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巍旅行范文
时间：2023-04-02 19:33:0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许巍旅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由于不可抗力而违约，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只要合同没有解除，在不可抗力的情形消失之后，如果合同还可以继续履行的，当事人应当继续履行合同。
【法律依据】
根据《合同法》第11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对于公司制度来讲，公司的法律人格和有限责任制度是其最基本的两项制度，被学者称之为两大基石。因此公司的人格是否健全以及公司责任的承担能力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之一。而公司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是财产的独立。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来讲，其财产的最初来源主要是股东的出资，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公司法上的出资制度进行关注。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的出资是公司运行的基础，信用的保障和维护法人人格的重要保障。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许多股东没有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额的现象，在这些现象中最为恶劣的一种就是虚假出资。
虚假出资是指虚假出资是出资人违反公司法之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未转移产权，以虚假手段取得验资机构验资证明，从而造成表面上已按章程约定的出资数额出资而实际上并未出资到位的情形。虚假出资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其他发起人或股东的出资，借以欺骗其他发起人和股东的出资，获取非法利益，是一种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为各国法律所禁止，为各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所唾弃。
二、股东虚假出资责任的具体表现
（一）股东的违约责任
虚假出资作为一种违约行为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具体来讲主要是承担对公司的违约责任和对股东的违约责任。
1.对公司的违约责任。我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公司的设立协议和公司章程是由公司和股东之间订立的，设立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就是公司，股东的虚假出资行为是一种违反设立协议的违约行为，所以股东应该向设立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2.对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在司法实践中，股东的虚假出资行为往往会影响到公司的声誉和信誉，影响公司营业机会的获得，使公司丧失众多的可得利益。公司章程的当事人中除了公司和虚假出资人以外还存在着其他足额出资的股东，因此虚假出资人的行为对于其他股东来说也是一种违约行为。所以虚假出资人需要向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其他股东的可得利益。
（二）股东的侵权责任
虚假出资行为还是一种侵权行为，不光是对公司的一种侵权，同时也是对股东的一种侵权，因此股东的侵权责任主要包括一下两个方面：
1.对公司的侵权责任。按照法律规定股东的出资属于公司的财产，在股东出资以后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股东享有的只是股权，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出资的所有权，特别是对于非货币出资来讲。而股东的虚假出资行为实际上是对公司所有权的一种侵害，按照正常的出资，财产已经属于公司，但是虚假出资的结果是使得公司没有获得这一财产，对于这种侵权行为虚假出资人应该向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2.对其他股东的侵权责任。一方面是对其他股东表决权的侵犯，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来行使。股东的虚假出资行为实际上是分散了其他股东的表决权，按照实际情形虚假出资人并没有出资，也就不享有表决权，而在现实的股东大会中虚假出资股东又行使了表决权，这实际上就是对与其他股东表决权的一种变相的剥夺。另一方面也使得其他股东承担了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公司法规定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在某出资人存在虚假出资行为时，其他发起人对于这一虚假出资行为负有连带责任，需要代替虚假出资人履行资本充实义务。这实际上就是让其他出资人承担了额外的负担，也是一种变相的侵权行为。
三、虚假出资的救济
虚假出资行为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因此法律规定了严格的责任用以弥补因虚假出资行为造成的损害。
（一）对足额出资股东的救济
《公司法》第九十四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发起人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缴足出资的，应当补缴；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发起人补足其差额"。虚假出资行为就使得其他的发起人承担了不应承担的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股东的权利如何救济呢？
我国法律规定在存在虚假出资要求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义务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救济：
（一）要求公司追究虚假出资人的责任，发起人的这一责任是一种连带责任，但是在虚假出资人履行这种责任后其他发起人就可以免除这种责任，因此可以通过的方式要求虚假出资人履行出资义务。股东可以要求公司提讼追究虚假出资人的责任。如果公司怠于追究虚假出资人的补缴责任，股东可以提出股东代表诉讼，追究虚假出资股东的违约责任。
（二）其他股东在承担连带义务后，连带出资的股东在出资后应向虚假出资的股东追偿。因为这种资本充实义务不应该由其他发起人承担，这种承担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代替虚假出资人履行的行为，因此在其他发起人履行责任以后可以向虚假出资人进行追偿。
（二）虚假出资人的除名
虚假出资情形下虚假出资人是具有股东资格的，这主要是因为在新公司法颁布以后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实缴资本制改为认缴资本制，认缴资本并不要求资本实际交付，并且允许股东分期交付，因此股东的资格并不与资本相挂钩，虚假出资的情形下股东是具有股东资格的。但是虚假出资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其他股东的一种欺骗，信任是公司存在的重要基础，虚假出资人的这种欺骗行为实际上使得信任丧失，因此法律规定了相应的机制来免除虚假出资人的股东资格。
1.一般公司的章程里面都规定了股东虚假出资的责任，股东虚假出资的，丧失股东资格，公司可以直接依据章程将股东除名，剥夺其股东资格。
2.股东的除名需要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由大会表决通过，但是在很多情形下公司的控股股东可能会拒绝召开股东大会，在这种情形下我国《公司法》第41条规定，监事会或监事，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都可以召集和主持股东会议，要求虚假出资的股东转让股份或作出决议将其除名。
3.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出现表决不能通过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要求虚假转让股份，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可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提讼，以公司的存在会对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为由，请求法院解散公司。
（三）虚假出资人的责任
除了以上的救济措施以外，法律对虚假出资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篇3
关键词：制造销售；软件序列号；法律分析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1.060
1主要背景
如今主流软件公司的软件形式已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般在其官网直接提供软件的下载，但这些软件并非都可以直接免费使用，用户必须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对应的序列号（也称“密钥”）进行激活才能进行正常安装和使用，如果不激活就无法使用或者有功能限制、时间限制等。
2制造、销售盗版序列号行为的法律定性
2.1相关软件序列号的法律地位
软件序列号，是指根据用户软件所安装的计算机软硬件信息进行加密计算而生成的由一串数字、字母或者其他符号组成的识别码。一般而言，在对软件进行初始安装时需要输入相对应的软件序列号，方可对软件进行正版验证。同时，只有在软件通过了正版验证之后才可实现正版软件的各类功能，用户才能够正常安装、使用软件以及获取升级及服务等。同时，序列号也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版权的授权方式，软件的使用期限完全可通过序列号而由版权人直接控制。
序列号是一种技术保护措施。序列号保护方法是目前共享软件普遍采用的反盗版措施，也是目前最流行、应用最多的一种保护方式。版权法上的技术保护措施主要分为“接触控制措施”和“版权保护措施”两种类型，其中“接触控制措施”主要用于防止在未经版权人许可的情况下接触作品，如正常运行计算机软件；“版权保护措施”是为了防止在未经版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对作品进行复制或传播等。用户在没用序列号的情况下无法将软件安装成功，更无法正常运行，委托人所采用的序列保护方法应属于“接触控制措施”。
软件序列号不属于著作权法中作品的范畴。首先，它不符合计算机软件的定义。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3条对计算机软件的界定，计算机软件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文档则是指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显然，软件序列号既不符合程序的定义也不符合相关文档的定义，而仅仅是在程序设计完成之后才增设的保护措施。其次，作品是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软件序列号仅由一串数字、字母或其他符号组成，其并不具有独创性。虽然软件序列号是通过计算机装置执行，但并非作品意义上的“代码化指令序列”，因此它只是打开著作权人在其作品外设置的保护锁的一把密钥，而不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
2.2制造、销售软件序列号的行为定性
2.2.1技术措施规避行为的法律性质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8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8条、第19条以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4条，对技术措施的规避行为而言具体可以分为直接规避和间接规避。直接规避主要指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而间接规避指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以及提供技术服务的。总体而言，间接规避导致直接规避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导致了权利人的损失进一步扩大。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大多认为直接规避是一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在上海地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诉北京万户名媒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中，上海浦东区人民法院认为破解软件技术措施的行为是一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这种解读在法条上有一定合理性。然而，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第48条第（6）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8条以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4条，对于直接规避行为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以及行政责任。但对于间接规避行为，现行《著作权法》中并未有相关规定，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9条中，对间接规避行为却规定了行政责任。如果，仅根据字面含义解读《著作权法》第48条第（6）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作为授权性法规的调整范围将大于民事基本法律《著作权法》调整范围的情形。因此，有学者认为，基于民法学系解释原理，对《著作权法》第48条第一款第（六）项应当做扩大解释，即我国《著作权法》同样禁止间接规避。
我国学术界对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的法律性质持有与上述判决不一样的看法。代表性学者认为，在我国《著作权法》的第47、48条所列举的各项侵权行为中，除了规避技术措施及删改权利管理信息的行为之外，其他行为均受《著作权法》规定的专有权利控制，而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并不受任何专有权利的控制，也并非是针对专有权利的侵权。因此，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并不构成版权法规定的侵权行为，而是因为其违反了版权法专门作出的禁止性规定，这种观点在《著作权法（送审稿）》第78条得到了体现。《著作权法（送审稿）》对“直接规避”和“间接规避”均只规定行政责任，未规定民事责任。
2.2.2制造、销售软件序列号的行为是间接规避行为
部分软件专业人员（下称“销售商”）为出于爱好或其他目的，对技术措施进行研究并发明相应的破解方法或破解工具，并在网络上销售或免费供网络用户使用，为用户使用相关软件提供了便利。这些软件序列号并非软件权利人提供，也没有经过软件权利人授权提供，用户能以极低的价格通过销售商获取序列号，
使用户获得相关软件的成本近乎于“盗版”，这种行为损害了软件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销售商制造并通过网络销售、序列号的行为，性质上属于间接规避行为，应受到《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9条的调整。
篇4
国务院明确将旅游业地位上升到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现代服务业战略高度。便捷的交通工具，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成为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依附基础。高铁以速度快、效率高、价格低、危险小等优势，提高了市民出行的便利性、安全性和舒适性，大大促进我国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为旅游业带来无限机遇与挑战，高铁也将为绍兴带来更多旅游发展机遇，对绍兴居民出游带来巨大变化。因此，绍兴市居民旅游的需求和行为将对绍兴旅游业发展方式产生怎样的预期影响，将成为浙江省旅游业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也对促进绍兴市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拉动消费，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1 国内外相关研究
交通运输一直是制约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旅游目的地交通发达程度可以直接影响到旅游者出游的消费需求和行为。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业交通进行了卓越有效的研究，西方国家的学者里有相当一部分专家从事旅游交通与扩大消费需求以及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研究。
如：David Ellis从宏观角度研究高速铁路和旅游业之间的整体发展[1]；
Gillmor认为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交通方式和距离可以影响旅游者的决策[2]；
Richard，Terry，Geoffrey，David和Anne发现，交通运输业为适应旅游需求变化不断进行相应调整以适应消费需求[3][4]；
Richard还建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输消费需求”的预测模式[4]；
Andreas与Zheng Lei论述了旅游需求对交通和经济发展模式影响[5]。
国内学者在对旅游与交通关联性等方面研究中，最突出的是旅游产业与交通之间的关系研究，如：王洁，刘亚萍和李亮针对高速铁路与城市旅游发展辐射能力进行研究[6][7]；
王昆强分析了高铁对沿线中小型城市旅游经济影响[8]；
王德根等研究了国外高速铁路对旅游的影响，并为中国高速铁路与旅游发展的关系提供有利参考价值[9]；
蒋海兵等则从全国旅游景点可达性方面对高速铁路进行了全面研究[10]。
根据以前研究看出，国内外学者主要从高铁旅游的交通工具、基础设施、空间尺度等方面进行宏观分析与归纳，对于高铁带动旅游消费需求，或高铁转变居民旅游消费需求和行为方式的研究较少。
2 高铁对绍兴旅游需求的影响
随着沪宁、沪杭和京沪等高铁的开通之后，2013年7月国家级重点建设项目的杭甬高速铁路正式运行，这条途径绍兴的高铁全长150 km，西起杭州东站，东至宁波火车站，车程最快只需50 min，南面可利用福厦、温福等高铁直接到达福州、台州、温州、以及厦门等城市，北面连接沪杭和宁杭高铁，通过合宁、沪宁和京沪三条专线直接到达南京和上海，大大缩短了居民出游时间，高铁使绍兴到杭州、宁波等城市只要半小时，与周边地区形成1 h都市圈以及1～2 h的铁路交通圈。
为更清楚了解高铁对绍兴旅游需求的影响，作者进行了相关调研，本次调研的主要对象是乘坐高铁的绍兴居民，课题组成员在绍兴高铁站和杭甬高铁上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78份有效问卷，访问居民100余人次，本次调查内容较全面，样本比例较均衡，男女比例分别为56%和44%。乘坐高铁主要年龄层为24～50岁的中青年，占总人数79%，被调查者中，高中及以下人数为29%，大专本科学历占52%，硕士及以上为19%。被调查者月收入在2 000～4 000元占46%；4 001～7 000元占32%；7 000元以上占22%。调查与访问结果整理可知：
2.1 选择高铁出游原因
选择高铁出游居民中42%的人是因速度快；35%因价格相对便宜；12%因舒适便捷；还有7%因高铁低碳环保。
首先，高铁与其他交通工具相比，具有价格低、时间短、安全性强等特点。与长途车相比，同段旅程，票价几乎相同，但时间却可节省一半；与火车相比，同样可节省大量时间，且高铁比火车舒适性强很多；与飞机相比，票价几乎是飞机的1/3[11]。虽说飞机飞行速度比高铁快，但绍兴没有自己的机场，唯有杭州的萧山机场，因此居民到达机场途中，增加了许多交通时间和费用，再加上机场安检、检票和频率较高的机场管制等，乘飞机花费时间远远超过高铁。而且高铁不会因为天气等情况出现误点取消现象，在乘坐过程中，电子产品的使用也不受任何限制。
其次，居民认为高铁舒适性高、便捷性强。它运行平稳安静，在旅途中乘客可以随时观光沿途风景，不会产生头昏目眩的感觉。高铁座椅宽敞舒适可自由调节，车厢多处设有电源插座满足现在电子时代游客出游需求，并且有专门的行李存放处和休闲餐吧，减少游客旅途疲劳，丰富游客乘车体验。除此之外，还有供小孩、老人、孕妇及残疾人士专门设计的乘车通道及卫生间。
再次，高铁采用高速、低碳式新技术，时速为300 km/h，而在运行过程中具有排放低、污染低、能耗低等特点，成为我国交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吸引大量环保人士爱戴，成为交通运输工具中的新宠。
2.2 出游时间的变化
以前居民出游时间主要集中在五一和十一小长假期间，旅游交通拥挤，主要景区景点人满为患，游客需要承受各种不便而无法享受旅游带来的天伦之乐。但高铁建成后，有53%的居民出游时间随意性增多，只有23%选择在节假日出游，15%会在双休日出行，还有7%会选择在工作日出游，最后2%甚至会选择下班后出游。
这种现象分流了绍兴居民旅游时间，淡化了传统意义上淡旺季的界限，缓解了旅游景区高峰期供需不稳定的问题，使居民在出游时间的选择上更加灵活，他们可以利用周末甚至下班时间到邻近城市游玩或访亲探友，从绍兴到临近城市，最快不到1 h，居民完全可以选择当天往返，高铁为绍兴居民单调无聊的业余生活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出游体验和乐趣。平日里时间更自由的居民，可以利用工作日出游，这样既可以避开节假日人群，又可以安静顺畅、自由自在享受出游带来的快乐。据调查，绍兴居民周末全家出游人数在小幅度上升。
2.3 出游方式的变化
杭甬高铁开通之前，绍兴居民几乎只能选择动车、长途汽车和自驾车进行短期出游。现在63%居民选择乘高铁出行，说明高铁开通使绍兴居民越来越倾向于高铁自游行的出行方式。居民认为旅行社多为大巴或飞机+大巴的旅游形式，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来去匆匆，走马观花，耗时耗力，还花去不少费用在交通工具及导游领队身上，出游大部分时间浪费在路途中，无法真正体验当地民俗风情、历史文化。高铁可以满足居民个性化需求，而且其班次频繁，居民可以自由、灵活的选择出游时间和地点，按照自己喜好控制和安排行程及景点进行参观与游览，乘高铁“快旅慢游”自助式出游方式受到绍兴居民普遍喜爱。但是仍然有24%和13%居民喜欢跟团旅游及自驾游。
其次，游客在出游形式选择上更倾向于高铁沿线游，大部分居民选择乘高铁到杭州、宁波、上海等出游并当天返回，对于稍远一点的济南、武汉、厦门等也可以次日返回，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部分业余时间里出游较少居民的兴趣，大幅度提高一日游、两日游居民数量。
2.4 高铁服务产品需求的变化
高铁的便捷性让绍兴居民出游半径扩大了，这种变化使居民对高铁相关服务与设施需求量加大。
居民在乘坐高铁的途中，更想要得到一些有关目的地景区景点和交通网络路况等信息的介绍（46%），可以阅读一些报刊杂志或电子信息（38%）增加对目的地文化历史、特色小吃等情况的了解，还有14%的居民更想要在高铁上来解决温饱问题，这样既可以打发旅途无聊时间又可以节省到达目的地寻找餐厅吃饭时间。对高铁站点大厅设施设备需求调查中发现，游客对于出站口路标和站牌（32%）、电子信息屏和导览图（23%）、有关目的地情况宣传手册（21%）、具有互动性在线咨询（12%）以及人工服务台（11%）等信息系统需求极大，虽杭甬高铁沿线站点已经提供各项信息标识，但已有信息与居民期望值还有较大差距。
此外，高铁的快捷性让绍兴居民一次出游喜欢选择多个目的地同时游玩，而且游客乘高铁到达目的地后，更趋向于选择以前难以企及的旅游目的地进行游览，但72%被访者认为高铁与目的地景区景点衔接度较差，游客乘高铁到达目的地后无法顺利换乘其他交通工具去各个景区，特别是比较偏远的区域，没有直通景区专线巴士或班车，给旅客带来许多不便。
2.5 游客消费行为的变化
高铁改变了绍兴居民消费行为，提高居民外出旅游频率与花费，消费内容将呈现多样化与综合化，消费习惯将表现出体验化与个性化，高铁让居民感觉出游时空感被压缩。根据最大效益原则，最小旅游时间比的降低将进一步激发人们旅游动机，改变旅游者决策行为[10]，旅途时间与成本的节省，让居民可以利用有限的时间与金钱游览更多景点，到更远城市参观旅游，体验一些新颖旅游产品，消费更贴近时尚化。
根据对高铁游客出游次数调查显示，现在居民外出旅游频率比以前有较大幅度提升，这种提升预计将间接提高绍兴居民每年出游总消费。
3 相关建议
3.1 从创新发展模式上，加快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绍兴站在旅游促销宣传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需要提升。根据乘高铁出游旅客需求，完善对旅游相关信息供给渠道，加大宣传与营销力度。
首先，利用游客乘高铁时的密封传播空间，丰富与出游相关的一切旅游信息，这不仅可以起到提升目的地知名度的作用，还可以为游客打发旅途中无聊时光。
其次，高铁站大厅应加强对各种服务设施的供应，在各个站点建立完善的导览图，候车室设立大型LED屏播放旅游宣传片，制作并张贴一系列与高铁旅游相关的宣传海报，提供人工服务台并在服务台出售或免费发放旅游宣传册与纪念品，在每个出站口设立清晰明确的路标和站牌，方便游客随时随地获取旅游信息。
最后，利用现代消费者的电子情节，通过网络平台加强微旅游市场开发，现在95%居民出游会带智能手机或笔记本电脑，据调查，高铁上74%乘客持有iPad和笔记本电脑，69%拥有智能手机以及64%拥有数码相机和摄像机等高端网络电子设备[12]，所以绍兴旅游业应高度重视新媒体给高铁旅游市场带来的消费潜力，利用智慧化手段，在高铁大厅的灯箱广告、座椅靠背、宣传海报、旅游指南上设置当地旅游公共平台二维码，提供旅游咨询、门票销售、票务服务、餐厅和酒店预订等信息，建立微博微信网络平台，宣传绍兴高铁旅游的历史文化与美食等，并鼓励游客参与互动，全面的给游客创造良好的出游体验，拓宽自己的营销渠道，推动旅游营销方式的转型升级。
3.2 加快城市联动，打造“零换乘”乘车模式
因为绍兴站位于绍兴市区和柯桥区中间区域，交通不是很方便。杭甬高铁给绍兴及周边城市带来大量客流，因此为适应高铁旅游市场需求，应借助政府力量，实现高铁与其他交通工具的无缝对接服务，开通高铁站点到主要景区、餐厅、酒店，特别是偏远景区的交通巴士或旅游专线大巴，大力发展出租车和汽车租赁服务，鼓励滴滴打车、快滴等APP的合理运用，邀请赫兹、神州等租车公司入驻高铁站大厅，让游客出高铁站就可直接乘坐出租车或自驾到达目的地，实现“零换乘”乘车模式，真正做到高铁站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无缝对接。
篇5
【关键词】 电针； 刺激频率； 条件位置逃避； 痛情绪
Behavioral Observation of Different Frequencies Electroacupuncture Stimulation to Relieve Pain Emotion in Rats/QIN Guo-hua，MA Yang，ZHAO Xin，et al.//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2017，14（14）：001-004
【Abstract】 Objctive：To observe the relieve effect of different frequencies electroacupuncture stimulation to pain emotion in rats.Method：In this study，we exploreded the eff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EA） at various frequencies on the pain plete Freund’s adjuvant （CFA） was subcutaneously injected into the left hind-paw to induce the inflammatory pain and match the environment to establish conditioned place avoidance （C-CPA） behavioral model，then Huantiao acupoints （GB30） in rats were treated by EA（current intensity 3 mA，width 0.1 ms，stimulus frequency 2，10，100 Hz），C-CPA behavioral responses were observed.Result：EA at 2，10，100 Hz stimulus frequency were all reversed the C-CPA behavioral responses，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m（P>0.05）.Conclusion：EA at various stimulation frequencies all can eviate the pain emotion of rats，and there is no frequency dependence.
【Key words】 Electroacupuncture； Stimulus frequency； Conditioned place avoidance； Pain emotion
First-author’s address：Physiology Department of the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Taiyuan 030001，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7.14.001
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疼痛研究协会（IASP）定义疼痛是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所引起的不愉觉和情感体验，包括痛感受和痛情绪两个成分[1]，已知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是内侧痛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接受丘脑内侧核群的纤维投射，主要参与痛觉情绪信息的编码[2]，也有实验证明，痛情绪引起的条件位置逃避（conditioned place avoidance，CPA）反可通过切除大鼠双侧rACC得到缓解[3]，这都说明ACC在情感情绪调节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
以往的研究表明电针可以镇痛，并且不同频率电针刺激对大鼠痛感觉的作用机制有一定差异，低频电针通过促进脊髓上中枢的内源性阿片肽释放，作用于相应的阿片受体；在脊髓内，低频电针（2 Hz）和高频电针（100 Hz）释放内啡肽和强啡肽，作用于δ受体和κ受体发挥其镇痛作用，低频电针在脑内释放脑啡肽，作用于μ受体发挥镇痛作用[4-11]。还有研究证实电针可以通过激活阿片受体缓解痛情绪反应[5]，10 Hz的电针刺激可通过激活μ阿片受体反转大鼠CFA诱导的CPA反应[6-7，12]，但低频电针（2 Hz）和高频电针（100 Hz）是否也可以和10 Hz的电针刺激一样有类似的缓解痛情绪的作用尚并不清楚。
因此本实验利用CPA行为模型，给予大鼠环跳穴（GB30）电针刺激（电流3 mA，波宽0.1 ms，刺激频率2、10、100 Hz），通过条件位置回避装置观察不同频率电针刺激对痛情绪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和分组 选取购于中国人民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中国，北京，经营许可证编号：SCXK-（军）2012-0004）的健康雄性Sprague-Dawley（SD）大鼠，体重240～260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生理盐水（NS）假电针组、完全弗氏佐剂（CFA）+假电针组、CFA+2 Hz电针组、CFA+10 Hz电针组、CFA+100 Hz电针组5组，每组6～8只。
1.2 仪器 脑立体定位仪（Narishige，日本）；NeuroMotive软件（Stoelting公司，美国）；ANY-Maze软件（Stoelting公司，美国）；
1.3 CPA反应观察 取术后5～7 d，体重增加的大鼠，在实验笼具中进行CPA反应测试[13-17]，第1天去掉中间挡板，测大鼠在活动装置中的基线10 min；第2天隔开活动装置的中间挡板，将大鼠放入一侧（非痛环境）适应30 min，然后在大鼠左侧脚掌皮下注射弗氏完全佐剂CFA（0.08 mL，40 μg）后在活动装置的另一侧（痛环境）条件性适应30 min；第3天测量方法同第1天，见图1。
1.4 电针刺激 电针穴位环跳穴靠近髋关节，位于股骨头大转子最凸点与骶管裂孔连线的外1/3与中1/3交点处。刺激频率为2、10、100 Hz，电流3 mA，波宽0.1 ms[6]。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Graph Pad Prism 6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字2检验，P
2 结果
2.1 条件位置回避模型的建立 大鼠左侧后脚掌分别注射0.9%氯化钠注射液（NS）和CFA， NS组条件匹配前后在痛环境停留时间基本保持不变，CFA组条件匹配后痛侧停留时间较匹配前缩短，对痛环境产生回避，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不同频率电针刺激对痛情绪的作用 于大鼠左侧后脚掌注射CFA，同时环跳穴分别给予2、10、100 Hz的电针刺激，不同频率电针组条件匹配前后痛环境停留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痛环境均未产生明显的回避反应，见表2、图3。
3 讨论
各种原因所致的慢性持续性疼痛给许多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因疼痛而生的恶性情绪带来的危害甚至大于疼痛本身。电针可以镇痛，并且不同频率电针刺激对大鼠痛感觉的作用机制有一定差异。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与痛情绪有关，ACC神经元对伤害性刺激能产生反应[18-19]，电生理研究表明痛情绪时ACC脑区神经元放电有明显变化[13，15]。切除慢性痛患者的ACC和周围皮层组织，能够明显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等痛情绪反应，而对痛感觉没有影响[16，20-21]。电针对中枢神经系统（CNS）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内源性阿片系统，还可同时激活其他非肽类递质，如多巴胺（DA）、5-羟色胺（5-HT）、缩胆囊素（CCK）、谷氨酸（Glu）等[22-24]。电针也可以缓解痛情绪，10 Hz电针刺激可以减弱完全弗氏佐剂（CFA）诱导产生条件性位置逃避（CPA）反应，激活ACC脑区μ-阿片受体缓解痛情绪[25]。
本研究使用CFA诱导产生条件性位置逃避（CPA）装置，分别2、10、100 Hz电针刺激，结果表明不同频率电针刺激匹配前后痛环境停留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无明显的回避反应。这与之前所研究的10 Hz电针刺激缓解痛情绪结果相同。且2、10、100 Hz组之间的回避分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电针刺激缓解痛情绪无明显的频率依赖性。
参考文献
[1] Schnitzler A，Ploner M.Neurophysiology and functional neuroanatomy of pain perception[J].Jour Clin Neurophysiol，2000，17（6）：592-603.
[2]王锦琰，罗非，韩济生.前扣带回在痛感知中的作用[J].中国疼痛医学杂志，2004，10（2）：113-116.
[3] Ikeda H，Takasu S，Murase K.Contribution of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nd descending pain inhibitory system to analgesic effect of lemon odor in mice[J].Molecular Pain，2014，10（1）：14.
[4]王锦琰，罗非，韩济生.中枢神经元放电的在体多通道同步记录技术[J].生理科学进展， 2003，34（4）356-358.
[5] Martin D P，Sletten C D，Williams B A，et al.Improvement in fibromyalgia symptoms with acupuncture：results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Mayo Clin Proc，2006，81 （6）：749-757.
[6] Zhang Y，Zhang R X，Zhang M，et al.Electroacupuncture inhibition of hyperalgesia in an inflammatory pain rat model：involvement of distinct spinal serotonin and norepinephrine receptor subtypes[J].Br Jour Anaesth，2012，109（2）：245-252.
[7] Zhang Y，Meng X，Li A，et al.Electroacupuncture alleviates affective pain in an inflammatory pain rat model[J].Eur Jour Pain，2012，16（2）：170-181.
[8]M宏，谢国玺，韩济生.不同频率电针可分别使大鼠脊髓释放甲啡肽和强啡肽[J].基础医学与临床，1986（5）：323-324.
[9]陈启盛，谢翠微，汤健，等.电针对大鼠不同脑区-内啡肽含量的影响[J].科学通报，1983，29（5）：58-61.
[10]孙少丽，韩济生.低频和高频电针通过脊髓中不同的阿片受体发挥镇痛作用：交叉耐受实验[J].针刺研究，1989，14（z1）：143.
[11]任燕华，王玢，罗非，等.不同频率电针对大鼠可卡因条件性位置偏爱效应的影响[J].针刺研究，2001，26（3）：231-232.
[12]侯苗苗，杨洋，李振华，等.电针刺激环跳穴缓解大鼠炎症性疼痛的方法[J].中国医学创新，2015，12（19）：22-24.
[13]汪伟伟，刘菊，蒋雪丽，等.不同伤害性刺激致大鼠痛感觉与痛情绪的比较[J].生命科学研究，2014，18（5）：411-417.
[14]张德玄，邓翌超，沈华.扣带皮层的认知与情感功能分区及其相互作用[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医学版），2006，26（5）：331-335.
[15]秦霞，王锐，陈晋源，等.自制带双侧给药管的多通道在体记录电极对前扣带皮层神经元放电活动的观察[J].中国医学创新，2016，13（20）：13-17.
[16] Paxinos G，Watson C.The rat brain in stereotaxic coordinates[J].Elsevier academic press，2007，3（2）：6
[17]张肖怡，兰坤，冯晓璞，等.痛情绪反应量化方法的探索[J].中国医学创新，2014，11（18）：45-48.
[18]高永静，张玉秋，赵志奇.前扣带皮层与痛觉信息加工[J].生理科学进展，2003，34（4）：293-297.
[19] Sikes R W.Vogt B A.Nociceptive neurons in area 24 of rabbit cingulate cortex[J].Jour Neurophysiol，1992，68（5）：1720-1732.
[20] Koyama T.，Tanaka Y Z，Mikami A.Nociceptive neurons in the macaque anterior cingulate activate during anticipation of pain[J].Neuroreport，1998，9（11）：2663-2667.
[21] Johansen J P，Fields H L，Manning B H.The affective component of pain in rodents：direct evidence for a contribution of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J].Proc Natl Acad Sci USA，2001，98（14）：8077-8082.
[22]史向党，罗非，崔彩莲，等.电针抑制大鼠吗啡条件性位置偏爱[J].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2003，35（3）：248-251.
[23] Funada， M，Suzuki T，Narita M，et al.Blockade ofreward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kappa-opioid receptors in mice[J].Neuropharmacology，1993，32（12）：1315-1323.
[24] Spyraki C，Nomikos G G，Galanopoulou P Z，et al.Drug-induced place preference in rats with 5，7-dihydroxytryptamine lesions of the nucleus accumbens[J].Behav Brain Res 1988，29（1-2）：127-134.
篇6
【论文摘要】特许经营作为一种新型的、特殊的营销方式，其核心问题就是对无形财产的特许推广。因受许人的受许业务、受特许人的支配和控制，极易发限制销售区域、指定购买、搭售、限制转售价格等一些限制竞争行为。为规制这些限制竞争行为，我国应借鉴欧盟立法模式，明确列举特许经营中被禁止的限制竞争行为，建立特许经营的豁免制度。
一、特许经营概述
(一)特许经营的概念
特许经营是特许人通过一系列无形产权的有偿许可使用，辅之以必要的监督管理所形成的统一经营的商业模式。国际特许经营协会明确指出，特许经营是特许人与被特许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对被特许人经营的特性区域、经营诀窍和培训，特许人有义务提供或保持持续的利益；被特许人的经营是在特许人所有和控制下的一个具有共同标记、经营模式和过程的商业活动，并且被特许人从自己的资源中对其业务进行投资。
由此可见，特许经营是一种合同关系，在此商业模式下，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和地域范围，被特许人获得授权，得以使用特许权人的商标、服务标志、商品名称及经营模式等无形财产来从事经营活动。在特许经营活动中，一一方面，特许权人与被特许人之间存在着基于特许经营合同的管理控制权；另一方面，被特许人作为自营商对其资产拥有所有权。
(二)特许经营的特征
第一，特许经营的核心问题是由一揽子知识产权构成的特许经营权。根据特许经营的性质，特许人必须具有注册商标、商号、产品、专利和独特的可传授的经营管理技术或诀窍。因而，特许权是一组复合的使用许可权，特许人保留许可权的所有权而出让使用权，被特许人不得就特许权再许可他人使用，且在特许权出让上特许人不会单独就商标、商号、专利或专有技术等单个使用权进行交易，而必须将复合使用权作为整体交易。因此，特许经营对特许人有着特殊的要求，只有具备良好企业信誉和产品声誉的经营者才符合被许可的条件。
第二，特许经营的双方当事人是独立的法律主体。特许人与被特许人均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不同企业，既无参股控股关系，也无母子公司关系。被特许人必须“利用自有资金对自己的经营进行实质性投资”并拥有其业务，特许人不享有被特许人经营业务的所有权，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由特许合同约定，各自承担经营风险和责任。这一特点使得它不同于直营连锁经营，直营连锁经营往往是由总公司管辖下的许多分店组成，连锁店是不具有法律、经济地位的企业。
第三，特许经营是一种以特许权的授予为基础的合同关系。特许权是一组复合的许可使用权，主要是指由特许人许可被特许人使用的与特定经营模式相结合的商标、商号、专利、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或者其组合。这种特殊形态的知识产权以营业权为核心，所以不同于一般产品的经销和代销。特许人与被特许人以特许经营协议为纽带，被特许人只有在取得特许人特别授权的情况下，才具有进行特许经营业务的资格。
第四，特许经营以特定的经营体系或经营模式为特征。从形式上看，特许经营是特定经营体系或经营模式的统一。经营化繁为简的持点和标准化的要求，使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具有一致的经营宗旨和观念、一致的企业识别系统、一致的商品服务和管理制度。一般情况下，第三人无法从外部判断出被特许人与特许人的关系是特许经营关系还是合资关系，抑或被特许人就是特许人本身。
第五，被特许人的特许业务受到特许人的支配和控制。在特许经营中被特许人是独立的法律主体，但必须严格按照特许人所规定的条件，按照其所特有的经营模式和经营规则开展经营，尤其在市场计划、经营范围、营销策略、折扣计划等方面，往往要受到特许人的直接支配和控制。享有特许权并严格按照特许经营体系或经营模式进行经营管理既是被特许人的权利也是义务，特许人有权对被特许人的特许经营业务进行监督和指导。
二、特许经营中限制竞争行为的现买表现
特许经营与一般的商业经销方式相比，其特殊性不在于特许人向被特许人提供现成的产品，而主要在于向被特许人提供一套与该产品或者服务相关的特殊的知识产权，如果知识产权权利人滥用垄断地位实施限制贸易或者限制竞争的行为，就进入了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具体而言，特许经营中的限制竞争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限制销售区域
特许人授予被特许人区域独占权，在该区域内不再指定其他被特许人经营业务，同时被特许人也被限制在合同中指明的场所进行营业活动，不得擅自在其他区域经营。这与横向限制协议中的划分市场行为十分相似，即竞争者之间分割地区、客户或者产品市场。划分市场协议的合理性在于其使得生产和销售更有效率，形成规模经济，降低销售成本，并节省运输费用，但在某些方面，它比固定价格更能影响竞争，原因在于其“可能会导致市场的人为分割，妨碍市场一体化，妨碍资源自由流通和更大范围的自由竞争”。
(二)回授条款
回授是指在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被许可人同意将其对许可人技术所作的改进再许可给许可人使用。当回授条款实质上影响了受许人从事研究开发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削弱创新市场中的竞争时，构成了限制竞争行为。由于受许人是在特许使用专利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技术，该技术凝结了受许人的智慧，但该新技术价值的体现又与原专利技术无法分开，因此，为保护特许人利益，受许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实施该技术并给特许人以一定经济补偿，或将该技术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给特许人。
(三)指定购买与搭售
在特许经营中，特许人为维持其统一品牌形象或保持其产品质量，往往对加盟店装饰设计、商品陈列设计和生产过程中所用原料等有严格规定，受许人没有选择余地，这就为特许人指定购买或搭售商品提供了机会。这种搭售或指定购买如果是为了保证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稳定性，节约成本和开支，确保消费安全，且属于一定配套产品或服务，则不应列入禁止之列。但是，如果特许人利用特许权的授予与否，强制受许人在获得特许权之后接受其所采购的或指定的货物，或者通过搭售加强特许人在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则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限制转售价格
限制转售价格是指一方当事人责成另一方当事人只能以固定的价格出售有关商品的协议及其相应行为。限制转售价格从本质上是一种间接联合定价，在性质上应视为垂直联合行为。这种行为不仅阻碍了零售机构间的价格竞争，不利于整个市场的竞争，而且也因经营更为有效的零售商不能将其高效率带来的好处扩展至消费者，使其忍受固定的较高价格，而为各国立法所禁止。
(五)竞争业务的限制
特许人为了保护自身权益以及维护整个特许经营体系的所有被特许人利益，维持特许人或者现有被特许人的现有利润水平，要求被特许人不得从事与其竞争的业务。这种限制有时还延至合同终止后的一段时期，且包括间接从事某种业务但对特许体系内的其他被特许人形成竞争的活动。竞争业务限制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和竞争优势，原则上可由特许人与被特许人自由协商约定，但不能超过一定限度。
(六)整批授权交易
由于交易成本过高，特许人一般都不会单独转让核心知识产权，而是把与企业经营的一系列无形资产整批授权被特许人使用。由此，特许人一概强制买方只能就整批交易的不同组合而选择，那么这种整批交易便和搭售一样对竞争造成影响。如果整批授权中包括一些不必要的或早已超过保护期的专利，而特许人强制被特许人接受其安排，则有妨碍竞争之虞。
三、对我国特许经营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立法建议
(一)立法原则及立法模式的选择
1．立法原则
在立法原则上，应确定其核心是平衡和处理好保护特许人的特许权和维护有效竞争之间的冲突，做到既充分保护特许权，发挥其鼓励创新和激励竞争的作用，又切实防范合法垄断权被不正当地滥用；既能充分地保护市场竞争，又能合理维系社会公共利益与特许权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具体有：(1)合理性原则，即特许经营合同中的限制性条款是为了维护和发展特许经营制度，确保特许经营效率所必要的；(2)竞争性原则，即特许经营中的限制性条款是为了加强整个特许经营体系的竞争实力，进一步促进和提高竞争机制，真正实现有效竞争；(3)消费者利益原则，即特许经营中的限制性条款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维护消费者利益，使消费者在庞大特许经营体系的任何一个环节中都能获得品质如一的商品。
2立法模式的选择
参考美国和欧盟对特许经营的反垄断法规制不同的立法模式，笔者以为，欧盟的立法模式更值得我们借鉴。欧盟在罗马条约第85条作了原则性规定外，还制定了专门适用于特许经营合同的~4087／88号法规，采取一般禁止与豁免程度、单独豁免与集体豁免相结合的体制，设立异议制度和豁免撤销制度，对特许经营合同中的各种限制性条款的反垄断法效力作了详尽的规定。这种制度体系，可以在保持一定灵活性的同时增强法律的确定性，使当事人、执法机关和法院能清楚地确知法律许可、禁止和豁免何种行为；此外，也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降低了法官枉法裁断、营私舞弊的几率，有利于维护司法公平和法律的权威。
(二)具体制度的建构
1、明确列举特许经营中被禁止的限制竞争行为
在特许经营容易存在特许人滥用权利的前提下，立法无疑应当把法律禁止的限制竞争行为作为重点，并尽可能地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参照欧盟立法，笔者认为特许经营中被禁止的限制竞争行为应主要包括：(1)特许人与被特许人双方本来是相关产品的竞争者，就竞争产品达成特许经营协议，这种协议无疑将极可能损害竞争的格局和消费者的利益；(2)特许人不允许被特许人从第三方购买同等质量的产品；(3)限定被特许人只能销售特许人的产品并拒绝指定由被特许人提议的其他企业作为制造商，这种阻碍并非出于为保护其知识产权，维护特许体系的同一性和声誉的正当理由；(4)禁止被特许人在合同期满后并在商业秘密公开的情况下使用该商业秘密；(5)限定被特许人不得对各项知识产权提出异议；(6)特许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反对被特许人以合理市场价格将加盟店转让给符合加盟条件并愿意继续经营的第三人；(7)其他违反合法原则的限制竞争行为。
2建立特许经营的豁免制度
篇7
随着军队改革与国家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军民融合非战争军事行动卫勤保障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内容形式由局限于国内的单一对内开展安保警戒、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维护主权等军事行动卫勤保障，逐步拓展为国内外并重，向外积极参与国际维和、海外救援及国际反恐行动。随着行动内容的拓展，非战争军事行动卫勤保障任务已成常态。1949年后，我国共发生6级以上地震200多次，其中7级以上37次，军队卫勤保障力量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自1990年以来，我军派出维和军事人员参与共计24项维和行动，累计3. 6万余人次，维和医疗队是我国军队参与维和行动的重要形式;同时，我军卫勤保障力量积极参与阿尔及利亚、伊朗巴姆、印度洋、巴基斯坦、印尼日惹等国际重大地震紧急医疗救援行动。行动的多样化常态化，要求加快相关法律体系的建设与更新，为更好地实施卫勤保障提供依据。
2 军民融合特征要求加强非战争军事行动卫勤保障系统性
融合性法律建设军事行动卫勤保障仅涉及军队主体，法律法规的系统性较好。我国现行的军事法律和法律规范共17件，军事行政法规60余件，军事法规200多件，军事规章3 000多件，形成一个以宪法为母法，《国防法》为龙头，条令条例为主体的较为完善的国家军事法律体系，为军事行动的有效开展提供法律保障。相较而言，非战争军事行动卫勤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伴随各类别行动样式的不断涌现而不断产生和修订，因涉及主体包括军队及地方，在法律体系建设上，存在军地法律的制定协调融合要求。宪法、国防法、国防动员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防震减灾法等法律中对于非战争军事行动卫勤保障的部分虽有规定但涵盖面较少，军地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卫勤保障的任务职责范围、行动种类、权利义务、行动规则等还需明确。
篇8
方法：将136例Ⅱ型糖尿病人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68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出院指导，干预组采用延续性护理，比较出院后1个月焦虑状态变化情况。
结果：干预组焦虑状况减轻优于对照组，两组护理后（SAS）评分有统计学差异P
结论：延续性护理可以很好的减轻糖尿病患者的焦虑状况，使其更好的在家中配合治疗，控制病情，改善医患关系，提高患者满意度。
关键词：延续性护理 Ⅱ型糖尿病 焦虑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3）10-0381-0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娱乐文化活动的丰富，糖尿病的发病率出现增长。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患病后须长期，综合，个体化治疗。这对患者经济，生活方式造成一定影响，使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焦虑情况。我科护士2011年对糖尿病病人进行延续性护理干预，其效果满意。现介绍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2010年1月～2011年7月在门诊发现血糖增高，于我科住院诊断为Ⅱ型糖尿病患者136列。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68例，干预组男38例，女30例，年龄40～55岁：对照组男40列，女28例，年龄38～53岁。两组患者均同意合作，并能正常联系，离院时血糖均正常，无其他并发症及靶器官损伤。两组病人在年龄，文化程度，病程，治疗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在院期间为两组病人建立详细准确的信息库，并专人负责管理保存，包括姓名，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地址，联系方式，离院时血糖情况，用药情况。离院时行出院指导，并采用刘国珍主编[1]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干预组的病人出院后第一周开始每周定时进行电话随访，第3、6、12个月后进行家庭随访并两组同期填写焦虑自评量表。
1.2.2 确定延续性护理小组：为保证护理质量参与护理干预人员应相对固定，应选择沟通能力及服务态度较好，从事糖尿病人临床护理工作3年以上，理论知识扎实的护理人员。并且在患者住院期间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为参与研究的患者所熟识，为干预做好基础。
1.2.3 延续性护理内容：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提出糖尿病现代治疗的5个要点（饮食控制，运动方法，血糖监测，药物治疗和糖尿病教育）中饮食和运动是基础，教育是基本[2]制定干预内容。①饮食指导：告知病人应少量多餐，同样的份量，分次吃完会比一次吃完的效果好；以淀粉类食物（米、面、地瓜、土豆、山药等）作为主食，宜多吃些蔬菜、瓜果，限量少吃糖、油脂、动物脂肪，根据需要适量进食奶及奶制品、肉类、禽蛋类及坚果类。一般来说，在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的55-60%，蛋白质占15-20%，脂肪占25%。②运动指导：要根据个人情况协助患者制定运动方案，包括运动的方式，运动的时间，运动的量，运动中要注意的事项。并且外出活动时最好结伴而行以免发生意外情况。③用药指导：糖尿病患者用药时间及用量要求较其他药物复杂，有的要求餐前服用有的则要求餐食或餐后服用，为了更好的服用药物，随访护士为患者在药盒上用大体字写明药的时间剂量。并为患者制定用药时间表粘贴于患者容易看见的地方。患者虽没有糖尿病并发症但是也许存在其他不相关疾病或新发疾病，我们随诊护士应告知患者应用另种药物时应注意该药物是否有糖尿病禁忌症，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患有糖尿病。④血糖监测：应指导已购买血糖检测仪的患者正确的使用仪器，以及检测的时间，并且仍要定期到医院抽血查血糖控制情况。⑤糖尿病知识宣教：我们宣讲的对象不仅仅是病人也包括病人的家属，因为家属可以从旁提醒协助用药、饮食等。随访护士不仅仅是口头宣讲，也向患者发放糖尿病相关资料，介绍相关书籍，网上视频等。指导患者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戒酒，注意休息，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2.4 数据处理。
2 结果
离院时、护理干预第3、6个月焦虑自评量表评分对比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无缝隙护理第12个月后焦虑自评量表评分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体会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许多患者感到无所适从，从而出现了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3-6]。延续性护理是指专门的医务人员在患者出院后给予其延续性，延伸性护理服务[7]正好是满足了患者的需要。延续性护理主要从健康教育方面给予指导，这与国际糖尿病联盟提出糖尿病现代治疗教育是基本的理论相同。这可以是患者更多更好更快的了解糖尿病，不畏惧疾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减轻焦虑情绪。并且一定的护理干预可督促病人更好的用药、运动。控制饮食、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最终理想控制血糖。再之延续性护理加大了患者与医院的沟通，起到了改善医患关系，提高患者满意度的作用，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 刘国珍.护理心理学〔M〕.江西：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227
[2] 李小英.无缝隙护理院后追踪服务对糖尿病病人糖化血红蛋白的影响[J]护理研究，2010；24（6c）：1641-2
[3] 梁春光，刘涛，张会君，等..新诊断Ⅱ型糖尿病患者心理状态的变化[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3；33：2109-11
[4] 李梅香，郑华，马振武.Ⅱ型糖尿病患者心理状态调查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6；14（4）：401-2
[5] 卢莉，薛云珍，侯玉英，等.糖尿病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8；16（8）：942-4
篇9
[关键词]顾客契合行为；顾客价值；社区认同；旅游虚拟社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8-0061-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08.011
引言
21世纪以来，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环境瞬息万变，企业的营销方式不断与时俱进，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通讯技术手段的发展更是改变了交易双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感。随着以微博、人人网为代表的一系列网络虚拟社区的出现，顾客与企业的联系不再局限于交易行为，口碑推荐、在线评论等非交易也越来越多。顾客的这些非交易被概括为“顾客契合行为”（customer engagement behavior），其作为一个较新的概念成为营销学界研究的热点课题，在营销实践中也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不少企业已经开始关注顾客契合行为，并且践行顾客契合营销策略[1-4]。
旅游业作为服务行业的支柱产业，也加快了电子商务的进程，无论是传统实体旅游企业还是互联网旅游企业都开始建立或者利用第三方平台搭建虚拟顾客社区社交平台，加强企业与顾客、顾客与顾客之间的交流，以此吸引并留住顾客。如搜狐、新浪、网易等门户旅游网站论坛，携程、绿野论坛、磨坊网等第三方旅游社区平台。旅游者在社区中分享旅游信息及经历，并与他人互动交流。旅游虚拟社区已成为旅游企业进行顾客关系管理、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种新的途径。然而，我国许多旅游企业管理人员不了解社区成员行为的内在本质，不了解社区成员的这类行为模式及内在影响机制，因此也就没有办法采取针对性策略，激励顾客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本文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将顾客契合行为划分为顾客推荐行为、顾客影响行为和顾客知识行为三类，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构建模型，探讨旅游虚拟社区成员感知价值对其契合行为的影响。本研究丰富了顾客契合理论的研究，同时对旅游企业管理人员从多角度来理解和认识顾客契合的形成机制，提高顾客的契合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1 文献综述
1.1 顾客契合
管理学界对契合（engagement）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Kahn第一次将其引入到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研究之中，提出了员工敬业度（employee engagement）这一概念[5]。由此，拉开了学术界研究“契合”的热潮，心理学、营销学、广告学等领域的学者都开始探讨“契合”的相关问题。
其中，营销学界对顾客契合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关系营销理论的发展。传统关系营销主要重视顾客消费过程中的心理状态、行为的变化，然而，除了交易行为可为企业带来直接利益外，顾客还能通过多种方式为企业创造价值，口碑、推荐、写博客或产品评论等行为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品牌和企业价值[6]。因此企业需要考虑顾客交易行为之外的行为，顾客契合行为是顾客的交易外的、与企业或品牌有关的行为。将顾客契合融入到关系营销的理念中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建立、保持、发展企业与现有顾客或者潜在顾客的关系[7]。二是价值共创理念的出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顾客不再是产品和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角色[3]。顾客既可以通过网络与企业共同创造价值，成为企业的合作者，也可以利用自己拥有的更多选择权和谈判权成为企业的隐形竞争者。Vargo和Lusch提出了服务主导逻辑（service dominant logic），指出顾客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动态性和交互性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需要通过改变他们的价值观、战略、组织结构、系统、文化等方式来积极响应顾客或者潜在顾客的需求，并将价值传递给顾客[7]。为了更好地理解互动体验、价值共创环境下的顾客关系，企业需要一个能够较好反映顾客在新型服务关系的情感、认知或者行为状态的概念[8]，而Brodie等正是基于S-D逻辑的基础主张，提出了顾客契合的基础主张[9]。
Brodie等认为，顾客契合是顾客在与具体服务关系中其他利益相关者互动、共创顾客体验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不同情境下产生的顾客契合的程度不同。顾客契合是共创价值的服务关系中的一个动态的、循环的过程。顾客契合在服务关系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他关系变量是循环的顾客契合过程的前置或后置变量。顾客契合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3个维度，在不同情境下，顾客与不同利益相关者契合的具体表现不同。Brodie等的观点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同[10-12]。
在概念探讨的基础上，有学者对顾客契合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顾客契合的对象、方式、行为等。顾客契合的对象可以是企业、品牌、其他顾客、产品等[9， 13]。顾客契合的方式可以分为在线契合和线下契合[14]。在行为维度的探讨上，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顾客契合只包含顾客的非交易[1]；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顾客契合不仅包含顾客的非交易，还包含顾客的交易行为[14]。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顾客契合是顾客出于某种动机而与企业互动、共同创造体验价值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及相应的非交易，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
1.2 顾客契合行为
由于顾客契合行为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非交易[1，10，15]，且旅游虚拟社区是一种价值共创的环境，其中购买交易类行为较少，故本文将顾客契合行为分为顾客推荐行为、顾客影响行为、顾客知识行为三类。
一是顾客推荐行为。如今，顾客不再仅计较经济利益的得失，转而更加注重情感、社交、心理等方面利益的获取，为了获取自己所需求的利益而变得更加积极主动。网络口碑推荐行为是顾客契合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网络口碑推荐利用互联网低成本、双向沟通、传播面广、匿名性、超越时空等特点[17-18]，克服了传统口碑推荐传播渠道，局限在个人关系网中以及容易随着时间和距离的增长而迅速消失的缺陷[19-20]，使得原有口碑推荐的影响范围和规模得以成倍扩大[21]。
二是顾客影响行为。顾客影响行为指的是顾客的某些行为（如信息传递、交流互动、帮助他人等）会对现有或潜在的顾客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使潜在顾客成为企业的现有顾客，或者影响现有顾客对产品或服务的持续使用，或者影响其他顾客的消费量[22-23]。顾客影响行为强调的是顾客与顾客间的互动对其他顾客产生的潜在的积极影响。在顾客社区中，顾客通过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影响其他顾客的行为，故在本文中，社区参与反映顾客影响行为。
三是顾客知识行为。顾客知识并不局限于顾客关于新产品或服务的创新和改进的观点，知识可以分为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怎么办的知识（know-how），是谁的知识（know-who）四类；知识传递的目标对象也不局限于企业，积极主动的顾客越来越重视自我情感与娱乐的需求，顾客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顾客知识可以在顾客之间进行传递、共享，顾客既可以是信息知识的来源，也可以是合作创造者[24]。本文认为顾客知识行为更多的是一种顾客知识共享的行为，并不局限于反馈知识，是顾客为满足自我需求而将自己掌握的知识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分享给其他顾客或企业的行为。
2 研究模型与假设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社区的形成是建立在个体之间交换行为的基础上的，而交换行为的发生又是基于交换一方拥有的资源对交换另一方产生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产生于一种个体的认知，即认为对方拥有的资源可以满足自我的需求，引起个体积极交换行为的产生，并形成一种社群内的共同价 值观。
顾客参与虚拟社区，在获得自己期望的价值的同时会形成对社区的认同感，进而作为交换，会向他人推荐社区，会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会愿意在社区中积极分享自己拥有的信息和知识。基于此，本文提出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
顾客参与社区是为了获得某些方面的利益，换句话说，利益驱动顾客参与社区。本文借鉴消费价值概念，探讨顾客感知价值对顾客参与社区行为的影响。由于顾客参与社区行为是与消费无关的交易外行为，是顾客主动的、自愿的行为，顾客在参与社区之前已经考虑了自己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等代价，本文不考虑顾客参与社区付出的代价。
许多学者认为消费价值是一个多维概念[25-27]。Wang和Fesenmaier在对旅游虚拟社区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成员参与虚拟社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包括功能需求（便利有效的获取信息），社会需求（与他人进行交流，获取他人的信任，与他人形成亲密的关系），享乐需求（获取高兴、快乐、愉悦等感觉），心理需求（实现自我表达，并形成一种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4类[28]。周志民以品牌社区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社区成员能够获取4类价值：服务价值――便利地获取信息及附加服务的价值；财务价值――以优惠或低价的方式获取产品或服务；社交价值――成员在与其他社区成员互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归属感；形象价值――成员的社区地位和声誉能够给其带来的尊重感[29]。Sicilia和Palazón的研究也发现虚拟社区可以为成员提供功能价值（如获取信息资源、建议、专业知识等）、社交价值（如获取友情、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实现自己的社会地位、满足自尊等）、娱乐价值（与他人的交流互动中实现获得快乐、放松自我的目的，可能达到一种入迷的状态），并认为虚拟社区营销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社区为成员提供的价值多少[30]。可见，尽管不同学者对虚拟社区成员感知价值进行划分的标准不尽一致，但大致可以分为功能价值、社交价值和娱乐价值三类。
社区认同是指社区用户从互动体验中感受到自身符合群体特征的程度[31]，包括认知、情感和评价三个维度：认知维度是指个体对自己属于某一社会群体的心理感知――自我分类；评价维度是指社会群体赋予个体身份的价值意义――群体自尊感；情感维度是指个体对社区群体的投入感情的程度――情感承诺[32-33]。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社区的形成是建立在个体之间交换行为的基础上的，而交换行为的发生又是基于交换一方拥有的资源对交换另一方产生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产生于一种个体的认知，即认为对方拥有的资源可以满足自我的需求，引起个体积极交换行为的产生，并形成一种社群内的共同价值观。应用到旅游虚拟社区中，用户感知到虚拟社区可以满足自己功能、社交或享乐方面的需求，用户感知的价值越高，则社区用户进行的交互行为就越频繁，也就构成了社区用户之间 基本的互动交流。社区用户之间的互动行为会 让用户感知到社区拥有强大的吸引力，促使用户产生对社区的归属感等情感联系，把自己看成是该 虚拟社区用户中的一份子，进而形成社区内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即社区认同[34-35]。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旅游虚拟社区中成员感知的价值正向影响社区认同
H1a：旅游虚拟社区中成员感知的功能性价值正向影响社区认同
H1b：旅游虚拟社区中成员感知的社交性价值正向影响社区认同
H1c：旅游虚拟社区中成员感知的享乐性价值正向影响社区认同
Tajfel认为对属于某群体的意识会强烈地影响着个体在该群体中的行为，而社区认同感是用户对社区群体的一种自我认知意识，也就意味着社区认同感会对用户的契合行为（知识共享行为、网络口碑推荐行为、社区参与行为）产生强烈的影响[36]。Chu和Kim以社交网络（SNSs）为研究对象，发现用户感知的社会关系因素（社区粘合度、一致性、信任感等）会对用户网络口碑推荐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而这里的社会关系因素与本文研究的社区认同感的三个维度（认知、情感、评价）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37]。Algesheimer等在品牌社区的研究中发现，用户对社区的认同感会对用户推荐行为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38]。楼天阳和陆雄文将社区认同视为用户与社区之间建立心理连接的关键心理动机，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用户的社区认同感会对用户社区参与行为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39]。周涛和鲁耀斌在研究用户参与移动社区的动机时，实证得出用户社区认同是用户整合、交换知识的内在动机，而用户整合、交换知识的行为也就是本文中提出的知识共享行为[40]。Huang等在用户社区认同感与社区契合的关系研究中得出，用户的社区认同感会对用户的社区契合行为（知识创造行为、知识共享行为、信息搜寻行为）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41]。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旅游虚拟社区中成员的社区认同感正向影响成员的契合行为
H2a：旅游虚拟社区中成员的社区认同感越高，其口碑推荐意愿越强
H2b：旅游虚拟社区中成员的社区认同感越高，其社区参与意愿越强
H2c：旅游虚拟社区中成员的社区认同感越高，其知识共享意愿越强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量表
本研究中各个变量的操作定义及其量表来源如表1所示，所有变量的计量都来源于文献中已有的量表。调研问卷中所有问题的计量都采用Likert 7点量表。
3.2 抽样设计及数据收集
本文以旅游虚拟社区――“到到网”作为调研抽样总体。笔者以方便抽样的方式通过专业问卷调查平台“问卷星”对“到到网”的成员进行了网络问卷的调查，共收回问卷370份。为提高样本的真实性和代表性，笔者根据调研对象回答时间的长短、问卷数据是否完整以及是否符合常规逻辑等标准，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筛选，删除了一些回答时间短、重复答案过多的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14份。其中，女性成员215名，占68.5%；21～40岁的成员301名，占95.9%，这与虚拟社区年轻人居多的基本特征相符合；社区网龄1～6年的成员有287名，占91.4%，表明接受调查的成员对该社区比较熟悉，回收的数据较为真实。
4 数据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使用SPSS19.0软件，对各个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成员感知的3类价值中，功能性价值各计量项目的均值在4.55～5.99，社交性价值各计量项目的均值在4.67～5.64，享乐性价值各计量项目的均值在5.44～5.87，说明顾客参与顾客社区获得的享乐性价值最大；社区认同各计量项目的均值在4.95～5.30，说明顾客对社区的认同度较高；在顾客契合的3类行为中，知识共享意愿各计量项目的均值在5.77～6.04，社区参与意愿各计量项目的均值在5.26～5.78，口碑推荐意愿各计量项目的均值在5.64～6.00，说明社区中的顾客分享意愿比较 突出。
4.2 数据质量分析
4.2.1 数据可靠性检验
可靠性是指用同一计量指标重复计量某个变量时，得到相同结果的程度，换句话说，就是计量题项之间相互关联的程度。本研究采用Cronbach的一致性系数（α系数）及复合可靠性（Composite Reliability）来检验数据的可靠性。由表2可知，各变量可靠性α系数在0.70～0.89，大于0.7；复合可靠性系数在0.71～0.90，大于0.5；各隐变量解释的方差（AVE）在0.56～0.81，大于0.5，说明数据比较可靠[48-50]。
4.2.2 数据有效性检验
有效性指研究中采用的计量方法能够准确计量出其所需计量的某个变量的程度。简单来说，就是计量工具（量表）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文将对数据的内容有效性、会聚有效性和鉴别有效性进行检测。
本研究中所有变量的计量采用的都是文献中已有的量表，这些量表在其对应的研究中都有较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也表明，各计量尺度的均值在4.55以上，说明数据有较好的内容有效性。
Anderson和Gerbing认为，在检验结构方程模型之前应首先评估计量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51]。我们把每个概念的计量尺度划分为两组子尺度，再以各组子尺度的平均数作为相应概念的计量指标，使用LISREL 8.72软件中的极大似然估计程序，以协方差矩阵为输入矩阵，对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确认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虽然p值0.016显著，但规范拟合指数（NFI）、不规范拟合指数（NNFI）、比较拟合指数（CFI）、增量拟合指数（IFI）、拟合优度指数（GFI）、调整后拟合优度指数（AGFI）、相对似合优度指数（RFI）分别为0.97、0.97、1.00、1.00、0.97、0.94、0.98，标准均方根残差（SRMR）为0.023，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为0.026，卡方值（χ2）为68.21（56个自由度），卡方值与自由度之比为1.22，表明计量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很高。所有指标在各自计量的概念上的因子载荷都高度显著（各计量指标的因子载荷在0.65～0.92，t值在11.68～19.88），说明数据有很好的会聚有效性[49]。各隐变量解释的方差（AVE）都大于该隐变量与其他隐变量解释的共同方差（Φ2）（表3），表明数据有较高的判别有效性[49]。
4.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使用LISREL 8.72软件中极大似然估计程序，以协方差矩阵为输入矩阵，对概念模型进行检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数据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χ2=151.78，df =65，RMSEA=0.065，NFI=0.98，NNFI=0.98，CFI=0.99，IFI=0.99，RFI=0.97，RMR=0.052，GFI=0.94，AGFI=0.90。各个待估计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见表4。
4.4 二阶因子分析
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将虚拟社区中的顾客感知的价值划分为功能性价值、社交性价值和享乐性价值3类，把顾客契合行为意愿划分为社区共享意愿、社区参与意愿和口碑推荐意愿3类。为检验这种划分的合理性，笔者使用LISREL 8.72软件分别对功能性价值、社交性价值和享乐性价值，知识共享、社区参与和口碑推荐进行二阶因子分析，分析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功能性价值、社交性价值和享乐性价值在同一个二阶因子上的负载都大于0.75，且高度显著，模型拟合程度也较高，说明功能性价值、社交性价值和享乐性价值都是旅游虚拟社区顾客感知价值的3个子因子。知识共享、社区参与和口碑推荐在同一个二阶因子上的负载都大于0.84，且高度显著，模型拟合程度也较高，说明知识共享、社区参与和口碑推荐都是旅游虚拟社区顾客契合行为的3个子因子。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旅游虚拟社区成员的利益动机出发，探讨成员契合行为的内在机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成员“感知-认同-契合行为”的研究模型，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旅游虚拟社区成员感知的价值包括功能性价值、社交性价值和享乐性价值，且这3类价值都对社区认同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二阶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功能性价值、社交性价值和享乐性价值都是同一个高阶因子的子因子，说明在旅游虚拟社区情境下，顾客感知的价值也包括功能性价值、社交性价值和享乐性价值，进一步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此外，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3类价值都对顾客对社区的认同有显著的直接影响，支持假设H1，且社交性价值对社区认同的影响最大（影响系数为0.40），功能性价值对社区认同的影响最小（影响系数为0.29）。
（2）旅游虚拟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直接影响其社区参与、知识共享和口碑推荐，支持假设H2， 且社区认同对成员社区参与的影响最大（影响系数为0.72），对成员口碑推荐的影响最小（影响系数为0.30）。
（3）旅游虚拟社区成员契合行为包括社区参与、知识共享、口碑推荐3类行为。本文的二阶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参与、知识共享和口碑推荐是同一个高阶因子的3个子因子，说明在旅游虚拟社区情境下，顾客契合行为包括社区参与、知识共享和口碑推荐3类行为，为Kumar等的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14]。此外，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成员参与对成员推荐和知识共享行为都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知识共享行为也对成员推荐行为有显著的直接影响[14]。可见，虽然社区成员参与、知识共享和口碑推荐都是成员与社区契合的3种方式，但是参与社区活动是成员进行知识共享和进行口碑推荐的前提。社区成员参与的社区活动越多，越是愿意与其他成员分享知识，也越是愿意向其他成员推荐。
5.2 管理启示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笔者提出以下几点管理 启示：
（1）旅游虚拟社区应注重成员的利益诉求，以吸引新成员，留住老成员。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社区成员感知的功能性价值、社交性价值和享乐性价值都正向影响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且社交性价值对社区认同的影响最大，说明社区成员加入社区并不仅仅是因为社区能够为其提供完善的旅游信息资源，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参与社区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扩大社交网络，希望通过参与社区实现娱乐放松的目的。因此，企业应积极了解和关注社区成员各式各样的利益诉求，通过模块化社区的建设，针对性地满足成员的各种利益需求，提高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建立起完备的成员资源，为社区的发展打下坚实的成员基础。
（2）旅游虚拟社区应重视社区成员的潜在价值，最大限度地挖掘社区成员的价值。Kumar等指出，顾客契合价值除了顾客终身价值外，还包含顾客的推荐价值、影响价值和知识价值[14]。顾客社区是企业发挥推荐、影响作用，与成员、企业共享知识的重要平台。因此，社区应经常举办一些精神或物质奖励活动，提高成员参与的积极性，激发成员高层次契合行为的产生，让成员在无意之间扮演企业员工的角色，提高社区成员的活性并推销社区，激发社区与成员之间价值共创的出现，以适应新时代虚拟社区的发展，提高企业社区的竞争力。
（3）旅游虚拟社区应挖掘成员生命周期与客户关系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成员契合与成员生命周期可能存在时间上的顺联关系，社区企业应建立完备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基于成员在社区中的行为数据，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制定个性化的激励措施，提高成员的契合程度，挖掘成员的契合价值。
5.3 研究局限性及今后研究方向
本文探讨旅游虚拟社区中价值-认同-契合行为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性。
（1）本文只对一个旅游虚拟社区的成员进行了调研，研究结果的外部有效性还有待今后做进一步的检验。
（2）顾客契合的影响因素很多，而本文只考虑了顾客感知价值和社区认同对顾客契合行为的影响，今后应进一步探讨企业层面、个人层面的其他因素对顾客契合的影响。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Van Doorn J， Lemon K N， Mittal V， et al. Customer engagement behavio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2010， 13（3）： 253-266.
[2] Verhoef P C， Reinartz W J， Krafft M. Customer engagement as a new perspective in customer management[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2010， 13（3）： 247-252.
[3] Vivek S D， Beatty S E， Morgan R M. Customer engagement： Explor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s beyond purchase[J]. The Journal of Mark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12， 20（2）： 122-146.
[4] Gambetti R C， Graffigna G. The concept of engag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ket Research， 2010， 52（6）： 801-826.
[5] Kahn W A.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of personal engagement and disengagement at work[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0， 33（4）： 692-724.
[6] Bijmolt T H A， Leeflang P S H， Block F， et al. Analytics for customer engagement[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2010， 13（3）： 341-356.
[7] Vargo S L， Lusch R F. Evolving to a new dominant logic for marketing[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4， 68（1）： 1-17.
[8] Patterson P， Yu T， De Ruyter K. Understanding Customer Engagement in Services[C]. Advancing theory， maintaining relevance， proceedings of ANZMAC 2006 conference， Brisbane， 2006： 4-6.
[9] Brodie R J， Hollebeek L D， Juric B， et al. Customer engagement： Conceptual domain，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2011： 1094670511411703.
[10] Han Xiaoyun， Yu Cezheng. Customer engagement： Psychological antecedents and its effect on customer loyalty[J]. Journal of Marketing Science， 2013， 9（2）： 99-110. [韩小芸， 余策政. 顾客契合： 个人心理影响因素及对顾客忠诚感的影响. 营销科学学报， 2013， 9（2）： 99-110. ]
[11] Han Xiaoyun， Yuan J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capital， customer engagement and brand equity in hotel[J]. China Management Studies， 2013， 8（3）： 101-118. [韩小芸， 袁静. 酒店社会资本， 顾客契合及品牌资产关系研究[J]. 中大管理研究， 2013， 8（3）： 101-118. ]
[12] Wei W， Miao L， Huang Z J. Customer engagement behaviors and hotel respons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3， 33： 316-330.
[13] Vivek S D. A Scale of Consumer Engagement[D].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Tuscaloosa， 2009.
[14] Kumar V， Aksoy L， Donkers B， et al. Undervalued or overvalued customers： Capturing total customer engagement value[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2010， 13（3）： 297-310.
[15] Jaakkola E， Alexander M. The role of customer engagement behavior in value co-creation： A service system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2014： 1094670514529187.
[16] Chauhan K， Pillai A. Role of content strategy in social media brand communities： A cas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in India[J]. Journal of Product & Brand Management， 2013， 22（1）： 40-51.
[17] Bi Jidong， Hu Zhengming.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and outlook of Internet word of mouth marketing[J]. Journal of Jiangsu Commercial Forum， 2009， （12）： 61-63. [毕继东， 胡正明. 网络口碑营销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J]. 江苏商论， 2009， （12）： 61-63. ]
[18] Hennig-Thurau T， Gwinner K P， Walsh G， et al. Electronic word-of-mouth via consumer-opinion platforms： What motivates consumers to articulate themselves on the Internet？[J].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2004， 18（1）： 38-52.
[19] Ellison G， Fudenberg D.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learning[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1）： 93-125.
[20] Bhatnagar A， Ghose S. Online information search termination patterns across product categories and consumer demographics[J]. Journal of Retailing， 2004， 80（3）： 221-228.
[21] Vilpponen A， Winter S， Sundqvist S. Electronic word-of-mouth in online environments： Exploring referral networks structure and adoption behavior[J]. Journal of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2006， 6（2）： 8-77.
[22] Kumar V， Aksoy L， Donkers B， et al. Undervalued or overvalued customers： Capturing total customer engagement value[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2010， 13（3）： 297-310.
[23] Kaltcheva V D， Patino A， Laric M V， et al. Customers' relational models as determinants of customer engagement value[J]. Journal of Product & Brand Management， 2014， 23（1）： 55-61.
[24] Fang E. Customer participation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new product innovativeness and speed to market[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8， 72（4）： 90-104.
[25] Lee C K， Yoon Y S， Lee S K.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rceived value， satisfac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The case of the Korean DMZ[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1）： 204-214.
[26] Diep V C S， Sweeney J C. Shopping trip value： Do stores and products matter？[J].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2008， 15（5）： 399-409.
[27] Gallarza M G， Gil\Saura I， Holbrook M B. The value of value： Further excursions on the meaning and role of customer value[J].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2011， 10（4）： 179-191.
[28] Wang Y， Fesenmaier D R. Towards understanding members’ general participation in and active contribution to an online travel communit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4， 25（6）： 709-722.
[29] Zhou Zhimin. The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model of forming mechanism of brand community[J]. Business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2006， （11）： 74-79. [周志民. 品牌社群形成机理模型初探[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6， （11）： 74-79. ]
[30] Sicilia M， Palazón M. Brand communities on the internet： A case study of Coca-Cola's Spanish virtual community[J].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8， 13（3）： 255-270.
[31] Gupta S， Kim H W. Virtual Community： Concepts，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C]. New York：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America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2004： 2679-2687.
[32] Ellemers N， Kortekaas P， Ouwerkerk J W. Self\categorization， commitment to the group and group self\esteem as related but distinct aspects of social identity[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9， 29（2-3）： 371-389.
[33] Bagozzi R P， Dholakia U M. Intentional social action in virtual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2002， 16（2）： 2-21.
[34] Dutton J E， Dukerich J M， Harquail C V. Organizational images and member identific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4， 39（2）： 239-263.
[35] Okleshen C， Grossbart S. Usenet groups， virtual community and consumer behaviors[J].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998， 25（1）： 276-282.
[36] Tajfel H 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33-47.
[37] Chu S C， Kim Y. Determinants of consumer engagement in electronic word-of-mouth （eWOM）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11， 30（1）： 47-75.
[38] Algesheimer R， Dholakia U M， Herrmann A.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brand community： Evidence from European car clubs[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5， 69（3）： 19-34.
[39] Lou Tianyang， Lu Xiongwen. A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onnected mechanism model between members in virtual commun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and bonding[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11， 14（2）： 14-25. [楼天阳， 陆雄文. 虚拟社区与成员心理联结机制的实证研究： 基于认同与纽带视角 [J]. 南开管理评论， 2011， 14（2）： 14-25. ]
[40] Zhou Tao， Lu Yaobin. Explaining mobile community user participation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2008， 21（3）： 43-50. [周涛， 鲁耀斌.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多动社区用户参与行为研究[J]. 管理科学， 2008， 21（3）： 43-50. ]
[41] Huang R， Kim H J， Kim J. Social capital in QQ China： Impacts on virtual engagement of information seeking， interaction sharing， knowledge creating， and purchasing intention[J].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3， 29（3-4）： 292-316.
[42] Dholakia U M， Bagozzi R P， Pearo L K. A social influence model of consumer participation in network-and small-group-based virtual commun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2004， 21（3）： 241-263.
[43] Mathwick C. Building Loyalty by Sponsoring Virtual Peer-to-peer Problem Solving （P3） Communities[C].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2006： 211-222.
[44] Gummerus J， Liljander V， Weman E， et al. Customer engagement in a Facebook brand community[J]. Management Research Review， 2012， 35（9）： 857-877.
[45] Hennig-Thurau T. Customer orientation of service employees： Its impact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commitment， and reten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2004， 15（5）： 460-478.
[46] Wathne K， Roos J， von Krogh G. Towards a theory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a cooperative context[A]// von Krogh G， Roos J. Managing Knowledge： Perspectives o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55-81.
[47] Yang Yan.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 Virtual Community[D].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2005. [杨艳. 虚拟社区中的知识交流和共享行为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5. ]
[48] Bagozzi R P， Yi Y， Nassen K D. Representation of measurement error in marketing variables： Review of approaches and extension to three-facet design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9（1）： 393-421.
[49] Fornell C， Larcker D 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Algebra and statistic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3）： 382-388.
篇10
关键词：机关管理程序；工作效率；工作质量；规范程序；质量提升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章编号：1009-2374（2016）31-0165-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6.31.080
机关管理程序概念具备十分丰富的内涵，其本质在于用以规范机关单位日常工作流程，维护机关单位正常运行的稳定性，因此机关管理程序的规范和完善有助于提升单位整体的工作效率，促使机关办公向现代化和科学化的方向高效发展。
1 机关管理程序的相关概念
英国著名经济学者师Lesley Jefferson曾在《企业行政管理》一书中指出“程序即企业管理的方法及相应模式”。基于此，从广义角度说，机关管理程序包括机关管理的战略方针、制度机制、运行规则、执行标准、工作模式及相关方法等多方面内容。从狭义角度说，机关管理程序则是指在机关日常工作中以文字记录为基本形式的相应工作程序规范。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信息化科学技术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的应用范围也愈加广泛。现代化的机关单位工作也开始应用信息化手段，大大提高了单位内部信息交流和沟通的效率，同时还能通过信息平台的应用提升机关工作的效率。首先，机关单位的办公手段因计算机、复印打印机、传真机以及信息网络的广泛应用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其次，机关单位的办公形式因现代化办公设备的高效应用而呈现泛在化的特点，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办公室环境，也不再局限于日常办公的八小时之内；最后，机关单位的办公氛围因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而呈现合作性的特点，团队意识在现代化办公系统中愈加凸显，个人作用不再起到主导性作用，团队性质的合作办公能更加提升机关单位的工作效率。基于以上机关单位工作的现代化特色，机关管理程序的规范性也显得愈加重要，其不仅能够促使多样化办公模式的顺利推进，帮助规范机关单位的相应工作程序，同时还能在坚持公平性原则的基础上极大提升机关单位的工作效率，保障机关单位的工作质量。
2 机关管理程序的规范性有助于提升单位工作效率
2.1 机关管理程序规范化有助于规范工作流程
随着现代化社会进程的不断推进，信息技术应用范围愈加广泛，机关单位工作也向着现代化方向不断优化和发展。现代化机关工作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纸质办公和办公室环境办公，无论是工作媒介或是工作环境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办公程序向着信息化方向发展，在进行工作内容沟通的时候往往应用更多现代化交流的信息平台实现快速交流目的。这样的现代化机制有利于实现工作人员自我效能的提升，但也容易造成团体工作的整体推进存在不一致特性。只有促进机关管理程序的规范化，才能更好地完善办公工作程序，保证个体工作人员能够遵循统一的工作标准，规范工作流程，更好地实现机关单位的阶段性工作目标。尽管在现代化办公环境下，个体工作人员的效率呈现不一致的特点，但在规范的机关管理程序指导下，依然能实现统一的工作目标。
2.2 机关程序规范化有助于强化效率公平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除了注重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平正义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对于机关单位也是如此，维护机关单位组织的公平正义对于单位的稳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在机关单位中战略推动层面、运行管理层面、绩效考核层面都需要注重效率和公平的重要性，只有建立规范的机关程序，应用统一的机关单位办公程序，在规范的机关单位运行机制指导下开展工作，促使个体和团队各司其职、各行其是，在职责范围内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机关单位的工作效率提升，同时也保障机关单位管理过程中的公平正义，维护机关内部的运行稳定性，强化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的忠诚度。
2.3 机关程序规范化有助于提升工作效能
机关单位工作范围广泛，涉及到的具体办公事项纷繁复杂，临时性和紧急性极强的工作事务出现频率很高。如果没有一定规划的机关单位运行程序作为工作指导，则很容易出现不分轻重缓急、工作方向极其混乱的情况。因此需要促使机关程序规范化发展，对工作环节的流转进行标准化设置，对于机关工作的轻重缓急进行相应规定，明确各项工作职能目标，这样能极大提高机关单位的工作效能，促使机关工作向统一化和科学化方向顺利发展。
2.4 机关程序规划化有助于构建机关文化
机关文化是通过机关单位日常性运行管理过程而体现出来的。构建严谨规范的机关管理程序，有助于促进机关单位工作的正常有序运行，同时还能通过增强机关办公效率而增强机关发展活力，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都能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文化，促进机关单位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还能通过严谨的工作风范来树立高效的机关形象，提升其社会影响力。
3 规范化机关管理程序构建的基本原则
3.1 需遵循法规性的严谨原则
机关管理程序的规范化构建需要从根本上遵循国家相应法律法规以及行业内普遍应用的运行机制，如果工作程序的建立与国家相应法规相悖，则会在机关单位工作过程中出现违法乱纪的严重问题。如果工作程序的建立与行业内普遍的运行机制相悖，则有可能造成机关单位工作的混乱，使机关管理工作无法适应机关发展的内在需求。例如综合办公室的管理程序需要遵循行业内普遍应用的运行机制，发挥机关单位管理的中枢性作用，在组织协调、信息沟通、服务接待、机关内部信息沟通等多方面职务工作中增强工作效率。再例如机关档案信息管理工作，其管理程序的构建需要遵循《档案法》相关法规以及档案管理细则，在档案归档、编码过程中进行规范操作，这样才能提高机关档案管理工作的利用效率，提升机关管理工作的质量。
3.2 需遵循规律性的效率原则
机关管理程序的规范化构建需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无论是在日常工作任务流传环节设置、财务管理相关程序、绩效考核目标规划以及机关单位战略推进等层面工作中，都需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构建科学的工作基础标准，以真正促进机关单位工作效率，避免在日常工作运行中造成人力、物力的不当浪费。
3.3 需遵循激励性的公正原则
机关管理程序的规范化构建需要遵循社会公平原则，这样才能促进机关单位运行的稳定性，避免出现因不公平程序而造成的混乱现象。在机关管理程序的制定过程中需要遵循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基本原则，同时在机关管理程序的运行和实施过程中同样需要以上原则，以保证机关单位管理工作的透明性和正义性。例如在机关单位绩效管理工作中，无论是涉及到激励机制还是惩罚机制等方面的管理程序设置，都需要遵循公正原则，保证选聘晋升等激励机制的透明性，同时针对惩罚机制也需要坚持公开原则。在机关管理程序构建和应用过程中，也需要相关监督部门进行监控，以保障其公平性。
4 规范化机关程序提升工作效率的应用策略
4.1 明确机关单位工作的程序规范
常言道，无规矩不成方圆。机关单位的正常运行需要相应规范的工作程序标准作为基础支撑。构建规范化机关管理程序，涉及到机关单位工作管理中各个环节的工作目标、工作模式以及工作方式，同时还会涉及到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各项政策法规等相关内容的辅助。机关单位工作的程序规范的制定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产业标准以及单位运行机制标准都是息息相关的。在机关单位工作运行的整个流程中，相关事项准备阶段、工作目标规划阶段、工作实施阶段以及工作成果评估阶段，其中会有多种工作责任流转环节。只有明确机关单位工作的程序规范，才能规定各个工作阶段的责任负责人，确定具体业务的实施团队及工作程序，在加强成员个性化能力发展的同时确保团队整体业务目标的统一化实现，从而提高机关单位整体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4.2 提升机关单位工作的效能建设
在现代化社会进程中，机关单位的职能也在不断发展。当前机关单位更加注重服务型职能方向的发展，在效能建设上注重成本节约和效率高效的有效结合。因此在机关管理程序的构建方面，需要健全机关单位的规章管理制度、健全机关单位的岗位责任制度、健全机关单位的行为规范制度、健全机关单位的效能监察制度，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目的，提升机关单位工作的整体效能，提高机关单位的工作质量。
5 结语
单位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提升是影响机关单位综合管理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机关管理程序的完善直接影响了机关单位工作流程的规范、机关单位效率公平的实现、工作效能的提升以及机关文化的构建。随着现代化办公的发展，机关管理工作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机关管理程序规范化方向入手，构建完善的工作流程及相关程序，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从而促进机关单位工作质量的优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玛依努尔・买地亚尔.机关文化建设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D].厦门大学，2013.
[2] 李明.新时期机关单位行政管理工作现状分析与前景 展望[A].学术视域下的2015全国两会热点解读――决 策论坛论文集（上）[C].中国武汉决策信息研究开 发中心，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2015.
[3] 鲁士新.提高机关工作效率的几点思考[J].东方企业 文化，2014，（5）.
[4] 赵耀.提高企业机关工作效率探析[J].新西部（理论 版），2014，（7）.
[5] 王克荣.“六点驱动”全力提高机关工作效率[N].盘 锦日报，2014-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