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宪法意识与提升

本文作者：王峰郝丽丽工作单位：山东工商学院

权威,原意为威信及创始人,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后来演变成为泛指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威望,要求人们信从和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和决定性影响[1]。我们所谓的权威仅仅是一种抽象意义的概括,实际上它有纷繁复杂的表现,神的权威、组织的权威、规则和人的权威等都只是这一抽象概括的具体形式。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范畴中,主要表现为从习惯权威到宪法权威的历史过程,因而宪法权威是就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法治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表明,宪法权威是法治确立的根本标志[2]。当代著名学者刘海年先生指出[3]:法律是否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检测真假法治的一个基本尺度。17、18世纪的欧洲,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在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思想的指引下,各国资产阶级先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并相继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民主政治,从而走上了法治之路。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权威是法律权威的核心,宪法具有最高权威,这已成为公认的法治和法律至上性原则的根本标志[4]。宪法权威的树立,不仅需要有经济基础的支撑、各项制度的健全,更重要的是,人们心目中要有宪法意识。只有有了正确的宪法意识,才能促进宪法权威所必须的各项制度的完善,才能真正实现宪法权威。而在我国,由于诸多原因,公民的宪法意识还很薄弱,亟需提高。

一、宪法意识概述

宪法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法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统称,具体应包括立宪、修宪、守宪、司宪等各方面的认识,相应地也会在宪法的制定、修改、遵守和维护各方面产生作用,并进而对宪法权威产生影响。从发展层次上看,宪法意识是由宪法心理、宪法理论、宪法信仰3个层次发展形成的统一整体[5]。宪法心理是公民在对宪法现象的认识过程(认知、情感、意志)中的直接心理反应的一种心理活动状态,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宪法现象的直观的感性认识和情绪,它是宪法意识的感性认识阶段,是宪法理论形成的基础。宪法理论是宪法意识的理性阶段,是人们关于宪法现象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宪法信仰指人们对宪法信服、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宪法权威根源于其所代表的正义,而这种正义则来源于宪法信仰。只有立宪者心中有着对人类公平与正义事业的崇高追求,有着炽热的宪法信仰,宪法才具有正义性。而只有在人民内心里存有宪法信仰,宪法才具有权威性。美国宪法在美国公民中有着崇高权威,关于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美国学者这样说道[6]: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将此归结于深深根植于美国人心目中的信念宪法表达了更高级的法,,几乎从宪法提交制宪会议讨论的那一天起,这种信念就对美国宪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更高级的法就是一种正义的理念。对于一般法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它的权威来源于宪法的规定,而对宪法来讲,其权威就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更高级的法的假定,这种假定根源于人类的理性,根源于人们是否有宪法信仰。宪法信仰意味着人们对宪法怀有一种深深的信赖、依恋的真挚情感,自觉自愿地顺从宪法的统治,在其中可以获得归属感、愉悦感,并理所当然地把宪法当作其生活的一部分。正如卢梭所说[7]: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宪法意识的上述基本层次,反映了宪法意识发展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在宪法意识体系中居于不同地位,发挥不同功能,同时,各阶段又相互联系,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结构。宪法心理是宪法意识的低级阶段,仅是人们对于宪法的最直观认识,来源于对宪法知识的掌握;而宪法理论则是宪法意识的较高阶段,只有对宪法知识有了系统掌握,产生相应的宪法心理之后,才会运用系统化的分析方法去归纳所掌握的宪法知识,此时,产生宪法理论,因此,宪法理论是理性化的宪法心理,剔除了随意性的宪法心理;而宪法信仰则是宪法意识的最高阶段,只有理性化的宪法理论发展到一定时期,人们心目中萌发出对宪法的尊崇与信任时,宪法信仰才会出现,有无正确的宪法心理与宪法理论决定了是否会有宪法信仰,只有正确的宪法心理与宪法理论才会产生宪法信仰。从本质上讲,宪法心理、宪法理论与宪法信仰是一致的,即它们都是人们对于宪法、宪法权威的认识与态度。而三者又有所区别,宪法心理与宪法理论决定宪法信仰,而宪法信仰又会反作用于宪法心理与宪法理论。正是在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中,宪法心理、宪法理论与宪法信仰不断发展,为宪法权威的确立提供了思想保障。首先,宪法意识是制定宪法的重要渊源之一。考察世界各国宪法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其产生都有其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同时反映了社会中各阶层的宪法意识。其次,宪法意识又是宪法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根本思想条件。宪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和发展。在宪法与客观情况之间,宪法意识起着媒介作用。虽然修改宪法的根本根据是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变化只有在宪法意识中得到反映后,才能进而反映到宪法中去。再次,宪法的遵守和维护也离不开宪法意识。归根到底,宪法的遵守和维护要通过人的行为来完成,而人的行为受一定思想支配,宪法能否被严格遵守和维护,在很大程度上同人们的宪法意识有直接关系。只有当人们认识到宪法的地位和社会价值时,才能自觉地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只有人们信赖宪法,忠诚地拥护宪法,才能养成遵守和维护宪法的习惯,这时宪法权威也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宪法意识也发展到了宪法信仰。

二、我国宪法意识的现状分析

1.2多年的封建传统,使得人们心目中只有权力意识,而无宪法意识秦统一中国,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它标志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但就其政治文化而言,却从此确定了封建君主是一切法权的渊源的基本格调,彻底抛弃了自商周以来形成的君权神授的历史,使由此逐渐完善起来的中华法系从一开始就注定缺乏民主因素,也失去了君权神授的宗教色彩。虽说宣扬君权神授具有宗教迷信色彩,却可使法律由此获得神圣的光环。西方法治国家宪法权威观念的形成及法律能成为世俗社会信仰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是早期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天赋人权的自然法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而中国过早地抛弃了君权神授观念,使君权从此摆脱了上天的羁绊,成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唯一一位受人崇拜和信仰的对象,从而为人们的权力意识奠定了牢不可破的政治基础。在宪法意识的诸要素中,宪法权威、权利意识、权力制约是必不可少的,而在中国封建时代,一切法律都来自君主,君主可一言兴法,也可一言废法,仅存在君主权威,不可能有立宪、修宪、守宪、司宪来限制君权、维护权利的宪法意识,仅可能存在君主权威、权力至上的权力意识。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会动用各种手段,如暴力、文化强制等手段,来钳制人们的思想,迫使其服从,其中最主要的工具就是强调服从、忍让的儒家文化。在儒家文化长达2年的浸润下,人们已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难以更改的思维定势:君主权威,服从乃天理。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众只能产生义务意识,不可能出现权利意识。缺乏宪法权威、权利意识、权力制约等内容,使得宪法意识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决定了在传统中国不可能内发地出现宪法意识,有的仅是权力意识。2.救亡图存的宪法意识,使得宪法沦为工具,而没有上升为宪法信仰184年以后,由于外来势力的入侵,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解体,西方文化也开始传入。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之下,一些先进分子通过对西方国家的考察,发现了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在于有宪法,行法治。为了救国救族,他们纷纷主张立宪法,开议会。在这种情况下,其心目中的权力意识已逐渐被宪法意识所取代。但由于缺乏对西方宪治发生机制的考察,使得他们仅仅将宪法看作一种工具,一种救亡图存的工具。而工具终究还是要由人来使用的,加之根深蒂固的君主权威并未完全消失,导致这个使用者不能是别人,而只能是最高统治者君主。他们发动各种运动,力求上层统治者能够顺应民意,自己制约自己。正是由于这种浓厚的救亡图存的目的,使得他们的宪法意识蒙上了一层功利主义色彩,宪法被迫沦为工具,没有上升为宪法信仰。在他们心中是热切渴望宪法的,因为宪法可以富国强族,可以抵抗外侮。但在大多数民众的宪法意识未确立的情形下,想依靠一个不愿放弃自己固有权力的君主去限制自己,以保障人民权利,无异于痴人说梦。一系列运动后,得到的也仅仅是一系列的宪法,而这些宪法,由于缺乏信仰,也就成为一纸空文,不具任何权威。正是在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中,不具任何权威的宪法不断夭折,冲淡了先进分子刚刚萌芽的宪法意识,使得他们不得不在中国传统中寻找宪法意识生存的土壤。而在长期专制、服从的土壤中,是不可能长出权利的果实来的。所以救亡图存的宪法意识,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上升为宪法信仰。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儒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文化强调的是知礼、守法,它反映的乃是服从、人治,这种思想是与宪法所要求的权利、法治根本不相容的。要想有宪法意识和宪法信仰,必须对这一思想进行彻底地改造,使宪法与中国传统找到契合点,这样才能培养出正确的宪法意识,进而发展成为宪法信仰,而这恰恰是传统中国乃至现代中国所缺乏的。在此种背景下,不可能产生宪法意识的最高阶段宪法信仰。3.市场经济的滞后与权利意识的缺位,使得宪法意识缺少了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的双重支撑宪法的真谛在于限制权力,保障权利,与其对应的经济形态应为市场经济与权利意识。在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中,其经济结构主要是自然经济。在这种结构下,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高,生产和消费主要在单个的经济组织内部完成,社会成员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社会成员的意志难以达成一致。与此同时,社会成员的地位则是公开的不平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使广大被统治者不能成为独立、平等的社会利益主体,不可能在利益的驱动下,独立、平等地参加社会利益分配,形成以利益为本位的各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下,不可能出现宪法,也不可能出现宪法意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这种为市场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商品经济引起了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市场最终成为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孕育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以等价交换为原则,反映价值规律,这些原则的实质是通过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来体现人与人的关系,它要求平等,率先从经济上否定了基于身份、宗教、性别、种族的差别而产生的社会等级,而自由交换又派生出主体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这样,社会利益主体实现了多元化与平等化,而利益多元化意味着自由,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进步。只有利益的自由竞争才能带来利益最大化,实现各种利益之间的最佳协调,并找出调整复杂利益关系的理性规则宪法。因而,只有在市场经济下,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才可能出现,宪法意识才可能发展起来。对于我国而言,绵延2余年的封建经济势力异常强大,加之地域广阔,各地发展不平衡,自然经济并未在新中国成立后完全被取代,建国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又人为地扼制了市场自身的发育与完善,使得统一市场和统一市场活动准则发展缓慢,更多情况下是依靠行政命令来解决经济问题,实现经济运行规则的协调。这些均对培育宪法意识所必需的权利意识构成冲击,在此种情况下,宪法意识也就缺少了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的双重支撑。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总体来说是比较薄弱的,为此,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提高。

三、发展宪法意识的途径

宪法意识从本质上讲是人们对于宪法的态度,具体应包括立宪、修宪、守宪、司宪等各方面的认识,相应地也会在宪法的制定、修改、遵守和维护各方面产生作用,并进而对宪法的实质权威产生影响。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宪法意识培养的针对性也不一样。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宪法意识的培养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加之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步入现代法治社会较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处在建立与完善阶段,因此宪法意识的培养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8]。首先,大力加强宣传教育是培养宪法意识的前提。宪法意识不可能自发地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经常地系统地对公民进行宪法的宣传教育,必然能收到实效。在宣传宪法意识时应重点宣传以下意识:(1)宪法最高权威意识;(2)人民主权意识;(3)正确的权利义务意识;(4)公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其次,培养宪法意识,要同当前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步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求公民宪法意识的提高。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治经济、权利经济,走向法治和增强主体的权利意识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必将是一个人们的权利意识、价值意识、平等意识、所有权意识进一步增强的过程,也是一个宪法意识增强的过程。而政治体制改革是异常复杂艰巨的,解放前我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封建官僚主义非常盛行的国家,建国后我们又经历了很长一段政治高度集权的时期,提高国家管理的民主化水平和效率,减少和根除官僚主义,遏制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的现象,必然要求公民在宪法中找到依据,从而更加关注宪法。因此,大力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培养宪法意识的动力。再次,移植和借鉴外国有价值的宪法意识,有助于对我国宪法意识的培养。宪法对于中国,始终是一个舶来品,而宪法意识,总体上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离不开世界,对世界一切优秀理论和思想的继承是符合中国法治战略发展目标的。移植和借鉴外国的宪法意识,一定要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也应认清,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和宪法意识,都不是非常完善的,都存在弊端,应当批判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