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范文10篇

DC范文篇1

跨多种应用领域的系统设计人员具有类似的需求以及对倾向于采用dc/dc电源模块的要求。最经常提到是对更薄厚度、更小面积、更高效率及更大功率密度[1]等特性的需求。新一代dc/dc电源模块应运而生，正开始步入市场以满足上述要求。这些双输出和三输出隔离式模块运行于标准的-48V局端电源中，可提供3W～100W的功率。它们包括输出电压最低达1.0V的模块及最高输出电流达30A的模块。

尺寸

系统设计人员为在更小空间中实现更高性能的信号处理电路，所面临的竞争挑战日益激烈。先进的DSP与ASIC有助于提供此功能，但需要更多电压较低的电源轨，并需具备高精度排序与调节。通过减少实施电力系统所需的整体模块数，最新的多输出电源模块满足了这一要求。

描述模块效率面积（平方英寸）成本(1千/年)

多个单输出隔离式模块33W效率单输出3.3V/9A89.0%3.742.38美元

20W单输出2.5V/8A75.0%3.0638.52美元

总计：77.6%9.82119.42美元

单个三输出隔离式模块25A三输出3.3/2.5/1.8V87.0%5.4196.64美元

多输出电源模块提供了可节省板级空间的独特设计选择。分布式电源架构正逐渐渗透电信与数据通信市场。就需要超过三种不同电压的应用而言，设计人员可使用多输出模块提供电源总线隔离，并可为各种负载点模块供电。这种配置使设计人员不必再担心使用所有单输出模块所需的板级空间。

电气性能

排序

最新的DSP、ASIC、FPGA及微处理器需要多个低电压，并可能要求复杂多变的加电／断电排序。由于产品上市时间的限制，众多更高级产品（其中电源模块仅是该产品的一个组件）的设计没有时间或板级空间来构建外置排序电路。而且，即便不受时间与板级空间的限制，他们也必须考虑组件成本的增加。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选择采用可利用新型内部排序多输出电源模块的系统电源架构。

例如，诸如德州仪器(TI)PT4850系列的三输出模块的加电特性就能够满足微处理器及DSP芯片组的要求。该模块运行于标准的-48V输入电压下，其额定组合输出电流可达25A。输出电压选项包括一个用于DSP或ASIC内核的低电压输出，以及两个用于I/O和其他功能的额外电源电压。

PT4850提供了最佳的加电顺序，可监视输出电压，并可在短路等错误情况出现时提供所有电压轨道的有序关闭。所有三个输出均在内部进行排序以便同时加电启动。

在加电启动时，Vo1起初升至约0.8V，随后Vo2与Vo3快速增加至与Vo1相同的电压数。所有三个输出而后一起增加，直至每个均达到其各自电压为止。该模块一般在150ms内产生完全自动调整的输出。在关闭时，由于整流器活动开关的放电效果，所有输出快速下降。放电时间一般为100µs，但根据外部负载电容而有所差异。

效率

在低功率应用中，即便最小的dc/dc电源模块可能也会有数百毫瓦的静态损失。这解些损失主要由耗费功率的组件造成的，如整流器、交换晶体管及变压器。如果使用一个部件来提供原本需要二至三个独立分组部件所做的工作，那么就可以减少耗费功率的组件总数量。如表1所示，这提高了9.4%的效率。

一些最新的多输出模块可在全额定负载电流中以90%的效率运行。这样的高效率恰恰是由那些使用MOSFET同步整流器的拓扑实现的。该整流器消耗的电量比上一代dc/dc电源模块中使用的肖特基二极管耗电要少。

互稳压

最新的多输出电源模块采用先进的电路，消灭了互稳压问题，提高了输出电压的波纹和瞬态相应。根据以前的经验，在模块的任何一个输出上增加输出电流均会导致其他输出上的电压改变。TI的PT4850与PT4820系列三输出模块则解决了这一问题。新一代电源模块在隔离阻障的输出端上就每个输出都采用稳压控制电路。通过专有磁耦合设计，控制信号可在模块初级端与二级端之间进行传递。图5显示了输出一(≤5mV)在输出二负载增加情况下的变化。

瞬态与波纹

PT4820与PT4850系列具有出色的瞬态响应和输出电压波纹性能等特点。该模块的三逻辑电压输出是独立调节的，这有助于可与单输出电源模块相媲美的瞬态响应(≤200µSec)和输出电压波纹(≤20mV)。

成本

多输出电源组件不再需要两个或更多单输出器件，这就减少了成本。表1显示了电源相同的一个25A三输出模块与三个单输出模块的对比。

在分布式电源应用中，设计人员通过利用单个多输出模块和非隔离式负载点模块（图2）替代了高成本的单输出砖，从而实现了成本节约。也可以实现，由于多输出模块在更少组件情况下也可得以实施，因此进一步节约了成本（和板级空间）。例如，在某些应用中，多输出模块仅要求一个热插拔控制器和输入去耦电容器。相反，这些组件在电源系统中则必须与每个单输出砖结合使用。

产品上市时间是一种间接成本，利用多输出电源模块可减少该成本。这种成本节约主要是由于OEM厂商减少了设计、测试和制造等资源。

故障管理

设计人员必须确定其电源系统如何对故障情况进行响应。当今的多输出电源模块结合了先进的故障管理功能。这些功能包括过压、过流和短路保护，有助于防止损坏设计者的电路。

输出过电压保护利用的是可不断检测输出过电压情况的电路系统。当电压超过预设级别(presetlevel)时，电路系统将关闭或箝住电源输出，并使模块进入锁定状态。为了恢复正常操作，一些模块必须主动重启。这可通过立刻消除转换器的输入电源得到实现。为了实现故障自动保护运行和冗余，过电压保护电路系统是独立于模块的内部反馈回路的。

过电流保护可防止负载错误。在某些设计中，一旦来自模块的负载电流达到电流限制阈值，如果负载再尝试吸收更多电流的话，那么就会导致模块稳压输出电压的下降。该模块不会因为持续施于任何输出的负载错误而损坏。

当模块各输出的组合电流超过电流限制阈值时（如任何输出引脚上发生短路），短路保护将关闭模块。该关闭将迫使所有输出的输出电压同时降至零。关闭之后，模块将在固定间隔时间中通过执行软启动加电定期尝试恢复。如果负载故障仍然存在，那么模块将持续经历连续的过电流错误、关闭和重启。

灵活性

电压和电流输出以及封装设计的灵活性是多输出电源模块的一个关键特性。某些制造商可提供24V（18V至36V）与48V（36V至72V）两种输入。其采用完全隔离输出的通用架构可使系统设计人员在双或三输出电路中使用模块，而不会造成过多最低负载要求或互稳压降级的情况。

由于芯片供应商开发器件的操作电压不一定符合以前的迭代法，因此电压和电流输出方面的灵活性正变得日趋重要。众多的多输出模块都以独立调节和可调的输出电压来解决此问题。为了获得独特的电压，某些模块上的输出可从外部电压进行远程编程。此外，诸如Tyco公司的CC025等三输出系列模块还可以通过使用连接到调整引脚(trimpin)的外部电阻来允许输出电压设定点调整。

封装灵活性简化了主板设计人员的工作。许多现有的多输出模块都使用业界标准的砖形封装(bricktypepackaging)和面积规格，这确保了引脚兼容性和辅助货源。TI的Excalibur™系列等创新型模块均采用具有表面安装、垂直通孔和平行通孔封装风格的镀锡薄板铜盒。

多输出电源模块的商业可用性为设计人员提供了极佳的灵活性。表2显示了一些制造多输出模块的业界领先供应商。这些模块存储于领先的分销商处，可为设计资格认证和最后时刻的更改提供极快的可用性。

表2、多输出模块制造商

制造商产品类型

Artesyn科技公司15W至60W双、三输出

Astec20W至150W双输出

爱立信30W至110W双、三输出

APower-One2.5W至195W双、三、四输出

SynQor40W至60W双输出

德州仪器3W至75W双、三、四输出

TycoPowerSystems25W至50W双、三输出

可靠性

具有高度可靠性的电源系统设计是系统设计人员始终都要面对的挑战。从内在来说，使用单个多输出模块的电源系统的可靠性要高于所有单输出模块。例如，一个三输出模块可提供1,108,303小时的额定MTBF（902.3FIT）。与此相对照，提供相同输出电压和电流的三个单输出模块则达到了984,736MTBF(1015.5FIT)的额定MTBF。多输出模块之所以具有更高的可靠性，是因为其架构中使用的总体组件数量更少。

结论

随着产业潮流要求设计人员使用体积更小、效率更高的电源供应，电源模块制造商推出了可简化系统设计及操作的多输出dc/dc电源模块，以响应上述潮流。最新的多输出模块能够通过为混合逻辑应用（诸如DSP、ASIC和微处理器等）提供稳压低电压输出而使设计人员受益。与前代产品相比，上述模块显著提高了给定面积上的功能。在某些情况下，该小型架构所占空间仅为单输出电源模块的55%。减少模块数量也可以降低成本，同时提高效率和可靠性。内置的操作和保护特性免除了开发外部电路系统的任务和费用，从而不仅节省了板级空间，而且还大大加快了产品的上面进程。

DC范文篇2

关键词：电压调整模块降压控制有源法无源法

CPU和DSP对数据处理速度和容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对电源模块的供电要求也就相应地提高了，主要体现在电源的输出电流大小及其变化率和输出电压峰－峰值上。采取的措施有多通道buck电路拓扑和良好的控制方法，如V2控制法和滞回控制法等，这样可以改善电源的稳态和动态性能、提高电源效率。但是对于更低的输出电压、更大的电流动态变化率，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更大容量、更低ESR的电容以减少瞬态电压峰－峰值。而大容量、低ESR电容增加了模块的成本，占用更大的空间，不利于提高功率密度。基于以上种种问题，采用AVP方法（如图1所示）使电源在满载时电压比所要求的最低电压高，在空载或轻载时输出电压比所要求的最高电压低，这样不仅有利于电源模块的热设计，而且动态过程电压工作在窗口电压内，输出电压峰－峰值小、恢复时间短。但是文献提出的方法较为复杂，使用专用的控制芯片导致开发成本增加，提出的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电路效率较低。本文对AVP控制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归纳总结出各种AVP的实现方法，并提出了一种新颖高效的控制方法，用实验证明AVP方法的优越性。

1AVP控制有源法的分析

AVP有源控制为双环控制，其基本原理如图2所示。通过检测电感电流，根据降压要求相应调节输出电压的基准。输出电压跟随基准电压而实现AVP控制。图3为AVP有源控制的方块图，假设电流环增益为Ti，电压环增益为Tv，则：

Ti＝Av×FM×Gid×Ai（1）

Tv＝Av×FM×Gvd（2）

由（2）／（1）可得：

wESR＝1/(Rc×Co)，wR.0＝1/Ro×C0)

此处Rc为输出电容Co的等效电阻值，Ro为输出负载。当w＞＞wESR且Ai＝Rc时，则(3)式值为1。这说明了在此情况下电流环、电压环有相同的截止频率，而Av的设计对电流环、电压环的比值没有影响，其零极点的设计则依据电流环的设计方法进行。

其中，L为等效输出电感，fs为开关频率，wz用于补偿功率双极点，wp用于消除开关噪声，wi保证电流环的截止频率高于输出电容引入的ESR零点频率。基于以上原则，设计固定输出阻抗值为输出电容的ESR值。实现方法?眼2?演分别为检测开关管导通电阻、续流管导通电阻或串联阻值小的检测电阻。前两种方法受温度的影响不宜采用，而串联阻值小的检测电阻有助于改善温度变化引起的精度变化，但是在主电路中串联电阻必然引起电源模块效率的下降。

2AVP控制无源法的实现

采用无源法增加检测电阻，如图4所示。通过检测Va使之等于VREF，实现vo＝Vref－io×Rs，使电源在满载时电压比所要求的最低电压高，在空载或轻载时输出电压比所要求的最高电压低。从而使得输出电压在负载动态跳变时能够较快地达到稳定，提高动态响应，以改善电压大电流所引起的动态响应与电路成本的矛盾关系。

3实验结果分析

DC范文篇3

关键词：浪涌电流；抑制；AC/DC变换器

1上电浪涌电流

目前，考虑到体积，成本等因素，大多数AC/DC变换器输入整流滤波采用电容输入式滤波方式，电路原理如图1所示。由于电容器上电压不能跃变，在整流器上电之初，滤波电容电压几乎为零，等效为整流输出端短路。如在最不利的情况（上电时的电压瞬时值为电源电压峰值）上电，则会产生远高于整流器正常工作电流的输入浪涌电流，如图2所示。当滤波电容为470μF并且电源内阻较小时，第一个电流峰值将超过100A，为正常工作电流峰值的10倍。

浪涌电流会造成电源电压波形塌陷，使得供电质量变差，甚至会影响其他用电设备的工作以及使保护电路动作；由于浪涌电流冲击整流器的输入熔断器，使其在若干次上电过程的浪涌电流冲击下而非过载熔断。为避免这类现象发生，而不得不选用更高额定电流的熔断器，但将出现过载时熔断器不能熔断，起不到保护整流器及用电电路的作用；过高的上电浪涌电流对整流器和滤波电容器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坏。因此，必须对带有电容滤波的整流器输入浪涌电流加以限制。

2上电浪涌电流的限制

限制上电浪涌电流最有效的方法是，在整流器与滤波电容器之间，或在整流器的输入侧加一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如图3所示。利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在常温状态下具有较高阻值来限制上电浪涌电流，上电后由于NTC流过电流发热使其电阻值降低以减小NTC上的损耗。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存在的问题是限制上电浪涌电流性能受环境温度和NTC的初始温度影响，在环境温度较高或在上电时间间隔很短时，NTC起不到限制上电浪涌电流的作用，因此，这种限制上电浪涌电流方式仅用于价格低廉的微机电源或其他低成本电源。而在彩色电视机和显示器上，限制上电浪涌电流则采用串一限流电阻，电路如图4所示。最常见的应用是彩色电视机，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可靠性高，允许在宽环境温度范围内工作，其缺点是限流电阻上有损耗，降低了电源效率。事实上整流器上电处于稳态工作后，这一限流电阻的限流作用已完成，仅起到消耗功率、发热的负作用，因此，在功率较大的开关电源中，采用上电后经一定延时后用一机械触点或电子触点将限流电阻短路，如图5所示。这种限制上电浪涌电流方式性能好，但电路复杂，占用体积较大。为使应用这种抑制上电浪涌电流方式，象仅仅串限流电阻一样方便，本文推出开关电源上电浪涌电流抑制模块。

3上电浪涌抑制模块

3.1带有限流电阻的上电浪涌电流抑制模块

将功率电子开关（可以是MOSFET或SCR）与控制电路封装在一个相对很小的模块（如400W以下为25mm×20mm×11mm）中，引出3～4个引脚，外接电路如图6（a）所示。整流器上电后最初一段时间，外接限流电阻抑制上电浪涌电流，上电浪涌电流结束后，模块导通将限流电阻短路，这样的上电过程的输入电流波形如图6（b）所示。很显然上电浪涌电流峰值被有效抑制，这种上电浪涌电流抑制模块需外接一限流电阻，用起来很不方便，如何将外接电阻省掉将是电源设计者所希望的。

3.2无限流电阻的上电浪涌电流抑制模块

有人提出一种无限流电阻的上电浪涌电流抑制电路如图7（a）所示，其上电电流波形如图7（b）所示，其思路是将电路设计成线形恒流电路。实际电路会由于两极放大的高增益而出现自激振荡现象，但不影响电路工作。从原理上讲，这种电路是可行的，但在使用时则有如下问题难以解决：如220V输入的400W开关电源的上电电流至少需要达到4A，如上电时刚好是电网电压峰值，则电路将承受4×220×=1248W的功率。不仅远超出IRF840的125W额定耗散功率，也远超出IRFP450及IRFP460的150W额定耗散功率，即使是APT的线性MOSFET也只有450W的额定耗散功率。因此，如采用IRF840或IRFP450的结果是，MOSFET仅能承受有限次数的上电过程便可能被热击穿，而且从成本上看，IRF840的价格可以接受，而IRFP450及IRFP460则难以接受，APT的线性MOSFET更不可能接受。

欲真正实现无限流电阻的上电浪涌电流抑制模块，需解决功率器件在上电过程的功率损耗问题。作者推出的另一种上电浪涌电流抑制模块的基本思想是，使功率器件工作在开关状态，从而解决了功率器件上电过程中的高功率损耗问题，而且电路简单。电路如图8（a）和图8（b）所示，上电电流波形如图8（c）所示。

3.3测试结果

A模块在400W开关电源中应用时，外壳温升不大于40℃，允许间隔20ms的频繁重复上电，最大峰值电流不大于20A，外形尺寸25mm×20mm×11mm或35mm×25mm×11mm。

B模块和C模块用于800W的额定温升不大于40℃，重复上电时间间隔不限，上电峰值电流为正常工作时峰值电流的3～5倍，外形尺寸35mm×30mm×11mm或者50mm×30mm×12mm。

模块的铝基板面贴在散热器上，模块温度不高于散热器5℃。

DC范文篇4

树突状细胞（DendriticCells，DC）是目前体内功能最强的专职抗原呈递细胞，具有启动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的功能。本文介绍DC在血液肿瘤中诱导的自身肿瘤杀伤活性、移植免疫、治疗及预后等方面的研究。树突状细胞（DendriticCells,DC）是近年来倍受人们关注的专职抗原呈递细胞（AntigenpresentingCells,APC），能摄取、加工及呈递抗原，启动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DC于1973年首次由Steinman和Cohn发现。近年来关于DC分化、发育及抗肿瘤应用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对血液肿瘤DC的研究作一综述。1DC诱导的自身肿瘤杀伤活性Choudhury等报道，慢性髓系白血病（CML）慢性期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与细胞因子-粒单核细胞集落刺激因子（CM-CSF）、白介素4（IL-4）、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在体外共同孵育后，产生了形态学、免疫表型具有DC特征的细胞，荧光原位杂交（FISH）表明这些细胞中t（9；22）的存在，说明它们来自白血病细胞。特异的体外测定DC的功能证实这些细胞具有潜在刺激淋巴细胞增殖的作用。体外产生的白血病DC刺激自体T细胞产生了强烈的抗白血病细胞的细胞毒活性，但对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ajorhistocompatibilityComplex,MHC）匹配的正常异体骨髓细胞表现为低反应。用DC刺激的自体T细胞抗CML靶细胞的细胞毒活性，是体外单用IL-2培养扩增的自体T细胞作用的4～6倍。DC刺激的T细胞也抑制CML克隆前体的生长。这些结果表明，体外细胞因子诱导CML细胞向DC分化，这些DC具有明显的T细胞刺激功能。体外产生的DC通过对白血病特异性抗原的有效传递产生抗白血病作用。Robinson等报道，急性白血病（AL）细胞在上述细胞因子的作用下亦能向DC分化。作者用21例AL患者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与GM-CSF、TNF-α共同孵育，15例细胞成活，其中12例可观察到符合DC典型的形态学特征。流式细胞分析显示，这些细胞有DC特异性抗原CD1a、CD83的表达，成熟DC还有HLA-DR、CD40、CD80、CD86的表达。9/12例中混合淋巴细胞反应（MLR）测定，这些培养的细胞具有很强的抗原呈递功能，经FISH分析证实，一些AML的DC起源于5q-及ph白血病细胞，另外2例髓系和淋巴系双表型白血病CD19持续异常表达。AML恶性转变发生在多能干细胞水平，但是体内随后白血病细胞的分化被局限于某一细胞系、然而体外白血病克隆50%可自然向单核细胞、粒细胞成熟，另外在细胞因子的作用下可进一步终末细胞分化。该研究证实了AL原始细胞衍生的DC是恶性起源的，表明一种恶性细胞向具有潜在抗原呈递能力的细胞转变，这类细胞具有很强的呈递肿瘤相关抗原的能力，因此可以用于诱导抗白血病免疫反应。需指出的是，DC的白血病起源由以下证据支持：①在培养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白血病原始细胞占90%～98%，细胞数量在整个培养阶段维持稳定且具有恒定的高存活力；②在GM-CSF、TNF-α中培养后观察到的DC占73%～92%，比在相同条件下正常祖细胞衍生的DC比例高；③AL单个核细胞生成的DC与正常DC前体行为不一致。体外来自12/15例AL所产生的潜在抗原呈递DC，这一发现提出的两大重要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①一种早期干细胞表型是这种现象的先决条件吗？AL与其它白血病的进一步研究，需要确定是否如此，以及该现象的真正频率和生物学重要性；②这种体外成熟能允许假定的白血病相关抗原更有效地呈递到有适当受体的细胞毒T细胞吗？Choudhury等报道，AML包括一组血及骨髓中原始髓细胞克隆积累的疾病，恶性细胞表现为髓细胞分化的变异程度及与许多特征性的细胞遗传异常和基因重排有关，特殊的细胞遗传变化通常与特殊疾病表型和临床后果有关。正常多能造血干细胞与白血病克隆共存于骨髓。成功的抗白血病治疗后，骨髓正常造血干细胞的造血功能得以恢复，但大多数病例，缓解仅为暂时的。因此，对于大多数AML病人的治疗上的挑战就在于防止复发，以期达到长期缓解。为此，Choudhury等开展了体外诱导AML细胞分化成DC的工作，并以此来刺激自体的抗白血病的T细胞反应。他们在体外用GM-CSFIL-4联合TNF-α或CD40配体（CD40L）产生DC，对象19例不同染色体异常的AML病人，除1例外均产生了DC的形态学表型特征及T细胞刺激特性，这些细胞高表达MHC-Ⅰ类、Ⅱ类抗原及共刺激分子CD86和ICAM-1。有3例通过FISH分析染色体异常。自体淋巴细胞与AML衍生的DC共同培养能溶解自体白血病细胞，并注意到少许抗自体的正常细胞的细胞毒活性，这些正常细胞来自于病人缓解期。结果显示有DC表型、功能的细胞能从多数人AML标本中获得。如果已知AML的生物学异质性，就不会奇怪实验结果的变异及偶尔有AML细胞标本未显示有向DC分化。进一步研究这些细胞确保可决定靶抗原而进行被观察到的免疫活性。这些工作潜在治疗上的应用是重要的，白血病DC可潜在地被用作体内细胞的白血病疫苗或体外产生抗白血病的T细胞而用于免疫治疗。它们在免疫治疗上的应用于这种通常致死性疾病可消除微小残余疾病及将暂时的反应转变成持久缓解。据Cao等报道，GM-CSF可诱导鼠红白血病细胞（FBL-3）分化成类单核细胞的细胞来刺激宿主对白血病的免疫反应，即经GM-CSF处理后的FBL-3细胞，DC的特异性标志33D1及NLDC-145的表达阳性率显著升高，同时MHC-Ⅱ类分子，CD80、CD86的表达及血管细胞粘附分子1（VCAM-1）表达显著上调，通过电镜观察到DC典型的形态学。功能上，GM-CSF诱导的FBL-3细胞可明显刺激初始异基因的和自体的T细胞的增殖，并诱导特异的细胞毒T细胞的产生。总之，这些结果对白血病的免疫治疗有重要启示。2DC在移植免疫中的作用Fujii等提出，CD34脐血细胞衍生的DC是可诱导抗肿瘤的细胞毒细胞，如细胞毒T细胞、NK细胞和单核细胞。用射线照射的MHC-Ⅰ类抗原阳性的K562细胞脉冲刺激的DC刺激脐血T细胞能选择诱发清除K562mHC-Ⅰ类抗原，CD8或MHC-Ⅰ抗原T细胞的这种杀伤活性几乎完全被抗体消除，而CD4T细胞则不同。这表明CD34脐血细胞衍生的肿瘤细胞脉冲的DC能诱导抗相应的肿瘤细胞的肿瘤特异性细胞毒T细胞，这些细胞毒T细胞是经MHC-Ⅰ类分子识别肿瘤细胞的CD8T细胞。这个发现具有潜在的重要性，提示DC在脐血移植中及在临床免疫治疗的应用。近来，脐血干细胞移植已被用于治疗致死的先天性或恶性疾病，且取得显著成功[6，7]。积累的实验及临床依据业已证明该临床措施的有效性。脐血移植无需严格的HLA相合，GVHD发生机会少，这可能归因于新生免疫系统的独特性，更能耐受异已抗原。许多研究提示体外各种不同的功能测定中脐血与成人血比较而言缺乏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及DC。Harris等[8，9]与其他学者[10，11]报道脐血T淋巴细胞表型及功能如此不成熟以至于异基因刺激后很少产生细胞毒T细胞活性。大量证据表明：造血干、祖细胞起源的DC可专门呈递抗原到初始T细胞，因此很有可能DC呈递抗原是脐血初始T细胞激活所必需。对于肿瘤治疗，研究者致力于将肿瘤抗原脉冲的DC用作治疗性的疫苗，同时也用于体外采用T细胞治疗中启动肿瘤抗原特异的T细胞[12，13]。据近来报道，肿瘤抗原负载的DC的免疫作用代表了诱导抗肿瘤免疫的有力措施[14，15]。本研究中，试图用CD34脐血细胞衍生的DC，诱导抗肿瘤细胞毒性活性作为脐血移植后GVL效应的体外模型。在不久的将来，脐血移植可能成为各种不同的致死性恶性肿瘤尤其血液肿瘤的标准治疗手段，因为它优于其它干细胞来源的移植。但在脐血移植中，GVL效应减少将成为一个问题。移植免疫治疗的一个目标是创造一种方法，即可避免GVHD、根除残余肿瘤免疫的策略，也可激活脐血单个核细胞抗未知抗原承载的肿瘤细胞。[1][2]总之，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正确使用DC可能有益于更特异和更有效的免疫治疗。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时，移植物DC可以直接激活宿主残存的T细胞，导致移植物排斥和移植失败。因此，去除移植细胞中DC，保留干细胞（CD34HLA-DR-）的重建活性，将会提高移植的成功率[16]。同种异基因骨髓移植供者来源DC间接呈递受者次要组织抗原，是GVHD发生的主要途径[17]。此外，动物实验表明，骨髓去除性治疗只是去除了大部分，而不是全部的受者DC。临床移植中控制DC策略[18]：DC是刺激T细胞免疫反应的专职APC，调控DC或干扰DC致敏途径，有可能延长移植存活并促进耐受。控制DC的可能策略包括：①去除DC即移植前预处理移植物达到减少或消除移植物内DC的目的，避免直接致敏从而延长移植物存活；②抑制DC移行或成熟，通过进一步研究DC移行机制，选择调节DC移行和成熟的某种因子，有可能阻断致敏途径；③阻断DC与T淋巴细胞共刺激信号，如用CTLA-4-Ig阻断B7/BB1和CD28间作用有可能诱导耐受；④DC耐受作用，耐受与嵌合现象的发现，使人们重新认识DC在移植中作用，随着对DC研究的深入，人们有希望筛选出某一类型DC，用于诱导移植嵌合体形成。3DC治疗肿瘤DC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肿瘤治疗研究的热点，其分化发育及抗肿瘤应用尤其受到人们关注。动物实验表明应用多种形式的肿瘤抗原体外冲击致敏DC，少量回输即可诱导机体产生极强的抗肿瘤免疫[19]。DC的临床试用亦有报道，DC回输疗法已试用于非霍奇金B细胞淋巴瘤、黑色素瘤、前列腺癌、多发性骨髓瘤（MM）晚期患者的治疗。对于非霍奇金B细胞淋巴瘤的治疗，是应用抗独特型抗体体外致敏的自体DC，目前已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15]。德国学者[20]应用独特型蛋白多肽体外致敏的自体DC回输治疗了7例MM患者。其作法是从MM患者血清中分离出独特型蛋白，酶消化降解后用HPLC纯化出多肽，然后用此多肽体外致敏CD34细胞来源的自体DC，将此类DC给MM患者皮下注射，并随后每隔2周皮下注射一次独特型蛋白多肽，连续3次，结果发现在受检查的4例MM患者中，有2例血中抗独特型IgM和IgG抗体的水平分别升高约8倍和12倍，而且还观察到独特型蛋白的特异性T细胞免疫反应，表明该疗法的有效性和临床应用前景。近来有关DC用于白血病治疗研究的报道较多，鉴于未成熟DC具有一定的吞噬能力，Fujii等[21]报道，为了用DC在体外诱导出自体细胞毒T细胞然后用于白血病的免疫治疗，将G-CSF动员的外周血CD34细胞用GM-CSF和TNF-α体外培养出DC，这种DC混合群体（包括典型的成熟DC及未成熟DC）能摄取外源性蛋白抗原——钥孔戚血蓝素（KeyholdlimpetHemocyanin,KLH）并将之提呈给CD4和CD8T细胞，诱导出KLH特异性细胞毒T细胞。并且他们选择3例AML患者，将放射性灭活的白血病细胞与DC、T细胞共同孵育后，结果其中2例诱导出能杀伤白血病细胞的自体细胞毒T细胞，从而为细胞毒T细胞过继免疫治疗奠定基础。4DC判断预后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Baur等[22]报道了滤泡型树突状细胞（FDC）在结节硬化型霍奇金病（NSHD）中的预后价值。霍奇金病Rye分类中已建立的形态学表型、组织学显示一个宽阔的范围，然而这种组织学不同并未被考虑作为预后因素。NSHD病理组织学分级中两个亚型NSⅠ（恶性）及NSⅡ（高度恶性）的预后相关性仍然存在着争议，FDC的分析可提供新的预后参数。对59例NSHD进行研究，平均随访时间8年，按分类41例为NSⅠ，18例为NSⅡ。用耐石蜡的单克隆抗体CD21和CNA42免疫染色FDC，在肿瘤组织中区分出三种形式：FDC1，存在着广义的滤泡样结构（n=20）；FDC2，存在大量被破坏的FDC网状结构（n=25）；FDC3，无或少许孤立的FDC（n=14）。这3组根据复发频率及生存明显不同，发现生存最长的是FDC1组，最短在FDC3组，FDC2组居中（P=0.0025）。FDC状态是一个区别针对所有病人包括不同年龄和分期的预后因素。结合FDC状态和NSⅠ-NSⅡ分级将最佳生存组定义为FDC1-NSⅠ，对于NSHD的传统病理组织学检查，FDC的分析是一种新的预后判断方法。结果表明FDC状态的评估更加准确，其真正的预后价值有待于进一步的随机临床试验应用中加以评估。对于DC的研究正受到人们的青睐。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如：如何调控DC的功能，使其选择性发挥作用。DC用于肿瘤免疫治疗大多仍处于实验研究阶段，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DC分化调控及DC活化机制的掌握，DC在肿瘤免疫治疗中将会成为一种很有效的手段，具有广阔的前景而得到广泛的临床应用。5参考文献1ChoudhuryA,GajewskiJL,LiangJC,etal.Blood,1997,89:11332RobinsonSP,EnglishN,JajuR,etal.BrJHematol,1998,103:7633ChoudhuryA,LiangJC,ThomasEK,etal.Blood,1999,93:7804CaoX,ZhaoY,YuY,etal.Immunology,1998,95:1415FujiiS,FujimotoK,OsatoM,etal.IntJHematol,1998,68:1696WagnerJ,KernanN,SteibuchM,etal.Lancet,1995,346:2147SweetmanR,RosenthalJ,SenderL,etal.Blood,1995,86:3888HarrisD,SchumacherM,LocascioJ,etal.ProcNatlAcadSciUSA,1992,89:100069HarrisD,LocascioJ,BesenconF,etal.BoneMarrowTransplant,1994,14:54510RisdonG,GaddyJ,StehmanF,etal.CellImmunol,1994,154:1411RisdonG,GaddyJ,HorieM,etal.ProcNatlAcadSciUSA,1995,92:241312MayordomoJI,ZorinaT,StorkusWJ,etal.NatureMed,1995,1:129713CelluzziCM,MayordomoJI,StorkusWJ,etal.JExpMed,1996,183:28314PorgadorA,SnyderD,GilboaE.JImmunol,1996,156:291815HsuFJ,BenikeC,FagnoniF,etal.NatureMed,1996,2:5216VanLE,VanKM,MormmaasAM,etal.TransImmunol,1996,4:15117FerraraJLM,BoneMarrowTransplant,1994,14:18318孙兆黎，杨贵贞.国外医学免疫学分册,1997,20:12419ZitvogelL,MayordomoJI,TjandrawanT,etal.JExpMed,1996,183:8720曹雪涛.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1998,5:8221FujiiS,FujimotoK,ShimizuK,etal.CancerRes,1999,59:215022BaurAS,Meuge-MorawC,MichelG,etal.Histopathology,1998,32:51

DC范文篇5

关键词:确定缴费型，确定收益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模式选择

2005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相继面世，标志着我国确定缴费型(DefinedContributionPlan，简称DC)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拉开帷幕。此时，国外正经历着一场对DC计划的反思浪潮，曾备受赞誉的DC计划暴露出了难以掩饰的问题。这对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有不少启示。

一、DC计划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国际通行的养老金计划，主要为确定收益型(DefinedBenefitPlan，简称DB)和DC计划，同时还存在混合型等其他多种计划。国外对DC计划的反思通常都与DB计划相联系，在比较二者之后得出结论。

(一)DC计划存在的问题

1.运营效率低下。与DB计划相比，DC计划运营费用过高、投资收益偏低，严重影响了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障水平。在运营费用方面，DC计划的运营费率为2.25%，DB计划仅为0.44%(Louis，1999)。单就投资费用来讲，DC计划需0.56%，DB计划需0.28%(John&Stewart，2001)。在投资收益方面，DC计划平均为6%-7%，而DB计划则达到11%(CPERS，2005)；一般来讲，DC计划的年均收益要低于DB计划2%(Barclay''''sGlobalInvestors，2000)。一名职工30岁工作，起薪25000美元，假定年工资增长率5%，两种计划的投资收益率都为8%，缴费比率同为工资的10%，那么，在他60岁退休时，DC计划账户余额仅为DB计划的68%。若DC计划投资收益率比DB计划低一个点，即7%的话，则骤降至DB计划的58%(PPP，2004)。

2.存在偿付能力风险。DC计划没有偿付能力问题被认为是不同于传统DB计划的重要特征，也是近年来DC计划风靡全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欧盟的职业养老金调查(Ryck，etc.，1999)却表明，DC计划仅在理论上没有偿付能力问题，现实中，DC计划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将产生偿付能力问题。智利曾被认为是成功的DC计划代表，但严重的偿付能力问题使智利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L.JacoboRodriguez，1999；DimitriVittas，1996)。

3.降低养老计划的覆盖率。据美国劳动部公布的结果(DOL，1998)，许多人在转换工作时没有将DC计划账户余额转入新公司，却选择提取现金用于当前消费，这使得DC计划的长期退休保障变得有名无实。1／4的人选择不参加DC计划，55%转换工作的人都会将账户余额提现，而账户价值在5000美元以下变现的比率竟高达87%(Alicia&Annika,2004)。21%的人只把DC计划看成现金账户，而将DB计划称作养老金账户(FRB，2001)。

4.加剧养老收入分配差距。首先，DC计划使税收优惠政策成为劫贫济富的工具。在享受税优的DC计划中，足额缴费的多是富人，低收入职工为应付当前生活压力，难于及时足额缴费，减少了享受税优的空间，加剧了贫富分化(CII，2006)。其次，DC计划造成低收入人群账户积累不足。因风险抵抗能力较差，低收入人群通常只能被动选择稳定但收益偏低的投资方式，降低了投资选择空间，最终造成退休账户出现大额不足(Jayne，2001)。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院的报告(Lee，2005)，DC计划对退休收入影响的基尼系数比DB计划高出0.097。

(二)DC计划出现问题的根源

1.多头委托的运作模式是运营费用过高的根源。DC计划过高的运营费用，产生于多头委托的运营模式。通常来讲，在DC计划中，从计划设立、缴费、投资到给付这个完整的业务链条，要分成若干个环节，分别委托给独立的服务机构。每多一个服务提供者参与，就必然造成运营费用的一份提高。而DB计划中，通常由保险公司等单一金融机构整合了养老计划的全部业务，形成了综合服务的规模优势，大幅节省了运营费用。根据美国劳动部雇员福利安全署的测算(EBSA,2006)，退休计划运营费用提高1%，退休资产数额将下降28%。

2.养老金风险责任的转移是DC计划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DB模式下，通常由企业承担养老金风险，职工只需根据劳动合同，到期获得确定的养老收入，本身并不承担风险责任。在DC模式下，企业对职工的退休福利水平不做承诺，基金运营的风险主要由职工个人承担。因此，DB计划向DC计划的转变，本质上是养老金风险责任由企业向职工的转移。这产生了两个问题：

(1)降低了长期养老储蓄水平。DB计划转向DC计划之后，职工失去了可预期的养老保障，不得不主要依靠个人完成对养老保障的规划。这时，职工不但要具有维持长期储蓄的主观愿望和现实可能性，而且还要具备长期理财能力。这两个在DB计划中都不需要的条件，在DC计划中却都成了大问题。首先，单凭职工个人维持长期储蓄并不容易。特别对收入偏低、年龄较轻的职工，由于婚姻、购房、生育等阶段性需求，直接导致了许多DC计划在建立初期就遭到提现，严重加剧了长期养老储蓄水平的下降。其次，职工缺少必要的理财能力。从DC计划多年的实践来看，多数职工缺乏投资兴趣和必要知识，通常会根据“最小障碍路径”，选择最为保守的投资计划，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严重影响了DC账户的积累水平(Choi，Laibson，Madrian&Metrick，2004)。许多国家要求企业斥重资开展职工理财培训，提高投资收益。但从实际效果看，培训作用甚微，因为受训职工通常仅口头表示改善投资，但很少行动(Colleen，2003)。与之相比，DB计划的养老金投资由专业投资机构进行，通常会全面考虑投资回报、风险水平、期限结构等因素，保证了稳定收益。

(2)导致了低效率的养老金治理结构。在养老金基金积累制度下，企业多以职工利益为目的将养老金交由金融机构来运营，从而造成养老金的所有者、经营者和受益者分离，形成了委托与受托，或债权与债务的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对养老金的运营监督和权利请求机制成为养老金治理结构中的核心问题。由谁对养老金运营实施监督，谁来拥有对养老金权益的请求权，直接影响到养老金运营的安全和效率。按照法律经济分析的观点，制度的设计，应尽量保证社会成本最小或收益最大。为此，应把监督和权利请求职能赋予更具实施条件和能力的主体，从而在治理结构上确保安全性和高效率。金融机构与作为自然人的职工相比，法人企业当然具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谈判能力，更有条件对养老基金运营进行监督，并对金融机构的违法违约行为提起诉讼。因此，把养老金的风险责任赋予企业，会比赋予职工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DB计划正是依据这个原则，由企业来承担养老金的风险责任。而DC计划则与此背离，将风险责任转移至相对弱势的职工个人。这种治理结构的不经济设计，削弱了养老金运营效率，带来了安全隐患。日本在DC计划实施一年后，随即推出了《确定收益型企业年金法》，其中道出了出台DB计划的原因，即DC计划“不能完全保障公民年金领取权”。

3.养老保障的需求刚性是造成DC计划偿付能力不足的原因。职工对养老金收入水平，会根据退休前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等，存在一个基本数额的需求或需求预期。虽然DC计划对退休福利没有承诺，不像DB计划中有明确的支付水平，但也要满足这个基本需求。由于高额的运营费用和较低的投资回报，DC计划的账户价值常常无法满足基本需求，出现实际偿付能力不足。此外，出于竞争压力，许多DC计划会承诺收益保证，无论这种承诺是明示还是暗示，都会使DC计划具有类似DB计划的特征，产生刚性债务。DC计划的给付方式也会造成养老资金不足的问题。对于一次性给付，若在退休后未能再次投资，将要产生高昂的机会成本，威胁职工老年保障。对于年金给付，则存在长寿风险，即个人账户余额无法负担受益人长寿时的养老保障；以及逆选择风险，即健康状况不好的年金受益人更倾向于选择年金给付，造成账户资金不足。

二、国外的对策

基于对DC计划的深刻反思，各国的通行做法是两种计划同时发展，根据各自情况实施改进，综合二者优势，探索适合企业特点的养老模式。

(一)鼓励两种模式共同发展

国外对于养老金模式的选择，大多采取兼容并包的原则，针对不同模式，分别出台相关政策，允许企业自主选择。近年来，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又开始重视DB计划，出现了向DB计划回归的倾向(SARE，2003；Stephen，2006)。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21世纪的退休保障计划”的报告(CSIS，1999)中提出，必须鼓励建立“具有成本效率的DB计划”。同年，对于同时提供DB和DC两种养老计划的企业，美国国会撤销了在税法415(e)项下(DR计划)限制缴费和积累金额享受递延税收优惠比例的限制，鼓励企业设立DB计划(NASRA，2005)。加拿大也采取了多项措施，鼓励发展DB计划(Jim&Jack，2005)。加拿大公司职工纷纷要求重返DB计划，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愿望”(Buzz，2006)。

(二)分别对两种计划进行改进

养老计划的历史表明，DB、DC计划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因此各国都采取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为防范DB计划出现偿付能力危机，2005年美国政府改进了DB缴费制度等规定(GAO，2005)，加拿大也要求对DB计划盈余计提风险准备金，加强了DB计划的风险管理，降低了破产的可能性(Jim&Jack，2005)。早在1986年，美国的《税收改革法》就降低了DB计划受益权的获取年限，到1989年，大部分DB计划的年限都已降到了5年(Olivia，2002)；2001年美国颁布了《经济增长与税收减免协调法案》(EconomicGrowthandTaxReliefReconciliationAct)，允许DB计划接受DC计划资金，并增加了DB计划的便携性(CPERS，2005)。对于DC计划造成人员过度流动的问题，开始适当控制DC计划的流动性，同时鼓励低收入人群增加缴费比率，以减少DC计划拉大收入差距的影响(Stephen，2006)。

(三)综合使用两种计划

综合使用两种计划，能够改善投资收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退休保障(Cori，2000)。根据Hewitt的调查，2005年，在美国100个提供DC计划的企业中，同时提供DB计划的有72个(Amy，2005)。全美州立退休管理人协会主张，要建立以DB计划为主，DC计划为辅的养老金制度(NASRA，2005)。加拿大允许两种计划互相转换，企业可以选择先建立一种计划，然后在合适的条件下转化成另一种计划(Jim&Jack，2005)。

三、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

(一)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从国外对DC计划的反思中可以看出，以下6个因素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们将据此对DB和DC两种计划进行比较分析。

1.治理结构。养老计划的安全性，是决定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的首要因素。上海社保案的发生，更强化了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良好的治理结构，是养老金运营安全的首要条件。从国际经验来看，由企业对职工养老保障做出承诺，并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是具有社会效率的养老金模式，尤其对安全性问题，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DB计划的治理结构，遵循的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在DC计划中，由于企业在缴费后便不再为职工利益对养老金承担责任，独立于企业资产、缺少利益相关人监督的养老金信托财产，便成为可供渔利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类似于上海社保案中侵害养老金财产的事件，便不难想象。

2.偿付能力风险。偿付能力风险问题，曾是许多人拒绝建立DB计划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开始发现，现实中DC和DB两种计划都存在偿付能力风险，二者差别仅在于是否明确承诺。防范偿付能力风险，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是两种计划都要关注的重大问题。而且，从计划安排上看，DB计划本身并非是造成破产的原因。2005年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报告(GAO，2005)，认为DB计划本身没有问题，企业未按期缴费，刻意低估负债水平才是养老计划破产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在美国已通过新法案得到了纠正。另外，DB计划福利水平较高，不但包括养老保障，而且还常包括职工在职期间的死亡和伤残保障，DC计划中则没有后者。高福利当然需要高缴费，许多企业放弃DB计划而选择DC计划，并非无力缴费，仅是不愿承担较高的福利费用。因此，从上面的情况看，偿付能力风险不应成为拒绝DB计划的理由。

3.成本效率。养老计划的成本效率既是财务问题，也是安全问题。从短期看，它关系企业财务负担，影响企业竞争力；从长期看，它关系养老计划的资金充足性，影响养老保障的安全性。选择养老金计划模式，就是选择将有限的养老资源，投入到何种效率模式当中去。不同的效率模式，经过长期的积累，将产生巨大的保障差异。这个差异，乘以我国庞大的企业职工人数，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事实证明，无论在运营费用上，还是投资收益上，DB计划都比DC计划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国外对DC计划积累不足的问题，常用的解决办法就是推迟职工退休年龄。但我国就业压力巨大，为创造就业机会，我国实行统一的退休年龄制度，职工难于推迟退休。在这种情况下，DB计划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4.计划流动性。人才流动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传统DB计划将退休福利与退休前的工资挂钩，并在退休或工作多年后才赋予职工受益权(Vesting)，使职工变更工作的成本很大，限制了企业人员的流动。DC计划中企业缴费的受益权赋予时限较短，职工在转换工作时较少受到养老金受益权赋予时限的限制，有利于企业根据生产周期调节人力资源。我国许多企业生命周期较短，高新技术等行业人员流动频繁，农民工等高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十分需要DC计划。不过，在发展成熟的行业里，DB计划具有稳定员工队伍的优势，DC计划有时也会因频繁的人员流动，加大企业管理成本。因此，选择哪种计划，要视企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确定。

5.资本市场发展。养老金是资本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就资本市场提供直接投融资活动的功能来讲，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应主要包括扩大市场容量，增加资金供求的效率。与DC计划相比，DB计划运营费用较低，对于同样金额的养老金缴费，可以使更高比例的资金进入投资积累；在投资效率上，由于DB计划比DC计划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率，更有利于改善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6.养老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全体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提供公平的养老保障，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既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拉动内需的经济举措，也是缓解社会矛盾，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政治举措。从国际经验看，在这方面，DB计划比DC计划具有优势。在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至今没有获得充分的税收政策支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的担心。DC计划的超前发展，加重了这份担心。

除了以上因素外，企业养老金的“历史债务”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养老负担十分沉重，大批职工行将退休。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向DC计划转型，对中老年职工来讲，必然出现账户余额积累不足，无法获得足额保障的问题。而对于“历史债务”，DB计划具有天然的优势，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解决办法。

(二)相关建议

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应破除先人为主的思想，在全面认识两种模式特点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看待它们对我国的适用情况。由于养老金计划具有长期性特征，其优劣利弊很可能在几十年后才能充分显现，一旦设计出现纰漏，隐患将长期潜伏，待出现严重后果时再行补救，则可能积重难返。DB计划历经数百年发展，计划特点和利弊后果已为世人熟知。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率先推行DC计划以来，至今才有30余年的历史，美国第一批参加DC计划的婴儿潮职工才将退休，DC计划优劣特征初现端倪，保障效果尚未可知。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国外关于养老计划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高度重视国外对养老计划的反思，以谨慎的态度确立我国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

1.建立以DB计划为主、DC计划为辅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允许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根据具体状况，自主选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解决我国特有的问题，不搞一刀切，大一统。

2.DB模式的引进，应立足我国国情，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摒弃传统模式的不利因素，并结合既有的团体保险发展经验，灵活设计制度框架。

DC范文篇6

关键词:确定缴费型，确定收益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模式选择

2005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相继面世，标志着我国确定缴费型(DefinedContributionPlan，简称DC)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拉开帷幕。此时，国外正经历着一场对DC计划的反思浪潮，曾备受赞誉的DC计划暴露出了难以掩饰的问题。这对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有不少启示。

一、DC计划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国际通行的养老金计划，主要为确定收益型(DefinedBenefitPlan，简称DB)和DC计划，同时还存在混合型等其他多种计划。国外对DC计划的反思通常都与DB计划相联系，在比较二者之后得出结论。

(一)DC计划存在的问题

1.运营效率低下。与DB计划相比，DC计划运营费用过高、投资收益偏低，严重影响了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障水平。在运营费用方面，DC计划的运营费率为2.25%，DB计划仅为0.44%(Louis，1999)。单就投资费用来讲，DC计划需0.56%，DB计划需0.28%(John&Stewart，2001)。在投资收益方面，DC计划平均为6%-7%，而DB计划则达到11%(CPERS，2005)；一般来讲，DC计划的年均收益要低于DB计划2%(Barclay''''sGlobalInvestors，2000)。一名职工30岁工作，起薪25000美元，假定年工资增长率5%，两种计划的投资收益率都为8%，缴费比率同为工资的10%，那么，在他60岁退休时，DC计划账户余额仅为DB计划的68%。若DC计划投资收益率比DB计划低一个点，即7%的话，则骤降至DB计划的58%(PPP，2004)。

2.存在偿付能力风险。DC计划没有偿付能力问题被认为是不同于传统DB计划的重要特征，也是近年来DC计划风靡全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欧盟的职业养老金调查(Ryck，etc.，1999)却表明，DC计划仅在理论上没有偿付能力问题，现实中，DC计划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将产生偿付能力问题。智利曾被认为是成功的DC计划代表，但严重的偿付能力问题使智利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L.JacoboRodriguez，1999；DimitriVittas，1996)。

3.降低养老计划的覆盖率。据美国劳动部公布的结果(DOL，1998)，许多人在转换工作时没有将DC计划账户余额转入新公司，却选择提取现金用于当前消费，这使得DC计划的长期退休保障变得有名无实。1／4的人选择不参加DC计划，55%转换工作的人都会将账户余额提现，而账户价值在5000美元以下变现的比率竟高达87%(Alicia&Annika,2004)。21%的人只把DC计划看成现金账户，而将DB计划称作养老金账户(FRB，2001)。

4.加剧养老收入分配差距。首先，DC计划使税收优惠政策成为劫贫济富的工具。在享受税优的DC计划中，足额缴费的多是富人，低收入职工为应付当前生活压力，难于及时足额缴费，减少了享受税优的空间，加剧了贫富分化(CII，2006)。其次，DC计划造成低收入人群账户积累不足。因风险抵抗能力较差，低收入人群通常只能被动选择稳定但收益偏低的投资方式，降低了投资选择空间，最终造成退休账户出现大额不足(Jayne，2001)。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院的报告(Lee，2005)，DC计划对退休收入影响的基尼系数比DB计划高出0.097。

(二)DC计划出现问题的根源

1.多头委托的运作模式是运营费用过高的根源。DC计划过高的运营费用，产生于多头委托的运营模式。通常来讲，在DC计划中，从计划设立、缴费、投资到给付这个完整的业务链条，要分成若干个环节，分别委托给独立的服务机构。每多一个服务提供者参与，就必然造成运营费用的一份提高。而DB计划中，通常由保险公司等单一金融机构整合了养老计划的全部业务，形成了综合服务的规模优势，大幅节省了运营费用。根据美国劳动部雇员福利安全署的测算(EBSA,2006)，退休计划运营费用提高1%，退休资产数额将下降28%。

2.养老金风险责任的转移是DC计划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DB模式下，通常由企业承担养老金风险，职工只需根据劳动合同，到期获得确定的养老收入，本身并不承担风险责任。在DC模式下，企业对职工的退休福利水平不做承诺，基金运营的风险主要由职工个人承担。因此，DB计划向DC计划的转变，本质上是养老金风险责任由企业向职工的转移。这产生了两个问题：

(1)降低了长期养老储蓄水平。DB计划转向DC计划之后，职工失去了可预期的养老保障，不得不主要依靠个人完成对养老保障的规划。这时，职工不但要具有维持长期储蓄的主观愿望和现实可能性，而且还要具备长期理财能力。这两个在DB计划中都不需要的条件，在DC计划中却都成了大问题。首先，单凭职工个人维持长期储蓄并不容易。特别对收入偏低、年龄较轻的职工，由于婚姻、购房、生育等阶段性需求，直接导致了许多DC计划在建立初期就遭到提现，严重加剧了长期养老储蓄水平的下降。其次，职工缺少必要的理财能力。从DC计划多年的实践来看，多数职工缺乏投资兴趣和必要知识，通常会根据“最小障碍路径”，选择最为保守的投资计划，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严重影响了DC账户的积累水平(Choi，Laibson，Madrian&Metrick，2004)。许多国家要求企业斥重资开展职工理财培训，提高投资收益。但从实际效果看，培训作用甚微，因为受训职工通常仅口头表示改善投资，但很少行动(Colleen，2003)。与之相比，DB计划的养老金投资由专业投资机构进行，通常会全面考虑投资回报、风险水平、期限结构等因素，保证了稳定收益。

(2)导致了低效率的养老金治理结构。在养老金基金积累制度下，企业多以职工利益为目的将养老金交由金融机构来运营，从而造成养老金的所有者、经营者和受益者分离，形成了委托与受托，或债权与债务的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对养老金的运营监督和权利请求机制成为养老金治理结构中的核心问题。由谁对养老金运营实施监督，谁来拥有对养老金权益的请求权，直接影响到养老金运营的安全和效率。按照法律经济分析的观点，制度的设计，应尽量保证社会成本最小或收益最大。为此，应把监督和权利请求职能赋予更具实施条件和能力的主体，从而在治理结构上确保安全性和高效率。金融机构与作为自然人的职工相比，法人企业当然具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谈判能力，更有条件对养老基金运营进行监督，并对金融机构的违法违约行为提起诉讼。因此，把养老金的风险责任赋予企业，会比赋予职工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DB计划正是依据这个原则，由企业来承担养老金的风险责任。而DC计划则与此背离，将风险责任转移至相对弱势的职工个人。这种治理结构的不经济设计，削弱了养老金运营效率，带来了安全隐患。日本在DC计划实施一年后，随即推出了《确定收益型企业年金法》，其中道出了出台DB计划的原因，即DC计划“不能完全保障公民年金领取权”。

3.养老保障的需求刚性是造成DC计划偿付能力不足的原因。职工对养老金收入水平，会根据退休前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等，存在一个基本数额的需求或需求预期。虽然DC计划对退休福利没有承诺，不像DB计划中有明确的支付水平，但也要满足这个基本需求。由于高额的运营费用和较低的投资回报，DC计划的账户价值常常无法满足基本需求，出现实际偿付能力不足。此外，出于竞争压力，许多DC计划会承诺收益保证，无论这种承诺是明示还是暗示，都会使DC计划具有类似DB计划的特征，产生刚性债务。DC计划的给付方式也会造成养老资金不足的问题。对于一次性给付，若在退休后未能再次投资，将要产生高昂的机会成本，威胁职工老年保障。对于年金给付，则存在长寿风险，即个人账户余额无法负担受益人长寿时的养老保障；以及逆选择风险，即健康状况不好的年金受益人更倾向于选择年金给付，造成账户资金不足。

二、国外的对策

基于对DC计划的深刻反思，各国的通行做法是两种计划同时发展，根据各自情况实施改进，综合二者优势，探索适合企业特点的养老模式。

(一)鼓励两种模式共同发展

国外对于养老金模式的选择，大多采取兼容并包的原则，针对不同模式，分别出台相关政策，允许企业自主选择。近年来，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又开始重视DB计划，出现了向DB计划回归的倾向(SARE，2003；Stephen，2006)。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21世纪的退休保障计划”的报告(CSIS，1999)中提出，必须鼓励建立“具有成本效率的DB计划”。同年，对于同时提供DB和DC两种养老计划的企业，美国国会撤销了在税法415(e)项下(DR计划)限制缴费和积累金额享受递延税收优惠比例的限制，鼓励企业设立DB计划(NASRA，2005)。加拿大也采取了多项措施，鼓励发展DB计划(Jim&Jack，2005)。加拿大公司职工纷纷要求重返DB计划，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愿望”(Buzz，2006)。

(二)分别对两种计划进行改进

养老计划的历史表明，DB、DC计划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因此各国都采取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为防范DB计划出现偿付能力危机，2005年美国政府改进了DB缴费制度等规定(GAO，2005)，加拿大也要求对DB计划盈余计提风险准备金，加强了DB计划的风险管理，降低了破产的可能性(Jim&Jack，2005)。早在1986年，美国的《税收改革法》就降低了DB计划受益权的获取年限，到1989年，大部分DB计划的年限都已降到了5年(Olivia，2002)；2001年美国颁布了《经济增长与税收减免协调法案》(EconomicGrowthandTaxReliefReconciliationAct)，允许DB计划接受DC计划资金，并增加了DB计划的便携性(CPERS，2005)。对于DC计划造成人员过度流动的问题，开始适当控制DC计划的流动性，同时鼓励低收入人群增加缴费比率，以减少DC计划拉大收入差距的影响(Stephen，2006)。

(三)综合使用两种计划

综合使用两种计划，能够改善投资收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退休保障(Cori，2000)。根据Hewitt的调查，2005年，在美国100个提供DC计划的企业中，同时提供DB计划的有72个(Amy，2005)。全美州立退休管理人协会主张，要建立以DB计划为主，DC计划为辅的养老金制度(NASRA，2005)。加拿大允许两种计划互相转换，企业可以选择先建立一种计划，然后在合适的条件下转化成另一种计划(Jim&Jack，2005)。

三、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

(一)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从国外对DC计划的反思中可以看出，以下6个因素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们将据此对DB和DC两种计划进行比较分析。

1.治理结构。养老计划的安全性，是决定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的首要因素。上海社保案的发生，更强化了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良好的治理结构，是养老金运营安全的首要条件。从国际经验来看，由企业对职工养老保障做出承诺，并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是具有社会效率的养老金模式，尤其对安全性问题，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DB计划的治理结构，遵循的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在DC计划中，由于企业在缴费后便不再为职工利益对养老金承担责任，独立于企业资产、缺少利益相关人监督的养老金信托财产，便成为可供渔利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类似于上海社保案中侵害养老金财产的事件，便不难想象。

2.偿付能力风险。偿付能力风险问题，曾是许多人拒绝建立DB计划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开始发现，现实中DC和DB两种计划都存在偿付能力风险，二者差别仅在于是否明确承诺。防范偿付能力风险，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是两种计划都要关注的重大问题。而且，从计划安排上看，DB计划本身并非是造成破产的原因。2005年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报告(GAO，2005)，认为DB计划本身没有问题，企业未按期缴费，刻意低估负债水平才是养老计划破产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在美国已通过新法案得到了纠正。另外，DB计划福利水平较高，不但包括养老保障，而且还常包括职工在职期间的死亡和伤残保障，DC计划中则没有后者。高福利当然需要高缴费，许多企业放弃DB计划而选择DC计划，并非无力缴费，仅是不愿承担较高的福利费用。因此，从上面的情况看，偿付能力风险不应成为拒绝DB计划的理由。

3.成本效率。养老计划的成本效率既是财务问题，也是安全问题。从短期看，它关系企业财务负担，影响企业竞争力；从长期看，它关系养老计划的资金充足性，影响养老保障的安全性。选择养老金计划模式，就是选择将有限的养老资源，投入到何种效率模式当中去。不同的效率模式，经过长期的积累，将产生巨大的保障差异。这个差异，乘以我国庞大的企业职工人数，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事实证明，无论在运营费用上，还是投资收益上，DB计划都比DC计划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国外对DC计划积累不足的问题，常用的解决办法就是推迟职工退休年龄。但我国就业压力巨大，为创造就业机会，我国实行统一的退休年龄制度，职工难于推迟退休。在这种情况下，DB计划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4.计划流动性。人才流动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传统DB计划将退休福利与退休前的工资挂钩，并在退休或工作多年后才赋予职工受益权(Vesting)，使职工变更工作的成本很大，限制了企业人员的流动。DC计划中企业缴费的受益权赋予时限较短，职工在转换工作时较少受到养老金受益权赋予时限的限制，有利于企业根据生产周期调节人力资源。我国许多企业生命周期较短，高新技术等行业人员流动频繁，农民工等高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十分需要DC计划。不过，在发展成熟的行业里，DB计划具有稳定员工队伍的优势，DC计划有时也会因频繁的人员流动，加大企业管理成本。因此，选择哪种计划，要视企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确定。

5.资本市场发展。养老金是资本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就资本市场提供直接投融资活动的功能来讲，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应主要包括扩大市场容量，增加资金供求的效率。与DC计划相比，DB计划运营费用较低，对于同样金额的养老金缴费，可以使更高比例的资金进入投资积累；在投资效率上，由于DB计划比DC计划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率，更有利于改善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6.养老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全体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提供公平的养老保障，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既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拉动内需的经济举措，也是缓解社会矛盾，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政治举措。从国际经验看，在这方面，DB计划比DC计划具有优势。在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至今没有获得充分的税收政策支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的担心。DC计划的超前发展，加重了这份担心。

除了以上因素外，企业养老金的“历史债务”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养老负担十分沉重，大批职工行将退休。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向DC计划转型，对中老年职工来讲，必然出现账户余额积累不足，无法获得足额保障的问题。而对于“历史债务”，DB计划具有天然的优势，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解决办法。

(二)相关建议

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应破除先人为主的思想，在全面认识两种模式特点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看待它们对我国的适用情况。由于养老金计划具有长期性特征，其优劣利弊很可能在几十年后才能充分显现，一旦设计出现纰漏，隐患将长期潜伏，待出现严重后果时再行补救，则可能积重难返。DB计划历经数百年发展，计划特点和利弊后果已为世人熟知。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率先推行DC计划以来，至今才有30余年的历史，美国第一批参加DC计划的婴儿潮职工才将退休，DC计划优劣特征初现端倪，保障效果尚未可知。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国外关于养老计划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高度重视国外对养老计划的反思，以谨慎的态度确立我国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

1.建立以DB计划为主、DC计划为辅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允许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根据具体状况，自主选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解决我国特有的问题，不搞一刀切，大一统。

2.DB模式的引进，应立足我国国情，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摒弃传统模式的不利因素，并结合既有的团体保险发展经验，灵活设计制度框架。

DC范文篇7

关键词:确定缴费型，确定收益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模式选择

2005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相继面世，标志着我国确定缴费型(DefinedContributionPlan，简称DC)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拉开帷幕。此时，国外正经历着一场对DC计划的反思浪潮，曾备受赞誉的DC计划暴露出了难以掩饰的问题。这对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有不少启示。

一、DC计划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国际通行的养老金计划，主要为确定收益型(DefinedBenefitPlan，简称DB)和DC计划，同时还存在混合型等其他多种计划。国外对DC计划的反思通常都与DB计划相联系，在比较二者之后得出结论。

(一)DC计划存在的问题

1.运营效率低下。与DB计划相比，DC计划运营费用过高、投资收益偏低，严重影响了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障水平。在运营费用方面，DC计划的运营费率为2.25%，DB计划仅为0.44%(Louis，1999)。单就投资费用来讲，DC计划需0.56%，DB计划需0.28%(John&Stewart，2001)。在投资收益方面，DC计划平均为6%-7%，而DB计划则达到11%(CPERS，2005)；一般来讲，DC计划的年均收益要低于DB计划2%(Barclay''''sGlobalInvestors，2000)。一名职工30岁工作，起薪25000美元，假定年工资增长率5%，两种计划的投资收益率都为8%，缴费比率同为工资的10%，那么，在他60岁退休时，DC计划账户余额仅为DB计划的68%。若DC计划投资收益率比DB计划低一个点，即7%的话，则骤降至DB计划的58%(PPP，2004)。

2.存在偿付能力风险。DC计划没有偿付能力问题被认为是不同于传统DB计划的重要特征，也是近年来DC计划风靡全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欧盟的职业养老金调查(Ryck，etc.，1999)却表明，DC计划仅在理论上没有偿付能力问题，现实中，DC计划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将产生偿付能力问题。智利曾被认为是成功的DC计划代表，但严重的偿付能力问题使智利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L.JacoboRodriguez，1999；DimitriVittas，1996)。

3.降低养老计划的覆盖率。据美国劳动部公布的结果(DOL，1998)，许多人在转换工作时没有将DC计划账户余额转入新公司，却选择提取现金用于当前消费，这使得DC计划的长期退休保障变得有名无实。1／4的人选择不参加DC计划，55%转换工作的人都会将账户余额提现，而账户价值在5000美元以下变现的比率竟高达87%(Alicia&Annika,2004)。21%的人只把DC计划看成现金账户，而将DB计划称作养老金账户(FRB，2001)。

4.加剧养老收入分配差距。首先，DC计划使税收优惠政策成为劫贫济富的工具。在享受税优的DC计划中，足额缴费的多是富人，低收入职工为应付当前生活压力，难于及时足额缴费，减少了享受税优的空间，加剧了贫富分化(CII，2006)。其次，DC计划造成低收入人群账户积累不足。因风险抵抗能力较差，低收入人群通常只能被动选择稳定但收益偏低的投资方式，降低了投资选择空间，最终造成退休账户出现大额不足(Jayne，2001)。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院的报告(Lee，2005)，DC计划对退休收入影响的基尼系数比DB计划高出0.097。

(二)DC计划出现问题的根源

1.多头委托的运作模式是运营费用过高的根源。DC计划过高的运营费用，产生于多头委托的运营模式。通常来讲，在DC计划中，从计划设立、缴费、投资到给付这个完整的业务链条，要分成若干个环节，分别委托给独立的服务机构。每多一个服务提供者参与，就必然造成运营费用的一份提高。而DB计划中，通常由保险公司等单一金融机构整合了养老计划的全部业务，形成了综合服务的规模优势，大幅节省了运营费用。根据美国劳动部雇员福利安全署的测算(EBSA,2006)，退休计划运营费用提高1%，退休资产数额将下降28%。

2.养老金风险责任的转移是DC计划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DB模式下，通常由企业承担养老金风险，职工只需根据劳动合同，到期获得确定的养老收入，本身并不承担风险责任。在DC模式下，企业对职工的退休福利水平不做承诺，基金运营的风险主要由职工个人承担。因此，DB计划向DC计划的转变，本质上是养老金风险责任由企业向职工的转移。这产生了两个问题：

(1)降低了长期养老储蓄水平。DB计划转向DC计划之后，职工失去了可预期的养老保障，不得不主要依靠个人完成对养老保障的规划。这时，职工不但要具有维持长期储蓄的主观愿望和现实可能性，而且还要具备长期理财能力。这两个在DB计划中都不需要的条件，在DC计划中却都成了大问题。首先，单凭职工个人维持长期储蓄并不容易。特别对收入偏低、年龄较轻的职工，由于婚姻、购房、生育等阶段性需求，直接导致了许多DC计划在建立初期就遭到提现，严重加剧了长期养老储蓄水平的下降。其次，职工缺少必要的理财能力。从DC计划多年的实践来看，多数职工缺乏投资兴趣和必要知识，通常会根据“最小障碍路径”，选择最为保守的投资计划，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严重影响了DC账户的积累水平(Choi，Laibson，Madrian&Metrick，2004)。许多国家要求企业斥重资开展职工理财培训，提高投资收益。但从实际效果看，培训作用甚微，因为受训职工通常仅口头表示改善投资，但很少行动(Colleen，2003)。与之相比，DB计划的养老金投资由专业投资机构进行，通常会全面考虑投资回报、风险水平、期限结构等因素，保证了稳定收益。

(2)导致了低效率的养老金治理结构。在养老金基金积累制度下，企业多以职工利益为目的将养老金交由金融机构来运营，从而造成养老金的所有者、经营者和受益者分离，形成了委托与受托，或债权与债务的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对养老金的运营监督和权利请求机制成为养老金治理结构中的核心问题。由谁对养老金运营实施监督，谁来拥有对养老金权益的请求权，直接影响到养老金运营的安全和效率。按照法律经济分析的观点，制度的设计，应尽量保证社会成本最小或收益最大。为此，应把监督和权利请求职能赋予更具实施条件和能力的主体，从而在治理结构上确保安全性和高效率。金融机构与作为自然人的职工相比，法人企业当然具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谈判能力，更有条件对养老基金运营进行监督，并对金融机构的违法违约行为提起诉讼。因此，把养老金的风险责任赋予企业，会比赋予职工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DB计划正是依据这个原则，由企业来承担养老金的风险责任。而DC计划则与此背离，将风险责任转移至相对弱势的职工个人。这种治理结构的不经济设计，削弱了养老金运营效率，带来了安全隐患。日本在DC计划实施一年后，随即推出了《确定收益型企业年金法》，其中道出了出台DB计划的原因，即DC计划“不能完全保障公民年金领取权”。

3.养老保障的需求刚性是造成DC计划偿付能力不足的原因。职工对养老金收入水平，会根据退休前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等，存在一个基本数额的需求或需求预期。虽然DC计划对退休福利没有承诺，不像DB计划中有明确的支付水平，但也要满足这个基本需求。由于高额的运营费用和较低的投资回报，DC计划的账户价值常常无法满足基本需求，出现实际偿付能力不足。此外，出于竞争压力，许多DC计划会承诺收益保证，无论这种承诺是明示还是暗示，都会使DC计划具有类似DB计划的特征，产生刚性债务。DC计划的给付方式也会造成养老资金不足的问题。对于一次性给付，若在退休后未能再次投资，将要产生高昂的机会成本，威胁职工老年保障。对于年金给付，则存在长寿风险，即个人账户余额无法负担受益人长寿时的养老保障；以及逆选择风险，即健康状况不好的年金受益人更倾向于选择年金给付，造成账户资金不足。

二、国外的对策

基于对DC计划的深刻反思，各国的通行做法是两种计划同时发展，根据各自情况实施改进，综合二者优势，探索适合企业特点的养老模式。

(一)鼓励两种模式共同发展

国外对于养老金模式的选择，大多采取兼容并包的原则，针对不同模式，分别出台相关政策，允许企业自主选择。近年来，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又开始重视DB计划，出现了向DB计划回归的倾向(SARE，2003；Stephen，2006)。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21世纪的退休保障计划”的报告(CSIS，1999)中提出，必须鼓励建立“具有成本效率的DB计划”。同年，对于同时提供DB和DC两种养老计划的企业，美国国会撤销了在税法415(e)项下(DR计划)限制缴费和积累金额享受递延税收优惠比例的限制，鼓励企业设立DB计划(NASRA，2005)。加拿大也采取了多项措施，鼓励发展DB计划(Jim&Jack，2005)。加拿大公司职工纷纷要求重返DB计划，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愿望”(Buzz，2006)。

(二)分别对两种计划进行改进

养老计划的历史表明，DB、DC计划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因此各国都采取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为防范DB计划出现偿付能力危机，2005年美国政府改进了DB缴费制度等规定(GAO，2005)，加拿大也要求对DB计划盈余计提风险准备金，加强了DB计划的风险管理，降低了破产的可能性(Jim&Jack，2005)。早在1986年，美国的《税收改革法》就降低了DB计划受益权的获取年限，到1989年，大部分DB计划的年限都已降到了5年(Olivia，2002)；2001年美国颁布了《经济增长与税收减免协调法案》(EconomicGrowthandTaxReliefReconciliationAct)，允许DB计划接受DC计划资金，并增加了DB计划的便携性(CPERS，2005)。对于DC计划造成人员过度流动的问题，开始适当控制DC计划的流动性，同时鼓励低收入人群增加缴费比率，以减少DC计划拉大收入差距的影响(Stephen，2006)。

(三)综合使用两种计划

综合使用两种计划，能够改善投资收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退休保障(Cori，2000)。根据Hewitt的调查，2005年，在美国100个提供DC计划的企业中，同时提供DB计划的有72个(Amy，2005)。全美州立退休管理人协会主张，要建立以DB计划为主，DC计划为辅的养老金制度(NASRA，2005)。加拿大允许两种计划互相转换，企业可以选择先建立一种计划，然后在合适的条件下转化成另一种计划(Jim&Jack，2005)。

三、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

(一)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从国外对DC计划的反思中可以看出，以下6个因素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们将据此对DB和DC两种计划进行比较分析。

1.治理结构。养老计划的安全性，是决定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的首要因素。上海社保案的发生，更强化了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良好的治理结构，是养老金运营安全的首要条件。从国际经验来看，由企业对职工养老保障做出承诺，并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是具有社会效率的养老金模式，尤其对安全性问题，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DB计划的治理结构，遵循的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在DC计划中，由于企业在缴费后便不再为职工利益对养老金承担责任，独立于企业资产、缺少利益相关人监督的养老金信托财产，便成为可供渔利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类似于上海社保案中侵害养老金财产的事件，便不难想象。

2.偿付能力风险。偿付能力风险问题，曾是许多人拒绝建立DB计划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开始发现，现实中DC和DB两种计划都存在偿付能力风险，二者差别仅在于是否明确承诺。防范偿付能力风险，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是两种计划都要关注的重大问题。而且，从计划安排上看，DB计划本身并非是造成破产的原因。2005年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报告(GAO，2005)，认为DB计划本身没有问题，企业未按期缴费，刻意低估负债水平才是养老计划破产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在美国已通过新法案得到了纠正。另外，DB计划福利水平较高，不但包括养老保障，而且还常包括职工在职期间的死亡和伤残保障，DC计划中则没有后者。高福利当然需要高缴费，许多企业放弃DB计划而选择DC计划，并非无力缴费，仅是不愿承担较高的福利费用。因此，从上面的情况看，偿付能力风险不应成为拒绝DB计划的理由。

3.成本效率。养老计划的成本效率既是财务问题，也是安全问题。从短期看，它关系企业财务负担，影响企业竞争力；从长期看，它关系养老计划的资金充足性，影响养老保障的安全性。选择养老金计划模式，就是选择将有限的养老资源，投入到何种效率模式当中去。不同的效率模式，经过长期的积累，将产生巨大的保障差异。这个差异，乘以我国庞大的企业职工人数，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事实证明，无论在运营费用上，还是投资收益上，DB计划都比DC计划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国外对DC计划积累不足的问题，常用的解决办法就是推迟职工退休年龄。但我国就业压力巨大，为创造就业机会，我国实行统一的退休年龄制度，职工难于推迟退休。在这种情况下，DB计划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4.计划流动性。人才流动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传统DB计划将退休福利与退休前的工资挂钩，并在退休或工作多年后才赋予职工受益权(Vesting)，使职工变更工作的成本很大，限制了企业人员的流动。DC计划中企业缴费的受益权赋予时限较短，职工在转换工作时较少受到养老金受益权赋予时限的限制，有利于企业根据生产周期调节人力资源。我国许多企业生命周期较短，高新技术等行业人员流动频繁，农民工等高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十分需要DC计划。不过，在发展成熟的行业里，DB计划具有稳定员工队伍的优势，DC计划有时也会因频繁的人员流动，加大企业管理成本。因此，选择哪种计划，要视企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确定。

5.资本市场发展。养老金是资本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就资本市场提供直接投融资活动的功能来讲，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应主要包括扩大市场容量，增加资金供求的效率。与DC计划相比，DB计划运营费用较低，对于同样金额的养老金缴费，可以使更高比例的资金进入投资积累；在投资效率上，由于DB计划比DC计划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率，更有利于改善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6.养老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全体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提供公平的养老保障，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既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拉动内需的经济举措，也是缓解社会矛盾，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政治举措。从国际经验看，在这方面，DB计划比DC计划具有优势。在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至今没有获得充分的税收政策支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的担心。DC计划的超前发展，加重了这份担心。

除了以上因素外，企业养老金的“历史债务”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养老负担十分沉重，大批职工行将退休。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向DC计划转型，对中老年职工来讲，必然出现账户余额积累不足，无法获得足额保障的问题。而对于“历史债务”，DB计划具有天然的优势，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解决办法。

(二)相关建议

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应破除先人为主的思想，在全面认识两种模式特点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看待它们对我国的适用情况。由于养老金计划具有长期性特征，其优劣利弊很可能在几十年后才能充分显现，一旦设计出现纰漏，隐患将长期潜伏，待出现严重后果时再行补救，则可能积重难返。DB计划历经数百年发展，计划特点和利弊后果已为世人熟知。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率先推行DC计划以来，至今才有30余年的历史，美国第一批参加DC计划的婴儿潮职工才将退休，DC计划优劣特征初现端倪，保障效果尚未可知。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国外关于养老计划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高度重视国外对养老计划的反思，以谨慎的态度确立我国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

1.建立以DB计划为主、DC计划为辅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允许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根据具体状况，自主选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解决我国特有的问题，不搞一刀切，大一统。

2.DB模式的引进，应立足我国国情，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摒弃传统模式的不利因素，并结合既有的团体保险发展经验，灵活设计制度框架。

DC范文篇8

树突状细胞（DendriticCells,DC）是近年来倍受人们关注的专职抗原呈递细胞（AntigenpresentingCells,APC），能摄取、加工及呈递抗原，启动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DC于1973年首次由Steinman和Cohn发现。近年来关于DC分化、发育及抗肿瘤应用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对血液肿瘤DC的研究作一综述。

1DC诱导的自身肿瘤杀伤活性

Choudhury等[1]报道，慢性髓系白血病（CML）慢性期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与细胞因子-粒单核细胞集落刺激因子（CM-CSF）、白介素4（IL-4）、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在体外共同孵育后，产生了形态学、免疫表型具有DC特征的细胞，荧光原位杂交（FISH）表明这些细胞中t（9；22）的存在，说明它们来自白血病细胞。特异的体外测定DC的功能证实这些细胞具有潜在刺激淋巴细胞增殖的作用。体外产生的白血病DC刺激自体T细胞产生了强烈的抗白血病细胞的细胞毒活性，但对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ajorhistocompatibilityComplex,MHC）匹配的正常异体骨髓细胞表现为低反应。用DC刺激的自体T细胞抗CML靶细胞的细胞毒活性，是体外单用IL-2培养扩增的自体T细胞作用的4～6倍。DC刺激的T细胞也抑制CML克隆前体的生长。这些结果表明，体外细胞因子诱导CML细胞向DC分化，这些DC具有明显的T细胞刺激功能。体外产生的DC通过对白血病特异性抗原的有效传递产生抗白血病作用。Robinson等[2]报道，急性白血病（AL）细胞在上述细胞因子的作用下亦能向DC分化。作者用21例AL患者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与GM-CSF、TNF-α共同孵育，15例细胞成活，其中12例可观察到符合DC典型的形态学特征。流式细胞分析显示，这些细胞有DC特异性抗原CD1a、CD83的表达，成熟DC还有HLA-DR、CD40、CD80、CD86的表达。9/12例中混合淋巴细胞反应（MLR）测定，这些培养的细胞具有很强的抗原呈递功能，经FISH分析证实，一些AML的DC起源于5q-及ph+白血病细胞，另外2例髓系和淋巴系双表型白血病CD19持续异常表达。AML恶性转变发生在多能干细胞水平，但是体内随后白血病细胞的分化被局限于某一细胞系、然而体外白血病克隆50%可自然向单核细胞、粒细胞成熟，另外在细胞因子的作用下可进一步终末细胞分化。该研究证实了AL原始细胞衍生的DC是恶性起源的，表明一种恶性细胞向具有潜在抗原呈递能力的细胞转变，这类细胞具有很强的呈递肿瘤相关抗原的能力，因此可以用于诱导抗白血病免疫反应。需指出的是，DC的白血病起源由以下证据支持：①在培养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白血病原始细胞占90%～98%，细胞数量在整个培养阶段维持稳定且具有恒定的高存活力；②在GM-CSF、TNF-α中培养后观察到的DC占73%～92%，比在相同条件下正常祖细胞衍生的DC比例高；③AL单个核细胞生成的DC与正常DC前体行为不一致。体外来自12/15例AL所产生的潜在抗原呈递DC，这一发现提出的两大重要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①一种早期干细胞表型是这种现象的先决条件吗？AL与其它白血病的进一步研究，需要确定是否如此，以及该现象的真正频率和生物学重要性；②这种体外成熟能允许假定的白血病相关抗原更有效地呈递到有适当受体的细胞毒T细胞吗？

Choudhury等[3]报道，AML包括一组血及骨髓中原始髓细胞克隆积累的疾病，恶性细胞表现为髓细胞分化的变异程度及与许多特征性的细胞遗传异常和基因重排有关，特殊的细胞遗传变化通常与特殊疾病表型和临床后果有关。正常多能造血干细胞与白血病克隆共存于骨髓。成功的抗白血病治疗后，骨髓正常造血干细胞的造血功能得以恢复，但大多数病例，缓解仅为暂时的。因此，对于大多数AML病人的治疗上的挑战就在于防止复发，以期达到长期缓解。为此，Choudhury等[3]开展了体外诱导AML细胞分化成DC的工作，并以此来刺激自体的抗白血病的T细胞反应。他们在体外用GM-CSF+IL-4联合TNF-α或CD40配体（CD40L）产生DC，对象19例不同染色体异常的AML病人，除1例外均产生了DC的形态学表型特征及T细胞刺激特性，这些细胞高表达MHC-Ⅰ类、Ⅱ类抗原及共刺激分子CD86和ICAM-1。有3例通过FISH分析染色体异常。自体淋巴细胞与AML衍生的DC共同培养能溶解自体白血病细胞，并注意到少许抗自体的正常细胞的细胞毒活性，这些正常细胞来自于病人缓解期。结果显示有DC表型、功能的细胞能从多数人AML标本中获得。如果已知AML的生物学异质性，就不会奇怪实验结果的变异及偶尔有AML细胞标本未显示有向DC分化。进一步研究这些细胞确保可决定靶抗原而进行被观察到的免疫活性。这些工作潜在治疗上的应用是重要的，白血病DC可潜在地被用作体内细胞的白血病疫苗或体外产生抗白血病的T细胞而用于免疫治疗。它们在免疫治疗上的应用于这种通常致死性疾病可消除微小残余疾病及将暂时的反应转变成持久缓解。

据Cao等[4]报道，GM-CSF可诱导鼠红白血病细胞（FBL-3）分化成类单核细胞的细胞来刺激宿主对白血病的免疫反应，即经GM-CSF处理后的FBL-3细胞，DC的特异性标志33D1及NLDC-145的表达阳性率显著升高，同时MHC-Ⅱ类分子，CD80、CD86的表达及血管细胞粘附分子1（VCAM-1）表达显著上调，通过电镜观察到DC典型的形态学。功能上，GM-CSF诱导的FBL-3细胞可明显刺激初始异基因的和自体的T细胞的增殖，并诱导特异的细胞毒T细胞的产生。总之，这些结果对白血病的免疫治疗有重要启示。

2DC在移植免疫中的作用

Fujii等[5]提出，CD34+脐血细胞衍生的DC是可诱导抗肿瘤的细胞毒细胞，如细胞毒T细胞、NK细胞和单核细胞。用射线照射的MHC-Ⅰ类抗原阳性的K562细胞脉冲刺激的DC刺激脐血T细胞能选择诱发清除K562mHC-Ⅰ类抗原，CD8+或MHC-Ⅰ抗原T细胞的这种杀伤活性几乎完全被抗体消除，而CD4+T细胞则不同。这表明CD34+脐血细胞衍生的肿瘤细胞脉冲的DC能诱导抗相应的肿瘤细胞的肿瘤特异性细胞毒T细胞，这些细胞毒T细胞是经MHC-Ⅰ类分子识别肿瘤细胞的CD8+T细胞。这个发现具有潜在的重要性，提示DC在脐血移植中及在临床免疫治疗的应用。

近来，脐血干细胞移植已被用于治疗致死的先天性或恶性疾病，且取得显著成功[6，7]。积累的实验及临床依据业已证明该临床措施的有效性。脐血移植无需严格的HLA相合，GVHD发生机会少，这可能归因于新生免疫系统的独特性，更能耐受异已抗原。许多研究提示体外各种不同的功能测定中脐血与成人血比较而言缺乏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及DC。Harris等[8，9]与其他学者[10，11]报道脐血T淋巴细胞表型及功能如此不成熟以至于异基因刺激后很少产生细胞毒T细胞活性。大量证据表明：造血干、祖细胞起源的DC可专门呈递抗原到初始T细胞，因此很有可能DC呈递抗原是脐血初始T细胞激活所必需。对于肿瘤治疗，研究者致力于将肿瘤抗原脉冲的DC用作治疗性的疫苗，同时也用于体外采用T细胞治疗中启动肿瘤抗原特异的T细胞[12，13]。据近来报道，肿瘤抗原负载的DC的免疫作用代表了诱导抗肿瘤免疫的有力措施[14，15]。本研究中，试图用CD34+脐血细胞衍生的DC，诱导抗肿瘤细胞毒性活性作为脐血移植后GVL效应的体外模型。

在不久的将来，脐血移植可能成为各种不同的致死性恶性肿瘤尤其血液肿瘤的标准治疗手段，因为它优于其它干细胞来源的移植。但在脐血移植中，GVL效应减少将成为一个问题。移植免疫治疗的一个目标是创造一种方法，即可避免GVHD、根除残余肿瘤免疫的策略，也可激活脐血单个核细胞抗未知抗原承载的肿瘤细胞。总之，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正确使用DC可能有益于更特异和更有效的免疫治疗。

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时，移植物DC可以直接激活宿主残存的T细胞，导致移植物排斥和移植失败。因此，去除移植细胞中DC，保留干细胞（CD34+HLA-DR-）的重建活性，将会提高移植的成功率[16]。同种异基因骨髓移植供者来源DC间接呈递受者次要组织抗原，是GVHD发生的主要途径[17]。此外，动物实验表明，骨髓去除性治疗只是去除了大部分，而不是全部的受者DC。

临床移植中控制DC策略[18]：DC是刺激T细胞免疫反应的专职APC，调控DC或干扰DC致敏途径，有可能延长移植存活并促进耐受。控制DC的可能策略包括：①去除DC即移植前预处理移植物达到减少或消除移植物内DC的目的，避免直接致敏从而延长移植物存活；②抑制DC移行或成熟，通过进一步研究DC移行机制，选择调节DC移行和成熟的某种因子，有可能阻断致敏途径；③阻断DC与T淋巴细胞共刺激信号，如用CTLA-4-Ig阻断B7/BB1和CD28间作用有可能诱导耐受；④DC耐受作用，耐受与嵌合现象的发现，使人们重新认识DC在移植中作用，随着对DC研究的深入，人们有希望筛选出某一类型DC，用于诱导移植嵌合体形成。

3DC治疗肿瘤

DC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肿瘤治疗研究的热点，其分化发育及抗肿瘤应用尤其受到人们关注。动物实验表明应用多种形式的肿瘤抗原体外冲击致敏DC，少量回输即可诱导机体产生极强的抗肿瘤免疫[19]。DC的临床试用亦有报道，DC回输疗法已试用于非霍奇金B细胞淋巴瘤、黑色素瘤、前列腺癌、多发性骨髓瘤（MM）晚期患者的治疗。对于非霍奇金B细胞淋巴瘤的治疗，是应用抗独特型抗体体外致敏的自体DC，目前已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15]。德国学者[20]应用独特型蛋白多肽体外致敏的自体DC回输治疗了7例MM患者。其作法是从MM患者血清中分离出独特型蛋白，酶消化降解后用HPLC纯化出多肽，然后用此多肽体外致敏CD34+细胞来源的自体DC，将此类DC给MM患者皮下注射，并随后每隔2周皮下注射一次独特型蛋白多肽，连续3次，结果发现在受检查的4例MM患者中，有2例血中抗独特型IgM和IgG抗体的水平分别升高约8倍和12倍，而且还观察到独特型蛋白的特异性T细胞免疫反应，表明该疗法的有效性和临床应用前景。

近来有关DC用于白血病治疗研究的报道较多，鉴于未成熟DC具有一定的吞噬能力，Fujii等[21]报道，为了用DC在体外诱导出自体细胞毒T细胞然后用于白血病的免疫治疗，将G-CSF动员的外周血CD34+细胞用GM-CSF和TNF-α体外培养出DC，这种DC混合群体（包括典型的成熟DC及未成熟DC）能摄取外源性蛋白抗原——钥孔戚血蓝素（KeyholdlimpetHemocyanin,KLH）并将之提呈给CD4+和CD8+T细胞，诱导出KLH特异性细胞毒T细胞。并且他们选择3例AML患者，将放射性灭活的白血病细胞与DC、T细胞共同孵育后，结果其中2例诱导出能杀伤白血病细胞的自体细胞毒T细胞，从而为细胞毒T细胞过继免疫治疗奠定基础。

4DC判断预后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Baur等[22]报道了滤泡型树突状细胞（FDC）在结节硬化型霍奇金病（NSHD）中的预后价值。霍奇金病Rye分类中已建立的形态学表型、组织学显示一个宽阔的范围，然而这种组织学不同并未被考虑作为预后因素。NSHD病理组织学分级中两个亚型NSⅠ（恶性）及NSⅡ（高度恶性）的预后相关性仍然存在着争议，FDC的分析可提供新的预后参数。对59例NSHD进行研究，平均随访时间8年，按分类41例为NSⅠ，18例为NSⅡ。用耐石蜡的单克隆抗体CD21和CNA42免疫染色FDC，在肿瘤组织中区分出三种形式：FDC1，存在着广义的滤泡样结构（n=20）；FDC2，存在大量被破坏的FDC网状结构（n=25）；FDC3，无或少许孤立的FDC（n=14）。这3组根据复发频率及生存明显不同，发现生存最长的是FDC1组，最短在FDC3组，FDC2组居中（P=0.0025）。FDC状态是一个区别针对所有病人包括不同年龄和分期的预后因素。结合FDC状态和NSⅠ-NSⅡ分级将最佳生存组定义为FDC1-NSⅠ，对于NSHD的传统病理组织学检查，FDC的分析是一种新的预后判断方法。结果表明FDC状态的评估更加准确，其真正的预后价值有待于进一步的随机临床试验应用中加以评估。

对于DC的研究正受到人们的青睐。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如：如何调控DC的功能，使其选择性发挥作用。DC用于肿瘤免疫治疗大多仍处于实验研究阶段，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DC分化调控及DC活化机制的掌握，DC在肿瘤免疫治疗中将会成为一种很有效的手段，具有广阔的前景而得到广泛的临床应用。

5参考文献

1ChoudhuryA,GajewskiJL,LiangJC,etal.Blood,1997,89:1133

2RobinsonSP,EnglishN,JajuR,etal.BrJHematol,1998,103:763

3ChoudhuryA,LiangJC,ThomasEK,etal.Blood,1999,93:780

4CaoX,ZhaoY,YuY,etal.Immunology,1998,95:141

5FujiiS,FujimotoK,OsatoM,etal.IntJHematol,1998,68:169

6WagnerJ,KernanN,SteibuchM,etal.Lancet,1995,34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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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arrisD,SchumacherM,LocascioJ,etal.ProcNatlAcadSciUSA,1992,89:10006

9HarrisD,LocascioJ,BesenconF,etal.BoneMarrowTransplant,1994,14:545

10RisdonG,GaddyJ,StehmanF,etal.CellImmunol,1994,154:14

11RisdonG,GaddyJ,HorieM,etal.ProcNatlAcadSciUSA,1995,92:2413

12MayordomoJI,ZorinaT,StorkusWJ,etal.NatureMed,1995,1:1297

13CelluzziCM,MayordomoJI,StorkusWJ,etal.JExpMed,1996,183:283

14PorgadorA,SnyderD,GilboaE.JImmunol,1996,156:2918

15HsuFJ,BenikeC,FagnoniF,etal.NatureMed,1996,2:52

16VanLE,VanKM,MormmaasAM,etal.TransImmunol,1996,4:151

17FerraraJLM,BoneMarrowTransplant,1994,14:183

18孙兆黎，杨贵贞.国外医学免疫学分册,1997,20:124

19ZitvogelL,MayordomoJI,TjandrawanT,etal.JExpMed,1996,183:87

20曹雪涛.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1998,5:82

DC范文篇9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用电设备对电源的要求不断提高，开关电源正逐步向着高效率、大功率密度、高可靠性、低电磁抗干扰、无噪声、维修方便等方向发展。瞬时同步整流技术由于实现简单，响应速度快和具有自然限流等优点而得到广泛地应用。

本文在分析DC-DC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用Buck电路，运用MAX767系列芯片研究一条简洁的途径实现DC-DC直流变换，即应用同步整流技术控制方法，来实现变换器高效工作。该变换器主电路结构简单可靠，可以实现输入：DC4.5～5.5V，输出DC5V/3.3A的设计。

分析其系统工作原理的过程，为该变换方法和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同步整流技术的方法和应用MOSFET管的设计，较理想的实现了DC-DC变换器的设计要求。

最后，运用这些设计成功的设计出DC-DC直流变换器。

本文主要介绍Buck电路和MAX767系列DC设计，工作原理和主要参数的设计，并对系统的外特性和稳定性作了分析。

关键词：DC-DC直流变换;同步整流技术;MOSFET管

Abstract

Withthedevelopmentoftheelectronictechnology,thehigherrequirementofPowerSupplyareraisedincludinghighefficiency,highpowerdensity,lowEMI,andrapiddynamicresponse.Ahysterics-bandinstantaneouscurrentcontrolPWMTechniqueispopularlyusedbecauseofitssimplicityofimplementation,fastcurrentcontrolresponse,andinherentpeakcurrentlimitingcapability.

Thedesignofthefoundationofupper，withbuckcircuit，handlemax767serieschiplookintoaslipofcompactavenuerealizedc-dcdirectcurrenttransform，namelyapplicationsynchronousrectificationtechnicalcontrolmeans，camerealizeconvectorhighlyactivewroughtofthetextatanalysesdc-dctechnologicaldevelopment.beone''''sturnconvectortrunkfeederstructuresimplicitycredibility，couldrealizeimport：DC4.5～5.5v，outputdc5V/3.3A

Boththatofanalyseshissystemprincipleofoperationcourse，forbeone''''sturntransformmethodandapplicationsupplyknowclearlyrationale，throughthemediumofsynchronousrectificationtechnicalmeansandapplicationMOSFETtabledesign，compareidealrealizeknowclearlydc-dcconvector''''designrequirement.

Atthelast，handlethesebedesignedforwrought''''thoughtoutdc-dcdcconverterto.

Thedesign，combineversussystemicexternalcharacteristicandstabilitydidknowclearlyanalysesofthebothtextmostlyintroducebuckcircuitandmax767seriesDCdesign，principleofoperationandmajorparameter.

keyword：dc-dcdirectcurrenttransformsynchronousrectificationtechnologymosfettube。

主电路的设计

电力电子技术是以电力为对象的电子技术，它在主要任务是对电能进行控制和交换。现在电力电子技术已成为信息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重要接口、弱电与被控强电之间的桥梁。

从SCR、IGBT、SITH；从相控整流电路及周波变换电路到脉宽调制和高频斩波电路，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正逐渐向集成化、高频化、全控化、电路弱电化、控制数字化和多功能化发展，本文所讨论的充电机系统就是现代电子技术的产物。

2.1整流滤波电路

整流电路由三相整流桥、充电电阻R、短路开关S和滤波电容C1构成。

当电路加电时，开关S处于断开状态，电网通过整流桥和充电电阻R向电容C1充电。电阻限流作用，防止加电时产生冲击电流。

当电容充电结束后，开关S闭合，将限流电阻R短路，电路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开关S的动作是由控制电路中的软启动电路实现的。

由于整流滤波电路所使用的是不控制元件，对电网影响较少，同时，以软启动过程所实现可防止潮涌电流的产生。

2.2主电路的选型

开关电源的电路拓扑结构众多，其中正激式、反激式和半桥型适合小功率电源使用，全桥型适合大功率电源使用，其中正激电路又可以分单管正激和双管正激等多种。电路形式的最终确定，需要根据设计任务书和实际应用场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

一般来说，功率很小的电源（1-100W），采用电路简单、成本低的反激型电路较好；当电源功率在100W以上且工作环境干扰很大、输入电压质量恶劣、输出短路频繁时，则应采用正激型电路；对于功率大于500W、工作条件较好的电源，则应采用半桥或全桥电路较合理；如果对成本要求比较严，可以采用半桥电路；如果功率很大，则应采用全桥电路；推挽电路通常用于输入电压比较低、功率较大的场合。充电机的核心部分是DC/DC功率变换电路。DC/DC变换器一般可分为自激式和他激式两种。自激式变换电路输出功率较小，频率不易控制，只用于较小故在此只介绍他激式变换电路，在他激式变换电路中，开关管的控制信号是由可调频率的震荡器给出的。下面对它激式变换电路的组成部分分别加以说明。

目录

摘要I

AbstractII

第一章绪论1

1.1PWM技术历史和现状1

1.2高频软开关逆变式充电机2

第二章主电路的设计3

2.1整流滤波电路3

2.2主电路的选型4

2.3软开关技术的基本概念6

2.4软开关技术的提出与发展7

2.5工作过程分析9

2.6全桥型电路的主电路元气件参数的确定12

2.7输出滤波电路的设计16

第三章滤波电路和主电路的计算18

3.1滤波电感18

3.2滤波电容19

3.3开关器件的设计20

3.4主电路设计的具体计算22

3.5驱动电路的设计27

第四章控制电路的设计及保护电路的实现31

4.1控制方案的确定31

4.2PWM信号的产生33

4.3移相及互锁电路36

4.4开关信号的产生38

4.5恒流控制电路的设计39

4.6调节器电路的设计41

4.7保护电路设计42

DC范文篇10

【摘要题】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

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或“关于数据的结构化数据”，现在常说的元数据，是特指在标记语言(SGML、HTML、XML)环境下，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描述的解决方案，主要是用于网络信息资源的发现、存储、管理和检索利用。在当前网络信息呈异常迅猛发展之势，大量的多样性的数字化资源，使得信息的利用和查找十分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国外已有了很多的元数据研究项目和成果，建立和运行了一些描述网络信息资源的元数据模式。元数据的应用，为网络信息资源的有序组织、适度控制和高效检索利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近年来，中文网络信息资源也在迅速增长，尽快研究和制定中文核心元数据标准，已是非常迫切的了。在制定中文元数据标准时，既要考虑到中文元数据处理的特殊性和中文资源的应用特点，更要从全球的信息大环境出发，分析、研究和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通用的元数据标准，在尽量保持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基础上，制定符合中文资源应用需要的扩展与应用规范。

1中文元数据标准应以DC为基本框架

在国际上众多的元数据方案中，DublinCoreElementSet（都柏林核心元素集，简称DC），以其结构简单、语意互通和可扩展等特性，事实上已成为国际范围内通用的网络信息资源描述的元数据标准。DC经过几次国际会议的研讨和修订，已逐步完善和成熟。所以，制定中文元数据标准应以DC元数据为基本框架。国内在四五年前就已开始了对DC的探讨和研究，但至今尚未完全形成依托中文环境的DC元数据标准。当前应进一步加紧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和规范，形成中文元数据的一个标准核心集，以适应中文网络信息资源的发展。中文元数据标准应完全按照DC元数据集来建立，在具体作法上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完全按照DC元数据的框架结构来制定中文元数据标准。由于网络信息资源在时空上的广泛性和开放性，与传统的文献著录的相对封闭性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中文元数据标准的制定，应强调与国际接轨，保持完整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要完全遵循DC元数据的框架结构来构建中文元数据标准，而不应该提出“以DC为主，参考其它元数据标准”来搞中文元数据标准。我们应汲取CNMARC的教训，避免把中文元数据标准搞成“CNDC”。中文元数据标准应该只是对DC元数据进行本地化和中文化的处理，对它的内涵、外延等用中文予以标准地诠释，方便使用中文的著录者和检索者理解与利用，仅对于著录和检索中文信息资源的一些特殊性和应用特点等有限的方面进行规范的规定和定义。

(2)中文元数据标准的制定，应完全保留DC元数据的基本特点。一般地讲，内在性、可扩展性、独立句法结构、可选择性、可重复性和可修饰性是DC的6大特点，在实践中集中地表现为DC元数据的简易性、通用性、兼容性以及灵活的可扩展性，这些特性是DC能够成为一个国际上通行的元数据标准的原因，也是建议中文元数据标准应完全按DC来制定的理由。因此，在制定中文元数据标准时，要完全保留DC的基本特点，不应有任何的更改。在国内有些使用DC元数据时，将某些元素规定为“不可重复”或“必备”等等，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3)应以国际通行的DC修饰限定词作为中文元数据的规范和扩展的依据，而不应采用其它形式。DC修饰词提供了对元数据的扩展描述，可以缩小元素的含义范围，使其更具有专指性，或是对元素进行规范性说明。目前，DC已正式确定了三类修饰：模式体系、语言种类和类型。如为了表达不同的日期，在使用“Data（日期）”这一元素时，可以增添“Created（创建）”、“Valid（有效）”、“Issued（发行）”、“Modified（修改）”等修饰词。在中文元数据标准中，不应把这些元素的修饰词解释为子元素。元素与加了修饰词的元素没有主次之分，修饰词并不改变元素本身的定义。元数据标准中，不应出现子元素的提法。元素的修饰限定和规范，是元数据元素的内在特性，是元素的不同表现形式，绝不能把元素和加了修饰词的元素看作是元素与子元素的关系，应坚决防止中文元数据标准的MARC化倾向（在MARC中就有的字段、子字段之分）。元素与加了修饰词的元素或多个附加了修饰词的元素同时出现，是元数据的元素可重复性的体现。

2中文元数据标准应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中文元数据标准是整个网络上中文信息资源及中文电子出版物等的著录和检索的工具，其应用范围是很广泛的。因此，制定中文元数据标准的同时，还应对所涉及的相关的标准、规则和条例等进行研究、修改和制定，并逐步完善其推广应用机制，使中文元数据标准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更好地服务于日益发展的中文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应用。与中文元数据标准相配套使用的一系列标准、规则和条例等的制定、修订，要本着易用性、通用性、国际性和规范化、标准化、自动化的原则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的有以下一些：

(1)修订和完善各类中文信息的代码体系，并尽量与国际通用的代码一致起来。制定有关中文的“资源类型表”、“格式类型表”、“关联值列表”等，以规范中文信息资源的著录和检索利用。

(2)制定有关中文关键词选词截词等规则，以适应中文信息资源的自动化著录和检索。制定中文网页及电子出版物、数据库等的制作规范和条例。

(3)编制一个简单易用，能够适应数字化信息著录和检索的“中文信息资源树形分类表”。目前图书馆界广泛应用的《中图法》，其分类体系和类目设置均无法适应网络时代信息分类的要求。

(4)建立一个像OCLC的CORC项目那样的中文元数据在线编目系统，免费提供中文网页或电子出版物的元数据自动生成。还应建立CNMARC与中文元数据的映射表，提供CNMARC数据向中文元数据格式的转换等服务。

(5)仿照印刷文献的在版编目(CIP)规定，制定中文网页和电子出版物的在版元数据著录规定，以行政手段强制要求所有正式注册的中文网页及电子出版物等，必须具备元数据著录项目，实现中文网络信息资源的作者著录，使中文元数据能够较快地在大范围内推广，方便中文资源的高效利用。

3中文元数据标准应是全球各类中文信息资源著录和检索的标准

网络信息资源发展迅速、包罗万象，且具有广泛性、开放性和分布式的特征，任何一种元数据都难以满足所有的需要。因此，元数据的标准框架应是一种可扩展的核心集，以应付各种需要。DC就是这样一种元数据集，以DC为基本框架构建的中文元数据标准也应是一种可扩展的核心元数据集。中文元数据标准除了要完整地保持国际通用的扩展外，

还应制定一些适应中文资源应用所需的扩展，并对这类特殊的扩展进行规范和控制。所有的元素或扩展的元素修饰限定词的著录标识，仍以DC规定的规范的英文名称来标识，不应用中文来标识。

中文核心元数据是各类中文数字化信息的描述、管理、保存和利用的标准，它必须是能够应用于各种领域的数字化资源，如数字图书馆、电子政府、网络商务、各类数据库、电子出版物等等方面，也应是用于整个Internet网络中文信息的统一标准，能够实现异构资源间的互操作，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中文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因此，中文元数据标准的研究制定，绝不能仅仅局限在图书馆界人员，而应在更大的范围内，采取开放式的研讨方式。我们都知道，DC元数据是由图书馆、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共同研讨的产物，我们也应借鉴这一经验，而且参与者的学科范围和专业领域要更扩大一些，这样制定出的中文元数据标准，才能广泛地应用于各学科领域，成为中文信息资源描述的基础的跨领域的元数据集。

中文元数据标准应是全球所有中文资源著录和检索的标准，应得到海内外从事中文信息资源建设的专家学者的广泛支持和参与，采取联合、协作、共建共享的方式，加强合作，避免重复开发。使制定出的中文元数据标准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和权威性，并形成一个国际通用的中文元数据标准体系，推动全世界的中文数字化信息资源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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