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粮价上涨审视粮食安全

近一个时期国际粮价涨速过快引起全球广泛关注。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虽然较好地抑制了粮价过快上涨，但对国家粮食安全的隐忧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笔者认为，应审慎应对粮价上涨，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粮价上涨并不可怕

受诸多因素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呈下降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粮价低而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种粮收益差。据我们调查，在湖南，*年，早稻生产成本达到了每担68．3元，中稻生产成本每担达到了64元，晚稻生产成本每担在70元左右。在上市收购旺季，每担利润在14元左右，农民种一亩田利润在100元左右，产量低的可能还要亏本。毋庸置疑，粮食生产直补政策推行之初，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但近些年粮食生产直补的功效已被农资涨价所淹没，加上粮价过低，收益与劳动成本的不对称，农民除满足自我口粮需求外，不愿多种，现在种一季稻的农户越来越多，抛荒现象有增无减。

粮食安全首要取决于农民提供粮食的商品量，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尤为重要，而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保持，最终要依靠种粮收益的持续增加来维护。应该说，粮价上涨对农民绝对是利好消息，把粮食价格放开，给粮食合理的市场价格，才是对农民最大的补贴。政府千方百计希望农民增收，而农民有了增收的机会，何不就势让农民得利呢？政府为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给予适当补贴，这一政策导向是正确的。因为，农业毕竟是基础产业，现阶段也是弱势产业。笔者想说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采用的方式不同，激励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就算是给农民补贴，也不能简单地按田亩数量补贴，而应该按提供粮食的商品量补贴才合理。

粮价适度上涨，对工作在城市里的高中收入群体的影响，其实微不足道。真正需要政府照顾的，是低收入群体。只要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不下降，粮食涨价就无伤大局。面对粮价上涨，政府最应该作为的是补贴低收入群体。政府不应该、也没必要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给高中收入者额外福利。那样，看似公平，却有违公平分配原则。

现代粮食安全概念，不光指粮食生产能力和流通能力，也包含粮食质量安全和消费者足够的购买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消费安全关系着人们的消费心理预期和社会稳定。在市场竞争中，一部分弱势群体享有基本生活保障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也是社会应尽的义务。公共财政理应为他们埋单。建立粮价关联机制，随着粮价波动，补贴水涨船高。这不仅可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压力，还能稳定他们的消费心理预期，避免抢购、囤积，更有利于粮价走势平稳，确保粮食市场信号的真实性。

市场调控粮价更安全

有人认为，当前CPI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而食品价格上涨又是粮食价格上涨惹的祸，因为粮食是食品之源。自然，打压粮价就成为控制CPI、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笔者感觉这有失公允。粮食涨价，很多人会不适应。但不适应，并不意味着粮价不能涨，市场供求规律决定着谁该涨谁不该涨。过去粮食过剩，价格下跌，农民吃亏；如今受国际行情影响，价格上涨，刚刚抬头，就喊打压。换位思考，这公平吗？

面对粮价上涨，国内最熟悉的方法就是靠动用储备来调控粮价。其实，一定规模的粮食储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不仅应对大的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危机是必需的，还可以起到战略调节作用。但是，把运用储备作为调控粮价的杠杆反倒可能危及粮食安全。

目前我国条块分割的粮食储备体制，不仅难以形成统一监管，而且容易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使一些杂音干扰市场信号，造成人们难以认清市场真实面貌。是多了还是少了，谁也说不清。特别是轮储粮和托市粮的抛售，如果时机选择不当，在一定程度上会人为造成供求失衡。扭曲的价格信息就有可能误导粮食生产。当市场粮价偏低时，抛售轮储粮和托市粮，更会造成粮价走低，直接打击农民种粮积极性。当市场粮价偏高时，抛售轮储粮和托市粮，虽可以平抑粮价上涨势头，但给市场的信号似乎是粮食供应充足，农民会误认为粮食根本就不缺，种粮的积极性也就不可能高。要知道，缺失生产能力就没有根本意义上的粮食安全。

粮食这一特殊商品，其价格到底是由政府决定还是完全由市场形成？按经济学理论，在市场经济中，生产与价格之间能自然建构起一种负反馈的自调节机制。价格涨引起生产增长，生产增长导致价格落，价格落生产会落，生产落价格会重新涨。这个动态机制会使得市场经济系统的生产与需求相平衡，价格向着生产者最大盈利与消费者最小支出的平衡方向不断调整和发展。这种调节在局部和时段上可能会有一定偏差，但长期发展中是任何手段也替代不了的。因此，把本该由市场说话的价格问题交给市场来定，让市场调节出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效应，从而实现粮食安全。

粮食消费要走出误区

粮食转化能有效利用资源，充分满足消费需要，对维护粮食安全起着积极作用。但多样化的消费取向又给粮食安全赋予了新要求。在粮食转化问题上，当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误区。

过机转化。通过机械加工，丰富品种，提高品质，使精细化越来越高。而加工越精，营养成分就损失越多。过分精细食品的摄入改变了人们的生理机能，使人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变弱，体质反倒越来越差。受经济利益驱使，人们又往往不节制地追求粮食深加工。一方面加工需要增加成本，从而带来价格上扬，另一方面，低收入消费者又缺乏购买能力。当前国际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加工食品丰富而原粮短缺，二者的矛盾加剧。

过腹转化。通过养殖业，使粮食转化为肉食和动物奶，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生活质量。但问题是，一方面，对肉奶制品的过分依赖，导致富贵病越来越多，危害人类健康，增加巨大的医疗成本，另一方面，养殖业特别是工业化圈养，看来似乎是节约了耕地，但对耕地和水资源的掠夺远远大于种植业本身的代价。现阶段，由于工业化养殖过分膨胀，我们在玉米等品种上对国际市场依赖度较高的现实是难以改变的，过分依赖国际市场潜伏着巨大风险。同时，在一些地区，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也是毁灭性的。因此，保持膳食结构均衡的消费取向，对粮食安全极为重要。

生物转化。通过生物工程，使粮食转化为生物能源，这对节约不可再生资源缓解能源危机起着辅助作用。但新一轮世界粮食危机给生物能源敲起了警钟，用粮食开发生物能源是否代价太大了？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用粮食制作生物能源，应坚决叫停。

此外，替代消费也是我们要关注的倾向。越来越多的人，从美容保健的角度出发，追求用果蔬代替主食，虽然直接节约了粮食消耗，但这不仅对自身造成伤害，而且经济作物占用耕地对土地性质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用基本农田开发经济作物理应慎重。自然和人类生存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五谷杂粮的地位是任何东西所替代不了的。

粮食消费的误区，直接或间接地威胁粮食安全。粮价过快上涨，在某种程度上，是消费误区直接或隐性地发挥了作用。走出引导消费的误区，让粮食消费回归自然，应当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