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文化十篇

京味文化篇1

关键词：文化 北京人 北京语言

文化，是人们在一定价值观支配下的行为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1]。老北京的文化就主要体现在老北京人、语言及礼俗等各个方面，而在现代文学中老舍的京味小说则是充分表现老北京文化的典型。老舍的作品一直是京味文学的代表，在他的作品中除了爱国爱民之情，最突出的就是对北京文化的表现，从中体现出了他与一座城的关系。

一、北京人及其生活的艺术

（一）平民精神中的贵族气

北京历来是皇家贵族的集聚地，因此北京人向来拥有强烈的贵族意识，即使是平民也从骨子里散发出高傲自豪感。北京文学在平民气之外，或者说背后，还有着强烈的贵族气。这种平民精神有一种宽容性和亲和力，它随意自然，纯朴实在大大咧咧，对谁都一团和气，但骨子里又有一种自尊、刚毅和高傲[2]。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贵族气有一种高雅大方的“王气”，他作品中的老派北京市民最能体现出这一点。《离婚》中的张大哥是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市民，他乐天知足，脾气好，够朋友，善于与人相处。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连北京的永定门都没出过，但他却坚信，世界的中心是北平，他们可以毫不顾忌地蔑视走遍天下的人。《四世同堂》中中秋时节北京的瓜果都是别处人叫不上名字的，祁老人不能不以此为自豪，再看看自家的小院更是激动的以为这是全天下最好最具人情味的家园。这些老派市民，即使穷困潦倒，也要时刻保持贵族的精神。虽然生是平民，但自小耳濡目染的皆是旗人贵族，因此也要学着以贵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可眼界的限制产生了认识上的狭隘，加上物质生活的困苦，更加凸显了“虎死不倒威”的贵族气、大北京气[3]。老舍的《正红旗下》写的是北京潦倒的旗人，可就在这些最穷的人群里，却让读者看到了那么精致优雅的北京文化。物质生活的困苦被充满文化气息的精神生活所冲淡甚至掩盖。长期大一统国家的首都，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积累了深厚的文化韵味，同时也孕育出了北京人即使吃着窝头咸菜也要谈政治谈艺术谈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票性[4]。

（二）士大夫的安分保守

老北京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士大夫气质，体现在平民身上则是保守，和气，十分知足，有时还有点唯唯诺诺。《茶馆》中的王利发其性格特征是既诚信本分，恭顺谨慎，又处世圆滑，精明强干，见了谁都说好话，多请安多招人喜欢。《离婚》中的张大哥满足于自己的小康生活，不问政治国事，集中体现了老派市民的保守、知足和庸俗。正像老舍说的“他骑自行车――稳稳的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的几乎像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他的反对离婚凡事求稳的人生观深刻表现出了老北京市民安分守旧、封闭自足的传统文化因素。他尽全力维持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也反对一切的变化。他的“生活理想”让人看得十分清楚，尤其是他对儿子的期望，不求飞黄腾达，只求安安稳稳，连儿媳也要是旧式家庭的。他的这些理想正是三四十年代老北京人最盼望的，一辈子没什么追求，只图个安稳而已。他们绝不会将自己的爱好设置的高不可攀，他们追求的只是那一点乐趣。《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也是北京老市民的典型代表。他遵循“知足保和”，根据自己几十年生活积累的一成不变的人生经验，总以为在北京没有三个月过不去的坎，而在他的小羊圈胡同中，只要存上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住大门，就能使自己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平安无事。老舍不时能感知弥漫于人物身上的“北京文化”的古旧气息。“北京文化”既具有最典型的中国文化的古朴、高雅、和谐，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污秽[5]。

（三）平民生活中的规矩讲究

老北京人，既有汉族朴实淳厚的古风，又学会了旗人谦恭多礼的品性。如见面请安问好的热络，提笼架鸟的悠闲，年节丰富的习俗，市井热闹的吆喝叫卖，庭院里的天棚、鱼缸、石榴树等等，这些有体现了他们生活中的艺术。北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普通人闲适自由、安贫乐道的心怀，正是北京文化精神最富魅力的地方[6]。老北京人自始至终都忘不了自己贵族的本质，自己城市的特殊，因此生活再难，一切都得按规矩办，《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自己是个平民百姓，

却又爱在心里把人分成尊卑贵贱，保守地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礼仪，眼看着快要当亡国奴，却还想着自己的生日。在日本人的打扰下，他每一天都为他的七十五岁的生日担心。即使天下打乱，他也得保住基本的礼数，照样摆席请好友，而对于大家的缺席，他连饭也吃不下了。祁老人最怕的就是过不了八十大寿，最要紧的就是过个体面的八十大寿，之后的事他都不在乎了。老舍作品中礼仪文化比比皆是，《二马》中老马赔本了要送礼，《离婚》中张大哥儿子从监狱放出来同事们也要送礼，就连《四世同堂》里的汉奸蓝东阳偷偷离开北京去日本，还有一帮子人拎着礼物前去欢送。《正红旗下》的大姐，从伺候一家人的吃喝到出门办事都规规矩矩，按婆婆的礼数办。《骆驼祥子》中刘四过生日，更是要搭棚子，请厨子，见了什么级别的亲朋说什么话。《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太太虽只是普通小商人之妻，可也处处要表现出优越感，高人一头，时时以“官派”压制人事。这些是北京特定的文化环境所孕生出的民族文化性格，也是几千年封建帝制所产生的一个民族的根与魂。《离婚》中，对张大哥生活习俗的描写，更揭示了老北京们的内在灵魂。张大哥富有生活的趣味，吃食必须与时令相符，穿戴更要符合节气和规矩，家中更是要预备下一切有可能用到的东西，哪怕一辈子用不上，也得存着。张大哥的生活习俗十分具有代表性，充分展现了老派市民自足、保守苟安的灵魂。他们乐意把生命消磨在小小乐趣之中，而当别人讨论国家政事时，他们便投以蔑视与不懈的眼光。他们充分暴露了“老北京”舒适享乐的生活风气，同时也展现了鲜明的北京物质、精神、民俗文化，深刻刻画了北京人的文化心态。

二、北京语言

（一）增进感情

北京方言是北京文化、北京人文化性格的构成材料。北京话并不总以简洁、利落为美，它要展现的是一种特殊的味道，常常要在冗杂的信息中咂出它的内蕴。在老舍的作品中人物的对话或自言自语常给人以无用的感觉，因为从中我们似乎并不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细细品味便会发现其中蕴含的老北京人的人情味。即便是当今社会我们为了增进情感，必要的时候也要说一些可有可无的废话，而且我们的大多数语言都是废话，但人类确实需要以此抒发感情，拉近距离。读者除了要得到信息外，也要品出其言语中的“味儿”，因而就要遵循语境、感受语感，体会语气。本不是主体的附属也得到了重视，而这次要中往往饱含深层意蕴。传达的信息量没有少，同时又增加了语言趣味，既实用又非单纯实用，也十分符合北京语言的特点。由文字间，确也读出了北京人式的语言陶醉，以说得漂亮，以能自在地驱遣文字为乐事的享受态度[7]。作品文字的可读性给补偿了作品内容的瘦损或形象的单薄平面等问题，这也是京味作品的一大特点。在这里语言正是一种文化系统，包含着价值态度、审美意识等等。它决不仅仅是工具。中性的，冷漠的，对其负载物漠不关心的，无机的[8]。在闲聊中，语言仅限于它的交流感情的功能，失去了它的语义效能的参照功能：人们为说话而说话，象交换东西（财物、女人）那样交换词句而不交换思想。”[9]《离婚》中李太太与丁二爷的闲聊：“天可真冷！”她说。“够瞧的！滴水成冰！年底下，正冷的时候！”他加了些注释。“口蘑怎那么贵呀！”李太太叹息。“要不怎么说‘口蘑’呢，贵，不贱，真不贱！”丁二爷也叹息着。这段对话纯粹的是废话，没有增加任何信息量，却令读者体会到了人情的厚重。《离婚》老李一家刚搬入马老太太那时，房东马老太太对老李一家的叮嘱，更是传神：“……孩子们可真不淘气，多么乖呀！大的几岁了？别叫他们自己出去，街上车马是多的；汽车可霸道，撞葬哪，连我都眼晕，不用说孩子们！还没生火哪？多给他们穿上点，刚入冬，天气贼滑的呢，忽冷忽热，多穿点保险！有厚棉袄啊？有做不过来的活计，拿来我给他们做！戴上镜子，粗枝大叶的，我还能缝几针呢，反正孩子们也穿不出好来。明天见。上茅房留点神，砖头瓦块的别绊倒；拿个亮。明天见。”完全是老李太太自言自语的老妈妈论，虽不漂亮，可又曲折生动，细致周密。既表现了老北京人的热情，又体现了絮絮叨叨的废话中的情味。

（二）韵味十足

北京人对北京话的珍视并不亚于他们对其文物古迹、胡同四合院的珍视。北京文化也正是因为有了北京话和北京方言才更有魅力。地道的老北京人说出的北京话特别有味，特别顺耳。《四世同堂》写到孙媳妇韵梅平日里不多言语，可她的北平话，遇到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的时候，是词汇丰富，而语调轻脆，象清夜的小梆子似的。《正红旗下》的福海，也总是强调他的北京话的味道，“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四世同堂》中写中秋前后北平的果贩精心的把摊子摆好，而后用清脆的嗓音唱出有腔调的赞美：“唉――一毛钱儿来耶，你就一堆我的小白梨儿，皮儿又嫩，水儿又甜，没有一个虫眼儿，我的小嫩白梨儿耶！”小贩的叫卖声都如歌声般悦耳，仿佛果子们也在奋力歌唱，使人不得不停下来欣赏一下北平秋天的美丽。老式叫卖使北京语言的韵味全然而出，更体现了老北京人对任何事情的那份敬心上，自娱自乐中又抬高了自己的职业，底层生活也不缺乏闲闲情逸致，这又符合了老北京人贵族气，自娱自乐，苦中作乐的性格特点。北京的男女老幼说话的腔调上，都显而易见的平静安闲，以说话的腔调来表现其稳重的精神特点。北京人说话讲究甜亮脆生又有几分平静安闲，只有在北京这种安逸之地人们才有闲逸心境，安安稳稳的和你聊一些生活的小乐趣。话语中又透出北京人的骄傲。北京话中委婉词语也相当丰富，这也体现出老皇城子民的知礼与谦和。

总之，无论是北京人还是其生活方式及语言，在老舍笔下都透出浓烈的文化气息。北京是老舍写作的源泉，更像是老舍生命的源泉。北京文化在老舍的笔下已经远远超越了社会地域风俗人情的表层，而生成为一种永恒的记忆与崇高的境界。这种感情一直影响了之后的京味小说家，使他们延续了老舍的某些特点，继续抒写着对北京文化的爱。

参考文献：

[1][2]陈小野、黄毅，北京中医药：北京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J]，2009（9）

[3][5]董克林，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老舍笔下老派市民国民性 弱点分析[J]，2008（1）

[4]孔庆东，北京文学的贵族气

[6]王兆胜，北京文化与20世纪中国散文[J]

[7]赵园，北京：城与人[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35

[8]赵园，京味小说与北京方言文化[J]

京味文化篇2

特定存在风貌。说起“京味儿”，就是北京特有的传统文化对北京人心理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塑造。在传统的京味文学视野里，那些由大众所公认的京味作家所塑造的“北京”人物

形象，从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到邓友梅笔下的那五，再到刘恒笔下的张大民，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老北京人”的人物群体。

京味文学具有自己本身所特有的风格特征，一是人与城的精神联系，二是人的文化体验，三是对城的文化意味的感受。所以，我们要把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去体会和把握。著名学者

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谈京味文学时这样写道：“京味文学是以老北京人和他们的生活空间——胡同世界为题材，写市民社会生活中的风俗人物，俗人俗物，具有明显的平民化倾向和通

俗文学的价值，其语言风格，则以老北京方言作为主要的语言材料，从而不仅逼真的摹写出老北京人的人情世态，且活泼生动，诙谐幽默。

除此之外，京味文学自身也具有着独特的审美艺术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艺术对象的地域化，二是作家主体视角的趋文化，三是艺术形式的以传统的叙事模式作为基础的开放

性，四是文学语言的方言口语化，五是艺术风格的化俗为雅。

京味文学的生成本身，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其中的民族性，民间性，以及相应的地方特色和传统风情，都是自然而然的历史生成物。京味文学作为一种概念，固然是现代的产物。作为

文学现实，显然不是凭空产生的，京味文学在一个长时间段中，融合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文学成果。

京味文学的明显标志之一就是描写具有“北京意义”的景物，“北京意义”的景物就是指能特别表现出创作的背景是北京的景物。再具体点说，当代京味文学家喜欢描写的是褪色的宫墙，斑驳的琉璃瓦，热闹的大杂院，大茶馆，天桥等能够让全国人民都能耳熟能详的场所。例如在京味文学的扛鼎之作之一的《四世同堂》中，老舍对于北京城的一年四季的习俗风貌做了全景

式的宏观描写。在另一巨作《骆驼祥子》中则通过祥子和车夫们的脚跑遍了北京城市的角角落落。

可以大致上这样说，京味文学是以中原文化为主，吸收了东北文化，江南文化，西北文化和岭南文化中的文学语言特色而形成的。由于京味文学的语言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更因为京味文学

京味文化篇3

一 关于“京味”的界说与质疑

谈论京味文学的含义，当然首要的是辨明京味文学一词中“京味”的含义。学者赵园在《 北京：城与人》中对此有着开创性界说。她把京味文学与写北京的文学、 京派文学等外在概念清晰地区分开来，并着重对京味文学本身做了具体分析。在她看来，“老舍是使‘京味’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现象的第一人，‘京味小说’这名目，却只是在新时期的当下才被叫了开来。”[2] 同时，赵园还对京味文学的含义和特质作了富有洞见的界说：“‘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3] 她揭示了京味文学中(1)人与城的精神联系、 (2)人的文化体验、 (3)人对于城的文化意味的感受等。进而她认定，需要(4)把“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 去把握。[4]这四方面在今天看来对把握京味文学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她清晰地回答了有关京味文学的四个重要问题：第一，老舍是京味文学的开创者；第二，京味文学这术语是后起的，产生于“新时期的当下” 即20 世纪70 至80年代；第三，京味是指人所感受到的北京城的文化意味，或是人对于北京城的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第四，京味是一种文学风格现象。对头两个问题，她的界说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对后两个问题，就存在着需要质疑并重新考虑的地方了。首先，所谓“人所感受到的城” 中的“ 城” 是指什么？是指古代的北京城还是指现代的北京城？这里的“古代” 与“ 现代” 之关系是值得重视的。其次，“城的文化意味” 中的“文化” 是指何种文化，古代的北京城文化还是现代的北京城文化？这里的“ 文化” 的所指同样需要关注。再次，京味中的味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文化意味” ，那么这种“意味” 究竟是指什么？是指“ 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 本身，还是指人所“体验和感受” 到的“文化” ？最后，京味的特质究竟在“ 风格” 还是在别的什么？它是一种古往今来的地域文学风格，还是一种只在历史的某一时段才出现的特定现象？这四个问题其实是相互联系着的，难以分开。继赵园女士的开创性探讨之后，我们有必要继续前行，从一个新视角对京味文学现象做进一步把握。

二 京味文学的含义与特质

要明确京味文学的含义和特质，需要依次回答如上提出的相互联系着的四个问题。

首先，北京城是指什么。京味文学，顾名思义，当然是指能让人体验到北京城意味的文学。但这里的北京城有三不是：第一，不是指非古非今的笼统或抽象的北京城(北京概念)，如果是，抽象的北京城还能有什么京味呢？第二，不是专指古典的北京城(老北京)，如果是，古典北京与现在有什么相干呢？三不是专指现代的北京城(新北京)，如果是，现代北京有啥京味儿可言？北京城其实是一面包含着上述三义(北京概念、 老北京和新北京)，一面又另有更为丰富而复杂的特定所指。京味文学中的北京城，确切地说，应当是指古都或故都北京城在现代的特定存在风貌。由于如此，它内部绝非简单的和谐，而是存在双重悖论。第一重是指故都与现代的悖论，即它看来是故都北京，却正在现代衰颓着；它看来是现代北京，却处处可见其古典遗存。它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是古典的现代遗存。第二重是指生长与衰颓的悖论，即它既是生长着的又是衰颓着的，是生长的现代中的古典衰颓。从而，北京城是一座充满故都与现代、 生长与衰颓的悖论的“城”。这样的“城”当然不仅仅是指地理学上的随便什么地点，而是富于文化意味的地点。那么，“文化” 指什么呢？

其次，北京城的文化是指什么。由于存在上述双重悖论，北京城的文化就不是简单地仅仅指向古典或现代，而是指现代文化中的古典文化，确切点说，是现代性文化中的古典性文化遗存，或是古典性文化的现代性遗存状态。

再次，京味的味是指什么。京味的味，不是简单地指静态或笼统的北京“城的文化意味”，而是包含如下两重意思：一是文化在这里仅仅是指故都北京城特有的古典性文化传统在现代的遗存，属于现代中的古典；二是味在这里主要是指故都北京在现代的可以回瞥到的感兴流溢状况，是它在现代无可挽回地走向衰颓时散溢的最后的残留光华，属于故都流兴。所以，京味的味应当是指故都北京在现代衰颓时散溢的最后的流兴，而这种流兴是通过现代人的回瞥领略到的。汪曾祺在《 胡同文化》中感叹道：“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但正是这些“衰败”、“没落”却令人情不自禁地回瞥，从而“ 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5]

最后，京味的特质是指什么。把京味定性为“风格”，诚然具有合理因素，但基于上述原因，不如说，京味的特质在于，它是故都北京在其现代衰颓过程中让人回瞥到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和不可重复的地缘文化景观。京味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当然可以被视为文化现象的一部分。不过，京味文学毕竟是故都北京地域产生的特定文化现象，因而这种文化不能不与北京地缘或地理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克朗的文化地理学观点，“不论‘文化’如何被定义，我们都应该把它放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情景中，放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去进行研究。”[6]任何文化都是发生在特定时空情境中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总是一种在特定时间内的“可定位的特定的现象”。[7]如此，京味可以说是一种定位于故都北京、 定时于它的现代衰颓时段的地缘文化景观。

这样，就可以来说说京味文学的含义和特质了。京味文学，是能让人回瞥到故都北京城在现代衰颓时散溢出的流兴的文学。这个界说想突出如下几层意思：第一，人的回瞥体验。京味文学中显然包含着一种体验——回瞥体验。这种体验是回瞥而不是感受、更不是想象。与感受指向现在、想象指向未来不同，回瞥体验着眼于过去，是要在回忆中体验过去。置身在当代的北京人，为什么不是全身心投入现在的新北京体验，而是偏偏分出心思，热切地回瞥那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故都北京城？这种发自当下的回瞥体验行为本身耐人寻味。第二，故都北京城。京味文学之“京” 不是简单地指现在的北京城，而是指故都北京城。这显然是与今都即现在的首都北京相对来说的，是突出古代的都城，它的人、事、情等。过去的故都北京有什么？衰颓的城墙、残存的京腔京韵、亟待抢救的胡同风俗等等？它们何以引人回瞥？第三，在现代。虽然突出故都北京城，但又强调它在现代。现代，在这大致是指鸦片战争以来至今的时段。在现代，既包含故都北京城在现代的残留状况，又包含它在现代并对现代呈现的特定意义。这里就有着故都与现代、古与今、新与旧等的比较、交会、冲突、调和、互渗等问题了。第四，衰颓。这应当是“京味” 中包含的“味” 之实质所在了。此味当然属于有价值的东西，但它并非来自正在上升的、兴起的有价值之物，而只能是正在下降的、 衰颓的有价值之物。它属于有价值的，但毕竟已经衰颓或正在衰颓了。正是有价值之物的衰颓，有理由唤起人的回味之冲动。京味，不正是从故都北京城在现代的衰颓中散溢出来的特殊意味么？第五，散溢。这是指散发、流溢，是堂皇的东西在衰颓中的无可挽回的凋残和零落。那是一种特殊的引人回味的气息散落。第六，流兴。这是从中国古典“感兴”在现代的流溢状态来说的。流兴就是流动、流溢的感兴。

对于我自己选用的特定术语“流兴”，这里有必要做点解释。“ 流兴之‘流’应是指一种流动不息、流溢不止状态；而流兴之‘兴’正是指富于深长余兴的古典感兴。感兴是中国古典文化‘场’所生长的一种基本而又独特的审美气质或品格。‘流’是指流变、流溢或流散，是原有的某种东西正在散落、播散或消散状况。流兴，是中国古典感兴在现代性语境中遭遇裂变后的流变物。当原来生气勃勃的自足的感兴整体被无情地肢解、散落为碎片时，这些属于中国深厚文化传统的古典感兴碎片并不会轻易走向寂灭，而是会在现代性语境中重新流溢开来，生成新的流溢不绝的审美对象。读者在阅读现代文学文本时，会从中发现并欣赏那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流兴。总之，流兴是现代文学文本特有的一种兴象类型，是由兴辞所建构的流溢不息而又余兴悠长的感兴变体。” [8]作为古典“ 感兴” 的现代传承方式，现代文学的“流兴” 具有重要的现代性价值。“流兴对于现代人具有双重美学功能：既能让他们重新接续那被迫断裂的古典性传统，又能特别满足他们在现代生活境遇中的新诉求。流兴是现代情境中的古典流变物。”[9] 由上面的论述可见，京味说到底就是一种流兴，或者就是流兴的一种呈现状态。完整而浑融的故都感兴在现代衰颓了，散落成流兴，盘桓在京城的胡同、大院、公园、废墟。

由此看来，京味文学的特质在于，它是一种回瞥到的故都北京的地缘文化景观，确切点说，是定位于故都北京、定时于它的现代衰颓时段、借助具体的北京人情风俗 通过回瞥方式去体验到的一种地缘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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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京味文学的要素和特征

根据上面有关京味文学特质的认识(“是定位于故都北京、定时于它的现代衰颓时段、借助具体的北京人情风俗、通过回瞥方式去体验到的一种地缘文化景观”)，这里不妨梳理出京味文学的要素。可以说，上述认识已经内在地包含京味文学五要素：地、事、风、话、性。第一，地，是指京味文学总是要再现故都北京城特有的地点景观；第二，事，是指京味文学总是要讲述发生在故都北京城的事件；第三，风，是指京味文学要描绘故都北京城的风俗民情；第四，话，是指京味文学总是要讲故都北京特有的语言；第五，性，是指京味文学要刻画生长在故都北京的人们的性格特征。这五要素支撑起这种地域文学的一种总的回味——流兴。也就是说，京味文学要回瞥出故都北京在其衰颓中散溢的现代流兴。在这个意义上，京味文学就可以视为能够让人回瞥到故都北京的独特地点、事态、风俗、语言、秉性等特色的文学。

上面的五要素在具体的作品里呈现出来，就可以见出京味文学的五个特征：第一，地点上，北京场；第二，事件上，北京事；第三，风俗上，北京风；第四，语言上，北京话；第五，性态上，北京性。京味文学所传达出来的总精神是北京人的侃平气质，这是指通过调侃以达成自我心理平衡的过程。

1、北京场。北京场，是指京味文学所讲述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北京城这具体生活情境中。老舍《 四世同堂》(1943－1949写成，195 1年发表)第14章描摹出1937年日本军队兵临城下的北京中秋节氛围：“ 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平均。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挟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帔。在太平年月，街上的高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好闻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香甜脆的小白梨，像花红那样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香儿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为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可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 接下来，老舍不厌其烦地连用5 个“同时”，是要点明叙述人观察北京城中秋节的多维度视角：他竭力要同时地或共时地把这里的丰富、多样而又不分先后轻重缓急的美景和盘托出，一个也不落下。这就巧妙地给读者勾勒出北京这故都场域的总体风貌，最后聚焦到“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 这个题旨上，给人印象别致而深刻。

2、北京事。北京事，是指京味文学所讲述的是发生在北京城的事件。邓友梅《 话说陶然亭》写十年“ 文革” 期间，老管、胡子、茶镜和将军四个人“隐居” 陶然亭公园，积蓄力量，积极参与到改变国家命运的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 进程中的事情：“ 这几天天安门前花如海，诗如潮，整个北京城的人，两只眼睛都闪起了异样的光彩。老管一天没动、两天没动，第三天忍不住了，出了陶然亭蔫不溜地坐车到了前门，然后顺着广场往北走。许多诗词、花圈都迫使他留步。他又爱看、又怕看，惊喜地发现人民发出如此强力的吼声，又担心会引出什么祸事。使他注意的还有一幅国画，画的是在一棵松树上立着一只鹰。老管喜爱国画，在被抄家抄走的东西中，就有一幅名贵的国画，画的也是鹰，那是名画家华一粟的作品。听说华一粟叫几个“造反派”把右腕骨砸成粉碎性骨折，已经僵直，终生不能执笔了。他被没收的那幅鹰，怕也早已翻过来写了大字报。今天看到的这幅鹰，笔法很像那一幅，使他怀念起看熟的那张画和从来未见过的画家本人。怀念起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归结到怀念保护、扶持这一切的周总理。他觉得脸上冷飕飕的，两颊已经湿润了。”北京人从古到今生活在“皇城根”下，什么政治风雨没见过？这里写的是当代北京人参与的悼念周恩来的政治事件。透过在整个事件进程中并不起眼的一个侧面，披露出北京的当代人事风情。

3、北京风。北京作为故都和今都，当然有它独特的风俗传统、遗风遗韵、新风新俗。而这正是京味文学乐意于记叙的。邓友梅的《烟壶》记录了北京的鼻烟壶：“今天我们若涉足到烟壶世界里观光，仍然会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按原料来分，有金属壶、石器壶、玉器壶、料器壶、陶器壶、瓷器壶、竹器壶、木器壶、云母壶、觚器壶、象牙壶、虬角壶、椰壳壶、葫芦壶，此外还有珍珠、腰子、鲨鱼皮、鹤顶红……按其大类已是举不胜举了。若分细目，名色更加繁多。比如同是瓷壶，又分官窑、民窑、斗彩、粉彩、模刻、 透雕、青花加紫、雨过天晴、珐琅、窑变……同是玉石壶，则分白玉、青玉、翡翠、珊瑚、玛瑙、水晶……而玛瑙壶中又要分玳瑁、藻草、缠丝、冰糖……若按造型来分，则又有鸡心、鱼篓、砖方、月圆、双连式、 美人肩等等。只一个圆壶，也要分作扁圆、腰圆、桃圆、蛋圆等。一句话，烟壶虽小，却渗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特征、审美习尚、技艺水平和时代风貌。所以一些好烟壶在国际市场上常常标以连城之价。” 邓友梅讲述鼻烟壶，从规格、原料、种类到造型、文化传统、拍卖，从制作到研究，从中国到外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不难唤起读者对这种北京工艺传统及风俗的向往。

4、北京话。说北京话，当然是京味文学的一个主要标志。老舍开创了用北京话、包括它的口语来表现北京人生活的先河，大大展现了这种地域语言的表现力和魅力。不妨随手拾来一例对话：“四嫂：你要是眼睛不瞧着地，摔了盆，看我不好好揍你一顿、 小妞：你怎么不管哥哥呢？他一清早就溜出去，什么事也不管、四嫂：他？你等着，他回来，我不揍扁了他才怪、小妞：爸爸呢，干脆就不回来、四嫂：甭提他、他回来，我要不跟他拼命，我改姓！” (《龙须沟》)这是《龙须沟》的开场部分，寥寥几句就把四嫂这个人物的火爆、泼辣性格画出来了。而她的话语的声调也很有表现力：三句话里每句的尾词都用仄声，短促、刚硬、急切，有效地传达出其性格特征；每句话内部则注意词语平仄相间，听来觉得不仅掷地有声，而且富于音乐感。

老舍开创的这一语言传统在20 世纪80 年代京味作家林斤澜、汪曾祺、邓友梅、韩少华、陈建功等那里获得了群体继承。“敢情”是北京话特有的一个口语词汇，在普通话里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词，因而尤其能反映北京话的特点和北京的风土人情。这一点老舍早就有过示范：“敢情人家女子愿意‘大家’在后面追随着。” (《 黑白李》) “可是这个娘们敢情知道先干什么，她先奔了夏大嫂去。”(《 柳屯的》)“太太本想叫大家早起，为是显着精神，敢情有的人越早越不精神。”(《 牛天赐传》)陈建功的《 辘轳把儿胡同九号》则更进一步，全篇几乎都是围绕这个词语做文章：“‘敢情、’——这又是北京的土话。说‘敢’字的时候，您得拖长了声儿，拿出那么一股子散漫劲儿。‘情’字呢，得发‘轻’的音儿，轻轻地急促地一收，味儿就出来啦。别人说了点子什么事儿，您赶紧接着话茬儿来一句：‘敢情！’这就等于说：‘没错儿！’‘那还用说吗？’甚至可以说有那么点儿‘句句是真理’的意思。其实，此话在北京寻常得很，大街小巷，胡同里闾，不绝于耳，本来不值得在此絮叨。可是，在辘轳把儿胡同九号，这话可就不同寻常啦。这里有一位姓冯的寡妇老太太，也和别的老太太一样，喜欢接在别人的话茬儿后面说：‘敢情！’——您可别大意了。冯寡妇的‘敢情’却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您要是不够那个‘份儿’，不足以让她羡慕、 崇拜，人家还是金口难开呢。”小说写北京辘轳把儿胡同九号院里，锅炉工韩德来在“文革”中发迹，回到院子里总是喜欢向街坊邻居炫耀，而冯寡妇则总是用“敢情” 去奉承，形成这个胡同里特有的群体生活景观。“敢情” 一词在这里体现了突出的表现性功能，准确而生动地刻画出韩德来和冯寡妇的性格特征。整部小说紧紧扣着一个“敢情”而展开故事、刻画人物，活画出韩德来、冯寡妇等胡同人物的群像，显示了老舍传统在第二代京味文学中的一种新开拓。

6、北京性。北京人当然自有其性情、气质。祥子和虎妞(《 骆驼祥子》)、那五(《 那五》)、韩德来和冯寡妇(《 辘轳把儿胡同九号》)、李百啭(《满城飞花》)、马青和于观(《顽主》)、 张大民(《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构成了京味文学画廊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具有独特的北京性的北京人形象。林斤澜的《 满城飞花》写大学毕业生李百啭为找工作，到研究所主任那里自荐：“说到毕业论文，也无心搬出副所长来，只提起实习时候，做过一些青少年犯罪的调查，有一个小男孩杀人的案子……这是脱口而出，没有准备说这些，清早琢磨简历的时候，想也没有想到这个案件。这些事情和自己的特长没有关系，细说起来岂不是离题万里了。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管它呢，反正自认失败不就完了，要说就说个痛快。一说起来才知道这个案件埋藏在心里，仿佛窖酒，越容越纯。听吧，自己的声音纯起来了，带劲了，有滋有味了。看吧，那主任抬起了头，那单眼皮的小眼睛，还是严厉，可是闪闪着尖刀般的光彩。李百啭觉着陷在沙发里，拘着手脚，案件里，有强烈的动作，索性嗵的站起来，比划起来，谁知那主任也嗵的站了起来，给李百啭倒了一杯水……”。从这里可见，见多识广的北京人素来具有凭借一张嘴打天下的神奇本领。

上面五个方面可以大体见出京味文学的独特要素及其具体表现特征。

如果上述京味文学梳理有一定合理性，那么，这个意义上的京味文学就必然具有特定的内涵——远非任何北京的文学都是京味文学、 从老舍开创至今，京味文学已经历数十年的历史发展与演变。简略地看，我所理解的京味文学总共出现过三代：第一代为20 世纪20 至40 年代以老舍写作为代表的文学，呈现从古典到现代变动中的北京胡同文化景观，在语言、 形象和风格等方面都奠定了现代京味文学的初创形态。这一代的故事的主要发生场是北京胡同，辅助场是街道、 集市；主要人物是故都下层平民，还包括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第二代为20世纪80年代以林斤澜、邓友梅、汪曾祺、韩少华、陈建功等为代表的文学，着力表现处于现代性进程中的故都平民生活及民俗残韵。这一代的故事的主要发生场仍旧为北京胡同，以及街道、集市；主要人物既有故都下层平民，还有旧朝遗民、当代精英。第三代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 年代以王朔、刘恒、冯小刚、王小波、刘一达等为代表的文学，表现在政治缝隙中纵情狂欢、在社会转型中重求生路的北京大院文化景观，包括王朔的顽主人物及其调侃、冯小刚讲述当代北京平民的贺岁片、以刘恒、刘一达为代表的北京新胡同文化景观、以王小波为代表的新京味书斋景观。[10]当然，这一代还可以包括刘震云(《单位》、《一地鸡毛》等)。这一代的故事的主要发生场是北京大院，辅助场有胡同、 街道、礼堂等；主要人物则是“顽主” 及“ 后顽主”。

注释：

[1] 本文根据即将出版的著作《京味文学第三代》，(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结项成果，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章改写。

[2][3][4] 赵园：《 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第14页、第15 页。

[5] 汪曾祺：《 胡同文化》，《 汪曾祺全集》，第6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6][7] [英]克朗：《 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 3年版，第1页、第102页。

京味文化篇4

关键词：老舍；系列作品；京味语言

“京味”语言在老舍作品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其独有的语言表达力，形成了现代文学作品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并在“京味”小说的创作源头上，形成了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艺术特点，在整个语言魅力的构成中，体现出一种丰富的韵味。

一、北京独有韵味的特征表现与深厚的“京味”表达

老舍作为一个出色的作家，大家对他的了解应该算比较多。老舍出生在北京的一个贫民家庭之中，小时候大半时间都是在大杂院中度过的。因此，在老舍的思维意识中，这种生活的积累让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地层百姓的生活。譬如，在老舍《四世同堂》中多处写到了老北京的一些传统习俗。例如，过“八月节”的讲究。在老北京，中秋节俗称“八月节”。十五月圆时设月光马（一种纸上绘制的神像）于庭，供以瓜果、月饼毛豆枝等贡品祭月，贡月毕，家人团坐，饮酒赏月，谓之“团圆节”，分好的月饼则谓之“团圆饼”。老舍在作品中这样描写：“脸蛋上没有胭脂，而只有小三瓣嘴 上画了一条细线，红的，上了油；两个细长白耳朵上淡淡地描绘着点浅红；这样，小兔的脸 上就带出一种英俊的样子，倒好像是兔儿中的黄天霸似的”。这些京味十足的场景与语言表达，正好诠释出北京独有的味道，并将这种浓厚的京味通过艺术的表达，在创作中更好的展现。“京味”成为了老舍作品中独有的标签，通过其小说化的描写，对北京独有的历史文化、特有的人文景观等形成鲜活的文化趣味体现。

在老舍作品的“京味”语言表达中，最主要的是通过结合创作中景物描写的体现，将北京的特有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等表达出来，并将主人公的人生展现在北京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呈现出一种浓浓的“京味”。譬如，在老舍作品《茶馆》中，将王利发的一些台词：秦仲义到茶馆里来说要涨房租，王利发推托、应付说：“二爷，您说得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涨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是！！”秦仲义说：“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哼，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王利发则说：“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是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卖热茶去！”人们听到这些圆熟风趣、油嘴滑舌的对话，无不发出会心的笑声。这些台词不但符合其茶馆老板的身份，硕士论文而且表现了他性格的发展变化。

二、北京方言的独有魅力与作品语言传达的融合与应用

在老舍的作品中，“京味”语言的艺术特点是重头戏。在语言表达中，对北京市民语言相当的熟悉，并且对各种人物的状态语言也有很大的了解，因此，老舍能在形形色色的人物语言中采用朴实通俗的语言，鲜活生动的将“京味”表达出来。其中，老舍作品中人物语言有些都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在创作的过程中，老舍善于运用北京市民中俗白、简洁的方言方式，能将平凡的故事在方言表达中烧出一种原汁原味的“北京味道”。譬如，在《茶馆》中出现的叠音词有近五十处，如：管教管教、可怜可怜、算算命、帮帮忙、说说理、照顾照顾、活动活动、硬硬朗朗、外边、表表功、跳跳舞、玩玩牌、喝喝咖啡等。这些词把老北京人的悠闲、懒散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北京市民的人物特征与作品中多元化形态的传递和表达

京味语言的表达离不开人物的描写。老舍就是通过对人物的生动描写，通过北京语言的表达，在人物身上展现出来，同时，在浓厚的北京风土、风俗习惯等人情世故的传递中，形成综合性的表达。譬如，在在长篇小说《二马》中，老舍就塑造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老马，他的生活信条就是得过且过，这样一个角色，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还有譬如：“杀好了腰”、“鸡肠子”、“大脚”等语言表达，就是典型的北京方言中的儿化韵，这种特殊的风味，形成一种独有的语言表达。还有，在《正红旗中》写到过年送灶，规 矩颇多：定更之前要祭灶王，到了酉时左右，连铺户带人家一齐放鞭炮，象征着把灶王请到院中来。作品中的“姑母”“讲究”吃喝穿，春夏之交，要买些用小蒲包装着的，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樱桃；该穿亮纱就万不穿实地纱，该戴翡翠就绝不戴金的，宁愿服装首饰循环入铺，也不能忽视了打扮。更好地将人物形象放在北京这个特定的环境之中，也写出了旗人独有的生活方式。

四、结语

老舍创作作品中独有的“京味”语言，主要是将语言、句式以及话语间透漏出的北京风貌、地方语言等，以及渗透在其中的北京文化，都是老舍作品创造的独有韵味，也是其“京味”的主要体现，更加让我们看到了老舍语言大师对北京人真善美的全面描述，提供了更多的审美特征。

参考文献：

京味文化篇5

有一次我在网上和一位外国朋友聊天。他说，我从来没有去过北京，但我知道那是个很独特的城市，你能为我形容一下这座古城的气味吗?他的问题让我很尴尬，作为一个小“老北京”，我却形容不出北京的气味。

好久没有仔细地逛过北京城了，不知为什么，当汽车从宽阔的柏油马路上向着狭窄而僻静的小道驶去时，我仿佛觉得那条长长的、静静的小道成了时光隧道。小道的那一头是北京独有的风景――胡同。胡同窄窄的过道只能容下两个人并肩而行，高高的砖墙被夏季蔓延的爬山虎所覆盖。砖砌的门楼，雕花的墙饰，虽然都已残破，漆也早已被烈日晒掉了它原本的颜色，但我忽然就强烈地感觉到了过去的时光。触摸着那深深的墙缝，轻抚着那历经风雨的古木，北京那古色古香的气味在鼻间久久萦绕，那是略带潮湿的苍老的气味。

黄昏中的后海是一处很别致的风景。夕阳西下时分，那火红的残阳将最后的余晖抛洒到古老的小桥上，水面上船儿来来往往，人们在船上钓着鱼，哼着曲。岸边的老树仿佛成了一道天然的墙，将这片水域与不远处灯红酒绿的世界隔绝开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玄妙的气味，是自然朴实的北京的原味。

司马台长城是北京最有韵味的一段长城。破旧的野长城，随山势迤逦而行。山风凛冽，吹得人一阵踉跄。就在这古长城的古风中，我又闻到了北京的气味。千百年来，长城不倒，山风不变，气味也没有变，那是一种令人振奋的辉煌的气味，是凝聚了历史深厚积淀的气味。

长安大街车水马龙，霓虹闪烁。满眼的灯光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与古典气息完全不同的气味，这是现代文明的气味。这气味也令我觉得亲切和温馨，毕竟，我是在这样的气味中成长起来的。

也许到现在，我仍然无法回答那个外国朋友的问题。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北京的气味仍然让我无法诠释。对于这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古色古香也许是它一直葆有的气味吧!但现在北京的气味中更夹杂着新的成分：高端，现代，时尚。的确，北京是古老的，但古老的气味会历久弥笃，新的气味也会慢慢被人们所接受。

我爱我的北京，爱它所具有的一切古老和现代的气味。

京味文化篇6

关键词：民俗味儿　冷面幽默　修辞

邓友梅是京派作家，是继老舍之后用京味儿语言写老北京风土人情的又一大家，他的语言少用形容词、成语，以鲜活的生活语言入手，同时将老北京的精神气质化为无形融入到语言中，清爽利落，明镜单纯，带着北京人亲切的民间口音。

一.民俗化的语言

1.大量俗语、俚语的运用。

（1）聂师傅家我还没去呢，这件事赤口白牙答应下来我还没办，怎么能半路上就去死呢？真要去望乡台，也该等把这件事办妥当再走呀。

（2）人家磕头祷告，求情送礼来认师傅，聂老伯还不肯娶，哪有您这样师傅上赶着教，还一拽三打挺，三拽一哧溜的？

这两例运用的是老北京土语，增加了小说的幽默性和通俗化，体现了北京皇城根的内蕴，例如，句（1）中“赤口白牙，望乡台”带有很重的俚语色彩，透出北京人特有的守约、自尊。句（2）中俏皮的幽默感，表达了北京人的精神因素，北京人的幽默无处不在，成为北京特有的京味儿幽默。这种幽默、风趣、诙谐，既引人发笑又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这种幽默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各个阶层人物的众生相。

2.喻体选择的生活化。

邓友梅比喻选择的喻体非常生活化，他的语言来源于生活，都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东西，生动朴实，有的读起来土得掉渣，但别有一番韵味，读者非常容易接受，透出一种属于北京人的机智幽默。

（1）柳娘说：“您病着，那一位比棒槌多俩耳朵，我不自己办谁办？”

（2）自幼劳动，故而身条腰肢发育得丰满圆润，像水边挺立的一支马蹄莲。

句（1）中，柳娘说乌世保“比棒槌多两耳朵”，大家想一下，一个木头棒槌多两只耳朵是什么样子，一个呆头呆脑的形象瞬间展示在人们面前，表面是气乌世保的呆，实际带有一种可爱的在里面。句（2）中形容女孩子身形美好，用了一个比喻“马蹄莲”，马蹄莲许多人都见到过，优美挺立，英姿勃发，娇俏地站在那里，而马蹄莲的颜色呢，乳白，娇嫩，侧面写出了女孩子的皮肤娇嫩，身形圆润。

二.冷面幽默艺术

文学的幽默来自现实生活中。邓友梅以其特有的敏感，捕捉现实生活中具有社会意义的冲突，挖掘其中的幽默元素，从而构思出耐人寻味的幽默境界。冷面，原是评书手法，用诙谐的语言抓住听众，逗人发笑，而说书人自己却不动声色，从而取得更好的对比幽默效果，既而引人发笑，又发人深省。在邓友梅的小说中，不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话语，都具有冷面幽默的特点。

（1）（乌世保）每日里无非逗逗蛐蛐，溜溜画眉，闻几撮鼻烟，饮几口老酒。

（2）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武职世家的光荣，也不耽误他高兴时自称为“它撒勒哈番”。

他常用漫不经心的语言，以戏谑表心酸，或褒词贬用，营造讽刺与诙谐的效果。句（1）中以漫不经心的语言写了乌世保闲散、悠闲的生活，暗里却刻画了一个无所事事、空虚无聊、一无所长的旗人形象。句（2）表面上写乌世保世家的荣耀，实际呢，前面已经说过了，他闲散在家，靠祖上留下的一点儿田产过日子，别说骑马，偶尔骑驴两腿也打哆嗦，前后对比，看似荣耀的头衔地位其实早已没落，有的只是讽刺，把皇帝封的“它撒勒哈番”的荣耀加在一个连骑驴都打哆嗦的人身上，透过这看似漫不经心的语言，对清王朝腐朽衰亡加以讽刺的同时，又含蓄幽默地展示了旗人的生活状态。

京味文化篇7

关键词：老舍　口语艺术　遣词艺术　修辞艺术　幽默京味

老舍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他以勤奋的创作和特有的艺术才华为中国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文学创作上，他一生创作七十余部小说，三四十个话剧和戏剧剧本，还有许多散文、诗歌和杂文，他的创作多用北京话，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老舍在语言运用上多变且富有创造性，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

一、清浅俗白的口语艺术

老舍先生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北京口语不但熟悉，而且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曾说过：“我说的是北京话，而且相当喜爱它。它怎么说，我便怎么写。”也正是如此，他才能充分地运用北京口语，表现北京的地方色彩和地域文化。他一直追求用清浅俗白、朴实活泼的口语再现生活。在老舍的作品中，口语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口语化词汇和句式的使用

阅读老舍先生作品，最常见的是带有北京地方特色、极富表现力的地方词汇，这些词的使用使得作品语言具有浓郁的北京风情和文化韵味。例如“妈那天对我特别好，我走不动便背我一程，到城门上还给我买了一些炒栗子”(《月牙儿》)；“大寿桃点着红嘴，插着八仙人，非常的大气”，“每一个声音都像踩了猫尾巴那么叫得钻心”(《骆驼祥子》)。这几个例子中的“一程”、“大气”、“钻心”都是北京的地方口语，在普通话中有其相应的规范词，“一程”是“一阵”，“大气”是“大方”，“钻心”是“难受”。作品中类似这样的词还有很多，对这些词的巧妙运用，明显增强了口语色彩。北京话中存在大量的儿化词。这在作品中随处可见，“今儿个，娘儿俩，门口儿，不大会儿，身儿，名儿，一罗纸儿……”(《月牙儿》)，儿化词的运用，使得作品语言带上北京口语特有的亲切、自然的韵味。

口语化句式的运用也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体现，老舍先生多采用简洁明快的短句，结构单纯，通俗明了。最为突出的是对话式的句子。一般都不超过七八个字，既简单又明白，比如“过去拉住妈妈的手：‘妈不哭!不哭!”’(《月牙儿》)“我不喝酒!”“不喝就滚出去，……辣不死你……”(《骆驼祥子》)。口语化句式除了简洁明快的短句，还有独语句式、特殊句式等，这些结构简单的短句，使得作品语言丰富多彩，贴近生活。

2.对生活语言的艺术加工

老舍先生的作品充满生活气息。作品中丰富多彩的口语词汇大都源于生活，但又不是对生活的完全照搬。他拥有的词汇量相当丰富，能够用不同的词汇最恰当地反映生活内容。例如“他逼着她拿钱，而且骂骂咧咧……”，“二太太以为他这是存心的轻看她，冲口而出的把他骂了个花瓜”(《骆驼祥子》)。“骂骂咧咧”和“骂了个花瓜”都有骂的意思，但同一意思用不同的词表达，在程度上明显有了差别，比单独一个“骂”字丰富生动。在老舍作品中，类似这种通俗的语言运用得恰当、生动的例子很多。比如就描写不高兴不满意的神态来说，《二马》中“马先生一脑门子官司，没理马威”，“一脑门子官司”比“不高兴”更加新颖、生动、贴切。

作为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在使用语言上十分认真。对待口语，他放胆使用，并经过巧妙的艺术加工，使通俗质朴的语言变得光彩鲜亮。他曾说过：“口语不是照抄的，而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他也真正做到了口语的艺术化加工。《月牙儿》中“我后悔，我，我要哭，我喜欢，我不知道怎样好”，读起来琅琅上口。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在口语提炼加工过程中。老舍先生往往能够把语言控制得恰到好处。老舍先生对口语的运用真正做到了提炼口语，纯净至极，清浅俗白，雅俗共赏。

二、质朴自然，准确精当，简洁凝练，生动形象的语言艺术

老舍先生使用语言不借助于典故，也不依赖于行话，只是运用常见的普通字词进行加工琢磨。使其成了金玉良言，个个光彩夺目，给人印象深刻，能够做到人物、环境、感情三者融为一体，既合乎情理，又能更加真实地反映生活。

1.质朴自然的语言特色

老舍先生一向很重视朴实语言的表现力，他曾说过：“文字不怕朴实，朴实也会生动，也会有色彩。”他的作品往往都是通过朴实俗白的语言来反映下层人民生活和命运。极其平常、朴实的词语在他笔下如虎添翼。活灵活现，极富表现力。比如“祥子喝了一气凉水。……每一个井台都成了他们的救星，……便和驴马们同在水槽里大灌一气”，“喝了一气凉水”和“大灌一气”都是描写车夫喝水的情景，这里的遣词非常符合车夫们的身份和生活境况，自然真实地展现出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

2.准确恰当的语言特色

老舍先生在遣词过程中追求准确精当。准确精当就运用语言要符合人物性格、身份和环境。《骆驼祥子》中虎妞骂样子：“祥子，你让狼叼了去，还是上非洲挖金矿去了?”准确精当的用词一下凸显出虎妞粗俗豪爽，骂人也带有男人的爽快性格。准确恰当的叙述描写语言也能准确揭示人物性格，例如《离婚》中张大嫂对女儿的叙述：“只要一回来，不是买丝袜子，就是闹皮鞋；一个驳回，立刻眉毛挑起一尺多高!”“闹”和“挑”的使用恰到好处，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张大嫂女儿的任性和淘气。

3.形象生动的遣词特色

形象生动的语言是文学创作作者所努力追求的目标。老舍先生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形象生动的遣词用法。例如《牛天赐传》中“几间小屋在一株老槐树旁藏着”，一个“藏”字，一下子变静态为动态，把小屋给写活了。让人感觉新颖而独特。再如《骆驼祥子》中“这么点药，那么个偏方，揍出他十几块钱去，病并没有除根”。一个“揍”字，精彩形象，祥子平时惜钱如命，如今要花十几块钱，他无疑会感到非常心痛，就像挨了一顿揍似的。

4.简洁凝练的遣词艺术

老舍先生十分推崇精练而有表现力的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语言。他认为简洁凝练就是深入浅出。话说得少而意思包含得多，用最合适的词来表达想要表达的内容。《骆驼样子》中写祥子由兵营里逃出，上了刘四爷家，虎妞见了他很高兴，说：“你让狼叼去了，还是……”祥子只回答了“哼”一个字，这一个字虽简略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一方面说明祥子是个天生就不爱说话的人，老实木讷，另一方面表现出他百感交集，心里难受不愿多说话。车丢了又被抓丁，经过一番磨难，生了一场大病，他心中充满了不平、辛酸、委屈和怨恨。老舍先生做到了言简意丰，这正是简洁凝练艺术的魅力所在。

三、生动形象的描写和修辞艺术

1.丰富的描写艺术

生动形象的描写是文学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老舍先生十分重视形象生动的描写语言。他说：“小说是要绘声绘色的写出来，故必须生动。”绘声绘色就是描写语言 的艺术化。老舍先生在作品中常常运用变化多姿的描段，使描写语言达到有声有色、意韵俱佳的艺术境界。对话描写是文学创作中用于刻画人物形象的有效途径，老舍先生十分重视对话的作用，他笔下的人物说话都切合人物身份和性格，读起来真实自然。例如《骆驼祥子》中虎妞劝祥子喝酒的一段文字：“不喝就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怎着?你个傻骆驼!……”举着盅儿：“你喝!要不我揪耳朵灌你!”通过对话，把虎妞爽快、泼辣的性格凸显出来。作品中对祥子肖像的描写：“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眼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从肖像上可以看出祥子是一副老实敦厚的模样，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在人物描写上，老舍先生还常常通过人物的行为动作来刻画人物，而且可以把对话、肖像、动作描写结合在一起，使人物更加真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马裤先生》里描写的马裤先生之所以让人过目不忘，正是在话语、肖像和动作描写方面的独特之处。马裤先生动不动就以全身的力气喊叫，好似雷鸣；肖像上，穿马裤，戴平光眼睛，清缎子洋服上身，脑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动作上，用食指挖鼻孔，在别人头上脱靴子，并击打靴底上的土。把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的形象充分表现出来。老舍先生笔下的景物描写，生动形象充满了灵性，如《骆驼样子》中描写暴雨来临前的柳树，“病了似的”、“无精打采”。使柳树变得有了活气，通过景物描写更加突出人物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艰难。

2.形象生动的修辞艺术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生动形象，很大程度上与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的运用是分不开的。老舍先生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比喻、拟人和夸张的手法。形成了他独特的修辞艺术特色。老舍先生对比喻的理解为：“比喻是生活知识的精巧联想，在生活中没有仔细观察。广泛注意，这种联想便无从得来。”他笔下的自然万物都可以作为比喻的对象，且能比喻得自然巧妙。如《骆驼祥子》中“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经像下了火”，“在他赁人家车的时候，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像被人家抽着转着的陀螺”，形象的比喻更能体现出人物生存的艰难。老舍的作品中还常常运用比拟、夸张、对比、借代，排比，反复、引用等修辞手法，而且都用得恰当自然，活泼生动，形成了老舍先生多姿多彩的修辞艺术。

四、诙谐幽默的京味风格

老舍先生的语言艺术中十分突出的是他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独特的、耐人寻味的幽默风格，这种幽默风格是他本人的个性素质、生活经历和艺术修养的必然结果。老舍先生作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风格。

1.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

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幽默与语言技巧有着密切关系。平实的语言在老舍先生笔下也可以变得幽默起来，他的幽默深深打上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这既是对现实的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又是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自我解嘲，借助笑声使艰辛的人生变得好过些。他把幽默看成是一种心态，一种生命的剂。他的幽默格调多样，既有温厚的同情，又有峻厉的讽刺。《离婚》中“张大嫂一边刷洗家伙，一边落泪，还不敢叫丈夫看见，收拾完在炉前烤干了两个湿眼睛”，“其实买个妾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只看男人的脑袋是金银铜铁那种金属做的，吴先生的脑袋，据张大哥鉴定，是铁的；虽然面积不小，可是能值多少钱一斤?”很平常的话读起来令人发笑，风趣幽默。从创作《离婚》开始，老舍先生为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了发展方向，即“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戏剧意味，使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可不是从文字中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是思想底蕴，使幽默成为含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而又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与分寸感，产生了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结合，获得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

2.京味风格

京味文化篇8

背倚燕山，傲视四方，有着君临天下的大气，这是北京陆地的尽头，大海的起点，这是上海。当国人都羡慕这两座城市时，他们却在互诉衷肠。

＂海弟＂，每天你注视着扬子江从脚下浩浩荡荡流入东海，迎着海风欣赏从海平面下升起的朝阳，夏天到沙滩上避暑，冬天不心穿羽绒服，夜晚的你不会孤独，外滩璀璨的灯火将伴你至天明。＂

＂京兄＂，早晨你会在钟楼悠扬的钟声里醒来，闲了提着鸟笼到公园遛一圈，累了到老舍茶馆品一杯香茗，倦了到戏院看一出《定军山》，黄昏到天桥看一看杂耍，伴着＂冰糖葫芦＂行云流水般的吆喝声，倒也生出十二分的韵味。

＂只是，我没有陆家嘴那样多的高楼，没有那么多的豪华跑车，没有你那样时尚。我只有古旧的四合院，破旧的三轮车，人们为了追求时尚，把四合院拆了开一间麦当劳，星巴克，把三轮车扔了换成冒着黑烟的四轮怪物。急功近利的人们，没有发现我骨子里浓浓的京味啊！＂

＂京兄，其实你那京味便也是时尚啊！想来奥运会后，中国风席卷全球。那舞动的＂京＂，在鸟巢里幻化成翩跹起舞的仙女，飞天起兮，舞落碎瓣，‘京’幻化成了翟志刚的＂飞天＂服，成了中华民族探索的不竭动力。传统文化走在神州前沿，引领着我们前进，不也是一种时尚么？＂

（北京颔首思索）＂而我，众所周知小弟无悠久历史，却有着令人称道的时尚。而人们批评我只顾吸收别人的时尚，空有浮华的外表，少了自己的根基。＂

＂海弟，看那外滩万国风情的别墅群，正是你兼容并包的象征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你用这宽广的胸怀接纳了多元文化，不也是一种时尚吗？＂

＂对呀，我们都在品味着自己的时尚，为何还要在苦恼中不能自拨？＂

＂应该提醒人们，我们都有着自己的文化，品味着自己的时尚，切不可舍近求远，失掉自己的特点！＂

北京奥运会将北京展现给世界，上海世博会期待世界融入上海。

一南一北的两座城市，品味着不同的时尚，却又携手发展，演绎着明天。

京味文化篇9

在高中语文教学实际中，如何确定散文教学内容，一直是困扰广大中学语文教师的难题。王荣生教授曾经指出：“据我和同事的观察与研究，中学语文的散文教学，目前极少有教对内容的，往往是错的一塌糊涂，严重地违反读与写的常识”。导致这一局面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在确定散文教学内容时无视高中生散文学习的特点和规律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下，在学术界，关于确定语文教学内容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规律的问题，一些学者在学理上进行过诸多探讨。何更生教授提出，确定课文教什么，要依据学生学什么即依据学生的学习结果、学习条件和学习方式等，王荣生教授则更为明确地提出确定散文教学内容有两大依据——文章体式和学情。对于高中生来说，其学情的含义应该是多元的，既包括他们的学习成绩、学习特点、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也包括他们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所采用的有效学习方式和方法。其中，学习方式是我们在确定语文教学内容包括确定散文教学内容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在确定高中散文教学内容时，应该依据什么样的学习方式更为有效呢？要明确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高中生有效的语文学习方式。关于学习方式的类型，学界有过多种分类，从不同角度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目前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分类是：从学习内容以及信息的意义是学生自己发现与建构还是通过他们告知的角度把学习方式分为接受式学习和探究式学习。在语文教学中，探究式学习与研究性学习的涵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谓“研究性”，即“类似科学研究”的意思，就是语文课程标准所着力倡导的“探究”，指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探索、发现和体验的过程，包括自主探究和合作探究，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也就是说，高中生的语文学习方式无外乎接受式学习和研究性学习这两种。传统的语文教学主要依据接受式学习来确定散文教学内容，即主要考虑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向学生传授哪些散文知识，怎样向学生分析讲解散文的“神”和“形”及其如何统一等。这种确定教学内容的思路不仅违背新课程的理念，从高中生“学情”来看，也不符合高中生语文学习的特点和实际。因为，一方面，“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不仅在总目标，而且在必修课“阅读与鉴赏”课程目标和选修课“诗歌与散文”系列课程目标中具体规定了实施研究性学习的要求，这些规定都说明，高中生的阅读学习包括散文学习应该以探究式学习方式即研究性学习方式为主。另一方面，从高中生的年龄特点和思维特点来看，高中生也应该以研究性学习作为散文学习的主要方式。由此可见，依据研究性学习的特点和规律设计高中散文教学内容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怎样根据研究性学习来确定散文的教学内容呢？下面我们以老舍先生的著名散文《想北平》的教学为例来具体谈一谈。

首先，要选准研究课题。在研究性学习的课堂中，课题内容是决定教学内容的关键因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什么样的课题往往决定什么样的教学内容。确定语文研究性学习的研究课题要着重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语文性”，二是“问题性”。所谓“语文性”是指课题富有语文味，课题内容包括语言文字、文学、文章和文化，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研究结果有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目前有的一线文教师组织开展的一些所谓的语文研究性学习活动，让人感觉不出语文味，体会不到语文性。如不少语文教师将诸如“环境保护”“城镇化战略”“旅游开发”“人口控制”“文化产业”等原本属于综合实践活动领域中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内容无一例外当成是语文研究性学习的课题。如此越俎代庖，不仅吃力不讨好，更造成了语文课程的不堪重负，严重影响了语文研究性学习的正常开展。这样确定的教学内容也就不能冠以“语文”的头衔。所谓“问题性”是指课题能够对学生形成问题空间。对学生阅读各类文本而言，通常会存在两种问题：一种是在文本中能够找到现成答案的问题，这类问题可称为“结构良好的问题”；另外一种是在文本中找不到现成答案，需要联系作者生平与创作主张、创作背景、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其他文本等相关资料才能解决的问题，这类问题可称为“结构不良的问题”。确定散文研究性学习的课题应该把“结构不良的问题”作为学生的研究课题，只有这样的问题才能为学生带去“研究”的必要。基于上述来考虑，我们可以把“京味语言研究”作为《想北平》的课题。这是因为，研究本文的语言特色和作者老舍的语言风格显然凸显了课题的语文性；同时，学生要解决本文京味语言有哪些特点和优势等问题，仅仅在文本中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必须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且通过分析整理才能找到答案，这也就说明该课题属于“结构不良的问题”，适合作为研究性学习的问题。

其次，要把握研究思路。课题确定以后，针对课题应该从哪些方面展开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在研究性学习的课堂中，师生研究什么通常决定教学什么；而这里所说的“研究什么”就是指围绕某个课题所确定的研究思路或者称之为“子课题”。教师在引导学生确定散文学习的研究思路时，一定要紧紧围绕文本，依托文本，适当取舍。据此，我们把《想北平》的研究思路确定为：1.本文的京味语言与作者思想感情表达的关系研究；2.本文的京味语言与作者老舍其他作品（《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语言特色的对比研究；3.本文的京味语言与其他作家的“京味散文”诸如汪曾祺的《胡同文化》、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郁达夫的《故都的秋》等作品的京味语言对比研究等。这些“子课题”都来自于文本又不绝限于文本，为学生开拓了研究空间的同时，又紧扣文本，把研究性学习渗透在文本教学内容确定的整个过程中。

再次，要明确研究步骤。在一般教学理论中，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通常与教学内容是并列的概念，前者属于“怎样教学”的问题，后者属于“教学什么”的问题；然而，在研究性学习的课堂，这两者并非泾渭分明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研究步骤和研究方法就相应会构成什么样的研究内容；“怎样教学”影响甚至决定“教学什么”。因而，设计研究步骤和研究方法是确定散文教学内容的重要环节。关于《想北平》“京味语言研究”这一课题可以为学生设计如下研究步骤和研究方法：第一，与文本对话：在文中找出最能体现老舍京味语言风格的词语和句子，分析京味语言的主要特点。如：1.儿化音的词语：“空儿”“差点儿”“带霜儿”等，2.特定的北京方言词汇：“匀调”“挤得慌”“捡着”“躲开”“买卖街”等；3.特有的北京方言句式：“还差点事儿”“带霜的玉李儿”“还不愧杀”“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也对不住我自己”“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等；第二，与作者对话：文中的京味语言对表达主题的作用。可以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作者老舍的个人生活经历与本文所写对象的关系两个方面来引导学生着重思考京味语言对表达作者“爱北平”思想感情的作用；第三，与同学对话：小组合作探究本文的京味语言与本文作者其他作品以及相关作家的京味散文作品的京味语言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每个小组将成员按任务分为三类，一类成员的任务是查阅有关老舍生平的文献，尤其是反映他在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材料；二类成员的任务是查阅老舍创造的其他作品，着重研读其语言；三类成员的任务是查阅相关京派作家成员创造的作品。然后在小组进行集中讨论。通过从本文和老舍其他作品以及其他作家的京味作品的比较中着重明确京味语言的共同之处。其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京味语言的合格线；其二，写出浓郁、多彩的北京风土习俗、人情世态；其三，写出时代、民族、历史等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这三个条件实为三个文化层次。同时又要让学生进一步明确，本文是超越了三个层次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长期生活在北京的老舍对北京深深的爱。生活是老舍创作的源泉，正如老舍本人所说：“生活是最伟大的一部活语汇”，“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

京味文化篇10

关键词：猛料；烹饪术语；饮食文化；民族思维

“猛料”是近年来在新闻媒体，特别是在报纸杂志、网络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新词语。它最初作为一个烹饪术语出现，指“强烈有力的烹饪辅料”；后引申为一个新闻术语，指“能引起强烈反响的新闻消息”。

北京语言大学李润生先生在《新闻术语“猛料”的意义及其变化》一文中，从语义学的角度论述了“猛料”这一新词语出现的语言内部因素的作用，但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思考，这一新词语的产生与词义引申变化，还有语言外部因素——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民族传统文化的孕育

从最初语义看，“猛料”属于饮食文化的烹饪词汇。在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并伴随形成较高的烹饪技术和完备的五味调和理论及实践。如表示烹饪方法的术语，就多达烧、烤、煎、炙、爆、焙、炒、蒸、熘、炖、涮、腌等十多个。商周的《礼记o内则》就记载：“凡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韭；三牲用艾，和用毓，兽用梅。”发展到现在，中国烹饪采用的调味品多达五百多种，几大特色菜系：鲁菜、川菜、湘菜、粤菜等，用“料”调出的味是这些菜系独有的标志，用以命名这些调味料及其味道的词语极其丰富繁杂，“料”在饮食文化词汇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然。传统饮食文化孕育了丰富的和“料”有关的词汇。

萨丕尔说：“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这种语义联系反映了新词语“猛料”与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在已有“作料”的基础上出现“猛料”，是现代人们对烹饪调料进一步认识和饮食文化发展的结果，如罗常培先生所说的：“语义发展史与社会生活经济、环境的发展分不开。”因此，是民族传统饮食文化孕育了新词语“猛料”的生成。

二、传统民族思维的构造

如果说民族传统饮食文化是新词语“猛料”产生的土壤的话，那么民族传统思维是其产生和词义变化的种子。洪堡特说：“语言是精神的产物和思维的手段。”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下：一是作为烹饪术语时，“猛”与“料”两个语素相结合的思维；二是后来作为新闻术语时，从烹饪术语转变到新闻术语的引申转变的思维。

“猛”是现代汉语中有很强能产力的语素，基本义是强烈、有力，与“料”结合组成偏正关系修饰“料”，突出强调了烹饪作料的强烈有力的味道。这一语素组合，与我国注重烹饪和调味的传统饮食文化是分不开的，其思维就源于民族传统饮食文化对作料的深刻认识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独特的用味觉来体验和认识饮食的思维。这种思维，甚至扩大到了观察和认知其他的许多领域，并形成传统的民族思维认知模式。

事实上的确如此，李波在《“吃垮”中国——中国饮食文化反思》中就说：“中国人是靠味觉在认知自己、认知同类、认知这个世界，也是通过味觉来表达这个世界。味觉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生理想，味觉就是一切。”虽然李先生言过其实，但也说明了中华民族用味觉思维来观察和认知的事实。这也可以用汉语语言作为佐证，在汉语词汇中，表味觉的这个“味”字大量修饰人生、人情、工作、文章等广大领域。如：人生百味、人情味、工作没味、文章有韵味等等。这些短语表明，“味觉思维”早已超出饮食范围而扩大到其他领域，是我国民族观察和认知人、自然等许多领域的思维方式之一。

那么，在这种传统民族思维的影响下，新词语“猛料”自然会从烹饪术语过度到新闻术语。

三、现代个性社会的催化

如果说民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是新词语“猛料”产生和词义引申变化的土壤和种子的话，那么现代个性社会就是其生长的催化剂。

从新词语“猛料”的出现到现在不过五六年，相对于上文谈到的历史悠久的传统饮食文化来说，它不应该出现这么晚；相对于“猛料”词义引申变化的时间来说，它又是这么快。这就说明还有另外一个影响新词语“猛料”形成和词义引申变化的因素：现代个性社会。

现代社会是开放、变革的信息时代，人们已习惯主动并快速地接纳日新月异的思想文化观念，并竭力追求个性的自我展现。正如索绪尔说：“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更是如实记录了这种个性社会的变化和习惯。由于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个性意识的增强，人们对饮食中的“味”的要求自然越来越高，个人口味意识越来越明显。在烹饪术语中，原有的用来指调味事物的“佐料”、调料、配料等词语，都没有表现出“料”的效用大小，这已不符合现代个性社会中人们对“料”的味觉个性追求的文化观念了。因此，能明显表现出“味感”的新词语“猛料”在现代个性社会的催化下就应运而生了。

另外，现代社会媒体业越来越繁荣，且记者对新闻材料的获取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媒体读者对新闻信息的求新心理也越来越强烈。“新”、“有价值和吸引力”的新闻成为一种社会的趋势和需求。这种个性社会的新闻需求特点，必然需要形成并能概括具备这种新闻材料特点的概念。原先所用的新闻术语“材料”是不具备概括这种特点的术语。因此，由于新闻术语“材料”这一构词方式与新词语“猛料”的不谋而和，另外加上上文谈到的传统民族思维的因素，新词语“猛料”也就迅速从烹饪术语引申而成为了新闻术语。

四、结束语

新词语“猛料”的形成固然有李先生分析的语言本身内部因素的作用，但通过以上社会语言学的分析，我们发现也有外部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通过对新词语“猛料”的个案分析，认识社会文化因素对新词语“猛料”生成的影响，不但能让我们了解传统文化，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布留尔.原始语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7.

[2]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2.

[3]李润生.新闻术语“猛料”的意义及其变化[j].语言文字应用，2005，（4）.

[4]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5]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