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评论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07:52:55

新闻传播学评论论文

新闻传播学评论论文范文篇1

一、研究目的

传播学传入中国的滥觞,可从1956年算起,当时,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开始翻译、介绍来自美国的传播学知识,但这一作业很快就由于反右斗争而中断。直到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风云,才得以重新接续这段脉络,从而在中国(指大陆,下同)正式兴起了这样一门新兴学科。[1]

转眼,30年过去了!恐怕很少有人能预想到,传播学在中国变成了一门显学。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拜中国自身实行改革开放正确路线所赐,还有赖于全球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趋势的推动。

既然是顺应了大势,则传播学的前景可谓风光无限。但也因此而有忧患,即:生长过快难免发育不良,表面繁荣可能掩盖了基础贫弱。值此30年之际,与其歌功颂德,不如检点反思,认真总结问题和不足,以利下一个30年的发展。

本文试图从一个重要角度、即研究状况着眼,具体而言,以专业期刊论文、尤其是高被引率的论文为视角,考察其特征、变化、得失、趋势等,期待从中得出一些启迪,供广大同行参考。

二、研究方法

1.定义

何谓传播学?有各种理解。本文采用国际较为通行的定义,即涵盖了理论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应用传播学等领域的广义传播学。[2]

2.样本

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方法。为提高效率,借鉴了前人的两篇同类论文,即:肖燕雄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载《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和徐剑的《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载《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合并他们给出的名单,共获得中国传播学论文引用率居于前列的学者40余人。

本文不同于以上两文的特点为,尤其重视论文的影响力。一般来说,被引次数越多,则影响力越大。因此,我们主要关注具有较高被引率的论文。对上述40余名学者发表的2000多篇论文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被引率在3次以上的为764篇,约占1/3。

其中,3-10次的为642篇(84%);11-20次的为85篇(11%);21-30次的为20篇(3%);31次以上的为17篇(2%)。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即影响力越大的论文,数量越少。考虑到30年是一个不短的时段,本文确定,以被引率在11次以上的论文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共计122篇论文,出自31位学者。

图1:中国传播学专业期刊论文被引次数分布(篇)

需要说明,本文分析的所有论文均来自中国知网(CNKI),[3]论文被引率也都来自其引文数据库,从1979年起,至2007年止。[4]

3.变量

有关作者的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单位等,涉及论文的变量则包括内容、方法、贡献等。细目如下:

(1)内容——A、理论(经典学说、新媒体、舆论监督、危机传播、学科建设与发展、大众文化、传播伦理与法规、媒介公信力、受众、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与政治、媒介经济、媒介从业者;B、历史(中国新闻与传播史、外国新闻与传播史);C、实务(新闻、传播、媒介经营管理)。

(2)方法——D、思辩(概念推理、文献分析);E、实证(定性、定量);F、综合。

(3)贡献——G、创新(言前人所未言,或修改、推翻前人所言,对理论有显著推进意义,或对实践有显著参考价值);H、介绍(对前人成果的介绍);I、总结(对前人研究的总结)。

三、主要发现

1.总体描述

近3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的数及被引论文数,呈现出一种超常规的、惊人的快速增长态势。参见表1和图1。

试比较1979年和2007年,传播学论文数从358篇/年猛增为24366篇/年,增幅高达60多倍!若以1979年的358篇为基数,则至2007年累计的论文总数为224740篇,后者更高达前者600多倍。超过22万篇论文,这堪称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了。

由此推算,作者队伍的扩张也非常可观,假设一年人均发表两篇论文,1979年的作者估计不超过200人,而2006年的作者就可能接近或超过10000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发展轨迹里,有若干明显的波动,或者说,有几个重要的节点。一是1983-1986年,初步形成气候的传播学界似有较为高涨的热情,数量连续突破1000、2000、3000大关;二是1992-1995年,走出“六四”风波的低谷之后,接连超越4000-8000大关;三是1997年,恰好是新闻与传播学被提升为一级学科的那一年,骤然冲破10000大关;四是2005-2006年,经过几年的平稳行进,又急剧上升,跨越了20000大关。

如果说,论文数主要反映量变,那么,被引论文数就比较能反映质变。如表1所示,从1979年到1993年,被引论文数很少,一直徘徊在两位数,显示出学科的成熟度很低;直到1994年,才取得突破,到达三位数,此后被引论文数不断增多,尤其是2000年以来,增幅更大。但总的来说,被引论文数(26279篇)只占数(224740篇)的1/8强。

2.高被引率论文概况

如上所述,本文主要考察被引次数在11次以上的高被引率论文,共122篇(由31位作者发表,人均3.9篇)。当然,所谓“高被引率”是相对而言的概念,若以1979-2007年的29年间计,则11次的被引率不过意味着大约2年半才被引1次。但事实上,如表2所示,这批论文集中出现于1994-2006年(共13年),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接均每年被引1次以上,其中最高的被引次数为58次,由于该于1998年(至2006年为9年),因此相当于每年被引约6次。

从表2和图3可见,在此历程中,最高峰值为世纪之交的2001年(24篇),这表明,经过20多年的积累,中国传播学界终于成长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集中产出了一批相对有影响力的成果。不过,自那时以来出现的高被引率论文较少的情况,却未必是退步,而更可能是反映了以下规律:大凡优秀的学术成果,总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考验。

如果以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为界,则此前(1979-99年)21年为33篇,占27%,此后(2000-07年)8年为89篇,占73%。也就是说,从总时间量(29年)看,后一阶段只占四分之一强(27%),但其高被引率论文的产量恰好相反,接近四分之三(73%)。

图3:中国传播学专业期刊发表高被引率论文数(篇)

3.作者分析

(1)性别

如图3所示,在31位作者中,男性有26人,占83%,女性有5人,只占16%。这反映出,在中国传播学界的高被引率论文作者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2)年龄

这批作者的年龄,集中于20世纪40-60年代出生者,即38—67岁之间。其中,10人出生于40年代(58—67岁),占32%;12人出生于50年代(48—57岁),占39%;7人出生于60年代(38—47岁),占23%,三者合计为94%。另外的2人,出生于20—30年代(68—87岁),占6%。可见,50岁左右是研究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年龄段。

(3)单位(地域)

从作者所在单位看,显然集中于高校,共10所,另有研究机构,仅2所。作者最多的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8人),其后依次为中国传媒大学(5人)、复旦大学(5人)、清华大学(4人)、中国社会科学院(2人),这5个单位,共拥有24人(占77%)。其余7人(占23%),则分布在7个单位: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由此可见,作者单位和地域的分布,有一种集中趋势,即偏向少数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京、沪、浙、鄂地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作者人数111111

4.论文分析

(1)内容

在本文选取的122篇高被引率论文中,按大类分,“理论”取向最为突出,共计103篇(占85%),“实务”取向和“历史”取向分别只有15篇(占12%)和4篇(占3%)。

从“理论”取向的论文看,又可细分为13个领域,其中,最热门的话题为:“新媒体”(19.4%)、“传媒经济”(14.6%)、“经典”(14.6%)、“学科发展”(11.7%),这4类合计共六成(60.3%),可谓如实地凸显了当下中国传播业界、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其余9类的比例依次为:“受众”(8.7%)、“大众文化”(5.8%)、“伦理与法规”、“舆论监督”、“传媒与政治”(4.9%)、“公信力”、“新闻传播教育”(3.9%)、“传媒从业者”(1.9%)、“危机”(1%),大体也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但相对而言,除了“公信力”、“危机”2类兴起不久之外,其他7项皆属于传统或常规课题。

在“历史”取向的论文中,“中国”和“外国”平分秋色,各占一半。

再考察“实务”取向的论文,“新闻”比例最高(53.3%),超过半数,“传播”居中(26.7%),“媒介经营管理”(20%)排在末尾。但其实,后二者也可合并为宽泛意义上的“传播”实务,如此,“新闻”与“传播”就旗鼓相当了。

理论类新媒体20传媒经济15经典15学科发展12受众9

大众文化6伦理与法规5舆论监督5传媒与政治5公信力4

新闻传播教育4传媒从业者2危机1小计103

历史类中国2外国2小计4

实务类新闻8传播4媒介经营管理3小计15

从时间角度看,有什么变化呢?如上所述,这122篇论文中,近四分之三(73%)发表于2000年之后。表6显示,在此平均水准及以上的内容类目达11个(以黑体标示),占总数(18个)的六成。特别是“伦理与法规”、“公信力”、“传媒从业者”、“危机”、“传播(实务)”,100%出现于2000年以后,“传媒经济”、“新闻(实务)”、“舆论监督”也达到80%及以上。这些类目,可说是近年来尤受关注的热点。

(2)方法

近3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掌握与运用状况究竟如何?如图7所示,时至今日,仍以“思辨”方法为主,约占2/3(65%),相比引进传播学之初,一个不小的变化是,使用“实证”方法的论文从无到有,越来越多,超过了1/5(21%),而且,出现了使用“综合”方法的论文,占14%。由此可见,“实证”、“综合”的研究方法,正在日益普及,但尚未成为主流,有很大发展空间。

其历时变化如何?从图9可见,1996年以前是思辩方法论文的“一统天下”,而1997年以来,使用实证、综合方法的论文数量逐渐增加,2005年甚至首次超过了思辩方法论文。若以2000年为界,比较1999年前与2000年后使用三类方法论文的比例,结果如下:思辩——30%比70%,实证——24%比76%,综合——16%比84%,各自增幅为:思辩233%、实证317%、综合525%。差异虽不算很大,但毕竟显示出一种趋势,即:思辩方法论文在减少,实证、综合方法论文在增多,而且,综合方法论文的增幅最大。

(3)贡献

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指标。本来,所谓科学研究的目的,无非在于创新,即:为人类知识大厦(在此而言,就是传播学知识宝库)“添砖加瓦”,但分析的结果表明(参见图10),在122篇论文中,主要贡献是“总结”和“介绍”,分别有73篇、21篇,各占60%、17%,两者合计为94篇,占77%。换言之,超过3/4的论文是对他人成果的回顾、梳理、评述,而“创造”的论文仅为28篇,占23%,即不到1/4。也可以说,这如实地呈现了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中”态势。

与方法的情况类似,从历时变化看,如图11、表7显示,2000年以来,“创造”论文的增速虽不算很快,但超过“介绍”和“总结”的趋势已相当明朗,具体数据(1999年前与2000年后之比)如下:创造——18%比82%,介绍——24%比76%,总结——32%比68%。三者的增幅分别为:创造460%、介绍310%、总结22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贡献”状况其实与“方法”情形密切相关,即:大部分“创造”类型的论文,使用了“实证”的方法,在28篇“创造”论文中,有20篇使用了“实证”方法,占71%;而“思辩”方法的论文,其贡献大多局限于“总结”或“介绍”,在79篇使用“思辨”方法的论文中,只有8篇的贡献为“创造”,仅占10%。当然,“总结”、“介绍”并非没有价值,但如果“喧宾夺主”、取代“创造”而成为主流,则只能理解为研究的科学性不显、方法的规范性不强、学科的成熟度不高了。

四、简短结论

纵观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历程,可谓发展迅速、进步巨大、成就显著。从专业期刊论文看,2007年与1979年对比,年发表量增60倍,总发表量增600倍。但必须承认,传播学在中国的引入和生长,毕竟时日尚短,根底仍浅,因此,外延大大超过内涵,与数量的增长相比,质量的提升远远不如人意。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即使在高被引率论文中,具有创造性的论文也仅有1/4弱,据此可以推测,在全部论文中,情况就更不容乐观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历史短、基础弱等客观因素之外,从主观层面看,评价机制的急功近利、专业期刊的良莠并存、研究队伍的参差不齐、科学方法的训练不足等,恐怕是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举凡这些课题,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展开考察。

另外,在相对有影响力的学者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和区域的差异,也值得关注。

[注释]

[1]参见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载《新闻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复印中心)2007年第2期。

[2]参见赵心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

[3]参见。据称,《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了国内出版的6642种学术期刊,其中核心期刊、重要评价性数据库来源期刊2460种,期刊种数完整率不低于99%;其他期刊4182种,期刊种数完整率不低于90%。文献收录期数完整率不低于99.9%,文献篇数收录完整率不低于99.9%。期刊文献互联网出版平均不迟于纸质期刊出版之后2个月。

[4]本文发表之际,中国期刊网尚未显示2008年全年的完整情况,故数据只计算到2007年为止。

[参考文献]

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新闻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复印中心),2007年第2期

肖燕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

新闻传播学评论论文范文篇2

【摘要题】编辑学

【关键词】编辑业务/编辑学学科/学术研究网站/网络化生存

【正文】

一、与编辑学相关的学术网站现状

流媒体时代,随着编辑业务的电子化,与编辑业务相应的网络使用也日渐普及,诸如使用电子邮件来往信函,各种学术期刊的网页被刊物编辑部链接在互联网上等。其最集大成者是,一些知名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已经形成气候,使得学术期刊的最新文本被收入和传播。比如CNKI源数据库及其相关的子库,可以通过跨库检索系统(CJFD、CDMD、CPCD、CCND),检索到大部分学术期刊的内容,包括编辑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与编辑学相关和部分相交的新闻传播学学术网站的建设,也正方兴未艾。与此同时,编辑业务的运作和编辑学学科的探讨,也开始进入网络范围。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目前作为独立学科的编辑学学术研究网站,在网络上的生存与发展却举步维艰,这一态势对编辑学的研究当然不利。因此,为了编辑业务和编辑学学术研究的网络化,应该对该学科的网络生存状态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对编辑学学术研究的网络化前景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本文通过对编辑工作电脑化、编辑学研究网站状况的调查,探讨该学科研究网络化的出路。

关于编辑学学科的定义,本文仅袭用尹玉吉《编辑学学科性质讨论述评》的观点,即“编辑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兼有的学科”,亦即是研究编辑基础理论、编辑活动规律及编辑实践管理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具体地说,是研究编辑工作规律的一门学问。对于编辑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从理论上说,要求建设完备的编辑学大学科体系,必须重视部门编辑学研究,两者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开展部门编辑学研究的途径,一是运用编辑学基本理论对不同类别积累的经验进行理论概括,从中抽象出不同类别编辑活动的特殊性;二是将编辑学基本理论与相关学科相互渗透、融合,使两者同时具体化和深化,具有新质。[1]引进这个定义,是为了区分新闻传播专业与编辑学专业网站的不同研究方向。目前,新闻传播专业网站的建设,保持上升的态势,内中不乏有对编辑学基本理论与相关学科探讨的内容。新闻传播学与编辑学有相容和相交的学术范围,新闻传播专业网站与编辑学网站所涉及的内容也是如此。

新闻传播学专业网站以新闻传播业界和新闻传播学界信息为主要内容,尽管是专业网站,但由于内容、形态、主办方背景等因素,这类网站亦呈现出多样性。它们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分类,如综合性网站和单一分支网站;学术性网站和实务类网站;机构类网站和个人网站等等。在形态上,除网站外,还有专门的BBS和电子邮件刊物。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中华传媒网”,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回顾传播研究网的建设过程,追求原创性信息及学术品味可以说是该网站的主要特点。再如“中华传播网”、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千龙网·新闻社区、京华传媒网、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站、传媒观察、中国报刊网、慧聪报刊资讯网、网络广告先锋、视联网。此外,中国媒体资讯网、新闻出版教育网、中国广告传播研究网、6969报纸营销策划、中国广电网、五洲传媒、中国网络传播研究、G999传媒频道、传媒工厂、传媒川军联盟、每日传媒视点、媒体资源信息网,史坦国际中国传媒论坛、视听纵横——网络与传播学研究、中国广告网等网站也各有特色,持有一定的影响力。

此外,就是专业信息的电子邮件刊物。这是直接发送给订户的重要的网络传播形态,可根据不同需要制作成txt、doc、html、pdf等文件格式。目前国内的电子邮件刊物主要依附网站制作发送,是目前反映业界动态最及时、内容最丰富的电子报。作为单独发送的电子邮件刊物,有已停办的《e传播周刊》(e-MediaWeek)。其发刊宗旨是“传播媒介观察、传播现象透视、传播信息交流、传播学术争鸣”,订阅发送为上海索易,电子邮件报刊制作发送专业平台)。

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网站之所以兴盛,其中的原因是国内许多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课程的大量设置。从中国新闻传播专业网站在2003年的发展变化看,它有四个特点:一是综合性新闻传播学术网站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劲头;二是新闻逐渐走向成熟;三是门户网站与重点新闻网站纷纷开设传媒频道;四是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网站则停滞不前,甚至出现某些倒退现象。尽管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网站拥有深厚的学术资源和专业人才,然而,由于长期观念上及体制上的原因,这些网站却发展得不如人意,一些著名的编辑专业学术团体和教育院校,甚至还没有一个体现自己学术特色的网站或网页。[2]

其实,与传统的学术期刊相比,学科研究的网络化具有良好的前景,其未来发展应该受到关注,因此,目前传播学学科网站正在不断更新和加强自身建设。以“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CJR)为例,该网站不断地优化内容,强化网络特点。例如,建站之初设置的栏目中不再适应目前的调整;加强互动,完善搜索功能;更加突出网络特色。做一个研究媒介的媒介,互联网研究一直是CJR的一个强项。CJR的研究者指出,它可以更加大张旗鼓地扩充互联网研究的分量,成为一个中文互联网研究的信息源、资料库,观点的平台、意见的市场。[3]这点,反衬出与之相关的编辑学学科网站的状态更加显得停滞不前。

应当看到,编辑学专业网站的创办和发展,对编辑学业的发展和对学术资源的开发、利用、传播都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促进学术成果走向编辑业同人,可以改变传统教学方式,可以成为研究者的信息源与资料库,可以扩大国内外同行间的交流,可以推动学术批评风尚的形成,可以构建专业知识传承的平台,可以增加网络中的中文专业资源。

二、编辑学学科网站的现状

目前编辑学的学术网站的类型,沿用《关于中国人类学网络进程的思考与设想》[4]的分类方法,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网友创建的个人网站。这类网站如:“编辑学在线”,该站建于1999年,主题为科技期刊编辑学和网络出版,站主吴小勇,为《编辑学报》编委。“编辑出版人沙龙”;“编辑生活网”,版主伊扬,自由编辑,某生活类期刊编辑部负责人。他希望通过“编辑生活网”这个个人平台,展现自我,加强与各位文友之间的联系,沟通信息渠道,拓宽大家共同发展的空间。这类网站多是编辑中的“网络发烧友”创建,多侧重收集编辑学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资料,在耕种自己的园地,满足自己兴趣的同时,还能丰富学术的公共空间,促进学术的传播,是网络中最多姿多彩和最有生气的网站。由于站长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兴趣所限,个人创建的学术网站总体上水平参差不齐,原创文章较少。加之站长的学术兴趣变化和建站所需要的巨大精力付出,这类网站后续发展乏力,甚至有相当一批网站已经倒闭。当然,新的网站也在不断地被创建着,继续推动编辑学学术的多元化发展。这些个人网站现存的问题是:在网上发表的学术成果目前只能局限于虚拟空间,供同行交流,无法得到现行学术体制的认可。这类网站的建立出自于创办者的个人爱好,其网站一般空间容量不大,储存的信息十分有限。同时,要靠个人的精力来维护更新,也大大影响了时效性和信息密度。因此,访问量不高,影响力不大。这类网站的生存力最为脆弱,经常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境。

(二)、政府机关及其所属学术机构、学术组织创建的网站。政府机关与编辑学相关的网站,有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网站,属于政府上网工程的一部分,但这个网站的内容主要为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期刊、书籍、电子出版物等大众传媒的管理法规以及业界动态、统计数据等,具有权威性,因而,本文也将它们纳入专业网站范围。政府所属的学术机构和学术组织建立的网站,如北大和社科院建立的网站以及中国教育科研网、中国期刊网、中国研究网等,这类网站水平参差不齐,对于学术研究的促进作用也大小不一。其中,较为成功的网站如“出版科学”和“中国传媒网”等。

“出版科学”,是同名的平面刊物的电子版。《出版科学》由湖北省新闻出版局主管,湖北省编辑学会主办,其办刊宗旨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理论性与实用性并重,总结介绍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的编辑出版经验,促进编辑出版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为体现办刊宗旨,辟有多种双名专栏,如《专论·特约稿》、《编辑学·编辑工作》、《出版学·出版工作》、《编辑史·出版史》、《多媒体·网络出版》等。“出版科学”依托于“湖北新闻出版网”,其在编辑学研究的贡献是,提供了大量的编辑学论文电子文本和与编辑工作相关的文件,更新的速度也很快。“中国传媒网”,由北京国新中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依托政府资源,发挥行业优势,通过中记传媒网权威的业界资讯和全面的政策法规,开展多层次的教育与培训,为传媒机构提供全方位的管理咨询服务,并以产权为纽带,整合传媒资源,积极地介入传媒投资领域。中记传媒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者网技术服务中心,承担中国记者网的建设和运营工作,以服务传媒人士为己任,为行业管理的规范化、透明化提供了交互式的网络平台。“中国传媒网”下联的“中记传媒网”,在“学术与教育”专栏下,有编辑学学术研究的内容。

[page_break](三)、民间的学术机构、学术组织创建的网站。这类编辑学研究网站多是各类编辑学术机构和学术组织在网络上的延伸,介绍编辑业消息和编辑学理论,并推荐编辑同人的书籍等。它们在网站建设方面更侧重展示自身形象,突出自身的学术特点和学术兴趣,其发展多依赖于相关的学术机构和学术组织自身的发展。网络为编辑界学者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发表学术文章、出版个人研究文集的平台,从而促进了编辑学术研究成果的大范围的传播。这一传播的方法,有利于打破现有的学术体制的束缚。如“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网站,这是一个常设的学术团体门面网站,主要栏目有编辑论坛、学会会讯、学报导读、相关文件以及介绍研究会参加单位等。总体来看,这一类网站页面较为简陋,内容不够丰富,在时效性和服务功能上远不够理想,目前仅仅能起到展示窗口、介绍编辑学会日常工作等作用。而且,有些因为种种原因而成了“死页”,如“编辑与现代人”,尤其遗憾的是,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科学学报研究会迄今没有一个独立的学术网站。

(四)、编辑学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创建的网站。这类网站通常是编辑和新闻传播理论和实务类报刊的网络版,主要是将其平面载体的内容全部或部分上网。这类网站与“母体”网站密切相关,它们大都是新闻媒体旗下的刊物。总体来看,这类专业报刊在新闻传播业界有着广泛影响力,但其网站(网页)形态和内容大部分十分简陋,网络传播影响力明显不足,有些还成了“死站”,如“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

(五)、BBS及电子邮件列表刊物形态。综合性新闻传播学术网站大都设有BBS,如中华传媒网的传媒社区、千龙新闻社区的“横评竖品传媒论坛”等都办得很出色。这些新闻传播专业BBS讨论区的设立,对扩大网站的影响,提高受众参与度发挥着积极作用。目前,对于编辑学而言,这类BBS中最具人气的是“西祠胡同”中的“传播媒体”讨论区。这实际上是一个论坛群,包括数十个子论坛,其中直接与新闻传播领域有关的有“新闻人”、“传媒研究”等栏目下的子论坛。而在这些论坛中,最相关的要算是“编辑的家”、“图书编辑俱乐部”、“美编之家”。“新闻传播研究”论坛则主要以学术探讨为主,经常转贴学界人士的论文、文章,并且经常有版主自己的有独到见解的原创文章。

三、编辑学学术网站的问题与前瞻

一个学术网站的生存状态,一定是与这一学术学科研究的生态相连的。而目前编辑学学科网站的生态状况不很乐观,也应是我国编辑学界学术研究单薄的一个相互映证。

从编辑学的学科网站情况看,不少网站仍处于起步阶段或低水平运作阶段,网站的功能和作用远未发挥出来,尤其对编辑行业的行政管理机构、行业组织机构、专业报刊和专业科研教育机构来说,网站目前状况与它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极不相称,与信息时代的要求差距很大。具体说来,目前编辑学专业网站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原创内容少,网站上的很多内容都是转载印刷报刊上的文章,或是转载其他网站上的内容,雷同现象严重;更新速度慢,时效性差。缺乏英文版、繁体版,极大地限制了通过这一平台与国外海外同行的交流;表现形态简单;数据库及检索功能欠缺或欠佳;网站推广力度不够。

以网站与数据库的链接而言,很多网站缺乏重要学术数据库的链接支持,再就是网站的搜索功能缺乏。在网络资源铺天盖地的时代,只有依靠成功的搜索引擎,才能在网络中快速找到有用的信息,对于网站内部信息的搜索,也是如此。此外,现在不少网站在其正文下面往往有“读者评价”一类的设置,这是读者和作者间的互动,如访问量很大的携程网,访问者可以看到并且参与对此文的反馈,作者也能进行辩驳。这是对传统期刊的典型的颠覆。海外同类型网站,不仅提供最新刊发的文章,还提供对以往文章的搜索查询,如“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网站”,其主页是当前文章,但同时提供自1991年到现在的全部期刊内容,并可检索;再如台湾中华传播学会网站亦建有中文传播学资料库、传播研讨会论文、台湾电影资料库、电讯传播产业资料库、各校博硕士论文等较完备的数据库。应该看到,国内的“中华传媒网”对此也花了很大工夫,只是该网的发展势头目前受阻。

从编辑学的研究情况看,由于传播业本身的进展,编辑工作以及编辑学学科的内涵都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从传播方式看,传播渠道大大增多,使传媒提高信息服务质量有了可能。除在原有形式上翻样出新,如报纸增加印刷版次、即时更新已经报道的内容、增辟专栏或专页、丰富版面色彩和内容等外,最明显的特征是平面媒体进入网络传播,纷纷开办电子版,最大限度地向受众提供信息。随着高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大众传媒之间的分工和竞争越来越突出,对在新闻行业就职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对报刊图书编辑从业人员要求的业务技能中,包括能够自如地运用现代传播技术从事采集、制作、传送信息,以适应网络化传播的需要;要能掌握专门知识,以适应媒体对象更加细分化、特定栏目增多、报道要求更加深广和专业的形势等。

因此,网络时代的编辑,应该具有使用网络这一媒介的能力,包括通过网络探讨编辑学科,了解该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况的能力。但是,仅从学术期刊的编辑界调查情况看,对电脑和网络利用基本现状总的情况不甚乐观,除了一般文字处理和网页浏览外,学术期刊的编辑利用编辑学网站上的学术资源的情况不很普及,而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术交流的情况更不普及。可以说,除了喜欢在网络上冲浪的部分编辑外,利用网站的BBS进行编辑学网上交流的情况几乎凤毛麟角。这是相对于全国9165种正式出版期刊的在册编辑人数而言[5]。编辑上网人数、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术交流人数的情况都不容乐观,这也是编辑学学术网站在网络上惨淡经营的根本原因。

对于编辑学学术网站建设所涉及的问题,其他方面还有很多,诸如学术论文的著作权问题;学术观点的原创性问题;学术网络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学术研究者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与现行学术机制兼容的问题;网站经营的经费问题等。

学术观点的原创文章少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编辑学网站的非赢利性,使得网站的投入有限,基本上处于低成本维持运作状态。即使有原创的学术文章在网站上首发,也无力支付稿酬,更何况网络上发表的论文,在目前的学术认可体制中,完全没有一席之地。因此,作者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将学术成果上网。再如,网站经营的投资问题更加严峻。创建一个能够被学界公认的权威、优秀的学术网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资,而且,这是一项连续不断的工作。而共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网站,共同开发电子资料数据库等,更要靠相关单位规划。而且,学术网站的建设与维护必须有学者的参与,它不仅仅是技术或网站管理人员的事情。其中涉及到一些基本的学术态度、学术知识、学术背景问题,涉及到学术内容资源的编辑和栏目设置问题,没有学者的参与,网站管理者很难知道网站的读者们(主要是学者)的需求和评价,网站的实际效果。要有热心人。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编辑学学术研究的创新和发展,编辑学学术网站建设完善和加强的工作,就显得更加迫切。

【参考文献】

[1]陈景春.开展部门编辑学研究[A].建设完备的编辑学大学科体系[C]出版科学,2003,(2).

[2]曾凡斌.2003年中国新闻传播专业网站[J].博客中国().2004-01-18./new/display/21553/html

[3]陈一、陈惠娟.“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探析[J].新闻实践(电子版),2003-12-1(GSM+8北京时间).

新闻传播学评论论文范文篇3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present,aswavesof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surgeforwardthroughouttheword,mediaanalysisasanimportantcategoryofcommunicationresearchisdemonstratingitssignificance.Worldwide,usesandimpactofthe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havebecomeahottopicfordiscussion,thuspushingforwardresearchinthewholeareaofmediaanalysis,attractingmuchacademicattentiontothearea.InthemainlandofChina,mediaanalysishasalsoreceivedalotofattention.Inrecentyears,scholarsinthemainlandofChinahaveexploredmanyissuesinthearea,resultinginmanypublications.Thispaperattemptstomakeasurveyoftheirresearchachievementsand,onthebasisofthat,analyzethefeaturesoftheseachievements.Owingtothelimitationoftimeandtolimitedmaterialsavailable,thewritercannotpossiblymakeathoroughlycomprehensivestudyofall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Therefore,thewriterchoosestocarryoutthestudymainlythroughacontentanalysisofthearticlespublishedinfour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journalsinthecountryfrom1996to2000,asimilaranalysisofthepaperssubmittedtoseveral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ferencessince1995,andadiscussionoftworecentbooksonmediaanalysis.Asthewriter’sknowledgeofandreadingintheliteratureofthisareaofresearchareverylimited,andthematerialsavailablearealsoverylimited,thispaperisboundtohavesomelimitations.Omissionsmayalsobeunavoidable,butcertainlynotintentional.Thewriteroffersthispaperjustinthehopeofinvitingmorecomprehensivestudiesof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inthemainlandofChina.

KeyWords:mediaanalysis;newinformation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Innis)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年份*总篇数⑴*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502;4%

1997年467;15.22%

1998年498;16.33%

1999年508;16%

2000年5114;27.45%

总计:246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045;4.81%

1997年1175;4.27%

1998年1174;3.42%

1999年1088;7.41%

2000年11913;10.92

总计:565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1419;16.67%

1997年1119;8.11%

1998年9913;13.13%

1999年10321;20.39%

2000年9726;26.80%

总计:524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2986;2.01%

1997年3427;2.05%

1998年3397;2.06%

1999年37419;5.08%

2000年42731;7.26%

总计:1780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5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主权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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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DigitalAudio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McGrath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onthe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Stamps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Benedetti和Nancy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Books出版社发表了W.Terrence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Rose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⑿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6-18页。

新闻传播学评论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新闻教育危机出路

一、新闻教育的发展现状

新闻事业是社会公认的“朝阳产业”,勃勃生机有目共睹。与此对应,新闻教育也随新闻事业的繁荣获得长足发展。资料显示,1994年以前,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共有66个,1995一1999年,平均每年增加ro个左右,20(刃一20(娜年,平均每年增加67个,2005一2以拓年,平均每年增加101个。新闻教育突破被综合性大学垄断的局面,在一些理工类、师范类、财经类、法制类、体育类、政法类、农业类院校遍地开花,甚至很多地级城市院校也纷纷兴办新闻专业。截至2005年,全国共有新闻类专业在校学生约12万人,有661个新闻学类本科专业点、123个硕士点、19个博士点、3个博士后流动站。川新闻教育欣欣向荣。

当新闻教育界自我沉醉时,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赵振宇教授对博士生不会写消息的现象提出批评,并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这无疑给“火热”的新闻教育当头一盆冷水,提醒人们对当前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予以反思。

从世界范围看,当前媒体的生存环境呈现市场化、产业化、大型化、全球化、高科技化等特点。新闻教育为了适应新闻行业的新变化,纷纷采取应对措施。据英国威斯敏斯特媒介研究中心ColinSparks教授介绍,英国不少新闻院系正在调整对策,以适应产业、学生、甚至国际化教育形势的需要。美国马里兰大学ThomasKunkel教授同样认为,在整个媒介大环境和新闻工业转型期间,新闻教育机构应更关注多媒体以及受教育者获得“多面向”传播技能的要求。[3]

在我国,媒介除了要面对与国外媒介同样面临由科技发展带来的问题以外,还面临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加值观念的震荡。这都使新闻教育面临有力挑战。但习惯了传统思维模式的新闻教育界,远没有国外同行应对问题的神速。随着我国多领域的国际接轨和科技提供的便利条件,教育事业原有的封闭状态已被打破。谁不能适应形势变化,谁将被无情淘汰。因此,有必要对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对策。

二、新闻教育存在的危机

现阶段,有五方面的问题危害着我国新闻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教学条件严重“超载”。

不管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或者是受新闻产业发展前景的诱惑,新闻类专业一直受到广大考生的垂青,成为公认的“热门专业”。我国经济转型后,教育服务社会的理念得到体现,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专业设置钳制放松。新闻类专业不再是综合性大学的专利,高校出现“一窝蜂”争上新闻类专业的热潮: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也要上。这种超常规发展给新闻教育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师资紧缺—有的学校没有一个专业教师,全凭从其它学校聘人苦撑;有些学校为解燃眉之急,就引进一些其他学科的硕士、博士充数,一些其他学科的教授,摇身一变成了新闻传播学教授。这些人中很多没有媒介从业经历,有些对新闻类专业知识几乎不了解。不具备办学的基本条件,却又盲目招生,其后果必然是教学质量的下降。

(二)课程设置脱离实际。

新闻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新闻理论的学习对学生日后实践工作有直接指导作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新闻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但有些高校新闻学课程设置忽视了中国传媒环境的改变,依旧沿袭过时的课程模式,形成课程设置与现实媒介景观的错位。这种错位在两方面表现明显:一是教育方向与社会实际需要脱节。新闻媒体需要的,新闻院校不去培养;新闻院校大量培养的,新闻媒体却不怎么需要。例如,媒介转型引发大量媒介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而我国新闻院校的专业设置仍沿袭传统教育模式,集中力量培养记者和编辑。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一个新闻院校设置媒介经营管理方面的专业。二是忽视现代媒介技能的培养。这里的“忽视”是指,除了那些根本不具备条件开设这类课程的院校外,不少有实力开设现代媒介课程的院校也没有开。例如,现实网络化、多媒体化及数字化的全新新闻信息传播环境,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具有熟练使用因特网、多媒体等新媒介的能力;能够借助因特网、多媒体进行采访;可以运用多媒体、超文本结构传播新闻;对海量信息具有比较强的过滤能力。

这要求新闻教育必然要在教学内容上做出较大调整,及时跟上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化,培养出能适应网络时代要求的新闻从业人员。目前国内只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少数高校建有网络实验室,注重对学生进行全新传播环境的竞争技能训练,其他很多新闻院系对现代媒体教育仍停留在纸上谈兵层面,实验室里仍旧摆设着那些即将成为“文物”的模拟采编设备。

(三)新闻教育理念出现偏差。

新闻教育理念的错位主要表现在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定位方面。很多教育机构把新闻传播学硕士、博士教育定位为研究型人才,重论文写作,忽视新闻业务方面的训练。不少新闻学博士是跨专业考人学的,新闻专业知识基础不牢,有些连“报眼”、“头条”、“倒头条”等新闻常识都弄不清。新闻学硕士生和博士生,毕业前没有发表过一篇新闻作品的并非个别。对此,有人以博士主要是从事研究工作为之辩解,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新闻学博48士与其他博士不同,因为新闻绝不是研究出来的。‘,汇’J这种状况的恶果是,这些”高级人才“走上新闻教育岗位后,其技能缺陷极有可能”遗传“给学生。

(四)课堂职业精神教育出现”微效化“趋势。

新闻行业,无论是对政治稳定或者是社会文化传承等多领域都属于特种行业,这方面国内外都有很多经典论述。因此,社会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有较高要求。例如,从职业理想上看,应秉承社会效益追求高于经济效益信念;从职业行为上看,应符合”真实、客观、全面、公正“准则。新闻教育对学生这些职业品质锻造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课堂效果却很难如愿。社会真实图景与课堂倡导理念脱节,学生”象牙塔“里几年的封闭教育所灌输的职业理念,往往会被他们短短几周的实习经历所瓦解:课堂上被师生们顶礼膜拜的神圣职业道德法则在现实中被无情颠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在学生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可能就被形形色色的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吞噬。

这就是”封闭教育“、”温室育人“的后果—学生们在成长过程中很少接触社会”病菌“,等”毕业了“,却没有”免疫力“,一走出学校这座”温室“就”感染生病“,学校里几年的职业精神教育的努力几乎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现实中很多不良新闻(或广告)的制造者,就是新闻科班出身。

(五)”论文一刀切“的评价机制不尽合理现在对学生(无论是本科生、硕士还是博士)毕业前的学业质量检测手段一概靠论文,所不同的只是字数要求。这种评价方式似乎无可厚非,因为深邃的思想、独到的见解都能通过论文反映出来。但是有一点被忽视:动手能力是一切新闻活动的根基。

学生们(尤其是研究生)为了顺利毕业,多发论文、在高级别刊物上发论文便成为首要学习目的,动手能力可能就抛到脑后。这样,博士不会写消息现象就不足为怪。鉴于此,有学者呼吁改革对新闻类毕业生以”一刀切“方式用毕业论文衡量学识水平的制度,提出借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办法,”写出、拍摄出有份量的好新闻作品同样是可以的。

因为能写出、拍摄出有份量的好新闻作品正是学生思想水平与实际业务能力综合素质的生动体现。“〔4]

新闻教育的上述问题,有些是有目共睹的,不妨称之为”显性危机“,如前三个方面的问题;有些是潜在的、人们不易觉察的问题,不妨称之为”潜在危机“,如后两个方面的问题。这些危机若不能得到足够重视,就会动摇我国新闻教育的根基,制约整个新闻行业的发展。

三、对办好新闻教育的思考对于中国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种种弊端,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新闻院系及新闻媒体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具体措施可从下列几方面求得突破:

(一)教育行政部门加强管理,扭转新闻教学点”乱“、”滥“状况教育问题事关国家长远大计和民族大业,不能沦为某些单位和个人单纯的谋利手段。所以,教育行政部门应对每个新闻类专业教学点严格审批,将招生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禁止不具备办学资格的教学单位招生。对于现有的教学点加强评估和监督,从师资配备、教学硬件建设、课程设置、办学模式等多方面不断完善提高,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二)转变办学思路,实行开放式办学新闻学科重实践的特性拒绝封闭式教育模式。开放式办学无论是对学生职业精神培养或者是技能训练都更有帮助。此处的”开放式“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教师资源的开放性。简单地说,这种”开放“包括”请进来“、”走出去“、”联姻办学“三种形式。由于学科的特殊性,社会上从事传媒实务的精英对媒介有着更贴近实际的观点,”请进来“这些人讲课可弥补课堂教学”纸上谈兵“的不足。当前不少办学单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两年前,中国传媒大学开始聘任新浪副总裁兼总编辑、新华网总裁、千龙网总裁等网络媒体的资深专业人士,做该校新闻学专业的兼职教师。〔’〕学校希望他们的加盟能将更多实践经验带到教学中。”走出去“是指教师到办学先进的院系或新闻媒体进修考察,接受先进教学理念,了解现代媒介的运行发展情况。”联姻办学“是指新闻教育机构与新闻单位协作办学。这种做法有利于优化课程结构,缓解学校专业师资不足,同时也有利于学生的实习和就业,克服新闻教育与实践脱离的倾向。辽宁报团与沈阳师大、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筹)与中国报业协会在此方面已做了有益尝试。二是注重学生在实践和课堂两个阵地培养职业素质。现在新闻类专业的学生实习流于”走过场“,到媒体发表几篇作品完事。其实,学生的新闻实践不仅仅是消化理论知识、提高职业技能的过程,同时也是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在内的职业精神的培养过程。

学生课堂上获得的专业理念在与实践的融合中获得升华:不仅仅是书本知识得以应用,职业精神也在精英意识与庸俗观念的冲撞中得到锻炼和培养。这种教育模式恰恰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途经:”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循环往复。

(三)加强教学改革,重视学生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信息社会里,知识是以”几何级“增长的。特定时期内,新闻从业人员”知识库“的容量非常有限。面对知识的海洋和网络快速方便的搜索传递功能,学生们学会处理信息的技能要比掌握信息的多少更重要。这就要求新闻教育重心要从传统的知识灌输向信息处理能力培养方向转移。这种信息处理能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信息的选择能力和信息加工能力。信息选择能力的培养来自较强的学习能力,信息加工能力来自创新技能的培养。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良好的学习习惯在于对传统”教师中心“教学模式的彻底否定。教师由传统的灌输者角色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学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整个教学活动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为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的构成是个体认知能力、个性特征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反映。较强的认知能力是创造性思维的基础,出色的个性特征对创新力的发展和创新任务的完成起促进和保障作用,良好的社会条件对创新活动起到鼓励作用。由于教学单位对社会因素存在不可控制性,因此,新闻教育过程重点把握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和个性特征的优化。例如,教学中可以通过培养学生的对事物的洞察力和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鼓励学生自觉融人群体,在与其他组织成员分享知识、信息和文化过程中更新自身知识,激发创新灵感等等。

(四)用市场思维指导新闻教育市场规律要求对供求关系的重视与合理把握。高校毕业生停止计划分配后,高校的专业设置实际就受社会人才需求的制约。市场需求量大、就业前景好的专业,例如新闻、计算机,大家就”一窝蜂“地上;市场需求量不大的专业,有些停办,有些压缩规模。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一些高校育人的市场意识增强。在新闻教育领域,创造性地出现”订单式培养“、和”特色化培养“两种新形式。

”订单式培养“是对”商品生产量依据合同而定“的效仿,新闻教育机构先跟用人单位签订培养接收合同,按用人单位的需求量和用人规格要求”量身定做“。这样做能克服人才培养的盲目性,一方面避免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学生的就业风险。例如,辽报集团和沈阳师大采取”订单式“培养模式后,辽宁报业集团每年按照学生人数比例接收人才。[6]这不仅节约教育成本,填补了国内新闻教育这个专业的空白,也成为中国新闻教育转变办学理念、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的信号。

”特色化培养“是新闻教育适应市场的另一个显著标志。市场竞争中,”产品差异化“策略往往成为商品生产者获取优势的手段。在新闻教育与媒介行业总体呈现”供大于求“的现状时,新闻教育开展”特色化培养“,无疑是树立教育品牌的良好途径;”品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竞争实力“的代名词。为此,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依据国内新闻媒体兴起”新闻评论热“、评论人才紧缺的判断,于2005年开办全国首个”新闻评论班“,旨在培养新闻评论员、评论编辑、评论主持人、深度报道记者。[7]有人认为,这种特色化、细分化和专业化办学是今后新闻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总之,新闻教育要保持与社会同步,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解放思想,改革陈旧教学观念和方法,积极探索新的育人途径,新闻教育才能实现”三个面向“的育人目标。

参考文献:

[l]张晓锋,马汇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现状与挑战—”中国社会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高层圆桌会议综述【J〕。中国记者,2007,(1):62一研。

[2]陈栋。为何出现不会写消息的新闻学博士。〔N].中国青年报,2(X)5一12一巧。

[3]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现状与挑战〔EB〕,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2以刀一01一18。

新闻传播学评论论文范文篇5

当今的我国学术界,重视学术规范的呼声不小。哲学界徐友渔说:“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相当一批学者苦口婆心、坚持不懈地提倡建立和健全学术规范,以保障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1)经济学界林毅夫指出:“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出现严重失序现象,剽窃抄袭成风,问题经常重复讨论而又不见水平提高。每年发表的论著可谓不少,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尚未得到多少承认。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规范我们的研究,建立一个大家能够有共识的,理论创新、接受、修改、摒弃乃至理论批评的规范机制。只有大家都能遵循上述规范,才能避免过去那种低水平的重复,使得我国的学术研究能够取得重大进步。”(2)

本人也与他们有同样的体会,并且认为,由于种种原因,新闻学的不规范现象更为严重,更加需要强调学术规范,因此最近两年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在本文中,准备谈以下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提倡一些规范的做法,同时评论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些不规范现象;第二部分谈研究方法;因为只有运用合适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使新闻学研究成为真正规范的研究。

重视学术规范促进新闻学术发展

就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刊物上登载的、各种论文集中收录的林林总总的新闻学论文中,自然有些堪称精品,是作者科研之成果,心血之结晶;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是没有新意或很少新意的文字组合。没有新的观点、新的结论,也没有新资料的发现,甚至也没有提出新的问题。通篇是人云亦云,既不错也不新,或偶尔有一两句有新意的话,也没有围绕它展开。这类文章看十篇所得收获与看一篇相差无几。就社会付出的出版、发行成本和读者花费的时间而言,实在是极大的浪费。

同是社会科学,新闻学研究比不上文史哲研究的深入和深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新闻学学科历史短(七八十的历史),内外干扰因素多等原因以外,学术风气不够严谨,以及不得学术论文的要领,用写惯了的“急就章”的新闻文体来写学术论文等等,也是重要的原因。

现在有一些人,把写论文看作很容易事,将有关的文章找来几篇,自己做点“整合”的工作,就把其他人的成果整合成一篇新的“成果”,可是“整合”来“整合”去,洋洋大观的众多“论文”,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科学发现并没有增加多少。这种风气漫延下去,会使学术界像物质商品世界一样,充斥假冒伪劣之作。就像国家如果不保护专利,为科学技术投入多、贡献大的人和单位就没有积极性一样;学术界不确立规范,种种不良风气受不到斥责,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严肃治学的人,会使学科的发展速度大为减慢,恶劣风气还会遗害我们的下一代。可见,确立良好的学术规范,培养严谨的学术风气,意义很大。

就在我想写新的一篇文章,来归纳新闻学论文的不规范现象之时,我读到了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以下简称《看法》)(3),里面有一些内容与我所要谈的不规范现象相符,所以不妨以此论文中的某些内容作例证,来说明不规范的特征极其弊病。

现在,本人试图列举一些抵制不规范现象,有利于学术规范化的做法。

(一)提倡题小文深,不要大而不新。

常见一些人写论文拟很大的题目,比如舆论导向、舆论监督这样大的题目,你写我也写,写的都差不多。因为题目大,一个大题目下又得分许多实际上还是很大的小题目,光是“题中有应有之义”的交待也得花去很多篇幅,还有多少篇幅去深化独到见解呢?为何不把大题目分解成许多小题目来写呢?可以说,大而不新是一部分新闻学论文的通病。题目定得小,又必须有一定的篇幅,论文就得向深度开拓。面对一个很大的题目,在新闻学圈中泡了几年的人,恐怕谁都能写出万字文章来,但是要深、要新就困难了。

现在读到囊括了新闻学11个问题的《看法》一文,这恐怕是新闻学术史上涵盖面最广的论文。学术研究上讲究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的学术见解都应符合学术规范,都要接受科研成果标准的检验。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准,就是论文要对它提出的论点进行充分的、扎实的论证。因为论文不是发表看法宣言。

在各种文体中,论文,又称学术论文,与一般文章不一样。它是作者用一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某一领域中的某一问题所得出的成果的书面报告。对论文的实质要求,是给学术界和社会提供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发现。一篇论文,不是单纯的笔头工夫,它付出辛劳最多之处是作者的研究。所以写论文,首先是科研活动,其次才是写文章。

论文讲究立论和论证,一篇论文应该由若干进行充分论证的论点构成。“知识是论证了的认识。因此论证对于科学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4)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作者自认为的新观点,如果没有经过有力的论证,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些假说而已。“假说仅仅是尝试性的、未经验证的,而研究者认为事实确是如此的陈述。”(5)这也就是有的论文有一两句有新意的陈述,却算不得研究成果的原因。一篇论文中摆出很多问题,却都是蜻蜓点水,不予充分论证,就成为“假说连篇”;倘若假说也是别人说过的话,连假说也算不上,那就更无新意了。

论文贵在新、贵在深,故大而无当,切不可为。

(二)提倡博采百家,不用权威法代替旁征博引。

众多的论文中没有新观点、新见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新闻学领域中,原因之一是对权威法的滥用。有位学者在归纳科学研究中的非科学的方法时,提出有四种,即惯常法(TheMethodofTenacity)、权威法(TheMethodofAuthority)、直觉法(TheMethodofIntuition)、推理法(TheRationalisticMethod)。何谓“权威法”?“此法诉诸权威(个人、团体或典籍),认为某方面的权威所说的事情,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6)迷信权威法者,既不需要博览群书,旁征博引,也用不着去作辛苦麻烦的社会调查、抽样分析,只要找来几条权威语录,就可以拉出长篇“论文”。

由于新闻学的特殊性,权威法在这个学科领域中用得比较多。众所周知,像文史哲等人文科学和许多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像新闻领域有那么多革命导师和各时期领袖人物发表那么多的看法,提出那么多的要求,这本来是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而不会也不应该限制新闻学研究的深入开拓。可是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是,一些人不是把领袖特定时期对新闻工作的要求,与新闻学本身固有的范畴、原理、规律结合起来研究,不是以领袖们的说法、观点和方法作为研究的重要基石,向更深的更广的方向开拓,而是用权威法总结出几条,一会儿放到“党性原则”这个题目之下,一会儿又放到“政治家办报”这个题目之下,一会儿又用类似的几条放到“舆论导向”这个题目之下。他们不提出新观点、新成果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们对那些进行新的探索,有些独立见解的文章,很不以为然,甚至扣以吓人的大帽子。

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都是对当前新闻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方针政策,报刊都作了广泛的宣传,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就理论创新而言,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的发明权分别属于列宁、、等领袖人物。新闻学研究者想写出体现自己研究成果的论文,仅仅靠演绎推论这些论点,是难以奏效的,必须把新闻的政策与实践,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和各相关学科的原理和方法,作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为此,学术界必须鼓励创新,鼓励大胆探索,鼓励不同学术流派的涌现,促成百家争鸣的真正实现。

正确的态度是把它们结合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原理一起研究,结合新闻学和相关学科中的百家一起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不能只要权威,不要百家,要博采百家,互相补充丰富。

《看法》一文中,作者谈到,他在对香港高级新闻从业人员研讨班讲课时说:香港的传媒各自有鲜明的党性,“对于香港传媒来说,正确的党性应当是‘爱国、爱港’。”对香港传媒讲党性,这简直是荒唐、滑稽的事。

与各种其他社会集团相比,政党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或政治倾向性,以及严密的组织性的社会集团。所以党性应该具有阶级性和组织性这两个方面的内涵。从最先使用“党性”一词的领袖人物列宁,到,到当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由于他们讲党性时都是对本党人讲的,所以都没有必要强调组织性的内涵。但是当我们用党性这个概念去分析一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时,这个党性已经不是专指无产阶级党性了,而是抽象为各种政党都具有的党性。由于《看法》一文的作者不肯结合新闻领域的这一实际来研究党性,结果视阶级性为党性的唯一的内涵,最终把“党性”这个标签贴到了香港传媒身上,造成对党性一词的滥用,把不属于任何政党的报纸强加一个党性的概念。我相信,作者的用意不会是鼓励香港报纸加入政党吧。其实,对香港报纸,用政治倾向性来描述就行了。

(三)要充分占有学术信息,不可大胆立论疏于求证

科学研究旨在作新的发现,因此研究者必须占有充分的学术信息,知道自己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出了哪些,防止搞重复研究。而且也只有在占有最新学术信息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我国新闻学者外文水平高者不多,参阅国外文献受限制,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解决。但是对于国内已有的重要著述,已经译成中文的外国学者的主要著作,总该努力参阅,使自己避免重复研究,同时使自己的论文有丰富的引证。如果占有学术信息不多,却又敢于作出断言,就会出现大胆假设,又不小心求证的偏差。

《看法》一文把十几年前的党性、人民性问题又翻了出来。这也未尝不可。可他说,“据了解,除俄罗斯(苏联)外,各国的文学理论、新闻学理论基本上不谈‘人民性’。”这确实令人诧异。中国现代和当代史上,新闻界把党性人民性一起讲,发生过多次。胡乔木1945年跟随到重庆后,在新华日报作了一次演讲,其中说到,“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党报上反映出来,这要求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说报纸党性太重,证明我们的报纸和人民还有距离。就是人民性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7)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8)建国后的1956年,报纸的党性、人民性问题被再度提了出来。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这方面的一些言论受到批判。但人民性这个概念,以及把党性和人民性放在一起谈论这个做法,并没有被否定,这从1957年的《新闻战线》、《新闻与出版》等报刊上刊登的文章中可以看出。(9)那么多的历史资料不去占有就妄下定论,必然会使持论者陷入被动的境地。

(四)要甘于坐冷板凳,切忌粗疏浮躁

有位前辈学问家告诫我们:“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可是在新闻学界常能看到一股浮躁之风。浮躁者,轻率、急躁之谓也。新闻学、传播学领域也颇为广阔,有的研究者不管自己是否熟悉的领域都敢发表看法,轻率得出结论。像《看法》一文那样同时纵论新闻学领域中的11个基本问题,就难免露出粗疏浮躁。比如,《看法》断言:“‘新闻自由’之说不通。”他摆出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只有行为才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言论’、‘出版’是行为,所以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要求和规定。‘新闻’是名词,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

做学问是件辛苦的事,必须详细考察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历史和现状,不是靠望文生义,耍弄一些语言技巧就能奏效的。出版自由是按英语Freedomofthepress翻译过来的。《看法》说“‘新闻自由’一说不通”,理由是新闻为名词,可是英语中的ThePress本来就是名词,原意是“出版物”,只是我们的先人没有把它译成“出版物自由”罢了。ThePress还有“报刊”、“新闻”的意思,在现在的台湾新闻学界,ThePress大多被译成新闻自由。问题的实质在于,以上各种自由的主体都是人。一切自由都是人的自由,与自由的修饰、限制词的词性没有关系。众所周知,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一项基本法律。香港基本法第20条规定,香港居民享有新闻自由。非常权威的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原版中的“出版自由”,在新版中都改成了“新闻出版自由”。(10)

(五)核对原始资料,不能以讹传讹

写论文不同于写新闻,研究成果不能是“急就章”。做学问当是“慢工出细活”。对自己的引文,要认真核对原著。可是,有的人凭自己的印象,甚至是听别人说,某领袖人物或某权威学者说过某话,自己一时找不到原著出处,就凭自己的记忆写下大意。等在原著中查到引文,才发现差异甚大。或者听别人讲到哪里有一段语录适合自己的立论,寻章摘句地取来引用,却并未通读全篇,结果歪曲了原著的意思。

这种现象在《看法》一文中也有所表现。它为驳斥“新闻是商品”的观点,提出“新闻报道和报纸不是‘商品’,而是‘服务’。”并称,“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亚当斯密的《原富论》对照着读,可以发现一个差别。《原富论》谈商品、价值、成本,包括了律师、医师的工作在内-----马克思谈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交换,谈的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与交换。”

可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马克思谈的商品,既涉及物质商品,也涉及服务形式的商品。他的《资本论》第4卷中有十几万字论述服务业。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服务就是商品。”(11)马克思以工人购买缝纫劳动为例,说:“工人自己可以购买劳动,就是购买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同他的工资花费在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12)作者说他把两本书“对照着读”,才发现两书的差别,难道就是偏偏没有读《资本论》中有关服务业的内容?

(六)重视引证注释,不侵占别人知识产权

论文是研究成果的书面报告。论文中用来作论据的较为重要的观点、资料(人们熟知的“大路货”除外),凡不是作者本人的,都应当交待出处,这等于确认这不是作者的成果。常常看到一些论文一条注释都没有,或者说只有很少的注释。有人不止一次地讲,资产阶级新闻也是讲党性的,却从来没能提出一条引文作证。因为资产阶级新闻学里恰恰没出现党性的概念,而较多地谈到客观、公正,但同时会在各种情况下体现它们的阶级倾向性和政治倾向性。由于持论无须资料佐证成了习惯,人云亦云所导致的以讹传讹也难以发现和纠正。

论文不同于一般的报纸文体,报纸文体主要是面向大众传递信息,普及知识,提供消遣等,而且受版面篇幅的严格限制,不作引用注释乃是惯例。论文是科研成果的书面报告。既然如此,论文中凡不是作者自己的,而又比较重要的、有价值的观点、说法,都应该注明出处,以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如果不注明出处,读者就可能视为作者的科研成果,那么作者就有侵占别人成果之嫌。所谓剽窃,实际上就是把别人的科研成果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以显得是自己的。所以在论文中,对于阐释立论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和资料,如不标明出处就会有剽窃之嫌。至少是不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

国外有些学者的研究论文中,引证注释所用的篇幅,竟多达论文的三分之一。我收到留美博士赵月枝助理教授出版的毕业论文《中国的传媒、市场与民主》,(13)发现书后的引证注释共有666条。一看就知道论文作者参阅了哪些书籍、刊物和文章,使人不由得佩服作者的学术信息之丰富,治学之刻苦。当然,我国文史哲老学者,也有很多爱作博引,勤于注释。在本人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中,有南京大学高国藩教授写的“声与传播”一节,文长不过6000字,注释却有64个。(14)我编辑此节时颇为感动,知道这6000字来之不易。

详细而规范的引证有以下几个好处:

1、尊重了别人的知识产权。

2、你提供的某些引文出处,还可能让某些读者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知识的新的来源,为他们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帮助。

3、显示了你是在占有大量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完成著述的,让读者增强对你的著述的信心。《看法》一文中有不少处该向读者介绍资料来自何处,而没有交待,以至令人将信将疑。比如说“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登记、领取执照的制度,但一般不搞‘年检’。”这里没说哪些西方发达国家办传媒要领取执照,也没有交待资料来自何处。相反,有关资料证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葡萄牙、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办报都没有领取执照一说。(15)这之后说“一般不搞‘年检’”,言下之意好像还有某些国家搞“年检”。相信不大可能有什么根据。

4、这种习惯养成后,那些不作深入研究就洋洋洒洒写大块的不规范文章的人就吃不开了,有利于严谨的学术风气的形成。

当然引证并不是越多越好。烦琐引证是不可取的。

至于对于引证注释的写法(特别是注释资料的项数和排列顺序),国内尚未见统一的规定。这两年我发现,有些年轻学者的论文已经在注意作规范的引证注释了。近读刘晓红的《精确新闻报道:现状、问题和教育》(16),文后有“资料来源”、“参考文献”(中英文分开排列)、“互联网资料”诸项。而且文内有插注,比如文中摘引某观点、某资料后,将作者的姓名和著述发表的年份,写在其后的括号中,以便不需要从文后获得详细资料的读者也能立即知道引文是何人何时说的。文后的注释资料通常包括引文作者姓名、书名(或期刊名)、页码(或刊物期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等。

研究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

掌握和运用好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向规范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深化新闻学研究的必由之路。本文以下部分将联系我国的学术传统,谈谈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然后介绍几种研究方法,并尽力联系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实际。

从古代科学看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讲究宏观把握、整体把握。写文章喜欢由宏观到微观,由大到小,由古到今。一本启蒙读物“三字经”,从“人之初,性本善”说起;另一本启蒙读物,千字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讲起。一本小说、一出戏讲究有头有尾。

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典型的思想,莫过于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合一。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这种理论。后来汉儒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大约是天人合一的的说法正式确立。两千多年来,很多文人哲人都谈到过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学,都在继续论证。例如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17)天人合一思想,被现代环境学者奉为瑰宝,因为我们祖先的思想早就说明,毁坏自然环境就是损害人类自己,天人合一嘛。

但是停留于整体把握,并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论向推进。一两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说的天人合一,与一两千年后的程颢、朱熹所讲的没有多大差别,简直是同义反复而已。没见到过一本天人合一的著作。

中国文人许多喜欢停留于这种整体把握、宏观思考,不肯深入下去,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只停留于一般的思辨。中国古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几乎没有多少创新。至于实验方法很少有人使用,“君子动口不动手”嘛。中国古代科学在汉代就达到“九章算术”、“黄帝内经”的高度,后来却长期停滞不前,这当然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但仅就科学本身而言,中国人习惯停留于一般的思辨,缺乏对研究方法的孜孜追求,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而在西方,近两百年来自然科学能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培根、笛卡尔、伽利略等近代科学先驱者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发明和创造。培根推崇大量搜集经验材料,进行科学实验,再丛实验数据中探求结果的归纳法。笛卡儿则推崇数学和演绎法,而科学实验主要是作为演绎思想的辅助。伽利略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是把观察、实验方法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定量地表示物质运动的规律。在他们之后,方法论本身作为一门科学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18)

19世纪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着在我们面前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19)刘蔚华主编的《方法学原理》一书指出:“大凡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哲学家都会对方法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当他们要突破一种旧的理论体系时,首先要审查形成这种理论体系的方法有何缺陷,如果不能在方法上有所革新,要想突破旧的理论体系,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愿望而已。”(20)

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是一个大家族,大到哲学思维方法,如矛盾分析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其次为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如数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结构—功能方法等;小到具体学科的特殊方法。里面包含数以百计的成员,一个长辈成员下面还会有许多下辈成员,有的成员还有多个名称。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还在添丁加口,使家族越来越兴旺。

本文不涉及作为体系的方法论层次(不少方法论与世界观紧密相连),只谈操作层面的具体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按其适用范围和普遍性程度,又可以分为多个层次,比如可以分为专门方法和普通方法。专门方法是指某一学科专用的方法,如地质学中采用碳14测定年代的方法,化学中的PH值测定酸碱度的方法,人类学中的文化层次分析方法,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方法。普通方法是指许多学科都采用的方法,比如逻辑学的方法;或者某一类学科(如社会科学)都采用的方法,比如文献研究方法。有些起初可能是某一学科的专门方法,但后来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都借鉴采用,也就成了社会科学中的普通方法,比如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方法,现在是社会科学的普通方法。就新闻传播学而言,还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算作该学科的专门方法。但是,只要认真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通方法,也足以改进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毫无疑问,研究方法是否多样,运用得是否很好,是衡量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现在我们把话题缩小,只谈社会科学,特别是新闻学、传播学中的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分人文主义或解释学的方法范式,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两大类。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研究者通过操作概念得出研究结论,后者是研究者通过操作事实得出结论。(21)

操作概念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思辨的方法。人文方法来自哲学思辨的研究传统,所以,思辨方法代表着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大的类型。我国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主要是依靠思辨的方法,“从概念到概念”。如研究新闻的党性、阶级性、群众观点性、真实性,战斗性,指导性等等,都是靠的哲学式的思辨。

操作事实是实证研究的特点,实证研究主要依靠收集和整理事实。而因收集事实的方式不同,形成实证研究的两大分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是通过不断地采集和积累事实来发现理论结论。其基本过程是一个归纳的过程,即先积累事实,后进行推论,其研究目的是理解事实。(22)当然,这是指研究过程是这样,而不是说论文写作时也必须是这个顺序;论文写作时往往是先写出结论,然后摆出事实来论证。这就是说,研究时从具体到抽象,写论文时从抽象到具体。

定性方法有利于对传播的历史过程、事件发展、人的相互关系和行为等难以量化的问题进行研究。定性研究比定量研究更容易发现理论和形成有意义的假设。定性研究的方法主要来自人类学的观察、访问方法,以及政治学的文献分析方法。靠观察和文献分析的方法采集的事实,一般是难以量化的,所以只有通过收集事实、分析和解释事实,来建立某种因果关系。

定量研究则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收集事实来证明假说。它是根据研究者现有的对某事物的认识提出假说,然后根据检验假说的需要收集事实,以对假说进行证实或者证伪。定量研究有助于人们更精确地把握事物的全貌和变化情况,及时地了解突发事件产生的反应。定量研究的方法主要来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传统——社会调查的方法和控制实验的方法。以社会调查和控制实验方法采集的事实,大多数是可以被量化的。(23)

上面实际上谈到了研究方法的三大类型,思辨研究(属于操作概念的人文主义的方法范式),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均属于操作事实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由于思辨研究与定性研究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其表现形式都是词语(不是靠大量的数据分析),容易使人产生定性等同于思辨的印象,因此在我国学术界,被认为是定性方法的研究,不少是属于思辨范畴的。其实,思辨研究与定性研究是有区别的,思辨研究的对象是不可直接观测或调查的抽象概念,比如新闻与信息的定义、新闻的倾向性与真实性、传播的本质、信息的本质,等等。而作为实证研究之一的定性研究的对象,则是可直接观测或调查的经验事实。定性分析,在内容上是对事件或现象的主要性质和特征的解释,而在形式上是非量化的,比如新闻事件、信息流通极其不公平分配、流言传播、传播的长期效果和社会文化效果,等等。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对象,如新闻自由,既能用上思辨方法(分析新闻自由的相对性,新闻自由与新闻法的关系等),又能用上定性的方法(如分析新闻自由在某国某社会的表现与特征),还能用上定量分析的方法(如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度)。由此可见,这些研究方法都不是绝然分开的,在实际应用中是可以各自发挥特长,又互相补充的。

介绍几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以上所谈的毕竟还是比较宏观,为了促进研究方法在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中的应用,有必要介绍几种重要的具体方法。在思辨研究下面,打算着重介绍逻辑方法,特别是定义的方法;在定性研究下面,着重介绍观察方法。在定量研究方面,着重介绍内容分析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和实验方法。还有对多种研究法综合运用的方法,如比个案研究方法、较研究方法。

一、逻辑方法:

思辨研究的起点是概念。由于许多思想资料不能用日常语言来准确、有效地表达,所以思辨研究需要建立科学概念。然后依靠相应的逻辑来组织,概念被发展为命题,由此产生了系统的知识,同时,又可依此推演出新的知识。(24)无论社会科学研究还是人为科学研究,都必须依据逻辑,当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时,就更需要使用逻辑的方法。现在新闻刊物的上不少文章,都只是经验或印象的描述,缺乏新意和理论深度。就是因为作者既没能从归纳事实中得出新的概念,也没能使用已有的概念去逻辑地推演出新的命题,靠一些老生常谈的论点,加上自己的经验与印象,就构成了论文的全部。自然没有逻辑力量,也没有思辨性。

在逻辑方法中,定义法的使用很重要,有利于保证论文沿着界定的含义,集中地深入下去。

常见一些论文作随感式地论述,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的含义并不确定,时而狭义,时而广义,甚至时而指这,时而指那。这样论文就不可能有逻辑力量。论文作者要重视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下定义,或对其内涵、外延作出界定。许多语汇有多种含义,“定义是规定一个符号应在什么意义上使用。”(25)虽然恩格斯说过“在学科上,一切定义只有微小的价值”(26)但那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定义的内涵、外延都会发展。如新闻媒介,原来指报纸,后来也包括广播、电视,以后还可能包括更神奇的媒介。但是一个研究者在作研究时,必须对其研究对象的概念作出界定。这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这种界定可以是下定义的方式;如果下定义困难,也可以采用说明内涵和外延的方式。总之,要使读者明确你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种概念。这之后,读者可以看出你在论证时是否沿着这个意义走下去。这样,就便于检验你的论述、推理是否具有逻辑力量。《看法》一文在论述什么是宣传时,竟说“对别人讲话,就是宣传。”按此“逻辑”,说话、宣传、口头传播都是一回事。在科学意义上,宣传是为着一定的政治的、社会的或经济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种传播和说服活动。宣传方式可以是说话,而说话不一定是宣传。如果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都可以随意夸大和变形,就会有大量的概念雷同,以至混乱不堪,科学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

二、观察方法:

观察方法的特点是实地观察到现象或行为的发生。当时当地的观察可以把握事物的全盘面貌,可以领略其特别情境,感受其特殊气氛。而且,很多情况对当事人来说,都视之为当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般都不会作为报导资料报道。但研究者的当场客观观察,会敏锐地感受到一些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料。

滇西北的泸沽湖畔居住的摩梭人,处在世上仅存的母系社会,实行走婚制。报刊对他们有很多报道,游人蜂拥而至。《文化间传播——泸沽湖畔的传播学随想》一文(27)的作者,靠实地观察和访问,发现那里人们的婚姻观念在开始发生变化:有一些人向往一夫一妻制;经商观念与围着游客兜售生意的做法,与外界毫无二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与外界趋同,从可口可乐到卡拉OK到处都有。文章认为这是与外界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传播的产物。传播的途径有四条:现代交通;摩梭人外出经商,做工、求学;游客涌进;电视、电话。最后文章对文化的独特性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的关系,以及何种文化能传承久远展开论述。这是使用观察法(包括必要的入户访问),获取资料进行定性研究的一个例子。虽然运用得不很规范,但基本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观察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不肯直接报道或接受面谈的对象,因为对他们既不宜采用社会调查的方法,也不宜采用实验的方法,只有观察法较为适宜。科学的观察法,应该在事先具有研究目的或假设,有系统的设计,有系统的记录。假如在特殊的设计下(如单向透视玻璃),观察者不为被观察对象所注意,因此可以在最自然的情况下不受打扰的行动,由此观察所得到的资料是任何其他搜集资料的方法都不能得到的。(28)可惜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严格按照科学的观察法进行操作的研究,一时还难以举出实例。

三、社会调查方法:

社会调查方法是社会科学的典型方法之一。它是以客观的态度,通过对受众的系统提问,收集并分析有关研究数据,以描述或解释传播现象及其各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可以获得一个群体、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某项情况,可以解决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特定的问题,如受众与媒介的各种关系,受众对媒介传播的态度,以及受众的媒介观念等等。在这些方面,是其他研究方法无法替代的。

社会调查的第一步是决定题材,分析理论和拟定研究假说。第二步是问卷设计。问卷是依据有关理论和假说而设计的。任何组成假说的自变度数或应变数,均必须用一题或多题的问卷来表示。第三步是选取取样本,就是从成员总体中抽取一部分能够代表总体的样本。这种选取样本的过程即为抽样。抽样方法很多,主要分为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样本的多少与样本代表性成正比。样本数最好是整个总体数的5%以上,但最少通常不得低于500个样本。(29)第四步为访问,分入户访问、电话访问或邮寄问卷等。第五步是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撰写报告。

自8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界运用社会调查方法已经很多次。《中国传播效果透视》(30)一书收录了十几次报纸、广播、电视的受众调查,以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态度的调查,可以说已为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

四、内容分析方法:

“内容分析是一种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的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术。”(贝雷儿森定义)它是传播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常见的方法。内容分析“一方面可以避免定质分析过于主观,一方面也可以做较大范围之抽样,但在分析过程中,除了传播内容量的分析外,亦注重其质的分析,这种综合的内容分析方法,可以避免两种方法的缺点,增加内容分析的正确性和有效性。”(31)

内容分析方法与大众传媒及其研究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西方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进行着。我国自1987年以来,亦不断有内容分析的研究成果出现,如《市场分析》(孙五三,《新闻学论集》第12集)、《国产与进口少儿电视节目制作形态与传播观念的比较研究》(王怡红,《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北京地区少年儿童节目内容分析研究报告》(杨瑞明,《新闻研究资料》第60辑)、《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刘伯红等,《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1期)。

内容分析常见的有三种形式: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或特征,如上述研究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描述传播内容的变化趋势(这需要分析若干年的样本),如研究我国10年来对环境保护的报道情况;比较不同样本的内容特征,如研究国产与进口少儿电视节目的情况。

内容分析主要分以下步骤:第一步是决定研究题材,进行研究假说的设计。第二步是抽样,通常采取随机抽样。第三步就是设计类目与分析单元,即决定统计哪些要素和使用何种单位(如单字、主题词或篇)。第四步就是统计分析,撰写报告。比如有位研究生研究中共十四大至十五期间(1992—1997)人民日报的批评报道,就以这5年间人民日报的所有的批评报道为总体,用间隔抽样法,共抽得样本420天的批评报道1802篇。根据这顶研究,发现在这些批评报道中,有58.6%是读者来信版上的;而批评报道的对象是以现象为主(不涉及具体的人或单位),占半数以上(53.2%)。针对具体的人或单位的批评比较少,针对集体或单位的,占批评报道总量的17.8%;针对不法分子的,占17.1%。其中针对各级干部的批评,不到总量的十分之一(占8.5%),而批评报道针对处级和处级以上干部的仅为2.6%。且大多是根据有关部门查处的结果报道的,完全由报纸自己揭出来的很少。(32)

五、实验方法:

实验方法又称控制实验方法,这种方法曾为传播学的一些重要理论的确立做出过贡献。它起源于二三十年代美国的佩恩基金会所进行的“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的研究,后经二战中的霍夫兰的大众传播实验和战后的耶鲁说服实验而达到高峰。

实验法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观察事实的方法,但它是一种有控制的观察。美国学者贝利指出:“实验是试图显示一个或多个自度量与一个或多个因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的高度受控方法。(33)

它的方法是:研究者从600部电影中挑选了16部有某种倾向的电影,作为实验中的刺激物,来观察儿童在看电视前后的社会态度的变化。他们利用最新研制的社会态度量表,测试了儿童的态度,一两天后,请儿童看电影。隔天再对儿童进行测试。半个月至18个后,研究者进行第三次测试,以检验电影的影响是否存在。结果认为,电影会改变儿童的社会态度。(34)

如果对实验对象没有一定控制,研究就无法辨别因变量的变化是由实验刺激引起的,还是由实验或实验操作引起的。因此要特别设置不接受实验刺激的控制组来作对比。

实验法多适用于微观的传播效果研究领域,比如宣传、宣服、态度的改变等方面的理论假说,适宜于使用实验方法来检验。那些涉及心理因素明显、涉及社会因素较少的问题,更适宜于实验方法。儿童也许是被施用实验方法的最佳群体。

六、个案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可以用某一种方法,也可以用多种方法,如把观察法、访问法、问卷调查法等综合运用。

个案研究法很适宜于对那些难以量化统计的,涉及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心理冲突等的事物进行研究,同时也不排除在其某一个具体层面上进行量化。个案研究法有利于详尽深入地进行某一事物的研究,因为它不仅有表面的观察,各种书面资料的收集,而且还有深度的探讨。例如对台湾传媒对白晓燕被绑遇害的报道进行个案研究,可以探讨司法与新闻的关系、新闻职业道德等诸多问题。

如果把香港回归报道、1998年抗洪报道等作为个案研究,那更需要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特别是内容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恐不可少。

七、比较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方法有利于对有某些类似之处的事物的研究,便于评论优劣,总结经验。尤其运用于新闻观念、新闻业务的研究。樊凡、单波的《中西新闻论比较论》(35),就是一种有趣的尝试。

比较可分为“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前者指同一时期事物的比较,后者指不同时期的事物的比较。笔者曾带一为研究生尝试这两种比较方法。作为“共时性比较”,1995年,美国《纽约时报》对俄克拉何马州联邦政府大厦爆炸的报道,日本《读卖新闻》对阪神大地震的报道,中国《人民日报》对湖南、江西水灾的报道,比较这三个报道,可以看出不同国家报纸对灾害的不同特点。另一种是“历时性比较”,我们曾试图把1980年、1988年、1997年这三年7、8、9月《人民日报》上的批评报道,从数量和内容上进行比较,看舆论监督有些什么发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律才能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由于资料获得或者时间安排上的原因,这两项研究都没能进行到底,但我一直认为它们都是很不错的选题。不难看出,比较研究的开展,对新闻实际工作的促进,对新闻传播学的发展,都会是很有意义的。

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因研究的对象和题材不同,各有适用;因研究者爱好和特长不同各有选择。如果致力于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每一个人,在自己进行某项研究时,先能考虑一下采取何种方法,尽可能把所选择的方法运用得好一些,并能在写论文时尽力规范一些,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这片学术园地将会开满各种奇光异彩的鲜花。

注释:

(1)徐友渔《为提倡学术规范一辩》,《中国书评》(香港)1995年第8期

(2)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3)《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新闻大学》1998年秋季号第5页。

(4)阿迈纳《方法论导论》第181页,三联书店,1991

(5)余辉炳等编译《社会研究的方法》第2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6)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70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

(7)载《新华报人》,1945年12月30日出版

(8)《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第78页

(9)出版处王谟说:“党性和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党性是无产阶级性集中的表现,也是人民性集中的表现。”(《新闻战线》1957年创刊号第46页)郑远(人大新闻系主任安岗)说:“我们报纸的人民性同我们的阶级使命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党性正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新闻与出版》第8号,1957年1月25日)安徽日报总编辑欧远方说:“党性,阶级性,人民性是统一的。”(《新闻战线》1957年第10期第15页

(10)参见陈力丹《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一项重要改动》,《新闻战线》1996年第10期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分册第149页

(12)同上,第436页

(13)YuezhiZhao,Media,market,anddemocracyinChina,1998bytheBoardoftheUniversityofIllinois

(14)《华夏传播论》第175-185页,人民出版社,1997

(15)参见《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续编)》和新闻法起草办公室编的新闻法参考资料之七《关于公民创办报刊的有关资料》。有的国家如法国,有申报制度,但那只是报个“户口”,不需要批准,更不存在“领取执照”。

(16)《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1998年第1期

(17)参见《辞海》“天人合一”条目

(18)陈波等编著《社会科学方法论》第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9)《巴甫洛夫选集》第49页,科学出版社,1955

(20)刘蔚华主编《方法学原理》第1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21)(22)(23)卜卫《传播学方法论导言》,《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24)卜卫《传播学思辨研究论》,《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5期

(25)阿迈纳《方法论导论》第181页,三联书店,1991

(26)《反杜林论》80页,人民出版社,1970

(27)孙茗《文化间传播——泸沽湖畔的传播学随想》,付因中

(28)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102—103页,台湾商务印快餐馆,1995

(29)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82—8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30)陈崇山、弭秀玲主编《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

(31)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9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32)李晓明硕士论文《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日报批评报道》,1998

(33)余炳辉等译《社会研究的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新闻传播学评论论文范文篇6

当今的我国学术界,重视学术规范的呼声不小。哲学界徐友渔说:“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相当一批学者苦口婆心、坚持不懈地提倡建立和健全学术规范,以保障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1)经济学界林毅夫指出:“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出现严重失序现象,剽窃抄袭成风,问题经常重复讨论而又不见水平提高。每年发表的论著可谓不少,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尚未得到多少承认。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规范我们的研究,建立一个大家能够有共识的,理论创新、接受、修改、摒弃乃至理论批评的规范机制。只有大家都能遵循上述规范,才能避免过去那种低水平的重复,使得我国的学术研究能够取得重大进步。”(2)

本人也与他们有同样的体会,并且认为,由于种种原因,新闻学的不规范现象更为严重,更加需要强调学术规范,因此最近两年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在本文中,准备谈以下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提倡一些规范的做法,同时评论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些不规范现象;第二部分谈研究方法;因为只有运用合适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使新闻学研究成为真正规范的研究。

重视学术规范促进新闻学术发展

就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刊物上登载的、各种论文集中收录的林林总总的新闻学论文中,自然有些堪称精品,是作者科研之成果,心血之结晶;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是没有新意或很少新意的文字组合。没有新的观点、新的结论,也没有新资料的发现,甚至也没有提出新的问题。通篇是人云亦云,既不错也不新,或偶尔有一两句有新意的话,也没有围绕它展开。这类文章看十篇所得收获与看一篇相差无几。就社会付出的出版、发行成本和读者花费的时间而言,实在是极大的浪费。

同是社会科学,新闻学研究比不上文史哲研究的深入和深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新闻学学科历史短(七八十的历史),内外干扰因素多等原因以外,学术风气不够严谨,以及不得学术论文的要领,用写惯了的“急就章”的新闻文体来写学术论文等等,也是重要的原因。

现在有一些人,把写论文看作很容易事,将有关的文章找来几篇,自己做点“整合”的工作,就把其他人的成果整合成一篇新的“成果”,可是“整合”来“整合”去,洋洋大观的众多“论文”,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科学发现并没有增加多少。这种风气漫延下去,会使学术界像物质商品世界一样,充斥假冒伪劣之作。就像国家如果不保护专利,为科学技术投入多、贡献大的人和单位就没有积极性一样;学术界不确立规范,种种不良风气受不到斥责,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严肃治学的人,会使学科的发展速度大为减慢,恶劣风气还会遗害我们的下一代。可见,确立良好的学术规范,培养严谨的学术风气,意义很大。

就在我想写新的一篇文章,来归纳新闻学论文的不规范现象之时,我读到了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以下简称《看法》)(3),里面有一些内容与我所要谈的不规范现象相符,所以不妨以此论文中的某些内容作例证,来说明不规范的特征极其弊病。

现在,本人试图列举一些抵制不规范现象,有利于学术规范化的做法。

(一)提倡题小文深,不要大而不新。

常见一些人写论文拟很大的题目,比如舆论导向、舆论监督这样大的题目,你写我也写,写的都差不多。因为题目大,一个大题目下又得分许多实际上还是很大的小题目,光是“题中有应有之义”的交待也得花去很多篇幅,还有多少篇幅去深化独到见解呢?为何不把大题目分解成许多小题目来写呢?可以说,大而不新是一部分新闻学论文的通病。题目定得小,又必须有一定的篇幅,论文就得向深度开拓。面对一个很大的题目,在新闻学圈中泡了几年的人,恐怕谁都能写出万字文章来,但是要深、要新就困难了。

现在读到囊括了新闻学11个问题的《看法》一文,这恐怕是新闻学术史上涵盖面最广的论文。学术研究上讲究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的学术见解都应符合学术规范,都要接受科研成果标准的检验。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准,就是论文要对它提出的论点进行充分的、扎实的论证。因为论文不是发表看法宣言。

在各种文体中,论文,又称学术论文,与一般文章不一样。它是作者用一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某一领域中的某一问题所得出的成果的书面报告。对论文的实质要求,是给学术界和社会提供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发现。一篇论文,不是单纯的笔头工夫,它付出辛劳最多之处是作者的研究。所以写论文,首先是科研活动,其次才是写文章。

论文讲究立论和论证,一篇论文应该由若干进行充分论证的论点构成。“知识是论证了的认识。因此论证对于科学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4)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作者自认为的新观点,如果没有经过有力的论证,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些假说而已。“假说仅仅是尝试性的、未经验证的,而研究者认为事实确是如此的陈述。”(5)这也就是有的论文有一两句有新意的陈述,却算不得研究成果的原因。一篇论文中摆出很多问题,却都是蜻蜓点水,不予充分论证,就成为“假说连篇”;倘若假说也是别人说过的话,连假说也算不上,那就更无新意了。

论文贵在新、贵在深,故大而无当,切不可为。

(二)提倡博采百家,不用权威法代替旁征博引。

众多的论文中没有新观点、新见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新闻学领域中,原因之一是对权威法的滥用。有位学者在归纳科学研究中的非科学的方法时,提出有四种,即惯常法(TheMethodofTenacity)、权威法(TheMethodofAuthority)、直觉法(TheMethodofIntuition)、推理法(TheRationalisticMethod)。何谓“权威法”?“此法诉诸权威(个人、团体或典籍),认为某方面的权威所说的事情,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6)迷信权威法者,既不需要博览群书,旁征博引,也用不着去作辛苦麻烦的社会调查、抽样分析,只要找来几条权威语录,就可以拉出长篇“论文”。

由于新闻学的特殊性,权威法在这个学科领域中用得比较多。众所周知,像文史哲等人文科学和许多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像新闻领域有那么多革命导师和各时期领袖人物发表那么多的看法,提出那么多的要求,这本来是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而不会也不应该限制新闻学研究的深入开拓。可是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是,一些人不是把领袖特定时期对新闻工作的要求,与新闻学本身固有的范畴、原理、规律结合起来研究,不是以领袖们的说法、观点和方法作为研究的重要基石,向更深的更广的方向开拓,而是用权威法总结出几条,一会儿放到“党性原则”这个题目之下,一会儿又放到“政治家办报”这个题目之下,一会儿又用类似的几条放到“舆论导向”这个题目之下。他们不提出新观点、新成果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们对那些进行新的探索,有些独立见解的文章,很不以为然,甚至扣以吓人的大帽子。

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都是对当前新闻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方针政策,报刊都作了广泛的宣传,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就理论创新而言,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的发明权分别属于列宁、、等领袖人物。新闻学研究者想写出体现自己研究成果的论文,仅仅靠演绎推论这些论点,是难以奏效的,必须把新闻的政策与实践,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和各相关学科的原理和方法,作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为此,学术界必须鼓励创新,鼓励大胆探索,鼓励不同学术流派的涌现,促成百家争鸣的真正实现。

正确的态度是把它们结合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原理一起研究,结合新闻学和相关学科中的百家一起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不能只要权威,不要百家,要博采百家,互相补充丰富。

《看法》一文中,作者谈到,他在对香港高级新闻从业人员研讨班讲课时说:香港的传媒各自有鲜明的党性,“对于香港传媒来说,正确的党性应当是‘爱国、爱港’。”对香港传媒讲党性,这简直是荒唐、滑稽的事。

与各种其他社会集团相比,政党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或政治倾向性,以及严密的组织性的社会集团。所以党性应该具有阶级性和组织性这两个方面的内涵。从最先使用“党性”一词的领袖人物列宁,到,到当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由于他们讲党性时都是对本党人讲的,所以都没有必要强调组织性的内涵。但是当我们用党性这个概念去分析一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时,这个党性已经不是专指无产阶级党性了,而是抽象为各种政党都具有的党性。由于《看法》一文的作者不肯结合新闻领域的这一实际来研究党性,结果视阶级性为党性的唯一的内涵,最终把“党性”这个标签贴到了香港传媒身上,造成对党性一词的滥用,把不属于任何政党的报纸强加一个党性的概念。我相信,作者的用意不会是鼓励香港报纸加入政党吧。其实,对香港报纸,用政治倾向性来描述就行了。

(三)要充分占有学术信息,不可大胆立论疏于求证

科学研究旨在作新的发现,因此研究者必须占有充分的学术信息,知道自己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出了哪些,防止搞重复研究。而且也只有在占有最新学术信息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我国新闻学者外文水平高者不多,参阅国外文献受限制,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解决。但是对于国内已有的重要著述,已经译成中文的外国学者的主要著作,总该努力参阅,使自己避免重复研究,同时使自己的论文有丰富的引证。如果占有学术信息不多,却又敢于作出断言,就会出现大胆假设,又不小心求证的偏差。

《看法》一文把十几年前的党性、人民性问题又翻了出来。这也未尝不可。可他说,“据了解,除俄罗斯(苏联)外,各国的文学理论、新闻学理论基本上不谈‘人民性’。”这确实令人诧异。中国现代和当代史上,新闻界把党性人民性一起讲,发生过多次。胡乔木1945年跟随到重庆后,在新华日报作了一次演讲,其中说到,“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党报上反映出来,这要求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说报纸党性太重,证明我们的报纸和人民还有距离。就是人民性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7)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8)建国后的1956年,报纸的党性、人民性问题被再度提了出来。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这方面的一些言论受到批判。但人民性这个概念,以及把党性和人民性放在一起谈论这个做法,并没有被否定,这从1957年的《新闻战线》、《新闻与出版》等报刊上刊登的文章中可以看出。(9)那么多的历史资料不去占有就妄下定论,必然会使持论者陷入被动的境地。

(四)要甘于坐冷板凳,切忌粗疏浮躁

有位前辈学问家告诫我们:“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可是在新闻学界常能看到一股浮躁之风。浮躁者,轻率、急躁之谓也。新闻学、传播学领域也颇为广阔,有的研究者不管自己是否熟悉的领域都敢发表看法,轻率得出结论。像《看法》一文那样同时纵论新闻学领域中的11个基本问题,就难免露出粗疏浮躁。比如,《看法》断言:“‘新闻自由’之说不通。”他摆出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只有行为才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言论’、‘出版’是行为,所以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要求和规定。‘新闻’是名词,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

做学问是件辛苦的事,必须详细考察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历史和现状,不是靠望文生义,耍弄一些语言技巧就能奏效的。出版自由是按英语Freedomofthepress翻译过来的。《看法》说“‘新闻自由’一说不通”,理由是新闻为名词,可是英语中的ThePress本来就是名词,原意是“出版物”,只是我们的先人没有把它译成“出版物自由”罢了。ThePress还有“报刊”、“新闻”的意思,在现在的台湾新闻学界,ThePress大多被译成新闻自由。问题的实质在于,以上各种自由的主体都是人。一切自由都是人的自由,与自由的修饰、限制词的词性没有关系。众所周知,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一项基本法律。香港基本法第20条规定,香港居民享有新闻自由。非常权威的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原版中的“出版自由”,在新版中都改成了“新闻出版自由”。(10)

(五)核对原始资料,不能以讹传讹

写论文不同于写新闻,研究成果不能是“急就章”。做学问当是“慢工出细活”。对自己的引文,要认真核对原著。可是,有的人凭自己的印象,甚至是听别人说,某领袖人物或某权威学者说过某话,自己一时找不到原著出处,就凭自己的记忆写下大意。等在原著中查到引文,才发现差异甚大。或者听别人讲到哪里有一段语录适合自己的立论,寻章摘句地取来引用,却并未通读全篇,结果歪曲了原著的意思。

这种现象在《看法》一文中也有所表现。它为驳斥“新闻是商品”的观点,提出“新闻报道和报纸不是‘商品’,而是‘服务’。”并称,“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亚当斯密的《原富论》对照着读,可以发现一个差别。《原富论》谈商品、价值、成本,包括了律师、医师的工作在内-----马克思谈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交换,谈的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与交换。”

可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马克思谈的商品,既涉及物质商品,也涉及服务形式的商品。他的《资本论》第4卷中有十几万字论述服务业。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服务就是商品。”(11)马克思以工人购买缝纫劳动为例,说:“工人自己可以购买劳动,就是购买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同他的工资花费在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12)作者说他把两本书“对照着读”,才发现两书的差别,难道就是偏偏没有读《资本论》中有关服务业的内容?

(六)重视引证注释,不侵占别人知识产权

论文是研究成果的书面报告。论文中用来作论据的较为重要的观点、资料(人们熟知的“大路货”除外),凡不是作者本人的,都应当交待出处,这等于确认这不是作者的成果。常常看到一些论文一条注释都没有,或者说只有很少的注释。有人不止一次地讲,资产阶级新闻也是讲党性的,却从来没能提出一条引文作证。因为资产阶级新闻学里恰恰没出现党性的概念,而较多地谈到客观、公正,但同时会在各种情况下体现它们的阶级倾向性和政治倾向性。由于持论无须资料佐证成了习惯,人云亦云所导致的以讹传讹也难以发现和纠正。

论文不同于一般的报纸文体,报纸文体主要是面向大众传递信息,普及知识,提供消遣等,而且受版面篇幅的严格限制,不作引用注释乃是惯例。论文是科研成果的书面报告。既然如此,论文中凡不是作者自己的,而又比较重要的、有价值的观点、说法,都应该注明出处,以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如果不注明出处,读者就可能视为作者的科研成果,那么作者就有侵占别人成果之嫌。所谓剽窃,实际上就是把别人的科研成果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以显得是自己的。所以在论文中,对于阐释立论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和资料,如不标明出处就会有剽窃之嫌。至少是不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

国外有些学者的研究论文中,引证注释所用的篇幅,竟多达论文的三分之一。我收到留美博士赵月枝助理教授出版的毕业论文《中国的传媒、市场与民主》,(13)发现书后的引证注释共有666条。一看就知道论文作者参阅了哪些书籍、刊物和文章,使人不由得佩服作者的学术信息之丰富,治学之刻苦。当然,我国文史哲老学者,也有很多爱作博引,勤于注释。在本人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中,有南京大学高国藩教授写的“声与传播”一节,文长不过6000字,注释却有64个。(14)我编辑此节时颇为感动,知道这6000字来之不易。

详细而规范的引证有以下几个好处:

1、尊重了别人的知识产权。

2、你提供的某些引文出处,还可能让某些读者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知识的新的来源,为他们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帮助。

3、显示了你是在占有大量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完成著述的,让读者增强对你的著述的信心。《看法》一文中有不少处该向读者介绍资料来自何处,而没有交待,以至令人将信将疑。比如说“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登记、领取执照的制度,但一般不搞‘年检’。”这里没说哪些西方发达国家办传媒要领取执照,也没有交待资料来自何处。相反,有关资料证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葡萄牙、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办报都没有领取执照一说。(15)这之后说“一般不搞‘年检’”,言下之意好像还有某些国家搞“年检”。相信不大可能有什么根据。

4、这种习惯养成后,那些不作深入研究就洋洋洒洒写大块的不规范文章的人就吃不开了,有利于严谨的学术风气的形成。

当然引证并不是越多越好。烦琐引证是不可取的。

至于对于引证注释的写法(特别是注释资料的项数和排列顺序),国内尚未见统一的规定。这两年我发现,有些年轻学者的论文已经在注意作规范的引证注释了。近读刘晓红的《精确新闻报道:现状、问题和教育》(16),文后有“资料来源”、“参考文献”(中英文分开排列)、“互联网资料”诸项。而且文内有插注,比如文中摘引某观点、某资料后,将作者的姓名和著述发表的年份,写在其后的括号中,以便不需要从文后获得详细资料的读者也能立即知道引文是何人何时说的。文后的注释资料通常包括引文作者姓名、书名(或期刊名)、页码(或刊物期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等。

研究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

掌握和运用好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向规范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深化新闻学研究的必由之路。本文以下部分将联系我国的学术传统,谈谈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然后介绍几种研究方法,并尽力联系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实际。

从古代科学看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讲究宏观把握、整体把握。写文章喜欢由宏观到微观,由大到小,由古到今。一本启蒙读物“三字经”,从“人之初,性本善”说起;另一本启蒙读物,千字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讲起。一本小说、一出戏讲究有头有尾。

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典型的思想,莫过于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合一。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这种理论。后来汉儒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大约是天人合一的的说法正式确立。两千多年来,很多文人哲人都谈到过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学,都在继续论证。例如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17)天人合一思想,被现代环境学者奉为瑰宝,因为我们祖先的思想早就说明,毁坏自然环境就是损害人类自己,天人合一嘛。

但是停留于整体把握,并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论向推进。一两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说的天人合一,与一两千年后的程颢、朱熹所讲的没有多大差别,简直是同义反复而已。没见到过一本天人合一的著作。

中国文人许多喜欢停留于这种整体把握、宏观思考,不肯深入下去,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只停留于一般的思辨。中国古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几乎没有多少创新。至于实验方法很少有人使用,“君子动口不动手”嘛。中国古代科学在汉代就达到“九章算术”、“黄帝内经”的高度,后来却长期停滞不前,这当然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但仅就科学本身而言,中国人习惯停留于一般的思辨,缺乏对研究方法的孜孜追求,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而在西方,近两百年来自然科学能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培根、笛卡尔、伽利略等近代科学先驱者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发明和创造。培根推崇大量搜集经验材料,进行科学实验,再丛实验数据中探求结果的归纳法。笛卡儿则推崇数学和演绎法,而科学实验主要是作为演绎思想的辅助。伽利略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是把观察、实验方法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定量地表示物质运动的规律。在他们之后,方法论本身作为一门科学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18)

19世纪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着在我们面前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19)刘蔚华主编的《方法学原理》一书指出:“大凡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哲学家都会对方法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当他们要突破一种旧的理论体系时,首先要审查形成这种理论体系的方法有何缺陷,如果不能在方法上有所革新,要想突破旧的理论体系,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愿望而已。”(20)

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是一个大家族,大到哲学思维方法,如矛盾分析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其次为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如数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结构—功能方法等;小到具体学科的特殊方法。里面包含数以百计的成员,一个长辈成员下面还会有许多下辈成员,有的成员还有多个名称。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还在添丁加口,使家族越来越兴旺。

本文不涉及作为体系的方法论层次(不少方法论与世界观紧密相连),只谈操作层面的具体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按其适用范围和普遍性程度,又可以分为多个层次,比如可以分为专门方法和普通方法。专门方法是指某一学科专用的方法,如地质学中采用碳14测定年代的方法,化学中的PH值测定酸碱度的方法,人类学中的文化层次分析方法,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方法。普通方法是指许多学科都采用的方法,比如逻辑学的方法;或者某一类学科(如社会科学)都采用的方法,比如文献研究方法。有些起初可能是某一学科的专门方法,但后来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都借鉴采用,也就成了社会科学中的普通方法,比如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方法,现在是社会科学的普通方法。就新闻传播学而言,还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算作该学科的专门方法。但是,只要认真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通方法,也足以改进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毫无疑问,研究方法是否多样,运用得是否很好,是衡量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现在我们把话题缩小,只谈社会科学,特别是新闻学、传播学中的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分人文主义或解释学的方法范式,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两大类。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研究者通过操作概念得出研究结论,后者是研究者通过操作事实得出结论。(21)

操作概念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思辨的方法。人文方法来自哲学思辨的研究传统,所以,思辨方法代表着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大的类型。我国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主要是依靠思辨的方法,“从概念到概念”。如研究新闻的党性、阶级性、群众观点性、真实性,战斗性,指导性等等,都是靠的哲学式的思辨。

操作事实是实证研究的特点,实证研究主要依靠收集和整理事实。而因收集事实的方式不同,形成实证研究的两大分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是通过不断地采集和积累事实来发现理论结论。其基本过程是一个归纳的过程,即先积累事实,后进行推论,其研究目的是理解事实。(22)当然,这是指研究过程是这样,而不是说论文写作时也必须是这个顺序;论文写作时往往是先写出结论,然后摆出事实来论证。这就是说,研究时从具体到抽象,写论文时从抽象到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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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方法有利于对传播的历史过程、事件发展、人的相互关系和行为等难以量化的问题进行研究。定性研究比定量研究更容易发现理论和形成有意义的假设。定性研究的方法主要来自人类学的观察、访问方法,以及政治学的文献分析方法。靠观察和文献分析的方法采集的事实,一般是难以量化的,所以只有通过收集事实、分析和解释事实,来建立某种因果关系。

定量研究则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收集事实来证明假说。它是根据研究者现有的对某事物的认识提出假说,然后根据检验假说的需要收集事实,以对假说进行证实或者证伪。定量研究有助于人们更精确地把握事物的全貌和变化情况,及时地了解突发事件产生的反应。定量研究的方法主要来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传统——社会调查的方法和控制实验的方法。以社会调查和控制实验方法采集的事实,大多数是可以被量化的。(23)

上面实际上谈到了研究方法的三大类型,思辨研究(属于操作概念的人文主义的方法范式),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均属于操作事实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由于思辨研究与定性研究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其表现形式都是词语(不是靠大量的数据分析),容易使人产生定性等同于思辨的印象,因此在我国学术界,被认为是定性方法的研究,不少是属于思辨范畴的。其实,思辨研究与定性研究是有区别的,思辨研究的对象是不可直接观测或调查的抽象概念,比如新闻与信息的定义、新闻的倾向性与真实性、传播的本质、信息的本质,等等。而作为实证研究之一的定性研究的对象,则是可直接观测或调查的经验事实。定性分析,在内容上是对事件或现象的主要性质和特征的解释,而在形式上是非量化的,比如新闻事件、信息流通极其不公平分配、流言传播、传播的长期效果和社会文化效果,等等。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对象,如新闻自由,既能用上思辨方法(分析新闻自由的相对性,新闻自由与新闻法的关系等),又能用上定性的方法(如分析新闻自由在某国某社会的表现与特征),还能用上定量分析的方法(如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度)。由此可见,这些研究方法都不是绝然分开的,在实际应用中是可以各自发挥特长,又互相补充的。

介绍几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以上所谈的毕竟还是比较宏观,为了促进研究方法在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中的应用,有必要介绍几种重要的具体方法。在思辨研究下面,打算着重介绍逻辑方法,特别是定义的方法;在定性研究下面,着重介绍观察方法。在定量研究方面,着重介绍内容分析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和实验方法。还有对多种研究法综合运用的方法,如比个案研究方法、较研究方法。

一、逻辑方法:

思辨研究的起点是概念。由于许多思想资料不能用日常语言来准确、有效地表达,所以思辨研究需要建立科学概念。然后依靠相应的逻辑来组织,概念被发展为命题,由此产生了系统的知识,同时,又可依此推演出新的知识。(24)无论社会科学研究还是人为科学研究,都必须依据逻辑,当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时,就更需要使用逻辑的方法。现在新闻刊物的上不少文章,都只是经验或印象的描述,缺乏新意和理论深度。就是因为作者既没能从归纳事实中得出新的概念,也没能使用已有的概念去逻辑地推演出新的命题,靠一些老生常谈的论点,加上自己的经验与印象,就构成了论文的全部。自然没有逻辑力量,也没有思辨性。

在逻辑方法中,定义法的使用很重要,有利于保证论文沿着界定的含义,集中地深入下去。

常见一些论文作随感式地论述,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的含义并不确定,时而狭义,时而广义,甚至时而指这,时而指那。这样论文就不可能有逻辑力量。论文作者要重视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下定义,或对其内涵、外延作出界定。许多语汇有多种含义,“定义是规定一个符号应在什么意义上使用。”(25)虽然恩格斯说过“在学科上,一切定义只有微小的价值”(26)但那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定义的内涵、外延都会发展。如新闻媒介,原来指报纸,后来也包括广播、电视,以后还可能包括更神奇的媒介。但是一个研究者在作研究时,必须对其研究对象的概念作出界定。这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这种界定可以是下定义的方式;如果下定义困难,也可以采用说明内涵和外延的方式。总之,要使读者明确你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种概念。这之后,读者可以看出你在论证时是否沿着这个意义走下去。这样,就便于检验你的论述、推理是否具有逻辑力量。《看法》一文在论述什么是宣传时,竟说“对别人讲话,就是宣传。”按此“逻辑”,说话、宣传、口头传播都是一回事。在科学意义上,宣传是为着一定的政治的、社会的或经济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种传播和说服活动。宣传方式可以是说话,而说话不一定是宣传。如果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都可以随意夸大和变形,就会有大量的概念雷同,以至混乱不堪,科学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

二、观察方法:

观察方法的特点是实地观察到现象或行为的发生。当时当地的观察可以把握事物的全盘面貌,可以领略其特别情境,感受其特殊气氛。而且,很多情况对当事人来说,都视之为当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般都不会作为报导资料报道。但研究者的当场客观观察,会敏锐地感受到一些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料。

滇西北的泸沽湖畔居住的摩梭人,处在世上仅存的母系社会,实行走婚制。报刊对他们有很多报道,游人蜂拥而至。《文化间传播——泸沽湖畔的传播学随想》一文(27)的作者,靠实地观察和访问,发现那里人们的婚姻观念在开始发生变化:有一些人向往一夫一妻制;经商观念与围着游客兜售生意的做法,与外界毫无二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与外界趋同,从可口可乐到卡拉OK到处都有。文章认为这是与外界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传播的产物。传播的途径有四条:现代交通;摩梭人外出经商,做工、求学;游客涌进;电视、电话。最后文章对文化的独特性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的关系,以及何种文化能传承久远展开论述。这是使用观察法(包括必要的入户访问),获取资料进行定性研究的一个例子。虽然运用得不很规范,但基本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观察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不肯直接报道或接受面谈的对象,因为对他们既不宜采用社会调查的方法,也不宜采用实验的方法,只有观察法较为适宜。科学的观察法,应该在事先具有研究目的或假设,有系统的设计,有系统的记录。假如在特殊的设计下(如单向透视玻璃),观察者不为被观察对象所注意,因此可以在最自然的情况下不受打扰的行动,由此观察所得到的资料是任何其他搜集资料的方法都不能得到的。(28)可惜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严格按照科学的观察法进行操作的研究,一时还难以举出实例。

三、社会调查方法:

社会调查方法是社会科学的典型方法之一。它是以客观的态度,通过对受众的系统提问,收集并分析有关研究数据,以描述或解释传播现象及其各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可以获得一个群体、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某项情况,可以解决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特定的问题,如受众与媒介的各种关系,受众对媒介传播的态度,以及受众的媒介观念等等。在这些方面,是其他研究方法无法替代的。

社会调查的第一步是决定题材,分析理论和拟定研究假说。第二步是问卷设计。问卷是依据有关理论和假说而设计的。任何组成假说的自变度数或应变数,均必须用一题或多题的问卷来表示。第三步是选取取样本,就是从成员总体中抽取一部分能够代表总体的样本。这种选取样本的过程即为抽样。抽样方法很多,主要分为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样本的多少与样本代表性成正比。样本数最好是整个总体数的5%以上,但最少通常不得低于500个样本。(29)第四步为访问,分入户访问、电话访问或邮寄问卷等。第五步是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撰写报告。

自8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界运用社会调查方法已经很多次。《中国传播效果透视》(30)一书收录了十几次报纸、广播、电视的受众调查,以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态度的调查,可以说已为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

四、内容分析方法:

“内容分析是一种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的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术。”(贝雷儿森定义)它是传播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常见的方法。内容分析“一方面可以避免定质分析过于主观,一方面也可以做较大范围之抽样,但在分析过程中,除了传播内容量的分析外,亦注重其质的分析,这种综合的内容分析方法,可以避免两种方法的缺点,增加内容分析的正确性和有效性。”(31)

内容分析方法与大众传媒及其研究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西方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进行着。我国自1987年以来,亦不断有内容分析的研究成果出现,如《市场分析》(孙五三,《新闻学论集》第12集)、《国产与进口少儿电视节目制作形态与传播观念的比较研究》(王怡红,《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北京地区少年儿童节目内容分析研究报告》(杨瑞明,《新闻研究资料》第60辑)、《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刘伯红等,《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1期)。

内容分析常见的有三种形式: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或特征,如上述研究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描述传播内容的变化趋势(这需要分析若干年的样本),如研究我国10年来对环境保护的报道情况;比较不同样本的内容特征,如研究国产与进口少儿电视节目的情况。

内容分析主要分以下步骤:第一步是决定研究题材,进行研究假说的设计。第二步是抽样,通常采取随机抽样。第三步就是设计类目与分析单元,即决定统计哪些要素和使用何种单位(如单字、主题词或篇)。第四步就是统计分析,撰写报告。比如有位研究生研究中共十四大至十五期间(1992—1997)人民日报的批评报道,就以这5年间人民日报的所有的批评报道为总体,用间隔抽样法,共抽得样本420天的批评报道1802篇。根据这顶研究,发现在这些批评报道中,有58.6%是读者来信版上的;而批评报道的对象是以现象为主(不涉及具体的人或单位),占半数以上(53.2%)。针对具体的人或单位的批评比较少,针对集体或单位的,占批评报道总量的17.8%;针对不法分子的,占17.1%。其中针对各级干部的批评,不到总量的十分之一(占8.5%),而批评报道针对处级和处级以上干部的仅为2.6%。且大多是根据有关部门查处的结果报道的,完全由报纸自己揭出来的很少。(32)

五、实验方法:

实验方法又称控制实验方法,这种方法曾为传播学的一些重要理论的确立做出过贡献。它起源于二三十年代美国的佩恩基金会所进行的“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的研究,后经二战中的霍夫兰的大众传播实验和战后的耶鲁说服实验而达到高峰。

实验法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观察事实的方法,但它是一种有控制的观察。美国学者贝利指出:“实验是试图显示一个或多个自度量与一个或多个因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的高度受控方法。(33)

它的方法是:研究者从600部电影中挑选了16部有某种倾向的电影,作为实验中的刺激物,来观察儿童在看电视前后的社会态度的变化。他们利用最新研制的社会态度量表,测试了儿童的态度,一两天后,请儿童看电影。隔天再对儿童进行测试。半个月至18个后,研究者进行第三次测试,以检验电影的影响是否存在。结果认为,电影会改变儿童的社会态度。(34)

如果对实验对象没有一定控制,研究就无法辨别因变量的变化是由实验刺激引起的,还是由实验或实验操作引起的。因此要特别设置不接受实验刺激的控制组来作对比。

实验法多适用于微观的传播效果研究领域,比如宣传、宣服、态度的改变等方面的理论假说,适宜于使用实验方法来检验。那些涉及心理因素明显、涉及社会因素较少的问题,更适宜于实验方法。儿童也许是被施用实验方法的最佳群体。

六、个案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可以用某一种方法,也可以用多种方法,如把观察法、访问法、问卷调查法等综合运用。

个案研究法很适宜于对那些难以量化统计的,涉及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心理冲突等的事物进行研究,同时也不排除在其某一个具体层面上进行量化。个案研究法有利于详尽深入地进行某一事物的研究,因为它不仅有表面的观察,各种书面资料的收集,而且还有深度的探讨。例如对台湾传媒对白晓燕被绑遇害的报道进行个案研究,可以探讨司法与新闻的关系、新闻职业道德等诸多问题。

如果把香港回归报道、1998年抗洪报道等作为个案研究,那更需要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特别是内容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恐不可少。

七、比较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方法有利于对有某些类似之处的事物的研究,便于评论优劣,总结经验。尤其运用于新闻观念、新闻业务的研究。樊凡、单波的《中西新闻论比较论》(35),就是一种有趣的尝试。

比较可分为“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前者指同一时期事物的比较,后者指不同时期的事物的比较。笔者曾带一为研究生尝试这两种比较方法。作为“共时性比较”,1995年,美国《纽约时报》对俄克拉何马州联邦政府大厦爆炸的报道,日本《读卖新闻》对阪神大地震的报道,中国《人民日报》对湖南、江西水灾的报道,比较这三个报道,可以看出不同国家报纸对灾害的不同特点。另一种是“历时性比较”,我们曾试图把1980年、1988年、1997年这三年7、8、9月《人民日报》上的批评报道,从数量和内容上进行比较,看舆论监督有些什么发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律才能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由于资料获得或者时间安排上的原因,这两项研究都没能进行到底,但我一直认为它们都是很不错的选题。不难看出,比较研究的开展,对新闻实际工作的促进,对新闻传播学的发展,都会是很有意义的。

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因研究的对象和题材不同,各有适用;因研究者爱好和特长不同各有选择。如果致力于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每一个人,在自己进行某项研究时,先能考虑一下采取何种方法,尽可能把所选择的方法运用得好一些,并能在写论文时尽力规范一些,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这片学术园地将会开满各种奇光异彩的鲜花。

注释:

(1)徐友渔《为提倡学术规范一辩》,《中国书评》(香港)1995年第8期

(2)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3)《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新闻大学》1998年秋季号第5页。

(4)阿迈纳《方法论导论》第181页,三联书店,1991

(5)余辉炳等编译《社会研究的方法》第2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6)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70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

(7)载《新华报人》,1945年12月30日出版

(8)《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第78页

(9)出版处王谟说:“党性和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党性是无产阶级性集中的表现,也是人民性集中的表现。”(《新闻战线》1957年创刊号第46页)郑远(人大新闻系主任安岗)说:“我们报纸的人民性同我们的阶级使命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党性正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新闻与出版》第8号,1957年1月25日)安徽日报总编辑欧远方说:“党性,阶级性,人民性是统一的。”(《新闻战线》1957年第10期第15页

(10)参见陈力丹《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一项重要改动》,《新闻战线》1996年第10期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分册第149页

(12)同上,第436页

(13)YuezhiZhao,Media,market,anddemocracyinChina,1998bytheBoardoftheUniversityofIllinois

(14)《华夏传播论》第175-185页,人民出版社,1997

(15)参见《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续编)》和新闻法起草办公室编的新闻法参考资料之七《关于公民创办报刊的有关资料》。有的国家如法国,有申报制度,但那只是报个“户口”,不需要批准,更不存在“领取执照”。

(16)《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1998年第1期

(17)参见《辞海》“天人合一”条目

(18)陈波等编著《社会科学方法论》第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9)《巴甫洛夫选集》第49页,科学出版社,1955

(20)刘蔚华主编《方法学原理》第1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21)(22)(23)卜卫《传播学方法论导言》,《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24)卜卫《传播学思辨研究论》,《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5期

(25)阿迈纳《方法论导论》第181页,三联书店,1991

(26)《反杜林论》80页,人民出版社,1970

(27)孙茗《文化间传播——泸沽湖畔的传播学随想》,付因中

(28)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102—103页,台湾商务印快餐馆,1995

(29)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82—8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30)陈崇山、弭秀玲主编《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

(31)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9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32)李晓明硕士论文《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日报批评报道》,1998

(33)余炳辉等译《社会研究的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新闻传播学评论论文范文篇7

本文采用抽样调查、内容分析和个别访问的方法,从课程设置的角度,探讨以美国为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汇流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过程,并由此探讨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走向。

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从最初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历经历史变迁,逐渐融入社会科学研究,重视跨学科发展,内容由窄渐宽,培养目标由专才而变为通才。现今新闻教育内容已经包括新闻、广告、公关等所有的传播领域。这也是目前美国传播市场对人才的需要。

威斯康星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是综合性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中的典范之一。几十年来该学院一直按照分专业的教学模式发展,其基础课程设置和5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全面丰富,强调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的培养,很有特色。这种模式对目前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颇具参考价值。

最近两年该学院致力于课程改革,取消原有的专业,代之以新闻学和战略传播两个方向,在战略传播方面又发展出新的特色。改革的目的是打破专业界限,着眼于传播通才的培养,以适应复杂环境中的不同媒介。这个新的课程模式已然成为美国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发展趋向。

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那堡传播学院是重视传播研究的典范,重视跨学科建设,重视各层次学生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训练和基础素养的培养,强调传播学核心课程,比较系统地开设有传播学各层次多领域的丰富课程。

新闻专业性研究院的传统是哥伦比亚大学奠定的,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人文学科底蕴和专业技能的训练,把写作、新闻法规与伦理定为核心课程。加州大学柏克莱新闻研究院在专业教育中还讲求特色教育,课程重视本土特色和跨学科特点,视野比较开阔,与时事和社会变迁紧密联系。新闻研究院的传统目前正面临跨学科的挑战。

新闻教育是从人文传统逐渐与社会科学汇流的,并以社会科学作为主要基础,由此开创了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潮流。

主题词:新闻与传播教育课程设置跨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

Abstract

Byapproachofsampleresearch,contentanalysisandinterview,thispaperdiscussestheprocessoftheconvergingofthemainstream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toth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inUSA,andbasedonthatdiscussion,itwillprobeintotheinternationaltrend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

Fromtheverybeginning,theAmerican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tucktothetraditionalmodeloftherecognitionofthefoundationofhumanitiesandtrainingtheprofessionalskills.Aftergoingthroughmanyhistoricalchanges,itgraduallyblendedintothestudyofsocialscience,attachingmoreimportancetothedevelopmentofcorrelationofdifferentsubjectswhilethestudyrangewidening.Theaimoftheeducationchangedfromcultivatinganexperttoageneralist.Currently,thejournalismeducationhasbeenbroadenedinrangetoincludethepress,advertising,publicrelationsandotherfieldsincommunication.

TheSchoolof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isoneoftheexamplesoftheintegrated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Forsuccessiveseveraldecadesofyears,thatSchoolhasbeendevelopingitselfbystickingtothemodelofteachingaccordingtothespecialities,therearebasiccoursesand5sequences.Thecurriculumsettingiscomprehensive.Emphasisisonthecultivationofresearchmethodologybasedonstatisticsinsocialscience.Ithasitsownfeatures.Thismodelcanbeservedatavaluablereferencetothecurrent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China.

Inthelastcoupleofyears,thatSchoolbenttothereformofitscurriculum,replacingtheformerlysequenceswiththetwotracksofjournalismandofthestrategiccommunication.Andnewcharacteristicshaveemergedintheeducationofthestrategiccommunication.Thepurposeofthereformwastobreakdowntheconfinesoftheprofessions,withaviewtocultivatingthegeneralistssoastoadaptthemselvestodifferentmassmediaincomplexcontext.Thenewcurriculummodelhasbecomethetrendinthedevelopmentoftheeducationofthemainstream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USA.

AnnenbergSchoolfor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Pennsylvaniaisamirrorinstressingthestudyofcommunication,itpaysmuchattentiontointerdiscipline,tothetrainingofthestudentsatdifferentlevelsofthestudyinhumanitiesandmethodologyinsocialscience,tothecultivationofthebasicaccomplishments.Italsopaysattentiontothecorecoursesofcommunication.Thecoursesaresystematicandcolorful,theyareindifferentlevelsandcoveringdifferentfields.

TheprofessionaltraditionofthejournalismstudyinstitutesbeganfromColumbiaUniversityattheverystart,itattachedgreatimportancetothecultivationofhumanitiesattainmentsandprofessionalskills,andwriting,pressregulationsandethicwerechosenasthecorecourses.GraduateSchoolofJournalism,UniversityofCaliforniaatBerkeleyalsotriedtohaveitsowncharacteristicsinprofessionaleducation,thecurriculumprojectsreflectedthelocalfeaturesandinterdiscipline,fieldofvisionwasrelativelywider.Thesubjectsarecloselylinkedwiththecurrentaffairsandsocialchanges.ThecorrelationofsubjectsisnowputtingachallengetothetraditionofthatJournalismInstitute.

Theeducationofjournalismhasgraduallyblendedfromthetraditionofhumanitiestosocialscience,andmadesocialscienceasitsmainbase.Fromthatpoint,thetrendofcorrelatedandpluraldevelopmentofeducationofjournalismhasbegun.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抽样调查和内容分析的方法,从课程设置角度研究典型的新闻教育模式。

本文的抽样研究采用类型抽样方法。卡耐基委员会的一项权威性研究报告,曾将美国的高等院校分成4大类。Oregon大学新闻学院在80年代做的一项关于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报告中,依此分类模式按类型、规模和形式,将新闻与传播学院系分为以下4类:(Univ.OfOregon,1984)

第一类是综合性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这些院系设有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教育,并专设传媒业研究机构和研究中心。如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印第安那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的新闻与传播院系;

第二类是以传播学研究为特色的传播教育。这类教育很少专业导向,培养传播通才,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传播学院;

第三类是专业性研究院。他们以培养记者、编辑、广播专业等人才为主,如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新闻研究院;

第四类是只有本科专业的学院和社区学院。设有新闻和传播的课程,规模较小。

前3类可以称作美国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模式。本研究以这3类为总研究样本,从每一类中随机抽取一个分类样本,即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Schoolof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那伯传播学院(AnnenbergSchoolfor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Pennsylvania)、加州大学(柏克莱)新闻研究院(GraduateSchoolofJournalism,UniversityofCaliforniaatBerkeley),对其课程设置、办学方向及特色等方面,探讨世界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融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情况。

人文学科(Humanities)一词源自拉丁文humanists,意即人性、教养,指与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后泛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刘大椿,2002)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如语言、文学、音乐、美术、宗教等作品及规范、技能。社会科学则是与人类在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行为相关的科学的分支,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大英百科全书》)

二、新闻教育潮流:以人文学科为基础,融会社会科学

1、美国潮流:从人文传统走向融合

世界最早的新闻教育起步于美国,早在1869年,弗吉尼亚的华盛顿学院就开设了“印刷与速记”课,并让学生参与报道和印刷实践。1878年,密苏里大学开设了新闻史课程。189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商学院曾经开设最早的广义上的新闻学课程,第一次将实践训练和理论引导结合起来,开设了“制作报纸的历史和艺术”、“诽谤法和商业管理”、以及报纸实践、当前事务专题讲座、记者开设的讲座等5种课程。1908年,世界第一个新闻学院在密苏里大学正式创立,开创了传统新闻教育模式。(Sutton,1945;UNESCO,1954)1912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成立,也是走重视人文学科、以语言文学为基础的路子,强调采写编评方面的技能课程,创设了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中国的新闻教育就是沿承了这种传统。

其后,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经过了几段重要的历史变迁。20年代开始,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开始挑战由沃尔特·威廉(WalterWilliams)开创的密苏里式的职业训练模式,其创始人布莱耶(WillardG.Bleyer)认定新闻教育应当包括一整套的知识,应当给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一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他的课程设计成为全美大多数新闻学院的基本蓝本。在四年制新闻本科的课程中,他规定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应当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和英语等内容。他的观点至今对美国的新闻教育产生着重要的影响。1922年他在威斯康星组建了一个舆论学研究生研讨班,他的课是用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和发现去考察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他的新闻教育的核心课程是新闻学原理,以便学生理解报纸会对读者的观点、道德、品味和生活标准方面尽可能产生影响。20年代他还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博士课程中,开设新闻学辅修,奠定了新闻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

传播学大师施拉姆也在跨学科新闻教育方面作出过贡献。1943年至1947年,他任爱荷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时,曾重组本科生新闻学课程,减少了写作、编辑技能,代之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内容。施拉姆还提出,博士生课程必须具备7个方面:传播史,传播法,传播与政府的关系,舆论学,传播与世界事务,传播学研究方法,传者的权利与责任。同时,每位博士生要从下列项目中选学3方面的技能:印刷、设计和排版,口头传播,写作传播,图片传播,电子学,声学,传播经济学。课程核心是内容分析和调查方法、宣传学、舆论学。博士生指导委员会由他本人、研究生院院长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演讲学的教授组成。(Rogers;Chaffee,1994)类似的跨学科的传播学博士项目,同时也在明尼苏达、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稍后在密西根州立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建立。

到1950年代,美国新闻教育内容已相当广泛,一些学科相对独立,比如原来隶属于新闻学下的广告,在不少新闻学院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Peterson,1960)当时多所新闻学院都以分专业为模式(sequencecurriculum),包括广告专业、广告管理专业、农业新闻专业、家政新闻专业、管理专业、社区新闻专业、杂志专业、期刊新闻专业、广播新闻专业、新闻编辑专业等。新闻教育的核心内容包括3个方面:一是专业的和综合的课程;二是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三是专业性伦理道德教育。(UNESCO,1954)此后,新闻与传播教育发展迅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中指出,各大学提供了非常广泛的课程,新闻学院75%的课程是通识教育的内容。(UNESCO,1958)

60年代,新闻教育的角色和任务仍在调整之中。值得一提的是,Syracuse大学得到传媒大王纽豪斯200万美元的捐赠建立了纽豪斯传播中心,并在拥有1亿美元的纽豪斯基金会资助下启动该中心。纽豪斯的捐赠是用于鼓励更多跨学科的大众传播研究,用于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捐赠者希望新闻教育比当时更重视基础性、哲学性内容和公共政策。(Peterson,1960)

此时的新闻教育主流,正在从传统的培养报纸记者的职业性方向,转向更广阔的空间,重视各学科的融合,重视研究,重视大众传媒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和哲学的情境研究,传播教育的内容包括整个人类传播,目标是培养能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任职于报刊、广播、电视、广告和公共关系等方面的人才。大多数“新闻学院”倾向于淡化新闻学,纷纷改称“传播学院”或“新闻与传播学院”。密西根大学取消了新闻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减少了新闻学课程。(Beasley,2002)各院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注重自己的研究特色,比如威斯康星大学新闻学院在量化研究方面就很有特色。该学院把统计学视为博士生研究的基础,以统计学作为研究工具。一些著名学院开始建立研究机构。明尼苏达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等在50年代前后都开始设立新闻与传播研究机构。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中心在1959年成立后的一年内,研究项目竟达33项之多。(Peterson,1960)当时新闻教育的变化如此之大,“新闻学院”一词简直就失去了意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Mills教授曾说:从60年代开始,传播新闻教育时常被肆意抨击。(Medsger,Betty,1996)

目前在美国大约有14万学生在进行4年制的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课程学习。据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的年度调查,在1998—1999学年度,估计有35000名学生取得了学士学位,3000名学生取得了硕士学位,1000名学生在读博士。(Beasley,2001)那么,市场对新闻教育的需求到底有多大呢?美国报纸主编协会(ASNE)的调查显示,2001年美国日报净裁2000个记者职位。过去美国媒体用人量的标准是,每1000份发行量就有1位工作人员,现在这几乎成了神话。据2002年5月的调查,仅《纽约时报》接近此数,《华尔街日报》每3000份发行量有1人,《今日美国报》则是每5250份销量才有一人。而同时,美国大约有300份报纸缩减版面和规模。1999年,新闻与传播专业毕业的学生进入传播领域工作的有65.1%。单纯在某个领域的毕业生已经不是市场所需求的,在美国,报刊、广播电视、公关公司、广告公司、新媒体领域,都更愿意雇用新闻与传播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因此需要学生是“传播通才”。

近十数年来,新闻教育内容已经包括所有的传播领域。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年会,近年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即传统新闻学的出路问题,其中有一个共识是:传播领域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广告学等多个方面。(Medsger,Betty,1996)2002年8月AEJMC年度研讨会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波士顿环球报》总编MichaelJaneway还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改革课程。(Janeway,Michael,2002)

融会多学科的传播学成为教育的主流,这一点从美国几个主要专业学会的年度论文中也可见一斑。据统计,截止2000年,美国有72个新闻与传播学院设有传播学博士项目,其中42个学院的博士生在1994至1998年在全国传播学会或国际传播学会年度论文中获奖,根据一项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项目的权威目录,这些论文可归属到下列多个领域:广告,合作及组织传播,传播学概论,人际传播,媒介研究,新闻学,电子传播,电子助手管理,戏剧等。(Musambira,2000)

不只是新闻与传播教育,美国教育的其他领域也都在扩大与融合,学生修读多专业成为潮流。据《纽约时报》最新报道,为了应对市场的需求,美国大学生修读两个、三个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甚至有修读四、五个专业的。不少新生入学之前在中学就已修读了多学科的高级课程。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有四分之一的毕业班学生修读两个专业。有的大学有一半学生修读多专业或多学位。(TamarLewin,2002)

2、中国的“胡同式”教育

新闻教育的目标主要是满足传播媒体的需要。近3~5年内,中国政府对新闻传媒将继续奉行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传媒基本上维持现有的规模,对新闻学类毕业生需求量有限。据调查,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传媒对本科毕业从事一般新闻采编工作的人才需求量已接近饱和,今后不再录用大专层次的毕业生。(何梓华,2001)同时,各类非新闻专业毕业生也蜂拥至媒体希望分食一杯羹。研究显示,2000年以前大约50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只有3万人员来自新闻专业,也就是说,95%的从业人员来自其他专业。《北京青年报》每年招聘记者,报名与录用的比例在50:1左右。(张延平,2002)

当然,在政策范围内媒体的增多和扩容,还是给了新闻人才一定的空间,据最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北京市场最急需的人才是媒介、咨询等行业,而不再是前几年的IT、商务行业。而目前大学生中大约有42.1%对所学专业不满意;65.5%的学生表示有可能的话另选专业。(《北京青年报》,2002年6月10日p.36)

中国的高等教育施行的是专业模式,有人比喻为“胡同式”教育。在中国科协2001学术年会上,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说:“我以为清华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要比美国哈佛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高,因为这些考上清华的孩子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青年。”但中科院院士杨福家认为,在个人创造性、知识广度等方面却并非如此。在哈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并不分是哪一个系的,他们可以自由地选课,在知识的大观园里游览、思考,到第三年他们才决定主修什么课程,这样,学生的知识基础就很雄厚,素质提高得很快。中国大学的学生一进校园就被分到了某一个系,这就好像把他们全部领到了一个个的窄小的胡同里让其成长。“你让学生怎么充分发展?”

因为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新闻专业教学方案很难做到跨学科、跨专业。新闻专业本科毕业的学分数在150个左右,学生除了修学分,很少有精力再去学别的了。有的大学已经改革到130个,但教学管理部门的指令性课程达50学分以上(当然这些课程有的在通识教育的范畴)。在剩下的学分中,本专业最基本的一些课程又占去了不少学分,最后所剩可供学生自由选择课程的学分、可供学生自由使用的时间都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校中跨专业选课基本上成了无法实现的空话,通才教育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新闻实务界对人才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实务的竞争,已经从80年代的稿件层面上升到90年代的版面层面,进而激烈到版组层面,现在俨然进入机制层面了,他们需要的是既能采写、又肯研究有创意,既会管版、又懂合作会管人,既懂媒体、又懂经营的复合型新闻人才。(张延平,2002)

中国所禀承的美国传统新闻学教育,在现实中就遇到了太专太窄的问题。新闻实务界认为:如今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做新闻上手很快,但发展潜力不如非新闻专业的学生。他们做突发新闻可能会很到位,但是做那些深度性的报道,就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背景的学生。不少发展迅速的市场类媒体说,这两年我们不愿意引进新闻系、中文系的毕业生,新闻系可能是以任职传统党报为培养方向,不能适应正在变革的媒体格局。(陈昌凤,2002)另据中国记协的统计,在获全国性新闻大奖的人员中,新闻专业毕业生的比例很低,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新闻教育的质量不够理想。(童兵,1999)有媒体主管甚至认为,我们过去4年的大学本科,用很多的精力在教新闻技能,其实这些技能教育有一年就足够了。(陈小川,2002)新闻实践并不是新闻学教育的目标,就象外科医生的目标并不是开刀、而是如何把病人治好,新闻教育应当教给学生人文追求和综合素养,使他们有超出职业能力的理想和目标。

英国传播学者S.Splichal和C.Sparks在考察了22国的新闻教育之后,提出21世纪的传播人才应该具备4方面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判的态度,准确的判断;及3种才能:清晰准确的写作才能,传播才能以及创造才能。(Splichal&Sparks,1994,1989)新闻教育重视的是综合素质和独创性的培养。新时代的中国新闻人才,应兼具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素养,视野开阔、知识面广、综合素质强、富创造力。

3、从新闻学到大众传播学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活动、新闻事业及新闻工作规律的学科,是从“报刊学”开始的,研究中心也是报刊。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式的定性研究。早期西方新闻学研究,重视历史、哲学、宗教等背景和影响,如名著《报刊的四种理论》。大众传播学可以说是从新闻学延伸出来的,但研究范围更广阔,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书籍、电影,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为主。传播学起初是从研究媒介效果开始的,在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结合后,历经几度枯荣,从而成为一门科学。

大众传播学兴起以后,新闻学的地位逐渐消减,著名学者、新闻教育学家EvertteE.Dennis甚至将新闻学称为“濒临危险的物种”。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视角,放在了新闻传播过程方面,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人际层面的特点、规律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却忽视了传播本身与社会的关系、传播作为社会交往的特征和规律,用梅尔文·德弗勒等人著的《大众传播学诸论》中的话说,是“忽视了社会‘大图象’,忽视了长期或大规模的社会力量会关系到人们受大众传播影响的可能性”,最后基于量化方法的实证式研究不免陷入困境。于是,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西欧的批判学派开始受到关注。不少学者正重新梳理研究,试图更注意传媒与社会体系的研究。

中国传统的新闻学历来重视从社会体系的层面,尤其是从政治的角度,把新闻媒介机构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以前,新中国的新闻理论基本上是党的新闻机构理论;改革开放后,研究视野从机构推移到新闻本身,有学者提出,新闻学是事学,这样就构成了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基本体例。这样的研究,又忽视了人际的层面,不重视研究传者、受者(有人称“人学”)的层面。所以80年代刚刚引进“反馈”、“双向交流”概念时,许多人都觉得十分新鲜,有些学者、新闻工作者言必称“双向交流”,认为这也正是党报理论的一个方面:既是党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为党服务,又为人民服务;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由此,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传播学开始在中国渐渐受到重视。

传播学在与其它学术领域分工与整合中,产生了其它学问的应用科学,如政治传播、组织传播、教育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危机传播等跨学科的新领域;传播学在其它学科基础上,逐渐自立门户,形成了一部分分支,如:传播社会学、传播生态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口语传播学、大众文化、传播的文化研究、传播的批判理论等,大大丰富了传播学的内容。也因此,新闻与传播教育视野开阔起来。数十年前,西方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主流,就已经渐渐从新闻学教育转向传播学教育。

三、跨学科的教育:威斯康星个案研究

1、宽口径的教学模式:重视课程广度和深度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于1905年开始开设新闻课程,1912年设新闻系,1927年设新闻学院。现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下设于文学与科学学院。该学院有悠久的传统、很强的教师阵容。50年代前后,该学院就开始走专业教学的路子(sequencecurriculum,系列课程),本科设有农业新闻专业、家政新闻专业、杂志新闻专业、广播新闻专业、新闻编辑专业。(UNESCO,1954)经过调整,2000年以前的约30多年里,本科设有5个专业:新闻与编辑、广电新闻、公共关系、广告、大众传播。这样的教学设计基本上也是同时期美国主要新闻与传播教育的思路。近年,这种专业设置方式已经得以改革。

威斯康星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学生中选拔新闻专业学生,要求学生入专业以前已经修满40学分,并且已经修读过“大众传播概论”一课。本科生毕业要求120学分,其中要修新闻与传播学专业30~40学分,专业以外80~90学分。

专业外的课程相当广泛,可以是商业、工程、农艺、生命科学、教育等多种领域,其中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所隶属的“文学与科学学院”的总学分不少于100。专业以外的课总体包括两类课,一类是概论性课程,一类是高级课程。

社会科学概论类课程,包括8个领域,分别是: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文科综合课程,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学生必须从3个不同院系各选1门课,其中必须有一门经济学或政治学课程。

社会科学高级课程中,必须修满12个学分。它们可以包括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但必须包括一门高级历史课程(人文类或新闻学历史课程不在其列)。

按照这种课程设想,本科所设的5个专业方向可以保证学习的广度和深度。除了要求学生具备较广博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基础之外,学生还要修完一个专业的课程,并且完成新闻专业两门高级调查课程。从下列各专业方向的主要专业课及先修要求中,可以看出学科融合的思路:(参照:www.wisc.edu;www.journalism.wisc.edu,2001年6月。现已改变)

(1)新闻编辑专业课:课程类别课程名称先修课程学分应修课数

必修新闻写作和报道社会科学基础课41

限选报纸编辑社会科学基础课42

公共事务报道新闻写作和报道4

对外报道及编辑新闻写作和报道,国际传播或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4

理解当代事务新闻写作和报道4

专题写作新闻写作和报道4

科技新闻学社会学或相关专业课,新闻写作和报道4

杂志及编辑4

大众传播法初级课程41

大众传播史初级课程4

大众传播与社会4

课程数114

(2)广电新闻专业课:课程类别课程名称先修课程学分应修课数

必修新闻写作和报道社会研究课44

广电新闻概论新闻写作和报道4

电视新闻广电新闻概论4

大众传播法初级课程4

(3)公共关系专业课:课程类别课程名称先修课程学分应修课数

必修公共关系实践32

公共关系活动公共关系实践4

限选社会调查概论初级课程31

传播与舆论高级课程4

传播研究方法4

新闻写作和报道42

大众传媒与消费者初级课程,两门社会学课程3

广告写作与企划广告原理4

推销活动广告原理、广告写作与企划、广告媒体策划中2门3

公共信息运动和项目3

课程数105

(4)广告专业课:课程类别课程名称先修课程学分应修课数

必修广告原理大众传播概论31

广告写作与企划广告原理41

限选大众传媒与消费者两门社会学课程32

高级广告专题广告原理2

高级广告写作与企划广告写作与企划2

推销活动广告原理、广告写作与企划、广告媒体策划中2门3

广告媒体策划广告原理3

课程数74

(5)大众传播专业课程:课程类别课程名称先修课程学分应修课数

必修传播研究方法41

限选大众传播法初级课程41

大众传播史4

政府与传媒专题初级课程3

传播与舆论高级课程41

广告理论与研究高级课程3

大众传媒与青少年大众传播效果,或comarts4573

信息时代的健康传播大众传播效果,或相应课程3

大众传播与政治行为大众传播效果4

大众传媒与消费者两门社会学课程31

大众传播与社会高级课程4

大众传媒与少数人种初级课程4

国际传播初级课程4

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初级课程4

课程数144

除了以上的专业课程,学生还可以结合指导教师的建议和自己的兴趣,选修其他大众传播方面的课:

报纸方面,可以修新闻编辑专业。杂志方面,可选专题写作、杂志及编辑课。技术、商务新闻及出版方面,可选杂志及编辑课。媒介管理方面,可选:新闻写作和报道,广告原理,图形大众传播,公共关系实践,广电新闻概论,广告媒体策划,杂志及编辑,大众传播法,大众传播与社会,传播研究方法。传播与舆论方面,可选:公共关系实践,公关活动,社会调查概论,大众传播与社会,传播与舆论,传播研究方法等。国际传播方面,可选:对外报道,传播与舆论,国际传播,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国际传播专题,传播研究方法,政府与大众传媒,以及外专业的一些课。从中可以看出,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是很宽广的。

[page_break]社会科学方法课程是攻读研究生的必要基础。学生可以在本科阶段修完方法论方面的课,如调查概论、传播研究方法、一门统计学概论之类的课,及新闻与传播学方面的高级课程。高级理论类课程集中在三个方面:传播法和历史,媒介使用和效果,大众传播与社会。这些课程包括:(括号内为学分数)

A、法律与历史:大众传播法(4),大众传播史(4),新闻文学(3),政府与大众传媒专题(3)。

B、受众和传播效果:传播与舆论(4),广告理论与研究(3),大众传媒与青少年(3),信息时代的健康传播(3),大众传播与政治行为(4)。

C、大众传播与社会:大众传播与社会(4),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4),国际传播(4),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4),国际传播专题(3)。

2、新课程:重构专业通识教育,培养传播通才

威斯康星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经过全院教职员工的艰苦努力,2000年以前终于初步完成了一套新的本科教学计划。其中最大的改变是,取消了原有的专业,代之以两个方向或称作系列(TwoTracks),即新闻学和战略传播学。

这次课程改革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如此复杂的商业社会中大众传播的专业领域无法再分得那么清晰了;二是,教育经费的裁减,使学院不得不减少教师数量同时又要保证原有的教学工作,所以要制定一个可以由更少的教师能完成的教学计划。(EmailfromSusieBrandscheid)

50年代以后在美国主要新闻学院流行的的分专业方向热潮,尽管不断受到批评,但总的来说是适应当时的大众传媒环境的。一方面,一些原隶属于新闻学的专业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如广告、家政、农业、社区新闻;另一方面,传媒的种类在迅速增加,除了原有的报刊、广播,又有了电视及网络;同时,新闻学向传播学领域扩展的过程中,公共关系、舆论研究等已成为新闻与传播教育中的新领域,传统的“新闻学”很难涵盖。应当说分专业教学方式是一种进步。但是随着新科技的不断发展,各种媒体和专业领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种专业分布的办法又出现了课程面偏窄等问题。学生们为了就业面更广,往往在修完一个必修的专业方向之后,又修读第二甚至第三个专业。威斯康星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就发现,毕业时大多数本科学生都修了两个专业,许多还修了3个专业。而原先的专业课程设置法,有许多的选择余地,也就出现了课多学生少的情况,不能有效地利用师资资源。

课程改革之后,学生们所学的技能就可以适合所有的大众传播领域。大学二年级开始进入新闻和传播专业的学生,必须已经修读“大众传播实践”课。该课非常强调学生写作技能的培养,这些技能适合各种大众传媒。此外,学生的初级课程中还包括计算机基础课和编辑技术。到中级程度,学生开始按两个不同方向分开进行。下面是两个方向的发展途径:(括号内为学分数)

A、初级课程:(10)

大众传播概论(4)

大众传播实践(6)

B、中级课程:(4)

新闻学方向:报道中级课程(4)

战略传播方向:战略传播原理(4)

这两门课话题其实是相同的,但是从不同角度切入的。2001年,任课老师们同选“”作为一学期的话题,最后的作业中,新闻学方向的学生主要从说教的角度去讨论,如州政府的税收增加问题、成瘾问题等等,战略传播方向的学生则着眼于的组织研究,从顾客的角度建构信息。两方向的学生曾聚在一起讨论3次,亲身体会并学会为了不同目的,同一个话题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内容。(EmailfromSusieBrandscheid)

C、概念和技能高级课程:(至少4学分)

新闻学方向:深度报道、理解当代事务、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科学和环境新闻学

战略传播方向:创造性信息发展、媒介策划战略、战略传播活动

两个方向均可选:多媒体图形与社区、杂志及编辑、Web和广播电子新闻、概念和技能特别专题高级课程。

D、理论和专题(12学分)

两个方向共同课程。下列两组课程中每组至少选满4学分,共需选至少12学分。

a组:

大众传播效果、大众传播法、大众传播史、大众传播与社会

b组:传播与舆论、大众传媒和青少年、健康传播与信息时代、大众传播和政治行为、国际传播、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大众传媒和消费者、传播学研究方法、大众传媒和少数人种、新闻文学、政府和大众传媒专题、大众传播特别专题。

很明显,调整后的课程非常重视“大学科”(战略传播)内容,在通识层面上重构专业课,主要是关于广告、公关、媒介管理等方面打通界限。尽管课程设置已经改变,但是该学院强调,教学思想、宗旨并没有变。学生必须具备深厚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素养,必须懂得大众传播的运作、功能和效果,学生应当有能力适应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大环境。D组课程即理论和专题课,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这种能力。

从目前的实践看来,学生们总的说来对新课程比较满意。而同时,学院的教师人数比旧课程时期减少了20%。(EmailfromSusanBrandscheid)目前威斯康星大学的各院系乃至美国所有大学都面临着裁减经费的问题,而全美新闻与传播学院都在趋向更新教学计划的潮流,明尼苏达新闻与传播学院将课程设置减为新闻学、战略传播(主要是广告和公关)后,学生反映也良好。

但是,一些重视研究、重视理论素养的学者却非常无奈:新的专业课程似乎显得更技术化了,改革主要是迎合了学生的以从业为导向的学习思路。还有学者认为,课程改革是否成功,要看是不是增进了信息量。而且新课程计划的前提是传媒的整合速度必须很快,教师必须熟悉不同类型的传媒,否则,还不如保留原有的专业设置。(EmailfromJosephManChan)

四、强调传播研究:宾大安那堡传播学院的教学模式

在许多传播学教授、学者眼里,宾夕法尼亚大学安那堡传播学院是一个新型的重视传播研究的典范。该学院30年来一直重视跨学科建设,重视各层次学生在人文学科基础素养的培养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训练,比较系统地开设有传播学各层次多领域的课程。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教研人员中既有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也有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他们向学生提供丰富的“菜单”,学生有充分的选择余地。

1、强调跨学科的传播学核心课程

为了激励学生在传播方面的创造性思考能力,该院设立了3个领域的核心课程,都在跨学科的范畴,这些领域如下:

一是传播影响。包括个人、组织以及政治和社会集体的传播行为,他们的信念、态度及其转变,舆论,集体行为,信息曝光的结果,大众传播与社会化等。

二是传播与文化。信息与传播的理论与模式;不同“语言”的认知、译码、传播过程与媒介;意义、内容、符号和信息系统的分析,传播的社会文化情境与社会本体的建构。

三是传播制度。社会和大众传播的历史和理论;与传播和大众文化相关的公共政策;制度的结构、组织、技术、法规、管理、社会政治功能与媒介,控制论、系统论和社会建构理论。

安那堡传播学院的本科学生也是从大二的学生中选出的。进入传播学专业后,学生至少要修14门课程,其中9门是关于传播学的,5门是其他相关课程。

2、传播课程内容丰富,讲究层次

传播学专业课中,强调两门核心的调查课程:传播行为概论,大众媒介与社会概论。并强调一门方法论课,它可以是:传播基础研究,或别的院系所设的方法论课,包括市场研究、哲学概论、政治学研究、各种心理学专题研究、社会学研究概论等,高年级学生可选读社会学概论、人口统计学方法、抽样调查方法、法律研究方法、人种学研究方法。

学院开设中级课程,适用于特殊传播领域或传媒企业。学生应从下列课程中选修3门:电影形式和情境概论、争论和公共辩论、儿童与媒介、政治传播概论、传播·健康和发展、医疗保健和互联网、艺术传播、视觉传播、传播与劝服、传播与全球化、传播与性别专题。

同时,学院还开设有高级课程,学生应从下列课程中选修3门:传播实习研讨课、言论自由历史与理论、广告结构与功能、信息时代、新闻学批评、传播基础研究、非语言传播、语言与社会本体的建构、视觉传播实验、社会控制论、大众传播专题:传播与历任总统、媒介事件、传播独立研究、传播、文化和另类族、城市信息资源高级课程、媒介批评主义、视觉传播与社会支持、高级论文研讨课程。

3、“相关课程”视野宽广,兼顾人文与社科

本科生必须从3个相关的方向中选修某一个方向的5门课程。5门课不可以集中在一个专业,所以要求从一个系选3门、从另两个系选2门。这三个方向及其课程分别是:

传播与文化:人类学,艺术史,比较文学,电影研究,教育学,英语,美术,民间传说,历史,语言学,音乐,哲学,社会学,戏剧艺术。

传播与行为:人类学,教育学,历史,历史和科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城市研究。

传播与商务:经济学,历史,法律研究,管理学,营销学,社会学。

可以看出,这些相关课程既重视人文学养的培养,也重视社会科学的训练。

4、丰富而开放的研究生课程

研究生课程分为4大块,一是概论性课程和实验;二是高级课程和研讨课;三是特别专题课;四是其他学院的课程。

(1)概论性课程和实验。包括:

传播与信息政治经济学、艺术·艺术家和社会、大众媒介产业、质化文本研究概论、视觉传播基本原理、传播社会心理学、控制论·系统论与媒介、传播与舆论、态度和行为预报、传播技术和政策、休闲·文化和传播、新闻学和学术、传播和种族、广告与社会、政治与传媒、统计分析概论、传播研究概论、传播研讨等。

(2)、高级课程和研讨课。包括:

传播理论建构、传播回顾、调查研究设计、大众传播社会学、大众传播的历史趋向、媒介效果论批评、受众分析、文化史、公共健康传播、文化研究和传播问题、传播研究中大量样本的数据分析、内容分析、信息时代的个人隐私、传播与禁忌、媒介高级研究、传播社会学高级课程、公共空间(公众的参与及传媒原则)、政治经济传播学高级课程、传播史高级课程、大众传媒研究设计、文化和传播高级课程、大众传媒企业高级课程、本体的社会建构、传播符号、控制论与社会、传播技术和政策高级课程、独立研究

(3)、特别专题:

信息效果专题、硕士生论文专题、博士生论文研究

(4)、外院课程,硕士生最多能选3门。

可选的课很多,强调方法论方面的课程,其中仅方法和统计中心就开设有统计学概论、倾向性计分、调查设计和分析、数据分析、人口统计方法等十几门课。

博士毕业需要至少修20个学分,其中12学分是本校博士生课程,如传播中观研究、独立研究、媒介高级研究、独立研究。另外必须完成一篇论文及一项教研活动。

五、应地制宜、与时俱进:柏克莱新闻研究院的特色教育

美国多数新闻与传播学院都注重自己的特色。如威斯康星大学的量化研究和战略传播教育,明尼苏达大学的传播法研究、国际传播研究,都在学界自成一体。至于新媒体,因为大家都在发展同一特色,几乎不再成为“特色”,连传统的哥伦比亚新闻研究院、密苏里新闻学院,都在致力于新媒体教研的建设。

在新闻研究生教育上最有传统的,是1912年成立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它是世界第一个新闻研究院。以后一些著名大学也相继开设此类研究院,并创建自己的特色,它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注重人文学养的底蕴,注重新闻专业性技能训练。哥伦比亚新闻研究院从创办之初,就把写作、新闻法规与伦理定为核心课程。加州大学(柏克莱)新闻研究院在注重人文特色和专业性的同时,很讲求特色性教育和研究。

1、讲求本土特色

加州大学(柏克莱)新闻研究院在课程中很讲西部特色,比如它开设有“环境报道概论:加利福尼亚的公共大地”。该课内容有西部特别是北加州的历史与现状、管理情况,课上会请来一些管理者参与座谈和讨论。

该院还开设了一门“区域性报纸特点:为本土写作”,结合学生自办的报纸TheEastBayExpress(《东海湾快报》),让学生边实习边修课,课程中重点突出当地最出新闻的几个热点地带,如Peninsula,SanFrancisco和MarinCounty。

2、与国际政治、经济俱进

柏克莱新闻研究院在重视本土的同时,非常具国际视野,开设了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国际性课程。该院设有一个共同授予新闻学和亚洲研究硕士学位的项目,是专门培养驻亚洲或报道亚洲的记者的。修读3年该项目,可以同时获得新闻学硕士和亚洲研究硕士,若分开修读则要3年半或4年时间。亚洲研究方面的课程由人类学、比较文学、地理学、哲学、政治学等专业的教授来担任,如设有“亚洲民俗”,还有社会学教授讲授的高级报道课程“90年代的中国报道:改革中的矛盾”,帮助学生理解9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化,填补知识鸿沟。

高级报道课程“报道中国和日本”,将学生分为中国和日本两组,课程中有两位学生到日本实习,8位学生到中国上海实地采访,了解上海最近的变化、现代化等。此外还有“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报道日本”,“国际报道――关于香港”,“国际报道――关于南非”,“将做驻外记者”,“跨文化报道”。该院还开设了一门“边界环境、贸易和发展报道”,很有特色。

学院的课程很有新闻学的专业精神,与时事政治和社会变迁联系紧密,对新近发生的一些国际国内热点都有所反映,如开设有“中东报道”、“2000年美国大选”、“热点栏目透视”、“国际外交中的冲突”等课程。

课程也紧跟科技发展形势,开设了新科技方面的课程,如“多媒体报道概论”、“新媒体出版概论”、“多媒体报道高级课程”、“网页和内容设计高级课程”、“计算机辅助报道”、“电子出版”DesktopPublishing、“新媒体中的新闻和商务模式/战略”、“网络新闻”、“报道和写作:关于刊物的技术革命”、“科技和互联网报道”、“日报的科技报道”等。

该院新课程的设计虽然有一定的计划性,但还是存在一些课程互相重复、层次和程度不够清晰等问题。

3、基础课程中注重人文学科训练

柏克莱新闻研究院的基础性课程也是很有特色的,设计的课程名称生动活泼,涵盖了多种专业领域的报道、各种媒体的报道。该院的课程实践性很强,这一点,与哥伦比亚新闻研究院的传统是一致的。

学院开设的各种基础课程有:大众传媒与社会,历史、伦理与法规,突发新闻(I、II),商务新闻,社区报道,战争纪录片,向钱看,有话要说,学会如何倾听,批评和评论艺术,调查性报道,发展报道,体育报道,新闻报道(基础课,一年级必修),商务写作,人物写作,环保报道长篇写作,编辑室。

学院还设有各类媒体的相关课程:

广播:创造性的广播新闻特写制作、广播新闻、高级广播课程、广播评论;

电视:电视新闻概论、高级电视新闻、电视报道;

摄影:摄影指导、新闻摄影、高级摄影、高级图片新闻学、高级刊物摄影课程;

电影:纪录片拍摄、纪录影片史、冲突时代的电影写作、创办杂志;

此外,学院还结合本院所办的报纸NorthGateNews,设有一门实践操作性课程。这也是几所著名新闻研究院的共同特色,非常注重实践性技能性,但正如前文所说,偏向人文学科式的新闻教育正面临严峻的挑战。(MichaelJaneway,2002)

五、结论

新闻与传播教育是从美国起步并以其为国际潮流的。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从最初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历经变迁,融入社会科学研究,并逐渐发展出以社会科学为主要基础、以跨学科的传播学为主流的教育模式,学科领域和教学内容由窄渐宽,培养目标由新闻专才而转向传播通才。

以美国为主流的新闻与传播教育重视通识教育内容,在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课程之外,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的基础性课程,如社会学研究方法、统计学等工具性课程,将大众传媒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大情境之中加以研究,重视传媒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同时,他们还与先进的科技教育相结合,以顺应信息科技的潮流。

世界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从以新闻学为核心,已经转向了以传播学为核心。传播学的特点之一是跨学科、多视角,因此,新闻与传播教育,就是一项跨学科教育。因此,综合性大学在新闻与传播教育方面有独特优势。

中国的新闻教育奉传统的密苏里、哥伦比亚新闻教育为典范,主要以人文学科为基础,80年来变革甚微,目前面临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挑战。主流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意识到社会情境的变迁与新的使命,正致力于保留人文学科的优秀底蕴,同时大力融会社会科学,向先进的跨学科的传播教育方向发展。

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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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fromSusieBrandscheid,AssistanttoDirector,SchoolofJourmalism&MassCommunication,Univ.ofWisconsin-Madison,2001.9

EmailfromJosephManChan,Professor,SchoolofJournalism&Communication,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2001.9

新闻传播学评论论文范文篇8

媒介批评学探究的是对媒介、传播内容及其方式与效果的正确解读,归纳和提炼现实的媒介规范,指出媒介批评的原则、方法与要求。媒介批评学通过解读经验理论化的途径,揭示媒介的隐蔽性规律,建立媒介评价的概念体系和范畴。可是,当提到媒介批评或媒介批评学时,许多人又把西方传播学搬出来,支起炉灶,大炒冷饭。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了媒介批评学专著,称为批判学派(CriticalSchool)。它偏重于媒体性质及社会功能的宏观研究,在高屋建瓴的理论层面对媒介展开批评。但对大量具体的媒介作品,西欧的媒介批评家们不愿屈尊,往往不费笔墨。本文作者认为,媒介批评不仅应瞄准宏观层面,更要认识媒介的具体活动,把内容批评和媒介制度批评作为两个交叉性对象,构造完整的媒介批评学理论。

媒体这一影响深远的社会舆论机构,主要通过传播新闻和影视作品发挥职能,总结一套评价理论和方法,是构建媒介批评学科的核心。有的学者把媒介批评学和传播学混为一谈,变换传播学的知识角度构造媒介批评学,成为传播学的翻版。传播学和媒介批评学有交叉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媒介的功能和效果,但媒介批评所说的媒介功能与效果不是指传播学中的“获取信息”、“监视环境”、“设置议程”、“子弹论”或“有限效果论”等那些知识,也不是构造“结构主义”、“符号理论”或“叙事方法”,而是针对特定的媒介制度、媒介运做或传播内容与方式导致的利弊,进行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不是信息传播,媒介批评学自然也不是传播学。在19世纪初传媒广泛影响社会之后,美英报刊的歇斯底里的“扒粪”,使各类群体不能不对它进行反思,大众、记者、作家、政府、政党要员和各类学者都介入了那场媒介批评。后来,学者们尝试开启一门新的学科,研究对媒介如何批评才能正确并产生好的效果。美国批评刊物《新闻记者》(1884)的诞生和报刊批评专著《对抗新闻自由的专卖药阴谋》(1905)、《黑幕揭发和客观性》(1906)、《报界的权利》(1906)等,都为媒介批评学的问世提供了理论积累。

媒介批评主要是指对媒介的评价或批判,包括对媒介一切领域的正误分析、是非判断,正如小约翰所说:“批评就是运用价值进行判断。”[1]对媒介的好与坏、褒与贬的论述——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均属于媒介批评范畴。从葛兰西到哈贝马斯,从罗兰•巴特到布尔迪厄、从麦克卢汉到阿多诺,都对大众传媒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解构,媒介批评已成为西方思想家们关注的话语。

在我国,多年来一直重视媒介作品的分析,无论“新闻批评”还是“影视评论”,都总结了一些批评原则。把媒介批评的理念扩展到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不仅充实了媒介制度的批评内容,而且更具实践意义。这样一来,媒介批评学需要创立的学说架构,应把研究内容深入到三个视域:(一)批评媒介,集中于媒介的社会价值分析,揭示媒介的制度性结构及功能。(二)分析传播内容的质量,剥去充斥媒体的歪曲性的内容或朦胧的外衣,告诉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真相,指出内容质量的优劣,有助于提高媒体的素养。例如:

看不懂的报纸

有香港朋友拿起一张内地报纸直摇头。问他为什么,他竟然说:“看不懂。”

一句实话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平时看报也会摇头,许多报道文字也看不懂。例

如:

“××会议上强调:要按照‘强化一个意识,完善两种机制,实现三个转变’

的工作思路,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职责’、‘三个原则’、‘四个要求和一

个提高’……”。

与会者是否明白且作别论。作为报纸的读者来说,首先就不明白其中的“一

个××”、“两个××”、“三个××”、“四个××”所指的是什么;也就不明白它

按照什么“工作思路”和要“牢牢把握”什么东西。这话说了等于没说,也就成

了一句空话。

空话空文言之无物,为什么总有人不断地写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

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其实还有一

种解释,就是下决心只要领导看。因为长而且空,只有领导看得懂;即使非懂,

至少似懂。有些领导平时就念惯了这种玄之又玄的报告,看惯了这种说了白说的

文章,所以非但不觉其空,反而倍感亲切,赞誉有加。因此我想,只要还有领导

看,便会有人写下去。

(秋武《深圳特区报》,1999.6.26)

这篇批评虽然短小,但内容深刻、生动,对某些政治报道、工作报道的空洞无物批评得入木三分。这样的媒介批评看上去题旨芥微,其价值却是恢宏的,体现出深刻的新闻批评理念。(三)评价传播内容的社会效果,又称社会效果批评。有许多传播内容掩盖、扭曲事实,误判客观事物的变化,表达错误的思想,严重误导了受众。媒介批评引导媒体纠正这类错误,提醒受众不被新闻所欺骗,不能不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二、媒介批评的实质与流派

综合上述,我们应当在以下涵义上使用媒介批评这一概念:分析媒介现象,评价媒介作品,反思媒介传播的得失。[2]在媒介批评学还未成为独立学科之前,由于自身的本质没有充分展示出来,学者们不可能把媒介批评与传受活动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反思”,媒介批评观还难以深入实质领域。那时,人们对媒介的批评停留在宏观层面,颇有高射炮打蚊子的意味。而局限在微观层面,批评又往往是零碎的、感性的和随机的,个人或某一机构对传播的狭隘理解主宰着对媒体的评论,又多在政治立场框架里指点媒体的是非。

比如,一位知名作家指责报纸报道的一条不该披露的消息,在政治上容易引起混乱。尽管他的指责毫无道理,报道后也没有出现任何混乱,但记者或某些受众无力反驳这位声威显赫的作家。因为人们缺乏解读新闻的常识,只能以政治和“权威”人的意见作为权威性的批评。这种政治与权威主宰的批评范式,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在政治主宰的范式里,传播的真实和和效果理念遭到蔑视,媒介批评缺少媒体和受众的地位。

传统的媒介观总是把传播视为宣传或再现客观事实的二元模式,并将传播作为单面因素加以阐释,忽视对受众解读活动的探讨。其实,传播是由媒介、信息和受众共同构成的整体,受众的解读是媒介传播的重要部分,对权衡传播内容的意义和价值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传播内容引起受众的反响,是一种原生的媒介批评形态,对媒体和管理机构还是一种未知的世界。要把未知、粗糙的意识转化为专业批评者的认识元素,必须掌握科学的批评原则。

媒体作品只有在受众的解读中才能生机勃勃,它存在于受众的理解之中,并被受众所追求、所沉思。比如,新闻报道的完成,并非是新闻的完成,其实它还处在新闻传播的中途,受众的接受和解读才是新闻整体过程的终结。媒介批评的重要实质,就是指导“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3],将传播内容的静态意义还原为鲜活的思想,探索和提升受众的解读规则、方法和认识理念。

媒介每天都传播政治内容,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什么样的政治符合群众的需要,人民欢迎什么样的政治,只能由受众作出回答。媒介批评理论则是这种传播活动的直接、现实的反思,充当“反思的反思”角色。正如黑格尔所说:“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4]。媒介批评使新闻理论内部各要素,诸如事实观念、形态观念、价值观念及政治观念的辩证关系真实地体现出来,给媒介准备一面清晰的镜子,让它们随时照照自己。

大众传播作为人类文化的分支,与人们对它的个性重现和全面考察相关,也与媒介批评的自觉意识无法分离。从本体论上回答什么是媒介批评,首先必须确定媒介批评在文化活动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媒介批评总是在传播行为和对它的研究领域来回滑动,以多种科学理念评析媒介。媒介批评学针对评价作品和媒体行为阐发系统的理念,把媒体的得失从理论高度给以综合把握。对新闻观念本身的批评,媒介批评学偏重于宏观研究,提出超出新闻本身的东西,即它的社会和人的意义。正如艾略特圈定的那样,“批评,按定义来说,是涉及它本身以外的别的东西。”[5]

宏观和微观的媒介批评,也可称作两种流派,它们的视角虽有不同,但都应融入对媒介的综合理解。对传播作品的分析,比如某条新闻的分析,属于微观分析;而对媒介的立场与善恶的评价,比如我们批判CNN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则属于宏观的批评。客观批评派注重事实,针对媒介的客观现象指出它的好坏优劣,诉诸客观论的信念。理想主义的批评,承认并运用批评对象的永恒规律和最终真谛,揭示它的实质、真相或效果,用理论语言重构它的纯洁模式。这两种批评都追求真理的目标。

这个目标究竟是什么,到哪里去寻找,则因批评者而异。艾略特指出,批评“有可能获得我们自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这种东西我们暂时可以把它叫作真理,至于这个真理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是次要的,只要它们确实存在,且不管它们是怎样的”[6]。在理想主义批评家看来,这个至上目标是他的经历乃至他的潜意识,即他看到听到或想象到的媒介理念。但必须确信,对传媒而言,受众就是一切。受众来自社会各个角落,代表媒介进程的意志,媒介批评无疑应当反映这种意志。媒介批评最终追求的目标,需要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和受众的价值要求,而不应是“不管它们是怎样的”。

媒介批评带有更多的主观成分,因为批评不仅是评价活动,同时又是一种研究活动,批评者有自己的一套原理和概念结构。如果说新闻作品是记者用一套语言系统对世界的再现,那么,媒介批评则是批评家用另一套语言体系对记者、作品、媒体和受众追求的再现。实现这第二层的“再现”,即第二境界,必须在批评中融入超越新闻报道原则和理论的其他学科知识。这样,媒介批评学对批评者自然是一种博大见解的注入,不掌握媒介批评学的实质,理解力和知识匮乏的人,是无法进入媒介批评角色的。

三、媒介批评学的两个主要研究对象

近几年,我国出版了传媒批评研究的专著,发表了近百篇论文,新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7]媒介批评学著作的框架不断创新。批评观念总是“融化”在批评倾向之中,媒介批评学的研究对象应建立在批评的科学逻辑之上。这里需要回答的是,批评家与批评对象发生关系时,保持在怎样的范围才属于媒介批评。如果越过了界限,可能变为政治批评、道德批评或思想批评。

媒体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不受外部世界的支配,因而,有人认为,媒介批评的对象只能是它的“产品”。这种理念的片面性是明显的。所谓产品,是具有特殊文本形态的现实认识,以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上的拟态事实反映社会。自然,批评家能够看到的并对它发表意见的惟一对象,首先是这个完成了的“产品”,而不可能首先接触作品之外的相关世界。我们将此称作批评的域内对象。

媒介内容较多的是社会事件被传播者选择、记录、加工的叙事性文体,解析媒介作品是挖掘传播者纪事或创作的意图,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作品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任何媒介作品都有两个范畴,一是客观范畴,二是主观范畴,构成媒介的精神世界。解析传媒作品要从记者、编者的主观视野窥视世界的真实面貌,把握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有机性,从而揭示作品如何反映现实事件。例如,把新闻作品的内容同客观事件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记者意识的能动性,是很流行的一种批评倾向。在这种倾向看来,有什么样的生活,就必定有什么样的作品,事实有价值就是作品有价值。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报道对象同新闻作品混为一谈。不懂记者的立场对写作的指导意义与制约作用,也不懂事象原则的新闻报道规律。列宁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等同的,那就荒谬了。”[8]

传播作品的形式不仅是作为内容的载体,而且是作为记者把握世界、反映生活的框架,具有特定的美学意义。一方面,内容寄托在形式之中;另一方面,形式使内容定型化,反映传播者的社会视角。优秀的新闻作品通过优美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把人的生命感,把人类生活中潜藏着的哲理生动地揭示出来,给人类精神生活提供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这只能通过受众的感受来把握,而新闻批评则使受众把握得更深刻、更明晰。

媒介批评学的域外对象不可能在批评家的视界里消失,非但如此,域外对象是域内对象的延伸,是批评者意识活动的外延,成为媒介批评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如果媒介批评的内容只包括媒介作品,批评也就仅具有局部意义了。局部和整体不只相对而言,而且是对批评范围的分割,把作品、媒介活动和社会作为三维的目标,能提升整体批评的体制意义。媒体制度批判,是媒介批评范围的第二个视阈,委身于一定的社会,批评达不到这一界限就难以使批评建立至高点。现代媒体林立,以各自不同的动机发生传播和评价社会现象,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鞭斥媒体对正义和良知的践踏,不仅能指斥社会应负的责任,而且能提升媒介的伦理方向。媒介批评学必须以批判的力度否定有害的媒介结构与功能,塑造完美的媒体制度与功能目标。关键词:媒介批评学媒介批评

媒介批评已经成为媒介从业人员和新闻传播学者开始研究的一个领域,许多媒介批评家早已活跃在媒介批评领域。管理部门、受众和学者对传播内容的强烈反思,转移到如何分析、评价媒介行为,正在深入到各类媒体的实践活动。媒介批评学引导人们科学地分析媒体行为,让受众正确理解媒介及其传播内容,导致媒介观念的彻底变革和新闻解释学的诞生。

[注释]

[1][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4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参见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德]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21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4][德]黑格尔:《小逻辑》39页,商务印书馆,1981。

[5][英]艾略特:《批评的功能》,载《现代西方文论选》28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6][英]艾略特:《批评的功能》,289页。

新闻传播学评论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现状。

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发轫于西方的一门新兴学科。这门学科的确立首先应当归功于三位美国报刊研究学者:韦伯·施拉姆、佛雷德·塞伯特和西奥多·皮特森。其标志就是他们的合作成果———1956年出版的《报业的四种理论》。该书从对社会所有制的观察出发,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新闻体制分成四种形态:封建社会的集权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责任论以及苏联共产主义的方式。这使人们对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报业现象及其归属第一次有了全球的观点,由此来看,《报业的四种理论》是西方比较新闻学的奠基石。而本文所说的比较新闻学也主要是针对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跨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两种以上不同新闻现象之比较或类比的研究。

尽管比较新闻学早在20世纪的西方国家已蔚为壮观,然而它在中土的落地开花,却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从国内第一篇具有真正比较新闻学意味的论文《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

1989年刊发,到第一本研究专著《比较新闻学》在1994年出版,至今,比较新闻的学术研究,已在中国大陆历经了整整20个年头。

对我国内地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发展轨迹,笔者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比较新闻学萌动与初曙期,其作用在于为当代比较新闻学的兴起积蓄力量;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比较新闻研究的成长与成熟期,此阶段创立起了比较新闻学的基本内涵与学术研究体系;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学术界与新闻实务界一道,对比较新闻学所涉各类问题展开深入、持久、卓尔不凡的梳理与探讨,最终确保了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水准的不断提升,使得比较新闻学研究持续走向深入。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比较新闻学研究的萌芽。

中国新闻业是在西方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从早年留洋的新闻学者戈公振、徐宝璜等人的著作都能看到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子,尽管那些著作中并没有多少比较新闻学的成分。1931年,杜超彬的《最近百年中日两国新闻事业之比较观》为中国早期比较新闻学著作之一。1949年以后,在东西方阶级、国家、政治、思想的碰撞中,中国大陆新闻学走了自己的路———以马列主义、思想为纲领的新闻路线,对西方是批判和拒绝借鉴的。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新闻学当然不可能有所作为。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新闻体制改革与新闻观念更新的步伐不断加快,突破了中国新闻学学术研究的一个个盲区、禁区。比较新闻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界的。1982年第5期《新闻大学》第34页的补白文章对“比较新闻学”给出了这样的界定:

比较新闻学是对各国新闻现象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并从中引出一些规律性结论的学科。如同“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比较法学“一样,它是新闻学科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外有不少新闻院校的新闻专业设有”比较新闻学“这门必修课。

比较新闻学并不是简单地把各国报纸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按年代排列,也不是简单地对比某一种新闻或评论的文体的差异。比较新闻学是综合性的比较考察,首先要比较各国的新闻现象,通过比较发现其中的类似点与不同点,然后是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分析上述类似性与不同点形成的原因,研究不同国家报纸产生前的新闻现象,研究报纸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当代新闻事业的概况,从而分析各国的新闻事业的本质及其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乃至国际范围的影响。

但遗憾的是,理论观念认知与研究行动付诸之间,在中国学界又延迟了数年。到了1987年初夏,在英国牛津大学附近的一个僻静的乡村里,中英两国的一批新闻界代表,就新闻媒介的作用问题,召开了主题为”新闻媒介与公民“研讨会,这在中国比较新闻领域可谓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虽然该研讨会影响有限,并未引起学界的太多瞩目。但是,在新闻传播领域,中西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毕竟引起了图强思变的中国新闻业界的较大关注,并继而也引来了具备业界经验又身兼新闻学者身份人士的重视。从现在可供查找的资料看,原中国新闻学院副院长周鸿书教授1989年4月在《中国记者》杂志上发表的《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一文,可谓初具比较新闻学研究意蕴的学术论文。本篇文章尽管读起来不够紧凑、严谨,像是作者的出访随笔,但其所着力表陈的中美法新闻教育的现状、特点、短长及对今后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可谓零星展现出了比较新闻研究的志趣、底色、视野与路径。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国的比较新闻研究似乎只能称得上是萌芽阶段,因为此阶段既没有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或专著出现,更看不到献身于此的专门学术人才的登堂入室。历史的重担留给了下一个十年———20世纪90年代。

二、20世纪90年代,比较新闻研究的成长与初步成熟。

与80年代萌芽状态相比,伴随着新闻宣传领域思想解放运动的日益深化,90年代的比较新闻学研究迅速呈现出持续化、规模化、成熟化的发展态势,实现了学术成果的有无到有、由弱变强、从”星星之火“到”星火燎原“的一次质的跃进。

1.期刊学术论文逐年增加,研究范畴不断扩大。

本文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为依据进行检索统计发现,从学术期刊论文数量看,80年代研究成果为零,到90年代年均3篇,比较新闻研究日渐升温的情势非常明显从比较研究范畴看,国别从中西到中韩、中澳,再到美日;内容从抽象观念研究到结合具体案例;选材从新闻标题到新闻写作,再到新闻法规,复到灾难报道……几乎涵盖比较新闻学研究的所有方面。

2.研究专著呈井喷现象,学科体系建构走向初步成熟。

经过80年代至90年代最初几年的力量储备与积蓄,至90年代中后期,比较新闻学研究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一批有分量的专著次第问世,宣告了中国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已走向初步成熟: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陶涵主编的《比较新闻学》出版,该书对西方新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作了较系统的简介,就媒介所有权、管理、世界新闻史、新闻法、新闻自由等问题在若干个国家间做了横向对比,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重大影响。1994年,武汉大学樊凡与单波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出版,该著作从多学科多侧面交叉研究法出发,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西不同的新闻现象,摆脱了那种”河对汉,绿对红“的简单类比,引导人们从更深层次来把握不同社会的新闻现象。1997年,江西财经大学刘夏塘主编的《比较新闻学》出版,该书以”中外新闻的概念“、”中外新闻的价值观“、”中外新闻的自由观“、”中外新闻的舆论观“、”中外新闻的客观性“为篇章,加以平行异同评析,行文简白朴实,观点鲜明,有很多作者自身体认隐在其中。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童兵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出版,该书详细、周全地对中西新闻的历史、编辑方针、传媒组织架构、传媒的社会调控、新闻法制、新闻伦理、新闻观念作了比较。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本论著以其资料翔实、体例全面、谋篇布局科学有致,堪称比较新闻学走向初步成熟的典范之作。

3.研究队伍从无到有,各方贡献精彩纷呈。

20世纪90年代比较新闻研究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一批有实力的新闻学研究者长期致力于此。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童兵、单波、张威、秦志希、顾潜等。

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学养的童兵教授穷其多年辛劳撰写出体例完备、条分缕析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纲》,为中国比较新闻学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可谓比较新闻学的主要开拓著作之一。

哲学博士、武汉大学青年教师单波凭借自己精深的学术功底,深耕细耙,从政治、文化、哲学观念等诸方面考辨中西新闻思维不同面相及其成因,为比较新闻学的由”器“至”道“的转变与登上大雅堂奥,奉献出了殷实的智力支撑。留澳学者张威,以其对西方新闻业界、学界发展状况的熟稔,不断尝试拓展比较研究的新领地,其在中澳新闻比较、中西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比较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2]。另外,武汉大学的秦志希,复旦大学顾潜等学者从文化视角,辨析中西新闻的不同表征,也实属难能可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香港与内地联系的日益密切,香港新闻传播学者陈韬文的比较新闻研究成果也开始在大陆得到关注与刊发,1997年其发表在《国际新闻界》上的《权力结构、经济发展与新闻体制:香港和新加坡的比较》一文,以其新锐、深刻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取向,为中国比较新闻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助推了大陆比较研究走向”深水区“。

以上专著以及一些论文都对我国的比较新闻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但问题还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与国际学术研究的规范尚有一定距离,具体地说就是在资料来源的注释方面不够规范化;引用的西方资料相当陈旧,并且多为间接引用;没有文献述评;漠视甚至略去对方法论的介绍;缺乏原创性……一句话,比较新闻学在中国仍然处于有限成熟阶段。

三、21世纪比较新闻研究的繁荣与深化。

进入2000年,比较新闻学研究承接新世纪东风,展示出继往开来、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与上一个十年相比,2000-2009年,比较新闻学研究可谓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1.从论文、论著数量看,不但数量剧增,而且研究生毕业论文对此选题也时有关注。

2000-2009年,有关比较新闻学的期刊论文展示出稳定、匀速的提升局面,280篇总稿量,使年均篇目接近30,比前一个十年提高了10近倍。

研究专著也大量出版。《比较新闻传播学》(童兵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无冕国度的对舞:中外新闻比较研究》(郝明工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张威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顾潜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外网络新闻业比较》(张咏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比较新闻传播学导论》(孔正毅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美新闻传媒比较:生态·产业·实务》(薛中军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外新闻制度比较》(徐琴媛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陈昌凤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跨文化传播:中美新闻文化概要》(高金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大洋两岸中美新闻传媒研究》(康化夷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等10余部专著的陆续出版为比较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的日臻完善进一步打下良好根基。

从2002年郑州大学研究生张鸿勋发表第一篇有关比较新闻学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中美两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分析比较研究———AHCHOR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从美国到中国》至今,不过短短八年时间,硕士学位论文总数已达50余篇,且比较研究选题之科学、深度之精微都是一般期刊论文难以企及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已有部分博士论文,如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张西明的《张力与限制———新闻法治与自律的比较研究》、2007年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朱清河的《中美新闻报道观念比较研究》,也已开始把比较新闻学作为主修方向。以上数据只是笔者通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简单检索所得,实际的硕博论文以比较新闻学为选题的应该比此更多。

2.研究力量不断壮大,研究深度进一步拓宽。

首先是研究实力的不断扩大。从队伍的构成看,新世纪10年比较新闻学研究人员越来越体现出专业化、年轻化、高校化特点。除了童兵、单波、张威、顾潜等老资格比较新闻学领军人物仍然在此领地深耕外,郭可、高金萍、张咏华、陈昌凤、李希光、朱颖、朱清河、庹继光、钟瑛等一批学界新秀逐渐步入比较新闻学研究梯队,为新世界比较新闻学研究的持续繁荣夯实了人力基础。随着比较新闻学学科体系与专业教材的完备、研究队伍及研究水准的提升与优化,比较新闻学专业课程教育也在很多高校新闻院系陆续开设起来,像武汉大学设置了比较新闻学的研究生专业方向。

新世纪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热潮迭起,一个个高质量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展现出来:经过数年的积淀,2002年童兵教授出版了新世纪大陆第一本比较新闻学专著《比较新闻传播学》。该书不但用巨量文字就中西(德、美、英、法、日、俄)新闻传播史、中西新闻传播观念(新闻功能观、性质观、真实观、价值观、宣传观、舆论观、权利观、受众观等)、中西新闻传播体制、中西新闻传播控制、中西新闻传播法制、中西新闻传播实务与中西新闻传播教育等诸方面存在的异同给予了粗细有致、点面结合的科学梳理与逻辑归纳,而且更对比较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目的、对象、方法进行了充分、理性的研讨与辨析。因此,本书不失为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最权威、最系统比较新闻学专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郝明工2002年出版的《无冕国度的对舞(中外新闻比较研究)》分上、中、下三篇对中外新闻事业、新闻理论、新闻传播以及它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宽领域梳理。同年,华中科技大学姚里军的《中西新闻写作比较》将中美新闻写作中所呈现出的种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取宏用精地直揭本质,令人豁然开朗。

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副编审顾潜的《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以全球化传播为大背景,透过理论思想视角,从历史和现状对中西方新闻传播作了全面深刻的省察与评比,发人深思。

2003年2月,时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的张威出版的《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通过对中西新闻学相对平衡的介绍,尝试对传统的无产阶级新闻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解答,并就比较新闻学的宏观视野、中西新闻理论和实践的趋同与悖逆作了详细的介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以良好外语教育背景与所在院所资源为平台,把比较研究的重点放在最具新媒体代表意义的中外网络新闻业的关照上。2004年8月,她出版的《中外网络新闻业比较》一书,从多学科的角度探讨研究中外网络新闻业在与多种社会因素互动背景下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应用现状与意义、影响;尤其注重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网络新闻业同物质经济运作的最新发展,指出网络新闻业发展的最为基本的动力,来自经济运作发展的需要。这一研究成果为比较新闻学研究如何与时俱进,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资鉴。

以关注美国新闻传媒业为研究志趣的一批学者,21世纪以来开始陆续发力并结出硕果。清华大学新闻史学者陈昌凤2006年2月出版的《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一书,兼重实践性和学术性,作者力图将新闻教育放在新闻业与社会变迁的框架下加以论述,概论其历史传承和走向,探讨其理念与潮流的发展,对于新闻教育在中国(包括大陆、港台)的兴起和本土化,对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对于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矛盾和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中国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开始新闻教育的,而世界主流新闻教育从人文传统起步、逐渐融会多学科背景,正在走向更广阔的领域。中国的新闻教育如何在中外比较中既吸收西方的先进经验又走出自己的特色,是很值得研究的,就此方面而言,这本书是一项重要的开拓性成果。青年学者高金萍2001年曾就《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

第2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报道进行对比研究[3],2006年她又以同样的思考视角推出自己比较新闻学专著《跨文化传播:中美新闻文化概要》。这本专著运用文化结构理论,从新闻文化的表现形式、体制形态、价值观念三个层面入手,透视全球化背景下中美新闻传媒的发展变迁、态势、前路。

另外,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就”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4]、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孙玮就媒体如何报道暴力事件[5]、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就主流新闻网站报道的”客观性“[6]、陕西师范大学青年学者朱清河就新闻报道整体取向及其根源[7]、复旦硕士生李舒就普利策新闻奖与中国新闻奖的评奖标准[8]等所作的中美新闻比较研究都从某个方面拓展与丰富了中美(西)比较新闻学的研究范畴与学术积淀。

3.研究取向逐渐由宏观走向中观、微观。

随着传媒技术与跨文化传播的突飞猛进,比较新闻学近年来由过去所探讨与关注的范畴、深度越来越走向细微通幽的境地,其热点与重点追随着时代大势而起伏、呈现出大异既往的新面向。尤其是2007年以来,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最大变化就是开始把研究热点与重点从”宏大叙事“的整体关照逐步转向”精细入微“的具象解构。

通过对近十年280篇有关中外比较新闻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2007年(45篇)、2008年(55篇)、2009年(55),三年发稿量占去十年总数的一半以上。更耐人寻味的是,2000到2006年7年所发表的论文做宏观比较研究的超过三分之一,经典论文一半以上都是”宏大叙事“,而2007年以来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围绕中外新闻传播领域中某个具体现象(事物、案例、理念)而展开,鲜见既往通而化之整体比较选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比较新闻学的研究总体取向越来越趋向局部、具体、细节、精细的微观选题。

与学术研究论文成果不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8年至2009年没见到一本比较新闻学类书籍正式出版,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比较新闻学”宏观学术问题“研究的式微,换句话说,也许是由于比较新闻学学术体系已经完备,学者的兴趣已经从”宏大叙事“建构转向”细枝末节“的修补与完善。

四、比较新闻学研究现存的偏向与问题。

比较新闻学研究在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尚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从表面上看,在繁荣的同时,有头绪较乱的现象,譬如简单比附问题,结论草率问题,”视野“窄化问题,方法老套问题,推论模式化问题、资料陈旧问题等。概而言之,主要是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研究队伍知识储备不够多元,选题涵盖范围渐趋单向度。

比较新闻学的研究重在跨文化、跨制度、跨民族的不同新闻体制、各种新闻现象之间的互订与比对,以图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比照优劣,扬长补短,这就需要具有”世界眼光“人才投身其中,事实上,近年来我国此类学术成果之所以一路高奏凯歌,也正是得益于很多具有外语教育背景、西方留学访问背景的人的不断加入。

像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的新闻业越来越多的被纳入近年来的研究选题,也是专业人才队伍得到充实、改善的佐证。但只要我们稍微对科研队伍与研究成果的构成做一分析,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即专业人才与研究选项太过于英语化及美国化、欧洲化。很多冠以”中西新闻某某方面比较“的论文、专著,实际上讨论的还是中美之间的问题。

中西新闻比较,因为美国在西方的独特代表性地位,以美国现象为主也不为过,但”为主“不可”唯独“。尤其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我们要学会博采众家之长,抱着多看、多听、多了解的态度给予其他国家和地区适度关照,这是从事比较新闻学研究应有的态度与襟怀。

2.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过于倾向比较研究中平行研究。

比较新闻学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新闻学研究,它通过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证、互补和对话来促进彼此的沟通和理解,其目的是推动地球上的多元文化并存,求同存异,互促共进。因此针对它的研究方式应该是丰富的、多样的与鲜活的。经过长期学术研究实践磨练,除了传统的分析和综合贯穿其中外,比较新闻学应主要包括以下研究方法与手段:一是影响研究;二是平行研究;三是科际研究;四是阐发研究;五是”模子—寻根“法。对照这些方法度量已有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目前运用最多的是平行研究方法。在少有的用创新方法研究成果中,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孔正毅教授2004年出版的《比较新闻传播学导论》是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作者抓住近代中西新闻传播的几次接触高潮,以中、西两种视角,从传播者、传播载体、传播技术和传播理论著作的译介等几个方面,全面阐释中西新闻传播间的相互影响,有一种试图建构比较新闻传播学科框架体系的努力。

3.学术争鸣不足,学术流派没有形成。

任何一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只有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竞争局面,才能吐故纳新,不断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意识形态高度整齐划一,遏制了学界求新思变的热情,使中国大陆比较新闻学研究错失了很多发展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十几年来,比较新闻学研究迅速步入了快车道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所遭遇的发展瓶颈问题,比如研究选题的简单重复、研究方式方法的老套、研究结论的不证自明与模式化等。面对文化全球化、同质化浪潮,尤其是在网络传播为特征的新媒体时代,要想推动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持续发展,就需要拿出更大理论创新勇气,不唯书、不唯上、不畏权威,在整个比较新闻界(甚至是整个新闻传播学界、业界)展开经久不衰的学术互动活动,形成良好的观念争鸣与商榷氛围,培养一批学有专攻、关注前沿的比较新闻学研究专门人才,定期开办丰富多彩的学术沙龙、论坛、研讨会,让不同观点、理念、意见、建议在阳光下相互碰撞、激荡,让真知灼见在观念交锋中被各方接受,并迅速转化为业界行动与学术实践”增长极“。惟其如此,比较新闻学研究才能在未来发展征途上,枝繁叶茂、前程似锦。

参考文献。

[1]周鸿书。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J].中国记者,1989,(4)。

[2]张威。中西比较: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J].国际新闻界,1999,(1)。

[3]高金萍。从《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的悉尼奥运报道论中美新闻文化的差异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2)[4]李希光,BradThompson,于家娣,包丽敏。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中美媒体关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学生示威报道的比较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1,(1)。

[5]孙玮。媒介是如何反映暴力现象的?———中美暴力新闻报道比较[J].新闻大学,2000,(3)。

[6]孙有中。布什访华———新华社新华网与美联社新闻网的比较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2,(2)。

新闻传播学评论论文范文篇10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五,这年的传播学译著没有像两年前那样大量出版,但已出版的译作大多水平尚可。例如李普曼《公众舆论》的新译本(上海人民版)、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的新译本(南京大学版)、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的译本(清华大学版)。

六,这年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依然量很大。除了记者个人的作品集外,关于新闻写作方面的书中较有特色的,例如,以“全”为优势的黄晓钟的《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论证角度较新的郭光华的《新闻传播艺术论》,有些新意的新闻摄影方面的文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等。

以下是2002年内出版的部分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的书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陈力丹著。25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该书以词条的形式,全面、客观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工作史中的主要媒体、人物、事件。以时间前后为序,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及其他国际共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以及等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观点和不同时期的政策展开。全书30万字,分为理论思想、观点术语、人物活动、论著文件、媒体组织、历史事件六个部分,共530条。这本词典是作者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全部著作基础上的独著,相当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该书的出版,配合目前正在各级新闻和宣传部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丰富、稳定的学术资料,该书也可以长期作为高校新闻院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的辅助教材。

《整合传媒》,陆小华著。39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全书共分为12章。作者分析了中国传媒竞争的十大趋势:政策规则创新加速传媒结构调整;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传媒集团特别是多媒体新闻集团将成为市场格局主导者;经济科技娱乐类新闻信息产品将成为竞争焦点;新闻媒介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出售服务与经营媒体成为新的赢利模式;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内容供应商与宽带网将以新方式融合;人才激励、控制模式将加快变化;发展战略研究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者就“传媒整合如何操作”提出了四大对策:加入WTO背景下的集团化调整对策、市场细分化背景下财经媒体市场策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报道模式变革、传统媒体调整方案设计与创新操作。

作者在后记中强调:“传媒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其自己的特性与规律。传媒作为单体与作为产业的运转方式和规律是绝对不一样的,传媒作为历史与作为未来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对真正想关注传媒业发展趋势与竞争策略的人们来说,真正需要把握的,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判断出的大的趋势,是真正切及传媒发展轨迹的对操作规律的分析。”(第396-397页)

《当代新闻事业史》,李良荣著。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本书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近代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勃兴、当代新闻媒体的格局、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的著名新闻媒介、当今世界的主导新闻学理论、世界新闻媒体的运行体制及经营管理、新闻自由和新闻控制、报纸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报纸版面和版面编辑和广播电视的主要报道形式等主要内容。一批博士生和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该书前言写道:“本书试图勾勒出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一个概貌,涉及世界新闻媒体产生、发展的简史,当今世界新闻媒体的格局、发展趋势、各地区新闻媒体的主要特点、新闻学的主干理论、运行模式、新闻法规、新闻业管理以及新闻业务等等,让读者对当今世界新闻媒体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

《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这是一本涉及传播的社会学著作,讨论了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作者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全书共三篇16章。第一篇“性格”,主要分析了性格与社会的几种类型、性格形成原因的演变、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的各自特点。第二篇“政治”,讨论了三种性格类型的政治风格、政治游说和权力问题。第三篇“自主性”,回顾了不同时期自主性的特征,论述了娱乐中的自主性障碍。书后附有索引18页。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5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共12章,主要探讨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传播学领域的建立等问题。书后附有“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8页和参考书目55页。

作者在《译者的话》中写道:“为写作《传播学史》,罗杰斯访谈了许多传播学的大师及其合作者和追随者(例如R·默顿、T·彼得森、E·卡茨等),也与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多次进行了交流,如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有权威的’研究者马丁·杰伊,熟悉芝加哥学派的E·L·法里斯等;他还广泛利用了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斯坦福、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伊利诺伊、衣阿华等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室。”“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传播学史》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

《报业中国》,孙燕君著。408页,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其结构,是以几个大城市(广州、北京、成都、西安)为点,以都市报、财经报、行业报、报业集团、投资报业为横切面,借以全面叙述中国报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态势。全书分为十个部分38个小节,书前有傅桦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书目2页,以及作者的后记。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该书:“这是一本描述中国报业现状和趋势的书,一本写给报业通同行特别是那些想办一张好报的同行看的书,是一本写给已经进入和想要进入报业的投资者看的书,一本写给关注报业留心报业的其他行业人士看的书。”(第408页)序言中,傅桦转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报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需要智者的时候。所谓智者要有几个条件:(1)掌握中国传媒政策;(2)有报业经营经验;(3)对新时代、新经济要有敏锐的感觉,对市场细分要有足够的把握,熟悉传媒产业,对报纸发展方向要有架构能力;(4)有宽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传媒队伍。”(序第4页)

《媒体前沿报告》,周伟主编。38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以新闻报道式的语言重点描述了近年中国报业发展的概况,另外,一较少的篇幅描述了国外媒体的发展状况。主编“策划”,由三位博士生执笔完全。全书分为六章32节,各章的标题依次如下:资源整合:媒介变革大势;抢滩中国:跨国传媒巨头各显神通;硝烟弥漫:报业新锐的市场竞争;媒体新经济:寻找产业链中的新商机;媒体病: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西方媒体运作方式----以美国为例。书前有主编的序言,“中央新闻机构和省委机关报领导成员名单”作为附录,最后是2页参考文献和后记。

主编在序言中就该书回答的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如何看待境外媒体的进入,如何借鉴西方传媒的运作方式,如何在国际化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如何完善传媒监管机制,如何应对媒体融资……媒体究竟往何处去?一个个问号笼罩在传媒人的心头,一个个必须直面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1页)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潘知常、林玮著。5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全书除序篇外,分为二十一章,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该书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文化学派、西方美学和社会学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叙述了大众文化的全球化、市场化问题,讨论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包括广播电视文化、电影、MTV、报刊书籍、广告、网络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摇滚乐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的理性和非理性等等问题。

全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美学模式、新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入手,来理解和批评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因技术而生,并为技术而生这一直接渊源;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虚拟幻想为特征的内涵。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价值尺度,大众文化凭借着技术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力量甚至已经成为所谓的“美学意识形态”。

《新闻传播法教程》,魏永征著。3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是一本全面概述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新闻传播条款(宏观意义的新闻传播法)的论著。全书共分十章,根据中国宪法、普通法、专门法、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110种法律法规,以及7项国际公约,讨论了中国新闻传播中各种的法律问题,以及它们法律依据。该书涉及宪法规范的新闻传播权利、新闻传播与维护国家安全、新闻传播与法治、新闻传播与公民权和人格权、特殊的新闻和信息的、对新闻业的行政管理、新闻传播活动与著作权、新闻传播产业、涉外新闻传播的管理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中国和国际法律法规和公约名目117项。

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新闻传播法无论是维护公权还是私权使之免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大都已有完备的内容。”“现在人们要求制定的‘法’的内容,是指具体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中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权利的法,如新闻记者和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等等,……至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这些权利还没有从国家对保障这一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界定”。(第19、23页)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侯健著。1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这本书从法学角度详尽地论证了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矛盾问题,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全书包括导论和六章,书前有作者的导师沈宗灵写的序,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7页,以及作者的后记。六章的标题依次是:舆论监督(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如何理解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冲突、制度建构的法律理论和技术、舆论监督与政府官员名誉权、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

沈宗灵在序言中概括了作者的观点:“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名誉利益’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权利上的冲突,其实质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与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将这种冲突视为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利于恰当的制度建设的。”“法律限于惩罚那些对现存秩序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严重危险的故意捏造的失实言论,余者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更多的言论’去消除。”

《新闻写作思考与训练》,黄晓钟编著。51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新闻写作方面的高校教材。全书分为16章,涉及新闻报道样式、新闻写作准则、新闻报道语言特点和表现手法、消息写作、通讯写作、边缘文体、专访以及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报道的写作等内容。

该书突出了实用性,将应用示范和理论阐释紧密结合。以充分的范例分析及正误范例比较,提出相关新闻写作类型的基本规则、变化及思维方式,使学习者对各种新闻写作样式有清晰的直感和系统的理性认识;同时,设计了一百多道系列性的思考题和训练题,系统地强化训练学习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正确的新闻思维方式。

该书旨在让学习者能基本把握不同样式的报道,知道应该怎样写,不应该怎样写,并理解为什么。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美]保罗.利文森著,熊澄宇等译。24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传播媒介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九章67节,书后附有参考文献17页。该书从字母的发明开始谈起,谈到印刷术、摄影、电报、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录像机、计算机、网络传播、版权、人工智能等等与信息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形态对人的观念的冲击。

作者谈到硬媒介决定论、软媒介决定论,他本人持软决定论观点。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第3页)作者以软决定论为基本论点,广泛讨论了各种媒介的出现对人们思想的冲击,以及多种媒介并存和发展的前景。

《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美]斯特劳巴哈、拉罗斯著,熊澄宇等译。4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现代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形态,以及大众媒介与社会各种关系的教材性著作,共分为十五章。其中前两章论述了媒介环境和媒介理论,第3-11章探讨的是各种媒介形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第12-15章讨论了媒介的各种社会联系。

作者认为,继续谈论印刷、收音机、电视、电影和计算机灯各种媒介,好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已经没有意义了,计算机和电讯网络方面的进步已经使得它们的融合为一般意义的“大众媒介”了,各种传播技术在融合,产业在融合,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各种媒介的方式也在融合,媒介职业人的技能也呈融合态势,甚至媒介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共同的。他们写道:“到有来很可能只有一种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其形式将是精密高速的计算机网络以及与之相连的显示器和存储设备。……以前传统媒介之间的明显区别将快速消失。”(第3-8页)该书关于媒介与各种社会关系的论述,包括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媒介政策法律与伦理、媒介的全球化等问题,作者给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促使读者思考,并没有答案。

《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尹鸿、李彬主编。3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该书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甫一成立推出的“媒介研究”系列的第一个专题论文辑。全书共收集五组20篇论文。第一组是对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大众传媒理论的反省。第二组是对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格局的分析。第三组探讨了全球化对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带来的影响。第四组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大众传媒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五组则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媒体政治关系的分析。

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大众传媒与全球化的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应该说都来自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全球化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大众传媒,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借助于文化形成的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遭遇的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认识、理解、体验和期待。”本文集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首次发表。

《世界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著。4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分为七篇二十一章。第一篇论述了世界新闻传播的宏观历史,其他六篇分别论述了各大洲或大的区域内各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然后选取各大洲或区域的代表性国家共14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日本、埃及、南非、澳大利亚),较详尽地叙述和研究其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该书以各国纵向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辅以横向区域内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媒体是否提及和论述详略,以历史和现实中产生影响的大小作为选取标准,不再以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来划分论述对象。该书材料截止2000年,书前有历史资料图片4幅,书后附有中英文参考文献共132项。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给新闻学硕士生讲授世界新闻史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新闻传播史不能简单地叙述史实,研究各个国家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特别是文化特点,是本书的目的之一。本书重视各国的国家形成、历史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内部民族和语言状况、在世界交往中的地位等因素对该国新闻传播业发展和体制形成的影响。”(第2页)

《新闻传播艺术论》,郭光华著。241页,岳麓书社2002年5月版。

该书副标题“报纸新闻写作魅力探索”,主要从新闻如何传达新的信息的视角,以新闻写作要交代的几个W入手,论述了新闻的写作的要领。全书分为七章21节。书前有陈力丹写的序,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该书序言指出:“本书作者强调不以‘主题’(即要求新闻报道表达某种思想)论新闻,当以‘信息’论新闻,这就撇开了研究写作时干扰理解新闻的主要障碍,便于直截了当地分析新闻写作本身的主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现在新闻写作症结的切入口。……一旦把新闻信息作为论述的主脉,许多支持新闻写作技术处理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清晰地显现或被揭示,问题的深化成为可能。这本书改变以往以新闻体裁划分论述结构的模式,而以‘何事’、‘如何’、‘为何’这些新闻作品的基本要素,作为分析写作的切入口,从而能够较清晰地论证纯粹新闻写作的要领。”

《弥漫的传播》,杜骏飞著。3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这本书是《思想的境界》丛书之一。全书分为“思想”、“对话”和“资料”三个主要部分。“思想”部分主要探讨了泛传播的理论模型、“控制,还是解放”的思想母题、泛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系统的演进和有关弥漫时代的其他意见等问题;“对话”部分收录了两篇学者访谈实录;“资料”部分涉及近20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回顾、Internet与弥漫计算、信息政治与文化批评和新闻价值观研究等问题。书后附资料引用书目3页。

该书前言写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观念和理想的理论向度,从技术及方法论层面深度影响了所有媒介的传播形态,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即将延伸出来的新形态。”这种影响是“泛化影响”:“(1)由静态的化为动态的;(2)由确定的化为不确定的;(3)由狭义的化为广义的;(4)由单向、双向的化为双向和多向的;(5)由集中的化为分散的;(6)由控制的化为自由的;(7)由稀有的化为普及的;(8)由对立的化为融合的;(9)由相对孤立的化为普遍联系的;(10)由物理的化为人为的。”(第32页)

《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3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这是2001年底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0篇,作者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香港各地的新闻教学和研究单位。全书分为“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趋势”两部分。

张国良在序言中概括了众多论文的观点,接着在展望未来时指出:“在我国,传播学的引入工作主要由新闻学界承担,所以继之而起的传播学研究历来以大众传播(更多的是新闻传播)为主要关注对象,而忽略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头传播、非语言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等众多领域。如果说,这一状况在初期也有其合理性,而对于学科的中长期发展而言,就是又一大‘瓶颈’了。很显然,不切实有效地拓展领域(包括研究和教育层面),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快速、健康地向前推进。”(第3页)

《公众舆论》,[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全书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后的七个部分作者分别对外部世界、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本书是第二个中译本。

作者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此书是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1974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译者前言)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展江主编。41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6月版。

副标题“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除导言外,全书共分“成败利钝——一个泱泱大国世纪之交的共识”、“良性互动——新闻舆论监督与依法治国国策”和“他山之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先行先鉴”三篇。每篇各两章。

编者在该书《内容简介》中写道:“本书围绕新闻舆论监督这个学术性、实践性与社会敏感性兼具的当代问题,探讨了在新世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经济市场化的现实情境下,新闻媒介为建设公共领域担当中国社会转型守望者角色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集纳了来自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界的中外学人的3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王强华、魏永征、孙旭培、郭镇之、陈力丹、徐迅、焦国标、王军、郭卫华等专家的佳篇,又有一批年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有英美多名同仁关于调查性新闻业理论与实践的文章。

《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徐迅著。380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中的新闻法治与道德”,全书分为四章,集纳了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法律顾问)44篇关于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问题的报道和理论文章。第一章“侵权与法治”,主要涉及新闻媒体侵权和法律规范问题。第二章“媒体与司法”,主要涉及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第三章“暗访与自律”,主要涉及新闻采访中偷拍偷录的法律责任问题。第四章“域外见闻”,主要介绍了英国新闻法治和新闻道德的现状。书前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魏永征作的序,书后有作者写的后记。作者1983年从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并考取了律师资格。魏永征认为她是“学者型记者”。

作者认为,中国侵权纠纷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7-1988年,由于1987年元旦《民法通则》实施,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小人物告大报的现象。1992年,名人告小报形成一股诉讼浪潮。1993-1994年,第三次媒介侵权的浪潮的特点是工商法人告传媒。(第34-40页)作者没有对书名“第四次浪潮”作出解释,可能是将最近几年出现较为集中的媒介侵权、媒介职业道德问题,视为第四次浪潮。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庭俊著。4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该书分为九章29节,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理论和相关问题。前两章回顾了传统传播媒介和网络传播的崛起,接着按照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框架顺序对网络传播分别进行了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用传统的各种传播理论对网络传播现象作了阐述,最后,谈到网络的新闻传播、网络传播的伦理与法制、网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书后有参考书目6页。

作者认为:“因特网传播是一种网络多媒体传播。多媒体电脑技术与电脑网络技术原来是电脑技术的两个发展领域,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成果的相得益彰导致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产生。”(第102-103页)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必须考虑建立新的概念、命题等来解释网络媒体传播,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相关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第4页)

《社会舆论原理》,刘建明著。36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是一本关于舆论学的著作,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者对舆论和舆论现象的认识。全书除了导论,共分为十三章42节。讨论了舆论的传播特征、舆论的形成、舆论的群体表达、舆论形态、舆论的类化、舆论传播的增减律、舆论传播的波动律、舆论的正负功能、舆论传播机构、舆论在社会中的地位、中西舆论制度、社会问题与舆论等等问题。书后附有作者学术活动简介和必读书目17种。

作者认为:“公众意见仅仅是舆论的一种说法,而不是舆论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从外在形式看,舆论是多数人的议论和意见,但实际上它是众人对社会事务共同感悟的顽强意志,表现为一种希望和追求。……舆论永远处于群体传播状态,所以把舆论界定为‘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是一个科学的定义。”(第2页)

《读图时代新闻摄影论说》,许林著。309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8月版。

这本书集纳了作者(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关于新闻摄影的43篇文章,划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篇”,主要是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说评篇”,是关于新闻摄影的时评文章。第三部分“谈拍照”,谈的是关于摄影的知识。第四部分“评作品”,是关于新闻摄影经典作品的评论。第五部分“看人物”,是关于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报道。第六部分“议版面”,即议论新闻摄影的版面。最后一部分“话改革”,是对新闻摄影未来发展的论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为该书作序,人民日报的老摄影记者蒋铎作跋。

该书中作者对1945年著名的新闻摄影作品《胜利之吻》提出画面作假的疑问,认为“它严重地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伪造了历史,既是对读者的戏弄,又是对历史的亵渎”。(第169页)作者对1997年评上金奖的照片《盲女》(关于香港回归)的导演成份提出质疑,认为“从对这张照片的评选上反映的问题,证明有的评委在评选的观念导向上,仍然存在看重事件本身,而轻新闻摄影自身规律的现象”(第76页)。

《解析传媒变局》,喻国明著。380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这是一本作者发表的文章、调查报告和采访谈话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传媒创新趋势”包括文章12篇;中篇“市场调研报告”8篇;下篇“传媒焦点访谈”11篇。该书的文章部分,谈到我国受众需求的变化趋势、媒介集团化的和竞链接、媒介市场的创新、媒体改版的理性和风险规避、中国传媒投资的风险规避等问题。该书的调研报告涉及北京居民2000年读报情况和读报意愿调查、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财经类报纸竞争力调查、北京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新闻类节目情况和意愿调查。

该书前面有作者的代序“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若干断想”,最后是作者写的“后记”。作者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提倡在传播领域进行“建构式研究”。(第1-2页)他认为建构式研究的关键性提前是:买方市场的发展趋于白热化;传媒市场的发展、变化呈现出高速律;规模化的传媒竞争使传媒产业进入‘大投入’期。(第2-3页)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3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这本书的英文版1985年出版,现在翻译过来对中国电子媒介发展的现实恰好给予了较为适应的说明。全书分为五部分共十四章,论证了电子媒介(电报、电话、广播,特别是电视和网络)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作者认为,电子媒介带给社会变化的三个维度是:社会群体的融合(以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作为个案)、社会角色的转换(以成年人和儿童界线的模糊为个案)、政治英雄权威力量的下降(以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变化为个案)。作者在“前言”里强调:“电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讯息的力量,而是因为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之间曾经非常亲密的联系。”书后附有英文参考书目31页。

《网络新闻学》,仲志远著。4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叙述了网络发展历史和网络新闻传播基本业务知识,分为二十章79节。书前有刘海贵写的序,书后附有与网络新闻传播有关的中国网络传播界的公约、中国关于网络的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共6项,以及参考书目2页。该书前六章主要涉及网络发展的历史,从第七章起,依次叙述了网络新闻的特征、网络新闻的版面布局与表现形态、网络新闻标题和标题的制作、网络新闻体裁、网络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版权与争议等等问题。

作者在后记中就这本书的特点写道:“本书纯粹基于网络新闻的业务操作与现实变化的情势走向而形成个人之见,深入浅出于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历史与业务之间,并紧密地叙述了其与传统新闻的密切关系,以及新闻传播四种工具此消彼长的行进去向。”(第462页)

《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董天策等著。5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这本书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报业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运作的特点和经验,分为十一章34节。讨论的范围,除了历史的叙述外,还涉及报业的基本市场、生存格局、报纸策划、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管理机制、集团化发展、网络经营、产业运作规范等等。书后附有参考文献3页。

主要作者董天策在“后记”中就此书的基本观点写道:“中国报业最根本的发展趋势还是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变化都可以在报业产业化这个总体趋势中得到解释。……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拉动’与党和政府的‘推动’,始终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报业的产业化并非西方报业发展史上的完全产业化,而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有限产业化,是在保证不改变报业政治属性的前提下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经营,即产业化运作。”

《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巢乃鹏著。296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的副标题是“一种信息查寻的研究范式”。作者从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研究的视角对受众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传播)上进行信息查寻的行为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此书便是这项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十章27节,对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范式本身、认知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进一步的探讨,以一项网上调查为依据,具体论证了受众网上信息查寻的模型构建。书后引文注释359条,附有作者进行网络传播调查时的问卷。

作者在“绪论”里就此书写道:“本书基于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一方面是快速发展的信息环境呼唤着受众信息查寻行为范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还缺乏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和回顾。因此笔者尝试对受众研究的信息查寻范式进行全面的审视,……在数字化信息环境中,受众的心理行为与传统环境中肯定有着相当的不同,受众在网上将以独有的心理模式进行信息活动。对受众在网络环境中的信息查寻行为的研究有着独特的研究意义”。(第3-4页)

《新闻舆论研究》,王雄著。413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九章30节。上篇“新闻舆论本体论”,重点对“新闻舆论”的概念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狭义的新闻舆论是指“媒体表达的意见”,广义的新闻舆论是指“通过或经由媒体表达的社会意见”。(第14页)中篇“新闻舆论功能论”,讨论了舆论引导、舆论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法律保护和限制问题。下篇“新闻舆论、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从公共领域的理念出发讨论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诸问题。书后附有参考文献8页。

作者在“后记”就就此书写道:“笔者撰写此书,意在总结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的体会和思索,……力图从多学科视角(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理论)透视新闻舆论,并使这种研究具有一定的体系性。”“笔者相信,新闻舆论和意识形态之相互关系以及新闻舆论与社会公共领域之相互关系是国内舆论研究界不甚重视甚至完全忽视的研究课题,但这一类研究课题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十分切近、急迫的现实意义。”(第403、4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