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克尔曼对古希腊艺术研究论文

温克尔曼是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家,他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古希腊艺术,形成了古典化理想。温克尔曼的历史主义方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分析古希腊艺术的繁荣原因,另一方面是把古希腊的艺术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温克尔曼,历史主义方法,古希腊艺术

在鲍姆加登确立美学以后,他的学生格奥尔格·费里德里希·迈耶尔(1718—1777)和莫伊塞·门德尔松(1723—1786)等人大力宣传和整理了他的美学体系,并把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总不免那种抽象和脱离具体艺术分析的思辨基调。但是,在遵从鲍姆加登的人当中,毕竟出现了一个具有精细艺术鉴赏力,处处结合艺术史研究来探讨美学问题的独特的美学家,这就是温克尔曼(1717—1768)。他是欧洲近代艺术发展史的真正奠基人,他主要研究了他所理想的古代希腊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就在这种研究和分析之中阐述了一系列重大的美学问题。他的探讨虽然不具有那种体系的宏大规模,但正是他把新古典主义所崇尚的古罗马楷模的更深的根源揭示出来了,并且运用发展的眼光来进行研究和阐述,渗透了启蒙主义的时代精神,把美学研究从以一般诗学为中心,真正有效地扩大到了造型艺术的范围,对启蒙主义德国美学的崇尚古希腊艺术和古希腊人的理想的强烈倾向,实际上是开了风气之先,影响了整整两代德国美学家。尽管他的审美趣味还有某些新古典主义的影响,但正如法国的伏尔泰一样,他在德国却是真正启蒙主义的美学家,他的历史主义方法和古典化的理想,成了古典现实主义美学的宝贵财富和优良传统。

温克尔曼是从研究古希腊艺术发展史开始他的美学思考的。他的主要著作《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摹仿希腊作品的一些见解》(1755)和《古代艺术史》(1764),特别是后者,是当时研究古希腊造型艺术的经典性作品,在这些著作中,温克尔曼突出地运用了历史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古希腊艺术,表现了启蒙主义思想。温克尔曼的历史主义方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分析古希腊艺术的繁荣原因,另一方面是把古希腊的艺术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他在《古代艺术史》导言中就指明了这两个方面:“艺术史的目的就在于说明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亡,以及各个民族、各个时代和各个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并尽可能根据现存的古代作品来作论证。”[1](P303)

对于温克尔曼来说,古希腊艺术是高不可及的典范,古希腊艺术的繁荣和优越使它达到了人类艺术创造的最高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古希腊艺术这个最高峰和完美典范呢?他明确指出:“希腊人在艺术中所取得优越性的原因和基础,应部分地归结为气候的影响,部分地归结为国家的体制和管理以及由此产生的思维方式,而希腊人对艺术家的尊重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传播和使用艺术品,也同样是重要的原因。”他对这三方面的原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第一,气候的影响。温克尔曼认为,希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那些能够从中生长出艺术的种子复萌,“许多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理想的东西,在希腊人那里却是一种自然属性”。那里气候适中,少有霾雾和有害瘴气的影响,阳光充沛,空气清新,因此能赋予人体以完美的形式,女性尤其显得庄重优美。因此,“大自然在希腊创造了更完善的人种”,“在希腊人那里,凡是可以提高美的东西没有一点被隐蔽起来,艺术家天天耳闻目见”,在他们那里很早就开展了妇女美容比赛。[2](P134)这里明显地受到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过高地估计了地理环境和人种对艺术发展的影响,对19世纪社会历史学派美学家丹纳有明显的直接影响,从根本上看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但是,这种分析也有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和某些合理性。温克尔曼谈气候的影响是看到人这个中介因素的,一方面是人这个艺术表现的最高对象,另一方面是艺术创造的主体艺术家。这是把艺术与人和人的美紧密联系起来的启蒙主义思想,是明确地针对新古典主义的。因为新古典主义要求表现固定的抽象的人性(自然)和理性原则,而温克尔曼却认为艺术表现的是受气候影响的具体的完美的人,而且正是人本身的美(特别是形体的美),使得艺术家受到耳濡目染,从而创造出了最高的美的艺术。这是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想的继续和启蒙主义运动解放人的思想的美学表述。

此外,注意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正是启蒙主义环境决定人的观点的具体表现。虽然有忽视环境是人创造的缺陷,但能把人及其艺术放在历史环境中考察,就是对新古典主义美学和文艺思潮的批判,使得人多少具有了历史环境的规定性(尽管抽象人性论的弱点还存在),人并不是某些抽象原则的代表。这是一大历史进步。同时,我们还要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对地理环境的忽视,恰恰是我们以前庸俗社会学美学观点的一个方面。实际上,人类的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文化发展有重要意义,文艺复兴最早兴起于地处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莎士比亚的创作繁荣于交通便利的英吉利岛,我国南北方文学的风格差异,欧洲文学的各民族特点,都与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当然,这不是最终决定因素,但它与最终决定因素———经济基础是密切相联的。古希腊人的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向外求真的科学型,当然取决于商品经济发达及其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但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又与希腊面临大海有着直接关系。以前,我们一看到讲地理环境的影响就斥为唯心主义,其实,这倒是真正的历史唯心主义,因为唯经济决定论恰恰是把经济当作了离开一切物质条件(地理环境和人种即其中之二)的某种先验的理念在运用着。

第二,国家体制和管理所产生的自由的决定。温克尔曼指出:“从希腊的国家体制和管理这个意义说,艺术之所以优越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有自由。”他认为,古希腊的所有时代都有自由,而这种政治的自由则是希腊艺术优越于其他民族的决定因素。由于古希腊人生活在享有充分自由的环境中,因而希腊人能够很早就用艺术描绘人的形象来纪念和表彰任何一个希腊人,特别是体格健全的体育竞赛的优胜者,以鼓励每一个人去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一切才能,建立荣誉。同时,这种自由的环境也孕育出全民族的思想方式使得每个人都能独立思考,“由青春的火焰燃烧起来的智慧,得到精力旺盛的体格的支持而获得充足的发展”,“人人都可成为智者”。因此,正如希罗多德所说,“自由仍是雅典城邦繁荣强盛的惟一源泉”,这种政治自由也就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命运,也决定着这个民族的艺术繁荣。[2](P135-137)

当然,温克尔曼是把古希腊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理想化了。但是,其一,他把古希腊民主制度和政治自由理想化,正是为了在德国争得这种民主和自由,是德国市民阶级还未强大到自制斗争武器时,必须要到古代的武库中去寻找武器并进行加工,以利运用的结果。其二,自由、平等、博爱,是欧洲启蒙主义运动的特征口号和旗帜,启蒙主义者们是真诚地信仰自由的,他们并不具有以后的资产者那样的虚伪性,而温克尔曼把自由当作民族命运和艺术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反映了他的思想是启蒙主义的,从而是与新古典主义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对立的,他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个启蒙主义者,而且在美学思想上也是启蒙主义者。他把他的老师鲍姆加登所具有的自由思想萌芽大大地发挥了,从此,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和古典美学都是以自由为中心的美学,温克尔曼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其三,人的自由确实与美和艺术是紧密相关的。温克尔曼说,“希腊人的演说术只有在充分自由时才开拓得到繁荣”,这是对奴隶主民主制下言论自由的一个极好的说明。艺术如果没有政治自由作为保证,确实是无法繁荣起来的,无数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经过十年动乱到新时期十年对比的中国艺术家们应当对此有更深的体会。不仅如此,从更广的哲学意义上讲,离开了人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自由,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就无法构成,人将永远被锢死在物质需要、离群索居和精神空虚的必然性躯壳之中,什么美和艺术都将是一种不可设想的东西。因为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获得自由,这正是人的本质属性。第三,对艺术家的尊重的促进作用。温克尔曼很羡慕地谈到了艺术家在古希腊的地位。在那里,艺术家被尊为“英明的人”,就像当今富人们那样得到尊敬和声名远扬。他借苏格拉底的话指出,“艺术家是惟一英明的人,因为他们不是使人感觉如此,而是在行动上表现出聪明和智慧”,他还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说明“艺术家可以成为立法者”;他又说,当时,“艺术家的荣誉和幸福不受粗暴傲慢者的恣意行为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不是为迎合那些用谄媚卑躬屈膝手段跻身于评判团的庸俗趣味和不正确的眼力而创作的”。因此,“艺术家们为永恒而创作。他们得到的奖赏使他们可能把艺术放在高于任何生财之道和金钱利害的考虑之上”,而且艺术家的完善技巧可以使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总之,“艺术家所做的,在整体上和全民族崇高的思想方式相吻合”,所以他们往往成为杰出的艺术家,被冠以“神圣的”称号。[2](P138-140)

这些无疑是在借古人的酒壶来吐今人的胸中块垒,是对当时德国艺术家的卑微地位大声疾呼和拼力抗议,呼吁人们尊重艺术家,抗议王公贵族把艺术家当作弄臣和附属品,也就是对新古典主义者自甘寄生宫廷,迎合贵族口味的罗可可绮靡风尚的影射和批判。同时,他正确地指出了艺术家的主体性作用和艺术家不为名利而创作的重要性,以及全民族尊重艺术家的巨大意义。这些,不正是每个民族艺术发展的重要条件吗?温克尔曼的历史主义方法的这一方面分析充分显示了他的美学思想的启蒙主义性质和反新古典主义的倾向,对我们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同样,他的历史主义方法的另一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

温克尔曼是最早用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古代艺术史的美学家。他不仅指明了古代艺术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且具体地分析了古希腊艺术的几个发展阶段,指出这种发展和变化就表现在艺术美的风格变迁上。他把古希腊艺术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特殊的风格。第一时期是雕刻家斐底阿斯以前,即公元前五世纪以前,属于希腊艺术的初创时期。这时的作品具有“远古风格”,特点是粗犷生硬有力,但尚未臻于完善,没有把握住美的形式。第二时期是斐底阿斯时期,即公元前五世纪的伯里克利雅典民主制的全盛时期。这时希腊艺术达到了发展的最高峰,作品具有“崇高的风格”,表现了真正的美,出现了斐底阿斯、米隆、波吕克勒特斯等大艺术家。第三时期是雕刻家普拉克西泰勒斯的时代,即公元前四世纪,这时期盛行“优美的风格”,技巧达到了高度成熟,艺术作品失去了力量和英雄气概,而代之以精致文雅,也就种下了艺术衰落的种子。第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以后,这时的作品具有“摹仿的风格”,希腊艺术已经走向全面的衰颓,失去了朝气和活力,盛行摹仿,缺乏独立的风格。[2](P200-228)这与他在《关于在绘画和雕塑中摹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之中把古希腊的艺术作品的风格概括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也是一脉相通的。[2](P44)这种分期和具体的风格标志的说明也许并不十分精确,但是,他的分期标准是以前面所说的国家体制为依据的,把希腊艺术的发展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的兴起、发展、鼎盛和衰亡联系起来,是历史主义方法的具体运用,对希腊艺术进行了动态的研究,对后来赫尔德、黑格尔美学的历史感具有重大的影响。

同时,这种分期还顾及到审美趣味及其具体表现———风格的演变过程,也具有合理因素。这样,就把艺术的发展与审美趣味的变化看成是对等的现象,同步的状态,从而肯定了艺术是人的审美趣味的集中表现,这是启蒙主义美学重视一个时期的审美趣味研究的具体研究。尽管温克尔曼把“崇高风格”看得最高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是,这也就反映了社会变动时期审美趣味的变化。他对一些具体作品的精细分析也使得审美趣味的研究有了更加深入的感受,可以说是把博克等人对崇高美学范畴和雄健审美趣味的分析具体化了,使得鲍姆加登也分析的一些审美趣味和风格表现脱离了纯粹的形而上的玄思,有了鲜明而细腻的体验,为后来的美学家们的继续研究开辟了新路。康德、席勒、赫尔德等人都受益匪浅。同时,温克尔曼也是最早把风格研究结合到艺术史中去的美学家和艺术史家。以后的西方艺术史家就很重视造型艺术的风格学研究,这与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实质上,风格是审美趣味的表现形式,也是成熟的艺术作品的标志,它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个性特点,因而抓住风格特征来进行分析,是对艺术成熟状态的一种有效研究方法。因此,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时间,在西方便形成了风格学的艺术研究和艺术史研究。这种研究深入到了艺术的审美实质和外在形式之中,对于全面研究艺术及其发展是大有裨益的。这种研究方法所取得的任何成果当然都不能忘记最先以历史主义方法研究艺术史的肇始者———温克尔曼。

此外,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温克尔曼的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及其在古代希腊艺术研究之中的运用,还包含着从启蒙现代性向审美现代性转型的内在萌芽。其一,温克尔曼是把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具体运用到艺术和美学领域的真正开创者。众所周知,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西方启蒙主义时代最早建构起来的人是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维科(1668-1744)。但是,在维科那里,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还主要是哲学的抽象层面的,维科企图探讨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认为历史是人的共同意志所创造和推动的,人类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要经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平民时代这样三个阶段,它们分别代表了人类的童年、青年和壮年时代,历史正是这样循环进步的。然而温克尔曼则把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系统、具体运用到了规定希腊艺术和审美的变化发展之中。这样就把启蒙现代性的新观点和新方法转向了艺术和审美领域。其二,温克尔曼直接明确地总结了古希腊造型艺术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审美特点。他的这种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所分析出来的古希腊造型艺术的审美特点,也就是把启蒙现代性的动态考察方法具体化、审美化、艺术化,从一般的历史分析转向了艺术和审美的分析,不仅使人理解了艺术和审美的变化发展,而且感受到了艺术和审美的巨大影响力,给康德、赫尔德、歌德、席勒、黑格尔等人的审美现代性探索以直接的启发,使他们把古希腊艺术和审美作为反思和批判启蒙现代性的武器和理想模式。其三,温克尔曼以审美特点和艺术风格作为艺术发展的标尺,就彰显了艺术和审美的自律性,为审美现代性的出场准备了理论前提。尽管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分析了古希腊造型艺术变化发展的地理条件、社会政治条件、民族精神条件,但是,他更加注重艺术发展的内在的审美特点和艺术风格的演变,以此作为标尺划分了古希腊造型艺术的发展时期。这样实际上就是在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基础上突出了艺术和审美的内在原因,也就是以具体的方式提出了艺术和审美的自律性性质,就给康德、席勒的美学的审美现代性分析提供了借鉴和材料。因此,温克尔曼的历史主义的美学思想实际上是西方和德国美学思想由启蒙现代性转向审美现代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和环节。

[参考文献][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德]温克尔曼.论古代艺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