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正文】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意共创始人、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又是列宁逝世后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然而，长期以来，葛兰西的思想受到不公正的歪曲，葛兰西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实际上，葛兰西在撰写《狱中札记》时为避免引起西斯监狱当局的注意，不得不使用隐晦曲折的语言。葛兰西在《关于实践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这组札记里，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使命、来源、体系及新时代的挑战，进行了大胆探索，提出不少深刻、独特的看法。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受空前的攻击的今天，仍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一

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称作实践哲学，着意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争取解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葛兰西反对把马克思看作几位伟大学者的综合的浮浅看法，认为马克思是新的世界观的创造者。这种新的世界观独特而完整，它代表了一个历史时代的精神。只要这个时代没有完结，只要还没有在全世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不会被超越。葛兰西认为，这个时代要延续几个世纪。这里不难发现葛兰西对共产主义革命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有着充分清醒的认识，可以看出葛兰西与鼓吹“马克思主义危机”、“马克思主义过时”的伯恩施坦、阿德勒等修正主义者针锋相对。葛兰西对公开背叛革命投入资产阶级怀抱和留在革命队伍中阉割马克思主义革命灵魂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了强烈义愤和极大蔑视，并分析了他们背叛的阶级根源：“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知识分子的大的代表，除了他们人数不多以外，没有与人民联系起来，并不是出身于人民；他们是传统的中间阶级的代言人，因而在急剧的历史‘转变’时期他们也就回到这些阶级那里去了。其中另外一些人留在自己原来阵地上，但不是为了保证新理论的独立发展，而是为了对它作系统的修正。”（葛兰西：《狱中札记》第79-80页）

葛兰西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的同时，坚决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葛兰西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明确指出既然马克思主义对现存一切事物都采取革命的批判的态度，那么它对自己也不例外。它从未把自己看作终极真理体系、绝对封闭体系，它是开放的、前进的。葛兰西精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的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否则就不能解决现实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现代思潮的挑战；但他同时注意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至关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如果实践哲学在理论上断言，任何认作永恒和绝对的真理都具有实践的来源，并代表着暂时的价值（任何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历史性），那么，在实践上很难理解这种观点不适用于实践哲学本身。”（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联合出版社，罗马，1977年，第117页）葛兰西以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慧眼敏锐地觉察到理论与实践、发展与坚持、理论研究与政治宣传的辩证关系。他半个世纪前的论述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无产阶级政治家仍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葛兰西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问题。他一反二、三十年代将黑格尔哲学视为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贵族式的反动”的“权威”看法，深刻指出德国哲学的语言与法国革命的政治语言之间实质上具有同一性。他主张应认真研究德国哲学、法国革命的政治学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葛兰西独具特色地指出：“可以说实践哲学等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他并没有沿用通常的说法，即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而是在更大的视野里，在唯物史观和新世界观的形成上估价李嘉图的贡献。他说：“据我看，正是实践哲学把李嘉图的学说变成了哲学的语言，因为实践哲学赋予了他的发现以一种通用的性质，并且适当地把这些发现推广到全部历史上面去，从而自己在创造新的世界观的时候，首先利用了它们。”（葛兰西：《狱中札记》第82-83页）凡是读过《〈政治经济学〉序言》的人都会记得马克思本人承认，正是通过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才总结出唯物史观的基本法则。

总之，葛兰西不同意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形而上学的一一对应的研究，而是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对形成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全面影响。葛兰西写道：“有人断言，实践哲学是在十九世纪前半期文化的最大限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种文化是由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政治著作及实践所代表的，断言这三种文化因素是实践哲学的来源。应该从怎样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论断呢？这些运动中的每一种对应地促进了哲学、经济学和实践哲学的政治学的形成？或者是实践哲学综合地改造了所有这三种运动，即是说改造了时代的全部文化，而且在这种新的综合中，我们考察实践哲学，就会发现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理论的、经济的、政治的，都以三种运动中的每一种运动作为准备‘要素’”（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11页）。

不仅如此，葛兰西还认为，当我们说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时，不应绝对化。从历史的长河看，“实践哲学是以这过去的一切文化为前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加尔文教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作为整个现代人生观基础的历史主义。实践哲学是使人民文化与高级文化的对立辩证化的、这一切思想、道德改革运动的结果。实践哲学与下面这种结合相符：新教改革加法国革命——这是哲学也是政治，这是政治也是哲学。”（同上书，第104-105页。）在葛兰西看来，以往的哲学只是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实践哲学强调改变世界，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统一起来，将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历史）、先进的思想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愿望统一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强调实践哲学是新型的独立自主的哲学。由于先进的思想一旦武装了群众，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从而促使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所以“哲学也就是政治”。另一方面，政治理论与实践也具有认识意义：“既然领导权机构（指无产阶级专政——作者注）的建立创造了新的思想领域，决定了意识和认识方式的改革，那么这种建立也就是一种认识行为，一种哲学行为。”（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47页）他启示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来寻找列宁对实践哲学所做出的最伟大的理论贡献，由于列宁向前推进了政治理论与实践，他也就在事实上向前推进了哲学本身。为此，葛兰西把十月革命称作伟大的形而上学（即哲学——作者注）事件。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葛兰西还从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统一的原则出发论述了实践哲学的两项根本任务。他指出：“实践哲学有两项任务：战胜精微形式中的现代思想意识，以便能够形成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并教育具有中世纪文化的人民群众。”（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02页）而第二项任务更基本、更重要。鉴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阶级性，就要求不是把这些真理束之高阁，而是要使它们“社会化”，成为革命实践活动的基础，成为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统一和行动一致的要素，从而加速历史的进程。二

葛兰西还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哲学在新旧历史时期受到歪曲和阉割的严重状况。由于马克思主义影响日益扩大，已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以致连唯心主义思潮也不能忽视这一现实。克罗齐、金蒂莱（GiovanniGentile，1875-1944，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曾任法西斯政府教育部长。）、索勒尔、柏格森等“作为统治阶级的传布最广的思想体系的作者，作为自己国家里面的知识分子流派的首领不能不多少利用一些实践哲学的成分，以便使自己的软弱无力的主张得以立足，以便用新的理论的历史现实主义来美化过分思辨的哲理，以便用新的武器来充实他们所联系的社会集团的武库”。（葛兰西：《狱中札记》第71页）也就是说，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内容加以篡改后，吸收到自己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另一方面，教条主义者——“正统派”从与人民群众中传布最广的宗教先验论的斗争需要出发，认为只要用平庸的唯物主义就能战胜它，从而“他们基本上把实践哲学与传统的唯物主义等同了起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71页）葛兰西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两方面修正的现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形势下在哲学领域的战斗任务：“人们企图把它（指实践哲学）扯碎为几个部分：有一些东西脱离了辩证的统一又重新回到哲学的唯物主义，同时高级的唯心义企图把实践哲学里面创造某种新药的需要的东西包括到里面去”，（葛兰西：《狱中札记》第78页）“在现实中依然重现着关于费尔巴哈第一个提纲中受到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彼此片面的立场，而且也和当时一样（虽然我们也达到更高的阶段）需要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的阶段上的综合。”（葛兰西：《狱中札记》第84页）

无疑，这为我们准确判定葛兰西哲学思想的性质、正确理解所谓“实践一元论”的真正含义提供了一把钥匙，指明了一个方向。

和马克思的看法相近，葛兰西指出直观的庸俗的唯物主义“确信有一个外部的绝对不能改变的世界‘一般地’、客观地（这个词的最庸俗意义上的）存在着”，（葛兰西：《狱中札记》第28页）把意识仅看作是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整理”，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性。同时他又指出德国古典哲学首先使用了“创造性的”思想概念，即首次揭示意识的能动作用，但它却充满了唯心主义和思辨的内容。由于唯心主义的“创造性”（即能动性）概念表明外部世界是由思想创造的，就必然陷入唯我论。为了一方面肯定人的能动性又避免唯我论，而另一方面避免抹煞人的能动性的机械论、庸俗唯物论，就必须“历史地”考察问题，同时把实践作为哲学的基础。（参看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译本第29页）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葛兰西才说“‘一元论’这一术语表达什么意义呢？当然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意味着在具体的历史行动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即与某种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与人所改变了的自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意义上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这是行动（实践、发展）的哲学，但不是‘纯粹’行动的，而恰好相反是‘不纯粹’的、最世俗、最普通意义上的行动的哲学。”（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54页）

正是这段札记被人们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引起激烈争论，招致高度赞扬或严厉批判。

有人认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主张一般意义上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综合，因此是折衷主义的，带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征。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只要我们联系他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赞誉，对黑格尔、克罗齐唯心主义的批判，对布哈林、波尔迪加庸俗唯物论的批判，就会顺理成章地认为，葛兰西同马克思的思想一致。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的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他正是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反对任何一种片面倾向上谈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结合的。正是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他的哲学“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4页）

有人指出，应在辩证法意义上、认识论意义上，而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理解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参看郑楚宣的《葛兰西‘实践一元论’和‘绝对历史主义’试析》）我认为这一看法言之有据。因为葛兰西关于“实践一元论”的论述正是在题名为“认识的‘客观性’”的札记里展开的。葛兰西指出，“在实践哲学中，关于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可以根据下面这句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里）来分析：人们在意识形成领域——在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形式中——认识物质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认识是不是限于物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根据引述的原文）还是指任何有意识的认识而言？这点有待研究，而只有运用所有关于上层建筑价值的哲学理论才能研究。”（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54页）紧接着他写道“在这种场合下，‘一元论’这一术语表达什么意义呢？”由此可见，葛兰西决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即物质与意识谁为本原、谁为派生的问题上发表见解。在他看来，哲学基本问题属于传统唯物主义同传统唯心主义争论的问题，实际上早为旧唯物主义所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高形式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它所使用的范畴，如“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等，是以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从未使用的；它所探讨的问题，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等问题，也是传统唯物主义解决不了的。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唯物主义又是对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超越。

葛兰西在其它场合曾把实践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称作“由于思辨哲学本身的工作而达到自己完成的并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唯物主义’”，是“绝对历史主义或绝对人本主义”。（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29页）由此可见，葛兰西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是真正的历史主义与人本主义。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划时代的新哲学，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以现实社会的人为出发点和主体，自然和历史相统一的关于人和外部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

正象马克思肯定人本身是自然界的存在物，葛兰西也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他们更强调人是自然界的对立物，人同自然的关系是能动的积极的关系。葛兰西指出：“人们并不是由于自己也是自然而简单地与自然相联系。还有，这种关系不是机械的，而是积极的、自觉的，即这一关系是与每个人对这些关系的或高或低的认识程度相一致的。”（同上书，第34页。）显而易见，葛兰西所说的“具体的历史行动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就是指人与自然在具体的历史行动中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离开了具体的历史行动，即人们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实践活动，人与自然的统一就成了纯粹思辨的东西了。而“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就是指人所改变了的自然界，当然也包括生产资料（即前人实践的产物）。这样，“人的活动（历史——精神）”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是说，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类历史，而这种人类活动体现了人所特有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人的主观能动性。葛兰西接着写道：“这是行动（实践、发展）的哲学，但不是‘纯粹’行动的，而恰好相反是‘不纯粹’的、最世俗、最普通意义上的行动的哲学。”我们知道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金蒂莱把自己的哲学称作“行动主义”，（意文为attualismo。）说什么“思想行动是纯粹行动”，这样，自然、历史、上帝都成了“我”（共相的）的行动的产物。实际上，葛兰西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补充着意划清与金蒂莱行动主义的界限，强调人的活动是感性活动、物质活动，并且这种实践活动是有着物质基础的。我以为这才是“实践一元论”（或“实践哲学”或“绝对历史主义”的准确意义，因此，不能从“实践一元论”中得出“否定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的结论。和马克思一样，葛兰西曾明确指出：“一定的人的社会以一定物的世界为前提，而人的社会只有存在着一定物的世界才是可能的。”（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35页）另一段论述更清楚地说明他是把客观条件作为实践的基础的：“但仅是客观条件、或可能性、或自由的存在不够，需要‘认识它们’并会利用它们，想要利用它们。”（葛兰西：《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42页）显然，葛兰西所说的“客观条件”是指人们所面对着的外部世界，即上一代人的实践改造了的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由此可见，葛兰西既没有否认先于人类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也没有否认上代人实践改造了的自然界是这代人实践的预先存在的客观基础。但是，在他看来，仅仅承认这点是不够的，这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所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要认识并利用客观条件，通过自己的实践促使它们改变。因此，硬说葛兰西把“自然界”或“人所改变了的自然界”视为实践的从属因素，偏离了唯物主义方向，是毫无根据的。

三

1933-1934年，葛兰西在狱中认真研读了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撰写了一系列笔记，全面深刻批判了布哈林的机械论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对斯大林、二三十年代盛行的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及苏联官方哲学的批判。葛兰西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对其体系安排、辩证法、认识论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葛兰西首先指出“当一种理论还处在讨论、论战和形成阶段，难道能够撰写关于它的入门书、手册和通俗教材吗？如果某一确定理论尚未达到其发展的‘经典’阶段，任何使它‘教材化’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它的逻辑体系只是表面的和虚假的。正象‘通俗教材’（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者注）那样，主要是完全不同的因素的机械排列，尽管它们为成书的需要有个统一的框架，但彼此没有内在联系”。（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64-165页）应该说这不仅切中布哈林的要害，也是对苏联哲学教科书通病的准确诊断。长期以来，苏联哲学界习惯于用教科书形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结果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庸俗化。更难能可贵的是，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需不断发展、完善、丰富的开放系统，而不是终极真理的体系。

葛兰西坚决反对布哈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对立的、相对封闭的体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缺乏对辩证法的任何论述……缺乏对辩证法的论述可能有两个原因。首要的原因在于他（指布哈林——作者注）认为实践哲学分为两部分：即政治历史理论——他认为这是社会学，即根据自然科学（实证论意义上的实践科学）方法构建的理论和在本义上的哲学，即哲学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机械（庸俗）唯物主义。在批判机械论的大讨论之后，……他继续坚持说实践哲学一分为二：历史、政治理论和哲学，不过他不再用哲学唯物主义的老字眼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称呼它了。”（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64-165页）

十分奇怪的是，就在布哈林被处决的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却沿用了布哈林的体系安排。斯大林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斯大林：《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卷第177页）它仅限于认为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研究方法是辩证的又是唯物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与历史。这样，斯大林就把辩证唯物主义提到首位，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伟大意义就被抹煞了。

葛兰西同布哈林、斯大林截然相反，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领域里，才能消除任何机械论和一切迷信‘奇迹’的痕迹”。由此可见，葛兰西强调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紧密结合的，是把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作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把握的。

与把辩证法仅看作方法论的浮浅看法相反，葛兰西认为，辩证法是“新的思维方式，一种新的哲学，还是一种新的技术”。当他肯定辩证法是新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新的哲学时，是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一致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标志着哲学史上的飞跃。葛兰西在批判布哈林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辩证法与哲学革命的结合。他写道：“只有把实践哲学理解为一种完整的和独创的哲学——它开创了历史和世界思想发展史的新阶段，它超越（超越的同时汲取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些旧社会的传统表达方式——才能充分地、从根本上认识辩证法的作用与意义。”（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32页）相反，布哈林把辩证法同历史和政治理论分开，“就再不会认识辩证法的重要性与意义，就把认识论和历史学及政治学的精髓贬低为形式逻辑的一个分支和一种入门的经院哲学”。（同上书，第128-129页）葛兰西认为，在辩证法即认识论中，“历史、政治和经济的一般概念融为有机整体”，（同上书，第128-129页）因此，它不能仅作为方法论而同运用它对历史、经济与政治问题的解释分开。这样，他就不仅反对把辩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分开，甚至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地、孤立地划分为哲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三个独立的组成部分。

葛兰西不能容忍把辩证法视为某种形式逻辑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截然分开。他指出朗格（1828-1875，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史》“把辩证法仅看作形式逻辑的一章，而不是将其本身视为一种逻辑学，一种认识论”，（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51页）从而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的根源。葛兰西反复强调辩证法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这就赋予辩证法根本的意义，从而同列宁的“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同一”的观点完全一致。难能可贵的是，葛兰西在狱中不可能读到列宁的《哲学笔记》，他是通过独立思考得出这一结论的。

列宁曾批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列宁：《哲学笔记》第411页）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布哈林未把唯物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他对反映论的理解还停留在费尔巴哈的水平上。布哈林对物质与意识关系问题的解答仅限于“没有物质，精神就不可能存在，而没有精神，物质却可以满不在乎地存在着，‘精神’是具有特殊组织的物质的特性”。（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53页）布哈林对精神的机械论解释更为可笑：“假如人们有办法按照原样重新把那些物质的元件拼凑好、安装好，就好比说象把一个拆散的钟表重新装配起来一样重新装配一个人，这时意识就可以马上恢复：就跟钟表修好了就马上滴答地走起来一样，人的机体——复原就可以开始思想。”（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53页）可以看出，布哈林完全脱离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意识，看不到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意义，不了解认识过程中主——客体的辩证联系。同布哈林的态度迥然不同，葛兰西注重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意识及认识过程，坚决反对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历史，仅把意识看作对物质的反映的形而上学观点。葛兰西在批判性的评述中，就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

首先，他反对把那种开天辟地的原始自然界看作认识的对象。他认为实践不仅是人们认识的手段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而且还“创造”着认识对象，并使自己真正成为认识主体。从现实的认识主体与客体两方面看，都受着历史条件的制约，受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葛兰西以“东方”、“西方”这两个概念为例具体说明它们是对实际空间关系的反映，但又是历史范畴。他写道：“为了确切理解外部世界实在问题所能具有的意义，看一下‘东方’、‘西方’这两个概念的例子将是适时的，它们从来就是‘客观地实在的’，虽然分析时只呈现为约定俗成的、即历史——文化结构。”（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80页）葛兰西认为，没有人存在，就不能想到只是由于有人才存在的任何事物与关系，“如果没有人，北——南、东——西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实际的关系，但没有人和文明的发展，它们就不会存在。显然，东和西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即历史范畴，因为离开了实际的历史，地球上的任何一点同时是东又是西”。正是由于欧洲资产阶级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领导权，才使这些概念被普遍接受。

其次，葛兰西在批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时，强调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把价值、选择与实践结合起来考察，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更丰富更完整。

葛兰西指出，人们只是认识自己——人们的需要与利益，如果超越这些去思考实在的东西，就是“物自体的”、“不可知的”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认识。请看他的理由：“什么是现象，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的东西，还是人依靠实践和科学利益区分的质，即根据探索世界秩序及对事物分类的必要性而区分的质（这种必要性总与间接的和未来的实践利益相联系）。”（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48页）这里我们姑且抛开他的某些不准确的说法不谈，仅就其实质来看，确是对被动的、直观的、照镜子式的反映论的纠正。

自然现象并不是自动闯入人们的感官的。人只有当变革自然时，才与其发生联系；而实践又与人们的利益与需要密切相关，人们正是为了达到预定目的才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们为了生存，为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为居安避险，就要首先区分出与实践有关的、对人们有用的东西。人们以同动物截然不同的方式，仅仅把握周围世界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人们的认识（感觉）是一种干预、一种选择。现象是根据实践目的由主体翻译的客观实在。这就是葛兰西上述说法的真正涵义。

诚然，葛兰西在表述时某些概念把握不准，给人以“矫枉过正”的错觉，但决不似科莱蒂所说反对列宁的反映论。这从葛兰西对马赫主义的批判可以见出。

意大利马赫主义者卡米思教授表示完全赞同“微观现象不能独立于观察它们的主体存在的观点，说什么这再次提出了宇宙的主观存在的问题，很发人深省。

葛兰西迎头痛击这种否定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他反问道：“难道显微镜下被观察的物质就不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成了精神的产物？”（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60-63页）他进而剖析上述谬论的信仰主义本质，“如果微观现象真的不能视为独立于观察它们的主体存在的话，那么它们就不是‘被观察’，而是‘被创造’，而且坠入个人纯幻觉的王国之中。还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同一人是否可以‘两次’创造（观察）同一现象。这已不再是‘唯我主义’，而纯粹是造物说和巫术。不是现象（它不存在），而是这些幻觉成了科学的对象。”（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60-63页）

综上所述，实际上葛兰西主张一种反映——选择论，即肯定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又肯定认识的能动性。葛兰西并未反对反映论，而是用选择论丰富反映论。

四

象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葛兰西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主义”的误解上。

葛兰西认为，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相联，“发散着决定论的、宿命论的、机械论的气味”；并且说马克思“从未把他的世界观称为‘唯物主义的’”。（葛兰西：《过去与现在》第196页）

的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形态》等著作中，对旧唯物主义进行过尖锐的批判。然而，说马克思“从未把他的世界观称作‘唯物主义的’”则与事实不符。马克思不仅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是“新唯物主义”、“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的。

另外，葛兰西面对着庸俗唯物主义者，批判他们抛弃革命辩证法的错误时，有时在某些概念的把握与理解上有偏失，某些不确切的表述客观上起了混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界限的作用。

葛兰西还把忽视人和实践的直觉唯物主义物质观同宗教创世说相提并论。应该说，他的意图和出发点都是对的，但在批判时没有瞄准靶心。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葛兰西实际上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离开历史和实践活动而迷信客观必然性就类似宗教信仰。因为“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人们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而庸俗决定论扼杀斗争的主动性，宣扬“红旗必胜”，如同“橡子必然长成橡树”一样，从而导致斗争失败。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说直觉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因耻于与那些唯物主义次货的小贩（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为伍，而重复着对唯物主义的偏见；那么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葛兰西则对危害革命事业、抛弃革命辩证法的伯恩施坦、屠拉梯、布哈林、波尔迪加等宣扬的“唯物主义”嗤之以鼻，从而不同意“唯物主义”这一名称。

还应注意：如果说葛兰西在历史观和政治、文化等思想中注意将辩证法与唯物论相结合，那么在较为抽象的哲学基本问题上则对唯物论有所忽视或表述模糊。

还有，葛兰西只是不同意“唯物主义”，但对历史唯物主义高度赞扬。因此，与其说他对唯物主义抱有偏见，不如说对旧唯物主义和他那个时代的庸俗（机械）唯物主义抱有反感。纵观葛兰西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探讨，应该说他主张的实践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

然而，“由红变白”的科莱蒂（科莱蒂原为意共党员，后加入社会党。在后加入右派政党意大利力量党，并攻击马克思主义——作者注）和“新左派”安德森之流硬说实践哲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将葛兰西同前期卢卡奇相提并论，并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实际上，正如意大利左派学者瓦卡所说，从拉布里奥拉到葛兰西，从考茨基到卢卡奇，是两条经纬分明的路线。

有趣的是，葛兰西在《关于实践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这组札记中有一处提到卢卡奇。他写道：“有待研究卢卡奇教授对实践哲学的立场。卢卡奇似乎认为只能就人类史而不能就自然谈论辩证法。他可能是错误的，也可能是正确的。如果他的论断以自然与人的二元论为前提，那就错了。因为他坠入一种纯粹宗教的、希腊——基督教哲学及真正唯心主义的自然观中。这种自然观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尚未能将人和自然统一和联系起来。但人类历史若被视为自然史（也通过科学史），又怎么能使辩证法脱离自然呢？可能卢卡奇因反对《通俗教材》（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者注。）的怪论，才陷入相反的错误，陷入某种形式的唯心主义之中。”（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的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79页）

显然，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葛兰西坚持把人类历史看作自然历史过程的唯物史观。他曾明确说过，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的对立物。与此同时，他在批判卢卡奇的唯心主义立场时，也同将自然消融在人类史中的克罗齐的唯心主义观点划清了界限。

我们若将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同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尽管他们都出于对十月革命后西欧各国革命失败的理论思考，但方向是相反的：卢卡奇主张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表现出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倾向。而葛兰西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时代精神的独特、完整的新世界观，超越了以往传统的思想表达方式；葛兰西看到反对、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危险——机械、形而上学、庸俗唯物主义倾向和新唯心主义倾向。葛兰西主张写一部《反克罗齐论》，正是要同恢复黑格尔传统的唯心主义倾向做斗争。

葛兰西认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才使历史的政治、伦理环节有了实际的基础，才使历史观最终脱离了唯心主义巢臼。而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不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在于整体性概念，从而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放到了次要地位，这样就同黑格尔界限不清。

同卢卡奇的无产阶级准备直接作为整体性出现的唯心观点相反，葛兰西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历史进程获得社会整体性的意识，并有能力解决社会矛盾时，才能成为领导阶级。

卢卡奇自己承认“反对反映论、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观点”，虽然“没有接触过马赫主义”，但成了“这类‘下半截的唯物主义’的典型表现形式”。（《卢卡奇自传》第222页）从上文可以看出，葛兰西坚持选择——反映论，不仅批判了否定物质存在的马赫主义，也批判了否定自然辩证法的卢卡奇。

由此可见，葛兰西同早期卢卡奇在思想上大相径庭，葛兰西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况且，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本身来看也不是科学的；它仅为“新左派”安德森所杜撰，并未被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怎么能把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资产阶级教授，甚至革命的叛徒视同一律？怎么能将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思想同早期卢卡奇思想，甚至同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混为一谈呢？

还有一种说法：葛兰西政治上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哲学世界观上是“离经叛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公式本身就包含着逻辑矛盾：难道政治家的实践活动不正是以哲学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的吗？从反面看，早期卢卡奇政治上的“左派”幼稚病同哲学上恢复黑格尔主义传统的倾向不是有着必然的联系吗？

葛兰西启示我们：一个政治家的真正的哲学应到其政治著作中去寻找。我们纵观葛兰西一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建树，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可以说葛兰西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英勇献身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善于联系意大利和西欧革命实践而独立思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国际共运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遭受疯狂攻击的今天，葛兰西以其英雄的业绩、崇高的人格，光辉的思想仍然为全世界革命者和进步人类所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