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DS范文10篇

GDDS范文篇1

一、数据特征：范围、频率和及时性

1、统计范围

GDDS将国民经济活动划分为五大经济部门：实际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对外部门和社会人口部门。对每一部门各选定一组能够反映其活动实绩和政策以及可以帮助理解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最为重要的数据类别。系统提出了五大部门综合框架和相关的数据类别以及指标编制和公布的目标，鼓励以适当的、反映成员国需要和能力的频率和及时性来开发和公布指标。选定的数据类别和指标分为规定的和受鼓励的两类。

规定的数据类别包括：（1）来自综合框架中的核心部分，如实际部门的国民帐户总量、财政部门的中央政府预算总量、金融部门的广义货币和信贷总量、对外部门的国际收支总量；（2）追踪分析统计类目，如实际部门的各种生产指数、财政部门的中央政府财政收支和债务统计、金融部门的中央银行分析帐户、对外部门的国际储备和商品贸易统计；（3）与该部门相关的统计指标，如实际部门的劳动市场和价格指数统计；（4）社会人口数据，包括人口、保健、教育、卫生等方面统计。

除规定的数据类别以外，GDDS鼓励成员国更多的统计信息，以增强成员国经济实绩和政策的透明度。如实际部门列出储蓄、国民总收入指标，财政部门列出利息支付和偿债预计数据等。

GDDS认为，系统所包括的大多数数据类别都是由各国官方机构编制的。将私人部门编制的数据包括进去将更有助于观察经济的全貌，并使各国数据的范围更加一致。但是，将一些由私人机构编制的数据包括在系统内会增加工作的复杂性，比如由官方转发这些数据隐含着对这些数据质量的认可，官方必须对在公众获得、数据完整性和数据质量方面的责任做出调整。

2、公布频率

公布频率是指统计数据编制的时间间隔。某项统计数据的公布频率需要根据调查、编制的工作难度和使用者的需要来决定。系统鼓励改进数据的公布频率。GDDS对列出的数据类别的公布频率作了统一规定。例如，GDDS要求国民帐户、国际收支平衡表按年公布，广义货币概览按月公布，汇率则每日公布。

3、公布及时性

公布及时性是指统计数据公布的速度。统计数据公布的及时性受多种因素制约，如资料整理和计算手续的繁简、数据公布的形式等。GDDS规定了间隔的最长时限，如按季度统计的GDP数据规定在下一季度内，按月度统计的生产指数规定在6周至3个月内公布。

GDDS将选定的数据类别分为规定性和鼓励性两类，目的是给予参加国公布统计数据一定的灵活性。鼓励性一类是要成员国争取的，条件不具备的可以暂不。有些数据类别下构成要素后面注明“视具体情况”，即成员国认为该项统计不符合本国实际的，可以不编制。GDDS规定的周期和及时性也列出一些灵活处理和变通的办法。

GDDS有关数据方面的内容及要求如下：

GDDS的数据规范

A、综合框架

核心框架

范围、分类和分析框架

受鼓励的扩展

频率

及时性

国民帐户

编制和公布全套的名义和实际国民帐户总量和平衡项目，得出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可支配总收入、消费、储蓄、资本形成、净贷款、净借款。编制和公布有关的部门帐户以及国家和部门的资产负债表

年度

10-14个月

中央政府操作

编制和公布交易和债务的综合数据，需强调：1）包括所有的中央政府单位；2）使用适当的分析框架；3）建立一整套详细的分类标准（税收和非税收收入、经常性和资本性支出、国内及国外融资），并适当细分（根据债务持有人、债务工具和币种）。

广义政府或公共部门操作数据，在那些地方政府或公共企业操作具有重要分析或政策意义的国家尤其鼓励。

年度

6-9个月

广义货币概览

编制和公布综合的数据，需强调：1）包括所有的存款公司（银行机构）；2）使用适当的分析框架；3）建立对外资产和负债、按部门分类的国内信贷以及货币（流动性）和非货币债务构成的分类标准。

月度

2-3个月

国际收支

编制和公布综合的国际收支主要总量数据和平衡项目，包括：货物和服务的进口和出口、贸易差额、收入和转移、经常项目差额、储备和其他金融交易、总余额，并适当进行细分。

国际投资头寸和总体经济外债数据（如果这些数据具有重要的分析和政策意义）

年度

6-9个月

GDDS的数据规范

B、数据类别和指标

数据类别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总量及构成

频率

及时性

实际部门

国民帐户总量

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和实际）

国民总收入、资本形成、储蓄

年度（鼓励季度）

6-9个月

生产指数

制造业或工业

初级产品、农业或其他指标

视具体情况

月度

视具体情况

所有指标都为6周-3个月

价格指数

消费者价格指数

生产者价格指数

月度

1-2个月

劳动力市场指标

就业、失业，工资/收入，视具体情况

年度

6-9个月

财政部门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指标

频率

及时性

中央政府预算总量

收入、支出、差额和融资，视具体情况进行细分（根据债务持有人、债务工具和币种）

利息支付

季度

1个季度

中央政府债务

内债和外债，视具体情况适当细分（按币种、期限、债务持有人和债务工具）

政府担保债务

年度（鼓励季度）

1-2个季度

金融部门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指标

频率

及时性

广义货币和信贷总量

净对外头寸、国内信贷、广义或狭义货币

月度

1-3个月

中央银行总量

储备货币

月度

1-2个月

利率

短期和长期政府债券利率，政策可变利率

货币或银行间市场利率及一套存贷款利率

月度

高频率（如月度）

股票市场

股票价格指数，视具体情况

月度

对外部门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指标

频率

及时性

国际收支总量

货物和服务的进口和出口、经常帐户差额、储备、总差额

总体经济的外债和偿债数据，视具体情况

年度（十分鼓励季度）

6个月

国际储备

以美元标价的官方储备总额

与储备有关的负债

月度

1-4周

商品贸易

总进口和总出口

较长时间的主要商品的分类

月度

8周-3个月

汇率

即期汇率

每日

高频率（如月度）

社会-人口数据

核心指标

频率

人口

人口；人口增长率；城市人口；农业人口；人口性别；人口的年龄构成

各国公布频率会各不相同；及时性

保健

每个医生照顾人口数；预期寿命；婴儿/儿童/产妇死亡率

也不尽相同

教育

成年人文盲率、学生-教师比率、小学/中学入学率

贫困状况

获得洁净水的情况、卫生；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收入分配；最低收入标准以下的家庭数

二、公布数据的质量

GDDS从两个方面的内容来评估公布的统计数据质量，即：提供统计数据的文字说明和提供统计数据的交叉检验。

统计数据质量是个难以界定、因而不易评估的概念。为了便于检查，GDDS选定两条规则作为评估统计数据质量的标准。一是参加国提供数据编制方法和数据来源方面的资料。资料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公布数据时所附的概括性说明、单独出版物和可从编制者得到的有关说明。同时也鼓励成员国准备并公布重要的关于数据质量特征的说明（例如，数据可能存在的误差类型、不同时期数据之所以不可比的原因、数据调查的范围或调查数据的样本误差等）。二是提供统计类目核心指标的细项内容、及与其相关的统计数据的核对方法，以及支持数据交叉复核并保证合理性的统计框架。为了支持和鼓励使用者对数据进行核对和检验，规定在统计框架内公布有关总量数据的分项，公布有关数据的比较和核对。统计框架包括核算等式和统计关系。比较核对主要针对那些跨越不同框架的数据，例如，作为国民帐户一部分的进出口和作为国际收支一部分的进出口的交叉核对。

与数据质量密不可分的是制定和公布改进数据的计划。所准备和公布的改进计划应包含所有数据不全的部门。统计当局应表明下述立场中的一个：（1）针对已发现不全的改进计划；（2）最近实施的改进措施；或（3）国家认定不需再改进。

三、数据公布的完整性

为了实现向公众提供信息的目的，官方统计数据必须得到用户的信赖；同时，统计使用者对官方统计的信任感归根到底是对官方统计数据编制机构的客观性和专业性的信任。而统计机构的工作实践和程序的透明度是产生这种信任的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监督统计数据的完整性，GDDS规定了4条检查规则：

(1)参加国必须公布编制统计数据的条件和规定，特别是为信息提供人保密的规定。统计机构进行统计所依据的条件和规定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统计法、章程和行为规则，其中所包含的条件和规定可以针对统计单位与上级部门之间的关系，收集数据的法律权限，向公众所收集数据的要求等等。为信息提供人保密是形成使用者对官方统计客观性信任的关键所在，GDDS、SDDS建议在国家的统计立法和统计主管官员权限中反映出来，或者明文规定官方必须为个人调查答卷保密。

(2)关于数据公布前政府机构从内部获取数据的说明。GDDS要求开列数据编制机构以外的、可以在数据前获得数据信息的政府人员名单及职位。这种做法主要针对那些具有政治或其他敏感性的数据。

(3)政府部门在数据公布时的评述。列出数据后哪些政府部门有资格进行评论，因为政府部门的评述不一定象官方统计编制机构那样具有很高程度的客观性，政府部门对数据的评论往往带有政治偏见。这种做法的目的使公众了解这些评述的出处。

(4)必须提供数据修正方面的信息并提前通知统计方法的重大修改。为了增加统计数据编制机构做法的透明度，本项规范要求提供关于过去所做的修正以及今后可能修正的主要原因的信息。关于统计修正的主要原因的信息包括进行修正所遵循的原则和以往修正数据的幅度;在公布修正原则和修正后的数据之前，应先制定修正原则，然后再相应地修改数据。在建立统计制度过程中，统计方法会发生变化。事先通知可采取多种形式，至少应该在最后一次公布未修改数据时做简短说明，这种说明应指出将要做出何种修改以及从那里可以获得更详细的信息。

四、公众获取

GDDS范文篇2

一、数据特征：范围、频率和及时性

1、统计范围

GDDS将国民经济活动划分为五大经济部门：实际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对外部门和社会人口部门。对每一部门各选定一组能够反映其活动实绩和政策以及可以帮助理解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最为重要的数据类别。系统提出了五大部门综合框架和相关的数据类别以及指标编制和公布的目标，鼓励以适当的、反映成员国需要和能力的频率和及时性来开发和公布指标。选定的数据类别和指标分为规定的和受鼓励的两类。

规定的数据类别包括：（1）来自综合框架中的核心部分，如实际部门的国民帐户总量、财政部门的中央政府预算总量、金融部门的广义货币和信贷总量、对外部门的国际收支总量；（2）追踪分析统计类目，如实际部门的各种生产指数、财政部门的中央政府财政收支和债务统计、金融部门的中央银行分析帐户、对外部门的国际储备和商品贸易统计；（3）与该部门相关的统计指标，如实际部门的劳动市场和价格指数统计；（4）社会人口数据，包括人口、保健、教育、卫生等方面统计。

除规定的数据类别以外，GDDS鼓励成员国更多的统计信息，以增强成员国经济实绩和政策的透明度。如实际部门列出储蓄、国民总收入指标，财政部门列出利息支付和偿债预计数据等。

GDDS认为，系统所包括的大多数数据类别都是由各国官方机构编制的。将私人部门编制的数据包括进去将更有助于观察经济的全貌，并使各国数据的范围更加一致。但是，将一些由私人机构编制的数据包括在系统内会增加工作的复杂性，比如由官方转发这些数据隐含着对这些数据质量的认可，官方必须对在公众获得、数据完整性和数据质量方面的责任做出调整。

2、公布频率

公布频率是指统计数据编制的时间间隔。某项统计数据的公布频率需要根据调查、编制的工作难度和使用者的需要来决定。系统鼓励改进数据的公布频率。GDDS对列出的数据类别的公布频率作了统一规定。例如，GDDS要求国民帐户、国际收支平衡表按年公布，广义货币概览按月公布，汇率则每日公布。

3、公布及时性

公布及时性是指统计数据公布的速度。统计数据公布的及时性受多种因素制约，如资料整理和计算手续的繁简、数据公布的形式等。GDDS规定了间隔的最长时限，如按季度统计的GDP数据规定在下一季度内，按月度统计的生产指数规定在6周至3个月内公布。

GDDS将选定的数据类别分为规定性和鼓励性两类，目的是给予参加国公布统计数据一定的灵活性。鼓励性一类是要成员国争取的，条件不具备的可以暂不。有些数据类别下构成要素后面注明“视具体情况”，即成员国认为该项统计不符合本国实际的，可以不编制。GDDS规定的周期和及时性也列出一些灵活处理和变通的办法。

GDDS有关数据方面的内容及要求如下：

GDDS的数据规范

A、综合框架

核心框架

范围、分类和分析框架

受鼓励的扩展

频率

及时性

国民帐户

编制和公布全套的名义和实际国民帐户总量和平衡项目，得出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可支配总收入、消费、储蓄、资本形成、净贷款、净借款。编制和公布有关的部门帐户以及国家和部门的资产负债表

年度

10-14个月

中央政府操作

编制和公布交易和债务的综合数据，需强调：1）包括所有的中央政府单位；2）使用适当的分析框架；3）建立一整套详细的分类标准（税收和非税收收入、经常性和资本性支出、国内及国外融资），并适当细分（根据债务持有人、债务工具和币种）。

广义政府或公共部门操作数据，在那些地方政府或公共企业操作具有重要分析或政策意义的国家尤其鼓励。

年度

6-9个月

广义货币概览

编制和公布综合的数据，需强调：1）包括所有的存款公司（银行机构）；2）使用适当的分析框架；3）建立对外资产和负债、按部门分类的国内信贷以及货币（流动性）和非货币债务构成的分类标准。月度

2-3个月

国际收支

编制和公布综合的国际收支主要总量数据和平衡项目，包括：货物和服务的进口和出口、贸易差额、收入和转移、经常项目差额、储备和其他金融交易、总余额，并适当进行细分。

国际投资头寸和总体经济外债数据（如果这些数据具有重要的分析和政策意义）

年度

6-9个月

GDDS的数据规范

B、数据类别和指标

数据类别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总量及构成

频率

及时性

实际部门

国民帐户总量

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和实际）

国民总收入、资本形成、储蓄

年度（鼓励季度）

6-9个月

生产指数

制造业或工业

初级产品、农业或其他指标

视具体情况

月度

视具体情况

所有指标都为6周-3个月

价格指数

消费者价格指数

生产者价格指数

月度

1-2个月

劳动力市场指标

就业、失业，工资/收入，视具体情况

年度

6-9个月

财政部门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指标

频率

及时性

中央政府预算总量

收入、支出、差额和融资，视具体情况进行细分（根据债务持有人、债务工具和币种）

利息支付

季度

1个季度

中央政府债务

内债和外债，视具体情况适当细分（按币种、期限、债务持有人和债务工具）

政府担保债务

年度（鼓励季度）

1-2个季度

金融部门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指标

频率

及时性

广义货币和信贷总量

净对外头寸、国内信贷、广义或狭义货币

月度

1-3个月

中央银行总量

储备货币

月度

1-2个月

利率

短期和长期政府债券利率，政策可变利率

货币或银行间市场利率及一套存贷款利率

月度

高频率（如月度）

股票市场

股票价格指数，视具体情况

月度

对外部门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指标

频率

及时性

国际收支总量

货物和服务的进口和出口、经常帐户差额、储备、总差额

总体经济的外债和偿债数据，视具体情况

年度（十分鼓励季度）

6个月

国际储备

以美元标价的官方储备总额

与储备有关的负债

月度

1-4周

商品贸易

总进口和总出口

较长时间的主要商品的分类

月度

8周-3个月

汇率

即期汇率

每日

高频率（如月度）

社会-人口数据

核心指标

频率

人口

人口；人口增长率；城市人口；农业人口；人口性别；人口的年龄构成

各国公布频率会各不相同；及时性

保健

每个医生照顾人口数；预期寿命；婴儿/儿童/产妇死亡率

也不尽相同

教育

成年人文盲率、学生-教师比率、小学/中学入学率

贫困状况

获得洁净水的情况、卫生；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收入分配；最低收入标准以下的家庭数

二、公布数据的质量

GDDS从两个方面的内容来评估公布的统计数据质量，即：提供统计数据的文字说明和提供统计数据的交叉检验。

统计数据质量是个难以界定、因而不易评估的概念。为了便于检查，GDDS选定两条规则作为评估统计数据质量的标准。一是参加国提供数据编制方法和数据来源方面的资料。资料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公布数据时所附的概括性说明、单独出版物和可从编制者得到的有关说明。同时也鼓励成员国准备并公布重要的关于数据质量特征的说明（例如，数据可能存在的误差类型、不同时期数据之所以不可比的原因、数据调查的范围或调查数据的样本误差等）。二是提供统计类目核心指标的细项内容、及与其相关的统计数据的核对方法，以及支持数据交叉复核并保证合理性的统计框架。为了支持和鼓励使用者对数据进行核对和检验，规定在统计框架内公布有关总量数据的分项，公布有关数据的比较和核对。统计框架包括核算等式和统计关系。比较核对主要针对那些跨越不同框架的数据，例如，作为国民帐户一部分的进出口和作为国际收支一部分的进出口的交叉核对。

与数据质量密不可分的是制定和公布改进数据的计划。所准备和公布的改进计划应包含所有数据不全的部门。统计当局应表明下述立场中的一个：（1）针对已发现不全的改进计划；（2）最近实施的改进措施；或（3）国家认定不需再改进。三、数据公布的完整性

为了实现向公众提供信息的目的，官方统计数据必须得到用户的信赖；同时，统计使用者对官方统计的信任感归根到底是对官方统计数据编制机构的客观性和专业性的信任。而统计机构的工作实践和程序的透明度是产生这种信任的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监督统计数据的完整性，GDDS规定了4条检查规则：

(1)参加国必须公布编制统计数据的条件和规定，特别是为信息提供人保密的规定。统计机构进行统计所依据的条件和规定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统计法、章程和行为规则，其中所包含的条件和规定可以针对统计单位与上级部门之间的关系，收集数据的法律权限，向公众所收集数据的要求等等。为信息提供人保密是形成使用者对官方统计客观性信任的关键所在，GDDS、SDDS建议在国家的统计立法和统计主管官员权限中反映出来，或者明文规定官方必须为个人调查答卷保密。

(2)关于数据公布前政府机构从内部获取数据的说明。GDDS要求开列数据编制机构以外的、可以在数据前获得数据信息的政府人员名单及职位。这种做法主要针对那些具有政治或其他敏感性的数据。

(3)政府部门在数据公布时的评述。列出数据后哪些政府部门有资格进行评论，因为政府部门的评述不一定象官方统计编制机构那样具有很高程度的客观性，政府部门对数据的评论往往带有政治偏见。这种做法的目的使公众了解这些评述的出处。

(4)必须提供数据修正方面的信息并提前通知统计方法的重大修改。为了增加统计数据编制机构做法的透明度，本项规范要求提供关于过去所做的修正以及今后可能修正的主要原因的信息。关于统计修正的主要原因的信息包括进行修正所遵循的原则和以往修正数据的幅度;在公布修正原则和修正后的数据之前，应先制定修正原则，然后再相应地修改数据。在建立统计制度过程中，统计方法会发生变化。事先通知可采取多种形式，至少应该在最后一次公布未修改数据时做简短说明，这种说明应指出将要做出何种修改以及从那里可以获得更详细的信息。

四、公众获取

GDDS范文篇3

一、数据特征：范围、频率和及时性

1、统计范围

GDDS将国民经济活动划分为五大经济部门：实际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对外部门和社会人口部门。对每一部门各选定一组能够反映其活动实绩和政策以及可以帮助理解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最为重要的数据类别。系统提出了五大部门综合框架和相关的数据类别以及指标编制和公布的目标，鼓励以适当的、反映成员国需要和能力的频率和及时性来开发和公布指标。选定的数据类别和指标分为规定的和受鼓励的两类。

规定的数据类别包括：（1）来自综合框架中的核心部分，如实际部门的国民帐户总量、财政部门的中央政府预算总量、金融部门的广义货币和信贷总量、对外部门的国际收支总量；（2）追踪分析统计类目，如实际部门的各种生产指数、财政部门的中央政府财政收支和债务统计、金融部门的中央银行分析帐户、对外部门的国际储备和商品贸易统计；（3）与该部门相关的统计指标，如实际部门的劳动市场和价格指数统计；（4）社会人口数据，包括人口、保健、教育、卫生等方面统计。

除规定的数据类别以外，GDDS鼓励成员国更多的统计信息，以增强成员国经济实绩和政策的透明度。如实际部门列出储蓄、国民总收入指标，财政部门列出利息支付和偿债预计数据等。

GDDS认为，系统所包括的大多数数据类别都是由各国官方机构编制的。将私人部门编制的数据包括进去将更有助于观察经济的全貌，并使各国数据的范围更加一致。但是，将一些由私人机构编制的数据包括在系统内会增加工作的复杂性，比如由官方转发这些数据隐含着对这些数据质量的认可，官方必须对在公众获得、数据完整性和数据质量方面的责任做出调整。

2、公布频率

公布频率是指统计数据编制的时间间隔。某项统计数据的公布频率需要根据调查、编制的工作难度和使用者的需要来决定。系统鼓励改进数据的公布频率。GDDS对列出的数据类别的公布频率作了统一规定。例如，GDDS要求国民帐户、国际收支平衡表按年公布，广义货币概览按月公布，汇率则每日公布。

3、公布及时性

公布及时性是指统计数据公布的速度。统计数据公布的及时性受多种因素制约，如资料整理和计算手续的繁简、数据公布的形式等。GDDS规定了间隔的最长时限，如按季度统计的GDP数据规定在下一季度内，按月度统计的生产指数规定在6周至3个月内公布。

GDDS将选定的数据类别分为规定性和鼓励性两类，目的是给予参加国公布统计数据一定的灵活性。鼓励性一类是要成员国争取的，条件不具备的可以暂不。有些数据类别下构成要素后面注明“视具体情况”，即成员国认为该项统计不符合本国实际的，可以不编制。GDDS规定的周期和及时性也列出一些灵活处理和变通的办法。

GDDS有关数据方面的内容及要求如下：

GDDS的数据规范

A、综合框架

核心框架

范围、分类和分析框架

受鼓励的扩展

频率

及时性

国民帐户

编制和公布全套的名义和实际国民帐户总量和平衡项目，得出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可支配总收入、消费、储蓄、资本形成、净贷款、净借款。编制和公布有关的部门帐户以及国家和部门的资产负债表

年度

10-14个月

中央政府操作

编制和公布交易和债务的综合数据，需强调：1）包括所有的中央政府单位；2）使用适当的分析框架；3）建立一整套详细的分类标准（税收和非税收收入、经常性和资本性支出、国内及国外融资），并适当细分（根据债务持有人、债务工具和币种）。

广义政府或公共部门操作数据，在那些地方政府或公共企业操作具有重要分析或政策意义的国家尤其鼓励。

年度

6-9个月

广义货币概览

编制和公布综合的数据，需强调：1）包括所有的存款公司（银行机构）；2）使用适当的分析框架；3）建立对外资产和负债、按部门分类的国内信贷以及货币（流动性）和非货币债务构成的分类标准。

月度

2-3个月

国际收支

编制和公布综合的国际收支主要总量数据和平衡项目，包括：货物和服务的进口和出口、贸易差额、收入和转移、经常项目差额、储备和其他金融交易、总余额，并适当进行细分。

国际投资头寸和总体经济外债数据（如果这些数据具有重要的分析和政策意义）

年度

6-9个月

GDDS的数据规范

B、数据类别和指标

数据类别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总量及构成

频率

及时性

实际部门

国民帐户总量

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和实际）

国民总收入、资本形成、储蓄

年度（鼓励季度）

6-9个月

生产指数

制造业或工业

初级产品、农业或其他指标

视具体情况

月度

视具体情况

所有指标都为6周-3个月

价格指数

消费者价格指数

生产者价格指数

月度

1-2个月

劳动力市场指标

就业、失业，工资/收入，视具体情况

年度

6-9个月

财政部门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指标

频率

及时性

中央政府预算总量

收入、支出、差额和融资，视具体情况进行细分（根据债务持有人、债务工具和币种）

利息支付

季度

1个季度

中央政府债务

内债和外债，视具体情况适当细分（按币种、期限、债务持有人和债务工具）

政府担保债务

年度（鼓励季度）

1-2个季度

金融部门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指标

频率

及时性

广义货币和信贷总量

净对外头寸、国内信贷、广义或狭义货币

月度

1-3个月

中央银行总量

储备货币

月度

1-2个月

利率

短期和长期政府债券利率，政策可变利率

货币或银行间市场利率及一套存贷款利率

月度

高频率（如月度）

股票市场

股票价格指数，视具体情况

月度

对外部门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指标

频率

及时性

国际收支总量

货物和服务的进口和出口、经常帐户差额、储备、总差额

总体经济的外债和偿债数据，视具体情况

年度（十分鼓励季度）

6个月

国际储备

以美元标价的官方储备总额

与储备有关的负债

月度

1-4周

商品贸易

总进口和总出口

较长时间的主要商品的分类

月度

8周-3个月

汇率

即期汇率

每日

高频率（如月度）

社会-人口数据

核心指标

频率

人口

人口；人口增长率；城市人口；农业人口；人口性别；人口的年龄构成

各国公布频率会各不相同；及时性

保健

每个医生照顾人口数；预期寿命；婴儿/儿童/产妇死亡率

也不尽相同

教育

成年人文盲率、学生-教师比率、小学/中学入学率

贫困状况

获得洁净水的情况、卫生；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收入分配；最低收入标准以下的家庭数

二、公布数据的质量

GDDS从两个方面的内容来评估公布的统计数据质量，即：提供统计数据的文字说明和提供统计数据的交叉检验。

统计数据质量是个难以界定、因而不易评估的概念。为了便于检查，GDDS选定两条规则作为评估统计数据质量的标准。一是参加国提供数据编制方法和数据来源方面的资料。资料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公布数据时所附的概括性说明、单独出版物和可从编制者得到的有关说明。同时也鼓励成员国准备并公布重要的关于数据质量特征的说明（例如，数据可能存在的误差类型、不同时期数据之所以不可比的原因、数据调查的范围或调查数据的样本误差等）。二是提供统计类目核心指标的细项内容、及与其相关的统计数据的核对方法，以及支持数据交叉复核并保证合理性的统计框架。为了支持和鼓励使用者对数据进行核对和检验，规定在统计框架内公布有关总量数据的分项，公布有关数据的比较和核对。统计框架包括核算等式和统计关系。比较核对主要针对那些跨越不同框架的数据，例如，作为国民帐户一部分的进出口和作为国际收支一部分的进出口的交叉核对。

与数据质量密不可分的是制定和公布改进数据的计划。所准备和公布的改进计划应包含所有数据不全的部门。统计当局应表明下述立场中的一个：（1）针对已发现不全的改进计划；（2）最近实施的改进措施；或（3）国家认定不需再改进。

三、数据公布的完整性

为了实现向公众提供信息的目的，官方统计数据必须得到用户的信赖；同时，统计使用者对官方统计的信任感归根到底是对官方统计数据编制机构的客观性和专业性的信任。而统计机构的工作实践和程序的透明度是产生这种信任的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监督统计数据的完整性，GDDS规定了4条检查规则：

(1)参加国必须公布编制统计数据的条件和规定，特别是为信息提供人保密的规定。统计机构进行统计所依据的条件和规定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统计法、章程和行为规则，其中所包含的条件和规定可以针对统计单位与上级部门之间的关系，收集数据的法律权限，向公众所收集数据的要求等等。为信息提供人保密是形成使用者对官方统计客观性信任的关键所在，GDDS、SDDS建议在国家的统计立法和统计主管官员权限中反映出来，或者明文规定官方必须为个人调查答卷保密。

(2)关于数据公布前政府机构从内部获取数据的说明。GDDS要求开列数据编制机构以外的、可以在数据前获得数据信息的政府人员名单及职位。这种做法主要针对那些具有政治或其他敏感性的数据。

(3)政府部门在数据公布时的评述。列出数据后哪些政府部门有资格进行评论，因为政府部门的评述不一定象官方统计编制机构那样具有很高程度的客观性，政府部门对数据的评论往往带有政治偏见。这种做法的目的使公众了解这些评述的出处。

(4)必须提供数据修正方面的信息并提前通知统计方法的重大修改。为了增加统计数据编制机构做法的透明度，本项规范要求提供关于过去所做的修正以及今后可能修正的主要原因的信息。关于统计修正的主要原因的信息包括进行修正所遵循的原则和以往修正数据的幅度;在公布修正原则和修正后的数据之前，应先制定修正原则，然后再相应地修改数据。在建立统计制度过程中，统计方法会发生变化。事先通知可采取多种形式，至少应该在最后一次公布未修改数据时做简短说明，这种说明应指出将要做出何种修改以及从那里可以获得更详细的信息。

四、公众获取

GDDS范文篇4

一、数据特征：范围、频率和及时性

1、统计范围

GDDS将国民经济活动划分为五大经济部门：实际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对外部门和社会人口部门。对每一部门各选定一组能够反映其活动实绩和政策以及可以帮助理解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最为重要的数据类别。系统提出了五大部门综合框架和相关的数据类别以及指标编制和公布的目标，鼓励以适当的、反映成员国需要和能力的频率和及时性来开发和公布指标。选定的数据类别和指标分为规定的和受鼓励的两类。

规定的数据类别包括：（1）来自综合框架中的核心部分，如实际部门的国民帐户总量、财政部门的中央政府预算总量、金融部门的广义货币和信贷总量、对外部门的国际收支总量；（2）追踪分析统计类目，如实际部门的各种生产指数、财政部门的中央政府财政收支和债务统计、金融部门的中央银行分析帐户、对外部门的国际储备和商品贸易统计；（3）与该部门相关的统计指标，如实际部门的劳动市场和价格指数统计；（4）社会人口数据，包括人口、保健、教育、卫生等方面统计。

除规定的数据类别以外，GDDS鼓励成员国更多的统计信息，以增强成员国经济实绩和政策的透明度。如实际部门列出储蓄、国民总收入指标，财政部门列出利息支付和偿债预计数据等。

GDDS认为，系统所包括的大多数数据类别都是由各国官方机构编制的。将私人部门编制的数据包括进去将更有助于观察经济的全貌，并使各国数据的范围更加一致。但是，将一些由私人机构编制的数据包括在系统内会增加工作的复杂性，比如由官方转发这些数据隐含着对这些数据质量的认可，官方必须对在公众获得、数据完整性和数据质量方面的责任做出调整。

2、公布频率

公布频率是指统计数据编制的时间间隔。某项统计数据的公布频率需要根据调查、编制的工作难度和使用者的需要来决定。系统鼓励改进数据的公布频率。GDDS对列出的数据类别的公布频率作了统一规定。例如，GDDS要求国民帐户、国际收支平衡表按年公布，广义货币概览按月公布，汇率则每日公布。

3、公布及时性

公布及时性是指统计数据公布的速度。统计数据公布的及时性受多种因素制约，如资料整理和计算手续的繁简、数据公布的形式等。GDDS规定了间隔的最长时限，如按季度统计的GDP数据规定在下一季度内，按月度统计的生产指数规定在6周至3个月内公布。

GDDS将选定的数据类别分为规定性和鼓励性两类，目的是给予参加国公布统计数据一定的灵活性。鼓励性一类是要成员国争取的，条件不具备的可以暂不。有些数据类别下构成要素后面注明“视具体情况”，即成员国认为该项统计不符合本国实际的，可以不编制。GDDS规定的周期和及时性也列出一些灵活处理和变通的办法。

GDDS有关数据方面的内容及要求如下：

GDDS的数据规范

A、综合框架

核心框架

范围、分类和分析框架

受鼓励的扩展

频率

及时性

国民帐户

编制和公布全套的名义和实际国民帐户总量和平衡项目，得出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可支配总收入、消费、储蓄、资本形成、净贷款、净借款。编制和公布有关的部门帐户以及国家和部门的资产负债表

年度

10-14个月

中央政府操作

编制和公布交易和债务的综合数据，需强调：1）包括所有的中央政府单位；2）使用适当的分析框架；3）建立一整套详细的分类标准（税收和非税收收入、经常性和资本性支出、国内及国外融资），并适当细分（根据债务持有人、债务工具和币种）。

广义政府或公共部门操作数据，在那些地方政府或公共企业操作具有重要分析或政策意义的国家尤其鼓励。

年度

6-9个月

广义货币概览

编制和公布综合的数据，需强调：1）包括所有的存款公司（银行机构）；2）使用适当的分析框架；3）建立对外资产和负债、按部门分类的国内信贷以及货币（流动性）和非货币债务构成的分类标准。

月度

2-3个月

国际收支

编制和公布综合的国际收支主要总量数据和平衡项目，包括：货物和服务的进口和出口、贸易差额、收入和转移、经常项目差额、储备和其他金融交易、总余额，并适当进行细分。

国际投资头寸和总体经济外债数据（如果这些数据具有重要的分析和政策意义）

年度

6-9个月

GDDS的数据规范

B、数据类别和指标

数据类别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总量及构成

频率

及时性

实际部门

国民帐户总量

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和实际）

国民总收入、资本形成、储蓄

年度（鼓励季度）

6-9个月

生产指数

制造业或工业

初级产品、农业或其他指标

视具体情况

月度

视具体情况

所有指标都为6周-3个月

价格指数

消费者价格指数

生产者价格指数

月度

1-2个月

劳动力市场指标

就业、失业，工资/收入，视具体情况

年度

6-9个月

财政部门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指标

频率

及时性

中央政府预算总量

收入、支出、差额和融资，视具体情况进行细分（根据债务持有人、债务工具和币种）

利息支付

季度

1个季度

中央政府债务

内债和外债，视具体情况适当细分（按币种、期限、债务持有人和债务工具）

政府担保债务

年度（鼓励季度）

1-2个季度

金融部门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指标

频率

及时性

广义货币和信贷总量

净对外头寸、国内信贷、广义或狭义货币

月度

1-3个月

中央银行总量

储备货币

月度

1-2个月

利率

短期和长期政府债券利率，政策可变利率

货币或银行间市场利率及一套存贷款利率

月度

高频率（如月度）

股票市场

股票价格指数，视具体情况

月度

对外部门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指标

频率

及时性

国际收支总量

货物和服务的进口和出口、经常帐户差额、储备、总差额

总体经济的外债和偿债数据，视具体情况

年度（十分鼓励季度）

6个月

国际储备

以美元标价的官方储备总额

与储备有关的负债

月度

1-4周

商品贸易

总进口和总出口

较长时间的主要商品的分类

月度

8周-3个月

汇率

即期汇率

每日

高频率（如月度）

社会-人口数据

核心指标

频率

人口

人口；人口增长率；城市人口；农业人口；人口性别；人口的年龄构成

各国公布频率会各不相同；及时性

保健

每个医生照顾人口数；预期寿命；婴儿/儿童/产妇死亡率

也不尽相同

教育

成年人文盲率、学生-教师比率、小学/中学入学率

贫困状况

获得洁净水的情况、卫生；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收入分配；最低收入标准以下的家庭数

二、公布数据的质量

GDDS从两个方面的内容来评估公布的统计数据质量，即：提供统计数据的文字说明和提供统计数据的交叉检验。

统计数据质量是个难以界定、因而不易评估的概念。为了便于检查，GDDS选定两条规则作为评估统计数据质量的标准。一是参加国提供数据编制方法和数据来源方面的资料。资料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公布数据时所附的概括性说明、单独出版物和可从编制者得到的有关说明。同时也鼓励成员国准备并公布重要的关于数据质量特征的说明（例如，数据可能存在的误差类型、不同时期数据之所以不可比的原因、数据调查的范围或调查数据的样本误差等）。二是提供统计类目核心指标的细项内容、及与其相关的统计数据的核对方法，以及支持数据交叉复核并保证合理性的统计框架。为了支持和鼓励使用者对数据进行核对和检验，规定在统计框架内公布有关总量数据的分项，公布有关数据的比较和核对。统计框架包括核算等式和统计关系。比较核对主要针对那些跨越不同框架的数据，例如，作为国民帐户一部分的进出口和作为国际收支一部分的进出口的交叉核对。

与数据质量密不可分的是制定和公布改进数据的计划。所准备和公布的改进计划应包含所有数据不全的部门。统计当局应表明下述立场中的一个：（1）针对已发现不全的改进计划；（2）最近实施的改进措施；或（3）国家认定不需再改进。

三、数据公布的完整性

为了实现向公众提供信息的目的，官方统计数据必须得到用户的信赖；同时，统计使用者对官方统计的信任感归根到底是对官方统计数据编制机构的客观性和专业性的信任。而统计机构的工作实践和程序的透明度是产生这种信任的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监督统计数据的完整性，GDDS规定了4条检查规则：

(1)参加国必须公布编制统计数据的条件和规定，特别是为信息提供人保密的规定。统计机构进行统计所依据的条件和规定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统计法、章程和行为规则，其中所包含的条件和规定可以针对统计单位与上级部门之间的关系，收集数据的法律权限，向公众所收集数据的要求等等。为信息提供人保密是形成使用者对官方统计客观性信任的关键所在，GDDS、SDDS建议在国家的统计立法和统计主管官员权限中反映出来，或者明文规定官方必须为个人调查答卷保密。

(2)关于数据公布前政府机构从内部获取数据的说明。GDDS要求开列数据编制机构以外的、可以在数据前获得数据信息的政府人员名单及职位。这种做法主要针对那些具有政治或其他敏感性的数据。

(3)政府部门在数据公布时的评述。列出数据后哪些政府部门有资格进行评论，因为政府部门的评述不一定象官方统计编制机构那样具有很高程度的客观性，政府部门对数据的评论往往带有政治偏见。这种做法的目的使公众了解这些评述的出处。

(4)必须提供数据修正方面的信息并提前通知统计方法的重大修改。为了增加统计数据编制机构做法的透明度，本项规范要求提供关于过去所做的修正以及今后可能修正的主要原因的信息。关于统计修正的主要原因的信息包括进行修正所遵循的原则和以往修正数据的幅度;在公布修正原则和修正后的数据之前，应先制定修正原则，然后再相应地修改数据。在建立统计制度过程中，统计方法会发生变化。事先通知可采取多种形式，至少应该在最后一次公布未修改数据时做简短说明，这种说明应指出将要做出何种修改以及从那里可以获得更详细的信息。

四、公众获取

GDDS范文篇5

一、数据特征：范围、频率和及时性

1、统计范围

GDDS将国民经济活动划分为五大经济部门：实际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对外部门和社会人口部门。对每一部门各选定一组能够反映其活动实绩和政策以及可以帮助理解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最为重要的数据类别。系统提出了五大部门综合框架和相关的数据类别以及指标编制和公布的目标，鼓励以适当的、反映成员国需要和能力的频率和及时性来开发和公布指标。选定的数据类别和指标分为规定的和受鼓励的两类。

规定的数据类别包括：（1）来自综合框架中的核心部分，如实际部门的国民帐户总量、财政部门的中央政府预算总量、金融部门的广义货币和信贷总量、对外部门的国际收支总量；（2）追踪分析统计类目，如实际部门的各种生产指数、财政部门的中央政府财政收支和债务统计、金融部门的中央银行分析帐户、对外部门的国际储备和商品贸易统计；（3）与该部门相关的统计指标，如实际部门的劳动市场和价格指数统计；（4）社会人口数据，包括人口、保健、教育、卫生等方面统计。

除规定的数据类别以外，GDDS鼓励成员国更多的统计信息，以增强成员国经济实绩和政策的透明度。如实际部门列出储蓄、国民总收入指标，财政部门列出利息支付和偿债预计数据等。

GDDS认为，系统所包括的大多数数据类别都是由各国官方机构编制的。将私人部门编制的数据包括进去将更有助于观察经济的全貌，并使各国数据的范围更加一致。但是，将一些由私人机构编制的数据包括在系统内会增加工作的复杂性，比如由官方转发这些数据隐含着对这些数据质量的认可，官方必须对在公众获得、数据完整性和数据质量方面的责任做出调整。

2、公布频率

公布频率是指统计数据编制的时间间隔。某项统计数据的公布频率需要根据调查、编制的工作难度和使用者的需要来决定。系统鼓励改进数据的公布频率。GDDS对列出的数据类别的公布频率作了统一规定。例如，GDDS要求国民帐户、国际收支平衡表按年公布，广义货币概览按月公布，汇率则每日公布。

3、公布及时性

公布及时性是指统计数据公布的速度。统计数据公布的及时性受多种因素制约，如资料整理和计算手续的繁简、数据公布的形式等。GDDS规定了间隔的最长时限，如按季度统计的GDP数据规定在下一季度内，按月度统计的生产指数规定在6周至3个月内公布。

GDDS将选定的数据类别分为规定性和鼓励性两类，目的是给予参加国公布统计数据一定的灵活性。鼓励性一类是要成员国争取的，条件不具备的可以暂不。有些数据类别下构成要素后面注明“视具体情况”，即成员国认为该项统计不符合本国实际的，可以不编制。GDDS规定的周期和及时性也列出一些灵活处理和变通的办法。

GDDS有关数据方面的内容及要求如下：

GDDS的数据规范

A、综合框架

核心框架

范围、分类和分析框架

受鼓励的扩展

频率

及时性

国民帐户

编制和公布全套的名义和实际国民帐户总量和平衡项目，得出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可支配总收入、消费、储蓄、资本形成、净贷款、净借款。编制和公布有关的部门帐户以及国家和部门的资产负债表

年度

10-14个月

中央政府操作

编制和公布交易和债务的综合数据，需强调：1）包括所有的中央政府单位；2）使用适当的分析框架；3）建立一整套详细的分类标准（税收和非税收收入、经常性和资本性支出、国内及国外融资），并适当细分（根据债务持有人、债务工具和币种）。

广义政府或公共部门操作数据，在那些地方政府或公共企业操作具有重要分析或政策意义的国家尤其鼓励。

年度

6-9个月

广义货币概览

编制和公布综合的数据，需强调：1）包括所有的存款公司（银行机构）；2）使用适当的分析框架；3）建立对外资产和负债、按部门分类的国内信贷以及货币（流动性）和非货币债务构成的分类标准。

月度

2-3个月

国际收支

编制和公布综合的国际收支主要总量数据和平衡项目，包括：货物和服务的进口和出口、贸易差额、收入和转移、经常项目差额、储备和其他金融交易、总余额，并适当进行细分。

国际投资头寸和总体经济外债数据（如果这些数据具有重要的分析和政策意义）

年度

6-9个月

GDDS的数据规范

B、数据类别和指标

数据类别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总量及构成

频率

及时性

实际部门

国民帐户总量

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和实际）

国民总收入、资本形成、储蓄

年度（鼓励季度）

6-9个月

生产指数

制造业或工业

初级产品、农业或其他指标

视具体情况

月度

视具体情况

所有指标都为6周-3个月

价格指数

消费者价格指数

生产者价格指数

月度

1-2个月

劳动力市场指标

就业、失业，工资/收入，视具体情况

年度

6-9个月

财政部门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指标

频率

及时性

中央政府预算总量

收入、支出、差额和融资，视具体情况进行细分（根据债务持有人、债务工具和币种）

利息支付

季度

1个季度

中央政府债务

内债和外债，视具体情况适当细分（按币种、期限、债务持有人和债务工具）

政府担保债务

年度（鼓励季度）

1-2个季度

金融部门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指标

频率

及时性

广义货币和信贷总量

净对外头寸、国内信贷、广义或狭义货币

月度

1-3个月

中央银行总量

储备货币

月度

1-2个月

利率

短期和长期政府债券利率，政策可变利率

货币或银行间市场利率及一套存贷款利率

月度

高频率（如月度）

股票市场

股票价格指数，视具体情况

月度

对外部门

核心指标

受鼓励的指标

频率

及时性

国际收支总量

货物和服务的进口和出口、经常帐户差额、储备、总差额

总体经济的外债和偿债数据，视具体情况

年度（十分鼓励季度）

6个月

国际储备

以美元标价的官方储备总额

与储备有关的负债

月度

1-4周

商品贸易

总进口和总出口

较长时间的主要商品的分类

月度

8周-3个月

汇率

即期汇率

每日

高频率（如月度）

社会-人口数据

核心指标

频率

人口

人口；人口增长率；城市人口；农业人口；人口性别；人口的年龄构成

各国公布频率会各不相同；及时性

保健

每个医生照顾人口数；预期寿命；婴儿/儿童/产妇死亡率

也不尽相同

教育

成年人文盲率、学生-教师比率、小学/中学入学率

贫困状况

获得洁净水的情况、卫生；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收入分配；最低收入标准以下的家庭数

二、公布数据的质量

GDDS从两个方面的内容来评估公布的统计数据质量，即：提供统计数据的文字说明和提供统计数据的交叉检验。

统计数据质量是个难以界定、因而不易评估的概念。为了便于检查，GDDS选定两条规则作为评估统计数据质量的标准。一是参加国提供数据编制方法和数据来源方面的资料。资料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公布数据时所附的概括性说明、单独出版物和可从编制者得到的有关说明。同时也鼓励成员国准备并公布重要的关于数据质量特征的说明（例如，数据可能存在的误差类型、不同时期数据之所以不可比的原因、数据调查的范围或调查数据的样本误差等）。二是提供统计类目核心指标的细项内容、及与其相关的统计数据的核对方法，以及支持数据交叉复核并保证合理性的统计框架。为了支持和鼓励使用者对数据进行核对和检验，规定在统计框架内公布有关总量数据的分项，公布有关数据的比较和核对。统计框架包括核算等式和统计关系。比较核对主要针对那些跨越不同框架的数据，例如，作为国民帐户一部分的进出口和作为国际收支一部分的进出口的交叉核对。

与数据质量密不可分的是制定和公布改进数据的计划。所准备和公布的改进计划应包含所有数据不全的部门。统计当局应表明下述立场中的一个：（1）针对已发现不全的改进计划；（2）最近实施的改进措施；或（3）国家认定不需再改进。

三、数据公布的完整性

为了实现向公众提供信息的目的，官方统计数据必须得到用户的信赖；同时，统计使用者对官方统计的信任感归根到底是对官方统计数据编制机构的客观性和专业性的信任。而统计机构的工作实践和程序的透明度是产生这种信任的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监督统计数据的完整性，GDDS规定了4条检查规则：

(1)参加国必须公布编制统计数据的条件和规定，特别是为信息提供人保密的规定。统计机构进行统计所依据的条件和规定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统计法、章程和行为规则，其中所包含的条件和规定可以针对统计单位与上级部门之间的关系，收集数据的法律权限，向公众所收集数据的要求等等。为信息提供人保密是形成使用者对官方统计客观性信任的关键所在，GDDS、SDDS建议在国家的统计立法和统计主管官员权限中反映出来，或者明文规定官方必须为个人调查答卷保密。

(2)关于数据公布前政府机构从内部获取数据的说明。GDDS要求开列数据编制机构以外的、可以在数据前获得数据信息的政府人员名单及职位。这种做法主要针对那些具有政治或其他敏感性的数据。

(3)政府部门在数据公布时的评述。列出数据后哪些政府部门有资格进行评论，因为政府部门的评述不一定象官方统计编制机构那样具有很高程度的客观性，政府部门对数据的评论往往带有政治偏见。这种做法的目的使公众了解这些评述的出处。

(4)必须提供数据修正方面的信息并提前通知统计方法的重大修改。为了增加统计数据编制机构做法的透明度，本项规范要求提供关于过去所做的修正以及今后可能修正的主要原因的信息。关于统计修正的主要原因的信息包括进行修正所遵循的原则和以往修正数据的幅度;在公布修正原则和修正后的数据之前，应先制定修正原则，然后再相应地修改数据。在建立统计制度过程中，统计方法会发生变化。事先通知可采取多种形式，至少应该在最后一次公布未修改数据时做简短说明，这种说明应指出将要做出何种修改以及从那里可以获得更详细的信息。

四、公众获取

GDDS范文篇6

(一)目标透明度

1.目标模糊，没有准确说明。综合来说，币值稳定有两大目标：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稳定，物价稳定是前者的主要内容，其主要手段是通过狠抓反通胀和反通缩。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是后者的主要内容，而这两大目标经常会出现冲突，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并没有说明当两者起冲突时该如何解决或相关解释，中央银行应当明确规定其优先选择。2.货币政策目标有双重性特点。上面已经介绍了币值稳定与经济增长是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但当两个目标相冲突时，由于央行独立性较差，容易受政府方面的压力，致使提升了政策的模糊性，最终导致政策透明度降低。

(二)知识透明度

1.央行没有完整和及时地对外公布金融统计数据。具体说来，所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不够全面，如公开市场操作方面的信息就存在“保留”，每季度的执行报告过于笼统，应当将数据细化到月份。公告内容不够严谨，没有充分说明有关目标的设定，经济形势变化的分析和公开市场操作与目标等。2.央行所披露的的信息缺乏针对性、可理解性。从全世界来看，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央银行着重是在寻求与公众进行有效交流与沟通的。虽然我国央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实施了一些有利于我国国情的改变，向全社会货币政策信息，但方式方法存在错误，难以让双方实现真正的交流和沟通，有效的沟通应该是以目标群体充分理解信息为起点，否则将会大大降低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三）决策透明度

决策过程与程序透明度不高。虽然我国在1999年设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并依据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但通过分析该条例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只是一个松散的辅助和协商的机构，即使它的讨论和建议的内容能影响决策过程，也只是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参考，并无决策权。

二、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改进和法律保障

依据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货币和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原则宣言》(以下简称《原则宣言》）和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制定的《货币和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辅助文件》(以下简称《辅助文件》。笔者认为，为了使我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透明度与法律文本间切实相结合，应该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制度框架进行改革，要么把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的完全权力交给人民银行，政府不得干预;要么在政府与人民银行之间做出抉择，只能一方拥有完全的权力，并将有关委托的具体内容通过协议等方式进行公开。

（一）《中国人民银行法》第5条的规定并不妥当。该条关于中央银行与国务院都享有货币政策决策权的规定，会阻碍人民银行目标透明度和决策透明度的发展，考虑到国务院的特殊地位，该条规定会使其在决策时难以认清考量因素、政策方向及前景发展等，透明度较低。

GDDS范文篇7

一、中国金融统计体系的发展现状

中国金融统计体系的发展是追随或统一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但又不能忽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点，因此，我先将1993年设为中国金融统计体系的发展阶段的总分界点，再将1978年和2000年设为分分界点。1993年之前为第一阶段，之后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为MPS下的金融统计体系，第二阶段为SNA下的金融统计体系。在第一阶段中，将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重大转折点作为分界点。1978年之前，中国金融统计体系是建立在苏联模式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金融体系基础上的,货币与金融统计主要以中国人民银行开展的综合信贷计划服务为主。自1978之后，对中国金融体系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已初步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中心，以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为主体，保险、证券及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这时，对于处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来说，金融统计体系已经发生文/孔繁彬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简单综合信贷计划服务统计、现金统计已经远远不能与之相适应，涵盖全社会金融活动的金融统计体系已经形成。第二阶段，由于2000年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给中国带来了无数机遇和挑战，比如如何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独善其身、如何解决加入WTO后面临的棘手问题、如何应对相关国际准则的陆续出台，如何利用GDDS成员国身份学习先进经验并提高中国金融统计数据公布水平等，因此将新千年作为这段时期的分界点。2000年之前，中国基本上完成了从MPS向SNA的成功转型，金融统计体系也在按照SNA的要求逐步发展完善。这一时期，中国建立了相关统计法律法规，为金融统计提供了法律保证。同时，中国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报送金融统计数据的制度、全科目上报制度等，这些都是对金融统计方式的重大改革。新千年后，对中国金融统计体系影响最大的国际标准应该是《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2000），它的出台为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目前在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下，中国的金融统计框架是以《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2000）要求的基础上构建的，随着SNA（2008）、CGMFS(2008)的相继出台，又为中国金融统计制度的不断优化提供了可靠方法指导和改革动力。

二、现行金融统计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总的来说，我国在金融统计制度改革中取得了辉煌成就，但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的深化，新的金融工具不断涌现，现行的金融统计制度已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金融理论研究和宏观调控工作的需要，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与缺陷，下文就对现行的金融统计制度存在的不足作些阐释。

（一）金融机构部门和金融工具分类存在的问题

1.金融机构统计存在盲区。一些大量涌入的外资银行尚未纳入货币与金融统计的核算框架中。对某些审批和监管主体变化较大的金融活动，金融机构统计尚存盲区，如典当公司等。

2.金融公司统计分类存在滞后性。当周转性的资产公司、保险等新机构出现，或中国金融信托投资公司等老机构撤销和重组之后，金融公司统计分类未能对其做出及时反映。

3.有些金融工具在分类中得不到完整准确的反映。对担保、承诺以及保管、评估等或有性质的金融服务活动还没有规范的分类方案，进而未能对其进行完整准确的统计。

（二）货币统计存在的问题

1．货币供应量统计不能全面反映市场变化。（1）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界限划分模糊。金融创新，如短期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债券回购等模糊了金融工具的货币性，使传统货币口径计量的货币总量对政策的作用减弱。（2）货币供应量统计出现重复或遗漏现象。部分金融资产，如银行卡项下的活期储蓄存款、结算中的款项、预算外财政存款等的流动性发生变动，加之我国金融资产分类存在分类标志不统一，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和负债双方分类不对称，这样造成汇总困难，致使货币供应量统计出现重复或遗漏现象。（3）货币的外溢与外汇的流入对货币供应量统计产生的影响。有大量的外溢货币包含在货币供应量统计中，按照IMF从货币持有者方面来定义广义货币的基本原则，我国应将这部分从货币供应量统计中剔除。流入的外汇中经过结汇和兑换或流动性较强的部分会对总需求产生影响，这部分应该纳入货币供应量统计。（4）货币计量方法落后。我国对货币总量计量方法是相对落后的简单加总法，不仅有夸大货币总量之嫌，而且不能很好的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2.货币与金融统计相关报表不完整。（1）我国尚缺少包括在华外资机构数据的本外币合并的银行概览，同时未能按MFS（2000）框架要求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编入其他金融性公司概览。（2）我国缺少完整资产负债表，而且只有货币概览与特定存款机构资产负债表合并后得到的反映准货币的广义货币概览，还没有为分析整个金融性公司部门对其他经济部门和非常住者的债券和负债提供更为完整金融数据的金融概览。

（三）金融统计范围和方式存在的问题

1.金融统计指标及报表体系设置落后。（1）我国金融统计信息的覆盖面较窄，金融统计指标对于农业、房地产、汽车、钢铁等重点行业的统计指标设立不完备,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货币政策实施效果。（2）金融统计指标利用率不高。例如短期贷款下“其他”项目的设置只起报表平衡和校验的作用,这一项目实际数据往往较大,却无法分析使用。（3）由于会计与统计的制度改革不同步,导致会计科目与统计指标设置不同步，从而使金融统计指标体系跟不上金融业务发展和会计制度改革的步伐。（4）信贷收支表指标分类线索较为繁复。比如，贷款同时按照期限、行业性质和用途进行分类，这会导致划分标准各异，指标属性不同，各个子项间不衔接，严重影响了对信贷结构的判断，信贷收支表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参考价值正逐渐减弱。（5）现金收支统计已不能真实反映国民经济的活动。中国居民的流动性偏好主要还不是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而是投机动机。大量持有现金用于股市炒作，而且这些资金散落于千家万户，很难对其进行准确统计。随着银行卡业务的飞速发展和网络银行的兴起，如商品销售收入、储蓄存款收支等指标也不能反映其原有的含义。

2.金融市场统计不完善。（1）金融市场统计范围不够全面。一些直接融资市场如地方产权市场、信托市场、典当行等没有被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所反映。（2）金融市场统计调查体系发展相对滞后。金融市场机构数据收集方式单一，报送负担大，报送数据质量低，数据利用率不高。目前很难在数据质量与报送成本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3）金融市场统计指标相对单一。很难获取可以综合反映金融市场的构成以及能对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风险传递机制作进一步研究的信息。

3.轻视金融流量统计。中国人民银行的大部分数据仍以存量统计为主，流量统计仅限于现金收支统计、中间业务统计、贷款累放累收统计。与金融交易相关的流量统计指标尚未设立，没有做到存量与流量并重的全方位金融统计。

（四）金融监管统计存在的问题

1.金融监管法规不完善。（1）对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的制约性法律法规不完善，可能造成监管机构追求自身利益，产生道德风险。（2）法律尚未为我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协同监督、从组织体系上形成合力创造条件。

2.金融监管统计内容不能完全满足监管需求。（1）监管内容不全面。我国重视传统的贷款业务，轻视表外业务监管，忽视利率和汇率风险的监管，忽视对银行内部的监管，对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不足。（2）中国的资产负债管理考核办法是缺乏综合性量化的单指标风险监管银行非现场监管体系，它无法关注金融部门稳定性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双向关联关系。（3）中国金融监管统计侧重于微观金融机构风险的监管，缺少影响金融系统性能的宏观经济因素指标，不能从综合评估的角度提升金融风险监管的水平。

3.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与混业经营趋势间的矛盾给金融监管统计带来了新问题。（1）宏观审慎分析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跨金融机构的数据构架,其建立和完善必须依托于跨机构的统一金融监管机制，而中国现行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分业监管，随着混业经营的国际趋势日益增强，它们之间的矛盾亦日益加深。（2）金融机构之间难免会有交叉性业务，或者某些业务具有双重属性等，加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协调性差，使该监管的没监管，不该重复监管的同时被监管了。（3）监管机构与相关金融公司的利益关联，可能诱发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因监管权限对其又是鞭长莫及。

（五）金融统计数据信息披露与共享机制存在的问题

1.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1）缺乏对商业银行信息公开披露相关的责任约束机制。（2）生产数据所依循的原则或运用的方法与国际标准存在差异。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X-12-ARIMA季节调整模型等一系列数据加工方法落后于CGMFS（2008）的数据调整方法；许多资产仍然按照历史成本法来估值，而SNA（2008）要求采用“公允价值”核算呆坏账以及新的口径计算FISM。

2.信息披露不全面、不充分。（1）我国保险公司披露的信息对投保人高度关注的详细信息如投资类保险的投资方式、投资渠道、投资人情况等都不予披露或轻描淡写。（2）多数商业银行将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资产风险状况视为商业秘密而没有予以披露。

3.信息披露不及时、不透明。我国在信息披露的时间和频率上都没达到国际标准水平。另外，我国商业银行重大事件上的披露都是讳莫如深。

4.各机构间没有信息共享的数据库检索平台。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统计局等机构之间缺乏统计工作方面的有效合作，信息共享渠道不通畅、不发达。

三、完善现行金融统计制度的几点对策建议

（一）优化金融机构部门和金融工具分类，为货币金融统计奠定良好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大环境的改善，外资机构越来越多的出现，应将其纳入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并加强管理。对于一些界限模糊的行业，如典当业，应按照其规模或主要业务性质、占比等归入明确的机构部门。对于创新金融工具，我们应结合实际情况，按照MFS(2000)相关要求将其纳入广义金融工具范畴。

（二）调整、扩大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引进货币统计新方法

1.扩大货币统计范围，调整货币统计层次。中国应该立足于自身的发展，调整、扩大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以适应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比如将一些金融工具纳入M3统计，甚至以局域性为实验单位将其扩大至流动性总量，或根据流动性的强弱变化，调整一些不适宜的统计指标的层次，如银行卡活期存款等。

2.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调整货币总量计算方法，完善货币统计数据的编制方法。我们可以借鉴英国计算货币总量的方法，采用加权汇总方法来计算货币总量，对不同的宏观经济目标，按照不同层次货币供应量的重要程度或相关程度来计量不同总量。中国也可以借鉴欧洲中央银行关于货币统计的方法，即先按流动性等国际通用标准设置金融机构负债项目，再对计算货币供应量有关的负债项目按原始期限进行分类，以合理反映不同流动性的货币资产对货币供应量的贡献程度。至于货币统计数据的编制问题，我们可以借鉴CGMFS（2008）关于货币统计数据编制的相关内容。

（三）完善金融统计指标及报表体系和金融市场统计体系

1.构建具有国际标准的金融统计指标及报表体系。由于“全科目”统计指标体系的设置方法以及生成的报表难以满足目前中国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与金融分析的需要，再加上中国的会计准则也逐步迈向国际化，“全科目”统计基础发生动摇，中国应摒弃以会计科目为基础的“全科目”主表。同时，我们应尽快编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当然，宏微观兼顾的大量辅助报表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要对修改后的指标体系作出科学详尽的解释并对基层统计人员进行培训，减少多重标准并存的现象，使统计归属划一，减少统计人员在填报数据时主观想象发挥的空间。

2.确立流量与存量并重的金融统计格局，完善金融市场统计。无论从SNA（2008）对金融流量和存量核算的相关议题来看，还是CGMFS（2008）中提出的“三级金融统计”概念来说，都体现了国际货币与金融统计相关权威组织对未来流量与存量金融统计的高度重视。因此，有必要设立并扩展与金融交易相关的流量统计指标，做到存量、流量统计并重,力求体现金融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性,便于分析和描述经济活动与趋势,展示货币金融政策实施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应吸取次贷危机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完善相对薄弱的金融市场统计体系。

（四）完善金融统计制度法律规范和金融监管统计体系，提升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管理水平，协调各个金融监管机构关系

完善金融统计法律，使之与金融业务发展相适应,从制度上、舆论上、手段上强化统计法规监督，树立金融统计工作的权威性。与此同时，不断完善银行非现场监管统计指标体系，贯彻《新巴塞尔协议》要求，提升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水平。在金融稳健指标体系和宏观审慎分析框架下，从宏微观两个层面监督存款吸纳者的可盈利能力、资本稳健型、资产的构成以及金融风险暴露量。协调各个金融监管机构关系，提高监管效率，减少监管成本，共同建立合理的金融监管统计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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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人民银行透明度；中国人民银行法；目标透明度；操作透明度；知识透明度

引言

各国中央银行曾经将私隐性原则(TheprincipleofSe-crecy)视为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货币政策长期笼罩在神秘面纱之后。但是，世界货币制度与金融体系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发生巨大变化，各国纷纷变革中央银行制度以满足对新角色和新功能的要求，“如果说，在中央银行的悄然变革过程中，有类似巴士底狱革命事件的话，那么，有许多学者和一些中央银行家发起的对传统信念——中央银行应当是神秘和非透明的——攻击当之无愧”。一方面．现代经济学理论有力地证明，中央银行透明度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公民知情权等宪政原理的演进也要求加强中央银行的透明度建设，透明化蔚为世界范围内中央银行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

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随着我国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人民银行透明度稳步提高。2001年加入WTO和2003年SARS危机积极推动我国的治道变革，其中政务公开透明已经凝聚为改革共识，人民银行透明度法制建设也处于关键时期。目前，人民银行透明度建设仍然存在较多问题，有学者运用指标评分法、市场预期指数法等进行实，正测量，结果显示人民银行透明度相对较低[3J。笔者尝试依据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货币和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原则宣言》（以下简称《原则宣言》）和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制定的《货币和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辅助文件》（以下简称《辅助文件》）的有关规定，借助哈恩所创立的中央银行透明度概念性框架，从目标透明度、操作透明度和知识透明度角度梳理人民银行透明度的发展和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前瞻性的改革建议。

一、中国人民银行的目标透明度

目标透明度(GoalTransparency)是指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要公开，多个目标冲突下的优先顺序以及量化标准应明确。为提高中央银行目标透明度，《原则宣言》要求各国在中央银行法等有关立法或规定中应明确定义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和制度框架，《辅助文件》解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和制度框架应在一部专门法律中明确列示，乃至为保障相关法律的稳定性，将关键制度上升为宪法规范；2.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复合的，后者应阐明各目标间的优先顺序及权衡依据；3．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可以规定质的目标，还可以规定量化目标。

人民银行制度的早期法律文件中欠缺对“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目标”等术语清晰地使用，但是初现以“货币稳定”为单一目标货币政策的端倪。例如1983年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指出，“（人民银行）集中力量研究和做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资金管理，保持货币稳定”，又如1986年国务院《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5条第1款规定人民银行应当履行的职责，第四项职责为“掌管货币发行，调节货币流通，保持货币稳定”。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条首次明确地指出，“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2003年修法对该条未作任何变动。从规范性文件到行政法规再到法律，从语焉不详到“货币政策目标”直接表述，人民银行目标透明度呈现较明显地提高，以致有学者认为，“这样规定不仅是在文字上的完美规定，也不仅是在理想上圆满表达，更不只是体现一种愿望的期盼，而是一种经验，是一种建国以来从国民经济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经验的表述”。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条规定人民银行货币政策采取的是双重法定目标模式，即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两个终极目标。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解读：1.从第3条的措辞上分析，以“保持货币稳定”为主的立法取向还是较为清晰的；2．从比较法角度的分析，一些公认的采取单一目标货币政策的国家在中央银行法上有相同或类似的表述，例如《日本银行法》第2条，“日本银行在进行货币和金融调控时，通过追求价格稳定，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健发展”；3．从中央银行功能方面分析，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中央银行不可能单独完成经济增长的任务。但是，立法者试图以妥协性文字平衡不同部门利益，却让人民银行目标透明度的有关规定白璧微瑕。《辅助文件》指出，货币政策采取单一目标或复合目标并不是中央银行透明度的决定性因素。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对于货币政策采取单一目标并予以量化具有较高的透明度，例如1989年《新西兰储备银行法》规定，新西兰储备银行“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以实现与维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为经济目标”，与代表政府的财政部签署《政策目标协议》确定通货膨胀的具体数字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日期。但是，一些采取复合目标货币政策的国家仍然能够达到中央银行透明度的基本要求。例如美联储，1913年《联邦储备法》没有规定联储应达到的目标，仅指出联储的作用是维持货币弹性，1978年《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对《联邦储备法》予以修正并明确规定，联储任务是，“有效促进最大就业、稳定的价格以及适度的长期利率韵目标”①，长期利率只能在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之下才能维持适当，因此上述目标常常被归纳为美联储的双重使命，即最大就业与价格稳定。但是，联储控制通货膨胀的一贯言论和行动，以及联储高度的独立性和可信度，促成公众对联储偏好的稳定预期，同样具有目标透明的效果。

《原则宣言》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与制度框架并列，货币政策的制度框架是指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基本机构及其相互关系，包括中央银行作用和职责、实现政策目标有权使用的货币工具、外汇管理机构的责任、中央银行的问责、政府改变中央银行决策的条件、中央银行主要负责人的任期和任免标准等，制度框架是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得以落实的重要保障。《中国人民银行法》关于货币政策制度框架的有关规定较《原则宣言》、《辅助文件》的要求有较大差距，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法》第5条，“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就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有关货币政策事项作出决定后，即予执行，并报国务院备案”，这直接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目标透明度：1．依据该条，货币政策重要事项的决策主体是国务院而不是人民银行，因此人民银行透明度与货币政策透明度之间存在较大偏差；2．依据《宪法》第89条，国务院行使“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的职权，而增长经济、促进就业、稳定物价、平衡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与《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条之间的矛盾导致国务院在货币政策决策中的角色冲突；3．《原则宣言》、《辅助文件》都要求政府否决或改变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的权力、方式等应当公开透明，而《中国人民银行法》第5条将相关事宜转入内部行政程序，透明度明显欠缺。因此，缩小人民银行目标透明度的实践操作与法律文本间巨大落差需要对我国货币政策制度框架进行根本性改革，或者是人民银行享有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的完全权力，政府不得干预；或者是政府与人民银行之间明确划分货币权，并采取协议等方式公开有关委托的具体内容。

二、中国人民银行的操作透明度

操作透明度(OperationalTransparency)是指货币政策决策过程的公开，主要包括决策方式、政策会议记录和投票的公开程度以及对决策结果的解释。为提高中央银行操作透明度，《原则宣言》、《辅助文件》要求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和操作过程应进行下列事项：1．向公众介绍、解释并说明实现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工具和有关指标；2．公布有关货币决策机构的组成、结构、职能及定期会议议程等信息；3．就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进展情况和前景定期发表公开说明；4.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应及时公布和解释．对货币管理结构的重大技术性改变，应向公众提供适当时间发表意见的机会；5.按事先公布的时间表定期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及货币操作的有关信息。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5条关于国务院与中央银行分享货币政策决策权的规定，不仅削弱人民银行目标透明度，也降低人民银行操作透明度，因为国务院所处的特殊地位，使之决策时考量因素、政策方向及前景认知等既复杂又模糊，透明度较低。人民银行内部组织机构也是操作透明度高低的关键。1983年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有权威的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即理事会负责制。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10条规定，人民银行不再设立理事会，而实行行长负责制，同时第lI条规定，人民银行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将货币政策委员会定位为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2003年修正《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第11、12条重申原立法，并补充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货币政策决策的行长制、委员会制同透明度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委员会决策与透明度呈正相关，但是前美联储副主席布兰德通过对于9个主要中央银行的实证分析，认为透明度与集体决策或者个人决策没有相关性，而且不同组织机构对信息传递方式有不同要求。笔者认为，布兰德的论证陷入误区，因为他错误地将中央银行组织机构与整体透明度而不是操作透明度挂钩，关系整体透明度的因素较多，以致组织机构对操作透明度的效应难以得到完全地体现。委员会制在操作透明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因为相关会议讨论记录比行长制下行长以发言或文章方式对决策心路历程的阐述能够更清晰地向公众传递货币政策信息。《辅助文件》指出，在各国中央银行体制中，议事会议对于货币政策制定都发挥重要作用，议事会议在一些国家是正式制度安排，例如理事会为决策主体，而有些国家中议事会议仅是内部咨询机构，协助行长进行最终决策，前者的透明度大于后者。但是，议事会议如果对基本经济状况予以评价、货币政策目标进展予以监测及制定未来政策，那么应将有关会议信息对外公布。1997年我国成立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1999年6月起每季度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会后向社会新闻稿，公布相关会议信息，但是目前公布的有关信息较为原则，2006年《人民银行政务公开实施办法》和2008年《人民银行政务主动公开制度（试行）》还将议事规则列为不应当公开的政务事项和信息。笔者认为，提高操作透明度应从以下方面人手改革我国货币政策决策机制：1．国务院货币政策决策权下放，巩固人民银行的决策中心地位；2．提高货币政策委员会地位，使之成为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减少决策环节，缩短决策期限；3．改进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信息的公开范围和程度，例如更详细阐明货币政策制定过程和理由，适当公布会议纪录和投票纪录等会议讨论细节，便于公众把握货币政策走向以作出正确的决策。

中央银行操作透明度不仅是货币政策制定的公开透明，而且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信息也应及时公布。人民银行应当详细公告执行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包括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进程中对调控效果偏差的控制，以及应对可预测到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因素对货币政策目标冲击所采取的措施，及时总结前期货币政策操作效果，向公众说明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途径、政策调控的实际效果与目标偏离的原因等。1998年以来，公开市场业务已成为人民银行日常操作的主要政策工具，并建立透明度较高制度，包括公开市场业务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流动性监测制度、决策和操作程序、交易和结算体系以及公开市场业务公告等。人民银行在每周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中标结果产生后，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债券信息网”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中国货币网”同时向社会公开《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但是公告内容仅包括当日交易品种、期限、招标量、招标利率以及中标利率等信息，缺少对目标的设定，也没有说明经济形势变化、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和目标调整等信息。而且公开市场业务发展在当前和未来都存在难以克服制约因素，一方面目前我国国债市场尚未具备利率调控所需的深度和广度，公开市场培育还需相当长的时日，另一方面金融工具及支付系统等方面创新拓宽金融机构获得流动性的渠道，抵消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效果。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中，不断通过媒体或其他正式渠道向公众传达政策意图，从而对政策的最终效果产生影响，被称为“告示效应”(AnnouncementEffects)，当“告示效应”被有意识地纳入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就逐渐演变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政策操作手段，即公告操作(OpenMouthOperation)，新西兰储备银行最早重视告示效应并作为政策操作手段，目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已经将公告操作独立的工具纳入到货币政策设计中，并且在迅速发展的网络和通信技术的支持下，公告操作日益普及。因此，人民银行应当积极引入更直接、更简单、透明度更高的公告操作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促进人民银行透明化，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

三、中国人民银行的知识透明度

知识透明度(KnowledgeTransparency)是指与货币政策相关的宏观经济数据、经济模型、中央银行对未来经济状况、通货膨胀预期的知识和信息公布的及时和充分程度，以及公众对其的理解程度。为提高中央银行知识透明度，《原则宣言》、《辅助文件》明确规定：1．中央银行应公布的信息范围，例如中央银行应就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其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按既定的时间安排报告；2．中央银行提交和数据的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在1996年颁布《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pecialDataDissemina-tionStandard，SDDS)和1997年颁布《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eneralDataDisseminationSystem，CDDS)促进各国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符合有关范围、频率、及时性、质量、完整性及公众可获得性的各项标准；3．中央银行应提供并保持公共信息服务，例如年报出版、负责人公开讲话等，．

1984年起，人民银行开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主要通过《金融时报》和《中国金融》传递货币政策相关信息。20世纪末，人民银行努力提高知识透明度。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6条，“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业运行情况的工作报告”，同时，第34条，“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统一编制全国金融统计数据、报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同年人民银行颁布《金融统计管理规定》，第5条规定金融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管理经济的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地完成各项金融业务统计报表；收集、整理、积累金融和有关国民经济的统计资料；开展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为金融部门和国家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检查和监督经济、金融运行情况、加强金融监管和经营管理提供依据，同时第6条强调遵循客观性、科学性、统一性、及时性和保密性是金融统计工作的原则．，人民银行在1996年创办《中国人民银行文告》，主要刊载有关金融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制度、办法、决定、通知、金融统计资料和其他需要公布的事项。1996年起，人民银行正式采用货币供应量Ml和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每年公布货币供应增长率目标，包括Ml和M2的目标区间，每季度公布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统计数据，每月中旬公布包括上月MO、Ml和M2实际增长率、金融机构短期和中长期贷款、企业存款和储蓄存款以及外汇储备情况等月度金融统计数据。1998年第一季度起，人民银行货币政策部门与有关经济综合部门、商业银行的每月召开金融形势分析会，人民银行在会上通报全国金融情况，并根据宏观经济状况对预测未来货币政策走向，有关经济综合部门和商业银行介绍自己运行情况，并向人民银行提出货币信贷政策要求，从而形成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以及有关经济综合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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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立法；法律移植；国际标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广泛地参考了外国法和国际惯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立法的过程中，都要求起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部门在提出立法动议时必须将我国现行立法情况、外国调整同一问题的法律文件以及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一并向立法的工作部门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上报，这实际已经成为我国立法程序中的重要一环。一些重要的立法，都事先通过征求意见的方式听取有关专家学者关于外国同类立法的意见。在地方一级许多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地方性法规，为了慎重起见，也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如北京市最近在制定有关养宠物的法规的时候，就广泛地参考了像纽约、巴黎、伦敦、东京等世界大城市的相关规定。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彭真同志就在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上指出：“研究法学必须吸收中外的有益经验。”“法学会要研究古今中外的法律，不管进步的、中间的、反动的，不管是奴隶主的、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要研究。取其有用精华，去其糟粕和毒素。”[1]

我国在立法过程中借鉴外国法、运用比较法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有关涉外法律方面借鉴外国法；第二种情况是在国内事务的领域中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第三种情况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制定国内法参照国际标准。

一、在有关涉外法律方面借鉴外国法、国际法

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立法过程中吸取外国的经验还主要限于涉外法律方面，下面是这方面的一些立法例：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几个涉外税法中关于税目和税率的规定，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对涉外案件的规定，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时，这些法律如不参照外国法，不研究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关起门来立法，肯定会行不通[2].

1985年在制定《继承法》时，涉及到涉外继承问题，王汉斌同志指出：“草案参考了一些国家的规定，为了便于实施，规定中国公民在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外国人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的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的法律。”[3]

1986年在制定《民法通则》时，王汉斌同志指出：“草案总结了我国处理这些问题的实践经验，参《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一百五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对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和准据法作出了专门规定：（1）中国公民同外国人结婚使用婚姻缔结地的法律，即涉外婚姻以结婚行为地法为准据法；（2）中国公民同外国人离婚使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的法律，即涉外离婚以法院地法为准据法；（3）抚养适用与被抚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抚养人和被抚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抚养人财产所在地，均可以视为与被抚养人有最密切的联系[5].这些规定所依据的原则显然也属于国际私法的通行做法。

1979年制定、1997年修改的《刑法》对于中国公民在域外犯罪和外国公民在中国领土内和领土外的对中国及其公民的犯罪，都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实际是世界许多国家刑法中的通例，即以属地原则为基础，以其他原则为补充：凡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的，都适用本国刑法；本国人或外国人在本国领域外犯罪的，在一定条件下，也适用本国刑法。

1979年制定、1997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十六、十七和二十条分别规定了我国涉外刑事诉讼所具有的法律原则，即使用中国刑事法律和信守国际条约相结合，外国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中国法律规定的诉讼权利并承担诉讼义务的原则，使用中国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原则，外国籍当事人委托中国律师辩护或的原则。其中第十七条特别作出了有关司法协助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互相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刑事司法协助是国家间交往频繁、人员流动增加、跨国犯罪不断出现的产物，我国司法协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适应这一趋势的必然产物，也反映了涉外刑事司法的国际潮流。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海商法》草案时，指出“海商法应当尽量采用国际公约的规定”。这里的国际公约主要是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另外，还参考了国外的立法例。例如，海商法草案第五十九条规定：“承运人对每件或者每个其他货运单位的损失赔偿限额为666.67计算单位（特别提款权），或者按货物毛重计算每公斤2计算单位。”对此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查阅了有关资料，包括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以及英国、德国等海事法律的规定，最后决定沿用维斯比规则的规定，即_？k__，666.67计算单位。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调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最有影响的国际公约，仍然是通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海牙规则》，同时，维斯比规则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很多没有加入海牙规则的国家也将海牙规则的规定作为国际惯例采用。鉴于此，我国海商法较多地移植和参考了海牙规则。其他的国际公约如《1926年统一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1974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等。

二、在国内事务领域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

1.宪法

1982年彭真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的报告》中提出，1982年宪法“充分注意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也注意吸收外国的经验”。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许多法学研究机构和法律院校的教学与科研人员曾广泛翻译和研究了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宪法。在宪法结构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在前几部宪法中都放到国家机构之后，而在1982年宪法中，则参照许多国家的宪法结构，将它放到国家机构之前，体现出对公民权利保护的首要意义。

1982年宪法制定以后，从1987年到现在已经进行了4次修改，一些重要的条款，如强调法治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人权入宪，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平等保护等都是世界各主要国家宪法的基本精神，体现了民主、法治、人权这一世界的主要潮流。

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最早提出了王权的有限性原则和社会的法治精神。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民未经同等贵族的依法审判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伤害。第40条规定，国王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有之权利与公正裁判。第12条规定，无全国公意许可，国王不得随意征收任何免役税和贡金。

1698年的《权利法案》确认了英国人自古以来应享受的13项权利与自由，确立了英国现代君主立宪体制：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为违法；以国王权威擅自废除法律为违法；设置审理宗教事务之钦差法庭及其他类似的法庭为违法；未经议会准许征收金钱为违法。1789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一般简称《人权宣言》）在资产阶级宪法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确立了国民主权的原则，它宣布自由、平等、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每个公民享有言论、著述、出版和信教的自由，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它主张法治原则，法律无论是实行保护或处罚，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只有根据法律，并按照法律程序，才能控告、逮捕或拘留人；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布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法律只应该规定确实需要和必不可少的刑罚；它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剥夺。美国宪法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原则体现在人民主权、代议制政府、分权与制衡等方面。美国宪法规定，国会和任何州都不得通过褫夺公民权的法案和溯及既往的法律，不得因宪法之列举某些权力，而认为人民所保留的其他权利可以被取消或轻视，任何法律不得对其产生之前的事件和行为适用；禁止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经正当程序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任何州不得在其辖境内拒绝任何人享受法律的同等保护，不能任意地给不同类别的人以不同的待遇；禁止任何州通过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非经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征为公用。苏联宪法是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宪法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宪法，但是民主、法治、人权仍然是贯穿它的所有内容的基本原则。1936年苏联宪法指出，苏联人民主权的实质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是“劳动者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人民通过苏维埃行使自己的权力，其他任何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由苏维埃产生，对苏维埃负责。因此，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不是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的关系，而是最高权力机关和它的执行机关、职能机关之间的关系，其他机关的权力来自苏维埃，是源和流的关系。这在某种意义上比资本主义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更能体现人民主权的原则。1936年苏联宪法在阐述苏联经济基础时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在铲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消灭人剥削人的基础之上。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对于私有财产虽然没有提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在符合法律的情况下，苏联允许手工业、农业、居民生活服务行业范围内的个体劳动活动，以及完全以公民及其家庭成员的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其他形式的活动。苏联宪法所体现的人权制度的一大特征就是在几乎每一项公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的后面都加上权利的保证。这表明权利是一种可能性，它们的实现决定于是否具有社会的物质保证。

2.刑法

刑法的基本原则。当代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刑法都体现了罪刑法定、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和罪刑相一致的原则。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早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由意大利著名的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即犯罪和刑罚应由法律明文规定，法官不能任意解释，不容许类推。在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中第一次明确地宣告：“法律只能规定确实需要和显而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切系依法实施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明确规定“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即“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罪刑相一致的原则更体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刑法中。前《联邦德国刑法》第4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的罪责是量定刑罚的根据”；《奥地利刑法典》第32条第1项规定“量刑应以行为人之责任为准”；《苏俄刑法典》第37条，《朝鲜刑法典》第46条等，也都作了类似规定。

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确定了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和罪刑相一致的原则，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规定罪刑法定的原则，而是规定“类推适用”的原则：“本法没有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97年修改的刑法参照世界主要国家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删除了类推适用的条款，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6]

在刑法的一些具体规定上，我国在制定一些罪名时也参考了国外的有关规定。

危害国家安全罪。1979年刑法曾设立“反革命罪”，这种称谓主要反映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阶级斗争的形势。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该罪名按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称谓，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或“国事罪”。财产来历不明罪。在起草惩治贪污贿赂补充规定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如果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法律上应如何处理，有不同意见。有的部门和地方认为，如据此定罪违反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没有证据不能定罪处刑的原则。而且由于我国尚__未实行财产申报制度，这样规定很难执行。但有的部门和地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超过合法收入而且不能说明其来源，这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事实。有些国家的法律早已规定这种情况属于犯罪。最后，立法采用了后一种主张[7].

单位犯罪。我国刑法第三十和三十一条规定了“单位犯罪”，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关于单位犯罪，虽然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论，在1979年的刑法中也没有规定，但在1997年修改刑法时，考虑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情况，也考虑到国外的立法例，比如法国刑法典第121-2条规定：“除国家外，法人依第121-4条至第121-7条所定之区别，且在法律或条例有规定之场合，对其机关或代表为其利益实施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因此把单位犯罪作为一个新罪名确定下来[8].

3.刑事诉讼法

（1）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的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确认的一项原则，其基本含义是任何人在被法院最终判定有罪之前，应该被推定为无罪的人。该原则最早由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CesareBonesanaBeccaria）提出，它反对封建专制的有罪推定，主张对任何人在法院的有罪判决作出之前，都应当被假定为无罪的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这一原则逐渐反映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之中。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内容，废除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有关人民检察院确认被告人有罪的免予起诉的制度，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对任何人都不得确认有罪。

（2）刑事辩护制度。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只能在审判阶段才能介入刑事诉讼，1997年的刑事诉讼法对此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受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嫌疑人；在侦查终结，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时，律师可以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诉讼，了解案情，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提出辩护意见；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获得了与公诉人平等对抗的权利，从而大大加强了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刑事辩护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英国1679年《人身保护法》就明文规定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利。1791年的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权“接受法庭律师辩护的援助”。同年，法国宪法规定，在预审开始就“不得禁止被告人接受辩护的援助”，日本宪法第37条规定：“刑事被告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委托有资格的辩护人。”因此，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确实借鉴了国外刑事辩护制度的有益成果。

（3）强制措施。为了保障被采取强制措施对象的合法权利，1997年的刑事诉讼法对各类强制措施，如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都规定了明确的期限、条件和执行方式，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委托的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对于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对强制措施的限制实际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的保护，是无罪推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的引申，也是法治和人权原则的体现。当代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一般都对强制措施的期限作了明确的限制。

（4）庭审方式。1997年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进行了重大修改：一是将原审判员开庭前对案件进行的实质性审查修改为程序性审查，以防止审判人员先入为主，影响审判公正；二是弱化了法官庭审中的权力，增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明确规定了公诉人、自诉人、辩护人在法庭上的举证责任，法庭上法官的主要责任是主持审判，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和提出的证据，审查和核实证据，并做出公正的裁判，而公诉人和辩护人双方都有义务当庭出示证物，对未到庭的证言笔录、鉴定结论、勘测结论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三是扩大了合议庭的职权，改变了过去合议庭负责审理，而由院长或审判委员会负责裁判的现象。我国庭审方式改革实际上是吸收了两大法系的庭审方式，即大陆法系的法官中心主义和普通法系的当事人中心主义优点的基础上建立的，实行混合辩论式的诉讼是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其特点可以归纳为，第一，司法独立；第二，控辩职能分离，实行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第三，赋予被告人包括辩护权在内的广泛的诉讼权利；第四，实行公开审判制度，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第五，奉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9].

4.行政法

（1）行政救济制度。行政救济制度是资产阶级

革命时期的产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者主宰着臣民的生杀予夺大权，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被神圣化，“国王不能为非”，“国家不会做错事”成为当时处理国家机构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行政救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现实条件。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是较早建立行政救济制度的国家。早在__14世纪英国就出现了行政诉讼和行政救济的萌芽，17世纪确立了现代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萌芽。

法国大革命前已经产生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萌芽，18～19世纪法国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法逐渐形成体系，美国和德国在17～20世纪初叶相继形成了各自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体系。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和德国还逐渐形成了行政赔偿这一行政救济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和民主运动的高涨，行政救济制度迅速由欧美发达国家走向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二战以后，不仅大量的资产阶级国家采纳了行政救济制度，许多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建立了各自的行政救济制度。从发展趋势看，行政救济制度有一个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到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的发展过程，除此之外，现在许多国家还采用了一些诸如申诉、请愿、苦情处理等多元化的救济手段。各国行政救济制度的渊源表现为多种形式，有的表现在国家根本法中，有的表现为单行、零散的行政法规中，有的则表现为制定统一法典。现在世界各国行政救济法制定统一法典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德国、英国、美国、日本、奥地利、瑞士、韩国等国家都先后制定了统一的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国家赔偿法[10].

中国于1989年制定《行政诉讼法》，1994年制定《国家赔偿法》，1999年制定《行政复议法》，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在此之前，中国缺乏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只是有一些实际的做法，如通过司法或行政、党政系统，通过大规模的运动，处理对公民个人的不公正待遇，平反冤假错案，对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给予平反昭雪，在本人的生活待遇、工作安排、子女工作、升学、就业方面给予照顾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救济法律制度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中国行政救济制度，在十年内走了发达国家在一百年甚至几百年内所走过的道路，《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一步到齐；第二，我国行政救济制度选择了法典化的道路，符合世界发展的总趋势；第三，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由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行政补偿以及在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信访制度组成，符合行政救济方式多元化的国际潮流。总之，由于中国行政救济制度广泛地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的优点，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因此，中国的行政救济制度具有“后发”的优势。

（2）行政处罚法。当代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行政处罚法都是伴随着民主、法治的发展而逐渐成熟的。在英国行政处罚遵循“越权无效”原则和自然公正原则，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必须符合议会制定法赋予的权限，无论在实体上或程序上，都不得超越制定法所规定的权限范围，要求行政主体在处分行政相对人时，应当以必要的程序保证行政相对人的意见，保证相对人能享有防御的权利，保证任何人都不做与自己有关的行政案件的裁判者。美国行政处罚遵循基本权利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基本权利原则要求一切行政法律制度都必须旨在保护而不是摧残人类固有的基本权利；正当程序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剥夺或限制行政相对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等权利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保证当事人必须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在法国行政处罚贯彻行政法治主义，大体包括以下三个内容，第一，行政主体做出行政处罚必须有法律依据；第二，行政主体做出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要求；第三，行政主体必须以自己的行为保证法律的实施。德国行政处罚贯彻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所规定的要件，“法律至上”，要求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正义、理性和立法目的的要求。日本主张行政处罚贯彻“法治行政”原则，主张法律保留原则，即行政主体不得无法律依据而实施行政行为，奉行法律优先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优先适用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奉行司法救济原则，主张法院拥有对行政争议的终裁权，相对人合法的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有权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

我国1996年制定的《行政处罚法》体现了世界各国所通行的行政处罚的法治原则和合理性原则。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法治原则体现在：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第三条）；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第九条）；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第十一条）。我国行政处罚法的合理性原则主要体现在：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对行政机关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请行政诉讼；他们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1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国务院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废止了1982年国务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收容遣送办法包含着限制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人身自由的内容，而__此项内容是不得由行政法规加以规定的，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规定。

（3）立法听证会制度，也是西方国家最早发展

的制度，它起源于司法听证制度，后来发展到行政听证和立法听证，体现公众参与和公开性的原则。长期以来，中国在制定法律和政策时都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但是没有规范化和制度化，因此具有较大的随意性。1996年制定的《行政处罚法》第一次规定了行政听证制度：“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该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该法律还专门规定了行政听证的程序。后来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涉及人民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出台时，也广泛采取了听证会的形式。如北京市关于自来水调价，出租车收费的调价，民航关于机票浮动等，都举行了有广泛阶层和利益群体参加的听证会。1999年颁布的《立法法》第一次把立法听证会作为立法民主化的一种重要形式规定到法律中，规定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时，“应当听取各方面意见，听取意见可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各种形式”。

5.民法

民法的基本原则。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公序良俗是体现商品经济要求的民法的基本原则。平等的原则在许多发达国家的民事立法中，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被人们称为无需明文规定的公理性原则，即民事活动的一切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自愿原则主要体现为合同自由原则，合同自由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是近代民法所确立的，它首见于《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的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

合同自由原则的内容一般包括：（1）缔约自由；（2）选择相对人自由；（3）内容自由；（4）变更或解除的自由；（5）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6）争议解决方式的自由。随着国家干预的增强，合同自由在任何国家都不是绝对的，强调社会公正，注重社会公德，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都是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公平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应依据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法国民法典》第1135条规定：“契约不仅依其明示发生义务，并按照契约的性质，公平原则、习惯或法律发生所赋予的义务。”《德国民法典》第315条规定：“由契约当事人一方确定给付者，在有异议时，应依公平的方法确定之。”第317条规定：“给付由第三人确定的，在有异议时，第三人应依公平方法确定之。”第319条规定：“给付由第三人依公平方法确定的，如其确定显系不公平时，对于契约当事人不发生效力”。诚信原则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信用，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信原则起源于古罗马法中的所谓诚信合同，确认了一般恶意抗辩诉权。

《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从而在合同关系中确立了诚信原则。《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债务人须依诚实与信用，并照顾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从而把诚信原则扩大到债务领域。《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以诚实信用为之。”这样就把诚信原则适用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民法领域。公序良俗原则指一切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法国民法典》第6条规定：“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

《德国民法典》第138条规定：“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无效。”《日本民法典》第90条规定：“以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的事项为标的的法律行为无效。”因此，完全可以说，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和公序良俗，是世界各国民法发展的主要潮流。

我国1987年制定的《民法通则》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在经济生活领域还有大量的关系不是平权主体之间的关系，由经济法或行政法调整。《民法通则》首先确定了民法调整的对象：“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此基础上，明确地用专章规定了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民法通则》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计划经济，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我国《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完全体现了世界各国民法发展的潮流[12].

在民法的具体制度上，我国也借鉴了国外的许多适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比如传统的民法实行“无过错无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19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工业化的进程，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伤害，而许多事故的受害者得不到赔偿。这样就在西方各国发展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在特定情况下造成损害，即使无过错，也应承担赔偿责__任。从而免除受害者的举证责任，使他易于获得赔偿。伴随着这一原则，在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保险制度、集体保险制度，由社会对人身伤害所带来的不幸后果提供广泛的保障。我国在制定《民法通则》时，考虑到国外对这一问题的规定，明确确定了无过错责任原则：“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6.公司法

在公司法领域，1992年人大常委会起草《有限责任公司法》，原草案规定，只调整两个以上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出资举办的有限责任公司，目的在于使原有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保持稳定。但有的部门、地方和学者认为，公司是以责任形式来划分的，而不是以股东是法人还是自然人，属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划分的。上述草案过于迁就现状，使法律规范不利于进一步改革，在实践中难于操作。应参考借鉴外国经验，打破不同所有制界限，制定统一的公司法。后来，在制定公司法时，人大常委会采取了该意见[13].

7.合同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在其所撰写的合同法（草案）材料的介绍中指出：“（合同法）要认真研究、充分借鉴国际上通行的作法，除‘国际货物销售公约’外，还参考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起草时还借鉴了一些国家合同方面的法律。”[14]

另外，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胡康生介绍：“数据电文合同借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的有关规定”，（另外）“制定统一的合同法，应该包括这些合同（分则），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予以充实和完善？？一些国家在民法典中，既规定合同的共性问题，也对各类合同具体作出规定”[15].

就具体制度而言，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所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资料选》表明，在编纂《合同法》时所参考的国外或境外的相关法典包括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美国统一商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有关合同问题的规定[16].

8.婚姻法

1980年在制定《婚姻法》时，涉及到法定婚姻年龄问题，当时的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虽然该规定比原婚姻法各提高了2岁，但从实际执行看，有人觉得结婚年龄定低了，与提倡晚婚、计划生育等有矛盾。彭真同志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结婚与生育虽然有连带关系，但实际上也是可以分开的。修改草案增加规定，‘夫妇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和‘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只要继续抓紧把计划生育工作搞好，就可以收到控制人口增长的效果。否则结婚再晚，也可以多生孩子。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法定婚姻年龄都比较低，例如西欧几个国家的法定婚龄，女的是15岁或16岁，男的是16岁、18岁或21岁。但人口并没有大量增加，而且多年来还有下降的趋势。”

2001年我国婚姻法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比如关于离婚过错赔偿，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因一方重婚、实施家庭暴力或以其他行为虐待家庭成员或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无过失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在法国、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中都有类似的规定，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致使婚姻关系破裂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赔偿损害，赔偿范围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额，依据无过错方的需要和有过错方的经济状况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确定。

关于探视权，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视子女的权利。父或母探视子女，危及子女身心健康的，经人民法院判决可以中止探视权。”美国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没有监护权的父母享有对子女的探视权，但该探视权严重危及子女身体、心理、道德和感情的，如父母有酗酒、吸毒、骚扰子女的行为或者有绑架子女的企图等除外。有监护权的一方不允许有探视权的一方探视子女，法院可以处以罚款或监禁，也可以取消监护人的监护权。俄罗斯婚姻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与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有权与子女来往。与子女生活的父母一方，不应阻碍子女与父母另一方来往，如果该来往不损害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及其道德发展。

关于家庭暴力，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以其他行为虐待家庭成员，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救助，也可以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劝阻。实施家庭暴力或以其他行为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予以调解。”第四十六条：“对重婚、实施家庭暴力或以其他行为虐待家庭成员、或遗弃家庭成员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侦查、提起公诉；受害人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英国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配偶一方受到另一方的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恐吓、骚扰、纠缠时，可向法院申请禁止骚扰令、驱逐令，请求予以制止。如果丈夫已对他的妻子或者子女造成实际伤害，可以逮捕丈夫。

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借鉴国际标准国际标准是由国际权威机构制定的或在习惯或共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有关的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所普遍接受或至少为他们所一般接受的行为规则，有的国际标准体现在国际条约中，有的体现在国际习惯中，更多的则体现在由国际组织或其他权威机构所制定的行为规则中，包括它们所颁布的各种指南、推荐原则、行为准则、示范法和良好实践。就国际贸易、公司治理和金融领域而言，国际标准包括产品或服务的技术标准、公司治理标准、金融监管标准、反洗钱和恐怖分子融资标准、商业贿赂标准、信息透明度标准、证券监管标准、保险监管标准、多元化金融集团的监管标准、会计和审计标准、破产标准等。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使国际标准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此相适应，中国借鉴这些国际标准，在相应的领域进行了法律改革。

国际标准首先发展于技术和科学领域，1946年建立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现有137个国家标准机构成员。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按照该办法，在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上，我国包括等同采用和修改采用两种形式。等同采用，指与国际标准在技术内容和文本结构上相同，或者与国际标准在技术内容上相同，只存在少量编辑性修改。修改采用，指与国际标准之间存在技术性差异，并清楚地标明这些差异以及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允许包含编辑性修改。截至2001年底，在我国已经批准的19744项国家标准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有8621项，采标率为43.7%.中国政府计划用5年时间，使国际标准转化为中国标准的转化率达到70%[17].在公司治理领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9年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PrinciplesofCorporateGovernance），是亚洲金融危机后所颁布的第一个国际标准。该原则共分五个部分：（1）保护股东的权利。（2）对股东的平等待遇。（3）利害相关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4）信息披露和透明度。（5）董事会的责任：它明确地承认，政府在发展它们自己的公司治理的框架时有权考虑治理的成本与收益和每个国家或公司的特殊情况而决定如何适用该原则。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政府特别重视公司治理，把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近年来，在公司治理的许多方面我国法律都进行了重要改革：在保护股东权利方面，我国1994年制定的《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在利害相关股东在公司治理的作用方面，中国证监会在2000年5月18日修订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中确立了关联交易股东表决权回避制；在信息公开方面，《公司法》、《证券法》及证监会陆续出台的有关法规对重大信息的范围、披露时间、具体内容准确性、传播的渠道的要求等都有较为全面而严格的规定。2002年1月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联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强调公司治理结构要保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当股东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通过民事诉讼等法律手段求得赔偿。《准则》还提出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上市公司应保持其独立性不受控股股东影响，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应实行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等。

在金融监管领域，巴塞尔金融监管委员会（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1988年制定了《资本充足性协定》（CapitalAdequacyAccord），提出8%的最小资本作为信用风险的测量标准，即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以资本对风险加权总资产之比来衡量，该比率不应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实有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至少为4%，附属资本（贷款呆账准备金）不得超过核心资本[18].该协议首次提出了关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概念，这使银行的监管者对各商业银行的资本有了一个衡量的标准，通过这个标准反映出各商业银行的资本状况。巴塞尔委员会1997年又制定了《有效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CorePrinciplesforEf2fectiveBankingSupervision），1999年又制定了《核心原则方法》（CorePrinciplesMethodology），以促进和评价对核心原则的执行。我国是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中国人民银行也签署了上述协议。实际上，我国在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就有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的规定。我国国有银行的总资本充足率为6.8%，与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差距较大，金融风险较高。但我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一些国家，其资本的充足率主要靠附属资本，而我国国有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并不算低，像在四__大国有银行中核心资本充足率较低的建设银行也接近4%.我们真正低的是附属资本。中国国有银行正在探索如何通过补充附属资本来提高总资本充足率.

在反洗钱和恐怖分子融资领域，联合国控制项目（UnitedNationsDrugControlProgram）1988年制定《联合国反对麻醉药品和作用于精神的物质非法交易公约》。在该公约的基础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行动工作组（FATF）在一些地区性组织，如亚太反洗钱组织、加勒比工作组的支持下，于1996年颁布《反洗钱和恐怖分子融资40条推荐》，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以及金融机构提出有关与洗钱进行斗争的方法的详细指南和建议。“9？11”以后又对40条增加了新的内容，号召国家批准和执行1999年《联合国压制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公约》，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1373号决议，使恐怖分子融资以及相关的洗钱行为犯罪化，冻结和没收恐怖分子的资产，管制其他的汇款制度，密切监视非盈利组织，使它们不能滥用恐怖分子的融资，要求金融机构密切监视电报传送，报告可疑的交易[19].近年来，我国已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规范金融交易行为。1997年颁布的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次规定了反洗钱罪；2001年第三次修订的刑法又明确将恐怖活动犯罪的违法所得包括到洗钱的范围内。中国人民银行也先后出台了《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境内外汇账户管理办法》、《关于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知》、《大额现金支付登记备案规定》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实行了存款实名制。200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银行业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负责领导、部署我国银行业的反洗钱工作。2002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成立了反洗钱工作机构和支付交易监测机构，专门负责人民银行反洗钱的具体工作。一些商业银行也先后建立了相应的反洗钱机构，负责本系统的反洗钱工作。

2003年新年刚过，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反洗钱的三大法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以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从2003年3月1日起，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外资金融机构等，对所有的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纪录，都将自交易日起至少保存5年，未按要求保存、记录、上报和泄密的金融机构都将受到严惩[20].

在资料公布和信息透明度领域，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分重视资料公布和透明度问题。1997年制定《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其目的在于改进统计体系，该标准的参加国有义务使用这一体系作为统计的框架。它涉及实际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对外部门和社会人口部门五大宏观经济部门的数据，它对数据的范围、频率和及时性，数据的质量，数据公布的完整性，数据的公众可获取性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GDDS要求参加国在3～5年内以提高数据质量为目标，不断改进数据编制方法，但不要求公布数据。根据GDDS有关要求，参加国需完成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将GDDS作为本国经济、金融和社会人口数据的编制及公布系统的框架，二是指定与基金组织联系的本国协调人，三是撰写对统计作法的描述，即数据诠释。我国已于2002年1月1日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通用系统》。这是我国政府增加宏观经济透明度的一个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国统计制度朝着国际标准靠拢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21].

在证券监管领域，1974年建立的国际证监会组织是国家证券监管者合作的论坛。该组织的主要使命是促进和协调国际证券管制，推动跨境管制的协调一致。该组织1998年制定的《证券监管的目标和原则》[22]，明确提出了证券监管的两大目标：一个是保持证券市场的透明、公正和效率，另一个是保护投资者。《证券监管的目标和原则》规定了所期望的管制者的特点，自我管制机构潜在的作用，管制者的执行责任和失察责任，以及管制者之间紧密合作的需要。中国证监会1995年加入国际证监会组织。中国目前进行的证券监督和管理方面的改革是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证券监管的目标相一致的，正在向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强化信息披露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投资者要知情，要向投资者提供完整、准确、及时的有关上市公司、证券产品的信息。

在会计和审计领域，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6月，其作用是致力于发展和选用恰当、平衡并且具有国际可比性的会计原则，同时提倡在编报财务报表时加以遵守。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近年来已经颁布了主要用于私营部门的《国际会计标准》[23]（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2DARDS）。而国际会计师联盟（The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Accountants）正在着手《公共部门国际会计标准》的制定；国际审计实践标准委员会（InternationalAuditingPracticesCommittee）也颁布了《国际审计标准》（NTERNAITONALSTANDARDSONAUDITING）和《审计实践陈述》（AUDITPRACTICESTATEMENT）。国际审计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都把国际审计标准作为开发自己国家的审计标准的基础。我国1993年颁布会计法和注册会计师法，规定了有关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会计机构和人员及其法律责任的一系列制度。同时，会计与审计制度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公司法中也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还专门规定了“提供虚假会计报告罪”：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所有这些都表明，虽然我国会计业的现状仍不令人满意，但是我们相信在国际会计界的联合努力下，加强制度建设，强化职业道德，这一目标一定能一步步地实现。

[注释][1]彭真。“在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2]顾昂然，杨景宇。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J].红旗，1984，（3）。

[3]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草案）》的说明[M].人民日报，1985-04-14.

[4]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M].人民日报，1986-04-17.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1月26日）第188，189条。

[6]王作富。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宋汝棼。参加立法工作琐记[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196-197.

[8]王作富。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85.

[9]程荣斌。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0]张正昭。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张正昭。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55-165.

[12]王利明。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3]宋汝棼。参加立法工作琐记[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200-282，286-316.

[14]顾昂然。制定合同法的意义———合同法（草案）介绍之一[A].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资料选[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6-37.

[1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胡康生访谈录[A].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资料选[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68-70.

[16]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资料选[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84-288.

[17]吴仪。“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国际标准的转化”，

[18]周小川。“国有商业银行如何充实资本”（2000-5-9），

[19]See/fatf/SRecsTF_en.htm.

[20]戴相龙。“我国将制定实施‘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

[21]我国统计制度向国际标准靠拢[N].中国信息报，2002-01-04.

GDDS范文篇10

1982年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统计系统配备了首批计算机——apple计算机，1984年配备了ibm计算机，1986年配备了olivetti公司的m24、m28微机。随着配机数量的逐年增加，统计数据处理工作量进一步加大。1986年工业电讯月报全流程采用计算机处理，计算机远程通讯传输（1200modem点对点方式），计算机录入、修改、汇总、制表等，统计数据处理效率大幅度提高，一场新型的技术革命正在悄然兴起；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投入产出调查，1988年、1989年全国2.5‰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处理工作都由统计系统自己的信息化部门承担；同年全国统计年报数据处理大部分使用计算机处理等。计算机日常维修、维护、管理，大量的数据处理工作任务，要求统计系统必须组建自己的计算机应用管理机构，原有的各级统计部门办公室代管计算机模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工作的需要，为此1988年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各省相继成立了计算中心。计算中心机构的组建成立，本身就是一场新型的革命，它不仅顺应了计算机技术时展的要求，同时为统计计算手段带来了一场深刻革命，统计工作由原有传统落后的手工计算处理转变为计算机自动处理，把广大的统计工作者从枯燥乏味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统计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高。

随着计算中心机构的成立，统计信息化系统相继承担了多次大型普查数据处理工作任务，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1993年全国首次第三产业普查、1994年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1996年第一次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处理工作等等。年轻的统计信息化队伍得到了真正的锻炼，统计信息化正在日渐成熟。

1993—1999年的统计年报集中统一数据处理工作实践。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国家统计局从199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以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统帅，按照全面系统地反映经济运行、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组织实施了新的国家统计报表制度。它要求统计数据处理工作由原来的“各自为政”的分散式处理模式转变为高度统一的集中处理模式，“统一组织、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上报”——严格按照“四统一”的模式处理统计数据，把统计数据计算机处理工作推到了一个全新的位置。统计信息化系统不负众望，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的“三统一活”的年报制度，以正确的指导思想统帅全局，以科学的工作方法规范行为，以有力的领导机构调控运作，以崇高的精神激励大家无私奉献，以科技为先导，系统规划，科学操作，进一步加大统计年报中的技术含量和科技成份，立足于“早动手、细安排、勤研究、大调控、高效率”的工作方法，高效顺利地完成了年报数据处理工作任务。

1997年第一次农业普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02年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处理工作实践。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是建国以来全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现状的一次大型的国情国力调查。其规模之大，任务之艰巨，数据之多为世界所瞩目。在这次数据处理信息工程的数据录入工作中由于应用了先进的光电录入技术，又开创了世界之最。在1997年农业普查数据处理工作实践的基础上，2000年运用光电录入技术完成了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处理工作。2002年进行了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处理工作实践。

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2007年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2008年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处理工作，对于已经成熟的统计信息化系统已经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

“人大”、“政协”两会统计信息咨询服务工作实践。1996年以来，在全国及各省“人大”、“政协”两会期间，计算中心会同局里有关专业统计人员在会场设立统计信息咨询服务台，现场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供统计信息计算机咨询服务，活动再次突显了统计信息化的实力、效率，受到了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代表、委员们的一致好评。各级多家新闻媒体都对统计信息咨询服务活动进行了报道，大部分还配发了照片。开展两会统计咨询服务活动，抓住了统计工作的重点——统计服务，集中体现了服务创新的思想，也是统计信息工程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现，为统计局和统计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