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报道娱乐化分析论文

一、反腐报道的娱乐化倾向

1．反腐报道突出“桃色新闻”

在一些腐败案件中，不少贪官一方面招权纳贿；另一方面大搞权色交易。部分媒体为了追求所谓的“卖点”，把贪官们的所谓“桃色新闻”进行娱乐化报道甚至夸大或编造也就大行其道了。

2．主题思想粗俗肤浅

受当前娱乐化大潮的影响，部分媒体和记者不愿意分析腐败案件的具体案情和原因，总是肤浅地死盯着腐败分子的“情妇”、“私生子”不放，津津乐道、眉飞色舞于这些腐化堕落的丑事。

3．“软包装”下的硬新闻

新闻有“硬新闻”和“软新闻”之分。舆论监督类新闻理应属于硬新闻，在制作方法上也要严肃认真。

但当前形势下有的媒体为了追求趣味低下的“卖点”，不惜牺牲舆论监督的严肃性，一味地对此类新闻“软包装化”，即用娱乐化的编排手段进行报道。2000年6月11日，《法制日报·世风一瞥》栏，刊发了一位作者的文章《赖昌星“红楼”迷局》。原文本是揭露批判，南京有两家报纸于6月19日从网上下载，转刊了这篇文章，一家给它安上了“远华案‘红楼’暗藏佳丽”的标题，仅是摘取文中关于“红楼”藏着从江浙一带选出来的40多名风尘佳丽的名字。另一家既不署作者名，又不注明来源，一字不动地加以转发，但是编者给它换了题目，主标题用大号粗黑体，为“豪宅暗藏着数十风尘女子”，还加了一个肩题：“远华案主犯赖昌星‘红楼’揭秘”。海南某报刊发这篇文章时也将标题改作：肩题“远华案‘红楼’揭迷”；主标题“赖昌星豪宅暗藏着十佳丽。”如此摘引和标题制作突显的是传播者猎艳、猎奇的趣味，迎合着低俗的阅读趣味。

二、反腐报道娱乐化原因的三维分析

反腐报道出现娱乐化倾向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新闻的整个传播过程中来看，新闻媒体、新闻记者、社会受众是这个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本文着重选取这三个因素对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

1.新闻媒体：商业化环境中的新闻报道

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把舆论监督这样的严肃话题加以娱乐化也就有可能成为部分媒体经营者的选择。当娱乐化与文化工业相结合，文化生产与经济利润相一致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已被市场所改写，曾被重视的新闻观念被扔进市场的熔炉里重新烧铸出来的是经媒体策划的、有可能畅销的新闻商品。只要具有娱乐因子，芝麻大小的事也可以炒得沸沸扬扬。部分媒体中的这股娱乐化潮流，既带有转型时期媒介市场化、大众化的必然性，又带有媒介发展脱离社会的畸形特征，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必须引起新闻界的足够重视。

2.新闻记者：职业道德和业务素养的缺失

新闻工作者要站在很高的思想层次上去描绘生活的真实面貌，去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幻，去呼唤社会的良知，从而正确揭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尤其是舆论监督这类新闻报道，关系到党和国家对新闻工作者的信任，更应该成为我国新闻工作者重要的使命。

此外，良好的调查研究和文字驾驭能力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不可缺少的素质之一，纵观这些反腐败报道，从尚军“以色谋权”事件到《红唇咒吻》的出炉都是在原事实的基础上加以夸大乃至造成失实。2006年3月29日安庆市中级人民检察院因涉嫌受贿逮捕原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女）。2006年8月湖北省《前卫》月刊撰文称尚军依靠色相傍上两位省级高官后，才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副科级到副厅级干部的升迁；然而《南方人物周刊》派记者赴阜阳、安庆采访调查后发现，有关尚军“以色谋权”的桃色事件是一起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夸大了的新闻。2005年12月20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对“黄石山案”的一审判决结果后，武汉国内某知名期刊撰文称黄石山在狱中完成自传体小说《红唇咒吻》，希望能够协助警方抓拿其“情妇”归案，该文报道了黄石山与“情妇”王湘妮的情感纠纷和斑斑劣迹。

针对这种报道，潇湘晨报记者于2006年10月14日在湘东某监狱采访了正在服刑的黄石山，然而采访的结果是：黄石山在服刑期间从未写一个字，文中的“情妇”王湘妮却是他的合法妻子等，据黄石山称：该报道有80%的内容失实。

这些记者在追求时效和“卖点”的压力下，根本就不曾对整个事件进行调查取证就急于发稿，以真实性为生命的新闻理念也就无从谈起。

3.新闻受众：娱乐化背后的受众需求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这一心理是受众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人们的动机心理活动的一种特殊现象。凡是第一次出现的、罕见的、反常的或突然发生的，强烈变化的事物，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产生好奇。这种好奇对媒体和新闻工作者产生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促使记者积极采写具有新鲜特质的新闻，如卖大饼的青年考上了大学研究生，农民包机等等一大批具有新鲜特点的新闻满足了受众好奇和求知的欲望。而另一方面的作用则可以导致媒体和记者盲目的猎奇，以受众的“眼球”为出发点采写新闻，于是也就出现了《红唇咒唇》、“以色谋权”之类的新闻报道。由此可见，尽管受众处于传播过程的终端，处于接收地位，是一个相对被动的角色。但是受众并不是带着一个空荡荡的脑袋来接收新闻信息，相反，他们是一个个充满能动性的主体，他们总是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迫切的需要对新闻信息和媒介进行选择。

然而，大众传播的受众是无组织的，他们在接收信息时表现出来的求知、求新、求奇等心理倾向势必会影响到媒体对信息的选择和加工。这样，受众表面上的被动地位就演变成潜在的主动角色，新闻传播也就以媒体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但以受众为中心并不是上述的以部分受众的“眼球”为中心。而是从受众的普遍兴趣出发。如果背离了这个原则，就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各种问题，反腐报道娱乐化就是其中的一例。

三、反腐报道娱乐化取向的危害

1.对媒体自身公信力的损害

新闻媒体是以社会责任为己任，通过大众传播的渠道提供客观、全面、及时、权威的资讯而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同的。

因此，对舆论监督这样严肃的新闻题材进行轻浮的娱乐化报道，大搞噱头，一味地追新猎奇，用“性”这样的新闻填充报纸的大量篇幅，用煽情的编排手法来吸引读者，除了会引起一小部分受众的阅读兴趣的同时，也会招致更多读者的反感。根据霍夫兰“可信性效果”理论，信源泉的可信度越大，其说服效果就越大；可信度越低，其说服效果就越小。那么以传播信息为第一目标的媒体一旦失去了公信力，对其自身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2.削弱了受众对社会深层问题的关注

反腐报道大搞桃色报道，把内容大量集中在色、情上，很难让读者从贪官的斑斑劣迹中得到警示和启发，相反，媒体这种畸形的价值取向模糊了受众对社会深层问题关注的视线。这些报道只让读者感觉到现实生活的物欲横流和道德沦丧，让读者对社会丧失信心。

退一步来讲，即使确凿地存在着“以色谋权”和“性贿赂”之类的问题，媒体和记者也不该投入这么多的兴趣，因为贪官们首先是职务犯罪，对他们的批判应该首先关注他们的腐败轨迹，并对其作出制度性的反思。如果将反腐问题给娱乐化和八卦化了，很容易掩盖腐败问题的实质，有悖于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初衷。

四、传媒角色的审视与期待：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将人类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而工具理性，是指由功利目的所驱使可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它主要回答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它探求规律并能动地运用这些规律为人类服务。价值理性则着眼于“为什么”，侧重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性。工具理性注重的是手段对目的的作用，而价值理性关注的是目的的效用和意义。

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是其根本特性。舆论监督一定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全局，有利于稳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新闻记者不要“猎奇”，不要“出奇”，而是要真正站在公众的利益上，否则就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使命感，只能为吸引眼球而哗众取宠，舆论监督应有的“价值”被当作单纯的揭丑“工具”而使用了。所以要做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首先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其主要表现在高层次的理论水平上，尤其表现在像舆论监督这样严肃的话题上，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就很难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也就很容易在报道中出现诸如娱乐化等错误的取向。其次要求新闻工作者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和业务素养，只有具备良好的心态才能在新闻报道中冷静地思考，在进行监督时才能够牢牢地把握着“四能”——以法监督、以德监督、以理监督、以情监督。①

从宏观意义上讲，建立和完善党委和政府领导的舆论监督工作指导体系也非常必要。舆论监督工作是党和政府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党和国家的发展休戚相关。新闻工作者必须站稳人民的立场，要以对人民负责高于一切的精神，该披露的问题就该坚持原则，事实上没有的绝不夸大虚假报道。舆论监督报道不能从媒体的产业化经营方向出发以吸引读者的眼球为目的，而是必须有严格的原则性。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充分认识开展舆论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思想上扫除阻碍舆论监督或偏离正确监督取向的各种现象。

对媒体的作为进行监督，在这里我们可以称之为逆向监督，即在媒体对社会公共事件进行监督的同时，也要接受来自社会公众对其自身的监督，包括新闻的选题、采访与刊发等各个环节。完美的组织运行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只强调监督社会，而不接受来自社会的监督势必会出现滥用监督权的现象。同时，媒体应自觉建立健全纠错制度，对来自社会的正确监督作出积极的反应，该解释的解释，该更正的更正，该道歉的道歉。双方只有怀有这样宽容的心态，舆论监督的质量才能提高。

注释

[1]鲁力：《舆论监督与监督媒体》，《新闻前哨》，2006年第2-3期。

摘要在当前娱乐化大潮的影响下，一些媒体为了追求所谓的“卖点”，把严肃的反腐败报道加以“软化”，即用娱乐化方式进行报道。这是一种畸形的舆论监督取向，将对媒体自身、社会公众、乃至贪官的名誉权等都造成不良影响。故此，本文最后提出，应对传媒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坚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关键词反腐报道娱乐化舆论监督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