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论文范文10篇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篇1

（一）村寨概况

金坑红瑶寨是龙脊十三寨之一，隶属广西桂林市龙胜县和平乡，位于和平乡东北部，因地下金矿多和地形酷似一个大天坑而得名[1]。村寨距离桂林市约100km，距龙胜县城30.6km，东经103°26′，北纬103°26′。村土地总面积22.28平方公里，有水田746亩，旱地425亩，林地3656亩。大寨地处桂北高寒山区，境内山体陡峭，地势险峻，属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气候宜人，且森林覆盖率高，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冷热分明，干湿明显，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18.1℃，年平均降水量1543毫米[2]。

（二）旅游开发现状

金坑梯田的开发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旅游开发前金坑是龙胜各族自治县最贫困的山村之一。2003年政府投资400多万元，开通了双河口至大寨村的公路，大寨的旅游业迅速发展。如今，全村共有农家旅馆52家，床位达1500多张。结合“文明卫生屯”创建工作的开展，到2005年底，大寨村已有180多户完成了“五改一建设工程”，全村的卫生面貌大大改善。硬化的旅游道路达3000多米，寨底建有能停80辆汽车的停车场。如今大寨村共设有三个旅游景点，以石阶铺级而上。有“千层天梯”景观、“西山韶乐”景观、“金佛顶”景观等。站在观景台，游客可以尽享梯田美景，领略瑶族风情。据统计，2007年，到金坑梯田观光的中外游客已经达到了15万人，日游客量达180人，黄金周每天更是高达2000多人。随着游客增加，农民的收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收入从2002年的948元猛增到2007年的3000元。

二、旅游开发中金坑红瑶文化面临的问题

（一）物质文化变迁

1.建筑文化变迁。旅游开发前，金坑红瑶建筑为全木结构的半边房，以杉木为材料，采用几何原理搭建而成，一层是用作关猪、牛、羊、鸡、鸭，堆放材料、安置厕所，煮猪食炉灶、砌房等。二层用来住人，中堂作香火神龛，左间为火塘，用来取暖、进餐，其余为卧室。三层则做储藏室，堆放粮食和杂物。随着旅游业的到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当地传统建筑文化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红瑶建筑无论是在结构、功能、还是在建筑材料和建筑工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往日的下罗盘、安梁木等仪式更是鲜有见之。

2.服饰文化变迁。服饰文化可谓是红瑶文化的亮点，也是红瑶得名的原因。旅游开发前红瑶，女性几乎都着民族服饰，以红衣为主，绣有春牛、龙凤、狮子、麒麟、鹿、山羊、蝴蝶、鸡、鸭、鹅、鱼、竹木、花草、八角等图案，特别是衣背正中挑绣的一对老虎印最为醒目。关于这对貌似官印的老虎印还有这样一段动人的传说：传说有一天皇帝上山打猎遇险，差一点被老虎吃了，是一个红瑶女救了他，为了答谢救命之恩，皇帝砍下虎爪，蘸上虎血，像印章一样印在瑶女的衣背上，传旨以后面君不用下跪。回家以后，这个瑶女在她所有的衣服上都用丝线绣上了虎爪印，就这样一代传一代，至今你还能够看到这虎爪印。旅游开发后，为吸引游客，节省成本和时间，红瑶服饰在制作方法和材质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更愿意从市场上买来现成的布料，用机子织布，摈弃了原来从种桑到制丝，从纺线到挑绣、从织布到蜡染的工序。

（二）制度文化变迁

红瑶自古以来都有选族长、定族规的习俗。凡较大的寨子也都有以寨子为单位的寨老组织，成年男女不拘姓氏、职业、贫富均可加入。对寨老的称呼，有的地方叫“寨老”，有的地方叫头人或“乖人”。寨老一般是自然形成的，由那些为人正直，聪明能干，热心公益，能说会道的中年男子担任，对内处理寨内村民纠纷，制定寨规，对外代表本寨与邻寨寨老共同处理如破坏公共水利，越界毁林开荒等公共事宜。寨老如其他村民一样参加劳动，没有报酬。如今，族长和寨老早已被村长和村支书这样的名称所取代，当笔者在大寨村问及族长和寨老的事情时，只有年纪稍大者能够说出先前寨老的名字，形成过程，原因以及权利和责任，年纪在20岁左右的几乎一无所知或半知半解。

（三）精神文化变迁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红瑶不仅在其显性的精神文化，如宗教信仰、语言及文艺方面发生了变化，其隐性的精神文化——传统价值关更是受到了消极的影响。

红瑶的传统价值观念，是红瑶民族人民内在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在态度、行为上以稳定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民族的个性特征。它记载着红瑶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轨迹，是红瑶民族人民在改造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活动中，逐步形成的自己的传统优良道德。

诚实善良、淳朴厚道是红瑶人民的普遍心理和品格。红瑶民族人民从一生下来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养成了整个民族尊老爱幼、克制忍让、互帮互助的性格特征。金坑红瑶寨旅游业的发展，使村民的物质和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新的经济来源方式，以及与外界的接触交流增多，对村民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渐消失。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首先表现在村民对待老人的态度上。其次，红瑶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还表现在村民之间的利益争端上。在与金坑红瑶寨村民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搞旅游后村民之间早已不再是互帮互助，不计报酬了。由于经济利益的争夺，竞争的存在，村民之间因相互拉客、压价，进而导致反目的事情时有发生。再次，红瑶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还表现在对待游客的态度上。游客的增多使村民经常性的接触素不相识的人，由于这种人与人之间偶然短暂的接触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村民传统的好客习俗就大打折扣。于是旅游发展到今天，就出现了带路、穿民族服饰照相、与文物古迹合影都被索要金钱的现象。

三、可持续发展——民族文化保护的必然选择

（一）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

1.要提高红瑶民族人民的整体素质，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的宣传和教育，鼓励旅游地当地群众积极参与。特别是要提高管理人才和导游人员的人文素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传统习惯，并维护和保持其完整性，使之真正能承担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所应开展的各项工作。

2.建立民族文化管理机构，成立一支专业性强、有责任心、有能力的保护队伍。要保障民间艺人的生活和保护其知识产权，尊重他们的劳动，使他们乐于传承民间文化，保证民间文化后继有人。

3.建立完善的游客服务体系，进行环境影响和环境承载力评估。首先建立不同环境管理条件和环境管理技术下的环境容量评估体系，以及确定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的指标体系，尽可能地减少旅游对景观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其次在旅游开发建设过程中，尽量把传统建筑保护下来，保持红瑶原生态文化环境。最后是要对资源进行补偿。在资源的开发中同时要发展资源，开发可再生资源。努力做到既要满足当代人开发的需要，又要满足后代人开发的需要。

（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可持续是实现民族文化保护的条件。民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如水与舟的关系：“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1.要实现红瑶地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根据开发旅游，规划先行的原则，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强化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一方面集思广益，制定与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发展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以及旅游景区开发规划，确保旅游开发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从财政上支持红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组织社会各界力量维护、修复重要的文化遗产，对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民间艺人给予奖励。

2.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旅游管理部门应当适当将景区门票收入用于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并借助于居民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旅游业发展这一特点，通过宣传教育提高红瑶民族人民参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积极性，深入挖掘、整理、更新和提高传统民族文化的品位，如此也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开发。

（三）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1.要消除旅游业与当地社会的“隔离”现象。充分顾及红瑶居民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消除村民之间因参与旅游程度不同而带来的贫富差距，使人们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产生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文化保护意识。

2.要提高居民文化水平，促进居民和外来游客之间的文化交流，学会与不同地区人交往，增进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强是非分辨能力，增加展示当地历史与文化的机会。

四、结语

金坑红瑶寨作为全国15个经典少数民族村寨之一，其旅游开发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变迁尴尬对整个社会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和启示。同时也向我们说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中，如何使民族文化旅游得以保存、发展，如何使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所依托的人文环境得以保持，如何可持续健康的开发利用独特的民族文化，已成为旅游资源开发面临的重要课题。只有合理引导，正确执行，方能保护民族文化，达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广宏，昊忠军.乡村民俗旅游原生态型开发的限量研究——以广西龙胜县大寨红瑶村为例[J].市场论坛，2006，（8）.

[2]梁振然，程道品，任爽.龙胜金坑红瑶文化的挖掘及其旅游开发对策[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3，（7）.

[3]周丹.民族旅游与村寨文化变迁——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D].中国学位论文:四川大学.

[4]曾红.生态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积极影响初探——以滇西北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3，（3）.

[5]谭宇.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基于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分析[J].大连理工学院学报，2004，（6）.

[6]高红艳.民族地区文化生态旅游与民族文化保护[J].经济问题探索，2003，（1）.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篇2

城市的立体空间是由纵横交错、高低错落的大量建筑物、构筑物及各种设施构成的，以建筑群的排列围合形成街道空间、社区空间、广场空间、单位和居民的院落空间等。相对而言，建筑本身是封闭的、有一定规模体量的实体空间，街道、广场、公园和院落等则是开放的、可供公共活动的虚体空间，再加上自然山水和风景园林等具有生态功能、自然与人文的开放空间，这些空间共同组合成封闭与开放相结合的城市整体空间形态和空间秩序，以满足人们工作（生产）、居住（生活）、交通（交往、交流）和游憩（景观、旅游）等需要，并以多种多样的空间布局方式和立体空间形象凸显城市的空间面貌和特色。由于城市空间主要是由大量建筑通过不同组合手段、空间结构和表现形式建构起来的，可以说，建筑是构成城市空间形态和空间形象的主体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城市的空间面貌和特色。说到底，建筑是人们进行文化创造的产物，城市空间形态和形象反映了人们的文化追求和城市的文化色彩，建筑文化在城市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我们不能小觑。建筑是人们根据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按照一定的建造目的、使用一定的建筑材料、运用一定的科学技术、遵循一定的审美观念（建筑艺术）建造而成的空间作品，是人们文化智慧的结晶和美好愿望的载体。建筑大量聚集并按一定规律排列组合、持续发展，达到一定规模，便形成了城市，构筑了城市空间。

城市建筑的使用性质和功能要求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工业（生产）建筑、商业（物流）建筑、公共建筑（内容丰富多彩）、居住（生活）建筑、风景园林建筑和交通建筑等，它们遍布于城市之中，与自然山水环境和道路交通网络相结合，构成了工作（生产）空间、居住（生活）空间、交通空间和游憩空间等。这些建筑既有各自明确的功能定位，又有密切的联系，它们相辅相成，营造出纵横连贯而又富有变化的、巨大的城市空间实体，为城市居民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广阔空间。可见，建筑是城市空间文化的主要缔造者、表现者和传播者，其对城市空间文化的贡献率是第一位的，担当着十分突出的主演角色。城市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城市空间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它是各类建筑长期积累、组合而成的产物。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汇集了从古至今的各种建筑，包括建筑遗产、历史建筑和近现代建筑，形成了历史文化和近现代文化相衔接、相碰撞、相依存、相融合、共发展的“大合唱”，赋予了城市空间起伏跌宕、丰富多彩、传承记忆的文化内涵，镌刻着时代交替、社会变革、城市兴衰发展的文化印记，记载了城市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事件、传奇经历和文化故事，记录了城市文化的演化历程。这些都是通过建筑语言（包括选址、内容、形式、风格、色彩和尺度等）可以明白告诉人们的，建筑因此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见证。每一座建筑都有自己的时代背景、空间位置、使用功能、科技含量、表现形式、设计风格、外在色彩及其空间组织的效果，那些杰出的建筑设计成果往往能成为城市空间文化发展中的佼佼者，成为城市文化特色的标志和城市的象征。比如，北京的紫禁城（故宫）建筑群、拉萨的布达拉宫、武汉的黄鹤楼、西安的钟鼓楼、聊城的光岳楼、杭州的雷峰塔、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乌鲁木齐的大巴扎以及喀什的艾提尕尔清真寺等，这些建筑无一不是城市古今空间文化发展的亮点，无一不是城市文化特色的重要标志和鲜明象征。

二、建筑是会说话的城市文化载体

建筑是城市发展中积聚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财富，它们默默地屹立在城市中，构成了城市的文化空间。其实，建筑是会说话的城市文化载体，无时无刻不在诉说着城市的历史，当时当地社会的背景、制度、经济条件、资源状况、科学技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民族风俗及宗教信仰，后天的坎坷或顺畅的经历及其兴衰的遭遇，从它们现存的身躯和相貌上，人们可以洞察出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文化意义以及未来的命运走向。通过聆听一座座建筑及其组合体对其身世、作用、姿态、信息和保护程度的“倾诉”，我们可以分析总结出城市文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全面了解过去，认真面对现在，理性筹划未来，从而推动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

（一）建筑会倾诉历史社会的文化真相

现存的历史文化建筑遗产就像是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可以告诉你当年当地城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真实情况和信息。比如，古罗马的斗兽场建筑，至今屹立在罗马，已有1934年的历史，其气势宏伟（高约50米）、巍峨壮观的古罗马风格建筑形象直观地传达出当时奴隶社会城市文化的奢华、浪漫、疯狂和残忍。当时征战与争霸的文化传统使奴隶主贵族观看角斗士之间、人兽之间进行生死搏斗的娱乐十分盛行，该建筑明白地告诉你奴隶社会城市权贵们奢侈欢纵、奴隶们（包括战俘）命运悲惨的社会文化史实。再如，北京的紫禁城（故宫）建筑群，位于城市中心，至今已有698年的历史，经历过明清两代24个皇帝，以其10米高的红墙和9000多间房屋建筑的对称组合传达出中国古建筑风格，规模宏大壮观，富有皇家气派，直接地告诉你当时封建王权在城市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尊荣和帝王富丽堂皇的生活，反映出封建社会等级礼法森严的政治文化思想和历史事实，为人们讲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500多年来由鼎盛到衰落的文化故事，紫禁城（故宫）不仅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象征，还成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标志。又如，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位于城市西部，至今已有453年的历史，路易十四至十六在此当政，直到法国大革命成功后，路易十六及皇后被送上断头台。它以冷峻的几何结构、庄严的气势、壮丽的外观，体现出王权的不可侵犯，并会告诉你当年法国皇室贵族尽情享乐、豪华奢糜的生活事实。1783年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条约》签订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因此凡尔赛宫又作为近代史上重要的见证地而闻名于世。如此等等，当人们参观和考察现存的历史建筑和建筑遗迹的时候，通过建筑与人的对话，可以了解到建筑所处年代的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社会生态、经济基础和文化生活等真实情况，感受到该建筑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换句话说，就像是在阅读一部部浓缩城市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史书。

（二）建筑会倾诉重大历史事件的悲喜

现存的不少历史建筑和建筑遗迹会以它们经历过的历史巨变，直白地告诉你当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大悲大喜，让你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善恶，与之同悲同喜。比如，北京的圆明园遗址，圆明园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兴建的大型皇家园林，其中建造了金碧辉煌、形态各异的园林建筑，在世界上当属罕见。1860年和189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发动战争侵略北京，肆无忌惮地在圆明园疯狂抢掠后烧毁了圆明园，使这座经营了150多年的宝贵园林遭受灭顶之灾。现留存的建筑残体（如大水法西洋楼被破坏的建筑遗迹等）和大量建筑遗址强烈控诉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惨痛的历史教训。再如，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由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建筑物组成。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天安门广场以其雄姿、气魄和魅力告诉你，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从此站起来当家作主，天安门广场由此成为现代中国的标志和喜庆象征。又如，北京奥运村的“鸟巢”（国家体育场）和“水立方”游泳馆等建筑，以独特造型和庞大身躯傲然屹立，它们会告诉你，2008年8月在北京首次举办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展示了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大步走向世界的雄厚实力和豪迈精神。如此等等，建筑会以它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鲜明形象和所遭遇的历史惨案残迹，有声有色地告诉你其中的悲与喜、恶与善、苦与乐，让世人难以忘怀，从而成为民族浩劫、社会革命和时展的铁的记录和真实写照，写入城市文化发展的史册。

（三）建筑会倾诉各个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

城市融会了各个历史时期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等，建筑的形式、内容、风格、体量、高度、色彩和细节都会明白地告诉你，每一个历史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以及当时社会思想、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比如，我国古代留存下来的建筑物，从总体上看，以大屋顶、砖瓦土木结构的建筑形式和风格为主。皇宫、寺庙及大型公共建筑等往往高大气派、多层多院、尺度较大，采用筒瓦凸脊、斗拱挑檐等造型；民用建筑多为灰瓦坡面、单层院落（如北京的四合院）、开间不多，并设有照壁等，这些建筑与西方建筑形式迥然不同，独具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和风采，北京紫禁城（故宫）、雍和宫和现存的胡同四合院就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比如，我国建国后到“”时期的建筑物，限于经济能力和思想水平，在建筑形式上往往坡屋顶和平屋顶都有，仍采用秦砖汉瓦、木构梁架，或采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板油毡平顶（有的设女儿墙），公共建筑多为多层楼房，少有电梯，住宅楼和平房宿舍成行排列，基本上没有什么建筑特色。建国十周年北京评选出的十大建筑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建筑成就和建筑艺术水平。之后对“大屋顶”的批判和只是“注意美观”的原则，使大量建筑成为清一色的模样。北京1971年后建造的前三门大街的一幢幢临街高层住宅楼，有5公里长，它们是拆了城市的老城墙建起来的，却又崛起了一道由雷同的住宅建筑构成的新城墙，没有形式上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中兴建了大量建筑，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以及国外建筑设计思想的引进，再加上市场经济体制下房地产开发的兴盛，城市里高楼大厦云集，瓷立面和玻璃幕墙随处可见，致使中国传统建筑形式销声匿迹，只有少数公共建筑形式富于变化，于是形成了建筑形态类似的“楼的海洋”，或者说几乎成为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很多老旧建筑被拆除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新的楼房和街道，原住民找不到“回家的路”。可以说，高、大、洋的建筑形式占据了当今城市发展建设和城市文化空间的半壁江山。

三、大量雷同建筑是造成“百城一面”现象的主要原因

我国幅员辽阔，由于各个城市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山形水势、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社会结构、民族习俗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使得建筑的布局、密度、材料、形式、风格、组合方式和景观效果千姿百态，加上建筑与自然山水环境的结合、协调、互借、对比和交映等，营造出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城市，从而使我国的城市文化百花齐放、丰富多彩。我们注意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建设项目上马兴建，如火如荼，楼房林立，成就斐然，专家和群众却发出“千篇一律、百城一面”的文化感叹，认为我们面临着城市特色的危机，这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成为我们应当认真面对的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议题。窃以为，大量的雷同建筑是造成“百城一面”现象的主要原因，具体包括以下4个方面：

1.无视建筑与自然山水环境的有机结合。

城市因拥有自然山水环境的本色景观而美丽和富有个性，城市建筑位于自然山水环境之中，应与自然山水环境有机结合、交相辉映、融为一体，巧妙利用自然山水环境，共同塑造城市的外在美。然而，当今城市的建筑往往妄自尊大、自以为是，无视自然山水环境的存在，圈占建设用地后，或削山填水，或挖土砍树，大量高楼平地起，却失去了自然山水环境空间美的衬托和融合，加之大量建筑形式和风格的雷同，无法显示城市的独到之美。大量建筑围绕青山绿水而建，高大密集，遮住了城市自有的山光水色，只见高楼林立，而不见山水之美，我们在福州三山、桂林三山等山水风景名胜处都能看到这种现象，对体现该城市的自然山水景观特色是很不利的，应引以为戒。我们看到，有的平原城市，如濮阳、石河子等，缺少山光水色，但这些城市大量植树造林，以丰富多彩的园林绿化景观将自然生态环境与大量建筑相结合，尽管建筑特色并非出众，却使城市特色因建筑与园林绿化的有机结合而别具一格，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建筑与自然山水环境相结合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2.忽视历史传统建筑的乡愁本色。

城市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城市里，尤其是旧城区和“城中村”保留有大量传统建筑和历史街区，它们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文化内涵、人文故事、深远的纪念意义和乡愁寄托，是体现该城市文化特色的鲜明要素。但是，随着城市快速发展，以大拆大建方式来改造旧城区和“城中村”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大刀阔斧的改造中，历史传统建筑和街区、胡同、村落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高楼大厦，一些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即使被保留下来，也是孤零零的，被大量现代建筑包围，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和乡愁本色荡然无存。乡愁本色丧失了，也就失去了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和人们对城市的依恋之情，使得该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特色黯然无光或销声匿迹。淹没在大拆大建之中的“乡愁”呼唤着什么？它告诉我们，新型城镇化发展绝不是拆旧立新，绝不是以全新的大量雷同建筑形成“百城一面”的城市发展景象，而葬送城市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色。

3.大量现代建筑“平起平坐”。

每一幢建筑都应该有自己的城市地位和功能要求，其建筑体量、形式、风格、色彩和使用性质等是不尽相同的，鉴于此，城市建筑群的组合应当形成高低错落、有主有次、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虚有实、有伸有缩的建筑空间形态特征，从而形成城市独有的建筑风貌特色。可是，由于当今建设项目上马快，建筑创作缺乏精心设计，往往使用相同的建筑材料，业主又追求容积率和高大的体态造型，加之城市规划管理控制不严格，于是，不少现代建筑“平起平坐”、大同小异、不分主次、难分高低，没有空间变化，没有虚实对比，无法形成优美的城市建筑空间轮廓线和景观效果。如果你走进这座城市或那座城市，几乎会看到同样的情景，差不多大小的摩天大楼、玻璃幕墙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林立，分不清到底是在这座城市，还是在那座城市，甚至分不清是在北方城市，还是在南方城市，也就难怪会让人产生“千篇一律、百城一面”的感观效果。

4缺少众所周知的标志性建筑。

当我们看到埃菲尔铁塔，就知道这是巴黎；看到悉尼大剧院贝壳建筑，就知道这是悉尼；看到克里姆林宫，就知道这是莫斯科；看到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就知道这是拉萨，如此等等，加上笔者前面列举的我国几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它们已经成为该城市的象征和亮点，为人们所熟悉，在视觉和心灵上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和可识别性，成为城市文化特色的杰出代表。标志性建筑对于突出其所在城市的文化个性特色是精彩的一笔，有着重要的识别意义，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不能小觑。在不少城市，标志性建筑不止一处，比如北京，就有紫禁城（故宫）、天坛、北海白塔、颐和园佛香阁以及雍和宫等，再加上2008年奥运会建造的“鸟巢”，它们已经成为识别和反映北京城市文化特色的重要标志。我们应当看到，尚有不少城市还缺少被人们所公认的标志性建筑，而满目是似曾相识、大同小异、模式雷同的楼群，减弱了城市文化的可识别性和个性特征（包括历史性、地方性、民族性、宗教性及纪念性等），这也是让人们感到城市特色不鲜明而认为“百城一面”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们反对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追求“建筑有了高度就有了城市知名度”为出发点来搞标志性建筑，但如果能符合城市发展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性，尤其是发挥建筑创作的灵感和想象力、技术和艺术上的创造力、别具一格的思维能力，采用让人们认同的建筑形式与风格，构筑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又何乐而不为呢？

四、让建筑在城市中的主演角色得到充分表现

城市中的建筑是贯穿在城市发展历史过程中“会说话”的城市文化载体，它们储存文化、传承文化、创造文化、展示文化活力，担当着表现城市文化特色主演角色的重任。时至今日，由于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再生、拆旧与建新等思想的碰撞、经济利益博弈以及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大量雷同建筑上马，导致城市风貌“千篇一律、百城一面”，给我们提出了必须面对的课题。要扭转这种局面，说到底，还是应当抓住建筑这个主因，解放思想、繁荣创作，因地制宜、因城而异，让建筑在城市中的主演角色充分表现出来，努力去建构自己的城市文化特色。

（一）要为保护和发展城市特色鸣锣开道

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呼吁“城市要发展，特色不能丢”，“城市现代化，特色更重要”，并提出保护和发展城市特色一定要处理好人、自然、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人是主体，建筑是人为作品，是人们在城市里谱写的立体文献和人的文化的表达，是体现城市特色的关键要素和空间实体，需要给予很大关注。窃以为，在“”时期是从政治上扼杀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从经济利益上抑制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如2013年11月宋春华在“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论坛所言“，现在，改造后的城市，越来越看不到城市大树的年轮，看不到城市老人的皱纹，反倒像是用激素催生的树木”，“GDP崇拜、大干快上；政绩冲动、人治所为；规划管理软弱缺位；建筑设计缺乏创意”，导致“百城一面”和“山寨建筑”横行。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掀开了我国城市文化大发展新的一页，强调城市文化特色已经成为我国各城市发展建设中的共同追求。在这一大好形势下，我们要千方百计为保护和发展城市特色鸣锣开道，敢于揭示文化价值失衡、跨文化对话失语、体制和制度建设失范以及规划师和建筑师话语权失落等问题，从而让建筑真正充当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主演角色，创造出泱泱大国的建筑风范和各具文化特色的城市。

（二）要发挥城市规划与建筑创作相契合的导向作用

城市规划与设计是高屋建瓴地从宏观上、空间整体上、城市发展秩序上和实施的可能性上，对城市发展建设进行纲领性指导和科学合理的部署安排，是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蓝图，而建筑创作是在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针对具体建设项目进行建筑功能使用与技术、艺术的分析研究，需要作出方案比较和科学合理的审美决策，是建筑具体设计和施工的首要环节，两者都与城市特色休戚相关，不能脱节，只有两者相互结合、交流、配合和促进，才能为塑造城市特色作出积极有益的贡献。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城市规划与建筑创作是不够契合的。规划部门往往从行政职能的角度来审视建筑创作，不能从理论上、技术上、艺术创意上来阐明“规划条件”的要求，受长官意志和个人好恶的支配，要么卡建筑创作构思，要么放任自流，建筑创作如何出成果就要碰运气了。从建筑创作来看，在领导意见和开发商利益的约束下，建筑师的创作思路和想象力放不开，往往是“权”和“钱”占上风，领导和开发商要什么就给什么，缺乏文化创意，对于规划部门或硬卡或放任的做法都无动于衷、得过且过，使建筑创作跟风、追风和“刮风”，难免会出现雷同的建筑。这就希望今后的规划控制与建筑创作能够有效结合起来，加强交流，主动配合，弘扬传统，支持创新，在城市规划与建筑创作中，既要融入现代元素，又要保护和发展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使建筑在我国城市文化发展中增光添彩，缔造出“中而新”的建筑风采，使城市各具特色。

（三）要刹住大拆大建的城区改造之风

城市里尤其是旧城区留有大量老旧建筑和历史文化遗产，它们是会说话的历史文化见证，是记录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寄托乡愁的载体，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宝贵财富，不能认为旧的就是落后的、破败的、阻碍社会发展前进的障碍物和现代化的绊脚石，不能认为城市现代化就是要大拆大建，进行彻底改造。历史本身就是“过去时”，就是旧的。对于城市文化发展，建新是必要的、应该的，保留旧的传统建筑也是必要的、应该的，新旧并存才有城市文化的来龙去脉和空间时态，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城市文化。可是，在当前城市发展建设中，不少地方以大拆大建促发展，开发商看到了旧城区和“城中村”拆旧建新的商机，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大拆大建的改造之风上演了，造成不应有的城市文化损失和破坏，引起了专家和群众的质疑和不满，应当引以为戒。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这就要求我们今后不能再用大拆大建的方式来改造城市了，要慎重考虑旧城区、旧街道、旧建筑尤其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不能让城市里已有的反映城市特色的建筑在大拆大建的推土机下一古脑儿被铲除掉，留下永久的遗憾。

（四）要强调建筑与自然山水环境的融合

自然山水环境是城市的本色和先决条件，是构成城市特色的基础和城市文化发展的摇篮。建筑是诞生在自然山水环境之中的人为作品，应对自然山水环境产生锦上添花的作用，与自然山水环境共生共荣，使其特色更加鲜亮，而不应该用密密麻麻的建筑将自然山水环境掩盖、封闭起来，导致不显山、不露水和缺少绿色环境。要知道，尽管建筑千般好，精工难比自然美。如果以削山填水、挖土砍树来大量兴建雷同的建筑，恐怕就会事与愿违，把城市原有的特色也毁了。试想建国后新生的新会城，以“一城绿葵半城湖，四时繁花春色媚”的花园城市风光而独具特色，还有十亩榕树林形成的“小鸟天堂”堪称奇观异景，如果新会城全被大同小异的楼房所占据，其玉兰街、龙眼街、芒果街和紫荆街等形成的“绿色隧道”也就消失了，鸟儿都飞走了，还能突出区别于其他城市风光的新会特色吗？不言自明。人们之所以反对在杭州的西湖边上建起高层建筑群，皆因它会破坏“有山山不高，有水水不大”的西湖的独有特色和优美风光，如果西湖风景失色，杭州还能有“天堂”的美誉吗？因此，建筑的设计和建造一定要与该城市的自然山水环境相结合，二者相得益彰，要在保护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为自然山水环境增光添彩，否则就会产生“化神奇为平庸”的效果而成为建筑设计的败笔。

（五）要开展对建筑的评论和评优活动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政治文明臣民文化公民文化培育公民文化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部署，并将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这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所谓政治文明，简单地说，就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进步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因此，政治文明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国家的文明水平，是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体制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四个组成部分，是由这四个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行为彼此联系，互相沟通，协调发展，构成了政治文明的统一体。就四者的关系而言，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的精神指导；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之“本”，不同的政治文明形态的本质属性要由它来体现；政治体制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绳”，是政治意识的规则化和政治行为的具体规范。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作用于环境的活动，也是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具体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质是发展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同建造一座宏伟的大厦需要牢固的地基一样，否则“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建设政治文明也需要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公民文化。公民文化能为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合法性解释和合理性证明，加强政治角色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有深刻指向和浓厚文化底蕴的政治变革过程，政治改革中先进政治文化含量高低直接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度和质量，所以说文化乃制度之母，有了公民社会这个基石，培育出公民政治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才能最终树立绝大多数国人的民主信心，才能使绝大多数国人养成民主习惯，形成民主的公民的政治文化心理，积淀于民族的精神之中，使民主的理念深深植根于千万普通民众的骨髓，才能真正建设现代政治文明。中国近一百年来的艰难转型，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完成这一转变。改革的目标即民主与法治实现之时，就是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在中国确立之日。

一、长期存在的臣民文化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障碍

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臣民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维护着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政治制度上的封建专制制度，经济制度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哺育了中国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文化上也曾经遭到激烈的批判（例如“五四”新运动）,但是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且以改头换面的形式或者更加貌似革命的形式（例如“”十年在革命的旗号下封建主义复活）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中，还如同影子一般伴随着国人的生活：

1、权力至上、权力崇拜（官本位思想）、权力惧怕心理与权力虚无心理共生，形成对立的二元政治情感并存的心理结构。

与西方对人性和权力不信任相反，中国人对权力具有浓厚的崇拜心理并进而引发权力追逐心理，外化的行为就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荣耀；“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即官商勾结）是中国传统商人财运亨通的成功秘诀；“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农民虔诚崇拜的对象。国人有深厚的权力崇拜意识，对权力，当权者爱不释手，无权者向而往之。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失去制约的权力曾被统治者滥用到极致，国人深切体会到了有权者的威严和无权者的无奈，更羡慕当权者的风光，因为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财富，当官是最好的致富之路，"当官发财"已是中国人一种近乎本能的理性常识，所以，现在有人“买官、卖官”甚至雇佣杀手刺杀竞争对手，就不足为奇了。拥有权力还意味着拥有名誉、地位和尊严，晋升官阶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功成名就的标志。可见权力崇拜奠定了人治的思想基础，权力崇拜自然就会妨害权利的实现，并且必然导致专制主义。但是在权力崇拜的同时，中国人又常常出现权力虚无意识的泛滥。例如，不少人自以为“天高皇帝远”而无法无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政令不畅，“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由哉”，等等，这些都是权力虚无意识的反映。权力崇拜与权力虚无表面上看是对立的，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自然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是自给自足性，万事不求人，这就容易产生权力虚无；二是分散脆弱性，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势单力薄，抗（自然灾害、社会强暴等）干扰能力低下，这样容易产生权力崇拜，渴望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权力崇拜容易导致专制政治，权力虚无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而现代法治既反对专制，倡导权利至上，以权利制约、监督权力；又反对无政府主义，倡导法律至上。

2、无奈的清官情结、圣人掌权心理。

从40年代即开始的对“红太阳”、“大救星”的歌颂，直到今天仍不绝于耳的“青天”、“父母官”的称谓，构成了一股虽与公民文化极不协调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富有生命力的大合唱。[1]老百姓受到侵害时，只寄希望于“青天”、“清官”救民于水火，解民命于倒悬，中国史籍中对清官的歌颂令人感动，但恰恰反映了人治社会中法治的软弱和无能。在一个推崇法治的社会，在一个依赖制度的社会，是不会出现把自身的命运系于一人的现象，因为那是一种危险的信号，那是一种与现代民主理念相悖的个人魅力型的权威[2]。这种“奇里斯玛”型权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历史国度里，往往有着浓重的“人治”色彩，它带给人们的常常是“清官情结”和“救星情结”，而且这种情节在时下仍然大有市场，清官戏的热播就是体现，《生死抉择》、《省委书记》和《天下粮仓》等等都曾轰动一时。现在很多社会不公现象，按正常的程序往往解决不了，非要有某个高官、甚至中央高层领导的批示才可以解决，所以有人戏称这是中国特色的“批治”，问题解决以后有些人免不了要高呼“×青天”，甚至下跪谢恩，活脱脱一个封建时代的“顺民”、“臣民”形象！而按照现代民主社会的理念，政府和公务员是公民（纳税人）所雇佣的公仆，委托他们行使公共权力,他们解决社会矛盾是他们的义务，干的不好公民只有批评、监督甚至是更换他们的权力，干的好却无必要感恩戴德！清官期待意识是精英主义政治思想的体现，它使人们把政治的清明寄托在“清官”、“圣人”身上，因此注重人的选拔而不重视制度对人的约束。如果政治出了问题，往往不是在制度上找原因，而在人身上找原因，不是期待制度解决，而是期待能够再出现一个完美的领导人来解决和改变现状，这实质是人治社会的体现，普通老百姓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因为这种清官的出现是有偶然性的，而科学严格的制度却可以保证清官的出现是必然且是理所当然，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因此，清官是可敬的，但却是无奈的，在百姓呼唤更多“吕日周式清官”的同时，我们不能放弃寻求制度为民创造福祉的努力。在为吕日周感动的同时，我们需保持一份现实的清醒，不能忽略制度的建设和对制度缺陷的理性批判。

3、重视伦理家族、亲情礼法，忽视程序规则，重人治轻法治，形成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关系社会、熟人社会。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是处于宗法关系网包围中的人，再加上小农经济固有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每个社会成员生来就是血缘宗法关系中的人，从而都不能象近代社会那样，或像西方古代希腊国家中的人那样独立出来，以公民的身份而出现。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只能是缺少或失去主体意识的人。而家庭整体与封建专制国家则对个人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说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儒家很强调人格独立，主张“克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这种人格独立往往表现出是在克制自己的个性与欲望，服务于宗法关系中来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历来讲究人情和面子，民间更有“熟人可以多吃三两豆腐”之说，中国人遇到麻烦首先想到的是我是否认识什幺熟人，而不是想到我应该按什幺程序解决问题，所以裙带之风盛行，民间有人戏称“关系是第一生产力”，可见其市场之大，因此，人治大于法治，潜规则重于正式规则，人人都知道编制人际关系网的重要性，而实际上却轻视法制建设，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变通执行”，法院的判决书也可以成“白条”，因此也就出现了陈四益所说的制度虚置。因此，我们讲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从纸上的宪法到心中的宪法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4、义务本位的法律体系，导致国人权利意识的普遍缺失。

从古至今的各种法律文化，可以大致分成义务本位模式和权利本位模式两类。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文化是义务本位模式，现代社会的法律文化应该是权利本位模式。简要地说，以义务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宗旨并以差别对待的原则去安排权利义务关系，就是义务本位模式；以权利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宗旨并以平等对待（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形式上）的原则去安排权利义务关系，就是权利本位模式。义务本位模式的法律文化强调的是法律的制裁机制，它着眼于如何迫使社会成员以消极的臣民意识被动地接受至上而下的单向社会控制，法律在确认臣民的有限权利时，只是为了使他们更好地履行对统治者的义务。权利本位模式的法律文化更注重法律的激励机制，它允许甚至鼓励（至少在法律规定上）人们以积极的公民意识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用义务来源于、从属于、服务于权利的逻辑去安排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总之义务本位论者认为，其一，义务是法的重心。其二，在法的实效上，义务比权利更加重要，权利要以义务作保障。其三，法的义务规定以明确的语义指明人们必须行为的事项和不得行为的事项，为人们提供比法的权利规定更多的信息。其四，法以义务为重心不仅不会削弱权利而且有利于权利。义务本位而非权利本位的法律体系，必然造成人们消极归属心理，政治冷漠感强，政治参与率低，政治参与不是主动参与型而是被动参与型，这种体制下造就的要幺是缺乏权利意识的“顺民”、“草民”，要幺就是“刁民”、“暴民”，而非公民。经过儒家文化几千年来的熏陶和浸淫，顺从被誉为一种美德，中国人--从官员到平民、从人子到人妇都形成一种顺从的惯性意识：妇顺从于夫，子顺从于父，下级服从上级，臣顺从于君，全体人民最终顺从于君主。面对专制者的淫威，普通平民和下级官员也只有顺从，而不敢有丝毫的质疑和违抗，更不用说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服从或顺从不仅成了一种高尚的道德选择，也成了官员和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这同部分西欧国家（如英国）民众强烈的自治观念和权利意识形成明显的反差。

以上这些臣民社会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特征显然与现代政治文明的主权在民、民主法治、权利至上等理念格格不入，其残余影响仍然存在，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障碍，已经成为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瓶颈”，必需用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取而代之。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先要厘清三个基本概念公民社会------公民-------公民文化。

所谓公民社会，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们又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作为公民社会组成要素的民间组织具有五个显着的特征，即组织性，非官方性，非盈利性，相对独立性，自愿性。公民社会与臣民社会是相对应的概念，并分别与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相适应。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的产物，臣民社会则是小农经济和人治社会的产物。公民社会政治上的特征是民主和法治（宪政），经济上的特征是明析产权的市场经济，文化上的特征是自由，特别是心理结构上国人完成了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这些特征本身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内在构成要件，所以说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根基。这样的社会人们安居乐业、社会繁荣昌盛。基于臣民而建立的国家就是传统的威权国家，基于公民而建立的国家就是现代的民主国家（公民国家）。它基本单位是具有权利意识、自主意识、程序规则意识的现代公民，而不是臣民。“公民”的概念渊源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限于篇幅，本文只能阐述公民的一般涵义。《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公民（citizenship）“个人同某一个特定国家或政治实体间的法律上的联系；根据这种联系，享有某些权利、特权以及因其效忠国家而享有受保护的权利，同时也承担各种义务”。[4]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可以看出，公民身份意味着：一、个人与国家互负义务。这是对臣民国家单方面地向个人施加义务的政治状态的否定，从而避兔了暴政。二、个人之间的平等。这是对维护个人在国家中的不同地位（等级和特权）的政治状态的否定，从而排斥了特权。三、个人作为治者与被治者的统一。一方面，个人是国家统治与管理的对象（离开了这一点，社会会是无政府主义的）：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和法律又是在个人以公民身份的参与下运作的（离开了这一点则是专制主义）。亚里士多德即认为“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是自由的构成要素。总之，公民身份标志着社会生活处在无政府主义这一端点与专制主义这一端点的中间状态，表明政治的民主化。何谓公民文化（civilculture），《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一种有关民主制度稳定的心理分析理论”[5]，解释似乎过于概括。我国公民文化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数学者沿袭了阿尔蒙德参与型复合政治二分化的提法。如学者丛日云认为，公民文化即民主文化，是与民主制度相耦合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属于民主制度的隐结构。[6]公民文化与民主制度是二为因果、相互推动的关系。一方面，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便不能健康运作，也难以巩固和维持；另一方面，民主制和民主生活是培育公民文化的摇篮，如果没有民主制度架构下公民的经历和体验，没有民主制度的教育和训练，公民文化也不会发育成熟。又如学者李传柱认为，所谓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或政治文化，就是指处于一定的历史一社会一文化条件下的权利义务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过程、政治产品等各种政治现象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态度与倾向。[7]它包括公民的政治知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信仰、政治安全感、政治效能感和政治技能等。这显然也是对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的发展。

朱学勤指出：“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和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因此，公民意识首先姓‘公’，而不是姓‘私’，它是在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与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至少不会产生在这两者之前。此前民间如有意识，只能是诸多‘私’人意识的集合，．．．．．．在中国，这样的‘私’人集合状态有一个十分自然的名称，就叫‘老百姓’。‘老百姓意识’当然不是近代意义的‘公民意识’”。“老百姓”是众多血缘姓氏的集合体，它反映的是宗法制自然经济的观念残余，与“公民”概念相去甚远。”[8]而我们现在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际上就是要不断克服臣民社会、臣民意识的残余并且培育公民社会、公民文化（意识）的过程，也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具备现代公民政治文化的公民至少具备下列特征：

1、绝大多数公民普遍具有人权、公民权和独立人格意识，摆脱“顺民”、“臣民”情结。人权即人的基本权利，包括自由、平等、财产、安全、追求幸福和反抗压迫等各方面的权利。人权是与生俱来，不可让渡的。人若丧失了人权，即沦为奴(隶)，不复享有自由。公民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是指具有公民身份者所享有的法定权利。独立人格意识就是要改变个体对政府和权力的依附和恐惧，改变长期专制主义条件下的“奴才”、“草民”，“顺民”意识。人权、公民权意识或称权利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宪政民主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条件。

2、破除权力崇拜和迷恋心理，排除集权、专制，树立权力监督和民主意识。民主的基本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为邦本的制度安排与价值观念的总和。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独裁或党派独裁，主张政权民授(通过选举制)、政策决定权民予(通过代议制)和财产民有(财产所有制)、民治(自治)、民享(权力和权利共享)，特别是要确立现代选举制度，解决权力的来源和监督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官员层层向上依附的积弊，真正确立情为民所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3.摒弃人治观念，树立程序意识、法治意识、宪政意识，抛弃“清官情结”，并且确立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法治是指维护人权与民主的法律治理架构，它强调法律至上、法无偏私、司法独立、以法制权、以法治官和正当程序原则。从传统的个人魅力型权威向现代法理型权威的转型，不仅要求社会有完善的立法和法理权威的确立，更重要的是要求公民在社会化进程中逐步树立现代法治意识，建立对法治的信仰，养成依法办事，守法护法的习惯，让纸上的法律变成心中的法律。宪政是建立在人权、民主、法治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其宗旨要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基本人权，奉行民主法治，增进人民福利。必须强调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法律均不得违反宪法，中国要尽快建立宪法审查制度，不要让孙志刚的悲剧再次重演①。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有助于公民明白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对公共权力秉持应有的警惕，防止权力被用来谋取私利和权力异化现象的滋生。

4.责任意识。现代社会和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要使所有公民懂得，权利的获得不会从天而降，要靠每个公民去争取、去爱惜、去维护、去发展，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特定时期交叉重迭。每一个公民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少数人的逃遁表现出来的责任意识的缺乏令人忧虑，“非典”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公民教育的公共大课。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什幺样的公民就有什幺样的政府，有什幺样的政体。只有当公民们普遍具有责任意识，才会有负责任的政府与负责任的政治。

5.纳税人意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所言，培养纳税人意识是迈向公民社会的门槛。纳税人意识，由此又可引导出参政、议政、督政意识。政府和公务人员是由纳税人养活的，而不是相反。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人民雇佣的仆人，是人民花钱雇佣的服务机关，是人民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人民。因此，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父母官”。公民应该依法纳税，同时作为纳税人应该享有知情权、监督权和质询权。公民有权要求政府报告税收情况和税收支出情况，有权对政府的税务行为、财政行为和公共事务提出质询，有权对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督察直至依法起诉和控告，最终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更换自己雇佣的“公仆”。政府和公务人员通过税收拿了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应该热心地为纳税人提供令他们满意的服务，而不是刁难，公民对政府和公务人员有批评、监督、甚至有更换其的权力，却无感恩戴德的必要。作为公务人员，如果嫌拿的工资不够多，完全可以另谋高就，但决不允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公务人员违法，更应依法惩办。否则，公民对法律的信念永远也不可能建立。因此，不仅公民要树立纳税人意识，政府和公务人员更要树立纳税人意识，他们的被纳税人养的意识才可以引申出“公仆”意识。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程已艰难地走了一百多年，我们付出了巨大惨痛的代价，但是成绩却不大，以致被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仍然充满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反思我国的现代化历史，我们发现有一个环节一直被严重地忽视了，那就是“人的现代化”，因此，李慎之先生1997年11月2日在《改革》杂志的座谈会上说：“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我们没有培育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没有能培养出不但能自尊而且能自律、不但能自强而且能自胜的独立自由的个人，没有能培养出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独立自由的个人，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最深层次的差距。我们可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甚至是制度，但是唯独不可以把把整个国民置换和移植掉，人的现代化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人的现代化也最为艰难，这不是那一个人，那一部分人存在地问题，而是全民族人人都存在的问题，封建主义统治了几千年，在政治上早已经被打倒，文化上也曾经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长期积淀形成的道德观念、伦理结构、思维模式、文化心理结构却并没有真正改变，而且早已牢牢扎根于潜意识领域，以集体无意识状态（所谓的潜规则）左右我们的思想指向、行为指向和价值指向，致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生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即使伟人也未能幸免。我们历史上许多惨痛教训以及当前社会转型的困难都与它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社会是一有机整体，社会、经济、政治以及人自身的文化观念素质构成社会的基本层面。社会各个基本层面是相互决定、相互推动的。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化的最终完成必然表现在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因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体制——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的真正落实和完善，离不开人的素养和社会文化的现代化的支撑。以《走向现代化》一书闻名于世的美国社会学家A·英格尔斯，在六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比较性社会调查；每个国家访问了一千人，包括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其它阶层的人员。他调查的主要结论是：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他有两段耐人寻味的话：“痛切的教训使一切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己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9]“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10]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史表明，公民意识的缺失是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化的最终完成必然表现于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不但是是现代化的必然前提，也是现代化的必然归宿。因此，呼唤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越来越成为关系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容忽视的课题，人的现代化问题需要全民族觉醒，需要全民族人人反思，也是建设政治文明的迫切需要。

三、培育公民文化的途径

中国的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尚处在生长、发育的初级阶段，不是在中国传统经济和政治根基上自然生长出来的，问题累积成山，工作千头万绪，因此要提倡力行、反对空谈，提倡社会运动，需要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下面这几项工作，我认为是长期性的，也是奠基性的：

首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培育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公民意识、公民文化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市场经济则是它成长发育的沃土。小农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至少有以下几个恶果:一是形成人们对土地，地主的人身依赖关系，进而形成等级制度，特权制度，形成身份社会和封闭保守心理；二是养成人们对家庭家族的依赖，进而形成亲情礼法大于法治的传统，养成崇古崇长崇老的心理；三是养成人们对男性家长的依赖，进而形成依附仆从心理。这些恰好是哺育臣民社会的沃土。而市场经济的建立则为公民社会的建立开辟了道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不过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规则和规范在政治权力的组织、运行方式和实现方式的运用。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会激发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市场经济的自由、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生活的表现就是权利平等和人身自由；市场经济的契约合同规则，在政治生活的表现就是法治社会而非身份社会。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努力的方向主要是打破地区封锁，地方保护主义，使商品和各种市场要素自由进出各地市场，打破特殊行业的行政垄断、尽量减少行政审批和行政干预，切断权力渗透、控制市场的渠道，使权力寻租失去土壤[11]，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当前，特别是要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培育多元利益主体。我们认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并非仅仅在于经济总量和经济指标增长了多少，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的利益结构，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在单向控制的利益体系中，个人利益绝对隶属于国家和整体利益，下级利益隶属于上级利益，政府权力的触须深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国家利益吞没其它主体利益的情形，现在个体利益日益得到尊重和保护，随之而来的是公民个性的日益张扬和社会活力的增强。在公民社会和民营经济冲破国家垄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到今天，谁也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谁也无法把历史的车轮倒转回去。因为经济的增量，对外贸易的增长，财政税收的增加，人民的就业和福利愈来愈依赖民营经济的发展。由此，使得愈来愈多的人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对权力迷恋的“官念”正在逐步淡化，例如浙江温州两位副市长和正副政府秘书长辞职经商，特别是副市长吴敏一是一个留学美国、仕途很顺、大有政治前途的年轻干部[12]；愈来愈多的人们逐渐摆脱一无所有的贫困状态,愈来愈多的人们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并逐渐生长出一个人数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由此，使得自由、财产保障、人权、法治、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宪政民主和政治改革不再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和先知先觉者的呼吁，而日益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正如马克思所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多元利益主体的政治诉求是政治民主的动因，昂格尔也曾经论述道，多元利益集团是法律秩序即法治出现的一个基本因素，在欧洲历史上，君主官僚政治、贵族特权、第三等级即中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对于西欧法治的成长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多元利益之间没有谁能消灭其它对方，必然产生妥协，“统治者不得不放弃一些自由裁决的权力，而贵族和第三等级则需要放弃某些摆脱政府的独立性。正是通过相互的调和和让步，法律秩序才得以出现”。[13]新一届国家和地方人大、政协中多了一些民营企业家是可喜的现象，民营经济的存在，为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提供了需求，也提供了基础和必要条件。因此，我们想要通过坚持不懈地政治改革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首要的事情就是发展民营经济，壮大中产阶级，培育公民社会。我们所倡导的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扫除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并且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和制度上的保障，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第二，培育公民社会，建设政治文明，当务之急就是实行教育理念的变革和教育制度的创新。文化是制度之母，民主和法治是外在的制度体系，它们需要内在无形的公民文化相适应。没有公民文化的充分发育，民主和法治不能真正巩固，也不能健康地运作。培育公民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使之内化为全体人民共识的过程，这离不开一个大规模的深入持久的民主思想启蒙运动，因此有赖于一个有效的途径：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可分个体习得和社会传播两方面。社会传播作为培育公民文化的主导方面，在我国体现为政治教育，我国是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之一，但却是最缺乏公民教育的国家之一。李慎之回忆，在他上中学时期，有一位中学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给他们开《公民》课，阐明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对他影响很大。他生前的一个遗愿是编一套中学公民课本，十二册，备六年十二个学期用。他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幺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14]当前我国的政治教育面临着诸多困境--教育内容空洞化（说教），教育过程形式化（走过场），教育手段单一化（老一套）、教育效果虚弱化（耳边风），为此，必须适应时代要求，探索政治教育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时展的趋向要求政治教育要由意识形态的灌输转向为培养合格的或优秀的公民服务，也就是转向公民教育的轨道。“学校是系统的、专门化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学生通过系统的政治学习和其它老师及同学关系的相处，初步了解政治生活的规范化特征，并开阔自己的政治视野。这一时期是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意识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15]因此，学校在培养合格公民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16]这就要求对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进行大变革，也要与时俱进，实现从革命党的政治动员式的教育向执政党的国民教育和公民教育转变。我们讲教育首要的和最终的目标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这里讲的“人”不是“臣民”、“顺民”而是现代化国家的“公民”，普及和提高全体国民的公民意识和宪法观念，这是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在教育目标上，要以塑造适应民主政治要求的社会主义公民为指向。包括：要协调和引导公民的政治心理；要帮助公民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要引导公民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理念；在教育内容上，要注意系统的公民教育，培育公民意识。就道德意义而言，包括自主意识与独立人格，集体主义意识，公德意识；就法律而言，包括权利意识，主体地位意识，法治观念等；在教育途径上，除了保持传统的理论宣传优势以外，更要着重从实践入手，正确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予，“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17]，引导公民的民主实践，增进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民主程序的了解，传授公民政治知识，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技能；引导公民选择切实可行，与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政治参与形式，使新时期的政治社会化更加切合实际，更富成效；在教育手段上，既要积极改进传统的教育手段，又要充分运用新的技术手段，使教育形式多样化，扩大受教育范围，深化教育程度提高教育效果。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篇4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蕴积了深厚的传统伦理道德。我们在建立、发展护理文化的过程中，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与美德，用救死扶伤、不谋私利，献身事业、不贪名利、广施仁爱、不计报酬的要求来规范护士的言行，使护理事业日益兴旺发达，这就是“以德兴护”的深刻内涵。发展护理文化，一定要将“以德兴护”作为中心理念。在科室的护理文化建设中，将“以德兴护”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为护理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并从护理文化理念提升为一种人生信念。

2建设具有一流文化素质的护理队伍

建设一支有着文化素质一流的护理队伍，是建设、发展护理文化的根本保障。否则，护理文化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流文化素质，是指除了合格的学历和一定的医护理论之外，还必须要有三种精神。

2.1无私奉献――崇高的献身精神护理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与人的生命质量密切相关的事业，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幸福、安宁。为了这一伟大的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无一丝的私心杂念，这就是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在这方面，我们以南丁格尔和优秀护士为榜样，感受她们为了人类健康而自觉献出一切的优质品质，把为了事业而无私奉献作为自己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2.2终生学习――可贵的进取精神当今世界，处于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无论何种职业，一张文凭定终身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要使自身的专业水平与文化知识不落后于时展，只有一种途径，那就是进行终生学习――连续不断的专业学习与文化积累。终生学习，作为一种可贵的进取精神，是一个优秀护士保持一流文化素质的根本性途径。在我院的骨科护士，都认识到终生学习的重要性，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参加大专课程学习已蔚然成风，制订近、中、远期学习计划，同时主动自觉地参加护理部、科室组织的业务学习，直至终生。还有的参加进修、阶段培训，有的进行专业自学，或阅读各种护理报刊。终生学习在科室已深入人心。了解护理发展现状与信息则是大家除上述学习之外的一致行动，护士们的自身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12名注册护士中大专毕业的有6人，还有3人在继续大专学习。

2.3亲密合作――优秀的团队精神护理活动，需要个体的优秀表现，更需要团队的合作精神。因而无论是对患者的临床护理，还是院外的延伸服务，都要依靠科室或与外科室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而团队使用的含义不仅仅是指许多人在一起工作共同完成某一件事，更重要的内涵是具有高度文化素质，但持长不一的多个人努力发挥自身优势，从不同的层面上尽力，在各自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共同出色地完成某一项任务。只有具备了较高文化素质的人群，才能充分地发挥团队合用的威力，因而，团队精神也是护士文化素质的具体表现。就骨科而言，患者从骨折发生到痊愈，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如缺乏团队精神，很难保证护理的高质量。本科室的护士，认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把每一个患者的全程护理都当作一次团队合作的实践，保证了护理质量，赢得了患者的赞誉。今年，在大雪突袭，骨折患者骤增的紧急情况下，本科室护士与外科室的医护人员密切合作，配合默契，圆满地完成了治疗护理任务。

3推行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文化护理模式［2］

2000年，中华护理学会与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通力合作，概括出了中国文化护理的定义。情、理、知、行，即关怀照顾、伦理道德、知识、实践。也就是说，文化护理以人的健康为中心，而这个中心是建立在关怀照顾、伦理道德、知识实践的基础上的。我科在护理工作中推行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文化护理模式，要点如下。

3.1整体护理――文化护理的需要整体护理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护理模式，以患者健康为中心，具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从多角度、多层次满足患者的生理需要与健康需求，表现出极强的文化性。我科有幸成为我院整体护理试点科室。在此基础上集中体现了文化护理的基本理念。数年来，整体护理的实施结果，大大地提升了护理质量，营造医院护理文化氛围。这足以证明整体护理与文化护理息息相关。

3.2人文服务――文化护理的关键何谓人文服务，即在护理过程中，处处体现出对患者生命与健康、权利与需求、人格与尊严的关心与关注，并为之竭诚服务。这是实施文化护理的关键。本科室的全体护士认识到人文服务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实施文化护理的关键。人文服务渗透在整体护理之中。护士们始终以患者健康为中心，一切为患者着想，处处关注患者的权利与尊严，时时关心其身心的需求，“只有患者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3.3健康教育――文化护理的重点文化护理的理念是从疾病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任务是帮助患者恢复健康，并帮助健康的人提高健康水平，由此，健康教育诞生了，并成为当前医疗界的一大热点。又是文化护理的极重要之点。本科室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从整体护理开始，取得良好效果，我科的健康教育以住院的骨折患者为对象，对其进行入院宣教，术前、术后宣教，早、中、晚期功能锻炼的宣教等的健康教育活动。护士们详细地向患者介绍了骨科知识和疾病诊断、病程、预后，并发症以及治疗护理方案，在每一检查之前，介绍其检查手段的必要性，注意事项，配合要求。检查完毕，及时反馈检查结果。患者出院后，护士们进行延伸的宣教，通过这样的健康教育，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

3.4无缝隙护理――文化护理的途径随着护理服务领域的不断拓展与延伸，护理工作已渗透在预防、治疗、保健、康复等方面。护理服务于人的生老病死全过程，为其健康提供保健常识，预防疾病，在其患病时提供治疗与护理，使其康复，在其康复后，又进行跟踪护理，让其注意保健，防止再次患病。在疾病与健康不断交替的过程中，护理始终发挥作用，提供连续性无缝隙的护服服务，有效地保证了人最大限度的健康水平。可以说，文化护理通过无缝隙护理实现，无缝隙护理是文化护理的主要途径。目前能做的是：（1）向社会广泛宣传有关的卫生知识，把防止骨折、骨质疏松等作为宣传要点提醒人们防患于未然；（2）对住院患者提供优质服务，使她们尽快康复；（3）对已出院者，借助现代的通信设备进行宣教，让患者及时复诊、回访，尽快恢复健康，保证生活质量，并预防再次患病。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篇5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文化建设的差距日益拉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及其文化服务虽然在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艰苦努力下有所改变，但尚未从根本上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协调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在整体上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或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也因考量指标的影响而忽视乡村文化的建设，有的地方甚至只字不提乡村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没有文化全面渗透、全面支撑的城乡一体化是片面的、蹩脚的一体化。不能从思想文化上关心农民的精神需求，关注农民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关切农民的文化承传与创造，是难以从农民的心性发展上表达社会的文化关怀和文化责任的。一方面，社会文化成果享有的不平等，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造成乡村新的知识贫困、科技贫困、智力贫困；另一方面，乡村所蕴含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将会被忽略而失去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不是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而是体现在乡村。现代城市加速扩张的危机日益明显，“城市病”日趋严重，向自然回归、远离都市、重返乡村，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加速发展乡村文化不仅是解决城乡矛盾的路径之一，而且是保证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致泯灭的战略举措。

怎样发展乡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设那样修建图书馆、群艺馆、大剧院、电影院等，在现阶段是很难做到的。最近，我们在成都一些乡镇调查发现，为精简机构裁员，不少乡镇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员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业设施不够健全，有的镇电影院成了危房。我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同时，国家将会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彻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但在目前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较少的情况下，我认为，绝不能“等靠要”，而应抓住国家加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机遇，积极推动乡村文化走上产业化道路，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优势，改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把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乡村文化产业化将会改变传统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等)的经营观念和产业格局，扩展农民职业内涵，农民不仅可以耕田种地，而且可以从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演展等第三产业，使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深刻变化。这不仅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劳动素质，调整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乡村市场竞争力，而且将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文化产业在乡村的发展和壮大，是富有超前战略意识的举措。中国乡村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从总体上审视，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承载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乡村文化，显示出无比诱人的文化韵味。它与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和对比。这正是乡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异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地域性、个别性、差别化方面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予以优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场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打造出独特文化品牌。

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历史人物、神话传统、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竞技游艺、民俗风情、村寨文化、园林艺术、民居艺术、古镇风貌、祠堂庙宇、乡村教育、风味餐饮、生活智慧等等，保存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现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魅力。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首先应对这些资源进行盘点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资源清楚，然后按照优先发展原则，对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资源进行产业转化；对一般性的具有生长可能性的文化资源维持伏，不宜匆忙开发；而对那些非转化资源予以有力保护，绝不能破坏性开发，以确保乡村人文生态的平衡。对这三种资源分门别类和科学开发，有利于乡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乡村文化产业持续健康推进，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和发扬。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传媒信息、现代生活方式不断进入乡村，农村和小城镇民风的民俗正在逐渐消逝。这一方面，让农民享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成果，是全社会整体进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乡村特色文化也会因民俗风情的失落失传而失去独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应有意识地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进行现代性改造，吸收传统民俗文化中科学有益的养料，培育村民们的文承传意识，开展民俗风情演艺，吸引社会公众前来参与体验。在这一过程中，绝不能把农村落后现状等同于原生态文化，把原汁原味当作文化底蕴而不按照现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审美观念来加以改良改革。因此，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是和盘托出某种文化资源，而是按照现代产业生产要求和规律，根据文化消费市场的变化，精心呵护乡村文化，精心打造乡村文化，精心发展和丰富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产业要立足市场、走进消费，面临着多样化的路径选择。一是可以通过特色乡村文化旅游来推出文化产品(这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吸引城市和外地游客前来感受独有的淳朴的乡村生活风味；二是可以通过体验经济来多样化展现乡村文化的参与互动魅力，将乡村生产、生活、民俗、农舍、休闲、养生、田野等系统链接，打造乡村文化产业链条；三是开发乡村石器、木器、竹器、藤器、草编、剪纸、泥塑、砖雕等土特名优工艺品，组织农民进行特色文化产品加工生产和经营；四是组织乡村歌舞、乡村竞技、乡村风情、乡村婚俗、乡村观光、乡村耕织、乡村喂养等表演和竞赛活动，提供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服务；五是开展乡村休闲娱乐、地方风味餐饮、感受乡村生活等活动，为城市老年人、为国外旅游者提供居家式服务和自助式生活服务；六是开展乡村文化历史文化展览，生动系统地反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特色和历史，开辟针对中小学学生的乡村文化教育基地，等等。这些经营方式，仅是乡村文化产业的基本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应鼓励和支持乡村文化产业运营创新。因此，我们的创意、策划、咨询机构和文化艺术专家应重视乡村的建设，走进田野，走进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帮助和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的项目定位、产业布局、经营管理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高度，科学发展乡村文化产业。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篇6

边境文化精神是指边境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模式、伦理观念、审美情趣、行为准则等文化传统和文化共识。边境文化包含边疆民族文化、域外文化、迁徙文化、农牧文化、抗争文化、宗教文化、神秘文化以及内地主流文化等多重文化因素，具有民族性、杂糅性、开放性、兼容性等特点。正是如此，边境文化对自身文化价值、文化思想、文化精神的认识和理解，往往随着边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处于不断的流变与发展之中，表现出多元的文化格局，多样的文化思潮，多变的价值观念，既有优雅的基因也有劣俗的土壤，既有先进的因素也有落后的影子，既有主导的内容也有干扰的杂音。然而，文化精神是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要提升一种文化精神，必须坚持先进的文化方向，强化文化主流意识。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发展的进程中，边境文化必须理性凝缩边境地区人民的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意义，广泛凝聚边境地区社会思想文化共识，剥离一切庸俗化、媚俗化、鄙俗化的文化思想，努力成为推动边境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智力手段。因此，边境文化必须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旗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高雅的审美情趣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努力成为边境地区兴边富民、崇德敬业的精神魂魄，成为边境地区各民族充满活力和自强不息的动力源泉。

二、引领边境文化理论创新

要激发边境地区文化创造活力，自觉地推动边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要调动边境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对边境文化本质、文化内容、文化功能、文化生产等文化理论问题的研究，在边境地区社会文化各层面中，深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并在实践中引领边境文化理论创新发展。一般来说，文化活动中包含着价值活动，文化活动是价值观念的表现形式，价值观念是文化活动的核心内容，但是，价值都有其客观的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核心价值观念就是价值等级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因此，一方面要结合边境文化特点，切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研究，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崇高性，进而通过平等、协商、对话的方式，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边境文化理论创新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要针对边境文化的地位、作用、性质、内容等问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精神导向，努力创造一系列原创性的文化理论成果，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感召力与整合性。

三、引领边境文化心理认同

边境文化形成以后，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会凝结成特定的文化模式，发展成独特的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又会影响人的心理活动。边境文化心理主要是指边境文化传统中，边境地区人民最普遍的自我意识或自我理解的心理状态。心理认同是指认识与情感的一致，是认知与行为的统一，是把外在的思想观念移入内心并积极外化为自觉行为的不断强化的逻辑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判断国家、社会、个人是非善恶的基本标准，是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凝炼、提升和弘扬，在边境地区思想文化发展中，均有深厚的思想积淀和理论基础，但是，只有被边境地区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理解和认同，才能成为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的价值引领和价值追求。边境文化心理认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的一致，是提升边境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前提和基础，是促进边境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力量，因此，要善于利用边境地区丰富的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提高边境地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认同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边境各族人民的喜好与风气、民约与乡规、崇尚与禁忌等风俗习惯之中，消除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拒斥心理，为边境各族人民深刻理解和真实认同，寻找到历史与现实的坚实根基。在此基础上，通过边疆生产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具体行为，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引领边境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

四、引领边境文化实践发展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那么，任何文化思想理论也都必须经过具体文化实践形式，实现从观念到实践的转换，也只有在文化实践中文化思想理论才能得以沉淀、检验和发展，否则，任何文化思想理论不管多么正确，其意义和价值都缺乏说服力。边境文化实践是指边疆人民在建设边疆过程中，通过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创作、文化产业、文化消费、文化交流、道德践履等文化活动，创造文化产品和形成精神成果的对象化活动。在文化实践活动中，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边境文化建设，必须真实地反映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和美好愿景。因为，边境地区的人民群众才是边境文化实践的真正主体，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融入到边境地区人民群众具体多样的实践活动之中，密切关注边境地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边境地区人民生产生活，才能够真正促使边境地区人民群众投身于边境文化建设之中，使边境文化焕发生命力、富有创造力和增强凝聚力，才能够真正使边境地区人民群众得到精神生活上的实惠，使边境文化成为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精神动力。

五、引领边境文化制度建设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文化实践，文化实践要通过制度来规约。边境文化要科学、健康、持续发展，必须重视文化制度的价值引导作用。这里说的文化制度不仅仅是指文化艺术的创造、交流、管理等种种规定，还包括对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社会生活具有调适功能的文物制度、法律制度、宗教制度、家庭制度、社会组织形式、民族风俗和社会禁忌等等。马克思主义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成果，是引领当代社会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强大武器，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动力，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内核，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根本，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要在实践中引领边境文化发展，并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必须注重文化制度的设计与构建，以制度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落实，防止边境地区具体文化制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相背离。在实际工作中，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作为意识形态的“软约束”与文化制度规约的“硬措施”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落实到边境文化具体的政策规定、法律制度、文明公约、道德规范、行为准则、评价机制和社会管理等诸方面之中，用以引导和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这样才能收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功效。特别是在当前边境文化市场中，文化产业的发展追逐利益最大化，容易产生文化畸形，必须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合理排序利益驱动因素，平衡社会利益关系，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推动边境文化健康有序发展。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篇7

根据古小彬《海南客家人》一文介绍：“与大陆仅一琼州海峡之隔的海南岛上，居住着为数不少的客家人，据不完全统计，现有三十多万。主要分布在儋州、定安、三亚（原称崖县）、澄迈、临高、万宁、陵水、文昌、琼中、海口等市县。岛上客家人最早出现在宋代。那时，海南岛上缺牛，客家人便从广东省高州、雷州贩牛到海南用以耕作和食用，居住地域在古儋州客家村——大同村。……从宋代迄今，客家人在岛上居住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历元、明、清、民国。自广东、广西、福建诸省陆续渡海居琼者络绎不绝，从而形成一支客家大军。”

由上可知，海南客家人也是移民运动的产物，那么，客家精神在海南是否得以传承和发展呢？本文试图根据海南网站搜集到的资料，从客家精神中开拓进取、崇文重教、崇先报本、爱国爱乡四个方面进行一番粗浅的探讨。

一、勇于开拓进取、造就了海南客家人。

移民运动，前路遥遥、风云莫测，充满着冒险。客家人发展的历史，正是披艰历险，顽强拼搏的历史。风雨磨难，铸就了他们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性格。“不靠亲不靠戚，全凭自己长志气”、“人有志，竹有节，有志有节世上立”、“山高高不过脚板，石硬硬不过手掌”，这些谚语，正是客家人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极好写照。而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正是客家移民运动得以成功的首先要条件。

据《渡琼客家史概述》介绍：客家渡琼曾经出现过四次高潮。第一次高潮，起于鸦片战争以后，终至太平天国革命前夕。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迫清政府开放广东沿海口岸，而导致在广东的台山、开平、新会、报宁等地的客家人口激增，势力的扩展，逐渐形成“土客相争”，“仇客分声”的局势。在此种局势的威迫下，该地区的客家人为了谋求出路，南迁渡琼，来到崖县、定安和儋县的沙帽岭（又名沙坡岭）山麓等地开山种田，后人就把这批客家人称为“老客”。嗣后，到了同治三年间，因广东西路事件（赤溪事件）及客家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影响，为了避开“世乱”及“逐客”的悲剧，客家人又第二次大规模地渡海来琼，分别居住于儋县、定安、崖县、澄迈、临高、万宁、陵水、琼中等八县的山区，前前后后一共有1万人左右，这也是后人所称的"新客"。这些“老客”、“新客”就是当今渡琼客家人的开山始祖。

三十年代初期，大陆军阀混战不迭，各称霸一方。一些民族资本家和华侨实业家急于寻找一个相对稳定的投资环境，来发展自己的实业。与大陆隔海相望的海南岛因物阜土沃，又比南洋路近一程，正好成为这些实业家所寻求的"海外桃源"，于是一大批客家人就分别从南洋、广东梅兴地区漂流渡琼，在儋县那大、琼中县三脚岭等地，投资经营矿、植（橡胶）业。兴办万发、侨兴、联昌、松涛等公司，创建海南客家街--那大梅兴街和松涛爪哇街。这客家渡琼的第三次高潮，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来客多为殷富商贾巨子，资本雄厚，是海南橡胶种植业的创建人，后因风云变幻，这批客家人也相继转移到南洋去了。(_2o#v-Y(b

第四次高潮是在1949年至1958年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接着人民解放军马不停蹄地南下解放了海南岛。海南建设需要大批人才，当时适逢政府大张旗鼓地征召人才随军南下，开发建设海南，对于那"无用武之地"的梅县客家人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一大批客家人就从梅兴地区随军南下琼州参加队和垦荒队，进住海南各县镇乡村，成为五十年代初，巩固海南，建设海南的主力军之一。

此外，""年代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一大批饥肠辘辘的客家人，分别从广西、广东各地牵男携女、成群结队到海南"找老乡"。还有大批印尼难侨来到海南、进了华侨农场。成了海南建设的又一批生力军。

试想，这些“老客”、“新客”来到海南偏僻山区开山种田，需要付出多少的汗水和辛劳？如果没有开拓进取精神，海南人生地不熟怎么敢来？来了怎么吃得了苦？又怎么能与当地交流融合，并在海南站稳脚跟？

正是开拓进取精神，激励他们以坚恝不拔的毅力、无艰不摧的勇气排千险、克万难，才能在海南岛站稳脚跟，成为海南岛的主人。

顽强的开拓进取精神，还体现在客家人在海南发展实业上。又据《渡琼客家史概述》介绍：三十年代初期，大陆军阀混战不迭，各称霸一方。一些民族资本家和华侨实业家急于寻找一个相对稳定的投资环境，来发展自己的实业。与大陆隔海相望的海南岛因物阜土沃，又比南洋路近一程，正好成为这些实业家所寻求的"海外桃源"，于是一大批客家人就分别从南洋、广东梅兴地区漂流渡琼，在儋县那大、琼中县三脚岭等地，投资经营矿、植（橡胶）业。兴办万发、侨兴、联昌、松涛等公司，创建海南客家街--那大梅兴街和松涛爪哇街。这次客家渡琼，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来客多为殷富商贾巨子，资本雄厚，是海南橡胶种植业的创建人。至海南解放前夕，海南客家实业已发展到较大规模。海南解放后，这些橡胶园大都被国营农场接管，属华南垦植局管辖的西联、西培等八大橡胶农场密集于那大地区的周围，就是以这些客家人开创的胶园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而这些骄人的成就，不也是客家人开拓进取精神的结晶吗？

二、执着的崇文重教精神，培养了海南客家人。

客家人继承中原华夏文明优良传统，历来崇文重教。

客家人在移民运动中，吃尽千般苦，更希望通过教育，让子孙能“学而优则仕；同时为了谋求生路，为了经商、做官，也必须学习文化知识；所以，客家地区向来文教事业比较发达。此外，在客家宗族社会中，宗族的社会地位，往往同家族中士绅学子数量的众寡、学问的高低，紧密相关。高、众者，则家族声隆；低、寡者，则家族不显。各家族为振家声、族威，倾力集资开办族塾，培养族中子弟，望其考科入选，金榜题名。旧时，凡中举人以上者，可竖“楣杆”，以显示功名，借以光耀门楣、光宗耀祖。因此，客家人把对家族子弟的教育当作一桩大事来办。定制立规，写入谱牒。正如学者崔灿在《客家三论》中所言：“客家人办教育的热情源于中原，而又极大地超过了中原。中原人办教育，入学的多是贵族或富人子弟，穷人子弟往往拒之门外。客家人办教育是博施于民，只要是同宗同族的子弟，不论贫富一律收授……”正因如此，客家人勉励儿孙读书的谚语俯拾皆是：“山瘠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补漏趁天晴，读书趁年轻”等，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客家人注重教育的情形。

海南客家人也不例外，始终把兴办教育、培养客家人才奉为金科玉律。清末民国初年，杨梦焦（兴宁人）秀才、叶梦同（儋县南丰头茶人）等先贤创办了那大地区第一间客家学堂--陶江书院。1905年，钟可权（梅县人）、叶元勋（南丰头茶人）、钟鹰杨（南丰深田人）等在那大海北街（今儋州市卫生局内）创建了“客族大同会馆“。民国8年（公元1919年）2月，琼崖道尹饶芙棠先生（梅县松口人）为“客族大同会馆“题匾改名为“渡琼会馆“。1935年邓瑞英（那大合罗人）、李英华（南丰尖岭人）等名贤创办了那大第一间客家小学——那大二高（以渡琼会馆作校址）。1945年至1946年，邓瑞英、梁少海、钟天统在那大创办海南第一间客家中学——中原中学（借那大二高校舍建校），后改为琼西中学（今那大中学前身）。客家人以客家学校、客家会馆为基地，致力客家子弟的培养教育，为弘扬客家精神，继承先贤优良传统作出了可喜成绩。宋后，海南建起“文昌孔庙”、“五公祠”、“苏东坡书院”等名人纪念馆，更加激励子弟“学而优则仕”。至科举制度废止，计共中举人700多名，登进士100余名，从“三代进士”至“公孙尚书”，出现了海南人入朝当官的可喜变化。

三、浓厚的崇先报本意识，凝聚了海南客家人。

历史上客家先人是被迫南迁的，常年背井离乡。游子在外，尚且“每逢佳节倍思亲”，长年迁徙，漂泊无依的客家人对故土的怀念、对祖先的崇拜自然特别虔诚，他们的后裔承传了这种带有儒家观念的传统，色彩更为浓烈。不论迁移到何处乃至海外异国他乡，客家人都不会忘记他们的祖辈来自何处。“摘瓜寻藤，崇先报本”。这种崇先报本意识强烈地体现在他们对祖宗的崇拜上。

广大客家地区几乎家家户户供奉祖宗牌位，各个姓氏还广泛盛行祭祖修谱，翻开客家每个姓氏的谱牒，开宗明义必有“树有本，水有源”这则谚语，必然少不了详细叙述氏族的起源、衍播。诸如“离乡不离土，离亲不离祖”、“天有日月，人有良心”之类的谚语俯拾皆是。目的在于告诫子孙后代，无论贫富贵贱，谁都不能忘记自己根之所在，本之所依。大陆各地，客家各姓宗亲，每年春秋祭祀祖宗，有的客家老年华侨、华裔，十几二十次返回祖国寻根问祖，深情感人。

基于这种崇先报本意识，海南客家人还注重“走遍天下，乡音依然”、“宁卖祖宗田，唔忘祖宗言”。据石屋人整理的《儋州客家文化小谈》载：客家话是海南岛八大方言之一，且以那大为著。比较集中的就在那大方圆数十里。据不完全统计，仅那大地区的客家人就有14万人左右，今日的那大不仅是海南西路重镇，也是渡琼客家人聚居的中心，所以，那大地区流行客家话。儋州市南丰镇一直被誉为“客家镇”、那大胜利路一度誉称“客家梅县街”。客家话分布在那大镇及其管辖的石屋管区、侨南管区、白南管区、红南管区、新屋村、菜园下村、合罗管区、前进农场、雅拉农场包括现在归属那大的原洛基镇的洛南、炮龙、茅园等村，及蓝洋镇、南丰镇、和庆镇。被客家文化同化的儋州地区有：西联农场、侨植农场、两院部仔、军屯管区等地区，现在大都流通客家话。在那大基督教堂里，你会听到牧师用流利的客家话诵经做礼拜；在那大的红旗市场、军屯市场不会讲客家话，经商的人是做不了生意的；在收听广播时，同样能听到播音员用标准的客家话播音。在客家村落里，客家氛围更加强烈。比如说儋州市的南丰镇，客家人占百分之九十，只要是在这个镇居住操其他方言的人都会说客家话，如在这里长期居住，不懂说客家话有可能会遭受歧视，造成诸多不便。在这里的客家人要是拿普通话与大伙交流，会被大伙嘲笑，排斥，小看，性质严重的话还会背上一个忘祖的罪名。

海南万宁市以海南话为强势语言，但万宁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却以客家话为主，那就是万宁兴隆农场，万宁的三分之一财政税收都来自兴隆。兴隆客家人对外从来都不说自己是万宁人，来自万宁，没什么事也很少去万宁城区，只有城区的来兴隆玩。正是这浓厚的崇先报本意识，使海南客家人无论走到哪骨子里深深都知道自己是个客家人。

四、强烈的爱国爱乡精神，成就了客家人的重要贡献。

客家人因为逃难而离乡背井，在处处无家处处家的颠沛流离中，亲人、故土分隔天涯的切肤之痛，使他们与汉民族其他民系相比，爱国爱乡之情更加强烈。对家园的安定，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崛起有着强烈的渴望。这种情怀在客家谚语中得到充分的反映：“有土才有花，有国才有家”、“国富民强、国破家亡”……表达的是强烈的爱国爱乡之心。又如：“背井离乡，故土难忘”、“别人的龙床，不如自家的狗窝”等，抒发的是深沉的爱乡之情。

客家人的爱国爱乡观念，同样体现在海南客家人身上。他们把爱国爱乡之情融入海南岛的开发和建设之中，为海南岛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远在道光元年，阳江渡琼客家人麦万杨三公（名开献）就在和庆海岸河上游的船肚村附近，独资建造一座长50米，宽2米，高5米的船肚石拱桥，该桥经历了150年的山洪暴雨的冲刷，至今仍完好无损。

清代光绪年间，儋州、临高发生土客争端，纷扰着百余村。时任琼州镇标的儋州市南丰镇客家人钟鹰扬，在阳江县征匪治邦卓有政绩，闻讯便回海南举办保卫团局，会同乡人除暴安良。与此同时，又与梅县籍钟可权、兴宁籍杨问蕉等，创办海南岛上第一间客家会馆——客族大同会馆，安置了大批从大陆来琼的客家人。

在革命战争年代，海南客家人踊跃参加革命，陶江反击战、那大战役、石屋的五岭庙战役等无不留下客家前辈前仆后继、奋勇战斗的足迹，侨南村、陶江村还是儋州市出名的革命老区。

在教育方面，如前所述，许多客家人热心建校办学、或慷慨捐资助学，为海南客家子弟的培养、海南教育事业的繁荣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经济开发方面，渡琼客家人的建树尤为卓著。1904年，秘鲁客家华侨曾金城先生（番禺人）就在那大创办侨兴有限公司，经营矿、植业，开采大宝山锡矿，开辟白南、五岭一带的胶园，他是海南橡胶种植业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至1936年，北美客家华侨吴业添先生（新会人）集资兴办联昌公司（今国营西联农场前身），第一次大规模从南洋引进橡胶苗定植。马来西亚客家华侨郑任良先生（梅县人）在琼中三脚岭创办松涛华侨实业公司。蔡惠植、赵彩兴（梅县人）在那大办起兢业胶园；范其禄在那大石屋开辟“其禄“胶园；邓瑞英、邓瑞文、邓德辉等人在那大合罗分别开辟“刻刻“、“生生“、“兄弟“胶园；杨秀春、梁少海在兰洋南罗分别开辟“清白“、“茂山“胶园；钟南歧、钟翔歧、钟宏歧、钟明岐等兄弟在兰洋加老分别开辟“南歧“、“翔岐“、“宏宏“、“岐山“等胶园；邱文蔚、陈道允、钟波平、彭志贤等人在南丰那旦等地开辟“文蔚“、“道允“、“波平“、“志贤“等胶园。这些橡胶园大都于1935年创建的，儋州客家人的经济收入大都是橡胶，所以儋州的原始橡胶产业一半是客家人生产的。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篇8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无论在哪里，“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定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依然显现着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淫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网络。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封闭瞒顸必定落后挨打，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们曾个案研究中国历史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时期──“宋辽夏金元”。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既不同于“三国”汉族政权的鼎足对垒，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国”民族政权喋血争雄或南北朝的对峙逐鹿，又与“五代十国”的征战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跌宕，勾画出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汇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画卷。置此四个半世纪于历代文化沿革脉系，大体依循文化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结构体系，从科技文明、礼制风俗、文字教育、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学术思想诸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与时代特征的阐释，展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异并存的重要时期。高度发达的两宋文化居于主导，与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绘织出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间交流融汇的场景，体现为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13)

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学习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居于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争鸣”而催生，与释、道之学辩诘交流而发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学历数千年流变、演化，直至新文化运动，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地不界南北、时不限千年、人不论朝野、族不分“华”“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积淀，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会通和整合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只有儒学一家，春秋战国儒、墨为显学而诸子并立；秦代“事皆决于法”而汉初大兴“黄老之术”；隋唐盛佛学、宋明兴理学而“三教合流”……。仅说儒学，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新儒学也有程、朱、陆、王之别，何况还有“荆公新学”、“浙东之学”、“泰州之学”等先后并立。确切地说，从不存在“独此一家”，即便在儒学立于“独尊”的汉武帝时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过“儒术”，而时政多用法家学说，所用之人桑弘羊、孔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皆法家主张。更何况历代统治不外“内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虽无绝对的“儒一家”，却并不影响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高潮：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4)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高潮：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15)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分析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史。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各显异彩，使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中华各民族虽然经历各异、发展阶段也不同，但随着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的加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繁荣各民族的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各民族的时代任务，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等，都为文明古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来文化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无论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还是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中华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传统时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变，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惊了千年古国，中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儒家文化才让位于现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视，尤其针对“后工业社会”的一些弊病更显示其独特价值。应当说，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诸要因外，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所蕴涵的生命力这一点值得认真研究。史实证明：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从来都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交融会通中发展的，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进步与落后问题，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始中国从先进国家变为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度，实际上，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程度都没有停滞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会这一时期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显现出强大的生机，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这说明参照系之于评判的重要意义。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西方国家在步入近代时主要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启蒙思想的基础，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说明文化的选择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承继状况以及现实需要等等的制约。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中，争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专制与迷昧的黑暗中奋争的中国人，首先要选择“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此，选择是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受到文化传统的规制。当选择不适应民族文化发展需要时就会失败，选择不符合时展要求时，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会受到阻碍或惩罚。因此，选择是以人类进步文化、代表时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有机过程──即文化创新过程。这一过程符合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与选择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认知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把握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体──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基础。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进行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摄取和整合，这当中选择性是关键。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振兴

谈民族文化问题，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17)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社会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19)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20)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21)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参考：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旅游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现在，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的发展问题，这就为区域民族经济变革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区域民族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把握时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不应忽视其基础──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汇聚而成，从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这三者往往交织叠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与特性。

注释：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4)《论语·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书·五子之歌》。

(7)《左传·襄公十一年》。

(8)《左传·隐公六年》。

(9)《墨子·辞过》。

(10)《孟子·尽心下》。

(11)《礼记·儒行》。

(12)《墨子·兼爱下》。

(13)参见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拙作：《“国”是锁不住的》，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15)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继愈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共经历了汉、唐、1840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见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页。

(1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7)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9)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篇9

1.1总体检索情况分析

在中国知网(CNKI)上，运用高级检索模式，将内容检索条件设置为:乒乓球，将检索控制条件设置为:发表时间:2000年1月1日到2012年12月31日。在运行检索之后，共检索到7702条结果。

1.1.1按年度分组

按发表年度分组，每一年度所发表的与“乒乓球”相关的论文篇数如表1所示。从2000年到2012年的13年间，每年度的文献发表数量的情况上来看，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2000至2005年间是一个发展阶段，文章数量基本属于持平状态。2005年是一个拐点，2005至2008年间与“乒乓球”相关的文章数量明显上升，到2008年度达到顶点，这种情况的发生，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无关联。奥运会的举办使人们更多的关注体育、关注国球。作为体育工作者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乒乓球运动的物质、技术和精神等方面。2008年后出现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就是所谓的物极必反，从迎接奥运会对体育的全面关注到奥运会结束之后遭遇“真空期”。2008至2012年间的文章数量虽与2008年当年比较稍有下降，但是其总体趋势仍然呈现上升趋势。

1.1.2按机构分组

按研究机构分组，本文选取了论文篇数排名前40的研究机构进行了数据统计，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分析出，2000至2012年间，对乒乓球进行研究并公开的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19个省份，分别是:北京、湖北、上海、广东、辽宁、江苏、河南、陕西、天津、河北、湖南、山东、广西、陕西、福建、吉林、四川、浙江、哈尔滨。专业体育院校，尤其是本省乒乓球运动发展较好的专业体育院校所在省份排名均比较靠前。

1.1.3按作者分组

按作者分组，本文选取了篇数排名前40的作者进行了数据统计，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关于“乒乓球”方向论文的作者主要分布在12个省份，分别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辽宁、武汉、广西、湖北、河北、天津、河南、重庆，其省份分布情况如图3所示。

1.2博硕论文检索情况

通过中国知网在限定“2000-2012年博硕论文”的基础上输入“乒乓球”共查询出博硕论文683篇，除去与乒乓球间接相关的论文248篇，剩余直接相关论文共435篇，其士论文14篇，硕士论文421篇。在这435篇博硕论文中，“体育竞赛”方向的论文124篇，占28.5%;“体育教学”方向的论文97篇，占22.2%;“社会体育”方向的论文78篇，占18.0%;“体育管理学”方向的论文61篇，占14.0%;“体育产业经济学”方向的论文43篇，占9.9%;“体育价值文化”方面的论文12篇，占2.8%;其他方向的论文20篇，占4.6%。其中与“乒乓球文化及价值”直接相关的10篇博硕论文中，包含博士学位论文1篇，硕士学位论文9篇。

1.3中文类核心期刊论文检索情况

1.3.1乒乓球文化及价值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知网中利用“高级检索”模式，在限定年份为“2000-2012”、主题分别为“乒乓并含价值”或“乒乓并含文化”，并在“核心期刊”中进行“模糊检索”后，共找到与“乒乓球文化及价值”直接相关的中文类核心期刊论文15篇，涉及社会价值、教育价值、组织文化、外交文化、技术文化等，具体情况如表6所示。从博硕士学位论文和核心期刊学术论文的检索情况可以看出，乒乓球文化及价值相关的论文主要涉及技术文化、组织文化、教育价值、健身价值等层面，而并无立足于乒乓球运动项目本身所展示出的文化现象以及其发展和传播的综合性论述，而针对于在现实情况下乒乓球运动文化的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更是较少。

1.3.2乒乓球发展及其传播的研究

在中国知网中利用“高级检索”模式，在限定年份为“2000-2012”、主题分别为“乒乓并含发展”或“乒乓并含传播”，并在“核心期刊”中进行“模糊检索”后，共找到与“乒乓球文化及价值”直接相关的中文类核心期刊论文27篇。(1)从国内国外角度来看，涉及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的9篇、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的8篇、综合发展的10篇。(2)从研究内容看来，涉及综合性论述乒乓球运动项目本身发展的10篇、运动技术及技术文化发展的5篇、规则及规则文化发展的4篇、外交文化发展的2篇、联赛与俱乐部及相关产业发展的4篇、内涵文化发展的2篇。从对核心期刊论文的检索分析中可以看出，关于乒乓球运动发展的论文有几条清晰的研究主线，包括规则及规则文化发展、技术及技术文化发展、联赛产业发展以及难以做明确区分的，我们所谓的“综合性”的发展。从时间轴上来看，08年是一个分水岭，08年之前关于规则和技术的发展较多，而在08年之后，关乎乒乓球运动项目本身的发展以及其文化发展的论文逐步增加，但也并没有专门从文化角度谈乒乓球运动发展与传播的论文。

22000-2012年间CNKI文献检索文本分析

1964年徐寅生先生对中国乒乓球女队所做的报告《关于如何打好乒乓球》一文成为关于乒乓球文化研究的始动文章，被誉为依据唯物辩证主义研究乒乓球运动文化哲学的典范。刘曾维和郭少安(1974)的《对乒乓球旋转规律的剖析》、沈守仁(1978)的《对我国乒乓球几种主要打法发展趋势的几点看法》、刁文元(1979)的《对进攻与防守理论的认识》、谢琼桓(1982)的《文明孕育体育，体育促进文明》等文章也是乒乓球运动文化研究的前期铺垫。九十年代之后，关于乒乓球运动文化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邱钟惠和吴焕群等(1991)的《世界乒乓球技术和打法演进过程及其规律》、张志杰(1993)的《概论中国乒乓球运动》、PeterVanSch-ie(1993)的《国际乒联关于乒乓球魅力和有关训练调查报告》、黄志玲(1998)的《论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的社会价值》、杨李丽和房欣(1999)《试论中国乒乓文化》等，关于中国乒乓球运动文化的研究出现多元化的趋势，研究取向也由九十年代之前的技术文化向社会价值等方面转变。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关于乒乓球运动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增多，更多学者关注乒乓球运动项目文化以及乒乓球运动项目本身的发展。

2.1乒乓球文化及价值相关研究的文本分析

2.1.1文化内涵的研究

文化内涵是文化载体所承载的人类精神、思想等，是载体的精神实质在文化关照下的体现。目前我国学者关于乒乓球运动文化的衍生过程的研究多是以文化的内涵为逻辑起点进行分析的［1］，其中包括:在有关建国初期的“全民乒乓”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特色“体育英雄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精神文化内涵(陈启湖，2009);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剖析的如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之国民心理等;乒乓“举国体制”与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社会本位群体意识(王阳春、何元春，2007);项目制胜规律与刚柔相济、取法中正的中庸之道观(吴焕群，2009);打法的多样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等(何元春、苏丕仁，2006)。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乒乓球运动的意义已不再仅仅限于体育与游戏的范畴，而越来越多地融入到现代社会文化之中［2］，也已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重要的消费品。

2.1.2分支文化的研究

在与分支文化相关的研究中，近13年来关于乒乓球运动文化的研究脉络主要体现在地缘文化、外交文化、组织文化、技术文化的研究上。多数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待乒乓球运动项目文化的发展，如以地缘文化为视角的乒乓球运动文化传播的地理影响因素研究(于文谦、荆雯，2012)、以具体历史事件为视角(李永安、张瑛秋，2012)和从政治博弈为视角(韩玉娟、刘佳海，2012)的乒乓外交文化的历史发展研究、以心理文化为视角的乒乓球运动心态和价值认知等心理因素研究(何元春、苏丕仁，2011)、以社会团体的行为为视角的乒乓球运动队组织文化研究(白杨，2011)、以技术文化构成(技术手段、技术制度和技术观念)为要素的乒乓球运动技术文化发展研究(唐建军，2005)、以哲学为视角的乒乓球运动发展中蕴含的哲学范畴(钟宇静、王大中，2008)和乒乓球队技术进步的哲学思辨分析(肖天、梁晓龙，2006;梁波，2009)研究等。

2.1.3文化价值的研究

价值在很多领域有特定的形态，如社会价值、教育价值、个人价值、经济学价值、法律价值等等。这些价值的存在是人在不同领域发展中的范畴性、规律性的本质存在。在乒乓球运动文化教育价值的研究中通过结合“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的学校体育目标，参照培养完善人格以实现“育人”的教育根本目的，用乒乓球运动文化的教育价值为我国体育教育价值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周成、王乐，2011)。在社会价值研究方面，主要是关于乒乓球运动具有世界运动语言并体现民族文化特色、体现个性特点的张扬与人格精神的塑造、平民化的发展趋势并体现大众文化状况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研究(谢诚，2004)。也有学者提出，在目前的世界乒坛上，一边是中国的强大，一边是昔日乒乓强国的衰落。这都是因为乒乓球有运动、有竞技，无文化、无专门的乒乓球高等学府培养专门高级人才，缺乏乒乓球理论研究，缺乏乒乓球文化和乒乓球精神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所致(王杰恩，2008)。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乒乓球文化价值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中国乒乓球文化“本土化”现象的特征及其成因的分析上，并提出后奥运时期中国乒乓球文化应走“本土化”与“全球化”和谐发展之路，并在更新观念、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制定传播措施三个层面提出建议，旨在为后奥运时期中国乒乓球文化和谐发展提供一些启示(兰彤，2009)。

2.2乒乓球文化发展及传播相关研究的文本分析

发展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事物的发展原因是事物联系的普遍性，事物发展的根源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即事物的内因。而传播则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关乎乒乓球运动发展与传播的研究不在少数，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是乒乓球运动保持生命力的必要条件，而传播则是乒乓球运动延长生命力的必要手段。近13年来，中国知网上关于乒乓球运动发展与传播的研究集中在两个维度，一个是国内外视角的不同，另一个是针对某一具体乒乓事件进行的文化发展传播研究，如以文化为载体的初级萌芽形态发展、运动技术文化发展、规则文化发展、综合性发展等方面。

2.2.1关于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的研究

除中国之外，目前世界上乒乓球运动发展较好的国家还有亚洲的中华台北、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欧洲有德国、奥地利、丹麦等。其中，日本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始将体育运动的重心转向群众体育，对于日本乒乓球运动的研究主要是日本大众体育乒乓球运动文化或大众乒乓球俱乐部发展策略对我国群众体育乒乓球俱乐部的启示上［3］，而关乎德国的乒乓球运动发展与传播研究则主要在职业联赛的目标制定、职业化发展价值取向、管理机构的制度化设置、俱乐部运营理念、职业联赛产权、球员管理制度等方面［4］。在国外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上，“海外兵团”也是一直以来的研究热点之一，“海外兵团”这一特殊的乒乓球组织文化现象，暂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人才过剩的现状、以非正常手段从某种程度上活跃了世界乒坛，但是其目前发展也面临着种种困境［5］。在对世界乒乓球运动优势转移规律的研究(张秋芬、杨改生，2010)上，有从地理角度展开的地缘文化发展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也有竞技技术转移规律的相关研究。在对世界乒乓球运动综合发展的研究方面，始终不能离开乒乓球核心国家———中国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其对乒乓球运动文化的影响也是可见一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物极必反”等哲学思想也影响着国人对于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趋势的思考。关于目前世界乒乓球运动的非均衡发展的研究、乒乓球人口锐减的研究、乒乓球比赛观赏性降低的研究较多。而关于解决当前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不平衡［6］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变认识，改变心态;国际乒联应完善规程，全球推广;其他各国应加大力度，精心培育［7］优秀的本土乒乓球运动员，变“限制中国”为“世界学中国”，通过文化发展来从意识形态上渗透乒乓球运动文化的影响力，在充分挖掘乒乓球运动项目文化魅力的基础上，发挥中国在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2.2关于乒乓球运动文化发展与传播的初级形态研究

对任何一种文化发展传播初级形态的研究是该项文化研究的初始动力，在关于乒乓球运动文化传播初级萌芽形态中，关于英国乒乓球运动起源的文章。关于乒乓球在萌芽期的具体传播方式和特征的研究如英国乒乓球广告、专利与商标、音乐、报道、期刊、书籍、集邮、艺术品等较多。萌芽期的乒乓球传播具有极为特殊的社会价值及导向作用，促使乒乓球运动全面进入当时的社会生活，也为乒乓球的现代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历史基础(李荣芝、肖焕禹，2012)。而对乒乓球传入近代中国的具体考证的研究中，则主要体现在关于乒乓球传入近代中国的时间和地点的关注上(李荣芝、肖焕禹，2012)。在进一步对近代报刊中有关乒乓球运动的报道进行系统梳理之后，则可以归纳出关于近代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历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乒乓组织、女子乒乓、乒乓赛事、乒乓规则四个方面(李有强，2011)，为当今我国乒乓球事业打下了初步的历史基础。

2.2.3关于乒乓球运动规则及规则文化发展的研究

规则引导技战术发展方向，技战术不断适应新规则，又反作用于规则。只有加强规则的前瞻性研究，厘清当今乒乓球运动发展的脉搏，才能正确指导乒乓球运动员日常竞赛与训练，才能实现国家相关资源的最合理配置。目前我国学术界近13年关于乒乓球运动规则改变以及种种改革对运动技术的影响的论文不占少数，其观点主要体现在:现代乒乓球技术已处在一个巅峰时代，各种打法的技术发展已几近极致，要想有新的突破恐怕较难;击球工具虽有所变化，但其作用甚小，唯有竞赛规则的改变才能控制或引导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方向(陈小华、黄莉芹，2002);关于胶皮颜色、海绵胶皮以及粘合剂的总厚度、长胶、乒乓球直径、无机胶水、无遮挡发球、11分制、7局4胜制等的规则改革的研究，主要是是出于对实现乒乓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的考虑［8］。而规则的修改也体现了乒乓球运动项目文化中的制度文化的某些方面。而规则修改的同时所带来的技术改革则更渗透着文化因素。

2.2.4关于乒乓球运动技术及技术文化发展的研究

关于乒乓球运动技术发展研究的取向主要有两个:社会学取向和统计学取向。社会学取向下的乒乓球运动技术文化呈现的较为明显，而在统计学取向下更侧重于的乒乓球运动技术统计，从统计数据结果中寻求其文化存在的脉络。社会学取向下的社会控制视角对乒乓球技术发展与规则限制问题较为突出，发展问题是规则理性中合法性和公平性的核心。目前乒乓球运动技术发展的市场取向，决定了规则理性中合法性和公平性在比赛双方技术的运用上不仅要保证机会公平还要保证游戏公平，以便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9］。在统计学取向下关于乒乓球运动技术发展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录像观察、三段分析法对实行新规则后的世界优秀男选手的比赛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将所得数据与各评估指标进行对比分析［10］;或是对某一特定运动员参加某几届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比赛的技术指标的比较分析，揭示其技术的发展变化趋势［11］等。作为乒乓球运动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削球这种以“削”为主要技术形态的乒乓球运动技术文化，在近50多年来却一直在走下坡之路，对削球打法落后的现状和原因、持续发展的可行性统计、分析与研究［12］，亦或对当今世界高水平男子乒乓球运动员削球打法的特征的研究［13］的学术论文也较多。规则的频繁改革使运动技术的改革亦步亦趋，世界优秀男乒选手在三段使用率上发生了新的分配形式，三段的使用率有明显的“向平均数回归”的趋势，在前三板的争夺更加激烈。而与国外运动员相比，中国选手在接抢段的使用率更高，能更好地适应了新规则［10］，这与中国文化中“不通，则变;变，则达”的文化理念相通。而削球打法在前4板的争夺中，得分能力不强，发球抢攻段和接发球抢攻段的抢攻使用率和得分率与进攻型打法相比较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削球打法在相持段的使用率和得分率较高，相持段的技战术非常重要;正手削球的稳定性亟待加强等等［14］。

3研究不足与展望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篇10

数千年书法艺术的伟大生命力，在其根植于中华民族智慧，根植于中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根植于中华民族生产力发展的迫切需要，根植于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沃土，所以传承的本质，应从中华文化寻根与发展中寻找答案。

当中华文明还处在襁褓中时，作为萌芽状态的书法艺术便诞生在华夏母亲的摇篮里。古老中华在文明进化之初期，由结绳记事的蒙昧时期到仓吉造字文化文明的转化,即根植了书法艺术惊人的智慧与灵根。据唐代张怀王灌《书断》记载：仓吉“博采众美，合而为字”，仓吉独具慧眼拮取自然之美造出文字，这叫作“依类象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把古人造字方法归纳为六种，称为“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象形文字象图画一样再现自然，记载自然，传替自然信息，这种象形之美，就是中华书法艺术的美的萌芽和灵根,是先人书法美的伟大创造。

《汉文字是书法艺术的载体之本源，象形与会意是传统书法的艺术本源，汉文字以象形、会意为特色，在尔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变化万象，起源于象形意义的中国初期古文字，“形无定体，笔无定画”，至小篆经省改，才出现形体方整、笔画圆匀的定型化书体，但仍保留形象痕迹。经过汉代隶书的变化以后，汉字由繁复的象形文字，趋向于符号化、抽象化、简笔化，但它的象形性质依然存在，又如鲁迅所说：“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现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到现代的楷书，和象形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门外文谈》）.可见中国书法艺术源于无法，变而有法。创新是结于有，起于无，又承于有，变于无。但万变不离其综，象形与会意的艺术本源没有变，汉文字的载体本源没有变。这是其他语言文字所不能比拟的。“象形”或“不象形的象形”，是汉字最基本的特点，也是继承与发展传统书法艺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内容和规律。

那么如何对待书法艺术继承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呢？笔者认为：传承和创新是书法艺术发展历史过程不可分割的链条，继承首先是对先人书法艺术创新精神与成果的继承。

提倡尊崇优秀传统，必须解决继承什么？如何继承？笔者认为继承书法艺术的优秀传统，首先必须继承先贤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成果，这些是先贤书法艺术智慧的结晶。只求复写传统的“传统唯美主义”或脱离优秀传统“创新”的“流行主义”对发展书法艺术都是偏颇的、畸形的、是不可取的，先贤探索的书法艺术发展规律和创新成果是传统书法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传统，优秀传统是创新的结晶，创新是传统的发展。只有深刻认识传统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律，才切身感受到创新才是揭示传统书法艺术经久不衰的发展规律的精髓所在。

继承传统,在于推陈出新。创新更是渐进中继承，继承中的变革。如石鼓文是上承西周金文的精粹，下启秦代小篆的楷模，被后人誉为“书法第一法则”，至今仍引人入胜。大篆、小篆、隶书（如前）都有其传承与演变的轨迹，小篆都是中锋、藏锋用笔、线条挺劲圆匀，富于立体感，结构整齐对称，它把庄严凝重与舒展自如统一与于崇高肃穆的气度之中，在书法艺术上折射了封建中央集权威严统一的特征，这是秦篆反映的时代精神。“隶书”作为书法史上一个伟大的变革。汉朝“汉承秦制”“秦篆汉隶”，汉朝隶书发展逐渐定型，与此同时草、行、揩都逐渐从隶书中演变出来。民间习隶书的热情蔚成风气。定型后的隶书彻底消灭了汉字的象形形态，造成了汉字形体的巨大变化。汉隶脱胎于篆书又大异于篆书，是从笔画到结字方正平直化的新书体。汉隶具有波、磔之美，创“蚕头”、“燕尾”笔法，用笔方、圆、藏、露诸法齐备。同时它又为未来书法艺术的发展前景开拓出广阔的前景，为后来的草书、行书、楷书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继承也是创新基础上的继承。书法艺术的发展史本身就遵循着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史观。

流行书风该如何认识啊？笔者认为流行是传承和创新结合、推进社会文明的结果，流行书风无论从风格上还是从技法上都是深受社会欢迎的书法艺术极至之法，流行则是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会合的“贝多芬交响曲”。历史上流行书风是因其释放了书写的效率，拓展了美的视野，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方能千年流行。根据社会生产生活需要去创新与发展是书法文化的生命。流行书风是适应社会生活需要而为社会广泛接受和喜爱的创新书体书风，脱离社会需要虽标新立异，矫揉造作、即使名噪一时，但终归不能“万紫千红总是春”。书法艺术流行数千年无一不与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需要结下深厚的根源，格调高古的甲骨文取代结绳记事适应人类蒙昧向文明的起步，小篆适应中华一统的文化文明的需要，是中华大地迈出了书同文的坚实脚步，隶书、草书都顺应了社会生产生活的书写便利解放生产力的需要，“草书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其后产生于汉代的草书，西汉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章》，东汉章帝甚喜爱，因而名“章”草，章草传承了隶书的笔画形迹，仍有波磔，字字独立不连，实际上是隶书的草率写法，杜度、催瑗便是东汉章帝时代闻名的章草书法家，汉末张芝传承章草又进一步“草化”，将上下字的笔势牵连相通对偏旁作了许多省略和假借，而创今草。张旭，怀素将书法艺术的创造性“心灵之音”得到神灵极至的发挥。通观古今流行书风无一不是传统与创新相交融的结晶。

楷书是数千年书法文化中应用最广与流行最持久的书体，草书是扬弃了汉隶的规矩追求书写速度，至今的简化汉字无不得益于草书创造性的书写艺术。魏太傅钟鹞对楷书作了重大的改革，以横代替“蚕头”、“燕尾”又融入篆书、草书中的圆笔法使楷书定型化，加之其超妙入神的书写艺术，新体楷书很快得到了推广。又如流行至今的行书据说为汉末书法家刘德升创造的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其法盖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刘书人称“风瞻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王羲之创造的行草继承古迹中古掘朴质的风格为妍美流便的新书风格，古人喻之为“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王羲之“博采众"美，熔铸古今”，其神韵超逸的《兰亭序》倾倒千载书家，可见流行书风不仅是当代的更是历史和未来的，不仅是书家自娱自乐，更是社会发展的责任和贡献，不仅是别出心裁，而是高超传统艺术和革新智慧交融的结晶。不是书家冥思苦想的结果，而是适应时代需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