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照门中女性形象研究论文

[摘要]：

“艳照门”因一个男人而起，却以对一群女人的喧嚣结束，本文绕开道德、隐私层面的争论，用网络媒介报道为文本，以女性主义角度关照整个事件，从报道角度和文本叙述两方面入手，试图呈现男权思想控制下的媒介在整个事件报道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认为在现代社会，即使貌似事业成功、地位独立的女星，也依然被传统忠贞观念束缚，其终极最大价值仍附着于家庭之中。

关键词：艳照门网络媒介男权主义女性主义女性形象

具有巨大娱乐效能的“艳照门”事件显然已经落潮，作为2008年初最具“震撼力”的“网络事件”，其从最初爆发极致的能量到现在的式微，让人不禁感叹，在一个“娱乐至死”时代，无论何种劲爆的新闻都显得“后劲不足”。当抛开“艳照门”的轰动效应和娱乐因子，仔细反思网络媒介的立场就会发现，整个事件的报道完全笼罩在男权社会的语境下。

一般认为，女性被视为附属是在所谓的“前现代”社会，女性的价值和出路最终体现在家庭。与此相伴，“贞操至上”是对女性的基本道德要求，而一旦“失贞”也就失去了全部。但作为两性的另一极，男性根本没有所谓“忠贞”的顾虑。确切说，“忠贞”本来就是为女性量身定做的。艳照门的主角陈冠希又一次成为此观点的最佳注脚，其仅以一个“真诚”的道歉就轻松抽身而去，相反，那些身陷其中众多女星却久久不能脱身。

众所周知，艳照门所涉及的女星几乎都事业有成，但在媒体的话语体系里却完全被剥夺了作为职业女性应有的独立性和思想的自主性。“实际上，这是一个惊人的证明，即性别结构异乎寻常地独立于经济结构。”[1]女星们即使事业如何成功，也不足以使她们的形象避免在整个社会“男性中心”无意识心理下的扭曲和变形。

那么，媒体是如何一步步建构了这样的舆论场？本文以标榜最具平等性的网络为目标，从主流媒介报道此事件的角度及文本内容分析两方面入手，试图从媒介“塑造”的女性形象揭示男权社会心理结构下媒介语境话语体系的“平等”本质。

对媒体报道角度的分析

应该承认，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当下，网络已经形成某种话语霸权，“大众媒介又具有建构社会性别意义或模式的功能，媒介对社会规范、角色、等级和制约的种种描述,常常会内化为受众的一种社会期待，最终会影响受众的性别意识和行为。”[2]而“议程设置的基本内涵是大众传媒对某些问题（议题）的特别报道倾向和力度（显著性和重要性）将影响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认知。”[3]毫无疑问，网络媒介对艳照门事件的“议程设置”也影响着受众对整个事件的把握。媒介在对不同主角报道的语言建构方面无不渗透着“男性中心”无意识，而这些潜意识无形中深刻而明显地影响着受众接受信息、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取向。

以下是笔者在4月1日对网易娱乐资料酷“艳照门最新新闻”的统计：[4]有关张柏芝的报道共18篇，除三篇谈到张的工作（其中一篇还涉及谢霆锋），其余15篇均为张柏芝家庭和婚姻的报道，但在涉及陈冠希的38篇报道中，除直接关涉与艳照门事件外，有关其感情生活的只有两篇。从统计不难看出，媒体关注男女艳照主角的侧重点很不相同，陈冠希需要负责的仅仅只是艳照本身,诸如到警察局录口供之类,而张柏芝被关注的重点却是她朝不保夕的丈夫和家庭。也就是说，媒介关心的并非是艳照事件对张柏芝可能造成的伤害，而是将重心放在她失去或即将失去在家庭中的“地位”。

当网易调查“谁是此次不雅照事件最大的受害者？”时，艳照门的绝对主角陈冠希“意外”被“边缘化”，关注率仅为12.0%。而张柏芝和钟欣桐却分列风头浪尖的一二位，分别为35.0%和25.0%。陈备受责难的原因集中在其行为对整个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的不良影响上，也就是说，媒体对他批评的落脚点是在道德层面，而这恰恰反证了男性对公众的影响力。相反，对于女性来说，除了“伤风败俗”，她们“暂时”还没有资格影响大众。或者说，大众对女星的“愤怒”更多集中在所谓的“受骗”感觉上。

对此，媒体重点选择了张柏芝的婚姻生活进行报道。有意无意间，众多媒体将其塑造成一个应为自己“不检点”行为承担付出应有代价的不忠的妻子,一个被夫家嫌弃、唾弃、并即将被抛弃的可怜女人,似乎她应该做的只有努力博得丈夫和婆家的原谅。对于张柏芝作为女人因此遭到的伤害、承受的痛苦，媒体却极少提及。在如此语境下，似乎张柏芝的首要问题就是应当竭尽全力去维持家庭，她根本没有资格为自己痛苦，就算有也只能是因此给家人造成伤害而痛苦，如果张柏芝此时还考虑自己的事业，那就显得“奢侈”和“让人不能理解”。

媒体在塑造了一个“不忠的”妻子和“受害的”丈夫后，自然对张柏芝和谢霆锋的婚姻开始“说三道四”。从来自新浪的《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的三大理由》等新闻可以看出，就算当事人表现出两情相悦及感情和睦，媒体也是以一种“意外的”口气来表达，力图在“不动声色”中透露当事人之间岌岌可危的关系。

媒体更通过“回放”女星恋爱史的手法，用或明或暗的态度表达她们今天的“下场”事出有因。媒体在一一列举张柏芝婚前交往过的男子，目的就是要将谢张“金童玉女”婚姻的破产归于张柏芝。而《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的三大理由》、《传麦浚龙父亲反对阿娇入门》等报道标题表明，[5]女星们失去了“贞节”，也就失去了嫁入豪门的“天然”权力。与此形成对比，《陈冠希绯闻女友身材PK战》等报道在细细列举陈冠希众多“绯闻女友”的同时，却津津乐道的是她们身体各个部位的比较。[6]这种赤裸裸的评说无疑是握有话语权的媒体所隐含的男权思想的一次大暴露。

由上表可以看出，无论是从事件的肇始、中间的“核弹效应”、还是到四月中旬新闻价值的衰退，媒体的报道都是一个思路，即对男女两性采用完全不同的叙述向度。媒体对陈冠希除一些事实报道外（艳照的不断升级绕不过男主角陈冠希），更多的还是对其行踪的跟踪及对陈今后事业的发展的猜测，诸如连篇累牍的有关陈冠希“进军好莱坞”的消息不断暗示陈“换个地方仍是好汉一条”。至少从报道的语境来看，事件本身的“桃色”特征对陈冠希感情生活影响甚微。可以看出：艳照对陈冠希的影响大不了是退出香港娱乐圈、进军好莱坞而已。但对于涉及艳照门的女性来说则远没有如此幸运，在媒体形成的舆论场里，深陷丑闻的女星们尽数“折戟沉沙”，无论在事业还是生活都遭遇重大挫折。

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男性可以利用“隐性”的性别优势“成功”转移公众的关注焦点，而女性则要用婚姻等方式确定自己在社会、世俗和公众中的形象，从而才能获得社会公认的“价值”。

叙述文本内容的分析

对艳照门事件的报道，媒体的男权性别结构意识不仅表现在报道角度方面,还鲜明地表现在报道文本上。

纵览2月1日到2月13日媒体报道标题：《传谢霆锋张柏芝闹婚变》（2月1日）；《港媒爆柏芝再度怀孕留住婚姻》（2月3日）；《传张柏芝婚变情绪崩溃谢霆锋已摘除婚戒》（2月5日）；《传谢霆锋怒扔婚戒张柏芝跪求原谅》（2月11日）；《港媒爆张柏芝搬家避风头锋芝签署分局协议》（2月13日）等等，[8]标题中相隔出现的“传”和“爆”透露出新闻真实性的暧昧性。媒体在巧妙推卸道听途说责任的同时，为吸引眼球不惜用传言架构已经预设的事件取向。

更重要的，谢霆锋被媒体塑造成为一个受到“侮辱”的丈夫，而对于处于同样地位的陈冠希女友杨永晴来说，报道的价值取向耐人寻味。笔者选取2月14日、15日两天的报道标题，其对比之下的用心一目了然：

2月14日《新快报》：《陈冠希与女友波士顿逛街》、《传谢霆锋张柏芝签分居书》。[9]

2月15日《新快报》：《陈冠希与女友齐度"情人劫"》、《传柏芝被逐出谢家》。

通过媒体,受众明显可以感到，陈冠希与其女友的感情基本没有受到事件的冲击，甚至事发后俩人还更加团结。陈冠希和杨永晴的“相拥而泣”似乎让艳照门事件演变成他们二人爱情的“试金石”，相对而言，张柏芝在媒体的叙述中显得狼狈不堪：“柏芝哭捡婚戒跪求”寥寥数字的副标题暗示出张柏芝为保婚姻丢去自尊的落魄形象，勾勒出张的处境，表露出媒体对谢家往后“动向”的强烈期待。真是相同的事件，不同的境遇。

我们在对陈冠希和钟欣桐道歉文本的解读中更可以发现男权思想的广泛影响。

对于陈冠希的道歉，媒体从现场氛围、服饰、时机、疲惫神态的描述，透露出对一个“弱者”的同情、表现出明显不过的体谅、理解甚至呵护倾向，大多数报道认为陈冠希因“真诚”得到了大众的原谅。其实，陈冠希得到“谅解”到底是因为“真诚”还是媒体的“偏爱”？很值得探讨。“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需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接受下来，无需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社会秩序像一架巨大的象征机器一样运转着，它有认可男性统治的趋向，因为它就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10]由此看出，陈冠希并不需要说什么，只要他稍作表态，大众就“乐于”很快原谅了他。从根本上说，陈冠希的“被原谅”其实是大部分人心中传统价值观在起作用，即不能因一个男人的“花花草草”而对其“赶尽杀绝”。用某位“大哥级”明星的话：这不过是每个男人都可能犯的错。尽管陈的错不是任何男人都可能“犯”得起的，但这并不会阻碍男人们很快原谅他，其实，只要男人原谅了陈冠希，也就是这个社会原谅了陈冠希。

新快报2月24日甚至引用网友的话作为总结“陈冠希大获全胜，成功挽回舆论，实为成功的危机公关教材；相反，阿娇惨当炮灰，失去同情分。”事实也如此，据某门户网站的调查，将近60%的网友接受陈冠希的道歉，而阿娇（钟欣桐）却被更多网友痛骂为“虚伪”。

相反，钟欣桐“很傻很天真”的道歉惨遭媒体和网友的“修理”，表面上阿娇遭到“痛斥”的原因是犯了一个技术层面上的应对危机的公关错误，但问题真有如此简单吗？“统治是平稳的、弥漫的深深的作用于人的身体和灵魂，以至实施统治的人（男人）或遭受统治的人（女人）都浑然不觉，‘男性中心无意识’让人无一幸免，甚至连反对它的人也不例外”[11]作为一直以“玉女”形象示人的钟欣桐只不过想用这样的词语保护自己而已，希望还能用“玉女”式的语言替自己辩护。“女孩应是听话、顺从、纯洁、文雅、拘谨的，她们应该玩一些温和的游戏并喜欢室内活动，相反，男孩在性别上应该是主动的，易于炫耀其体力，要培养其对领导权的与生俱来的感觉。”[12]钟欣桐用“很傻很天真”表明自己没有达到“听话、顺从、纯洁、文雅、拘谨”的要求，她把自己的行为归为“无知”的潜台词是，如果当时不是“无知”，她就可以做一个“听话、顺从、纯洁、文雅、拘谨的”的女孩，从而也就能顺应大众和世俗的要求。但不幸的是，曝光的照片早已超越了世俗对“良家女”要求的底线，更不用说所谓的“玉女”了，即便是她服饰、言语、神态契合所谓“真诚道歉”的氛围，世俗对女性的偏见和苛刻都已使她回天乏力。

“女人被视为一个否定性的实体，仅仅由缺陷来确定，其特征本身只能通过一种双重否定得到确认，表现为受到否定或被战胜的罪恶或微小的邪恶。因此，一切社会化作用倾向于对女人实行限制，这些限制全都与被视为神圣的身体有关，应被纳入身体的配置之中。因此，年轻女子将女性的生活艺术以及精神与身体密不可分的端庄举止的基本原则内心化。”[13]也就是说，大众的玉女情结由来已久，“‘玉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男性量身定做的虚拟形象，只要男人存在，这个虚拟形象就有市场，但艰难维持这个形象的结果是最终崩盘，‘玉女之死’成为逃不开的无奈结局”。[14]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娱乐至死”的时代，大众的“感觉”不仅不能得罪，更不能欺骗，当以前的“玉女”变成了“欲女”、当“清纯”的外衣下居然是肆无忌惮的“玉体横陈”，那么“愤怒”的大众和媒体就会毫不犹豫地用“撒谎、虚伪”的词语将其“逐出”百般呵护的乐园。表面上看，激怒大众的是“虚伪的玉女”，其实，大众无意识中维护的是陈腐的道德。钟欣桐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不食人间烟火，“冰清玉洁的玉女”压根就是很多人一厢情愿的臆想，而一向我行我素的张柏芝也被媒体用“休妻”这一明显暗示婚姻不平等的词语打入道德“地狱”。也就是说，无论你是“青春玉女”抑或“街头太妹”，如果“红杏出墙”就会“万劫不复”。

结语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男女之间的统治关系建立在整个社会空间和次空间中。”[15]而这个“次空间”包括被认为是标志“一个民主与平等时代到来”的网络，仅从此事看，网络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真正给女性带来一个平等的舞台。

可见，不论标榜多么平等的媒体都不能避免“男权中心无意识”思想的控制，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一直被潜在的传统忠贞观表述和塑造着。女性作为父权制社会的产物，其自身的觉醒、批判与自我批判意识的缺乏的确值得深思。

[注释]

[1]《男性统治》（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海天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113页。

[2]郭培筠，《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2卷，第1期，第80页。

[3]李莉张咏华，《框架建构、议程设置和启动效应研究新视野》，《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3期，第6页。

[4]4月1日以前的有关新闻，此段时间艳照门事件处于回光返照之际。

[5]新快网，《八卦阵/金钱豹•福彩》2008-03-07。

[6]网易娱乐频道2008-01-3120:01:14。

[7].腾讯娱乐2008年4月7日－4月17日

[8]辽一网《张柏芝谢霆锋“艳照门”事件发生至今全纪录》2008年05月17日15:43

[9]新快网《新娱乐•焦点》2008-02-14

[10]《男性统治》，（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海天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8页。

[11]《男性统治》，（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海天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244页。此句出自书中收录的克里斯蒂安•戈丹评论此书的文章《当他让妇女摆脱束缚时！》（法国《玛丽安娜》杂志，1998年8月31日），他引用了布尔迪厄先师关于“统治”的论述。

[12]《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汪凯、刘晓红译。米歇尔•马特拉斯：《女性与文化工业》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509页。

[13]《男性统治》（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海天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34页。

[14]凤凰网，《艳照门当道、玉女已死》2008年4月18日。

[15]《男性统治》（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海天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