正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也正因为如此，阿巴泰因与杜度同在一旗，才合为一班，同样，岳托与硕托同在一旗，也合为一班。至于第二班的恩格德尔等蒙古贝勒，是因他们地位较高，才安排在大贝勒代善之后、阿敏之前，插入了八旗之中。

（二）、八旗的这八个班次，又是以旗主为代表叩头行礼。

因为元旦贺仪的八旗之班，或由“八旗诸贝勒各率本旗依齿序行礼”[12]，或由各旗长官固山额真各率本旗官行礼[13]。如上天命九年元旦的八旗班次，诸贝勒虽未率本旗，应是各自代表本旗而行礼的，所以他们虽然只是一旗的代表，却分别代表一班，与八旗之外率众行礼的班次并列而成班，排为第一（除去第二）至第九八个班。而且其按辈份、齿序的排班也与贺仪的惯例吻合。因而，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应是代表正红旗、第三班的二贝勒阿敏代表镶蓝旗、第四班的三贝勒莽古尔泰代表正蓝旗、第五班的四贝勒皇太极代表正白旗。以下第六班的阿济格，第七班的多铎，第八班的阿巴泰、杜度，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四班也必代表其他四旗。前四个大贝勒各为所代表旗的旗主，后四班的小贝勒也必有四人为各自代表之旗的旗主。其中第八班的杜度已明确为镶白旗主（因是同旗的阿巴泰之侄，辈份低，故该班列名位于阿巴泰之后），其他三班之旗的旗主则应是阿济格、多铎、岳托。

（三）、以上八个旗主，又正好与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相同，只是杜度的旗主为豪格所取代，因而天聪之时阿巴泰又与旗主豪格同旗，其他人则一仍其旧。因此，便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天命九年以前八旗已经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正是天命后期的八个旗主的延续。其中就包括四小贝勒旗主：阿济格、多铎、岳托、杜度（后改豪格）。杜度无须再证，下面再以具体事实，对其他三人在天命后期充任旗主作进一步的论证。

天聪元年（1627年），代善等诸贝勒曾追述：“阿哥阿济格、阿哥多尔gǔn＠①、阿哥多铎，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14]，说他们在努尔哈赤在世也即天命时期分给了全旗——整个固山，分给其整旗或全旗，与他们任全旗之主是同一语。具体分拨情况，皇太极也有叙述，他曾对多铎说：“昔太祖分拨牛录与诸子时，给武英郡王十五牛录，睿亲王十五牛录，给尔十五牛录，太祖亦自留十五牛录”[15]。当时太祖努尔哈赤领有两黄旗共60牛录，阿济格（武英郡王）、多尔衮（睿亲王）兄弟二人得30牛录，正好一旗，此后及整个皇太极时期，这兄弟二人也始终同在一旗。兄弟二人阿济格年长，故应以他为旗主，这样任命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和八旗制度，如努尔哈赤把莽古尔泰、德格类兄弟二人封入正蓝旗，便以年长之莽古尔泰为该旗旗主。镶蓝旗的舒尔哈齐诸嫡子中，也以年长之阿敏为旗主。所以阿济格、多尔衮两人中，以阿济格为旗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阿济格、多尔衮当时所封入的应是正黄旗，皇太极继位后，以变旗色而不动原所领牛录的方式将此旗改为镶白旗[16]，阿济格又成镶白旗主，可以说，天聪二年（1628年）阿济格被革去的旗主（固山贝勒）[17]，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任命的。

多铎在天命后期分得15个牛录，与其父努尔哈赤同在镶黄旗。努尔哈赤在该旗自留15个牛录。据皇太极说，努尔哈赤死后，是他把这15个牛录分给了多铎。实际上当初努尔哈赤就准备把这15个牛录在生后传给多铎的，因而与多铎同在一旗，将来多铎继承此旗，自然继承了父汗的这些牛录，统领完整的“全旗”。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有父亲分遗产于诸子，照顾嫡出幼子的习俗。皇太极也承认，这15个牛录“太祖虽无遗命，理宜分与幼子”[18]，也即分与幼子多铎。据此可知，天命后期，虽然努尔哈赤与多铎父子二人共领镶黄旗牛录，但此旗已将要传与多铎，由多铎任旗主当无疑问，多铎继承父产成为真正的旗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事实表明，努尔哈赤在制定八旗旗主共治国政制以后，已经有意识地以多铎为一旗之主，使其“入八分”了。他规划八王共治之制，是不可能留下一旗无主的后遗症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多铎与其他旗主并列而独立代表一班，正是努尔哈赤以他为镶黄旗主的表示，使他与其他旗主一样，出现于正规的政治场合。至少可以说，多铎在天命后期已具有准镶黄旗旗主的身份。因而皇太极继位后，多铎才自然地成为该旗旗主，只不过皇太极将此旗改为正白旗，多铎也随之成为正白旗旗主而已。

附带说明，所谓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兄弟“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不能理解为三人都分给了全旗，每人一旗，共三个旗，都是旗主。当时多尔gǔn＠①并未被任为旗主，更未分给两黄旗之外的第三旗，多尔gǔn＠①是在天聪二年代替阿济格才成为旗主的。上述这句话的注脚应是：阿济格与多尔gǔn＠①二人被分予全旗，多铎一人被分予全旗，兄弟三人是父汗分给全旗之子。因为努尔哈赤当时所能分给之旗，只有他的两黄旗，而且此次分旗是分其遗产与他的三个年岁小的嫡子，没有夺取其他已分家之子应得之旗再分给这三兄弟的道理。考察天命后期的史事，也没有夺某人之旗给多尔gǔn＠①之事。天命后期及整个皇太极时期多尔gǔn＠①与阿济格始终同在一旗的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所以，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所云：“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的说法并不确切[19]。

还应说明的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虽在规划并试行八旗旗主共治国政之制，但他毕竟还是一国之主，而且封入两黄旗的这三个儿子年龄也较小，尤其是多铎，天命九年方11岁，所以两黄旗特别是镶黄旗还不能说与努尔哈赤完全脱离领属与行政关系。

岳托至迟在天命四年（1619年）就已称贝勒[20]，领有牛录诸申，而且分府建宅，其宅地“宽且佳”，甚至超过其父代善的宅地规模[21]。其府第还拥有仪仗，设有总管府第事务的长史——旗鼓[22]。岳托与镶白旗主杜度一样，有嫡长身份，杜度为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嫡长子，岳托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嫡长子。这些事实表明他有较高的地位和身份，有充任旗主的资格和条件。岳托与努尔哈赤祖孙关系也很好，且颇得祖父赏识，其“传记”叙述“太祖高皇帝深爱之，抚育宫中。比长，授台吉，简任阃、外，谋勇兼优”[23]，反映出他在诸贝勒中有较突出的文武才能。岳托与其父代善分家后，仍得努尔哈赤眷顾，当努尔哈赤得知代善分予岳托、硕托兄弟二人的牛录诸申较差时，对代善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这件事也成为代善被废掉太子的原因之一[24]。努尔哈赤废掉代善的太子地位，当然不会希望他在将来八和硕贝勒推举汗时中选，但共举新汗的制度又有可能使代善入选。如果代善是两个红旗之主，无论是对岳托和硕托，还是对其设计的八王共举新汗共治国政的规划都是不利的，有违其初衷，这也正是他最担心的。因而，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规划八王共治之制，令已经与代善分家建府且封旗领牛录的岳托为该旗（镶红旗）旗主，是完全有可能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的八旗排班，已表明岳托与硕托独掌一旗，岳托为旗主。因而天聪初年身为镶红旗主的岳托，也应在天命后期就已被任命了。而且硕托在此后的皇太极时期一直与其兄弟岳托在镶红旗，领有牛录诸申。天命九年元旦与岳托共排一班，证明他在那时已经与岳托一起封在镶红旗。这一点也可做为岳托在当时封在镶红旗为该旗旗主的佐证。

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一直在为以后所实行的八王共治制做准备工作，八旗设立八个旗主以成八家“八分”之制，是其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已经完成。天命九年元旦的朝贺之仪，可视为是当时的八个旗主在重要政治场合的一次集体亮相。

三、豪格代杜度为旗主一事考略

四小贝勒旗主中的杜度后来被豪格取代，时间当在天命九年以后至努尔哈赤去世前。试考析如下。

杜度后来调入了镶红旗，并失去原所在旗旗主的身份。笔者现在所能见到杜度最早在镶红旗的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十四日的记载，该日记有：“杜度属下巴布、富喇塔（或译傅拉塔）二牛录”之事[25]。这句话应注意的内容有：一、巴布、富喇塔二牛录是杜度属下。属下，在这条史料中的满文是harangga，汉义是所领有之人、所领诸申的意思。表明他们这两个牛录是杜度所领有的牛录诸申。二、巴布、富喇塔二人是这两个牛录的章京。以牛录章京之名指代该牛录，是当时的习惯称法。而崇德年间的《盛京刑部原档》又明确记载傅拉塔（富喇塔）是镶红旗的牛录章京，第218号档记：“镶红旗傅拉塔于出边时，伊牛录下阿哈舒色失踪，牛录章京傅拉塔未加约束，故罚以规定之罪，偿一人”[26]。《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册）16，元年六月初六日条镶红旗事下，还有富喇塔牛录下人齐牌与安平贝勒杜度有行政关系的记述。可知这三处所记载的牛录章京富喇塔（傅拉塔）是同一个人，在镶红旗任牛录章京。而他在天聪元年正月就已是杜度的属下诸申，同在一旗，说明杜度在天聪元年正月以前就已调入镶红旗。从杜度调入镶红旗的形式，还可以把他调入的时间推前到努尔哈赤的天命末年。

天命后期，杜度任旗主是在镶白旗，此旗在皇太极继位后改为镶黄旗，改旗只是改变了旗纛，原来的牛录并未改动[27]，表明杜度是只身调往镶红旗，未带走原在镶白旗的牛录，因而镶白旗改为镶黄旗后仍是原来的牛录。这种情况，等于是剥夺了杜度在镶白旗的牛录，到镶红旗重新给他分拨牛录。这种做法，不会是出自刚刚继位的皇太极之手。皇太极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的即位誓词中还表示：“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28]。不削夺皇考所予诸兄弟子侄的户口，即不侵夺父汗分给他们的旗下牛录。按杜度在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以前调出镶白旗，距皇太极即位不到四五个月时间，皇太极之誓词言犹在耳，随即违背，是不大可能的。除非杜度在这几个月犯了削爵降爵的大过，而实际杜度在皇太极继位后，一直是八议政贝勒之一。所以，将杜度只身调出镶白旗入镶红旗，只有他们的大家长努尔哈赤有这样的权力。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代替杜度为旗主的，则是皇太极之长子豪格。这次调动是在皇太极改旗之前，也即他未继位之时。

豪格在努尔哈赤所规定有资格被推举为汗的诸贝勒中“亦有名”[29]，这种列名其中，可以理解为是八旗旗主之一。皇太极继位后只是“整（正）黄旗一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而这一镶黄旗又是努尔哈赤时期的镶白旗改旗而来，从这一情况看，豪格当是在天命末年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并被任为该旗旗主，与杜度之调出镶白旗同时完成。努尔哈赤所以能把豪格封入镶白旗，而把杜度调出，大约是当初努尔哈赤在幽禁褚英或是在处死后，即把褚英之白旗转给了具有嫡子身份的“爱子”皇太极，杜度不过是赖其父褚英对白旗旧属的领有关系，而得以依附皇太极的白旗之下，不久，与阿巴泰一起分出而组成镶白旗。正因为镶白旗与皇太极的正白旗同属皇太极原来的白旗系统，因而努尔哈赤才把皇太极长子豪格又封入镶白旗，将杜度调出。努尔哈赤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理清并确定镶白旗的领属关系，以免留下后遗症。白旗昔日本属皇太极统领，四旗析为八旗后[30]，镶白旗与皇太极还会有某种关联，将来皇太极分予长子豪格牛录，若令其在镶白旗，必与杜度发生矛盾，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令皇太极、豪格父子同掌两白旗，白旗系统最终确定归皇太极一支。而杜度所能调入的适宜的旗，只有红旗系统，这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原则，其父褚英与代善同出一母，杜度与岳托为同一支系的兄弟，因而调入岳托的镶红旗下。

四、小结与余论

综前考述，得出本文的如下结论：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已确定八王共治国政制下的八个旗主，他们是：正红旗主代善、镶蓝旗主阿敏、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正白旗主皇太极、正黄旗主阿济格、镶黄旗主多铎、镶红旗主岳托、镶白旗主杜度，后改为豪格。

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然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一定的统属关系。红、白旗系统中，虽然代善、岳托父子分掌两红旗，皇太极、豪格父子分掌两白旗，改旗后又分掌两黄族，由于四旗阶段，代善统领红旗，析为八旗后又有一段时间统领正红、镶红二旗，而皇太极统领过两白旗前的白旗，而且这两个系统的旗主又分别有父子关系，所以，在岳托、豪格充任旗主后，代善、皇太极与其子所领之旗也必然还会有某种关联。

参考文献：

[1]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文收氏之《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再版。李鸿彬、郭成康《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2]阿南惟敬《关于清初八王的考察》，文收氏之《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1980年版。

[3]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贝勒》，文载《东洋学报》第四拾卷第四号。

[4]《满洲实录》卷7，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其中“八和硕贝勒”、“八子”、“一个贝勒”、“另七个贝勒”等词语，是笔者据满文直译。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清实录”本第1册349页——350页。

[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天命八年正月初七日。

[6]《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52，天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书局1990年汉译本上册491页。下行此书不另注者，皆此版本。

[7]《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72，天命十一年闰六月十九日。上册702页。

[8]日本东洋文库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册1082页第9行、1106页第3行、太宗朝第1册128页第11行。

[9]《满洲实录》卷8，天命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第1册415页。版本同[4]。

[1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60，天命九年正月初一日。上册570页。

[11]参见《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32，天命七年正月初一日，上册287页；《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45，天聪六年正月初一日，下册1187——1188身；《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1页，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日。第49页，天聪八年正月初一日。第130页。天聪九年正月初一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2]《清太宗实录》卷8，页2。天聪五年正月乙亥朔。

[13]同[11]所引天聪朝史料。

[14]《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8，天聪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下册871页。

[15]《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6]参见白新良《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载《南开史学》1981年2期。

[17]《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明卷（册）10，天聪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册第883页。

[18]《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9]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八旗制度考实》第240页。版本同前。

[2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3，天命四年九月。上册第120页。

[21]《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4，天命五年三月十日。上册第137页。

[2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42，天命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册第388—389页。该日条两处记有岳托之旗鼓，前一处被杖死之旗鼓的为仪仗人员。后一处之管事旗鼓似应为长史，这种旗鼓之称长史，见《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年间议定会典”。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刊本第8页。

[23]《八旗通志》初集卷136《岳托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册第3629页。

[24]见周远廉《太子之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1期。

[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1，天聪元年正月十四日。下册第808页。

[26]《盛京刑部原档》第143页，第218号档，崇德四年七月十五日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并见第139页217号档。

[27]见前引白新良文中所列表及文中说明。

[28]《清太宗实录》卷1，页7。天命十一年九月辛未。

八旗旗主范文篇3

以往的研究成果，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李鸿彬及郭成康二位先生的《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1]，对旗主都有专门考述。关于天命后期八旗是否设有八个旗主，孟文未作具体说明；李、郭之文则认为当时八个旗中，代善一人掌两红旗，皇太极一人领有两白旗。日本学者阿南惟敬也认为当时的八旗未必是一旗一主[2]。神田信夫先生则持肯定说[3]。

本文认为，天命后期已基本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初年的八旗八个旗主，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安置的。试证如下。

一、“八和硕贝勒”应为旗主八人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这一规划的一个重要宗旨，是造成八人分主八旗共治国政的局面，以制约被推举为共主的旗主，因而不允许每一个旗主拥有两旗的过强势力，以防这种“强势之人”为汗后“倚强恃势”欺凌他人，导致家族内讧，国家衰亡。这一规制，正是根据本家族和其他女真部族的惨痛教训而制定的，因而“八和硕贝勒”应是按其宗旨而设置的八个旗主。训论中的“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也显然都是确指的八个人。

此后，努尔哈赤为完善这一制度而试行的某些措施、颁发的训示，也都表明八旗旗主确为八人。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八固山王设八臣辅之，以观察其心。”[5]“八臣”为八个人，其辅佐的“固山王”也即旗主也应是八个人。《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五月，记努尔哈赤下令“八贝勒之家人”，将其训示之词“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6]抄录八份，人手一份，受训示的贝勒正好八人。同书天命十一年（1626年）闰六月十九日，记努尔哈赤命“八固山贝勒各赏以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共赏十六户。”[7]共赏十六户，每人二户（即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被赏的固山贝勒正好八人，因而，这段史料已明确说明所谓“八固山贝勒”不是泛指八旗（固山）的诸贝勒，而是八个固山贝勒。而“固山贝勒”正是旗主，此外固山贝勒的满文，也正与《满文老档》其他处称旗主——固山贝勒的满文一样，都是gūsaibeile[8]，又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八固山贝勒”有八个旗主。

《满洲实录》还特别说明这八个旗主——八固山王是duinambabei-le、duinajigebeile[9]，汉义为四个大贝勒、四个小贝勒。四大贝勒当然是指大贝勒代善（当为正红旗主）、阿敏（镶蓝旗主）、莽古尔泰（正蓝旗主）、皇太极（正白旗主），这四人是当时的旗主已无疑问。关键是四小贝勒旗主究竟是谁，过去对这四个旗主是否确定多抱怀疑态度，或者根本否认。本文认为应是杜度（后改豪格）、阿济格、多铎、岳托。

二、四小贝勒旗主

杜度在天命时期曾任镶白旗主，已为研究八旗制度者所共识，其他三人是否是旗主？下面这段材料虽未直接说明，但已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满文老档》记叙天命九年（1624年）大政殿（八角殿）庆贺元旦的朝仪如下：

（汗）辰时出御八角殿，大贝勒（代善）先叩头，其次恩格德尔额驸率众蒙古贝勒叩头，第三阿敏贝勒，第四莽古尔泰贝勒，第五四贝勒（皇太极），第六阿济格阿哥，第七多铎阿哥，第八阿巴泰阿哥、杜度阿哥，第九岳托阿哥、硕托阿哥。第十抚顺额驸、西乌里额驸率朝鲜官员、汉官员叩头。第十一乌纳格巴克什率八旗众蒙古叩头。[10]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诸贝勒、阿哥行礼所分的八班，正应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

因为后金（清）举行元旦贺仪，习惯以八旗、蒙古贵族、汉官、朝鲜官员这几部分人分别划为班次行礼[11]，天命九年元旦的这次贺仪也应是按照这方式划分班次。其中恩格德尔为首的第二班为蒙古贵族；两个汉人额驸抚顺额驸（李永芳）、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率领的第十班是汉官、朝鲜官员行礼之班；乌纳格率领的第十一班是当时附于八旗满洲之下的众蒙古旗人，做为一个特殊班次放于最后行礼。由此看来，前边的余下班次，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第三班的阿敏，直至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八个班，正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也正因为如此，阿巴泰因与杜度同在一旗，才合为一班，同样，岳托与硕托同在一旗，也合为一班。至于第二班的恩格德尔等蒙古贝勒，是因他们地位较高，才安排在大贝勒代善之后、阿敏之前，插入了八旗之中。

（二）、八旗的这八个班次，又是以旗主为代表叩头行礼。

因为元旦贺仪的八旗之班，或由“八旗诸贝勒各率本旗依齿序行礼”[12]，或由各旗长官固山额真各率本旗官行礼[13]。如上天命九年元旦的八旗班次，诸贝勒虽未率本旗，应是各自代表本旗而行礼的，所以他们虽然只是一旗的代表，却分别代表一班，与八旗之外率众行礼的班次并列而成班，排为第一（除去第二）至第九八个班。而且其按辈份、齿序的排班也与贺仪的惯例吻合。因而，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应是代表正红旗、第三班的二贝勒阿敏代表镶蓝旗、第四班的三贝勒莽古尔泰代表正蓝旗、第五班的四贝勒皇太极代表正白旗。以下第六班的阿济格，第七班的多铎，第八班的阿巴泰、杜度，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四班也必代表其他四旗。前四个大贝勒各为所代表旗的旗主，后四班的小贝勒也必有四人为各自代表之旗的旗主。其中第八班的杜度已明确为镶白旗主（因是同旗的阿巴泰之侄，辈份低，故该班列名位于阿巴泰之后），其他三班之旗的旗主则应是阿济格、多铎、岳托。

（三）、以上八个旗主，又正好与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相同，只是杜度的旗主为豪格所取代，因而天聪之时阿巴泰又与旗主豪格同旗，其他人则一仍其旧。因此，便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天命九年以前八旗已经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正是天命后期的八个旗主的延续。其中就包括四小贝勒旗主：阿济格、多铎、岳托、杜度（后改豪格）。杜度无须再证，下面再以具体事实，对其他三人在天命后期充任旗主作进一步的论证。

天聪元年（1627年），代善等诸贝勒曾追述：“阿哥阿济格、阿哥多尔gǔn＠①、阿哥多铎，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14]，说他们在努尔哈赤在世也即天命时期分给了全旗——整个固山，分给其整旗或全旗，与他们任全旗之主是同一语。具体分拨情况，皇太极也有叙述，他曾对多铎说：“昔太祖分拨牛录与诸子时，给武英郡王十五牛录，睿亲王十五牛录，给尔十五牛录，太祖亦自留十五牛录”[15]。当时太祖努尔哈赤领有两黄旗共60牛录，阿济格（武英郡王）、多尔衮（睿亲王）兄弟二人得30牛录，正好一旗，此后及整个皇太极时期，这兄弟二人也始终同在一旗。兄弟二人阿济格年长，故应以他为旗主，这样任命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和八旗制度，如努尔哈赤把莽古尔泰、德格类兄弟二人封入正蓝旗，便以年长之莽古尔泰为该旗旗主。镶蓝旗的舒尔哈齐诸嫡子中，也以年长之阿敏为旗主。所以阿济格、多尔衮两人中，以阿济格为旗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阿济格、多尔衮当时所封入的应是正黄旗，皇太极继位后，以变旗色而不动原所领牛录的方式将此旗改为镶白旗[16]，阿济格又成镶白旗主，可以说，天聪二年（1628年）阿济格被革去的旗主（固山贝勒）[17]，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任命的。

多铎在天命后期分得15个牛录，与其父努尔哈赤同在镶黄旗。努尔哈赤在该旗自留15个牛录。据皇太极说，努尔哈赤死后，是他把这15个牛录分给了多铎。实际上当初努尔哈赤就准备把这15个牛录在生后传给多铎的，因而与多铎同在一旗，将来多铎继承此旗，自然继承了父汗的这些牛录，统领完整的“全旗”。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有父亲分遗产于诸子，照顾嫡出幼子的习俗。皇太极也承认，这15个牛录“太祖虽无遗命，理宜分与幼子”[18]，也即分与幼子多铎。据此可知，天命后期，虽然努尔哈赤与多铎父子二人共领镶黄旗牛录，但此旗已将要传与多铎，由多铎任旗主当无疑问，多铎继承父产成为真正的旗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事实表明，努尔哈赤在制定八旗旗主共治国政制以后，已经有意识地以多铎为一旗之主，使其“入八分”了。他规划八王共治之制，是不可能留下一旗无主的后遗症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多铎与其他旗主并列而独立代表一班，正是努尔哈赤以他为镶黄旗主的表示，使他与其他旗主一样，出现于正规的政治场合。至少可以说，多铎在天命后期已具有准镶黄旗旗主的身份。因而皇太极继位后，多铎才自然地成为该旗旗主，只不过皇太极将此旗改为正白旗，多铎也随之成为正白旗旗主而已。

附带说明，所谓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兄弟“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不能理解为三人都分给了全旗，每人一旗，共三个旗，都是旗主。当时多尔gǔn＠①并未被任为旗主，更未分给两黄旗之外的第三旗，多尔gǔn＠①是在天聪二年代替阿济格才成为旗主的。上述这句话的注脚应是：阿济格与多尔gǔn＠①二人被分予全旗，多铎一人被分予全旗，兄弟三人是父汗分给全旗之子。因为努尔哈赤当时所能分给之旗，只有他的两黄旗，而且此次分旗是分其遗产与他的三个年岁小的嫡子，没有夺取其他已分家之子应得之旗再分给这三兄弟的道理。考察天命后期的史事，也没有夺某人之旗给多尔gǔn＠①之事。天命后期及整个皇太极时期多尔gǔn＠①与阿济格始终同在一旗的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所以，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所云：“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的说法并不确切[19]。

还应说明的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虽在规划并试行八旗旗主共治国政之制，但他毕竟还是一国之主，而且封入两黄旗的这三个儿子年龄也较小，尤其是多铎，天命九年方11岁，所以两黄旗特别是镶黄旗还不能说与努尔哈赤完全脱离领属与行政关系。

岳托至迟在天命四年（1619年）就已称贝勒[20]，领有牛录诸申，而且分府建宅，其宅地“宽且佳”，甚至超过其父代善的宅地规模[21]。其府第还拥有仪仗，设有总管府第事务的长史——旗鼓[22]。岳托与镶白旗主杜度一样，有嫡长身份，杜度为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嫡长子，岳托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嫡长子。这些事实表明他有较高的地位和身份，有充任旗主的资格和条件。岳托与努尔哈赤祖孙关系也很好，且颇得祖父赏识，其“传记”叙述“太祖高皇帝深爱之，抚育宫中。比长，授台吉，简任阃、外，谋勇兼优”[23]，反映出他在诸贝勒中有较突出的文武才能。岳托与其父代善分家后，仍得努尔哈赤眷顾，当努尔哈赤得知代善分予岳托、硕托兄弟二人的牛录诸申较差时，对代善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这件事也成为代善被废掉太子的原因之一[24]。努尔哈赤废掉代善的太子地位，当然不会希望他在将来八和硕贝勒推举汗时中选，但共举新汗的制度又有可能使代善入选。如果代善是两个红旗之主，无论是对岳托和硕托，还是对其设计的八王共举新汗共治国政的规划都是不利的，有违其初衷，这也正是他最担心的。因而，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规划八王共治之制，令已经与代善分家建府且封旗领牛录的岳托为该旗（镶红旗）旗主，是完全有可能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的八旗排班，已表明岳托与硕托独掌一旗，岳托为旗主。因而天聪初年身为镶红旗主的岳托，也应在天命后期就已被任命了。而且硕托在此后的皇太极时期一直与其兄弟岳托在镶红旗，领有牛录诸申。天命九年元旦与岳托共排一班，证明他在那时已经与岳托一起封在镶红旗。这一点也可做为岳托在当时封在镶红旗为该旗旗主的佐证。

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一直在为以后所实行的八王共治制做准备工作，八旗设立八个旗主以成八家“八分”之制，是其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已经完成。天命九年元旦的朝贺之仪，可视为是当时的八个旗主在重要政治场合的一次集体亮相。

三、豪格代杜度为旗主一事考略

四小贝勒旗主中的杜度后来被豪格取代，时间当在天命九年以后至努尔哈赤去世前。试考析如下。

杜度后来调入了镶红旗，并失去原所在旗旗主的身份。笔者现在所能见到杜度最早在镶红旗的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十四日的记载，该日记有：“杜度属下巴布、富喇塔（或译傅拉塔）二牛录”之事[25]。这句话应注意的内容有：一、巴布、富喇塔二牛录是杜度属下。属下，在这条史料中的满文是harangga，汉义是所领有之人、所领诸申的意思。表明他们这两个牛录是杜度所领有的牛录诸申。二、巴布、富喇塔二人是这两个牛录的章京。以牛录章京之名指代该牛录，是当时的习惯称法。而崇德年间的《盛京刑部原档》又明确记载傅拉塔（富喇塔）是镶红旗的牛录章京，第218号档记：“镶红旗傅拉塔于出边时，伊牛录下阿哈舒色失踪，牛录章京傅拉塔未加约束，故罚以规定之罪，偿一人”[26]。《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册）16，元年六月初六日条镶红旗事下，还有富喇塔牛录下人齐牌与安平贝勒杜度有行政关系的记述。可知这三处所记载的牛录章京富喇塔（傅拉塔）是同一个人，在镶红旗任牛录章京。而他在天聪元年正月就已是杜度的属下诸申，同在一旗，说明杜度在天聪元年正月以前就已调入镶红旗。从杜度调入镶红旗的形式，还可以把他调入的时间推前到努尔哈赤的天命末年。

天命后期，杜度任旗主是在镶白旗，此旗在皇太极继位后改为镶黄旗，改旗只是改变了旗纛，原来的牛录并未改动[27]，表明杜度是只身调往镶红旗，未带走原在镶白旗的牛录，因而镶白旗改为镶黄旗后仍是原来的牛录。这种情况，等于是剥夺了杜度在镶白旗的牛录，到镶红旗重新给他分拨牛录。这种做法，不会是出自刚刚继位的皇太极之手。皇太极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的即位誓词中还表示：“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28]。不削夺皇考所予诸兄弟子侄的户口，即不侵夺父汗分给他们的旗下牛录。按杜度在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以前调出镶白旗，距皇太极即位不到四五个月时间，皇太极之誓词言犹在耳，随即违背，是不大可能的。除非杜度在这几个月犯了削爵降爵的大过，而实际杜度在皇太极继位后，一直是八议政贝勒之一。所以，将杜度只身调出镶白旗入镶红旗，只有他们的大家长努尔哈赤有这样的权力。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代替杜度为旗主的，则是皇太极之长子豪格。这次调动是在皇太极改旗之前，也即他未继位之时。

豪格在努尔哈赤所规定有资格被推举为汗的诸贝勒中“亦有名”[29]，这种列名其中，可以理解为是八旗旗主之一。皇太极继位后只是“整（正）黄旗一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而这一镶黄旗又是努尔哈赤时期的镶白旗改旗而来，从这一情况看，豪格当是在天命末年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并被任为该旗旗主，与杜度之调出镶白旗同时完成。努尔哈赤所以能把豪格封入镶白旗，而把杜度调出，大约是当初努尔哈赤在幽禁褚英或是在处死后，即把褚英之白旗转给了具有嫡子身份的“爱子”皇太极，杜度不过是赖其父褚英对白旗旧属的领有关系，而得以依附皇太极的白旗之下，不久，与阿巴泰一起分出而组成镶白旗。正因为镶白旗与皇太极的正白旗同属皇太极原来的白旗系统，因而努尔哈赤才把皇太极长子豪格又封入镶白旗，将杜度调出。努尔哈赤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理清并确定镶白旗的领属关系，以免留下后遗症。白旗昔日本属皇太极统领，四旗析为八旗后[30]，镶白旗与皇太极还会有某种关联，将来皇太极分予长子豪格牛录，若令其在镶白旗，必与杜度发生矛盾，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令皇太极、豪格父子同掌两白旗，白旗系统最终确定归皇太极一支。而杜度所能调入的适宜的旗，只有红旗系统，这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原则，其父褚英与代善同出一母，杜度与岳托为同一支系的兄弟，因而调入岳托的镶红旗下。

四、小结与余论

综前考述，得出本文的如下结论：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已确定八王共治国政制下的八个旗主，他们是：正红旗主代善、镶蓝旗主阿敏、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正白旗主皇太极、正黄旗主阿济格、镶黄旗主多铎、镶红旗主岳托、镶白旗主杜度，后改为豪格。

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然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一定的统属关系。红、白旗系统中，虽然代善、岳托父子分掌两红旗，皇太极、豪格父子分掌两白旗，改旗后又分掌两黄族，由于四旗阶段，代善统领红旗，析为八旗后又有一段时间统领正红、镶红二旗，而皇太极统领过两白旗前的白旗，而且这两个系统的旗主又分别有父子关系，所以，在岳托、豪格充任旗主后，代善、皇太极与其子所领之旗也必然还会有某种关联。

参考文献：

[1]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文收氏之《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再版。李鸿彬、郭成康《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2]阿南惟敬《关于清初八王的考察》，文收氏之《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1980年版。

[3]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贝勒》，文载《东洋学报》第四拾卷第四号。

[4]《满洲实录》卷7，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其中“八和硕贝勒”、“八子”、“一个贝勒”、“另七个贝勒”等词语，是笔者据满文直译。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清实录”本第1册349页——350页。

[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天命八年正月初七日。

[6]《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52，天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书局1990年汉译本上册491页。下行此书不另注者，皆此版本。

[7]《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72，天命十一年闰六月十九日。上册702页。

[8]日本东洋文库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册1082页第9行、1106页第3行、太宗朝第1册128页第11行。

[9]《满洲实录》卷8，天命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第1册415页。版本同[4]。

[1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60，天命九年正月初一日。上册570页。

[11]参见《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32，天命七年正月初一日，上册287页；《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45，天聪六年正月初一日，下册1187——1188身；《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1页，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日。第49页，天聪八年正月初一日。第130页。天聪九年正月初一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2]《清太宗实录》卷8，页2。天聪五年正月乙亥朔。

[13]同[11]所引天聪朝史料。

[14]《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8，天聪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下册871页。

[15]《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6]参见白新良《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载《南开史学》1981年2期。

[17]《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明卷（册）10，天聪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册第883页。

[18]《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9]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八旗制度考实》第240页。版本同前。

[2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3，天命四年九月。上册第120页。

[21]《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4，天命五年三月十日。上册第137页。

[2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42，天命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册第388—389页。该日条两处记有岳托之旗鼓，前一处被杖死之旗鼓的为仪仗人员。后一处之管事旗鼓似应为长史，这种旗鼓之称长史，见《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年间议定会典”。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刊本第8页。

[23]《八旗通志》初集卷136《岳托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册第3629页。

[24]见周远廉《太子之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1期。

[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1，天聪元年正月十四日。下册第808页。

[26]《盛京刑部原档》第143页，第218号档，崇德四年七月十五日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并见第139页217号档。

[27]见前引白新良文中所列表及文中说明。

[28]《清太宗实录》卷1，页7。天命十一年九月辛未。

八旗旗主范文篇4

皇太极在位近二十年期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建立。这不仅解决了大量内附的蒙古人和汉人的组织形式问题，而且也使八旗制的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论述这点之前，先对蒙、汉八旗的建立过程作一简略叙述。

元朝灭亡后，蒙古族北返故土，形成瓦刺、鞑靼两部。到明后期，更分为漠西、漠北、漠南三部。漠西蒙古即原瓦刺部，又称卫拉特四部。漠北蒙古又称外喀尔喀三部。漠南蒙古则以元朝嫡裔察哈尔蒙古最强盛，其余鄂尔多斯、土默特、阿索忒、雍谢布、喀喇沁、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诸部皆受其控制。科尔沁、喀尔喀等部蒙古自1593年古勒山战役失败之后，开始与努尔哈齐建立联系，而察哈尔林丹汗则绐终坚持与明朝的结盟。经过努尔哈齐、皇太极两代的努力，终于击溃察哈尔蒙古，将投归后金国的一部分漠南蒙古改编成八旗蒙古，同时对已经臣服但仍留蒙古草原上的漠南、漠北蒙古，也采取了编旗方式，称为外番蒙古各旗。本文涉及的只是统属于满洲八和硕贝勒之下、与八旗满洲并列的八旗蒙古。

努尔哈齐建国之前，已有蒙古人投入其下，吴讷格即是其中最著名者。但八旗刚建立时，来归的蒙古人数并不多，所以直至天命六年（1621）才出现了蒙古牛录的记载。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内古尔布什台吉，莽果尔台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户并牲畜业归”，努尔哈齐授二人总兵官之职，赐以“满洲一牛录三百人，并蒙古一牛录，共二牛录。”〔1〕此时蒙古牛录尚不多，未有另立八旗蒙古之必要，故古尔布什虽领蒙古牛录，但仍隶八旗满洲之下。

到天命七年初，情况有了变化。原臣属于察哈尔的科尔沁、兀鲁特诸部贝勒明安等十七人举部来投，带来人口凡三千余户。同时，又有喀尔喀部分台吉亦来投。如此大量蒙古人众的拥入，实为后金国与蒙古诸部关系中前所未有。为给尚未来归的蒙古各部树立榜样，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齐致书来归之蒙古诸贝勒云：“我思自喀尔喀前来之诸贝勒编为一旗，自察哈尔前来之诸贝勒编为一旗。我念尔等来归，故编尔等为二旗。尔等若以为分旗难以度日，愿与（满洲）诸贝勒结亲通婚，彼此相与，则任尔自便。……我之八家，如同一家。我亲生之诸子与贝勒等携来之诸子，同其爱养，不有歧视。尔等循我国贝勒之例以度日。”〔2〕二旗旗主当是明安贝勒与恩格德尔台吉，其地位与满洲八旗旗主相埒。这反映在天命九年（1624）元旦的朝仪中，恩格德尔所率蒙古诸贝勒仅次于大贝勒代善列于第二班，而排在阿敏等人之前。到天聪元年（1627）十二月外藩蒙古来朝时，明安等人亦是与大贝勒同列，而居阿巴泰等诸小贝勒之前。

蒙古二旗的建立，改变了原来单一的八旗满洲的格局。但是后金统治者一方面以蒙古单立二旗显示优容，另一方面又不让蒙古诸贝勒参预最高决策。从天命七年实行八王共治制，到次年八都堂之设置，甚至皇太极的继位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皆不见蒙古诸贝勒的活动。故实际上蒙古二旗只是属于后金国的附庸，还未能真正同八旗满洲融为一体。

天聪年间，经皇太极不断对蒙古诸部征讨，除察哈尔之外的漠南蒙古诸部已经基本臣服于后金国。此时，皇太极就再也不能容忍后金国内蒙古二旗与八旗满洲并存的二元体制了。天聪六年（1632年）九月，皇太极“以归顺蒙古诸贝勒所行违背，不令别立一旗，令随各旗贝勒行走，所属人员拨与吴讷格、鄂本兑旗下管理。”〔3〕即令二旗蒙古贝勒归属于各自联姻的八旗满洲贝勒之下。

这里所谓吴讷格、鄂本兑二旗，乃是属于八旗满洲内的蒙古牛录，只是作战之时由二人统率，并未拨出另立系统，故虽名曰“二旗”（或称二营即蒙古左右营，后又称左右翼），实际上又经常被称为“八旗蒙古”。〔4〕而且，吴讷格天命十年在镶黄旗，天聪时改为正白旗。鄂本兑二天命十年在正白旗，天聪时改为正黄旗。在八王共治制的天命天聪之际，也决无可能将此二人率领的蒙古二旗，分别归于满洲正白、正黄旗下。天聪八年（1634）五月攻明时的上谕说得很明白：“凡随满洲旗蒙古贝勒所属牛录甲兵，令各该管甲喇章京率之以行。其蒙古贝勒，则各该固山额真率之以行。”〔5〕可见，原喀尔喀、兀鲁特蒙古五旗解散之后，“拨与吴讷格、鄂本兑旗下管理”的各牛录，是分隶在八旗满洲之内的，所有权虽仍归蒙古诸贝勒，但征战时已不由他们率领，而受八旗满洲下的各甲喇章京统率。

天聪九年（1635）二月“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共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分为十一旗。”〔6〕除外喀喇沁的九千一百二十三名壮丁组成古鲁思辖布旗、俄木布楚虎尔旗及耿格尔与单把同管旗，仍属外藩蒙古三旗之外，其余八旗皆由原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加上这次新归附的内喀喇沁壮丁七千八百三十名混编而居，成为与八旗满洲并列的八旗蒙古。至此，八旗蒙古正式建立。

八旗汉军的产生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较之八旗蒙古，其形成更为艰难，过程也更为曲折。努乐哈齐时期后金中汉人将领地位最高者莫过于李永芳、佟养性和刘兴祚（爱塔）三人。天命三年克抚顺时，曾允许李永芳仍辖旧部，但很快就取消了这一特权。而佟养性“原系抚顺城商人，因与我通好，为明帝监禁于辽东城。迨获释后，来归有功，以女妻之为婿，授副将职。”刘爱塔“原系开原城平民，以战前太平时，来归有功，授备御职。”〔7〕二人只身来归，并无旧部。天命七年，就在编立明安、恩格德尔蒙古二旗同时，却将绝大部分汉民编入满洲牛录，分隶于八旗满洲之下。天命时，李永芳、佟养性、刘爱塔虽还各有自己的辖区，但已降为八旗贝勒的属人。后皇太极历数代善之罪状时曾云：“我见其常常虐害爱塔，夺其乘马，取其诸物，予料爱塔不能自存，必至逃亡。爱塔果逃。”〔8〕知刘爱塔确属正红旗满洲无疑。《八旗通志》中李永芳后定为正蓝旗汉军，则天命时应隶于满洲镶黄旗，崇德以后随其姻亲阿巴泰转入新建之正兰旗。八旗汉军成立后，才由正蓝旗满洲转入正蓝旗汉军。天命末年，后金国内的汉人叛乱被镇压后，又将大量壮丁编入庄园，沦为各级满洲官员的奴仆，即所谓“辽东之民，久经分给将士，谊关主仆。”〔9〕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编立汉军旗。

皇太极即位以后，改变对汉人的策略，以“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为号召，将部分汉民从庄园抽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清正者辖之。”〔10〕天聪三年又通过考试，将沦为八旗贝勒包衣的部分汉人诸申拨出二百余人。同时，皇太极在对明朝的战争中，逐渐认识到火炮的作用。天聪四年，八旗满洲之下，已有所谓“炮手兵”，与新降附的汉兵混住。

汉军编旗的开始，即同火炮在后金国军事上的广泛作用相关。天聪五年（1631）初，首批红衣大将军炮铸成，皇太极即命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悉命额附佟养性总理。”〔11〕天聪六年在汉人奏疏中，已有汉兵六甲喇与八固山并提。天聪七年正月，“汉兵一旗”的名称出现于《实录》。〔12〕天聪八年五月，改旧汉兵为汉军。〔13〕如果以天聪五年作为汉军一旗之肇始，经过崇德二年分为二旗，四年分为四旗，到七年正式成立八旗汉军，前后凡十一年。其所以如此艰难，根本原因在于后金国统治者对汉人的政策与蒙古不同，对后者担心的只是其散漫难治，而对汉人则始终存在着极重的猜忌心理。这在天聪以来许多汉人的遭遇中都能找到解释。

同八旗蒙古一样，八旗汉军成立之前，所谓一旗、二旗、四旗，皆不能视为八旗制中正式的旗。换言之，即在崇德七年之前，汉军旗的各牛录仍然分隶于八旗满洲。如汉军一旗时，虽命佟养性总理汉人官民，但天聪九年二月，皇太极召宴燕京及大凌河的归顺各官，“时预宴各官有形容憔悴者，上见之曰：‘或者贝勒等不加恩养，以致如此，……’遂遣人遍谕贝勒。贝勒等奏曰：‘诚如上谕，臣等嗣后加意恩养，自不敢忘。’”〔14〕可见此时虽有汉军一旗，但众官员仍分属于八旗贝勒。由此可知天聪六年出现的汉兵六甲喇，亦应隶属八旗满洲。又，天聪五年七月，“上御殿，集诸贝勒大臣议设统兵将帅，每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其兵将帅，每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其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四十位，及应用挽车牛骡，皆令总兵官佟养性管理。”〔15〕故知汉军一旗这炮队，也是分属于八旗满洲的，只是因兵器的制造、训练、给养之特殊性，才由佟养性总辖。那么，皇太极在天聪八年正月对众汉官的一道上谕中说：“初，尔等俱分隶满洲大臣……（朕）将尔等拨出满洲大臣家，另编为一旗。”〔16〕似汉军旗独立于八旗满洲之外，又应当如何解释呢？第一，应该注意到皇太极说的是从“满洲大臣家”，而非从满洲贝勒属下拨出。第二，原来众汉官在满洲大臣家时，按皇太极说的是有马不得乘，牲畜不得用，有腴田不获耕种等等，实际就是当奴隶。皇太极将其从满洲大臣的家奴地位中拨出，并非指脱离满洲八旗贝勒而言。因而所谓“另编一旗”，只是意味众汉官在获得自由民地位后，组成牛录，由汉官自行管理，与这些汉人牛录分属八旗满洲并不矛盾。天聪七年文馆汉人胡贡明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臣于死中得生，分与贝勒养活，虽不能谷丰衣足，然缺短少长，不得还向贝勒讨给，况生死荣辱，悉悬于贝勒之手。”〔17〕汉军一旗建立后，其成员仍分隶于各贝勒不是很清楚吗？

崇德四年（1639）设汉军四旗时的情况同样值得注意。是年六月，“分二旗官属兵丁为四旗”，每旗仿八旗满洲之制，设“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以马光远为两黄旗固山额真，石廷柱为两白旗固山额真，王世选为两红旗固山额真，巴颜为两蓝旗固山额真。固山额真虽各领二旗，但旗纛却只有一个。“初，两旗纛色皆用玄青，至是改马光远纛以玄青镶黄，石廷柱纛以玄青镶白，王世选纛以玄青镶红，巴颜纛纯用玄青。”〔18〕既称四旗，何以固山额真各辖两旗？解释只能是每旗之两翼分别在满洲同色之正镶两旗，属于不同旗分，其中固山额真各在相应的满洲正色旗中，因为此时汉军旗未分正镶，所以他的旗分只能是其隶属的满洲旗。而且，此时八旗满洲中，除两黄旗由皇太极独掌外，其余六旗皆各有主，因此要将汉军四旗各自归于相应的正色满洲旗分之中，不仅是不可能的，也违背八旗制的基本原则。所以，汉军四旗依然属于过渡阶段的形式。

崇德七年，清军取得对明作战决定性的松锦大捷。当年七月壬申，皇太极“命编汉军为八旗”，八旗汉军才正式建立。

二

现在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成立以后的隶属问题，即它们与八旗满洲的关系。王锺翰先生早就指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一名称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应该称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19〕清代官修《八旗通志》中，称某旗满洲都统（固山额真）、蒙古都统、汉军都统，表明八旗中各旗皆包括了满、蒙、汉三个固山（旗），即同属于一旗旗主的平列的三个集团。所以，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成立之后，与八旗满洲共为二十四旗，并非形成以族别为划分标志的三个并列的八旗，而是仍然以原八旗满洲为格局，将八旗蒙古、汉军分别按旗色与八旗满洲组成新的八旗。或者说，原满洲八和硕贝勒各有满洲一旗，而现在增加为满、蒙、汉三旗。这本来是很清楚的。清初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爰立八旗，曰：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每旗析三部：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军’。”〔20〕

然而在一些文章中，往往因习惯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样的称呼，竟将三者视为彼此独立的三类不同族别的八旗。认为“三大旗制，犹如部落联盟，满洲是盟主，而皇帝——皇太极则是这个联盟的最高统帅。”〔21〕这就不单单是个名称问题，而涉及到蒙、汉八旗的隶属性，同进也涉及到对八旗制的本质的理解。

本文前面已经说明，八旗制的本质不仅在于它是军政合一的团体，更重要的是它的领属关系，即全旗成员皆为旗主贝勒之属人。八旗满洲的成立，将后金国划为八家，分隶于八旗贝勒，凡后金国人，不论成年编丁与否，皆分隶于某旗贝勒，即使是闲散奴仆亦无例外，绝无独立之人能超然于八旗之外。旗主贝勒是一旗之共主，全旗之衣食生计、婚丧嫁娶、赋役征派，皆取决于各旗贝勒。因此，各旗成员与各旗贝勒的关系，乃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次才是国家（即皇权）对各旗的关系。国家的作用只是维持八旗成员的自由民身份，使之免于沦为各旗贝勒的私属，在此以外，国家对各旗内部的事务一般不作过分干预。尽管皇太极后期，皇权已经绝对压倒各旗旗主，国家对旗内事务的干预日益增多，但在入关之前，未改变八旗隶属的基本关系。这是八旗国家不同于其它民族国家的地方，也是讨论蒙、汉八旗隶属性的基本出发点。

蒙、汉八旗的建立，改变了过去以蒙古牛录、汉军牛录附属于满洲八旗的状况。但蒙、汉八旗之建立又并非形成蒙古、汉军各自独立于八旗满洲以外的八旗体系，仍然是分别隶属于同一旗色的八旗满洲贝勒。最明显的事实是，蒙、汉八旗皆只设固山额真，其上并未另置旗主。天聪九年二月八旗蒙古成立时，八固山额真为正黄旗阿代、镶黄旗达赖、正红旗恩格图、镶红旗布彦代、正白旗伊拜、镶白旗苏纳、正蓝旗吴赖、镶蓝旗扈什布。〔22〕据《八旗通志》各本传，此八人皆由同旗色之八旗满洲出任，而且其中仅阿代、恩格图、布彦代三人为蒙古人，达赖无传，其他四人皆以满洲人出任。八旗汉军成立时的固山额真，依以上次序为祖润泽、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李国翰。由于汉军八固山额真皆为汉人，未有满人出任，而且《八旗通志》、《满洲名臣传》、《清史列传》中各传所记旗分多依汉军八旗编立之后而定，故不像蒙古八固山额真那样明确由原来相应旗色之八旗满洲成员出任。但以刘之源曾追述其原为“镶黄旗满洲包衣人”〔23〕揆之，其余七人原先也应属于相应旗色之满洲旗。

蒙汉八旗固山额真的满洲旗分根原，表明在蒙、汉八旗成立以前，他们是八旗满洲贝勒的属人，这是无疑的。而蒙汉八旗分立后，情况又如何呢？崇德二年（1637）九月审理正蓝旗蒙古固山额真俄莫克图罪状时，谓“先是，外藩蒙古台吉博洛有一女未字，固山额真俄莫克图往视之，胁博洛曰：‘我贝勒欲得此女，不问贝勒，不可与人。’博洛告于巴奉塔布囊、沙济达喇，遂奏闻。上命法司鞫问，以俄莫克图逼胁事实，应论死。又以俄莫克图视女时，英俄尔岱见之，曾告于豪格，而俄莫克图又与豪格具言其事。……。”结果豪格罢管部务，俄莫克图革固山额真职。〔24〕时豪格为满洲正蓝旗旗主，而蒙古正蓝旗固山额真亦以豪格为主，他们的隶属关系甚明。再如崇德四年正月阿玉石一案，也说：“先是，阿玉石绐其兄苏纳（镶白旗蒙古固山额真）云‘上命兄往汤泉，其妻亦欲偕往。’王曰：“其妻不可去。尔当告知固山贝子尼堪、罗托、承政英俄尔岱、满达尔汗。’阿玉石遂往告之。尼堪等问曰：‘王云何？’阿玉石答曰：‘王已许其偕往矣。’尼堪等云：‘王虽许去，奈是边地，实不应往。’因遣人问王。王曰：‘我亦云不可去，并未尝许。’至是审实，以阿玉石既给其兄，又诈称王命，论死。奏闻，上命革职，鞭八十。”〔25〕阿济格天聪时为镶白旗不主旗之议政贝勒，崇德后封郡王，虽不任旗主，仍领有自己的牛录。看来苏纳原隶镶白旗满洲时，即为阿济格之属人，此时虽出任镶白旗蒙古固山额真，但仍然以阿济格为其主。八旗汉军的情况亦同。崇德八年正月，镶红旗汉军章京范文程家人康六获银一千两，为镶红旗旗主罗洛宏包衣牛录章京都伦所夺。“康六于梅勒章京孟乔芳处控告三次，乔芳庇其本贝勒，匿不举发。”〔26〕孟乔芳为镶红旗汉军梅勒章京，其旗主仍为镶红旗贝勒罗洛宏。通过以上三例，可以清楚看出，蒙、汉八旗与八旗满洲分离之后，其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对原八旗满洲旗主、贝勒（崇德后之亲王、郡王、贝勒）的隶属关系，依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未因此而稍有变更。

当然，蒙、汉八旗固山额真作为满八旗旗主、贝勒属员，决不是单指其个人的隶属关系，而是表明他们所辖之全体固山成员与旗主、贝勒的关系。八旗蒙古成立这前，天聪八年，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塔布囊达雅齐往外藩蒙古，与诸贝勒分划牧地，”与之同行的有八旗满洲属下的八旗蒙古代表，结果详细划分了各外藩蒙古、八旗蒙古之间的疆界驻地。当时八旗蒙古“其分定地方户口之数，正黄旗二千户，镶黄旗六百户，正红旗八百二十户，镶红旗八百三十户，镶蓝旗六百七十户，正白旗六百四十户，镶白旗七百户，正蓝旗七百户，”〔27〕共六千九百六十户。张晋藩、郭成康二先生根据清人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提出：这里的八旗蒙古，是指满洲“八旗下移营蒙古”。〔28〕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移营蒙古”首见于天聪元年二月，阿敏攻占朝鲜义州、郭山等地后，欲率大军直趋平壤，“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率大军直趋平壤，“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便调取大军前进。”〔29〕“移营蒙古”又作“游牧蒙古”，《老档》记载同一事云：“遣游牧蒙古牛录下蒙古六人之妻孥，至义州城食粮，由阿歌汤古岱、阿歌阿巴泰携之前往。”〔30〕既由汤古岱、阿巴泰率领，就足以肯定不是当时尚未解散的兀鲁特、喀尔喀二蒙古旗，而是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其所以分为在外移营和在内分管，可能是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仍保持游牧方式的蒙古牛录须不断变更牧地，故称移营或游牧蒙古，也才有必要与外藩蒙古划分牧地疆界。而接受农耕定居的蒙古牛录，与满洲牛录一起生活，故称内蒙古。天聪九年编立八旗蒙古，即以移营蒙古为基础，而内管蒙古则仍留在八旗满洲之内。从天聪八年移营蒙古的户数来看，有将近7000户，每户以5丁计算，50户编一牛录，可有近140个牛录，应该说包括了八旗满洲属下的约大部分蒙古牛录。天聪九年编立八旗蒙古时，与之混编的内喀喇沁的壮丁数7830名，亦以每户5丁计算，大约是1500多户，只够编30个牛录。所以，八旗蒙古成立时，其主干仍然是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

移营蒙古从八旗满洲中分立出来，编为八旗蒙古后，并未改变原来的隶属关系。事实也是如此，崇德三年正月，“正红旗谭泰珠前去贸易返回时，以王（礼亲王代善）之行李不能驮运，遣部下色德礼借驼于本旗游牧蒙古托克托衣，托克托衣遂取本牛录下桂勒和之驼一只、民间之驼一只送至。”〔31〕据《八旗通志·旗分志》，托克托衣似即正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下第四佐领之托克退。又同年八月，“上驷院驼五只，命镶黄旗管移营蒙古托诺牧养之。乃托诺牧养不善，转交喀尔喇代牛录下拨硕库叟塞和，叟塞和又转交古鲁克达尔汉牛录下拨硕库博博罗，博博罗又转与本牛录托屯托辉。以屯托辉牧养不善，倒毙三只，遗失两只。”上命托诺偿驼三只，叟塞和偿马一匹，博博罗偿驼一只。〔32〕同日，又有“镶黄旗库鲁克达尔汗年录下库达奏称：‘托诺念旧鸷仇，离散我妻，配与伊牛录下巴达希。’上遣固山额真吴赖往讯之。”〔33〕按上述两段史料中的古鲁克或库鲁克，即《八旗通志·旗分志》中镶黄旗蒙古都统右参领下第十二佐领。吴赖自崇德元年（1636）即为镶黄旗蒙古固山额真。故托讷所管镶黄旗下移营蒙古，即指镶黄旗蒙古固山所属牛录甚明。同年十二月围猎时，“正红旗辉灿牛录下诺木图，擅自随围，应鞭七十，移营章京巴雅穆应坐以应得之罪。”辉灿即正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第二佐领惠三，则此牛录亦属移营蒙古无疑。同时获罪的还有“镶蓝旗色格牛录下移营分得拨硕库朱存代”。如此看来，八旗蒙古成立之后，移营蒙仍然保持了原有形式和名称。虽然分立为蒙古旗，另设蒙古固山额真统辖，但仍在相同旗色之旗主属下。

不仅如此，如同八旗满洲牛录并非全由一旗旗主所专管一样，蒙、汉八旗之牛录亦各为一旗诸贝勒所分有。天聪九年（1635）九月，正红旗代善子瓦克达得罪，将其部分家奴、牲畜、财物及“在外所属满洲、蒙古、汉人牛录，俱给萨哈廉台吉。”〔34〕此时八旗汉军尚未成立，汉人牛录自然仍在八旗满洲之下，但八旗蒙古已经编成。据《八旗志通·旗分志》，正红旗满洲都统下的国初牛录中并无蒙古牛录，故瓦克达所领的蒙古牛录似应是属于正红旗蒙古都统之下的。又，崇德八年（1643）镶蓝旗公扎喀纳获罪，皇太极“免监禁，还其奴仆家财及满洲牛录，其马匹、甲胄，蒙古、汉人牛录，俱不准给。”〔35〕查《八旗通志·旗分志》，镶蓝旗满洲都统下之国初牛录，唯第二参领第十佐领是“国初以蒙古来归人丁编立，始为半个牛录”，直到康熙时，才以本旗余丁编入，为一整牛录。并无汉人牛录。可以推断，扎喀纳的蒙古、汉人牛录当是在蒙、汉八旗之下的。扎喀纳的爵位不过为公，其上更有贝子、贝勒、郡王、亲王。扎喀纳可以同时兼领镶蓝旗下满、蒙、汉三个固山牛录，位居其上者当更是如此。崇德四年，正蓝旗贝勒阿巴泰出征，以筹备军饷遣其家人取阿济拜牛录下毛巴里怀胎牛一头，后军中未用，不还毛巴里，反杀之用于筵宴。阿济拜为正蓝旗蒙古都统左参领下第三佐领，看来是归阿巴泰领有的。崇德四年五月，豫亲王多铎降为贝勒，“分其奴仆、牲畜、财物及本旗所属满、汉、蒙古牛录为三分。留二分给豫亲王，其一分奴仆、牲畜全给和硕睿亲王。其满洲、蒙古、汉人牛录及库中财物，和硕睿亲王与武英郡王均分。”〔36〕从多铎正白旗中调出的牛录包括满洲十牛录，蒙古四牛录，汉人二牛录，共十六牛录，〔37〕肯定不是正白旗全部，而只是多铎专管的牛录。而且也不可能都是正白旗满洲固山的牛录，而是分别属于满、蒙、汉三固山的。蒙、汉八旗各牛录既为八旗满洲贝勒属人，因而有责任承供本旗贝勒之征调。阿巴泰之罪不在于征用属下牛录之牛，而在于满足私人享用。崇德八年八月，镶红旗主罗洛宏被告强取牛录章京巴尔哈孙所获狐袭及接受牛录额真多尔济馈赠等事，罚银一千两。巴尔哈孙、多尔济皆镶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下章京佐领，其牛录当为罗洛宏专领牛录。

由是可知，不仅同一旗色的满、蒙、汉三固山皆宗同一旗主，而且同一旗内不主旗贝勒等也同时兼从三个固山中分得各自所专有的牛录。所有这些专管牛录连同本旗三个固山的公中牛录，再全部集合在同一旗主之下，正是这种人身隶属关系，构成了八旗所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固山已经不像仅有八旗满洲时那样，作为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而出现了。虽然在管理上服从于本固山额真，然而在隶属关系、供役对象上，同一旗下各固山的牛录又与别固山的牛录发生联系，分属于旗内不同的贝勒。但从八旗（八家）的角度看，则每旗（每家）仍是统一完整的社会组织。

作为各旗贝勒的属人，既受其赡养，即有责任为之服役。如天聪初年来归的喀喇沁蒙古台吉弼喇什，“蒙古旗制定，隶镶红旗。上妻以宗女，命贝勒代善赡焉。”崇德三年，“与明通市张家口，命弼喇什莅焉。六年，复往莅。时诸王大臣各遣其属从，有盗礼亲王代善金者，弼喇什坐囚，论罚。”〔38〕弼喇什虽为蒙古台吉，但对本主贝勒如同家人。汉军情况亦复相同。清初著名大臣宁完我，辽阳人，天命中降于后金，“给事贝勒萨哈廉家”，萨哈廉为正红旗贝勒，故史载宁完我“隶汉军正红旗”，后为文馆巴克什。天聪十年二月因为人所讦，“削世职，尽夺所赐，仍令给事萨哈廉家”，直至顺治初才复起用。很清楚，汉军的旗分是由原在八旗满洲中的旗分而定，即使出任国家要职，其身份依然隶属原主，犯罪后亦仍由原主收养为奴。

综上所述，可以说蒙、汉八旗的建立，改变了原来只有八旗满洲时八旗制的单一性。原来的“旗”与固山是合一的，所谓八旗就是八固山。迨蒙、汉八旗各为固山，即每旗之下有三固山，八旗共有二十四固山。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旗的含意就只是旗色了。〔39〕换言之，即作为同一旗色的满、蒙、汉三个固山组成的团体，已不具有特有的社会联系。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八旗制度的本质。满、蒙、汉八旗既然分别依旗色隶属于八旗贝勒，那么，一旗之下固然是由满洲一固山增加了蒙、汉二固山，但一国分为八旗（即八家）的格局并未改变。这一点，当时的人看得很清楚。崇德二年八月，即八旗蒙古建立之后，皇太极在对议政大臣的上谕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更有将各旗妄分彼此，明目张胆，明知本旗有悖乱之人，隐匿不言，及人言之，反加庇护者，尤朕心之所深恶者也。八旗皆朝廷之人。”〔40〕这里蒙古八固山和汉军二旗，是包括在八旗之中的。到八旗汉军建立之后，崇德八年六月又有一个上谕，责备在松锦之战中，各旗“固山额真大臣等，各让其本旗王、贝勒、贝子、公等多取，以致将士少获。”〔41〕亦将满、蒙、汉各固山额真的隶属关系说得很明白。所以，八旗即八家仍然构成后金国家的支柱。

三

皇太极继位以来，努力加强对八旗的控制，为此，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各旗固山额真的地位，使其成为总管一旗（固山）事务的大臣，凡各旗行军围猎、生产行政、内部监察，无一不有权处理。总之，将一旗之管理、监察大权，逐渐从各旗贝勒手中分离出来，转移到固山额真手中。而且固山额真的任免权，不属于各旗旗主，天聪五年之前属议政大臣会议，其后均归于皇太极控制下的吏部。尽管如此，各旗人口、财产仍隶于本旗贝勒。旗内成员的婚丧嫁娶必须征得本旗贝勒同意。财产的继承转移，也必须事先申报，征得本旗贝勒的同意。后金国家仍然尊重这一权力。即使旗内处理不公，国家出面干预，也只限在本旗之内，遵循先在本家族内按亲疏分配，若无亲戚，方归本牛录，或归本旗贝勒。旗下属人，除讦告离主者得以改旗外，一般仍留在本旗，或由本旗旗主处理。崇德八年，镶蓝旗贝子罗托（斋桑古子）得罪，“以罗托家财、牲畜、人口俱归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或分给公篇古、屯齐、屯齐喀（皆镶蓝旗宗室），听王自便。”〔42〕若是两旗之间发生关系，则须同时征得两旗贝勒的同意。如崇德三年，镶白旗星讷欲以正白旗之寡妻为子妇，“请于武英郡王，王因遣人至豫新王所议。”〔43〕据此可见，各旗旗主贝勒是以一旗最高所有者的身分出现的。天聪九年，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妻前夫所生女，寄养别旗之外母家。该旗贝勒欲令女入府。石廷柱即携女还家，不与，云“我所娶之妻所生之女，即我女也。我等职官之女，诸贝勒从未有取者。若取此女，我有愧于在下各官。”结果，“石廷柱另属一旗，乃牵连上下，语言夸大。因革石廷柱大章京职，罚银百两。”〔44〕由此可证寄养于别旗之人，即为该旗贝勒之属人，由该旗贝勒安排，即使父母亦莫如之何。

八旗各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分别容纳、赡养外来人口，这是当时解决蒙、汉八旗生计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崇德三年七月，皇太极谕诸王、贝勒、贝子等云：“我国家蒙天眷佑，汉人、蒙古、虎尔哈、瓦尔喀在在归附，皆分给与诸王、贝勒、贝子，令加恩养。”又谕国中新旧满洲及旧蒙古、新旧汉人云：“尔等有家贫不能娶妻，及披甲不能买马者，有勇敢堪充行伍因贫不能披甲者，俱许自陈，先诉于本牛录章京，牛录章京率之告于固山额真，固山额真详问，即带本人及牛录章京启知本王、贝勒、贝子。……”〔45〕崇德八年，又重申各旗王、贝勒、贝子须加意赡养“新旧人等”，即满、蒙、汉八固山全体成员。反之，若允许蒙古、汉人各以自己的经济隶属关系结合成八旗满洲之外的社会集团，按满洲人口比例，就不足以控制。所以，将蒙、汉八固山分隶于八旗满洲，同样是一种强制，也是当时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正如王锺翰先生指出的：“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既然一同被编在八旗之下，享有与“八旗满洲”同等的地位，即应被视为满族。〔46〕这一论断为我们正确理解八旗内部满、蒙、汉三固山的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如果将八旗蒙古、汉军排斥在八旗之外，各成系统，那么，无论清朝统治者如何号召满、蒙、汉同为一体，也势必难以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在满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满族的汉化，同时也有大量蒙古、汉人的满化。没有后一点，单凭原有的女真族人，是无法征服明朝，进而统一全中国的。

八旗（八分、八家）构成后金—清国家中最高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人口财产隶属于一旗之王、贝勒，这一法律表现的经济原因，则是八旗各自独立的经济构成了社会的全部基础。此外的国有经济，不过靠八家捐出。但终皇太极之世，清朝未能建立起强大的国有经济。入关之前，皇太极之所以未能将八旗诸王、贝勒的势力彻底削弱，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入关以后，掌握了全国经济，方才有可能最终战胜八旗王、贝勒、贝子、公等。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由于国家缺乏有力的经济财政基础，故国中一有缓急，皇太极也只有仰仗八家调剂。天聪六年，“上以大凌河新附人众，计国中无问官民，计口储粮，有余悉输官，视市值记籍，徐为之偿；有余粮不输者，许家人告发。”皇太极企图以断然措施，将八旗经济纳入国家控制之内，但当时的汉人官员就已经指出这条路走不通。〔47〕从以后的史料中，也未见有因多储不售而受告计者。崇德元年十月，国中不充，皇太极又宣谕君臣：“尔等有粮之人藏粮，必待粮价腾贵方肯出粜，此何意耶？今当各计尔等家口足用外，其余粮即往市粜卖。恐有粮之家拒不粜卖，先令尔八家各出粮百石于市中发卖。”〔48〕这种强制手段，恐怕也只能奏效于一时。所以，次年闰四月，阿济格征朝鲜获皮岛储粮六百余石，皇太极限令“运至东京，赈济贫若无粟之民。若不足，令各牛录下有粮之家均卖与本牛录下人，取其值，或借给取息。如再不足，各旗王可周给之。”〔49〕归根到底，还得依赖各旗王、贝勒、贝子、公解决本旗的生计。崇德以后，国家权力机构已牢牢控制在皇太极手中，大清国的大计方针无不按其意志确定，然而各旗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各自旗主贝勒领域。皇太极在将各旗事务纳入统一的法制的过程中，虽然竭力干预各旗内部事务，限制各旗旗主贝勒越轨擅行，但同时又须依赖他们的配合，尊重其既得权益，关系十分微妙。崇德八年，是皇太极权力达到顶峰之时，但他仍说：“朕素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一切家事，俱不预闻。嗣后于新旧人等，孰爱养有方，孰漫不抚恤，必加详察。”〔50〕皇太极此言“俱不预闻”，虽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多少反映出他对八旗王贝勒既有不满，又不能越俎代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

注释：

〔1〕《满洲实录》卷7，336～338页。

〔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0，369页。

〔3〕《太宗实录》卷12，171～172页。

〔4〕《太宗实录》卷3，48页；卷6，89页；《满文老档》天聪朝卷17，944页。

〔5〕同〔1〕卷18，241页。

〔6〕同〔1〕卷22，292～293页；《国史院档》上，146～148页。

〔7〕同〔2〕天陪朝卷15，920页

〔8〕《国史院档》上，198页。

〔9〕同〔1〕卷3，52页。

〔10〕同〔1〕卷1，26页

〔11〕同〔1〕卷8，109页

〔12〕同〔1〕卷13，180页。

〔13〕同〔1〕卷18，240页。

〔14〕同〔1〕卷22，291页。

〔15〕同〔1〕卷22，126页。

〔16〕同〔1〕卷17，233页。

〔17〕《天聪朝臣工奏议》下，七年四月十四日《胡贡明请用才纳谏奏》。

〔18〕同〔1〕47，626页。

〔19〕王锺翰：《清初八旗蒙古考》，《清史杂考》117～118页。

〔20〕金德纯：《旗军志》。

〔21〕李治亭：《论清初满汉贵族地主联盟》，《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6～7页。

〔22〕同〔1〕卷22，292～293页。

〔23〕《八旗通志》卷114，《刘之源传》。

〔24〕同〔1〕卷39，504页。

〔25〕同〔1〕卷45，592页。

〔26〕同〔1〕卷65，908页。

〔27〕同〔1〕卷26，276页。

〔28〕《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359页。

〔29〕同〔1〕卷2，35页。

〔30〕同〔2〕天聪朝卷1，811页。

〔31〕同〔8〕，274～275页

〔32〕同〔8〕，363页。

〔33〕同〔8〕，361页。

〔34〕同〔8〕，201～202页。

〔35〕同〔1〕卷65，907页。

〔36〕同〔1〕卷46，620页。

〔37〕同〔1〕卷47，621页。

〔38〕《清史稿》卷229，9281页。

〔39〕同〔28〕，291页下注一。

〔40〕同〔1〕卷34，445页。

〔41〕同〔1〕卷65，893页。

〔42〕同〔1〕卷65，907页。

〔43〕同〔8〕，378页。

〔44〕同〔8〕，181～192页。

〔45〕同〔1〕卷42，556～557页。

〔46〕《清史新考》51页。

〔47〕同〔38〕卷239页，《罗绣锦传》。

〔48〕同〔2〕天聪朝卷32，1643页

八旗旗主范文篇5

入居辽东之初，努尔哈赤一再申谕：“今诸申、尼堪全都是汗的国人”1。正是从这满汉一体的思想出发，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强制手段来促进满汉民族间的互相渗透。

其一，强制满汉人民迁居杂处，同耕共食。

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大量满汉军民风尘仆仆地来到辽东，居无定处，亟须安置。努尔哈赤为了稳定人心，首先对满汉人等实行了“计丁授田”，即“一男种粮田五垧，种棉田一垧”2，在牛录额真统一管理下进行以户为单位的独立生产，并且纳粮当差，“每三男耕种一垧贡赋的田，二十男当中一人当兵，同时二十男中一人应出差”3。这样，不仅解决了军饷、兵源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将满族人丁和汉族人民一起固着在辽东土地上，使满汉人民处于杂居共处之中。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源源不断地迁徙大批女真人进入辽东，“以其部属分屯开(原)、铁(岭)、辽(阳)、沈(阳)”4。为了解决这些大量内迁的满族人民的吃住问题，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1621年)11月又下令：“辽东地方的尼堪(指汉人)的房屋与诸申(即女真人)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5。这种强制满汉人同住、同食、同耕的办法，实际上是要汉人民户供奉满人的吃住，要将家中“有多少斛、多少升(粮)如实报告。按诸申的人口计算，一个月每人给四升粮”6。这样势必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负担，激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为了控制、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努尔哈赤采取将部分新征服地区的汉人迁离故土的办法。其中一部分汉人被迁移到满族的故乡。因为大量女真人随军或迁移到辽东，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汉人去填补。因此，努尔哈赤下令，已经入居辽东的“诸申的房屋、田地、粮食，全部交给移来的尼堪”7，用以安置这些迁离故土而来塞外的汉人。另外一些汉人则被迁到满人居住比较集中、或者其统治势力容易控制的地方。1621年7月，努尔哈赤在辽东的脚跟尚未站稳，镇江、汤站、险山诸堡的汉人就开始叛逃，投奔据守辽东沿海诸岛的明将毛文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警觉。于是，他立即下令“迁镇江沿海居民于内地”，“迁金州民于复州”8。天命七年(1622年)占领广宁城后，“以河西所降各城堡官民移之，渡河至辽东(此指辽阳一带)”9。这时的辽阳已成为后金的统治中心，把大量汉人迁来辽阳，是为了便于控制，有利于巩固后金政权的统治。天命八年(1623年)复州的汉人叛逃，先是大规模屠杀，然后又将这一带汉人迁到早已迁居了大量满人的海城、鞍山，再将这一带的部分满人迁到复州等地。天命八年(1623年)7月，阿敏贝勒发给的文书中要“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户”的汉人住到满人集中居住的耀州、海州、牛庄等城镇及其附近的村屯，除其中“秦守备管辖的作席、桶的五村十一户”10，属于有特殊技艺专作记载外，其他汉人身份不明。但据1624年正月，努尔哈赤有“在析木城、金塔寺、甜水站、威宁营的城的周围十里、十五里有粮的人都进城居住”11的指令，我们可以据此推断这“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户”的汉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有粮的人”，即富人，或是有功于满人、得到满人信任的人。其中像王秦顺、吴扬凯那两户汉人，令其住在“耀州北的布兰泰牛录的诸申住的赵家庄”12，无疑属于后者。

总之，强制满汉人民互相迁居杂处的结果，加强了满州贵族的统治，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客观上有利于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和互相接近。

其二，强制推行政治体制上的一体化。

随着被征服地区的扩大，俘获人口的激增，努尔哈赤开始进一步强制推行政治体制上的一体化。他把大部分辽东汉人及黑龙江流域归附而来的女真人，通过强制手段，将一部分户口纳入八旗之中，由八旗派出官员统领，一部分汉民编制八旗的情况，从现存的官书文献资料来看，《清实录》、《满洲实录》几无记载，惟《满汉老档》偶有涉及。从《满文老档》记载来看，当时辽东汉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汉人户口是被编入八旗之中的。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根据“拒者俘之，降者编为民户”(《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的原则，除了俘虏作满人奴隶外，所有归降汉人，大部分还被编为民户，有一部分被纳入八旗的牛录之中，在牛录额真监督下劳动。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令：“把在抚西获得的尼堪们给各自的贝勒、各自的额真考察后，可以任命领催人。把辽东(指辽阳)获得的养猪的尼堪、绣匠等有用的尼堪，要收入在辛者库(汉语：管领下食口粮人)牛录新得五百男人中。要和八贝勒庄合住的尼堪，给牛录的人。牛录的人可以(把他)算入自己的数内”13。“领催”是牛录属下的低级官员，一般每牛录下设五个领催人。显然那些抚顺最先归降的汉人，以及和八贝勒庄合住的汉人的户口，无疑是编入八旗的。辽阳归降的汉人养猪、绣匠这些“有用的”即有技艺特长的汉人也是被编入八旗的。当时在盖州沿海一带还有“八旗煮盐的尼堪”14，大概也是属于这种情况被编入八旗的。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另一个情况，即原来居住辽东的汉人户中的“有粮的人”，一部分隶于八旗，一部分仍任用汉官进行管理，而那些没有粮的穷人，努尔哈赤采取了收捕和屠杀的政策。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对去盖州、威宁营一带清查户口和粮食数字五牛录额真说：“要全面调查五牛录的汉人，……将没有粮的收捕”15。那些被收捕的没粮的穷人，后来努尔哈赤竟然下令屠杀了。那些免于屠戮的幸存者后来也都作了满人的“包衣”，亦称“阿哈”(即奴仆)。他们对于主人处于严格的依附地位。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永远被剥夺了应试的权利，亦可被主人转赠和买卖，他们处于满族社会的最低层。

对于那些强制隶入八旗的汉人，尽管他们的户口隶于八旗，但他们与入居辽东以前的八旗中的汉人不一样。对于户口编入八旗的辽东广大汉区的汉人民户，努尔哈赤规定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天命七年(1622年)四月，努尔哈赤命“在各旗分驻的地方，任命该旗的人为官员；原来在那城管辖下的地方的人，无论什么消息，都要听从任命的官员，兵仅服从该管的额真”16。按照过去八旗制度规定，兵、民同属一个额真管理。八旗属下户口，既是兵户，又是民户。而现在兵丁和民户是分开管理的，兵丁仍归原额真管理，而户口隶于八旗的汉人民户，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尽管如此，但辽东的广大汉人和满族八旗丁口，都在八旗官员的统领之下，同一个政令，努尔哈赤政治体制一体化的目的是达到了。

其三，生产方式方面的一体化政策。

努尔哈赤在1621年进入辽东地区以后，颁布了“计丁授田”，实行“按丁编庄”，这是对女真社会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在生产方式上满汉一体化政策的重要步骤。

努尔哈赤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就根据明朝辽东地区的屯田制，在女真社会中，局部地推行牛录屯田制，以每牛录出丁男10人、牛4头，专门在空旷土地上垦荒耕种，以收获的粮食储于官仓，以备食用。这种牛录屯田制是带有封建农奴制性质的。这说明在进入辽沈以前，女真奴隶制中已经出现了封建制的因素。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掠抚顺，得归附汉人千余户。如何处理这些封建制度下的汉人民户?对于处在两种生产方式岔道口的努尔哈赤来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选择。努尔哈赤采取了明智的抉择，没有按照惯例，把他们降作阿哈(奴隶)，而是“命安插抚顺所降民千户，父子、兄弟、夫妇毋令失所，……并全给以田庐、牛马、衣粮、畜产、器皿，仍旧明制设大小官属”17。即按照明朝的制度设置官属，令汉民从事农业生产，维持原来辽沈地区的封建制生产方式。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了辽沈，实行“计丁授田”，即将辽阳、海城一带三十万日(每日约合6亩)土地，以及辽东五卫及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交出的无主田地三十万日，按照丁口授于满汉人户。当时并规定，每l丁男，种粮田五日、种棉田一日，每3个丁男种官田一日，每20个丁男征l丁当兵，以l丁应公差。“计丁授田”，把土地分为官田和份田，官田所收，作为劳役地租，奉献给后金国家。而份田所收则为“一家衣食，凡百差徭，皆从此出”18，即为满汉人户衣食来源。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又实行“按丁编庄”，即将“每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给与一庄”，“一庄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田百日。其中二十日纳官粮，八十日供自己食用”19。二十日纳官粮的土地，是庄丁用自己的生产工具耕种八旗各级首领的土地，产品也是作为劳役地租奉献给各级统治者的。另外八十日土地，是庄丁自己经营，为其全家衣食来源。

总之，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所实行的“计丁授田”，“按丁编庄”，都是八旗各级统治者占有土地，而作为劳动者的满汉丁口，占有一部分份地，他们向各级统治者缴纳租税，负担徭役。满汉人丁与八旗各级统治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像奴隶那样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与以往那种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有根本的不同。再就产品的分配形式来说，满汉丁户，已经有自己经营和支配的份地，对于国家和各级统治者，他们奉献出劳役地租。因此，无论是从土地的占有形式，还是从人与人之问的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形式，都发生了与原来根本不同的变革。即基本采取了原来辽东地区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当然，这种变革是很不彻底的。在这种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中，仍然保留有大量奴隶制的残余。但不管怎样说，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得本来在不同生产方式下生活的满汉人民，基本上统一到同一个生产方式之下，同步前进。随着封建制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生产方式方面的一体化，在努尔哈赤时期，基本上实现了。

其四，语言习俗方面的一体化。

语言是人类互相交往的工具。既然满汉人民同居共室，没有共同语言是不行的。满人是征服者，满族是统治民族。所以满族统治者把满语作为主要语言(称为国语)，强制在汉人中推行。但是大量汉人的存在，数量众多的汉人仍旧使用汉语，作为主要的交往工具。而汉语经过几千年的提炼，语汇是极其丰富的。所以努尔哈赤在进入辽沈以后，一切地名、官名、日常用语，都依从汉语。甚至满族人之间互相交往，亦有用汉语的。所以汉语在当时并不是禁用的语言。特别是为了入主中原，取代明王朝的需要，迫使满族统治者不得不学习汉语。努尔哈赤本人，就熟谙汉语，而且十分注重学习汉语。所以尽管满语是强制推行于满汉之间的主要语言，但汉语仍是互相交往的通行语言。两种语言并行不悖，促进了满汉之间的互相沟通和互相渗透。

其次，强制剃发(即男子剃去周围头发，顶上留发结辫垂在脑后)，是努尔哈赤人居辽沈以后，习俗方面的又一一体化措施。努尔哈赤攻城掠地之后的第一项政令，就是剃发留辫。事实上剃发在当时已超出了一般的习俗范围，而是作为一条拥护还是反对后金统治的政治标准。这项有损汉民族尊严的措施，曾经引起辽东汉人的强烈反抗，这是努尔哈赤的失策之处。但是，它毕竟用强烈地手段使满汉民族在主要习俗上趋向一体化。

再就是婚姻关系方面。在征服辽东的战争中，努尔哈赤为了笼络汉人降将，曾将自己的孙女(其第七子阿巴泰之女)嫁给降附的明辽东抚顺守将李永芳，号称李驸马。后又以宗族女，嫁与李延龄(又名李率泰)。也曾以宗族女嫁与因密报军机而立功的抚顺商人佟养性，称佟为“石乌礼额驸”。在进入辽沈以后的几年中，满汉民间通婚情况，史乘几无记载。但是既然在后金建国后，并不禁止满汉通婚，因此在两个统治集团，在低层平民中，两个民族通婚，都曾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特别是进入辽沈以前，女真人入边，掳掠汉人与之通婚，屡见不鲜。而进入辽沈以后，满汉人民同居共室，又怎么能骤然终止通婚呢?再说，我们在主要史籍中，尚未发现入关前有限制满汉通婚的任何记载。因此可以推断，除了上述的满汉之间通婚事例外，满汉民族间互相通婚应该说是不乏其人的。

努尔哈赤统治辽沈地区以后，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强制推行其满汉一体化政策，是有其原因的。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努尔哈赤早就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他善于学习汉民族先进的东西。

努尔哈赤兴起于明王朝日益腐败之际。努尔哈赤祖父因给明军作向导，死于战火。他在袭祖、父职任卫指挥以后，“继祖父之志，仍学好忠顺”20，并“时送所掠汉人，自结于中朝(指明廷)”21，得到明廷信任。先后加升都督职衔，晋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少年时代曾投在辽东守将李成梁部下，“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成梁厚待之”22，因此而与李成梁及其子李如柏结下十分密切的关系。明人有说“建酋(指努尔哈赤)与成梁谊同父子”23，亦有说“如柏兄弟与奴酋有香火之情”24。《国榷》卷八三谈迁则说，努尔哈赤“幼孤育于成梁，年十六遣归本部”。上述记载是否属实，姑且不究，但至少可以说，努尔哈赤与李成梁父子关系非同一般，而这种关系对于努尔哈赤成长以及他对辽东汉区的了解都是至关重要的。努尔哈赤本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他十分注重学习汉民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信任有才干的汉人。据朝鲜《李朝实录》卷七零记载，早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有人就在建州女真“见折(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六……。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号为师付，方教老乙可赤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努尔哈赤手下还有个歪乃，“歪乃本上国人，来于奴酋处，掌文书”25。萨尔浒之战中被俘的朝鲜人亦亲见“胡人(指努尔哈赤)文书，辽人董大海、刘海专掌”26。可见，努尔哈赤身边掌笔墨的秘书之类的人物，主要是汉人。这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汉人，在女真社会中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作用。甚至努尔哈赤的亲信侍卫亦有不少汉人，“高皇帝创业之初，有洛翰者，本姓刘，中原人，以庸至辽。初给事于建州，颇勤俭有勇力。高皇帝赏识，拔为侍卫”，深得努尔哈赤信任，“倚如左右手”27。总之，努尔哈赤自幼年一直受明封为龙虎将军，多次到北京朝贡，经常来往于辽东汉区，广为结识辽东守将，甚至身边文武侍卫都用汉人，耳濡目染，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他熟悉汉话，能读汉文书籍。《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的训谕中，对于中国古代典章文物非常熟悉，言必称汉唐，奉明制为圭皋。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努尔哈赤对于中原，特别对辽东的山川风物，明廷弊政了如指掌。明人也承认，“辽人兼辽兵、辽马、辽饷，努酋(指努尔哈赤)习知”28。所有这一切，都为努尔哈赤入居辽沈以后所推行的满汉一体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其次，努尔哈赤当时处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即进入辽沈地区之后，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生产方式差异悬殊。显然，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作基础，努尔哈赤是很难在辽沈地区站稳脚跟的。努尔哈赤正是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把强烈推行满汉一体化政策，作为他立国定政的基础。在当时条件下，如果完全照搬辽东汉区的政治制度和封建制生产方式，这既不可能，又不现实。因为刚刚跳出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满族社会，对于经营农业经济，并未达到十分熟练的程度。而一直习惯于游牧生活的女真人，一下子完全把他们固着在土地上，这也是很难办到的。而女真贵族奴隶主，也并不愿意一下子舍弃他们旧的特权。因此，把封建农奴制这种带有过渡性的生产方式，加诸满汉两族人民的头上，既不完全使汉族地区的生产方式作一次大的逆转和倒退，而对满族社会来说，也只是在旧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上向前迈了一小步，并不触及女真贵族的根本利益，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明智的政策。

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努尔哈赤的这种满汉一体化政策，究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努尔哈赤的一体化政策的强制推行，客观上缩短了满汉民族之间，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方面的差距，大大加速了满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使一个经济文化本来比较落后的民族，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迅速地赶上了辽沈地区的先进经济文化，从而逐步填平了满汉民族之间差别的鸿沟。辽沈汉区的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对满族社会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满族社会要在很短时间内弥合这一差距，必须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而努尔哈赤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即是在努尔哈赤不自觉的情况下，用暴力手段，扫除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从而逐取缩小，以至最后填平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其次，努尔哈赤在辽沈地区推行的一体化政策，又在客观上促进了满汉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渗透，巩固了辽沈这块根据地。这对于后来皇太极占据整个辽东，以至最后清王朝入主中原、统一全国，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当然，这种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本身就包含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内容。满族作为统治民族，使广大汉族人民沦于被奴役的地位。但这种政策，毕竟使两个不同的民族处在一个共同政体中，这本身就扩大和加强了满族社会的力量。如果没有早期辽沈地区人民提供的物质财富，如果没有早期辽沈地区人民的兵源补充，努尔哈赤，特别是皇太极，又何以能扩建汉军八旗，又何以能得到千军万马，而最后打败明残余势力，以致最终入主中原。这就是清王朝为什么在入关之初仍旧把辽东当作它的大后方和根据地，入关以后满族统治者要将这些早期占领区的辽东汉人算作是“佛满洲”(即老满洲)的缘故。甚至在清奠都北京以后，“各衙门俱用旧官，正官俱用满人和辽人为之”29。显然，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辽人已和满人具有同等地位。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追溯到努尔哈赤时期的一体化政策。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努尔哈赤的一体化政策是在暴力强制之下推行的，是伴随着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甚至是在野蛮的屠杀政策之下推行的，曾给满汉广大人民，特别是给汉族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一方面给刚刚挣脱奴隶制枷锁的女真人民重新戴上农奴的锁链，另一方面又使辽东广大汉族人民沦于农奴的地位。而在女真的大量拖克索田庄中，依旧严重地存在着严重的奴隶制残余，这些正是努尔哈赤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的局限之所在。

总之，努尔哈赤人居辽沈以后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从总体上来看，对满族社会的进步，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的历史作用。努尔哈赤在其临终的前一年，曾十分自得地说：“我的国人，过去分别住在各自的地方。现今诸申、蒙古、尼堪，全部住在一城，像一家人一样生活”30。我们从努尔哈赤这些粉饰太平的言辞中，可以窥见这一客观的历史作用。那就是，满汉人民在强权之下，杂居共处，互相交往，互相渗透，逐步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方面日趋一致，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发展。我以为，这是努尔哈赤一体化政策的主要方面。

参考文献：

[1]《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八。

[2][3]《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四。

[4]《山中闻见录》卷三。

[5][7]《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七。

[6]《满文老档·太祖》卷三零。

[8][9]《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八。

[10][12]《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六。

[11][15]《满文老档·太祖》卷六零。

[13]《满文老档·太祖》卷三二。

[14]《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八。

[16]《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一。

[17]《清太祖实录》卷五。

[18]《天聪朝臣工奏议》上卷。

[19]《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六。

[20]《筹辽硕画》卷首，努尔哈赤考。

[21]《燃藜室记述》第七册21。

[22]《山中闻见录》卷一。

[23]《明神宗实录》卷四六二。

[24]《明神宗实录》卷五八零。

[25]《李朝宣宗实录》卷七一。

[26]《燃藜室记述》卷七四。

[27]《啸亭杂录续录》卷三。

[28]《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七。

八旗旗主范文篇6

清朝接替明朝在全国的统治,它的基本原则就是“法明”,即大体上推行明朝的社会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制度等,在土地制度方面,它承认明朝土地所有制的现实,保护和稳定这种所有制,清朝入关后,赋税征收悉准明朝万历年间的旧规。封建的赋役制是封建的土地制和超经济强制的一种体现。清朝完全继承明朝的赋役制度,不言而喻,它承袭了明朝的土地制度。在明末农民战争中,一部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遭到了农民起义的破坏,清朝政府据此宣布,凡为“贼党”“霸占”的田业,一定要归还原主,以恢复地主“故业”,维护明朝的土地制度。所以清朝的土地制度源于明代。

清朝维护明朝的土地制度。从一些土地的名称上也反映出来。清代玉田县有“寿宁公主地”、“景府地”,天津有“会昌侯地”等名称。故事宁公主是明神宗的女儿,嫁给冉兴让。冉于1644年为农民军所杀。“景府地”是明世宗子景王朱载圳的封地,他藩封在湖广,但封地有在玉田县的。会昌侯是明朝外戚孙继宗的封爵,明制以地名命爵名,清则不然,除极个别以地名命外,用“表法、荣誉”的名称作爵名。驸马,是明代尚主的称号,清称“额驸”,而不是驸马。“寿宁公主地”等名称,从明朝保留到清朝。但是这些土地的主人已经变化了,原来是明朝贵族,后来是清朝政府。承种人还是早先的佃户,交纳租赋也没有变化。土地名称、经营方式都不变,土地制度也是依前旧制。

清制来源于明制。但不等于一点没有变化,至少在土地类别问题上变化还是明显的。明代土地分官田、民田两类,《明史•食货志》说:“初,官田皆宋、元时人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蠕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田庄,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这里说还官田等十四种田之外,均为民田,说法不准确,应为民田外皆为官田,此点在《读〈明史•食货志〉》一文中已经说明了,这里不重复。但是《明史》毕竟告诉我们明代的官田名目很多,而且它的名称是根据它的来源确定的。清代的土地也分官田、民田两大类,官田又分庄田、屯田、营田等类,庄田也有不同形式,有内务府庄田,礼部庄田,光禄寺庄田,王、公、宗室庄田,八旗庄田。屯田,主要设在直隶和新疆,多属军屯。水利田,又曰“营田水利”,政府倡导,在直隶、陕西等省开发水利,种稻。清代官田的名称没有明朝那么多,它也不是按土地来源区分的,而是以它的用途来定名。清代的民田,以土质分上、中、下三种,以耕种情况和用途分为:荒地(未开垦的土地),荒田(垦而未种的土地),熟地,小地(畸零地),灶地(直隶、沿海煮盐的土地),备荒地(专用以备荒),其余皆称为白地,概括清代的官民田地,可以民、屯、庄、灶来表示。

总之,清朝的土地制度来源于明代。然而在占有形式上也有不少变化。

二特点

清代的土地制度有下述之特点:

(1)因袭明朝旧规。

(2)官、民田两类互变.而且变化数量很大。玉田县城东有学田三顷,系私人捐出,由佃农耕种,称学田庄。学田,供生员廪膳费用,是官田,到乾隆时期,该学田庄丧失,变为私田。还是在玉田县,1680年(康熙十九年)有人买田一分做学田,到1754年(乾隆十九年)也变为私田。临榆县,在明代原有学田,后太监侵占为私田,不纳赋税,入清以后,为了征收赋税,将之改为官田。

官民田变化数量大,加之土地清丈不时,官吏舞弊,所以明清的垦田数字总对不上碴。

(3)田制不一,赋税不一。各省不同,各县也不同,乃至一个县田内完全一样。各省有自己的赋役,有自己的名称。各县的赋役,自称也不同。玉田县的税就不平均,不合理:民田每亩征银一分,草场荒地也是一分,备荒地还是一分,老荒地一分五厘六毫,根本不看土质好坏和生产量进行征收,这就是没有划一制度的表现。

三性质

说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史学界有国有制、私有制的不同说法,主张私有制的,强调封建社会内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其实,这是并不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根本内容。在中国,土地买卖出现的很早,战国时期,赵奢的妻子就批评她的儿子赵括将赵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史记》卷81《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括是贪婪的土地兼并者,这种兼并反映了土地买卖的合法与盛行。以土地买卖说明私有制,理由尚欠充足。土地私有权,以中世纪的罗马法所规定的看,它要具备使用权、买卖权、所有权、处分权,买卖权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以近代资产阶级立法来说,私有权应包括排他支配权,即神圣不可侵犯性。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卖既不能概括中世纪的私有权的全部内容,又不能与资本主义的私有权相提并论,它受着封建政权的干涉和破坏。中国的封建政府可以任意强征、没收私人土地,而不保障他的主人的私有权。如1731年(雍正九年),天津县政府强征李毓正的土地一百九十八亩,用作射箭教场(“箭庭”),而户册上仍有原主赋税的记载。再如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荆州大水泛滥,考查原因是有人在江岸造圩田破坏了是防,而造田数多的是萧某,于是将其土地加以没收。其实造圩田是表面现象,萧姓拥有雍正至乾隆四十七年的契约,他占有的是私日而非公田,清朝政府不检查自己失修水利的责任,反而怪罪民户。这次对萧姓民田的没收,表明国家对土地具有最高的权力。由此可见,讲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只强调私有制没有完全反映这种制度的本质。

说国家具有最高权力,同国有制的说法是两回事。国有制是说土地不允许私人占有,更是不许可买卖。只有官田才是国有制的,但它在全部土地中占少数,不能以它的性质代表整个封建土地制度。然则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性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的意见是不要在国有制、私有制之类的概念上打转转,应当从历史实际出发给予科学的说明。我们以为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这就是说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并以征收地租实现其听有权。地主阶级由皇帝、贵族(包括官僚)和非身份性的大中小地上组成,皇帝既是地主阶级最高的政治代表,又是最大的地主分子,他们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可以买卖、赠予,可以自行经营管业,也可以出佃收租。中国封建地主主要是采取租佃制的方式出租土地,向农民征收高额地租,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农民的人身。中国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延续至近代,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在新民主主义苴命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就是为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这种制度的漫长历史,中国革命实践史证明封建土地制度的实质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四几种经营方式

(1)圈地与田庄

清军入关,即行圈地,既是抢占明朝的官田,又是以暴力掠夺汉族农民的土地。清军刚入关,清朝政府为为吸引满人入关,即在近京府县之圈占土地。1645年(顺治二年)正式颁行圈地令,将所圈占的土地分给东来的八旗将士。为了多占土地,把汉人赶出老家,迁往外地。八旗内部,为了瓜分好地,也产生了矛盾,特别是在康熙初年,统治阶级上层出现了激烈的斗争。辅政大臣鳌拜是镶黄旗人,以该旗圈地土质不好,要求调换。他的理由是八旗各有序列,各占一定方位,即八旗分左右两翼,其左翼,镶黄旗方位在北,正白旗、镶白旗在东、天兰旗在南,右翼是正黄旗在北,两红旗在西,镶兰旗在南。他说镶黄旗没有占在它应有的方位上,要求同占在那个方位的正白旗调换。他的要求是无理的。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是正白旗人,代表正白旗的利益,极力反对,终因敌不过鳌拜的势力而失败。鳌拜搞圈换,造成土地“抛荒不耕,荒凉极目”的情景(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6),在圈在范围内的农民又一次遭到圈占的迫害。

满洲圈占以后,起初分给八旗贵族、军官及兵丁。贵族、军官用包衣耕种,包衣是俘虏、买卖、投充来的家内奴隶,因此这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倒退的现象。引起了包衣的反抗,使之不能维持。于是清朝政府改变它的经营方式,组织农庄。庄分大庄(地420-720亩)、半庄(地240-360亩),近情况拨给八旗王、公、宗室,由内务府统一管理,将所收地租分给王公宗室。官庄采用租佃出租给农民,改变过去以包衣为主要劳动力的经营办法。官庄设庄头,直接管理农民,征收地租。庄头是二地主,是恶霸,《红楼梦》里写乌庄头,就是这种二地主的艺术形象,它写的乌庄头交租,基本上反映了官庄的经营方式。官庄上的农民承受了严重的剥削,进行反抗斗争。不许庄主、庄头“增租夺佃”,并最终迫使庄主承认了这一要求。

清朝的官庄,不同于西方的庄园,它是租佃制,而不是农奴制也不同于唐宋的地主庄田。它是官庄,由政府直接经营;唐宋庄田是私田,由私人地主(有的具有官僚贵族身份)直接管业。也不同于明代的皇庄、王庄,它们虽同是官庄,但明代皇庄、王庄分别管业,各自直接收益,王庄地租也不需经过皇室宦官衙门的分发,不似清朝的由内务府统一管理。清代的官庄,是这个时期特有的一种土地经营方式。

(2)井田:

八旗旗主范文篇7

从战国李惺著《法经》起,直到清王朝制定《大清律》,上下两千年,形成了独具中华文化特色的中华法系,与印度、阿拉伯、罗马、英美四大法系鼎足并立,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各少数民族法律,逐渐发展形成的.满族从长白山发源到入主中原,在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同时,融合吸取了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经验和法律原则,参以本民族崛起过程中形成的有效经验与传统,制定完善了集中国古代封建法典之大成的《大清律》,代表了中华法系的优秀成就。满族也以此对中国古代灿烂的法律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满族统治者取得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善于学习吸收汉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法律建设经验,并成功地保留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既没有像中国历史上某些少数民族政权那样,在法律建设中盲目“汉化”,也没有盲目排斥学习汉文化。所以,满族统治者进行的法律建设成功地完成了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过渡、从粗疏简陋向严密完备的封建法典形式的过渡,体现了中国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紧密、多民族统一国家日益巩固与发展的历史大趋势。以往满族史研究中,对满族法律建设的基本面研究的比较多,但对民族特色讲得少一点,所以,本文专就其法律建设中的民族特色谈一些粗陋看法。一“法制以立”、“参汉酌金”—人关前的法律建设及特色在努尔哈赤起兵前,女真人完全由习惯法调整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从努尔哈赤国政初定,“法制以立”产生成文法,到皇太极时期“参汉酌金”大量立法,法律建设的内容与特色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建立八旗制度,颁布军律与军令,将满族组织为具有高度军事化特点的民族。在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对全体成员并没有严格的约束,平时: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¹到了打仗和狩猎时,则“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禄(华言大箭)厄真(华言主也)”。º这种组织具有临时性,由社会成员自愿组成,没有专职人员,因而不可能形成组织纪律严明的军队。当努尔哈赤起兵之后,直接影响其取得战争胜利。如,万历十二年(1584),努尔哈赤率兵400人,带战车3辆,进攻玛尔墩城。守兵扔石块击人,用巨木撞坏二车,进攻的士兵便“皆蔽身于一车之后,缩首不能上攻’,»努尔哈赤只好自己单人苦战。(《满文老档.太祖》卷一。)还有,努尔哈赤在率兵攻兆佳城时,士卒少懈,“四出掳掠牲畜财物,喧哗争夺”。努尔哈赤命大将燕护前去制止,兼护去后,亦随众抢掠。努尔哈赤又命巴尔太再去,结果巴尔太也照旧随众抢掠,努尔哈赤只得自己仓卒应战,异常危险。¼战争,是努尔哈赤起兵之后的头等大事.因而,改变氏族部落组织形式松散,和部落成员的散慢习惯,建立一支具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军队,是努尔哈赤加强法制建设的直接动力。所以,无论在努尔哈赤时期还是在皇太极时期,以谕令形式颁布最多的法律条文就是军律和军令内容广泛、详细,成为入关前,满族社会中法律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建立八旗,兵民合一,严格约束部落成员。在八旗制统辖之下,全体成员居住在固定的区域内,不得擅自行走迁移,进行军事化管理。二是制定围猎禁令,寓兵于猎。努尔哈赤通过颁发谕令,对围猎的方法、射杀禽兽的分配形式及禁止事项,都比照征战作了详细规定,使满族原有的围猎成为军事训练和演习。三是整伤戎行,严明军纪。在这方面的规定极其广泛,涉及行军、驻营、布阵、战利品及俘掳的分配和处置,形成了严密的惩罚制度,充分体现了努尔哈赤“有罪者至亲不贯,必以法制,有功者即仇敌不遗,必加升赏’,½的治军思想.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通过颁布军律和军令,将满族社会全体成员组织约束在八旗之中几缔造了一只能征贯战,组织纪律严明的军队。

(二)加强刑法建设,整顿社会秩序,树立专制主义权威。刑法是国家重要的基本法之一。以刑法建设作为法制建设的核心内容,“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是中国古代法制体系的重要特点。满族作为文明晚进,深受汉文化熏陶影响的中国周边少数民族,在其法制建设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带有这种鲜明的中华法系特点。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上始定国政,禁悖乱,敢盗贼,法制以立。峋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满族社会的法制建设,是从对“悖乱”的“禁”和对“盗贼”的“敢”,以巩固初定的“国政”而起源的。“悖乱”一般指对国家政权和统治者的反抗与冒犯,是对统治秩序和权威的冲击;而“盗贼”则是对社会治安的扰乱。这是早期满族社会中产生阶级政权时所面对的两大社会、政治问题。努尔哈赤采用了加强刑法建设的手段,进行坚决镇压。此后在他和皇太极执政期间就从这最初“悖乱”、“盗贼”简单概括性的刑法规范与罪名开始,发展了关外时期的刑法建设。由于明王朝此时的刑法建设已经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并制定了完整的刑法典,为满族关外时期刑法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努尔哈赤曾指令翻译明《刑部会典》和《明会典》,在下达给阿敦、李永芳的文书中,要他们将明朝的“各种法规律例,写在文书里送上;抛弃其不适当的条文,而保留其适当的条文。’,¿皇太极时期在翻译、学习明王朝法律方面则取得了更大的进步。所以,关外时期的刑法建设,虽然仍处于因事立法的草创阶段,还没有一部系统、完备的成文刑法典。但在对犯罪的惩治上,已逐渐形成了比较定型的罪与罚的规范,建构了刑法的基本框架。根据当时满族社会的历史条件和惩治犯罪的基本目的划分,刑法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维护专制权威。在努尔哈赤时期即开始已有了“犯上”罪的含义,即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子侄都不得冒犯汗不恭敬汗。皇太极即位称帝时,就正式确定了这一罪名。与“犯上罪”相联系的是确定了倡乱罪名,主要指汉族等各族人民对后金民族压迫的反抗。满族统治者对犯有以上罪名的人都要进行坚决的镇压。二是打击刑事犯罪。主要打击奸、盗二事。奸、盗在当时满族社会中极其普遍,努尔哈赤首次“定国政"u法制以立”时,便将“窃盗”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对奸、盗处以重刑和极刑.三是保护农业生产。努尔哈赤时就规定,对放牧毁坏农稼进行治罪。皇太极即位以后,在这方面的立法更为广泛,禁止贵族郊外放鹰,还颁布了《纵畜入田罚例》,详细规定了牲畜损害庄稼的具体惩罚办法,反映了农业生产在满族社会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

(三)改革民族陋俗,促进社会进步。这方面是满族关外时期法制建设的重要特点。努尔哈赤生前参考明律,结合满族社会实际,草创法制,对满族社会发展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他去世后,满族社会中仍然保留了许多古老的民族陋俗。主要有:不按辈份的同族嫁娶,即子侄可以娶继母、伯母为妻,兄叔也可以娶弟妇、侄妇为妻;丧葬中实行人殉;女子早婚。这些已经形成习惯法,被全体满族社会成员共同遵守。但随着满族社会经济发展,与汉族文化交流日益增强,这些古老的民族陋俗日渐显现其原始性和落后性。因而,皇太极即位后,在加强法律建设过程中,着手对这些传统陋俗进行改革。对禁止同族嫁娶,夭聪年间皇太极下令:“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媳妇。洲凡女子若丧夫……若欲改嫁者,本家无人看管,任族中兄弟聘与异姓之人,若不遵法,族中相娶者,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À前已说过,后金对奸淫处罚的极其严厉,可以判处死刑。皇太极将“族中婚娶者”按奸淫论处,可见其禁革此陋俗决心之大。对禁止人殉,天聪八年(1634年)规定:“又妇人有欲殉其夫者,平居夫妇相得,夫死,许其妻殉,仍行族表;若相得之妻不殉,而强逼侍妾殉者,其妻论死。其不相得之妻及腾妾,俱不许殉,违律自殉者,弃其尸,仍令其家赔妇人一口入官”。À皇太极将殉葬限于感情好的夫妻,即照顾了满族旧俗,又进行了改革,有助于法律贯彻执行。关于婚姻年龄,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年)谕令:“凡女子十二岁以上者许嫁,未及十二岁而嫁者,罪之”。。这一规定有助于改革早婚陋俗。总之,入关前的法律建设涉及面较为广泛,除上述提到的内容外,还有关于行政立法,调整民事与经济关系的立法等等。这些立法基本上都是参考明律,改革满族旧俗而制定的,为满族入主中原,适应中原文化奠定了基础。二“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大清律》的民族特色《大清律》是清入关以后以《大明律》为蓝本制定的全国性法律,因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体例结构上都继承了《大明律》。《大清律》首先继承了《大明律》以篇统律条的封建律典体系结构,共7篇,47卷,30门,436条,附例1049条,律首附有六脏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等。各例律之后,分吏、户、礼、兵、刑、工6律。各律下辖篇目及名称也与《大明律》同。《大清律》也基本继承了《大明律》的基本内容,《名例律》类似近代刑法的总则,是以下“六律”的总纲。《吏律》,是关于官吏公务的法律规定;《户律》,是关于民事和经济方面的法律规定;《礼律》,是关于维护礼制方面的法律规定;《兵律》,是关于军事方面的法律规定;《刑律》,是关于诉讼和处罚其他各种刑事犯罪的法律规定。这一内容是中国历代封建律典、尤其是唐律的继承。符合各民族统治者在全国广大地区建立中央政权的需要。然而,《大清律》对《大明律》的继承绝不是简单粗疏的继承,而是根据清代时势变化、司法实践经验逐步加以修订完善的。满族统治者最初制定《大清律》的指导思想就是:“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虽是关外时期“参汉酌金”立法基本原则的延续,但区别在于:叹大清律》“详”的是“明律”,参的是“国制”(满族法制传统);而在关外时期则相反,参的是“汉”即“明律”。说明,《大清律》并不完全是《大明律》的翻版,具有自己的特点,民族特色是其中之一。《大清律》内容上的民族特色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继承《大明律》,保留关外法律传统。使《大清律》既适用于广大汉族地区,又具有满族传统特色。主要有:分家。关外时期满族人允许成年儿子分家。然而以汉族为主的明朝法律却不允许。《大清律》在条例中保留了关外传统,规定:“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许分财异居,其父母许令分者,听”。。结婚。《大明律》严格继承汉族传统习惯法,禁止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满族在关外时期虽然禁止族内不按辈份婚娶,但却对娶妻的伦常辈份没有限制。《大清律》在条例中保留了这一传统,规定:“外姻亲属为婚,除尊卑相犯者仍照例监时勘酌拟奏外,其姑舅两姨姊妹听从民便。’,。既肯定了汉族同姓不婚、尊卑不婚的传统习惯,又确定了姑舅两姨子女之间婚娶的合法性。奴脾制度。关外时期,奴蝉制度在满族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入关后,为了强制维护八旗役使奴脾,《大清律》对此作了专门规定。如在“人户以籍为定”的条例中有10余款,其中有“雍正十三年以前各旗白契所买之人,但不准赎身。”旗下奴仆或借别旗名色买赎或自行赎身、旗民两处俱无姓氏者,察出即令归旗。’,。旨在将原有八旗奴仆严格禁锢在八旗户下。满族统治者还将这一旧俗在法律上推及于汉族,规定:汉族主仆之间利纷“应照满洲主仆论”。。这是满族统治者带给中原汉族地区的落后因素,应当对其采取历史的批判态度。对满人和旗人援用习惯法。《大清律》中规定:“凡旗人犯罪,答、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徒一年者,枷号二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总徒、准徒,亦递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近边者,七十五日;边远、沿海、边外者,八十日;极边、烟瘴者,九十日”。。这条规定使得旗人犯答杖罪可折成鞭责刑,犯充军、流刑、徒刑可以免除发遣到边远地区服役,而只需在当地分别受枷号刑。《大清律》中此项规定,笔者认为:一是沿用满族关外习惯法。答、杖、军、流、徒这些刑罚是唐、宋、明代一直相沿袭使用的,而鞭责是满族关外时期的习惯刑罚,枷号也普遍使用。至于军、流、徒则基本上不使用。二是保持军事力量的需要。《清史稿》对此有明确解释:“原立法之意,亦以旗人生则入档,壮则充兵,巩卫本根,未便离远。’心另外,从这一律文产生的背景也能佐证满族统治者这一立法用意.雍正年间修律时,删去《大清律》承袭《大明律》的律文—《军官军人免徒流》条,用专门为旗人而设立的上述《犯罪免发遣》条代替。这是根据清朝情况变化而制定的,因为八旗军队是清王朝的核心军事力量,做出这样的规定与明朝对军官军人免徒流规定的用意是一致的。在清朝,不仅旗人享有这种法律待遇,对蒙古犯罪也有相同的规定。这样规定的用意与旗人相同,证明《大清律》中关于旗人犯罪免发遣的规定,并不是满族人单独享受的法律特权。

八旗旗主范文篇8

关键词清代官牧场官畜管理发展衰落边塞

清朝封建社会，农业与畜牧业并重，二者皆被认为是国民经济的本业。在北国边塞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传统习惯等因素，畜牧业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成分。我国北部边疆具有极为丰富的畜牧业资源，不仅广大边民在这里广泛地从事着畜牧业活动，而且清政所和皇室也在此开办牧场，发展畜牧业。官方开办的牧场，有其独特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对清代经济、军事产生较大影响，颇具时代的适应性，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官牧场的设置及其种类

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满洲贵族率领强大的八旗军闯进山海关，攻城略地，占领中原，建立了清朝封建政权。满族，原为游牧民族，通常生计，“唯马匹牛羊是赖”。并且，满族武装八旗军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兵骁马骠，称雄一时。就整体而言，畜牧业曾是满洲贵族或新兴统治者的经济基础和军需的必要资源，至关重要。所以清廷对之十分重视，除了强调振兴民间畜牧业之外，还大办官牧场。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清政府在传统畜牧业活动的基础上，集中牧养牲畜的场所，是其行政衙门和军事衙门从事畜牧业生产和管理的一种普通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较成熟、较高级的畜牧业管理机构和组织。清朝官牧场主要划分为太仆寺牧场、皇室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4部分或4大类。由朝廷开办的太仆寺牧场和由内务府开办的上驷院牧场属于中央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属于地方开办的军牧场。顺治初年，朝廷在张家口外设置种马场，于陕西省设立苑马寺，为军队牧养或提供马匹，皆隶属于兵部。后来到康熙四年（1665年）裁去苑马寺，扩大种马场。5年后，种马场改属于太仆寺，并分设察哈尔左右两翼牧场。位于张家口外哈喇尼敦井的太仆寺左翼牧场，地土辽阔，方圆600里；位于齐齐尔罕河的右翼牧场，方圆400里。康熙时，这两翼牧场共牧养着160群骡马，约3.2万匹，骟马32群，每群59匹——305匹。清初在独石口外设立的直属于上驷院的御马场，地处上都、达里冈爱、商都、达布逊诺尔等处，水草丰茂，地界绵延千余里。最初，上驷院牧务分设3场，后来又增为5个场，分别为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木哈达牧群马营、养息木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营、养息木边外牧群牛营1。上驷院所属牧场，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时，牧养着骡马197群，骟马46群，走马2群，驼22群2，每群马200匹——500匹，每群驼100峰——200峰。建于察哈尔的八旗牧场，也同样是方圆广阔，其占地范围，东至克什克腾旗界，西至归化城土默特旗，南至晋北大同府、朔平府边际，北到苏尼特及四子部界，周边达千里。顺治时分别在这里建有：正黄旗牧场、镶黄旗牧场、正白旗牧场、镶白旗牧场、正红旗牧场、镶红旗牧场、正兰旗牧场、镶兰旗牧场。据康熙四十九年统计，“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牧场各有牛95群，羊180群。牛以120头为一群，共3万余；羊以400只为一群，共216000只”3。到乾隆时，还在大青山后设立了绥远八旗牧场，颇有成效。相比之下，绿营牧场设置较晚，正式成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起初是因西北用兵，军马缺少，调解艰难，故而吏部尚书刘于义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署理陕甘总督、办理军务时，奏请在西北设立牧场、蓄养军马，以裕边防。胤禛帝批准了刘于义的要求，在4个军事重镇各设牧场1处4。两年后，便在甘州大草滩、凉州黄羊川、西宁摆羊戎、肃州花海子湃带湖建起了最早的绿营牧场。10年后，又于甘肃安西提督牧地建绿营牧场1个。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1760年、1761年），又相继在新疆乌鲁木齐、巴里坤设立两个牧场。几年后，巴里坤牧场便分为东西两场。另外，清政府还在新疆的济木萨、古城、玛纳斯、塔尔巴哈台等处办起绿营兵马场。以上各类牧场，是清政府根据地理特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体现。

中央牧场（太仆寺牧场和上驷院牧场）和地方牧场（八旗牧场与绿茵牧场）只是因主办者不同而有差异，没有隶属关系。各类官牧场皆为清朝的军务、政务服务。所以，中央牧场曾向地方牧场解送马匹，以奠定其创立之基和支持其维持之需5。如乾隆时在新疆乌鲁木齐、伊犁设立绿营牧场，开始的一部分马匹、牛羊就是从察哈尔一带的太仆寺牧场解送来的。当然，最初较多的牧畜来源是通过“茶马互市”获取于“番地”的。那时官牧场的牲畜品种很多，就马匹而言，有朝鲜马、蒙古马、俄国哥萨克马和东北建州马、西北西宁马、宁夏马、洮州马、甘州马等。有些牲畜作为贡品被送入官牧场，包括中央牧场；有些牲畜是清政府通过“茶马互市”的形式，向官牧场提供的。史称：“归化城两旗蒙古岁贡马；喀尔喀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岁贡驼马；陕西岷州卫二十四寺番僧岁贡马。均由理藩院咨送（上驷院）各厩……至哈萨克贸易之马尤伙，每年无定额，于乌鲁木齐及伊犁广设牧群以为新疆驻守各兵之用”6。由此可知，进贡与贸易是马种的主要来源。

官牧场的管理形式与经济性质

清代官牧场是一种正规的国营畜牧业组织，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实体，但它同时又是一个行政部门，是当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充分表现出官办实业的特点。在这里，统治者不是以纯粹的经济手段去管理牧场，而是把牧养牲畜这种经营形式纳入衙门的事务中，封建主义的色彩相当浓厚。

从组织机构上讲，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都要接受两类机构的监督和控制，即服从其内外两方面的领导。各个官牧场上面都同时具有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两种单位。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又各自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层层节制，共同对牧场产生作用。

太仆寺牧务的主管者或统辖部门分为5个层次：1．总管两翼牧场大臣（兼副都统衔），总领察哈尔两翼“马政”。2．太仆寺寺卿和少卿，掌管两翼牧场的建设与发展事项，从而采取赏罚措施。3．左右司员外郎及满、蒙主事，掌管驮载幔城、网城的驼队，以备巡察；并负责查验牧场牲畜的增减，定时烙印、登记。4．主薄，负责奏章之类的文件呈转等处理工作。5．笔帖式，搞文秘工作，主要负责满、蒙人员有关牧务的文语翻译。其主办部门分别为统辖两翼牧场总管和两翼牧场总管与副管、防御、翼领、骁骑校、护军校、协领、牧长与牧副8个层次。各级机构各自分管一处牧务，或协管场务，包括管理牧地、棚槽、草料以及使用兽医等工作。直接从事牧养活动者乃是牧丁，每群马设置牧丁8名——14名。

上驷院牧务的主管部门也分为5级机构：总管院事大臣（副都统衔）、院卿、左右司郎中及员外郎、主事、笔帖式与侍卫及司鞍等，所具权限和所掌管事务与上述太仆寺牧务的主管部门大体相似。其主办机构分为4个层次：牧场总管与副管、翼领、笔帖式、牧长与牧副，依次负责管理收地、牧群、马槽、帐篷、草料以及牧医、牧丁等。

八旗牧场的建制也与中央牧场基本相同，主管机关有副都统、佐领、领催等各部门；主办机关有牧场总管、侍卫、牧长等各单位各级负责者。直接收养场内牲畜者为八旗官兵。所不同的是：八旗牧务并不是一个整体，每个旗都有自己独立的牧场，皆有互不统属的完整的一套管理机构，从畜牧政策上讲，它们是可以并列存在、平行发展的。

边地绿营牧务的主管机关是：总督衙门、提督衙门和总镇衙门（总兵府），它们逐级负责督导牧养，考核放牧成绩，执行赏罚，查核经费与设备，制定牧场建设规划等事宜。其主办单位是游击府以下的各军事衙门，即依乾隆元年（1736年）所定制度，“每场牝牡马千二百匹，以游击一人为总统，每场分为五群，每群牝马二百匹，牡马四十匹，以千总、把总一人为牧长，外委千总、把总为牧副，兵十名为牧人”7。基本上是将军队官员编制转为牧场的领导结构，由军事衙门移为畜牧衙门，官场风气很浓。

在管理措施上，清政府对官牧场特别是边塞官牧场实行了责任制，订立了严明的奖惩办法，用以保证和促进国营畜牧业的发展。朝廷一再强调将严格的数目指标和严明的奖惩条例对应起来，用量化尺度来衡量其负责者的工作优劣，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以后，这一制度逐渐形成。按规定，张家口外察哈尔各牧群，包括朝廷牧群和八旗牧群，每隔3年，原额的牛、马、羊与新的孳生数要达到3：1。8驼群，每隔6年，原额数与孳生数之间不能小于5：2这个对应值。通常是“每三年一次考校，蕃息者有赏，虚耗者有罚”9。在具体执行程序上，既有阶段性，又有连接性。一般是先布置，后检查；先检查，后评定；先评定，后处理。颇有章法，条理分明，环环相扣。如太仆牧务的督查和考核：每年春天派本寺堂官（满人）1名，出口外察哈尔牧地，“将马驹验骟，秋季往口外分拨骟过三岁之驹入群，三年均齐一次，届期列名，奏请钦点，前往员外郎岁春季往口外稽察孳生、倒毙各数并训练马驹，逐一烙印。秋季往口外验视肥瘠并训练马驹，有未烙印及烙印模糊者补烙印。牝马群计三年之内每三马应孳生一驹，于孳生额数外，多至一百六十匹者为上等，八十匹以上者次之，八十匹以下者又次之。其于孳生数额内少至一百匹或五十匹以上及五十匹以下者亦分三等，牧长、牧副、（牧）丁以是各定其赏罚。牡马群以在场见牧之数区为十分，视其训练及毙损之多寡以定其赏罚，至该管协领以上各官，统计所管马群，得赏受罚之等次，核计有差”10。上驷院牧务和八旗牧务的督理措施也与此大同小异，其中，上都、达布逊诺尔牧场和大凌河牧场马群，每3年奏派堂官巡察1次，驼群，每6年巡查1次。马群每百匹倒毙之数不超过8匹者赏，9匹至12匹者免议，13匹以上者罚。各总管、副管、翼领、牧长、牧副皆照例领受赏罚。所赏之物为马匹，所罚之物也是马匹。对直接放牧的牧丁，凡已超额完成任务指标者，即于额外多出1牛犊、两羊羔者，每人各奖赏毛青布1匹。完不成规定任务者，要接受鞭挞的处罚。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采取和执行了贯穿性或一致性的督饬办法，讲求人人有岗，人人有责。

绿营牧场的督饬和管理制度更为严格，不仅对有关官员、兵卒进行经济上的赏罚，而且还对之进行行政上的鼓励与制裁。按乾隆元年（1736年）原定之条例，每3年举行1次全面而统一的考评活动，称为“均齐”。届时由总督派官员逐场巡察检查，划分等级，题明原委，并详造各牧场官兵花名册，报明兵部备案。照规定，边地牧马（包括内地绿营牧场马），也同样要求在3年内，每3匹马须孳生1匹。在此定额之外，多增加1匹以上80匹以下的给3等奖；牧长加官1级，牧副纪录2次，每兵赏银1两。多孳生80匹——160匹者为2等奖，牧长加官2级，牧副加官1级，每官各赏银2两。多孳生160匹以上者为1等奖，牧长、牧副皆按所加级别补授实职，每名牧兵赏银3两。11若不足定额，少孳生20匹以下者，罚牧长5匹马，责打牧副40杖。少孳生21匹——40匹者，罚牧长马7匹，杖责牧副50。少孳生41匹——80匹者，罚牧长马9匹，杖责牧副60。12“如于原牧数内缺少的，千总、把总（牧长）革职，罚马十八匹，外委（牧副）革去顶戴，仍各责八十，兵责八十。所罚的马归入马群核算。其提、镇、游击统计五群以为赏罚：五群得赏的游击加二级，提、镇加一级。四群得赏，一群得罚的游击加一级，提、镇纪录二次。三群得赏，二群得罚的游击、提、镇无庸议赏议罚。三群得罚，二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留任，提、镇罚俸六月。四群得罚，一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调用，提、镇罚俸一年。五群全罚的游击革职，提、镇降一级调用。……若在原牧数内缺少的，除将千总、把总罚出马数补入外，余著落游击、提、镇各半分赔”13。显然，绿营牧务的负责面儿较大、赏罚范围极广，既考核主办单位游击府、千总把总衙门；又考核主管单位——提督府、总兵（总镇）府；既查问直接责任，又追究间接责任和连带责任，它是岗位责任制和管理责任制的结合。那时就是通过如此上下一贯制的奖惩手段来实施和执行上面颇具实用性的双管齐下的责任制的。这样，可使主办部门和主管部门之间产生一致的利害关系，促进二者共同努力，抓好牧务，从而加强对官牧场的督导和控制，有效地调动官兵的积极性。不过，这是一种封建主义的管理体制，是一个官督官办或官督军办的经营形式，有相当的专制性。它与中央牧场一样，是与民间畜牧业相互冲突的，因为最好的水草、牧地为其所扩占，对民间畜牧业有所妨碍。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供官衙和军队使用马、牛、驼、羊等牲畜，采取牧养与拨用相结合的方式，是一种自给性经济。牧场物品或产品，基本上不进行交换，没有走进市场经济的圈子。北部边地官牧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组织，它具有某种政治属性，是一个指令性的专业服务实体。

边地官牧场除了经营上的承包性质之外，还含有某些差徭性质的封建主义经济因素。各牧场的牧丁要像一般封建户政下的编民一样，承担提供朝廷所需贡物的义务。每年定例将一些畜产品解送到朝廷，交给内务府御膳房，供皇帝和各宫室食用。如在张家口外为镶黄、正黄、正白3旗牧放牛群、羊群的1620名牧丁，每年必须向皇族进贡乳酥油1.0122万斤，乳油4927斤，大小乳饼1158斤。14这是一种以实物形式出现的由牧丁承受的徭役负担，是封建统治者以强力驱使牧丁或役使百姓之变相的反映。

各类官牧业经济的发展与衰落

清政府根据塞外的自然条件和牧区形势环境，封疆划界，确定边地官牧业的范围，严格规定各类牧场的畛域，不得逾越，违者重罚。这一方面对维持畜牧业生产、稳定畜牧业秩序有好处，另一方面，可在较大程度上使官牧场原先占有优越的牧养地理条件不被破坏和侵夺，保障官牧业的正常进行。同时，为适应官牧业生产的需要——尽快繁殖或孳生牲畜，官府（牧衙）按照朝廷之旨，尽量遵守动物生理规律，指令统一配备各牧群的公畜和母畜的数目比例，不论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都按公母1：5的比例执行，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对此有详述。这是一项颇具科学性的规定，对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牧群广增母畜是当时公认的原则性措施，就连朝廷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乾隆三年（1738年），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要求添增公驼、公马数，中央不甚赞同，并指出：“牧厂添设马匹，原为滋生蕃庶起见，若添骟马八千匹，于牧事无益，应减去二千匹，改添骡马（母马）二千匹，促八千匹之数，此外更添骟驼五百只，庶于牧事有济”15。清廷的这一训示，进一步强化了后来官牧场广增母畜、重视繁殖、扩大牧业的思想。由于贯彻执行了以上的牧场经办方针，并全面实施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因而边疆官牧场具备了走向兴盛的必要条件。再加上众多牧官、牧丁、牧兵之间的有机配合和积极努力，逐渐促使塞外官牧业发展壮大起来。起初，在顺治时，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只有数十处，牧养官马几万匹。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时，仅塞外蒙古地方的官牧场就多达230多处，牲畜数量增加数倍。玄烨帝说：“牧厂唯口外为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有六万，羊至二十万……前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漫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16。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官马增长为40多万匹，鼎盛一时。在蒙古及东北官牧业中，察哈尔牧场的发展较为典型，该处官畜，“康熙初年，有骒马40群，骟马8群，由于风调雨顺，经营得法，至乾隆五年（1740年），骒马增至160群，骟马30群。厂马以4万匹为率，至乾隆五年（1740年）足额外溢7000余匹，15年间蕃孳将近两成”17，官畜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尤其是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两牧场，成绩更为突出，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有马驼12.8万，牛3万多，羊约35万。18在西部的凉州、甘州、西宁、伊犁、乌鲁木齐、古城、济木萨、玛纳斯等绿营牧场中，新疆巴里坤牧场的发展较为引人瞩目。该牧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置，成立较晚，但成效甚佳。马匹孳生繁衍很快，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时，场马增至5280多匹，因水草不敷，便分成东、西两场牧放，几年后，新生马多达8400余匹，水草仍不敷使用，又于乾隆四十年（1755年）分为3场牧放。到嘉庆十年（1805年），巴里坤牧场养马增加到31359匹（不包括拨往军营之数）19。不久，连新疆古城、济木萨两牧场也出现了“因马多场窄，急于疏通”的状况，该处的“二万三千余匹之马，俱属膘壮”20，人称：马之天、牛之地、羊之海。瞭望远近，一派生机。

官牧业得以兴盛和发展，一方面是占据了良好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之故，即我国北部边疆，山河优美，空气干燥，水草丰茂，地宜放牧，有利于官牧场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因素，是官方积极从事畜牧业活动的成功，并逐步掌握主动之故。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关于经营畜牧业的政策、制度及其督饬管理方面的适当。恩格斯曾经说：“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21。康、雍、乾时期的清朝统治者，就是上述各类政府中以较好方式去搞经济特别是搞畜牧经济的一种政府。由于清朝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畜牧业特别是边塞官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了适应性的对策，从而走出了一条较为理想的道路，创造出一个繁荣的局面。其中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经营形式与结构的确定。我们知道，宋、明时期的官牧业是间接经营，是把官畜以徭役的形式寄养于民间22，民养官畜，实际上是一种官督民办制，人工分散，管理分散，又不能合理利用资源，且实行各家各户的个体负责制，御灾之力小，伤民程度大，发展机会少。而清政府一反旧态，牧牛、马、驼以苑、以场，颇近汉唐古义，可以充分开发利用边塞的水草资源，集中牧养、集中管理，实行官衙和部门的总体负责制，或称专职长官与专职兵民的共同负责制。这样，便于指挥调度，即管理集中、得力、灵活，御灾力大，建设力强，发展的可能性大、机会广。故康熙帝言称：“历观宋、明之时，议马政皆无上策”，“唯我朝牧养得法”23，所言不无道理。

同时，清代官牧场的建置是以北方边地为主，并将之作为一项边政战略内容来推行，尤其是西北绿营牧场的建立，其目的十分明确，旨在为军事服务，加强边防建设。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西北用兵时，署理陕甘总督兼办军务的吏部尚书刘于义向皇帝奏称：陕甘为边疆军事要地，所需战马甚多，往日多由归化城及其他内地解送，长途供应，既糜费“钱粮”，又贻误时日，流弊颇多，宜就地设立牧场，以裕国防。24朝廷批准了他的奏章。不久出现的凉州、西宁、肃州3镇牧场，就是在他的请求下建立的25。后来，安西、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处的牧场也同样是以边防的需要、以相同的理由而设，并责成各该地驻守汉军进行掌管，成为边境绿营兵活动的一项必要内容。我们知道，建立边地牧场有同边屯一样的重要意义，它是强化边疆经济、缩短军需供给线、增加戍防之物质力量的重要措施，它对乾隆时期的西北军事活动曾予以有力的支援，对其官军的屡次胜利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康熙以后，内地的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人多田少，农耕空间严重不足，牧区的存在和发展十分困难。建立和扩展边地马政，不断开辟北部边疆牧地是大势所趋，是适时之举。它充分利用了人地比例相对较大的边塞地方的田土资源，较成功地建立和维持了官牧基地，成了当时军马尤其是边马供应的重要保证。另外，辽东、甘肃、内蒙、新疆等处的官牧或军牧，实为一种经济有效的生产形式，对当地的农业特别是军屯、民屯都有好处，既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其地的农田肥料供应问题，又可以相应地解决耕育缺乏的困难，保障兵饷供应，并可顺势提高这些地带的交通运输力量，起到一种强边、固边、安边的综合性作用。而边塞物质力量的增强、经济环境的改善，又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国防，辅助了边政。

遗憾的是，官牧场的兴盛局面并没有长久地维持下去，到乾隆以后就逐渐地走向衰落了。虽然清政府在官牧业方面实施过较为适宜的政策和制度，但在总体观念上，目光还不够远大，它将官牧业与国防活动或军事行为当作一个整体，把双方的关系看得过分紧密，很少将官牧业当作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来对待。所以，随着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边塞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结束，蒙古地区的官畜顿减，“原先用作储养军驼、军马和食用牲畜的牧厂，多已闲置。于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清朝政府在大申禁垦令的同时，这些官牧厂的土地，都屡经乾隆帝敕许，公开进行招民开垦”26。这显然是官牧业在缺乏独立位置的形势下，受到了农业经济的冲击。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统计，仅太仆寺的右翼牧场就被开垦230余万亩。27同时，独石口外的御马场、张家口外的礼部牧场、归化厅土默特境内和和林格尔厅的右卫八旗军马场等皆曾或多或少地先后被开垦。大青山后，绥远城八旗驻防军马场等牧地，在乾隆中期，因“裁汰兵丁，牧放马少，地亩空闲……待民开垦”28，垦数动辄数万、数十万亩，致牲畜牧放基地日益缩小，官牧业的规模也随之日益变小。尽管清政府倡导农牧并重，但实践证明，后来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还是缺乏合理的协调。

其次，吏治的腐败也影响和妨碍了官牧业的发展，在绿营牧场尤其是如此。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兵部·马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通过皇帝上谕的形式，规定以后随着官牧群的增多，逐次新辟牧场。可是到乾隆后期特别是嘉庆年间，军队中滋长了官僚主义，并且侵蚀到绿营牧场，使得有关官员不能认真遵守马多分场的定例，导致场地狭窄、水草不敷，不时发生疲瘦伤残之事。史称：“总督则遇事因循，不思振作，提、镇则因分场愈多，责成愈重，而不欲增辟新场，他们每到了马多场窄的时候，都不遵守旧例分场另牧，仅仅把过剩的场马挑变，以维持现状。……但结果只能维持原状的形式，对原状的实质却维持不了”29。同时，随着牧场制度的松弛，许多牧场官员，大肆贪污，吞没马乾，使得马匹越来越少，到晚清，此弊更为严重了30。不仅仅是绿营牧场，就是太仆寺牧场和八旗牧场也有不少官员空报籍册、吞没马乾的事例。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官牧业的衰落。

另外，到了晚清，西方的军事装备、军事技术及其有关的新式交通运输器具的输入，使清政府对官牧场尤其是军马场的重视程度逐渐减弱。在咸丰以后，官牧场的奖惩等考核制度、章程也不严格遵守和执行了，场务的好坏皆显得无关紧要了31，官牧场也就因之愈发不景气了。加之，同治初期陕、甘回民起义，边地绿营牧场被扫荡殆尽，久衰不振。

边塞官牧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清前中期，国家在北部边塞开办的官牧业是成功的，其经营办法与管理措施是较为适宜的，曾取得良好的效果，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绿营牧场等，是一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特征的经济类型，在我国畜牧经济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清代社会经济范畴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官衙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典型行为或集中体现。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对旧的官牧业和对宋、明间接经营制的批判和否定，对以后的官牧业起到一种启迪作用。

上述北部边地官牧场，曾有力地支持了清政府的政治、军事等项活动，积极有效地为其服务。不管是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自它们建立后，便使清政府的军队和皇室宫廷用马，有了较为可靠的保证，不必单纯依赖茶叶交换马匹了”32。各种类型的官牧场，定时或不定时地向屯垦区提供耕畜、驮畜；向各省区和各边地驿站解送马匹，维持通信活动；向各贵族、各官员供应舆仗等项所用马匹；向朝廷和各级官衙提供运资转饷的驼、马、骡。而更为重要的是，官牧场特别是边塞官牧场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武装配备或军队建设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它完全是官兵的一种后勤部门或军需供应基地，因为牧场包括中央牧场的中心任务是向清军输送马匹。“顺治三年（1646年）定各省营马缺额，开数报兵部，在各（牧）群拨给。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定直隶各标营缺马，在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三牧场拨给。五十一年（1786年）定巴里坤牧场内骟马除拨补巴里坤镇属各营及哈密厅差马，与屯田台站留用外，多余马匹尽数拨送内地各营，以备补额。嘉庆十六年（1811年）定以甘州等各牧场骟马拨给附近各营缺额。此为以牧场孳生马匹拨给的制度”33。上述国家的规定，清楚地反映出我国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的主要职能是经营战马，主要贡献是为国防服务。这些官牧场放养的马种，大多来自长城西北口外，甚为优良，善于驰骋，称作“口马”，是当时最为理想的战马资源。由塞北官牧群大量输往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口马，曾在多次的官兵征战中，冲锋陷阵，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等北部边塞官牧场，位处我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地带，即处于所谓“依天地自然之力，养天地自然之物”的传统牧区。这里既有各种官牧场，又有众多的蒙古、满贵族私牧场和民间小牧场，呈现出一个多种畜牧业经济成分共存并举的形势。鉴此状况，清政府曾在康、雍、乾时期，十分认真而慎重地开办和经营西北、华北与东北各地的官牧业，特别注意其官牧场的形象问题，更注意与民间牧业及牧民的关系问题或联络事宜，其中对蒙古牧务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宣称：原“养息孳生牧场各牧群牧长、牧丁均系蒙古人，而现在补授系满洲宫，概不晓蒙古语言，不识蒙古性情，不悉游牧利弊。嗣后设四品总管一人，五品副管二人，令京中八旗都统，于各旗蒙古应升官员内，五品旗员并世爵拟补四品总管，六品旗员拟补五品副管，拣选勤慎老谙于牧事者，每旗一人，咨送兵部引见，恭候钦定”34，可谓全盘考虑，统筹兼顾。

事实上，清政府也真是基本上较好地协调了官府与民间、官牧业与私牧业的关系，并使边塞各类官牧场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促进了私牧业的发展。那时清政府在北部边疆官牧场布置了适量的兵卒，既保护了官牧业，也保护了私牧业，创造了在安定的环境下稳步发展的机会。同时，官牧场的一些较好的管理办法也被私牧场所吸取或参用，如一些为数不多的雇佣劳动制内容——按放牧数量多少挣工钱之办法的施行，就与官牧场相似，很有可能是对官牧场作法的承袭或仿效。还有，清代后期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旗等处的“苏鲁克制度”——具有租佃性质的畜群承包放牧办法（死亡的畜肉归牧户，皮归畜主或皮与肉全归牧户；畜群所产仔畜，百分之一归牧户，其余归畜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了官牧场将老弱病残牲畜赏给牧丁之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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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页100。

2.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7。

3.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4.（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5.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7。

6.（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7.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8。

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畜牧。

9.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考牧志。

10.（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11.（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

12.同上。

13.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0。

1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

15.《清高宗实录》，卷66，乾隆三年四月癸巳条。

16.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

17.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18.《清高宗实录》，卷624，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条。

19.（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兵部，马政，牧马。

20.同上。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495。

22.陈建：《皇明通纪》，卷15。

23.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卷6。

24.刘于义：《清设马厂以裕边防疏》，见《皇清奏议》，卷33。

25.（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26.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页108。

27.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纪牧场。

28.（光绪）《晋政辑要》，卷10。

29.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8。

30.《清史列传》，卷49，翁同书传。

31.同上。

32.林永匡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8月版），页77。

八旗旗主范文篇9

关键词清代官牧场官畜管理发展衰落边塞

清朝封建社会，农业与畜牧业并重，二者皆被认为是国民经济的本业。在北国边塞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传统习惯等因素，畜牧业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成分。我国北部边疆具有极为丰富的畜牧业资源，不仅广大边民在这里广泛地从事着畜牧业活动，而且清政所和皇室也在此开办牧场，发展畜牧业。官方开办的牧场，有其独特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对清代经济、军事产生较大影响，颇具时代的适应性，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官牧场的设置及其种类

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满洲贵族率领强大的八旗军闯进山海关，攻城略地，占领中原，建立了清朝封建政权。满族，原为游牧民族，通常生计，“唯马匹牛羊是赖”。并且，满族武装八旗军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兵骁马骠，称雄一时。就整体而言，畜牧业曾是满洲贵族或新兴统治者的经济基础和军需的必要资源，至关重要。所以清廷对之十分重视，除了强调振兴民间畜牧业之外，还大办官牧场。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清政府在传统畜牧业活动的基础上，集中牧养牲畜的场所，是其行政衙门和军事衙门从事畜牧业生产和管理的一种普通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较成熟、较高级的畜牧业管理机构和组织。清朝官牧场主要划分为太仆寺牧场、皇室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4部分或4大类。由朝廷开办的太仆寺牧场和由内务府开办的上驷院牧场属于中央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属于地方开办的军牧场。顺治初年，朝廷在张家口外设置种马场，于陕西省设立苑马寺，为军队牧养或提供马匹，皆隶属于兵部。后来到康熙四年（1665年）裁去苑马寺，扩大种马场。5年后，种马场改属于太仆寺，并分设察哈尔左右两翼牧场。位于张家口外哈喇尼敦井的太仆寺左翼牧场，地土辽阔，方圆600里；位于齐齐尔罕河的右翼牧场，方圆400里。康熙时，这两翼牧场共牧养着160群骡马，约3.2万匹，骟马32群，每群59匹——305匹。清初在独石口外设立的直属于上驷院的御马场，地处上都、达里冈爱、商都、达布逊诺尔等处，水草丰茂，地界绵延千余里。最初，上驷院牧务分设3场，后来又增为5个场，分别为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木哈达牧群马营、养息木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营、养息木边外牧群牛营1。上驷院所属牧场，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时，牧养着骡马197群，骟马46群，走马2群，驼22群2，每群马200匹——500匹，每群驼100峰——200峰。建于察哈尔的八旗牧场，也同样是方圆广阔，其占地范围，东至克什克腾旗界，西至归化城土默特旗，南至晋北大同府、朔平府边际，北到苏尼特及四子部界，周边达千里。顺治时分别在这里建有：正黄旗牧场、镶黄旗牧场、正白旗牧场、镶白旗牧场、正红旗牧场、镶红旗牧场、正兰旗牧场、镶兰旗牧场。据康熙四十九年统计，“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牧场各有牛95群，羊180群。牛以120头为一群，共3万余；羊以400只为一群，共216000只”3。到乾隆时，还在大青山后设立了绥远八旗牧场，颇有成效。相比之下，绿营牧场设置较晚，正式成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起初是因西北用兵，军马缺少，调解艰难，故而吏部尚书刘于义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署理陕甘总督、办理军务时，奏请在西北设立牧场、蓄养军马，以裕边防。胤禛帝批准了刘于义的要求，在4个军事重镇各设牧场1处4。两年后，便在甘州大草滩、凉州黄羊川、西宁摆羊戎、肃州花海子湃带湖建起了最早的绿营牧场。10年后，又于甘肃安西提督牧地建绿营牧场1个。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1760年、1761年），又相继在新疆乌鲁木齐、巴里坤设立两个牧场。几年后，巴里坤牧场便分为东西两场。另外，清政府还在新疆的济木萨、古城、玛纳斯、塔尔巴哈台等处办起绿营兵马场。以上各类牧场，是清政府根据地理特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体现。

中央牧场（太仆寺牧场和上驷院牧场）和地方牧场（八旗牧场与绿茵牧场）只是因主办者不同而有差异，没有隶属关系。各类官牧场皆为清朝的军务、政务服务。所以，中央牧场曾向地方牧场解送马匹，以奠定其创立之基和支持其维持之需5。如乾隆时在新疆乌鲁木齐、伊犁设立绿营牧场，开始的一部分马匹、牛羊就是从察哈尔一带的太仆寺牧场解送来的。当然，最初较多的牧畜来源是通过“茶马互市”获取于“番地”的。那时官牧场的牲畜品种很多，就马匹而言，有朝鲜马、蒙古马、俄国哥萨克马和东北建州马、西北西宁马、宁夏马、洮州马、甘州马等。有些牲畜作为贡品被送入官牧场，包括中央牧场；有些牲畜是清政府通过“茶马互市”的形式，向官牧场提供的。史称：“归化城两旗蒙古岁贡马；喀尔喀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岁贡驼马；陕西岷州卫二十四寺番僧岁贡马。均由理藩院咨送（上驷院）各厩……至哈萨克贸易之马尤伙，每年无定额，于乌鲁木齐及伊犁广设牧群以为新疆驻守各兵之用”6。由此可知，进贡与贸易是马种的主要来源。

官牧场的管理形式与经济性质

清代官牧场是一种正规的国营畜牧业组织，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实体，但它同时又是一个行政部门，是当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充分表现出官办实业的特点。在这里，统治者不是以纯粹的经济手段去管理牧场，而是把牧养牲畜这种经营形式纳入衙门的事务中，封建主义的色彩相当浓厚。

从组织机构上讲，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都要接受两类机构的监督和控制，即服从其内外两方面的领导。各个官牧场上面都同时具有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两种单位。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又各自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层层节制，共同对牧场产生作用。

太仆寺牧务的主管者或统辖部门分为5个层次：1．总管两翼牧场大臣（兼副都统衔），总领察哈尔两翼“马政”。2．太仆寺寺卿和少卿，掌管两翼牧场的建设与发展事项，从而采取赏罚措施。3．左右司员外郎及满、蒙主事，掌管驮载幔城、网城的驼队，以备巡察；并负责查验牧场牲畜的增减，定时烙印、登记。4．主薄，负责奏章之类的文件呈转等处理工作。5．笔帖式，搞文秘工作，主要负责满、蒙人员有关牧务的文语翻译。其主办部门分别为统辖两翼牧场总管和两翼牧场总管与副管、防御、翼领、骁骑校、护军校、协领、牧长与牧副8个层次。各级机构各自分管一处牧务，或协管场务，包括管理牧地、棚槽、草料以及使用兽医等工作。直接从事牧养活动者乃是牧丁，每群马设置牧丁8名——14名。

上驷院牧务的主管部门也分为5级机构：总管院事大臣（副都统衔）、院卿、左右司郎中及员外郎、主事、笔帖式与侍卫及司鞍等，所具权限和所掌管事务与上述太仆寺牧务的主管部门大体相似。其主办机构分为4个层次：牧场总管与副管、翼领、笔帖式、牧长与牧副，依次负责管理收地、牧群、马槽、帐篷、草料以及牧医、牧丁等。

八旗牧场的建制也与中央牧场基本相同，主管机关有副都统、佐领、领催等各部门；主办机关有牧场总管、侍卫、牧长等各单位各级负责者。直接收养场内牲畜者为八旗官兵。所不同的是：八旗牧务并不是一个整体，每个旗都有自己独立的牧场，皆有互不统属的完整的一套管理机构，从畜牧政策上讲，它们是可以并列存在、平行发展的。

边地绿营牧务的主管机关是：总督衙门、提督衙门和总镇衙门（总兵府），它们逐级负责督导牧养，考核放牧成绩，执行赏罚，查核经费与设备，制定牧场建设规划等事宜。其主办单位是游击府以下的各军事衙门，即依乾隆元年（1736年）所定制度，“每场牝牡马千二百匹，以游击一人为总统，每场分为五群，每群牝马二百匹，牡马四十匹，以千总、把总一人为牧长，外委千总、把总为牧副，兵十名为牧人”7。基本上是将军队官员编制转为牧场的领导结构，由军事衙门移为畜牧衙门，官场风气很浓。

在管理措施上，清政府对官牧场特别是边塞官牧场实行了责任制，订立了严明的奖惩办法，用以保证和促进国营畜牧业的发展。朝廷一再强调将严格的数目指标和严明的奖惩条例对应起来，用量化尺度来衡量其负责者的工作优劣，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以后，这一制度逐渐形成。按规定，张家口外察哈尔各牧群，包括朝廷牧群和八旗牧群，每隔3年，原额的牛、马、羊与新的孳生数要达到3：1。8驼群，每隔6年，原额数与孳生数之间不能小于5：2这个对应值。通常是“每三年一次考校，蕃息者有赏，虚耗者有罚”9。在具体执行程序上，既有阶段性，又有连接性。一般是先布置，后检查；先检查，后评定；先评定，后处理。颇有章法，条理分明，环环相扣。如太仆牧务的督查和考核：每年春天派本寺堂官（满人）1名，出口外察哈尔牧地，“将马驹验骟，秋季往口外分拨骟过三岁之驹入群，三年均齐一次，届期列名，奏请钦点，前往员外郎岁春季往口外稽察孳生、倒毙各数并训练马驹，逐一烙印。秋季往口外验视肥瘠并训练马驹，有未烙印及烙印模糊者补烙印。牝马群计三年之内每三马应孳生一驹，于孳生额数外，多至一百六十匹者为上等，八十匹以上者次之，八十匹以下者又次之。其于孳生数额内少至一百匹或五十匹以上及五十匹以下者亦分三等，牧长、牧副、（牧）丁以是各定其赏罚。牡马群以在场见牧之数区为十分，视其训练及毙损之多寡以定其赏罚，至该管协领以上各官，统计所管马群，得赏受罚之等次，核计有差”10。上驷院牧务和八旗牧务的督理措施也与此大同小异，其中，上都、达布逊诺尔牧场和大凌河牧场马群，每3年奏派堂官巡察1次，驼群，每6年巡查1次。马群每百匹倒毙之数不超过8匹者赏，9匹至12匹者免议，13匹以上者罚。各总管、副管、翼领、牧长、牧副皆照例领受赏罚。所赏之物为马匹，所罚之物也是马匹。对直接放牧的牧丁，凡已超额完成任务指标者，即于额外多出1牛犊、两羊羔者，每人各奖赏毛青布1匹。完不成规定任务者，要接受鞭挞的处罚。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采取和执行了贯穿性或一致性的督饬办法，讲求人人有岗，人人有责。

绿营牧场的督饬和管理制度更为严格，不仅对有关官员、兵卒进行经济上的赏罚，而且还对之进行行政上的鼓励与制裁。按乾隆元年（1736年）原定之条例，每3年举行1次全面而统一的考评活动，称为“均齐”。届时由总督派官员逐场巡察检查，划分等级，题明原委，并详造各牧场官兵花名册，报明兵部备案。照规定，边地牧马（包括内地绿营牧场马），也同样要求在3年内，每3匹马须孳生1匹。在此定额之外，多增加1匹以上80匹以下的给3等奖；牧长加官1级，牧副纪录2次，每兵赏银1两。多孳生80匹——160匹者为2等奖，牧长加官2级，牧副加官1级，每官各赏银2两。多孳生160匹以上者为1等奖，牧长、牧副皆按所加级别补授实职，每名牧兵赏银3两。11若不足定额，少孳生20匹以下者，罚牧长5匹马，责打牧副40杖。少孳生21匹——40匹者，罚牧长马7匹，杖责牧副50。少孳生41匹——80匹者，罚牧长马9匹，杖责牧副60。12“如于原牧数内缺少的，千总、把总（牧长）革职，罚马十八匹，外委（牧副）革去顶戴，仍各责八十，兵责八十。所罚的马归入马群核算。其提、镇、游击统计五群以为赏罚：五群得赏的游击加二级，提、镇加一级。四群得赏，一群得罚的游击加一级，提、镇纪录二次。三群得赏，二群得罚的游击、提、镇无庸议赏议罚。三群得罚，二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留任，提、镇罚俸六月。四群得罚，一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调用，提、镇罚俸一年。五群全罚的游击革职，提、镇降一级调用。……若在原牧数内缺少的，除将千总、把总罚出马数补入外，余著落游击、提、镇各半分赔”13。显然，绿营牧务的负责面儿较大、赏罚范围极广，既考核主办单位游击府、千总把总衙门；又考核主管单位——提督府、总兵（总镇）府；既查问直接责任，又追究间接责任和连带责任，它是岗位责任制和管理责任制的结合。那时就是通过如此上下一贯制的奖惩手段来实施和执行上面颇具实用性的双管齐下的责任制的。这样，可使主办部门和主管部门之间产生一致的利害关系，促进二者共同努力，抓好牧务，从而加强对官牧场的督导和控制，有效地调动官兵的积极性。不过，这是一种封建主义的管理体制，是一个官督官办或官督军办的经营形式，有相当的专制性。它与中央牧场一样，是与民间畜牧业相互冲突的，因为最好的水草、牧地为其所扩占，对民间畜牧业有所妨碍。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供官衙和军队使用马、牛、驼、羊等牲畜，采取牧养与拨用相结合的方式，是一种自给性经济。牧场物品或产品，基本上不进行交换，没有走进市场经济的圈子。北部边地官牧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组织，它具有某种政治属性，是一个指令性的专业服务实体。

边地官牧场除了经营上的承包性质之外，还含有某些差徭性质的封建主义经济因素。各牧场的牧丁要像一般封建户政下的编民一样，承担提供朝廷所需贡物的义务。每年定例将一些畜产品解送到朝廷，交给内务府御膳房，供皇帝和各宫室食用。如在张家口外为镶黄、正黄、正白3旗牧放牛群、羊群的1620名牧丁，每年必须向皇族进贡乳酥油1.0122万斤，乳油4927斤，大小乳饼1158斤。14这是一种以实物形式出现的由牧丁承受的徭役负担，是封建统治者以强力驱使牧丁或役使百姓之变相的反映。

各类官牧业经济的发展与衰落

清政府根据塞外的自然条件和牧区形势环境，封疆划界，确定边地官牧业的范围，严格规定各类牧场的畛域，不得逾越，违者重罚。这一方面对维持畜牧业生产、稳定畜牧业秩序有好处，另一方面，可在较大程度上使官牧场原先占有优越的牧养地理条件不被破坏和侵夺，保障官牧业的正常进行。同时，为适应官牧业生产的需要——尽快繁殖或孳生牲畜，官府（牧衙）按照朝廷之旨，尽量遵守动物生理规律，指令统一配备各牧群的公畜和母畜的数目比例，不论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都按公母1：5的比例执行，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对此有详述。这是一项颇具科学性的规定，对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牧群广增母畜是当时公认的原则性措施，就连朝廷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乾隆三年（1738年），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要求添增公驼、公马数，中央不甚赞同，并指出：“牧厂添设马匹，原为滋生蕃庶起见，若添骟马八千匹，于牧事无益，应减去二千匹，改添骡马（母马）二千匹，促八千匹之数，此外更添骟驼五百只，庶于牧事有济”15。清廷的这一训示，进一步强化了后来官牧场广增母畜、重视繁殖、扩大牧业的思想。由于贯彻执行了以上的牧场经办方针，并全面实施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因而边疆官牧场具备了走向兴盛的必要条件。再加上众多牧官、牧丁、牧兵之间的有机配合和积极努力，逐渐促使塞外官牧业发展壮大起来。起初，在顺治时，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只有数十处，牧养官马几万匹。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时，仅塞外蒙古地方的官牧场就多达230多处，牲畜数量增加数倍。玄烨帝说：“牧厂唯口外为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有六万，羊至二十万……前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漫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16。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官马增长为40多万匹，鼎盛一时。在蒙古及东北官牧业中，察哈尔牧场的发展较为典型，该处官畜，“康熙初年，有骒马40群，骟马8群，由于风调雨顺，经营得法，至乾隆五年（1740年），骒马增至160群，骟马30群。厂马以4万匹为率，至乾隆五年（1740年）足额外溢7000余匹，15年间蕃孳将近两成”17，官畜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尤其是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两牧场，成绩更为突出，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有马驼12.8万，牛3万多，羊约35万。18在西部的凉州、甘州、西宁、伊犁、乌鲁木齐、古城、济木萨、玛纳斯等绿营牧场中，新疆巴里坤牧场的发展较为引人瞩目。该牧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置，成立较晚，但成效甚佳。马匹孳生繁衍很快，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时，场马增至5280多匹，因水草不敷，便分成东、西两场牧放，几年后，新生马多达8400余匹，水草仍不敷使用，又于乾隆四十年（1755年）分为3场牧放。到嘉庆十年（1805年），巴里坤牧场养马增加到31359匹（不包括拨往军营之数）19。不久，连新疆古城、济木萨两牧场也出现了“因马多场窄，急于疏通”的状况，该处的“二万三千余匹之马，俱属膘壮”20，人称：马之天、牛之地、羊之海。瞭望远近，一派生机。

官牧业得以兴盛和发展，一方面是占据了良好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之故，即我国北部边疆，山河优美，空气干燥，水草丰茂，地宜放牧，有利于官牧场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因素，是官方积极从事畜牧业活动的成功，并逐步掌握主动之故。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关于经营畜牧业的政策、制度及其督饬管理方面的适当。恩格斯曾经说：“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21。康、雍、乾时期的清朝统治者，就是上述各类政府中以较好方式去搞经济特别是搞畜牧经济的一种政府。由于清朝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畜牧业特别是边塞官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了适应性的对策，从而走出了一条较为理想的道路，创造出一个繁荣的局面。其中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经营形式与结构的确定。我们知道，宋、明时期的官牧业是间接经营，是把官畜以徭役的形式寄养于民间22，民养官畜，实际上是一种官督民办制，人工分散，管理分散，又不能合理利用资源，且实行各家各户的个体负责制，御灾之力小，伤民程度大，发展机会少。而清政府一反旧态，牧牛、马、驼以苑、以场，颇近汉唐古义，可以充分开发利用边塞的水草资源，集中牧养、集中管理，实行官衙和部门的总体负责制，或称专职长官与专职兵民的共同负责制。这样，便于指挥调度，即管理集中、得力、灵活，御灾力大，建设力强，发展的可能性大、机会广。故康熙帝言称：“历观宋、明之时，议马政皆无上策”，“唯我朝牧养得法”23，所言不无道理。

同时，清代官牧场的建置是以北方边地为主，并将之作为一项边政战略内容来推行，尤其是西北绿营牧场的建立，其目的十分明确，旨在为军事服务，加强边防建设。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西北用兵时，署理陕甘总督兼办军务的吏部尚书刘于义向皇帝奏称：陕甘为边疆军事要地，所需战马甚多，往日多由归化城及其他内地解送，长途供应，既糜费“钱粮”，又贻误时日，流弊颇多，宜就地设立牧场，以裕国防。24朝廷批准了他的奏章。不久出现的凉州、西宁、肃州3镇牧场，就是在他的请求下建立的25。后来，安西、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处的牧场也同样是以边防的需要、以相同的理由而设，并责成各该地驻守汉军进行掌管，成为边境绿营兵活动的一项必要内容。我们知道，建立边地牧场有同边屯一样的重要意义，它是强化边疆经济、缩短军需供给线、增加戍防之物质力量的重要措施，它对乾隆时期的西北军事活动曾予以有力的支援，对其官军的屡次胜利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康熙以后，内地的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人多田少，农耕空间严重不足，牧区的存在和发展十分困难。建立和扩展边地马政，不断开辟北部边疆牧地是大势所趋，是适时之举。它充分利用了人地比例相对较大的边塞地方的田土资源，较成功地建立和维持了官牧基地，成了当时军马尤其是边马供应的重要保证。另外，辽东、甘肃、内蒙、新疆等处的官牧或军牧，实为一种经济有效的生产形式，对当地的农业特别是军屯、民屯都有好处，既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其地的农田肥料供应问题，又可以相应地解决耕育缺乏的困难，保障兵饷供应，并可顺势提高这些地带的交通运输力量，起到一种强边、固边、安边的综合性作用。而边塞物质力量的增强、经济环境的改善，又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国防，辅助了边政。

遗憾的是，官牧场的兴盛局面并没有长久地维持下去，到乾隆以后就逐渐地走向衰落了。虽然清政府在官牧业方面实施过较为适宜的政策和制度，但在总体观念上，目光还不够远大，它将官牧业与国防活动或军事行为当作一个整体，把双方的关系看得过分紧密，很少将官牧业当作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来对待。所以，随着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边塞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结束，蒙古地区的官畜顿减，“原先用作储养军驼、军马和食用牲畜的牧厂，多已闲置。于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清朝政府在大申禁垦令的同时，这些官牧厂的土地，都屡经乾隆帝敕许，公开进行招民开垦”26。这显然是官牧业在缺乏独立位置的形势下，受到了农业经济的冲击。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统计，仅太仆寺的右翼牧场就被开垦230余万亩。27同时，独石口外的御马场、张家口外的礼部牧场、归化厅土默特境内和和林格尔厅的右卫八旗军马场等皆曾或多或少地先后被开垦。大青山后，绥远城八旗驻防军马场等牧地，在乾隆中期，因“裁汰兵丁，牧放马少，地亩空闲……待民开垦”28，垦数动辄数万、数十万亩，致牲畜牧放基地日益缩小，官牧业的规模也随之日益变小。尽管清政府倡导农牧并重，但实践证明，后来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还是缺乏合理的协调。

其次，吏治的腐败也影响和妨碍了官牧业的发展，在绿营牧场尤其是如此。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兵部·马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通过皇帝上谕的形式，规定以后随着官牧群的增多，逐次新辟牧场。可是到乾隆后期特别是嘉庆年间，军队中滋长了官僚主义，并且侵蚀到绿营牧场，使得有关官员不能认真遵守马多分场的定例，导致场地狭窄、水草不敷，不时发生疲瘦伤残之事。史称：“总督则遇事因循，不思振作，提、镇则因分场愈多，责成愈重，而不欲增辟新场，他们每到了马多场窄的时候，都不遵守旧例分场另牧，仅仅把过剩的场马挑变，以维持现状。……但结果只能维持原状的形式，对原状的实质却维持不了”29。同时，随着牧场制度的松弛，许多牧场官员，大肆贪污，吞没马乾，使得马匹越来越少，到晚清，此弊更为严重了30。不仅仅是绿营牧场，就是太仆寺牧场和八旗牧场也有不少官员空报籍册、吞没马乾的事例。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官牧业的衰落。

另外，到了晚清，西方的军事装备、军事技术及其有关的新式交通运输器具的输入，使清政府对官牧场尤其是军马场的重视程度逐渐减弱。在咸丰以后，官牧场的奖惩等考核制度、章程也不严格遵守和执行了，场务的好坏皆显得无关紧要了31，官牧场也就因之愈发不景气了。加之，同治初期陕、甘回民起义，边地绿营牧场被扫荡殆尽，久衰不振。

边塞官牧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清前中期，国家在北部边塞开办的官牧业是成功的，其经营办法与管理措施是较为适宜的，曾取得良好的效果，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绿营牧场等，是一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特征的经济类型，在我国畜牧经济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清代社会经济范畴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官衙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典型行为或集中体现。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对旧的官牧业和对宋、明间接经营制的批判和否定，对以后的官牧业起到一种启迪作用。

上述北部边地官牧场，曾有力地支持了清政府的政治、军事等项活动，积极有效地为其服务。不管是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自它们建立后，便使清政府的军队和皇室宫廷用马，有了较为可靠的保证，不必单纯依赖茶叶交换马匹了”32。各种类型的官牧场，定时或不定时地向屯垦区提供耕畜、驮畜；向各省区和各边地驿站解送马匹，维持通信活动；向各贵族、各官员供应舆仗等项所用马匹；向朝廷和各级官衙提供运资转饷的驼、马、骡。而更为重要的是，官牧场特别是边塞官牧场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武装配备或军队建设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它完全是官兵的一种后勤部门或军需供应基地，因为牧场包括中央牧场的中心任务是向清军输送马匹。“顺治三年（1646年）定各省营马缺额，开数报兵部，在各（牧）群拨给。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定直隶各标营缺马，在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三牧场拨给。五十一年（1786年）定巴里坤牧场内骟马除拨补巴里坤镇属各营及哈密厅差马，与屯田台站留用外，多余马匹尽数拨送内地各营，以备补额。嘉庆十六年（1811年）定以甘州等各牧场骟马拨给附近各营缺额。此为以牧场孳生马匹拨给的制度”33。上述国家的规定，清楚地反映出我国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的主要职能是经营战马，主要贡献是为国防服务。这些官牧场放养的马种，大多来自长城西北口外，甚为优良，善于驰骋，称作“口马”，是当时最为理想的战马资源。由塞北官牧群大量输往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口马，曾在多次的官兵征战中，冲锋陷阵，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等北部边塞官牧场，位处我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地带，即处于所谓“依天地自然之力，养天地自然之物”的传统牧区。这里既有各种官牧场，又有众多的蒙古、满贵族私牧场和民间小牧场，呈现出一个多种畜牧业经济成分共存并举的形势。鉴此状况，清政府曾在康、雍、乾时期，十分认真而慎重地开办和经营西北、华北与东北各地的官牧业，特别注意其官牧场的形象问题，更注意与民间牧业及牧民的关系问题或联络事宜，其中对蒙古牧务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宣称：原“养息孳生牧场各牧群牧长、牧丁均系蒙古人，而现在补授系满洲宫，概不晓蒙古语言，不识蒙古性情，不悉游牧利弊。嗣后设四品总管一人，五品副管二人，令京中八旗都统，于各旗蒙古应升官员内，五品旗员并世爵拟补四品总管，六品旗员拟补五品副管，拣选勤慎老谙于牧事者，每旗一人，咨送兵部引见，恭候钦定”34，可谓全盘考虑，统筹兼顾。

事实上，清政府也真是基本上较好地协调了官府与民间、官牧业与私牧业的关系，并使边塞各类官牧场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促进了私牧业的发展。那时清政府在北部边疆官牧场布置了适量的兵卒，既保护了官牧业，也保护了私牧业，创造了在安定的环境下稳步发展的机会。同时，官牧场的一些较好的管理办法也被私牧场所吸取或参用，如一些为数不多的雇佣劳动制内容——按放牧数量多少挣工钱之办法的施行，就与官牧场相似，很有可能是对官牧场作法的承袭或仿效。还有，清代后期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旗等处的“苏鲁克制度”——具有租佃性质的畜群承包放牧办法（死亡的畜肉归牧户，皮归畜主或皮与肉全归牧户；畜群所产仔畜，百分之一归牧户，其余归畜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了官牧场将老弱病残牲畜赏给牧丁之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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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页100。

2.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7。

3.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4.（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5.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7。

6.（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7.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8。

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畜牧。

9.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考牧志。

10.（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11.（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

12.同上。

13.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0。

1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

15.《清高宗实录》，卷66，乾隆三年四月癸巳条。

16.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

17.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18.《清高宗实录》，卷624，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条。

19.（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兵部，马政，牧马。

20.同上。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495。

22.陈建：《皇明通纪》，卷15。

23.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卷6。

24.刘于义：《清设马厂以裕边防疏》，见《皇清奏议》，卷33。

25.（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26.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页108。

27.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纪牧场。

28.（光绪）《晋政辑要》，卷10。

29.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8。

30.《清史列传》，卷49，翁同书传。

31.同上。

32.林永匡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8月版），页77。

八旗旗主范文篇10

满族枕顶绣独特的黑色边围是与其他东北民族枕顶绣品相区别的最明显标志。纵观东北地区各民族的服饰、佩饰、祭祀神服及日常手工艺品，都可见黑色边围的踪迹。这些黑色边围多是缝在衣领、袖口、衣襟这类易磨损处，可增强耐用性。同时也可作为装饰，结构上增强了艺术品本身的空间感，且北方民族尚白之风一直延续，黑边白底的颜色反差，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黑色边围的存在，除了视觉需要，更多的是文化习俗的显现，这些习俗来源于东北游牧民族的传统信仰与狩猎文化。

1.萨满信仰中的宇宙空间。东北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稀少，人们从广袤的大自然获得生活所需的所有物资，信仰以自然万物为崇拜对象的自然宗教—萨满教。在萨满信仰中，宇宙被分为三界九天，各有空间，均有界线。萨满是连接人与神的使者，萨满施法时着神服，神服上的装饰与用色彰显着萨满信仰的全风貌。神服将黑色边围缝在白色布底上，并用动物形象在黑色边围上做修饰，这些动物图案是可以穿越三界的守护神，由此推断，边围代表着界线，限制萨满信仰中的宇宙空间。

2.狩猎习俗中的生存空间。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靠捕获猎物以维持生存。初期，狩猎工具粗陋，原始人依靠集中人力合围猎物较多的地带，渐渐缩小合围圈以获得猎物。随着人们生存意识与工具的进步与演变，原始部族人民试图将捕获的野生物种进行驯化圈养，以保证食物供给。所以，狩猎民族的先民将合围圈视作生存与生活的空间。渐渐的，在他们的信仰、文化、艺术品中体现出这种意识。

3.对于黑色的崇拜由来已久。东北地区黑色的土地给予了东北人民生存所需的所有物品，如同母亲般给养生活在这里的人，黑色意识在东北各民族中普遍存在而又强烈。从信仰上来说，黑色在萨满教中是神圣的，“它指代了两种意义，神灵下凡与神灵保佑”。乌鸦救祖的传说广为流传，清朝皇宫内喂食乌鸦，视乌鸦为神鸟。乌鸦羽毛的颜色—黑色，被认为是吉祥的颜色，它可庇佑族人免于灾祸。

从绣品图像中得到的满汉文化融合共存的信息

1.结构构图。民间艺术体现人类原始、本能的感受，表现人类最直接的审美经验与审美需要。东北地区满族枕顶绣除了由本民族信仰与审美产生的构图形式外，还吸收了汉族的构图方式，图像丰富，富于变化。萨满信仰的构图形式。“巫”形与“ⅡⅡ”形结构的绣品，给人以稳定牢固的感受，画面整体性得到强化，平衡性强。它们由“工”形结构演化而来，而“工”形结构是由天与地的上下两维空间演变而出，这表明了信仰萨满教盖天说的“上通多层天，下为多层地狱”的观念，体现了神灵信仰的庄严肃穆，同时也增加了艺术品的秩序感与神秘感。另一种代表性的构图是格律图案。材料与针法的限制呈几何形，同一图案有序重复、排列、连接，以抽象纹样居多，变化无穷，但多遵循垂直的上下结构。“符号是萨满艺术的语言”，信奉萨满的族人用符号来象征神的旨意与行径，族人根据萨满在祭祀过程中舞蹈动作、身形等的线形，勾画出不同形态的符号，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汉族起源传说的构图形式。与垂直的上下结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浑然成圆的结构，两条鱼头尾相呼应的整幅绣品画面呈循环式，题材为传统吉祥样式“鱼戏莲”。这种构图方式形如八卦图像，《易经》有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无穷。这种由八卦图像衍生而来的图案形式，民间称为“喜相逢”。在浑天说基础上形成的空间观念必然与萨满信仰的观念相区别，在枕顶绣品上也体现出不同的结构形式风貌，但它们都是东北民间枕顶绣的常用构图形式，由此可以看出多种文化的共同存在。

2.底色选用。汉族的传统用色在枕顶绣品中均有所见，但满族枕顶绣底色的选用受八旗文化影响，以八旗色彩为主，所以无论是选用哪个民族的传统颜色进行绣制，都是在满族的基础上“做文章”。满族枕顶绣最常用也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底色是白色，白色是东北狩猎民族对太阳光与水颜色的直观认识，被认作是最圣洁与高贵的颜色；同时，由于东北地区多雪的气候环境，白色也被狩猎民族用作打猎时的伪装色，在一些东北狩猎民族的服饰中，白色尤为常见。

3.刺绣工艺。东北满族枕顶绣运用多种刺绣针法，其中既有汉族常用针法，如平针绣、锁绣等，也有满族传统的刺绣工艺。补贴绣是满族等狩猎民族刺绣传统工艺。用各色布料或皮革剪成花样，贴在底布上，再绣制而成。

4.题材内容。清朝崇尚吉祥，民间对于汉族的传统吉祥文化更是全盘接受。汉族悠久的吉祥文化寓意涵盖广泛，造型素材与方法多样，满族人的祈福心理在汉族吉祥图像的造型下，表现得淋漓尽致。萨满教在大清建立之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枕顶绣图案更多的是以汉族传统文化作为载体，萨满原有的信仰符号也日渐被汉文化赋予新的释义。但是，如同萨满没有在民间绝迹一样，东北地区的满族枕顶绣上，仍可寻觅到萨满信仰的踪迹。萨满与儒释道信仰共存。汉族民间信仰通常为儒、释、道包容并蓄，枕顶绣中也不乏以佛、道为题材的绣品。萨满教是满族人的原始信仰、传统宗教。清朝入关后，“旗人受到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冲击，不仅是自身价值观与道德取向的改变，宗教信仰也逐渐被佛、道所取代”，萨满教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佛、道虽然随着旗人的观念改变成为主流的宗教信仰，但从图像中看出，佛、道仍存在于由萨满教所构筑的世界空间内，这种百姓无意识地将不同信仰置于同一绣品上的行为，可以看出，萨满教在旗人社会历史上的原有地位，以及从审美角度出发，民族原有选择的优越性。而“民间百姓对于佛、道的态度更多的是带有功利色彩”，祈求二者能带来日常生活中所期盼的福、禄、寿、喜等。汉字的出现。汉字作为汉族文化的代表符号，它在满族枕顶绣上的出现，是民间满汉文化共存的最有力的证明，汉字独有的间架结构与书写艺术为满族人民提供既具有装饰美、又具形式美的造型元素。在满族枕顶绣图案造型中，人们会选择与吉祥语句相关联或固定的图案，根据汉字的笔画或结构，将汉字与图案结合，二者相辅相成，趣味盎然。

民间无意识与上层统治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1.汉族文化的坚实根基。汉字的象音象形、诗词的押韵隽永，使满族百姓有了新的抒发个人情怀的途径，也让满族枕顶绣从民间“炕头”用品上升为俗中求雅、雅俗共赏的艺术品。而这种优势文化的选择不只在于汉字诗词，还有民间传说与戏剧戏曲。东北独特的自然地域条件，造就了东北人民的豪爽与好游乐的性格。东北人爱看戏，喜欢用艺术的形式表达生活情趣，如东北二人转、民歌、关东皮影等。汉族的民间神话传说与传统剧目种类众多、题材丰富、体系完整，为刺绣作品提供了诸多素材。且汉族民间传统吉祥图像涵盖植物、动物、器物、人物等，传达的吉祥观念从祈求生活平安富贵到渴望仕途平坦，从期盼子孙繁盛到祝福婚姻、家庭美满幸福，可谓涵盖了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在图案上也颇多可借鉴。

2.满族图像形式、用色的视觉优势。枕顶的大小一般约为15厘米见方的方形，枕顶的固有尺寸限制了刺绣图案的设计空间，而满族人民凭借原始的对于空间的意识及审美情感，在这精小的空间内创造出了无限的表达空间，这种民族审美意识创造出的独特效果，在以人物故事为题材的枕顶绣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枕顶绣中所绣的人物故事不单单是表现人物、场景的单纯造型，通常是展现一定的故事情节，满族枕顶绣特有黑框结构形式给定了故事发生的空间，在颜色寓意上，黑色本就含有土地之意，而白色则象征上天，二者结合，使得这个限定空间上有天、下有地，增加故事情节的真实感。从颜色对比角度来说，黑白的强烈对比，使处于其中的图案更加突出，强调主题，夺人眼球。

3.优势相辅相成。杜甫《小至》这首诗描述的是冬至后的时令变化，表现孕育春天的冬日景象。单纯直线构成的边框中绣满花卉，正是春意含蓄之意，且边框中间的花卉为牵牛花，象征平安富贵，也做到了枕顶绣有图必吉祥。其中“刺绣五纹添弱线”一句，意为冬至过后白日渐长，刺绣的女工因白昼变长而可多绣几根五彩线。满族妇女将自身情景与形象融入到自己构建的满福多喜、悠闲自在的世界中，这种百姓对于生活的小乐趣流露因文字与图像的结合更好地体现在绣品中。满族妇女用自己优秀的刺绣技术，对人物故事中的人物造型、故事情境及空间结构作出了最好的诠释。在全盘接受汉文化的背景下，民间百姓乐于用一种含蓄高雅的方式来寄托内心的期望。满族人民以单纯、无意识的优势选择，将满族形式结构与汉族题材图案完美结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4.满汉文化的共通性。满汉人民都具有生命崇拜的思想。在原始部族中，向来都存在生殖崇拜现象，认为种族的延续来源于活跃的生命力与生殖力。满族造型艺术中，将鱼、瓜、蝶、荷等作为具象的生殖符号，模拟男女生殖器外观的抽象符号更是丰富多样。而在汉族文化中，瓜瓞绵绵寓意子孙繁衍不绝，汉字的谐音与本族原有的图像相结合，将原本的图形象征融入了文化内涵，表达含蓄委婉。《礼记•昏义》有言：“合卺而”，扣碗造型源于“卺”字，表达新婚男女交合，象征婚姻美满，汉族民间传统图案扣碗造型为满族祈福心愿提供了新的表达形式。民间的无意识行为促成了两族文化的借鉴与吸收，而上层统治意识则保证并加速了这种融合与并存。

5.对他族文化的包容。满族先祖对待别族优秀文化传统向来采取吸纳包容的态度，在别族已有的基础上，与本族文化相融合，取之长处，加以利用。大清国建国之后，统治者采取“清沿明风”、“崇儒重道”的政策，这使得汉族民间习俗、文化传统得以保存流传。在满族民间枕顶绣上，也可以看出满族上层社会将优秀文化传统为己所用的行为与博大包容的态度，而汉族文化正是刚刚建立政权，需大力维护统治地位的清朝统治者所需要的。在一幅满族枕顶绣中，以“孝”字为主题，采用满族独特的黑边围结构，青色为底，可见孝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在对待汉人的政策上，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征战时，采取将俘虏的汉人编入八旗为奴，与满人共同生活的政策，这种政策为满人与汉人的交流、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提供了客观条件。清朝入关之后提倡的任用汉臣，以及渐渐被允许的满汉通婚都为满汉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6.对本族文化的维护。虽然清朝统治者对待汉朝文化采取包容接纳的态度，但是，统治者还是在刻意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追溯汉八旗的由来，我们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融汉入满的意图。公元1633年，辽东总兵部下孔有德与耿仲明归顺皇太极，皇太极在现在沈阳浑河地区亲自迎接，并施满族抱腰礼，可见皇太极对待明朝汉臣的礼遇程度。但是，皇太极命其部下打着有别于满八旗的黑边白底旗帜，用与满族八旗制度相同的方式让汉军直接受命于自己，这就是汉八旗的第一次出现。第一面汉八旗使用包含满族原始萨满信仰与狩猎文化的黑边白底，清军由满、蒙、汉三军组成，之后的改革，三军统一使用满八旗，汉八旗的子弟编入满八旗，也称汉族旗人。所以，清朝统治者仍然是在以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来探寻满汉民族人生观、价值观的统一性。

7.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必然性。无论是无意识的行为还是有意识的政策，民族文化的融合存在必然性。皇太极为缓和尖锐的满汉冲突，将把汉人编入八旗为奴的政策，改为占领区域的汉人别院而居。但是以民族划分生活区域的政策并没有阻隔满人与汉人的交流。从14世纪末，女真人的南移，到16世纪满洲民族形成，再到大清朝建立，民族的迁移、地理环境的变化影响着本民族的生存意识与生活观念。从广袤山林迁移至平原，狩猎文化转向了农耕文明，从着兽皮转向穿布与丝绸，人们以新的生活方式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原始的民族文化遇到丰富灿烂的社会文明时，必然会遭遇优胜劣汰。结语东北满族枕顶绣因其结构形式以及用色选择上积聚着浓厚的萨满信仰气息，固定的模式使刺绣品本身必然存在着满族原始宗教信仰。汉族文化渐渐渗透满族统治阶层与民间，在枕顶绣中主要体现在图案题材内容上，这就出现原有的满族造型形式与汉族文化题材内容的并存，成为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鉴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