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危机研究论文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应当通过人的解放和社会健全两方面进行总体革命，实现科技的人道化发展、建立健康而人道的消费方式来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危机；科技异化；消费异化

自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劲旅，高举其批判理论的大旗，积极关注当代世界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尤其是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问题、矛盾及人的非人道化的危机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形成了其闻名于世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便是其中颇具特色的重要部分。这一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地反思、缜密地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认真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之后，在经济领域其他重要矛盾的交互作用下，必然爆发经济危机，这是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内在动因。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并没有发生威胁到资本主义生存的经济危机，特别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和社会福利政策，既纠正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极大增加，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的迹象，相反却有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

这种情况引起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的关注。他们认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指出生态危机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资本主义是导致环境污染加剧、生态危机四伏、人与自然矛盾恶化的罪魁祸首。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其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中，阐明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实现了人类从自然界中的分离和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和支配，但是科学进步也进一步加深了人类社会中的劳动异化，使资本主义专制统治工具更加完善。弗洛姆曾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不断实行军事化，大垄断组织和军事官僚在政治上专横跋扈，各国都在加紧备战并制造破坏力越来越大的新式武器，毫无节制地滥用自然资源，毒化和污染环境。这些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已经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更加加深并更为恶化。马尔库塞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生态危机是一种制度危机。“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工业和商业强占了迄今为止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于奴役好不了多少。这方面的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对自然的损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与资本主义经济有关，这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今天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㈣”。在他的《反革命与造反》一书中，他作了进一步阐述：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不仅使资产阶级通过高生产高消费疯狂地剥削和掠夺无产阶级，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还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迫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破坏了生态平衡，直接危害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哈贝马斯认为生态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因为“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增长自发地获得了制度化，以至于根本不存在任何自觉控制该过程的可能性。通过系统竞争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资本主义首先追逐的经济增长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开来”。这种全球普及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掠夺。

二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指出了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同时他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科学技术和人们的消费行为，认为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中常见的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客体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批判地汲取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异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异化劳动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通常运用异化这一范畴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的病态。其创始人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曾用物化、异化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扭曲、人的非人化和社会各种畸形化。他提出：“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也是“从马克思以来第一次被当作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批判的中心问题”。在生态危机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状况严重，正是二者导致了生态危机。

1．科技异化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

科学技术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石，人类运用它改造自然和社会，创造并实现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与此相伴随的却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恶化及一系列全球性生态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称科学技术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又反过来损害、支配、威胁人类的现象为科学技术的异化，并断言：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角度，科学技术的异化过程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过程，科学技术异化的最终结果导致了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

首先，科技异化造成了对人和自然的双重统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实现的人类从自然界的分离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日益增长的统治和支配，在人类的解放方面并不带来必然的进步，相反，却导致了对人的压迫。“人对自然界(人类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统治的代价是劳动在社会上和心灵上的划分，这种分工使人类受到越来越大的压迫，甚至当它在为人类的解放创造日益增长的潜力时也是如此”，“所以，虽然启蒙精神的理性主义提高了人统治自然的力量，但和这种作为罪恶之源的劳动分工一起的。是人同自然的异化”。今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理性转化为一种强大的统治权力，这种权力不仅表现为对自然的统治，而且还表现为对人的统治。所以，科技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对人和自然的双重统治。哈贝马斯提出：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马尔库塞也指出，技术理性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而是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来加以设计。他还指出，科技异化所导致的普遍的负面效应就是日常生活的全面物化，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成为了物的附庸，而物成了人的主人。弗洛姆则指出，科技异化如同一个幽灵徘徊在我们中间，它生产出失去了主动性、创造性和自由的“被动人格”。

其次，科技异化直接具有破坏作用，危及生态和整个人类社会。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以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生产力的社会化工业大生产所造成的。这种生产既依赖于自然，又影响自然。作为直接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既增强人类影响自然的能力，也强化了人们的贪欲。在科学技术运用不当和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会造成不良后果，产生由高生产、高消费所引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等危及人类社会和未来的问题。凭借科学技术，人们奴役自然，使其服从于自己的目的，直至这种奴役愈来愈严重地破坏自然。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理性统治造成了对人的压迫和对自然的剥削与破坏，这种统治“正在产生更高的合理性，即一边维护等级结构，一边又更有效地剥削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并在更大范围内分配剥削所得”。弗洛姆认为，人类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对自然界的敌视态度使人变得十分盲目，而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在他看来，事实上，现代人在技术上的进步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而且也带来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而这两种危机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2．消费异化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紧张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认为，不仅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处于异化状态。更为重要的是消费领域的异化状况严重。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拥有了高度的精神文明。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强调物质消费，消费活动已经完全违背了真正的人性需求。消费原本是满足人们需要和达到幸福的手段，然而却异化为人生的目的。消费异化使人只重物的占有而不重人的生存。注重追求金钱、荣誉和消费，而完全丧失了自我，丧失了宗教信仰及深层的情感体验能力，还丧失了与这些体验相伴随的喜悦与悲伤，造成了人的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消费异化正是重占有生存方式的重要表现。正是这种贪婪的消费欲望造成了人对自然的剥削和掠夺，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从弗洛姆、马尔库塞、莱易斯一直到阿格尔，都十分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异化问题，他们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建立了独特的消费异化论，称“消费异化”为“异化劳动的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一个问题”。马尔库塞提出：人们完全拜倒在商品拜物教之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继承马尔库塞关于“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区别，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制造出的“虚假需求”使人们满足于追求无休止的消费，从而导致生态危机。弗洛姆认为，建立在私有制、利润和强权三大支柱之上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是重占有品格导向的温床。这种占有的生活方式促使人们贪得无厌地盘剥自然，把自然视为可以无止境掠夺的对象，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激发。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建筑在高生产与高消费的基础之上的，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倾向，而这种浪费倾向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严重损失，而且对人的心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它“使消费者不尊重劳动和人创造的成果，它使消费者忘记了在他自己的国家和更贫穷的国家中还有许多衣食不济的人，他所浪费的东西对这些人就可能是最珍贵的东西。他赞同马克思等思想家的看法：奢侈和贫穷一样都是巨大的负担，甚至奢侈比贫穷更可怕(奢侈是指多余的富足)；这种奢侈最终将导致贫穷与痛苦。对此，他忧心如焚地提醒世人：如果人类继续浪费地球上的资源并破坏人类赖以自存的生态基础，人类的灾难很快就会到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性：50年之内，也许在更短的时间内，这个地球上的生命将要停止存在。”

三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并未停留在愤怒地批判与声讨上，而是积极寻求解决和抑制生态危机的思路与方法。他们认为，只有从人的解放和社会健全两方面进行总体革命，建立人道的消费伦理方式并且以科技的人道化发展等方面着手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1．从人的解放和社会健全两方面进行总体革命

法兰克福的思想家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一切已经丧失了理性。繁荣带来了异化，科技进步导致了人性的毁灭，因此，只有从人的解放和社会健全两方面进行总体革命，同现有的所有事物彻底决裂，否定并摧毁一切社会文明，包括建立在文明和科技之上的社会制度，重建一个肯定人的意义和价值，使人性得到改善的人道主义的健全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放自然，消除生态危机，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他们赞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即按照人的本质占有自然的思想。马尔库塞认为，自然革命的问题在于人本身，首先要从改变人，改变现存社会造就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心理类型和生理机制人手，进行人的本能结构革命和自然观革命。这场革命是为了人的自我实现和克服异化，使自然获得解放，人道地占有自然。弗洛姆则同意罗马俱乐部代表人物梅萨罗维奇和佩斯特尔等人的观点，认为应当把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同必须注意全球性问题的伦理方面，同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建立崭新的、真正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改变人的内在本质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对人类存在的真正威胁之一，是西方社会内部道德力量的衰落，即资本主义社会大批大批地生产出奉行极端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异化的消费人，他们甚至对能够给他们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命造成威胁的核灾难和生态灾难的可能性都漠不关心。因此，要使西方人摆脱困境，关键就是对人进行心理变革和道德更新，这是进行社会总体变革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只有人的心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社会才可能出现。”

2．实现科技的人道化发展

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理论家们认为，现代科技在生态上的失败，并不能说明科技本身是反自然的，或注定要污染环境。技术理性之所以造成生态危机，根本原因在于技术理性内在的工具主义特征。所以，只要能使科技理性摆脱其工具性与功能性，重新确立其启蒙时期的批判性、否定性，就能使它从现在的统治与奴役的工具变为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手段。马尔库塞强调要发展新型的人道主义的科学技术，它意味着“科学合理性的继续应用将会达到一个终点……科学谋划本身将对超功利的目的、对远非统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生活艺术’开放……科学概念可以设计和规定一种自由的、和平的存在的可能现实。”简言之，在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注入的是新的价值观，即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科学技术发展、运用所追求的内在目的。基于这种认识，马尔库塞还主张对自然界进行“美的还原”。他说：“如果艺术还原成功地把控制与解放联结起来、成功地指导着对解放的控制，那么在此时，艺术还原就表现在对自然的技术改造之中。在此情况下，征服自然就是减少对自然的蒙昧、野蛮及肥沃程度——也暗指减少人对自然的暴行。”哈贝马斯则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科学理性逐渐丧失其批判功能而局限于工具特征。这时，技术手段与“人类有机体之中的有目的—合理的活动”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因此，不能简单地抛开现在的科学技术，而要依靠交往的合理性来抵制工具理性和计算理性的扩张和蔓延，即通过交往活动，主体同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打交道，并服从相对应的真理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要求，以挽救工具合理性膨胀所导致的牺牲道德实践和美学实践的恶劣后果。同时，控制科学技术的应用方向、发展速度，避免科学技术产生负面价值。

3．提倡合理的消费价值观和需要价值观，建立健康人道的消费方式

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提出，资本主义要求高生产和高消费的内在规律固然是引起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但是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异化也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还必须消除消费异化。弗洛姆提出，应当重新规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健康消费方向，建立健康、人道的消费方式，抵制重占有的价值取向，发扬重生存的价值取向，以人的充分发展为目的，而不是以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为目标，这样才能避免消费异化，“才能避免一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灾难降临”。马尔库塞也认为，要建构一个以人为中心，满足人的主客观需要，人不再是消费商品和实现利润工具的健全社会。为此，就必须变革人们的消费观，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进行一场“消费革命”。“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奴隶状态的觉悟……最可取的目标则是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抛弃抑制性的满足”。同时，要建立符合“生态学规模”的生产方式，它将是规模小，能源、劳动力、资本、技术需求程度低，对自然危害较轻的状况，能够克服现代工业社会大规模生产的弊端。他还相信“由于废除了贫穷、大量的浪费和资源的破坏，一种人类真正能够决定自己的生存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找到的”。

四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力图以现代生态学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以解决资本主义工业化面临的生态灾难。虽然生态危机论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主张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通过心理革命和道德更新来完成人与自然的解放。另外，他们也没有具体谈到环境伦理的建构问题，但是，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从制度的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进行研究，为我们正确了解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联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战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空前扩大，人们从自然界攫取资源的能力大大超过自然界再生增殖能力以及人们补偿自然资源消耗的能力，排入环境的废弃物大大超过环境的容量和自净能力。于是全球性的能源危机、资源枯竭的报警接踵而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愈来愈恶化，生态危机直接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首先在科学技术发展较快的发达国家显露出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无疑把握到了当代社会发展的脉搏，敏锐地抓住了因科技进步和消费主义而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及生态危机问题，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休戚相关性，揭露和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的掠夺性利用和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所有这一切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借鉴他们的批判资料，可以深化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提倡保护人类生态环境的同时。却一方面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具有污染性的产业，甚至转移其生产和生活垃圾；另一方面又以环境保护为借口，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绿色贸易壁垒”，其核心点正在于捍卫资本的利益。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异化问题的揭示，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生态伦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坚持把技术理性批判和资本主义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他们也并未否定发展科学技术和满足人的需要的必要性，他们还认为，当代生态问题的症结在于：只要存在着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存在，生产的目的和消费的方向就必然要服务于资本的需要，技术理性就必然要发生异化。这些观点对社会主义生产同样适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同样不能服从和服务于交换和利润，而应当始终定位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并且不断地提升和发展这种需要，只有这样，科学技术的利用和物质生产的发展才能真正服从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人类才能摆脱自我利益的限制，从消费异化和科技异化的价值观中解脱出来，从而才能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存。

尤其重要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伦理观和科技的人道化发展观对社会主义生产和消费及生态保护和科技手段的运用所具有的启示作用。当代中国物质文明有了极大的发展。然而，消费异化同样也渗透到了社会价值观念之中，奢侈之风蔓延，挥霍浪费严重，这种消费主义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我们同样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严重病症，坚决制止和杜绝消费异化现象，确立起符合人的真实需要的消费伦理，建立健康科学的消费方式，从而确保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由于全球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西方出现了以反思和批判理性以及科学技术的所谓后现代哲学文化思潮，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国内学术界也出现了一股敌视科学技术、夸大科学技术副效应的反科技思潮。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表明，科学技术并无价值属性，其作用方向实际上是由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反科技思潮并不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同时它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看作是“历史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我们同样认为，对人类美好世界的构想和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是决不可少的，没有它，社会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然而，只有借助工具性和操作性的阶梯，我们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因此，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绝不能标示为对之全盘抛弃。我们应当承担责任，匡扶正义，运用科学技术来保护社会生产力，保护人类福利赖以增长的生态条件，借助科技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