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作家十篇

美女作家篇1

我之所以说对女作家的容貌不要抱太大期望并没有任何以貌取人的意思。那是因为作家是个苦行僧式的职业，尤其要耐得住寂寞。就像鲁迅先生所说，把人家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写作。在现在这物欲横流的年代，到处是诱惑，不仅是香喷喷的咖啡的诱惑，还有更多比咖啡更香喷喷的诱惑，大多是冲着漂亮女孩来的，比如影视明星、“超级女生”、形象代言、“舞林大赛”……还有婆家的别墅、大款的房车、帅哥的引诱……林林种种、形形，物质的、精神的，能横眉冷对，不惊不乍，过五关斩六将，还真要有颗“冷酷的心”才行，常人难以抵御。所以说，做作家难，做美女作家更难。

至于现在市面上那些被唤作“美女”的“作家”，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是些既不美也不怎么会写的女性写作者。因为年轻，也因为会来事。一不小心就戴上了“美女作家”的头衔，而且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著名”。

我曾遇到一位“美女”作家，只身南漂来上海，精神可嘉，但文章实在不敢恭维，写得浅显，做作，疙疙瘩瘩的字里行间是一个的昂然“性”趣和对自己身体绝对良好的自我感觉（主人公是个和她本人反差比较大的“美女”）。相信很多是亲身经历。我直言不讳，告诉她距离发表比较遥远。她表示讶异，相信自己的作品是可以打响的，何况她已经发表过不少作品了，从没人这么说她。过不久，她告诉我那文章已经在×××杂志发表了。后来又有几次在妹儿里告诉我在哪里发表了什么，像是在向我发告示。最后一次的告示是她当了一个什么评委，俨然成了“著名美女作家”。这下轮到我彻底讶异了，知道现在真的没了标准。这让我想起不久前一位从国外回来休假的朋友，发了点财，回来有点神抖抖，喜欢炫耀自己怎么有钱，但凡遇到花钱的时候却往往退缩。知道他的钱要用在刀口上。有一天这位仁兄居然告诉我们他去找过一位美声歌唱家，歌唱家专门为他开了小灶。这位歌唱家的名气我们都知道，就是不明白给他开什么小灶，当然不会是亲自下厨，为他烹调。

“就是帮我指点一下发声，还有共鸣什么的。”他说。

“啊？你也学唱歌，还美声？”我们觉得有点天方夜谭。

美女作家篇2

关键词：美国梦 美国华裔文学 美国文化

美国华裔女作家在中美双重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在美国的文学界坚强地占据了一席之地，那么她们的作品到底具备怎样的特点？这些女作家的笔下挥洒的又是怎样的激情？她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又有着怎么样的“美国梦”？我们带着这样好奇走近她们的文字中去探个究竟！

一、作品《华女阿五》的美国梦：土生华裔进入主流社会的勇气和努力

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创阶段的代表作就是黄玉雪（Jade Snow Wong）的《华女阿五》（The Fifth Chinese Daughter），属于传记式的文学作品。1950年出版后，这部传记就立即登上了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创下高居榜首长达九个月的奇迹。

《华女阿五》作品的主人公是生活在华人街的黄家女儿玉雪，家中生活非常艰辛。按照中国重男轻女以及重视长子的传统，十一岁的玉雪就要协助母亲操持家务，晚上在父亲的辅导下学习中国文化。父母虽然疼爱这小玉雪，但是在父母和子女的这种鲜明的分界之下，玉雪只能用服从来表示对长辈的尊重。渐渐长大的玉雪通过在白人家做工赚来的钱来供自己到美国的公立学校接受美国式的教育时，一切便由此发生了转变，接受了美式教育的玉雪开始将美式教育和中国传统教育进行对比，于是美式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玉雪的心中发生了强烈的冲撞。当她顺利地完成了大学课程后，不仅在一家美国造船厂中找到了工作，而且还由于她投稿报社的征文获奖而被选中为下水的新船命名，玉雪从此在唐人街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她也终于得到了父母的肯定，而且她自制的陶瓷制品也受到了美国人的欢迎。通过艰苦努力，顽强的玉雪实现了自我价值，更重要的是，他的父母为她感到自豪和骄傲，而且赢得了美国人对她的认可和尊重。在美国化的道路上，黄玉雪将个人追求与民族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她大胆追求“美国梦”，努力纠正华人被歪曲的形象，成了“模范少数族裔”的楷模。玉雪的故事可以说是世世代代美国移民及其后裔所追求的“美国梦”理想的完美体现。

1993年，作家黄玉雪被邀请到米尔斯学院做题为《运用你的多样性》（Exercising Your Diversity）的毕业典礼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她演讲的一句名言是：“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分子不等于低劣，除非你愿意如此。相反，你要使它成为你著名的标志。”这说明作家珍视自己的华裔文化身份，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汲取在种族歧视尚存的白人社会里成功的力。徐颖果也评价道“在黄玉雪塑造华人新形象这个目标的背后，还有一个深层的愿望，那就是要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华人，这样，在西方社里，他们的成就才会被承认。她想让那些心胸狭隘的白人们闭嘴。”

二、作品《女勇士》的美国梦：女性解放，追求自我

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走上了觉醒并逐步转型，到七十年代中期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问世，一举成名，登上非文学类畅销书榜首宝座，标志着华裔文学繁荣时期的到来。该书以自传体的形式，表现了华裔女性在族裔和性别的双重歧视下所作的挣扎和努力。

作品中的勇兰年轻时进学堂学医，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毅力，最终优秀毕业并且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乡村医生，不仅如此，她还远涉重洋，到美国寻夫，在美国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去战胜困难，在逆境坚强而乐观地活着。勇兰在她所生活的社会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空，她敢于伸张自我、发挥自我冲破社会给女性扣紧的不公平的枷锁，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勇兰是自信、自知、自强的女性典型，是“女勇士”神话隐喻下的坚强女性人生的写照。

作家汤亭亭深受美国60年代思潮的影响，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她强调自己的美国身份，并对女权运动给予极大关注。她的作品其实是对“模范少数族裔”身份的否定，塑造了华裔妇女全新的女勇士形象。汤亭亭笔下的女子与玉雪这一形象不同的是她们不再回避种族歧视和性别问题带来的创伤，她们的“美国梦”包含着女性真正勇敢地向美国文化和男性霸权、强权政治发出质疑，吹响了女性彻底解放，追求自我的号角。

三、作品《喜福会》的美国梦：对美国文化的认同与追求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华裔文坛新秀迭出。谭恩美的（Amy Tan，1952-）《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在当年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连续保持九个月，并被译成十多种外国文字，还被改编为电影。《喜福会》继承了汤亭亭的传统，继续探寻了母女两代之间的爱恨以及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并征服了评论家和广大的读者，连汤亭亭也承认，谭恩美在普通读者中更受欢迎。

《喜福会》的故事围绕四对母女生活经历的描写，刻画了不同时期的女性，反映了女性所遭受的被排斥、被压抑的生存状态，同时也展示了女性的觉醒、自尊和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作品中安梅的外婆认为自己的女儿（安梅的母亲）在丈夫死后再嫁他人做了四姨太，是大逆不道、卑贱的行为，于是把安梅的母亲当作“鬼”，不愿收留她，至死也没有原谅她，加之安梅的母亲姨太太的身份使她在生活中饱受煎熬，最终吞食鸦片自杀。成年后的安梅尽管有着如此悲惨的经历，却还是和做药剂师的丈夫到了美国，历尽千辛万苦靠着自己的努力买下一栋房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作品中安梅是这样告诫她的女儿的：“女孩子就像一棵树，你必须挺起身子，唯有这样，你才能长得挺拔强壮。假如你俯身去听别人的话，那你就会变得伛偻软弱，一阵风就把你吹倒了。”总之，安梅不愿屈服于这种封建、可悲、低下的生活方式，她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最终可以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

《喜福会》中母女两代人之间中美文化的冲突，其实正是作家从另一角度表示出自己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不理解，对美国文化的认同与追求，她曾说“你感到要成为一个美国人，就不得不丢掉你的中华文化。”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想，不断付出努力的华裔们渴望实现自我价值，极力把自己融合于美国主流文化之中，他们推崇高等教育，并在认同美国社会、美国文化的同时也渐渐偏离了自己的中国文化。

美女作家篇3

叫“蜜姬”的美籍女作家

“海上才子”邵洵美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的热恋似乎是必然的。那时，凡漂泊在上海滩的作家生活无着，邵洵美必定出手相助；外国文化人到上海，出面接待的，一定也是邵洵美。

项美丽1935年来到“东方之都”上海，是完全出于浪漫与好奇，而大上海的包容与开放很快让她如鱼得水。项美丽生性好动，喜欢冒险，生活经历极其丰富。

来中国之前，为了研究猴子的习性，项美丽只身一人到刚果热带丛林里生活了两年，成天与猴子们待在一起。来到上海时，她就带了一只袖珍型的小猿猴，小猴子一身金色的毛发，比老鼠大不了多少。

此时的邵洵美认识了英美烟草公司的几个巨头，巨头们一有活动就邀请邵洵美参加，邵洵美很快融入了外国人的社交圈。

一次，他去上海国际艺术俱乐部参加晚宴，到得晚了点，他的老朋友费丽茨将自己身边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介绍给邵洵美，那是他与项美丽第一次见面。

项美丽极其美丽，当时她初入上海，在著名的字林西报社工作，同时为美国著名的杂志《纽约客》撰稿。这样一位摩登、漂亮的美国才女，自然成为上海滩外国人社交圈中炙手可热的人物。据说当时地产大王沙逊也钟情于她，她正陶醉于海上“众星捧月”般的浪漫之中，而与邵洵美的不期而遇，让她的目标迅速转移，转移到了被称为“海上孟尝君”的邵洵美身上。

邵洵美到哪里都会引人注目，他的洋派外表和贵族气质与众不同，那一张类似于“古罗马雕塑人物”的面孔让所有的女性陶醉。因为皮肤太白，邵洵美每次出门访友，都要坐在太太盛佩玉的梳妆台前薄施胭脂，他自称这是学习唐朝男子的风度。同时他一直保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他觉得这样才美，才有爵士风度。

如此美貌男子，又才华横溢，一口流利的英语幽默风趣，出手还豪阔大方，一下子就吸引了走遍世界见多识广的项美丽，她禁不住为之倾倒，她没想到中国上海竟然有邵洵美这样有骑士和爵士风度的男子。

项美丽知道自己投入邵洵美的怀抱如同飞蛾扑火，因为这对她来说是相当冒险的。因为投入邵洵美的怀抱，就意味着要脱离外国人的交际圈，或者说背叛了一直众星捧月般捧着她的外国朋友。但她是那种叛逆成性的人，她最终还是决定和邵洵美亲密交往，不因为别的，只因为邵洵美的魅力难以抵挡。

“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邵洵美带着一家老小和项美丽躲进了租界，此时的项美丽完全成了邵家的一员，被邵洵美昵称为“蜜姬”。这时候战火纷飞，邵洵美的工厂停工，杂志报纸也不能办，项美丽也处于失业状态，要不要离开上海的想法开始困扰着她。就在这时候，她的前男友、美国《内幕》杂志记者约翰·根室写来了一封信，说他要带着新婚太太来上海一游，希望能见到项美丽。项美丽以为这只是一次很平常的会见，她没想到，这次会见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项美丽曾给《内幕》杂志写过稿，与根室相熟。那时候根室只是《内幕》杂志一个无名的小记者，看到项美丽文笔清新优美，就暗暗地喜欢上了她。后来见了一面，便深深地迷恋上了项美丽。而项美丽早早地拒绝了他，然后离开美国到处漂泊。

时间飞快地流逝，等到根室得知项美丽在上海，并且已经和一个中国男人在一起时，他早已不是原来那个无名的小记者，他的一本大作《欧洲内幕》成为超级畅销书，使得他与总统罗斯福齐名。他的下一本书是《亚洲内幕》，这次到访上海，就是为此书收集资料，作必要的采访。

项美丽与根室在上海见面，根室大吃一惊，从前那个美丽得令他着迷的女孩，现在变得骨瘦如柴。他当然不知道这是她与邵洵美同吸鸦片的结果，他只是一厢情愿地认定她目前生活困顿，衣食无着。见面快要结束时，项美丽告诉根室：“我没有放弃写作，我在写一本美国女孩与中国先生热恋的小说。”根室马上阻止她：“这本书不会有人看，你现在急需成名，你为什么不写一写中国宋氏三姐妹的故事？在美国，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看她们的故事，你一定要写，它会让你体会到成名的荣耀与快乐。”

一句话提醒了项美丽，也让她跃跃欲试。可是一打听才知道，不知道有多少作家想写宋氏三姐妹，但是那高傲的三姐妹从来都对作家和记者敬而远之，让作家们无计可施。项美丽决定放弃这一计划，因为她觉得这个计划不可能取得成功。

“大姐宋霭龄才是你的目标”

两个月后的秋天，项美丽正在百无聊赖地和邵洵美闲聊，意外地又收到一封美国来信，那是一封道勃雷迪与多拉出版公司的约稿信，信中还附有出版合约和一张五百美元的预付稿酬支票。

原来，根室回到美国后，向和他合作的出版商介绍了美国作家项美丽的创作计划，出版公司很有兴趣，抢先向她约稿，愿意支付最高稿酬请她写宋氏三姐妹。其实他们并不认为项美丽的文笔有多好，只是他们被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个嫁了中国著名男人的三姐妹所吸引。那时候一般的美国人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知之甚少，只粗粗知道中国是一个神秘的东方古国，神秘的国度三个优美绝伦的中国姐妹统统嫁了三个美国人都知道的中国著名男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题材，他们毫不犹豫地向项美丽约了稿，并支付了先期稿费。

项美丽被逼上梁山，只好背水一战。她分别给三姐妹写了三封信，三封信整整写了十天，她改了又改，就怕引起三姐妹不高兴，在信中她劝说她们接受她的采访请求。可是，与无数作家遇到的情况一样，她的信无一例外均石沉大海。这边签了合同收了人家的定金，这边采访对象却不配合，对她不理不睬。项美丽愁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她把事情的进展告诉了邵洵美，邵洵美说：“这个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我姨妈与宋氏大姐宋霭龄算得上至交，她在我们家做过家庭教师，从前天天来我们家教英文，两家感情不错。后来她有空也会来我们家坐坐。你写那么多封信没有用的，你不了解中国人。中国人的习俗是，一家子老大说了算，宋霭龄是三姐妹中的大姐，所以，宋氏三姐妹，大姐宋霭龄才是你的主要目标。”

邵洵美为了项美丽的事业，马上就去找了姨妈。姨妈一听是项美丽的事，一口答应下来，但是她又说：“这事急是急不出来的，宋氏三姐妹不是一般的人，你想见就见。我倒是和她们关系不错，但是我也不能强来。提出这个要求也要看时间，看机会，更要看她们的心情，心情好了趁机说出来她们才不会拒绝，你要项美丽耐心等待。”

这一等待就是大半年，接下来事情久久没有眉目。焦急中项美丽把根室写的那本书《欧洲内幕》看了一遍又一遍，一看才知道这本书畅销是有原因的。根室在书中预言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将是欧洲和世界的灾星，而这预言竟不幸被言中，根室一夜之间声名鹊起就自然而然了。他辞掉记者工作，成了全职作家也是自然而然。不久，根室来上海采访写成的另一本书《亚洲内幕》也如期出版。根室给项美丽来信，吹嘘说这本书一面世就引起轰动效应，比第一本书《欧洲内幕》还要走红。项美丽既羡慕又嫉妒，迫不及待要创作《宋氏姐妹》。

就在她快要绝望时，终于得到了宋霭龄的来信，要她去香港见她们。邵洵美带着项美丽来到香港，见到了这位娇小玲珑的孔夫人和邵洵美的姨妈。

没想到一见到这个传说中最和蔼可亲的大姐宋霭龄，却发现她神色冷漠，怒气冲冲。项美丽吓了一跳，不知道自己哪个礼节出了错，惹得大姐宋霭龄生气。她一时不知道说点什么好。这时，宋霭龄拿出一本书递到项美丽面前，说：“你看看，你看看，都乱七八糟写了些什么啊！我朋友电话都打飞了，说她们凡看到的人都生气，把我写成一个泼妇，一个不讲道理的女人，我是这样的女人吗？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个作者，他凭什么这么乱写一气？”

到这时项美丽才明白，原来，根室的那本《亚洲内幕》真的和第一本《欧洲内幕》一样超级畅销，书中写到了宋霭龄，将她描写成一个“邪恶诡谲的理财高手，走起路来像只母老虎，在家中房间里横冲直撞”。

看到宋霭龄坐立不安的样子，项美丽说：“我认识这个作者，他是我曾经的朋友，书中那些话是他在上海和香港见到的那些人讲给他听的，他以为他看到了真相。我想，他不懂中国，不够谨慎，所以您才看到了刚才提到的那些歪曲。”

宋霭龄声音抖颤地说：“我妹妹蒋夫人比我更生气，而我，看到你的信，感觉到你想写出真正的宋氏姐妹，真正的。”

项美丽说：“我一定会写出一个真实的宋家三姐妹，你们也有责任向世人展示真实的你们，免得别人道听途说。如果你们不满意，我一定不会出版它，但你们也有责任配合我，我有我的写作要求。”

宋霭龄说：“我知道，但他怎能这样道听途说呢？还写了这么多，还把它印出来。这是不对的，也是可恶的。我妹妹很生气，我们想，我们一直不肯见人是否错了。我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不喜欢人多的场合。这不，我受到惩罚了。我知道我有很多敌人，是的，我应当跟他们交锋，不该一味逃避。可我一直都害怕报纸和他们那套玩意儿，我的朋友——”她把一只手搭到邵洵美姨妈的手臂上，“她说你是一个善良的女子，非常诚实。我知道你在战争中帮了邵先生很多忙，他们一家人很感谢你。我相信你的判断力，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你……”

几天后，正在檀香山的宋庆龄和在重庆的宋美龄都飞到了香港，三姐妹举行家宴欢迎项美丽的到来，并接受了她的采访。宴会结束后又特地举行舞会，一直到夜半才散。

临别时，宋霭龄对项美丽说：“我们相信你才邀请你，但是你不要马上就动笔写，这样写作是不真实的，因为你不了解我们三姐妹，你的了解只是道听途说，只是一点皮毛。我们要求你花上两三年时间，就生活在香港和重庆，就生活在我们三姐妹中间，我们做好朋友，好姐妹，然后你再动笔写，我们希望你写出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三姐妹。”项美丽深感责任重大，她当着三姐妹的面，慎重地点点头。

穿梭往来于宋氏三姐妹之间

项美丽从此留在香港，在香港与重庆之间飞来飞去，在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之间穿梭往来，与她们每一个人都成了好朋友，和她们相知相交无话不谈。当然，她最好的朋友仍然是宋霭龄，最怕的也是她。每一次准备去见她，项美丽都会全身发抖、牙齿打战，不得不央求邵洵美陪着她一同去。

邵洵美很奇怪：“怎么回事儿？”项美丽说：“以前我从没这样过，再下去我就要哭了。”邵洵美说：“宋霭龄没什么可怕的，再说，你见过她不止一次了，你一直说她好。”项美丽说：“我也很奇怪，我到底怕什么？”

这种状况一直到她和宋霭龄差不多见面十几次之后才慢慢好转。当时宋霭龄家建在海边峭岩上，带阳台和网球场。项美丽坐的出租车每次都顺着公路往前开，然后下公路，从前门开进院子。一名家童在大门边向进进出出的客人微笑行礼，两名护卫守在大门前，要打电话进去问清楚后才可以放人进入。里面一间有法式窗户的长条形房间通向一条游廊，走到底，就是客厅，每次宋霭龄总是规规矩矩地端坐在主要位置上等待项美丽的到来。

这房子不似项美丽想象中那么富丽堂皇，它甚至都不算很大。家具都罩着印花棉布，很好看，一切简单整齐。不过，整个内部装修却是最现代的维多利亚风格。宋霭龄个子不太高，看上去优雅娇小，手脚都非常纤小。她皮肤光滑，长着一双亲切的黑眼睛，一头黑发绾成一个高高的髻。她的一举一动都极有分寸，就是在大笑时也庄重而矜持。她常手持一把羽毛扇，一直轻摇着。她告诉项美丽：“我昨晚又将根室的《亚洲内幕》看了一遍，我还是很生气，道听途说的东西，他怎么就不经采访就写进书里？还把它印出来，真是可恶。”她突然将一只手搭到项美丽手背上说：“你是一个善良的女子，非常诚实，我相信你。”项美丽受宠若惊。

项美丽和宋霭龄确定了采访时间。有一段时间她天天准时出现在她家，宋霭龄的秘书也根据项美丽的要求提供所有的材料和照片。

项美丽不仅自己跟宋霭龄合作，还和她的两个忙得不得了的妹妹合作。大妹宋庆龄一直没有正面响应，项美丽只在宋霭龄的安排下，跟她在公众场合见过几次。但是小妹宋美龄却对大姐的安排言听计从，不久就派人跟项美丽联络，让她飞去重庆，在那里参加她的各种活动。

项美丽毫不犹豫地接受宋美龄的安排，以“王太太”的名义拿到飞重庆的机票。每次去重庆她都得化名“王太太”，在夜里戴上一副黑面纱去领取那张“王太太”的机票。没人来向她解释为何要搞得这么神秘，项美丽自己的解释是：“这是中国高层一向的行事作风，我现在正在写宋家三姐妹的故事，自然就要依他们的安排行动。”

那时重庆正日夜遭受着日本人的狂轰滥炸，香港往重庆的飞机只能在午夜12时至次日凌晨2点之间起飞，就是这样也经常出事。当时有一架飞机不得不降落在珠江上，全部乘客都在日本人的机枪扫射下丧生，只有驾驶员泅水逃生。

宋霭龄安排自己的一名侍卫护送项美丽上飞机，侍卫对项美丽那一大堆行李箱很不以为然，说：“你去重庆不过是去见一见宋美龄，会谈一下，来去一星期而已。”那不耐烦的潜台词就是：大不必搞得这么慎重。但是项美丽可不是这么想的，她凭多年的采访和写作经验知道，此事没这么简单。由于每人只许带一件行李，她不得不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羊毛衣上面套上了三件大衣，脚上还蹬着一双羊皮靴。“我看上去像只企鹅，走起路来也跟企鹅一样蹒跚。”她后来这样回忆道。

项美丽的估计没错，此去重庆她一住就是半年，在宋美龄的外籍顾问端纳的安排下，她和宋美龄多次进行会谈。后来凡宋美龄要出席的活动一律邀请项美丽参加。

有很多人告诉项美丽，第一夫人没有什么 “人情味”。初会的几次，宋美龄给她的印象就是一个字：冷。项美丽认为那不是真实的宋美龄，那是她的职业需要，那不是“冷”，那是她长久训练出来的社交礼仪。蒋夫人在媒体和公众面前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姿势，都经过了计划与斟酌。

随着时间的推移，项美丽与宋美龄越来越熟悉，两人谈得越来越融洽，第一夫人也总是笑眯眯的，只有说起根室的那本书时，她才会板起面孔：“这是对我丈夫和我的间接攻击。”有一次，宋美龄还不好意思地说：“我少女时代也曾经写作，写过小说，不好意思拿出来发表。”

有一次，两个女人哈哈大笑，把楼上的一个男人吸引住了，他就是。他穿着短裤与拖鞋跑下来，把项美丽吓了一跳。自己也吓了一跳，慌慌张张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有客人。”项美丽也手足无措地站了起来，宋美龄马上向介绍项美丽。耐心地听着，然后朝项美丽躬了躬身子，说：“好，好。”项美丽也说：“好，好好。”他又鞠了一次躬，就回到楼上房间，关上了门。宋美龄微笑着对项美丽说：“他没戴他的假牙，他不好意思。你坐呀，哈恩小姐。”“哈恩”是项美丽的美国名字。

和宋霭龄、宋美龄成了闺密

如此几年交往下来，项美丽都没有时间写作，所有的时间全用来参加三姐妹的公开活动。有一次在重庆又待了三个月，看看资料收集得差不多了，她打算动笔写作。但是那一阶段重庆天天空袭，她不得已只好天天抱着打字机钻防空洞，利用空袭的间隙在油灯下写作，其间不止一次差点被炸死。

有一天她从防空洞回家，发现整座大楼已成一片废墟，她的所有行装都化为灰烬，已完成的一包书稿也不见了，过了好些天才奇迹般地寻回。又有一次，她在采访途中被空袭困在嘉陵江上，在炮弹的呼啸声中，她跟着一群难民奔往轮渡逃命。幸而跑在她旁边的难民扶了她两把，才让她逃生。三个月后，她为了采访宋氏三姐妹在香港的聚会而回到香港，本来打算在此写作，又因三姐妹联袂去重庆，就再次随她们一同回到重庆，这次一待就是六个月。

在和三姐妹的交往中，大姐宋霭龄、三妹宋美龄比较好接近，与她的关系也挺亲热，只有二姐宋庆龄和她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一直到宋庆龄来到香港，住在宋霭龄家里，她才得以亲近宋庆龄。可是这位“国母”对项美丽似乎印象不佳，传说她还警告身边的人别与项美丽来往。有人特地将这句话传到项美丽的耳中，项美丽不以为然，也并没有妨碍她公正地写作宋庆龄。

对于项美丽来说，宋霭龄待她很亲，但是她们在年龄上毕竟有“代沟”，她与宋美龄之间的友情才是女孩子间的真正友谊。

项美丽以抒情的笔调回忆那些乘坐滑竿翻山越岭去见宋美龄的日子。那时候为了防止空袭，宋美龄与住在重庆一处大山里，项美丽每次去见她，都要坐着滑竿在密林中的盘山小路上走很久。山谷中的草地，缤纷的野花，大轰炸间隙短暂的和平与静谧，在她笔下清新优美。当轿夫们在旅途中停下来休息时，她甚至有心情在树荫下读“从蒋夫人那里借来的《牛津短诗集》”。然后，顺着一道长长的石级，来到宋美龄的山居小屋。

“我都忘了我来过多少次了，夫人有时会抱怨在这个安全的山谷里，她都与世隔绝了。在这里，她只能通过电话与外界联系。她试着用将古诗译成英文的方法来解闷。”

在这样一种情境中，项美丽的到来让宋美龄格外欢喜，项美丽后来在书中写道：“像所有宋家姐妹的屋子，起居室的家居很舒适，它们消除了我对中式高背椅的恐惧。在那间温馨的小卧室里，宋美龄请我尝她做的新品种柑橘酱。这里能搞到各种奇异的水果，其中有一种薄皮葡萄，我这辈子没见到过。哪怕是在这种避难的日子里，在那夏日梦幻似的幽静中，夫人也改不了她紧张工作的习惯。她身体不大好，饱受偏头痛之苦。自从1937年她与端纳在沪宁公路上遭车祸以后，她就一直被这种头痛病折磨。香港有位按摩师为她治疗过，但效果不显著。除此之外，她还有荨麻疹。”

项美丽告诉宋美龄，自己在非洲也得过荨麻疹，她与宋美龄正所谓同病相怜，两个女人坐在午后的阳台上信口开河地谈起来，只谈文学和诗歌，不谈政治，甚至会谈到对某个男子的印象，就如同两个天真烂漫的小女生。

宋氏三姐妹在一起闲谈时，也会对项美丽的感情生活很好奇，像她这样浪漫的女作家，感情生活一向很丰富，现在离开邵洵美寓居香港，她完全有可能开始另一段浪漫爱情。

果然如宋氏三姐妹猜测的那样，项美丽与一向倾慕她才情的英国大尉查尔斯·鲍克瑟有了男女恋情。当时鲍克瑟有婚姻在身，项美丽却怀上了他的孩子。她心里发慌。这件事要是公开出来，比当年她在上海与邵洵美的倾城之恋还要惊世骇俗。

美女作家篇4

所以，有人说，湖是海的童年。没错，海的童年是湖。

湖水无法回归大海，就像我们成年以后无论怎样快乐也永远无法抵达童年的纯真。

青海湖，滋养了一个城市。一个省，半个西部。想起青海，就会想起青海湖。青海与青海湖，无法分割。

从飞机上往下俯瞰，湖的上空飘着白色的云朵，如刚刚织好的锦缎，一朵一朵。缓慢移动。白得简单，有时又大而辽阔，有时瞬间了无踪影。有云的时候，天空蓝白交错。如此分明，像泼上去的画布。蓝也好，蓝白相间也好，美的纯粹，给我们在世俗烟火中呛得发涩的眼睛洗却了风尘。有时没有云，只剩下了卡布其式的蓝。蓝得虚假而又真实。

车子在高原上行驶，路两边秃起的沙砾，土堆上随风转动的经筒和彩色的经幡，在苍茫的大地深处一隅，无论黑夜白天，无论寒冷还是温暖之中，从来没停止过她对爱与善良的祈祷……

大美西部。西宁是之一。

对西宁直观的印象来自一个朋友，她在那边支教。当年她选择西宁是想去西宁玩，正好有支教的机会，原本打算一年，然后走遍西部，朋友是大自然狂热的发烧者。支教生涯结束，她留在西宁做生意。当时，我是不理解她留在西宁的，与沿海比，西宁再好也是偏远闭塞之地。大家都没劝回她，每次回青岛，朋友都会对我说起西宁如何如何，聚会的朋友就开玩笑说：不是西宁的那谁对你展开立体式‘轰炸了’吧。朋友凤眼一瞪，嘴一呶：“本姑娘是吃素的。”

原来，她喜欢西宁没有任何男人的因素。

用她的话说，她对西宁的爱是干净、朴素的，没有任何的功利性。因为这位朋友的关系，于西宁的印象从课本上的理性变成了现实的感性。

跟她接触多了，听她说的更多的关于西宁的美食。喜欢它的天然味道，原始做法。她特爱吃一款西宁的面包，那种面包与我们平时吃的面包不一样，当然，我也没吃过，后来在电视上有一部记录乡愁的电视片里讲过这种美食，就是在发好的面团里包上大块羊肉，直接放在壁炉的炭火上烤。烤好的面包，外焦里嫩，尤其是洋葱加大块儿羊肉。烤熟了以后，羊肉冒出油来，香气四溢。她动作加表情说得我们在场的人口水都流了下来。

当然，西宁 ，不止有一款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

喜欢西宁，留在那里，也不是这一款美食。

比西的美食更令人喜欢的是西宁的天气。干净，晴朗。没有云的时候，湛蓝的苍穹下，辽阔的大地之上，让人有种想飞翔的欲望。白天，可以尽情接近太阳和光芒，壮观的落日之后，黑夜接踵而至，星辰布满苍穹……

西宁不止是满天的星辰。

西宁还是花的世界。大自然的花朵飘散着淡淡的清香。

朋友喜欢郁金香，喜欢她的热烈、浓郁。满街都是。每天清晨看到它们的盛开就像迎接远方的客舍一样，带给你灿烂的心情。郁金香，在欧洲是贵族花种，她还有一个名字――洋荷花，是荷兰的国花。但在西宁的大街开得心花怒放，就像西宁人的性格。郁金香的颜色十分鲜艳，每种都是纯色。或白或红或金，红的热情奔放、黄得像金子一样纯粹；还有红黄相间的橙色……

我也喜欢郁金香，我经常在野外看到大金菊，也许她们不是一个品种，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开得热烈、奔放……这种豪情让我想起新疆的踢踏舞，想起蒙古草原奔跑的骏马，想起海浪间的鸥鸟，想起天地间的流云……不仅仅是奔放、自由、坦荡……

更有纯粹和自我。花与人一样，也有性格，若说性格，这就是郁金香的性格吧。不娇柔，不做作，坦率，直接，热烈。

她想盛开就盛开，想开成什么颜色就开成什么颜色。

西宁这个城市也大概如此吧。所以朋友喜欢西宁。她说，不那么拘束，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

西宁著名的景区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而果洛顶岗，那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地方，有大片的原始森林，人迹不多。到了夏天满山坡的草莓，不知道名字的各种野花在原野上竞相绽放……溪水从草地上流过，清澈得如同镜子一样明亮。连空气中都充满了夏季牧场水草丰美的味道。站在远处t望，一顶顶白色的帐篷散落在草地深处，一群群牛羊在吃草，缓慢的移动，远远的望过去，像静止在那里的云朵，天空空旷，大地辽阔而祥和。此时的西宁，仿佛天真的婴儿，安坐在高原的一隅，姿态静止，生活可以如此缓慢而悠长。人一到了那里，会心境平和。

西宁。西部以西。

离我且近又遥远的一个城市。没去过，但无法停止我用另外的方式对她的向往以及走近。

我想总有一天，我会亲自踏进西宁的大地。去感受她货真价实的美。

想去西宁，还有一个原因。心里一直想着两个男人。两个已故的男人。

他们不是西宁人，但这两个男人的死都与西宁，或者和青海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这两个男人分别是：仓央嘉措，另一个是已故诗人海子。

海子，嗯，是海子。

那首诗比海子还有名。或者说，是那首诗，让海子成为今天的海子。而我真的就每天生活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

嗯，海子，我替你诗意的活在你生前最向往的地方。但我一直没有忘记你写的那首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雨水中那座荒凉的城，孤独的你。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无助与悲伤。

最后的渴望成为绝望。

还不知道西宁的时候，我记住了德令哈。记住了海子的眼泪和西部空旷无人的孤独。还不知道德令哈的时候我记住了西宁。知道西宁的时候，海子已经成了诗歌的旗帜。他的诗让我时不时想起天宽地阔的西宁。西宁也是孤独的吧。与东部沿海的城市比，她并不过分的热衷于灯红酒绿。一座繁华却不失安静的城市。人与自然相邻，乡村与城市环绕。河流与草原缠绵，山川与大地偎依，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故乡或家园，有自己成片的草原，牛羊，不需背井离乡。

两个人，一座城。

一座城，两个人。

西宁的生死，西宁的爱恨，无关金钱与欲望。是他们的人生成就了这个城的历史还是历史选择了这两个悲情男人？

半年前，我从青岛坐动车去济南开会，与我坐同座的一对年轻夫妇就是西宁人，一路上，我们聊得十分欢畅，好像我们不是路遇，而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突然在此重逢。女子告诉我，她老公的单位在我们山东烟台搞培训，她没来过山东，很想看海，在老公培训快结束时，就请了假，带着五岁的女儿直奔山东，在烟台玩了三天，然后，转去青岛。她说，来山东不去青岛太遗憾，她很想去看青岛的海，我说，烟台也靠大海，她莞尔一笑。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山南为阳，水南为阴。烟台在海岸的南面，也就是背靠大海，阴面。如同一间朝北的房子。所以，她的海以及城就不及青岛的海与城有名。青岛在水之北，套用海子的诗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用易经上的话讲就是风水好，所以，青岛这些年名声在外，比烟台响亮。

动车上路遇的小女子向往青岛。就像我向往西宁一样，不同的是她正走在去往青岛的路上，而我，从来没有去过西宁。同样喜欢旅游与摄影的她算得资深驴友。约我有时间去西宁，然后，一起走遍青海，这是我多年的梦想。她告诉我，西宁的市容一般，虽然是省会城市，但也难与青岛市容相比，若把两个城市比作女子，西宁朴素，青岛则是名媛之女的雍荣华贵 。再有不同是，西宁是高原内陆城市，青岛是沿海开放城市。我不这样认为。繁华是美，古旧未必就是破败的代名~。

一座吸引人的城，未必就是楼高车多，灯红酒绿。

一座令人流连的城，必定有她的独特之处。

2015年春天，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班里有位散文女作家就是青海的，她是祁连县妇联的赵艳。她是作为山东与青海互动交流作家之一参与我们的学习，她的散文写得棒，歌唱得也美，是地道的青海人。

我们的宿舍住得很近，中间隔着班长的房间。她与山东美女作家刘晓宁住一个房间，晚上没课时，我们三个人经常去散步，对她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刚来报到学习，她与晓宁去市场买了樱桃，当时樱桃还没有大批下来，一斤要二十几块，她买了，去敲我宿舍的门，给我送樱桃，当时，我跟其他同学出去玩了。这是后来晓宁告诉我的。赵艳人很朴素，说话声音宏亮，像她唱的歌一样。诗歌写得也美。后来熟悉了她告诉 我，她嫁的老公也是山东人，她夸山东男人真的是好，在外面事业好，在家里体贴心疼老婆孩子，什么都干，不像青海一些本地的男人，能喝酒，不干家务活，喝了酒就打骂老婆。她有一个女儿，将来，等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也会让女儿嫁个山东人。

我们都喜欢与她交往。

课余时间，她经常对我讲起青海的地理人文，讲青海夏季大片大片油菜花，她说，并不比婺源差。为什么不来清风明月的西宁而要去多雨湿寒的婺源呢。讲湛蓝的青海湖，鸟岛，讲环湖赛道，笔直的天路，讲巨好喝的青海老酸奶，讲她在西宁买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还跟我们畅想退休以后在西宁的生活，并约我们以后去青海时一定联系她，到她家里小聚。

转眼毕业一年有余。去青海去西宁还是个没有醒来的梦，

不过，西宁与她的青海经过美女作家赵艳的描述，大美无边。好想去西宁，去青海，去辽阔的西域，感受异域风情。

用赵艳的话讲，西宁人好客，热烈、朴素、真诚。

喜欢美食，就去西宁吧。

美女作家篇5

虽然我的单身生活十分充实。但当同龄人谈论家长会和周年纪念的时候，我还是自觉是时候重新约会了。

但从何处着手呢?酒吧邂逅已经重复了二十遍有余，而朋友安排的相亲更是令我无聊得直想打呵欠。

我决定豁出去试试以前不曾踏足过的领域，我给自己设定两个月的期限，期间，我将把约会视为工作全力以赴。我的最低奋斗纲领是和一位迷人的异性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最高奋斗纲领则为找到一位可共度余生的知音伴侣。

快速约会：

“快速约会”吸引我的是它的口号：“约会应该有趣，且保量。”35美元，我可以在一个晚上与25位男士会面(远远超过我过去两年交谈过的男性总数)，每位交谈3分钟。

到达指定地点后，主办人递给我一张写着“嗨，我的名字是”的卡片，一张表格和规则说明：“当三分钟时间到了的时候，我们吹笛示意轮向下一位。在你的表格里圈选‘是’或‘不’表明你是否有兴趣与刚才的人再见面。如果两位都选是，之后你们就会收到你们相中的另一半的全名和电子信箱。”

第一个与我面对的是一位棕发的中年男士。他正忙着填写姓名卡片。我坐到他对面的椅子上如法炮制。他抬起头，说：“我真不敢相信我会做这样的事。”他微眯的绿色眼眸使人戒心顿消，我脱口而出：“你使用皮毛制品吗?”

唧!一声哨声响起，约会正式开始了。一惊之下，我们俩同时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然后我们相互介绍。克里斯是一家销售公司的顾问。我告诉他我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我们刚刚谈到最喜欢的电影，口哨声就又响了。

在移向下一位前，我选了“是”，虽然我不确定他吸引我的是曾共有的紧张，还是得知他从七十年代初就不再使用任何皮毛制品了。

在与25位富有魅力、但大同小异的专业人士交流过工作、前感情生活、最喜爱的运动后，我已经是声嘶力竭，头晕脑胀，另外在四个名字后选了“是”。

当“快速约会”的电子邮件来到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心怦怦跳着想知道我选了“是”的男士是否与我有同感。令人宽慰的是含克里斯在内的四位男士都不负我的厚望。

在线约会：

通过Google搜索出的在线约会服务网站之多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最后选择在年龄范围最广，登录人数最多的“天仙配”网站注册。

你需要做的只是回答一些一般化的问题，然后写篇个性化的自我介绍来吸引异性的眼球，最后上传你的照片。在网站上录入的个人资料中的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全部作屏障处理。

三天后，150份电子邮件塞进了我的收件箱里。之后每个星期我陆续收到10－20封。当我惊觉我得挨个查看每位来信者的个人注册资料时，就好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但在最初的三十封邮件后，我渐渐摸到了门道。凡是起头为“嗨，宝贝，我感觉你很棒的。”的，我右手的小指立刻敲击“删除”，遇到“希望来段风花雪月的事”的已婚男士也比照处理。

最后，表示欣赏我的“坦承”，“幽默”或是“言辞敏锐”的男士们得以胜出。

在自由来信之外，“天仙配”也会推荐一大批与你相匹配的异性。他们听上去都如出一辙：心地善良，热爱运动，喜欢孩子和狗，寻找某个特别的人。

最后，我以与14位男士外出约会告终。大致来说，他们都是风度翩翩的成功男士。其中12位表示希望与我再次见面。我与他们中的三位外出约会了第二次，第三次。其中最得我心的是保罗，42岁，富有幽默感，来自罗马，为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工作。在我们约会六星期后，他被公司派回意大利。但他继续每周两次打电话给我。

媒人：

曼哈顿当地两位大媒人，珍妮丝・斯宾德和萨曼塔・丹尼尔的赫赫声名激起了我的好奇。两位都有一堆成功的专业人士的花名册，从25岁到60岁，渴望婚姻，但苦于没有时间东寻西觅。于是，代人做嫁衣的媒人就正式登场了。

我第一个找到珍妮丝。她号称在过去八年里撮合了300对夫妻和500对情侣。她告诉我女士的收费标准是六个约会I万美元。这就够让我泄气了。

另外一个选择是交50美元，我能收到为期一年的在线通讯，了解由她举办的单身聚会。参加每个聚会得另加50―150美元。

最后，她说：“让我们见个面，有时对适合我的客户的女士我会放宽条件的。”

我们约在咖啡店与她碰面。出门前，我至少换了五套衣服，甚至比初次约会还要紧张。

“你是贝丝吗?”一个红发的女人间。她握握我的手，上下打量：“四十五公斤，对吧?不错，我的客户喜欢苗条型的。你的头发很漂亮，眼睛很美。”听到这话，我松了一口气。

珍妮丝告诉我她的客户大部分年薪超过六位数，家庭背景稳定，拥有自己的度假别墅。

“你呢?”她问。

“波士顿大学文学系学士，父母在我十二岁时离异了，我租房子住。”她看上去不是很高兴的样子。但当我报告完毕后，她说：“好的，你很聪明，诚实，外形不错。我想我能为你效劳。”于是我得到了一份参加单身聚会的邀请函。

聚会当天，珍妮丝在房间里到处作介绍，当她看到我的时候，她问：“你看中什么人了吗?”我指指一位英俊的蓝眼睛的男士。

“忘了他吧，”她说，“医生，45岁，想找个三十出头，你需要集中在超过50岁或离婚带孩子的。”

最后我决定这种约会聚会不适合我，偷溜出门，回家了。

珍妮丝第二天打来电话。“我有一个完美的男人给你。”她的坚韧不拔令我肃然起敬。“他好极了，45岁，离婚，一个孩子。阿根廷心脏病专家。”

“他的名字是艾瑞尔吗?”我问。

“你怎么知道?”

“我在‘天仙配’见过他。不错的男人，讨人喜欢，在不发疯的情况下。”

第二个媒人：

和萨曼塔打交道就好像申请银行贷款。她如是说：“我估量两个人，听他们说他们要求，自问他们是否可能在三十到四十年后依然厮守在一起。”她的服务费用起价3000美元。

西天后，她正式向我介绍拉里。“英俊，灰发，48岁，高个，有趣，擅长旅游，企业家。”

客观来说，萨曼塔的介绍恰如其分。见面时，他为我点了饮料，问我的工作，一副用心倾听的模样。我正在感动，就听到他提到他也在在线约会。

“我不喜欢发太多的电子邮件。”他说，“我通常很快地邀请女士外出。但就有这样一位女士。照片非常漂亮。两年前丧偶。我们来往电子邮件至少20次，但她依然不同意与我外出。

“结账，劳驾。”我真的很想这样喊。但我还是说，“她可能还在悲痛中。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你永远不会见面的人身上。继续前进吧。”

我谢过他的饮料，告诉他我得走了。

第二天我对萨曼塔说：“他条件不错。但我想你可能不知道他正迷恋着一位他不认识的女士。”

“那你感觉如何。”她问。

“就像是他的心理医生!”

舞会：

经过上次失败后，我决定选择一种非刻意的、又可以接触丈量单身异性的方式。换句话说，即使不成功也不至于太沮丧。

我的朋友瓦尔建议我们去参加曼哈顿摇摆46俱乐部的免费舞蹈培训。我们选在据说是单身人士群集的星期五。我们算是撞大运了，当天男女比例是二比一。不一会儿，就有男士邀我共舞。在我离开前，我与三位男士交换了电话号码，他们所有人都给我打了电话。尾声：

美女作家篇6

读《美国无家可归女考上哈佛大学》有感（彭盼）重庆市奉节县辽宁小学四（6）班彭盼上周星期一，学校为我们征订了一本书——《复兴中华，从我做起》。老师要求我们认真阅读。周末，我把家庭作业做完后，就迫不及待地翻开这本书，便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当我读到《美国无家可归女考上哈拂大学》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深深地被感动了。一个无家可归女居然可以考上哈佛大学。在她小的时候，她和哥哥就被染有毒瘾的继父和生母抛弃了。由于家里没有钱，上不起学。后来，伯恩斯学校得知这个消息后，同意让她和哥哥一边打工赚学费，一边继续上学。这个人就是洛金斯。洛金斯到学校上学后，学习非常认真。到了高中最后一年，洛金斯的成绩突飞猛进。后来，洛金斯被美国着名的哈佛大学录取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无家可归女居然考上了哈佛大学。我看完这个故事，不禁思索起来：“一个无家可归女居能考上哈佛大学。那么我们21世纪的中国小朋友现在吃的、穿的、玩的、看的，应有尽有。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关心我，爱护我。每到周末，爸爸妈妈还陪我出去郊游，还可以和同学去溜旱冰、去爬山……。有不懂的问题，还可以向爸爸妈妈、老师请教。为什么我就不能刻苦读书，立下远大志向，将来考上一个好的学校呢？”洛金斯洛金斯看看洛金斯，想想我自己。从现在起，上课时我决心认真听讲，放学后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周末，还要多看一些课外书，多积累一些各科知识。有时间，还要帮爸爸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争取做一个新时代全面发展的四好少年。在上课时，发言要积极，多动脑思考问题。下课后，如果周围同学有不懂的问题，要给予帮助，耐心给他们讲解。做事也不能太粗心，有时，一道简单的数学题都会因为我的粗心大意导致做错。我现在最大的缺点就是缺乏做事的毅力，缺乏耐心，遇到困难就想退缩。譬如遇到自己认为有一定难度的题就不想去多思考思考，而是比较烦燥。以后我一定要改正我的缺点。不仅要做到更好，而且争取做到最好。我相信我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之处，一定会做得最好，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指导老师：袁祚萱、陈琳

重庆奉节县???W四年级:袁祚萱（彭盼）

美女作家篇7

论文关键词：水仙花；文化意识；“一家人”社会

水仙花(SuiSinFar)，本名埃迪斯·莫德·伊顿(EdithMaudeEaton，1865—1914)，是一位具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欧亚裔作家。她是第一位用英文描写在美华人经历的华裔作家。她的代表作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里面收录了她的37篇小说，被公认是第一部反映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经历以及华裔妇女为争取合法权益而斗争的作品。她的作品大多以异族婚姻、文化冲突等为主题，文笔清新雅致，飘逸自然。创作的故事多以华人移民生活为背景，语气亲切，叙述性强，描绘出一幅幅详尽的画面，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华裔社会的方方面面。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而深邃的笔触，以其过人的才华和敏锐的洞察力，塑造了许多丰满逼真的人物形象，为我们讲述了～个个欢笑与泪水交织的海外华人生活的日常故事，获得了当时美国主流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赞赏。随着时光流逝，与她同时代的其他华裔作家都被人们逐渐遗忘，而水仙花的作品，却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然而，水仙花作品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文学艺术上的成功。当时华人在美国属于少数民族，被推向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边缘。184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更是把美国主流文化中对华人的歧视与压迫推向高潮。“黄祸”一词凸显出白人对华人的敌意与排斥心结。北美主流文学中经常出现对华人形象的歪曲描写。在许多作家的笔下，华人野蛮、奸诈、愚蠢、迷信，身上集中了人性最丑陋的品质。在美国主流文化忽略并扭曲华人形象的大背景下，她作为一个具有欧亚裔血统的人本可以装作白人享受白人应有的优越生活，但却选择了捍卫中国人和劳动妇女的事业，用犀利的笔锋发出美国华裔文学的第一声呐喊：“我们需要中国人站来为中国人的事业伸张正义!”。。怀着对母国人民的赤诚爱心，她用朴实无华的文章为华人的权益大声疾呼。

她的作品大多围绕着男女平等、相互尊重、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文化传统的继承等主题，贯穿着作者的爱华情结，突破了当时美国主流文学只描写华人社会“光棍”而忽略为数不多的妇女人口的文学程式，成功地在婚姻、家庭这一主题范围内向读者讲述了她对妇女特别是华人妇女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等的看法，表现了对华人妇女疾苦之关切。对于华裔作家来说，他们由于同时受到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侵染，很难对自己的族裔性——文化身份进行界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何水仙花文化身份的界定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如果按时问顺序，结合其生平经历，分析她先后发表的作品，就不难发现她的文化意识发展经历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正如她在《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书柬》中写道：“我一手伸向东方，手伸向西方，希望他们不会完全破坏这微不足道的桥梁。”…话语表现了作家对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从早期的英国妇女“埃迪斯·伊顿”到后来的中国女人“水仙花”，再到最后的“没有国籍”的“欧亚人”。最终，作家在经历了文化身份上的“东方”与“西方”的痛苦徘徊与游离之后，她眼中的原本对立的“两个世界”逐渐走向融合，其文化意识发展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社会文化思想已经日趋成熟。纵观水仙花的一生，我们把她文化意识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时期来进行分析。

一、早期作品创作时，水仙花认同自己为埃迪斯·莫德·伊顿，在作品的创作中。常以局外人的身份去观察东方

水仙花的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加拿大蒙特利尔时期(1888—1898)、美国西部时期(1898-1909)和美国东部时期(1909—1914)。水仙花创作早期在自我文化身份的界定上，认同自己为一个英裔加拿大人。她在写作时常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东方，因而作品中不可避免地留有一些“白人眼光”的痕迹。因此她早期发表的作品像《赌徒》、《自由之土》、《坐马车旅行》等署名大多仍使用她的真名“埃迪斯·伊顿”。

水仙花的华人意识源于她和母亲亲密的关系。作为长女，她经常帮助母亲干家务活儿，从母亲那里，她了解到了很多中国的风俗文化知识。但水仙花在北美长大，一生从未去过东方。从童年时代起，她接受的是英式的学校教育。尽管体内涌动着的那一半来自母亲的中国血统使她在文化意识形成之初就与东方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水仙花早期作品中对于华人的描写大多处于想象的阶段。对中国及其文化极其有限的了解这个前提决定了这一时期水仙花对东方的认识不可能非常深入，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上她也还并且只能处于“一个英国妇女”的阶段，不可避免地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东方人及其文化。这一立场明显地表现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她早期的作品多多少少表现出来一种倾向：故意营造出强烈的异国情调，以此来吸引读者。比如说她习惯用“quaint”这个词来形容华人，在此影响下，她早期的一些小说，虽都以中国或中国文化为背景，但相比她以后的作品而言，她并非想通过背景来表达某种文化含义，而是源于她对中国文化的新奇与向往。比如像她的两篇小说《东方爱情故事一则》和《中国世仇》的情节设计上很有几分类似西方的经典浪漫爱情故事，将东方文化背景引入西方爱情经典中的创作手法使故事染上了一层神秘的东方色彩。她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水仙花在成年之前一直生活在白人社会，接受的完全是英式教育，就连她身边唯～的中国人——她的母亲也是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她不可避免地会吸收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一些东方主义观念和术语，即便她长大后有了自省能力和批判意识，华裔种族意识日益强烈，其潜意识里也难免存有东方主义的残余。

作为一个欧亚裔混血儿，水仙花仍属于弱势群体的一员，同样遭受着种族歧视与欺凌，生活非常艰辛。尽管这个时期她还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一半的中国血统，潜意识里以“一位英裔加拿大人”自居，但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对母亲的热爱使她在写作中并没有像有些作家那样将东方“妖魔化”，而是对华人抱以同情态度来进行创作，对华人命运非常关切。在作品中，她打破了中国人失语的现象，让华人成为故事中会说话的主人公，通过他们自己的言行展现他们的生活状况，因此其笔下的华人成了有血有肉会思考的活生生的人，形象要丰满得多。她力图纠正在主流文化的歪曲宣传下，一般人心目中华工的陈腐愚昧，不道德、不自重的刻板形象，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正直、勤劳，强壮、健康”，“他们虽然远离家乡，远离他们的孩子和妻子，但是他们安分守己、自尊自强”。作品中所反映的作者强烈的“中国情结”预示着她自身文化发展中的第一次飞跃即将到来。

二、文化意识发展的第一次飞跃——公开承认自己的华裔血统

1897年的牙买加之行是水仙花文化意识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牙买加的记者生涯加剧了她对白人文化霸权与种族优越感的厌恶，历经一个痛苦的文化身份的探寻与构建过程后，水仙花不再掩饰自己的中国血统，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华裔身份，从而实现了文化意识的第一次飞跃。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她在作品中不再以代表她“英国妇女”身份的“埃迪斯·伊顿”署名，而改用“水仙花”这个中国名字。笔名往往反映了作者的某种目的和关注的某种事物，她以水仙花的英文译音SuiSinFar来作为笔名，强调的是她的华人民族意识。在中国文化中，水仙花代表“高贵典雅”以及“对故土的眷恋”，所以她对水仙花这个笔名的选择，最大程度地表明了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时，她创作的题材也由最初的散文、加拿大浪漫爱情故事等转到华人故事上来，而其中很多是以华人妇女为主人公，讲述她们在爱情、婚姻、家庭等问题上的两难选择。创作题材和署名的变化无疑揭示了水仙花在身份定位和文学诉求上向华人靠拢的过程。

文化身份的这一转变使她的创作态度更加踏实，不再靠刻意地创设异国情调去吸引读者，她想要做的是记录并阐释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因此，她不断深入到唐人街华人日常生活中。在水仙花的笔下，唐人街不再是粗鲁可怕的“单身汉社会”，里面有男人与女人、大人和小孩，有可爱的动物，还有欢笑与歌声，这是一个与其他种族聚居区一样的生气勃勃的社会。

我们看一下她的作品《新世界里的明智之举》中的一段场景描写：

大街上拥挤的人流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女人们的歌声一阵阵地从小巷深处的阁楼里传来，而那些阔太太们却不屑于这些歌女的姓名。肥胖的理发师正开心地看着一个喝醉酒后跌进水沟里的白人；一个干瘪老头提着鸟笼，站在街角处，乞求路人驻足让他算命；几个孩子在路边燃起木块，迎面走过体格健壮的中华会馆老板，正津津有味地与寺院里的黄袍大师聊天。一个穿着新潮美国服装的华人与一个金发女郎放肆地大笑着，一起走进一家中餐馆。在各种各样的喧闹声里，还夹杂着电车的叮当铃声和车轮轧过地面时发出的刺耳声响。

美女作家篇8

二战之后，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女性的就业人数、社会地位、自我意识、价值观等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为美国的女权运动创造了条件。同时，美国女权主义的兴起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美国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大量女性进入职业领域，但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家庭妇女的精神空虚，职业女性的发展受限，许多女性集家务、工作、教育子女于一身，压力较大。1963年贝蒂•弗里丹发表了作品《女性的奥秘》，描述了中产阶级女性的种种苦恼与寂寞，发出了“确立妇女自己的人生”的社会号召。蒂莉•奥尔森的《我站在这里熨衣服》、奥尔林的《告诉我一个谜语》等作品都是这一时期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品。

同时，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建构各种女权主义理论，力图提高女性文学的地位，通过文学运动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随着女权主义的崛起，出现了一批有创新意识的黑人女作家，她们从黑人女性的视角出发解读黑人女性的生活处境、成长历程、感情与婚姻生活等。她们的作品中黑人女性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联系。二战之后黑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在选举、就业、教育等方面获得了部分权利，但这并未改变黑人女性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各种社会抗议活动冲击着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意识，也促进了广大黑人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描写了受白人文化熏陶的黑人女孩佩可乐，白人社会没有接纳她，黑人社会也排斥她，在白人优越论与黑人丑恶的社会文化的扭曲下，她变得精神失常，作家揭示了双重文化价值下黑人女性的困惑。同时，黑人文学还塑造了许多女性混血儿形象，她们通常是白人家中的家奴，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并具有一定的独立自由精神，但她们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黑人作家威廉•威尔斯•布朗的小说《克罗泰尔和总统的女儿》讲述了混血儿克罗泰尔不幸的生活经历。聪明美丽的克罗泰尔是政客格林的情妇，并为格林生了两个女儿。但格林的妻子却想尽办法虐待克罗泰尔母女，并将克罗泰尔卖到外地。为了女儿克罗泰尔费尽种种艰辛从魔窟中逃离出来，却又被抓回监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投河自尽。作品表达了作家对“黑人种族是低劣的”这种社会偏见的抗议。

二、20世纪后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及其特点

20世纪8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批评得到长足发展，女性主义批评是以确立女性自我形象、建构女性文学史为目的，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开展的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权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体现，对提高女性参政、议政地位，维护女性尊严有着重要意义。初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是反对父权文化，启蒙女性的自主意识，重新树立女性形象，也被称为女性形象批评；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女性中心”批评阶段，致力于建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80年代以来，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建构，使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多元文化身份批评”阶段。

（一）“女性形象”批评

在传统文学中，女性常是家庭的、社交的、被征服的对象，而不是作为职业的、独立的、社会的女性形象出现，或是完美的天使，或是祸害人间的妖女。在《思考女性》中，作家玛丽•艾尔曼就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了全面论述。女性形象批评是通过对传统文学中被歪曲的女性形象的重新解读来建构女性形象，以达到男女平等目的的。女性形象批评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早在18世纪英国就出现了《女权辩护》《女性的屈从地位》两部女性主义著作。英国作家伍尔夫是女性形象批评的先驱，她提出女性要独立就需要毁掉维多利亚式的女性形象；伏波娃的《第二性》从哲学、生物学等角度揭示了女性问题的深层原因。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和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是美国女性主义的杰作，它们为“女性形象”批评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美国经济、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女性中心”批评

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批评开始进行文学理论建构，挖掘被历史掩埋的女性文学作品，女性主义评论家致力于挖掘和重新解读被人们忽略的女性主义作品。如蒂莉•奥尔森的《我站在这里熨衣服》，小说中单身母亲因繁重的生活压力而未照顾好女儿的学业，母亲为此感到内疚与惭愧，体现了作家对普通女性生活的关注。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钟形瓶》等也都是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埃伦•莫尔斯的《女性文学：伟大的作家》分析了西方近代史上的多位女作家，解读了作品的思想主题、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等，在女性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论略分析了近代女性作家文学创作的时代局限性，并提出女性主义美学的概念。通过对文学史上女性主义作品的挖掘，促进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使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始进入思想和学术领域争夺主流话语权。

（三）“黑人女性主义”批评

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文坛上出现了保拉•马歇尔、艾丽斯•沃克、托尼•莫里森等黑人女作家，她们用文学表达了对黑人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芭芭拉•史密斯是黑人女作家的典型代表，其作品《迈向黑人女性主义的批评》是黑人女性文学的奠基之作。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锋人物，其小说《紫色》描述了黑人女性的情感历程、生活经历、理想破灭，并深刻揭示了种族歧视、宗教问题、同性恋等社会问题，以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获得了文学界的认可。

（四）“多元文化身份”批评

20世纪后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拉美裔、犹太裔、华裔等少数族裔女性文学作家纷纷登场。随着大量犹太人涌入美国，犹太女作家在美国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她们主要从性别、种族、历史的角度描写了犹太女性的生存状况。辛西娅•奥茨克的《流血和三个中篇》《食人星系》《异教徒拉比和其他故事》深受读者喜爱，蒂莉•奥尔森的《寂寞无声》《告诉我一个谜》和格蕾斯•佩蕾的《后来的同一天》《有点小烦恼的人》都是经典的犹太女性作品。随着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入发展，印第安女作家们也开始关注本民族文化，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印第安文学复兴运动。女作家纷纷用文字抗议白人的殖民化，强化印第安人的种族意识与性别意识，其代表人物有琳达•霍根、乔伊•哈久、玛丽•托芒顿等，其中《仪式》《爱的药物》是两部经典文学作品。美国华裔文学有近百年的发展史，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走向成熟。汤亭亭的《女勇士》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里程碑；谭恩美的《喜福会》通过母女两代人的生活与感情经历展现了中美文化的冲突与和解；任碧莲的《典型的美国人》探讨了华裔身份、文化建构的问题。

美女作家篇9

关键词：谭恩美；女性主义；《喜福会》；“他者”；女性写作主体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文坛出现了一种令人瞩目的新气象，即华裔作家群的崛起。Amy Tan（谭恩美）在1989年创作的The Joy Luck Club（《喜福会》）一经出版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连续九个月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获“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联邦俱乐部金奖”以及“国家图书奖”和“国家图书评论奖”的提名。精装本在一九即卖出二十七万五千册，美籍华裔导演王颖将同名小说搬上好莱坞银幕，大大赚取了观众悲喜交加的泪水。谭恩美（Amy Tan）随后又推出了《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百种神秘感觉》（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1995）和《接骨师的女儿》（The Bonesetter’s Daughter，2001），同样获得了商业成功和评论界好评，进一步奠定了她在美国主流文学界的地位。《华盛顿邮报》称“谭恩美用她那讲故事的天才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这种才能时时照亮书中的每一个页码。”谭恩美作品的魅力有以下几个特点：1、独特鲜明的“讲故事”叙事模式；2、写作风格幽默风趣；3、根植故乡；4、充分满足了西方读者对古老、神秘、浪漫、富于异国情调的东方的好奇心。5、鲜明的女性主义风格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解构。

一、紧扣女性主义主题

女性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社会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新女性主义思潮给文化界，思想界带来了极大冲击。谭恩美的创作即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当她在大学的美国文学课堂里阅读海明威、福克纳、菲兹杰拉德等文坛巨匠时，即质疑为何没有女性作家，少数民族族裔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唯一的女性作家。在她开始创作前，接触并阅读了大量女性作家的作品，她在自己的书《与命运抗争》中表明：“我并不是性别歧视主义者，但我真的欣赏女性作家的敏锐细腻，叙说内心世界的声音。”生长于一个中国移民家庭，谭恩美受到来自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的教育，丰富的家族史赋予了她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她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来自四个家庭，四对母女的故事，母女关系成为其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憾人心弦的写作主题。她在1991年出版的《灶神之妻》、1995年出版的《百种神秘感觉》、2001年出版的《接骨师的女儿》都延续了这一女性主义主题。

对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的抨击一直是现代女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作者基于自己独特的女性性别书写独特的女性经验，在表现文化冲突、种族歧视的同时，也表现了性别的不平等。在揭露华裔女性作为种族的“他者”之外，也揭露了女性作为性别的“他者”，而被“边缘化”的地位。因此谭恩美在她的作品中着力揭露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带给妇女的苦难；家庭历史，种族认同带给妇女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作为女性，尤其是被“边缘化”，被主流文坛视为“他者”的弱势群体，谭恩美赋予了她们以极大的勇气打破沉默，清晰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创作具有女性主义特征的女性文学形象

谭恩美在四部小说中创造了两类女性形象――中国移民母亲和美国生长女儿，描写了爱恨交织的动人母女关系。尤其是那些母亲们，她们生长在苦难的旧中国，遭受着封建社会三座大山的压迫，作为没有话语权的“他者”，从小接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教育，没有自我，沉默地忍受一切痛苦。《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都是年轻时移居美国的中国女性。移民美国前，她们各自都遭遇了不幸，无法在那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建立自我。她们是丈夫或者家庭的财产、物品，可以被人任意处置，经历了痛苦的沉默后，她们最终选择了打破沉默，与命运抗争。

《喜福会》中的母亲钟林朵和顾映映，《灶神之妻》中的母亲雯妮都是在经历了传统婚姻的束缚之后为争取应该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而与父/夫权抗争的。小说中《红烛》（The Red Candle）故事讲述了钟林朵的不幸婚姻。她从小就被父母许配给黄太太的儿子作童养媳，受尽黄太太和年轻丈夫的折磨，在家庭中没有地位，事事必须顺着公婆和丈夫的意愿。她虽然受传统妇德规范，并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但在婚礼前就不禁反问：“为什么我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呢？为什么为了他人的幸福我就应该有如此不幸的人生呢？”正是在这自问与反问间，林冬意识到“我是强壮的。我是纯洁的。我内心的想法没人能看透，也没人能夺走。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自己。”（谭恩美，1989）她看到了自己的不幸和悲惨命运，在新婚之夜偷偷吹灭了象征夫妻白头偕老的一枝燃烧着过夜的红烛中代表丈夫的那一端。她从困惑到觉醒，从觉醒到反抗，终于机智地利用夫家的迷信思想解除了束缚自己的无爱婚姻，冲出牢笼（封建家庭），寻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顾映映生于富家，从小在各种封建礼仪的束缚中长大。生性顽皮的映映还是遵从了父母亲的婚姻安排，嫁给了并不爱的男人。与丈夫结婚后她努力去爱他，而且心怀美好的婚姻和家庭愿望，然而她的丈夫却背弃了已有身孕的她，在外面与女人厮混。她感到她作为妻子的身份严重受到了威胁，被丈夫抛弃了，于是就采用了极端的手段――打掉小孩，“用报纸把婴儿像鱼一样地包起来然后扔进太湖”（谭恩美，1989）――来表示抗争，然后离家出走。

许安梅是在经历了自己的母亲受传统婚姻、家庭的迫害后而坚强起来与传统抗争的。她从小就被告知，她的母亲是个“鬼”。“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在那些日子里，鬼就是我们被强迫不可谈论的事情。因此我知道外婆故意想让我忘掉妈妈。”（谭恩美，1989）她的母亲在她外婆、舅舅、舅母的眼中是不忠、不孝的女人，因为在安梅的父亲死后，她的母亲没有忠于丈夫，而被迫改嫁了商人吴青――一位典型的男权式的人物――成了他的四姨太，给她的家人、祖宗丢脸。然而，安梅的母亲的身份危机同时影响了她的女儿，她不想使自己的命运在女儿身上重蹈覆辙，就吞食大量的鸦片在农历新年的三天前自杀了，想以死来给女儿地位。母亲的死让安梅意识到女人的不幸地位，她变得会大喊大叫，以此来对命运表示抗争。

谭恩美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传统的以男权/父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年轻女性所面临的受压制状况。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要求女性遵守“三从”、“四德”。女性在社会、家庭中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一直受到来自父母亲、丈夫、公爹、公婆等多方面的压力，没有话语权。母亲和公婆尽管同为女性，然而在女儿、儿媳面前扮演的是居高临下的“父亲”或“丈夫”的角色，代表父／夫权。“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的一切正常的生理心理能力、她的一切应有的权利都被压抑或剥夺了，她们被迫保持沉默。”（朱立元，1997）母亲一代的女性都看到了自己在这样的状态中所处于的从属地位和失语状态。辛酸的遭遇让她们切实感觉到自我身份的崩溃。她们为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在愤怒中各自采取极端的手段反抗传统，走出束缚自我的藩篱，怀着美好的愿望踏上美国的国土，去建构新的美好生活。

三、建立女性主义写作主体

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女性是写作的中心，她用独特的女性经验书写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妇女被推上了文学舞台的中心，改变了传统女性形象从属和“边缘化”的地位。谭恩美不仅从写作内容上创造了具有女性主义特征的女性文学形象，更重要的是建构了女性主义写作主体，它体现在小说里母亲们独特的“讲故事”叙事策略中。以第一人称叙说故事是谭恩美最具女性主义写作风格的特点。如《喜福会》中的四对母女分别用第一人称“我”来述说自己的过去，现在的生活，母女间的隔阂，对世界的价值观以及内心的精神世界。《灶神之妻》中的母亲雯妮和女儿珍珠，《百种神秘感觉》中的旷和奥利维亚也采用多元叙事手法，坚持用“我”来呈现“我”的生活，“我”的看法；《接骨师的女儿》虽然用第三人称叙说女儿露丝的故事，却仍然用作者最拿手的第一人称来叙说母亲路铃的故事。谭恩美执着地坚持从女性视角“我”来诠释女性经验，而不是男性视角“她”。对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而言，打破沉默，讲述痛苦的过去并不容易，而言说自我价值，建立女性主体就显得更加可贵。

当女儿们遇到生活中难于跨越的困难，是母亲们用她们的故事来启迪女儿的心灵与智慧，帮助她们赢得生活的主动权，获取女性主体地位。《喜福会》中的罗丝在与白人丈夫的离婚诉讼中精疲力竭，求助于心理治疗，她的母亲安美鼓励她要勇敢地站直了为自己说话：“为什么不为你自己辩护，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跟你丈夫谈谈？”（谭恩美，1989）映映发现并指出女儿丽娜婚姻生活中与白人丈夫严重不对等的不平衡，鼓励她要马上改变这种不平衡的面貌。

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她的名著《美杜莎的笑声》中说过：“女性必须书写自我，必须投入自己到写作中，就像赢回自己的身体那样，赢回女性在文坛上的主体性。”（Walder，1990）女性作为主人公与叙述人，在幻想秩序中有了话语主体的身份，从而有可能否定男性专制的权威，否定男权文化关于女性意义的解释、界定与命名，确定女性的眼光，女性的视点，女性理解、解释并表达自身及世界的权利（赵树勤，2001）。

四、结论

本文认为谭恩美作为一名女性少数民族族裔作家在性别和种族上遭受着双重边缘性。于美国主流文化而言，她是“他者”，对以男权话语为主流的文坛而语，她亦是“他者”，这种复杂而痛苦的双重边缘性赋予了她的作品鲜明独特的女性主义特征。小说中，谭恩美排除男性形象，着力描写以母女为代表的女性关系，着力刻画一个母性的世界，张扬女性主体和女性的精神体验，体现出作者鲜明的女性意识。这些女性具有典型的女性主义叛逆特征：虽然她们作为弱势群体，是男权中心主义社会的“他者”，却敢于打破沉默，反抗封建压迫，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谭恩美不仅从内容上建构女性主义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建构了与女性主义价值观紧密相连的女性主义写作主体，它体现在小说里母亲们独特的“讲故事”叙事策略中，它既是母亲们打破沉默，教育女儿，传播古老中国文化的有效方式，也是直面和颠覆男权话语的有利武器，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建构女性主义写作主体，张扬美国华裔族群的文化意识，把被边缘化的“他者”推进美国主流文学舞台。

参考文献：

1、倪大析.华裔美国文学一瞥[J].世界文化，1996(3).

2、赵树勤.当代女性话语权力的欲求与焦虑[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6):110.

3、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52.

4、Amy Tan.The Joy Luck Club[M].New York:Ivy Books，1989.

5、Amy Tan.The Opposite of Fate[M].New York:Penguin Books，2003.

美女作家篇10

[关键词]边缘化 双重边缘化 《喜福会》 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1-0074-01

引言

女性主义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女性主义思潮给东西方的文化界和思想界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谭恩美就是在这种社会思潮中进行创作的。在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出生成长，谭恩美受到来自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的教育和影响，特殊的家族史赋予了她一种特殊的生活视角，作为女性作家，女性意识在这种跨文化背景下变得尤为凸显。现以她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为例，分析谭恩美作品的女性主义观。

一、从东方的“边缘化”到西方的“双重边缘化”

（一）谭恩美本体的“边缘化”根源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这种历史也注定了成为传统思想的植根沃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男人为天，而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而已。因此，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女性一直是社会主流中的“他者”，没有地位，更没有自己的声音。早期的美国虽然提倡人生而自由、独立和平等，但在移民文化中通常认为华裔移民是愚蠢、无能、低级的群体，受到各种各样不公平的待遇和社会歧视。而女性，作为相对于男性为“他者”，在美国同样长期受到男权主义社会的压迫，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无疑是弱势群体。因此，女性，尤其是华裔女性无论在职业选择、社会认同、社会福利等方面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谭恩美本人是出生并成长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因此具有双重文化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和典型的美国式文化。

（二）谭恩美作品《喜福会》中的女性“边缘化”描摹

《喜福会》紧紧围绕中美文化冲突中的四对母女，讲述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背景下外祖母、母亲和女儿三代人的故事。这三代女性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角度看待女性与男性的冲突关系，以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视角为读者诠释着女性的“双重边缘化”。年轻时移居美国的四位母亲，移民前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和家庭中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受到来自父亲、丈夫、公公等多方面的压力，没有话语权，处于社会的边缘化位置。母亲一代的女性都看到了自己在男人世界里的卑微地位和失语状态。但是，难能可贵在她们并没有无休止地浸泡在巨大的愤怒与绝望之中，为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她们各自采取不同的，甚至是极端的手段来反抗“以男人为天”的传统。她们最终逃离了那个对自己视而不见、任意践踏的桎梏，怀着美好的愿望来到美国，重新去建构全新的美好生活。然而，从中国到美国，家庭妇女还是家庭妇女，她们生活的中心还是围绕着丈夫和女儿。在美国的文化中，她们不但没有摆脱东方的女性边缘化困境，更落入了西方双重边缘化的囹圄。

（三）谭恩美的女性主义叙事特征

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她用独特的跨文化女性视角书写了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凸显了传统女性形象和从属“边缘化”的地位。女性被推上了文学舞台的中心，站在了令人瞩目的聚光灯下。谭恩美不仅在写作内容上凸显了具有女性主义特征的形形的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在写作方法上自成一家的突破。小说《喜福会》中的四对母女分别用第一人称“我”来述说自己在中国的过去，美国现在的生活，母女间的冲突与和解，对现实世界和内心精神世界的理解等。母亲们这种独特的以第一人称“我”进行的女性主义写作方式突出了谭恩美女性主义写作风格的特点。然而，女性从边缘化走向中心的过程是艰难的。对她笔下的几位母亲，她们能勇敢，没有任何遮挡地讲述自己痛苦的过去以及目前的精神状态并不容易，也反映出作家作为女性权力的倡导者的决心和意志。“我”相对于“她”就使母亲和女儿的距离缩短了很多，两者在对话过程中也比较亲近。当女儿们在生活中遇到比较棘手的女性双重边缘化难题时，是母亲们用她们以“我”为中心的故事来启迪女儿的心灵与智慧，帮助她们赢得女性的主动权，夺取女性主体地位。这也突出表现了谭恩美的女性主义思想。

二、结语

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具有自己的、不同于男人的能力和价值，同时也拥有自己的权利和尊严，这是谭恩美在文学作品中所要表现的女性主义精神，也是女作家本人作为女性的一种追求。她通过文学创作塑造复杂的女性的艺术形象，在看似“女性边缘化”的形式之中包含着“女性走向中心”的女性主义发展方向，为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