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庄太皇太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孝庄太皇太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这段旧案应该有些年头了,郭文突然翻出来再炒是因为有了新的发现。据其称从清史稿中查出,“孝庄”是博尔济吉特氏生前封号,所以按“孝庄”(博尔济吉特氏)的行事“性格”来看以封号自称也未不可。郭文根据来自史书,而且又言之凿凿,似乎是铁案了。看文的题目就能看出作者的得意之情“矮子看戏何曾见”,好好的把那些指出“孝庄”乃死后的谥号,不可能作为生前的自称的人奚落了一把。

笔者不太清楚郭文作者看的是哪一家的清史稿,好在笔者手头也有一部清史稿,但遍览之下,却没发现“孝庄”是博尔济吉特氏其生前封号的记载。相反清史稿《后妃传》清楚的记载着如下记录: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寨桑女,孝端皇后侄也。天命十年二月,来归。崇德元年,封永福宫庄妃……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

从上述记录中看,博尔济吉特氏的封号是“永福宫庄妃”,后来儿子当了皇帝又被尊为“皇太后”,并无“孝庄”封号之说。

郭文后来又说“孝庄”是其生前徽号(美好的称呼),那么请看清史稿的记录:

“世祖亲政,上太后徽号,国有庆,必加上。至圣祖以云南平,奏捷,定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

并无博尔济吉特氏生前并无“孝庄”徽号。那么“孝庄”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清史稿亦有记载:

“初奉安上谥。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清清楚楚的记载了“孝庄”是谥号,即其死后包括康、雍、乾三朝累家谥号的简称。一个人在生前用自己谥号的简称为自称是无法让人理解的,所以前几年有人对《康熙大帝》电视编导的批评并无不当。

郭文之所以自以为发现了“新大陆”,主要是没搞清楚他称和自称的区别。史官修史,一般都以死者的谥号相称,表明尊敬,所以清史稿对博尔济吉特氏的介绍,开首就是一句“孝庄文皇后”,这并无不当。但是也并不表明博尔济吉特氏生前就有这样一个封号。

篇2

一生悄然的呼唤

流水猛苏醒看破多少人之欲望

醉，醉，醉

摸着唐朝的青砖，耳边回响起长安城上的那一口蕴藏着古味的钟，眼前若隐若现的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

“你的欲望是什么？”我轻声问道。

“我的欲望就是穿上璀璨的龙袍，受万民朝拜景仰啊，我实现了……”

可她是否想到？昔日的金銮殿，昔日的宫女如花满春殿，如今只有鸪飞？昔日的金玉满堂，皇权集于一身，如今已经熔化，升华，坠落，消失……她，黯然心碎，所有的一切已化做荒凉泥土上的一尊无字碑，熏暗了他曾经拥有的辉煌岁月。

人终究是有欲望的。因为有了欲望就有了追求。世人多难做到“无欲则刚”。可是一旦欲望超过人本应的追求，那么只得落个武则天的杀子穿权的骂名。

扶着白龙玉风的栏杆，心中一遍遍回想着清朝所盛行的古乐曲。比唐朝少了一分大气磅礴，却也多了分细腻。苍鹰翱翔与空，眼里朦胧的走来一位穿着满族服装的皇后的身影，她，就是那位经历过五代帝黄的孝庄文皇后。

“您的欲望又是什么？”我大声的问道。

历史证明了一切。顺治年间的太平，康乾盛世都应有孝庄的一分功劳啊！她，从一位蒙古草原骑马奔腾的玉格格到高高在上无人可及的康熙的皇祖母——-太皇太后；从一位敢爱敢很，对爱情有着最纯真的欲望的少女到端庄贤淑的太皇太后，为国家做事竭劲其才，不知经历了多少沧桑？

多少次，她仰望蓝天，想做一只自由自在的雄鹰；多少次，她仰望夜空那皎洁的明月，想起了自己那纯真的欲望，可她宁愿抛弃这些，去实现他期望的国泰民安，她所期望的流芳百世。

岁月悠悠，唐砖清瓦，当年的繁华已被淘尽，集权于一身的武则天，集贤淑智慧于一身的孝庄文皇后，不同的伊人，不一样的欲望，不一样的追求，也就成就了各自不一样的人生，给后人不一样的口碑，书写了不一样的历史……

繁华似三千东流水

只取一瓢水

望的多少伊人因欲望而憔悴

篇3

【摘要】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家陵园之一，清东陵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慈孝文化是其核心文化中的重要一环。本文在追溯中国慈孝文化的历史渊源的基础上，从清东陵的建筑格局、祭祀礼仪以及文献记载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以对清东陵所蕴含的慈孝文化作一综合考述。

清东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皇家陵园之一，它规模宏大，保存完整，堪称中华皇陵的集大成者。清东陵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包括风水文化、建筑文化、礼仪文化、宫廷文化和人文文化等。其中，慈孝文化是清东陵核心文化的重要一环。

本文拟从清东陵的陵寝建筑、礼仪制度、历史人文等方面出发，对清东陵蕴含的慈孝文化试作考述，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中国慈孝文化的历史溯源

所谓慈孝，即父慈子孝之意。慈孝是构成中华传统社会基本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的重要元素，随着社会文明的衍进与历史发展，它的内涵得以不断丰富，逐渐成为民族的整体心理诉求。

慈孝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其中，“孝”字在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资料殷商甲骨卜辞中就已出现。商代青铜器上刻有“孝”的象形字，为上老下子作服侍状。《尔雅・释训》曰：“善父母为孝”，这是最早对“孝”字的释义。《说文解字》解释篆体“孝”字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承，奉也，受也。”

“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西周时期。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句，充分说明了孝的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和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孝”逐渐延伸到政治、宗教等广阔领域，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准则。儒家极其推崇孝道，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1]认为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以孝立身理家。“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3]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孝思想，他向梁惠王“申之以孝悌之义”[4]，反复宣扬孝治成为他为人君设计的一种理想治国境界。

秦汉以降，经过历代儒家大师的不断完善，“孝”观念逐渐系统化、理论化，而《孝经》的出现，则标志着“孝”文化的成熟，孝道思想也越来越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代，“孝”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被纳入封建道德体系中，成为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将举孝廉作为一项重要政绩来考核地方官吏。到了唐、宋、元、明、清各朝，“孝”更是成为治国之本。历代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帝业世代相传，都提倡“孝、悌、忠、义”等道德观念，而其核心则是“孝道”二字，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基础和首要规范，是做人、做官、做皇帝的起码条件。因此，汉以后的封建王朝均有“以孝治国”的政策和措施。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说过：“读尽天下书，无非一孝字。”可见孝道思想在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影响。

中国传统的思想理念，崇信祭祀祖先能保佑子孙后代，认为人死之后，在阴间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因此，“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5]而封建帝王尤其崇信尊祖崇宗可以荫佑子孙，福泽帝业，以“事死如事生”为孝之至也。营建山陵以承祭祀，是帝王们尊崇孝道的具体表征。文献记载，秦汉时代的陵区内设殿堂，收藏已故帝王的衣冠、用具，置宫人献食，犹如生时状况。秦始皇陵地下寝宫内“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6]，并用金银珍宝雕刻鸟兽树木，完全是人间世界的写照。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期，作为清朝入关后营建的第一处皇家陵园――清东陵，正是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产物，其蕴含的孝道文化，在陵寝建筑规制、布局的设计以及祭祀礼仪、祭品等方面都有生动的体现。

二、清东陵建筑制度反映的慈孝文化

清朝统治者将“以孝治天下”视为心传家法，如在皇帝死后的谥号中都有“孝”字，皇后的谥号第一字也均为“孝”字，可见对孝道的推崇。在清代帝王的眼中，山陵不仅关系到帝运之盛衰，国祚之长短，更是其展孝布思的场所，所谓“圣天子孝先天下，首重山陵”[7]。清东陵坐落在遵化昌瑞山南麓，其恢宏大气的陵寝建筑生动阐释了传统的慈孝文化。

（一）清东陵“居中为尊”的建筑格局是慈孝文化的生动体现。

“居中为尊，长幼有序”是中华民族奉行慈孝的基本原则。《管子・度地篇》“天子中而处”，道出了贵为天子的独特地位。《荀子・简陋篇》云：“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把天子居中而尊上升到礼制的高度。天子不仅生前居中而尊，死后的葬地格局也是如此。“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8]清东陵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一处庞大帝王陵区。

孝陵是清朝入关第一帝顺治皇帝的陵寝，也是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孝陵在规划建筑时，充分考虑了首陵为尊的独特地位，借以彰显后代子孙的孝道情怀。

首先是奉孝陵为主陵。孝陵位于清东陵陵区中轴线上，北依昌瑞山主峰，南望金星山，坐北朝南，居中而建，位置至尊至贵。孝陵两侧，康熙帝的景陵傍依其左，乾隆帝的裕陵陪护在右，咸丰帝定陵居次右，同治帝惠陵居次左，秩序井然，正好实现了《周礼》强调的“先王之墓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宗法制度。同时，建有景陵、裕陵、定陵的引进神路，并均与孝陵主神路相连，反映了“祖孙衍继，一脉相承”的伦理观念（图一）。这样的陵寝空间布局，秉持的精神实质即为孝道思想。

其次是孝陵的建筑规制最为完备。孝陵建于顺治十八年（1661），是顺治帝死后由其子康熙负责经营修建的。康熙为了显示天家孝道，一方面借鉴明代长陵制度，一方面因时制宜，使孝陵别开有清一代皇陵典制，其建筑规制之完备，不仅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而且充分体现了“厚葬以明孝”的思想。

孝陵神路全长5500米，神道上设计了30余座（组）集礼制性和功能性于一体的建筑，气势恢宏，为清陵之最。其中，最能体现慈孝文化的是石像生组群和神功圣德碑亭。孝陵石像生凡十有八对，凸显了墓主人生前主宰天下的非凡气势，具有很强的纪念性（图二）。《礼》曰：“祖有功，宗有德。”孝陵神功圣德碑亭为陵寝内最高的单体建筑，通高“九丈九尺九寸”，为阳数之极，寓意墓主人的功德无以复加。孝陵碑文通篇共计1700余字，历数了顺治在位18年间的文治武功，尾款为“康熙六年五月初六日孝子嗣皇帝玄烨谨述”。康熙帝丕承遗绪、永言孝思之情显而易见。

（二）康熙帝景陵规制凸显了传统孝道文化。

康熙帝景陵建于康熙十五年至康熙二十年（1676―1681），是清东陵内的第二座皇帝陵。景陵处处尊孝陵为主陵，严格遵循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传统埋葬制度。

为了彰显孝道，景陵的建筑多遵照孝陵的规制，如神道碑亭以北的建筑规制几乎与孝陵相同。而最终建成的景陵，其规模仅为孝陵的一半左右，不仅裁撤了石牌坊、大红门、具服殿等建筑，而且将石像生由孝陵的18对缩减为5对，并将体量大幅度缩小。景陵神功圣德碑虽由孝陵的一碑增为双碑，但立碑之初，雍正帝即专门下旨强调：“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功德隆盛，文章字数较多，一碑不能尽载，宜建立二碑，一刻清文，一刻汉文。其碑若比世祖章皇帝碑亭宽展，恐有未安，即或加宽，必不可加高。”[9]实测比较发现，两陵功德碑的高度相差20厘米，与记载相符。凡此种种，均显示出景陵之于孝陵的谦卑与诚敬。而后世的泰陵、裕陵、昌陵中竖立的功德碑，其尺度均沿用了景陵的作法，高度依次降低，以示谦敬。

在孝陵石像生的北侧，设置了一道礼仪性的门户，称龙凤门，为石雕三门六柱形式，用四段琉璃墙连接，是一座神化了的天门，规制很高。景陵改龙凤门为牌楼门，五间六柱五楼形式，虽然它们的作用相同，但是牌楼门与龙凤门相比，规格相对低一些。孝陵、景陵建筑规制的差异，体现的是父子尊卑有别，倡导的是慈孝精神。

（三）雍正帝对祖宗陵寝的孝道情怀。

康熙帝驾崩后，雍正嗣统，君臣猜忌盈廷，皇室内部纷争不断。雍正帝为了表明自己忠孝青白，即位名正言顺，遂在办理康熙丧葬及陵寝事务上做足了文章。除了诏命为乃父康熙竖立两块功德碑并亲自撰写了4300余字的碑文外，雍正还做了两件出人意料的事，以尽人子的诚孝之情。

一是以血荐陵名。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七日，内阁大学士等为康熙皇帝的陵寝拟定了六个陵名，恭呈御览。雍正帝“哀恸不胜，亲刺指血圈出‘景陵’字样”[10]，满语译作“安巴灵武”。“景”字在谥法中有13种美好寓意，如“耆意大图曰景”“德行可仰曰景”“少而有老成之谋能大其功曰景”“德行可仰曰景”。康熙少年继位，幼有大志，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实兼开创，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雍正以景陵作为康熙的陵名，显得恰如其分，同时也可看出他的一片赤诚。

二是为景陵亲书牌匾。清制，皇帝陵的明楼、大殿、宫门上分别悬挂斗匾一方。明楼上的斗匾题写陵寝名称，大殿题写“隆恩殿”，宫门题写“隆恩门”。康熙的陵名确定后，就要书写、悬挂匾额。雍正皇帝很重视，亲自书写了一幅，又命诚亲王、淳亲王及南书房翰林中擅长书法者敬谨书写，然后召九卿及南书房翰林们一起阅看，并谕曰：“今景陵碑匾，朕亦敬谨书写，非欲自耀己长，但以大礼所在，不亲写，于心不安。尔诸臣可公同细看，不必定用朕书。须择书法极好者用之，方惬朕意。”[11]诸臣奏曰：“御笔之妙，天纵自然，而仁孝诚敬之意，流溢于楮墨之间，正与陵寝大事相称。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实为欣慰。”[12]所以，景陵三方斗匾上的字都是雍正皇帝的亲笔御书，其孝敬之情不言而喻。

另外，从雍正为自己选择陵址一事上，也能看出他对传统孝道的重视。史载，雍正皇帝最初本想遵循“子随父葬”的制度，在东陵选址建陵，并勘定了“九凤朝阳山万年吉地”[13]。然而在施工时，意外发现穴中之土带有砂石，只好中断工程，另选吉壤。最终，卜得易县泰宁山下的太平峪。面对这样的结果，雍正唯恐于礼法不合，落下不孝的罪名，心中不免顾虑重重，于是谕令群臣妥议具奏。谕旨云：“朕之本意，原欲从孝陵、景陵之旁卜择将来吉地，而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后经选择九凤朝阳山吉壤具奏。朕意此地近依孝陵、景陵，与朕初意相合。及精通堪舆之臣工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今据怡亲王、总督高其倬等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但于孝陵、景陵相距数百里，朕心不忍，且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寻议，……虽于孝陵、景陵相距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与京师密迩，实未为遥远……相其形局，既属大地之凝庥；稽之典章，又合三代而同揆。”[14]于是始定陵址。这段史料明白记录了雍正开辟西陵的心路历程，也再一次诠释了时人经营陵寝时以孝为先的指导思想。

（四）乾隆帝“昭穆建陵”彰显孝道苦衷。

乾隆登基后，本想将万年吉地选在雍正的泰陵附近，以尽“人子之情”，但最终却创立了父子分葬东、西陵的昭穆建陵制度。乾隆七年（1742）九月，定万年吉地于东陵界内的圣水峪，嘉庆元年（1796）十二月二十日，敕命嗣皇帝于西陵界内卜择。旨意云：“朕绍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是以朕万年吉地建在东陵界内之圣水峪，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著各衙门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至朕孙继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我朝景运庞鸿，庆衍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15]这道敕旨明白道出了乾隆父子分葬东、西陵是“展孝思而申爱慕”，尽孝是理由，也是目的。

（五）昭西陵是慈孝文化的生动例证。

清东陵大红门外东侧，建有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昭西陵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暂安奉殿，到雍正三年（1725）正式建成陵寝，经历了37年的漫长岁月。可以说，昭西陵的营建充满了皇家浓浓的慈孝亲情。

康熙帝8岁继位，是祖母孝庄文皇后悉心培养成长起来的，祖慈孙孝，感情很深。康熙帝曾颇有感触地说：“朕自八岁皇考世祖皇帝宾天，十一岁慈和皇太后崩逝，全赖圣祖母太皇太后鞠养教诲，以至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16]在康熙朝的史料中，记载了许多祖孙二人互相关爱的事迹，兹不赘述。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二十五日子刻，孝庄文皇后崩于慈宁宫。四天后，康熙帝下谕旨曰：“太皇太后疾大渐时，谕朕曰：‘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17]康熙皇帝秉承皇祖母的遗愿，遂卜地孝陵东南，修建暂安奉殿。营建之初，康熙帝又提出：“伏思慈宁宫之东，新建宫五间，太皇太后在日，屡曾向朕称善，乃未及久居，遽尔遐升。今于孝陵近地，择吉修建暂安奉殿，即将此宫拆运所择吉处，毋致缺损。著拣选部院贤能官员前往，敬谨料理。天气甚寒，务期基址坚固，工程完备。”[18]而对于祖母梓宫奉安处，康熙皇帝尤为关注，“命绘图，皆亲加指示”[19]。

康熙二十七年（1688）四月初七日，康熙帝亲自护送孝庄文皇后的梓宫奉移昌瑞山，十九日正式将梓宫安奉殿内。出于对祖母的孝敬与思念，康熙在这一年之中又三次至东陵暂安奉殿，简列如下：五月，因天降雨，检视暂安奉殿工程；十月，至暂安奉殿为祖母举行上谥号典礼；十二月，为祖母行期年、忌辰致祭礼。此后，康熙帝多次到东陵谒陵，每次都必到祖母的暂安奉殿祭拜，以尽诚孝之情。尤其是祖母刚去世的几年，康熙每次来东陵，“距陵右十里，即哀不能禁，沿途哭泣。至暂安殿，大恸，行礼奠酒举哀。良久出殿，犹流泪，乘马行良久乃止。”[20]即便是在孝庄死后多年，康熙帝仍然孝思不匮，每念及祖母，仍十分动容。

雍正即位以后，群臣奏请暂安奉殿毕竟不是陵寝，应让逝者早日入土为安。雍正二年（1724）二月初五日，雍正帝谕曰：“自孝庄文皇后安奉以来，我圣祖仁皇帝历数绵长，海宇安，子孙蕃衍，想孝庄文皇后在天之灵极为安妥，允宜定为陵寝。”[21]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暂安奉殿改称昭西陵。雍正三年（1725）二月初三日，改建工程兴工，同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将孝庄文皇后的梓宫葬入地宫。从此，孝庄文皇后的葬地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图三）。嗣后，但凡皇帝拜谒东陵，或是遣王公代祭，必先到昭西陵行礼，然后才去祭拜其他墓主人，以示孝道。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清东陵的建筑，不论从它的整体布局，还是每个建筑单元，都处处蕴含着深厚的慈孝文化。

三、清东陵祭祀礼仪反映的慈孝文化

儒家讲究政治之本，孝道为先，“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22]。帝王上陵展礼报本，被视为彰显天家孝道、风世励俗的大事，其源起有两种说法：一说三代已有之，“武王上祭于毕，马融以毕为文王墓名”[23]；一说于汉世，“后汉永平初，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24]。唐宋以降，帝王朝陵之礼或数传而一举，或一代全未举行，渐成具文。《宋史・礼志》中，上陵归入凶礼。清代将其列入吉礼范畴，与祭祀天地、太庙、社稷等同，称大祀，并载于典籍，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使之制度化。

（一）清代东陵的各种孝亲典礼完备。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5]。“祀”即祭祀，其内容是祭，而其思想核心是礼，是为了表示祭者对神的诚敬或孝思。清代皇陵的祭祀活动，肇始于太祖努尔哈赤设官经营其父、祖墓园。迨至入关，自清东陵始建顺治帝孝陵后，各种祭祀活动次第举行，至乾隆时期，祭祀制度日臻完备定型。终清一世，相沿不辍。

有清一代，东陵内的各种祭祀活动频繁，典制完备。每年清明、中元（七月十五）、冬至、岁暮（岁尾前一天）四时，于各陵帝、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位前举行大祭礼（乾隆元年，帝、后忌辰祭升为大祭，与四时大祭同）。福晋、格格、常在、答应惟清明、岁暮两大祭（也有福晋每年四大祭之说）。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以及皇帝万寿、诸妃忌辰，行小祭礼。凡大、小祭祀，妃位以上于所在陵寝的享殿内致祭，嫔位以下各于宝顶前致祭。另外，凡国有大事，如皇帝登基、亲政、大婚、立后、战争、告捷，也要在陵园内举行临时性祭祀活动。

陵寝中的大祭礼，通常包括谒陵礼、大享礼、敷土礼等内容。届时，或由皇帝亲诣陵园致祭，或由太常寺奏请派王公致祭，仪式相当隆重。

除了建立起完备的祭祀礼节外，各种祭祀物品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东陵的各项祭品讲究必丰必洁，备办供献更要毕诚毕敬。祭品名目是严格遵循各种祭祀礼仪的要求而设定的，同时又与皇家的民族信仰、风俗习惯密切相关。

陵寝所用祭品通常可分为大祭用品、小祭用品以及临时性祭品三类。大祭用品：一般包括茶、酒、膳品、饽饽、干鲜果品、牲牢、香蜡炭饼、祝版、帛、冥钱纸锞、佛花、洁土等。小祭用品：一般有奶茶、酒、熟羊肉、干鲜果品几项。临时性祭品：每年六月内供香瓜、中元供西瓜各一次；每年仲秋，由御膳房送乌朱穆秦、克什克腾鲜羊；每年仲冬，御膳房送交达郎冈爱干羊；每年仲春、仲夏，由侍卫自御膳房送奶饼。每样祭品在数量、样色上因人而异，因时有别，等级分明。

（二）清代帝王孝先天下，勤于上陵修礼。

有清一代，皇帝以万乘之尊，勤于上陵修礼。天命九年（1624）夏四月，太祖努尔哈赤以辽阳既定，建都东京，奉移景祖、显祖、孝慈皇后诸陵墓于东京（今辽阳），“诣二祖陵，奠酒行礼”[26]。皇太极时期，他曾先后六次亲至太祖福陵致祭。顺治一朝，世祖福临虽然屡发东巡祭祖之念，终因国事丛脞，“方隅未靖，师旅繁兴，兼之旱涝频仍”[27]而作罢。

康熙皇帝即位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根本改观，使大规模上陵活动成为可能。自康熙九年八月首次谒孝陵始，52年间，他屡勤翠华，先后47次至遵化，并3次诣盛京上陵展礼，形成清代天子上陵的第一次。康熙帝上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勤”，史官评价康熙上陵时这样写道：“（帝）展省拜谒之礼自亲政以后，无岁不举行，或一岁再行，不以道路之远、鞍马之烦而少有间辍。”[28]康熙帝上陵的另一个特点是“求实”，做到了发乎情，止乎礼。另外，终康熙一朝，他没有在去往陵寝的沿途起建行宫，每次都是晓行夜驻，随遇而安。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康熙帝“务实”的一面。

可以说，康熙皇帝将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上陵礼发挥到了极致，他尽扫汉唐以来“天子诣寝园，或旷世一举，大约遣官主祀事，奉行故典而已”[29]的流风，个性鲜明，影响深远，是整个封建社会类似活动中最具姿彩的一幕，显示出这位千古一帝以儒家“诚孝”理念治驭天下的抱负与作为。康熙帝勤于陵事，究其原因，是他饱受儒家“内对外王”思想和程朱理学的浸染所致。儒家讲究“政治之本，孝道为先”，这是康熙帝一生上陵不辍、乐此不疲的内在思想根源和精神动力。

康熙帝上陵的举动深为后世子孙推许，特别是乾隆皇帝，不仅刻意摹效，而且谆谆垂诫后世，视同家法。据统计，从康熙至光绪这八位清朝皇帝共来东陵125次，其中康熙47次，雍正8次，乾隆26次，嘉庆27次，道光9次，咸丰1次，同治2次，光绪5次。可以说，清朝皇帝的上陵行为，对宣扬封建孝道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雍正帝不辞劳苦，东陵尽孝。

清制，每逢清明节，陵寝中皇帝、皇后、妃嫔等人的宝顶要添加净土，称敷土礼。同时又规定，嗣皇帝仅于大行皇帝初丧的27个月内，即三周年内，行敷土礼一次，其它时候多由皇帝钦点的王公近臣主持执行。关于敷土的数量，康熙初年议准，各陵上土13担；乾隆二年（1737），为使宝顶少遭践踏，改为各陵每年皆增土一担。

皇帝行敷土礼，由石门工部专门预备洁净的“客土”（陵区外面的土），盛于两只小筐之内，于前一天贮放在陵寝罗圈墙外备用。届时，皇帝在前引大臣的引导下，步隆恩门东门，经陵寝门东门进至明楼前，大臣等排列于此，帮扶添土大臣随皇帝至方城前。陵寝内务府官员进献黄布护履（鞋套），皇帝及随行人员着护履，从东蹬道上宝城。陵寝内务府大臣已提前将土筐担至宝顶东石栅栏门外，皇帝到时，将土并为一筐，跪捧给帮扶添土大臣，由其捧筐至宝顶，再跪献给皇帝。皇帝跪接，双手举过头顶，将土添于宝顶上，筐交于帮扶大臣。退下来后，除去护履，由前引大臣引导，由原路退出。

雍正皇帝为了表达对乃父康熙的孝道，竟然抛却成规，亲自为景陵宝顶荷土，“实为书契以来所未有”[30]。史载，雍正二年（1724）清明节，雍正帝亲诣景陵致祭。“清明日，行上土礼。上亲著黄布护履，躬荷土担入明楼，由磴道升天桥。膝行至宝顶中间，跪，上土毕，匍匐退行，尽诚致敬……上毕，退。上诣隆恩殿行大祭礼毕，由隆恩殿左陛降，即恸哭入陵寝门，至宝顶前，伏地哀泣。王大臣等敦劝良久，上方出。”[31]

综上所述，清东陵是中国皇陵史上最后一个期的代表作，也是清朝统治者的“圣孝报本之区”[32]。无论是其陵寝建筑的经营，还是庄严神圣的祭祀，无不蕴含着浓郁的慈孝文化。可以说，规模宏大壮观、建筑精美气派的清东陵，不仅是清代皇权物化的表征，也是我国传统慈孝文化的不朽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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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孝经》孝治章第八。

［2］同［1］，开宗明义章第一。

［3］同［1］，三才章第七。

［4］《孟子・梁惠王上》。

［5］《荀子・礼论》。

［6］《史记・秦始皇本纪》。

［7］《昌瑞山万年统志・卷首・原纂统志序》。

［8］《周礼》。

［9］《清世宗实录》卷29。

［10］同［9］，卷4。

［11］［12］同［9］，卷10。

［13］北京图书馆藏《样式雷图》。

［14］同［9］，卷89。

［15］《清高宗实录》卷1495。

［16］［17］［18］《清圣祖实录》卷132。

［19］［20］［28］［29］《康熙起居注》。

［21］同［9］，卷16。

［22］同［1］，感应章第十六。

［23］《史记・周本纪》。

［24］［27］《清朝文献通考》卷153。

［25］《左传・成公十三年》。

［26］《清太祖实录》卷9。

篇4

作为夫妻，家属同志们与领导干部朝夕相处，在廉政监督上有时间和情感上的优势。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一般都是人到中年，既是单位的“顶梁柱”，也是家庭中的“主心骨”。方方面面，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多少双眼睛期待着你。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抵不住诱惑，稍有闪失就会失之于组织，失之于家庭，造成事业夭折，家庭离散。这实在是一件得不偿失、令人痛苦的事情。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里我不多讲，只想说明一点，如果家庭有了“廉内助”，就可以与组织一起担负起监督、教育的工作，防止这些悲剧的发生。当好“廉内助”，既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亲人负责。

怎样当好“廉内助”呢？我认为主要是起好四个方面的作用：

一、经常提醒，吹好“枕边风”

应该说，吹“枕边风”，是家属同志的特权，无可厚非。但是“枕边风”有好有坏、有正有邪。为了对家庭负责，对亲人负责，我们还是应该吹有益的“枕边风”，动真诚的“儿女情”，对自己的丈夫（妻子）多做善意的提醒。前不久，我看了一则很有意思的新闻。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夫人“枕边风”相夫治国。说的是今年月，施罗德在家里与人交流对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当时民调显示他们自己的党派社民党支持率下降，而反对党基民盟的支持率上升很快。他们都认为，到明年大选时社民党的执政前景黯淡。正在这个时候，施罗德的夫人多丽丝插话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1982年是如何在大选中惨败的，并提出了“信任投票”、“提早举行选举”等一些颇有见地的建议。几天后，施罗德采纳了多丽丝的提议，游说党内同僚在议会对自己的政府提出不信任投票，让自己得以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就在上两个星期，德国大选已经结束，结果社民党与反对党基民盟打了个平手。舆论普遍认为，尽管基民盟以微弱的优势胜出，但未能取得国会的多数席位，是基民盟党魁梅克尔的失败。而就施罗德个人而言，因为听了夫人有益的“枕边风”，既也为本党争取了最好的结果，也使本人得以避免了施密特惨败的结局。我们家属同志们应该学习施罗德夫人，做领导同志工作的智囊，事业的帮手，经常给予自己的丈夫（妻子）一些善意的劝导、有益的提醒，很有好处。

二、相互促进，当好“贤内助”

家庭一向被人称作是温馨的港湾，工作之余，回到家中，我们的领导干部可以在家里得到充分的休息、感受亲情的抚慰，及时舒缓压力、获得理解支持，是为人的乐趣。从近年披露的一些案件来看，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主要原因是他们自律不严，心存贪念；然而家庭缺少温暖，业余生活不如意也是促使一些领导干部走上违法违纪道路的不可忽视的原因。所以，我认为当好“廉内助”，应该注意营造温馨、健康的家庭生活氛围，给我们领导干部起到一个“参谋”、“助手”的作用。在家里，对领导同志感情上多一分温暖，少一分埋怨；生活上多一些关心，少一分苛求；娱乐上多一些引导，少一分随便；工作上多一分理解，少一分压力。有了这样的家庭氛围，既是对我们领导干部的工作事业的一种极大促进，也是对领导干部搞好廉洁自律的一种很好的动力。大家都听说过历史上有名的孝庄皇后，她的功绩可以说是历代任何一位皇后所不能企及的。虽然她自己完全有能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武则天，但是她没有，而是一心一意辅佐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先后拥立两位小皇帝（六岁的儿子福临、八岁的孙儿玄烨）登基继位；协助三朝（皇太极、顺治、康熙）皇帝统理朝纲，在奠定和发展大清江山的伟业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她自己并没有要求任何政治头衔，也没有要求任何政治名义，虽然朝臣一再奏请她“垂帘听政”；她只以一位妻子（妃）、母亲（皇太后）、祖母（太皇太后）的自然身份，在>:请记住我站域名/

三、帮助监督，念好“紧箍咒”

我们之所以提倡家属同志做领导干部的“廉内助”，是因为家庭关心，较之组织关心有许多特有的优势。我希望家属同志们很好地发挥这种长处，对领导干部的言行进行家庭监督。党员干部随着职务的变动、地位上升、权力增大，听到的恭维声、赞扬声也逐渐增多，而听到的批评声却越来越少。如果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就极易禁不住诱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廉内助”就是要从领导干部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社交活动、文化娱乐等方面多留一分心眼，多做一些观察，让家属同志们一起帮助自己的亲人开展反思剖析，想想存在的问题，想想自己的弱点，从而发挥家庭的监督作用，帮助和支持我们的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位非常贤淑的皇后，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长孙皇后是隋朝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十三岁时便嫁给了当时太原留守李渊的次子、年方十七岁的李世民。她年龄虽小，但已能尽行妇道，悉心事奉公婆，相夫教子，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媳妇，深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后来当了至高无上的皇后，长孙皇后也并没有因之而骄矜自傲，而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既深受李世民的敬重，也很受后宫妃嫔的拥戴。唐太宗手下有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耿介之士魏征，经常对他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和政策，直接了当地当面指出，并力劝他改正，唐太宗对他颇为敬畏，常称他是“忠谏之臣”。但有时在一些小事上魏征也不放过，让唐太宗常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有一次，唐大宗兴致突发，带了一大群护卫近臣，要去郊外狩猎。正要出宫门时，迎面遇上了魏征，魏征问明了情况，当即对唐太宗进言道：“眼下时值仲春，万物萌生，禽兽哺幼，不宜狩猎，还请陛下返宫”。唐太宗当时兴趣正浓，心想：“我一个富拥天下的堂堂天子，好不容易抽时间出去消遣一次，就是打些哺幼的禽兽又怎么样呢？”于是请魏征让到一旁，自己仍坚持这一次出游。魏征却不肯妥协，站在路中坚决拦住唐太宗的去路，唐太宗怒不可遏，下马气冲冲地返回宫中，左右的人见了都替魏征捏一把汗。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余怒未消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柔声问明了原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吃惊地问：“何事如此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由此可见陛下明，妾故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消，魏征也就得以保住了他的地位和性命。长孙皇后虽然不象孝庄那样给自己的丈夫、儿子、孙子以政治上的辅佐，但是她以自己的贤淑帮助唐太宗稳定了后宫，还经常巧妙地给予唐太宗一些监督提醒，同样非常了不起，对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帮助很大。

篇5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学；情感；生命；情感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09-0174-02

在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的浪潮中，中学历史教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对于如何更好地搞好中学历史教学，很多学者、专家和一线老师都提出了情感教育的模式。综观他们言及的方式和所倡导的情感应用，总觉得大多出于经验之谈，或有点失之偏颇。现行课改中新的理念向我们展示，情感教育应当走向一种新的范畴。本文拟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并以“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理念为统帅，谈谈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情感教育，以求同仁指正。

现行教育推崇的是素质教育，就教育自身的实施和完善看，情感应一直融入教学之中。素质教育的本质，是对完整、健全的人格的追求与培养。但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之偏见，使得历史教育的育人宗旨在一片背书声中湮没，这是历史教育的悲哀，更是我们历史教师的悲哀。新课改以“关注学生，以学生发展为本”为出发点，这表明教师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解惑者，还应是知识的组织者、激励者；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学习的主人，他们也从以前的知识接受者、复制者转变为知识的创新者、参与者。情贵于真，故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必须以浓浓情味的话语而非苍白无力的解说，去激活学生心灵，从而产生学生内化的激情，达到师生的真心互换、情感交融的效果。

为此，真正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实施情感教育，其关键在于构建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

一、构建平等、民主、愉悦的课堂合作关系

课堂教学活动不仅是一种认知过程，更是一种师生、生生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学历史教学活动要成为促进人发展的过程，成为完善和完美学生人生的过程，就必须首先认识到“人是知识产生与发展的源泉”，认识到“学生是学习的主休”。另外，教学目标的实现，其主要场所在课堂，课堂教学本就是一个丰富的、复杂的、交互的动态过程。在课堂中，学生在智力活动、情感活动和交往活动中突现着各自的多种需要，并希望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得以发挥。这就要求教师放下传统权威的师道尊严，建立一种平等、民主、自由、宽容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教师和学生相互交织、相互探讨、相互接纳，从而共同学习、共获知识，共享愉悦的课堂氛围的快乐。

新教育理念之下的历史课堂，不只需要教师在三尺神圣讲台上挥洒粉沫和口若悬河，还应在民主的氛围中，共获新知，共同发展。对于教师而言，我们不只是单纯完成外界交付的任务，不只是为了学生获得知识而单向付出；对于学生而言，他们不再仅仅是教师教学的单一对象，他们本身也应该成为课堂教学活动的“资源”。在建立的此种关系中，教师和学生的人格地位是平等的，在平等、民主的教学关系中，必然形成一种愉悦的学习氛围。这不仅有利于教师和学生之间心灵的沟通，还能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加速实现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二、构建师向生学、生向师学的互动双边关系

心理学研究表明：中学生的情感容易动荡、不稳定，具有明显的两极性，易热情高涨也易忧郁悲伤。以往情感在教学中的运用大多为老师“一厢情愿”的自我发挥，而现在更应建立一种动态的情感流程曲线，即“情”一方面从老师流向学生，另一方面也从学生流向老师。这种动态的互动关系要求老师从讲台上走下来，从教案中走出来，从权威中放出来；要求学生从被动变主动，从客体变主休，从聆听变参与。

在知识信息高度发展的今天，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已不再仅仅是学校内的书本和老师，学生能从学校以外的众多媒体和书籍中不断地获取各种各样的知识信息，并将它们带入课堂教学活动之中。例如，在学习“”的知识时，教师可先在课堂上说:“前段时间由于我时间紧张，未观看《》这部影片，不知哪些同学看过？能不能告知我一些有关内容，让我们先领略点影片的花絮？”问题之简易而真切，于是乎，看过此影片的同学便会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如此一来，活跃的课堂氛围和知识的迁移就会在愉悦的讨论中得以形成，这即是“师向生学”。

现今，教师的角色有所转换，即为知识的组织者、促进者，但不可否认――学生所学之知识，所受之教化大多还是源于教师。传统的师之地位在学生头脑里多多少少留有印迹，故学生求教、求解的途径在于向老师学习。例如，现实生活中的大多影视剧是学生获取一些历史知识的渠道，为此，老师可就一些影视作品的错误给学生澄清。如电视剧《康熙王朝》剧中，太皇太后一口一个“我孝庄”自称，则令人置笑，谥号怎么能自称呢？殊不知，“孝庄”是皇帝在她死后给加封的谥号，是让臣子们尊称这位“母仪天下”的老太太的，绝不是老太太用来自称的口头禅。如此一来，学生就会恍然大悟，然后可能在课后查阅资料，亲自查证一些史实的真实性。同时，老师可让学生通过思考、想象、看课外书，联系影视剧和小说等各种方式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使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历史，在历史中思考现实，在现实中回味历史，进而达到我们教育之目的。

三、构建师生心与心交流的融合关系

要真正实施情感的教化，促进学生个性的完善和发展，体现素质教育的根本，就必须纯化师生关系，转变教学行为。自尊心人皆有之，中学生更是如此。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尊严，都有自己的思想感情，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尊重并承认每一个学生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同时，心与心交流的情感关系是一种平等、双向的人与人的关系，需要教师和学生用心去呵护，用情去维系。中学历史课程的本色是多姿多彩的，也是生动活泼的，而人的天性里总保留着一份追寻过去历史的好奇，中学生群体的心理特征是：他们想明了古往今来的变迁，想知道现实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方？带着对历史“寻根意识”的探求之心，便形成学生愿同老师交流的可能。于是，通过学生与老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心”的交流，就能有思维的碰撞，并有思维火花的产生，从而使学生得以动情和启智。

在心与心交流的同时，将情感融入教学之中，是我们进行中学历史教学的关键。历史教学本无定法，但在师生的心灵交融过程之中，真的情感境界就会产生。从宏观而言，“教育是作用于人的心灵乃至生命的活动，是塑造灵魂、发展智慧的过程。因而，教育只能用心灵感动心灵，用生命点燃生命，用灵魂唤起灵魂，用智慧培植智慧。……这正是人的本真的表现，是人之为人而不是异化之物的发展。教育的真义也就蕴涵其中了。”通过师生之间的交流合作，学生不再担心自己的看法与老师或书本上的不同而遭训斥或嘲讽，他们的思维发展也就趋于独立并具有批判性。在交流合作中，各种观点得以重组，便会产生超越书本的信息，从而拓展学生的视野，收之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贯彻素质教育的潮流中，中学历史教育应为其根本。中学历史教育的功能在于把学生从蒙昧中提升出来，形成他们各自的生活观念和个性品质。构建一种新型的情感关系，也就成为我们进行中学历史教学的剂。我们只有根据心理学原理，构建起以“情”施教的中学历史教学阶梯关系，才能使中学历史教学在素质教育的天空中勾画出美丽的云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