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财思想论文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先辈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财政思想。在中国古代财政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关于要不要理财，如何理财，有不同的观点和相应的派别。但凡儒家，大多从社会道德规范角度出发看待义利关系，主要的观点是讳言财利，以为理财就是头会箕敛。如孔子、孟子、董仲舒、司马光、方孝孺等。但凡法家，大多重视理财。如管仲、李悝、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叶适、邱浚、王韬等。当然也有儒门之人而主张理财者，如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等。这些观点各异的理财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它们对当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所谓“观古知今，古为今用”，纵观中国古财思想的兴替得失，对我们今天开创经济建设新局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大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可收借鉴之效。

一、理财的必要性

理财对于政权的稳固，国家的兴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谓“《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理财列为治理国家的大事。宋代的苏辙曾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南宋叶适更是指出：“财者，今日之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可见理财与否，理财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安宁，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重视理财并善于理财，就能富国裕民，国盛民兴。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以“相地衰征”、“向壤定籍”、“官山海”等理财措施而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确立了齐国的霸主地位。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开阡陌而赋税平”，“訾粟而税，上壹而民平”，从而充实了国家财政，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雄厚的财力基础。西汉的桑弘羊通过统一铸币权、实行盐铁酒专卖和“均输”、“平准”等政策，统一了国家财政，成功地解决了当时十分沉重和紧迫的财政需要，对完成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连不赞许他的司马迁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财政成绩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唐朝的刘晏在发生安史之乱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转运、盐法、税制与常平”等财政措施，恢复了由安史之乱所摧毁的唐帝国之经济繁荣。北宋的王安石一反以往儒者服官“耻言财利”的旧传统，推行了多项财政改革，极大地改善了宋朝的贫困状况，使宋朝一度出现中兴景象。可见，理财好坏直接关系一国财力的强弱。若理财不善，势必是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政权倾覆，国家灭亡。秦朝由于赋役征收过急、过重，同时支出又十分浩大，最终仅建朝十五年就被汉朝所取代。元朝因不屑于财政的筹划,以致于自建元以来,国家财政就是一塌糊涂。不用说“尽究其本末”,就是进行一些简单的策划,也是浅尝辄止,最终偌大江山在财政的崩溃中而灭亡。明朝自中期以后，统治者日趋腐朽，政以贿成，财政积贫积弱日渐加深，最终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朝后期，由于统治者理财不善，加之政治上的腐败，使中国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可见，理财关系社稷安危，百姓幸福，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理财，不可小视。

在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中，有一种理财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即“讳言财利”思想。该思想认为，不用理财，理财就是头会箕敛。如：孔子曾明确地肯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表示了其以社会伦理规范制约人们获取财富活动的倾向。孟轲对梁惠王提出的“何以利吾国”的答复就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宋代的司马光提出君子“固不能言利”，并认为“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明代的方孝孺认为“以理财为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诛，而周官之所弃者”。其实，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种思想是不对而应加以批判的。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该思想就站不住脚。理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裕民。如果不理财，甚至“讳言财利”，那么国家的财源从何而来，国家如何能够长治久安？如果不理财，甚至“讳言财利”，难道任由统治者挥霍无度而坐视不管吗？国家的兴盛必须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财力的强大则要求必须重视理财，善于理财，理好财。否则，将沦入国将不国的悲惨境地。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财盛国兴，财贫国衰的众多事实已有力地证明了“讳言财利”思想的局限性。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诸多消极的影响，造成了人们普遍的不敢名正言顺的追求财利，不敢理财或不屑理财。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财政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理财家对“讳言财利”思想进行了批判。其中，北宋的李觏否定“贵义而贱利”的传统观点，指出“圣贤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的反传统观点。他不仅认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还认为“欲”也应该谈，因为“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南宋的叶适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根本否定了传统的讳言财利的思想。他认为理财是天经地义的，不善于理财，就不能成为圣君贤臣，从而对"圣贤不为利"的古老命题进行了批判。他说：“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其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则其流壅竭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明朝的邱浚认为不能以聚敛为借口反对理财，讳言财利。他认为财用是不可一日缺少的“国之常经”。如讳言理财而使国用不给，“终不免于横取于民，则是以理财为讳者乃所以为聚敛之张本也”。意思是说，以聚敛为名，反对理财，而不做好生财工作，那么当国用不足时，必然要横征暴敛。所以，讳言财利，其实是为聚敛开了方便之门。

二、理财的涵义

关于什么是理财，北宋的王安石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意思是说，理财是政治的唯一内容，是合乎正义的行为。王安石所谓理财的涵义，除了封建国家财政而外，还意味着组织国民财富的生产和协调其分配与流通，其内容是极广泛的。明代的邱浚认为理财就是对谷与货的治理。“谷以资民食，货以资民用，有食有用，则民安国富”。在他看来，理财实质是人为分疏问题，即管理和控制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领域。邱浚认为理财分理民之财与理国之财。他指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清代的王韬对理财的认识，与西方资产阶级财政的认识渐趋相同。他认为应该发展国营经济事业收入和发展民营工商业，以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所谓“兴大利”。这就突破了原来重农抑商或通商概念的理财意识，而具备了资本主义近代财政思想的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理财不同于聚敛。受讳言财利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从事理财就是言利，就是聚敛。在这一问题上，南宋的叶适将理财与聚敛加以比较,在揭示两个概念之间差异的基础上揭示了理财的含义。叶适在《财计上》中一开篇就明确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非独今之言理财者也,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夫君子不知其义而徒有仁义之意,以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为。小人无仁义之意而有聚敛之资,虽非有益于己而务以多取为悦,是故当之而不辞,执之而弗置。”叶适认为,自周衰而秦汉以来,理财的本义已失,人们将理财与聚敛等而视之,“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就是理财。于是,在主观上,君王们死抱着空洞的“仁义”信条不放,对理财“避而弗为”；在现实中,执掌理财之权的小人们则竭尽搜刮之能事,巧取豪夺,“务以多取为悦”,掌控“聚敛之资”。这样一来,便引起了理财在思想概念上和实际运作上的双重混乱,并一直延续到叶适所处的时代,正所谓“今日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因此,叶适认为,为了弄清楚理财的含义,就必须把理财与聚敛区分开来。根据叶适的有关论述来分析,可以看出,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理财与聚敛的相异性:首先,从运作的主体来说,理财的主体不仅有政府官吏,而且还包括君王和天下黎民;而聚敛的主体则只是政府官吏,即叶适所说的控制财政大权的小人们。按照叶适的观点,圣君贤臣必善理财,因而圣君贤臣当然是理财的主体。但是,圣君贤臣宜理之财,主要的还是“天下之人”的“衣食之具”,与天下人息息相关,因而当与天下人共理,正所谓“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所以,上至一国之君,中至政府官吏,下至黎民百姓,都是理财的主体。理财主体的多层次性和广泛的社会性由此已显而易见。聚敛就大为不同了。因为君子怀“仁义之意”而对聚敛“避而弗为”,而平民百姓作为聚敛的对象则不可能成为聚敛的主体。因此,聚敛的运作者仅仅只是一些“执理财之权”的政府官吏。可见,理财和聚敛的主体是各不相同的。其次,就动机、目的和服务对象而言,理财是为天下人服务的,其目的在于为民理财,与天下人为利。换言之,理财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而“自理之”,更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增殖财富而“为天下理之”。作为君王大臣,只有立足于为民理财,为天下黎民理财,保证百姓的“衣食之具”,才称得上是“善理财”的圣君贤臣。与理财不同,聚敛则是“取诸民而供上用”,是政府官吏“为自利”而“自理之”,目的在于满足王公大臣奢侈豪华的生活之所需。尽管“取诸民”有善与不善之分,不善者横征暴敛,善者“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但是,不论善与不善,只要是取诸于民而“供上用”,就是聚敛而不是理财。叶适认为如果从道德评价的层面讲,理财才是仁义之道,聚敛却是不义之举。可见,照叶适的观点,是理之还是取之,是利民还是自利,是供民用还是供上用,乃是理财与聚敛的又一相异性所在,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区别所在。最后,从客观效果和社会作用上看,叶适认为,理财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环节协调运行,开源节流,调剂多寡,促进流通,浚导壅竭,保证百姓的“衣食之具”,因而有利于人民安康、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在他看来,“君民上下皆出于一本”,君若善于理财以“养民”,“教民”以衣食之方,便能够“治民”安邦。叶适也承认,作为一个国家,必然要向百姓收取赋税,但他认为必须立足于为民理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要不是完全出于“自利”和“供上用”而取之,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固不以自利,虽百取而无害,而况其尽与之乎?”可见,理财的社会作用和效果是积极的和重大的。而聚敛就大为不同了。聚敛是与民争利,顾上而不顾下,巧取豪夺,大肆搜刮,因而必然导致“民之受病,国之受谤”。基于对理财与聚敛区别的分析,叶适对理财概念进行了规定。在他看来,所谓理财,就是协调社会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调节“所入”和“所出”,以满足“天下之人”的“衣食之具”。可见,叶适所理解的理财,实际上是指国民经济的管理,既包括了理国之财,也包括了理民之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