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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出现的历史条件和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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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蒲松龄逝后,《聊斋志异》仅以抄本的形式低效传播,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才有了青柯亭刻本。青柯亭刻本出现的历史条件主要有:乾隆初年,《聊斋志异》已在山东有了较高的知名度,传抄的活跃度也超过以往,进而通过士绅官员传播至省外;至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流布至刻书业重兴的江浙一带,引起强烈反响,并吸引了刻书家的注意。青柯亭刻本出现的动因则是官员赵起杲的个人努力和刻书家鲍廷博及同道中人的支持。

关键词:《聊斋志异》;青柯亭刻本;历史条件;动因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文言小说之冠冕,三百余年来盛名不衰。但此书在蒲松龄逝世之后的五十余年时间里,仅以抄本的形式低效传播,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才出现了初刻的青柯亭刻本。本文就青柯亭刻本出现的历史条件和动因作简要论述。

一、《聊斋志异》初刻本出现的历史条件

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固,清政府在实施文化高压政策的同时,也不放弃以怀柔政策笼络文士,在国家层面推行“尊孔读经,崇尚儒术”,提倡实学,同时由政府主持修纂总结性的各类大型丛书,如康熙朝修《古今图书集成》《明史》,乾隆朝修《四库全书》。这些大型丛书和史书的修纂,主观上有昭示王朝正统、搜检天下图书、牢笼天下文人才士等目的,客观上对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总结和梳理,促进了传统学术的发展。在这种大背景下,私人刻书业,尤其是江南私人刻书业在一度被打击之后,也获得了再次发展的机会,私刻书坊大量出现。杭州鲍廷博、卢文昭、陈春,嘉兴陆炬、马俊良、蒋光煦,湖州陆心源等,都是比较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这为《聊斋志异》的初次付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期山东私人刻书却仍以家著诗文及学术论著为主,书坊则是成绩寥寥,从顺治至乾隆,即便济南府也是“坊刻却无一种”[1](P.254)。从这个角度看,《聊斋志异》初刻本刻于江南并非偶然。同一时期,《聊斋志异》抄本的传播逐渐活跃。在蒲松龄生前仅闻名于淄川、济南一带的《聊斋志异》,通过士林文人的传扬,渐渐地在整个山东名气益大,有心一睹为快的文士官绅所在多有,至乾隆五年(1740)蒲立德作《〈聊斋志异〉跋》时,已“人竞传写,远迩借求”[2](P.32)。赵起杲青柯亭刻本《弁言》则描述了乾隆十一年(1746)之后的一些情况:丙寅冬,吾友周子季和自济南解馆归,以手录淄川蒲先生《聊斋志异》二册相贻。深以卷帙繁多,不能全钞为憾。予读而喜之。每藏之行笥中,欲访其全,数年不可得。丁丑春,携至都门,为王子闰轩攫去。后予官闽中,晤郑荔芗先生令嗣,因忆先生昔年曾宦吾乡,性喜储书,或有藏本。果丐得之。命侍史录正副二本,批阅之下,似与季和本稍异。后三年,再至都门,闰轩出原钞本细加校对,又从吴君颖思假钞本勘定,各有异同,始知荔芗当年得于其家者,实原稿也。癸未官武林,友人鲍以文屡怂恿予付梓,因循未果。后借钞者众,藏本不能遍应,遂勉成以公同好。……[2](P.8)这篇《弁言》提供了许多《聊斋志异》抄本传播的信息:1.据民国《莱阳县志》卷三“人物”和“艺文”记载,周守一,字季和,号分岳,乾隆十年(1745)进士,曾任四川南郭知县、济南府教授[3](P.837,PP.1492-1496)。《弁言》虽未指明周守一抄自何本,但不应似济南朱氏这样的世家大族,否则周守一和赵起杲自会明言。由此可推测至乾隆十一年(1746)时,《聊斋志异》在济南一带的传抄已经比较广泛了。2.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聊斋志异》通过郑方坤传至福建,且为距手稿较近的抄本。郑方坤,字则厚,号荔芗,福建建安人,《清史稿》《清史列传》、民国《建瓯县志》均有记载。袁世硕先生据杨士骧《山东通史》认为郑方坤“从乾隆四年(1739)起,先后官山东登州、武定州、兖州四州知府,长达十六年”[4]。在这一时期内,郑方坤有从淄川蒲家借抄《聊斋志异》手稿或副本的可能,但是应该在蒲立德作《〈聊斋志异〉跋》之后;在卸任兖州知府后,郑方坤将《聊斋志异》抄本带回福建。3.乾隆二十二年(1757),《聊斋志异》两册抄本通过赵起杲传至北京。4.从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乾隆三十年(1765),赵起杲官杭州府武林县和严州府期间,《聊斋志异》广受江南读者欢迎,“借钞者众”,这可与鲍廷博《刻〈聊斋志异〉纪事》“严陵距杭三百里,借书之伻尝不绝于道”[2](P.25)之言相印证,同时表明《聊斋志异》首次进入刻书家的视野。从传播的角度,结合蒲立德《〈聊斋志异〉跋》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乾隆初年,《聊斋志异》已经在山东有了较高的知名度,传抄的活跃度也超过以往,进而通过士绅官员传播至省外;至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流布至南方的福建、浙江,引起强烈反响,并吸引了刻书家的注意。这为青柯亭刻本的出现准备了基本的条件。

二、青柯亭刻本出现的动因

历史之铸成,往往基于必然大背景下的一个偶然机遇。当年蒲立德翘首期待的传昌黎文之欧阳修、扬徐文长之袁宏道,终于在乾隆十一年(1746)出现———即与蒲松龄同为山东人,有着同样的爱好,同时有机会到江浙为官,又有经济条件刻印《聊斋志异》的赵起杲。赵起杲(1715~1765),字清曜,号荷邨,山东莱阳人。民国《莱阳县志》卷三“人物”云其“屡试棘闱不第,援例拣发闽省以知县试用”,后来因长于所治逐渐得到重用,历任福建连江、古田知县,浙江杭州府总捕、同知,严州知府“;性甘淡薄,食尝一豆,衣无重袭,服官十余年,囊橐萧然,任古田时亏款万金,鬻产始补。”[3](PP.938-939)朱睦卿《书传四海版刻严陵———赵起杲和青本〈聊斋〉》根据赵氏后裔所提供的《天水赵氏族谱》,了解到赵起杲出身莱阳官宦世家“,天性孝友,宅心浑厚,勇于为义,遇人一以信诚,而足以察理,故乡党宗族,咸推重焉”[5]。由是可知,赵起杲与蒲松龄在性格和志趣方面多有相合之处,因此在好友周守一从济南抄录了两册书稿送给他之后,他没有像一般的官僚士绅那样仅将《聊斋志异》作为消遣读物,而是在深思细读之后大有戚戚之感的同时,更对是书的社会价值和极高艺术水准有了深切的认识,这是他下决心刻印《聊斋志异》的根本原因。因此这个曾鬻产弥补亏空的赵起杲,从乾隆十一年(1746)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不惜代价,历十七年着意收集全本,并加以初步的择选和校对,完成了刻印青柯亭刻本先期的文本准备。除此之外,在江浙私人刻书业重兴的背景下,青柯亭刻本能够出现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赵起杲的刻印努力得到了藏书家、刻书家鲍廷博的鼎力支持。据刘尚恒《鲍廷博年谱》“: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渌饮,又号通介叟、得闲居士等。”[6](P.2)祖籍徽州,生于杭州,出身于“贾而好儒”的商人家庭。初时勤学应举,也喜刻书,早在乾隆十年(1745)十八岁时,即刻印好友锁冯普《古今姓汇》两卷。后接连两次应举失利,遂绝意仕进,在熟读典籍的基础上,专注于搜集、校订和刻印图书,且并不以营利为目的。一生刻书不下三百种,其最著名者就是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知不足斋”之名开始校勘并刻印的《知不足斋丛书》。而在正式帮助赵起杲刻印《聊斋志异》的乾隆三十年(1765)五月之前,他已经至少刻印和抄校了二十种图书。关于鲍廷博“怂恿”赵起杲刻印《聊斋志异》事,赵起杲《弁言》和鲍廷博《刻〈聊斋志异〉纪事》均有描述。从《弁言》“出赀勷事者,鲍子以文”[2](P.8)和《刻〈聊斋志异〉纪事》“清俸不足,典质以继之”[2](P.25)可知《聊斋志异》初刻时,二人通力合作,主要出资人为赵起杲,鲍廷博大概提供了刻印设备和其他相关条件。限于木刻印刷的技术水平,赵、鲍都付出了不菲的前期投入。乾隆五十六年(1791),纪昀请旨换写《性理大全》,“以每册二、三万字计算,写价已六、七两,加以纸价装潢,须八、九两方换一册”[7](PP.2271-2272)。这是抄本之价,刻本则翻倍,当然私人刻书的工价会比官刻略低。如此推测,赵起杲刻一副五十余万字的《聊斋志异》书版至少需三百两银子,再按当时书板印刷一次的承载能力大概是五十到一百部算,各种物料开支还需几百两,再加上工时、食宿等费用,总计不会少于一千两。这还没有将负责校雠的杭州著名文士余集(字蓉裳)、赵起杲胞弟赵起杭(字皋亭)、“郁佩先”和负责刻印事物的“陈载周”等人的酬劳计算在内。但是赵起杲在严州知府任上,一年的俸银加上养廉银大约不会超过两千两[8](P.552),除了养家糊口外,又要支付师爷、青吏工资和日常办公费用,即便再节俭,一年下来,恐怕也没有什么结余。而从民国《莱阳县志》云“衣无重袭,服官十余年,囊橐萧然,任古田时亏款万金,鬻产始补”看,赵起杲并无什么积蓄,反而曾因任上亏空致典卖家产。因此鲍廷博所谓“清俸不足,典质以继之”和其在青柯亭刻本“文题”中所云“请倾敝箧质书画,亟进良工命梨枣”[2](P.37),并非虚言。不幸的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五月,在公事繁忙和长期体弱多病的双重困扰下,赵起杲在刚刚刻好十二卷之后不久,便因中暑热而逝。其在逝前,曾嘱托鲍廷博“取四卷重加审定,续而成之”[2](P.25),与之同心的鲍廷博果然不负所托,于年底便将剩余的四册全部刻成了。嗣后,鲍廷博、余集、王承祖纷纷题辞致意,既为奇书之刻成,也为传扬赵起杲之功。赵起杲府衙后院的“青柯亭”,自然也就成了《聊斋志异》传播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标记。总之,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之所以能刻印成书,首先离不开前期抄本传播的活跃和江浙私刻书坊的重兴,其次与赵起杲的刻印决心和实际努力关系甚切,当然也少不了刻书家和同道中人的支持。要知这一时期,清王朝在文化政策上仍然采取严格控制的策略,赵起杲、鲍廷博等人仍是冒着一定风险的。青柯亭刻本是《聊斋志异》初刻本,是仅去除个别有碍时忌篇章的全本,稍后的其他刻本皆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如山东王金范所刻仅是选本,且品质芜杂。因此,青柯亭刻本在《聊斋志异》的传播和接受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一个版本。赵起杲、鲍廷博是《聊斋志异》的优秀读者,更是为力甚大的传播者,他们开创了《聊斋志异》传播和接受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唐桂豔.清代山东刻书史[D].济南:山东大学,2011.

[2]各本序跋题辞[A].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张友鹤,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梁秉焜,等修,王丕煦,等纂.民国莱阳县志(卷3[)M]//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4]袁世硕.谈《聊斋志异》黄炎熙抄本[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5]转引自:朱睦卿.书传四海版刻严陵———赵起杲和青本《聊斋》[J].蒲松龄研究,2005(4).

[6]刘尚恒.鲍廷博年谱[M].合肥:黄山书社,2010.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8]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作者:郑炜华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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