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全球化观念的历史追溯与多维透视

一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属于整个世界无产阶级，而不专属某个民族与国家。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所首先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伟大时代的精神精华，从这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与“全球化”特征。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世界历史时代”逐步走向“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与“历史转变为全球化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方历史而言，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联系与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历史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的和高度的发展的阶段。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属于由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所主宰的欧洲化的世界历史时代；现代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与等所开创的苏联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属于一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形成与尖锐对峙、北方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南方的落后的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平等交往的、“分裂化”的世界历史时代；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则属于一个世界政治经济力量逐步趋于多极化态势，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正在一体化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正像近代以来很早就有了全球化观念，只是到了当代世界历史发展阶段，全球化才成了一种真正客观物质现实一样；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有全球化观念，但只是到了今天，它才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

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1994）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演变过程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概括。他认为，在第一阶段，即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把整个全球的一体化假设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他们认为，这既是一个破坏性的进程，也是一个进步的发展过程。对于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这种经济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e）。所谓“世界时间”是指欧洲资本主义的时间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来实现，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全球化”约化为资本主义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第二个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的确已经变成全球性的，但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全球同质性与一体化，而是产生了新的分裂分化。这种新的分化由两个原因引起：一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加剧了欧洲与北美及日本中心地区的民族竞争的同时，也使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这种扩散引起对资本的同质化力量的抵制。二是资本主义从欧洲中心地区的扩张并没有使世界同质化，而毋宁说是制造了发达与不发达这两个新世界。随着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与那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因政治改革而日趋缓和，反抗资本主义霸权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移向了，开始与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混合在一起。第三个阶段，它从70年代起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个形态虽然仍保留中心—形式和相适应的发达—不发达的状况，但它的确证实了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资本主义确实已经普遍化了，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只不过早期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化发展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是一个具有“地理（空间）”中心的体系与过程；而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却相反，它通过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

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性同质化过程中导致了以民族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的格局，而在新的发展阶段却相反，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却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就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写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者“全球性的地方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资本主义的跨国化也排除了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的做法。因为第三世界的某些区域已经变成了资本运作的中心，而第一世界中的某些区域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的地位上。换言之，原来那种中心—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而逐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

德里克以上的概括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虽然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并不能回答全球化时代重大理论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作为一种关于全球性现代化的理论，已经名不副实。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意义上包含着对欧洲中心资本主义的时空预设，它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新形势，因为这种新的形势既具有同质化特征又具有散裂化特征。”（注：以上内容观点参看［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第四章“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译文载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第26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但我们觉得，他的解释毕竟还是为我们全面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考视野和指导线索。

马克思还是在创立自己科学历史观的前夜（1845），就具有了一种开阔的现代世界历史性理论视野。他在同德国以弗·李斯特为代表的、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国民经济学家进行论辩时，就自觉地站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立场上，强调工业即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历史意义，认为在现代生产力与交往关系制约下，一个民族所作的事情就是为整个人类所做的事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表述自己科学的世界历史观与全球观念，是在众所周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从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世界化发展的现实历史角度，对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全球化趋势作出了初步的描述。这个概括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他们为自己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念确立了一个开阔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全球化”基本特征作了初步的规定。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引起的人类历史由传统的狭隘的民族史与地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克服了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决定论和唯心史观的根本缺陷。（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而在《共产党宣言》（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以明确的语言与立场指出，资本主义所开辟的历史就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理所当然的也是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就非常自觉地在这种开放的理论视野中思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他们的这种全球化理论观念除了有其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以外，也有其理论逻辑上的偏颇之处：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全球历史的统一与整合作用，强调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世界性普遍化特征，而相应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世界各国多样化发展态势，忽视了作为经济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最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作用，而将资本主义文明所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化过程简化或约化为两个阶级斗争的过程。正因为考虑到这样一种理论视野上的片面之处，所以晚年的马克思在回答俄国民粹主义的提问时，已经考虑到了落后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与发展机遇问题。（注：参看拙文《“抓机遇论”发展哲学观念的历史追踪》，载《理论探讨》1997年第5期。）当然我们还要强调一点，马克思这种全球化观念基本上适合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时期，而且从总体上看也符合资本主义整个历史发展时期（即资本主义“长时段”发展逻辑）。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的确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整个世界。正如德里克如上所指出的：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更接近于今天的现实。对此，比利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也有相同的认识：“今天的西方

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的完全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型”。也就是说，正如今天由于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整个世界重新变成马克思当年所处的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趋势。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晚年，西方资本主义静悄悄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不是以资产阶级及其个人或企业为基本的经济活动单位，而是以整个民族国家为基本的经济政治活动单位；不是以市场的纯粹的自由竞争，而是以某种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是资本主义所首先开辟的世界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化发展过程；那么，列宁斯大林所发展起来的新的全球化观念，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殖民主义体系、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形态的高度垄断化政治化军事化发展趋势。斯大林曾经对列宁所首先确立的新的全球化观念作出了一个权威的著名的总结：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从三个基本原理出发的：1.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由此得出第一个基本的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2.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由此将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另一方面是不得不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占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由此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殖民地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3.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所以“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注：《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03—206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并且，社会主义革命往往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即通常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工业发达国家。甚至于可以说，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处在这样一种经济政治发展非常不平稳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所以不会出现同时胜利的局面，倒是往往出现一国首先胜利的独特现象。受列宁与斯大林以上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了著名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论以及相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认为，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性影响，中国革命从此以后便成为世界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入侵，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使之变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注：《选集》第2卷第626—633页等处，人民出版社1996年合订本。）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相比，列宁、斯大林、所确立与阐述的新的全球化观念，基本上准确及时地反映了巨变的历史时代特点，特别是由此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统治世界的单极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在落后国家首先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世界历史与政治经济总格局总面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与勇气，巨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伟大的贡献。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是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的基本主题之一。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对抗的存在才有助于今天全球化进程中的多元化、多维度的形成。但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理论到斯大林的一国胜利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再到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对抗的全球化观念，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世界体系理论，它用两种社会政治制度来抽象与概括世界千差万别的文明与民族国家的特点，未免有些简单化。它过分强调了国际的世界的政治军事斗争与对抗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只片面地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尖锐矛盾发展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广大不发达民族国家的侵略影响及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上的密不可分的交流关系及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从而导致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现代化经济建设过程中长期的实际上闭关锁国的发展方针与策略，进而最终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力。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的剧变可以说是一种全球化模式与观念即一种以分裂对抗与封闭自足为特点的全球化观念与模式的失败。（注：参看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第1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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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20世纪，全球化理论观念模式，首先是作为主流的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即把现代化等同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西方化”的单一过程；除开这一基本观点之外，当然就是以上我们所列举的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理论、两大阵营理论。受这些经典的基本理论模式的影响，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美洲也形成了一种既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全球化模式相抗衡，也有别于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的、一种独特的“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观念，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南美洲的依附理论以及尔后影响范围更大与持续时间更长的“世界体系理论”。（注：以下关于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的内容介绍与观点，在此参照了方宏进著文《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变革》，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期第62页，及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第25—3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依附理论崛起于60年代，到70年代后期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依附理论学派并非有一个较正式的组织、较系统一致的学科集团，而是一批分散于世界各地、基本观点接近、遥相呼应的学术潮流。它们共同认为：依附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是早期殖民扩张的结果，是以其中的一方受另一方制约为代价发展起来的。依附论的基本概念有三个：中心、和依附。“中心”是指那些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则是指那些经济上贫困落后的国家与地区。与中心之间产生联系的方式就是“依附”。“依附理论”由此而得名。依附论的世界图象是比较简单的：世界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控制着一批次一级的中心，每一个次中心又控制着一批更次级的中心，如此像洋葱一样，最外层的是所有中心的“”或者卫星。比较起来，每一个中心都比其更富裕。而每一层都比其中心贫困，经济上被动。不得不依附于其中心，而依附又造成了中心对的剥削与掠夺。在中心与的这种关系中，中心通过剥削维持其富有和继续发展，并由此进一步巩固其中心的地位。而经受剥削的不但越来越贫困与不发达，而且也越来越加重其对中心的依附。所以依附论者认为，正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与贫穷之间的这种不公平交换造成了发达与不发达、富裕与贫穷的两极对立，正是发达国家本身的发达造成了国家的不发达，而不是国家自身的“传统”落后造成了这种不发达。不发达与发达不是历史性阶段性的差异，而是共时性与结构性对立，是同一事情的两个侧面。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的发达，通过依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依附论者看来，只有当作为边缘与即卫星国家摆脱对其中心国家的依附的时候，才是它们开始走向发达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依附论”本质正是反对依附的。

继依附论这种全球化理论之后，70年代由伊曼努尔·华伦斯坦所率先提出的“世界体系”是一种影响至今的理论与学派。它是受依附论观点影响同时又与现代化发展这种主流理论传统相对抗的学说。其中心概念是“核心”、“边陲”、“半边陲”与“世界体系”。在华伦斯坦那里，核心、边陲、半边陲都是不能等同于一种地理位置，不是一种真实的空间位置，而是指一个国家在全球即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具体位置。中心国家都是全面发展型的工业化经济体系，而边陲国家则往往是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与传统的农业国家或者“专业型”经济国家。“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最重要的概念，它是一个用以取代“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概念。在世界体系论学者看来，世界是一个三个层次的金字塔，最上层的是集中了“核心化生产过程”的核心国家，中间是半边陲国家，下层是集中了“边缘化生产过程”的边陲国家。这样一种世界图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三个世界”，从核心向边陲的下降，主要不体现为贫富方面的变化，而是一种经济自主性的减退。世界体系论更注重的是研究世界整体的发展规律。由于引入了一个半边陲概念，世界体系理论才不把世界整体系统中的各个国家的地位与命运看成是注定与不可更改的。在它看来，各个国家的命运可根据世界市场的上下来回波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世界经济体系并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帝国，而是一个带有“零和博弈”色彩的世界。世界经济并不是古已有之，而是产生于16世纪，迄今为止已经有了四个发展阶段。从1450年到1640年，在西欧形成与产生；从1640年到1815年是巩固时期；从1815年到1917年成了一个全球性行为；从1917年至今是加强时期。这四个时期世界体系的中心是在不断地改变的。在华伦斯坦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将由于它彻底统治世界、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而必然灭亡；而取代这一体系的仍然是一个世界整体性结构，即社会主义世界政权。

通过比较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我们会发现：依附理论是简单的和静态

的，而世界体系理论则是动态的与复杂的。依附理论是外部决定论，将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原因归结为外部力量的剥削与掠夺，而在发展道路选择上，则又是封闭的、片面强调内因作用的“内因决定论”；而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模型坚持“整体决定论”，即整体的发展规律决定部分的具体发展过程。依附理论主要以南美洲的殖民化历史为理论参考系，地区狭隘性比较明显，而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是以欧洲的原生形态的现代化发展历史为原形与起点，追溯世界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而抽象出来的。所以，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更具有普适性特点，可用来解释世界各时期区域的发展问题。

除了方法与基本理论不同以外，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研究主题上也有诸多不同。表现在：（1）依附理论的起点是研究个别国家的发展问题，由此引出国家之间的影响对于发展的影响问题；而世界体系论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整体的发展规律问题。（2）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为研究对象，然后联系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的发展来说明拉美的不发达。而世界体系理论从一开始就将研究的目标与重点放在早年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并由此向世界展开。依附理论虽然对拉美国家的不发达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合乎实际的报导，但它对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的说服力不足。而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对解释全球化发展问题有相当的灵活性与普适性，但由于基本上是抽象的理论，使得它毫无实践生命力。总的来说，虽然世界体系理论相对于依附理论来说，具有更加合理性与全面性的特点，但它们的共同理论缺陷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前景与现状都做了悲观的消极被动式的描述与预测，都是一种宿命论的历史观念，这种第三世界的发展观念与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观念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观念与全球化观念相比，与这种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成功的理论经验相比，肯定是有明显的弱点的；也与在冷战结束以后即苏联解体以后所形成的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理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现在就以西方当代两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评价来说明问题。

当代英国社会学巨擘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体系或者世界体系概念的内涵远比华伦斯坦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在他看来，现代化发展和现代性社会的特点与主题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包括四种基本的制度特点：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主义与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从这种理论框架来看，世界体系理论过于狭隘了，因为它仅仅关心到了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特点，而实际上抹杀了民族国家的特点与作用。“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的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注：以下关于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的内容介绍与观点，在此参照了方宏进著文《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变革》，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期第62页，及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第199—21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只能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的面向，而不是指世界体系的整体。国家体系与此同等重要，特别是在全球的民族国家的体系发展过程的晚期，它尤其十分重要。更抽象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赋予国家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以应有的重要意义。从目前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态势，从世界区域军事宗教冲突日益严重的现实来看，吉登斯的观点比华伦斯坦的观点更合乎实际。

已如前述的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他所主张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华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既有共同点也有重要的基本的差别。（注：以下内容参看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批评》，第9—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他认为，在过去20年里，世界体系理论在分析解释发展与不发达的问题时提出了现代化话语的最佳选择。它们与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话语的区别是：1.世界体系分析把资本主义当作现代性的中心论据，因而试图将资本主义提供的现代世界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模式。2.它也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它认为单独的民族内部发展的历史是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而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都要经历过的必然历史阶段。但是，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从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时代，进入到一个以跨国公司化这种超民族国界发展为特点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化发展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的历史，从一种具体的地理位置与民族国家的空间状态超越出来，进入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时代。与世界体系所包括的“整体与局部”、“世界与民族”、“中心与边陲”这种二分法不同，全球化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德里克所提出的“全球资本

主义分析”在其逻辑上与“世界体系论”有着不少相通之处，但它所得出的结论与后者有着重要的差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对全球化权力结构上，最重要的是民族对国家地位的认识上。“当它在一个指向超越民族空间性的新格局中重构现代化话语时，世界体系分析却在谈到发展与解放问题时继续把民族当作分析单位”。德里克借用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伊曼努尔·卡斯太尔的观点认为，现在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态的秩序化体系，而是一种体系化与非体系化相统一的网络化时代。卡斯太尔认为，可将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说成是在一个信息／全球经济中的四个不同位置上建构起来的：基于信息劳动的高价值生产者；基于低成本劳动的大批量生产者；基于自然馈赠的原料生产者；还原为贬值劳动的剩余生产者。这四种经济类型是无法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它们是在网络中和流动中被组织起来的，使用的是信息经济的技术基础结构。它们具有某些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性发展密集度，但全球经济并非因此是地理上的一体化经济。最新的国际分工不会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沿着全球网络和流动结构中，发生在以上所说的那四个位置的经济人之间。所有国家都会被这四种位置所渗透。这是一种变动不居的“世界经济几何学”，而不是传统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所抽象揭示的静态“世界经济建筑学”或者地缘政治经济学。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斯从全球文化学角度向我们提供了另样的全球化图象。（注：以下内容参看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529—535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他认为，就其秩序与强度而言，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互动的新境界。我们必须把新的全球文化经济解释为一种复杂的秩序，一种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着断裂与脱节的秩序。传统的中心与边缘的二元理论模式，或者多中心与多边缘的理论模式，都不足以解释当今世界的异质性特点。他认为可以将全球化归结为五种维度或者五个拼盘：一是在全球流动的人种图景；二是跨国性的科技图景；三是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媒体图景；四是无国界的货币流动图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国别性的意识形态接受图景。这五种图景各自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世界，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领地是没有重合之处的。

三

根据学界的权威看法，全球化（注：以下内容参看杨雪东、王利《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全球化与中国》，第2页。）可以概念为如下几种内涵：一是从全球信息化理论和所谓“全球村”理论角度指出：全球化就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自由传递，提出这种全球村概念的，当以加拿大科学家麦克卢汉为最著名的代表；二是从全球化经济角度提出全球化就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配置，即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知识要素、技术要素乃至人力要素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所出现的全球性流动与组合，以至于国别经济与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一个一体化的全球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的互补性、关联性前所未有的增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突出地代表了这一点；三是从全球体制一体化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也有人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全世界的扩展，以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反映出了这种立场与声音。最后一种观点是从全球问题学角度出发，认为全球化就是从全球化问题的形成到价值观点达成共识，再到问题获得解决的过程，罗马俱乐部就代表这个观点与方向。

全球化现象与问题的出现，使得我们发现传统的理论框架已经很难有用武之地。无论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普遍与特殊”律，“传统与现代”二分法，还是“整体与局部”律，“内因与外因”律，“中心与边缘”律，“东方与西方”律，两个阵营理论这些众多的二分法，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似乎无能为力。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合理的悖论，是一个对对立面为自己存在前提的过程，即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整合与分裂、集中与分散、世界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统一与矛盾的动态过程。全球化过程既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的机遇。它虽然具有超越国界发展的趋势与特点，但这恰恰证明与突出了国家主权与利益自主独立的重要性；它虽然具有制度一体化并轨化发展的态势，但这恰恰向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方向不动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它虽然具有着超越与克服与地域文化及政治制度特殊性的跨国性经济特点，但这同时又加剧了民族与宗教文化冲突的趋势。它虽然通过全球性经济重心的不断转移来为全球各地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也加剧了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安全的不稳定的因素。它一方面从经济上加强了全球范围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则又加大了地区经济之间的不平衡与愈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它一方面促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的紧密合作与此同时联系，同时也的确制造了新的对

抗与分裂。

冷战结束以后所形成的全球一体化格局，既说明了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也说明了传统的封闭的社会主义模式所固有的严重弊端。但这种危机现象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失败与资本主义的永恒胜利。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所开辟的，是资本主义的欧洲胜利地征服世界各民族的过程：从冷战结束以后的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来看，全球化的本质主题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跨国化发展以及对当代世界的总体控制。但这并不等于说资本主义体制一统天下的格局是永恒的。必须看到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这种主导的统治秩序与由它所引起的各种反对与异质力量进行相互较量与冲突，进而共同发展的历史。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是对抗资本主义、克服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的片面性弊端的、使全球化进程朝着健康合理方向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制约，没有以苏联与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与挑战，由资本主义所开辟的全球进程便不可能有如此高速的发展。而几百年以来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批判与抵抗，则有力地促进与保证了全球化进程的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从而使得全球化运动既在促成人类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的同时，还保持着众多的多元化丰富性创造性源泉。也就是说，正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等这些重要的异质因素与反对力量的不断强大，才使得全球化充满了生命力。正像如前所述的美国的经济学家瑟罗指出的那样，如果在整个世界上资本主义失去了像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这样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那么这将是它因为缺少竞争而丧失活力的开始。（注：参看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第319—320页。）相反，社会主义的局部的暂时的失败与陷于低潮，不能说明社会主义从此走向终结，倒是说明那种封闭保守的社会主义僵化模式的终结。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在全球化运动推动下发展的历史；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本身就构成了全球化运动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失败的历史，离开了全球化发展的总体历史，是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的。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历史的失败使我们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之外的真正的马克思（或曰一个“（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了解到了马克思的全球化发展观念的经典本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全球化观念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全球化观念、当代全球化发展现实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经验共同对话与融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