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权力管理论文

［内容提要］关系是一种资源，因为掌握某种关系资源而可能在一定局面中处于支配地位，拥有相当的权力，对于加入我们这个社会时日不久但颇具影响的力量——大众媒介而言，究竟它是如何调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关系来获取自己的权力、始终是一个并不明确的问题。特别是在考虑权力的必然取向——利益时，媒介又是在如何维持着自身的生存，或者背离传播的初衷，同样是个令人注目却又含混的话题。本文利用米歇尔·福柯等人的观点，通过5个层次分析，来澄清权力的概念，揭示大众传媒权力产生的关系基础，描绘媒介权力的形态，指出媒介运用权力时的问题以及提出我们可能的对策，以期对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权力运用的合理化提供一个清晰的背景。

［关键词］大众媒介权力解释话语基础异化平衡

法国政治学家阿历克谢曾对大众媒介作过这样一番描绘：媒介就像一双充满权力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生活，这形象地揭示了目前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当人们日渐依赖大众传媒与其生存环境建立关系的过程的同时，权力因素正活跃于人与媒介无法回避的联系之中。究竟权力的运用对于新型传播关系中人所应有的传统利益会意味着何种的建设性或是破坏性呢？此种关注构成了讨论的缘由，也构成了任何判断最基本的价值依据。

权力的解释

鉴于权力概念在今天命题中的中心地位，首先对权力内涵作澄清也就显得尤为必要。这里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力图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阐释所得以凭借的角度。以科尔曼在其《社会基础理论》一书中构筑的“信任—权威”模式为例，传统的权力分析观通常将权力视作个人基于利益的权衡由信任（尽管在具体个体上并不总表现如此）而出让对自身一定行动的控制所形成的外部管理约束机制，群体是其所强调的惟一可能生成的环境（绝对个体常常被视为绝对自由的）。人们习惯于接受该种提法，的确，从“社会—政治—法律”的维度考虑，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现行社会构架下政权机构、司法部门、领袖人物（直至最微观的权力环节）存在的合理性。但正如在解释“物质”概念时，仅仅描述“煤”的个性特征是不够的一样，权威图式在解析权力问题（某种程度也是核心问题）上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权威模型只是权力有限的表达形式，它对权力形成的特定场合有严格要求（它规定权力双方在某一层次的明确差异和相关），当然也就难免局部的分析方法面对权力关系领域广泛而又频繁的现象时，难以应付。暂且不论纯粹暴力形式下强制性的力量对比，因为此时已无任何信任可言；即使是在和平条件下，一经形成的权威也往往具有超越协议的独立特权，某种程度上有无转让权力的约定已不是至关重要。当权力双方的形势重新调整之后（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新情境下的权威又是如何被显示的？对此，“信任—权威”的单链图解所做的应答是不及时的，反映也是不深入的。其次，由权力的出让或是放弃而产生权威的表述，不免具有同义反复的嫌疑，因而对权力的剖析是不彻底的，况且“出让”一词太容易使人联想到实体的本质的权力物质或能量正在人们之间传递着，积累着，并借此角逐出权威，从而导致人们将兴趣集中于“何为权力”的追问上，但最终类似于“什么是人”，“什么是道德”等问题一样，权力终因“问”的困难陷入无法解答的沉默。

米歇尔·福柯非传统的思维及时为权力的分析打开局面，为讨论得以继续创造契机。当人们还在固执地将权力视做获取、把握或分享、让渡的某物时，他却指出：“权力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种确定地赋予给我们的力量，权力是人们为特殊社会中的复杂策略境遇所取的名字。”基于权力的唯名立场，福柯将分析视点完全从权力自身的絮语转向对权力具体实施场景的考察，这使我们得以摆脱语义上的纠缠，从而引起方法论的变革。至此，权力概念的轮廓方才变得明朗起来。

福柯首先将权力认定为多重力量关系，这些关系是它们（指这些关系）借以在其中起作用并构成它们自己组织的那个领域所固有的，权力成为各种力量关系最终运用的战术。在水门事件中，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究竟会对总统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但从最终结果看，在促成总统辞职的各种压力中，媒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原因在于媒介对事件的参与及由于他们的参与所引发的一系列复杂关系，即局部事件的公众化，而这种公众化也许恰恰是置总统于不利的环境中，因为其在选民中的威信，其在维护社会成员共同价值观念中所应承担的义务，以及在党派之争中的地位都将会因为媒介的报道发生改变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毫无疑问，总统因其自身行为问题，在各种关系的综合评价中必然处于劣势，媒介却因掌握调控和公开这种力量对比关系的能力而处于优势。某种意义上，媒介此时掌握着总统的命运，权力也就自然成为整体关系综合较量后对优胜者支配作用名义上的肯定。

福柯随后强调，既然权力是力量关系，那它就不是落入个人或集团手中而区分从属关系的东西，而是流通于权力网络行动着的东西。福柯意在表明：“从对肉体运动作最为精妙的协调的戒律到构成了陈述的最宽泛的规则都有权力的散布。”然而“权力关系并不是外在于而是内在于其他各类关系”。只有在对各类关系的调度、利用和实施中，权力才以整合的外化力量呈现出来。可以想见，同样是水门事件，倘若媒介自始至终超脱于事件之外的话，纵然各种关系已是昭然若揭（正如总统自己事先预料的那样），媒介终究不可能构成压力之源。说得更确切些，只要总统游离于与媒介可能的关系之外，那么对尼克松而言，媒介就不可能是个现实的压力，因为毫无关系基础可供媒介凭借。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能够梳理出对权力的基本认识：实施着的多重力量关系。这为顺利地解构当前的命题提供了出路。大众和媒介作为我们关注的双方，它们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成为考察媒介权力形成、运用过程的要素。围绕这一点，媒介如何利用各种关系实施权力，媒介权力形成的关系基础，媒介运用权力出现的问题以及对媒介权力的反思决定了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权力的话语

在媒介权力相对于大众权力更具普遍性的条件下，辨明媒介实施权力的方式即特殊形态是认识媒介权力的首要步骤。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报道山东临沂假种子案，反映山东某种子销售部门，为谋取暴利，置国家与农民利用于不顾，掺假贩假。画面真实记录了整个制假过程，记者也对事件主要责任人的领导身份提出质疑。无论是内容的选择，编排秩序，还是符号语言的表述都体现出制作者的主观断定和评价，区别于法律对肉体的制裁，政治对利益的剥夺，媒介是在“述说”之中完成权力的实施。而将权力引入话语，在媒介所依赖的符号系统中不难找到根据。

文字、声音、图形是大众传媒开展传播活动的物质基础。各种符号遵循各自的语法规则和现实逻辑组合成文本、语言和图像传输信息，构成阅读、倾听、欣赏之物——话语。权力与话语的结合取决于话语生成的不同程度。当符号单单进行意义的现实活动而起标记功能时，符号屈从于客观实在，充当它们表征性的物质存在，任何意志都无法插手左右言语。可是语言符号的最大担当还是在于传情达意，而不是执迷于语词本身，满足于无谓的说。多数情况下，符号为积极从事于意义的意向活动开始表达。尽管有内在秩序和规律的严格管理，但语言的表述已非全然按照既定的路线行进，而是应不同的要求同时接受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新的指导，安排出微妙的言说方式。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也自行设置入话语，来应付复杂的生活情景的需要。语言的开放，使得权力意志操纵话语揭示多种力量关系，并且“逐步唤起话语符号的意象以表露情绪”，展示“质询”、“评论”等话语权。

困难的是，我们几乎无法将话语中主体意识和信息传达的两种功能明确地剥离开来，这就使媒介的具体功能界线通常变得很模糊。应该说，传输信息基本代表了媒介的本质意义，但引人注意的是，话语权的频繁使用正变成媒介的一个经常性特征，这与媒介话语的关键性特点有关，即媒介话语对公众话语的影响，对意见市场的支配作用。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越发要求人们对他们陌生的环境作出决断，人们也更迫切地需要获得信息支撑，而大众媒介在诸种途径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倍受公众的信赖。由于信息的主要源自媒介，公众对外界的了解，思想的触点也主要局限于媒介话语的界限之内，在缺乏额外的意见参照系的情况下，媒介控制了受众的看法，导演了受众的意见。正是因为媒介的态度往往能够在受众之中激发同向的反应，所以一旦事物成为媒介话语所谈论的对象，便同时被抛入公众的话语之中而被迫接受公共意见——舆论的处置。还有什么能像语言这样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存，那么，可以轻易控制当下语境的大众传媒对我们而言将具有多么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于大众传媒真正需要担心的可能不是它自己看到了什么，而是到底向公众说了些什么。

权力的基础

显而易见，媒介的言谈和老师在学生品德鉴定一栏上的评语是决然不同的。差异的根源在于各自所涉及的不同关系境况。为了深入认识媒介权力的成因，对其所仰仗的种种力量关系基础适当剖析就不可或缺。令人棘手的是，个中关联错综，极难梳理出权力运行的脉络，即便如此，仍然有3种稳定的力量之源依稀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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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俗的力量

反观现时生存状况就会发现，媒介因占据了信息渠道而与我们保持着深刻的接触。出于知情的共同愿望，促成了最广泛的受众团体与传媒的联合。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生存环境瞬息万变，人们被迫多方收集信息，协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媒介凭借其巨大的传输优势和日新月异的传播能力，最大限度地迎合了人的要求而成为最佳的选择。媒介一方面博得了公众的青睐，一方面又刺激了更大信息的需求，其与受众的联系也不断得到巩固。这种形势下，一个庞大匿名的受众群便自动聚集在媒介周围。但与这种关系相比，受众内部的联系就要松散得多，很难形成统一的行动，并且由于在信息上受制于媒介而处于被动，一般以接纳意见跟随为主。反之，媒介则努力在广泛的社会问题上寻求与公众的合作，借助信息源控制引导受众，从而体现社会责任和价值。相对而言，就灵活和积极得多。受众无形之中成为媒介比较容易调动的一股潜在力量，因而传媒的细小动向都会被受众群无限地夸大，舆论就是这股力量的常见的显性特征。在一个舆论还是决定社会事务的终极力量的时代，媒介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60年代印支半岛的撤军（当然也有外交因素），70年代尼克松的下台，至今令我们记忆犹新，一切就在于媒介拥有了大众。

（二）技术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的相当部分成就要得益于技术，尤其是现代通讯和传播技术，逐渐突破了时空限制，赋予媒介以丰富的表现手段，技术被当作最富于创造性与挑战性的工具大量加以应用，来辅佐传播过程。

但技术决非中立的摆设，海德格尔认为：“关于技术的工具的中性把握，恰好表明对技术本质的茫然无知。”技术决不是纯粹的占有之物，它可以介入人与事物的关系，改变双方的面貌，利用“隐藏在技术中的力量决定人与存在着的东西的关系”。1965年，一场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黑人反种族歧视示威游行，在经过媒体报道后，没有人认为那不是一场暴乱，事实的定义被媒介操纵的技术扭曲了。技术本质用技术活动制造了一起典型的“技术事件”。事件中，黑人被视为异端，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概念的真实性之所以能被改变是在于根植于传媒的技术的本质面对事实时“只追求和从事在预定中被展现的东西，并从这里得到一切尺度。因此，其他的可能性，即人宁愿更多地和始终更原始地探讨未隐藏物的本质和它的未隐状态就关闭了，以便把所需要的对展现的从属关系看作它的本质。”正如技术将“游行的意义”向受众关闭，预定了事件的“暴乱”本质，并根据这一尺度，限定技术视野，只将拳头和呐喊认作事实素材，加以编织，游行被强制性地展现为暴乱，受众也被强制接受展现的暴乱。技术本质就像“框架”，不仅划定了技术对象的范围、内容与性质，更重要的是它在技术活动中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隐蔽地渗透进入人民群众的意识，并以合法性权力起作用。”人与技术的关系已明白无误了。技术随时都会应权力意志的指示对权力的实施给予支持。

（三）政治背景

迄今为止，政治是与媒体保持关系最具体的，所有政权形式都不会放弃媒介，因为媒介意味着舆论的主导权，这与政治统治的要求十分投合。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媒介这样紧密地将政府与它的人民联系起来，如此快捷地传播政治理念，灌输意识形态。与自上而下的垂直权力机构相比，媒介在营造政治气氛，维护政治环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显得不可或缺。而对于媒介来说获得政府的支持也是顺利开展活动的保证，因此在与政权机构配合方面也表现得十分努力，至少是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谨慎。

权力的异化

大众传媒对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所以媒介运用权力时是否妥善愈发关系重大。形成一套切实可行并且行之有效的规则，不仅是媒介权力正当行使的必然，也是日渐成熟的受众的正常要求。施拉姆早已表明，“我们的传播行为证明我们是人”。这意在证明人才是传播的本性，一切传播活动的惟一标准和前提乃是人的利益。如果沉迷于权力的效力，致使人的利益得不到落实，媒介就失去了存在的目标，变成了与我们对立的异己的力量。但当实际情况与我们的愿望之间还存在着差距时，对现时问题的关注可能更有益于我们对理想的认识和追求。

（一）道德问题

与法律相比，道德问题在我们生活中出现和涉及的程度要普遍得多，媒介工作人员也同样受制于一定的道德约束，可我们总是发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支配着他们轻松地逾越这道规范。粗略地看，其心理支柱可能来自世俗的推崇，技术的纵容或公众人物的身份。在媒介和社会还没有平衡关系，特别是媒介在受众中极具市场的情况下，这种背景常被个人利用，公众权力流落于个人手中，服务于私人目的。这是在研究和探讨媒体发展过程中一个需要同等重视的问题，理由是在一个契约普遍流行的年代，许多媒介中人却要超越契约，凌驾于社会传统道德之上。有偿报道、假公济私、歪曲事实等情况屡见不鲜。这些看似简单的品质问题，招致将其归结为异化的异议。可在媒介仍然把持着传播特权，人又是操作者的现状下，一旦违背传播本初理想的非道德心态被带入媒介，都将极大地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道德之说毫不过分。

（二）图像的时代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历史事变就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配合成一个总的平均数，然而这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的，每个意志对合力有所贡献。”马恩唯物史观道出了人自身的历史涵义：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可是现在人们主要地——实际上，由于人的情感与行动基于知觉，而媒介又成为生活经验材料的主要来源，人们可以说完全地——是按照媒介所呈现给我们的那个样子而与客观的世界生活在一起。人单独与世界遭遇的机会逐渐消失，媒介成为人与世界互动的中心环节，意识的多元、多意性因共享信息而退化。成问题的是，受某些利益的驱使，媒介利用了信息的掌握和表达的话语权力，把世界展现为概念化的图像，受众只面向图像并且将图像看作世界。半个世纪前，人类对战争的痛苦与残忍深有体会，而90年生在海湾的战争在媒体中表现的轻松感，使本土的美国人民觉得他们的大兵正在那里玩烟火，一切就跟卡通读物一般充满了游戏的乐趣。出于一定目的，媒体择取了事实，策划了人对现实的意象。“瓦兹暴乱”（见前）即让所有的人感到整个社会都是两种颜色的尖锐对立，没有人再相信黑人的诚意，好像到处都是不可调和的隔阂。人们沉浸在仇视、敌意中，却不探究它的历史出处是否可靠。尽管历史进程消化吸收了每一种后果，但米兰·昆德拉依然否认了意象如意识那样作用于历史，这并非说意象不具备影响力，而是他看到了由意象而延续的历史的可疑。昆德拉的“祖母生活在摩拉维亚村庄，她的意识都来源于生活经验，她对现实有一种亲身的把握。她的意识根源于这种把握。如果全家人揭不开锅，有人却想骗她粮食大丰收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而邻居是与同事在办公室坐上8小时，然后回家看电视的人。当他听到播音员说，最近民意测验显示，他所在的国家是最安全的地方时，他会打开一瓶香槟。但他不知道，就在这一天，他居住的街上发生了三起盗窃和两起谋杀案。”如果我们看到的和事实不符，又如何保证判断和行动的意义、意象使人和历史一起沦为权力的诡计。

权力的平衡

关于理念的探讨和澄清概念所做的努力，其目的在于为现实提供可操作的依据。在我们肯定媒介权力的存在，认识了它的权力形态，剖析了权力力量的主要来源，并且对目前出现的问题深负责任感之后，为权力的合理运用提出合理的构想就成为归结点。之所以选择平衡这样一个中性字眼，关键在于权力并不总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专横的、消极的、否定的；不可否定，针砭时弊，倡导社会公共价值是媒介一直继承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对大众传媒的未来走势所寄予的厚望，而一定的行为又必须以一定的权力为前提。所以是平衡而不是消除媒介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是思考解决媒介权力问题的着眼点。这又是一个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问题。因为在社会关系如此错综复杂的今天和更加繁杂的未来，寻找出可以完全遵循的方案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能够展现的现实对策虽然是粗略但必须是可实现的。那么在现行社会中，政府和公众会被首选为落实平衡政策的对象，对于媒体最主要的力量支点——政府，这意味着要在不断的磨合中，逐步调整与媒体的关系，在培养媒体独立品格的同时，给予媒介活动以有效的监督；而对于媒体最广阔的基础——受众而言，则意味着摈弃恐怖和盲从。权力总是与抵抗并存着的，积极的反应能培养出冷静和沉稳的权力观，而幼稚的、逆来顺受的受众是无法造就成熟的媒介的。当然，在传媒神话依旧盛行的今天，这个要求是需要相当时间的；对于传媒自身，我们所能赋予的是最大的理想，自律是种层次更是种境界。这种境界取决于媒介根本思维的确立：人的利益和人的需求成为了媒介行为的一切理由。这是一个宽泛的遥不可测但又令人向往的前景，但无论如何，它都不应从媒介这双眼睛中消失。

注释：

①②③莫伟民《主体的命运》

④查德威克《象征主义》

⑤⑥⑦海德格尔《冷静》，《论文报告集》，转述自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

⑧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转述自冯特君《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

⑩米兰·昆德拉《不朽》，转述自李岩《大众传播过程的异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