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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与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

时间：2022-12-05 04:55:00

中国现代化与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

自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中国出现以后，近百年来中国迅速地将曾经在西方国家实行过的包括多党制、一党制在内的政党制度都试验了一遍，直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现代政党制度的确立为止。这个西方政党制度本土化试验过程，其本身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自开始之日起就带有明显的政治选择性；同时，也体现了探索适合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政党制度的曲折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国初年的多党竞争以及后来的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对抗与妥协、冲突与合作，其实质是由谁来主导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谁的范式将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导性范式。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而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又是这一进程得以在迟滞、顿挫后重新起步的希望所在。

一、中国超大规模社会现代化对政党制度的特殊性需求

中国现代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起步的，其时，正是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完成工业化而进入对外扩张阶段，同时，国内长期受封建顽固势力阻挠，资本主义处于艰难萌芽状态。正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既遇到了后发国家所面临的相同困境，又背负着中国特殊国情所带来的沉重包袱。首先，从中国现代化所接受的遗产看，在自然方面，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封闭性，自然灾害的频发，人口的相对过剩和自然资源的相对匮乏；在社会方面，民族构成的多样性，绵延不断的民族纷争，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造成的来自社会底层动乱，尤其是农民战争彼伏此起，以血亲为纽带、家族为取向的宗法关系构成社会基本关系；在经济方面，长期的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主导下的二元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专制统治者所推行的对内“重本抑末”（“重农轻商”）和对外闭关自守政策的遏制下生长迟缓；在思想文化方面，主体发育于“农业？宗法”社会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兼容法、道、佛众家思想而形成的伦理型文化。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承受的沉重遗产。其次，从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危机和阻力看，近代中国的反现代化力量尤其强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侵略，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衰败使中国无法有效地建立起真正的政治权威来应付民族危机、改变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依附性地位，政治权威的缺失引起了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中国社会空前的整体性危机。

概而言之，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面临深刻危机的超大规模社会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危机和压力，现代化变迁过程的矛盾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对政党和政党制度提出了特殊需求：

首先，从价值上看，中国政党制度，在政治领域，要顺应和体现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人民当家作主。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追求人民主权的政治价值理念在社会制度层面的外化，它不能违背人类现代化历程中的民主政治潮流。在社会经济领域，要始终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繁荣提供政治条件。这个目标是由中国现代化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也是出于应付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的现实需要。

其次，从功能上看，中国政党制度应具备社会整合、社会认同和社会稳定的基本功能。

一是必须具有将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等异质政治资源、利益和需求联结起来，吸收并同化于制度体系之中的社会整合功能。政党和政党制度都与社会经济发展所促生的政治资源及其分布的变迁相伴生。政党及政党制度无非是政治资源的社会整合方式，它与经济的关联也是通过政治资源建立和表现出来的。只有资源充足才能较好地实现政治目标。超大社会的整合艰巨性来自于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各种不可调和的利益和冲突，表现为长期的外来侵略、内战、贫穷与落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不平衡，以及不同性质的文化冲突。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政治资源成弥散性分布。近代中国历史一直在寻找一种具有高度整合政治资源功能的政治体系来与弥散性政治资源相适合。一个社会最优的政党制度应该是能最大程度地开发、拥有并有效利用其政治资源的制度。每个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其特定的任务，政党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服务于历史任务。从中国政党制度所对应的社会阶级结构来看，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各阶级阶层力量对比和折冲的结果。在现当代中国，工人、农民是基本社会阶级，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客观上要求中国有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强有力的核心政党。同时，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仅具有居于主导地位的执政党的声音，还容许其他合法政党以合法的方式申述其所关注的利益诉求。

二是必须具有培养出共同一致的价值理性和主流意识形态以形成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功能。政党制度的出现和存在是适应经济发展而不断分化的利益群体转化为政治力量的需求，同时也是民族国家和公民角色的历史运动所要求的社会整合和提供合法性的需求。政党履行功能的根本方式就是寻求文化认同或者叫意识形态认同。政党的意识形态及其衍生的政治纲领成为政党动员和联系其社会基础最一般也是最根本的手段。政党之间的竞争最根本的方式是意识形态的竞争，哪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治纲领为较多的人们认同，哪个政党在竞争中就占据优势地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难以适应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历史需求，而照搬照套包括庸俗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学说也有不成功的试验，只有既能提供对现实不合理社会的批判，具有社会革命的理性启蒙，又能对未来社会作出天才的生动描绘吸引正在经受苦难的中国最广大劳动群众的注意，具有社会感召力的动员型的那样一种具有双重品格的思想，才能承担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功能。所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主流文化意识的塑造确实需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把西方先进文化本土化，创造出引导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先进文化，从而使之成为主导意识形态。

三是具有适应社会变迁，保证社会稳定，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条件的功能。现代性有助于社会稳定，而现代化孕育着社会不稳定。现代化过程中，问题不在于消灭不稳定，而在于控制不稳定。一个具有适应性的政治体系应既能提供制度化的参与又能保证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程度取决于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相适应的程度。现代化造成了社会成员的参与意识与能力的提高。如果政治结构的发展相对滞后，不能有效地吸收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参与受挫必然导致各种政治力量通过各种非制度化的途径进入政治领域，从而造成政治不稳定。亨廷顿认为，政治动乱和政治参与成正相关，而与政治制度化水平成负相关的关系。所以，要想政治稳定，就需要建立强大的政党制度。所谓强大的政党制度，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的能力和适应性，在于它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所提供的制度化水平。

再次，从结构上看，中国政党制度，应提供与其所体现的价值理性，与其所承担的功能特征相一致的适应性结构。建立中国政党制度的适应性结构，既有结构的多元性，又有核心的一元性。这种结构的特点使它既能发挥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的功能，融合各阶层利益，又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团结的力量，为社会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的组织、程序和途径。

可见，中国政党制度必须从价值、结构和功能三个方面都能迎接现代化的危机与挑战。

二、民初多党政治的畸形发展和多党制的夭折

进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化的切入点转移到政治领域，而政治领域发育迅速的是中国政党，尤其是民国初年，在夺取政权的动力作用下，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立宪党人都希望籍政党之力而获得组阁权。正如宋教仁所言，“吾党主张将来宪法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并主张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际）担负责任。”在《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所开辟的政党通向权力的诱引下，“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名大姓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有人记载，当时中国政党多达300余个，真可谓政党林立。

1912年8月10日，《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公布。确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院设议员274名，按地域分配议员名额。众议员设议员596名，按人口比例，从各地选民中选举产生。当时22省登记的选民有4000万以上，约占全国人口的1/10。这个比例与清末咨议局选举比较，增加24倍，比西方的早期选举也不低。如此众多的选民和如此众多的政党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竞选，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仿佛一夜之间，西方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就降临在具有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的东方国度。

第一届国会选举，由同盟会演化而来的国民党赢得国会多数，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实际负责国民党竞选运作的宋教仁曾自负地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可是宋教仁等人的政党内阁之梦很快就破灭了。没待第一届国会召开，1913年3月20日，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宋教仁被暗杀于游说途中。“宋案”之后，袁世凯并未放弃对威胁其独裁权力的政党政治进行摧残，他在利用国会当上大总统后，就唆使部将通电要求解散国民党。1913年11月，袁下令解散国民党。次年初，又宣布废止国会。自此，政党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彻底瓦解了。短暂的民初多党制试验就此寿终正寝。

纵观民初多党制的兴衰过程，真可谓其兴渤焉，其亡忽矣！从民初多党制尝试与中国现代化关系来检讨其失败根源：

首先，在多党竞争中，没有为民众提供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民初多党制并不能真正体现人民主权的价值理性，因此，它不可能真正唤起民众的政治热情，为推进中国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持。民初政党名目繁多，均属“社会名流”，与普通群众无缘。所以有人把民初多党制称作为“类多党制”（“拟多党制”）。政党竞选不是动员民众，而是拉拢议员。政党是在公民无政治参与下的畸形发展，畸形的政党导致扭曲的政治活动。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跨党严重。当时的一些名流和权贵人物受到邀请和拉拢便参加一个政党，黎元洪参加的政党组织有9个，伍廷芳甚至挂名于11个政党。国务总理赵秉钧说：“我不晓得什么叫党的，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看的，也有搁开不理的，我何晓得什么党来？”政党漠视民众的结果是民众对政党的漠视。当袁世凯解散国会，驱散国会议员，欲黄袍加身时，“平民翻为旁观热闹之闲人。”连最革命的国民党也不例外，列宁在1913年4月指出：国民党的“弱点是它还不能充分地吸引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吸引真正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积极支持中华民国这件事还做得很差”。后来，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同样是得不到人民支持而难有大的作用。

其次，在多党竞争中，没有形成凝聚社会民众、整合各种社会政治资源的政治权威。民初革命党与立宪党同属资产阶级范畴，本应联合一起形成新的社会政治权威，对付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是在政党斗争中，因为两党代表不同阶层利益，各自策略上有所分歧就形成长期敌对和分裂的状态。辛亥革命时，各省时常发生革命党人仇杀立宪党人，或北京民国政府和立宪党人仇杀同盟会员的惨状。梁启超批评当时各党“乃各杂以私见，异派因相倾陷破坏，而同派之中，亦往往互相忌刻，势若水火，率致以主义目的精神思想丝毫无区别之人，亦复分相抗不欲联合，此种现象实非好兆，亡国之根，即在此耳。”章太炎退出同盟会，另组统一党后，与同盟会格格不入，“两党寻仇，无商量余地”。有的同盟会员甚至主张暗杀他。由于在对敌斗争中形不成政治权威，多党竞争反而造成资产阶级政党分裂成拥袁派与反袁派，结果被袁世凯从中渔利，最后落个两败俱伤。后来在护国战争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与立宪党实现了多年来不曾有过的联合，从而取得了胜利。

再次，在多党竞争中，没能塑造出一种为民众所认同的政治见解，来承担为多党政治提供合法性辩护和为最广泛地争取和团结民众奠定思想基础。梁启超说，第一届国会选举时，“未闻有一政党发表政纲，建旗帜以卜人民之祈向，又未闻有一选举区焉，开政党演说之会。此实普天下立宪国所无之现象，普天下之政党所未睹之前例也。”在临时参议院中和第一届国会内，各党派斗争，往往不是凭借政见的优劣，或借助武力相威胁，或借助金钱相利诱。

从上述三个方面不难发现，民初多党竞争政治体制没有能够创造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扫除政治障碍、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条件。与后来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的制相比，在形成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政党功能结构上基本上还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说白了，是一个有与无的问题，而不是好与坏的问题。因此，它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民初多党制的失败及其后在军阀时期无形政党的流行，不是说中国现代化不需要政党来组织和推动，实际上，这种现象本身预示着中国需要强有力的革命党来打倒反现代化的力量？？军阀，而不是依靠软弱的议会党。这就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历史根据。由此，中国的政党制度出现新的转换。

三、从国共合作的胜利到国民党制的崩溃

民初多党议会政治的夭折引起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的思考。他们共同感受到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来代替议会党用以扫除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障碍？？军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说：“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团体以为代替，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陈独秀也认为“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所以，诞生于中国现代化遭遇重重阻力的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期间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开始探索一种现代化新范式的标志。

就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以来政党政治实验的教训，明确提出了“以党治国”的主张。在孙中山看来，“民国有如婴孩，其在初期，惟有使党人立于保姆之地位，指导而提携之，否则，颠坠如往者之失败矣。”具体地说，就是先组织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扫除恶劣的政治”，革命胜利后，“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实现从“立党革命”到“以党治国”的转换。按照这个设计，从1922年起，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着手改组国民党。通过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使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一个与下层社会广泛联系、具有现代化高效率权力体系的革命政党，成为当时所有对北洋军阀政府不满的社会势力的集合体。它不但是一个新的政治体制和权威的象征，而且是一个动员民众，进行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政治大革命的领导核心，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迅速进展。

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流域后，、等国民党领导人背叛孙中山亲手缔造的国共合作，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随后，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一党制的政权？？国民政府，开始实行专制独裁统治。

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训政纲领》，宣布进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在对孙中山党治模式进行了重大修改后，逐渐形成了国民党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的特征是：国民党不仅通过党的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而且还通过党的领导人兼任政府领导人来控制政府；党的领袖同时即是军队的统帅，通过以党领军、以党统政的集权方式，支配全党全国；国民党通过掌握政权将其组织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迫于严峻的民族危机，国民党一方面被迫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合法地位，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另一方面，借口维护民族利益，加强体制，特别是强化的个人专制独裁。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恢复领袖制，成了拥有对中央决策具有最后裁决权的国民党总裁。领袖制建立后，国民党内更加强调权力集中，通过各种手段迫使全党效忠于，规定“七？七”为全党党员效忠总裁宣誓日，届时全国各级党部召集党员举行宣誓；运用宣传工具大肆宣传“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法西斯专制思想。同时，在战时体制下，以军事首领统驭党和政府。

抗战胜利后，中国出现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内外部环境。政党组建活动迎来了继民初之后的又一次新高潮，先后产生了100多个政党。可是中国并未就此赢来一个民主宪政的新时代。国民党顽固坚持，破坏1946年旧政协会议确定的和平建国方针，抛弃政协会议达成的各项议案，发动内战，结果经济上崩溃、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失败，最终导致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崩溃。

国民党的垮台同时也标志着由国民党一党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在大陆的终结。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制缺乏适应现代化变迁的价值取向和制度结构。

首先，试图凭借制来建立统一的权威和秩序体系，但是其创建权威和秩序的方式违背了民主理性，结果貌似强大的独裁体系因基础薄弱而极其脆弱和表面，最终演变为现代化变迁的阻碍力量。国民党是靠武力取得执政地位的，在党内的地位也主要是依靠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嫡系军队的拥戴效忠才得以取得和保持。从制所占有的权力资源来看，在其放弃社会革命、镇压共产党并与列强妥协后，实际上，最强大的唯有武力一项，军队是国民党统治的最重要支柱，军队成为国民党的主要工具手段，而在刺刀威逼下建立起来的权威和秩序是不可能长久维持其威力的。反过来，为了维护脆弱的权威和秩序，蒋不惜利用“中统”和“军统”等秘密政治组织实行特务统治。这样脆弱的权威体系，对外无力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对内则不惜将社会资源大部耗费于“剿共”和派系争斗，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上。结果，在其统治大陆20余年间，中国没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制度化秩序，无法有效地组织和实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其次，试图创造出为辩护的意识形态，但是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强烈的排斥现代性的倾向，既不能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精神资源，也无法为提供合法性辩护。从1928年起国民党大力推行党治文化，使党内政治信仰和行为规范向全社会泛化，将党员遵守政党党义的义务无条件地扩展至全体公民。1938年，国民党宣传部又颁发《青年训练大纲》和《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强调对大中小学生进行“信仰教育”，要“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文件还规定把“党义”、“军训”、“体育”列为大学必修课。在大中小学强制推行“党化教育”，发起“新生活运动”，利用政治手段向全社会强制灌输“一个党一个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培植对制度和领袖的崇拜。所有这些做法表明，试图建立一种为辩护的意识形态并以之整合社会信仰。但是，倡言的“力行主义”和“四维八德”，实际上是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和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强调“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无条件的忠诚和服从的法西斯主义的混合体。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二者都具有强烈的排斥现代性的倾向。因此，国民党所宣传的意识形态无法有效地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同，反而激起了人民的厌恶和反弹。

再次，试图利用制来创造社会统合和政治稳定，但是制造成的外部监督机制的缺失和内部制度化水平过低导致了统治集团腐化堕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不满，而制固有的利益表达途径不畅通和体制的不健全缺陷严重限制了社会政治参与，因而各种社会群体必然选择制度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要求和谋求自己的目标，面对来自体制外的广泛政治参与，尤其是中共和派进行的宪政运动的挑战，国民党不是采取开辟制度化的渠道加以吸收，而是借助特务统治等非制度化的方式来堵塞和压制民主呼声，由此形成了在缺乏合法性利益表达渠道的独裁体制下社会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政治“参与爆炸”（participationexplosion）现象，结果，非但一心祈求的社会统合和政治稳定局面没有出现，反而越发加剧了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

可见，由于制不能创造出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价值理性和制度结构，因此由国民党一党主导的中国现代化，一方面在某些领域有所推进和成就，而另一方面，延缓现代化发展的破坏性因素也在急剧增长。到了抗战后期，经济统制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军警强权统治、结构性腐败等，造成了国民党统治的总体性危机，国民党不但不能承担现代化的历史职责，反而成为现代化的障碍，走上了反现代化的道路。正如国民政府时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说：“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士，但体制则滋生培育着罪恶，并进而导致自身的毁灭。它变得如此的腐败无能，如此地不得人心，以致哪怕是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出另一场革命。”这就是它最终被摧毁、被取代、成为革命对象的根本原因。

四、从“三三制”政权中政党模式的探索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政党制度也经过了一番曲折。在革命根据地时期，曾实行过“左”的政策，搞关门主义。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逐渐走向成熟，具体表现就是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民主政权。“三三制”原则规定，在抗日民主政权中，无论在民意机关还是在行政机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进步力量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实际上，三三制政权下的政党制度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保障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保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这样一种由“共产党主导”和“多党派参与”两个方面构成的政党制度就是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的雏形。“三三制”的政党合作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政治效果：它充分调动了各阶级、阶层、党派和群众团体的抗日积极性，扩大了人民政权的社会基础，沟通了中小资产阶级和人民政权的联系，形成了一种平等互惠的政治格局，增强了各派与中共合作的信心和决心。

“三三制”的推行不但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宪政，而且推动了全国民主政治化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三三制”政权的经验，适时提出了联合政府主张，受到了派的欢迎和支持，却遭到了国民党的抵制和破坏。国民党为维护其的专制体制，不惜发动内战，选择用武力方式来消灭共产党，用政治迫害来对付派，结果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政治上国民党都遭到了失败，到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遭到国民党迫害的派受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影响逐渐向共产党靠拢，并先后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水到渠成。1949年9月23日召开的新政协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国政党制度在否定了竞争性的多党制和制之后出现的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形态，它是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它的确立适应了中国现代化对政党制度的特殊性需求。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既体现了人民民主的价值理性，又为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现代化奠定了稳固的政治权威。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变革不主要是商人争取其民主权利，而主要是农民要求分有土地，与此相适应的是要求政党制度上体现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把几千年来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庞大农民纳入到政治体系之中使之成为社会革命和现代化的动力基础。对广大农民民主权利的肯定，突出地表明了政党制度结构的中国特色。而通过派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扩大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群体，同样也体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人民民主的价值理性。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所对应的社会基础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以往多党竞争和时代无法比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契合中国现代化变迁的需要还表现在它自清亡以来在中国第一次真正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稳定而又广泛的社会政治权威。在中国这样一个聚集了强大的反现代化力量的超大规模的社会里，进行现代化建设特别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能承担起任务艰巨的社会整合。在多党合作制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发挥了社会政治权威的功能。她消灭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实施了对各种军事力量与暴力手段（如军队、警察、民间武装等）的集中性控制；她完成了大陆的统一，并通过政治组织网络确保其影响有效地深入到社会基层，甚至是偏远的农村；她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公共符号系统与思想体系维持了深入持久的社会动员。所有这些足以表明，引领中国现代化走向自主性和总体性建设阶段的政治权威是在1949年才取得的。正如所指出的那样，“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既为人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制度化的途径，又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设了近代以来少有的政治稳定。对于现代化来说，“秩序是先于一切价值的。”在一个政治秩序失范（politicalanomie）的社会里，任何执政党都无法从容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两个关键变量是社会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社会参与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动乱，相反，有序的积极的社会政治参与是一种支持性参与，会有益于社会政治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提供了一种有序化的民主参与渠道，它所以能较长久地维护和促进社会政治稳定，避免由于民众参与政治而引起的不稳定，关键在于它“对公民的偏好的不断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坚持体现民主理性和程序民主相结合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保工农等社会基本群体的政治要求得到明确反应，同时，其他社会群体通过派等合法政治团体自由地参政议政，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在此基础上，实行利益综合，最后进入到政策制定系统，上升为统一的国家意志。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提供了人民政治参与的途径，保证了人民的利益在决策中得到真实体现，从而使人民产生政治成就感，增加了他们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正因此，在中国出现了相对较高的政治参与和相对长久的政治稳定并存的局面。这是此前多党制和制社会所无法提供而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政治前提。

再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塑造出了为社会成员所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既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动力，又为人民民主政权提供了合法性诠释。近代以来，中国始终在寻找一种能迅速推进中国现代化实现社会变革的精神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的一些社会思潮被陆续介绍到中国，中国本土文化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形态，两种文化对中国现代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但在促进中国现代化发展上收效甚微。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思想适应了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历史需求：一方面，思想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性启蒙品格，对现实不合理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描绘对正在经受苦难的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同时，它将实现社会变革的力量定位在广大的劳动大众这个巨大的政治资源上，因此，极大地增强了理论在动员社会资源上的感召力；另一方面，在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些政绩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提供了无可争辩的合法性诠释。正因此，各派才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由此，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流行于世的主导话语体系和合法性文化符号。中国现代化也相应地由资本主义取向朝社会主义取向的新范式转换。

第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具有明显的适应中国现代化所要求的政党结构。中国现代化要求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一个核心的党处于领导地位与多党派的共同参与这样两个层次组成，既不能是多层次的，也不能是单一层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既不同于制，也不同于多党竞争制，中共与各派，既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还有协商与合作的关系。这样一种既有结构的多元性、又有核心的一元性的政党结构具有一党制、多党制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它既能发挥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的功能，融合各阶层利益，又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团结的力量，为社会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的组织、程序和途径，既避免了多党制的容易造成的政治不稳定，又避免了一党制无视社会需求脱离社会监控而导致严重的内部腐败，既体现了严格的统一与权威，又促进并保障了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适应了现代化变迁中政治生活的两种需求，即社会对于稳定与发展及权威与自由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100多年来自多党制和制之后出现在中国的第三种形态的政党制度模式。这个政党制度在价值理念、功能和结构上具备了多党制、制所没有的契合中国现代化特殊需要的优势和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和优势决定了它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理性选择。

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确立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之后已有的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不难看出，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和顿挫总体上是与这个政党制度运行的正常与否密切相关的。在2000年12月4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项基本制度的优越性，把它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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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51页，北京：三联出版社1989

宋教仁：《宋教仁集》下册第4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冰心：《北京社会之面面观》，《时事新报》1913年1月3日

赵书刚：《中国政党发展的轨迹（1905？1949）》第5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宋教仁：《宋教仁集》下册第4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参见萧功秦的有关论述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第5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远生遗著》第二卷，第155页，转引自赵书刚：《中国政党发展的轨迹（1905？1949）》第9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民国日报》1916年8月28日

列宁：《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21页，转引自赵书刚：《中国政党发展的轨迹（1905？1949）》第9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