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传十篇

房玄龄传篇1

1、房玄岭，字乔，齐州临淄人。父亲房彦谦，在隋朝做过官，历职司隶刺史。房玄龄小时侯机警聪敏，阅读过大量的古典文籍，擅长写属(zhu)文，还兼长草书隶书。隋文帝中期，天下归一，(人们)都说隋朝福柞(帝皇之位)将会永存，房玄龄秘密地向父亲陈述说:当今皇帝没有功德，只是凭借后周近亲(的身份)，胡乱诛杀(百姓)，抢夺(窃取)皇位才有国家，却并没有为后世子孙谋划长久。混淆长幼次序，争相放纵(做出)越位之事，这样终究会发生内乱(诛杀平辈)。现在天下看起 大惊:“不要胡乱说话～”房玄岭长到十八岁，中进士第。被受官为羽骑尉，校仇秘书省。高校基见了他，对裴矩说:“我见过很多人，还没有见过像这个年轻人这样的人，他一定会成为国家栋梁，但遗憾的是现在不见他表露出雄才大略。”暗地里太子与秦王不和，秦王召见房玄龄商量计策，房玄皊说:“此类事自古就有，只有圣人才能克制这类事的发展。秦王您功盖天下，不单单常人会对你图谋不轨，就是神灵也要庇佑你的。”于是引见杜如晦一同商议大计。(因此)两人成了太子忌恨的人，(太子)甚至超越了皇帝的权力，将两人都斥责驱逐，解职还乡。太子要叛乱，秦王召见房杜，让他们穿着道士服入府.连夜议事。玄武门之变后，秦王做了太子，提拔房玄龄为右庶子。太子登基做了新帝，房玄岭升为中书令。论功行赏，将房与杜、长尉、侯五人记为一等功，进爵和国公，享用一千三百户的封地。

2、 封为尚书左仆射。太宗说：你做了仆射应该辅助我开放试听、广开言路，求访贤才像你现在这样每天听读公文案件数百起，难道还有时间寻求贤才吗，”于是下令，小事务由左右丞相承当，大事务归仆射掌管.适逢皇帝下诏大臣可世袭，加授宋州刺史，迁至梁国于是就成为了梁国公。不久，加封太子老师。起初到了东宫之时，太子想拜谒他，房玄岭推让不敢当。于是停止了拜谒。他居相位十五年，女儿做了王妃，儿子娶公主为妻，自以为权贵至极，屡次上表辞官，太宗都不肯接纳，对他说国家失去了您的辅佐，就像失去了双手一样。考虑到您现在身体尚未衰弱，不要总是辞让。”大唐讨伐辽，房玄龄留守京师。太宗下诏:“您(现在)承担萧何的重任，我向西(讨伐)就没有顾虑和担忧了。”凡是军粮器械的输入输出，士兵队伍的调遺和留驻，他都安排大局，他还多次上书劝太宗，希望其不要轻敌，并能长久辖制住外族。

3、 晚年多病，太宗传召允许他坐偏轿入殿.太宗见他后痛苦不已，房玄龄也忍不住哽咽。房玄岭看着子女们说:“现在天下事没有不顺利的，只是讨伐高丽还没由结果，皇上心怀怒气意志坚決，群臣们都不敢觐见，我如果不说，是会心怀愧疚而死的～(期间房玄岭上疏太宗)太宗得知后，对高阳公主说“(臣子)有这样?威慑之辞，还担忧我国有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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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传篇2

在古代，毒药和蒙汗药一样，用毒之起源虽已不可考，但给人的那种风云变幻、神秘莫测的感觉一直不曾减少一丝一毫。毒药的用途比蒙汗药更广，不仅经常被用于政治斗争和战争中，在古代一些小说中，毒药更是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主角。

看过《神雕侠侣》的人一定都记得杨过中过情花之毒。后来解毒用断肠草以毒攻毒。断肠草本来是古代最著名的毒药之一，根、茎、叶都有剧毒。据记载，吃了断肠草肠子会变黑粘连，人会腹痛不止而死。一般的解毒方法是洗胃，服碳灰，再用碱水和催吐剂，洗胃后用绿豆、金银花和甘草急煎后服用可解毒。

再比如《水浒》中写到的三种毒药：砒霜、水银、鸩酒。分别写在书中的第二十五回“王婆计啜西门庆药鸩武大郎”及第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中。

鸩酒入毒

在古中国，人们多用从动物、昆虫、矿物、植物中的提取毒物，毒死人的渠道数不胜数。毒药的种类更是让人惊叹，除了上记述的断肠草、砒霜、水银、鸩酒外，还有钩吻、乌头、牵机药、情花、金刚石等等。在所有的毒药中，鸩酒入毒算是最贵族的。

据《山海经》记载，鸩比鹰略大，羽毛紫黑色，长脖，赤喙。传说鸩专吃毒蛇，蛇毒渗透到鸟体的各个器官，连喙和羽毛都有毒。

鸩的屎拉在石头上，石头也会腐烂如泥；鸩的巢下数十步之内寸草不生；鸩鸟饮水的小溪，各种鱼类都会被毒死。剧毒鸩酒就是用鸩鸟的羽毛在酒中浸泡而成，人饮少许就会立刻毙命。因此成语“引鸠止渴”比喻只顾眼前，不虑后患。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鸩鸟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禽部中记载其毛有大毒。入五脏，烂杀人。但古代很多毒药都可以以毒攻毒，鸩也不例外，李时珍同时在《本草纲目》中写道：人如果被毒蛇咬了，用鸩鸟的角质磨成粉末，敷到伤口上，可立即止毒。

后来，鸩酒发展成毒药的泛称，通常毒性大的毒药炮制的酒都可称为“鸩酒”。但鸩这种动物是否存在仍需考证。

为防篡位 吕后赐鸩害齐王

历史上用鸩酒毒死人的事件不少，一直以来都是宫廷中施行阴谋诡计时常用的手段。《汉书・齐悼惠王传》就有这样的记载：“太后怒，乃令人酌两卮鸩酒置前，令齐王为寿。”说的是吕后为防篡位，赐鸩害齐王的事。

那是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后惠帝刘盈继位，为了扫除其他人对帝位的威胁，吕后先是把赵王如意召到长安，用鸩酒毒死。于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又用同样的方法谋害齐王刘肥，但未得逞。

刘肥入京后，得到了惠帝刘盈的热情款待。就在刘肥和惠帝刘盈推杯换盏之时，吕后悄声吩咐随从，准备两杯鸩酒出现在宴会大厅，命刘肥饮下此酒。不知内情的刘盈，也要喝下鸩酒，被夺下。刘肥觉得蹊跷，便假装酒醉离席。事后，才明白吕后当时给他的是鸩酒。

为揽权 鸩酒害亲子

另有《汉书・霍光传》记载，汉武帝死后，卫尉王莽（字稚叔，非篡汉的王莽）和大将军霍光共同辅政。武帝有遗诏封霍光等三人，其实并不包括王莽。

王莽的儿子对遗诏生疑，怀疑是伪造的，霍光得知此事很是生气，严词责备了王莽，王莽担心得罪霍光，殃及自己的地位，就鸩杀了自己的儿子王忽。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生有四子，长子李弘，次子李贤，老三是李显（又名李哲），老四是李旦（又名李轮）。高宗甚是喜爱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后，身体孱弱的唐高宗曾一度想把皇位提前传给他。但李弘看不惯母亲的所作所为，曾上书纳谏，却被武氏借机用鸩酒毒杀，当时他年仅24岁。但《赐谥皇太子宏孝敬皇帝制》后来又记叙李弘是自然死亡，李弘之死成就了千古之谜。

宁妒而死 “吃醋”饮鸩

《太平广记・卷270》载：“卢夫人，房玄龄妻也。玄龄微时，病且死，诿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入帏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他。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

唐刘《隋唐嘉话》载：“梁公夫人至妒，太宗将赐公美人，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乃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

以上说的是唐朝宰相房玄龄一次得了大病，眼看就要死了，劝夫人卢氏将来不要守寡，要找户好人家再嫁。卢氏拿剪刀挖眼，以示与夫君厮守终生的决心。不久，房玄龄的病有幸好了，房玄龄因此更加敬重夫人，与夫人恩爱到老。

房玄龄晚年时，唐太宗多次赐美人于他，总是被房玄龄拒绝，太宗便让长孙皇后劝说卢氏。卢氏则说：“妾宁妒而死！”，后唐太宗派人给她送去了一坛酒，说：“你若如此坚决，那就把这鸩酒喝了。”卢氏果真宁愿喝鸩酒也不愿有其他女人和她分享房玄龄，让唐太宗也没有办法。

房玄龄传篇3

房玄龄精于谋划，思维缜密，处事滴水不漏，《新唐书》本传对房玄龄的评价是“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无媢忌，闻人善，若己有之。明达吏治，而缘饰以文雅，议法处令，务为宽平。不以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或以事被让，必稽颡请罪，畏惕，视若无所容”。魏征性刚直，就是现在所说的硬骨头。以直言敢谏而闻名，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征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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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传篇4

狄仁杰是唐朝武则天时期杰出的宰相，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为了纪念他的卓越功绩，魏州百姓为他建立了生祠，爱戴他，供奉他。

可是，狄仁杰的儿子狄景晖却与其父相反，他生性残暴，吃喝嫖赌无一不做，后来他仰仗父亲的威名做了魏州的官员。在任职期间，他贪婪无度，欺压百姓，被人唾骂。当地百姓为了表达内心的痛恨，摧毁了为狄仁杰建立的生祠。可悲可叹，一代名相狄仁杰的英名就这样被儿子糟蹋了。

龚自珍，清朝有名的诗人，他的诗篇中，往往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强烈意识。他曾著文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可见，他对英国这个殖民主义大国的野心，看得最为清晰。

可是，龚老爷子没想到，他的儿子龚半伦偏偏当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头子巴夏礼的谋士。据说，龚半伦在龚自珍死后，没落到无以为生的状态，靠洋人每月数百大洋，吃花酒，逛窑子。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龚半伦戴洋人帽，穿白色西装，出入洋兵营盘，狐假虎威，好不得意。他向巴夏礼建言：“清之精华在圆明园”。于是，就有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大火。

李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人物，他实现了传统士大夫出则为帝王之师、入则为高人隐士的终极理想。他谨慎自爱，刚正不阿，称得上是高风亮节的贤相。

可他的儿子李繁，却堕落为奸相裴延龄的一个内应外合的死党。忠臣陆贽弹劾这个无耻的佞臣，让李繁起草奏书，然后，陆贽亲笔改定。这小子将全文默记在心，然后偷着先去报告裴延龄，使其得以先下手为强。还未等陆贽将参奏之书送呈御鉴之前，裴延龄就诬告陆贽要发动兵变的消息，使陆贽全家被害，并致使无数人罹难。

房玄龄是唐朝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被史学家誉为一代良相。后来李世民在皇宫西面开设了文学馆，为“十八学士”画像，房玄龄为“十八学士”之首。

就是这千年难遇的名相，他的儿子房遗爱却极不争气，荒诞、率性而为、不学无术。凭房玄龄的功劳，娶了高阳公主，做了右卫将军。因为贪心和不满足，高宗时，房遗爱谋反被杀。此事牵涉一千多人，都被逮捕。

刘备为了恢复汉室历尽心血，可其子刘禅昏聩昏庸无比，一句“此间乐，何思蜀”写尽国土沦丧寄人篱下亡国之君的所有丑态。

……

以上的这些老子们，曾是多么风光，声名显赫，只遗憾他们的儿子活生生地把好名声给糟蹋、败坏了。

房玄龄传篇5

《贞观政要卷二》

贞观二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绝姝，当时莫及。文德皇后访求得之，请备嫔御。太宗乃聘为充华。诏书已出，策使未发。魏徵闻其已许嫁陆氏，方遽进而言曰："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粱，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

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臣传闻虽或未的，然恐亏损圣德，情不敢隐。君举必书，所愿特留神虑。"太宗闻之大惊，手诏答之，深自克责，遂停策使，乃令女还旧夫。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云："女适陆氏，无显然之状，大礼既行，不可中止。"又陆氏抗表云："某父康在日，与郑家往还，时相赠遗资财，初无婚姻交涉亲戚。"并云："外人不知，妄有此说。"大臣又劝进。太宗于是颇以为疑，问徵曰："群臣或顺旨，陆氏何为过尔分疏？"徵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识，将以陛下同于太上皇。"太宗曰："何也？"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处俭妇，稍蒙宠遇。处俭时为太子舍人，太上皇闻之不悦，遂令出东宫为万年县，每怀战惧，常恐不全首领。陆爽以为陛下今虽容之，恐后阴加谴谪，所以反覆自陈，意在于此，不足为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见，或当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乃出敕曰："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时莫不称叹！

这件事资治通鉴记载于贞观八年，通鉴原文记载

贞观八年甲午，公元六三四年

帝聘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为充华，诏已行，册使将发，魏征闻其尝许嫁士人陆爽，遽上表谏。帝闻之，大惊，手诏深自克责，命停册使。房玄龄等奏称："许嫁陆氏，无显状，大礼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言初无婚姻之议。帝谓征曰："群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陈，何也？"对曰："彼以陛下为外虽舍之，或阴加罪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意或当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通过对比两《唐书》（旧唐书与新唐书）房玄龄、王彦博、王珪本传可以发现，他们在贞观二年没有担任《贞观政要》所提的政务。房玄龄担任左仆射在贞观三年或贞观四年，

《旧唐书》原文

三年，拜太子少师，固让不受，摄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明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

《资治通鉴原文》

二月,戊寅(初六),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尚书右丞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

《旧唐书太宗本纪上》

三年春正月辛亥，契丹渠帅来朝。戊午，谒太庙。癸亥，亲耕籍田。辛未，司空、魏国公裴寂坐事免。二月戊寅，中书令、邢国公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兵部尚书、检校侍中、蔡国公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

温彦博任中书令在贞观四年

《旧唐书列传第十一》

四年，迁中书令，进爵虞国公。高祖常宴朝臣，诏太宗谕旨，既而顾谓近臣曰：“何如温彦博？”其见重如此。

《新唐书卷九十一 列传第十六》

贞观四年，迁中书令，封虞国公。突厥降，诏议所以安边者，彦博请如汉置降匈奴五原塞，以为捍蔽，与魏徵廷争，徵不胜其辩，天子卒从之。其后突利可汗弟结社谋反，帝始悔云。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

贞观四年庚寅，公元六三零年

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以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守侍中王珪为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预朝政；太常少卿萧瑀为御史大夫，与宰臣参议朝政。

王珪任礼部尚书在贞观八年

《旧唐书列传二十》

七年，坐漏泄禁中语，左迁同州刺史。明年，召拜礼部尚书。

资治通鉴没有记载王珪的时间，但在《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记载

贞观四年庚寅，公元六三零年

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以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守侍中王珪为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预朝政；太常少卿萧瑀为御史大夫，与宰臣参议朝政。

也就是说贞观四年，王珪只是侍中

韦挺什么时候当上御史大夫的没找到记载，那个如果找到把资料提供一下

也就是说聘郑仁基之女为充华的时间只能发生在贞观八年，而不是贞观二年

还有一点疑问，说郑仁基之女为充华，但唐朝没有充华这个等级

《旧唐书列传第一》

三代宫禁之职，《周官》最详。自周已降，彤史沿革，各载本书，此不备述。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余六尚诸司，分典乘舆服御。龙朔二年，官名改易，内职皆更旧号。咸亨二年复旧。开元中，玄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法帝喾也。而后妃四星，一为正后；今既立正后，复有四妃，非典法也。乃于皇后之下立惠妃、丽妃、华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为正一品；又置芳仪六人，为正二品；美人四人，为正三品；才人七人，为正四品；尚宫、尚仪、尚服各二人，为正五品；自六品至九品，即诸司诸典职员品第而序之，后亦参用前号。

《新唐书列传第一》

房玄龄传篇6

关键词： 谢氏 家族文化 改变 门阀制度 衰落

陈郡谢氏家族乃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宗”，是秦淮河畔赫赫有名的“钟鸣鼎食之家”。有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的“谢”便是指当时的大家族――陈郡谢氏。谢氏家族不仅在物质上丰足无忧，精神上也素来以庄老玄学为本，雅道相传，自成风流。但在南朝时期，随着统治者文化倾向的改变，谢氏家风在传统之上也进行了微调，形成了以谢弘微为代表的谢氏“家风之变体”。然而，家风之改变并非偶然，其后透露着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末世之音。本文中，笔者将透过谢氏家族文化的改变初探南朝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

一

南朝时期，谢氏家族文化发生了改变，形成了“传统之变体”。此“变体”之“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吸收儒学为应世工具，对家传玄学中的“情、礼”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第二，吸收法家治国方略，使谢家家族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第三，家传玄学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不拘礼法、狂放不羁转为“止足”内敛。针对这三大表现，详细述之如下：

首先，南朝时期，以谢弘微为代表，在家族主流文化――玄学之中，引进儒家思想，对“情、礼”关系进行重新考量，重新定位。

“情、礼”关系是陈郡谢氏家族甚至两晋时期不可规避的重要命题。“情”代表注重本心、自然的庄老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魏晋特殊产物――玄学。“礼”则是孔子儒家思想的基本教义之一。关于这个命题，谢氏家族向来重“情”而轻“礼”。谢家先人谢鲲崇尚庄老，主张“纵情悖礼”，“越明教而任自然”，将父亲所传之儒家思想横刀切断，自此，谢鲲一开谢氏玄学家风。晋室南渡，玄学在江南之地遍传，谢家子弟谢尚在为王导僚属期间时曾有云“典礼之兴，皆因循情理”①，即各种典章制度都是根据人情制定的。因此，他的观点昭然若揭，即“扬情抑礼”。另外风流宰相谢安也曾有论断云“圣贤去人，其间亦迩”，②即“圣人与凡人也并非相隔甚远，同样有着凡人的七情六欲”。这个观点便是当时有名的“圣人有情论”。古之圣贤都可有情，那何况我等凡人呢？谢安的观点从侧面抬高了“情”的地位。谢尚和谢安的看法代表着东晋时期谢家关于“情、礼”关系的主流观点，即“扬情抑礼”，以“情”为上。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晋时期“扬情抑礼”的思想对于“情、礼”之间的冲突并不完全否定“礼”，而是讲究“礼须服从于情，以礼循情，而不是以情殉礼”③。但是到了南朝时期，随着政治风云变幻，谢氏对于“情、礼”关系不得不重新定位。

南朝刘宋时期，“平生唯谨严”的谢弘微觉察到政治文化氛围的改变，于是，应时代之变，他吸收儒家“礼制”思想为应世之工具，对于“情、礼”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形成了“内情外礼”的文化心理结构。“内情外礼”顾名思义即是对外遵循儒家礼仪制度，服膺刘宋统治者弘扬的伦理道德，但内心仍向往家传玄学的“任自然”思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内情外礼”思想是“情”对“礼”的一种让步。如果说“扬情抑礼”讲究在“情、礼”冲突时，以礼循情，那么“内情外礼”便是在“情、礼”矛盾前，“以情循礼”。无论在《宋书・谢弘微列传》还是《南史・谢弘微传》中，对于谢弘微的评价皆是“性严正，举止必循礼度，事继亲之党，恭谨过常。伯叔二母，归宗两姑，晨夕瞻奉，尽其诚敬。内或传语通讯，辄正其衣冠。婢仆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由此可见，谢弘微确实在言行举止中，遵循了“礼”之规范。

谢氏对于“情、礼”关系的变革并非止于谢弘微时代，而是贯穿整个南朝时期。从此，谢家家族文化融入儒家教义为应世工具，谢家子孙也开始熟读儒家经典。萧梁时期，谢氏子孙谢举博览多通，熟读儒家经典。他深厚的儒学功底，由一件小事可见一斑。在《华丽家族六朝陈郡谢氏家传》中记载：“当时有位从北方来的儒者卢广，在梁任国子博学，以善讲儒家经典闻名，朝野大臣名流也常来听讲。有一次，谢举登坛与之论辩起来，析理精微，词锋机敏，使卢广衷心叹服，甘拜下风，并将自己所持的麈尾扇献给他。”由此可见，被后人称为“最后的麈尾”的谢举虽“尤长玄理和释氏义”④，但是对于儒家经典也理解透彻，颇有见地。

梁陈交接时期的谢贞，自小也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在《陈书・谢贞传》中记载：谢贞“母王氏，授贞《论语》、《孝经》，读讫便诵”。“年十三，略通《五经》大旨。”《论语》、《孝经》乃儒家必学之经典，且其母王氏是琅琊王氏子女，王氏对于儒学的推崇远大于谢氏家族。谢贞在幼齿之龄，便已随母亲学习儒家经典，所以他成年之后的种种孝行虽多出于本心，但也可看出儒家伦理道德关乎“孝之礼”的痕迹。

除了吸收儒学为应时之举，谢家子孙以谢庄为首，还吸收法家治国思想，谢氏家族文化发展呈现多元化倾向。

《宋书・列传第四十五》记载：孝武帝刘骏欲改革社会风气，下《节俭诏》，命节省公私开支，皇亲国戚不准与民争利，经营商业。此诏一出，谢庄唯恐底下官员办事不利，导致诏令通行不畅，最后流于形式，成为一纸空文。于是向皇帝上书曰：“诏云贵戚竞利，兴货廛肆者，悉皆禁制。此实允惬民听。其中若有犯违，则应依制裁纠;若废法申恩，便为令有所屈。此处分伏愿深思，无缘明诏既下，而声实乖爽。臣愚谓大臣在禄位者，尤不宜与民争利，不审可得在此诏不？拔葵去织，实宜深弘。”在上书中，谢庄着重强调的“废法申恩”一词，便是先秦法家思想认为的“为政之大忌”⑤。法家思想认为：在治国之时，应坚决施行法治，遵循律法，若因私人恩怨而导致法令不畅，那便是“为政之大忌”。

萧梁时期，谢氏子弟谢览在当政之时继承着谢庄的法家思想。据《梁书》记载：谢览“出为吴兴太守。中书舍人黄睦之家居乌程，子弟专横，前太守皆折节事之。览未到郡，睦之子弟来迎，览逐去其船，杖吏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门不出，不敢与公私关通。郡境多劫，为东道患，览下车肃然，一境清谧”。谢览因为奉行严刑峻法、严惩不贷的方针，所以政绩极好，在当时被封为“名太守”。

由此可见，南朝时期，谢家家族文化应时代之变，开始出现多元化发展的倾向。

最后，谢氏家族文化在南朝时期的变革还表现在：对于“雅道相传”的玄学思想，谢氏子孙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不循礼法、狂放恣意变为“止足”内敛。

两晋时期，自谢鲲由儒入玄，开辟谢氏玄学家风，数代以来，谢氏家传玄学已成蔚然大观之势。在此时期，玄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不拘礼法、狂放不羁。据《晋书》记载：谢氏玄学鼻祖谢鲲“与王澄、胡毋辅之及阮瞻等人皆自己上承阮藉，得到大道之本。故此脱去衣服，放任如同禽兽”⑥。另外在邓粲所撰《晋纪》中也曾记载：谢鲲“与王澄等仰慕竹林七贤，披头散发，箕踞而坐，号称‘八达’”⑦。不仅如此，谢鲲对于儒家提倡的男女之防、男女有别之礼也抱有不以为然的态度。史书有云：“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时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闻之，敖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如此可见，谢鲲确实是一个不循礼度、狂放练达之人。

时值东晋，玄学的主要表现形式虽较谢鲲时期更为文雅，但其本质仍是不循礼度、狂放恣意，东晋时期的谢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华丽家族六朝陈郡谢氏家传》中曾记载：“谢奕虽与桓温为上下级关系，却仍看作平辈友朋，随随便便，放诞不恭，常穿一身名士衣帽，到桓温处饮酒取乐，全无尊卑上下之礼。”因此，桓温称他为“方外司马”。“方外”二字取之《庄子・大宗师》篇，意思是超脱世俗礼义之外。所以这“方外司马”一词便很好地概括了谢奕不拘世俗礼法，纵情旷达的性格。

但是，南朝时期，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的风云骤变，此时谢氏家传玄学主要表现形式已无法像原来一样不循礼法，恣意妄为，此时玄学主要表现形式开始发生改变，变为以谢弘微为代表的“止足”内敛。

“止足”一词化用《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思想，因此，“止足”乃知足，知道何时为进，何时该退，进退有据，方能不殆。关于这个思想，刘宋时期的谢弘微便一直践行着。《南史・谢弘微传》中有云：谢弘微“历位中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宦，畏忌权宠，固让不拜，乃听解中庶子”。这段记录很好地反映了谢弘微在官居显贵之时，仍深信“止足”之道。

除谢弘微外，南朝谢氏“佳子弟”特别是谢弘微一支都深谙“止足”之道。谢弘微之子谢庄也是一个心怀“止足”的人。当年，他因衷心和出众的政治才干被皇帝任命为吏部尚书，官居显要，但他并未因此而野心膨胀。他深受父亲“止足”思想的影响，数次称病推脱，欲辞去吏部尚书的官职。由此可见，谢庄也并非锐意进取之人，在宦海风波中，他继承了父亲的“止足”思想。

谢弘微的这一思想有如“星星之火”，在南朝谢氏家族中形成“燎原之势”，保住了谢氏在南朝的余晖。

二

谢氏家族文化在南朝时期于传统之上形成变体，从侧面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士族门阀制度自南朝伊始开始走上衰落之路。

首先，南朝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直接决定着谢氏家族文化的改变，而家族文化的改变则反映着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现状。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可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而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均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另外，“在整个上层建筑中，政治制度由于离经济基础最近，一方面能直接和集中地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对包括文化在内的其他上层建筑因素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⑧。与此同时，“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是辩证互动的，文化不是一个消极的不变客体，它会能动地作用于政治制度，并通过政治制度最终作用于经济基础”⑨。这个能动地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为文化能能动地反映政治制度;二为文化能反作用于政治制度。所以，根据以上理论我们能得出如下结论：

包括谢氏在内的世家大族自曹魏时期开始便醉心于庄老玄学，而谢氏家族更是玄学清谈之风的代表，引领着江左风流。在两晋时期，皇权旁落，谢氏等世家大族当政，史书上记载的“王与司共天下”“谢安当国”“桓温专权”⑩便是最好的佐证。再加上，自曹丕时期确立的九品中正制选官法“令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将寒门子弟牢牢排斥在权力之外，使得朝政被世家大族垄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情况。这种境况在东晋时期达到顶峰，并在那时通过法律的手段，将士族门阀制度正式确立下来。正因为有此政治制度的保障，才使得文化领域中，世家大族所盛行的清谈玄学得以广泛宣传。而清谈玄学能在两晋时兴盛也能动地反映出士族门阀制度的昌盛。

然而，到了南朝时期，“士族在官吏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特权逐渐削弱”？？？，且南朝皇室“崛起寒微”夺回统治，又充分利用“寒人”“掌机要”？？？，使得政治上谢氏等世家大族被逐渐边缘化，难以掌握大权。因此，他们所热衷的庄老玄学便失去了政治依托，亟需应时代之需，进行改革。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是辩证而互动的，由陈郡谢氏家族文化的转变，我们也可窥见当时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末世之音。

另外，谢氏家族文化变革与士族门阀制度开始衰落的时间点基本吻合。

陈郡谢氏家族文化改革的时间点是在南朝初期谢弘微当政之时。《华丽家族六朝陈郡谢氏家传》中对谢弘微的评价为“谢弘微是南朝时期谢氏家族的重要人物”“谢弘微的重要在于他是谢氏家风在升沉异势的南朝时期转变的关键，即从任情放诞转向‘止足’，转向‘内情外礼’”。“内情外礼”乃谢弘微文化变革的重点，由此可见，自谢弘微时代起，谢家家风开始改变。另外，纵观有关谢氏家族的史料记载，谢弘微之前，对谢氏家族的评价均为不循或不屑礼法，庄老倾向颇多。而谢弘微之后，史书对于谢氏家族记载中渐渐出现“循礼度”“废法申恩”等词语。由此可见，自谢弘微之后，谢家家风在外部表现上，渐渐不再局限于庄老一家而走向多元化发展的道路。

对于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时间，学界普遍认为是在南朝初期，而整个衰落过程贯穿南朝宋、齐、梁、陈，随着隋唐科举制度代替九品官人法而确立，士族门阀制度终于寿终就寝。

综上所述，谢氏家族文化与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几乎一致。当然，谢氏家族文化改变作为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应急之举具有相对的滞后性，但也由此可知，谢氏家风变革之时，士族门阀制度必然已经开始衰落。

注释：

①②③⑤萧华荣.华丽家族六朝陈郡谢氏家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8：34，58，35，150.

④[唐]房玄龄.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55.

⑥[晋]王隐.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⑦[晋]邓粲.晋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⑧⑨左亚文.文化发展与制度创新的辩证互动[J].社会主义研究，2004（02）：67―69.

⑩[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1788.

？？？[唐]房玄龄.晋书・段灼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王汉昌，林代昭.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08.

？？？马仁姣.从寒人兴起的角度浅析南朝门阀制度的衰落[J].山西青年报，2014（01）.

参考文献：

[1]萧华荣.华丽家族六朝陈郡谢氏家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8.

[2][唐]李延寿撰.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梁]沈约撰.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唐]姚思廉撰.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马晓坤、孙大鹏.两晋南朝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司马放.魏晋名士的风流[M].武汉：崇文书局，2008.

[8][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房玄龄传篇7

英法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出来个带路人，名叫龚半伦。龚半伦便是龚自珍的儿子。龚自珍自不必说，一生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还大力支持林则徐禁烟。即便辞官归乡，也要“化作春泥更护花”。可惜，龚大诗人这样的品格并没有在他的儿子身上得到延续。什么君臣、父子、兄弟，通通都是浮云，唯一有一席之地的就是他的小老婆。“五伦”只剩下夫妇，还是个小老婆，故号“半伦”。

能给自己封这样一个名号，其人可想而知。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龚半伦没有像他父亲一样为大清江山肝脑涂地，也没有像其他饱读诗书的愤青一样要杀出一片新天地，而是随英舰北上来到北京，用礼帽遮住那条长长的辫子，与洋人打成一片，狐假虎威，好不得意。随后，他将联军引进圆明园，并抢先一步单骑直入，取珍宝重器而归。然后，就有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大火……

龚自珍在1841年就与世长辞了，倘若他活着看到了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又会做何感想呢？

房玄龄是唐太宗时期的名臣，老丞相一世功不可没，所以在他临终时太宗就封其次子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长子房遗直则承袭房玄龄梁国公的爵位。房遗爱的妻子也非常人，正是太宗的第十七个女儿高阳公主。房遗直觉得弟媳妇是金枝玉叶，就想把爵位让给弟弟，没想到太宗却不允许。这一来，太宗和房遗直就惹怒了房遗爱两口子。两人先是想夺下哥哥的爵位，后又想谋反朝廷。《旧唐书・列传第十六》中记载：初，主有宠于太宗，故遗爱特承恩遇，与诸主婿礼秩绝异。主既骄恣，谋黜遗直而夺其封爵，永徽中诬告遗直无礼于己。高宗令长孙无忌鞫其事，因得公主与遗爱谋反之状。遗爱伏诛，公主赐自尽，诸子配流岭表。”

龚半伦和房遗爱好歹都是在老爹去世后才敢胡作非为的，有人更是胆大包天，父亲还当着官呢，他就敢肆意妄为了。狄仁杰的儿子狄景晖就是这么个主儿。《旧唐书・狄仁杰传》中说：“其子景晖为魏州司空参军，颇贪暴，为人所恶。”狄仁杰在做魏州刺史期间，百姓感其恩德，曾为他修了一座碑。后来，狄景晖也到了魏州，飞扬跋扈惹得百姓不得安宁。大家伙儿一气之下把为狄仁杰修的那座碑就给砸了。狄仁杰知道后怒发冲冠，罢了他的官，断了他的钱。

房玄龄传篇8

意思就是，因为高阳公主受到唐太宗的宠爱，所以房遗爱待遇优厚，和别的驸马受到的礼遇都不一样。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高阳公主的确是挺受唐太宗的宠爱的，所以连带的，她的驸马房遗爱也受到一定优待。但是，就因为高阳的丈夫“与诸主婿礼秩绝异”，就能以此断言高阳是太宗最心爱的女儿吗？恐怕还不能。

高阳公主受太宗宠爱，与她的出身并没有太多关系。《旧唐书》无公主传，对高阳生母也无记载，但对长孙皇后的七个子女记载得很清楚，而韦贵妃的一子一女也是记录得很明确，所以高阳的生母为长孙皇后或太宗四妃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高阳因谋反而被赐自尽，被牵连的李恪，他的同胞弟弟李愔也被连坐。高阳若是四妃之一所出，当年的韦贵妃、杨贵妃、燕德妃以及她们的儿子李慎、李福、李贞等人不可能一个都没有被连坐。再观之长孙皇后所生的城阳公主，前驸马杜荷也是因为卷入李承乾的谋逆案被杀，而城阳却活了下来。可见高阳与唐高宗同母的可能性也是极低的。所以高阳的生母可能身份较低，也可能早逝，高阳受宠于太宗与生母的关系不大，应该是她本身的个性比较对太宗的脾气。

而根据《旧唐书》《唐会要》等史料的记载，可以称为唐太宗爱女的一共有如下六位公主：长乐公主，豫章公主，城阳公主，高阳公主，晋阳公主，新城公主。不过有意思的是，除了高阳公主外，其他的几位公主都有事例可以辅证她们的确是受到唐太宗的宠爱的。

比如长乐公主出嫁的时候，唐太宗本想诏令有司为其准备的嫁妆要比自己的妹妹永嘉长公主多一倍，但被魏征谏止。

“长乐公主将出降，太宗谓房玄龄等曰：‘长乐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并所钟爱。今将出降，礼数欲有所加。’房玄龄等咸曰：‘陛下所爱，欲少加之，何为不得？请倍永嘉公主。’”（《魏郑公谏录》）

而长乐的驸马正是长孙无忌的儿子长孙冲，长孙冲此时极受帝宠，被任命为宗正少卿，驸马都尉，官至秘书监（从三品），比之房遗爱从三品的官衔也是不遑多让的。只可惜长乐命薄，贞观十七年便病逝了。不过根据考古的发现，长乐公主的墓并没有遵照公主墓只设一道石门的规格，而是破格使用了三道石门——这不仅是在昭陵现已发掘的陪葬墓中独属一份，即便是在整个已发掘的唐代墓葬中，也就只有“号墓为陵”、按天子等级安葬的懿德太子墓同属这一情况。可见唐太宗对长乐的宠爱，比之高阳，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豫章公主与长乐相似，虽然嫁了人但贞观十六年左右便过世了，太宗为此穿了很长时间的素服，超过了礼法规定的父亲为子女服丧的时间，惹得群臣悚动不安，最后被魏征劝止。

“豫章公主薨，公奏：‘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着素服，群情悚栗，咸不自宁。臣闻古之王者，绝于期服，此乃前书典礼，列代旧章。陛下发上圣之慈，深下流之恸，素服以来，遂经旬月；悼往之义，足为加隆。伏愿割无已之痛，従先王之礼，改御常服以副群下之心。臣滥蒙重任，不敢寝默。’太宗从之。”（《魏郑公谏录》 ）

城阳公主的第一任驸马是杜如晦之子杜荷，《旧唐书·杜如晦列传》中说得很明白，“初，荷以功臣子尚城阳公主，赐爵襄阳郡公，授尚乘奉御。”显而易见，杜荷的郡公爵位是因为尚主得来的。而根据《唐六典》中的记载：“四曰郡公，正二品，食邑二千户。”比之房遗爱如何？只可惜贞观十七年的时候，杜荷卷入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被处决，之后城阳改嫁的薛瓘任左奉宸卫将军（从三品）。而城阳改嫁时，太宗曾专门为她卜卦，并欲打破黄昏行吉礼的婚制而改由白天行吉礼，不过被马周谏止了。

“公主改适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两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双悴。若昼日行合之礼，则终吉。’上将从之。马周谏曰：‘臣闻朝谒以朝，思相戒也。讲习以昼，思相成也。燕饮以昃，思相欢也。婚合以夜，思相亲也。是以上下有成，内外有亲，动息有时，吉凶有仪。先王之教，不可黩也。今陛下欲谋其始而乱其纪，不可为也。夫卜筮者所以决嫌疑，若黩礼乱常，先王所不用。’上从其言。”（《唐会要》）

新城公主，既是唐太宗嫡出子女中的最幼者，也是唐太宗最小的一个女儿，八岁时受封衡山公主并被许配给魏征的长子魏叔玉。魏征在太宗朝的重要性不需要多强调，而魏叔玉身为嫡长子将来是要继承从一品郑国公的爵位的，比之房遗爱又如何？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魏征去世不久后就被人安上了荐人失当邀名卖直的罪名，太宗亲自写诏书下令悔婚仆碑，并为新城另选了一门婚事。贞观二十三年二月，新城出降长孙诠，太宗为了给新城长面子，特意将长孙诠的父亲长孙操升为岐州刺史。

“操……（贞观）二十三年，以子诠尚太宗女新城公主，拜岐州刺史。”（《旧唐书·外戚》）

遗憾的是，太宗虽然希望能在临终前看到自己的爱女出嫁，但是很可惜，由于公主出嫁的仪式十分繁琐，按照《大唐开元礼》上的仪式要分为“册公主、公主受册、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同牢、见舅姑、盥馈舅姑、婚会、妇人礼会、乡丈夫送者、乡妇人送者”等步骤，且“诸土冠婚，公主降嫁等并筮日于南门之外，择日举行吉礼”。所以一直到五月份太宗去世，新城的婚礼也没能完成，等到永徽三年除掉丧服后，才正式完成了婚礼。

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六位得宠公主中已出嫁的有长乐、豫章、城阳与高阳这四位，新城则是许婚待嫁。然而无论是从驸马的地位来看，还是就公主们本身所受到的特殊优待而言，很明显，长乐、城阳、新城都要比高阳有宠得多。只不过这三位公主要么早逝，要么驸马被诛，要么尚未出嫁，所以贞观十七年后，就只剩下房遗爱在同样尚庶出公主的一干驸马中一枝独秀。

不过同样有意思的是，虽然《旧唐书》说房遗爱“特承恩遇，与诸主婿礼秩绝异”，但是纵观整个贞观年间都没能发现房遗爱因为尚高阳公主而得到了什么好处。

杜如晦之子杜荷还能够因为娶了城阳公主，得封正二品的郡公——不要以为杜如晦死得早，杜家就渐渐没落了，房谋杜断就不能相提并论了。要知道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唐太宗建立凌烟阁，将杜如晦排在了第三名，房玄龄还落后了两名。而那时杜如晦已经死了十三年了，房玄龄仍健在，可见唐太宗仍时时挂念着杜如晦的。长孙操也因为儿子尚新城公主为驸马，得以升为从三品的刺史。唯独不见房遗爱因为尚高阳公主而得到了何种特殊待遇，反倒是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因为房玄龄病危，唐太宗亲至其病床前与之握手诀别，并当即授予了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正四品下），房遗则为中散大夫，让房玄龄能够在活着的时候亲眼看见儿子们的显贵。

这样看来，虽然史书中明白说了房遗爱是因为娶了高阳公主而在众多驸马中脱颖而出的，然而就史实而言，房遗爱备受优待似乎更多的是托了他父亲的福而不是他妻子的福。而且在贞观一朝，房遗爱能够称得上是“与诸主婿礼秩绝异”，也只是相比之下待遇好过别的庶出公主的驸马，一旦与长孙冲、杜荷相比，就明显不及了。

所以若要由房遗爱受到优待来推断出高阳公主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女儿，证据未免太过单薄了。何况高阳公主固然“有宠于太宗”，可是一旦与晋阳公主相比，明显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唐会要》：“晋王及晋阳公主，幼而偏孤，上亲加鞠养。”史书里明明白白地记载了，李治与晋阳因为长孙皇后早逝而被唐太宗亲自抚养。这一殊荣别说是在太宗年间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便是放眼历代皇朝，恐怕也就只有康熙皇帝那个两废两立的太子可以稍相媲美。而高阳无论再怎么得宠，也都没能够像晋阳那样几乎日日都能与父亲相见相亲吧？更何况史书中所记载的关于晋阳深得太宗宠爱的事件还有很多。

“晋阳公主字明达，幼字兕子，文德皇后所生。未尝见喜愠色。帝有所怒责，必伺颜徐徐辩解，故省中多蒙其惠，莫不誉爱。……主临帝飞白书，下不能辨。薨年十二。帝阅三旬不常膳，日数十哀，因以癯羸。群臣进勉，帝曰：‘朕渠不知悲爱无益？而不能已，我亦不知其所以然。’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新唐书》）

房玄龄传篇9

据说，唐太宗年间，宰相房玄龄的夫人生性悍妒，房玄龄惧内是出名的。一天，唐太宗宴请大臣，席间赐给房玄龄两个美人。房妻大发雷霆，房玄龄只好将美人送出府。唐太宗有心治治宰相夫人的“肝火”，便传旨把美女和一坛“毒酒”摆在房夫人面前，令其二者择一。岂料房夫人性情刚烈，抱坛而饮。但那坛中并非毒酒，而是一坛老醋！从此，“吃醋”这个词便有了另外一层意思。

人类食用醋的历史非常悠久，我国在数千年前已经掌握用谷物酿醋的技术。醋，在周朝以前称醯(音“西”)，汉代称酢(音“促”)，也叫苦酒。《周礼》有“醯人掌共醯物”的记载，周王室中已有了“醯人”的设置(定制为七人，五男二女)，专管王室中醯的供应。醯在《说文解字》中释为“酸”，也称“酢”，现在日本仍用酢字称醋。醋在南北朝时期被人视为贵重奢侈品，官员名士之间宴请，把有无醋做调料视为档次高低的一条标准。现在洛阳水席宴仍有醋水、条羹之说，否则不称席。自宋朝以后始称“酢”为“醋”。

醋字的写法是与其生产工艺相吻合的。醋是“廿”“一”“日”“酉”时成醋，说明醋的生产工艺是廿一日；另一种生产工艺是廿八日成醋，也就是把廿下面的一横篆写成八字，也就是廿八日酉时成醋。醋字从醯－酢－醋的历史演变，让我们不难看出，醋的发明与发展是与中华文明史同步前进的，由宫廷到民间，由低酸度到高酸度，由饮用到佐餐食疗，已成为我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醋的功用

食醋以有机酸为主，其中以醋酸(学名乙酸)为主的挥发酸占总酸量的90%左右，不挥发酸占10%左右，主要有乳酸、苹果酸、琥珀酸、葡萄糖酸、柠檬酸等。醋内除含有醋酸外，还含有18种以上氨基酸和各种糖类、糊精、酯、矿物质和维生素等。食醋能解腥提鲜，促进食欲，并可保护食物中B族维生素和维生素C等。

早在《黄帝内经》中就记载水肿病人忌盐时可用醋代替。汉代的华佗已知用醋治疗蛔虫引起的腹痛。《本草纲目》称：“醋可消肿痛，散水气，理诸药”。《本草经疏》曰：“醋惟米造者方可入药”。《本草备要》还指出，醋具有开胃、消食、解毒、散瘀、治虫等多种功效。

醋的分类

食醋由于酿制原料和工艺条件不同，尚没有统一的分类方法。

按制醋工艺流程分类，可分为酿制食醋和配制食醋。

所谓酿制食醋就是用含淀粉、糖的粮食、水果等，经微生物发酵酿制而成。酿制食醋完全不添加冰醋酸，且以粮食、水果、酒精为原料经微生物发酵而成。酿制食醋又可分为米醋（用粮食等原料制成）、糖醋（用饴糖、糖渣类原料制成）。米醋根据加工方法的不同，可再分为熏醋、香醋、麸醋等。

配制食醋就是以酿制食醋为主体，与冰醋酸、食品添加剂等混合配制的调味食醋。在食醋产品中，冰醋酸的添加量小于50％的就是配制食醋。配制食醋又可分为色醋和白醋，白醋可再分为普通白醋和醋精。

醋以酿制食醋为佳，其中又以米醋为最。酿制食醋品种虽因选料和制法不同，性质和特点略有差异，但总的来说，以酸味纯正、香味浓郁、色泽鲜明者为佳。

配制食醋醋味很大，但香味很淡甚至没有。与酿制食醋相比，这种醋含有的各种营养素很低，因此不容易发霉变质；但因缺乏营养作用，只能调味，又称“调味醋”。

按原料处理方法分类，粮食原料不经过蒸煮糊化处理，直接用来制醋，称为生料醋；经过蒸煮糊化处理后酿制的醋，称为熟料醋。

按制醋用糖化曲分类，有麸曲醋、老法曲醋之分。

按醋酸发酵方式分类，有固态发酵醋、液态发酵醋和固稀发酵醋之分。

按食醋的颜色分类，有浓色醋、淡色醋、白醋之分。

按风味分类，陈醋香味较浓；熏醋具有特殊的焦香味；甜醋则添加有中药材、植物性香料等。

老陈醋、饮料醋和保健醋

醋以老陈醋为最佳，老陈醋按陈放期可分为1年至10年陈醋。传统、正宗的老陈醋是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经过磨、淋、熏、蒸等复杂的酿造过程之后，再辅之以“夏伏晒、冬捞冰”的陈放过程，使醋中的杂质沉淀，水分通过蒸发或结冰析出，使醋的浓度越来越高，醋中的物质充分地进行化合和分解。在经过至少1年的陈放后，才可以称为“老陈醋”。老陈醋的色泽黑紫、清亮，闻之香酸，食之口味醇厚、绵甜、柔和。它除了是餐桌上的佐餐佳品外，还具有美容、保健、养胃的作用，对人体健康有益。不过用传统工艺酿造的老陈醋已成为醋中的极品，在国内市场上基本看不到，大都出口海外。

饮料醋是以果汁或浓缩果汁、米醋、蜂蜜、麦芽或砂糖调和而成。此种醋注重口感，以好喝为主，并有防暑、降温、生津止渴、增进食欲及消除疲劳的作用。饮料醋因原料差异极大，故价位差异也比较大。

保健醋是指添加了保健功能因子的食醋，如氨基酸、维生素、低聚糖、益生菌等，这些功能因子在各类保健食品中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利用。用醋制作保健饮料最早始于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当地人习惯每天早上饮用二汤匙醋加二汤匙蜂蜜配制成的饮料，这里的人几乎个个都是老寿星。自从佛蒙特州人的长寿之道广为人知后，醋饮料很快风靡日本、东南亚及欧洲。日本人对醋饮料最为爱好，并把多醋少盐作为健康长寿的“十训”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日本开发生产了150多种健康醋，目前已不下200种。

我国内地保健醋是这几年发展起来的，由于市场运作及产品开发的滞后，保健醋在调料市场一直充当着配角。但从人们日益重视健康的情况看，保健醋的发展前景应该是很乐观的。

如何选购优质食醋

购食醋应以酿制者为首选，以酸味纯正柔和、香味浓郁、色泽红褐或棕红为佳。

除了以上基本的选购方法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树立品牌意识。买醋时除了选择镇江香醋、山西老陈醋、四川保宁醋、福建米醋等名醋外，还应认准水塔、恒顺、北固山、金山等知名品牌。

其次要仔细察看外包装。一般来说，质量好的醋，外包装也相应比较精致、清楚；标签内容明确、真实、齐全。食醋产品的标签应标明：“酿制食醋”或“配制食醋”、“产品类别(液态发酵或固态发酵)”、“总酸含量” (醋酸含量是食醋的一种特征性指标，其含量越高说明食醋酸味越浓。一般来说食醋的醋酸含量要≥3.5克/100毫升。)，并标明执行标准。酿制食醋的执行标准为GB18187-2000，配制食醋执行标准为SB10337-2000。还需看清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限，不要购买过期产品；看清生产厂家，不要被看起来相似的标签图案误导。

醋是我们国家最早实施市场准入制度的产品之一，也就是说如果醋要上市的话，必须贴上QS标识(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是英文“质量安全”的缩写)。QS标识的有效期为3年。

房玄龄传篇10

从史学角度看，吴兢是正宗史家，所著《贞观政要》共十卷四十篇，篇目分别是《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论择官》《论封建》《论太子诸王定分》《论尊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论仁义》《论忠义》《论孝友》《论公平》《论诚信》《论俭约》《论谦让》《论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佞》《论悔过》《论纵奢》《论贪鄙》《崇儒学》《论文史》《论礼乐》《务农》《论刑法》《论赦令》《论贡献》《辩兴亡》《议征伐》《议安边》《论行幸》《论畋猎》《论灾祥》《论慎终》。从篇目可以大致看出其内容，全书可以与其他唐初史料对读互证，书目编排具有明确的实用性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初的治国理念和具体措施的体系结构。

《贞观政要》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君道。关于君道，位居第一的是统治的正当性。唐太宗遵从历代儒家强调的民本原则。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君道》）所以，君主必须是民众的楷模。“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同上）

关于君主的明暗区分，魏徵有一段名言：“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这种论证，不需要复杂的推理，大量经验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君道》）

唐初君臣，关于治理国家有多种讨论，创业难还是守成难就是议题之一。按照房玄龄的观点，创业打天下出生入死，难度较大；而按照魏徵的观点，创业时社会衰乱，民心思治，难度不大，守成之时，最易骄逸奢侈，社会矛盾激化和弊端累积，会给王朝带来致命之害，所以守成最难。这种讨论，实际上是把“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前代经验，加以操作性论证。所谓“贞观之治”，正是建立在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我约束之上。魏徵的进谏，就以此为据，不停地在唐太宗耳边提醒：谨防重蹈隋炀帝的覆辙。“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君道》）

君王的一言一行，影响巨大。唐太宗的长处在于他具有一定的自我反思精神。他曾经对萧瑀说，自己打了一辈子仗，对弓箭可以说是内行。但是，他选出的十几把良弓，拿给真正的内行工匠看，工匠却说都不是好弓。“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可见，自己对弓箭那么熟悉，也未能掌握其中的道理，何况治理国家，则更要小心谨慎（《政体》）。所以，唐太宗有意识地建立中书内省（中书省在皇宫内的办事地点）的讨论咨询制度，“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政体》）尤其是充分发挥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互相制约功能，贞观三年，他曾严厉批评中书和门下“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的现象，要求“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政体》）。

既然是帝王的操作手册，就要对帝王的行为效果作出恰当评价。人们一般认为，隋文帝是励精求治的典范，他坐朝处理政务，废寝忘食。唐太宗却认为，隋文帝的事必躬亲是君主的大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政体》）所以，唐太宗不但以隋炀帝为戒，而且以隋文帝为戒，试图跳出日理万机独断专行的窠臼，力求君主与股肱大臣的协力同心，避免君臣猜疑，以君主的不过问具体事务来充分发挥大臣的作用。

作为治国操作手册，目标定位十分重要。经过隋末战乱，魏徵强调，大乱之后易于大治，由此确定了贞观初期的基本方略。数年间，就做到了“华夏安宁，远戎宾服”。尽管这种大治还不稳定，而且具有表面性质，但为唐朝政治走上正规奠定了基础。

太宗还与魏徵等人多次讨论过君臣关系问题。在《贞观政要》一书中，可以看出唐太宗关于君臣之间治国责任的细微变化。贞观元年，太宗对大臣说：“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政体》）明确宣告要靠大臣进谏匡议治理国家。到贞观四年，太宗在谈到隋朝失误时说：“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君臣鉴戒》）到了贞观十六年，已经露出政务倦意的太宗问魏徵说：“或君乱于上，臣治于下；或臣乱于下，君治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魏徵马上警告道：“君心治，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祸，败亡亦继。”掐灭了太宗暗含的怠政苗头。太宗还有点不服气，说，北齐文宣帝高洋荒淫无道，委政于尚书令杨愔，主昏于上，政清于下，不也是治道吗？魏徵回答道，这不过是勉强补救暴君：“弥缝暴主，救治苍生，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政体》）实际上暗含着对太宗的告诫。更多的时候，魏徵则明言不同于太宗的观点。贞观十一年，太宗同大臣谈到卫懿公之臣弘演之忠，感叹说：“今觅此人，恐不可得。”魏徵立即对答道：君主以众人对待大臣，大臣就会以众人回报君主，以国士待之，方可得到国士之忠的回报。“在君礼之而已，亦何谓无人焉？”（《论忠义》）

贞观时期，最出色的不是老百姓安居乐业，而是统治集团励精求治。当时的一批大臣，在政务上可圈可点。唐太宗之下，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团队。这个团队，首推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两位以“房谋杜断”的美誉，成为历史上少有的配合默契的宰相搭档。魏徵和王珪，本来是太子建成的谋士，“玄武门之变”后，被唐太宗收入麾下，成为贞观年间最有名的谏臣。李靖、李勣，则是贞观时期最有名的将领。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对大臣的能力有清醒的认识，认为在治理国家上大臣要承担其具体的责任，君主最重要的事务，就是发挥大臣们的才能。唐太宗曾经同王珪讨论手下大臣的长短，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任贤》）太宗深然其言，谓之确论。可以说，在用人的操作上，唐太宗做到了让大臣充分尽职尽责。由此，才有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辉煌业绩。对于虞世南，太宗直接以钟子期和俞伯牙比喻他们的君臣关系。这很难说没有作秀的成分，但是，即便是作秀，对大臣的激励作用是显著的。

当然，唐太宗作为帝王，使用起权术来也得心应手。对于大将李勣，太宗尽可能予以示惠拉拢，李勣生病，偏方需要胡须灰做药引子（中医称为血余），太宗就剪下自己的胡须为李勣治病。而到自己临终之时，他则采取了一个非常措施。对马上就要即位的高宗说“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旧唐书·李勣传》）其他一些记载，把这种权术说得更露骨。作为唐初史官，吴兢对这些史料应该了然于胸。但是，在《贞观政要》中并不取这一史料，这说明，在编写培训读本之时，前人也是很讲究“政治正确”的。

马周的发现，充满了喜剧色彩。马周本来是中郎将常何的门客，太宗令百官上书言事，讨论政务得失，发现常何的奏章见识超群，问明写奏章的是马周，立即召见，其间四度派人催促，求贤若渴的神态一览无遗。但很有意思的是，马周在政务辅佐和进谏言论上，显然比不上房杜王魏。太宗之所以对马周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他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周在朝中没有根基。所以，马周的进谏中规中矩，不像魏徵那样不留面子，但马周又头脑清楚见识过人，“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旧唐书·马周传》），在贞观群臣中还算比较出色。唐太宗重用马周，是否有平衡房杜一类功臣、魏徵一类刺头的动机，后人就说不清了。

贞观年间唐太宗最出色的行为就是求谏和纳谏。用太宗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他也知道大臣进谏不容易，对大臣说：“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魏徵还从大臣自身的角度分析不能进谏的原因，说：“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求谏》）

在纳谏方面，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乾元殿是一个典型。他列举了不可修缮东都的五条理由，把营造东都说得一无是处，认为其错误性质“恐甚于炀帝远矣”。太宗显然对这一责难不能接受，反问道：“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直接对答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还好，太宗接受了这一谏议，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进谏和纳谏的艰难。对于这种进谏中的激愤和过头，魏徵说：“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纳谏》）

在进谏纳谏过程中，有一点需要注意，即防范借谏言谋上位的小人。进谏时危言耸听是一回事，以进谏为名恶意攻讦是另一回事。贞观五年，御史权万纪、李仁发以“告讦谮毁”，受到太宗的多次接见。魏徵告诫太宗说：“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骋其奸计，附下罔上，多行无礼，以取强直之名。”进谏是批评政策，规劝皇帝，而攻讦是揣摩上意，揭发隐私。这二者如果不能区分或把握不当，就会使谏议变味。

魏徵的进谏在贞观年间最出名，他看准了太宗求名的心理，在进谏上的基本策略是以进为退，以攻为守。贞观八年，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主管皇宫事务的少府监窦德素，问皇宫北门内近来有何营造。太宗知道这件事后，对房玄龄他们说，你们弄清南衙（宰相衙门）的事情就行了，我宫里北门有小小营造，关你何事？玄龄等人只好拜谢。而魏徵则不然，他直接指出唐太宗的指责是错误的，房玄龄的拜谢也是错误的。正是这种表面上不断给太宗难堪，才保证了魏徵自己在谏臣中的独一无二地位。实际上，魏徵已经看到唐太宗的前后变化，贞观十二年，魏徵对太宗直言道：“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直谏》）

对于君主来说，需要以制度规范方式对官员职责有所厘定，同时在治理国家过程中能够恰当把握不同角色。魏徵说：“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君臣鉴戒》）如果轻重颠倒，上下颠倒，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培育出没有担当、怕负责任、谲诈萌生、矫伪成俗的风气。这里的关键是君主要信任大臣。魏徵不客气地指出：“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同上）

关于治国的指导思想，唐太宗的作秀也罢，表演也罢，实际上是要解决一个操作性问题。汉代以来，在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上推崇儒学仁政，但实际操作却偏好刀笔吏式的刻薄寡恩。唐太宗试图把价值观念定位和实际运作配套。如此，就能更好地解答他在“纵囚”等事项上的心机。贞观之初，他多次说过，“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移风易俗的成效，也使唐太宗增添了信心，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论仁义》）唐仲友在批注《贞观政要》时，抱怨太宗讲仁义没有从《大学》《中庸》入手，“太宗言仁义，本乎魏徵之劝，然所谓仁义，乃在制度纪纲而已。”（《论仁义》）这恰恰说明太宗倡导仁义观念时的操作性。

为了弘扬忠义，唐太宗先后对那些尽忠于建成、元吉而又不再对现政权造成威胁的将领，作为忠臣义士大加表彰，还有尽忠于隋朝的大将屈突通，也被特意作为忠臣典范。在安葬建成、元吉时，太宗同意建成旧臣魏徵、王珪为前主人送葬（《论忠义》）。通过这种举措，使忠义之风得以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