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项目十篇
时间：2023-03-27 05:44:56
px项目篇1
PX产品与生活息息相关
令人闻之色变的化学品PX，是对二甲苯的英文简称，属于芳烃类化合物。其用途很广，几乎渗透了我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聚乙烯保鲜盒、尼龙渔网、饮料塑料瓶等的主要原料就是PX，化纤衣服、刷墙涂料、涤纶横幅的主要原料也是PX，它还是汽油的重要组成部分。
“PX不是一项新技术，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就开始生产PX。作为第一大生产国和第一大消费国，目前，中国在国内有十多家成熟的PX产业基地。”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工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金涌称。近十年来，国内的PX产能和产量翻了不止一番，用量需求同样增长迅速。金涌表示，“假如我们不建厂，那我们就要跟别人买，就跟我们向别人买矿石一样，定价权在别人手里。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PX的生产能力，我们才有话语权。”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石化轻纺发展部石化化工处处长郭琛预测，在未来10年内，年产80万吨的PX项目还需要新建10余个。
信息不对称成抵制主因
对于我国大多数公众来说，PX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凤凰网发起的一项调查中，有59.31%的人表示不知道什么是PX，有59.89%的人不知道日常生活所用的许多物品中都有PX。事实上，PX属低毒类化学物质，其生产、运输、贮存技术已相当成熟，美国休斯敦PX工厂距城区仅1.2公里、日本横滨PX工厂与居民区只一路之隔。
当然，一次次环保事件的背后还有诸多的利益博弈存在。PX项目的落地，可以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提高政绩。但公众几乎什么都得不到，而且还要承担不可预知的环境风险。与此同时，公众还对地方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力表示怀疑，担忧项目运行过程中的风险。
如果政府、企业和群众能够良好沟通，项目信息公开透明，政府引导市民广泛参与企业项目的立项、评估和生产建设，PX项目就会“没有神秘感了，自然也不会恐怖了”。福建漳浦县古雷镇PX项目开工之前，古雷镇岱仔村鲍鱼养殖大户陈卫彬作为当地企业代表之一参加了政府PX项目的座谈会，他说：“通过到新加坡、南京扬子等PX工厂考察，发现居住区距离厂区仅数百米或几公里，环境很优美，了解了真相就不恐慌了。”
对政府部门而言，为避免公众由于不信任而滋生过激行为，关键是要用公开求得公信、用对话取代对立、用尊重民意避免漠视舆论。
利益共享才能走出困局
政府和企业要想从PX项目中获利，何不先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呢？石油和化工规划院院长顾宗勤认为，“要加强沟通，把周边关系搞好，你现在盖项目，税收政府拿走了，周边地占了，对周边民众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企业和政府应该谁损失谁受偿，必须要分利。”
px项目篇2
日本是PX生产大国，从2002年到2010年一直是我国进口PX最多的国家。人民日报“求证”栏目记者近日深入日本最大的PX生产企业（年产PX约260万吨） ---吉坤日矿日石能源株式会社，探析日本PX工厂如何保障安全。
从东京驱车40分钟，在神奈川县川崎市一片填海造陆形成的工业区，记者进入了吉坤日矿日石能源株式会社年产40万吨PX的川崎制造所。各种粗细尺寸的管道，圆筒“套着”圆筒，PX生产设备下方的地面非常干净，空气也闻不出异味，设备周边的草坪郁郁葱葱。制造所再往里，是川崎市垃圾处理中心，两侧分别是仓储企业和另一家化工企业。
川崎制造所副所长小藤行治告诉记者，日本化工厂按区域划分，川崎制造所附近大都是化工企业。川崎制造所生产PX的设备，离居民区仅有4000米，中间没有任何隔离设施，距离羽田机场直线距离约6000米。
同时，作为对华PX出口占其出口总量七成的韩国，近年来大力增加PX装置建设，预计未来出口量将由现在占总产量的40%上升到50%以上。
韩国的PX项目发展情况如何？周边的居民怎样看待PX项目？记者在韩国PX企业周边实地走访，并采访了韩国相关官员、业界人士和学界专家。
日本PX安全生产如何实现
严格按照政府规定执行环保措施；训练员工提高安全生产能力；设置专职“安全工程师”。
针对PX工厂是否危险的问题，川崎制造所总务负责人长沼均说，工厂自1991年开始生产PX以来，从未发生较大的安全事故，“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根据记者在日本环境情报部神奈川县环境科学中心的查询，川崎市只“在1987年12月10日13点24分发生一起由二甲苯泄漏引发的火灾，受害者1人，造成损失800万日元”。
据介绍，为保证安全营运，川崎制造所采取了多项措施：每年开展各种与安全相关的教育训练，提高员工安全生产能力；设置专职“安全工程师”，负责风险管理，减少风险隐患；收集并研究各种灾害和安全保障案例，建立数据库，保障每名员工都可获得自己想要的安全信息。
PX项目会不会带来污染？记者了解到，川崎制造所的化学废物排放，须按日本政府、神奈川县和川崎市的规定来执行。其中，日本政府的相关法律最宽松，川崎市政府的相关条例最严格。目前，日本关于PX生产的法律法规包括水质污浊防止法、大气污染防止法、恶臭防止法、水道法、劳动安全卫生法、毒物及剧毒物取缔法、消防法[危险物]、海洋污染防止法、化学物质管理促进法等9部，神奈川县还出台了《神奈川县化学物质安全性影响度评价指针》，川崎市也出台了《川崎市先端技术产业环境对策指针》。
记者在川崎制造所工厂看到，废气排放口安装有测量装置，测量到的氧化氮浓度、氧气浓度以及燃料使用量等数据，都会通过遥测仪实时传送到川崎市环保部门。同样，川崎制造所的废水排放要按规定的浓度规则和总量规则执行。执行废水总量规则时，要依靠遥测仪实时传送给环保部门；执行废水浓度规则时，工厂也要定期将分析结果向环保部门报告。
在PX工厂工作危险吗
PX行业在日本是普通工种，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员工退休年龄不会提前。
在中国，有人担心在PX工厂工作会有危险。在日本工人眼里，是这样吗？
从川崎制造所的人事情况看，自1991年生产PX以来，除退休员工和新入职员工外，基本还是当时的员工。
按日本法律规定，一些特殊工种、对身体造成伤害的工种，退休年龄会提前。长沼均介绍，从事PX工作的员工退休年龄与从事其他普通工作的员工一样，都是60岁。PX行业在日本属于普通工种。
记者在制造所生产区看到，有30名员工负责PX生产，实行两班倒。由于PX装置自动化水平高、自控设备技术先进，除个别员工需要去外面对设备进行巡逻或拧阀门外，大多数员工都在控制室进行操作。
两个大口袋的深蓝色上衣、军绿色裤子，记者注意到，控制室里PX生产工人的衣着，与国内工厂的普通工作服并无区别。员工如果去室外作业，则须按规定佩戴头盔和专用眼镜，工厂也为记者提前备好了这两件装备。
长沼均告诉记者，进入生产区必须佩戴头盔和眼镜。此外，设备附近还有传感器，一旦化学物质发生意外，即可实时监测到，工厂会提供防爆口罩保障员工健康。
记者戴上头盔和专用眼镜，头盔分量很轻，眼镜非常大，可把整个眼睛部位包得严严实实。在PX生产设备下方呆了半个多小时，记者可以听到轰鸣的机器声响，但没有闻到任何异味，感觉空气清新干净。
日本民众害怕PX工厂吗
项目只要通过环评，民众一般没有异议；附近小学生每年会来参观。
日本民众对建PX工厂有无异议？面对记者质疑，小藤解释，日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经历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公害，随后日本民众的环保意识逐渐提高。现在，神奈川县政府和川崎市政府的环保标准已非常高。PX立项按日本政府、县、市等各级部门所规定的要求进行申请。日本民众认可环保评估体系，化工企业立项只要通过环评，民众一般没有异议。
对行业并不太了解的普通民众，PX企业平时如何与其沟通信息和互动呢？
小藤首先对记者强调，川崎制造所并不是因为生产PX，才“特意”与民众沟通，而是作为一家普通化工企业，与民众进行互动。每年，住在制造所附近的孩子们都会接受邀请，来厂内开展娱乐活动，例如钓鱼大赛、试乘消防车、抽签大赛等。对于普通居民，川崎制造所每年组织一次町内会（类似于居委会的自发团体）工作人员进行参观和恳谈。此外，川崎制造所还作为川崎市立宫崎小学社会课基地，每年组织该校小学生前来参观工厂。
在“日本雅虎”搜索栏里输入“对二甲苯”，马上就会跳出“对二甲苯中国”的搜索标签，相关的新闻多是中国民众权利意识提高，反对PX项目建设，进行抗议游行的内容。对于中国国内对PX工厂危险性的认识，小藤表示不解，“PX工厂几乎不发生泄漏，在整个化工产业中的安全系数较高。PX不安全的说法让人莫名其妙。”
韩国PX产业发展如何
韩国正扩大PX项目百万吨级生产规模，以期更高收益。
记者从韩国石油化学协会了解到，韩国共有6个公司生产PX，年总生产能力为664万吨。面对良好的市场行情和出口态势，韩国正积极扩容增产。其中GS加德士、SK综合化学、三星道达尔都已计划扩大100万吨的生产规模，韩国SK INNOVATION的PX产能将由目前的76万吨扩大为278万吨。
韩国PX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量近两年持续增加，2011年增加约60%，2012年增加约50%。2012年韩国PX对华出口占出口总量的70%，出售额约28亿美元。
韩国业界人士告诉记者，2003年，世界PX需求仅为1962万吨，之后由于亚洲纤维产业迅速发展，需求量年均增长6%，2011年达到3168万吨。因为全球70%的聚酯由中国生产，因此需求增加最快的是中国，占总需求量的76%。
韩国业界分析认为，受欧债危机缓和、中国内需增加等因素影响，国际PX市场将处上升区间。
据悉，不少日韩PX企业在大连、青岛等中国沿海城市设有办事处，在每月月初挂出合约价格（下个月的价格）。中国不少民企向日韩进口PX，由于价格主要由供需决定，国内需求量大，导致议价空间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每次中国国内的PX项目遇阻，国际价格就会短期波动。韩国业界人士透露，由于中国PX项目增设遇到阻力，与生产PTA（7878，92.00，1.18%）相比，韩国扩容生产PX相对收益会更高。
记者曾多次联系韩国石油行业巨头SK能源，希望前往采访，该公司以工厂整修和时机敏感为由婉拒记者的采访要求。其他几家石化企业也表示拒绝或一直未作答复。
韩国PX工厂周边环境怎样
20年前空气较差，现已改善。
韩国目前三个主要的石化园区均在沿海，分别是东南部的蔚山园区、南部的丽水园区、西部的大山园区。韩国共有6家PX生产企业，都集中于上述三个园区内。
记者来到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蔚山石化园区周边探访。
蔚山市蔚州郡德下市场在石油化学园西边，直线距离1000米。80多岁的朴始兴老人告诉记者，石化园区40多年前就有了，没发生过什么大事故，空气也没怪味道。面包摊主朴再烈补充说，“可以说，先有工业园区才有蔚山市。”当问起是否担心项目会有危险，朴再烈说，“都这么多年了，没什么值得担心的。”
记者随后来到蔚山南区长生浦港附近的居民区。被工业园区“环抱”的居民区，和对面的工厂由海港隔开，距离仅五六百米。
正在处理渔获的渔民金智野告诉记者，渔港附近园区是30多年前建起来的。她没觉得海水、空气受到什么污染，只是港口开来的大船多了，有时会漂来一些油污。园区建成后，这里的路拓宽了，附近还建起了活动中心和小学，有了鲸鱼博物馆后，游客也多了起来。
曾经在石化园区工作过的出租车司机张寿镕今年50多岁，他告诉记者，蔚山本身就是工业城市，对于城区被工业园包围，市民已习以为常。“别看现在环境不错，其实20年前不是这样。”张寿镕介绍，那时空气差，都是黑灰，人们都不敢在室外晾衣服，“我当然希望住在环境优美的地方，现在技术发展了，环境已经逐渐改善了。”
记者查阅了近年来韩国发生的化工厂事故记录，韩国PX项目从未发生重大事故。对于PX项目上马，民众也不会有太大异议。
韩国PX项目如何监管
新建或改建PX项目不需政府批准，但必须在政府划定的工业园区建设；项目需战略环境影响评价。
对于PX项目，韩国是如何管理的呢？
韩国石油化学协会研究调查部部长金平中介绍，在韩国，石化企业新建或改建诸如PX的项目不需通过政府批准，但是相关工厂只能在政府划定的工业园区内建设。所以现在新上马的项目，大多是对原有工厂的改造更新。
金平中坦承，出于安全考虑，石化园区一般都要与居民区保持一定距离。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新的石化园区的建设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在韩国由知识经济部、雇佣劳动部、行政安全部、国土海洋部、教育科学技术部5部门和多部法律对石油化学产业进行管理。高压燃气安全管理法、能源利用合理化法、电气事业法、产业安全保健法、消防法等8部法律都涉及石油化学企业，明确规定了各种设备的检查周期和责任单位。
安全监管是民众对PX企业关注的焦点，对此，韩国环境部国土环境评价课的尹正秀对记者表示，石油化学园区的建设，需要大规模的战略环境影响评价。
他们的评价程序为：首先建立包括居民代表、市民团体和相关专家的评价委员会。征求环境部和相关负责部门的意见，制定环境影响评价书草案；公告召开说明会收集居民意见并公开，同时对草案进行修改；完成评价书正本，交由韩国环境政策评价研究院审核，研究院将实地考察；最后完成环境部批准的评价书最终版本。
负责韩国职业安全健康的韩国产业安全保健公团，是韩国雇佣劳动部的下属机构。其石油化工方面负责人李载王告诉记者，PX工厂所有设备都要经过安全认证，同时需要企业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px项目篇3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049
[摘要]本文基于社会燃烧理论视角，以2013年5月发生的昆明反对PX项目这一典型事件为例，分析该事件中的可燃物、助燃剂、燃点等因素，探讨了昆明PX事件发生、发展动因与演进过程，进而就如何化解与防范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明确提出“稳评”机制的完善路径，从而为如何发挥该机制在科学决策、源头预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
[
关键词 ]社会燃烧；重大项目；稳评机制；昆明PX事件
2015年4月6日，福建漳州PX项目爆炸，这一曾在2007年因项目上马引发当地公众群体性事件的重大项目再次引爆了国内舆论，随着公众、媒体对项目爆炸进展的跟进，政府与企业、公众等共同治理模式的倒逼，公众对政府风险管理能力的信任等问题不断抛出，与此同时，也将我国政府重大项目“稳评”机制推到项目实践的风尖浪口，引人深思。
目前，我国重大项目评估实践中仍存在对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如何发生、因何发展、演变，其风险关键节点在哪里及如何防控等诸多问题认识不清的状况，如何确保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双赢，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上述问题仍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撑。此外，如何将现有稳评机制的各个环节加以完善，切实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即“稳评机制”）。”2，使其作为必要嵌入机制引入到重大项目推进的各个节点成为理论研究者与稳评实践者探索的热点。
本文拟从社会燃烧理论这一更为广阔的理论视角，以昆明PX重大项目为例为“稳评”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构建理论基础，破解该机制完善应对路径的难题。
1、社会燃烧理论与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
1.1社会燃烧理论主要观点
社会燃烧理论最早由由中科院院士牛文元首次提出，该理论将社会风险的爆发积累与物理学中的燃烧现象、机理进行了合理类比，旨在为研究社会风险的产生、演变和预警提供依据。
自然界燃烧的三要素是可燃物、助燃剂、燃点。社会稳定风险产生的三要素依次为：①可燃物：引起社会无序的基本动因，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之间一定的利益冲突产生的风险因素；②助燃剂：引发社会系统更加脆弱的“脆弱化作用”，如媒体的误导，谣言的传播，信息渠道和政治制度不完善，社会心理的放大等加大社会风险、激化矛盾的因素；③燃点：社会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通常一些具有规模和影响的突发性事件成为社会风险爆发的导火索，形成一种打破社会系统稳定状态的临界点值。3
1.2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
社会燃烧理论目前多应用于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社会稳定调控系统、及群体性事件演化的研究，而将其用于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领域的尚属少数。且绝大多数学者并未能将社会燃烧理论中的三要素在其研究问题中具体化，对问题的针对性较弱[4~6]。此外，这些研究多是进行定性逻辑论述，缺乏实证研究分析，未将理论应用上升到机制层面，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特点，将其中的燃烧要素作一具体化梳理（见表1），以增强理论的适用性、问题的针对性，以便更为深入的分析项目中社会燃烧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机理，并为提出“稳评”机制风险防范、化解的完善路径做好铺垫。
2、案例分析与讨论
2.1案例简介
昆明PX事件是指2013年5月4日前后，昆明市公众多次聚集游行反对在昆明市附近草铺工业园区建设1000万吨炼油（可能含剧毒物质PX项目）重大项目而而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该事件是近年来多起PX项目事件中最新的案例，其伴随着近年来PX项目社会风险因素的多样化和复杂性，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更具有探讨的意义。
2.2案例讨论
2.2.1昆明PX事件燃烧的可燃物
该项目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云南省、昆明市政府与周边公众的利益诉求相去甚远。政府在巨额GDP的价值观驱动下，在前后多次新闻会中称其“通过审批”、“好项目”，而公众在对PX项目对身体健康损害、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健康权利、环境保护的诉求下，认为其是“坏项目”，利益诉求的尖锐冲突成为该事件中的可燃物，为PX项目的“燃烧”奠定了基础。
2.2.2昆明PX事件燃烧的助燃剂
（1）风险沟通：①谣言或小道消息：2012年11月，公众获知该项目的存在是来自小道消息的传播，之后，因无官方消息的公开及与官方沟通无效的情况下，公众只好借助于网络发声质疑项目中风险情况，政府风险管理等，期望得到政府答疑。直至2013年3月底，政府才迫于舆论压力，召开新闻会。但在此风险沟通过程中，政府并未就公众关心的核心问题、具体细节做出回答，而是简单的介绍项目。缺乏风险沟通机制，风险沟通的效果不尽人意。②媒体传播：学者赵玲等7曾对该事件中自5月1日~5月20日的微博舆情进行关注，由其分析数据不难看出，在网络资源发达的大数据时代，新闻媒体和网络的迅速发展，特别是QQ、微博等线上实时性裂变式传播能够对事件进行快速直播，使更广范围里的人了解微博事件的发展状况，对线下社会中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易引起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从而造成大范围影响，成为社会风险爆发强有力的助燃剂。（2）公众与政府风险感知差异；政府在推进对其主导或支持的PX项目时，对项目的风险感知是较低的，他们更多是出于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改善公众生活，因此感知到的利益高于风险，认为是真正的好项目；相反，当地的许多公众却对政府眼中的“好项目”不认可、不答应，两者之间的风险感知差异巨大，随之由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不同的风险应对行为8，感知差异的助燃作用使得原本可以化解的社会风险不断放大。（3）公众参与制度欠缺；在对昆明PX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环评主体为政府部门与第三方主体中石油华东勘察设计研究院，而第三方主体的公正性尚遭受质疑。整个评价过程中缺乏公众这一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实质性参与。尽管昆明本地环保组织作为公众代表，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调查，但政府所称“环评报告有密级，核准过程的关键环节公众可参与”及“论证结束后会有民意咨询过程”，最终均是不了了之。公众参与制度欠缺，激发了公众对参与权利缺失的不满，推动事件不断恶化。（4）公众对政府信任缺失；从会具体调查细节的缺乏，政府的一步步避而不答，到恳谈会走过场；从对项目是否含有PX项目的质疑，到对地方政府部门的监管项目风险能力的怀疑，再到实地考察“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强烈不信任，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逐步加强。而这种不信任更使两者间的风险沟通、风险化解措施受制，加速了群体性事件的产生。（5）机制、体制的不配套；①项目的环评和稳评脱节；云南省环保厅作为项目环境审批部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部门，始终没有将环评具体内容予以公开；本应由重大项目上马审批部门—发改部门牵头的前置性程序—项目的“稳评”没有在事件中体现；②“稳评”尚没有进入法律程序，还未能作为项目上马的刚性前置程序。由此，激烈的利益冲突缺乏合法化解渠道，矛盾愈发突出。
2.2.3昆明PX事件燃烧的燃点
昆明PX重大项目所酝酿的两次群体性抗议事件先后发生，且在第一次群体性事件之后，仍然被动的风险管理措施，再次引发抗议事件，使得社会稳定平衡点被打破。
2.3结论
总之，昆明PX项目中可燃物的存在，助燃剂的多样性形成强大的助推合力，最终社会风险超过阈值达到燃点，形成了民众聚集抗议的结果。
3、社会燃烧理论视角下的政策建议
（一）拓宽稳评机制中风险沟通渠道，加强风险沟通：
（1）公开官方消息，及时解答公众疑惑：政府在项目推进的各个阶段要拓宽与公众线上、线下多种风险沟通渠道，定期、及时以官方形式公开正式消息，公开透明的消息稳定人心；
（2）借助大数据平台，引领正确的舆论传播导向：以大数据为平台，在项目规划前期加大项目的宣传力度，及时把握舆论动态，引领正确的舆论导向，使评估信息公开、透明；
（二）重视公众与政府风险感知差异，缩小感知差异距离：
稳评中应高度重视风险感知差异的存在，并加强如风险分析、风险分析评估环节中的风险感知调查、公众与政府座谈意见表达等，增加对项目的共识，缩小感知差异的距离；
（三）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加深公众参与程度：
积极将公众参与引入到稳评机制评估程序中的各个环节，切实做到公众实地考察、公众意见表达、公众意见反馈等，使得公众成为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要评估主体，对项目决策产生影响；
（四）提升政府风险应对能力，增强政府信任：
在项目的科学合理规划之下，提升政府对项目运行中风险的监测、监督、应急能力等，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增加对项目的支持度，有利于化解项目过程中的社会稳定风险；
（五）完善配套措施，发挥机制效力：
（1）完善重大项目与环评制度，使二者配套，并细化各项目领域机制，使项目的环境风险与社会风险得到双重评估，降低风险爆发的可能性；（2）加快稳评机制的立法进程，使其拥有合法地位，拥有更高的法律效力，成为重大项目上马的前置性、刚性程序。
总之，本文借助社会燃烧理论，提出重大项目“稳评”机制的完善路径，为该项工作纵身发展的创新提供了一些思路。而如何结合项目稳评实际，充分发挥机制在科学决策、源头预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还需要稳评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的继续探索。
作者简介
1白鹭，女，1990年生，陕西西安人，现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危机管理。
注释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北京：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2013.
3牛文元.社会物理学：学科意义与应用价值[J]科学论坛，2001,54（3）：32-35.
4李开孟.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讲座社会燃烧理论框架下的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管理(六) [J].中国工程咨询,2013,07:73-75.
5杨芳勇.论社会燃烧理论在“重大事项”上的应用——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模型[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04:106-111.
6单飞跃,高景芳.群体性事件成因的社会物理学解释——社会燃烧理论的引入[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06: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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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多地屡次发生PX项目因抗议而搁浅的事件，除了投资方窝心，更着急的还有下游用户。
如果没有PX会怎样？PX只靠进口行不行？
PX最大量的下游产品是纤维。中国化纤工业协会会长端小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纺织工业中，化纤占其纤维加工总量的80%；在化纤中，有80%是由PTA制成的涤纶，PTA以PX为原料——这样算来，PX对纺织原料的影响度就超过60%。
如今，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多个行业面临产能过剩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说，炼油产能现在也是过剩，很多下游化工产品产量也过剩，唯有PX产能不是过剩，而且短缺，大量依靠进口。
曹湘洪介绍，2013年，我国共消耗PX 1646万吨，其中自己生产759万吨，进口887万吨，进口依存度达53.9%，逐年升高。
端小平指出，就PX的进口依存度看，他掌握的数字远远超过化工行业给出的这几个数据，2013年已经超过60%，如果再不上新的项目，2014年的进口依存度会超过65%，因为化纤行业对PX的用量越来越大，而国内的PX项目就这么几家。
不可替代，
中国技术水平世界第三
PX最大的用途在纺织业，端小平说，目前，化纤可以替代全部传统天然纤维，只不过因为消费的观念和习惯，看大家愿不愿意选择——任何棉纺或者丝绸、毛纺、麻纺产品，都能在化纤中找到替代品，但却没有天然纤维可以全面取代涤纶，化纤在服装、家纺等领域的地位超过半壁江山。此外，因为它具有高强度、阻燃、抗疲劳等特殊性能，在建筑材料、土工布、医疗卫生材料等被称为“产业用纺织品”的行业也大有用武之地。
端小平表示，不管是体量还是性能，PX都无可替代。
有人认为PX是落后技术。曹湘洪说，这是错误的认识，PX技术本身是先进的，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水平也是先进的：目前是世界第三，第一名是美国，第二名是法国。
据曹湘洪介绍，经过20多年的漫长攻关，我国不久前终于解决了PX技术的一个难题：PX有三个异构体，需要制造一个颗粒非常小的球将三个异构体分开，技术难度非常大，突破之后就掌握了全套技术，实现国产化。目前已在海南建成的60万吨PX装置是中国自主技术建成的第一个项目，技术指标高于国际水平。
依赖进口威胁产业安全
曹湘洪介绍，目前很多国家都在生产PX来满足下游产业链的需求，美国的产能主要集中在休斯敦地区，一年生产430万吨，日本去年生产390万吨，而韩国是618万吨。
我国是世界第一纺织大国，对纤维的大量需求带动了PX的需求在迅速增长。而在中国各地，新上PX项目进程缓慢，常常一波三折，因为公众抵制而搁浅，这让韩国看到了机会，迅速扩大产能：2014年，韩国有三套PX装置要投产，分别是100万吨、130万吨、230万吨，根据在建情况，到2017年，韩国PX产能就可以一下子增加到1050万吨。
依赖进口会怎样？首先，中国会失去定价权——上游原料受制于人，价格完全是别人说了算，我们能做的只有提高PTA、PET这些下游产品的价格，顺次传递到终端产品。普通人穿的用的PX最终制成品都会涨价，影响消费者利益。其次，更严重的是产业安全受到影响——依赖进口，如果哪一天对方停止供应，我们将手足无措。端小平说，这跟粮食、能源不能有过高的进口依存度是一个道理。
因为化纤能够全面替代天然纤维，发展化纤产业可以缓解“粮棉争地”的矛盾。曹湘洪再次用计算来介绍：1吨PX可以生产1.77吨涤纶纤维，如果种棉花，1亩地可以生产380～400公斤籽棉，将籽棉加工成皮棉，1亩地可以产出135～140公斤皮棉；1吨PX相当于12亩地生产的纤维；如果不上PX项目，用种棉花来填补这一需求，100万吨PX项目相当于1200万亩土地……人们担心PX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污染，但在种植棉花的过程中也要使用化肥、农药，依然会污染土壤和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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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人们对PX――即对二甲苯――的恐惧似乎更多来源于一种“不明觉厉”的情绪。这些年，经过权威教科书和权威专家们对其低毒性、低危害的反复解释，抵制的声音似乎开始慢慢平息。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发生在2015年4月6日的福建漳州古雷PX工厂失火事件，可能又一次吹燃了舆论的明火。
离不开的PX
反对的声音无法改变PX大众产品的身份。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金涌告诉本刊记者，PX并非什么特殊的危险化学品，而是一种大宗初级化工产品。
这种大宗初级化工产品在全世界的产能十分可观。以2012年的数据为例，全世界的PX总产能大概在3800万吨，亚洲地区贡献最大，产能超过2000万吨，其中，中国产能约770万吨。
中国的产能数字看似不低，然而作为一个PX消费大国，2012年中国在自己生产PX的同时，还从其他国家进口了约630万吨PX，才最终满足国内的需求。
是的，这样来看，中国的PX产量远远无法满足国内对PX的需求量。但这种供不应求的现状不但没有得到改善，未来还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有人预测，若中国不再建造新的PX生产厂，2015年会有超过1000万吨PX要靠进口来满足需求。
金涌说：“我们不能止步。”
就拿PX下游产品“的确良”举例。纺织业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比如越南、印尼等――争相大力发展纺织产业的态势下， PX的缺乏，无疑会使我们在这一领域丧失掉原有的竞争力。
全生命周期安全环保
我们不能没有PX，那么问题就重新回归到安全性方面。金涌告诉记者一个概念――“全生命周期安全环保”。
全生命周期安全环保是指在一条生产工艺路线中，其涉及的一切物质与反应过程全流程安全环保。这其中包括原料、生产过程要用到的物质比如催化剂及助剂和溶剂、最终产品与辅料产品这些物质的安全环保，还有生产过程、产品使用、产品废弃等，从摇篮到坟墓一系列过程的安全环保。
那么PX生产工艺是否满足这看似要求苛刻的“全生命周期安全环保”？金涌向记者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首先，原料。PX的工艺原料是石脑油，作为炼油过程产生的一个馏分，石脑油与汽油一样，为低毒性物质。
其次，产物。人们不怕汽油，因为常常与其在加油站“打交道”，对它早已熟悉；人们惧怕PX，因为对它没有充分的了解。事实上，人们不应对PX感到陌生，因为它就存在于人们经常打交道的汽油中――就环保角度来讲，PX的存在能够提升汽油质量，从而对减少尾气排放，保护大气环境有一定的贡献。
此外，PX也与汽油一样，属低毒性物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将化学品分为三类，第一类属确定致癌物质，第二类为可疑的致癌物质，而将PX定为第三类致癌物，即未发现有证据证明其致癌。“而且它汽化的能力较弱。”金涌说。常温下，PX的沸点在138℃左右，也就是说，25℃温度下其汽化成为气体的能力比水要低3倍，“所以空气里不可能弥散着很多PX。”金涌解释道。
最后，既然原料与产物均属安全范围内，那么从原料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安全因素？
金涌告诉记者，PX的生产过程分为两步。
第一步为催化重整反应。在这一过程中，PX反应为吸热反应。吸热反应与放热反应的不同之处在于，当放热反应发生时，反应放出的热量使温度升高，进而令反应发生的速度变得更快，释放出更多热量。因此，若不能以技术手段及时将热量移出，便会造成严重的恶性循环，反应器温度会在极短时间内上升，甚至引起爆炸。
而吸热反应则与之相反，它需要供应大量热量才能使反应发生，而当热量供应不上时，温度很快会降下来，进而导致反应过程停止。
这决定了PX第一步催化重整反应本身的安全等级较高。
PX反应的第二步为芳烃抽提反应，是用萃取剂从第一步反应产物中，分离出芳烃的液液萃取过程。该反应为物理反应，更加不存在爆炸风险。
也就是说，从原理上来看，PX的生产工艺有着较高的安全等级。那么福建漳州古雷PX工厂为何会爆炸？
这不是PX的问题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长期从事PX装置设计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此次事故“不是PX的问题”。而活跃在网络媒体的科学松鼠会成员，著名科普作家云无心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这次爆炸不是PX的问题，而是任何一家大型化工企业都有潜在发生事故的可能。
据该设计人员介绍，PX在国内的发展，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技术已经相对成熟。金涌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本次事故初步调查说明，事故大火是由管道破裂漏油引起，波及储油罐和装置，高温爆炸造成的，管线破裂的原因可能是阀门堵塞、热膨胀应力或管线发生共振而断裂所形成，尚未最后确认。总之是设计、施工、操作、管理水平所致，与PX 生产本身无关。所以责任在前者，而不应与PX 工艺挂钩。
随着国家对PX项目的环境评估、安全评估等审核要求的不断提高，其工艺设计水平也在不断提升。据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介绍，从PX的工艺设计角度而言，如果操作者按照正规的操作流程来操作，是可以保证安全的。而这次的事故，虽然具体原因还需深入分析调查，但更多的肯定是人的因素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而长期从事PX设计的工作人员也向本刊记者直言，这次事故大家把矛头直指PX项目，让他觉得PX有点冤，因为在他看来，此次的爆炸，不是因为它是PX项目所以发生爆炸事故，而是这个爆炸事故正好发生在了PX装置上。据专家介绍，中国目前所使用的PX技术与国外相比，水平并不低。而且，目前有些PX项目仍然购买国外技术，所以从技术层面而言，并不存在使用落后不安全的技术的情况。
在长期从事PX工作的专业人士看来，PX装置设计完成是第一步，在这之后还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发生在设备采购、运行、维护等各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疏漏都有可能导致类似事故的发生。而此次福建漳州古雷的PX项目，正是处在应该重点监督防控的停工检修后复工的阶段，实践已证明古雷是严重缺乏经验的。
在化工行业内部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所有的风险都是可预知的可控的”，但专家介绍风险的“可控”也是以日常运行过程中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为前提的。
金涌介绍称，“PX技术并不是一个我们没有对它经过长期研究的新东西，大家对它不是不了解，所以不存在原生的不安全性。它在科学、技术、工艺、路线上，都不存在这种问题。而下一个就是实干阶段的问题。”
据金涌介绍，如PX这样的化工厂应当有自己专有的开工团队，这些人员的素质对于化工厂的安全生产十分重要，而通过这些有经验的工人与专家的配合，再从管理、制度、程序等层面进行制约，并做到第三方监督，最重要的是政府监督和公众监督，才能保证在实干阶段提供安全保障。
“一般来讲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化工领域的工作有危险，但危险是可以预知的，是可控的，可预测的，可管理的。这种危险不是随机的没有规律的，所以只要我们科学地按规律办事，严格检查，就可以不断地逼近充分安全。”金涌介绍道。
理性对待PX
金涌称，PX从科学的角度而言，不存在任何问题。而本刊采访的其他受访者，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尽管专家认可，媒体辟谣，但国内民众对于PX的质疑声却仍不绝于耳，更有“PX可以建，但别在我家”的观点与情绪，在互联网上到处弥漫。
而此次福建漳州古雷发生的PX化工厂事故，又会对未来国内PX项目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呢？
科普作家云无心的看法很悲观，他认为“这件事一发生，对于PX的理性科学传播的土壤已经不存在了。如果理性探讨的基础不存在，单靠科普、科学传播是不可能让人们的认识回到正轨的。”
而长期从事PX装置的设计人员也对未来PX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十分担忧，在他看来如果得不到公众的认可，对PX在国内的发展将十分不利。
一方面是民众因不了解而导致的不认可，一方面是中国不断扩大的PX缺口，未来PX该何去何从？
对此，金涌认为，国内的PX应当继续发展下去，“不能因为一个普通常规的化工项目，最终因为舆论的误导对它产生错误的认识而退缩。”
PX未来发展的前景与此次事件处理是否有力也将密切关联，云无心说：“无论如何，是百姓承担了风险，而如今这一风险变成了现实，政府就要采取行动，一方面做好善后，拿出一个明确的事故报告，并将相应责任人进行惩治，才能给百姓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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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海外，韩国、德国、新加坡与日本PX项目运行几十年，从未出现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四国在安全监管与企业自律上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借鉴。比如2012年，世界单体规模最大的PX装置在韩国蔚山市正式投产，每年产量足可为全球提供32亿套服装。这一PX生产基地距最近的居民区只有400米，数万居民与之和平共处。
其实早年韩国地方政府公信力不足，科技水平有限，社区居民也曾强烈反对引入化工项目。多年以来，韩国从立项、建设到运营过程中，推进公开、透明、民主的制度建设，辅之以完善的法治监管，以及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向所在社区履行“社会责任”，反对呼声逐渐减弱。
韩国PX项目环评程序异常严谨：首先邀请居民代表、市民团体和相关专家，组成环评委员会;然后征求环境部门的意见，制定环境影响评价书草案;随后，收集居民意见并公开，同时对草案进行修改;完成评价书正本后，交由环境政策评价研究院审核;最后完成环境部批准的评价书最终版本。
建设途中，如遇居民抗争，政府会采取疏导、补偿等措施，并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一旦发现违规操作，政府会勒令暂停项目建设。为消除民众顾虑，企业官网上公开安全生产信息和数据，供民众随时查询。1997年SK化工公司投入1000亿韩元建设的蔚山生态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每年有250万人在此游玩。
再如欧洲第一化工大国德国却鲜有反对PX项目的声音，原因何在？德国规划了40个大型化工园区，主要化工企业都集中于此，通过统一的基础设施和集中供应能源、原材料和水，以及协同处理废弃物，大大提高了化工厂的环保标准。德国对PX监管严格，按照《联邦排放控制法》的规定，PX厂家需要回收废水，并使用蒸馏技术获得新的PX。
在德国，企业首先要向政府递交申请文件：包括废弃物、污水处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状态的基线报告等;州环保部等负责检查内容的完整性;接下来必须在报纸和官方公报上进行公告;然后公开展示规划文件一个月;在收集相关反馈意见后召开听证会，公开讨论有关异议;最后政府给出审批结果。
布格特别强调：“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是独立的。”正源于此，德国路德维西港巴斯夫石化基地与曼海姆市仅隔着一条莱茵河，市民也不会谈虎色变，惊恐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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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利益；公众参与；利益博弈；厦门PX事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1）06－0093－06
一、理论和现实的困境
任何理论研究都是为了给实践中困惑的人们指明方向。法学理论上探索公共利益概念的急迫性就在于现实的需要。公共利益是个十分古老的概念，不少学者曾对其内涵进行过深入的探悉，并提出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真知灼见①。然而，理论界未达成共识。公共利益由于内涵的模糊性和不可捉摸性，曾被学者们称为一个不得不追问的“幽灵”。
有学者使用人民网的网络搜索系统统计如下：截止2005年，我国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使用这一概念共有1259件（次），其中宪法2次，法律72件（次），国务院行政法规87件（次），规章、地方性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1098件（次）[1]。然而，宪法和现行有效的法律未对公共利益做出界定与解释，现实中的矛盾层出不穷，迫切需要理论界做出回应。当前，国内掀起了一场研究公共利益的热潮，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何谓公共利益以及如何界定的有益观点，透过各种纷繁复杂的定义，可以将其概括如下：
第一种观点是从实体的角度来界定公共利益。即通过对“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各种分析与解释，主要从某一种利益的主体和内容来判断其是否属于公共利益。有些学者是从正面的角度定义，有些则运用反向排除的方法来界定②。
第二种观点是从程序的角度来界定公共利益。此种观点认为公共利益在实体方面具有片面性，从实体的角度来界定现实中的公共利益是相当复杂和困难的，必须引入程序机制[2]。有的主张通过公众参与程序来界定公共利益[3]，有的直接提出通过听证程序来界定公共利益[4]。
第三种观点为了克服前两种观点的不足，主张综合运用实体和程序的标准和方法来界定公共利益[5]。此观点可以概括为从形式上的正当程序和实体内容上来界定。
此外，有学者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界定公共利益[6]。也有学者运用实践理性的方法来界定公共利益[7]。还有学者在考察国外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归纳了四种确定方式：一是公共利益列举法，日本的法律具体列举了土地征用的35种公共事业项目；二是公共利益报告法：何者为公共利益，由行政主体在提出公益项目时，进行合理性、可行性的研究报告，然后由代议机关进行审议确定；三是公共利益征求意见法：行政主体在实施公共利益项目前应当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求各方的意见；四是公共利益司法审查法：扩大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允许人们对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造成损害后是否合理补偿等提讼[8](pp.8,9)。
公共利益究竟是什么？乍看起来，每一种理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遇到实际的案例就暴露出各自的缺陷，有些理论甚至不具现实的操作性。理论研究必须回到实践当中，真正做到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本文主张应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追踪研究，从实践中探求公共利益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如何实现，到底什么样的理论可以解决当前中国的现实问题。之所以选取厦门PX事件来分析，一是因为此案是来源于当代中国社会，既涉及环境保护，又涉及城市建设，还涉及土地征收，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既可说明公共利益的复杂性，也可检验各种理论；二是由于此事件为公共利益的界定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模型，同时暴露出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二、厦门PX事件的历程回顾
厦门PX事件历时五年多，以下是事件的发展历程③：
总体而言，厦门PX事件就是一个能增加厦门GDP，但可能存在巨大环境污染的项目在厦门市民的积极反对下迁至漳州的事件。政府在核准PX项目、征收海沧区农民土地时，以“公共利益”为理由，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时则主张PX项目不符合厦门市的公共利益。
三、厦门PX事件中的利益博弈
利益是社会活动的中心，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都紧紧围绕利益展开。厦门PX事件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下表将展示这场利益博弈活动的概况，分析此事件中的利益主体及其利益诉求、对PX项目的态度和博弈策略④：
四、厦门PX事件中的公共利益
什么是PX事件中的公共利益呢？很多新闻报告、评论都认为厦门PX事件是民意的胜利，民意在与政府决策博弈中取得胜利。那么民意是不是公共利益？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没有抽象的民意，同样是厦门市民，由于其与该事件利益紧密程度的不同，也表现出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态度。
第一，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分析。实际上，作为被征地农民考虑得更多的不是环境权的问题，而是他们的生计。在现实的征地问题上，农民的确很少有发言权。对于PX项目，农民显得很无奈也很惆怅。无论支持还是反对PX项目，农民的征地补偿、生活保障的问题似乎已经是过去时了。很显然，在本次事件中农民的利益及诉求几乎是被淹没的，其利益不是本事件中的公共利益。
第二，毗邻PX项目的居民、学校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是公共利益吗？在一定意义上，在社区生活、居住的人们花钱买房、接受教育当然反对临近地方搞化工厂，威胁他们的正常学习、生活环境以及身体健康。临近该项目的群体是本次事件的利益最相关者，他们表达的也主要是本群体的利益。其利益也很难讲就是公共利益。如果厦门海沧区要发展成全国的石化重工基地之一，政府也可以去启动搬迁计划，让附近的居民移居，这才可以称作是公共利益。
第三，台湾翔鹭集团，代表本企业的利益，不能代表公共利益。厦门海沧区的其他房地产开发商尽管反对该项目，但其谋求更多是本企业的经济利益。而厦门市政府、福建省政府也不能被视为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否则市民就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对抗。从公共选择理论上讲，政府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其行为目的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厦门GDP的增长不一定会带来整个厦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体现的是政府的政绩。
第四，民间环保组织厦门“绿十字”与环境专家及政协委员，他们追求厦门市的环境利益及随之而来的厦门市民的居住状况和健康利益。而法学家则更多的关注的是民主法治的推进。这些群体所表达的利益除了群体自身所追求的利益之外，似乎都有公共利益的成分。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法学家与环保专家、环保组织所表达的利益并不同，哪个是公共利益？抑或都是或都不是呢？
最后，还有来厦务工人员，他们也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诉求，不太关注厦门的环境利益，关注更多的是就业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很难讲哪个群体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市民们由于其所处的阶层不一样，其代表的利益也不同。那么，是不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呢？那么大多数是如何统计以及产生的呢？是不是环境权就优于经济发展呢？我们很难在利益并存的状态中说这个利益或这种利益就是公共利益，而其他的不是。PX项目也并不必然就绝对导致环境下降，发展PX项目也不一定就不是公共利益。那么，是不是本事件中就没有公共利益呢？在本事件中，通过对各种利益的权衡、多种利益的博弈，厦门的公众做出了选择和判断：PX事件中，公共利益不是开发商的利益，不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也不是来厦务工人员的利益、农民的生活保障，不是发展PX项目带来的地方经济发展、工人就业机会等，而是厦门的环境、市民的身体健康，这就是厦门公众判断并选择的公共利益。这个利益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在一定意义上讲，无论是工人、农民、政府工作人员都需要健康与环境利益。当然，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发展石化工业就一定不是公共利益，在几百年或千年前，公众或许还认为其优于环境权、居住权，就是当时的公共利益，而在不同的地点恐怕也会有不同的结果，漳州市政府及多数市民就不反对PX项目建在漳州县的古雷半岛。
的确，公共利益是多变的，不同的时空、事件中公共利益是不同的。但是，公共利益同样是具体的。然而，要想追求公正、真正实现公共利益又是不易的，因为公共利益是众多利益权衡、博弈的结果，是公众选择的结果。公共利益的产生需要博弈，同样需要博弈的机制。
五、厦门PX事件中公共利益的生成机制 那么，厦门PX事件中的公共利益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博弈的？其渠道和方法是什么？政府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渠道和途径以及态度来应对呢？
“公共利益”在现实中常常被虚置，被等同于地方利益、政府利益，现实中对土地征收、征用、城市规划等都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起初，PX项目的审批、征地都没有受到“公共利益”的阻挠，在不公开重大项目的过程中，民众很显然被“蒙蔽”了，什么是公共利益完全由地方政府说了算。如果此重大事件当时就公开，让老百姓来参与的话，PX项目在厦门可能从一开始就通不过，也就没有那么折腾。这些都是本事件的教训。
厦门PX事件的“多赢”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厦门市民的勇敢斗争以及政府的开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本事件中存在利益表达与博弈的合法化途径与机制。厦门市政府在面临汹涌的民意时最终做出了明智的举动。无论是举行新闻会，散发宣传册、还是在网站上信息到最后的召开公众座谈会，都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姿态。期间，各种利益已经开始博弈，并动用各种资源与手段。最终，在没有前车之鉴，没有经验可仿，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厦门政府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自2007年12月5日厦门市政府启动了连续十天的公众参与，为利益博弈、交锋提供了较好的平台。2007年12月11日前政府主要采取新闻会、开辟网站、接收电子邮件、电话、来函的形式让民众表达利益诉求，倾听民意，而11日通过公开摇号产生了100名参加厦门海沧南部地区环评座谈会的市民代表，而且采取不设人大专场，人大和政协委员自己报名参加，关于发言顺序是人大和政协委员的座位刻意安排在市民后面⑤。13日和14日举行两场座谈会。现场并未对录音、录像设备进行限制或检查；厦门市政府副秘书长朱子鹭主持会议，环评报告的出具方――中国环科院的专家在侧旁听；驻厦中央媒体和厦门本地媒体获准旁听，外地记者则被安排在会场隔壁餐厅收看即时转播。每人发言时限3分钟，气氛热烈而不乏理性，偶有波澜发生。各种意见基本得到表达。
总体来看，厦门市政府启动了一系列公众参与的方式，借此使各种利益得到表达，历时10天的公众参与活动于12月15日结束。12月19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在其网站上《对厦门市重点地区（海沧南部地区）功能定位与布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主要意见的回复》，期间共收到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领导办公室转交的公众建议、意见6100余件，其中电子邮件3720余件，电话记录2380余条，市民来函47件，其中六件联署签名（2491人），并进行座谈会两次。环境科学院对公众参与过程中收集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分析，其结果显示：无论是电子邮件、来电还是信函、座谈会都是反对海沧南部发展石化工业区，反对PX项目占据明显的优势⑥。
最终，公共利益在博弈中生成。公共利益通过公众参与程序表达并实现。而本事件中公众参与的方式有电子邮件、电话、来函和座谈会。当然，毕竟是摸着石头过河，其中有许多不完善、值得考量的问题。然而，厦门市民已经做出了选择，产生了公共利益，在厦门海沧上马PX项目不符合厦门市的公共利益，故而“流产”。
六、启示：以公众参与的方式来界定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在公众参与的情形下，众多利益不断博弈的结果。PX事件向我们清楚地阐明了厦门市政府作为地方政府并不能直接代表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必须要由公众来说话，要有各种利益群体的代表都参与到利益的博弈中才能最终生成，只有这样的政府决策，才会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制度设计就是要为各种利益的表达与博弈提供平台。既然是公共利益，就一定要让公众参与、发言、判断与选择。厦门PX事件启发我们，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来界定公共利益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第一，由于公共利益的客观标准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公共利益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弗兰克福特认为公共利益具有多种利益结合而成之结构；盖尔•霍恩教授认为，公共利益并非一块磐石，而是多种利益之平衡”[9](p.28)，这决定了通过程序、通过公众参与来界定公共利益的必要性。如果说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但又如何知道最大多数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则必须通过程序让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并表达其意见，这样产生的才是公共利益。厦门PX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各种理论的试金石。
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来界定公共利益还有利于避免现实中的政府说了算的现象，避免以政府的利益“”民意，自称其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
第二，通过公众参与程序来界定公共利益是可行的。厦门PX事件已经表明了公众参与的可行性，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已经迈出了公众参与十分可贵的一步。本文前面提到的第一种界定方法――公共利益列举法，已分析不可取。第二种――公共利益报告法，由于代议制度的形式化，很多时候很难真正代表公共利益，本事件也暴露出这一问题。第三种――公共利益征求意见法，这也是本文所倡导的一种通过公众参与来界定公共利益的方式。第四种――公共利益司法审查法，此种方法更多的是一种事后的救济，更类似于一种辅助方法。
第三，公共利益的界定与其实现是两个紧密的问题，仅仅谈论公共利益的概念问题是空洞的、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从现实中的公共利益的表现形式、实现机制等具体问题出发来考察公共利益的内涵和本质，这是理论研究的重要视角和方法。厦门PX事件是理论研究工作者观察公共利益的一个生动模型，公共利益在该事件中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机制是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认识公共利益本质的重要工具。
第四，在实现公共利益这一价值共识下，厦门PX事件同样表明探讨公共利益的界定和实现机制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公众参与的程序可以界定和实现公共利益，那么，如何来启动公众参与程序呢？举行听证会、座谈会、专家咨询会、互联网或短信投票、设立意见箱等都是公众参与的有效形式，但是各种形式的效力，对民意的反映和提炼程度都是不同的。由于公共利益的界定结果影响重大，故应采取较为严格、正规的程序。PX事件中政府启动公众参与的手段与途径有：接受电子邮件、信函、来电、组织现场座谈会，由于没有法律规定，暴露出很多问题。座谈会的效力与听证的效力比较，显然不具有拘束力。PX事件启示我们：采取召开听证会的形式来启动公众参与程序能够赋予民意以法律效力，从而有效地保护民意，使得民意得到政府部门的尊重。
总之，公共利益要依照程序来界定，公众参与程序可以为各种利益的表达、博弈提供平台，正是在表达与博弈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利益之平衡的公共利益。回头再来看厦门的PX事件，“民意与智慧”之所以可以改变事件走向，就在于PX事件通过公众参与的程序实现了利益的平衡。PX事件不仅是人民民主、民意影响政治决策的成功范例，更为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公共利益，如何在理论和现实中寻找公共利益提供了生动的模型，这恐怕是其更深刻的意义之一。
注释：
①英美国家侧重从主观上、程序上来界定公共利益，美国的麦迪逊在分析党争后则认为公共利益应按各派别之间的共同点来确定，可以通过民意代表来界定。参见[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8,51页，第266,267页。
美国宪法中土地征收、征用中并没有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概念，而是规定了要依据正当程序，以及公共使用（public use）；而大陆法系国家则更注重从实体、客观的角度来界定：德国学者华特•克莱恩提出了公共利益是受益尽量广，对受益人生活尽量有益的事物的“量广”、“质高”理论，很有影响。参见城仲模：《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台北三民书局1997版，第161页。
②比较流行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论、公共需求论、综合利益论等都是从实体角度来界定公共利益的。参见肖顺武：《公共利益研究――一种分析范式及其在土地征收中的运用》，西南政法大学2008年博士研究生论文。
③该事件之始末根据相关新闻媒体报道整理而来。
④本表根据第二部分和以下新闻制作而成：朱红军《百亿化工项目引发剧毒传闻 厦门果断叫停应对公共危机》（南方周末网2007年5月30日）。
⑤当时如何启动座谈会，如何产生代表，政府的每个步骤都有几个方案备选，同时参考网上舆论，尤其是负面意见，细节尽量细化、透明，不落把柄。摇号过程中为避免不公正形象，政府选最纯洁的小朋友来进行，还采取两百个号拿两百次。政府还把两个反对意见最强烈的人请去现场，且抽号过程通过厦门电视台在晚上黄金时间现场直播。详见朱红军：《“公众参与”背后的政府考量》（《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
⑥《对厦门市重点地区（海沧南部地区）功能定位与布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主要意见的回复》一文中的观点统计分析显示：（1）电子邮件：针对海沧南部地区的功能定位和空间布局，80.5％的电子邮件建议政府应该选择发展城市次中心，而不应该选择发展石化工业区；19.5％的电子邮件表示支持发展化工区。66.2％的电子邮件明确表示反对PX项目建设；3.8％的邮件表示支持建设。（2）电话：2380件来电记录中，明确表示政府应该选择发展城市次中心，而不应该选择发展石化工业区有105人；明确表示支持发展化工区的2人；明确表示反对PX项目建设的有1893人；支持PX项目建设的有114人。（3）在厦门市政府组织召开的两次公众参与座谈会上，参会的普通市民共有107人，会上发言的有106人，在参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发言的共有14人。反对建设PX项目的发言者占发言人数的71%。（4）信函：47件市民来函中，6件是联署签名的（2491人），3件是企业来函。从联署签名的信中可看出，污染现状长时间不能得到解决是反对建设PX项目、反对化工区发展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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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04,11
px项目篇8
坚持真理，捍卫科学底线不手软。广东茂名上马一个PX项目，由于思想动员工作没有跟上，导致一些公众“闻PX色变”，再加上互联网“百度百科”中有人将原来的“低毒”修改为“剧毒”，引发了一些激烈的情绪。为解决这一问题，《人民日报》亮出了思想工作与科学普及之剑，4月2日推出《以更细致工作化解PX焦虑》；4月6日推出近半个版的深度报道《PX，一场特殊的“科学保卫战”》，报道了清华化工系几名学生坚决捍卫“PX”词条坚持“低毒”描述的消息；4月7日又发表署名评论《捍卫科学是一种担当》，热情赞扬了清华学子追求真理的精神。同日，《北京青年报》推出评论《了解PX是讨论PX事件的必要前提》，《新京报》也发表了社论《坚守科学底线，才能避免社会PX化》。4月8日，《经济日报》发表署名评论《为捍卫科学精神“点赞”》。各媒体的交叉火力，充分显示了首都各大媒体坚持真理、坚守科学底线的职业精神。
细致工作，化解矛盾决心不动摇。面对一些民众的对PX项目的抵制行动，各媒体始终坚持用思想疏导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如《人民日报》的评论，就坚持做到以“谋发展的热情来认真做群众工作”，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穿越隔阂、消除误解、赢得信任”。该报4月7日报道了大学生捍卫科学、坚持PX低毒的事迹，一方面赞扬学生们6天修改36次关于“PX剧毒”的词条的科学精神，一方面也做好群众的工作，引导“社会各界都应承担科普责任，政府更应做好沟通工作、民主决策工作”。《经济日报》“点赞”清华学子的行动时说：“清华学子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正是为了捍卫科学精神，他们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关心社会生活，以建设性的姿态普及了科学知识、缓解了公众焦虑”，这种坚定的立场和是非分明的态度，也是对不明真相的民众的最好的思想疏导。
普及科学，坚持正面引导不松懈。在这场捍卫科学的舆论战中，普及科学知识成了最能说服人的疏导工作。在各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中，都以不同的篇幅和力度，对人们并不熟知的“PX”进行了科学普及。《人民日报》在6日的报道中，专门讲到“公众对PX了解程度仍然偏低，对PX产业发展存在误解”，使读者明确看到：PX来源于石油，所有的汽油中都含有PX，它的主要用处是生产PTA（精对苯二甲酸），而大多数的PTA，又都用来生产聚酯，包括聚酯纤维、薄膜和瓶片，这些产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对人类健康并不会有明显伤害。PX“对接触者可能产生的健康危害，还不及醋酸和尿素”。《北京青年报》这样评价清华学子对科学的普及：“至少可以帮助公众逐渐明晰对PX的科学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一个公认的讨论基点。而不是撇开对PX属性的科学认识和辨析，一股脑进入到看似深刻，实则无解的道德激辩之中。”换句话说，这种科学普及，使真理回到“原点”，激发了科学的正能量。
独家探访，坚持事实说话不空泛。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在4月9日10点至11点档，播出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PX》为标题的专题新闻，通过独家探访国家安监总局化学实验中心，独家走访PX生产大国，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这些国家广泛使用PX，而且厂址都离市中心很近，从而消除了人们的种种疑虑。
值得一提的是，4月11日《新京报》也刊发了两版为PX 正名的相关文章，一个版介绍中国石化联合中国科协举行“中国PX发展论坛”，普及PX科普知识，讨论应对机制的情况，另一个是专门回答“民众为何害怕PX”的问题。作为一家都市媒体，在社会热点问题上积极发声，主动解疑释惑，为纾解民众情绪、化解社会矛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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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邻避冲突 PX项目 地方政府 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出现了邻避冲突，由此引发一些问题，国内外学者也开始了对邻避冲突的关注和研究。地方政府在本地区投资兴建一些工业项目或公共设施，鼓励如垃圾掩埋场、核辐射项目、火葬场等的投产，以提高基础设施水平，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但这类企业或公共设施常引发当地群众的不满，导致邻避冲突的发生。
一、邻避冲突的涵义
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邻避设施有所研究，而我国学者在21世纪对邻避冲突等问题开始关注。邻避设施称“NIMBY”（Not In My Back Yard），是指一些有污染威胁的公共设施。虽然这类公共设施可以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发展当地经济，但是，对于公共设施所在地居民来说，环境和经济的成本均需要他们来承担，成本和效益并不是均衡的，会带来不公平。同时这些公共设施一般会给空气、水等带来污染，如核辐射项目、火葬场等。邻避设施带来负外部效应，引发一系列环境污染和人体健康问题。而一些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公共设施，如核辐射项目，不但对人体造成生命威胁，更是影响了设施周围地区，制约了社会和经济发展。茂名此次游行示威事件是对茂名政府拟建芳烃（PX）项目的抗议，芳烃（PX）项目则是属于邻避设施。
正是由于邻避设施本身的特点，居民往往会强烈反对邻避设施建造在自家附近。根据集体行动逻辑，承担负外部效应和成本的居民，会有较强的动机和组织能力来反对这项邻避设施，这促成了居民与地方政府抑或是投资建设方之间的冲突，即是“邻避冲突”。茂名反PX项目游行示威事件属于典型的邻避冲突，是以环境保护为主要诉求对象。
二、邻避冲突发生的原因
（一）公民参与决策和权利意识增强
我国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逐渐完善，公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公民参与民主决策与监督的渠道拓宽，公众参与政治决策的意识增强。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也为公民参与社会决策提供载体，公众维护权益的愿望强烈。对于政府出台或即将出台的政策，公民的关注度提高，而对于切实关系自身利益的项目，公民的参与度更高。茂名市PX项目的拟建对当地居民来说，关系到其居住环境和生命健康安全，其游行示威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大众媒体、互联网迅速普及，越来越多公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而当今社会的民主意识传播更是促进了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意愿。地方政府投资兴建可能会带来负外部效应的邻避设施，居民会感觉给自身可能带来极大的威胁，则会迫切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护自身权益，聚集起来反对项目实行，给政府和投资建设方施以压力，以阻止邻避设施的建设。当地居民借助网络平台，如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以及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相结合，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对态度，说明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和关注。
（二）城市间邻避效应传递
在此次的茂名反PX项目游行示威事件中，不管是国内各大媒体网站进行迅速跟踪报道，连国外的媒体也迅速作出反应评论。而微博的普及则是为普通群众提供报道信息和议论的平台，一时间茂名反PX事件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而城市间邻避效应的传递在此次事件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厦门、大连、福建漳州的反PX事件对茂名此次游行示威事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茂名群众在有形无形中收到其他城市的邻避冲突事件的效应传递，在一定程度也促成此次事件的发生。
（三）居民心理影响
邻避设施利益相关居民对邻避设施的专业信息的了解度不深，他们会主观地认为此类设施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破坏，并且还会严重危害到人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在此次邻避冲突中，茂名市的群众对PX的毒性其实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只是人与亦云、先入为主地认为PX为剧毒。大部分利益相关居民都会认为邻避设施所带来的良好社会效应是由全社会所共享，而其带来的负外部效应却要由他们来承担，不满邻避设施建在他们家的后院而不是在别处。对于茂名市居民而言，他们面对的则是可能承担着因管理不善造成的居住环境污染、身体健康威胁，以及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会让他们感受到不公平现象的存在。
三、邻避冲突中的地方政府治理
（一）做好邻避设施评估
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工业与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引进一些工业设施和项目。但在项目的正式引进和建立前，当地政府应做好对项目的全面评估。对于项目的可操作性和邻避设施的选址，对周边环境以及对当地群众的影响，都需要专业的评估机构和人员予以精确评估，做出具体的评估报告，并及时将该报告让群众知晓。特别是针对与环境有关的邻避设施，地方政府更应做好相应的环境评估。提高环境评估技术的公正性和准确性，优化评估机制，增强参评人员的素质。
茂名市政府在拟建芳烃（PX）项目之前，就应做好对该项目的评估，包括环境、选址等。而就茂名市而言，政府对PX项目应有具体的解释，对其毒性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合理的评估。同时，当地政府也可以充分展现PX项目的具体情况，表明该项目的优势及重要性。
（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公众知情权
地方政府应遵循“善治”的原则，使得公众承认其合法性及执行的有效性。在邻避设施正式建立前，地方政府首先应将拟建项目的计划向广大市民说明，通过新闻会、网络媒体等让当地群众知晓项目的具体情况，及时、全面公开，增强信息的透明度，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消除民间的不信任情绪。
其次，让公众参与到邻避设施计划的讨论中去，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征集各方利益诉求。针对茂名反PX项目游行示威事件，政府在前期虽然将项目建立的信息向广大群众报道，但当地政府并未建立群众参与的平台和机制，没有使得广大群众参与讨论。茂名市政府忽视了公众的参与权，没有建立良好的平台和机制，听取利益相关者的建议和意见。公众无法通过正确合法的渠道反应自己的利益诉求，只能进行示威游行。因此政府应建立公众参与的平台与机制，通过举办听证会、新闻会等，也可通过网络平台，如政府官方微博、网络论坛。使得当地群众公开讨论、理性协商，从而促进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意愿，维护公众的利益和诉求。
（三）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合法性
地方政府应加强公信力工程的建设，提高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使得政府和广大群众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就近几年的邻避冲突来看，特别是反PX项目事件的频频发生，一个明显的原因便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缺失，无论什么项目公众都对其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一味地反对，从而引发邻避冲突。从茂名反PX项目游行示威事件可以看出，茂名市公众对PX极其敏感，对项目的建立尤为恐慌。在得知拟建项目的消息不久就进行示威游行。政府并未正式批准建立PX项目，只是在前期计划阶段，但群众对政府的行为不信任，又没有良好的反应和渠道，因此更加促发了此次冲突。地方政府为减少邻避冲突的发生，需要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引导民众的共识，让公众对政府的行为逐渐消除质疑，提高政府合法性和公信力。
（四）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完善补偿机制
地方政府首先应该健全有关邻避冲突的法律法规，用法来约束政府自身及企业行为，用法来保障公民的权益，保证他们不受侵害。明确相关法律法规才能在面对时，就如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解决邻避冲突，有确切有效的解决蓝本，也避免了权责不明、公民难以维权的问题。其次，邻避设施的建立使得当地居民受其影响，权益受到侵害，承担一定的风险成本。地方政府应该完善相关补偿机制，对受到影响居民所承担的风险进行评估，听取当地居民和专家的意见建议，通过现金补偿或非现金补偿等多种方式进行补偿，以降低邻避设施周旁居民的损失，缓解其强烈的反抗心理，从而减少和避免邻避冲突的发生。
（五）厘清政府角色，完善决策机制
地方政府在引进邻避设施的过程中，应明确政府职能，厘清政府角色。政府在注重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在项目引进前，需要发挥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同时，针对可能发生的邻避冲突建立应急管理机制，避免出现恶劣的影响。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完善决策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政府可以建立专家咨询制度，通过专家的专业知识来完善决策，政府应给与专家充分的独立，发表意见的自由，以便更好地决策。同时，政府可利用网络媒体等渠道，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为项目的最终决策建言献策，这样的决策更符合民意，政府也可树立公信力和展现其合法性。只有合理科学的、听取公众众诉求和建议的决策才可能最大化地为公众所接受，从而减少邻避冲突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
在面对邻避冲突时，地方政府应发挥好其职能，努力完善自身治理机制，做好邻避设施评估，注重公众参与，使得决策更加公开透明，更加科学民主。同时，公众也应主动参与，理性对待。邻避冲突的解决在目前的中国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需要政府和公众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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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艳玲.邻避冲突及其解决：基于一次城市集体抗争的分析[V].公共管理研究，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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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邻避冲突的释义
邻避一词在我国已不再陌生，第一次对“邻避”一词予以概述的学者是O’Hare，根据O’Hare的表述他认为邻避现象可以概述为“不要建在我家后院”。i也就是说生活中某些必不可少的公共设施的建设会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但是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会给周边居民带来诸多不便，并不受其周边居民的欢迎，并由此引发了居民抗议活动。
对邻避问题的研究最早是基于垃圾处理厂的选址问题。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扩张，作为基础设施的垃圾厂选址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对于这些不受欢迎的邻避设施，在选址，建设等过程中经常受到周围居民的抗议，一方面它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会减少居民的财产价值，另一方面邻避设施本身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从而侵犯到居民的环境权益。由邻避居民反抗邻避设施建设所引起的冲突，被称为“邻避冲突”。
二、环境领域邻避冲突的现状
近些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居民的环境意识不断加强，由此引发的邻避冲突事件也不断增多。国内学者对邻避现象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但国内的邻避问题却十分突出，从2007年的厦门反对PX项目事件之后，全国各地可谓是对邻避现象进行了普及，随即各地公众对本地区的邻避问题开始关注。
以厦门PX项目为例，厦门PX项目在建设之初，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大工业项目”，其投资值达到了108亿人民币，可谓是对拉动厦门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该项目的投入却引发了厦门市民的强烈反对。厦门PX事件的爆发在2007年，而该项目是在2005年通过国家环保总局的环评报告审查，预计于08年建设完成，也即通过国家环评后的两年内民众并不知道该项目即将建设于厦门。ii2007年3月厦门政府为了平息民众，通过《厦门日报》上解答了民众对于PX项目的质疑，但事件并未因此得到平息。2007年6月环保部门对厦门PX项目予以关注，并宣布对PX项目所在的区域重新进行环境评价，在此之后厦门市政府召开新闻会，允许民众参与，共同关注PX项目。iii
从整个事件的发展来看，厦门PX项目从国家批准建设到民众反对建设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PX项目的抵制行为并非突发性的，整个反抗活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最初是建设项目被批准建设，在此过程中居民对设施的建设并不知情。接着居民意识到建设项目的建设，与相关项目建设方以及政府沟通调解，而政府此时多是采取回避或者消极处理的态度，对居民的意见置之不理。最后居民基于政府不作为的回应，无奈选择以集体抗议的方式来抵制邻避项目的建设，最终多是以政府的妥协或者项目的停建平息。
厦门PX事件也不例外，该邻避问题开始于民众的抵抗，平息于政府的妥协。然而回顾整个事件，笔者认为根本问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居民对邻避项目建设缺乏知情权。我国《环境影响评级法》中虽然提出倡导居民、专家等社会团体参与环境评价，但实践中，居民对项目建设的批准情况并不知悉，大型邻避项目的建设往往缺乏公众参与。第二，居民由于其自身知识的限制，无法清楚的辨析邻避项目是否存在危害，对邻避项目缺乏客观正确的认识，从而暴露出政府或企业对邻避项目信息批漏上的缺陷，邻避冲突的当事方缺乏相应的信息交流与沟通。
三、环境领域邻避冲突的治理
对于环境领域的邻避冲突问题，根据上述学者对环境领域邻避冲突的研究，iv笔者认为：邻避设施的管理和弥补邻避居民的损失确实是解决邻避冲突的有效途径，但这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环境领域的邻避冲突问题集中体现了居民环境权利保护不足，政府、企业以及居民就邻避项目的信息沟通不到位等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加强：
1.加强环境风险沟通
风险沟通是贯彻预防为主原则的最佳体现。在邻避项目建设前，预先做好邻避项目风险信息的沟通与批漏，从而有助于避免纠纷的发生，同时能够让居民知晓邻避项目的相关信息，避免盲目的恐慌，让利益相关者对预知的风险予以了解，共同参与和决定。风险沟通不仅是要实现风险信息告知，更是要通过交流来重塑政府与公众之间稳定的社会关系，以达到维持彼此信任关系的目的。加强政府与居民的沟通、专家与大众的沟通，统一对风险的认知，取得相互信任，从而有效地预防和降低风险。v
2.完善居民的环境知情权
从上述厦门PX项目发展可以看出，立法中对居民的环境知情权保护欠缺，居民无法通过法律的途径获得邻避项目的相关信息。环境知情权在《中国经贸新词词典》的解释中是指公民、组织等人员有权利知悉有关环境问题以及环境政策的相关信息。环境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保障公民的环境知情权，才能使得居民参与相关的环境管理，没有对环境信息的知悉，参与就无从谈起。诸如“听证”、“质询”之类的公众参与程序，本身也包含着使公众明确政府的环境行政状况、政府环境工作更为透明的目的。vi在邻避冲突的治理中，确保公民的有效参与，才能从邻避项目建设之初就让居民知悉项目的信息，以免造成居民的无端恐慌。赋予公民环境知情权，有利于保证政府环境行为的正当与正确，实现居民对环境的监督。vii
3.加强居民的环境参与权
环境参与权是指在对有限的环境资源利用和开发的过程中，法律应该通关相关的立法，赋予公民一定的权利使其可以参与到环境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决策程序中，包括有权利参与对环境资源利用的听证、参与环境管理并对环境管理部门以及单位、个人与生态环境有关的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viii环境参与权与环境知情权一样，都是公民基本的环境权利。环境参与权对环境领域的邻避冲突治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居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参与邻避项目的选址，使居民参与问题的解决，才能避免居民非理性额冲突抗议。
综上述，有效的风险沟通，可以使得居民在邻避项目建设之初就获悉潜在的风险信息，从而避免盲目恐慌。加强居民的环境知情权和环境参与权有助于居民更好的知悉邻避项目的信息，从而更好的配合政府解决环境领域的邻避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