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论文范文10篇

计划生育论文范文篇1

1.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现状

我国目前有13亿人口，其中有9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庞大的农村人口数加上传统的“传宗接代”意识，使得我国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举步维艰。在过去，我国在农村地区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其方法无外乎是贴标语、出黑板报、发放计划生育宣传资料和组织育龄女性进行计划生育学习等[1]。不过，近年来，这些传统计划生育宣传方法的弊端逐渐显露了出来。笔者在工作中发现，传统的计划生育宣传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宣传方式过于简单，无法起到应有的宣传效果，甚至容易引起农民的反感。②缺乏实效性。传统的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只注重宣传，却不注重宣传的效果。使得很多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变得华而不实。③宣传时间过于固定。目前，我国很多的计划生育宣传单位只在每年的几个固定时间段到农村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却完全不考虑在这些时间段内农民是否有时间、有意愿去听取计划生育宣传，从而使很多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出现了“有人宣传无人听”的情况。

2.改进农村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方法

2.1创新农村计划生育宣传的方式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的逐渐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这使得一些粗俗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已无法得到农民的认可，甚至会引起农民的反感。此外，很多农村地区已经完成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小区，也没有合适的位置让计划生育工作者粘贴标语和出黑板报。针对这些情况，计划生育工作者应调动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资源，去抢占新的计划生育宣传“阵地”。例如，计划生育工作者可与一些农业技术网站、农产销售网站联系，利用他们网页上的空白处进行计划生育宣传。在使用网络对农民进行计划生育宣传时，计划生育工作者要向农民多宣传一些新的计划生育知识，如私自检查胎儿的性别是违法行为，去医院进行人工流产需要开具村里的证明等[2]。除了可使用网络进行计划生育宣传外，计划生育工作者还可以制作一些计划生育的短片，并使用一些村的闭路电视向农民播放这些短片。此外，计划生育工作者还可以定期开展电视讲座，请医院的妇产科医生亲自向农民讲解新的计划生育知识。这些新的计划生育宣传方法都会使农民更乐于接受，从而提高计划生育宣传的效果。

2.2提高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实效性

在传统的计划生育宣传工作中，很多计划生育工作者都只注重宣传的方式，却忽略了宣传的效果。这使得我国农村的很多地区出现了“年年有计划生育宣传，年年完不成计划生育指标”的情况。因此，计划生育工作者在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同时，要建立完善的计划生育宣传记录档案，将在某村做过计划生育宣传的次数、方法与该村的计划生育指标完成情况结合起来，以便找出一些实用性强的计划生育宣传方法，提高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实效性。

2.3提高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灵活性

目前，我国很多的计划生育宣传单位只在每年的几个固定时间段到农村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却完全不考虑在这些时间段内农民是否有时间、有意愿去听取计划生育宣传[3]。这种做法无疑影响了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效果。针对这一情况，计划生育工作者在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前，要注意调查本地区农民的生活习惯和作息时间，尽量在农民有空闲时对其进行计划生育宣传。例如，在农忙季节，计划生育工作者最好选择阴雨天对农民进行计划生育宣传，对于在外务工的农民，计划生育工作者最好选在节假日对其进行计划生育宣传，等等。总之，进行计划生育宣传是实施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手段。

计划生育论文范文篇2

一、做好日常思想政治工作，为“嘴力劳动者”加油鼓劲

个别人把计划生育干部称为“嘴力劳动者”，贬义是很明显的。因为在持此论者的眼中，搞计划生育的人，文不能生资理财，武不能开山凿洞，我们有的计划生育干部也因此而觉得自己仿佛真的是矮了一截。把说与干对立起来，完全否定“嘴力”的作用，是不正确的。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要凭借语言来交流思想政治，表达意愿，传递信息，就不能不动嘴。宣传教育是计划生育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职能，自然也得借嘴之力。缄口不言，怎么能宣传？一声不吭，何以叫讲解？如果把必要的说理一概视为多余，把“嘴力”一概斥为“无效劳动”，别说计划生育工作难以进行，恐怕我们的社会也得进入“无声时代”了。自然，脱离实际，夸夸其谈，无关痛痒；坐而论道，于事无补；甚至歪理泛滥，谬论连篇，这种“清谈误国”的“嘴力”是必须反对的。一条高明的建言，可以促使转劣为优；一番中肯的谈心，可以使人茅塞顿开；一席精辟的议论，可以让人生出“闻君一席语，胜读十年书”的快意；一篇动情鼓劲的演讲，可以收到一呼百应的效果。这样的“嘴力”，其作用和价值，谁又能够低估呢？言为心声，“嘴力”是脑力的反应。而要说到点子上，取得实效，就必须迈开双腿，深入基层，走进千家万户，调查研究，其劳动强度、艰巨性和创造性也着实不小，可见“嘴力”劳动，绝非张嘴就来的轻松事。所以，我们搞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一点也用不着自惭形秽，倒是应该更加努力地增强理论素养，提高政治素质，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在当前处在风口浪尖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大显身手，多尽一份“嘴力”，以把工作干得更加卓有成效。计划生育工作面对的是千家万户，他们的成长背景、受教育程度、接受能力参差不齐，产生的矛盾点也较多。为了社会的稳定，需要我们计划生育工作者走家串户和老百姓交心、交友、化解矛盾。所以，计划生育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政治必须过硬，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表达能力，不能只为了平息矛盾，就信口开河，处理问题方法简单，把工作做歪了；更不能为了解决暂时的矛盾，给今后的工作埋下更多的隐患。

二、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做群众欢迎的计生干部

首先，作为计划生育工作者，要有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对岗位有一份珍惜的感情，工作起来有内在的热情、激情、动力，能自觉做好每一项工作。要高度敬业，认真负责，取得成绩不自满，遇到困难不灰心。其次，要坚持不断学习。因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法规也会做出适当调整、补充，不学习就会落到别人后面。再次，计划生育工作者，应该知形势、明任务，自觉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精神，通过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来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发展这个大目标。第四，计划生育工作者还应该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法律知识以及与人交往、融洽沟通的能力。人是社会的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计划生育工作者，更应该懂得与人沟通交往、做人的工作的艺术。这样，广大群众才喜欢同他交往，他才能靠人格的魅力而不是权力把群众凝聚起来，共同为计划生育工作做出贡献。笔者多年下基层，接触的群众多了，发现他们最不喜欢的几种干部是：一是“搬运工”干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知道照搬照抄上级的文件，表面上看，这种干部贯彻上级精神的热情很高，态度坚决，而实际上他们对究竟应该解决哪些问题根本就不清楚。二是“泥瓦工”干部。办事没有原则，遇到问题绕着走。三是“临时工”干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只顾眼前利益。四是“合同工”干部。缺乏公仆意识，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群众不喜欢这些类型的干部，是因为他们不发挥作用。群众需要的是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干部，而这也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作者：贾胜勇单位：河北省广平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计划生育论文范文篇3

选择2012、2013年社区保健所在档的2800例育龄女性，年龄在21岁至49岁之间，平均年龄35岁，对其进行普查。

2结果

对2800例育龄女性进行B超检查后发现，有1978例女性应用IUD，B超检查结果显示其在宫腔的1867例，占94.4%，31例超声未见宫内有IUD，脱环率占1.67%;IUD下移80例，占1.67%；带器妊娠6例，占IUD下移的7.5%；其中，子宫肌瘤50例，占1.8%；卵巢肿瘤22例，占0.79%。

3讨论

计划生育论文范文篇4

1.1临床资料。本文选取40例在我服务站咨询人流手术的意外怀孕女性，选取的时间为2013年8月到2016年3月，所有患者都在我服务站经过诊断为早孕，都需要进行人工流产手术，并且所有患者都要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时将40例患者采取随机的方式分成两组，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20例，其中在对照组中未婚患者有4例，已婚患者有16例，第一次怀孕需要进行人流手术的有6例，超过1次怀孕次数的有14例，年龄在19-35岁，平均（25.6±3.9）岁，文化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小学及以下有2例，初中文化有10例，高中及以上文化有8例。观察组中未婚患者有4例，已婚患者有16例，第一次怀孕进行人工流产手术的有6例，怀孕次数2次及以上进行人工流产手术的有14例，他们在年龄在19-34岁，平均（25.4±3.8）岁，同时患者中小学及以下有2例，初中文化有9例，高中及以上文化有9例，两组患者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1]。1.2方法。两组患者都通过咨询之后到医院进行无痛人工流产手术，其中对照组没有进行计划生育宣教护理，观察组进行人工流产手术之前在我院专门人士进行计划生育宣教护理。计划生育宣教护理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解，例如：婚姻、身体健康以及生育计划等，向患者讲解终止妊娠的常用方法、不同方法的利处和弊处；向患者讲解人工流产的原理、过程以及对生殖系统的危害，还有一些手术之后可能引发的并发症等；向患者讲解现在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让患者清楚的认识和了解计划怀孕的重要作用[2]。然后根据患者平时采用的避孕措施对不同避孕方式的利弊处进行分析，帮助患者选取正确的避孕方法，并且发放免费避孕用品给患者。最后两组患者都要留下详细的联系方式，人工流产之后1周内回复相关人员，倘若人工流产之后再次妊娠要向相关人员报告，以及在人工流产手术之后6个月和12个月时要进行随机访问检查[3]。1.3统计学分析。在本研究中，所有数据在进行处理分析的时候都是采用SPSS13.0软件，用来对计数资料进行检验，用t来对计数资料进行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

2结果

在两组患者进行人工流产手术之后6个月和12个月，医院要进行随机访问，从表1中可以看出，与对照组相比较，观察组再次意外妊娠率要明显低些，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近几年来，伴随国内无痛人工流产技术的飞速发展，很多孕妇开始选择无痛人工流产技术，这样虽然可以降低孕妇痛苦的体验，但同时会增加孕妇人工流产概率。经过临床实践以后不难发现，无痛的人工流产术后1年以内，孕妇仍然会存在再次流产的情况[5]。但是对孕妇实施人工流产以后的计划生育服务，能够减小再次流产发生率。目前一些孕妇盲目认为通过无痛人工流产，能够解决流产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孕妇不重视人工流产的危害[6]。因此，医务人员需要告知孕妇人工流产手术以后可能发生的一些并发症，使得孕妇重视流产手术，让孕妇明白经过过度流产，很可能会导致今后的胎儿发生异常与不孕不育。医务人员只有将流产对身体的危害告知患者，才能大幅度提高孕妇避孕意识，让孕妇正确认识流产危害性。必要时可以反复讲解与分析，让孕妇惧怕流产手术，进而提升日常避孕的意识。医务人员还应将各类科学避孕手段告知患者，让孕妇按照自身避孕需求来选取避孕手段或是工具，防止发生再次流产情况[7-9]。在本研究中，从结果可以看出与对照组相比较，观察组患者进行手术之后6个月和12个月再次意外妊娠的概率和并发症要明显低些，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样就说明在进行人工流产手术之前开展计划生育宣教护理再护理能够对再次意外妊娠的概率进行降低，也能够很大程度提高患者的避孕意识，对患者进行手术之后的并发症率进行降低，从而起到改善患者生活和卫生习惯的目的[10-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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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红蕾,龚林,丁蓉.人工流产妇女避孕现状及失败原因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0,08(19):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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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罗春才.人工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干预效果分析[J].大家健康:学术版,2014,8(9):29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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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宓杭萍.人工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的实施效果分析[J].按摩与康复医学,2012,03(14):249.

计划生育论文范文篇5

〔实例1〕某调查报告称，某村2001年出生婴儿10人，其中男婴6人，女婴4人，出生性别比高达150，严重失调。

〔实例2〕某乡给某村下达人口计划，其中一项指标是计划生育率，要求当年的计划生育率不低于95%，而该村一般每年出生不足20人。

〔实例3]某地计生委根据群众举报，查出某县一个超生5胎的情况，据此称该县超生问题严重。

〔实例4〕某县总人口不足50万人，近年来在孕妇中推广服用“福施福”。上级要求检查服用“福施福”后，人口缺陷发生率是否逐年下降。还有不少地方把孕产妇死亡率是否逐年下降当作生殖健康服务工作的考核内容。

这几个例子所出现的问题都是以个案或少量发生的情况，说明一个地方宏观的情况。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所分析的对象（人口）或事例具有群体性，这个群体是由每个个体的人或事件集合而成。每个个体是否发现这种现象是偶然的，作为表现群体规律的统计数据，只有当群体具有相当的规模后才有意义。群体的规模太小，尽管对每个个体的统计是准确的，指标的计算也是正确的，但计算结果并不能客观地反映群体的规律。

如实例1，一个村的出生人数仅为10人，计算的出生性别比要么是100（“绝对平衡”），要么就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实例2中计划生育率受出生总数的影响，要么计生率正好100%，只要有一个计划外出生，计划生育率就低于95%。例4涉及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或孕产妇死亡率一般统计时均以10万作为分母，对于一个县，每年出生几千人或1万多人，即使按照出生缺陷、孕产妇死亡发生的平均水平，每年也只有几例，偶然性很大，在统计数据上很难表现为逐年下降。至于例3，以一个特例说明全县的情况，更是欠妥。各种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教材上并未说明各项统计指标适用的人群至少要达到多少，但一般说来这些统计指标绝大部分不能用于分析规模在几百人到一千多人的村级情况，许多指标在县、乡级使用也不太合适。多年来各级是通过报表收集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数据。报表由上级制发，基层单位按统一的口径填报每个项目，然后逐级汇总、上报。这样以来，上、下级的报表式样相同，只是数量大小有差别，于是，上级单位计算哪些指标，下级单位“照葫芦画瓢”计算相同指标。特别是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后，各项工作任务和责任要逐级分解、落实，相应地，工作指标也被层层分解，上一级控制的指标（如出生率、计划生育率）也被一直套用到基层单位。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性的要求很容易被忽视。

2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实例5〕1995年8月，在全国上半年人口形势分析会上，某省计生委分析本省当年上半年二孩出生数量比上一年同期减少的原因时称，由于自当年起全省广泛推行“三结合”，许多群众为了发家致富，主动退出二孩指标，于是二孩出生明显减少。笔者的同事立即对此理由提出了置疑：既然是主动退出二孩指标导致二孩出生减少，那么原来应在1995年上半年生育二孩的妇女至少在1994年上半年就应退出二孩指标，而那时候，该省并未开展计划生育“三结合”；至于1995年上半年开展“三结合”后退出的二孩指标，其二孩出生减少的效果应在1996年以后才能表现出来。群众退出二孩指标与二孩出生数量的减少在时间上出现了“矛盾”。

〔实例6〕许多文章分析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的孩子越少。

这两个例子说明分析人口出生数量的变化应考虑人口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口首先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口，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人口生活、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社会属性。人口现象的发生既受自然属性的影响，也受社会属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社会属性对人口现象的影响和制约是有条件的、间接的。而自然属性的影响和制约是无条件的、直接的。社会属性的影响和制约常常要通过自然属性来实现。在分析人口现象的时候，首先要解释人口的自然属性，然后再解释社会属性。就实例5而言，从妇女退出二孩指标到二孩出生减少，至少间隔10个月，即妇女的怀孕期，无论推行“三结合”力度多大，妇女10个月的怀孕期不能缩短。退指标的发生与出生数的减少在时间上不“同步”，至少要“滞后”一年。也就是说，1995年上半年因开展“三结合”妇女退出二孩生育指标不会影响这个时期的二孩出生数量。关于实例6，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属于社会属性，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的确会影响其生育行为。然而，影响生育的自然因素，直接因素是避孕节育行为，具体地说，影响生育的生物因素包括推迟结婚（不发生性行为）、采取避孕措施和流产（终止妊娠）。妇女文化程度影响到上述生物因素发生变化（如文化程度高，能够更好地掌握避孕知识，可以提高避孕的有效性，减少怀孕的可能），并通过上述因素影响生育孩子的数量。直接讲文化程度与孩子数量的关系，未免有些牵强。

3定量与定性

〔实例7〕各地每年都要分析当年的人口形势，将当年的数据与上一年的数据进行对比。许多分析报告在列举了对比数据后得出结论：“今年的工作比上一年有明显的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如果我们仔细察看各项指标的数量，发现变化并不大，如计划生育率由88.5%上升到89%，出生率由15.4‰下降为14.9‰（这其中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能导致出生率下降），多孩出生由165人减少为149人，多孩率由2.2%下降为2%等等。根据这些数据的变化，得出的定性结论应当是：“工作稳步发展，人口增长保持平稳的态势”。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统计分析主要是指对数据的分析，并由“定量”的描述引申到定性的判断。如果忽视定性的分析，那么，所谓定量分析不过是数量变化的文字描述而已。把握好定性分析的关键在于，定性分析应以定量分析为基础，即“定量”在前，“定性”在后。那种先“定性”，再计算数量变化的做法，违背了“定量”与“定性”的基本规律。这样进行的定量分析，只是给定性的结论加一些数量的点缀。

4模糊和精确

〔实例8〕某地区的一份材料称，根据20年来每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推算本地区20年来少生了1831275人。

〔实例9〕某县计生委利用农村赶集日人口比较集中的机会，出动服务车，设置咨询台，向群众宣传计划生育知识，提供咨询服务。县计生委的汇报材料称，“一个月来在集日上接受宣传、咨询的群众累计达到127328人次”。

乍一看，实例8和实例9中的人数和人次数的统计和计算十分认真仔细，数字如此精确，令人钦佩。但转念一想，不免生疑：实例8中利用总和生育率计算少生人口，需要以年龄别生育率与分年龄妇女人数相乘计算出生人数，一般来看，每个年龄组的计算结果都不会是整数，只好四舍五入。每一年若干个年龄组累计下来，个位数已经含糊不清了。再把20年的少生人数累计起来，怎么可能精确到个位数呢？况且20年间，该地区的人口并非处于“封闭状态”，各年龄组人数因为人口迁移而变化，也会影响到计算少生的数量。至于实例9，在一个开放的、人们频繁走动的集市上，如何判定哪个人接受了宣传，哪个人接受了咨询，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即使有标准，实际操作中也很难把握，因此，根本没有可能逐人统计。实例8、实例9中看似精确的数据令人感到滑稽，倒不如模糊一些，说“20年大约少生了18万人”，“一个月在集市上接受了计划生育宣传、咨询服务的人次达10余万”，或许有几分可信。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和计划生育所涉及的是宏观层面的事情，与此相应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是大致的状态或趋势，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做到精确。许多同志在应用统计方法时，往往注意的是方法本身的定义和计算过程，而对计算中数据的来源不了解。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属于社会经济统计范畴，很多数据是通过抽样调查获得，允许有一定的误差；即使是全面的调查（如人口普查、全局报表），在实施过程中，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或影响，存在着调查误差，这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这是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的特点之一。

5原因与结果

〔实例10〕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人口出生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提高多少个百分点”的说法。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利用相关分析法对全国各省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均GDP的数量变化进行计算，得出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和相关系数。把人口出生率作为自变量，看自变量的单位变化影响因变量（人均GDP）变化的数量大小。

在这个例子中相关分析法本身以及有关的数据都是正确的，然而，用这样一个函数式来解释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是有问题的。其一，就统计方法来说，相关分析只反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说明因果关系；其二，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固然相互影响，但从本质上来说，是经济发展影响人们的思想，进而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最终导致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降低，即经济增长是“因”，而人口增长是“果”。颠倒了因果关系，不仅逻辑上讲不通，数量上的“相关性”也失去了意义。

笔者在多年的工作中体会到，由于人口和计划生育所具有的特点，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和统计数据的解释有别于其它部门和领域对于统计的一般要求。正确地应用统计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特点和规律，只有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特点和规律，才能避免在统计分析中陷入误区。

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应用

郑真真（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统计学的应用随着微型计算机的普及越来越广泛，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几乎是无处不在。有了一定规模的数据和一个统计分析软件，就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各种估算和分析。然而由于统计分析方法本身并不像加减乘除那样简单，而一些统计分析软件已经发展到几乎是人人都可使用的程度，如果使用者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操作并得到结果，可能出现对统计分析方法误用或滥用的现象。本文仅对一些统计分析中比较常见的问题进行讨论，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1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是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准确、全面、正确的描述是所有实证分析的基础，如果对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的描述不清楚或存在偏差，那么其后的所有分析都将是值得怀疑的。一项研究能够将所研究的现象或对象描述清楚，就是一个极大的贡献；而描述的偏差可能会引起公众或学术界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误解，甚至误导政府决策。但是因为描述性统计所用方法简单易得，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均值的局限普遍用于描述样本集中趋势的测量之一是均值。它对于近似正态的对称分布样本来说是比较好的测量，对于不对称分布则不然，尤其会受到极端值的影响。两个分布完全不同的样本可能会有相同的均值，因此均值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样本内部的差异，而往往这种内部差异正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或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为了弥补均值的这个缺陷，一般在报告均值的同时也报告方差，或用直方图／散点图的形式描述分布，以提请读者注意群体内部的差异。

不同群体的可比性在描述性统计中，往往涉及到对不同时期或不同人群的总体描述，以反映社会变化或地区差异。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人口研究中，不少事件的发生都是与年龄密切相关的，如我国妇女大部分在35岁以前完成了生育，从而导致35岁以上育龄妇女中极高的避孕现用率。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样本之间存在避孕现用率的差异可能只是年龄结构的差异，而不是年龄别避孕现用率的差异。又如在报告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时，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流动人口犯罪率高于常住人口，但忽视了流动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构成与常住人口完全不同，且青年男性是犯罪率较高的人群。这种对两个不同群体的比较往往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绝对数的使用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巨大，调查研究也比较容易得到大容量的样本，所以对任何小概率事件用绝对数报告都会出现惊人的巨大数字，单纯对绝对数的强调往往会产生戏剧性的效果。比较合理的方式一般是在报告某事件绝对数的同时，给出该事件的发生率或占研究人群的比例。

小样本的代表性在一次抽样的小样本中求得的率或比例会非常不稳定，与另一次抽样的结果可能会有较大差距。因此当研究仅限于从小样本获得的资料时，应当在报告比例的同时也报告样本量。

2双变量统计分析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首先分析的往往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如用相关或列联表等方法。一般在确定两个变量之间确实有某种关系，如在经过统计检验后证实两变量有显著相关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才有意义。因此，双变量统计分析在实证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在应用中对有些问题的忽视，双变量统计分析也很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

卡方检验的局限在利用列联表对两个定序／定类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时，需要进行统计检验来判断两个变量的相关是否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不少研究结果都用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报告相关状况。但值得注意的是，卡方统计量的计算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样本越大，卡方值就会相应增大，因此大样本的卡方检验很容易得到显著结果。所以一般在报告卡方检验结果以说明两变量是否显著相关时，还应当同时报告相关强度，即相应的相关系数，如Gamma,Lambda等。

统计意义上的显著与差别的实际意义在检验两个定距变量的均值差别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时，也存在相似的问题。由于样本量越大，样本均值分布的方差就越小，因此常用的t检验结果就越可能显著，任何细微的差别都可能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但有时具有统计意义显著性的差异，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意义并不大，如同在两个草堆之间找出一根草的差距，对判断两个草堆的大小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对任何检验结果都应当有符合实际的解释和说明。

虚假相关问题双变量分析中的虚假相关问题，几乎在所有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教科书中都会涉及到，在统计分析方法的教学中也被视为经典问题。但是多少年来，人们仍然在不断地重复着这个“经典的错误”，即认为可见的或统计检验结果显著的相关就是真正的相关；更为大胆的做法是把这种相关关系推向因果关系。我们知道，对于有的变量来说，即使是经过检验判定两者具有统计上显著的相关关系，也不一定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关系，因为可能有未考虑到的变量或不可测量的变量在同时对两个研究变量起作用，有时甚至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巧合。例如，火灾的大小是以火灾损失来衡量的，而参加灭火的消防员人数是与火灾大小有关的，火灾越大，出动的消防员就越多，但凡是具有常识的人都不会根据出动消防员人数和火灾损失两个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断定出动消防员越多火灾损失就越大，因为火灾的规模是决定因素（但很难直接衡量）。在有关人口科学研究中也有报告虚假相关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率的降低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提法就是一例。因此，在分析相关关系时，应当根据理论、知识、经验、甚至常识来判断这种分析是否有意义、是否存在其他变量的作用（称为外在变量），避免得出有悖于常理的分析结果。有些虚假相关是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判别的，如在控制了另外一些变量后观察两个变量的偏相关，或在双变量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用多变量分析深入研究。

3多变量分析

回归分析是多变量分析中应用最多的方法，尤其是逻辑斯蒂回归更是被广泛地应用。在众多应用中，比较明显的问题是使用方法是否得当和对结果的报告和解释是否规范、合理（见2002年第2期《人口研究》刘金塘文）。此外还有一些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分析框架的重要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各变量之间往往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没有一个清晰合理的分析框架，那么回归的结果有可能会引起质疑。一般应在报告回归分析结果之前，介绍该分析的框架，如各变量的定义、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假设关系及其理由等，对建立的回归模型做出合理性论证。有一些变量可能是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的，如性别、年龄等，最好事先解释清楚。对假设因果关系的模型，应当至少能够说明：(1)该因果关系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中是合理的；(2)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上来说，应当是原因发生在先、结果发生在后。如有些回归分析中，未加说明即把所有与因变量显著相关的变量都囊括在自变量中，甚至有些自变量与因变量有明显的互为因果关系，显得分析逻辑混乱；还有的论文在简单介绍研究背景和数据来源之后，急于建立因果关系并推出回归分析结果，然后再根据各变量在回归模型中的显著性一一说明，这相当于事后解释；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在具备“奔4”微机和较易操作的软件的今天，转瞬间就可完成一次回归分析，但是在此之前，需要有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文献检索和理论框架构建，才能确保统计分析的科学性。

分析方法应用的条件每种多变量方法都有各自的前提条件或假设，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或者假设不成立，该方法的应用就成问题。如Pearson相关是考察线性相关关系，多元方差分析只能辨别线性相关因变量的多元差异，线性回归分析假设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为线性关系，因子分析方法也是建立在各变量具有一定的线性相关基础之上的；另外，在逻辑斯蒂回归中，每个分类都应保证有足够的频数，如果频数太少就会影响参数估计的稳定性；等等。尽管一般不在报告分析结果时说明各种假设是否成立或条件是否满足，但是在进行分析时应当自觉地进行考察。如果不能满足条件或假设不能成立，就对数据进行转换或调整后再分析，或者改变分析方法。

多变量分析结果的展示和解释多变量分析的结果一般是通过列表来展示的。现在一种并不少见的做法是直接把统计软件的输出直接复制到论文中，我们往往会在文章中看到包括回归参数估计、参数标准差、检验统计值、检验显著性、偏相关系数等等n行m列的大表，使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实际上参数标准差和检验统计值是提供给分析者的信息，没有必要列在结果中；如果不是有特别需要的话，偏相关系数也不是关注重点；最主要的应当是回归参数估计及其显著性。

在列出分析结果之后，应当对结果的实际意义进行解释和讨论，而不是复述分析结果的数学意义。此外，在多元统计分析中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分析者对变量作用不具有预期统计显著性的失望，因此绕开不显著的变量，甚至对数据或模型进行各种调整以获得显著结果。其实，统计分析结果不显著往往也是有实际意义的。例如在分析我国高龄老人的地区分布时发现，高龄老人比例与当地医疗卫生指标没有显著关系，这说明我国医疗系统还没有具备延长老人寿命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高龄老人的存活不是主要靠医药维持的。所以，在解释分析结果时，只要是在分析框架中涉及并参与分析的变量，无论作用显著与否，都应当给予充分的讨论；对于那些由于知识或信息的限制难以下结论的结果，可以作为问题提出，以便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进一步研究。

此外，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分析结果也不会十分完美。因此在讨论结果的同时，也应当就此向读者说明。例如当一个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确定系数较低时，需要指出该模型有限的解释能力，探讨可能存在但没有纳入分析的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不必求最新、只求最合适有些研究生在撰写学位论文时，常常因为自己没有应用最新的统计分析方法而感到忐忑不安；在评论某项研究的创新性时，有时也出现把学术创新和应用新方法混为一谈的现象，例如认为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的研究水平低于应用解释性或预测性方法的研究。新方法是层出不穷的。但是，出现了新方法并不意味着传统方法就不再适用，而是各有千秋。统计分析方法是工具，哪件合适就用哪件，能用锤子解决的问题不必开冲床。有时越是复杂的方法，假设条件也会相应较多，应用的局限性更大。因此，盲目追求方法的新颖并不是高水平研究的保证，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最合适的方法。而对所用方法的真正了解，是正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前提。

总和生育率的内在缺陷及其改进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1总和生育率的应用目的及评价原则

年龄别生育率及其概括性指标总和生育率(TFR)是生育研究中最常用的指标体系。但是现在它们面临很多实际问题。本文不讨论出生漏报导致统计失实的问题，因为其性质并不在于统计方法，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本文只局限于这一指标体系内在的有效性问题的方法论讨论。一个指标是否有效应该以研究目的为标准来判断，因此这一讨论将结合当前实际工作的需要来进行。

统计指标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对调查对象本身特征的直接描述，另一种则用于推断估计。很多情况下，统计指标同时承担着这两种功能，比如样本统计量反映了样本对象的特征，同时又服务于推断估计总体参数。既然是一种估计，自然会有推断偏差或误差。评价不同估计的优劣是看谁的偏差或误差更小。

那么通常我们应用TFR到底要反映什么？一是为了在控制育龄妇女结构的条件下概括时期生育水平，二是作为终身生育水平的估计。（注：在这一方面，总和生育率与人口的粗再生产率和净再生产率的性质类似，后两个指标中只不过又控制了下一代的性别和死亡因素的影响而已。）两种性质都反映在各年龄组生育率的合计上。通常，不同基数的相对数指标不可以直接相加（注：如男性平均年龄加女性平均年龄没有意义。）。为什么年龄别生育率可加，是因为设置了假设队列的概念。TFR主要不是平均的概念（注：早期将其翻译为平均生育率的确是错误的。至于年龄别生育率对妇女其他差别所做的均质假设，其实存在于所有汇总指标之中，而不论其分组有多细，但是都不会因此而称为“平均××率”。），而是总和的概念（即假设队列经过所有年龄后生育总和）。因此，TFR一身兼两任，其内容为时期生育率总和，其形式为队列终身生育水平。从前一种意义上使用时描述了该时期生育水平，从后一种意义上使用时则是假设队列终身生育水平的估计（注：但这种估计从原理上不同于一般统计量从样本推断总体的情况，但有关评价原则却是类似的。）。其值实际上涉及了35个实际队列，并且只有在生育水平及年龄模式长期不变的苛刻条件下，它才真正与实际队列终身生育水平相吻合（但是队列仍是泛指的）。尽管这一假设队列与真实队列并不能很好对应，但起码可以及时提供一种队列终身生育的估计来满足实际需要。

2缺陷一：总和生育率对终身生育水平的背离

表现A：最早对TFR的批评是由于其剧烈的时期波动。一逢时期突发事件（如中国1958～1961），实际生育量发生了变化，TFR就会大幅度下降。应该说，批评并不是指向其描述时期生育水平的功能，而是指向其作为终身生育估计的功能。因为，这时TFR的下降只是由于时期特殊原因影响，并不意味着终身生育水平真的下降。实际上，时期效应一过，TFR马上便会出现反弹（即常说的生育补偿），然而反弹的水平也并不能标志终身生育水平真的那样高。总之，TFR短期内剧烈波动时，将其作为终身生育率估计来理解很成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弹年份的分孩次TFR(i)会超过1，特别是一孩TFR(1)会大大超过1（注：1982年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姚新武，1995），1963年TFR=7.463，其中各孩次TFR都大于1，最高的是TFR(1)=1.568。作为队列估计，即是说每人生育一个半一孩，显得很荒唐。）。人口统计学对此采取的对策是，避免采用这些年份的TFR来作为终身生育水平的估计，或者采用若干年份的TFR的平均值来作为终身生育水平的估计，希望将欠年与盈年的误差相抵消。

表现B：然而，有时即使社会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事件，TFR也会背离终身生育水平。但是，往往只是在TFR提高时才会受到一定关注（注：如1983年左右中国人口学界对TFR的讨论。）。理论分析可以证明，这种背离既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特别是在负偏离的情况下，往往可能持续较长的时间。并且，这种负背离实际上正是当前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因此特别需要重视。

这种背离产生的原因是婚育年龄的变化，或者说是队列的年龄别生育模式的改变。而负偏离则对应着婚育年龄的推迟。与时期突发事件对婚育年龄的推迟的暴发性影响不同，生育模式的自身转变具有较长时期的持续性、变化上的渐进性、现象的隐蔽性等特征，并且它并不一定伴随生育补偿现象。甚至有时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偏离的存在。

人口统计学早就揭示出，晚婚晚育可以延缓人口增长，但这是从长期人口发展的角度来证明的。而晚婚晚育对年份TFR有什么影响，则很少有人涉及。从理论上说，取得同样的终身生育总量，可以有不同的进程表。即假定各队列的终身生育数量不变，从某一时期开始各队列的生育年龄开始推延，这一过程可以持续较长一段时期，直至最终稳定在一个新的生育模式上。我对此做过一些模拟计算，在这种情况下，生育模式转变时期中每年的TFR一定会低于事先所设的队列终身生育量，而这段时期两端及以外各年份的TFR则可以等于事先所设的终身生育水平。这表明，即使将整个转变过程或更长时期中各年的TFR都加在一起平均，得到的还是—个偏低的终身生育估计。

更普遍的情况是生育模式的变化与终身生育量的变化同时发生，这时TFR下降同时受这两个因素变化的影响，由生育模式变化导致TFR对终身生育水平的偏离便较难分析。

实际问题：实际工作需要不允许我们等很多年再提供真实队列终身生育统计，而现在只有TFR一种估计方法，并且我们知道TFR还会经常偏离队列终身生育水平，因此急需寻找一种更好的估计来取代它。否则尽管当前TFR的值虽然很低，即使不论统计失真问题，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否仅仅反映TFR发生了负偏离，那么我们凭什么肯定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了。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当生育年龄推迟告一段落时，TFR向终身生育水平回归时会回升多少。要知道更替水平的真正概念是实际上某队列与其终身生育后代数量的比（注：从这个意义上，净人口再生产率等于1仅是一种时期估计的标准，并且也服从上述偏离，并不是真正的更替水平。）。

有关改进：Bongaarts和Feeney(1998)提出了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该方法旨在提供一种根据时期数据对终身生育水平的较好估计（注：Bongaarts和Feeney(1998)警告说，这一方法不适用于那种特殊时期效应（即重大灾害等）的年份。）。郭志刚(2001)对此进行了介绍，并用中国多年生育数据对该方法进行了检测和评价，结果是TFR''''作为终身生育水平的估计的确大大优于TFR（注：郭震威(2000)认为TFR''''不伦不类，既不是时期生育指标，又不是终身生育指标，是个尴尬的指标。我认为，它只是应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另一种根据时期生育信息对终身生育水平的新估计而已，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尴尬的。统计中凡是不能直接测量的时候，都得采用估计来代替。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它是否比传统TFR更接近于终身生育水平。）。

该方法基本原理可以这样来理解：现实中生育模式转变时，除了导致该年生育数量有所变化以外，还会有其他共生现象，如分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MACi)也会变化（注：Bongaarts和Feeney(1998)强调要用分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而不能用总的平均生育年龄，因为后者会抹煞实际变化。）。MACi实际上是生育模式转变的测量值，可以在理论上建立其变化量与时期生育变化量之间的函数关系。TFR''''便是在常规分孩次TFR(i)的基础上利用MACi的变化信息来调整，得到去进度效应的分孩次TFR''''(i)，然后再汇总为TFR''''。经过调整，TFR''''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修正TFR距终身生育水平的偏离，因此TFR''''更接近于队列终身生育水平（这里队列仍是泛指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TFR''''来替代TFR原来所承担的终身生育估计的功能，而TFR还可以继续承担描述时期生育水平的功能，TFR''''与TFR之差可以作为生育推延对当前生育水平影响的估计（注：我曾当面请教Bongarts,问TFR''''方法是否可应用于预测模拟，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能。）。

我认为，尽管TFR''''指标还有继续改进的余地（注：比如某一年的MACi的计算还要前一年和后一年的数据，因而多少丧失了一点及时性。然而，我自己曾尝试过另外的计算，比如只用前一年和当年两年的信息，调整的结果也并不差。），但显然Bongarrts和Feeney为解决这一估计问题指出了极富于科学价值的方法论途径。并且，这一新指标不仅可以用于监测队列终身生育水平，也可以用于分析以往的生育数据（郭志刚，2000），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的生育转变史和计划生育史。

3缺陷二：总和生育率不能控制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

对某些重要因素进行统计控制可以为不同年份或不同地区的比较提供更大的可比性。尽管TFR控制了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但是它并没有控制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然而，当前许多人口模拟研究都不能再忽略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问题，否则会有损其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注：比如，与调整生育政策相联系的人口模拟如果忽略现有一孩的妇女人数，便无法计算由于多年积累在一孩的这批妇女在政策调整时将产生的特殊生育效应。另外，有关生育政策后果方面的研究（如四二一家庭结构）也有类似问题。）。

问题的表现：实际上生育过程是严格的递进事件，也就是说，只有未生育者才能生育一孩，只有生育过一孩且尚未生育二孩者才能生育二孩。而常规生育率则是以年龄别所有妇女总数作为基数，因而没有容纳育龄妇女的曾生孩次信息，也就不能控制曾生孩次这种结构影响。因此，比较孩次结构差别较大的年份或地区之间的年龄别生育率（或TFR），便不能区分其差异到底是出于生育水平不同还是出于孩次结构不同。当其用于人口预测模拟时，如果假定两地区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相同，同样的系列生育率的假设会导致孩次结构十分不同的地区（代表着不同生育政策类型）将会有相同的出生人数，显然这严重地偏离实际情况。因此，面对当前的许多研究需要，基于年龄别生育率的TFR方法无论是用于比较分析上还是用于预测模拟，都会影响其结果的有效性（注：至于分孩次的年龄别生育率，只是对分子（即出生）划分了孩次类别，但是并没有对育龄妇女本身划分孩次结构。其基数没有控制孩次结构，因而从本质上说也没有控制孩次结构。）。

替代方法的产生：实际上，计划生育采取了分类指导原则后，便产生了多种生育政策类型，其显著特征便是孩次控制上的不同。在不同地区实施不同政策时，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便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从这一角度出发，导致Feeney(1985)和马瀛通等(1986)分别以不同思路创建了孩次递进生育指标体系。

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采用孩次递进比作为生育测量的基础来构建指标体系。如前所述，每年的出生可以划分孩次。如果再将某一群体生育指标的基数由对应口径的年中妇女总数换成年初对应（即前一）孩次妇女时，便称为孩次递进比（注：实际上可理解为一种概率，如本年年初某年龄组（或孩次间隔组）只有一孩的妇女中在本年生育二孩的比例。）。然后，还可以将孩次递进比换算成递进总和生育率。

Feeney的模型突出地考虑了孩次递进间隔因素，不考虑年龄结构，因而常被称为间隔递进模型。而马瀛通等的模型则突出地考虑了年龄递进因素，因此常被称为年龄递进模型。

这两种方法不仅可用于在控制妇女孩次结构条件下的比较分析，也可以用于预测模拟（注：应该指出，其实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老一辈人口学家早在1970年代所自行创建的标准（或可变）生育率预测法中也已经包含了控制孩次结构影响的思想（刘铮、邬沧萍、查瑞传，1981）。）。递进方法不仅可以在预测中控制孩次结构，而且应用于模拟预测时实际上比常规生育率方法更方便（注：这里的方便指，它只需要每年期初妇女的孩次别人口数便可以直接乘以递进比便得到对应的生育量，而不需要再计算其中妇女人数。）。由于递进比的概率性质，还能根本避免孩次别总和生育率出现的那种超过1的现象（注：尽管如此，Bongaats和Feeney(1998)认为这一类应用生命表方法的生育指标仍然没有真正控制生育进程变化的影响。）。

主持人评论

本期论坛邀请的三位专家都有多年从事人口统计和数据分析的经验，对人口学研究方法有很深的造诣。王谦副司长通过从多年工作中积累的大量实例，分析了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经常发生的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被误用的情况；郑真真副教授则对统计分析中比较常见的问题进行丁独到的分析和总结；郭志刚教授对总和生育率指标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剖析，分析了其内在缺陷和改进方法。

王谦副司长通过10个典型实例说明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实际工作中，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在五个方面经常被误用。这五个方面的问题有些属于统计分析中容易犯的错误，带有普遍性，如，错误地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统计分析中忽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结论不是由统计分析中得出，使得定量分析只是定性结果的一种点缀。有些问题则由于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特点而显得更为严重，如他指出的，大部分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指标在村一级或县、乡不适用是因为总体规模不够。统计所研究的是总体的数量关系而不是个别的数量关系，所以统计指标在一定的总体规模下才有意义，这是统计学中的基本概念，但是在实际中却经常被误用。我们经常看到的错误都是统计学上的一些“基本概念错误”，而不是“高深错误”。统计学上的概念和方法可能很简单，也容易理解，但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恰如其分地运用并不容易，需要结合研究对象的特点。

郑真真副教授从另一个角度对描述性统计、双变量统计和多变量统计分析中经常被忽视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她不仅指出了问题的所在，而且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做，她所讨论的内容是大部分统计教科书上所没有的，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对于正确地应用统计分析方法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具体的问题这里就没有必要再评述了。她的分析源于多年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总结和升华，很多观点具有独到性，如对描述性统计的重视，多变量分析结果的展示和解释，不必求最新、只求最合适的方法。

王谦和郑真真从不同角度对统计分析和统计数据应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郭志刚教授则对人口统计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总和生育率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指标是否有效应该以研究目的为标准来判断，他从总和生育率对终身生育水平的背离和不能控制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这两大缺陷出发，对问题的表现形式、实际工作中的需求以及改进方法进行了分析和介绍，其中渗透了他自己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和体会。我看完他的文章觉得获益匪浅，如9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调查所得到的总和生育率指标都非常低，这里面有统计漏报的问题，也有总和生育率指标自身的缺陷所带来的问题，在婚育年龄推迟时，总和生育率会低估终身生育水平。在以往的人口学研究中，对方法论的讨论和重视是不够的。研究方法的创新源于实践的需求，面对21世纪更加错综复杂的人口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这是目前我国人口科学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三位专家的分析和讨论有很大的实用性，值得从事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实际工作者和学者认真学习，但是毕竟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概括全面，这也不是本期论坛的初衷。我们希望通过本期论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同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中国规范的人口学研究毕竟只有20多年的历史，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统计分析方法的误用和研究的不规范在其他学科领域也同样存在，甚至有可能更严重，但是我们不能漠视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体同仁的重视和努力。我觉得目前至少可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提倡学术争鸣，鼓励同行之间开展批评，这将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与规范；

(2)编审人员把好质量关，使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符合学术规范，杂志上文章的示范作用往往比教科书要大得多；

(3)加强统计分析方法的教学工作。强调方法的适用性和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认识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的特点避免统计方法和数据的误用

由于工作关系和职业习惯，笔者对各种各样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工作报告、分析文章中的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比较关注，经常可以发现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被误用的情况。本文通过一些实例，分析由于不了解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特点而造成统计方法和数据误用的情况。

【参考文献】

1刘铮，邬沧萍，查瑞传.人口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2马瀛通，王彦祖，杨叔章.递进人口发展模型的提出与总和递进指标体系的确立.人口与经济，1986;1,2

3姚新武.中国生育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

4郭震威.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方法”的一点看法.人口研究，2000;1

5郭志刚.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人口研究，2001;1

6郭志刚.时期生育水平指标的回顾与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1

7Feeney.1985.Parityprogressionprojection.InternationalUnionfortheScientific

StudyofPopulation,InternationalPopulationConference,Florence1985,vol.4

计划生育论文范文篇6

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认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对社会的运作进行科学分析。法国一位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Bachelard）说过：''''科学必须发掘隐秘''''，这就是说，既然有一个研究社会的科学，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发掘隐秘？？"（转引自孙立平，2000：5）。本文所要发掘的隐秘就是基层社会的运作。它通过对中国中部一个村计划生育弈的实地考察，力图更好地发现当今中国国家与社会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基层秩序的演变，以及基层社会运作的模式。

一、分析框架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有三个核心概念：博弈、事件和制度。

博弈即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和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博弈参与者都想从博弈中获得利益，这种利益是各博弈方追求的根本目标，也是他们行为和判断的主要依据。①「这里是以有限理性人为前提预设的（参阅西蒙，1989：45-101），各博弈方并非充分理性的，他们各自的决策也不是在寻求他们的最大得益，而只是在有限理性限度内力求获取较满意的收益。」

孔飞力（1999：288）认为："虽然''''事件''''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并无确切的定义，但在中国的官僚实践中，它却是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用词。''''事件''''有一个开端（当有人首先引起事端）和一个结尾（当某人因处理事端的方法而受到赏罚）。一个官员的仕途取决于他的表现，而他的表现则取决于他处理具体事件的优劣。"按照孔氏的概念分析，计划生育自然也是事件。孔氏还说"，''''事件''''作为一种机会，不仅可以为一个人带来幸运，也可以同时服务于上司和下属的需要，并编织起使一个人得以在公共生活中立足的人际关系。"（孔飞力，1999：288）当然这是为了说明"叫魂案"事件中国家作为工具和制度对于对方的意义，从而分析出了君主权力和官僚权力的（结构性）紧张关系。同孔氏一样，我们关注的也正是事件所反映的人际关系、人与制度的关系等方面。但不是所有的事件都是利益冲突性的博弈事件，因此本文把"事件"限定在利益冲突情况下发生的各方进行博弈的事件。

制度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在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模式，以及与此关系相联系的规范体系。这里制度取两层含义，一是法律政策等条文规定，二是人们在行动中所实际遵从的关系模式。本文称前者为"文本制度"，后者为"实践制度".这两层含义反映着表达和实践之间既存在一致又有分歧矛盾的关系。本文中制度的核心思想是关系模式，尤其是行动者在互动中体现出的关系模式。博弈、事件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博弈是在事件中进行的，制度的形成或演变是在诸方反复博弈的事件过程中发生的；第二，博弈事件过程既是当时制度——尤其是实践制度——的具体展现，又是制度演变的动力。

这种概括是综合"结构/制度"和"过程/事件"两种分析方法①「关于这两种分析方法的关系的梳理主要参考了张静（2000）在《基层政权》中"方法原则"的讨论。只是张的"制度"概念是指"对社会各种行为正当性的确定体系".与本文所用的制度概念有差异。我以为这并不妨害采用她的讨论。」包涵的思想与博弈论思想的产物。结构P制度分析重视行为的社会规则；分析社会行为时，分析者往往会特别重视具体"事件"或"过程"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关系，因为不同的制度，会刺激出不同的行为（发生不同的事件）。而"过程P事件"分析重视丰富的、具体的、过程的描述。实际上，发生在事件中的博弈过程在反映制度和结构的同时，也对之产生影响作用并改变制度和结构。

二、陈村概况、人口统计和提出的问题

（一）陈村概况

陈村位于豫东平原，该村95户，人口约350人②「其中包括经常居住在村的非农户口者12人，农村户口分得耕地但不经常在村的3人。未包括（案例8）逃跑在外的一户至少5人，户口已迁走耕地还未退的3人，2个有耕地但在县以外的地方求学且户口已经农转非的大学生。」，分两个生产组，东组人均耕地8分，西组人均111亩。陈村人谋生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冬小麦和玉米，其他有大豆、红薯、绿豆等，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一般由于条件所限种的也少。基本上每家都养些猪羊牛作为一项主要收入源。10多年前，村民主要在农闲时干些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的零工，挣个零花钱；近些年，有些人或有些户一家人都整年或几年一直在外打工，打工成了另一个主要收入来源，有的户靠打工已存款十来万元。目前来看，若没有外出打工这一项，这个村的村民很可能饭也吃不饱。

（二）陈村人的生育观

生育观是人们对生男育女的基本看法和观点。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们长期受同一文化传统影响，他们有着大体一致的生育观。从地理位置看，陈村是典型的连接东部和中西部的平原农村。诸如多子多福、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观念在陈村人头脑里基本上没太大变化。能感觉出来的一点变化是多子多福的观念有所减弱。陈村人的生育观以及使之形成的相关观念可以概括为：首先，陈村人的幸福（的条件）观是"有日子有人"."日子"就是指物质生活水平至少不怎么紧张，手头较宽松。"有人"，就是子孙满堂有老有少。在他们看来，当有了日子又有了人时，就会成为幸福的人、享福的人。第二，陈村人有一种信念：过的是小孩子的日子。在陈村会经常听到"过的不就是小孩子的日子吗"这样一句话。这反映了一种以"子女为生活中心"的观念。如费孝通所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两个自我，一个是理想的自我，一个是现实的自我（费孝通，1998），以生孩子来获取再一次的重生机会对缓解人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给人以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具有重要作用。第三"，不孝有三，无后（指男孩）为大".习俗所安排的是男系继承制，儿子天生具有继承父母财产的合法权利。最后，生理因素和社会文化造成了男女有别，从而重男轻女本身也是一个现实的生活策略，比如养儿防老和人多不受气等都很现实（参阅李银河，1994；郭正林，1996；费孝通，1998；等）。

（三）关于陈村生育人口的统计结果和提出的问题

笔者是从材料中发现问题，然后为回答问题继续搜集材料的。在陈村做的统计结果③「对统计的详细内容感兴趣的读者，请参阅同题目硕士论文原文（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显示，近年来陈村人口的超生越来越少。从对陈村不同年龄阶段的夫妇生育子女数的统计，可以看出生育数量基本上保持在两个子女和三个子女，以两个的居多，且多是一男一女（两户双女户于2000年迁走一户）。我把这种状况称为"弹性动态平衡".弹性两端是村民强烈的生育意愿和控制人口的国策。那么，弹性动态平衡是怎样产生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弹性动态平衡在陈村有可能继续吗？为什么？

上述问题是基于跨度达20年之久的不断博弈的结果提出的。下面拟从行动者采取的博弈方式与手段和博弈过程两个视角对它们做出回答。虽然博弈方式和手段是在博弈过程中应用的，两者本为一体，但为了分析的深入和方便，则先对选择和运用具体策略，即博弈方式和手段进行分析，而后在此基础上对跨历史的博弈过程作宏观分析。

三、博弈方式与手段：微观分析

博弈的方式和手段是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反复过招中运用的，而且通常不是孤立地使用，而是根据具体情景几种手段综合运用。但为了分析的需要，把它们归纳总结为以下八种博弈方式和手段。

由于采用何种方式和手段与具体博弈情景密切相关，所以没有区别它们的重要性，分析的先后并不表示重要性和使用频率的高低。

（一）利用规则

文件与法规政策是计划生育工作中各博弈方的游戏规则，主要是指乡镇级及其以上政府机关所发送和传达的文件和讲话精神等。文件相对于下级土政策（翟学伟，1997）是普遍主义的。在基层社会运作中这个因素一直起着宏观支配作用，在具体操作中有各种变通，特殊主义几乎无处不在。不同的博弈方都在利用规则。比如"，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作为政策的力量，就是（计划生育）"小分队"等强大的合法性后盾。

村民也在利用文件政策。对生二胎游戏规则的规定和解释中的缝子的利用，是村民和干部同时利用同一规则进行互利式合作的一个例子。办二胎准生证的理由之一是，符合"经县级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织鉴定，报市（地）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织确诊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条款。上级（或国家）的人口生育计划中有这方面的指标，各地都有。于是，村民可以此作为突破口来寻求生第二胎；而乡村等有关干部也可利用这一点从中牟利。如村民C2，花了近3000元办个二胎准生证。在这种合作中村民获得了生育第二胎的权利，干部们获得了被请客和得到现金等礼物的好处。

村民利用政策的另一个例子是，利用上级禁止"连四邻"、扒房子等规定，保护自己的财产。这一规定和计划生育一样具有对政府政绩一票否决的作用。有了这一政策，村民可以对抗地方政府破坏性和扰民性的行为。最明显的是，1998年以来，小分队不敢轻易地像以前一样到村民家里牵猪牵羊，抱电视机，弄粮食，扒房子等。实际上，博弈各方诉诸法律的案子很少。无讼（费孝通，1998）依然是乡土社会的突出特点。①「甘琦说："我替上访告状的清朝百姓算过几笔帐？？结论竟是骇人听闻的两句话：当冤大头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选择，而当贪官污吏则是官吏最合算的选择。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利害格局决定的。"（甘琦、吴思，2000）今天大概也是依然如故。」

（二）关系

关系可以概括为看似合法实际上又非法，或看似非法实际上又合情合理的交往，是特殊主义的交往。干部和村民都在利用关系来参与这场博弈。"离开关系办事难！"这是人们常发的感慨。这里的"办事"包括上级要求下级（也可以指村民）的、下级请求上级的以及同级人之间互动的事情。上级对下级的要求如果只以正式渠道下文件讲精神，一般效果不好。他们需要以"哥俩好"的交情让主要依靠的下属卖力工作，否则，别说做好工作，位子也坐不牢。

利用关系在村民的计划生育博弈策略中同样占据要津。关系是保护伞，能遮风挡雨。送礼请客等行为是非法的，但从村民自身利益和时下社会环境来看，几乎成了被锁定的事实。

两个办事渠道——通过官方法定程序的正式渠道和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非正式渠道——同时存在，我称之为"双线运作".基层社会中真正发挥了效力的往往是非正式渠道，正式渠道有时甚至退居到了仪式和形式的地位。双线常常交织在一起共同运作。

在日常生活中，村民需要请求上级时大多尽量动用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解决问题，不会轻易动用法律。更何况村民本身也多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因此更不愿去触动法律。"民告官"的上访是需要勇气的，上访成功与否都要付出很大代价。总之，动用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往往是最有效和经济的。用一位村民的话说"，当官的得有老百姓撑腰，老百姓也要有当官的保护""，撑腰"和"保护"的对象是同一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这是一种社会资源交换。

（三）暴力

暴力即强制的力量、武力，是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诸博弈方都采用的一种手段。使用暴力手段是小分队名声不好的原因之一；相应地，村民以暴制暴的反抗也时有发生。虽然实际上真正动手的不多，往往不过是一种策略。而且这种反抗多是村民个体或一家一户的行为，几乎没有集体暴力反抗。因为集体反抗需要组织者，而组织者要冒很大的风险。另一方面，与人口流动有关，陈村近1P3的人口经常在外打工，而且外出的多是年轻力壮的好事之人，留在村里的则多为老弱者，所以很难产生集体抗暴，只有各自采用不同方式对付计划生育执行人员。

（四）金钱

经济因素在计划生育工作中非常重要。超生罚款就是用经济手段对村民加以制约。近乎残酷的罚款对村民形成巨大的压力，但村民们应对的策略也是以钱铺路。要想超生，即使是逃跑"打游击"了，家里人也要花些钱把有关人员稳稳台。尽管在计生之列的村民多是不富裕的，还是要小恩小惠地送些礼。

多送比少送好，少送也比不送好。至少让一些干部和有关人员觉得被重视了，否则就"依法办事".但上级的检查越来越严，干部们也只得把活动余地一再压缩，所以这种对策的效果也是有限的。从近几年看，1994年以来几乎没有超生的，表明这种手段的效果下降很多（其他因素，比如人的生育观，生育期的妇女数等，和以前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可是，我调查的人中都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多生孩子。

以钱铺路仍然是村民们常用的策略。

（五）逃跑

躲藏与外流，这种打游击式的方式是村民的另一个策略。村民中流传这么一句话"，有钱的钱生，有人的人生，没钱没人的就跑着生"，说的是有钱人家拿钱拉关系走门子超生，也不怕罚；有权力和关系的人靠权力和关系超生；两者都没有的就靠藏藏躲躲超生。到亲戚家，尤其是远方的亲戚，不容易被发现和找到，或者出外流浪打工。打游击的超生方式在农村是最普遍的，在台帐和孕检建立之前更是超生游击队强大的时候。在我访谈的对象中除了一例，几乎都牵涉到躲藏或外流的打游击方式。就是有钱有关系的，比如C5，也说，只要听说风紧，其妻马上转移。只要抓不到（怀孕的）人，就不怕，抓住了，就比较麻烦。为逃避超生费而逃跑在外流浪的典型是村民C8，陈村里已没有他的房子和耕地，他也不用回来了。在外打工过活，代价是多年生活飘忽不定，担惊受怕，难能富裕。一般是较穷的超生又多的人家容易以逃跑来逃避被罚款。

现在，为堵塞以打工名义外出躲避计划生育这一漏洞，外流人员的管理也逐渐规范化，已婚育龄妇女外出必须办外流证，办证要向村和乡各交押金500元。并且每隔三个月要寄一张当地医院开的孕检证明交给村里，村里再上交。到期不交，视为计划外怀孕，就要到家里罚款。城市里也相继出台了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和办法。但还是有机可乘。比如在北京这样的都市，有些打工仔在老板的庇护下躲避城市管理者。而且，在外地超生对当地政府没有什么影响，不上当地户口不算当地管辖区的超生人口，当地人也不愿自找麻烦。结果实际上查起来成本高，技术操作也难。

（六）作假

反映在陈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隐性结婚。由于一结婚就成了计划生育户，就要经历办证件、入台帐、月检查等麻烦不完的事，受计划生育人员管束太紧，于是就出现了隐性结婚对策，不办结婚手续，也不举行结婚仪式，而成为事实上的夫妇关系，然后两人一起去外地，一般是投靠亲戚打工，生了孩子再办结婚或办个不太正式的场子。陈村的女孩也有2例隐性结婚的。上级的对策是，15岁-49岁的外流女性必须办外出证。

第二个是假离婚。一对年轻夫妇为了生个儿子，或多生个孩子，就表演一场假离婚。一般是大吵大闹或大打出手一阵子做样子给人看，接着就到乡里办离婚手续，女方回到娘家去。

村民们也是心照不宣。乡里虽然也知道这样的事，但没有政策依据，技术性操作也难。后来据说想出的对策是，让离婚的双方各缴500元押金，如果复婚不再归还。

再一种是隐瞒"黑孩"和藏匿财物。在超生范围内没有户口的小孩被称作小黑孩。小黑孩没有户口也没有田地。因为超生会被罚款，瞒起来至少现在不会被罚。而且，就是不瞒也不会马上得到户口和耕地之类。所以，一般小黑孩在外婆家生活。再就是把家具、粮食藏在邻居家，以免被抄走，风声紧时，猪羊也藏到别人家喂。

作假也是干部的博弈手段。基层干部有两套记录体系，既应付了上级而不使利益受损，又一定程度上给村民以弹性空间，他们从中收利。因为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各博弈方存在着对信息控制的争夺，谁控制的信息多一些，谁就在行政过程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所以一个要"了解下情"，一个要"欺骗上级".自然产生了作假。

（七）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现代科技为计划生育博弈提供了技术和工具等物质性条件。从陈村计划生育博弈中我们发现，在政府一方，引入了高科技机械仪器，像B超机、波姆光等设备操作孕检、体检等。建立台帐时利用电脑建立数据库。技术上有了保证，避孕成功率也提高了。

与此同时，村民和合作作弊的干部也可以通过高科技作假。比如，开假证明。钞票、身份证之类都可以以假乱真，更何况弄张假扎证之类。尤其在外流动的育龄妇女，三个月寄来一张孕检证。人不在当地，当地计生办只能相信这张证明。

再者，利用现代通讯即信息联络工具。例如，现在电话基本上各村都有，乡村干部和有些村民还配上了手机。这样，在干部一方来说，相互可以很快地取得联系，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执行。如果遇到了问题，可以马上与乡派出所和指导站总部取得联系。而在村民一方，同样也容易获得信息帮助应对。比如检查队来了，村这端的人家可以通过电话告知村那端的人或其他村的亲友躲避。

（八）互利的合作

先说村民的合作。村民们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世世代代一起生活的熟人，他们是一个群体。在计划生育中村民之间自然达成联盟，可以让别人的东西暂时放在自己家里，打一下掩护，当外人打探某某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事时，不向外人提供信息，等。相互提供方便，至少不坏别人的事。村民们明白，合作比背叛好。

再看基层干部一方。他们之间的差别也造成内部的不同博弈方。我们可以把他们粗略地分成乡级在编干部（指那些在县里的人事报表上有名字的干部）、乡级不在编干部（只是乡里聘任的干部，比如一些小分队成员）和村干部三个博弈方。在编干部要对上级负责，所以要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结果，比如，低超生，但又要保持工作尽量不太出格，出了问题就是麻烦，影响可获得提拔资格的政绩。而具体工作通常是由那些不在编干部做的。所以在编干部必须保持与不在编干部的合作，以求他们工作细致谨慎，干出成绩又少惹是非。

现在来看干部和村民的合作。生二胎就是干部和村民默契的互利合作的一个很好例子。

此外，基层干部不完成一定的任务就要受罚，又要照顾到村民实际，所以他们集执行小鬼与庇护神于一身，平时是以村民为对手打游击，上级来检查时又与村民结成同盟，通风报信，出谋划策。村民面对上级调查者，衡量利弊的结果，就是对他们说假话。这样相互隐瞒对双方都有利。

四、博弈与制度演变：宏观分析

真正的制度建立"主要不是一个学习、宣传和贯彻既定政策的问题，而是一个所有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受益者或受损者为了他们的利益——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反复博弈和公共选择的过程"（苏力，1997）。本节引入纵深的时间维度，分析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变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以及这些决定又是如何改变现实的。调查发现陈村（及其一带）计划生育博弈中发生过四个转变。下面具体探讨这四个转变及其实践结果和逻辑，从中认识计划生育博弈过程中的主脉络。

（一）从村级执行到乡级执行：小分队取代村干部

从一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到20世纪80年代末，陈村的计划生育中的通知、催逼和罚款等工作都是由村干部去执行，或一人或几人，或整个行政村所有干部加上乡里派来的一个坐队人员。这个坐队人员监督村干部的工作，同时也为了拔高村干部的行为，使之更具有国家（或上级）意志的合法性，壮村干部的胆以威摄村民。在计划生育方面，那时的村干部较现在有更多的权力。这样做的后果有：（1）村干部容易从中得利。因为村干部具有决定性实权，村民巴结他们就可以受到一定的庇护，减少利益损失。（2）

瞒报计划生育实情的事较多。因为村干部得到了某个村民的好处，就要回报，这是很现实的交易，所以就要瞒上。同时我们知道，农村基层干部工作很棘手，村干部必须照顾到他们依靠的力量。碍于老邻居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人情面子，逼得他们一般也是能瞒上时就瞒上。

即便如此，村干部还是容易得罪村民，为了计划生育工作而与村民吵架甚至打架的事时有发生。国家是他们当然的后盾，国家在这里的具体体现是乡政府、派出所、计划生育指导站及计划生育小分队。但"国家"只是在一定时间和方面能作后盾力量。他们一旦不当干部，还是要和这些邻里乡亲天长地久地厮磨在一起。

后来，计划生育的执行机构改革，乡政府成立了"计划生育小分队".小分队在乡计划生育指导站直接领导下工作。比如现在，每村由一人来承包，该乡有37个行政村，所以小分队总人数37人，男性女性都有，其中约四五个是在编干部，其余都是临时聘请的。除了在编人员由乡里发工资外，①「基层干部的工资通常不高于中小学教师，所以一般不会超过四百元，而临时聘请的人员规定的工资数更低，没有隐性收入生活是成问题的。」其余人的工资都是从计划生育罚款中提取，每月二三百元——当然也有远超出这个数目的隐性收入情况。他们的年龄大都在20到30岁之间，最大的也不超过40岁，而且一般体格威猛，因为这是"强制性"工作所需。

为了避免任用当地干部所带来的弊端，其中占一半多的人员来自外乡。一般来说他们的文化水平较低，初中毕业就不错了，高学历者通常不会到这小地方来，即便来了也不干这一行。但这些学历低的人社会适应能力很强，软的硬的灵活使用，当然有时也难免"软的欺硬的怕".农村计划生育要决心有效地进行，地方"小分队"的建立是可以理解的。②「因为"事实上，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上级各条线均把无限责任下达给基层政府，而基层政府原本非常有限的职权却逐步上调归口。

权与责的严重分离使乡镇政府极难承担日益加重的管理责任。基层政权已面临责任极度膨胀和职能急剧萎缩的矛盾之中"（施振强，2000）。」小分队取代了村干部的执行功能。

工作程序是：先由村干部通知计生[户是做手术还是超生罚多少款等事情，如果按通知做了，没问题。否则，小分队随时可能出现，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甚至凌晨时分。抓该引、流产或该结扎的孕妇，抓不着本人就抓她们的父母等亲人，家人就得拿钱去把人赎回。抓不着人就拿东西，牵猪牵羊挖粮食抱电视，只要能卖钱的都拿。如果家里没有人，他们就砸开门。

扒房子的也有。小分队成立之初的几年，孕妇们几乎不敢赶会上街、抛头露面，因为随时有可能被抓，抓住了麻烦就大了。即使怀的是头胎，小分队并不知道，被抓住了也不大好。小分队是群体出动，人多力量大，也分散了责任，干起来放得开。当然，常规时候要跟个村干部，一般是支部书记。计划生育执行功能从村转到乡，是实践中摸索的结果，也是村民、村干部和乡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但其中一个后果是村政逐渐在功能弱化中衰退。

（二）从株连到违规者自负其责：走向秩序化

连坐制古已有之，在陈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再次出现。它没有形成书面文件和政策，但出现在实际的技术性操作中。株连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慢慢盛行起来，大约1996年时为最烈。1995年，陈村所在的XH乡在地区级计划生育检查时挂了黄牌，到1996年乡领导班子换届，县委派W任乡党委书记，最大的任务就是摘去这面黄牌。其实，1993年时的连坐已很厉害了，因CDS生第二胎被罚，小分队把半个庄子村民的牛都给牵走了。但是为什么要弄邻居家的东西呢，人家又没有在受罚范围内？理由是他们不协助计划生育执行者的工作而是帮助那些超生户。确实"，传宗接代"是每户的头等大事，一点马虎不得。村民自然形成统一战线，对付共同的对手。

因为以上原因，从执行人员角度来看，自然村民都是"对头"了。同时也主要是为了给超生户造成压力，并不是要树敌太多。但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来说，株连邻居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所以就有村民不断上访。当然村民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有抵抗，但在小分队面前往往显得力量单薄。株连亲邻的方式造成人心惶惶，既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也使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强，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社会是一张网，纵横相连，一些官员的亲人也难免受到冲击。

所以，这种方式是注定要收敛的。到了1998年，陈村一带就开始扭转这种执行方式了。1999年和2000年，按上级的精神，不准搞株连，不准牵牛牵羊弄东西，更不准扒房子等，责任由违规者自己承担；如果真流动在外找不到，就找男方的父母，不再扩及他人。并且逐步实行由乡成立的法律事务所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当然这种规定是根据上级文件政策和地方特色制定的）者惩罚，由事务所向县法院起诉，由县法院依法执行。这是一个大的转变。然而对所谓"不合法"的暴力强制执行方式村民认为也是"合理的"，他们说，在这种乡村里不这样做又怎么做呢？近两年情况好转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一方面执行人员受上级规定的几不准的约束；另一方面实际上很少有超生的新户，超生的老户一般都有了清单卡，即使没交清的也因为吓破了胆，来要就尽力地给，不必要暴力强制了。但有些时候还是会发生的，所以"暴力强制"近期还不会完全消失。

（三）从规定"指标"到建立"台帐"：数字管理的引入

原来的规定是按各村人数来分配指标。比如，陈村有300多人，一年要完成3个妇女结扎任务。上世纪80年代常是这样给各村分派任务。因为乡级政府了解下情是通过村干部，往往情况不实，所以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下指标。但这中间就有问题产生了：如果该村当年没有这么多符合结扎条件的呢？于是为了完成任务，就让村民中沾计划生育边的都掏点名义上是罚款的钱，村干部拿这个钱到县里买指标，买张结扎证书交到乡里就算完成了任务。

如果够结扎的人数多，当然先哄着他们去结扎，不去再罚钱，总之要想办法完成指标。如果某个村民有本事，有路子，可以假结扎，弄张结扎证明交上去就可以了，只要没有人告。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告的。罚款也有指标，某村某年要上缴计划生育罚款费多少多少元。总之，那时候的针对性较差，求实性较低，马马虎虎就混过去了。所以到80年代中后期超生的人数很多。

小分队建立后，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小分队开始到村里逐家搜查，掌握情况。现在这种查底方式依然在用着，只是突击性的检查少了。但是，在上级检查团到来之前，村干部会安排村民，该藏的藏，不该说的别多嘴。为少有麻烦起见，人们尽量做的周全些。

1996年到1997年间，逐步引入了"数字管理"——建立起了台帐。台帐是指由计划生育管理和执行人员建立的详细的人口统计簿，为此，他们逐家逐户进行登记，把已婚到49周岁的育龄妇女情况、生育孩子数、是否手术，超生的是否缴清罚款，每月人口的增减、结婚几对等逐一登记在册。每村都有一本台帐，而后就按照台帐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由于每月都可能有新婚、新生、死亡、外流人口，所以由村计划生育专干协同包村的乡计划生育指导所（即原来的小分队）派来的计生管理员，每月统计出来签上两者的名字并加盖村公章于当月的25号交上去，一式三份，一份上交县计生委，一份交给乡计生办，村里自留一份。台帐的建立使监督和管理更加严格、方便。正如吉登斯（1998a）所认为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其动因之一就是"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视力（surveillance）"的发展。乡村干部按照台帐的材料，通知计划生育户该做什么，比如单月孕检、双月学习、换准生证等；而且罚款也有了数目依据；省级和乡级的有关条例，每个计划生育户都有；同时，村民也有了开收据的意识，缴多少钱，得有个字据，以后遇到麻烦可以有个证明。可是，尽管有了台帐，说不定何时上级检查团还是会来寻找漏洞的。

从规定指标到建立台帐，乡级管理人员试图绕开村干部把触角直接伸向最基层的农村，在技术上是一大进步。台帐的建立使单月孕检等活动开始迈向有序化，制度化。

（四）从紧收到轻放：弹性动态的产生和持续的原因

现在来看由前几个转变带来的后果之一：小分队由向外抽款到向内拨款，由富变穷及可能的继续博弈。抓计划生育工作的人以前被认为是很富的，有人送礼，有的罚款可以据为己有，在登峰造极的几年里，小分队所到之处一车一车地拉走东西。小分队人员的工资收入就从这些罚款中来，明面上的工资很低，据说每月200来元，但实际的"收入"不少，还会对外说发不起工资。当时的计划生育是乡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

罚款数目是很不稳定的，省里和县里都有文件，但实际上很难严格按这些文件执行，不论是村干部还是小分队，用各种方法，能罚到手多少是多少。每次逢计划生育运动，有超生小孩的家庭都习惯了被罚，小孩十几岁了也是让你拿你就得拿，村里干部会哄村民说"，先拿一点过去这个关，实在不行，就给你开个村里的清单".但是，下次又到罚款运动了，还会罚，理由是"，咱的清单是村里开的，乡里的要求高，咱也没办法".同样，乡里的清单也管不住县里的，依次类推，所以，村民一度在这方面很不信任政府。

1999年，陈村所有12岁以下的超生孩都要再次被罚款。几年甚至十几年超生户也别想安宁。所以抓计划生育的小分队是可以发财的，而且每年为乡财政作出了大贡献。

但是近两年，小分队变穷了。2000年县里开三级会议，要求各乡为计划生育拨出专款，保证计生工作顺利进行。小分队由向外抽钱变成需要向内拨钱。从下面的事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2000年11月份到2001年元月份，计生办向各村发出通知，春节前全乡育龄妇女都要带10元钱到计生办进行检查。

而实际上，村民交了钱什么也没检查就回来了。她们说，就是去一个人把钱带去都可以，计生办主要想要钱罢了。村民们说："小分队穷了，人家都不超生了，罚不了钱了，又生个要钱办法。"

这一转变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小分队里除了个别的领导完成任务能提级升官，其他成员一般是没有这个奢望的，多吃点和多捞点钱物对他们来说是最现实的。

所以现在出现了不让超生与找人超生这样的现象。譬如，搞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找村民办二胎准生证。要是按文件规定，陈村几乎没有一户是完全符合生二胎条件再办二胎准生证的。

办证过程是中间人员和负责办证人员谋利的好机会。继续博弈下去，就将产生一种动态的平衡，二胎还是可以生的，只要没有环境的大变化，甚至只要有关负责人在表面上可以摆脱责任（一般他们会睁只眼闭只眼），以打游击的方式生第三胎都有可能，邻村就在2000年打游击超生一个。超生了就要被罚钱，罚的钱多了搞计划生育的人员才有更多的利可图。但目前来看，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使生三胎很困难。因此，村民生二胎为主的弹性动态平衡是可能继续下去的，除非某些力量有什么大的变动。实际上，没明文规定，私下里每个小分队员每年都有规定的上缴罚款数，坐队计划生育管理员每年要上缴乡里1万元，完不成任务辞职，并且不发工资和奖金。如果没有超生户了，他们怎么办？这样的状况使弹性平衡更容易形成。

以上是陈村计划生育博弈过程中产生的四个转变。这四个转变有力地显示出在博弈过程中，各方争取各自利益的策略和后果。它们之间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这一系列后果并不都是决策者最初的意愿，有些就属于"控制辩证法"带来的"意外后果"（吉登斯，1998b）。在这一过程中，小分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他们的历史使命似乎已告一个段落，当我调查的时候，有人（比如村支部书记）认为小分队解散了；但大部分人（包括另一个村的支部书记）认为没有解散；在计划生育办公室这个小分队的老家"，小分队"的一个成员告诉我，现在的指导站（所）就是小分队，但已不用小分队的名称，只是实际上执行着当年小分队的某些功能，比如，突击检查，下乡罚款等。

五、结论与讨论

（一）双线运作与游戏规则：一个秩序化的障碍及其克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基层社会运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双线运作。不管是上级让下级办的事还是下级有求于上级的事情，都是双线运作的。"双线运作社会"是对基层社会的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分析性概念。这是乡土社会里法与实施法的环境脱节的事实造成的，虽然不合法但从执行实践效果的某些方面看又是合情合理的。这就成了非正式运作路线。而且，如前面所讲，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做的事有非法的也有合法的）与利用如上访①「我们的信息（比如上访）是逐级进行的，也有越级，但都在一个系统之内，各级官员的信息过滤和扣压是惊人的。

通过上访（包括走访和信访）解决问题之难，可参见应星、晋军《集体上访的"问题化"过程》（2000）。」之类的合法途径比较，走前一条路更好。所以人们从日常社会实践中总结了这样一条经验"，学会拉关系，学会靠关系".总之，这是个双线运作的社会：一条是明线，即官方的，合法的，公开的，但往往官僚化，多障碍，低效率，甚至根本就走不通；一条是暗线，即民间的，非法的，私下的，却往往效率极高。它有时是在法治渠道代价高甚至根本走不通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有时是某些人或部门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作为。两条线在基层常常相互纠缠在一起。

孔飞力说："伴随规则而来的是可预期性和标准化"（孔飞力，1999：250），也即是秩序化。但是，双线运作社会，而且非正式程序的（并非完全都违法）暗线尤为起作用的事实降低了"可预期性和标准化".从此种意义上看，双线运作正是社会秩序化的一个障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暗线运作的不稳定并且较低的可预测性。所以，我们还是要靠制度建设，这恐怕没有异议。制定并共同遵守具有较长期稳定性的游戏规则是制约专制权力和克服"可预见性与标准化程度较低"的暗线运作的一剂良方。就稳定性方面看，丁学良（2000）曾画出了一个关于"稳定性、可预期性的程度"的示意图表。图表显示，从宪法、法律、行政、政策条例到指示、意见，其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依次减低。而目前大部分的社会管理都是在意见和政策的跨度内展开的，随意性强。所以，要依法而治，通过法治控制随意性。但这又要求必须保证上下沟通渠道畅通，这是信息通道的保证，否则等于白谈。②「我想引用"晏氏转型"的故事来说明信息渠道的重要性。晏子奉命治理东阿，百姓安居乐业时晏子却受到齐景公的指责，晏子遂转变政策，闹得民不聊生反而受到表扬。问题就出在信息渠道上，即便百姓利益受损，只要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控制信息渠道的权贵集团，传上去的就是好话，反之则是坏话。因此，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筛选者的偏好（见甘琦、吴思，2000）。」

人们容易明白上面这些道理，但实际上如何达到法定规则的有效性，如何使法规得到有效的执行仍然是个令人头疼的大问题。

（二）秩序演变的形态

由于法定规则的有效性和实际执行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暗线运作的规则几乎无孔不入地破坏或取代明线运作的法定规则。秩序③「"我们中国人对''''秩序''''的理解是比较简单的，通常是指社会治安、街道上的状况之类。英文中的''''秩序''''（order）的含义则深厚得多，强调的是结构化的政治和社会关系（structuralrelationsinpoliticsandsociety）"（丁学良，2000）。本文对"秩序"的使用是基于后者意义上的。」是通过一种看似非理性的纷乱无序，而微观上又是各种力量争取自身利益的博弈而产生的。就陈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所经过的无序到有序的规范化过程来看，这些在宏观环境中的微观利益博弈现象体现了利益在让步和妥协中得到制衡的过程。在陈村计划生育执行过程中实际遵从的运作模式是与国家（或说上级）抓的松紧直接相关的。从其发展史可以看出，在基本政策不变的情况下，村民和乡村两级干部三个阶层之间及各阶层内部的博弈造成了计划生育的现状。

他们之间的冲突以及对这种冲突的容忍也是秩序化的一个必然过程，因为"冲突在一个团体经常发生有助于现存的规范获得新生；或者推动新规范的产生。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冲突是一个调整规范适合新环境的机制"（科塞，1989：137）。"地方政府与农民各自的行动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完全由各种法规条文所决定的，而是在双方的互动中不断伸缩回旋着的，就好像两个正在推手的武师的手掌那样"（应星、晋军，2000）。因此，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秩序演变的形态：计划生育游戏规则在利益博弈中达成并在实施中形成制度；同时，基本政策等外部刺激因素相对稳定，则秩序逐步形成，但依然是动态的。

参考文献：

边燕杰，2000《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问题与方法：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稿。

丁学良，2000《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甘琦、吴思，2000《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万历十五年〉没有点透》，载《南方周末》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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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1997《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

——，2001《关系千万重》，三联书店。

计划生育论文范文篇7

1医学检验工作现状

1.1检验手段落后：先进的医学检验技术是保证计划生育质量的重要保障，然而我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起步较晚，尤其是县乡的技术服务站，在科室设置、功能配置、技术管理、服务内容等方面未完全成熟。马茹君，丁宏等人指出，我国大多数县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的医学检验手段相对落后，检验项目不够健全，配套的检验设备也相对较少，缺乏科学的质量保障体系[2]，这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不适应，也与现代化的医学检验技术不协调。1.2人员配备不当：大多数基层县乡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在人员编制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通常情况下一个服务站只有3~5位编制人员，在专业医学检验员配备上尤其欠缺，大部分的医学检验人员还兼任其他技术服务工作，部分服务站的检验人员是临时聘请的。许多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的检验人员需要承担许多护士、医师的工作，工作量多、责任大，所需要承受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黄玲，毛宗福认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人员配备不当的现状，决定了从业人员专业水平不高、工作责任心不强、流动性大等特点，也造成例医学检验工作的质量得不到保障[3]。此外，从事医学检验工作的工作人员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实际操作能力较低，对检验结果的判断也不够准确，从而无法准确、系统、完整的为计划生育工作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这种现状在县乡计划生育服务站相当普遍，不仅威胁着广大育龄群众的生育健康和身心健康，也给计划生育的临床服务造成一定困扰。1.3缺乏足够重视：计划生育作为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一项重要手段，需要为育龄群众提供有效、安全、方便、及时的节育避孕措施。然而在实际工作实施过程中，大多数县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客观条件有限，在计划生育工作中需要完成结扎、上环、引产、人工流产等任务，为了保证“四术”工作的完成，往往忽略了手术前后相关的临床医学检验工作[4]。而计划生育服务对象大部分是健康或者亚健康群体，使得部分医学检验人员对检验工作不够重视，常常会凭感觉、靠经验做事。对于医学检验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严重影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质量和实施效果，也引发了某些后遗症、并发症，不仅不利于节育避孕工作的落实，而且对育龄群众配合计划生育的积极性产生不利影响。

2对策与建议

2.1明确医学检验内容：在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应严格参照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医学检验内容，正确选择节育措施及术后康复指标。秦玉明建议，在进行宫内节育器的放取、药物流产、人工流产前，需要对阴道分泌物进行检验，并在手术前做血常规检查，初步判断受检者是否存在严重贫血、炎症等病症，若检验结果呈阳性，则需要结合受试者的临床症状进行相应的治疗，待其病情好转以后再进行手术[5]。在放置皮下埋植剂前，需要进行肝肾功能、宫颈刮片、血常规检查，排除严重贫血、恶性肿瘤、肝肾功能异常、凝血障碍者。男性结扎前需进行血常规、尿常规检查，对于泌尿系统感染者，需要先治疗后手术。在妊娠引产、钳刮术、男性结扎术中，还需要进行乙肝、肝肾功能、凝血、血型等项目的检查。2.2提高医学检验质量：贾贤杰，邓睿等人指出，在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应进行全面的医学检验质量管理，借鉴全科医学理念和方法，切实提高县乡计划生育技术的服务质量[6]。一是将核对制度落实到底，在收集标本进行检验工作时，严格核对年龄、性别、姓名、项目、检验目的、化验单、项目等是否与标本相符。二是执行报告制度，一般在送检当天生成报告，特殊情况不能及时检验的标本需要妥善保管；对于未达到要求的标本应重新采集；若检验结果可疑或与临床不符时需主动联系临床医师，必要时重新检查；对于检验项目以外出现的阳性结果需要主动报告。三是预防感染与清洁，采血时严格无菌操作，坚持每人一针一管，防止出现交叉感染；检验室应定期消毒，保持整齐清洁，摆放好各种仪器，定期校对仪器、检查试剂，以保证灵敏度和质量。四是做好后续工作，检验结束后，妥善处理标本和污物，检验中所用的容器、器材等应及时清理，经清洗、杀菌、干燥后放回原处。2.3提高认识：提高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认识，从思想上明确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重要地位，破除传统思想，接受新观念。医学检验作为实施计划生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手术者身心健康、预防后遗症及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提高节育避孕措施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相关文献提出，各县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应充分认识到医学检验在国家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加强对医学检验工作的重视，完善检验项目的建设和质量管理体系，充分体现和谐计生、人文计生、科技计生的现代化计划生育理念[7]。

3讨论

计划生育论文范文篇8

1、企业一般设有计划生育管理机构，结合实际制订本企业计划生育管理规定，配备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对企业职工、居民家属的计划生育实施服务管理。2、企业居民家属无工作单位、无经济制约，居无定所，人户分离，计划生育服务管理难度很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计划生育服务管理难落实到位，有居民家属管理机构，但管理人员均为兼职，管理力量相对薄弱。二是对居民家属的生育情况调查工作十分艰难，特别是外出人员，虽有签约，实际约束力不大。3、企业一般呈多个乡镇、村落包围之势，多属城乡结合部。县外流进流出的不少，县内流动的就更多，计划生育管理难度较大。虽有管理机制，但在流动人口管理方面效果不明显。

二、引起企业计划生育问题的原因

企业女职工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比较到位，难点和重点在于企业居民家属。企业计划生育问题的产生和存在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1、意识形态方面

企业居民家属这个群体，其群体组成是无业居民，职工家属、子弟，婚嫁人员，其受教育机会与程度相对较少，受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仍然很深。其次，无固定工作单位，无稳定经济收入者，认为不该对其有任何约束。再次，对部分经济收入较少（或不稳定）的流动人员，特别是流动农民来说，因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低，养儿防老确实是他们的必然选择。而对于一些经济收入较好的居民家属，因为经济实力较强，不怕征收社会抚养费。

2、社会原因

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各地城市流动人口将越来越多。企业人口基数也逐步增大，在管理上出现一些问题：一是认识不足。没有充分重视居民家属的计划生育工作，认为居民家属难管理就出现畏难情绪。二是社区居民家属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均投入不足，服务管理难到位。三是流入地与流出地信息沟通反馈难。国家流动人口信息交换平台虽已建立，但实际发挥的作用不太。

三、做好企业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思考

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城乡壁垒的逐步消除、户籍制度、婚姻登记条例的改革，人口和劳动力跨省、市的流动成为必然，计生工作应适应动态服务管理需要，贯彻“十八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做好企业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人口环境。

1、提高做好企业计划生育工作意义的认识

企业居民家属的计生工作问题多、难度大，我们要充分认识做好企业居民家属计生工作，是进一步做好企业人口计生工作的关键。抓好人口计生工作，必须树立国策意识、大局意识和长远目光，必须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2、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居民家属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政策法规意识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被确定为“三为主”之首，它肩负着通过行之有效的宣传形式、宣传方式转变群众传统婚育观念的重任。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建立利益导向机制，人们对法律、法规的认知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利用好这些设施、工具、载体，注重“情”与“趣”的结合，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增强居民家属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3、提供以人为本的优质服务

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围绕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等各项服务内容，抓住婚、孕、产、育、教等多个环节，积极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服务。（1）在服务领域上，创新载体，以点带面，不断扩大服务范围和内容。以婚育学校为主阵地，以协会活动为纽带，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服务一条街”活动，定期“三查”，为婚、孕、育等对象提供优质服务，把政策知识宣传到家，服务到户到人，促进文明生育观的形成。（2）在技术服务上，加强企业医疗服务机构人员的培训，充分利用医疗服务机构（企业医院）的设备、技术及人才资源，为计划生育服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服务支持。（3）在队伍建设上，保证计生干部队伍的稳定，加强计生干部的教育培训和严格管理，造就一支会服务、善服务的综合型人才队伍。

4、加强企业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监督检查的组织制度和工作机制

（1）完善信息化管理。对居民家属流进流出人员，立档建册，分类管理。（2）明确部门责任，加强部门联动。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需要各级领导和部门齐抓共管。相关部门配合不应停留在书面协议上，而应体现在信息沟通，部门间的联动，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的制定上等。（3）动态考核，严明奖惩。把人口计生工作列入各级领导实绩考核、各部门考核的重要内容。制订科学的、可行的考核方案，有纵向垂直管理的考核，也有横向协作配合部门的责任考核。（4）资源整合，共同管理。资源整合可以解决企业居民家属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经费问题。每年，政府部门在乡镇人口计生服务的投入都不少，充分利用服务所资源，将企业居民家属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转移到由乡镇服务所完成，提供服务，真正实现“同管理、同服务、同宣传”。

5、充分发挥计划生育信息平台作用，使之真正成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指南针

计划生育论文范文篇9

时代的发展带来了思维的转变，当前育龄群体的婚育观念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生育问题有了更为理智的认识，自主选择避孕节育的比例逐年增加。这一变化是时展的必然，是可喜的，应针对这一变化应为育龄群体提供优质的服务，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在继续坚持每年为女职工提供全面健康检查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政策的变化，加强相关政策的宣传教育。第二，适当扩大服务对象，由过去的已婚妇女扩大到全体育龄人群，以免意外情况的发生。第三，改变传统的只关注国家政策宣传的局面，转向注重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科普知识以及相关法制教育的宣传。第四，丰富宣传教育方式方法，采用形象的多媒体方式进行宣传教育，使得育龄群体更易接受。第五，从宣传教育向科学管理转变，与服务相结合，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服务与帮助。总之，在转变观念的基础上，对全体职工进行服务与管理，一方面使职工群众更好地认识计划生育工作，另一方面获得群众的支持，不断推进工作的规范化。

2改革考核机制，落实具体责任

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与落实不是单个人或单个部门可以独立完成的，要将这一工作作为一项硬任务来抓，贯彻落实承包责任制。将计划生育工作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与生产工作评比挂钩，实行一票否决制。具体操作流程如下:每年年初，由总公司相关领导人主持召开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做出总体部署，制定详细的各单位各部门责任书，并组织签字，于每年年底进行检查考评。这一考核必须坚持落实，做到公正、客观，激励先进集体和个人，并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更正，不断完善目标责任书，使其更有指导性的意义。计划生育目标责任书应具体下发到各个车间，细化分解目标任务，并不断加强民主监督与测评，形成良好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局面，注重群众参与。另外，必须在明确各部门职责和任务的同时，抓好相关部门计生职责的落实。因此，要对计生委成员进行具体分工，将此项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职责确定后，抓好落实，定期召开会议，形成一种工作常态，针对企业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系统讨论与解决。

3加强正确领导，坚持明确方向

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领导的支持，离不开正确思想的引领，这就要求做好领导的工作。作为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人员，应抓住时机并讲究一定的方法，把计划生育工作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及时向领导汇报，争取上级领导和主管业务领导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支持，促其在计划生育重大问题上给予拍板定夺。具体地说，要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台部分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的计划于规定，召开座谈会，在领导面前做好及时汇报与宣传，邀请领导参加相关的会议等。在领导的带领下，以国家大政方针为指导，以具体各项政策为依托，明确坚持计划生育的大方向，坚持领导的正确指示与安排。总之，在正确方向的引领下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

4落实综合管理，提高业务素质

计划生育工作关乎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应将各项政策落实到实处，这就需要加强综合管理，加强互相监督。各公司要落实计划生育工作职责情况的详细检查，加大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力度。流动性大是很多企业的主要特征，人员分散又不稳定，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很多的难度，这就需要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做好基层管理工作，扎扎实实为计划生育提供第一手资料。因此，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显得尤为重要。第一，建立稳定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队伍，应由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共同担任，注重文化结构，一定要有专业人员。第二，适当提高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人员的待遇，让他们获得应有的尊重与信任。第三，注重宣传人员的选拔与培训，做好全公司育龄妇女的婚、孕、产、避孕节育措施等各项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及时反馈宣传。要发挥各个部门的力量，形成综合治理的格局。针对流动人口等特殊人员，应根据具体的流动人口管理办法，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避免出现管理的空白。

5结语

总之，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与职工利益密切相关的工作，直接关系家庭的幸福和企业的长远发展，要在加强生产的同时贯彻落实国家计划生育相关政策，规范各项具体行为，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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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牛海霞．谈新形势下的企业计划生育管理工作［J］．经营管理者，2015(20):65．

计划生育论文范文篇10

目前关于生育率转变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政策是目前学术界讨论最多的。一些研究认为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中国生育水平的下降（Wolf，1986；秦芳芳，1987），理由是在生育率大幅下降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造成的（BirdsallandJamison，1983；孙文生、靳光华，1994）；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是两者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工作状况直接关系到该地区的生育水平（Tien，1984；邬沧萍，1986；李建民，2004）。不过也有研究指出虽然中国生育率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两大因素决定的，但还有一些其它因素在起作用，如文化教育、妇女地位、保健卫生和社会保险、伦理道德和宗教等（Bongaarts，1978；张风雨，1998）。而关于生育率转变所产生的人口效应研究更多的是定性的描述或者是较为粗略的估测。凯恩斯（1937）在《人口减少的经济后果》中最早提出“人口效应”一词。后来，国内学者尹文耀在2007年的《简论“人口效应”与“人口红利”》中把人口事件（如某一时期生育、死亡等人口变动）对人口自身系统状态变化的即时影响和滞后影响界定为“人口自效应”；将人口事件对人口以外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的影响称为“人口他效应”。国家计生委“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研究课题组”（2000）分别以粗出生率和年龄别生育率作为测量生育水平的两种指标，估算出1971—1998年我国计划生育的人口一共少生3.38亿人。陈卫、庄亚儿（2004）利用ARMA模型推算出中国在1971—1998年由于计划生育作用，中国少生了4.05亿人。由于以往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基础数据的不同，从而造成其结果而有所差异。细究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由于各个地区的生育率转变时间不同和速度不同，结果由于样本选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二是由于基础数据的获得性和准确性，使得他们的起始预测年份各不相同，导致最终评估的人口效果有较大差异；三是政策模拟的假设条件的合理性和现实性，没有将有计划生育调控和无计划生育调控区分出来；四是人口效果的评估更多的是定性描述，而缺少定量分析，并且在测算时没有考虑到生育率转变与社会经济变化的关联性；五是评估的结果仅仅分析了人口规模变动效果，而没有对人口结构变动效果进行细致分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政策对四川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究竟起起多大作用？生育率的转变对四川省人口规模变动和年龄结构变动有多大程度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在研究人口战略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将综合运用人口转变理论和比较人口预测法等，通过情景模拟分析四川省生育率转变的人口规模效应与年龄结构效应，以进一步深入认识人口变动的规律性，为完善四川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二、四川省生育率转变的人口效应测算方法

为了能够较好地对生育率转变的社会经济效果做出评估，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对生育率转变的“人口自效应”给予准确评估。所以，本文主要针对“人口自效应”而分析的。首先根据四川省人口普查资料得到1981年的相关人口数据及参数。然后通过比较无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1978—2010年来经济水平发展和总和生育率水平的变动的关系，据此对四川省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最后利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模拟不同生育政策假设下的人口发展过程，以比较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人口增长的不同过程和结果。

1.基础数据的准备与参数的设定

本文的两个假设条件：一是人口的死亡模式保持不变；二是所研究的人口为封闭人口。

（1）初始人口。由于四川省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全面实施“独生子女”为主体的人口紧缩政策，同时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滞后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其准确性，我们利用四川省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到1981年分年龄、性别人口的初始人口数据。

（2）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设定三种方案：一是四川省实际生育水平方案；二是无调控状态下的生育率水平；三是更替生育率水平，即TFR=2.1。三种方案的设定详见下文具体分析。1981年四川省的5岁组的年龄别生育率，根据插值法可以调整为1岁组的年龄别生育率。

2.生育方案的选择

为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转变的作用，我们选择了以下三种生育率方案。

（1）基准方案：人口实际增长的生育水平方案按照四川省1982—2012年实际总和生育率水平下的四川省实际人口增长状态。

（2）比较方案一：无政策干预的生育水平根据世界人口发展的历史经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会不断减弱，生育水平也就随之逐渐降低。基于这一点，本文在借鉴以往研究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世界其他无政府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近些年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总和生育率水平的对应关系，测算四川省总和生育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动的轨迹。该方案的设计思路是为了表明在无计划生育政策下，在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下，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可能达到的程度。

（3）比较方案二：更替生育率水平我们在人口模拟情景中还设置了一个总和生育水平保持更替生育率水平（TFR=2.1）的方案。目的是比较该方案与基准方案和方案一之间的差异，这样可以反映出在更替生育水平的条件下，四川省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评估效果和由于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所引起的生育率下降而产生的人口效应。

三、四川省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规模效应

1.总人口规模变动效应

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随之下降。如果按照方案一进行模拟，四川省人口出生率保持在15.88‰-32.09‰之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0.22‰-24.75‰之间。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生育率下降的速度要更快些，从而使得四川省1982—1990年实际的出生率在13‰-8.93‰之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1.4‰-2.3‰之间。可以看出，无政策干预下的生育率转变模式使的人口规模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将方案一和方案二测算的人口数量减去现实条件下的人口数量，就得到了1982—2010年间由于计划生育因素少生的人口数量。由于方案一的生育率下降速度要小于实际的生育率下降速度，所以到2010年四川省的人口规模将达到9707.20-12062.16万人，比从1982年后持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实际人口规模多出1635.45-4020.40万人。由此可以反映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更加快速下降，四川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

2.结构性人口规模变动效应

（1）少年儿童规模的变动。从表4可以看出，如果按照无政策干预下的生育率转变模式，2010年少年儿童规模达到2187.21-3306.82万人，比实际多增加了822.5-1942.11万人。按照1982—2010年四川省实际教育投入计算的话，这将对四川省本来就短缺的教育资源形成更大的压力，导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更加低下。因此，计划生育政策不仅降低了未来人口增长的风险，而且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

（2）劳动力人口变动。从表4中可以看出，如果无政策干预，到2010年时四川省劳动力人口总规模将达到7859.83万人，比实际情况要多出2063.34万人，即使按照替代生育率水平来计算，到2010年四川省劳动力人口也将达到6624.66万人，比实际情况多828.17万人。试设想，如果20世纪70年代高生育率得以延续，其后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充分就业战略的实施将会处于一种极其艰难的境地。因此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使得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为四川省充分就业战略的实施赢得了巨大空间。在1982—2000年间各方案中的劳动力与四川省实际人口中的劳动力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主要原因是四川省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时间只不过30年，到2000年劳动年龄人口中只有15-28岁的人口是1972—1985年间出生的人口，而在这个期间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人口的劳动力与各方案中的劳动力人口差距逐渐增大。

四、四川省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结构效应

1.老龄化效应———生育率下降加速人口由年轻型向老年型转变

生育率的转变同时也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如果按照无政策干预下的生育率转变模式，即按照生育率随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的趋势来模拟四川人口结构发展变化的话，2010年四川省少儿人口比仍然保持在22%以上，而老年人口比重保持在9.23%以下，人口年龄结构保持成年型。而在基准方案中，实际人口中少儿人口比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下降了17.4个百分点，而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了6.27个百分点，到2000年时四川省的人口就已进入老年型阶段，可以说，生育率的快速转变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

2.抚养比效应———生育率下降使得劳动力负担

在减轻五、结论与思考本文通过借鉴世界各国总和生育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两者的数量关系，以此测算四川省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政策条件下的人口模拟，来分析四川省生育率转变对人口总量、老年人口比、抚养比等方面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通到对四川省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估算，结果表明：如果按照无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的生育率转变模式，四川省从1978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都将远远高于实际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即使到了2010年，四川省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仍为2.3左右，比目前实际的总和生育率1.38还要高。

第二，计划生育政策对四川省生育率下降起着加速的作用。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使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四川生育率水平也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步下降。也即使说，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只是加快了人口的转变和生育率转变的进程，加快了生育率下降速度，并没有改变生育率转变的趋势。

第三，通过对人口规模效应和人口结构效应的分析来看。生育率的快速转变虽有效控制了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加快了四川省人口转变的过程，使得四川省30多年来总人口规模比实际人口规模多出1635.45-4020.40万人。但同时这种过快的转变速度破坏了人口转变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使得四川省将从一个低风险的人口转变时期逐渐过渡到高风险的人口转变时期。如果按照无政策干预下的生育率转变模式，2010年四川省老年人口比重保持在9.23%以下。而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2010年四川省实际老年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0.95%，所以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