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斯范文10篇

艾尔斯范文篇1

国内学界之所以对艾尔斯其人知之甚少，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对制度主义的后续理论缺乏介绍，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将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称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以区别于坚持凡伯伦传统、至尽仍活跃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另一个“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本文中当提到“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时，均指的是后者。）的流行，使人们相信过去的制度主义传统中已经没有多少值得挖掘和吸收的内容，从而忽视了思想史的梳理工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将艾尔斯的制度经济学思想介绍给国内同仁，使人们了解老制度经济学(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艾尔斯、以及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中有着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合理成分。希望本文的介绍能有助于国内经济学者在当前的制度经济学热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艾尔斯理论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尔斯的理论体系，必须先对制度主义的历史作一回顾。

美国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最重要的先驱是凡伯伦(1857-1929)。凡伯伦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的系统，经济系统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凡伯伦，索尔斯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凡伯伦认为人的本能由两类相反的要素构成：一类是建设性的本能，包括作业本能(instinctofworkmanship)、随意的好奇心(idle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bent)；另一类是破坏性的本能，包括竞赛(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运动本能(sportinginstinct)以及掠夺(predation)的本能（注：Veblen,Thorstein(1914)TheInstinctofWorkmanship,reprintedbyLondon:Routledge,1994.）。这两类本能何时对人的行为发生决定性作用，取决于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

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被凡伯伦定义为制度。既然是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就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它就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这种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竞赛本能等破坏性本能的驱使下，这个集团倾向于用身份、阶级、财产等带有明显歧视性差别的指标来衡量人的能力和价值。这些指标显然不利于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因此制度是保守的。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是靠技术进步来实现，人的建设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业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由于制度总是滞后于技术进步的要求，因此，社会发展过程就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制度的力量总是很强大，当制度结构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反是。凡伯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仪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体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术体系。

在凡伯伦的影响下，坚持制度分析方法、将制度视为社会进步的阻碍的制度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他们中包括康芒斯、米切尔、汉弥尔顿、J•M•克拉克等。其中，康芒斯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关系；米切尔则因运用制度主义的方法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解释并作出了一系列的统计工作而著名，他还是著名的“国家经济研究署”（Natioan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即NBER）的创立者；汉弥尔顿是“制度经济学”这个词的命名者；克拉克的研究领域在于经济体系中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最为著名。经过他们的努力，制度主义者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而且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institutionalistmovement)。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为数众多，他们分别形成了三个中心：芝加哥大学（凡伯伦正是在此奠定了制度主义的基础，后来这一中心随汉弥尔顿而转移到了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艾尔斯就是这一中心的成员之一）；威斯康星大学（康芒斯是这个中心的领袖）；哥伦比亚大学（米切尔、克拉克、图格维尔、多夫曼等人聚集此地。

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学必须进行度量、观察和经验检验。这种要求既反应了他们对当时的正统经济学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他们认识到了凡伯伦疏于经验工作而给制度经济学留下的缺陷。对经验工作的强调把制度主义者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他们对美国政府在公共设施、失业保险、劳工补助、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积极支持推行公众健康保险计划。这些都是后来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30年代，尤其是在40年代，制度主义开始变得越来越孤立。制度主义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刚刚兴起的凯恩斯经济学。大萧条使米切尔的经济周期四阶段论受到了质疑，凯恩斯经济学对大萧条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大批制度主义者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吸引，转向信奉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者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制度主义运动的三个中心逐渐瓦解。米切尔1948年去世，克拉克1953年退休，作为昔日制度主义运动最主要的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只盛下波兰尼一个制度主义者；汉弥尔顿1947年退休后离开了学术界；在威斯康星，只存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康芒斯传统的制度主义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硕果仅存的制度主义者之一，艾尔斯在继承凡伯伦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一传统加以改造，创立了自己的工具价值理论，为后来制度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也因此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主义的领袖。

二、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

克莱伦斯•艾尔斯(1891-1972)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1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进入德克萨斯大学经济系任教，直到1969年退休。由于他长期执教于该大学的缘故，他和他的追随者也被称为制度主义中的“德克萨斯学派”。艾尔斯著作颇丰。他早年的著作主要是哲学方面的论文，1930年以后开始致力于制度经济学研究，并于1944年出版了代表作《经济进步理论》(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1961年，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通向理性社会：工业文明的价值》(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sofIndustrialCivilization)出版。在这两部著作中，艾尔斯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工具价值理论。1966年，艾尔斯当选为1965年成立的新制度主义者的学术组织—“进化经济学会”的首任主席。

1.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更多地是来自于杜威，而不是来自于凡伯伦。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将杜威之前的哲学称为“前杜威哲学”。那些哲学的特征是二元论。它们将人类的经验或人类的日常事务割裂为现实世界与理性世界两部分。现实世界是无序的、杂乱的，而理性世界则是完美的、终极的，是某种永恒的精神的反映。这些哲学所追求的就是进入这个永恒不变的理性世界，并以想象中的这个理性世界的标准来评判现实世界。在这些哲学看来，世界在根本上是不变的，是事物的理性秩序的完全反映，因此个人在本质上就是被动的，他不一定要进行探索和革新。人们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解释而不是改变世界。在这些哲学中，真理和价值是绝对的，它们的衡量标准由那个理想中的终极的、不变的理性世界所确定（注：Ayres,ClarenceE.(1936)Fiftyyears''''DevelopmentsinIdeasofHumanNatureandMotiv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Supplement,Vol.26(Mar.),pp.224-36.ReprintedinClassicsinInstitutionalEconomicsⅡ:SucceedingGenerations(1916-1978),VolumeIV.EditedbyMalcolmRutherfordandWarrenJ.Samuels.London:Pickering&Chatto,1998）。

西方正统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些静态哲学的基础之上。艾尔斯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假定存在一个杂乱的、无序的现实经济体系，同时还存在一个有序的、理性的经济秩序，也就是那个理想的均衡状态，这就是前杜威哲学中二元论的反映。代表着终极的理性世界的经济秩序又是自然秩序思想的延伸，而这种思想“肯定是神学信仰”，“它假定人的禀赋中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判断力、感觉能力和倾向，比如人可以在‘自然’倾向的带领下由‘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去增进……大众的福利”（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26.）。这些18世纪的观念“在20世纪的科学中已经彻底地消失了，但它仍然存在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之中”（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63.）。

与二元论哲学相反，杜威的哲学将社会视为一个生命过程，社会的生命过程也就是人类的生命过程。人类生命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特征或者两个主要方面—制度特征以及技术特征。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与行为的习惯模式有关，它所关注的是根植于社会传统中的价值。它是静态的，所关心的是保留过去遗传下来的信仰、阶级差别以及身份特征。而生命过程的技术方面则与工具、科学知识和实验有关。科学和技术是世界发生改变的原因，并侵蚀着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生命过程的这两个特征中，前者的视角是向后的，后者的视角则是向前的。“遗传”的制度与现实的科学和技术趋势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生命过程的制度结构的修正。杜威的这种哲学其实与凡伯伦的理论同出一脉，只不过杜威更明确地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实用主义的哲学体系。艾尔斯所要做的就是要更系统地将新的哲学引入经济学思维，从而改造经济学。

艾尔斯将经济作为一个文化过程来加以检验，而不是从个体条件下来分析经济。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个人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将经济视为文化过程，就是将经济视为整体、视为动态过程来理解。这种思想是对凡伯伦以及实用主义的继承，同时又更加明确了经济的文化含义。文化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推动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是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2.艾尔斯对现实社会的解释

从哲学上和文化上的技术—制度二分法出发，艾尔斯对现实的经济体系作出了二分的解释，他所解释的对象是美国的经济体系。他认为美国经济是两种经济的混合，一种是“价格经济”(priceeconomy)，另一种是“工业经济”(industrialeconomy)。价格经济所关心的是货币、销售、契约等金融事务，它最终所关注的是“货币势力”(moneypower)（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rnMichiganUniversity,1978,p.56.另外，这里的“工业的”一词是按照凡伯伦的意思来使用的，它相对于“金钱的”或“仪式的”，也就是“技术的”意思。）。价格经济是一种以“仪式行为”为基础的制度混合体，它的行为准则是保护那些由习俗和道德观念所维系的权威和特权。这种制度混合体是一种以财产、身份和阶级差异为基础的力量体系。

与之相对，工业经济是技术的经济。它主要关注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所运用的科学知识、工具和技艺。工业经济是一个生产体系而不是力量体系，艾尔斯认为是它使技术成为美国经济体系中唯一真实的创造性力量。工业经济中的技术行为是发展的，价格经济中的仪式行为是保守的。工业经济反对传统的信仰和态度，反对阶级差异和身份差异。技术变革侵蚀着价格经济的制度基础，迫使价格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方向进行调整。但是，现实却是价格经济支配着技术经济。艾尔斯认为要改变这种现象，实现制度调整，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将技术而不是价格视为经济体系的核心。

3.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艾尔斯并不否认个人的这种选择，但他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对艾尔斯而言，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科学”（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里的“经济”是一个整体概念，如前述，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因此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研究作为文化范畴的、作为过程的经济的学科。从本质上说，研究文化过程的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秩序或经济系统的理论。“经济学家主要的兴趣在于解决这种‘经济’是什么类型的经济？是什么样的力量塑造和修正经济的模式？经济所产生的哪些问题是需要进行公共决策的？”。所有的经济行为就构成了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些系统和秩序就是艾尔斯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于他所分析的是西方世界的经济行为，所以他的经济学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经济学。

那么在经济系统或秩序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的？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艾尔斯并不怀疑价格在经济系统中所发挥的普遍而重要的作用，但他反对将价格作为唯一的因素。正统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经济中唯一的东西，每个人都唯一地关心这一点，从而一般都认为价格是联系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并将他们整合进一个经济整体中去的唯一中介。这显然是错误的”。艾尔斯的经济学所要强调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而不是价格。因为“每一个经济都是以技术为基础的”，“工具和机械、技术技能和知识显然也和价格一样是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同样是人们一般所关注的东西，同样是组织共同体的中介”（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5。）。

4.工具—仪式、技术—制度二分法

从杜威的工具主义二分法出发，艾尔斯认为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经济分析的问题就是去区分和理解这两类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经济行为的结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99。）。

艾尔斯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仪式”这个词的含义。按照他的哲学思想，“仪式的”等同于“虚假的”，“工具的”等同于“真实的”。仪式行为模式会通过五种方式表现出来：1)社会分层；2)定义和维持社会分层的习俗体系，也就是道德观念；3)维系身份和道德观的意识形态；4)加强以上仪式表现形式的教化系统；5)使仪式行为模式合法化的“神秘主义典礼”(mysticritesandceremonies)。这几种表现形式被艾尔斯概括为身份(status)、神话(myth)、魔法(magic)和社会习俗(folkway)。仪式行为模式的这些表现形式都可以概括出两个特征：“虚假的”(making-believe)特征，即由等级和身份来决定能力；遗传的特征，所有仪式模式都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

艾尔斯同样没有明确定义制度，只是说制度是“以仪式特征为主导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但他在使用“制度”一词时并不总是一致的。他更多地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习俗。从社会习俗与仪式行为模式的关系来看，所有的制度都具有仪式的特征，一个时期内仪式行为模式的状况就是这个时期社会的制度结构。艾尔斯是将仪式与制度这两个词等同使用的。从仪式行为模式的两个特征来看，由于它是虚假的，它对人类生存或生命过程的保证—物质产品的生产来说就是无用的；由于它是遗传的，因此它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是保守的。

与仪式行为相反，技术行为是“所有使用工具的人类活动”，技术过程是技能(skill)与工具不可分离地进行运用的过程。技术是“组织化的技能”。技术具有两个特征：(1)技能与工具间存在着一致的和不变的联系；(2)所有的技术都是进步的。在艾尔斯看来，“技术”与“工具”这两个词的差别只是在使用上的差别。“工具”这个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来使用，而“技术”则带有更多的实践的意义。认为技术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思维方式就被艾尔斯称之为“工具主义”。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是把“工具”与“技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

这样，在艾尔斯对经济行为模式的二分法中，哲学意义上的“工具”就与“仪式”相对应，描述现实的“技术”就与“制度”相对应。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仪式行为体系是反技术行为的，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功能的特征是静态的、抵触并约束变革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74。）。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力量。由于它们是社会过程的本质特征，因此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冲突之中。

在技术行为和仪式行为两股力量的冲突中，“技术方面的技艺(art)和工艺(craft)的持续发展，同时仪式方面的既得利益的减退，就是进步”（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31。）。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在这个过程中，艾尔斯显然是相信技术发展能够克服制度的阻力，他对技术的坚定信念是基于他发展起来的一个技术进步理论。

艾尔斯认为，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取决于工具的使用，这里的工具包括了规则、器具、工序和科学方法。新技术是先前存在的物质设备和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新技术的产生和技术变革是由技术的内部动力所推动，但同时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技术的内部动力也就是工具的自发进步特征。艾尔斯认为虽然所有的技术组合都与人的智力有关，但组合使用是工具固有的特征。人类知识和技艺的积累最终要反映在工具这个符号上，但工具并不仅仅是人类知识和技艺的反映。因为新工具一旦诞生，它就会有组合的要求，这种组合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任何个人知识和技艺的组合的可能性。正是工具的组合要求才产生了更多的或者爆发式的发明。工具的组合就是进步，从而自发的工具组合导致了自发的技术进步。

由于工具的组合原理，技术发展的速度可以比现存物质设备和思想发展的速度更快，但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取决于制度因素。这就是艾尔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的历史分析。他以工业革命为例，说明技术进步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他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与后来的新古典制度主义的分析大相径庭。他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西欧发生，是因为西欧既继承了地中海文明，同时相对于地中海地区而言又是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的特征是受传统制度的约束更小。也就是说，在边缘地区，仪式行为对工具行为的抑制力要小得多。贸易的发展固然也推动了技术进步，但贸易发展的结果恰好是产生了更多的边缘地区。这样，工业革命就必然要在工具行为最容易克服仪式行为的地方发生。另一方面，艾尔斯也强调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继承性，他认为工业革命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积累的产物。

这样，在结合了工具的自发组合特征和技术进步的历史分析之后，艾尔斯坚信技术行为或工具行为必将克服制度行为或仪式行为的阻力，最终实现制度调整。技术也就是实现制度调整的最关键力量。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制度或仪式行为永远在不断地形成，而它又永远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永远滞后于技术进步，因此技术要持续地克服制度的阻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具有持续性特征。艾尔斯所阐述的技术连续性是与生命连续性相联系的。生命过程就是一个实践与认知(doingandknowing)的过程，这是一个连续的、积累的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础是工具的使用。“文明的连续性就是工具的连续性”，而文明的连续性当然也就是生命的连续性。工具之所以具有连续性，是因为它是客观存在，技艺和知识不会因为个人的死亡而消失，它们根植于文化中。知识和技艺又因为人类维持生命过程的需要而不断积累，因此技术必然具有连续性。这样，要保证和促进人类生命过程或文明的连续性，就必须保证与促进工具或技术的连续性。这就引出了艾尔斯的价值理论—价值的衡量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助于技术过程的连续性。

5.价值及其构成

文化或经济系统由技术体系和仪式体系构成，前者促进生命过程的连续性，后者阻断这种连续性。仪式体系也会产生价值，但所产生的是错误的价值。这样，艾尔斯价值理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从错误的价值中将真实价值鉴别、区分和解脱出来”（注：Rutherford,1981,ClarenceAvresandtheInstrumentalTheoryofValu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XV(3),Sep.,657-73,p.660。），从而明确靠什么来维持和促进生命过程以及经济过程的连续性。这样，经济学就必须是关于价值的科学，必须对价值作出判断。

那么什么是价值？“价值是连续性的同义词，连续性是技术连续性的同义词。从字面上来看，价值就意味着连续性，这是它唯一的含义”（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艾尔斯同时又将“真实”(truth)这个词与连续性等同起来，而“连续性的基本条件是工具(instruments)和器具(tools)—即技术”（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这样，有价值的、或者真实的东西就是能维持技术连续性从而生命连续性的东西，又由于仪式行为阻碍着技术行为，所以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能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东西。

明确了价值的含义，价值判断的标准也就产生了：“每一个经济中的判断标准都是‘保持机器运转’(keepingthemachinesurnning)”。通过这个判断标准，艾尔斯还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在一起，“说到价值的时候，说的就是所有单个行为—选择、偏好、决定或判断—与整个生命过程的关系”（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5。）。所有个体行为的好坏就由是否有利于生命过程的持续来判断。

价值就是有利于生命和技术的连续性，但这样来表述的价值显得过于抽象和空调。艾尔斯进一步明确了技术过程所包含的所有真实价值的内容，那就是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安全(security)、丰裕(abundance)、优秀(excellence)和民主(democracy)。

自由是技术过程的结果，同时又是技术过程的一个方面和一个条件。艾尔斯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要实现如下一些自由：“政府的自由，以及所有的组织手段摆脱身份地位的专制；操作的自由；建设的自由；探究的自由；创造的自由”。平等就是没有人为的和独断的障碍，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不平等就意味着那些不考虑工具效率的歧视。平等与技术过程的关系是，技术过程对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只有在所有人都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作才会持续和向前”。安全来自于工具的使用及其有效的组织，对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是疾病、饥饿和战争，技术进步是消除前两个威胁的最好方式，而战争是典型的仪式活动，工具活动将克服仪式活动。丰裕是工具使用的直接结果，丰裕取决于技术进步而不是取决于节约或者储蓄。并不是稀少就意味着优秀或者卓越，真正的优秀是超越过去的观念，技术进步的成果就是优秀的。民主并不是多数同意这种规则，而是一个过程，也就是摆脱偏见和无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的“大多数”。价值的以上6个构成部分在技术过程中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同时也与技术过程的持续性互为条件。实现了这些价值，人们也就进入了工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对真实价值的概括。

6.真实价值的实现：艾尔斯的政策建议

在艾尔斯的理论中，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几乎就是同义词。他归纳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四个原则：经济发展是不可抑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变革与制度阻力成反比；经济发展就是人力资本的创造；在经济发展中，技术过程所形成的价值是普遍的价值。只要保证了技术过程的连续性，也就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要实现经济发展，就要从政策上采取一些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措施。

艾尔斯首先论证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艾尔斯并不认为价格是理性决策的唯一依据，现代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产生了对经济计划的要求。由于现代经济系统中仪式体系支配着技术体系，而计划又是“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所以经济计划既是经济系统的现实要求，又是克服仪式体系的阻力的要求。

艾尔斯在1938年的《经济秩序问题》(TheProblemofEconomicOrder,NewYork:FarrarandRinehart,Inc.)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原因又是由于在繁荣阶段，人们的收入以不同比例增加，高收入集团的收入增加要大于低收入集团；结果是高收入集团的储蓄大于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投资需要，使得生产和消费不相适应，前者大于后者，萧条因此而发生。从根源上来说，消费不足从而萧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因此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就要从收入分配政策上入手。

艾尔斯提出了两个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政策措施。第一个措施是1938年提出的社会保障计划，但他后来认识到这一计划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失业者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从而不会稳定地接受再分配的收入。1952年，艾尔斯提出了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即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基本收入。他认为这是制度主义者在实践方面最重要的贡献。第二个措施是同样在1952年提出的负所得税计划。这个建议的提出比弗里德曼的相同建议要早得多。

艾尔斯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只是对个人收入进行再分配，而不是私人财富的再分配。财富的再分配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大变动，他并不提倡这种变动。可见，艾尔斯并不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他也没有预测资本主义的结局，对他而言，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不确定的，这也是他所坚持的凡伯伦进化观的逻辑结果。

三、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贡献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制度主义中的凡伯伦—艾尔斯传统的形成。正是有了艾尔斯的贡献，凡伯伦传统的分析方法才得以延续，并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以复兴。

尽管艾尔斯的哲学基础存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使作为一个学派的制度主义具备了一种单一的、成体系的哲学基础，这是他对制度主义的最突出的贡献。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的方法论是多元的，实用主义只是他的方法之一，这使得凡伯伦的理论更象一个融合了众家之长的大杂烩。制度主义要成为一个学术派别，鲜明的哲学基础是一个必备条件。艾尔斯为制度主义提供了这个条件。就实用主义哲学而言，凡伯伦所运用的实用主义方法主要是皮尔斯和詹姆斯等人的不成熟的理论。凡伯伦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并不牢固。与凡伯伦不同，艾尔斯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可以吸收在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者手中成型的实用主义哲学。他将成熟的实用主义确立为制度主义的唯一哲学基础，使得制度主义可以以一种鲜明的世界观来批判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维护这个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制度主义因此而具备了一个学术派别的基本特征。

在澄清了制度主义的哲学基础之后，艾尔斯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技术过程视为实用主义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中的核心。实用主义哲学中已经包含了工具、进化、过程等元素，而其中工具主义又是其核心。实用主义方法使制度主义者自然地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过程，在其中，技术过程起到了支配性作用，技术过程使经济朝向一个理性的、以科学为基本价值的丰裕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尤其是对技术过程的强调，使得艾尔斯和其他的制度主义者将经济学看作一种服务于人类的功能性科学。

价值理论是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又一贡献，尽管他的价值理论同样是一个有缺陷的理论。艾尔斯的贡献在于把经济学还原为价值导向的科学。艾尔斯的价值导向的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由被文化所决定的价值引导的。这种价值理论明确了价值不是个体意义上的价值，而是社会价值。从凡伯伦开始，价值问题就是他所倡导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凡伯伦的理论关注的是社会进步，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总要面临“好”和“坏”的评判，技术为什么是好的，制度为什么是坏的？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价值判断。那么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价值本身的含义是什么？这是凡伯伦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艾尔斯明确了价值的技术含义。艾尔斯的这一工作使他和后来的制度主义者可以从社会已形成的诸多价值中找出“真正的价值”。艾尔斯在确立了制度主义唯一的哲学基础之后，又确立了制度主义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使制度主义作为一个学派的特征更为明显。

艾尔斯范文篇2

国内学界之所以对艾尔斯其人知之甚少，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对制度主义的后续理论缺乏介绍，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将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称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以区别于坚持凡伯伦传统、至尽仍活跃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另一个“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本文中当提到“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时，均指的是后者。）的流行，使人们相信过去的制度主义传统中已经没有多少值得挖掘和吸收的内容，从而忽视了思想史的梳理工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将艾尔斯的制度经济学思想介绍给国内同仁，使人们了解老制度经济学(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艾尔斯、以及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中有着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合理成分。希望本文的介绍能有助于国内经济学者在当前的制度经济学热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艾尔斯理论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尔斯的理论体系，必须先对制度主义的历史作一回顾。

美国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最重要的先驱是凡伯伦(1857-1929)。凡伯伦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的系统，经济系统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凡伯伦，索尔斯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凡伯伦认为人的本能由两类相反的要素构成：一类是建设性的本能，包括作业本能(instinctofworkmanship)、随意的好奇心(idle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bent)；另一类是破坏性的本能，包括竞赛(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运动本能(sportinginstinct)以及掠夺(predation)的本能（注：Veblen,Thorstein(1914)TheInstinctofWorkmanship,reprintedbyLondon:Routledge,1994.）。这两类本能何时对人的行为发生决定性作用，取决于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

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被凡伯伦定义为制度。既然是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就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它就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这种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竞赛本能等破坏性本能的驱使下，这个集团倾向于用身份、阶级、财产等带有明显歧视性差别的指标来衡量人的能力和价值。这些指标显然不利于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因此制度是保守的。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是靠技术进步来实现，人的建设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业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由于制度总是滞后于技术进步的要求，因此，社会发展过程就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制度的力量总是很强大，当制度结构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反是。凡伯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仪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体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术体系。

在凡伯伦的影响下，坚持制度分析方法、将制度视为社会进步的阻碍的制度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他们中包括康芒斯、米切尔、汉弥尔顿、J•M•克拉克等。其中，康芒斯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关系；米切尔则因运用制度主义的方法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解释并作出了一系列的统计工作而著名，他还是著名的“国家经济研究署”（Natioan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即NBER）的创立者；汉弥尔顿是“制度经济学”这个词的命名者；克拉克的研究领域在于经济体系中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最为著名。经过他们的努力，制度主义者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而且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institutionalistmovement)。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为数众多，他们分别形成了三个中心：芝加哥大学（凡伯伦正是在此奠定了制度主义的基础，后来这一中心随汉弥尔顿而转移到了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艾尔斯就是这一中心的成员之一）；威斯康星大学（康芒斯是这个中心的领袖）；哥伦比亚大学（米切尔、克拉克、图格维尔、多夫曼等人聚集此地。

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学必须进行度量、观察和经验检验。这种要求既反应了他们对当时的正统经济学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他们认识到了凡伯伦疏于经验工作而给制度经济学留下的缺陷。对经验工作的强调把制度主义者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他们对美国政府在公共设施、失业保险、劳工补助、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积极支持推行公众健康保险计划。这些都是后来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30年代，尤其是在40年代，制度主义开始变得越来越孤立。制度主义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刚刚兴起的凯恩斯经济学。大萧条使米切尔的经济周期四阶段论受到了质疑，凯恩斯经济学对大萧条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大批制度主义者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吸引，转向信奉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者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制度主义运动的三个中心逐渐瓦解。米切尔1948年去世，克拉克1953年退休，作为昔日制度主义运动最主要的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只盛下波兰尼一个制度主义者；汉弥尔顿1947年退休后离开了学术界；在威斯康星，只存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康芒斯传统的制度主义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硕果仅存的制度主义者之一，艾尔斯在继承凡伯伦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一传统加以改造，创立了自己的工具价值理论，为后来制度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也因此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主义的领袖。

二、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

克莱伦斯•艾尔斯(1891-1972)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1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进入德克萨斯大学经济系任教，直到1969年退休。由于他长期执教于该大学的缘故，他和他的追随者也被称为制度主义中的“德克萨斯学派”。艾尔斯著作颇丰。他早年的著作主要是哲学方面的论文，1930年以后开始致力于制度经济学研究，并于1944年出版了代表作《经济进步理论》(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1961年，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通向理性社会：工业文明的价值》(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sofIndustrialCivilization)出版。在这两部著作中，艾尔斯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工具价值理论。1966年，艾尔斯当选为1965年成立的新制度主义者的学术组织—“进化经济学会”的首任主席。

1.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更多地是来自于杜威，而不是来自于凡伯伦。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将杜威之前的哲学称为“前杜威哲学”。那些哲学的特征是二元论。它们将人类的经验或人类的日常事务割裂为现实世界与理性世界两部分。现实世界是无序的、杂乱的，而理性世界则是完美的、终极的，是某种永恒的精神的反映。这些哲学所追求的就是进入这个永恒不变的理性世界，并以想象中的这个理性世界的标准来评判现实世界。在这些哲学看来，世界在根本上是不变的，是事物的理性秩序的完全反映，因此个人在本质上就是被动的，他不一定要进行探索和革新。人们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解释而不是改变世界。在这些哲学中，真理和价值是绝对的，它们的衡量标准由那个理想中的终极的、不变的理性世界所确定（注：Ayres,ClarenceE.(1936)Fiftyyears''''DevelopmentsinIdeasofHumanNatureandMotiv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Supplement,Vol.26(Mar.),pp.224-36.ReprintedinClassicsinInstitutionalEconomicsⅡ:SucceedingGenerations(1916-1978),VolumeIV.EditedbyMalcolmRutherfordandWarrenJ.Samuels.London:Pickering&Chatto,1998）。

西方正统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些静态哲学的基础之上。艾尔斯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假定存在一个杂乱的、无序的现实经济体系，同时还存在一个有序的、理性的经济秩序，也就是那个理想的均衡状态，这就是前杜威哲学中二元论的反映。代表着终极的理性世界的经济秩序又是自然秩序思想的延伸，而这种思想“肯定是神学信仰”，“它假定人的禀赋中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判断力、感觉能力和倾向，比如人可以在‘自然’倾向的带领下由‘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去增进……大众的福利”（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26.）。这些18世纪的观念“在20世纪的科学中已经彻底地消失了，但它仍然存在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之中”（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63.）。

与二元论哲学相反，杜威的哲学将社会视为一个生命过程，社会的生命过程也就是人类的生命过程。人类生命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特征或者两个主要方面—制度特征以及技术特征。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与行为的习惯模式有关，它所关注的是根植于社会传统中的价值。它是静态的，所关心的是保留过去遗传下来的信仰、阶级差别以及身份特征。而生命过程的技术方面则与工具、科学知识和实验有关。科学和技术是世界发生改变的原因，并侵蚀着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生命过程的这两个特征中，前者的视角是向后的，后者的视角则是向前的。“遗传”的制度与现实的科学和技术趋势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生命过程的制度结构的修正。杜威的这种哲学其实与凡伯伦的理论同出一脉，只不过杜威更明确地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实用主义的哲学体系。艾尔斯所要做的就是要更系统地将新的哲学引入经济学思维，从而改造经济学。

艾尔斯将经济作为一个文化过程来加以检验，而不是从个体条件下来分析经济。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个人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将经济视为文化过程，就是将经济视为整体、视为动态过程来理解。这种思想是对凡伯伦以及实用主义的继承，同时又更加明确了经济的文化含义。文化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推动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是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2.艾尔斯对现实社会的解释

从哲学上和文化上的技术—制度二分法出发，艾尔斯对现实的经济体系作出了二分的解释，他所解释的对象是美国的经济体系。他认为美国经济是两种经济的混合，一种是“价格经济”(priceeconomy)，另一种是“工业经济”(industrialeconomy)。价格经济所关心的是货币、销售、契约等金融事务，它最终所关注的是“货币势力”(moneypower)（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rnMichiganUniversity,1978,p.56.另外，这里的“工业的”一词是按照凡伯伦的意思来使用的，它相对于“金钱的”或“仪式的”，也就是“技术的”意思。）。价格经济是一种以“仪式行为”为基础的制度混合体，它的行为准则是保护那些由习俗和道德观念所维系的权威和特权。这种制度混合体是一种以财产、身份和阶级差异为基础的力量体系。

与之相对，工业经济是技术的经济。它主要关注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所运用的科学知识、工具和技艺。工业经济是一个生产体系而不是力量体系，艾尔斯认为是它使技术成为美国经济体系中唯一真实的创造性力量。工业经济中的技术行为是发展的，价格经济中的仪式行为是保守的。工业经济反对传统的信仰和态度，反对阶级差异和身份差异。技术变革侵蚀着价格经济的制度基础，迫使价格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方向进行调整。但是，现实却是价格经济支配着技术经济。艾尔斯认为要改变这种现象，实现制度调整，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将技术而不是价格视为经济体系的核心。

3.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艾尔斯并不否认个人的这种选择，但他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对艾尔斯而言，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科学”（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里的“经济”是一个整体概念，如前述，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因此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研究作为文化范畴的、作为过程的经济的学科。从本质上说，研究文化过程的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秩序或经济系统的理论。“经济学家主要的兴趣在于解决这种‘经济’是什么类型的经济？是什么样的力量塑造和修正经济的模式？经济所产生的哪些问题是需要进行公共决策的？”。所有的经济行为就构成了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些系统和秩序就是艾尔斯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于他所分析的是西方世界的经济行为，所以他的经济学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经济学。

那么在经济系统或秩序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的？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艾尔斯并不怀疑价格在经济系统中所发挥的普遍而重要的作用，但他反对将价格作为唯一的因素。正统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经济中唯一的东西，每个人都唯一地关心这一点，从而一般都认为价格是联系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并将他们整合进一个经济整体中去的唯一中介。这显然是错误的”。艾尔斯的经济学所要强调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而不是价格。因为“每一个经济都是以技术为基础的”，“工具和机械、技术技能和知识显然也和价格一样是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同样是人们一般所关注的东西，同样是组织共同体的中介”（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5。）。

4.工具—仪式、技术—制度二分法

从杜威的工具主义二分法出发，艾尔斯认为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经济分析的问题就是去区分和理解这两类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经济行为的结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99。）。

艾尔斯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仪式”这个词的含义。按照他的哲学思想，“仪式的”等同于“虚假的”，“工具的”等同于“真实的”。仪式行为模式会通过五种方式表现出来：1)社会分层；2)定义和维持社会分层的习俗体系，也就是道德观念；3)维系身份和道德观的意识形态；4)加强以上仪式表现形式的教化系统；5)使仪式行为模式合法化的“神秘主义典礼”(mysticritesandceremonies)。这几种表现形式被艾尔斯概括为身份(status)、神话(myth)、魔法(magic)和社会习俗(folkway)。仪式行为模式的这些表现形式都可以概括出两个特征：“虚假的”(making-believe)特征，即由等级和身份来决定能力；遗传的特征，所有仪式模式都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

艾尔斯同样没有明确定义制度，只是说制度是“以仪式特征为主导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但他在使用“制度”一词时并不总是一致的。他更多地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习俗。从社会习俗与仪式行为模式的关系来看，所有的制度都具有仪式的特征，一个时期内仪式行为模式的状况就是这个时期社会的制度结构。艾尔斯是将仪式与制度这两个词等同使用的。从仪式行为模式的两个特征来看，由于它是虚假的，它对人类生存或生命过程的保证—物质产品的生产来说就是无用的；由于它是遗传的，因此它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是保守的。

与仪式行为相反，技术行为是“所有使用工具的人类活动”，技术过程是技能(skill)与工具不可分离地进行运用的过程。技术是“组织化的技能”。技术具有两个特征：(1)技能与工具间存在着一致的和不变的联系；(2)所有的技术都是进步的。在艾尔斯看来，“技术”与“工具”这两个词的差别只是在使用上的差别。“工具”这个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来使用，而“技术”则带有更多的实践的意义。认为技术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思维方式就被艾尔斯称之为“工具主义”。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是把“工具”与“技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

这样，在艾尔斯对经济行为模式的二分法中，哲学意义上的“工具”就与“仪式”相对应，描述现实的“技术”就与“制度”相对应。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仪式行为体系是反技术行为的，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功能的特征是静态的、抵触并约束变革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74。）。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力量。由于它们是社会过程的本质特征，因此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冲突之中。

在技术行为和仪式行为两股力量的冲突中，“技术方面的技艺(art)和工艺(craft)的持续发展，同时仪式方面的既得利益的减退，就是进步”（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31。）。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在这个过程中，艾尔斯显然是相信技术发展能够克服制度的阻力，他对技术的坚定信念是基于他发展起来的一个技术进步理论。

艾尔斯认为，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取决于工具的使用，这里的工具包括了规则、器具、工序和科学方法。新技术是先前存在的物质设备和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新技术的产生和技术变革是由技术的内部动力所推动，但同时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技术的内部动力也就是工具的自发进步特征。艾尔斯认为虽然所有的技术组合都与人的智力有关，但组合使用是工具固有的特征。人类知识和技艺的积累最终要反映在工具这个符号上，但工具并不仅仅是人类知识和技艺的反映。因为新工具一旦诞生，它就会有组合的要求，这种组合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任何个人知识和技艺的组合的可能性。正是工具的组合要求才产生了更多的或者爆发式的发明。工具的组合就是进步，从而自发的工具组合导致了自发的技术进步。

由于工具的组合原理，技术发展的速度可以比现存物质设备和思想发展的速度更快，但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取决于制度因素。这就是艾尔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的历史分析。他以工业革命为例，说明技术进步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他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与后来的新古典制度主义的分析大相径庭。他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西欧发生，是因为西欧既继承了地中海文明，同时相对于地中海地区而言又是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的特征是受传统制度的约束更小。也就是说，在边缘地区，仪式行为对工具行为的抑制力要小得多。贸易的发展固然也推动了技术进步，但贸易发展的结果恰好是产生了更多的边缘地区。这样，工业革命就必然要在工具行为最容易克服仪式行为的地方发生。另一方面，艾尔斯也强调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继承性，他认为工业革命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积累的产物。

这样，在结合了工具的自发组合特征和技术进步的历史分析之后，艾尔斯坚信技术行为或工具行为必将克服制度行为或仪式行为的阻力，最终实现制度调整。技术也就是实现制度调整的最关键力量。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制度或仪式行为永远在不断地形成，而它又永远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永远滞后于技术进步，因此技术要持续地克服制度的阻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具有持续性特征。艾尔斯所阐述的技术连续性是与生命连续性相联系的。生命过程就是一个实践与认知(doingandknowing)的过程，这是一个连续的、积累的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础是工具的使用。“文明的连续性就是工具的连续性”，而文明的连续性当然也就是生命的连续性。工具之所以具有连续性，是因为它是客观存在，技艺和知识不会因为个人的死亡而消失，它们根植于文化中。知识和技艺又因为人类维持生命过程的需要而不断积累，因此技术必然具有连续性。这样，要保证和促进人类生命过程或文明的连续性，就必须保证与促进工具或技术的连续性。这就引出了艾尔斯的价值理论—价值的衡量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助于技术过程的连续性。

5.价值及其构成

文化或经济系统由技术体系和仪式体系构成，前者促进生命过程的连续性，后者阻断这种连续性。仪式体系也会产生价值，但所产生的是错误的价值。这样，艾尔斯价值理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从错误的价值中将真实价值鉴别、区分和解脱出来”（注：Rutherford,1981,ClarenceAvresandtheInstrumentalTheoryofValu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XV(3),Sep.,657-73,p.660。），从而明确靠什么来维持和促进生命过程以及经济过程的连续性。这样，经济学就必须是关于价值的科学，必须对价值作出判断。

那么什么是价值？“价值是连续性的同义词，连续性是技术连续性的同义词。从字面上来看，价值就意味着连续性，这是它唯一的含义”（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艾尔斯同时又将“真实”(truth)这个词与连续性等同起来，而“连续性的基本条件是工具(instruments)和器具(tools)—即技术”（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这样，有价值的、或者真实的东西就是能维持技术连续性从而生命连续性的东西，又由于仪式行为阻碍着技术行为，所以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能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东西。

明确了价值的含义，价值判断的标准也就产生了：“每一个经济中的判断标准都是‘保持机器运转’(keepingthemachinesurnning)”。通过这个判断标准，艾尔斯还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在一起，“说到价值的时候，说的就是所有单个行为—选择、偏好、决定或判断—与整个生命过程的关系”（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5。）。所有个体行为的好坏就由是否有利于生命过程的持续来判断。

价值就是有利于生命和技术的连续性，但这样来表述的价值显得过于抽象和空调。艾尔斯进一步明确了技术过程所包含的所有真实价值的内容，那就是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安全(security)、丰裕(abundance)、优秀(excellence)和民主(democracy)。

自由是技术过程的结果，同时又是技术过程的一个方面和一个条件。艾尔斯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要实现如下一些自由：“政府的自由，以及所有的组织手段摆脱身份地位的专制；操作的自由；建设的自由；探究的自由；创造的自由”。平等就是没有人为的和独断的障碍，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不平等就意味着那些不考虑工具效率的歧视。平等与技术过程的关系是，技术过程对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只有在所有人都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作才会持续和向前”。安全来自于工具的使用及其有效的组织，对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是疾病、饥饿和战争，技术进步是消除前两个威胁的最好方式，而战争是典型的仪式活动，工具活动将克服仪式活动。丰裕是工具使用的直接结果，丰裕取决于技术进步而不是取决于节约或者储蓄。并不是稀少就意味着优秀或者卓越，真正的优秀是超越过去的观念，技术进步的成果就是优秀的。民主并不是多数同意这种规则，而是一个过程，也就是摆脱偏见和无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的“大多数”。价值的以上6个构成部分在技术过程中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同时也与技术过程的持续性互为条件。实现了这些价值，人们也就进入了工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对真实价值的概括。

6.真实价值的实现：艾尔斯的政策建议

在艾尔斯的理论中，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几乎就是同义词。他归纳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四个原则：经济发展是不可抑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变革与制度阻力成反比；经济发展就是人力资本的创造；在经济发展中，技术过程所形成的价值是普遍的价值。只要保证了技术过程的连续性，也就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要实现经济发展，就要从政策上采取一些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措施。

艾尔斯首先论证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艾尔斯并不认为价格是理性决策的唯一依据，现代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产生了对经济计划的要求。由于现代经济系统中仪式体系支配着技术体系，而计划又是“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所以经济计划既是经济系统的现实要求，又是克服仪式体系的阻力的要求。

艾尔斯在1938年的《经济秩序问题》(TheProblemofEconomicOrder,NewYork:FarrarandRinehart,Inc.)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原因又是由于在繁荣阶段，人们的收入以不同比例增加，高收入集团的收入增加要大于低收入集团；结果是高收入集团的储蓄大于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投资需要，使得生产和消费不相适应，前者大于后者，萧条因此而发生。从根源上来说，消费不足从而萧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因此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就要从收入分配政策上入手。

艾尔斯提出了两个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政策措施。第一个措施是1938年提出的社会保障计划，但他后来认识到这一计划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失业者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从而不会稳定地接受再分配的收入。1952年，艾尔斯提出了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即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基本收入。他认为这是制度主义者在实践方面最重要的贡献。第二个措施是同样在1952年提出的负所得税计划。这个建议的提出比弗里德曼的相同建议要早得多。

艾尔斯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只是对个人收入进行再分配，而不是私人财富的再分配。财富的再分配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大变动，他并不提倡这种变动。可见，艾尔斯并不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他也没有预测资本主义的结局，对他而言，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不确定的，这也是他所坚持的凡伯伦进化观的逻辑结果。

三、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贡献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制度主义中的凡伯伦—艾尔斯传统的形成。正是有了艾尔斯的贡献，凡伯伦传统的分析方法才得以延续，并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以复兴。

尽管艾尔斯的哲学基础存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使作为一个学派的制度主义具备了一种单一的、成体系的哲学基础，这是他对制度主义的最突出的贡献。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的方法论是多元的，实用主义只是他的方法之一，这使得凡伯伦的理论更象一个融合了众家之长的大杂烩。制度主义要成为一个学术派别，鲜明的哲学基础是一个必备条件。艾尔斯为制度主义提供了这个条件。就实用主义哲学而言，凡伯伦所运用的实用主义方法主要是皮尔斯和詹姆斯等人的不成熟的理论。凡伯伦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并不牢固。与凡伯伦不同，艾尔斯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可以吸收在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者手中成型的实用主义哲学。他将成熟的实用主义确立为制度主义的唯一哲学基础，使得制度主义可以以一种鲜明的世界观来批判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维护这个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制度主义因此而具备了一个学术派别的基本特征。

在澄清了制度主义的哲学基础之后，艾尔斯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技术过程视为实用主义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中的核心。实用主义哲学中已经包含了工具、进化、过程等元素，而其中工具主义又是其核心。实用主义方法使制度主义者自然地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过程，在其中，技术过程起到了支配性作用，技术过程使经济朝向一个理性的、以科学为基本价值的丰裕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尤其是对技术过程的强调，使得艾尔斯和其他的制度主义者将经济学看作一种服务于人类的功能性科学。

价值理论是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又一贡献，尽管他的价值理论同样是一个有缺陷的理论。艾尔斯的贡献在于把经济学还原为价值导向的科学。艾尔斯的价值导向的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由被文化所决定的价值引导的。这种价值理论明确了价值不是个体意义上的价值，而是社会价值。从凡伯伦开始，价值问题就是他所倡导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凡伯伦的理论关注的是社会进步，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总要面临“好”和“坏”的评判，技术为什么是好的，制度为什么是坏的？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价值判断。那么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价值本身的含义是什么？这是凡伯伦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艾尔斯明确了价值的技术含义。艾尔斯的这一工作使他和后来的制度主义者可以从社会已形成的诸多价值中找出“真正的价值”。艾尔斯在确立了制度主义唯一的哲学基础之后，又确立了制度主义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使制度主义作为一个学派的特征更为明显。

艾尔斯范文篇3

一要适时。说在该说时，止在该止处，这才叫适时。可有的人在社交场上该说时不说，他们见面时不及时问候；分手时不及时告别；失礼时不及时道歉；对请教不及时解答；对求助不及时答复……

反之，有的人该止时不止。他们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中唠唠叨叨诉说自己的不幸；在别人悲伤忧愁时嘻嘻哈哈开玩笑；在主人心绪不安时仍滔滔不绝发表宏论；在长辈家里乐不可支地详谈“马路新闻”。

请设想一下，假如你在社交中遇见了上面这种人，你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

二要适量。捷克讽刺作家哈谢克的名著《好兵帅克》里有一个克劳斯上校。此人以说话罗嗦闻名。他有一段对军官的“精彩”讲话：“诸位，我刚才提到那里有一个窗户。你们知道窗户是个什么东西，对吗？一条夹在两道沟之间的路叫公路。对了，诸位，那么你们知道什么叫沟吗？沟就是一批工人所挖的一种凹而长的坑，对，那就叫沟。沟就是用铁锨挖成的。你知道铁锨是什么吗？铁作的工具，诸位，不错吧，你们都知道吗？”克劳斯上校的这番话，虽然是作家加工过的，但生活中、社交场上说话罗嗦也不乏其人。因此说话适量也是社交口才的基本技巧之一。

适量既指说话的多少适当，也包括说话的音量适宜。应该指出的是，适量并不是都是少说为佳，更不是指那种语量没有变化的老和尚念经，适量与否应以是否达到了说话目的为衡量的标准。

请看下面几段话：1．您看，这么晚了还来打搅您，真过意不去。您要休息了吧？真对不起，对不起……2，我不同意这个意见！我明确表示不同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就是不同意。3．那不是我说的，我怎么会那么说呢？您想，我能说那种话吗？那确实不是我说的。我怎么会那么说呢？您想，我能说那种话吗？那确实不是我说的。上面的几段话，初听起来似乎有些“废话”，但都是为了增强表达效果不得不说的“废话”，是必要保留的语言的“冗余度”。第一段是表示道歉的话，重复几句显示了态度的诚恳；第二段话中的重复是为了表示说话人态度坚决和不容置疑；第三段则是说话人急于表白自己心情而采取的必要的重复。这种语言现象在社交场合经常出现。由此看来，社交口才的多少适量，并不排除为达到说话目的的必要重复，而是指根据对象、环境、时间的不同，该多说时不少说，该少说时不多说。有的人自我介绍罗罗嗦嗦，祝酒时说上半个钟头还不停，批评起来没完没了……这样既影响说话效果，又影响自己的社交形象。

适量的社交口才还包括声音大小适量。大庭广众之中说话音量宜大一点，私人拜访交谈音量宜适中，如果是密友、情人间交谈，小声则可以表现亲密无间、情意绵绵的特殊关系，给人一种亲切感。这些都是在社交场合与人交谈应该掌握好的。

三要适度。1988年美国总统竞选，在选民中造成了布什是毫无独立主张的这一印象，他们甚至称“布什是里根的影子”。在交谈时，人总爱用挖苦的口气问：“布什在哪里？”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才恰到好处呢？布什的竞选顾问、老资格政治公关专家艾尔斯，为布什设计了一个回答：“布什在家里，同夫人巴巴拉在一起，这有错吗？”

艾尔斯范文篇4

一、“象征型”动物形象

恩格斯曾说过：“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了其它实体的支持，但是这些实体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由此产生了动物崇拜。”［1］动物崇拜是远古时期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一种古老的情感，如狼是古代罗马的象征。这种情感投射到艺术上就形成了动物神话和动物图腾。在这两种艺术形式中，动物都“不是以现实的形象出现的”，而是“作为象征意象塑造的。”文学作品中特别是诗歌中的动物形象很多都是“象征型”形象，如维尼的《狼之死》。《狼之死》是维尼的著名诗集《命运集》里的一首诗。这首诗1838年10月写于他的庄园梅纳－吉鲁特堡，发表于1843年。这时的诗人生活上爱情上正遭受不幸。他郁郁寡欢，离开社交界，退居自己的庄园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特别是诗人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欲横流、趋炎附势的社会风气感到窒息和不满，因而他用象征化的手法，塑造了“狼”的形象，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看法。

二、“兽形人格型”的复合动物形象

“兽形人格型”动物形象的文学典型是“动物的物种＋人的意识、思想、情感”的复合体。它是人和动物的统—，是现实和幻想的统一。文学作品中有许多这种“兽形人格型”的复合动物形象。西方最早的寓言集《伊索寓言》、法国17世纪著名的诗人拉•封丹的《寓言诗》、还有莱辛、克雷洛夫的寓言作品、《列那狐传奇》、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卡夫卡的《变形记》、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等；戏剧方面只有阿里斯托芬的《鸟》等少数杰作。在创作中，它们可以是人变身为兽的荒诞形象，当然最常见的当然是现实中的特定的动物形象。人变身为兽的荒诞形象在卡夫卡《变形记》中可以看到，卡夫卡有意让人无端地变成虫子，从而启发人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人生，揭示了人在西方现代文明中的异化。他笔下的甲虫，是人变身为兽的荒诞形象。现实中特定的动物形象，就是指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动物，不是凭空捏造的。在此基础上，作家塑造了“兽形人格”的动物形象。这种动物形象的例子数不胜举。阿里斯托芬的《鸟》一剧以离奇形式讲述了一个包含严肃内容的故事。两个雅典人不满生活的混乱，逃至鸟的国度。珀斯忒泰洛斯设计建造鸟城（“云中鹁鸪国”），使飞鸟成为宇宙的主人，接受了众多来访者，最后天神终于将王权交给鸟国的故事。《鸟》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这种返璞归真的社会政治理想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同时也蕴涵着步入文明不久的先民对人类文明的深刻反思。作品中的鸟类，像斑鸠、云雀、啄木鸟、沙鸡、猫头鹰、八哥等，均能像人一样谈话，有思想，是“兽形人格”的形象。还有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小说中农庄里的动物都是“兽形人格”的复合形象。

三、“本体型”动物形象

总体上看，“本体型”动物形象有下述两种情况：一是带“拟人化”特征的“动物性”形象。有些作品如列•托尔斯泰的《霍尔斯特梅尔》、安娜•休厄尔的《黑美人》（又名《黑骏马》）、艾尔弗雷德•奥列文《鲍勃，胜利之子》等等，还沿用了“动物看世界”的叙述传统———动物依然是故事的讲述者，动物能够在它们的世界中像人类一样开口讲话。这些小说中的动物依然带有“拟人化”的特征，但是作家塑造出来的动物形象并不等于那些“兽形人格”的复合形象，它是对动物自身命运的思考和关注。另外，还有这样一种是典型的“动物性”形象。首先，作家笔下的动物形象其根本的特征就是其动物的本性，让其动物真实的面貌得以还原，对动物形象的描写严格符合生物学上的动物习性和生活方式。以西顿的《红毛领》为例，文中有一段描写松鸡觅食的文字，其中“啄起来”、“扔下去”、“吞下去”等动词的连续使用展现给了读者一幅真实客观的画面，动物的“动物性”得到了保持。这种“动物性”形象的文学典型是“动物形体十动物的理性、行为及生存方式”，还动物以本来的面目，是典型的“动物性”形象。总之，在这些作品中，动物本身的命运、动物和人的现实关系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在形态特征上，这些形象尽量不作超常的亦即超越本体特征的处理，尽量从客观现实的角度去呈现。即便出现心理描写，也“通常冠之以似乎、仿佛、大概、可能等推测性和虚拟性词语”，从而弱化拟人色彩。我们把这类形象称为本体型（或曰拟实型）动物。虽说这类形象的动物性很强。它也是创作主体某些思想观念的对应物和载体。作家把目标聚焦于动物自身，最常见的是投以人道主义关怀。这类作品中，作家与读者一道对动物的生存遭遇投以人道关注。如在《黑美人》中，作家把人道主义延伸到动物身上，对马一生的悲苦遭遇倾注了莫大的同情。

四、“纯粹动物型”动物形象

艾尔斯范文篇5

关键词：澳大利亚经济;机遇与挑战

一、幸运的国度还是香蕉共和国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经济的运气被不确定性取代，这使得这个国家有成为香蕉共和国的风险。失业率在20世纪70年代急剧上升，并且从未消退。“这个国家出口专业化失败，并陷入负债、失业、政治不稳定和腐败的螺旋式下降。”澳大利亚的经济衰退源于其过度依赖出口产品的单一产品，固有的不可持续性源于资源储备及资源再生和再循环的局限性。对森林和矿物等自然资源的开发使澳大利亚进入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海外出口订单和投资加速了经济增长，但无休止的开采对澳大利亚的环境造成了损害：砍伐森林中的所有树木，生产用于出口的木片进入林业，从本地采伐木材的速度森林开始超过再生。澳大利亚种植外来针叶树和露天采矿，特别是煤和铁矿石，均以破坏当地植被为代价来满足出口需求环境，并非促进经济发展的明智选择。此外，仅依靠出口的经济会受外部风险的严重影响：国际需求波动、资源产品贸易条件恶化。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严重打击了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非常依赖初级食品和资源的出口，过度依赖资源和能源出口使得澳大利亚经济陷入被动地位。“幸运之国”一词来源于澳大利亚著名记者唐纳德•霍恩的书《澳大利亚人：幸运之邦的国民》，他在书中表达了他的观点，即“Australiaisaluckycountry,runbysecond-ratepeoplewhoshareitsluck.”(Horne8)霍恩说此话并不是要赞扬澳大利亚丰富的物质资源，而是要指出这样一个现实：澳大利亚的权力和财富几乎都是基于其运气而不是其良好的经济政策，并对澳大利亚缺乏创新而感到遗憾。事实上，澳大利亚拥有可以创造财富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优势，但如果它只通过出口有限资源的产品发展经济，那么将难成为香蕉共和国，其不平衡的经济仍受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限制，并使该国没有资格获得国际发展信贷。

二、澳大利亚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澳大利亚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有能力和潜力使其经济结构多样化并改变其经济体系，将澳大利亚建设成一个以国际竞争力和技术和服务业为支柱产业的优秀国家。澳大利亚需要寻求经济多样化和经济结构升级，同时保持资源出口增长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澳大利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限制方面，澳大利亚国土面积较大，人口稀少，国内市场较小，制造业的劳动力优势不足。从地理位置来看，澳大利亚是一个岛国，缺乏土地邻国，严重依赖海上贸易，运输存在一些弊端。在投资科技研发方面，澳大利亚的投资能力面临着许多未知的挑战，经济规模有限，研发投入高，风险大。从国际形势看，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澳大利亚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挑战。挑战和机遇始终并存，澳大利亚在经济发展方面有许多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其中之一体现在澳大利亚与欧洲和美国的良好关系，这可以帮助澳大利亚从欧洲和美国引进大量技术和人才来发展高科技产业。“技术进步也开辟了新的机遇。它将继续为市场带来新的创新产品和服务，为澳大利亚消费者提供更多机会和更多选择。对于产品来说，也有可能扩大机会，新技术提供了通过创新和适应来提高生产率的机会。”澳大利亚还可以提高其资源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扩展其产业链并增强其在产业链国家中的地位。例如，澳大利亚曾经出口铁矿石；现在可以考虑开发钢厂，通过将原材料转变为成品出口来增加利润。此外，澳大利亚也可以发挥其处在印太中心点的地理优势，发展贸易服务业。澳大利亚最大的经济构成是服务业，包括教育、商业、金融、交通、旅游和娱乐。在澳大利亚，服务业产值占总产值的70％以上，足以说明在这个国家发展服务的重要性。澳大利亚可根据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选择目标产业。如政府开发航运服务和相关的金融服务以及旅游业，将会受益匪浅。同时，旅游服务业和国际教育业也在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澳大利亚是一个拥有美丽自然景观的岛国，如大堡礁，黄金海岸，艾尔斯岩石等，政府可以以此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来这个美丽的国家度假。某种程度上，旅游业可以刺激消费，吸引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外国投资。澳大利亚也适合发展其教育服务业，特别是以出国留学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服务业。中国是其主要的来源市场，每年有许多中国人选择在澳大利亚学习。澳大利亚旅游业和国际教育的发展也带动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仅旅游业就使煤炭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并成为澳大利亚发展的经济增长点。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应注重创新，努力开展技术服务和海洋产业技术创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海洋技术的创新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和稳定而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在发展经济时，澳大利亚将遇到一些挑战，也将迎来一些有益的机会，困难和机遇总是相得益彰。澳洲政府需要发挥良好的作用，作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使产业结构多样化，如发展高科技产业，服务业和旅游业，延伸产业链，并注重技术创新，澳大利亚成为具有适当经济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国家。

澳大利亚的资源优势可以为该国提供便利条件，促进其经济发展的繁荣。然而，如果它过度依赖出口自然资源与能源来获取经济收益，其经济将受到严重打击，在不久的将来会遭受资源短缺，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和高失业率的困扰。资源诅咒是单一产品经济模式的不利影响，指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如矿产、天然气）往往比其他自然资源较少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少，这是因为经济过度依赖某些丰富的资源而忽视创新和其他行业的多元化发展。因此，澳大利亚需要提出相应的对策来处理成为香蕉共和国的单一经济模式。

艾尔斯范文篇6

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同于其他诺贝尔奖，是在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成立300周年时，由当时的行长艾斯伯林克倡议，经瑞典皇家科学院批准而设立的，全称应该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人们习惯上称它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说明在人们心目中，它已具有和其他诺贝尔奖一样的权威地位。每年金秋十月，人们都会猜测谁会获奖，并翘首等待评奖结果，获奖者也会在一夜之间成为社会名人。这些说明，它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全世界经济学最高奖。

1968年在决定设立这项奖时，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社会各界，都存在疑虑，对这项奖的客观公正性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今天，当诺贝尔经济学奖走过34年的历程时，争论仍然存在，但这项奖的权威性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承认。

1969年颁发了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到今年为34届，共有51位经济学家获奖，其中美国经济学家37人，英国经济学家6人，挪威、瑞典经济学家各2人，荷兰、苏联、法国、德国经济学家各1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获奖者的重大突破代表了20世纪、尤其二战后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与进展。这些经济学家的获奖是当之无愧的。

宏观经济学的进展

谁都无法否认，20世纪经济学的最重要突破是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获奖的经济学家中有多位是在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

在1930年代之前，并没有系统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大宪章，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凯恩斯作为宏观经济学之父，如果能活到1969年，应该是第一届诺奖的获得者。凯恩斯之后，真正继承凯恩斯思想的是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而不是英国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用我们常用的套式说，新古典综合派“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凯恩斯主义”，并把它运用于美国的实践。一种理论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效果。战后美国经济也有波折，但总体上是成功的。这种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是这些因素之一。尽管1970年代，由于美国“滞胀”的发生，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及新古典综合派有过这样那样的评说与争议。

但在30年后的今天看，新古典综合派对宏观经济理论发展和政策运用的确功不可没。

获诺奖的经济学家中，萨缪尔森（1970年）、克莱因（1980年）、托宾（1981年）、莫迪利安尼（1985年）、索洛（1987年）都是新古典综合派的重要成员。曾经有经济学家指出，这个流派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阿瑟•奥肯，如果不是在1980年突然去世，也有希望获奖。1980年代后渐成主流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也已在2001年获奖。以后这个流派还会有人获奖。

宏观经济学不是凯恩斯主义一枝独秀。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相对抗，主张自由放任的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和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分别在1976年和1995年获奖。可以预期，1980年代之后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学派的普洛斯科特等人也有希望获奖。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运行，衡量一个经济运行状况的最基本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因此，计算这一指标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以此作出贡献的库兹列茨和斯通，先后在1971年和1984年获奖。

微观经济学的突破

在1930年代，微观经济学体系已经建立。但这并不表示微观经济学已经像马歇尔预言的那样达到了顶峰，以后的工作只是运用这些原理。

二战以后微观经济学仍然有许多重大的突破。许多获奖者的成就正代表了这些突破。

微观经济学要证明市场机制的完善性。一般均衡理论是对市场机制完善性的概括，所以，也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与中心。如果把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看作是对这种理论的“天才猜想”，那么，帕累托和瓦尔拉斯则是这种理论的系统化论述者。不过这种理论的证明也像“哥德巴赫猜想”难住了数学家一样，成为经济学家的难题。所以，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的希克斯、阿罗与德布鲁分别在1972年和1983年获奖。

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假定市场制度的存在和信息完全为前提，分析这种条件下的市场机制运行。

但这些前提在现实中并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科斯的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证明了产权制度对经济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当前在经济学十分重要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所以，科斯在

1991年的获奖是众望所归。以后也还会有在这一领域内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获奖。斯蒂格勒、莫里斯、维克瑞、阿克尔洛夫、斯彭斯、斯蒂格利茨研究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运行。他们分别在1982年、1996年和2001年获奖。

由于对微观经济学发展而获奖的经济学家还有法国经济学家阿莱斯（1988年），美国经济学家纳什、海萨尼、泽尔腾（1994年），俄国经济学家康托罗为奇、美国经济学家库普曼斯（1975年），美国经济学家贝克（1992年），以及美国经济学家赫克曼和麦克法登（2000年）。这些经济学家或者为经济分析提供了新分法，或者运用微观经济学去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微观经济学还会深入、扩大，在这方面也还会有经济学家获奖。

经济学领域的扩大

经济学当然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它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反映在获奖者成就之广泛上。

1977年获奖的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和瑞典经济学家俄林、1999年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门德尔均以研究国际经济学而获奖。1978年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以研究决策理论而获奖。1979年获奖的刘易斯和舒尔茨是发展经济学的开拓者。1986年获奖的布坎南以公共选择理论著称。

1990年获奖的马科维茨、米勒和夏普是研究公司财务理论和资产组合与定价理论的金融专家。

1993年获奖的诺斯和福格尔是研究经济史的，他们用计量历史学方法解释经济史，并论述了经济与制度变化的关系。1997年获奖的默顿和斯科尔斯建立了期权定价理论，是期货市场的开拓者。今年获奖的卡尼曼把心理学引进经济学研究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问题，史密斯则是实验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

现代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学的价值中立，使许多人误以为经济学缺乏人文关怀。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经济学强调价值中立与人文关怀并不矛盾。

1974年获奖者、瑞典经济学家缪达尔是代表弱势群体说话的经济学家。他对美国黑人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关注，是经济学人文关怀的体现。同年获奖的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是自由主义大师。他对自由问题的论述，无疑是对人类的最大关怀。1998年获奖的英国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以研究贫困问题著称，他对穷人的关注体现了深深的人文关怀。经济学家并不是无情之人，他们从事的领域虽然不同，但同样都是为了人类的进步与福利。

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涉及的范围相当广，这正是经济学领域不断扩大的原因。所以，获奖者也有不同领域的专家。

经济学数学化的争论

经过认真筛选的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和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以表彰他们对创立经济计量学的贡献。丁伯根和弗里希获奖标志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古典经济学创立者威廉•配第主张用“数字和事实”研究经济问题，这可以看作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的开始。以后经济学数学化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数理经济学，即用数学工具表述与论证经济理论。二是经济计量学，即根据经济理论用数学工具建立模型，再把统计资料代进去，解决实际问题。经济计量模型包括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与微观经济计量模型。

获奖经济学家中，无论是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微观经济问题或其他问题，都广泛运用了数学。希克斯、阿罗、德布鲁是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康托罗为奇和库普曼斯用数学方法研究资源最优化问题。马科维茨、米勒、夏普用数学模型研究公司财务、资产组合与定价问题。纳什等人运用的博弈论本身就是数学的一个分支。默顿和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理论也运用了数学。克莱因、莫迪利安尼都主持过大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赫克曼和麦克法登建立了相关问题的微观经济模型。

在他们研究经济问题中，数学成为重要工具。

还有的经济学家是由于对经济计量学的贡献而获奖。除了丁伯根和弗里希以外，1989年获奖的哈维默运用概率论解决了经济计量学中的识别与价格问题。1973年获奖的里昂惕夫以之建立投入－产出方法。诺斯和福格尔也用经济计量方法研究历史，建立了计量史学。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运用，也引起经济学界内外的争议。诺奖获得者中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从不用数学工具，如科斯，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反对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工具。如缪达尔和哈耶克。他们强调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哈耶克正是把经济学、法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研究自由问题。今年获诺奖的卡尼曼也是把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问题。

无论人们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有什么争论，不可否认的是，数学的确是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但能获得诺奖靠的不是数学工具，而是思想。数学仅仅是工具，不是经济思想本身。

有关诺奖的争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建立时就存在争论。弗里德曼说，“当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艾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经济科学的奖金时，关于把经济学和物理学、化学、医学一样看待是否适宜的问题，在科学家和广大公众中无疑存在着——迄今依然如此——广泛怀疑。”许多学者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精密科学”，且离不开价值判断为由反对设立这项奖。

在诺奖评选出来以后，也有许多人认为诺奖的评选并不公正。作为获奖者的缪达尔就认为评委会是代表“美国人称为‘正统派’学者的因循守旧的一代经济学家”。1976年弗里德曼获奖时反对者甚众，在评委会以微弱多数通过。甚至在颁奖大会上有人打出了反对弗里德曼获奖的标语。

其原因是当时一些左派人士把智利皮诺切特上台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问题归罪于弗里德曼。

1997年美国经济学家默顿和斯科尔斯以期权定价理论获奖，但以后他们经营的投资公司却失败。这使一些人对他们的理论表示怀疑。以自己的理论进行期货市场交易而失败，其理论受到怀疑并不见怪。还有人指责，获奖经济学家运用数学工具者占绝大部分，把经济学奖变成了数学奖，将经济学引导到错误的方向。

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公正的另一个理由是一些该获奖的人没有获奖。例如，提出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这两位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琼•罗宾逊、斯拉伐•卡尔多等人，甚至名气甚大的加尔布雷斯等。尤其是把琼•罗宾逊未获奖看作对女性的岐视，连萨缪尔森也为之喊冤。

当然，更多的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离不开价值判断，设立这项奖本身就不对。因此，近年来也有不少人主张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或用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奖来取代经济学奖。

只要有奖项存在，对它的评选是否有必要、评得是否正确，就会有争论。这并不奇怪，但我个人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基本是公正的。

诺奖的公正性

我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基本公正是基于三点理由。

第一、一项奖是否公正首先取决于它的评选程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程序和其他奖一样是严格公正的。这项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任命的诺贝尔经济学评选委员会评定，该委员会包括5名成员。其评选过程分为三步：首先，由委员会将一份详细问卷寄给世界各地著名经济学家，征求他们的提名。这一阶段的侯选人有100～200人左右。然后，由委员会邀请权威经济学家匿名研究判断提名者的成就，从中推选出20位侯选人。最后，在此基础上评选出5位侯选人，由委员会投票。整个过程对外保密。这种评选程序的严谨与公正，保证了评选结果的权威性。

第二、评选的标准坚持授予“以科学研究发展静态和动态的经济理论，以及提高经济分析有积极贡献的人士”。强调了获奖成果的原创性和对现实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获奖的成果都是在20～30年前做出的，这些成果经受了长期的考验，并被证明了其原则性和对现实的影响。

第三，当我们回顾这51位获奖者的成果时，应该承认，这些成果的确代表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的突破与进展。把他们的成果总结出来就是一部现代经济思想史。

过去的一些争论，从现在来看，反对的理由并不充分。例如，指责弗里德曼与皮诺切特政变相关，把智利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归咎于弗里德曼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事实证明，弗里德曼主张市场经济并不错，而且他与皮诺切特当权时的问题根本无关。现在没有什么人认为，弗里德曼不应获奖了。至于琼•罗宾逊、加尔布雷斯，属于激进经济学，他们红极一时的理论现在早被人们忘却，不给他们奖正是评选正确的明证。至于默顿和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理论，奠定了期货交易的理论基础，他们的赔钱并不能证明他们的理论不对。

当然，诺奖是人评的，人评的就无法十全十美。有个别成果从今天来看值得商榷，有些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如哈罗德，也未能获奖。

但这些缺点的存在并不能从根本上否认这项奖。

艾尔斯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崇高观念；生态意识；文学批评；自然；梭罗

自朗吉努斯阐释崇高与自然的结构性关系以降，文艺批评家们总是以自然对象和在自我与自然力量的落差中用相互矛盾的表述去思考崇高。譬如面对自然时体验到的谦卑和虔诚一直是构成自然崇高感的一个根本要素。英国美学家博克在《关于崇高与美的两种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中认为，在自然面前，“我们自己的本性变得微不足道并化为虚无”。博克讨论崇高体验的文学例子几乎都与自然世界的情景与意象有关，即便在专门讨论修辞学意义上的崇高即语言的崇高效果一节里也主要以自然为对象。后来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论述自然的崇高体验时写道：“我们对它们抵抗的能力显得太渺小了”，“它的威力之不可抵抗性使我们认识到自我的无力。”然而康德却试图调和人与他性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崇高感“是一种间接产生的愉快；它经历着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之后，同时继之以生命力的更加强烈的喷射，崇高的体验产生了。”康德虽然使用了“瞬间”和“同时”等词，但却暗示了崇高体验是一种继之而起的心灵升华运动，是历时的而非共时的伴随性响应。针对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表述崇高瞬间体验的虚假倾向，德·曼指出，“与其说《判断力批判》是一部结构严谨的分析性论著，毋如说它是一个故事，它揭示出心智力活动的戏剧性场景。”尽管如此，这种瞬间体验范式却为我们思考崇高似是而非的特征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用的整合策略。

美国评论家维斯凯在《论浪漫主义的崇高》中阐述了康德的“浪漫主义超越的结构范式”，他将康德的崇高霎时体验分成“三个阶段”：1．精神正常的、处于前崇高体验的阶段，“此阶段的心灵与对象处于某种明确的关系之中”；2．继而是某种分离使心灵与对象之间的失衡；3．最后是“回应阶段”，即平衡恢复阶段。该结构形态有助于我们把突变的瞬间体验从康德的叙述中离析出来。在《判断力批判》中，崇高体验源于自然对象的恐惧超越我们的想象力并导致我们在知性上的不协调，即感知力与对象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接着又被理出场所征服，并最终向我们指出“自我的崇高性超越了自然”。

事实上，康德的崇高模式体现了欧洲人认识崇高体验的大致轨迹。这一轨迹具有19世纪浪漫文学中表现崇高的特征。譬如英国浪漫诗人华滋华斯在《序诗》里就曾写道：诗人的成长要“同时得到美和恐惧的孕育”，“在那给人印象深深的恐惧里／在那愉悦和幸福的重复中”去学习。

诗人在《序诗》中用亦此亦彼、又相互矛盾的两可方法去寻觅自然中的崇高，并把它视为自己的“使命”。然而我们注意到，直至《序诗》末尾诗人最终所获得的却是“人的心智如何变得／比大地还要美丽一千倍／大地也因他的寓居而变得更加神圣”。因此济慈称他的崇高为“个人主义的崇高”，算是对华滋华斯崇高体验的中肯之言，尽管济慈本人从未阅读过《序诗》。华滋华斯诗中的自然显然缺乏济慈主张“诗人个性”中所应有的“消极感受力”，因为后者反对无处不在的诗人意图，诗人天赋就是“消极的感受力”，诗人没有“自我”(identity)o华滋华斯的矛盾体验也见于爱默生的《自然》一诗：我们应该“跨越平庸”，去感受“欢乐直到恐惧的边缘”，直到“所有卑微的自我情感消弭。我变成一个透明的球体，我化为虚无”。同样，诗人的自我萎顿毕竟是短暂的，因为他接着写道：“我看到一切；永恒的存在似电流贯注全身；我成为上帝身上的微粒”。最终谦卑的自我羽化登仙，个体实现对自然世界的支配——“自然浑然成了中介，它成就了自我，却受到人的支配，如驴子温顺地驮着拯救者。它把它的王国托付与人，人把它当做工具役使并铸成实用的东西”。爱默生原本谴责视自然为“他性”的人类，殊不知这种谴责却落在他自己头上。因此，巴巴拉·帕克指出，《论自然》“读起来像《圣经》的‘启示录’，人是‘站在废墟中的神’，自然是异化的意识，这意识因为他不断涌现出的创造力未能生效而凝结成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形式。只是自然却预示着人将会重新获得被他抛弃了的神秘力量，并随着‘精神的注入’，世界的创伤将会愈合，‘人对自然世界王国的驾驭’将给他‘比上帝还要巨大的权力。”

所举三例，都把崇高体验描述为主体由收缩到张扬的瞬间变化过程。如果使用维斯凯的三分法，我们可以把其中第三阶段即主体或理性回应阶段与生态批评联系起来。康德指出，自然“在和理性的观念相比较时，将被估量为小。”然而面临的问题是，在假设一种生态学上的崇高时，若把主体张扬这个阶段给予取消，其理由是否足够充分?因为，如果这种体验在“超越”瞬间的临近之前就“出轨”的话，那么在主体身上就不会出现顿悟和愉悦的升华感。可见，剥夺了崇高感，就会使这种启示性体验有“葡萄被水”之虞，从而丧失它的光彩，甚至会从根本上取消“崇高”这一术语的合法性。

从理想角度上来看，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崇高抑或会为我们提供某种崭新的超越感，它可以消除人对于自然的优越感，即康德所谓想象力“采取了一种被征服者反客为主的形式，一种被征服者优越于自然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自然的直接威胁得以克服。”事实上，今天西方文化中对待自然的态度无疑应归功于崇高观念或内涵了传统结构性的崇高概念，也即维斯凯所谓的“垂暮的美学观”。如果我们重构崇高概念的内涵而不是重新命名它，那么我们就得首先承认崇高观念本身确实是弥散和疏离的，甚至是变幻无常的，因此它应该具有一种基本稳定的结构，才能为一种现代模式提供构架。否则，我们就不过是把一个过时的语言范畴嫁接到一个全新的概念上来而已。当然这既不是要否认崇高的历史性，亦不是奢望要在它的历史性语境中重新再现它。作为一个文学或美学术语，它必然地受到来自文化、历史以及语言等话语层面上的调和与吸收。

因此我们仍需要把崇高感视为一种特有的文化或文学性表现：即人类与超越其自身力量的自然对象间的相遇。康德、华滋华斯和爱默生等对崇高的体验在描述结构上的基本类似性，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影响的记录(华氏未读过《判断力批判》，爱默生亦未读过华氏的《序诗》)，毋宁说它揭示了霸权文化对“正典”作家们强大的影响力以至于他们在回应和表达这种普遍经验方面所具有的一致性。崇高观念的传统正是通过上述三个文本与其它文化产品得以界定和提炼而成的，时至今日它依然具有参考性。并且这一传统遗产在当代美国的自然描写和生态批评中日益表现出明显的发展趋势。

譬如安妮·蒂拉尔德的《汀柯湖畔上的朝觐者》就与华滋华斯的《序诗》相类似，因为两者都记录了与自然交融关系中个体自我发现的过程，即自然“在分离和再度融合的旋涡中”把自己展示开来。田蒂拉尔德在题为“生育力”一章里使这种“分离”感达到了顶峰。类似感受也见于康德论崇高的文本中。比如康德将崇高分成两个主要范畴：数量的崇高——无穷大而使人惊惧；力量的崇高——庞大混茫的对象临近感而把自己征服。蒂拉尔德的“生育力”处处给人以数量上的崇高感，譬如面对眼前“数亿只”岩石藤壶蛹所形成的“皮肤斑点”，她写道：“我的脑海里溢满了数字，它们膨胀着，像撕裂一只贝壳一样撕裂着我的头颅。”诚如博克所说，哪儿有崇高体验发生，就会出现惊羡和恐惧之间的明显界线。自然“细节上的无穷变化和形式上的无穷增生”使自我“在瞬间感受到‘境忘心自灭’的无言和无知无识的物化。这种生育力后面的驱动力是一种可怕的压力，一种诞生和生长的压力。它撕裂了树木的皮层，让嫩芽呼之欲出。这种压力突破了硬壳，使幼蛹得以君临尘世，又是同样的压力使自然中的生命觅食求生并最终走向无情的死亡”。

这种崇高的瞬间逼迫着她在一种新的光耀中，确切地说是在全新的黑暗中看待世界。刹那间，“阴影变得更加浓重。无限想象力染上了一层阴冷、恣肆的色彩”。注视眼前“无穷多的”藤壶蛹，我“真不敢相信数十亿的婴儿难道会比它们更真实?上帝注视它们的眼睛难道不是充满了同样的柔情与关爱?我想知道，每一只藤壶蛹是否都是独一的，是否如砖块般彼此代替”。此时，她明显向我们传达出人类并非是宇宙的中心的思想，更是感悟出自己必有一死的命运：“我自己不是一个而是众多。

这对康德的感知力与对象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失衡无疑是一个经典性例释。就生态学的崇高来讲，其意义在于它最终产生一种升华了的顿悟。譬如蒂拉尔德顿悟道：“我从同一条鲜活支流里瞥见自由如何在美与惊惧中变化。”作者重新恢复了崇高的相互冲突的二元结构。她甚至坦言自我和海蜇是“自然世界同一条河流的两个支流。其源头是自由，其支流是无始无终的”。她把宇宙万物视为整体，同时又把死亡作为我们为生命付出的代价。世间万物都归于宇宙整体，都在美丽和惊惧中成长着，如“美丽的鹦鹉舒缓地飞临河边，优雅地从河中饮水，美丽滋润了它双眼，死亡则使它羽翼丰满和飞翔。郁金香的花瓣犹如那填满蠓的肠子，却难逃湛水波动时的厄运”。显然，作者抵制了面对崇高的体验第三阶段中所产生的理性诱惑，并为我们理解生态意义上的崇高提供了文本样板。

可是，是不是只要满怀谦卑、死亡和敬畏的意识，我们就找到了拯救生态环境的灵药?是不是对崇高做出生态意义上的界定或修正，我们就解决所面临的困难?自然深奥莫测的“他性”不仅令我们懊恼不安，而且一想到我们就是这异己力量中的一部分却又让我们感到震惊。我们于是设法与自然较量智慧，否认、逃避或征服它，我们的心智力量构成了传统崇高观念的基本构架。这一构架又通过“超越观”肯定了个体行为的合理性。通过这一超越观，外部世界被驯服或被抹除掉。就此而言，康德的话又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对自然界的崇高感是对自我使命的崇敬，并经由某种转换付与了自然界(客体成为主体的媒介)，于是我们的理性使命感与优越性便被形象化地表达出来了。”康德由此把现象世界有效地转化成了人类精神的表征。因此，维斯凯无不正确地指出，康德的崇高观念是“把外部世界变成心智并与自我发生关系的象征”，然后祛魔为“虚无”，却把自我留在了理性的光环中。

我们还可从梭罗《克塔登山》中充分体验到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崇高感。该文收集在梭罗《缅因森林》文集里。它讲述了梭罗游览克塔登山的个人感受。令我们惊异的是，登山者激情顿悟上的突变不是发生在他登临绝顶时的喜悦中，而是在下山的途中，在他穿越那片“火烧地”的途中。梭罗在下面这段文字中表达了他的崇高体验：

我站在那里对我自己的身体感到恐惧，这个缚住我的物质现在令我感到陌生，我害怕的不是精灵，鬼怪，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身体就是其中之一。但我害怕身体，见到身体我会发抖。这个掌握着我的巨人是什么东西?神秘之谈?想想我们在大自然里的生命，每天要与之接触的事物，岩石、树、吹过我们脸颊的山风!坚固的地球!现实的世界!常识!接触!接触!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在哪儿?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段文字，我们需要回到梭罗对他在克塔登山脊上那种失望情绪的描写上，因为两段文字具有密切的联系。梭罗独个儿登山揽胜的体验同样是对博克式崇高观念的一个典范例释。我们对他笔下的自然意象略加注意，就足够证明这一点：“那里沟壑纵深而狭窄，山坡上烟笼雾锁”；各种植物“丛丛紧簇”；“一条宽阔的坡级”沿着山麓逶迤而上；“裸露的岩石群奇崤如犬羊交错”；“天空惨云千态万状”；“还有一条阴冷而洞隙密布的地段”，“恶云紧叠”。梭罗将这次艰苦跋涉称做“险峻犹如撒旦穿越亘古混茫的混沌”，大地“初始未化，沉郁生风”，“怪石横道”，“野性未驯”；自然啊!“浩远、博大而非我族类，亦由此可见”。

梭罗明显的意图与其是说地形给旅行带来了困难与艰辛，不如是说自然之他性以及它未驯化的野性。梭罗替自然说道：“我不能怜悯你，亦不会袒护你，但我将无情地把你从这里赶到我能宽容的地方”。固当他代自然传达出这番忠告时，继起的体验征服了他，使他不知所措，使他感到谦卑。他知道自己开始与自然轩轾分明。崇高意义上的感受持续着，甚至潜在地延伸到篇末。梭罗说：“我已很充分地意识到，这就是原始、一尘不染、永不会被驯化、令人生畏的自然，或许人们还有其它的称呼”。此时“自然”一词这个熟习的概念变得陌生起来。语言的工具性瓦解了，物／词之间的分裂鲜明地浮现在他的意识中。爱尔敦说道：“正是陌生化动摇了我们的自鸣得意，我们不再相信语词的充分性了。”面对语言之局限性，梭罗“只能用否定人类概念的方式来描写眼前的事物”固，即言说事物不是什么的方式来表达他对语言的怀疑：“这里不是人类的花园而是亘古初始的地球。它不是草坪，不是牧场，不是休闲地，不是林地，不是牧地，不是可耕地，不是荒原。它是地球湿润而富有生意的地表。人如何能与地球联袂在一块呢?地球是广阔奇妙的物质，而不是吾人类的大地母亲。”

我们注意梭罗多次刻意使用“物质”(matter)一词，因为在他看来该词预示了物质“超越了心智的控制”。“物质”一词作为一个符号，他是从中性意义上来使用的，指称那个神圣、不容命名的“结实的地球”，那个不受人意志控制而倔强的“真实世界”，更是他对语言的有意选择。他跟世界的接触超越了语言、理性和逻各斯的范围，他与自然之间取得了“与世接混茫”的同一。奥尔斯拉格在《原野的思想》一文中评论道：在《克塔登山》中，梭罗“否定了传统范畴的合法性，因为它们只是从表面上去界定森林、动物以及粗犷的自然。梭罗更是认为，原野真正意义根植于活生生的自然精神中，根植于人与自然有意识的关系中，而不是存在于人的概念或人对自然的比兴中。梭罗要揭示的恰恰是事物被语言遮蔽了的出场或临在”。的确，即使精于从文字上研究梭罗的人也无可否认“克塔登山”本身是对真实自然景观的体验，它以它原始的存在深深地触动了梭罗的灵魂。

进而言之，《克塔登山》中的梭罗对崇高体验的再概念，主要在于他提出了语言和再现的价值关怀问题。布艾尔在《环境想象》中曾考虑到这些问题。譬如关于生态批评家面对自然的语言表现时，他批评道：“我们对环境的重构不是进行歪曲就是见树不见林”。圆一方面，以生态关怀为目的的批评总是强调自然界的“真实性”，而反对人们对自然的建构，因为这似乎会把权威给与被摹仿的“现实”；另一方面，“模仿用虚假摹本去取代真实的事物，又构成了对自然的威胁”。固布艾尔提出了一种折衷的做法：生态批评应该坚持“对物质和推理心理活动采取一种二元式的说明方式”。这一方式需要揭示出语词化如何使读者在想象上更加接近“事物自身”。

布艾尔的主张无疑有令人信服之处。但我认为他低估了在生态批评与批评理论之间建立一种持久关系的可能性：即现当代批评理论已意识到语言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晦涩性以及游戏性。生态批评家那种“使文学观念服务于真实环境”的主张，“虽然显得离奇而凌乱，但却有其正确性的一面”。“文学批评功能的边缘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一种主要倾向”。然而，我认为在反思生态批评家抵制理论与不满概念化思维时，更迫切的是要求作家们首先忠实于客观世界，而不是仅仅忠实于再现客观世界的语词上。这样才能对目前的主流批评起到有效的校正。同时，生态批评建构自身理论的同时，更需要突出语言在象征、喻义以及推论上所具有的多元维度。就一定程度上说，文学对崇高性体验的表现，如《克塔登山》，彰显了语言之局限性与真实世界整体之间的对立。

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自从文艺复兴以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自然已不再被视为永恒持存的象征并与人生之苦短相对应。英国诗人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有一段话点缀着对自然的赞美与对人类文化废墟的沉思，则可说明这种变化。他把大海“永恒的形象”与咎由自取的人类进行了对比：

人用废墟点缀大地——他的力量．

施展到海岸为止；在水的旷原上头，

那些残骸都是你的作为，这儿没有

遭人破坏的丝毫痕迹，除了他自己，

你的道路上没有他的足迹，啊，大海，

你的原野也不是他能制驭，——而你，

只消把肩背一耸，就能将他摔开；

你完全蔑视他那摧残大地的恶势力；

你只一下就把他从你的胸膛抛上天际，

他在你戏谑性的浪花里发抖和呼喊；

你逼得他向你的神明祈祷，以为万一。

艾尔斯范文篇8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

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艾尔斯范文篇9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艾尔斯范文篇10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