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稷败马十篇

东野稷败马篇1

[1] 《汉书·刘向传》。

[2]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两汉外戚之祸”。赵翼还指出：“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受祸，亦莫如两汉者。”据说西汉外家20余，只有4家得以保全。东京后族，也只有阴、郭、马3家保全，其余皆无不败者。“推原祸本，总由于柄用辅政，故权重而祸亦由之。”外戚专政，常常导致 “国家俱敝”。

[3] 《汉书·伍被传》：“王曰：‘夫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为汉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颜师古注：“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颖曰：‘食采于此，或言外家姓也。’师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岂以食地为号？文言外家姓，近为得之，亦犹汉之栗太子也。’”

[4] 《汉书·夏侯婴传》。

[5]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上》：“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族。汉高祖以宗女妻莫顿，其俗贵者皆从母姓，因改为刘氏。”

[6] 《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裴骃《集解》引《礼纬》说，周人姓姬，也是因为“祖以履大迹而生”。

[7]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东海恭王彊》。

[8] 《汉书·东方朔传》。

[9] 吴景超：《西汉寡妇再嫁之俗》，《清华周刊》第37卷第9、10期合刊。

[10] 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302页，第9页。

[11] 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卞恩才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58页。

[12] 汉代已经有“覆水难收”的说法，但未见用于形容夫妻离异。如《后汉书·何进传》：“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

[13] 《后汉书·方术列传上·樊英》。

[14] 《白虎通·三纲六纪》。

[15] 《说文解字》卷十二下。

[16] 《后汉书·梁鸿传》举案齐眉故事。

[17] 《后汉书·宋弘传》湖阳公主论宋弘事。

东野稷败马篇2

大将军袁绍闻而辟之。时士卒横暴，掘发丘陇。琰谏曰：“昔孙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虽汤武不能以战胜。’今道路暴骨，民未见德，宜敕郡县掩骼埋胔，示憎怛之爱，追文王之仁。”绍以为骑都尉。后绍治兵黎阳，次于延津，琰复谏曰：“天子在许，民望助顺，不如守境述职，以宁区宇”。绍不听，遂败于官渡。

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谓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对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太祖改容谢之。于时宾客皆伏失色。

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于邺。世子仍出田猎，变易服乘，志在驱逐。琰书谏曰：“盖闻盘于游田，《书》之所戒，鲁隐观鱼，《春秋》讥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经之明义。今邦国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亲御戎马，上下劳惨，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经国之高略。而猥袭虞旅之贱服，忽驰骛而陵险，志雉兔之小娱，忘社稷之为重，斯诚有识所以恻心也。唯世子燔翳①捐褶，以塞众望，不令老臣获罪于天”。

太祖为丞相，琰复为东西曹掾属征事。初授东曹时，教曰：“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往践厥职。”魏国初建，拜尚书。时未立太子，临菑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唯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②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贵其公亮，喟然叹息，迁中尉。

琰尝荐巨鹿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礼辟之。后太祖为魏王，训发表称赞功伐，褒述盛德。时人或笑训希世浮伪，谓琰为失所举。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有白琰此书傲世怨谤者，太祖怒曰：“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太祖令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遂赐琰死。

（《三国志·魏书·崔琰传》）

注：①翳，华盖。褶：骑服。②五官将，指五官中郎将，曹丕时任此职。

4.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领冀州牧 领：兼任

B.太祖改容谢之 谢：道歉

C.太祖贵其公亮 亮：光明

D.时人或笑训希世浮伪 希：迎合

5.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冀方蒸庶暴骨原野 蒸庶：百姓

B.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 明公：您

C.而猥袭虞旅之贱服 袭：沿用

D.壮士尚称而厉 称：名声

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崔琰宅心仁厚，关心百姓，敢于直谏，多次给上级提出合理的建议，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B.崔琰引经据典，劝说曹丕不要沉溺于个人享乐，而应该以社稷为重，认真思考治理国家的方略。

C.曹操对崔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能够坚守个人操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

D.崔琰个性刚直，不屈服于权势，虽然受到惩处，仍然刚直不阿，最终因此而丢了性命。

7.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世子仍出田猎，变易服乘，志在驱逐。（3分）

（2）今邦国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4分）

（3）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众望，不令老臣获罪于天。（3分)

8.用“/”给下文断句。（3分）（限划6处）

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

参考答案

4. C（应为“诚实”之意。）

5. C（应为“穿”之意。）

6. A（ “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错，原文有“绍不听，遂败于官渡”。）

7.（1）翻译：世子（曹丕）频繁外出打猎，（经常）变换衣服和车辆，一心扑在追逐猎物上。（重点词：仍、驱逐，一词1分，大意1分）

（2）翻译：现在国家贫困，（圣主的）恩惠没有遍及（全国百姓），男男女女踮起脚跟（盼望），他们所思念盼望的就是您的大德。（重点词：殄瘁、洽、企，一词1分，大意1分）

（3）翻译： 希望世子您烧毁猎具车辆，丢掉骑服，来堵住大家的埋怨，不要让我从老天爷那时获罪。 （重点词：捐、望，一词1分，大意1分）

8.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对2处1分，错一个扣1分）

参考译文

崔琰字季圭，清河郡东武城县人，幼年质朴木讷，喜爱剑术、武艺。自从离家之后，四年才回到故乡，以弹琴读书作为消遣。

曹操击败袁绍后，兼任为冀州牧，征召崔琰担任别驾从事，得意地对崔琰说：“昨天统计户籍，冀州有三十万人，所以这倒是个大州啊！”崔琰回答说：“目 前天下分崩，九州离析，袁谭、袁尚兄弟相互征战，冀州百姓暴骨荒野。还没听说王师的仁声先到，来慰问百姓的生活状况，解除人民的苦难，却先看到了统计武器 人口，这难道是冀州百姓对您的期望吗!”曹操立刻改变得意之色，向崔琰道歉。这时其他宾客都吓得低头变色。

太祖征讨并州，留下崔琰在邺下辅佐文帝。文帝照样外出打猎，改换服装车辆，兴趣全 放在追逐猎物上。崔琰上疏规劝说：“您的父亲亲自领兵打仗，上上下下操劳辛苦，您应该 遵循正道，谨慎地端正品行，思考治理国家的最好策略，对内有所鉴戒，对外发扬先贤的节 操，深深思考太子的责任，珍重自身修养。现在却降低身份，穿上管理山泽者的卑贱服饰， 急急地四处奔驰，身临险境，志向仅在于获取野鸡、兔子这样的小娱乐，忘了国家社稷才是 最为重要的，这实在是有识之士所以痛心的地方。希望您烧毁射猎用具，舍弃行猎服装，以消除众人的怨责，不要让老臣得罪上天。”

东野稷败马篇3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1946年1月12日，国共两党的停战协议签字了（注1）。遭受了多年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总算盼到了日思夜想的和平生活，于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然而高兴了142天之后，晋南人民的和平美梦，再一次被胡宗南率领的军队挑起的内战所打破。这是山海关内撕毁停战协定（注2）最早的一次。

1946年6月4日（五月端午），也就是国共两党停战协定签字后的第143天。正是麦收大忙时节。黎明，万泉县史家堰的男女老少，都到各自的地里去割麦。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声从东南方向的牛家山上传来。正在窑顶地里割麦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朝牛家山望去。只见牛家山西边的山腰上有密密麻麻的一队人马正在上山。马背上驮的小炮，士兵肩上扛的枪支依稀可见。正当人们怀着恐惧的心情，怀疑地注视着事态发展的时候，“嗒嗒嗒”一阵急促的机关枪声又响了起来。割麦的人们开始嘀咕起来：“今天该不是要打仗吧？”话音未落，一下子提醒了从赶麦场上请来的割麦人。他们大多是与万泉县毗邻的稷山县西村、刘和一带的百姓。当地习惯，每年麦收季节叫龙口夺食。北边的人们总要到比当地小麦早熟几天的南边去帮人割麦，赚点钱，以便在自己地里麦子熟了的时候，也有钱去请别人帮自己割麦。这一农事活动，当地人把它叫做“赶麦场”。

这天，我二哥从杨庄戏台的赶麦场上请来了9位割麦人。他们一听说可能要打仗，立刻扔掉手里已经割下的麦子，跳下堰头，猫着腰，顺着堰根一溜烟地往北边跑去。本村的人也顾不得收拾割下的麦子，撒腿就往家里跑。

一进村，我便看到我村的八路军驻军，有的已经集合起来，荷枪实弹，在王家门头作战前动员。指挥员讲完话后，愤怒的战士们高呼：打倒反动派！用战斗保卫和平！用鲜血捍卫民主！有的抬着一筐筐手榴弹，跑步向东边坡上前进，大概是想以最快的速度抢占南岭上的制高点。这时，枪声已经十分密集了。当我回家路过史家祠堂时，看到祠堂里的炊事班已空无一人。案板上还放着已经和了半截的面和切下的菜，大概是想包包子，准备过端午节。而突如其来的枪声，使战士们饭也顾不上吃一口，水也顾不上喝，就匆匆忙忙地奔向战场。就在这时，一声巨响，震得墙上的土直往下落。原来，炮弹落在距我只有近百十米处史如林家的西房北间的土炕上。土炕被炸塌，炕上的两只板箱被炸得粉碎，箱子里的衣物、布匹全都炸成了碎布丝。幸好，墙还未倒，房子没有塌下来。我赶快跑回我二哥家。过了一个多小时后，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我二哥从门缝一看，是本村驻军要借水桶往前线送水，于是便开了门，从井里绞了两桶水，那位战士挑上水，飞奔而去。这时，各种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团。有些胆儿大的，还上到窑顶的崖马墙后边，朝南岭战场上看。双方为争夺南岭那块高地，打得十分激烈。大概是木爻赵双成家的麦地还未收割，就被厮杀中的部队摸爬滚打，压成了一片麦草席。

从牛家山向史家堰南岭进攻的，是胡宗南的新三师（师长是艾子谦）所属的某团千余人。而在史家堰驻扎的，则是前一天从皇甫过来的八路军三分区五十八团的二连和五连（指导员宋维锦已在皇甫村牺牲）以及团部的部分人员。在我家驻扎的，是高排长属下的一个班，头一天发下的新军装扣子还未钉上，第二天就穿着上了战场。

八路军三分区共有五十五、五十六、五十八三个团。五十八团是日军投降前夕，由原十支队（杨德山队长）、四支队（吴仲六队长）、闻喜区干队、垣曲河防连、平陆河防连等合编而成。这是个乙等团，人员有1000人左右，下辖九个连队，在晋南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司令员王庸、副司令员李明儒、团长北沙、政委马骧云（芮城人）、副政委赵敬斋（芮城人）、政治处主任蒋寿鹏（河北人）、参谋长权纯（河北人）。日本投降后，胡宗南的二十七师（驻安邑）、七十二师（驻运城）和新三师（驻万泉一带）共两万余人，在美式装备的武装下，配备有装甲车、榴弹炮、六零炮、山炮、飞机等，分别从安邑、运城出发，北向分东、西两路，迂回至万泉、稷山、闻喜、夏县、安邑等五县交界地带，对活跃在稷王山周围、十里文村（包括东文、南文、西文三个行政村和二三十个自然村）、牛家山、尖尖山一带的八路军三分区的部队实行包抄（注3），企图消灭三分区的八路军。

史家堰距十里文村的最近处不到1里，最远处仅10里。该村有条大路直通十里文村。只要占据了牛家山和距牛家山只有1里之遥的史家堰南岭，不仅十里文村尽收眼底，而且可以控制这条大道，同时还能够监视十里文村部队的活动情况。

胡宗南派遣其新三师的部分团队千余人到牛家山、史家堰作战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要切断八路军从十里文村经牛家山和史家堰之间这条战略要道向小淮、皇甫、四望、汉薛、乌苏一带的平原发展；另一方面就是要利用牛家山、史家堰这块战略要道上的高地，以配合从闻喜方面进攻尖尖山的军，形成对八路军从东、西两厢夹击的态势，进而围剿和消灭万泉县东、稷王山下以十里文村为中心的八路军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史家堰战役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发生的。其时，五十八团的主力，由团长北沙和政委马骧云、副司令员李明儒率领，在十里文村、尖尖山下一带活动。司令员王庸率五十五、五十六团主力部队，在闻（喜）、夏（县）一带活动。史家堰驻扎的，是由五十八团政治处主任蒋寿鹏和参谋长权纯率领的该团二连（连长卫子良、副连长郭纯玉）和五连（连长华慎修），加上团部的部分人员，有300多人。

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加之一方有备而来，一方仓促应战，致使其时驻扎在史家堰的八路军三分区五十八团二连和五连在与敌人争夺南岭高地时，十分困难。即使有的班已经占据了高地的北半部，但占据南半部的敌人在牛家山顶的炮火掩护下，利用麦垄的掩护直扑过来，于是在木爻赵双成的麦地及其周围形成了拉锯战。敌人的火力远胜于我方。双方激战了四个多小时，我方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先后打退敌人十多次进攻。由于伤亡过多，姜主任先派通讯员跑步到团部调兵，继而又派人骑马到团部调兵。然而，在援兵未到之前，敌方控制了高地。从高地上撤下来的部队，大部分被压缩在南岭史子实家的苜蓿地和王文庆、史登科、史子安、史兆升、史宝通等几家的麦地里，少部分撤到疙瘩崖史天管、史发旺家的麦地里，与敌人短兵相接。战场上的伤员送不下去，后方的援兵又杳无音信。五连连长华慎修同志已经阵亡。这时，团部干事王如林命令史荣耀：“放下背包，带上指导员的文件和我（即王如林）再次到团部去调兵。”不料，他们刚往北走了三四条堰，又遇到从黑峰山方向来的敌人。一时间，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只有靠麦垄的掩护，从一块块麦地向文村奔去。

为防止八路军沿鸭儿沟（西文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山坡从十里文村方面上来增援，敌人居高临下，对鸭儿沟方向的所有羊肠小道用机枪封锁，同时，仗着人多势众以及火器的优势，对坚持在上述几块麦地里顽强抵抗的百十名八路军，施以狂轰滥炸。一时间，这几块麦地上空的各种子弹、掷弹筒射出的炸弹、手榴弹像雨点般密集。各种枪炮声、炸弹声，一直响到午后2时许才停止。致使一天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体力耗尽、弹尽粮绝的八路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在这片土地上。其中，已知姓名的有五连连长华慎修。他是灵石人，时年仅28岁。二连文化工作员张文俊、机任小万（上述阵亡人员的名字为史荣耀提供）。

王如林和史荣耀到团部时，已是11点了。这时团长已派出一个连和一个担架队前往增援。但增援部队和担架队走出十里文村不远，就遭到敌军的堵截，未能到达，又返回文村。其余从战场上撤出来的部分队伍，先向东北方向的黑峰山退去，可能是在黑峰山下的孙家岭、半岭一带又遇到了敌人，不得已，折而往西，至王口岔，再拐东。最后，以80里夜间急行军，辗转从文村的东南方翻越万泉、闻喜交界之尖尖山，到达冰池，而后南下，越上郭涑水河桥，转移到中条山上去了。

这次战斗，八路军尽管牺牲了100多人，但也给胡宗南的反动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先后毙、伤敌军300余人。同时，也使胡宗南的敌军不能很快地从西向东进攻十里文村的八路军，为八路军三分区五十八团的其他连队从尖尖山突出胡宗南部队的包围，赢得了时间。

由于我军的撤离，牺牲了的同志横七竖八地躺在那片土地上。当地村民害怕大热天烈士们曝尸旷野，再次遭到军队的蹂躏，遂将烈士们的尸体集中到王文庆家麦地的一口枯井中。

几十年来，我一直留意搜寻这方面的回忆文章，但始终未见有关这次战斗的回忆。也许，由于这次自卫反击战失败，战场上的同志们大部已牺牲，所以没有人写这方面的纪念文章。不过我总觉得：胜利者固然值得回忆，一时失败者，并为此而牺牲了生命的同志们，更值得回忆和纪念。因为任何一个胜利者的征程，都是由无数个为此而奋斗的失败者的足迹连接而成的。没有失败者的多次奋斗，就没有胜利者的最后成功。世界上绝对找不到一个不曾失败过一次的成功者。为此，我愿意把我的亲身经历和电话采访到的史实写出来，以为对这次战役中牺牲了的烈士们的纪念。

由于烈士们的尸骨是集中在一起的，60多年过去了，已无法辨认。为此，我建议万荣县人民政府在那口枯井周围辟一个烈士陵园，建一个“1946 年史家堰南岭战斗烈士纪念亭”，同时把烈士生前的驻地史家祠堂稍加修葺，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以慰烈士们的在天之灵。

注（1）国共停战协定：即《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等4个文件，是1946年1月12日由张群、签订的。见刘秉扬、曹培森主编：《中国现代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319页。

注（2）山海关内停战协定的撕破，过去有人说是1946年6月25日。见《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将军纵谈我区三大辉煌自卫战役》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三：《地方武装斗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502页。现在看来，山海关内停战协定的撕破，史家堰战役应该是最早的一次。

注（3）史荣耀，现年79岁。平陆县张店镇枣园村人，1946年史家堰战役的参加者，时为三分区五十八团五连文化工作员。解放后曾任平陆县张店中学校长。现为张店镇离退休老干部参谋部主任兼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东野稷败马篇4

一．春秋时期的农牧业

商周时期，虽然人口较少，很多土地没有得到开发，可作为牧场来饲养草食家畜，畜牧业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并没有超过种植业。西周以后，由于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开辟，种植业的发展超过了畜牧业。这一格局至春秋时期已经开始定型。由于铁器和牛耕开始在农业中使用，生产力大大提高，城郊附近的土地得到广泛开发，促使种植业进一步发展，各国的赋税改革都是根据农田生产力的变化进行调整的，如齐国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秦国的“初租禾”等。这些改革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个体农户的发展，导致小农经济的确立。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是以种植业为主导而兼营牧副业，所以家畜家禽的饲养是从属于种植业的。典型的就是《孟子・梁惠王上》所说的“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一）粮食作物

商周时期的文献以“Y”（谷）来泛称粮食作物，先有“百恪敝称，后来才有“九恪薄“八恪薄“六恪敝称，最后概括为“五恪薄！拔妣恪币淮适技于《论语・微子》：“四体不勤，五悴环郑孰为夫子？”“五恪敝皇羌钢种饕粮食作物的代名词。随着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各种粮食在人们口粮中的地位和比重也不同。如王逸在注《楚辞》时根据南方的情况将“稻”摆在“五谷”第一位，而郑玄在注《周礼・职方氏》时，根据北方的情况就将“稻”放在末位。不过，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因此五谷中必然是旱作谷物占主导地位。

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可知春秋时期的谷物主要有黍、稷、粟、麦、稻、菽、麻等，而以粟菽为重点。

黍、稷生育期短，约50～90天，抗旱力极强，特别适合西北地区种植，甲骨文中黍字出现300多次，稷字也出现40多次，《诗经》中提得最多的谷物也是黍稷。如“黍稷方华”、“黍稷茂止”、“黍稷稻梁，农夫之庆”等等。也是春秋时期的主要谷物。

粟历来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至西周以后才有较大的发展。春秋时期已上升到五谷之首。如晋国闹饥荒就向秦国借粮，秦国就拨粟接济。鲁昭公一次拨调粮食赠人就多达粟米五千庾（一庾为16斗，《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到了战国，文献上更是“粟菽”并称，而不是“黍稷”连称来代表粮食。

麦在商周已有种植，卜辞中常有“来麦”、“受麦”、“告麦”、“田麦”、“登麦”、“食麦”等内容。《诗经》中也经常提到麦子，如“我行其夜，ww其麦”（《卫风・戴驰》）。到了春秋，小麦的种植有较大发展，如《春秋・庄公二十八年》：“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籴于齐。”《左传・隐公三年》：“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可见麦、禾（粟）已成为主粮。正如董仲舒所说的：“《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汉书・食货志》）不过，在石磨发明之前，人们只是将麦粒煮成麦饭，不易消化，只有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石磨的发明和普及，小麦优越性才得以充分发挥出来，其种植也才能够大面积推广。

菽即大豆，大约在商周时期从东北传入中原地区。《管子・戎》说：“（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诗经》中多次提到菽。当时是将豆子煮成豆饭，将豆苗叶子煮成菜羹而已，如《战国策》所说的“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只有石磨推广以后，才能将它磨成豆粉和豆浆便于食用，所以战国之后就得到很快发展。山西侯马就出土过战国时期的大豆，是极为难得的实物标本（《植物杂志》1977年4期）。

稻原产于长江流域，但在史前就传入黄淮流域，《诗经》中也常提到稻，如“黍稷稻梁”、“有稻有禾巨”、“十月获稻”等等，《小雅・白华》还提到“氵彪池北流，浸彼稻田”，说明陕西一代也早有水稻种植。《周礼・职方氏》除了记载扬州、荆州“其谷宜稻”外，还提到青州、幽州、兖州、豫州、徐州等地亦兼宜稻。可见春秋时期的水稻种植在黄河流域有较大发展。但由于北方缺水，种稻的面积不可能很大，因此直到战国时期，“食乎稻，衣乎锦”仍然是王公贵族们的生活写照。

大麻为雌雄异株植物，雄株纤维细柔，可作为纺织原料。雌株称为苴，籽实可以食用，古代也被列入五谷之中。如郑玄在注《周礼》“五谷”是就说是“麻黍稷麦豆”，王逸注《楚辞》“五谷”时也说“稻稷麦豆麻”。《诗经》中虽然有7处提到麻，但大多是指作为纤维作物的雄麻。因此，麻籽在春秋粮食作物中所占的比重不会很大。

总的来看，春秋时期的粮食结构是长江流域以水稻为主；黄河流域以黍稷和粟为主，麦、菽其次。从全局来说，当时政治、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人口也最多，因此粮食结构是以旱作谷物为主，水稻为次。旱谷中又以粟、麦为主。

（二）经济作物

春秋时期的经济作物主要有麻、苎、葛、棉等纤维作物和蓼蓝等染料作物。

麻江西贵溪崖墓中出土几块大麻布，最大的一块残长110厘米，宽12－26厘米，时代为春秋战国。联系到《诗经》中有“丘中有麻”、“东门之池，可以沤麻”等诗句，可知当时确实是种植大麻作为纺织原料的。

苎苎为雌雄同株的草本作物，一年可收获二三次，各地多有实物出土，如陕西扶风杨家堡发现西周时期的苎麻布，安徽舒城凤凰咀春秋中期墓中出土了苎麻布残迹（分粘在铜器表面)。湖南长沙浏城桥1号墓发现苎麻鞋底残片，江西贵溪崖墓也出土不同颜色的苎麻布。江苏六合和仁东周墓也发现苎麻纤维。《诗经・东门之池》也有“可以沤纟宁”的诗句，纟宁即是苎麻，可见是当时很重要的纤维作物。

葛葛本是野生豆科纤维作物，早在史前就被人们利用。《诗经》中也多次提到葛，如“葛屦五两”、“纠纠葛屦”、“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说明在春秋时期也被人们栽培了。

棉棉花古代叫吉贝、白叠。福建武夷山船棺中曾发现一片棉布，时代距今3000年前后。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一块棉布。估计到春秋时期，南方的一些地区也会继续种植棉花的。

蓼蓝蓝是古代种植最多的染料作物，其叶可制作蓝色染料，即靛青，叶子形似蓼，故又称蓼蓝。《诗经》有“终朝采蓝，不盈一衤詹。”《礼记・月令》也记载“仲夏令民勿刈蓝以染。”因为蓝蓼的成熟期在七至九月，五六月（仲夏）间割取明显太早，故制止百姓割取。《周礼・司徒》中就有“掌染草”一职，“掌春秋敛染草之物。”虽未明言何物，但既以“染草”总称之，其草当不止一种，蓼蓝之外，应还有多种颜色的染草（如今之茜草、紫草之类），可见当时染草作物的种植也颇为发达。

此外，经济作物中还应该包括桑树栽培，因为当时的丝织业相当发达，养蚕业兴盛，自然需要大量的桑叶来喂养。《诗经》中涉及蚕桑的地方有秦、豳、魏、唐、郑、卫、曹、鲁等地，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一带。《诗经・豳风・七月》中的诗句：“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则是直接描写妇女们在春天的桑园中采桑的情形。所以，桑树也是当时重要的经济作物。

（三）家畜家禽

春秋时期，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马牛羊鸡犬猪等六畜在这一时期都有很大程度的发展。

六畜开始都是作为食用的（其次才是利用其羽、毛、皮、革、齿、牙、骨、角来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服务）。不过从商代开始，马、牛等大牲畜已开始作为交通运输的动力使用，所谓王亥作服牛、相土作乘马的传说可作为旁证。殷墟也出土很多车马坑，除很少数为一车四马外，大多数都为一车二马，大部分为乘车，小部分为战车。表明马已开始成为六畜之首了。

马《诗经》中有很多描写牧马、养马的诗句，反映西周春秋时期养马业的兴盛。《周礼・夏官・司马》中有“校人”一职，“掌王马之政”，“辨六马之属”，对养马业非常重视。特别是春秋以后，盛行车战和骑兵，马已成为军事上的动力，它在六畜中的地位就更显突出了。各地的春秋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也时常有马的遗骸出土，如山西省侯马市呈王路、太原市金胜村、陕西省凤翔县西沟道和大辛村、宁夏固原县彭堡、山东省淄博市齐故城、甘肃省永昌县蛤蟆墩等都出土过春秋时期的马骨架，有的数量还很大，如淄博市齐故城一次就出土了83匹马骨架，反映了春秋时期养马业的兴盛。

牛《诗经・小雅・无羊》描写西周时期的养牛情况：“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牛享。”《周礼・地官・司徒》中有“牛人”一职，“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其中记载了牛的各种用途，有“享牛”、“求牛”、“积膳之牛”、“膳羞之牛”、“犒牛”、“奠牛”以及“兵车之牛”，也反映社会对牛的需要量很大，春秋时期，牛开始用来拉犁耕田，《国语・晋语九》记载“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牛耕的推广，无疑将极大地提高了牛在六畜中的地位，养牛业在春秋时期出现了繁荣局面。山西侯马，陕西凤翔八旗屯和大辛村、雍城，内蒙古宁城南山根等春秋墓葬遗址中都出土过牛骨。特别是山西浑源出土春秋铜牛尊，其牛鼻上穿有一环，这与《庄子・秋水》中“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的记载相印证，说明春秋时期发明了穿牛鼻子技术，这是驾驭耕牛技术的一大进步，牛耕在春秋时期推广开来不是偶然的。

羊《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一次牧羊有三百只，反映当时牧羊业的规模不小。《周礼・夏官・司马》中有“羊人”一职，专“掌羊牲”，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饲养羊群。陕西凤翔雍城、大辛村，甘肃永昌蛤蟆墩，宁夏固原彭堡等地春秋墓葬和遗址中都出土有许多羊骨。

猪猪是杂食动物，它和羊都是主要的肉食对象。如《孟子・梁惠王上》所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可以食肉矣。”因此猪在春秋时期被人们普遍饲养。在考古发现中，内蒙古赤峰夏家店、宁城南山根、凉县窑子，陕西凤翔大辛庄和八旗屯，吉林西团山等地都出土猪骨或幼猪骨架。

狗《礼记・少仪》记载狗在当时有三种用途：“一曰守犬，守御田宅舍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庖厨庶羞用也。”《周礼・秋官・司寇》专设“犬人”一职，专门掌犬牲供祭祀，并主相犬和牵犬。社会上也出现专业屠狗的行业，如春秋时期的朱亥就是历史上以屠狗卖肉出身的历史名人。春秋战国时期经常“犬彘”、“狗彘”或“鸡豚狗彘”并提，都表明狗也是当时的重要肉食对象之一。陕西凤翔西道沟、八旗屯，山西侯马呈王路，河南郑韩故城，北京延庆军都山等地都出土过春秋时期的狗骨。

鸡、鸭、鹅《诗经・王风・君子于役》中有“鸡栖于埘”、“鸡栖于桀”的诗句。《周礼・春官・鸡人》：“掌共鸡牲，辨其物。……凡国事为期，则告之时。”专门负责掌管祭祀和报晓。鸡是唯一能够身列“六畜”之中的家禽，可见其在饲养业中的重要地位。

甲骨文中没有鸭、鹅等字，但河南省辉县琉璃阁殷墓中已有铜鸭出土，安阳市小屯商墓中出土过玉鸭和石鸭，可见商代确已饲养家鸭。西周青铜器中也常有鸭形尊出土，反映当时鸭的饲养已较普遍。河南省安阳市妇好墓中也出现3件玉鹅。山东省济阳县刘台子出土过西周玉鹅。说明鹅鸭在商代已经驯养成功。鸭是从野鸭驯化来的，鹅是从野雁驯化来的。在先秦古籍中，鸭称作骛、家凫或舒凫（见《尔雅・释鸟》、《左传》等），鹅称作舒雁。《尔雅・释鸟》：“野曰雁，家曰鹅。”鹅字首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宋公子与华氏战于赭丘，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吴地志》载：“吴王筑城以养鸭，周围数十里。”反映春秋时期江南水乡养鸭业已有很大的发展。

二.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

春秋时期是我国农具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阶段，即是铁农具和牛耕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铁农具春秋时期在金属农具方面的突出成就是铁制农具的发明和使用。中国的冶铁业至迟可以上溯到西周末期，虽然开始时其质量还不能与青铜媲美，无法制作精良的兵器，但人们已经尝试用铁来制造工具和农具。《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钅且、夷、斤、属斤，试诸壤土。”许多学者认为“恶金”指的就是铁，《管子・海王》亦记载管仲的话：“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可见春秋时期，铁器已经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考古材料也证明春秋时期已经使用铁农具。甘肃省永昌县三角城出土铁锸1件，陕西省凤翔县雍城秦国贵族墓出土铁贫嗉，凤翔县纸坊乡马家庄出土铁锸1件，山西省侯马市北西庄出土残铁犁铧1件，河南省扶沟县西南隅古城出土铁辏奔，湖南省长沙市识字岭出土铁锸1件，湖南省长沙市一期楚墓出土铁铲1件，长沙市丝茅冲出土铁口锄1件，湖北省大冶县铜绿山铜矿出土铁锄1件。此外，河南省洛阳市水泥厂出土过1件春秋战国时期的铁疲湖北省宜昌市白庙子出土过1件东周时期的铁锸。湖北省宜城县郭家岗出土春秋铁锸4件，湖北省宜昌市上磨齿也出土春秋铁锸多件。以此推测，铁农具的历史可能上溯至西周晚期，到春秋已有所发展。虽然铁农具要到战国以后才得到广泛使用，但从西周晚期至春秋却是铁农具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关键时期，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牛耕春秋时期在农具方面另一个突出成就是牛耕的出现。牛耕起源于何时，历来意见不一，主要有起源于商周、春秋、战国、西汉四种不同看法。后二者显然太晚，前者又缺乏确凿的证据，尽管有零星的商周石犁或铜犁出土，但均未能说明一定是使用牛来牵引。《周礼・牛人》记载了牛的各种用途，有“享牛”、“求牛”、“积膳之牛”、“膳羞之牛”、“犒牛”、“奠牛”以及“兵车之牛”，唯独没有谈到耕地之牛，这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在国家和大奴隶主的田地里是不用牛耕田的。出土的一些犁铧宽度只有13－15厘米（战国的铁犁宽度一般都在20厘米以上），估计是用人力牵引，无须用牛作动力。当时的牛主要用来拉车和充当“宗庙之牺”。在牛马的价格远远超过奴隶的情况下，奴隶主是宁可使用奴隶拉犁而不会用牛来代替奴隶。大约到了西周晚期和春秋之际，随着奴隶制的衰败，井田制的崩溃，私田的大量开垦，社会上迫切需要一种效率更高的耕地工具，这时候牛耕才应运而生。春秋时期的文献已有初步的反映，如《国语・晋语・昭公》：“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论语・雍也》：”犁牛之子马辛且角，随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这“犁牛”学者多解释为耕犁之牛。此外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的弟子中有“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取名和字都将耕和牛联系在一起，说明当时用牛来耕田已是较为普遍的事情，因而也反证牛耕的发明很有可能要早到春秋之前。和铁农具一样，牛耕的普及是在战国中期以后，但牛耕的发明和推广却是我国农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首次将牲畜动力引进农业生产领域，克服了人类自身体力的局限，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耕地的效率，推动了农业生产力向前发展。可以说，牛耕和铁农具为战国时期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物质基础，成为封建生产关系诞生的催化剂，对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农业经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农具配套春秋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比原始农业有很大的进步，因而农具也有所改进，种类增加，虽然仍以木、石、骨、蚌农具为主，也出现了青铜农具（晚期还出现了铁农具）。整地农具有耒、耜、堋⒉、锸、锄、辍⒗绲龋中耕农具有钱、频龋收获农具有钅至、艾、镰等，加工农具为磨盘、杵臼等。《管子・轻重乙》：“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钅至，然后成为农。”我国传统农业大田生产中所使用的农具种类已基本齐备，可以满足当时生产技术的要求。

耒耜是当时最重要的整地工具，《管子・海王篇》也说：“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显然，耒耜是两种独立使用的整地农具。耒是最古老的挖土工具，是从采集经济时期挖掘植物的尖木棍发展而来的。早期的耒就是一根尖木棍，再后在下端安一横木便于踏脚，入土容易。再后木耒由单尖变为双尖，成为双齿耒。单尖木耒的刃部发展成为扁平的板状刃，就成为木耜。在山东省海阳县嘴子前发现了春秋时期的木耒、湖北大冶铜录山发现木锹（也就是木耜）实物。《诗经》中经常提到的农具就是耒耜，如“以我覃耜，亻叔载南亩。”“有略其耜，亻叔载南亩。”“dd良耜，亻叔载南亩。”等等。

铲是一种直插式整地农具。铲和耜是同类农具，在原始农业的生产工具中并无明显的区别。各地出土的商周石铲、骨铲和铜铲，都是考古学家们根据其形状类似现代的铁铲而套用的，实际上其中一些较大型的铲都应该是耜。现在一般将器身较宽而扁平、刃部平直或微呈弧形的称为铲，而将器身较狭长、刃部较尖锐的称为耜。由于这类器物出土较多，且多以铲的名字出现在各种考古发掘报告中，因此单独将它列为专项。安徽省贵池县、舒城县九里墩、湖南省湘乡县、祁东县小米山、江苏省六合县等地都出土过春秋时期的铜铲。陕西省凤翔县西村和河北省邯郸市赵王陵及河北省江陵县纪南城还出土了几件铁铲，这是目前所知的几件最早的铁农具。

苁且恢炙橥恋墓ぞ撸《说文》：“埽摩田器也。”实际上就是敲碎土块的木榔头，用耒耜翻耕农田之后，需用芙田中的土块敲碎，才便于播种。春秋的文献经常提到埽骸苞芏不辍。”（《论语・微子》）“及耕，深耕而疾苤。”（《国语・齐语》）“深耕均种疾堋！保ā豆茏印ば】铩罚茉谡饫锒甲魑动词，其所使用的工具也叫堋！痘茨献印ゃ崧垩怠纷：“埽木豕块椎也。”可知茉诠糯也叫做椎。说明椎（埽┮殉晌农夫的必备的农具之一。芪木质农具，很难保存下来，至今尚未见有商周春秋时期的木艹鐾粒不明其具体形状。但是甘肃省嘉峪关魏晋墓的壁画“播种图”中已有持木芩橥恋某∶妫其形状即与木榔头相似。推测商周时期木艿木咛逍巫从τ氪讼嗳ゲ辉丁

锸是直插式挖土工具。最早的锸是木锸，与木耜差不多。在木耜的刃端加上金属套刃可减少磨损和增强挖土功能。锸在古作h，东汉的《释名》解释：“h，插也，插地起土也。”《韩非子・五蠹》说夏禹“身执耒h，以为民先。”耒h即耒耜。夏禹用它挖掘沟洫，可见它是重要的挖土工具。目前出土的商周铜锸都是金属套刃部分，主要有长方形和凹字形两种。江苏省丹徒县丁岗和苏州葑门等地出土的春秋铜锸，其形状则为尖弧形和半圆形。湖北省宜城县郭家岗和宜昌县上磨齿还发现几件春秋铁锸，是目前所见的时代较早的铁农具之一。

锄与甓际呛犴绞酵谕凉ぞ撸其装柄方法与铲、锸明显不同，柄向与刃向垂直，使用时都是向下掘地向后翻土。大型的锄可用于掘土，小型的锄则是用于中耕除草。锄的挖土部件较宽，甑耐谕敛考则狭长，上端都有銎，可安装横柄。晔巧罹蛲恋氐牡昧工具，多用于开垦荒地或深挖沟洫。《国语・齐语》：“恶金以铸钅且、夷、斤、属斤，试诸壤土。”钅且即锄，属斤即辍！端滴慕庾帧罚骸包辏大锄也。”目前各地出土的青铜杲隙啵其形制有直銎式和横銎式两种。前者的装柄方法是在甑亩ゲ况瓶诓迦氤し叫文究椋在木块上横凿一孔以装木柄，或直接安装树叉形的弯曲木柄。后者则是銎口横穿晏宓纳戏剑直接横装木柄，加塞木楔，更加紧固牢靠，使用时不易脱落，其晖凉πЦ高。不过各地出土的一些铜曛校有相当部分是用于建筑工程开挖土方，并非都是在农田中使用的农具。

犁是用动力牵引的耕地工具，也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整地农具。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在中原和江南都已出现一种原始的石犁，是用石板打制成三角形的犁铧，上面凿钻圆孔，可装在木柄上使用，用人力牵引。商周以至春秋时期都还在使用石犁，南北各地都有实物出土。如江苏吴县消夏湾就出土过春秋石犁。大约在商代晚期，开始出现青铜犁铧。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了2件商代晚期的青铜犁铧，证实了商代确已出现犁耕。只是因犁铧较小，不像是用牛做动力，可能还是用人力牵引。即使如此，铜犁的形制与扁平的石犁完全不同，是个突变，具有创新意义，它的出现为以后铁犁的诞生开辟了道路，在我国农耕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钱是中耕农具。《诗经・周颂・臣工》：“命我众人，拍饲疲奄观钅至艾。”《诗经・周颂・良耜》：“其扑拐裕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萍仁寝冻野草荼蓼的中耕农具，钱与仆类，亦当是中耕农具无疑。《庄子・杂篇・外物》：“春雨时日，草木怒生，铫钅辱於是乎始修。”可知铫钅辱为锄草工具。《说文解字》：“钱，铫也，古农器。”钱既与铫同，当然也是锄草农具。《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君将戴笠衣褐，执铫钅辱以蹲行畎亩之中。”既然是“蹲行畎亩之中”锄草的工具，其形制必然短小轻巧，和站立用双手执握翻土的耜、铲、锸等整地农具应该有所不同，应是单手执柄贴地平铲。因此各地出土的一些刃宽在五六厘米以内的小铲就是中耕锄草的钱。这种小铲至今在西北地区的农村中还在使用，当地的农民就是手执小铲蹲行在麦田里锄草松土。

《诗经》既然钱撇⑻幔票赜肭有所区别。《释名》：“疲迫也，迫地去草也。”“埔喑类。”《广雅》也说：“疲锄也。”说明剖呛统相类似的锄草农具。埔簿褪窍惹匚南字芯常提到的“耨”。汉代的《释名・释用器》就指出：“耨似锄，妪薅禾也。”耨既作动词，也作名词，是种锄草工具，因是金属制成，故也写作钅辱。上述《晏子春秋》提到“执铫钅辱以蹲行畎亩之中。”铫既然是钱，钅辱也就是啤！豆茏印そ藏》：“推引铫钅辱，以当剑戟。”说明使用铫的方法是推，使用钅辱的方法是引，一个向外推，一个向内拉，证明钅辱的使用方法与锄相同。据《吕氏春秋・任地》记载：“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间稼也。”耨柄只有一尺长，可见也是单手执柄在田间锄草的小型工具。正适合“妪薅禾”的要求。又据《淮南子・汜论训》：“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注云：蜃，大蛤。远古人们是用大蚌壳来锄草，后来的耨（钅辱）凭褪欠抡瞻隹堑男巫蠢粗圃斓模宽度与“其耨六寸”的记载相符，与锄的形状也相同。

《诗经》：提到“奄观钅至艾。”钅至就是考古发掘报告中的石刀、陶刀、蚌刀。艾就是镰刀。都是商周时期的主要收获农具。钅至是古代割取谷穗的收获农具。《小尔雅・广物》：“禾穗谓之颖，截颖谓之钅至。”《说文解字》：“钅至，获禾短镰也。”《释名・释用器》：“钅至，获禾铁也。钅至钅至，断禾穗声也。”钅至是从原始农业收获工具石刀、蚌刀发展而来的，因此早期的钅至就保留石刀、蚌刀的形态。钅至是春秋以后才开始在江南流行，安徽省贵池县和江苏省苏州市、句容县等地都出土过春秋时期的铜钅至。贵池和句容出土的铜钅至呈腰子形蚌壳状，刃部铸有斜纹锯齿，更为锋利，可明显看出是按蚌刀仿制的，也是蚌刀向镰刀演变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对镰刀的起源和演化历史有参考价值。

艾是收获农具，也可作为动词使用：“一年不艾而百姓饥。”（《谷梁传・庄公廿八年》）。艾与刈通，《国语・齐语》：“挟其枪、刈、耨、啤！蔽ふ炎：“刈，镰也。”《方言》：“刈钩，……自关而西或谓之钩，或谓之镰。”《急救篇》：“钩即镰也，形曲如钩，因以名云，亦谓之锲。”《说文解字》：“锲，镰也。”“镰，锲也。”由此可知艾就是镰刀。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出土一些春秋铜镰，经常是一面铸有篦齿纹，至刃部成为镰齿（故亦有称之为锯镰），可省去磨砺之工，比起商周的铜镰是个进步。在一些商周遗址中，经常是既出石刀、蚌刀，又出石镰、蚌镰。既然后者比前者先进，为何不将之淘汰掉呢？这一现象在新石器时代也同样存在，如裴李岗、磁山文化的石镰已制作得相当精致，但又出土很多石刀和蚌刀，以致有人认为这些石镰可能不是收获农具。依笔者之见，这可能和它们的各自功能不同有关。商周之际，收获庄稼往往是只摘取谷穗（即所谓“截颖”、“断禾穗”也），而将禾秸留在田间，等需要利用禾秸时再去割取，过去海南岛黎族在收割稻穗时还是如此。前者使用的工具就是钅至（刀），后者使用使用的工具就是艾（镰），所以两者并行不悖。因此上引《管子・轻重乙》在指出“一农之事”所必须具备的农具中既提到镰，又提到钅至，可能就是这个道理。

春秋时期，江南地区还使用一种形制奇特的青铜农具，有呈V字形，有呈菱形，有不带銎，有带銎的，两侧一面铸有类似锯镰的篦齿纹，至两侧刃部成为锯齿。主要出土于江苏、浙江一带的吴越地区，因不见于文献记载，亦无其它考古材料可资比较，暂按其功能与锯镰相近，推测其使用方法，姑且称之为“推镰”。有的考古报告和研究文章将这种农具称为“V形铧”，认为是整地农具。或者称为“铜耨”，划归中耕农具。称铧显系错误，现已很少有人赞同。但认为是耨者还大有人在。其实耨是北方旱田的中耕农具，但北方至今没出过一件这种器物，目前出土者都是在长江下游的安徽南部和江苏南部以及浙江等地，显然是在水田生产中使用的农具，而不是北方旱田中使用的耨。《释名》曾说：“耨，似锄，妪薅禾也。”历代农书都认为耨似锄。王祯《农书》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所绘的耨图都与锄相似。而“推镰”的形状却与锄毫无相同之处，显然不是耨。《吕氏春秋》说耨的尺寸是“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间稼也。”当时的一尺合今23厘米。六寸则只有13．8厘米。而出土的“推镰”的宽度多数在15厘米以上，有的甚至宽达20厘米，远远大于当时的六寸。这样大的器物如果要装柄的话，其柄也绝非只有一尺长（23厘米）。可见“推镰”并不是《吕氏春秋》所说的耨。《汉书・食货志》：“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阝贵其土以附苗根。”说明耨是用来在陇间锄草的，这是当时北方旱田采用垄作法，实行条播，人们才能在陇间进行锄草、松土等中耕技术。《吕氏春秋・任地》就是在谈到“上田弃亩，下田弃田川，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之后才指出“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间稼也。”但是南方水田种稻是到了汉代才发明育秧移栽技术，春秋时期的江南地区种稻不是实行垄作制，而是采用撒播方法，田间根本没有株行距，人是无法下田耘禾的。既然如此，就不可能有耨这种工具的存在。可见将“推镰”解释为耨是没有根据的。根据对实物的观察，大多数的“推镰”的一面都铸有篦齿纹直至刃边形成锯齿，既有锯齿，其功能主要是割取，其工作对象必然要具有一定硬度才能进行割取。可是用耨锄陇间小草（《汉书》说的是“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此时的陇草与苗俱生，当是小草无疑），根本无须使用带锯齿的工具，柔软的小草是无法割取的，只能锄之。因此当时的耨必是没有锯齿的小锄，而非“推镰”之类带有锯齿的工具。此外，江南出土的一些“V字形推镰”中，带篦齿纹两翼形成非常尖锐的夹角，这种锐角也不适合用来锄草松土，所以它不是中耕农具的耨，而是属于收割农具一类。由于有些“推镰”中部带有长条形的銎，可以推论其装柄的方法是将木柄直接差入銎中，使用时双手握柄向前推割，犹如后代的推镰，故暂取此名。那么，“推镰”作何用处呢？我们认为，春秋时期收获稻谷是用石钅至、蚌钅至或铜钅至割取稻穗，而将稻秆留在田里，等需要时再来割取。此时一般是用镰刀。但因撒播的稻田中秸秆杂乱无章，用镰刀割取相当费力，如果使用这种“推镰”，人可站着双手持“推镰”奋力向前推割，那锋利的锐角窜入秸秆下部，两翼的锯齿就可将两旁的稻秆切割下来，比起低头弯腰持镰收割当要轻快得多。可以说，这是当时劳动人民在收割农具方面的一个非常聪明的创造。汉代以后，由于水稻育秧移栽技术的推广，稻田中已有株行距，加上铁镰的广泛使用，水稻可以连秆收割，“推镰”也就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推镰”只在春秋战国期间使用，未见有汉代以后的“推镰”出土。

春秋时期的脱粒、加工农具主要是连枷和杵臼。

最原始的脱粒方法是用手捋取禾穗上的谷粒，或者用手搓磨谷穗使之脱粒，也有可能是用手抓握禾穗摔打，使之掉粒。稍后，人们使用木棍、竹棍敲打谷穗使之脱粒。这种木棍和竹棍就是最早的脱粒农具。这种打谷棍再进一步发展，就成了连枷。早期的连枷是在长木棍的一端系上一根短木棍，利用短木棍的回转连续扑打谷穗使之脱粒。因连枷系竹木所制，难以保留到后代，故未见有实物出土，夏商西周有否使用连枷尚难以确定，但至迟到春秋时期，连枷已见于文献。《国语・齐语》：“今农夫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耒加芟，及寒，击藁除田，以待时耕。”韦昭注：“耒加，木弗也，所以击禾也。”《说文解字》：“木弗，击禾连枷也。”《释名・释用器》：“耒加，加也，加杖于柄头以挝穗，而出其谷也。”可见连枷在春秋时期已经广泛使用，推测很可能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发明，只是未见于文献而已。

原始农业中的加工农具主要是石磨盘和杵臼。但是至今在中原地区极少发现商周的石磨盘，可能当时已不大使用。商周时期主要是使用杵臼来加工谷物，因而各地出土的石臼、陶臼不少，如山西、辽宁、山东、河南、河北、甘肃、江苏等地都发现夏商西周时期的石杵或石臼。同时还可能继续在使用目前很难发现的木杵和地臼（如《周易・系辞下》所说的“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甲骨文和金文的“午”字作都是木杵的象形。甲骨文和金文的“舂”字都是双手执杵在臼中舂谷之状，甲骨文和金文的“秦”字也是作双手执杵舂禾谷之状。台湾少数民族曾“以大木为臼，直木为杵，带穗舂，令脱粟。”（清・居鲁：《番社采风图考》）看来商周之际既然收获时只割取禾穗，在加工时也应该是“带穗舂”的。

总之，春秋时期的农业已经摆脱了原始农业那种刀耕火种的粗放状态，建立起较均衡的农牧业生产结构，田间生产技术有较明显的进步，突出表现在一整套农业工具的齐备，能够满足大田作业各个环节的技术要求，尤其是牛耕和铁农具的出现，更是我国农业历史上的重大成就。它为战国时期我国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真正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野稷败马篇5

不管你喜不喜欢，《三国演义》把正史变成了小说，把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能读懂的高文典册变成了家喻户晓的通俗话本，它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是否认不了的。这种影响从积极方面看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是怎样造成的。书中虽也夹杂了一些诸如关公显圣、诸葛禳星、借东风之类荒诞的描写，但从整体上看它展示了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将历史进程中最黑暗、虚伪的一面撕破给我们看。比如它写曹丕想篡汉自立，使计唆使华歆等人威逼汉献帝起草“退位诏”，献帝害怕性命不保，只得在“受禅坛”上交出皇权。禅让仪式一结束，曹丕就对大臣们说：“舜、禹之事，朕知之矣！”你看，这轻轻的一笔，就把儒生集团几千年来建构起来的神话消解得一干二净。但从消极的方面看，这又是一本老少不宜的“坏教科书”，它教给人的不是善良、同情、友爱等价值关怀，而是阴险、毒辣、狡诈等生存法则。它所宣扬的忠义实际上是依附，它所标榜的智慧实际上是权谋，它所讴歌的兄弟情义实际上是小集团内部的攻守同盟，类似于黑社会的利益死党。它是人心扭曲、道德败坏的巨大推手，因而民间早有“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的谚语。

在《三国》的世界里，人们不问是非，只问成败。成功了就是英雄，失败了就是懦夫，不存在“失败的英雄”一说。怎样才能成功呢？谁的脸最厚，心最黑，谁就能成功。可惜这种成功只是动物学意义上的，并不能给当下和后世增加任何文明的因子。杀伐掳掠的时候，当然要把天下苍生、仁义道德挂在嘴上，但那都是用来遮丑或当幌子用的。英雄们念兹在兹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消灭对手，然后将对方的人口、土地纳入自己帐下，将女人揽入自己怀中。

曹操率军攻打宛城，守将张绣见曹军势大，就率众归降。曹操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张绣的婶娘邹氏取来共枕。曹丕随父攻破冀州，提剑进入袁绍府，见二妇相拥而哭。问之，知是袁绍的妻子和二儿媳，就拖袁熙之妻甄氏前来，以衫袖拭去脸上的污垢，见其有倾国之色，遂按剑坐于堂上，当场纳为己妻。刘备也一样，他赶走刘璋，占领益州后，法正奏曰，刘璋的哥哥刘瑁早死了，但留下一寡妇十分漂亮，大王何不纳为王妃？刘备开始还装模作样，说：刘瑁是我同宗兄弟，我怎么能乱来？但他手下人说，人家秦穆公的女儿怀嬴先嫁给晋怀公，后来又嫁给晋怀公的伯父都可以，你娶个兄弟媳妇算啥呢？刘备一听，就笑吟吟地接受了。

而这些正是狮子老虎惯常的做法。雄狮或雄虎要想称王，都是等体力增长到一定程度时，突然攻入对方群中，咬死当家的雄性和来不及逃走的幼崽，然后把先主留下的姬妾宠妃一并笑纳。唯一与人不同的是，狮子老虎咬死对手，占了它的地盘和女人，不会再讲仁义，而英雄们会。刘备攻下西川，占领益州，逼得同宗兄弟刘璋纳土归降。刘备大概也觉得此事做得不地道，因而看见刘璋捧着官印文书出城来了，就赶紧上前拉住他的手，痛哭流涕地说：“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

【刘璋并非只有“昏庸暗弱”】

在这种兽化的游戏规则里，霸主枭雄们不论制度优劣，只比权术高低；都不叹仁义坠地，只恨兵少将微；全不念豺狼当道，黎民倒悬，只恨自己不能杀更多的人，占更多的地。简言之，在这种价值体系里，救人的不是英雄，杀人的倒成了英雄；教人活的不是英雄，教人死的反倒成了英雄。

刘备入川本来说好是为打张鲁的，一应军资粮草也全由刘璋供给，后来刘备以供应不足为借口，反攻倒算，窃取了西川。这其中的是非曲直虽三岁小儿亦可明了，但经此一役，抢人的刘备成了三分天下的英主，救人的刘璋却成了暗弱无能的庸才。刘璋救过人吗？当然。这一点即使在酱缸一样的《三国演义》里，也至少留下了两处令人动容的记录：

第一次是刘备大军攻陷雒城，从事郑度向刘璋献计说：“今刘备虽攻城夺地，然兵不甚多，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不如尽驱巴西梓潼民，过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尽皆烧除，深沟高垒，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虚击之，备可擒也。”但刘璋回答说：“不然。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备敌也。此言非保全之计。”郑的意思是将百姓集体移民到涪水以西，然后坚壁清野，刘备自然不战而退。如果从“成功”的角度看，郑度此计当然极为高妙，连孔明听后也大吃一惊，说：“若用此言，吾势危矣！”但刘璋的选择却出人意料：他宁愿让军队正面迎敌，也不愿让百姓拖家带口地搬迁。他认为军队的责任就是抵御外敌，保护百姓的生命和财产。现在军队不能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也就罢了，反而让百姓放弃家园、烧毁财产来保护军队的安全，这算什么道理！

第二次是刘备命马超率部攻成都，兵至城下对刘璋喊话，让他归降。刘璋虽气昏在地，但醒来后还是对众人说：“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开门投降，以救满城百姓。”董和说：“城中尚有兵三万余人；钱帛粮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刘璋回答：“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众人闻之，皆堕泪。

鲁迅曾感叹“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刘璋能不能算一个？

东野稷败马篇6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是怎么一个样子？研究这个题目有些难处。关于我国古代社会的史书，现今没有。只有古代社会遗下的器物。那么，我们史前社会数十万年的史，怎么办，如何研究？只好找社会发展史。

外国人先研究了罗马、希腊所保存的西洋氏族社会末期的痕迹。后来，又研究了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社会全盛期的制度。关于印第安人早期的社会制度，也无有资料。

美国人摩尔根做了古代社会研究。知道了人类古代社会许多情形。认识到人类的古代，先有血族婚姻制，即是本氏族内部的兄弟姐妹互相通婚。后来，有了群婚制，即是这一个氏族的男人和女人，不许同本氏族的男女通婚，而要和另一个氏族的男人、女人去通婚。这一氏族的每一个女人，是另一个氏族的每一个男人的妻子。没有谁是谁的固定的妻子，谁是谁的固定的丈夫。比起血族婚姻制来，这是一个进步。

群婚制以后，又发展进步了，有了对偶制。一个女的只能和一个男的配婚，改变了同时许多女人和许多男人交互婚配。可是，这种一女一男的婚配，也不是长期固定。此时是此女，彼时换彼男。常常变，配偶常换，不断变换。

这样，古代社会时候的人，不认得谁是父亲，只知道母亲。那个先古时代，就是氏族社会，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一切以母性为主。

再发展下来，就实行一夫一妻制。一个女人作为妻子，长期地固定为一个男人的妻子。这个男子，也长期地固定为一个女人的丈夫。

一夫一妻制出现了，人类就不再是只认识母亲，不认得谁是父亲了。再加上劳动分工的发展变化，男人是主要劳动者，作用大，关系大，地位也高了。所以，母系社会也渐渐发展变化成了父系社会。

母系社会，父系社会，在最古老的年代里，仍然全是氏族社会。氏族社会时代，人类相互间是平等的、自由的。这时代生产很不发达，生产的东西刚够吃，没有剩余。没有剩余财物，当然也没对于财产的私有观念。

奴隶社会源于战争中的俘虏

实行了一夫一妻制以后，儿女认识了母亲，也认得了父亲。父亲可以支配儿女。男人比起女人更有力量，男人们在打猎中，在作战中，作用是很明显的。又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劳动所得，除了吃、穿、用而外，有了剩余。剩余财物的出现，是个大事情。因为有了多余下来的财物，有了私人所有的财物，有了对于财产的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度，人类社会发生了大变化。

这样，氏族社会就走到奴隶社会。奴隶最初的来源，是战争中的俘虏。这一氏族同那一氏族之间不断发生争执，直到爆发战争。作战的结果，有了俘虏。俘虏要劳动，劳动的多，消费的少。劳动所得，不许本人所享有，要交出来。奴隶主出现了，奴隶出现了，奴隶社会出现了。

母系社会很长，很久远，约有几十万年。可是，关于这个长时期的古人类的历史过程，没有记载，没有史料，更没有史书。

母系社会的形成，主要原因是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只知道生他和哺育他们长大的母亲。母系社会，没有史的记载，所以不能有个清楚的了解。人们只知道父系社会及其演进。

原始氏族社会的情况，怎么去研究，就只好依靠社会发展史，从这里去找寻。

中国社会在最古老的年代，人们那时有姓、有氏。姓和氏是有区别的。女人用姓，男人用氏。姓是母亲的，女人的，是代代传下来的。

一姓之中，又有不同的氏，因为氏是男人的。古代的氏，有的是官名，有的还可以是个地名或者是用“号”。

中国古人的姓，现在所发现的，有“姬”、有“姜”、有“妫”、有“姒”……都有个女字。

古代男人的氏，其氏的后边，加上个名字。女人的姓，其姓的后边，也加上个名字，她们常以她们的排行为名。如二、 三、四……待到她们出嫁之后，就不用这个了。

又，侄娣从嫁。就是一个女人出嫁，她的妹妹，她的侄女也随同出嫁，嫁给同一个王，同一个侯。这大概是群婚制的遗留。这种情形，在我国西周和春秋时期，都是有的。

在《诗经》中，有西周时的诗《韩奕》云：

“韩侯娶妻……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

这古诗所写的，证明男方是一夫多妻，女人仍有群婚制遗留。

关于中国这一古老时代，我们没有详细的资料。

中国的古代社会的氏族社会，母系社会时代，每一氏族，都有他自己的祖先。这时的氏族所谓自己的祖先，乃是神。这个神却并不是这一氏族真正的老祖宗。

那时候的“氏族”，是一种宗教式的联合，并不完全是血统的代代相传的。一个氏族，可以再召另一氏族来，几个氏族的联合称为“胞族”。胞族同胞族又可以联合，许多个胞族的眹合称为“部落”。许多个部落的联合称为“联盟”。联盟发展为“国家”。

“国家”的形成，也就脱离了氏族社会。因为，氏族社会是流动的。国家是地域的，固定的。

氏族社会时期，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国家的出现，人类相互间的平等就消失了，出现了人间的不平等，人民被贵族奴隶主所统治。

贵族奴隶主统治者中的最尊贵者为国王。说这是天之子，这是一个“神”，是至尊的。

国家的统治者，不一定和氏族是同一的。统治者自称是天的儿子，认为上帝也管许多小的神，把自己当作是至尊至贵的神。

国王成为神权、族权和军权的混合体。例如，周代，周王分封各族，他自己成为各族的尊长。王的权力很大，一切权力集中于一个人。从此，奴隶社会制度产生了。

奴隶社会制度的产生，在经济上的原因，是生产力发展了。有了剩余物品，有了私有财产。同时，在作战中，有了俘虏，俘虏成了奴隶。

氏族社会时期，初期是以女的为首。到了后来， 氏族社会的首领也改为男人。

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

中国母系氏族社会，没有史料，没有文字记载，那是史前时代。但是，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这一历史时代的某些遗迹。

从《诗经》的古诗，古民歌中，可以找到一点点。有两首古诗，是关于商代的：

第一首诗是《玄鸟》，诗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第二首诗是《长发》，诗云：

“洪水茫茫，禹敷（敷，是填土的意思）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国名）方将（大的意思），帝立于生商。”

这个时代，人类已经是男子作了尊长、首领了。

这两首《诗经》里的古诗歌，说了商王是天上下来的。他有母亲，但没有父亲。

在《吕氏春秋》里也说道：有娀氏有两个女儿。因为长得美，父亲说，女儿应当嫁给上帝。于是，就建造了一个高台，让上帝来看看自己的这两个女儿。上帝就派了“玄鸟”（燕子）从天上下来，衔着两个卵，放在高台上。大女儿吞吃了卵。后来，她生了个儿子，名叫“契”。契这个人没有父亲。契的母亲是有娀氏。商以为契是他的始祖。

这里的意思，和前边说的《诗经》所说的事是一样的。都是说，天命玄鸟，降落大地，自此生下了商的王。而商王只知其母，母亲是“有娀氏”。父亲呢？ 不知道。就是说他父亲应当是上天、是神。

殷商的甲骨文中有一个妣乙，可能就是特别祭祀这个母性的，也许是祭的有娀氏，也可能是说玄鸟。所以说契无父而生，是上帝的儿子。

这些都是母系社会的痕迹，说明了母系社会时代的人，只认识母亲，不知道父亲。

上边是关于商的。关于周朝，在《诗经》中，有两旨诗。

一首诗是《生民》。这诗云：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 克禋克祀。以弗（祓求神）义子。履帝武（足迹）敏（拇指）歆（动）。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指周的祖先）。”

又有一首《閟宫》诗，也是写“周”的。诗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回，是邪）。上帝是依（上天的神看中了姜嫄），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生下周的祖先后稷）。”

这诗是说，周王及其祖先，乃是天上的神，看中了一个女性姜嫄，让她生下来的。那么，周王及其祖先，都是按神的意旨而降生。也都只提了母，未说到父。

《史记》说：姜嫄是帝喾的后妃，她同帝喾散步，（后人说帝喾是人类的帝王。实际上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帝。）见到巨人的足迹踏上去而身动，如孕者。

周王自以为他最初的母性祖先是姜嫄。周王父又自以为他最初的男性祖先是后稷。看来这两个所谓的男、女祖先，都是没有的。

后稷是什么？是管农事的神。稷是精米。

姜嫄是怎么回事？周王常常同姜姓的氏族通婚，所以，就推想最早的女祖为“姜嫄”。嫄者，源也，是周的来源。

从上面所说的《诗经》里的古诗所记载的：商与周两个朝代的帝王祖先都是女性。商的女祖是有娀氏，周的女祖是姜嫄。

伹，商与周的父系男性祖先，就无有可靠依据。连商与周帝王自家也不大清楚。

这个时候，商也好，周也好，都已经是国家了。已经不是“氏族”、“部落”、“联盟”那种上古的时期了。这个时期，距离氏族社会已经很远了。伹还可看到一点点母系氏族社会时所遗下的痕迹。

中国为何叫中国

先说“中国”。“国”字古意是城，方的城。城有方的四边，中间有王。古代的城，意思是王的都城、京都。城外有原野、领域、土地和人民。

“中国”古代的地域不大。夏代只有河南西部、山西南部这么一片地方。后来，逐渐有了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区，是黄河中、下游流域，也就是中原之地。

中国古代，把自己的区域以外的四方，称作东夷、西羌、南蛮、北狄。四方全是“蛮夷”之地，自己居其中，叫“中国”。

在四五千年以前的史前时代，古中国处在原始社会。是些氏族、部落、联盟，接着有了国家。夏代可能是我们祖先的第一个“国家”。

黄河流域的中下游一带地方，土质好，雨量好，气候好，适合于农牧业。所以，有的古老氏族部落，就从西边沿着黄河向东部发展，到了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这些地区。

经过各氏族、部落、联盟之间的互相战争，互相兼并，和在政治、文化、习俗、语言上的互相混合交融，氏族、部落、联盟、小国，渐渐成了较大的、更大的国家。

古中国原本只有很小的疆域，较少的人民。以后，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变大了。起初，只有河南、山西的区域。到西周时候，就北部到燕山；南边到淮河；西部到陇山；东边到大海。中国幅员相当大了。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小民族，小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合并又进一歩急剧展开着。

那时，燕国把今之河北省北部的各小民族、小国家，都兼并了。燕国极力向北和东北发展。后来灭了山戎族，又打败了东胡，就扩大到东北南部，有辽东与朝鲜为邻。

晋国在今日山西一带地方。它把当时的赤狄、白狄、长狄等小民族、小国家先后合并起来。

赵国在晋国的基础上，灭了中山国，打败了林胡，使它的国土到了今之内蒙古。

秦国灭亡了义渠、冀戎、邽戎这些陕西及西北地区的少数小族、小国，又并合了巴和蜀，极力向西扩展。

楚国、吴国、越国把长江、淮水流域和长江、汉水流域的小族、小国，如“荆蛮”、“廪君蛮”等蛮族、蛮国，逐一降伏兼并。楚国，在战国时代很大，它不止有了洞庭湖区域，又有湖北、湖南、安徽这些区域，还有“苍梧”地带，即广西、广东这些地方。

齐国把今之山东的各小族、小国也一统而为它的领域。

最后是秦国把齐国、楚国、燕国、赵国、韩国、魏国又一一合并而成了大一统的大局面、大国家。

秦代的国土领域很广大。这时期又北逐匈奴，南降南越，北自蒙古大沙漠，南到大海； 西到甘肃、四川、云南；东到大海。在这一大范围里边，到处设立了官府，以便加以统辖管理，中国成了统一大国。在这一范围里的各民族，不断相互交融、交流，语言、文字、风俗也越来越接近和同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许多小的民族经过相互间靠拢与融合后的整体。“中华”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许许多多，大大小小民族的汇合。“中华民族”自最古时代，到近古，到当代，是在中国领域共同生活的各族人民的总称呼。

“中华”的源流是怎样的呢？

“中华”最早叫“华”族，或者叫“夏”族。

根据古书所记载的古代传说，上古之时，古人逐水草而居，有三个大的氏族部落进入到黄河的中、下游流域。一是西方来的，以“炎帝”为首的氏族部落；二是东方来的夷人氏族部落，以“蚩尤”为首领；三是西北来的，以“黄帝”为首的氏族部落。

炎帝大部落，来自陕西，沿着黄河向东而来，到了河南，山东。传说：炎帝，姓姜，是神农氏。

黄帝大部落，自陕西北部过黄河，到山西，沿着太行山，到达黄河之滨的各地，到达了河北涿鹿地区。传说：黄帝，姓姬，号轩辕氏。

蚩尤，传说他是夷人，后称“九黎族”，这个大部落的首领，原在山东及东边的地域。他们自东向西前进。首先碰上了自西向东而来的炎帝大部落。双方发生了大的战争。经多年战争，炎帝失败了，炎帝部落群退到河北，就和黄帝大部落群相联合。黄，炎共同大战蚩尤。蚩尤被打败，一部分人往南方退去，到了南方荆楚的地方。从此，九黎人和南方的苗族人、蛮族人相并相合，共同居住生活下来。

北方的黄帝、炎帝两大部落群又争斗起来，大战了许多年。在河北地区，先后有三次大的战争。结果是炎帝失败。于是，这两大氏族部落群结合起来，共同开发黄河流域。创造了古老光辉的文化。

春秋时代，黄河两边的古人民，自称“诸夏”或“华夏”。有时单称一字：“华”或“夏”。所以，“华夏”就是汉族之老祖。

东野稷败马篇7

创世神：

天吴、毕方、据比、竖亥、烛阴、女娲

上古四方天帝与辅神：

太阳神炎帝与火神祝融共同治理天南一万二千里的地方

少昊与水神共工建立天西一万二千里的地方

颛顼与海神禺强(又名冬神玄冥)治理天北一万二千里的地方

青帝伏羲与九河神女华胥氏及属神句芒治理天东一万二千里的地方。

中国神谱通常有"三皇五帝"一说,通常是指天地人三皇，分别是伏羲、神农与女娲和黄帝 、颛顼（四子：虐鬼、魍魉、送穷鬼、梼杌，孙：老童、太子长琴、黎、重、彭祖）、帝俊（妻羲和、常羲）、尧、舜。

1、盘古：开天辟地之神，最早出现在东汉神话书《三五历年记》中。他不仅开天辟地，而且垂死化身，成就了万物。从他的原始风貌上看，盘古处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位置上，既无祖辈亲人，又无后辈子孙，更无妻妾。后来，变成盘古真人以后，造神者才为他配备了家属和儿孙。

2、伏羲和女娲：伏羲据说是中国的太阳神，是雷神之子，即后来的东王公。按理说，作为东王公，其夫人应是西王母，但最早伏羲是个单身汉，有教人织网捕鱼、制作乐器及成就婚姻的神迹。后来，又被说成是与黄帝一起出现的五方帝之一的东方帝太昊。汉代以后，造神者逐渐地把他与女娲配为一对。女娲，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性大神。有补天、造人、化神、制作乐器、搭配婚姻等神功，汉代以后，被造神者嫁作伏羲妇。

3、神农、炎帝：炎帝，又称为神农氏。少昊母为皇娥、长子春神句芒、次子秋神蓐收。女儿女娃(后化身精卫鸟)，还有一个小女儿，其名不可考。神农大约是农耕时代出现的主神。其神功有焚山造田、播种谷物以及尝百药、鞭百草以确定药性，后来被视为与炎帝合二为一的神，炎帝为名，神龙为号。在炎帝的名义下，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与黄帝有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血缘关系。作为南方天帝，成为以黄帝为核心的五方帝集团的成员之一。后来率领部署蚩尤等与黄帝打了一场名垂青史的神间大战。

4、黄帝及其五方帝集团：黄帝可算是中国远古神国第一代领导核心。原来是一位雷神。因为是五帝战争中的胜利者，一跃成为五方帝集团中的中央之帝，也就有第一领导之意。华夏民族的又一位精神领袖。据说，皇帝后来登龙成仙了。五方帝成员，除了东方帝太昊和南方帝炎帝外，还有西方帝少昊、北方帝颛顼。其中少昊本是东方之国的主神

后来可能是被信奉黄帝的民族打败，也可能是编制五方帝的需要，被移到了西方，并且被说成是黄帝之子，成为西方之帝。颛顼是北方之帝。有古籍说他是黄帝的曾孙，又有古籍说他是黄帝的孙子，但是，不管是曾孙也好还是孙子也好，颛顼与黄帝之间有血缘关系。黄帝时代的诸神陆吾、英招、离珠、金甲神、蚩尤、风伯雨师、赤松子、力牧、神皇、风后、应龙、魃、夸父、大力神夸娥氏、大庭氏、五龙氏 。 5、后稷：又名弃。其母践大人迹感孕而生之，后来屡次将他抛到荒郊野外，屡次被神灵保护，表现出非凡的神格。后稷是一位农神，携种子下世，教百民播种，因此有人把他说成是“烈山氏”之子，而这个烈山氏就是神农炎帝；换言之，后稷被说成是神农炎帝的儿子。然而，在《史记》中，太史公又为他安排了另一位父亲。司马迁一方面说，其母姜嫄感大人迹而生他，另一方面又说，姜嫄是帝喾的元妃，可见，帝喾就是后稷的父亲。帝喾又是黄帝的曾孙，这样一来，后稷就与黄帝挂上了钩。

6、尧：黄帝的玄孙，帝喾的又一子，又名放勋， 妻女皇。根据考证，尧的名号及禅让制的美谈出自春秋战国墨家之手，在此之前没有尧神。据《史记》“记载”，在尧临终之时，面临着将帝位传给外人还是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的选择，尧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把权力传给了舜，从而成为实施禅让制的第一代圣王。

7、舜：黄帝的七世孙，姓姚，名重华，妻娥皇，女英。在舜出生之前，黄帝的这一支族早已沦为庶民了。由于舜的贤德，特别是他对待后母和同父异母的弟弟象的贤良，使得帝尧不仅把两个女儿嫁给了舜，而且最后将帝位传给了他。舜又将帝位传让给贤德而非子孙的禹，成为实施禅让制的第二代圣王。

8、禹：黄帝的玄孙，父鲧，妻女娇,又名涂山氏，系九尾白狐精。按辈分，禹比舜大，但是，禹却是舜手下的大臣。受舜之命，子承父业，布山治水，终于完成了父亲鲧的未竟事业。禹发扬先帝的光荣传统，传贤而不传亲，成为实施禅让制的第三代圣王。

9、龟蛇二将：太玄水精黑灵尊神、太玄火精赤灵尊神

10、三清：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又名太上道君）、道德天尊（又名太上老君)

11、三省：雷霆泰省、雷霆玄省、雷霆都省

12、三官大帝：天官、地官、水官

13、蓬莱三仙（福禄寿三星）：福神天官大帝（另一说是西汉杨成，又一说中是唐阳城 ）、财神赵公明（一说比干，范蠡为文财神）、寿星南极仙翁 注：女寿星麻姑

14、四大天王：增长天王、持国天王、多闻天王与广目天王

5、四值功曹：值年神李丙、值月神黄承乙、值日神周登、值时神刘洪 16、四大天师：张道陵、许逊、邱弘济、葛洪

17、四方神：青龙孟章神君、白虎监兵神君、朱雀陵光神君、玄武执明神君

18、四渎龙神：黄河、长江、淮河、济水河神

19、北极四圣：天蓬元帅（猪八戒）[手下天罡大圣、九天杀童大将（北斗第八星，又称天杀大神）、雷使者等]、天佑（猷）元帅、翊圣元帅、玄武元帅(真武大帝)

20、五方谒谛：金光揭谛、银头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摩诃揭谛。

21、五炁真君：东方岁星木德真君、南方荧惑火德真君、西方太白金德真君、北方辰星水德真君、中央镇星土德真君。

22、五岳：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南岳衡山司天昭圣大帝、中岳嵩山中天崇圣大帝、北岳恒山安天玄圣大帝、西岳华山金天愿圣大帝

23、五方五老：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帝、三岛十洲仙翁东华大帝君（即东王公,名金蝉氏,号木公）、北方北极玄灵斗姆元君（佛教中二十诸天的摩利支天）、中央黄极黄角大仙

24、五斗星君：东斗星君、西斗星君、中斗星君、南斗星君、北斗星君

25、五方鬼帝： 东方鬼帝蔡郁垒、神荼，治桃止山（鬼门关）；西方鬼帝赵文和，王真人，治嶓冢山 ；北方鬼帝张衡、杨云，治罗酆山；方鬼帝杜子仁，治罗浮山；中央鬼帝周乞、稽康，治抱犊山

26、五大神龙： 东海龙王敖广、南海龙王敖钦、西海龙王敖闰、北海龙王敖顺、井海王

27、六丁六甲：六丁为阴神玉女、丁卯神司马卿、丁已神崔巨卿、丁未神石叔通、丁酉神臧文公、丁亥神张文通、丁丑神赵子玉，六甲为阳神玉男、甲子神王文卿、甲戌神展子江、甲申神扈文长、甲午神卫玉卿、甲辰神孟非卿、甲寅神明文章

28、南斗六星君：第一天府宫司命星君、第二天相宫司禄星君、第三天梁宫延寿星君、第四天同宫益算星君、第五天枢宫度厄星君、第六天机宫上生星君、东方东极青华大帝太乙救苦天尊、方太极天皇大帝 [手下八大元帅、五极战神（天空战神、大地战神、人中战神、北极战神和南极战神）]、大地之母（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祉

30、罗酆六天：纣绝阴天宫、泰煞谅事宗天宫、明晨耐犯武城天宫、恬昭罪气天宫、宗灵七非天宫、敢司连宛屡天宫。 31、北斗七星君 ：北斗第一阳明贪狼星君（天枢）、北斗第二阴精巨门星君（天璇）、北斗第三真人禄存星君 （天玑）、北斗第四玄冥文曲星君（天权）、北斗第五丹元廉贞星君 （玉衡）、北斗第六北极武曲星君 （开阳）、北斗第七天关破军星君（摇光）。注：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合起来又称为斗魁或璇

32、八仙：铁拐李、汉钟离、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张果老

33、增长天王手下八将：庞刘荀毕、邓辛张陶，其全名为刘俊、荀雷吉、庞煜、毕宗远；邓伯温、辛汉臣、张元伯、陶元信（四目)

东野稷败马篇8

说到汉代的女权，可能有人首先会想到曾经家喻户晓的吕后故事。吕后多谋而果断，汉并天下后，曾经努力协助刘邦翦除异姓诸侯王。她处死韩信，力促刘邦夷灭彭越宗族。汉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8年，擅权用事。其实，汉代这种所谓“母党”，“权在外家”[1]的情形屡有发生。例如东汉时期，“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2]

汉武帝是武功卓越的帝王，而卫青以皇后卫子夫同母弟的身份被任命为大将军，霍去病以卫子夫姊子的身份被任命为骠骑将军，李广利以汉武帝所宠幸李夫人兄的身份被任命为贰师将军。汉武帝时代的3位名将都由女宠擢升，也是可以反映汉代妇女对政治生活有重要影响的迹象。

世系从母系方面来确定，是远古时代的婚姻关系所决定的。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曾经指出，直到三代以后，“姓之字多从女，如姬、姜、嬴、姒、嬀、姞、妘、婤、姶、嫪是也。”其实，在汉代，仍然可以看到承认女系这一古老文化现象的遗存。汉景帝长子刘荣因母为栗姬，于是被称为“栗太子”。汉武帝子刘据立为太子，因其生母为卫皇后卫子夫，又被称为“卫太子”。刘据的儿子刘进，因生母为史良娣，所以又称作“史皇孙”。平阳公主也随母姓，号“孙公主”。汉灵帝的儿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因为由董太后亲自抚养，称“董侯”。淮南国太子有称为“蓼太子”者，据说“蓼”也是“外家姓”。[3]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皇族。高祖功臣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娶了被称为“孙公主”的平阳公主，以致后世“子孙更为孙氏”。[4]

姓氏从母，是保留古风的文明程度较为落后的民族的习俗。匈奴人据说“其俗贵者皆从母姓”。[5]汉代上层社会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是令人惊异的。

关于女性祖先“妣”，除了通常“祖妣”的说法而外，也有“妣祖”称谓。也就是说，女性祖先被置于男性祖先之前。“妣祖”之说由来尚早，如《诗·小雅·斯干》：“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这样的说法在汉代文献中仍然可以看到。例如王粲《太庙颂》：“昭大孝，衎妣祖。”《汉书·郊祀志下》记载王莽宣布的礼祀制度，说到“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按照颜师古的解释，这是《周礼·春官》规定的“大司乐”的职能，先妣，是指周人始祖姜嫄，先祖，是指周部族的早期领袖先王先公。《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先。汉代学者郑玄的解释，确实是“先妣，姜嫄也”，“先祖谓先王先公”。传说周人世系最早始于姜嫄踩了巨人的脚印于是怀孕而生后稷[6]，以此来解释“享先妣”先于“享先祖”现象的说法，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王粲“衎妣祖”之说却与周人祭祀秩序没有直接关系。可能对于汉代一般人来说，“先妣”较“先祖”占据着更尊贵的地位，在祭祀礼俗中也应当更为优先的意识依然存在。

明代史学家张燧曾经著《千百年眼》一书，作纵横千百年的历史评论。这部书的卷四有“汉高祖尊母不尊父”条，说汉高祖刘邦即皇帝位后，先封吕雉为皇后，封子为皇太子，又追封其母曰昭灵夫人，“时太公乃遗而不封，已不可解”，又过了2年左右，刘邦相继封刘贾、刘喜、刘交、刘肥为王，丞相萧何以下大小功臣也皆已分别受封，“而太公复未议封，即群臣亦无一言及之，何也？”于是感叹道：“是帝为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尚为庶人也，大异矣！”张燧以为刘邦先封其母却遗忘其父大可惊异，却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因。其实，能够指出“尊母不尊父”这一现象，已经是重要的历史文化发现了。

汉代还多有妇女封侯，得以拥有爵位和封邑的情形。例如，汉高祖刘邦封兄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封萧何夫人为酂侯，樊哙妻吕媭为临光侯。汉文帝时，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汉武帝也曾经尊王皇后母臧儿为平原君，王皇后前夫金氏女为脩成君，赐以汤沐邑。汉宣帝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王莽母赐号为功显君。王莽又曾建议封王太后的姊妹王君侠为广恩君，王君力为广惠君，王君弟为广施君，皆食汤沐邑。东汉时期，东海王刘彊临终上疏曾经说道：“天恩愍哀，以臣无男之故，处臣三女小国侯，此臣宿昔常计。”[7]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彊因为无子，3个女儿都被封为“小国侯”，刘彊以致终生感激。两汉史籍记载女子封侯封君事多至30余例。

汉代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占据较高地位，也留下了比较显著的社会历史印痕。《汉书·王吉传》记载，汉宣帝时，王吉曾经上疏评论政治得失，谈到“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国则国人承翁主”的情形，他认为：“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将所谓“女乱”即政治生活中女子专权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生活中女子尊贵现象的影响。“使男事女，夫诎于妇”的情形在民间也有表现。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一种民俗特征。《汉书·地理志下》关于陈国（今河南淮阳附近）地方风习，就有“妇人尊贵”的记述。

汉代妇女对于个人情感生活的体验形式，与后世比较，可能也有值得注意的差异。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寡居，宠幸董偃，一时“名称城中，号曰‘董君’”。他建议馆陶公主以长门园献汉武帝。汉武帝大悦，在探望馆陶公主时尊称董偃为“主人翁”，相见欢饮，一时“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于是，这种“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的不合礼法的关系经皇帝的承认而得以合法化。据说“其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8]汉昭帝的姐姐鄂邑盖公主“内行不修，近幸河间丁外人”。据《汉书·霍光传》，票骑将军上官桀等甚至依照国家以往“以列侯尚公主”的制度，“欲为外人求封”，遭到拒绝之后，“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丝毫不以为这是一种不光彩的关系。《汉书·胡建传》则称丁外人为“帝姊盖主私夫”。当时上层社会对于这种关系，似乎也没有形成沉重的舆论压力。

汉家公主不讳私夫，天子安之若素，朝野亦司空见惯，贵族重臣甚至上书乞封。皇族妇女的这种行为能够堂而皇之面对社会，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条件的。在当时的社会，寡妇再嫁，是自然而合理的事。史书记载的社会上层妇女比较著名的实例，就有薄姬初嫁魏豹，再嫁刘邦；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再嫁卫青；敬武公主初嫁张临，再嫁薛宣；王媪初嫁王更得，再嫁王乃始；许孊初嫁龙頟思侯，再嫁淳于长；汉元帝冯昭仪母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翁；臧儿初嫁王仲，再嫁长陵田氏；汉桓帝邓后母初嫁邓香，再嫁梁纪等。

汉光武帝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刘秀与共论群臣，有心微察其意向。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对大司空宋弘德才与仪表的爱慕。刘秀愿意谋求撮合。据《后汉书·宋弘传》，刘秀后来专意接见宋弘，让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又对宋弘说：都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则说：“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于是对公主说：“事不谐矣。”告诉她事情没有办成。虽然宋弘拒绝了刘秀的暗示，其事最终“不谐”，但是湖阳公主给人们形成深刻印象的敢于主动追求有妇之夫的行为，可以看作反映当时社会风尚的重要信息。

关于平阳公主之再嫁，《史记·外戚世家》褚少孙补述：“是时平阳主寡居，当用列侯尚主。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可。”公主笑道：此人出自我家，以前常常作为侍卫从我出入的，今天怎么能作丈夫呢？“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可以看到，平阳公主择定再醮的对象时，非常大方地与“左右侍御者”公开讨论，“主笑曰”云云，也反映其态度的坦然自若。而从公主一方同意，事实上已经使婚姻成为定局，可知妇女在这种婚姻再构过程中往往居主动地位。且先“言之皇后”，后“令白之武帝”的程序，也说明女子在这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已曾5次守寡。《史记·陈丞相世家》说，“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陈）平欲得之。”城中有人办丧事，陈平“侍丧”，尽心竭力。张负于是产生良好印象，又随陈平至其家，看到家虽穷弊，然而“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对其子张仲曰：我愿意把孙女嫁给陈平。张仲以陈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表示疑虑。张负坚持道：像陈平这样出色的人怎么能长久贫贱呢？决意成就了这一婚姻。吴景超先生在分析汉代女子再嫁情形时曾经写道，“其中嫁人次数最多的，要算陈平娶到的妻子。他的妻子姓张。”他又分析了“这位张女士的历史以及嫁给陈平的经过”。他指出：“这个故事，有好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嫁过五次的女子，不厌再嫁。第二，寡妇的尊长，不但不劝寡妇守节，还时时刻刻在那儿替她物色佳婿。第三，嫁过几次的女子，也有男子喜欢她，要娶她。第四，寡妇的父亲，并不以女儿为寡妇，而降低其择婚的标准。此点从张仲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出来。张负肯把孙女嫁给陈平，并非降低标准，乃是他有知人之明，看清陈平虽然贫困，将来终有发达的一日。”[9]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于“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语后写道：“按即《左传》成公二年巫臣论夏姬所谓‘是不祥人也！’”“人莫敢娶”，是因为有“尅夫”的嫌疑[10]，并非嫌弃她是“嫁过几次的女子”。

汉代寡妇再嫁不受约束、不失体面的风习，至汉末仍然多有史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揭开《三国志》的妃后列传，最令人注目的便是魏、蜀、吴的第一个皇帝，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11]

在婚姻离异时也可以采取主动，同样是汉代妇女的权利。著名的朱买臣故事可以作为例证。《汉书·朱买臣传》说，朱买臣家贫，卖柴为生，常担柴道中，诵书歌讴，“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来前妻与其夫家一同上坟，见朱买臣依然饥寒，还曾经“呼饭炊之”。李白有《妾薄命》诗：“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后来朱买臣夫妻离异故事在民间传播，以此为主题的戏曲就有元杂剧《渔樵记》、清传奇《烂柯山》、京剧《马前泼水》等。其实朱买臣富贵后重见前妻事，也并没有覆水难收的情节。[12]“马前泼水”的衍化，其实可能也是后世人未能理解汉代人精神风貌的一种反映。我们所注意的，是朱买臣妻主动离婚的事实。女方“求去”，男方“不能留，即听去”，前者要求同意，后者未能挽回，于是勉强应允。这种妇方主动提出协议离婚的情形，在汉代以后的中国正统社会中，是不多见的。

《汉书·张敞传》说，汉宣帝时地位相当于京畿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京兆尹张敞，据说“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憮”。张敞这样的高级官僚亲自为妻子画眉，眉样媚好，一时传闻京中。于是所谓“京兆画眉”、“京兆眉妩”，成为形容夫妻和美的典实。张敞的这一行为被有关部门举奏，皇帝曾经亲自询问，张敞答对巧妙，又因皇帝爱其才能，所以未受责备。看来，“为妇画眉”，作为高官，似乎是不寻常的举动，然而在一般平民中，则可能未必令人惊异。东汉名士樊英患病，妻子派婢女探问，樊英竟起身下床答拜。有人不免诧异，樊英解释说，“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13]一个“齐”字，一个“共”字，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汉代人在家庭关系中男女平等的意识。

班固在《白虎通·嫁娶》中也曾经强调：“妻，齐也，与夫齐体。”陈登原先生《国史旧闻》卷二八指出，“汉人虽曰已轻妇女，如曰夫为妻纲[14]，如曰二女为奻[15]，如曰不敢仰视[16]，然尚有不讳再嫁之事[17]，尚有以妻为齐之说。”如果我们借用“妻，齐也”的说法总结汉代妇女在若干方面享有与男子大体相当的权利这一事实，可能也是适宜的。当然，这种权利与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真切地认识中国古代妇女史的全貌，应当是有益的。

汉代妇女生活的上述情形，自然是在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据《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刘嘉的妹妹刘园子与梁王刘立有隐情，败露后，刘立惶恐自责，有“渐渍小国之俗”语。所谓“小国之俗”，应当包括与华夏人杂居的其他部族的文化影响。推想在汉文化融合多种文化因素初步形成的时代，儒学礼制尚未能规范所有的社会层面，“夫为妻纲”的性别统治格局也还没有定型，于是存在“妇人尊贵”的现象。鲁迅先生曾经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闳大之风”18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当然更是我们在讨论汉代女权时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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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刘向传》。

[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两汉外戚之祸”。赵翼还指出：“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受祸，亦莫如两汉者。”据说西汉外家20余，只有4家得以保全。东京后族，也只有阴、郭、马3家保全，其余皆无不败者。“推原祸本，总由于柄用辅政，故权重而祸亦由之。”外戚，常常导致“国家俱敝”。

[3]《汉书·伍被传》：“王曰：‘夫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为汉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颜师古注：“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颖曰：‘食采于此，或言外家姓也。’师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岂以食地为号？文言外家姓，近为得之，亦犹汉之栗太子也。’”

[4]《汉书·夏侯婴传》。

[5]《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上》：“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族。汉高祖以宗女妻莫顿，其俗贵者皆从母姓，因改为刘氏。”

[6]《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裴骃《集解》引《礼纬》说，周人姓姬，也是因为“祖以履大迹而生”。

[7]《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东海恭王彊》。

[8]《汉书·东方朔传》。

[9]吴景超：《西汉寡妇再嫁之俗》，《清华周刊》第37卷第9、10期合刊。

[10]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302页，第9页。

[11]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卞恩才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58页。

[12]汉代已经有“覆水难收”的说法，但未见用于形容夫妻离异。如《后汉书·何进传》：“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

[13]《后汉书·方术列传上·樊英》。

[14]《白虎通·三纲六纪》。

[15]《说文解字》卷十二下。

[16]《后汉书·梁鸿传》举案齐眉故事。

东野稷败马篇9

1930年（民国19年）4月开始的蒋、阎、冯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1930年8月7日，“中国中央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了。会议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选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反蒋派从组织形式上大联合了，但这时在中原战场上阎、冯已呈败局。阎锡山9月9日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但是阎锡山在国家元首的宝座上仅仅坐了9天。9月18日张学良突然通电反对扩大会议，就任南京政府陆海空副总司令，明确表示支持。9月19日奉军入关。21日扩大会议主要成员出北平逃到太原，扩大会议及其国民政府。不久又从太原逃到香港，其他成员都作鸟兽散。至此改组派便告瓦解。1930年10月，阎、冯败北。是年10月3日，大赦通电，把阎锡山、冯玉祥列入不赦的名单，要求他们无条件下野，对山西进行经济封锁，并派飞机不断轰炸太原；对西北军冯系进行收买，分化瓦解。11月4日阎、冯联名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阎锡山被迫化装坐火车去天津，最后逃到日本占领的大连居住。冯玉祥由大同北上，秘密转入宋哲元驻防地区居住。1931年夏宋部移防晋东南平、阳泉，此时冯玉祥带领千余官兵转到汾阳避居，为安全起见，他把居住地选在距县城十多里远的北部山区峪道河上游的赵庄村。在这段时间，冯表面上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实际在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积蓄力量，以图再举。他自己读书学习，还在县城开办小型军官学校训练骨干，其中有共产党员也秘密地参加了军校的学习。峪道河与陕北苏区接近，鞭长莫及，冯选择此地隐居也为防备万一，如被蒋逼迫无路可走时，计划渡过黄河进入陕北苏区。

冯玉祥1931年1月日记，曾记载他住在汾阳峪口村宿“山中面房”、“峪口庙中”的情况。他密会旧部来访者，他闷“作泉水、山石、五古、新诗”。3月3日看到太原报载对其“有驱逐出境之记载”，愤曰：“走狗咬人，无评论之必要。”3月3日他听到“长治兵变”，“不知是何情形”，感慨记曰：“二十年来闭关自守、号称乐土之晋省，近来亦有此种不幸情事，足征全国已无一片干净土矣。”3月4日记：“山西省党部张贴驱冯出境标语，颇可寻味。余意在张自忠、冯治安、薛子良各处暂住数日，盖出国办法尚未拟定也。”3月12日记：“报载要事……长治全城大劫。”3月13日记：“夜间静坐，百感交集。想起大军东出潼关至洛阳以东，在登、临一带大战中，如宋、如孙等之劳苦情形。又想起大军退回潼关，被阎截断船只情形；唐尘智发动情形；阮同志又玄发动情形；阎乘兴到郑（州），扫兴离郑情形；余由建安到太原情形；及由太原往潼关之前与阎谈话情形；刘茂恩部如何使用；万、葛、刘、刘、樊、石等部结合情形；到潼关时情形；及梁先生式堂之各地奔忙与铁老是第一位清廉人物等。”3月26日记：“支应遴带回宋（哲元）给的5000元，问如何支配？我皆以赶紧给大家分开，因多己无鞋袜矣！彼并言阎有归晋信，晋将领驱商（震）事将大发动云。”4月6日记：“早二点，过太原南下。午后八时到沃城，途中所见，写出如下：一、水为生命之源，沿途所见，凡有水的地方，因交通便利，都是满地青苗，村庄房屋整齐，人民大致富庶，反之春旱正是，人民凋敝已极。二、交通为地方血管，道路好的地方，因交通便利，地方经济、文化一切都好，否则异常闭塞。虽山西道路颇不易修，而百川能修至如此，诚非易事。惟尚惜太少，尤其是东西向不通之处甚多耳。三、汽车漏太大，不但汽车是外国货，即汽油、机油无一非外国货，况零件等物，更非外货不可也。四、害人之甚。即曲沃一县，每月须消白面三万两，合洋十数万，如何不苦而贫哉！其原因由于无知识。然无团体、无组织、无训练实为极根本之原因也。五、军队坏到极点之晋军，沿途所见，一起一起的徒手官兵，三五成群，有的大氅破烂不堪，有的光头无帽，随便行礼。亦有乘大车者，一车一车如拉囚犯，更有仰卧于洋车之上者，真是无以复加的乱象矣！八点至曲沃，住于某绅之花园内。”4月7日记：“看《曲沃志》自周成王至民国十六年，大旱荒六十一次，或人相食，或饥饿至死。丰年共三十七次，或曰‘大有’，或曰‘有年’，申生庙内有石碑，颂申生大孝。

我以为孝则孝矣，然而末善也。”4月8日记：“本日，到曲沃城南六里紫金山后庙内观泉，所谓‘济溪印月’是也。遂决定移住于此。近来天大干早，人民望雨甚切。十二点左右，果落雨三五点，惜未得甘霖，诚春雨似油也。在海棠树下静坐，有所思，作诗一首。此间泉水甚多，而荒山空地到处皆是，足证人民无能力，无组织，无训练，觉得必须从此点努力和注意也。现在行踪不定，日有移动，有数事当注意。甲、少带东西，少叫人帮忙，凡自己能办的自己去办。乙、手不释卷，须刻刻努力看新书。丙、随手记录，见人见物，凡有关国计民生，起衰振废者，均当即时记入本内。丁、每日作诗一首，为苦同胞呼冤。”4月9日记：“早起后，坐在奶奶庙前过庭下小板凳上，忆及自民十一年以来，历年战争中，所残废伤亡的各官兵、各同志、各手足，为其各人、为其父母、为其妻子。必须有一极切实的抚恤，极真诚之保证，方为真革命也，此实为一极重要之工作也。”4月13日，冯游曲沃景明村，次日记：“昨晚在景明村。午前十时，东去白水村一看，只见庙多，破坏神象多。其次即是逃难之河南人多。老者有78岁与72岁者，且独身一人，讨饭为生，真苦到万分了。此均民国之主人翁，哪知享福为何事也。午后四点，张师长自忠来，谈县中有人谈贾（景德）己到太原，办法已知之矣。呜呼！秘密之谓何也。”4月17日记：“十一点，观瀑布归来，看《资本论》，又写《咽糠》诗一首。午后到村之西北角三官庙内一看。”4月18日记：“午后五点，由景明动身赴曲沃。午后八点到城内，住刘家花园，在营内澡塘洗澡极快乐。张（自忠）持信来，知十六日商兵（注：商兵指商震部队）已撒至冀家镇。”4月20日记：“看《稷山县志》见由唐至清（注：即唐高祖至清同治元年）共有灾旱三十三次，饥年十四次，而丰年只七次，可见此间之苦难矣。稷山县在乾隆三十三年为二十二万多人，至光绪六年只余七万多人，灾情之大，可想而知矣。”4月21日记：“昨夜往泰山庙，看县志，有《义民》诗及《打狼》诗二首。河上肇谓：马克思说资本家对于劳动者如同牛马，如同赶驴上坡，诚为万古不易之理也。拟作诗明之。风极大，两麦都被吹的枯焦，心中也随之焦灼万分矣。”4月23日记：“复贾（景德）先生一信，字有1700多，费的时间不少，不知有用处否？”冯本日尚记同一友人谈助学事。“拟办不收书、学费的学校，在静海、清苑、巢县三处各收500人。阎之十万元，可专办此事也。”4月30日记：“是夜住绛县庆善寺。陈调元又把阎、冯骂一顿，只可受着吧！”5月1日冯继续住庆善寺，并会见支应遴“谈一切”。5月2日记：“《新绛县志》记庐陵欧阳修居此甚久。古时此间出沉泥砚、石砚、白（hu）纱（注：有绉纹的纱），今均无一点影子。外人说中国今不如古，其然乎?吾辈后人如何思想也。此闻旱灾甚多，水灾亦不少，故此类神话亦极多，诚迷信之地也。此间昔日好官极多，或百废俱兴，或廉惠明敏，或捐俸兴学，或讼简刑清，门无私谒，或断狱明决，狱无冤抑，或诚信待人，或振兴文教，尽革行户供应陋规，或洁已爱民，均笔不胜书也。名贤口韩厥、羊舌、羊舌赤、羊舌（xi）。‘国将亡必多刑，’此（xi）对子产铸刑书之言也。”5月19日记：“此间街上某家富商出殡，大热闹好几天，而后院贫人搬家一担挑尽。经济不平等之可限，莫此为甚矣。”5月22日记：“同张（自忠）谈及晋将领的情形，知其概况”。5月25日记：“今年已五十，更不衰弱。将五十年的阅历经验，与此混帐社会拼命流血，非实现人类平等不可，我应刻刻勉励自己，继续不断的努力于此事也。”5月20日记：“不能成功主要原因：甲、连年作战。乙、帝国主义作祟（sui）。丙、军阀与政客诡计捣乱。丁、财政太困难。‘胜则王侯败则贼’之看法，非是也。阎派卢某持信来谈，当复一信。”6月1日记：“五月一个月，住于此间之生活概述如下：一、虽住在山庙中，而友朋来往函电甚多。二、自己能改过，能节食，能有恒于一切课程，如诗、如写、如读、如画，均能照预定办法。三、拔了并配上两个牙。四、我对陈、张……等，均有些微之助，觉得比吃穿还快乐也。对于后院邻居三家，亦微有帮助，惜不大耳。见留德学生董炳文。董患吐血病，初去时无检查，实在粗心，嘱其到峪道河赵村休养。”6月8日记：“‘外国点心’图章刻来，我在十七八岁当兵时，人们送我此外号，觉得极有意思，认为死在外国人手里，比死在中国人手里好，因为我至今坚抱爱国家、雪国耻之心故也。”6月15日记：“早饭后，同阮同志涉汾河，读书于榆树林下。问一赵姓农民，知其家有老母、有妻、又有两子、两女，均在10岁以下。问其省府主席为何人，亦不知也。问南京、北京系何人执政，不知也。

问何谓共产党，不知也。问何谓，不知也。问其家况，则曰，但曾读过两年书。阮曰：皇帝之国民如此最好，惜现为民国也。我说：中山先生有唤起民众一语，诚重要也，诚万分重要也。”6月19日记：“报载南京已改组，李任潮（李济琛）、徐次宸（徐永昌）均在内。”8月29日记：“李先生锡九宋，谈阎近日情形。”9月5日记：“早起，同德全（注：冯夫人李德全）到泉边洗漱，又到山上散步，看见满村红果子，想到生产之重要及一般人民只见目前之利益，不顾长久的计划，致水沟漏水，无人修理，可知无组织的坏处了，可怜的人民啊！陈（希文）来，述阎接胡（汉民）之电报事。”9月12日记：“午后，陈希文先生来，言阎先生之意，拟在太原有一接洽机关，合高、孔、张、陈四人为之。陈问可否，我告以可以。”（注：阎锡山1931年8月5日以探亲为名，密由大连飞往大同，返回五台河边村）9月13日记：“报载：阎住附近拿着刺客二人，送太原。陈希文先生来函云亦然。”9月21日记：“昨夜来电今早释出，为日人占沈阳，本日又接孔电云：长春、安东均被日本军占领，且对中国宣战。问如何……。日人如占领山海关后进占平津，我们当如何？政治固要紧，军事亦须有办法。我以为此时应成立雪耻军以对日人，而同时催贼走开。”9月22日记：“早起，即详看王、张、高各同志所拟各稿。随送往余同志等住所去改，午后四点完全办好，即请张往见阎先生，征询意见。如阎先生无办法，我们可自办也。”9月24日记：“报载十八日（注：九・一八）夜二张之事，剪下以证。当权者如何不问国事？这就是日人袭击沈阳之时他们在北平所作之勾当也。早饭后张省三同张某带阎先生信来，并商大事。我说，需以对日为主，对内为副，云云。”9月27日记：“本日接到张省三先生一封长信说，他见阎先生之后的情形。千言万语，阎先生是不干什么，为国为民，没有那回事，所以没法，只好往天津去了。”9月30日记：“陈继淹来，说及阎踌躇无钱的事。”10月19日记：“陈往太原，带去给阎、赵、徐、杨（注：赵、徐、杨指赵戴文、徐永昌、杨爱源）之信，未提如何办，只问他们有何打算也。”11月28日记：“陈希文同志由太原归来，谈到见杨、见阎、见孔的话。杨为国事颇急，阎只是找便宜，孔（庚）是干生气。”12月1日记：“徐永昌参谋长杨某来信，为统一事。复以除障碍方可救国，否则吾辈将为亡国奴矣。”12月2日记：“赵次陇来函，亦说统一问题，即贴存之。请支（应遴）去太谷山中看刘允承先生商三事：一、精卫电约去不去？二、我们须要自己干。三、我们站民众一边，为民众谋利益，不能乱步。”12月6日记：“钟、王二先生来，谈协和（）先生意见：对胡（汉民）、对阎，须切实联络之。”12月7日记：“协和意见：一、北方应再起倒蒋；二、须有组织；三、胡、阎须有联络。以上三事，极佩服之。钟先生说：蒋之下野，起初本有此意，后因英使兰浦森说：日可不理他，共可不问他，政权切不可放手，广东有何能为云。因之，食前言也。”12月8日记：“钟动、王孟迪（注：的代表）二先生同往跑马泉，等候许久，始同用早饭。谈及北方局面及组织的事，我言：阎先生是不肯冒险的人，若同他说话，他是很积极的，若到真干起来，他是很稳当的，对于去年的事，他还是很后悔的。你们二位先到河边，归来再谈。各赠小画、题诗，各以车字为韵。旋用车送至汾阳。”12月13日记：“聚百个伙夫，不能起一个电稿之话明白了，则知非人才不能办成事业也。12日报载：……太原将省政府及教厅打毁。”12月14日记：“本晚接津电，知蒋有下野的可能。旋接电话说：蒋下野电已到太原。简又文自沪来电报告：林森代主席，陈铭枢代行政院长。”12月16日记：“本日见阎百川先生派来之曹某，沁县人，谈及现在政局，出邹、孙二人之电报，言蒋己下野，约同往南京，究拟在何处见面，特来商酌云云。告以在太原为好。”12月17日记：“早起，见16日报载，蒋于15日通电下野，同时变更四省政府人选，浙鲁、苏顾、赣熊、甘邵。同雷走了约十里路，谈及各方情形……。他说汪（精卫）先生是投机政治，并为人过于爱惜羽毛，且好安闲，倒蒋固仍然进行，而联蒋亦为事实也。”12月18日记：“早起后，即见李、贺二位，说到各方情形并南京、上海之来电，定规我即日先到汾阳，次见钟、王二先生。谈及他们在河边（村）见阎百川先生事，未有不赞成者，惟对动的事，颇有顾虑。后问见赵次陇未有？答未见。因此老之思想太旧。云云。报载精卫先生约我到南京之电。同德全等来汾，不料汾城（汾阳）学校及各界均在城外恭迎，愧死！愧死！”12月19日记：“见李、王、高、贺四同志，定规到会（注：指公理会）及到太原事。旋同傅、常二先生走到大会，讲话题目是：非民众起来救国不可。午后，在公理会礼拜堂讲青年运动之重要。到铭义中学，写对子一幅，画画一张。见了许多美国人。夜晚同学生共餐，分三处，固然是粗饭，然很能使我与他们表同情，同快慰，同烦恼也。”12月20日记：“接兴亚同志信，知太原学校请愿，被太原省党部开枪打死一人（注：穆光政），伤者不下三十余人，后党部人员一律被拿获缴械，送往军署云。”12月21日记：“接山西省府电云，有学生六、七人来汾（阳）见我。十点到河汾中学讲话：一、国是什么国。二、国难是什么情形。三、主人是应当如何。四、稳健与不冒险。五、孙中山先生之不稳健及十次大失败。六、乡下之实话。七、青年人之责无旁贷。”12月22日记：“晨起，同德全到田女士家，又到铭义中学一同照相，即开车往太原。到时，有杨星如（杨爱源）、孙萃岩（孙楚）、王靖国、李服膺等及许多民众与学生相迎。我只说：不敢当。到招待处稍住，即往兰村见阎、赵两先生与刘允丞先生，同到进山中学，详谈办法及复汪、胡、林（森）各一电，主张去则同去。同进山中学校学生谈话，以国难当前，非民众起来不可为题。刘允丞先生心明爽直，真有学问，应亲之敬之。赵次陇先生极深厚，有谋略。阎先生较前更能回人话，自己却不吐出真意也。”12月24日记：“起床后，即往拜杨星如先生，孙楚先生、王靖国先生、李服膺先生。归来，又见任应歧先生，马君图先生，王平先生。午后、孙、杨等请客，去时五点，归来八点矣。国快亡了，口（指蒋）仍是不撒手，他对于政权之把持不去，口馋者如对好吃的东西，不放筷子一样。汪先生因为情况未悉，尚未去京。胡（汉民）先生尚在香港未北来，不知如何？广东不赞成蒋为变相的总司令。省三说来尚未到，惦念之至，因对各方情形不明白也。”12月25日记：“本日招待新闻界，与马、张、吕诸人谈话不少，以后如有机会，当与此类朋友多谈也。”12月26日记：“早七点自太原开车。”12月29日记：“早九时到南京。”12月30日记：“在南京，早十点由京开车东行，午后四点到上海。”12月31日记：“上海的天空是天昏地暗，上海的日头是发红不清，空气是不鲜不洁，声音是乱杂叫起。除了洋势力便是洋货，除了少数的人用毛笔墨盒外，亦不见中国的物件。伤心之至！伤心之至！”

（责编 卢成）

东野稷败马篇10

正是秋高气爽旅游旺季，在旅游胜地扬州，几乎每一处名胜古迹都游人如织，但离人声鼎沸的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个园”仅一箭之遥的梅花岭史公祠却冷冷清清，园子里静谧肃穆，整个上午，除了我们这个上海老年旅游小组几个人来拜谒史可法祠堂和衣冠冢外，未见其他游客。

而要了解江淮名城扬州的历史，是绕不开史可法和“扬州十日”这一页的啊，这里有民族英魂和浩然正气！

史公祠与墓均南向，东墓西祠，并列相通。院正中是飨堂，堂前两边悬挂着一副著名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衣冠冢前的墓碑上镌刻着“明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墓”。我们一行在墓前深深地三鞠躬，以一炷心香表示崇敬之情。

史可法是河南祥符县（今开封市）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年（1601），就义时年仅四十四岁。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大举南下。时南明朝廷腐败不堪，大局糜烂，权臣当道。清军大敌当前，而朝廷内部却正在进行激烈的党争和内战。兵部尚书史可法受权臣马士英、阮大铖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扬州，与军民一起固守这座孤城。扬州城防兵力十分薄弱，孤立无援，江北四镇根本不听史可法指挥，又处处受到朝廷牵制。马士英甚至命史可法分兵抵御由武汉顺江而下的左良玉部，而对于应重兵防守淮、扬的正确主张，马士英在朝廷上指斥曰：“此皆左良玉死党为游说，我君臣宁死于清，不可死左良玉手。”接着目大呼：“有议守淮者斩！”此时清廷调集十万铁骑，由豫亲王多铎率领，重兵包围扬州。多铎先后五次手书，敦促史可法降清，史可法都不拆封，坚决拒绝。他给母亲、夫人、兄弟等一一写下遗书，在给夫人的遗书中写道：“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祠堂前的两侧碑廊里就有一方史公此信的手迹碑刻供人赏阅。）清军调来红夷大炮轰击城墙，“铅弹大者如，堞堕不能修，以大袋沉泥填之”，扬州军民拼死抵抗，清军仍未能破城。于是，“豫王多铎命降将李遇春持檄抵城下招可法，可法数其罪，遇春曰：‘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可法取矢射之。复令乡民持书至，守者引之见，可法挞守者，人与书俱投于水。”（见《小腆纪年附考》）清军用巨炮轰塌了城墙西北隅，崩声如雷，大批清军涌入，城遂陷落，时为清顺治二年（1645）农历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军民仍不屈服，与清军发生了激烈的巷战。史可法自杀未果，被清兵掳至城楼上见豫王多铎，多铎再次劝其投降，史可法厉声曰：“吾意早决，城亡与亡！”遂被杀害。和史可法一起坚持守城的二百多名武将、文官相继慷慨就义，没有贪生怕死、卑躬屈膝的软骨头。

我们进入史公祠堂瞻仰。祠堂正中红袍乌纱的史公塑像凛然端坐，两边是其部下的牌位，一边是武将，一边是文官，牌位一层层、一排排，数量之多令人心头猛地一惊。每个牌位上写着主人的姓名和所任官职。两边墙上用图画与文字记载了那页浴血奋战的历史。笔者摘录下其中的一段文字：“扬州城在攻破后，守城将士与清兵逐条街巷展开激战，使清兵付出惨重的代价。左都督刘肇基，率所部敢死士四百人，杀敌一千多人，全部巷战死；总兵官庄子固，带领部下七百人，以‘赤心报国’为旗号，全部战死；副将马应魁，书‘精忠报国’于背，披白袍杀敌，巷战死；原兵部右侍郎张伯鲸，夺敌兵佩刀自刎而死；扬州知府任民育，衣官服，握官印，端坐堂上，面迎刀刃，家人全部投井自杀……二百多名文武官吏壮烈殉难。”笔者感觉，与其说这里是缅怀史可法个人的祠堂，不如说是以史公为首的扬州抗清英烈集体的纪念堂！

清军攻占扬州后，对居民不论男女老幼进行了疯狂杀戮，百姓死者无数，达数十万之多（一说为八十万），史称“扬州十日”。扬州是清军进攻江南时遭到顽强抵抗的第一座城池，也是清军入关以来首次遇到的军民一体的坚强抵抗。之前，清军南下途中，一批又一批文武官吏要么望风而降，要么弃城逃窜。扬州虽被清军攻占，但这座城池表现了军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敌、保卫社稷家园的民族傲骨和浩然正气！

扬州城破前，史可法召见副将史德威嘱咐曰：“我无子，汝为我嗣，以奉吾母；我不负国，汝毋负我。我死，当葬我于高皇帝侧；其或不能，梅花岭可也。”史可法被清军杀害后抛于乱尸堆中，时天气开始炎热，不数日即腐烂变形，无法辩认。后来，义子史德威找不到史公遗体，只得葬其衣冠于梅花岭下。直到乾隆年间，清廷在全国的统治早已稳固，进入鼎盛时期，皇帝要求臣子也尽忠于一主，不做“贰臣”，乃于史公墓西侧建祠，并追谥“忠正”。咸丰年间祠毁于兵燹，同治九年（1870）又重建。几百年来，史公墓和史公祠一直受到后人敬仰和祭拜。

然而，近年来有人在网上撰文，竟然将“扬州十日”的惨剧嫁祸于史可法，认为史可法应当投降清军才对，或者弃城逃跑也可以，正是由于他坚守扬州，造成了清军不小的伤亡，才使清军残酷报复，数十万百姓死于非命，史可法是不惜用扬州几十万百姓的生命来成就自己流芳百世的“气节”。这种奇谈怪论貌似标新立异，实则老调重弹，丢失了历史良知。不过这些年诸如此类怪论已有不少，也就见怪不怪了。试问，倘若一伙强盗明火执仗杀过来，要侵占你家园，奴役你家人，你被迫抵抗，自己和家人因此死伤，你是谴责强盗的野蛮行径，还是责怪自己惹怒了强盗？史可法在就义前对多铎说过这样的话：“与扬州城共存亡，是我早已决定好的事，哪怕碎尸万段，我也心甘情愿。但是扬州百万生灵，你们不能杀戮。”可是多铎根本不听取，下令“十日不封刀”，你又有什么办法！难道只能屈膝投降，拱手相让，摇尾乞怜，博取欢心不成？清军是制造“扬州十日”惨剧的刽子手，史可法则是保卫社稷家园的民族英雄，这个案是翻不了的。有人又说清军南下是统一中国之举，和明军的战争属中华民族内部矛盾，因此史可法只是“忠君”而非民族英雄，并不值得肯定。这种说法绝非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不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与元朝蒙古贵族一样，清初满洲贵族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剧接连出现即是例证，因此反抗民族压迫、表现崇高气节的史可法和文天祥一样，是那个时代暗夜中的亮色，理所当然成为后人敬佩的英雄。气节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如果无原则地贬低乃至诋毁气节，提倡乌七八糟的投降哲学、逃跑哲学，忠奸不分，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夫复何言！那样只会引起思想混乱，与真正的史学研究谬以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