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袭警问题规制模式的分析

【摘要】太原王文军案、庆安枪击案等暴力抗法袭警的案件成为热点，引发了全社会对袭警问题的关注，刑法修正案（九）就妨害公务罪增加新条款的方式对袭警问题进行了规制。这种显性模式的规制无疑是对警察权的维护，但是这种不独立设置袭警罪的规制模式对警察权威的保障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关键词】袭警；警察权；规制

一、以庆安枪击案为例对我国袭警规制模式的质疑

1、案情简析

庆安事件舆论争议焦点无非就是两个问题：其一徐纯合是否罪该当死，其二民警李乐斌开枪是否合法。从视频来看，民警先是口头警告，随后与徐发生肢体冲突，民警用警棍来制止但被徐夺取，而后徐又转而将自己老母亲和女儿推掷来攻击民警，是徐的举动让暴力不断升级，面对一个开始威胁其他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警察自身安全的严重暴力抗法者，在民警掏枪对其警告后其仍然选择用防暴棍击打警察，已经达到了判明使用武器情况下的第九条第十款之规定，在排除其他执法措施可能以的情况下，开枪是合法的。

2、对我国袭警问题规制模式的质疑

（1）相关袭警案件统计数据2010年以来，全国袭警侵警案件年均递增1000起以上。2010年受侵害民警7000多人，2013年这一数字猛增到12000多人。2013年全国查处暴力抗法袭警案件达7000多起，而对袭警者刑事处罚却不足5%。以上两组数据的反差足以说明之前我国法律对于袭警问题的规制是缺乏有效性的。（2）我国袭警问题规制模式现状及弊端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五款：“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这样纠正了之前我国刑法对袭警问题没有罪名进行明确规范的问题。一是改变了之前对于袭警行为缺乏明确罪名。从积极方面来看，未来警察的执法活动和人身权益将得到保障。二是没有独立设置袭警罪的遗憾。首先妨碍公务罪不能体现出袭警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其次妨碍公务罪最高刑可达3年有期徒刑，虽然法律明文规定从重处罚，但现有法律规定对于袭警案件的发生起到的警告和震慑作用，笔者认为还是有限的。

二、袭警问题规制模式的探讨

“袭警行为”是指在警察执法过程中对警察使用暴力或以语言侮辱、恐吓威胁，表现形式为对警察人身权益的侵犯，其本质在于抗拒或干扰警察执法。世界各国针对袭警行为的法律规制主要有三种模式：隐性规制模式、显性规制模式、双重规制模式。所谓隐性规制模式是指不单设袭警罪；显性规制模式指独立设置袭警罪；双重模式则指二者兼具。

1、隐性规制模式之反思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阻碍警察执法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这种低违法成本的规定体现不出对警察权益的重视。

2、双重规制模式之反思

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袭警罪这样一条罪名，然而这不意味着没有对警察执法保障的规定。刑法中对警察执法的保护主要集中于以下二条：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第二百九十三条的寻衅滋事罪，情节轻微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情节严重的可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并处罚金。与英国《警察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侵犯警察权益的最高刑罚为两年监禁，法国《刑法》中袭警行为的最高刑亦为两年相比，我国有关袭警问题的处罚是较重的，但是却不能遏制我国袭警案件高发的势头。说明不是刑罚轻重的问题，而应对我国袭警规制模式反思。

三、显性规制模式之提倡

之所以袭警问题在当前中国愈演愈烈，根因在于当前我国的隐性规制模式，不能起到法律应有的指引作用和预测评价作用。

1、对显性规制模式批判的反驳

肯定单设袭警罪的理由在于，警察执法的特殊性、社会需要的急迫性且并不随之带来警察权力的扩大。否定袭警罪的理由在于，现有法律足以惩戒相应罪行，袭警罪设立会导致警察权力的扩张、滥用，并激化矛盾。（1）造成警察权利的扩大袭警罪的设立不是对警察权力的扩充，而是对警察执法过程中对警察人身安全的保护，对执法活动权威的保障。根据我国现有的立法技术和组织结构，有足够的能力对警察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2）导致刑法法条的赘余警察执法不同于普通的公务活动，越来越复杂执法环境下需要对警察应有的法律保护。况且现有的关于袭警的法律规定不能应对日益复杂的执法环境。

2、显性规制模式合理性之证成

（1）警察执法的特殊性当前我国处在社会各类矛盾凸显期，警察的执法环境日趋复杂。如果不用设立袭警罪能解决问题，那为何近年来袭警问题愈演愈烈？警察执法具有兜底性，任何矛盾纠纷、暴力冲突在警察出现后必须恢复秩序，警察应该得到更多的法律保障，不仅关系到民警个人安危，还关系到国家和法律的尊严。（2）社会需求的急迫性若案件的当事人不袭击警察而是依据法律和程序处理纠纷何以演至丧命的结局？为何民众对袭警行为不以为然，部分原因在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范，公民不能正确评价和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再者，作为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的强制力和威慑力的体现，警察的权威应是法理型权威，这种权威应建立在合法、合理、服从的基础之上，这样有利于警察执法活动的顺畅和有效，在此意义上，警察权威不仅要求自觉服从，还包括被执行主体受强制手段影响下的服从。对于抗拒服从的被执法主体，警察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依法使用强制力使用武器，不仅在于保护警察自身，也是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公共危险。在有必要使用强制力时，果断地使用强制手段，这是严格执法、维护警察权威的必然要求。并不是讲警察权的无限扩大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而是指在警察执法活动当场给予配合，若警察执法对公民自身权益的侵犯，事后予以投诉和法律途径的救济，对警察执法的尊重，这才是法治社会倡导的法治意识的应有之义。

采用显性的规制模式才能更好的引导群众配合警察执法，法律也并非万能的设定一个罪名并不会立即消除一种犯罪，法律的生命即在于规范和引导公民。2012年新修改的刑诉法就显示出法律强大的指引性，在明确了刑讯逼供的违法性以及其法律后果，办案民警意识到刑讯的危害性并不断提高执法素质。任何公民权益都不能离开公权力的保障，当权利受到侵害，公力救济才是最基本、最可预期的救济手段，公权力的权威一旦受到破坏，整个社会将丧失处理矛盾纠纷最有效的力量。人民警察履行职务代表的就是法律、是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公权力。袭警罪的确立是以保护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对警察的保护即是对公民的保护。

作者:毋扬帆 莫孝琛 单位:1、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2、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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