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家十篇

归家篇1

望玉钩，今昔不见昨夜愁，熙熙春风扶细柳，柳垂头；

观星辰，明日归家心欢喜，微风习习传玉笛，笛声嬉；

闻故歌，几十几人心意合，思乡之歌落金阁，阁亭阖；

触春风，皇天不负君苦心，父母眼中皆龙凤，龙飞腾！

天下最好事，唯有归家矣，思乡心虽疾，请君藏心里。

归家篇2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文化借经济和技术全球化的发展强势，呈现出空前未有的繁荣。说它是一种空前未有的文化繁荣，是因为“创新”以分秒替换的速度和方生即死的更替制造出这种繁荣。这种繁荣给予我们的是一种一切都不缺少、而又一切都没留下的空泛的厌足感。当前中国文化好像一列高速飞旋的过山车，它把我们束缚在腾空的座位上领略“新世界”的奇观异景，却只在我们心中留下离心力产生的失重的空白。

因为这种失重的空白感，我们在内心深处就有一种归家的渴望。现代人是天生的无家可归者，归家是现代人最深沉的渴望，是他致死不可泯灭的乡愁。早在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谢林就在他的《艺术哲学》中哀怨地指出：“现代世界开始于人把自身从自然中分裂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不再拥有一个家园，无论如何他摆脱不了被遗弃的感觉。”[①]而与谢林同时代的诺瓦利斯则说：“哲学就是乡愁——是无论何地要归家的渴望。”[②]对这种现代性的无家可归感，过去长期处于禁闭状态的中国人是没有感觉的。在刚过去的20世纪一百年间，中国人的内心所渴望的是“走向世界”。只有进入21世纪之后，完成了由封闭体制走向“入世”的历程，从而存在于全球化的“在世”状态的时候，中国人才开始对现代性的乡愁有了切身的感受。

余虹的《艺术与归家》正是一部正视新世纪中国文化乡愁的扣题之作。作为一位身处当前文化繁华的人文学者，余虹对当前生存中的根本性的“离家”状况有深切的感触并且怀抱着探寻“归家之路”的使命感。在这部书的结尾，余虹说：“在家的人有福了，而现代人则是一群离家出走的漂泊者。正因为如此，现时代的诗与思都禀有一种天命或责任：引领人们归家。”[③]这个结语明确地道出了余虹的心迹和写作这部书的初衷。

但是，在这部书中，余虹并有直接考察当前中国文化“离家”的现状，而是背离这个现状，返回到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世界文化的三位欧洲哲学家的思想之中。余虹之所以要走这条“背离”的“归家之路”，是因为他认为“离家”的总根源就是作为西方现代性核心的人文精神。他说：“作为现代性之核心的‘人文精神’，由反对和清除古代尤其是中世纪的各种迷信而演变成了‘人类独尊自大的精神’，一种遗忘和漠视自然与神圣存在的精神，这真是人类的不幸！更不幸的是人们在人本主义的自恋中不仅看不到这一不幸，还将不幸当幸运来狂欢了，这就是现代社会致死的盲点与疾病。”[④]诚如此言，“将不幸当幸运来狂欢”，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世界是如此，当前的中国社会不也是如此吗？具体讲，当前中国文化的“繁荣”，不正是“人类独尊自大的精神”支配下的“无限创新”的失重的“繁荣”吗？我称余虹此书为当前中国文化乡愁的扣题之作，根本在于它以“背离”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离家”现状的“进入”。

二

余虹选择的三位欧洲思想家是尼采、海德格尔、福柯。这三位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坚决批判现代人本主义；第二，以古希腊为回归的“家园”原型；第三，以艺术为回归之道。当然，这三者更为根本的共同点是认为现代人没有居住在“应当”居住的“世界”中，即没有“在家”，而是处于“深渊”（海德格尔）、“兽栏”（尼采）、“监狱”（福柯），因此，突破现代性的处境，寻求回家之路，就成为最根本的哲学使命。对这些共同点，余虹心契如符，不过，他也看到了三者的归家之路和“家园”的深刻差异。“人应当居于期间的世界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天地人神和谐共在的‘自由关联’或差异与亲密的‘中间’，在尼采那里是由强健者所肯定的充满野性与毁灭之血腥的‘原野’以及生命于痛苦中不断再生的‘梦与醉之乡’，在福柯那里则径直是自杀与死亡的‘极乐之境’。”[⑤]这样概括三位思想家的精神旨归在学理上难免失于简略偏颇，但是，余虹的目的不在于学理，而是要从精神上完成他的进一步选择：他认为“尼采和福柯的思想在根本上乃是对现代性立足其上的权力关系的认同”，他们所追求的“家园”不过是颠倒的现代性的“主奴关系”或“权力关系”；与他们不同，海德格尔的思想“则以艰难的方式探索着一条彻底超越权力关系而走向自由关系的道路”。余虹认为，最基本的生存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神圣、人与他人的三大关系，正当的生存关系是非权力的自由关系，“归家”就是要回归到自由关系状态下的生存世界。因此，在三人中，余虹最终选择了海德格尔的“归家”之路。

海德格尔的“家园”是天地神人四方共建的诗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天、地、神、人，每一方的“成己发生”（自我实现）都是对另外三方的呼唤和承担，它们依据“命运”的召唤前来相聚。“命运”决定了四方的本原性关联，而“相聚”则构成了一个没有中心的平等的“中间”。这个世界的诗意，是由四方响应“命运”的召唤在“本原性关联”中的“成己发生”，是四方对没有“中心”的世界的平等“中间”的共建。海德格尔的“家园”，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天地神人“同一”的“家园”，在其中，他既强调四方的非强制的平等，又强调四方的本原性关联。余虹完全赞成这种“家园”观念，他说：“人类真正的家园是天地人神四方游戏而没有任何中心的世界，现代人则自诩为天地人神的‘中心’，人的中心化导致了天地神的边缘化，也导致了天地人神之自由关系的破坏。人站在他自己构造的世界的中心，却远离了他归属其中、并只是在其中才能成为自己的那个无中心的世界，正因为如此，现代人才在存在的根基处感到自己是‘无家可归’的。”[⑥]

为什么人的中心化必然导致他的本原性家园的丧失？海德格尔认为，人的中心化将人自身从四方共建的诗意的世界抽身出来，使人作为失去世界保护的孤独的主体站立在世界的对立面。正是基于这个对立，人单方面建立了他和自然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他通过发展计算理性和征服性的技术施展对自然的掠夺和控制。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的本质是人的自负推出的无条件的建制，通过技术将世界建立为一个客体，人就阻断了自我存在的开放之路——他的存在被技术遮蔽了，他作为独立的存在者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代人的无家可归，本质上就是人的存在意义缺失的状态：我们面对万物，但万物对我们缄口；我们生老病死，但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归根到底，生命的本质被保举给技术生产了。”[⑦]因此，海德格尔认为，摆脱现代性存在危机的归家之路，不可能是一条理性设计的哲学之路，不是用一种技术代替（控制）另一种技术，而是通过艺术对存在世界进行诗意地重建，恢复天地神人四方共建的诗意的栖居。在这个意义上，艺术（诗）就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消遣和娱乐方式，而是关系到“存在的意义”的本原性的存在方式，更直接讲，“艺术是真理的自行发生”。[⑧]

三

将艺术作为解决现代存在问题（危机）的基本方式，甚至以艺术为现代哲学的出路，海德格尔并不是第一人；实际上，自康德以来，在宗教衰落的背景上，通过艺术的方式，寻求审美化地解决现代性问题，始终是西方哲学家的一个主要思路。海德格尔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艺术的本质定义为“存在的真理的自行发生”，而又将“存在的真理”定义为“天地神人四方共建世界的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说，一切艺术本质上是诗，而诗的根本含义（诗意）就是“真理的创建”：授予、奠基和开启这个诗意的四方世界。在这个艺术定义下，海德格尔既反对模仿论、又反对天才论，他认为诗人本质上是对存在深渊中的至深无名的“命运”的倾听者和发送者，“诗意”就是发送出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者被投射其中的大地的敞开的信息。作为一个艺术家，就是要成为一个懂得倾听“命运”的无声召唤的诗人，他因为倾听而敬畏“命运”，并且承担起发动天地神人共建诗意世界的使命。归根到底，海德格尔的诗人（艺术家）是自愿地敬畏命运的神性的呼唤者，他用自己的呼唤“引领人们归家”。

余虹在海德格尔的诗人观中找到了深刻的共鸣，他说：“由于人在命运中生成为人，由于人必须在对命运之声的聆听中响应自己的命运，因此，传达命运之声的诗是人生存的基础。所谓人的‘生存是诗意的’指的就是人以创诗的方式生存于命运之中。”[⑨]这种共鸣与余虹对当代生活中的无命运感（无神性意识）的否定是相联系的。在考察了三位哲学家的思想后，余虹得出了“诗即自由地创建”的结论，但是，他又明确指出：“然而，须留意的是，‘自由的创建’在尼采与福柯那里是‘人的创建’，对海德格尔则是‘命运的创建’，人是应命运之召而参与此一创建。”[⑩]在三人中，余虹是赞成海德格尔的。那么，命运是什么？如果将“命运”理解为人之为人生应然的归宿——归家，那么，对于海德格尔，“命运”可以理解为作为必死者的人（诗人）对于天地神人四方本原性关联的历史性承担和呈现。余虹似乎在下面这句话中表达了他关于人的命运观：“居于生存之诗性本质的人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他是一种既维护他者尊严又守护自身尊严的‘自由关联者’。这种人是在‘家’的，这个‘家’就是人与他者的自由关联。”[11]将“家”定义为“人与他者的自由关联”，而不是“天地神人共建的本原性世界”，余虹在这里表现了他与海德格尔不同的关注点，他关注的是这个世界中的人（与他者关联的人），而不是四方共建的世界。

艺术（诗）是怎样实现四方世界的创建的？或者说，艺术是怎样将人的存在带上归家之路的？海德格尔认为，艺术通过呈现存在物之真（去蔽），而建筑起天地神人汇合的世界。对于海德格尔，艺术不是静态的、封闭的实物，而是一个持续创建的、开放的过程。他将这个过程揭示为艺术品的物性和意象世界之间永恒冲突的运动，即所谓大地与世界之间的遮蔽与去蔽的斗争。“世界要将大地中的涌现者去蔽，使其作为某物呈现，大地则要将那被世界之光照亮的物收回到它的黑暗之中，它对世界的去蔽说‘不’。世界告诉大地：‘此物是什么。’大地则对世界说：‘此物不是你所说的那样。’”[12]海德格尔在这里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矛盾，即艺术品的质料与形式的矛盾。他认为这个矛盾是不可消除的，相反，恰是两者的冲突构成了艺术品存在的真实。这是非常深刻的美学洞见。但是，正如他用大地与世界的冲突作隐喻，他在这个艺术矛盾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人作为创建者在大地与天空之间的命运：他的存在正是创建世界与沉沦大地的永恒戏剧，而在这个戏剧中人之作为人获得了呈现，并且“神”来与他相遇。

“神”是什么？海德格尔没有定义，相反，他援用荷尔德林的诗，“神是什么？未知，但它的神圣充满天宇。”因此，对于海德格尔，“神”是无名，甚至本身就是“无”。这种神性观念表现出东方神秘主义的泛神论意识，它近于老子所谓“道”。但是，海德格尔通过艺术要揭示的“神”，是物（大地）对于人的持续的封闭性——人不能穿透物性（大地），和意义（世界）对于人的非完成性——人不能创建客体化的（非存在性）的意义（世界）。换言之，“神”就是被艺术性地启示出的人在大地与世界的永恒冲突之中的存在的命运。因此，海德格尔不仅揭示和强调了艺术的存在本原性，而且艺术性地揭示和强调了人的存在本原性地属于大地的意义。这个大地，首先是承载人类生命的自然世界，其次也是人类的现实生活世界。余虹在此看到了海德格尔艺术观中的生活原则。他说：“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坚决反对那种将艺术与现实生存分离开来的现代艺术论，在他的思路上，艺术不仅与现实生活有关，而且是现实生活得以可能的基础。”[13]

四

海德格尔的美学可以概括为倾听大地上的有限生存者的生活深处的无名神意的“静默”的美学。他对荷尔德林、里尔克、特拉克尔的诗歌以及梵高的绘画和希腊神庙的阐释，都表达了他的“静默”美学观念。这种“静默”的美学，主张在普通人平常的生活世界中，倾听命运的召唤，感受神圣的恩惠，它因为渴望天空而忠诚大地，在最粗陋的器物上发现－创建世界。海德格尔将“静默”的艺术定义为“归家”。

这种“静默”的美学是与尼采最后留给我们这个世界的美学，即以艺术为一种强力意志的形态、即生理－审美的“陶醉”的美学是不同的。尼采说：“陶醉的本质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出自这种感觉，人施惠于万物，强迫万物向自己索取，强奸万物。”[14]尼采美学是充满矛盾的，但是他身后的20世纪的现代艺术却成为这个“陶醉”美学的泛滥的实践，在其中感性、生理、欲望和意志获得了对理性、心灵、神圣和信仰的全面胜利，并且摧毁了一切秩序。20世纪艺术实践证明，尼采的“陶醉”美学是不能引导一种“回家”的艺术的，诚如余虹所言，它引导的是一个“由强健者所肯定的充满野性与毁灭之血腥的‘原野’”。

因此，在“陶醉”的美学主导现代艺术百年之后，一个基本的美学课题就是艺术如何归家？今天，正如全球文化产业的兴盛所展示的，我们并不缺少艺术，而是被“离家”的艺术所围困和挤压。在“陶醉”美学鼓舞的神圣的艺术疯狂之后，今天的艺术更多地以娱乐伺候我们的胃口。娱乐艺术的繁荣正是我们在过山车上看到的风景，它那些令人眩晕的方生即死的“新”景象留给我们失重的空白。我们需要给予我们“家”的感觉的艺术，即需要“归家”的艺术。在当前文化状况下，艺术如何成为“归家”的艺术，即艺术如何归家？我认为，余虹的《艺术与归家》给中国读者做了一个很好的引导，循此引导，我们会穿越尼采和福柯而到达海德格尔的“静默”的美学世界。

是的，在尼采式的“陶醉”艺术百年之后，我们太需要海德格尔式的“静默”艺术了！这是我读《艺术与归家》得到的根本启示，它印证了余虹在该书结尾时所言：“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现时代一切真正意义上的诗与思都是‘归家诗’与‘归家思’。不同的只是：家园各异，归途有别。这是我们在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那里看到的景象。”[15]

Novali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①] Shelling ， The Philosophy of Ar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p.59.

[②] Novali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p.135.

[③]余虹：《艺术与归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297页。

[④]余虹：《艺术与归家》，第4页。

[⑤]余虹：《艺术与归家》，第2页。

[⑥]余虹：《艺术与归家》，第176页。

[⑦] M.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 A. Hofstadter， Harper & Row， 1975，p.112.

[⑧] M.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 A. Hofstadter， Harper & Row， 1975， p.39.

[⑨]余虹：《艺术与归家》，第176页。

[⑩]同上书：第296页。

[11]同上。

[12]同上书：第160页。

[13]余虹：《艺术与归家》，第163页。

[14]［德］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第60页。

归家篇3

在自习室里待了一上午的我不忍心在这么好的天气里将自己一整天地放置在空旷冷寂的自习室内。于是，脚步随着意念来到了星光湖畔，沐浴着暖融融的冬阳，聆听着耳塞里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那首《思乡曲》，独自漫步在湖边的小路间。

风的吹拂扬起了我原本顺理的发，垂柳枯黄的叶子也随风坠落着，轻盈的触碰着我的头再到肩最后将脚下湖边的林荫小道铺得满满的。微风是通过水波来渲染画面的，微风吹皱了湖水，湖水就顺势将水面那些残脆的柳树的倒影给揉碎了使湖面顿时有了立体感。

被微风温柔地抚摸时心里顿生出了那份久违的宁静与安详。我是一个愿意花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并享受自然带给我的每一份触动，而每一次的触动都会让我原本平静的心绪狂澜不已，每一次的狂澜都会让原本躁动不安的灵魂平息在无限的宁静与祥和中。

此刻，此境，竟然使原本蠢蠢欲动的我萌生出一个念头：愿为一片落叶随风流浪。有人说，风的形象是雨给塑造的，而我却认为风是用落叶来诠释的。落叶爱风，所以选择和他一起四处流浪，落叶的爱给了风愈加随心所欲的勇气和亦愈狂澜热血的激情。如果说少了落叶，那么风所有的也只是行尸走肉机械般的挪动，如果说风失去了落叶，他会绝望得连呼吸的欲望都没有，而落叶如果没有了风，她更会生不如死，痛得撕心裂肺。

灵魂无家可归便成了了野火，真理无家可归则成了诗歌，人的心绪无家可归亦可化为笔下的文字；然而，当爱已无家可归时，那份忠贞不渝的恪守便成了随风的飘摇。所以，落叶选择以流浪作为她爱的方式，用这种爱来成全风的潇洒与自在；用这种爱来诠释风的伟岸与温柔。

归家篇4

这个家，是个小天地，总想到曾经那个“大家庭”的家。那就是曾经出生的弄堂、曾经读书的学校、曾经工作的单位，那不就是“家”吗？

很遗憾，这些“家”怎么都与我擦肩而过？

我的老房子在沪西安远路的德馨里，石库门房子住着“七十二家房客”。德馨里，虽然老房子里居住条件简陋，一层薄薄的地板将楼上楼下隔开，那说话声或半夜起居的马桶声，倒也互不相干。有时楼上一不小心将洗脸盆水打翻，那楼下就滴滴答答像下小雨！不过，大家一边打招呼一边用干拖把擦拭，相安无事。这就是老邻居之间难得的宽容和谅解。当年，邻居中上三班制，家里小孩没有托儿所放，只好寄放在邻居阿婆家，邻里之间，相互照看一下小孩，到了吃早饭时，人见人爱，都会塞上一口，管他吃得饱饱的，等妈妈上夜班回来，小孩已经安然入睡了。真是邻里情乐融融。那时市场供应紧张，买肉买鱼买蛋，副食品都要凭票，过年过节，大家都一清早去菜场排队，邻里之间，相互照应“插队”，难怪，小菜场里德馨里的人一排就是一大帮。有一回小年夜，大家两三点钟起来，用砖头、破篮头排了两三个地方，帮大家买到板油、肥肉、黄鱼、带鱼，那时都是家家户户欢喜的紧俏食品。

可惜，上世纪末，人和街动拆迁，德馨里邻居们各奔东西，我也再难回到那个“家”。

中学年代，我们就近分配到海防路上的向阳中学，3年的中学生活，在“”和“复课闹革命”中，时而学工，到对面的第二机床厂劳动;时而学农，到松江新桥种地收割，没有读过几天书。但，同学们大多是邻居兼“穿开裆裤”的“赤膊兄弟”，知根知底，朝夕相处，倒也格外熟悉。

又可惜，学校也早已被搬迁，留下的大楼，成为沪西有名的“同乐坊”。最遗憾的是，没有了学校这个“家”，老师们也不知去向，我们再也难以相聚。所以，每每看到人家学校搞校庆联谊活动，我们则像游子一般，心里好不羡慕。

下乡到黑龙江兵团59团（今青龙山农场）后，将9年的青春奉献给了北大荒。当年，峥嵘岁月，我们在亘古荒原上建点扎寨，开荒种田，使青龙山下焕发了勃勃生机。因为，我们的青春，永远留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而对我们却是梦牵魂绕，多少回在梦里回到您的身边！

我于1979年知青大返城中离开了青龙山，回上海30余年，却时时梦见青龙山。那里有我的青春，那里有我的理想。那里有我的欢乐，那里也有我的苦楚……

如今，我们想回去再看看那自己建造的瓦房和土路，再去尝尝那难以咽肚的“大碴子”和“青龙汤”。可是，物是人非，那些一起创业的老人几乎都离开了，没有熟识的人，没有共同语言，仿佛就没有“家”的感觉。

回沪后，我被分配到第十六丝织厂。那是一家以知青为主的大集体企业，一穷二白，我们肩扛手挑在破旧的厂房里安装织机，七百多个知青团结一心，当年建厂当年生产当年就盈利。天有不测风云，上世纪末，大纺织溃不成军，我们这家小厂更是摇摇欲坠，倒闭了。这个“家”连个影子都没有了。

幸亏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第一批“跳槽”考入卢湾区政府机关，总算有了个稳定的新家。相安无事，倒也太平。在机关里从办事员做起，恭恭敬敬，勤勤恳恳，整天操笔写公文，几年如一日。生活在淮海路，工作在重庆路，常有那自豪感：我们是卢湾区出来的。就是搬到浦东居住后，我也常常把卢湾区比作自己又一个“家”。不顾路远，坐上公交车，到淮海路来买这买那。因为习惯在这里生活。

不料，卢湾区合并了。我那些曾经的同事朋友都分散开来，而机关大院早已人去楼空，连个喝口水的地方都没有了。这个“家”又散了。

归家篇5

又是一季的结束，球星谢幕，奖杯花落，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个夏天有点热，太平洋似乎刚刚失恋，没有多少雨水的惠赐，长江缺水，黄河漏水，亚冠中超球队遭遇悲催，似乎中国队冲出亚洲的宏伟大业只能一推再推。

中国足球的寒冬还没有结束，前任足协主席和他的前任都在某个不为人知的牢狱之中接受或有或无的拷问，法庭尚未对他们进行应该的审判，但中国足球离大限也许只有那么几十公分的距离。回想中国足球的“冲出――失败――再冲出”的悲催之旅，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亚洲三流”，这是流星坠落般的速度，虽然中国足球尚未在任何哪怕一秒钟的时间内成为一颗“星”。

这十年，我们这十年，是何其疯狂与出奇的十年，其中藏着多少的肮脏和龌龊，在足球阳光的外表之下，多少的利益交换在违法区域内进行再进行，多少的假球交易明目张胆的于光天化日中完成，又有多少的黑哨行径在朗朗乾坤内旁若无人的实现。球迷的眼泪，观众的失望，都抵不过龚建平死时那永不瞑目的双眼中流出的两行清泪，但是，这两目咸水洗刷不了中国足球的耻辱与罪恶，毕竟，裸奔的足球是可耻的。

然而，就在这十年，这看似龌龊的十年，中国球员开始了真正的“留洋”之路，可笑的是，中国球员先于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其中没有官方意志，也没有政客表演，就那样，背个包，远渡重洋。

“留洋”，这个矛盾的词语，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其实谁都一无所知，毕竟失败者没有阐释的权力。但是，这是时代的选择，是这个中国足球落寞与辉煌并存时代的自然选择，不管是主动探索融入世界，还是“自我放逐”，它已经开始，它从未结束。

国外留守军

这个炎热的夏天，对于留洋的中国球员却是特别的冷，中国球员似乎又遇到了所谓的“留洋低谷”，也许，留洋从来没有过高峰，留洋的辉煌极有可能只是个伪命题。

蒿俊闵，一年前从天津泰达转会沙尔克04，当时国内外的媒体都对这位天津泰达的核心球员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包括当地的德国媒体，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蒿俊闵的引进就被视为是主教练马加特的一个错误，随之，蒿俊闵也被打入了冷宫，常常是连大名单都未能入选，曾经的希望之星，竟连泯然众人都谈不上。

其他人呢？邵佳一虽然昂首离开，但是科特布斯带给了他什么，他又带给了科特布斯什么，并且不知不觉，他也成为了一名老将，留洋几年，空无一冠，只剩下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了。

还有谁，董方卓，从曼联到安特卫普，之后回来居然打不上中超，如今竟混迹于亚美尼亚联赛，董方卓个人也承认“亚美尼亚联赛的水平比不上中超”，这位郝海东钦点的接班人的留洋之旅，剧情很跌宕，结局很悲催。

黄博文？那是在大东亚圈子里的球员流动，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留洋”范畴，毕竟，在东亚区域内联赛球员主要是黄种人，整体对抗能力和战术执行水平都偏弱，韩国联赛水平比中超高，但也基本属于同一个层次内。其实，这几年中国球员出现转会韩国K联赛的狂潮主要是为了“避难”，而不是为了“开拓”，最近几年，中超秩序混乱，管理机构监管失位，“黑哨”、“假球”盛行，最后简直到了“谁人不玩假”的地步，对于球员来说这样的足球环境已经完全不能提高自身的技战术水平了。基于此，很多球员选择了去韩国“避难”，这样的出走，动因大多不是为了提高能力，而是为了远离是非之地。所以，“大头哥”离开中超联赛，挥挥衣袖也没带走一片云彩，冯潇霆也紧随其后，之后又是黄博文等。等到“反赌打黑”开始，中超联赛的大环境开始有所转变，这些球员又开始回归中超，李玮峰转会天津泰达，冯潇霆则投奔广州恒大，这也从侧面验证了当初这些球员转会韩国K联赛的真实动因。那么，“大头哥”都回来了，黄博文还会远吗？

还能想到谁？还是别提那些在东南亚联赛，比如泰国联赛马来西亚联赛效力的球员了，如果那也叫“留洋”，中国足球还真是没有明天了。

非大虾，毋远洋

一百年前，为了振兴中华，清政府派百名幼童远赴美利坚留学，意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与文化，当然，最后也的确培养出了如詹天佑等中国现代化探索进程中的中坚力量。自此，“西学东渐”就开始了，“去西方取经”似乎成为了中国精英界的共识，这样的理念广泛的存在于各个领域，从政治思想到经济方略，再到文化观念。足球，作为社会生态的重要组成，自然也是在此潮流之中，能够出国踢球，对于中国职业球员而言，不仅是一种提高自己的方式，而且是对自己能力的证明。

翻开中国球员的足球留洋史，的确很像是一部西天取经的历史，那些孜孜的身影，点燃着中国足球希望的星星燎原之火，我们有理由对他们尤其是对于那些先行者们保持一份足够的敬意。1987年2月6日，谢育新加盟荷兰兹瓦鲁市PEC82足球俱乐部，历史性的成为中国足球运动员转会国外球队的第一人。同年，在德国养伤的古广明加盟德国乙级队达姆斯塔队，并作为主力边锋一直效力到1993年。之后一年，1988年贾秀全和柳海光以“公派留学”的方式加盟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游击队队，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贾秀全还参加了当年欧洲联盟杯的两场比赛，这也算是当年中国球员在欧洲足坛所能拥有的最高荣誉了

但是，贾秀全和柳海光的“留洋”，是一种“公派出国”的性质，身上首先肩负着“友好交流，促进友谊”的使命，其次才是“学习先进的足球文化”。这样的“留洋”，是国家外交作用的结果，而非足球市场选择的产物，从自身的出国动机到对方的接受意图，都与现在球员转会有很大的不同，自然也就影响了加盟之后的“身份认同”与“参与深度”。然而，这毕竟是走出国门的第一步，是中国足球“开眼看世界”的开始，用如今的标准来严格判断当时行为的得与失是不够客观的，无论如何，自此，中国球员开始努力参与国际足球世界的竞争，也开始了中国足球悲壮的发展之路。

1998年，可以说是中国球员的“留洋元年”。这一年，杨晨从北京国安转会德甲的法兰克福，杨晨是幸运的，在当年的德甲联赛中就攻进8球，从而成为中国球员在欧洲顶级联赛中进球最多第一人。同年，范志毅与孙继海转会英甲的水晶宫队，法国南锡俱乐部以租借的形式引进李金羽一年。

2000年，谢晖从上海申花转会德国亚琛，在德国闯荡三年，随后，黎兵以租借的形式前往德国乙级球队奥芬巴赫队，同年8月，马明宇转会意甲球队佩鲁贾，成为第一个登陆意甲的中国球员，11月，张恩华以租借的形式加盟英格兰格林姆斯比队。2001年，年仅17岁的南京少年李天天签约德乙球队曼海姆，张效瑞加盟德乙亚琛队，同年年底，范志毅以75万英镑从水晶宫转会至苏超的邓迪队。2002年，孙继海从大连实德转会英超曼城队，转会费为200万英镑。7月18日，通过“科健模式”的运作，李铁和李玮峰加盟英超埃弗顿俱乐部。2004年，年仅19岁的董方卓以350万英镑的中国球员创纪录身价正式加盟英超豪门曼联，成为了第一个登陆欧洲豪门的中国球员。1月，北京国安队的商毅被租借到西班牙乙级联赛赫雷斯俱乐部踢球，他也是登陆西班牙联赛的首位中国球员。4月，李国旭从重庆力帆队被租借到阿根廷博卡青年队，成为中国球员的“阿甲第一人”。7月，17岁的大连球员盖阳与法甲豪门马赛俱乐部签约，从而成为了登陆法甲豪门的中国第一人。在2004年岁末，35岁高龄的郝海东终于以一英镑的转会费投奔英冠联赛的谢联队。2006年12月，郑智以先租后买的形式加盟英超查尔顿队，租借费10万欧元。2007年，孙祥以先租后买的形式加盟荷甲豪门埃因霍温队，租借费15万欧元，并在之后的欧洲比赛中出场。

如果在这些球员中做一个综合的评价的话，谢育新，贾秀全，杨晨，孙继海，孙祥等人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他们创造了中国足球里程碑式的第一。要真正从所取得的实际成就看的话，孙继海是旅欧球员里面成就最高的，从98年，孙继海已经在海外有了十年以上的经历，能取得这样成绩的亚洲球员也没几个。除了伊朗的阿里代伊、马达维基亚，日本的中田英寿、中村俊浦，韩国的薛奇玄能与之相比之外，也没几个人能和他相比。在欧洲联赛打拼10余载，真是难能可贵，可以看出孙继海深厚的足球功底。

总之，留洋有风险，选择需谨慎，非大虾，毋远洋。

职业化朝圣

在这个疯狂的时代，的确，找不到方向的人们悲哀的四处流窜。也许，对于如同没头苍蝇般的中国足球而言，留洋也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放逐，其中的现实效果和真实意义与原始设计存在很大的差距。西方，是极乐，但不是天堂，况且，是在这个充满阴谋的时代。

去欧洲，成为了中国足球运动员的足球理想，也是自我价值的认可。当我们拷问“留洋”的意义时，需要确立的前提是“对职业足球的尊重”。

“留洋”所要学习的不是简单的脚弓传球或者胸部停球，而是整个泛职业时代下足球职业化经营的完整流程，是对现代足球经营理念的一次“取经”。现代足球的胜利，是职业足球的胜利，谁尊重职业精神，谁就是王者。

这就是中国足球去西方“旅行的意义”，通过设身处地的“自我体验”，接受并理解真正意义的职业足球，然后回国传播，从而逐渐的去除中国足球的那些“非职业化”或“伪职业化”的顽劣特征，只有这样，中国足球才有振兴之可能。

近两年，由于国内足球环境的改善，激励了俱乐部的投入热情，出现了“陕西灞”和“广州恒大”这样的巨资球队，大量引进球员，同时也刺激了国内转会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留洋球员大部分也选择了回归，郑智、孙继海、孙祥、李玮峰、冯潇霆等在国外打拼多年的留洋球员都选择了回归中超，这样的回归并不能用简单的“叶落归根”来解释，其中很多的球员都正处当打之年，并不是在国外争取不到合同。同时，现在选择出国踢球的球员数量也明显减少，只有蒿俊闵远赴德甲，在国内联赛氛围改善的前提下，选择出国踢球是有很大风险的，毕竟有当年周海滨转会埃因霍温但连预备队联赛都难做主力的教训。

归家篇6

1991年，范家辉成为如新企业集团亚洲区第一位行政员工;现为如新企业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1997年，范家辉成为第一批获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护照的香港人;现为首位担任如新企业集团区域副总裁和总裁职务的中国人。

台上激情四射的范家辉往往让不熟悉的人忽视了他的内在能量，他也许不够帅气逼人，也似乎没有一般企业领导人那样的盛气凌人，但他能够很快和经销商打成一片，能了解大家的真正需求，能够将如新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中国市场。作为如新企业集团首位中国人区域市场总裁，本刊通过一次全方位的立体式访谈揭开他接掌如新大中华区帅印无可挑剔的理由。

履新:中国市场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

《中国直销》:我们都知道中国直销市场面临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您为什么愿意接受大中华区总裁这样一个非常棘手的位置？

范家辉:确实，我之前掌管的东南亚市场已经是非常成熟稳定的市场，管理团队也相当有效，我几乎每天可以抽出半天的时间去打高尔夫或游泳，非常惬意。但是对于每一个渴望成功的直销经理人来说，中国内地都是一个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的市场，当公司高层给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当然也很兴奋，愿意接受这个伟大的挑战。我希望能够把内地直销市场潜在的机遇变成真正的机会。

现在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早上七八点钟就要和不同区域、不同部门的人沟通，开会开到半夜，还要面对每天500通以上的电子邮件，并及时给总部报备。这是一种我很熟悉也很喜欢的感觉，自己都感到年轻了好多。

《中国直销》:前总裁邱锦云辞职之后，如新(中国)的总裁位置暂时空缺，目前如新方面有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范家辉:就我目前负责的大中华区范围，台湾和香港市场都相对成熟和稳定，因此我有更多的时间来负责内地市场，因此如新(中国)总裁一职一段时间内都将由我兼任。对于未来，我希望能有一个土生土长在内地的人来执掌如新(中国)总裁的帅印。

《中国直销》:最近两三个月，包括您在内，如新在亚洲区范围调整了大量高层，似乎是一个统一的区域换血运动？

范家辉:从表面上看，公司的这一系列行动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误解，实际上这些调整的集中只是一个巧合。

最先做出动作的是日本市场，日本市场和中国目前的情况比较相似。因为从4年前开始，如新日本分公司总裁的位置就一直空缺，因此一直是由北亚区总裁Robert Conlee兼任该职务。今年公司终于找到Gary K.Sumihiro(原安利日本公司副总裁)担任日本公司总裁之后，Robert Conlee就退出了这一兼职。而如新大中华区总裁也因前总裁林克礼先生任期已满而空缺将近一年，因此公司在5月份调我任大中华区总裁。恰好这个时候，原如新(中国)总裁邱锦云先生因个人发展原因辞职，因此造成了这个看上去的“换血”假象。而我调离东南亚区之后，曾任如新东南亚区域市场经理的梅丽莎填补这一空白理所当然。至于台湾公司的周由贤先生，如新台湾公司在他15年的精心打理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市场也相当成熟，周先生先被调入总部成功发展部，将能够在更大范围发挥他市场拓展方面的优势，而让原菲律宾及马来西亚分公司总裁姜惠琳女士接任台湾公司总裁也就相当自然。

《中国直销》:作为新任如新大中华区总裁，如新总部有没有给您一个任期和阶段性考核目标？

范家辉:在如新公司，为了兼顾员工家庭生活，一般总部对于那些外派的员工都会有2～3年不同的任期。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的家就在中国，因此总部并没有给我一个固定的任期。

在业绩方面，我们公司经营理念的焦点在于怎么把公司变得最好而不是最大，从来不去硬要求增长多少比例。我们相信，最好和最大是因果关系。实际上这也印证了上面那个问题，如新公司从来没有仅仅因为业绩的表面波动而进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就我自己来说，我的任务就是将销售伙伴与公司管理层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设立更有竞争力的营销模式，为大家谋取更高、更稳定的收入，更有效地吸引更多新伙伴和顾客的加入。

市场:稳定压倒一切

《中国直销》:您担任如新大中华区总裁以来有什么动作？您最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范家辉:有句话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其实我们没有这样的概念。如新是全球化的公司，强调各区域市场产品、文化和目标的一致性，绝不提倡个人英雄主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保持稳定不要变。

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上任一个多月来，先是对香港、台湾市场进行了简单视察，目前一直在进行大陆重点市场的巡视工作。主要是思考怎么与销售队伍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更加了解大家的真正需要。

如果一定要一个答案的话，实际上，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学好普通话(笑)。

《中国直销》:对于获批直销业务的开展，有没有什么具体打算？

范家辉:如新是中国除雅芳外申牌企业中第一家获牌的外资企业，现在已经获批了200多位直销培训员。实际上已完成培训的人更多，但是需要向相关部门报备。目前我们已完成上海批准直销的8个区的服务网点建设，未来2～3个月将在上海、广东和北京全面提前建设服务网点。相应的，我们已经向北京和广东方面提交了相关扩大直销经营范围的申请。

邓小平先生原来提出中国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要一步一步来，我们如新直销也是一样，前面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就像国家当年设立深圳、珠海等特区时一样，我们现在在上海有了8个批准直销的“特区”，我们会从中获取全国经营和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直销》:如新会不会在产品方面给中国市场带来一些惊喜，以刺激市场的发展？

范家辉: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从1984年如新创立时的13种产品到如今的260多种，我们的产品一直保持了非常好的用户口碑。目前我们在大陆市场只推出了130多种产品，但我们并不急于快速推出更多的产品。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加强对销售人员的培训，让他们全面深入了解产品的特性和功效，尽全力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这就需要慢慢的学习，陆续把握产品优势所在，不能急于求成。我们绝不能为了卖产品而卖产品，而要真正了解别人的需求，再寻求能够给予帮助的产品。

《中国直销》:有知情者透露您的风格偏于硬朗，这是不是表示公司以后的风格会更偏于积极？

范家辉:我的个人风格其实不要紧，在如新，个性与公司作风是两回事，个人无法决定公司的决策。我们是一个有机、合理的管理团队，总是通过结合在一起做出的综合考虑找到大家的需求，然后求同存异。我经常给大家说，我是无知的，我扮演的是一个协调者的角色。

《中国直销》:据悉，大量如新经销商都对您的到来充满了期待，有没有什么可以带给如新经销商的利好消息？

范家辉:邓小平先生说过，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很符合我们的风格，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给广大经销商一个稳定发展的氛围，而不是五彩缤纷的市场刺激手段。

我认为，像一些促销手段会压制大家的专业学习精神，让大家疲于挖空心思想怎么在价格上得到利益，而忽略了真正竞争力的来源――专业精神。要提高业绩很简单，比如说打折、派送等活动，肯定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但这绝不是一个专业直销公司的正确做法。

我们的每一个市场不是来了就走的市场，我们有长期的期望所在。不要期望公司以改变获得发展，而要寄希望于对我们既有方式方法的彻底贯彻。

有人也许会说公司这种做法太保守。对不起，这样的人不是公司所希望合作的人。公司创始人罗百礼先生一直强调要我们“与好人为伍”，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对顾客的责任，没有对公司和事业长期发展的责任，这不是我们需要相信的对象。世界上的人很多，我们只需要认同公司产品、公司文化、公司目标的人参与。

现实:最大的对手是自己

《中国直销》:我们知道您近段时间一直在内地几个重要市场巡视，您对内地如新经销商的感觉怎么样？

范家辉:我曾经很幸福地在内地听到有人说，“如新公司的经销商是我见过层次最高的经销商”，我想，这一方面得益于我们公司的高品味、高要求定位，更得益于众多经销商的共同努力。就我亲眼所见，我觉得我们如新(中国)的销售人员的进取心非常强，很积极，不空谈，都是行动派。我走了一圈，对他们很有信心，很幸运能够与这样一帮优秀的人合作。

《中国直销》:您对近一年多如新(中国)业绩表现平平有什么看法？

范家辉:业绩不是我们中国市场目前的焦点所在，中国直销法律真正稳定之前的数字都不是需要重视的。我们提倡“健康直销”、我们独步“蓝海战略”，我们最大对手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只要保持我们自己更专更精，以后的发展指日可待。

面对像中国今天这样的市场，我们有一套“慢就是快”的理论。就像我们给杯子里面倒啤酒，如果倒得很急，结果很快就满了，但里面会有大量的泡沫，我们需要慢慢等泡沫散去再添加啤酒。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使用正确的方法，慢慢向杯子里面倒啤酒，虽然一开始慢了一点，但每一滴都是实实在在的啤酒，不需要遭受波折和返工，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结果。因此我们并不在意现在市场的业绩表现，而是关注于方法是否得当。

《中国直销》: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如新(中国)经历了一个销售队伍流失比较严重的时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范家辉:至于人才流失，这个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啤酒这个比喻，流出去的是原来的泡沫，然后最后我们才知道谁是我们需要团结的人。有的人迟早会被淘汰，在中国直销最关键的时候离开对公司来说是好事，有一个净化市场的效果。

未来:协会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直销》:近年来中国直销市场因政策环境问题持续低迷，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范家辉:中国直销市场绝不低迷，目前这种表面的低迷现象是所有直销市场从乱到治的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纵观国际直销市场，台湾地区在上世纪80年代也很乱，后来随着公平交易会成立，很多不好的公司被迫离开，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直销业才开始了蓬勃的成长;而那时的马来西亚也充满了数千家鱼龙混杂的公司，造成很大麻烦，规范后很快就只剩下了400多家，马上得到良性发展。就如新公司来说，在韩国、日本都曾遭遇这样的“低谷”，但事实证明这正是一轮新市场爆发的前兆。

就一般规律看，未来10～20年将是中国直销业的辉煌爆发期。

《中国直销》:作为一位参与了如新10多个不同海外国际市场开发的参与者，您觉得中国的直销环境与其他地方比较有何异同？

范家辉:如新已经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成功，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成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怎样适应各地区不同的环境，而主要是一些共性上的优势的坚持体现。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区别是人类一直追求更高层次的品质和生活。因此我们以此为目标提品和服务，当然拥有了成功的基础。

当然，中国直销业确实有其发展的大环境，管理方面主要是注重对销售人员的培训。

但中国市场更大的是市场潜力。就直销业发展一般的泰国来说，中国人口是泰国的20倍，如新(中国)的业绩是泰国公司的2倍。按照泰国的发展标准来看，中国市场将有10倍的上升空间。

《中国直销》:您怎么看待如新在中国直销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范家辉:老有人问我们怎么看待与其他公司的竞争，实际上我们业内公司之间其实没有这种看法。中国直销的二次发展才刚刚开始，我们讨论的是怎么一起做大这个市场，怎么争取一个更好的行业发展空间，怎样把这个行业带向更健康的发展方向。

《中国直销》:据说中国直销行业协会即将成立，您对行业协会的作用作何评价？

范家辉:我曾经是2届香港直销协会会长，新加坡直销协会理事，从2000～2006年连续7年担任世界直销联盟董事。

据我所知，如新(中国)将与其他6家获牌企业一起成为中国直销协会的创会会员，我们也会派出高管去担当一个重要领导职务。就我的经验来看，直销协会将对行业自律、树立行业门槛产生非常大的作用。

理念:顾客就是我们的老板

《中国直销》:据说，在决定由您主持如新(中国)工作之后，如新创始人罗百礼先生给中国区的部分销售精英致信表示，“范家辉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得如新的人之一”。您对如新的理解是什么？

范家辉:我对公司的理解首先来自于我们公司的使命:在世界各地凝聚一股善的力量，凭借酬报优渥的事业机会，不断创新的优质产品和充实积极的优良文化，赋予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力量。

由此而生，我们的目标就是找更多的好人，做更多的好事。罗百礼先生曾经跟我们分享，“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想的应该是我可以向谁提供帮助;每天睡之前，我要想今天帮助了谁？如果这一天我确实帮助了别人，那我才会安心的入睡。”我现在虽然每天只睡4个小时，但是我睡得很安稳很深沉，因为我每天都在帮助很多人。

如新公司是平衡经营的理念，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家庭幸福而不只是个人成功。我们有一句话叫:任何的成功都不能弥补家庭的失败。因此我们的专卖店在周日全部歇业休息，为的是给大家带来与家庭人员团聚的机会。

我们的营销理念是必须了解顾客的需求，把协调销售人员和顾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一直认为老板就是顾客，他们是真正为我们带来销售额和工资的人;为顾客服务就是为老板服务，因此我们绝对百分之百用心。

《中国直销》:7月1日是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作为一名香港人，在这样特别的日子履新如新大中华区总裁，您有何感想？

归家篇7

深夜，俯在窗边，聆听风雨的怒洪，心中的烦闷，夹在雨中，一起落下。懵然回首，才发现他已经离开我三年了，远在边疆的他，是否也在念望着归家之路。

倾听，梦的声音，是残酷，是现实，是倦人的！等到梦中一醒，才发现，梦，远不可及！梦，尽在我心；他，远在边疆！

在千万里，我寻找着。茫茫记忆中，想不清太多太多。曾有过，谁是谁的朋友，谁是谁的云霄。过去的仇恨，在你离开之际，已自私离开！

追寻你的足迹，耳边又响起凯旋的歌声。踏着海浪，逐着波涛，相信寻找最后，会有你归家的路途。一路走过，浮华的空虚肆意蔓延在心脏最脆弱的地方，时光将美丽的青春雕琢成水晶宫般奢华的回忆。

雨后，清晨，一丝阳光，断裂。心中的想往更是深不可及。痛苦，难忘，独自承受。

然后，痛苦在点滴中流走，滴滴答答。在寻找的岁月里，心里充满莫名的哀忧。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转眼间哀愁已成旧梦，随叶凋零。

才发觉，春风归来了。

时间太长太长。

天，清凉。春风，归家，路途。痛苦消失，因为在那归家的路上，出现了沉重的脚步，凯旋的歌声，壮士的回家之路。

他，归来了。痛，失去了。夜晚，依然打着风雨！却心中，充满了雨中的快乐，飞奔在雨中，欢乐！不再是梦。我的哥哥！回家了。

归家篇8

也许他们只是看不起一个小小的丫头，居然也能从西班子里来到这里。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大名鼎鼎的忠义侯府。

如果当年他们说起忠义侯府的小姐，她们就会知道那个柔弱的姑娘终于也变成了小姐。可是他们却根本就不知道，原来这些事情当中隐藏着那么多前辈之间的恩仇怨气。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说明自己的责任和愿望，那么是不是这一切都能够在放的花灯的那一天，把一切结果都解决了？

不是说千里迢迢舟车劳顿的要解决那么多问题，要走那么多的地方。

我想当时自然有很多人都想来到这里看我的笑话。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我认识一个叫做寒月的姑娘。那个姑娘天赋异能，他并非我族中人，却懂得太多的事情。

他和我多年前相识，交情甚好，如果我有难，他一定会来帮我。

以至于那些我的仇人，也是该算旧账的时候了。

就算不用他们说我也知道那些问题都是需要把握分寸的。这好像从来都没有掌管过家室的人都明白几分道理，我又怎会不知。

归家篇9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一位来自南非的建筑工程师，带着他独特的建筑理念和实践成果，让全球无家可归者看到了希望。

赫尼・波特斯驾驶着汽车穿行在南非开普省的曼德拉市内。放眼望去，周遭一片狼藉：成群的鸡、鸭昂首挺胸，旁若无人地踱着步子；赤脚的孩童在街道上奔跑、嬉戏；他们的父母衣衫褴褛，却面带亲切的笑容，从破旧的铁皮屋里探出身子，向汽车里的波特斯挥手致意。这个地区极少有白人的身影出现，更不用说价值不菲的小汽车，但赫尼・波特斯是个例外，他是这里的常客，因为他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越过一座小山丘，波特斯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一间造型独特的小屋随之映入眼帘。小屋门口倚靠着一位身材瘦小的女士，她就是波特斯的首位“实验对象”。这位女士名叫盖特瑞德，今年52岁，和丈夫育有3个孩子。她没有工作，丈夫一个月只能赚到70欧元。他们一家长年住在一间废弃的建筑物里，四周是断壁残垣，头顶无片瓦遮蔽。直到有一天，一个白人走进他们“家”，对她说，他可以给他们建一间房――这个白人就是波特斯。他想要通过盖特瑞德向全世界证明，他的建筑理念可以帮助穷人从无家可归变为住有所居；他更想借此说服塞拉利昂、巴西、印度等国的政治家，采用他的建筑理念完全可以在国家预算的合理范围内为无家可归者建设家园。

今天，在南非仍有数百万穷人住在茅合、棚屋或者由铁皮、旧油桶和废木头简单拼凑起来的“房屋”内。他们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房屋四周堆满了垃圾，随处可见人畜的粪便。“有机构统计过”，波特斯说，“全球有近10亿人没有适宜居住的房子，其中有1亿多人是彻底的无家可归者。”

波特斯的建筑理念很简单用合成材料取代砖块和瓦块筑墙。在和他的首位“实验对象”盖特瑞德女士一家人达成一致后，波特斯用类似于塑料的、30厘米×30厘米的合成材料板块为这一家人搭建了一间40平米大的房子：首先浇铸地基；接着用可重复利用的合成材料板块筑墙，留下窗户和门的空位，提前设好管道和电线的线路，然后用混凝土浇铸；最后等待混凝土冷却成型。完工的房屋外形酷似摊铺，但里面一应俱全――有两间卧室、一间厨房和一间浴室。建筑这样一栋房屋完全不需要专业的建筑工人，妇女、老人、十多岁的孩子就可以完成――非常类似于能够轻松组合安装的宜家家居。整栋房子的造价不超过4000欧元，仅为砖瓦房的一半。

那么，波特斯又是如何想出这样一种建筑理念来的?实际上，波特斯本人就是合成材料领域的一名工程师。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爱动脑、好钻研。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大学毕业后不久，他就找到了一条致富之路：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太太向他抱怨，家里的浴缸太大、太深，根本没办法帮宝宝洗澡。最后，太太不得已找来了一只小水桶，才勉强替宝宝洗了澡。几天后，波特斯成功设计出一款可以和成人浴缸配套使用的儿童浴盆。之后，产品远销各国，波特斯也因此发家致富。

多年后的一天，波特斯坐在花园里砌一堵墙。看着一层层堆砌的砖块和一旁的泥浆，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这堵墙也太贵了吧?“一定有更好的办法。”他扔下手里的砖块，一屁股坐在半途而废的砖墙边，沉思起来。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最终波特斯成功找到了代替砖块和瓦块、价格更为便宜的合成材料板块。

归家篇10

孙安民少年时期，受家庭熏陶酷爱书画艺术。中学时代受教于北京四中霍廷显先生，并在北京市少年宫国画组师从马耀华先生，后转入西城区少年宫师从张艺辉先生。70年代末期，孙安民先生拜中国著名教育家、史学家、美术家、文学艺术家王森然教授为师，成为王森然教授的入室弟子，专工大写意花鸟画。1973年，他曾作为画家代表，应邀出席全国美术工作会议。多年来从政之余，孙安民先生始终坚持中国画艺术的探索，作品曾多次展览或发表。回归画坛后孙安民先生多次举办了个人画展，蜚声画坛。

时下宅男宅女颇多，孙安民先生将其小品戏称之为“宅画”：“相对于大尺幅的画作，宅画最大的特点是尺幅小，艺术情趣浓厚，适合在家庭中悬挂。宅画就是要从家庭出发，用艺术的手法歌颂生活，展现生活的情趣，同时进行美的创造。”

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孙安民对自己的创作有着清晰的定位，就是绘画应该为老百姓服务，要贴近百姓、贴近生活。为了准备此次展览，孙安民在创作中从个体的家庭出发，细细揣摩当代人的审美，希望让大众享受艺术，感受到家庭的温馨，他说，“家庭是最小的组织。中国文化传承往往也是以家族的形式体现，特别是在对于国学和中华文化的提倡，最重要的就是孝道。宅画创作的初衷寄托是对家庭和谐的美好祝愿，为喜爱艺术的人服务，用艺术的方式点缀生活，提高生活的层次，最终让艺术回归家庭”。

说起这些画作的灵感来源，孙安民笑着说：“全部取材于生活，表现老百姓身边美好的事物，以家为创作主题，简练、随性的创作体现出对艺术、生活、家庭的见解。”

艺术是什么？孙安民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艺术是创作、艺术是表现、艺术是对生活、对认识和认识观的超越、艺术是感动，艺术是生命的表达形式，是社会政治的表现和折射。艺术在改变着美，艺术在挣脱着传统唯美的束缚。一切的情感、情绪的波动，快乐与、苦闷与悲愤，无不是用笔墨表现出来，表现不是再现，如果没有表现，就构不成艺术，就远离了艺术。”

孙安民笔下的物象，皆与神通。或清润典雅、潇洒飘逸，或拙朴遒劲、华贵雍容，皆韵律酣畅，清纯自然。精神意境和笔墨情趣浑然一体的表现形态，对自然生命寄予、讴歌的审美情感，给人以深邃的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