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书刊分类法分析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图书分类法蓬勃发展的时期，文献的分类组织作为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一直是清华图书馆重视的一项工作。清华图书馆的老前辈戴志骞、袁同礼、洪有丰等图书馆学专家都曾赴美留学，带回美国先进的图书馆组织管理经验，将美国“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简称“杜威法”）投入应用并不断创新，积极引领近代中国图书分类编目的革新。先后改良过“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创制“戴志骞中文新书、旧书分类法”（简称“戴法”），编制了两部对中国图书分类影响较大的分类法：“查修《杜威十进制分类法补编》”（简称“查修法”）、“施廷镛《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简称“施法”）。现今，民国清华（也称“老清华”）图书馆在文献分类组织方面的贡献和成果部分因文献记载保存了下来，原汁原味地保留着原创分类法的面貌；另有成果保留在以老分类法标引组织的文献中，在实物中保留了一些历史印记。这些文献记载和馆藏实物反映了老清华创立、使用分类法的历史，考析这些对图书馆史的研究和现今图书馆实际工作的深入开展仍有借鉴意义。

1分类思想的变革

民国初年，伴随着新式图书馆的发展和中西文文献馆藏的增多，中西文图书、新旧图书的类分和组织就在“并行制”还是“统一制”、“补杜”还是“仿杜”、“修补”还是“重创”、“文献分类”还是“知识分类”、“价值分类”合理化、分面思想不断改进等各种思想之间进行着探讨与实践。分类思想与分类法创立者本人的思想、性情和学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清华图书馆由于创立分类法的人员离开，离开前未实现分类法由个人创作到集体创作的转变，人员的变动带来思想的变化，出现了查修法到施法的跳通转。当然，即使是同一个人，他的思想受环境时局、文献组织理论发展水平、文献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也会产生变化。戴志骞亲自推翻自己创立的戴法，同查修商议创造出查修法，属于本人思想产生了变化。下文详述这些思想与变化。（1）经历从“用杜”“参杜”“改杜”，到“补杜”“改杜”，最后发展到全面“仿杜”的思想变化过程。老清华图书馆创立的这些分类法从本质上来说都属于十进制分类法，是十进制分类思想在中国本土化的应用，先后出现过“用杜”“参杜”“改杜”“补杜”“仿杜”5种分类思想。这些分类思想的出现和应用经历了对杜威法由浅到深、由点到面的改造和发展过程。起初，戴志骞以“欧美图书编目分类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其界限釐然，用之于西籍及科学各书固当”[1]37，选择使用杜威法类分西文图书，是为“用杜”。将五部法辅以十进制数字稍加改良，用以类分中文古籍，称“旧籍分类纲目”[1]37，纲目参照杜威法，将阿拉伯数字和层累制初步引入五部分类中，初步具有十进制分类法的形，是为“参杜”。依据国情仿照杜威法创制“中文新籍分类纲目”[1]41，接受了杜威法的十大类架构原则和标记制度，提升教育、政法、兵事为大类和新立实业艺术大类，以容纳中国新出书籍，属于“改杜”。戴志骞打破统领中国1000多年的四部五部分类思想，同期尝试“用杜”“参杜”“改杜”3种十进制分类思路解决中国图书的分类问题。“用杜”“参杜”的改造思路是对杜威法符号、原理的照搬和浅层、部分应用，虽然也出现了“改杜”思想，但自知“事出草创，贻议之处知所不免”[1]37，其中“新旧难于划分”和“累赘”[2]98是主要问题，新设类目也有不妥在下文一并叙述。此后，戴志骞的分类法变革仍在继续，他聘请查修到馆编制中文书籍目录。查修编制目录的工作从拟定分类法开始，他延续了戴志骞的分类思想，坚持将十进制分类思想继续用于中文图书，并改用“补杜”的思路，通过增补子目以容纳经类，将史子集丛五部散入杜威十大类。较之戴志骞“改杜”，查修“补杜”基本保留了杜威法的原始框架，对杜威法的改动较少，既能够继续发挥杜威法对于西文书的分类优势，又为中文书设置了具体的类目位置和入类原则，实现了中西文图书统一分类。“补杜”思路简便易行，但在随后的使用中发现仍有不妥。于是，查修在“补杜”的基础上开始“改杜”，查修在《清华学校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一书中记载了他修改类名、调整子目顺序，取消一些特殊符号的始末。1927年到1928年，查修和戴志骞相继离开清华，分类编目工作转交到施廷镛和洪有丰手中。面临查修法分类时西方文学、西洋史书少分类号多，中文图书书多号少的情况，商议决定“参酌中外各分类法从事改编”[3]。他们不满足仅仅“修饰枝叶，终无补于困难”[4]的“改杜”和将中文书籍机械式“牵强附入”[4]杜威法的“补杜”，创造性地构建“仿杜”思路下的施法，成为民国早期继沈祖荣“仿杜”后构建本土分类法的又一次大胆创新。施法“仿杜”用于中文古籍和中日文图书分类近30年，在实用性方面较沈祖荣法有很大进步。沈祖荣虽首创“仿杜”，影响重大，但“能为中文古籍用者极少”[5]“有好多不妥的地方”[2]99，在类分中文古籍和实用性方面是失败的。如果说沈祖荣“仿杜”是思想理念的引领，施法“仿杜”则是思想理念的实现。至此，老清华将杜威法中国化的思路由浅到深实验了一遍，到“仿杜”算是真正掌握了十进制的精髓，开始突破杜威法的框架，建立独立于杜威法的中国分类体系。沈祖荣“仿杜”的思路早在戴志骞时期便已存在，为何直到施廷镛时期才在清华真正开花结果？实际上查修进入清华图书馆后，就曾采用过文华公书林出版的沈祖荣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代替戴法，“试用了七个月结果并不理想”，可以说使用不便阻碍了沈法在清华的应用，加之戴志骞认为多套分类“麻烦且不方便”，最终“调转舵向杜威原法寻觅解决”[2]99统一中外图书的分类法的意愿，清华暂时放弃了“仿杜”。（2）“并行制”与“统一制”思想有过多次交替，最终定格在“并行制”下。戴志骞针对西文书、中文旧书、中文新书三类文献创立三种分类法并行的局面，主要是从文献性质和分类法特点做出的选择。因“世界图籍科目繁复卷帙纷杂，断非五部所能概括”[1]37，西文书继续用杜威法。因“欧美图书编目分类界限釐然，用于吾国性质笼统含混之旧籍入之，殊觉难容”[1]37，创立中文旧籍分类法。因“强令新籍纳入旧籍之中，旧时之籍有限，而新出之书无穷，势必此一部之书逐渐增加，彼一部之书相形见少，且古代之书以科学眼光观之，往往时而经济，时而军事，时而哲学，时而物理，不能与科学书合而为一，强相牵附，只增纷扰耳”[1]37，故“本馆编目将新旧各书分开”[1]37。戴志骞没有急于大一统，主张中西分类法并行、新旧分类法并行，态度折中而保守。这种思想和局面在查修到馆后发生了扭转。查修推翻戴法后有个小插曲，他并没有立刻着手创立新法，而是试用了沈祖荣法类分中文书。同时，查修认为“杜威原本比较实用的多”[2]98，依然愿意用杜威法类分西文图书，形成了一段两法并行的格局。戴法创立约一年时间，在经受三法并行和两法并行的不便后，戴志骞同查修磋商扭转并行不便的局面，转向统一中外图书分类法。所以查修法产生的初衷便是统一中外图书分类法，主张“统一制”的分类思想。查修法在清华使用的8年，是老清华唯一一段“统一制”的历史，中西文图书分类暂时稳定共存于查修法类目中。1929年后，这种平衡在创制人离开、失于修订、馆藏中文文献量陡增的情况下被打破了。中文图书分类依旧凸显成为问题的关键和难点：一方面施法主要针对中文图书的分类而创立，新法无法兼顾西文图书；另一方面杜威法类分西文图书比国内创制的其他分类法都实用。施法又回到了中西并行的分类道路上。自此，清华馆藏古籍和中、日文普通图书均照施法类分，西文书沿用杜威法类分，一直到1963年大型法时期。老清华经历过新旧图书分类并行制、中西图书分类并行制，也探索过中西图书分类统一制，最终伴随着战乱、老清华南迁、人力缺乏等局势变动定格在中西图书分类并行制下。中西文分类法并行产生了两套分类系统，违背了中国统一分类的思路和呼声，在统一分类方面较之查修法有所退步，但在分类思想和理论水平无法达到统一的情况下，解决了当时中文图书分类的燃眉之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聚全国行业专家之力把分类法的创制和修订转变为集体行为，又经大型法、中图法改版，才最终迎来了大一统的局面。倒回老清华，虽然也曾出现过查修法的大一统局面，但查修法的大一统仅仅适合于当时中文文献量较小的图书馆，适用条件受限。仅凭清华一己之力和屈指可数且时有变动的编目馆员，没有在民国时期就彻底实现中西图书统一分类也情有可原。但不可否认，正是由于曾对各种分类思路都有过尝试，才积累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老清华文献分类指明了方向：暂时放弃中西图书统一类分的想法，关键是继续寻找解决中文图书的分类办法。（3）“修补”与“重创”思想在分类法面临改编时都曾出现过。戴志骞中文旧书分类法利用十进制数字对五部法进行修补，同时还创制了中文新书分类法。到了查修时期，戴志骞和查修在推翻了戴法之后，也并没有直接创制新法，而是先试用了沈祖荣法7个月，发现很多不妥，请学校教授进行了增补。在差不多大功告成时，“戴志骞先生又同我磋商了几次，总觉得一个图书馆里西书有杜威原法，中书有仿杜威法，二个法子并驾齐驱，于实用上不无麻烦”“管理员找书实在不方便”[2]99。至此，查修才放弃增补，调转方向“不更改只扩张，把杜威所未用的号码拿来凑中文书籍的分类”[2]99，于1923年创制了《杜威十进法补编》，并在随后的5年时间里不断对其进行补充调整，直到1927年秋离开清华图书馆。查修分类法在“中文书籍较少时还可应付，书籍增多以后，查修法渐不适用”[3]，施廷镛“依旧法略事修改”[6-7]，对目录类、金石类进行了重新编排。直到1929年夏，“图书馆新购杨氏丰华堂藏书，加之中国文学系、历史系等陆续增购新书，中文书籍逾6000余种5万余册”[3]，类分骤感困难，于是决定对中、日文分类法进行彻底改革。修补的思想偏保守，需投入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少。重创思想更激进，需投入和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相应多些。老清华三段分类法的改编历史相似，均倾向性先对现有或正在使用的分类法进行修补，直到修补也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才决定推翻重来，也就是重创。只是三段“修补”转“重创”原因并不相同。戴法的“修补”与“重创”是同时进行的，他认清了新旧两种不同种类的中文文献和现有分类方法的性质特点，为新旧文献分别选择了适合的分类法。既然重创新法了，却不肯彻底废弃五部法，将中文古籍分类融入新法，不难看出五部法在戴志骞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查修修补沈祖荣法，后来转变为重创，则是因为认定杜威法是最适合西文图书的分类方法，出于统一分类法的考虑。查修对于自己所创分类法的修补则类似杜威法每隔几年的修订工作，只是这种修订仍旧停留在个人行为层面。施廷镛限于“时间及经济均难办到”[6]，对查修法进行修补，随后以修补后的查修法无法适应数量增多的中文图书为由，也转为重创。（4）“知识分类”最终替代了“文献分类”。戴法已有十进制分类法的形，但与十进制分类法仍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就是戴法沿用四部五部法面向“四库归集的书”“按编撰者脑子里一切主观的类别”[8]设类，杜威法则是详列天下知识类目以待群书。戴法按“文献分类”在他的中文旧书和中文新书分类法中都有体现。中文旧书分类法类目核心依然是五部，类目是面向存世古籍按体裁编制而成的文献类别体系。中文新书分类法新设立的5个大类是戴志骞所处时代的时事关键词，戴志骞因其热门而将其提升为一级大类，虽是“改杜”，实则毁坏了杜威法通盘规划构建的知识分类体系。如将分支知识节点“政法部”概括主要知识节点“社会科学”，犯了以部分知识概括全面知识的错误。不顾及知识节点之间的逻辑结构层次，这些做法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类。直到查修和施廷镛邀请学科教授参与修订和编制分类法，老清华才出现了按学科“知识分类”的萌芽。查修在增补沈祖荣法时，“对于政治学方面，我请了本校政治学教授余日宣先生；经济学方面请了经济学教授蔡竞平先生；教育学方面请了注册部主任王维周先生；医学方面请了校医李岡先生帮同斟酌。”[2]99施廷镛创制施法时，“复因本馆同人学识简陋，故将所拟各学科之分类草案，分别送请各专家改定。校内教授如吴之椿之于政治学，杨金甫先生之于文学，萧叔玉先生之于经济学财政学。郭閔畴先生之于法律学，许仕廉先生之于社会学，叶企孙孙光远张子高翁咏霓陈席山吴蕴珍李继侗诸先生之于自然科学。校外专家如李湘宸先生之于教育，艾险舟先生之于心理学。兹已将各专家改定之各科分类法，编成总分类表”[3]。近代以杜威法为代表的西方分类主要通过学术分科原则构建知识分类体系。查修和施廷镛请学科教授参与各自所在学科的知识类目的拟定，秉承了西方知识分类的原则，此点与杜威法异曲同工。此外，查修法在初创时，只扩张不更改，将五部类目按内容对应到相应的杜威法类目中，保留了杜威法的知识分类体系。查修走知识分类路线，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已认识到知识分类的重要性。在修订查修法时，他强调“分类书籍最要紧的事，是看书的内容”[9]384。查修强调的“内容”正是主题，主题属于什么学科知识门类正是知识分类的第一步。老清华前辈们通过学科教授参与、套用西方知识分类体系的方式，带动文献分类法朝学科知识分类发展，并逐步构建出中国知识分类体系。（5）按“价值”分类的思想逐渐趋于合理化应用。戴志骞旧书分类法类目仍旧沿用了五部分类法类目，五部分类法作为中国古代分类目录的代表，常因其以文献“价值”分类而备受诟病。戴志骞新书分类法依然因文献的“价值”高低设置类目层级。为了凸显五种时代需要的热门图书，将其类目定为一级大类。人类知识只有并列与包含被包含关系，无价值高低之说。戴志骞这种随意设置和提升分类类目以凸显某类文献“价值”的做法忽视了人类知识的平等性。后来，查修法和施法也曾遇到凸显热门图书或某类图书的需要，做法却合理明智许多。他们在不改变知识类目体系的前提下，都采用增加冠号的做法来凸显类目“价值”。冠号的介绍见下文相关内容。冠号的设置坚持知识分类体系和按内容类分不动摇，也就是承认了知识价值的平等性。实际使用时以便利流通、独立存放为原则，其凸显的“价值”图书与其他图书互不影响，与分类体系互不影响，所以更容易被接受。（6）适合类分中国图书的分面思想逐渐清晰完善。1885年，杜威法第二版中出现了通用的形式复分表和仿分表，分类法中的组配原则出现了萌芽。杜威法没有专用的仿分表，仿分需要借用大类类目号码。就复分时常用的历史、地理类目而言，杜威法第二版中并未设置中国地理的有关类目，到915亚洲地理便终止了。历史类目中出现了中国历史951，细分类目为“951.1中国东北部，北京；951.2中国东南部，广州，香港，台湾；951.3中国西南部；951.4中国西北部”[10]227，将泰国、蒙古国、韩国等非中国的亚洲国家划入中国类目下。历史、地理类是复分常用和重要的参见类目，如此混乱实不堪用。老清华直到查修创制《补编》，采用了扩充杜威法以细分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纯粹历史可以入951；地理可入915.1”，制作了“中国历史分类法”和“中国地理分类法”[2]100，中国历史、地理类在杜威法主表中有了详尽的位置和类号。查修设计中国历史、地理表可用于复分，“其分类有地理上之区别者，则除原本外，均须依拙编‘中国地理分类法’的次序”[2]110。查修仿照杜威法在老清华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分面思想，与杜威法一样，查修对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细分依然没有独立的表，但较之杜威法更加清晰实用了。到施法时，复分表的种类更丰富，建制更完整，施法主表前列出了8张活用通用复分表——“各类总论共用区分表”“各家著述注释考证区分表”“中国时代区分表”“中国区域区分表”“西洋时代区分表”“世界区域区分表”“日本地方区分表”“日本时代区分表”。复分表开始从主表中独立出来，成为适合全部类目的通用复分表，形式与大型法十分接近，是一项适应近代中国分类需要的创造。

2分类符号的变革

每种分类法产生于不同的年代，受当时图书数量、种类、文献组织理论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各家分类法有其独特的标引规则和符号体系，并带有时代的印迹。一套成熟分类法的标识符及标识规则会兼顾到分类体系的扩充性、延展性、分面性和逻辑性。为了弥补时代和认知的局限性，分类法每隔一段时间就对原有缺漏和局限等进行修正，包括对标识规则、符号体系的修正。以此而产生的文献索书号具有内容、年代、语言、文献类型、著者、版本等属性，这些属性均体现了分类法对文献特征尽可能多的分面揭示。老清华用过的分类法均是十进制分类法，所以都使用阿拉伯数字符号及圆点分隔符层层展开。在标识符号方面各家分类法最大的两个创造是：增加了不同种类的冠号；并在冠号、类号、书次号中不同程度地引入中文字符。（1）增加冠号。杜威法“略事修改”后使用，修改包括为杜威法增加冠号。杜威法冠号的产生来源于《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及其索引》在第二版中提出的分类原则，“坚持不改变大类顺序和细目含义，如需要改变，建议用字母或其他符号赋予杜威分类号不同的含义。以J代表青少年小说，用B归类传记图书，R用以标识俄国图书。”[10]50其后，老清华图书馆的前辈们做了许多细致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仿照杜威法在索书号中添加了中、西文字符作为冠号。“清华图书馆对于参考书概不借出。区别之法就是在检查号码上（Callnumber）加上一个R——Referencebooks之意。”[2]109这个查修法时期出现的冠号是目前见到的老清华对于冠号的最早描述。到1936年施法时期，《图书馆概况》中提到的西文书冠号已经发展到6种，“分类号码B为传记、C为专论中国事情之西文书、F为小说、J为儿童文学、R为普通参考书、V为善本书”[11]。实际上，另有5种西文文献冠号《图书馆概况》并未提及，存在于馆藏实体文献上，它们是“CB”“CF”“JB”“JF”“P”，前四种冠号是在“B”“C”“F”“J”四种冠号的基础上组配后生成的，是图书主题内容揭示的进一步细化，P则揭示了文献的出版物类型是期刊。老清华创造的冠号赋予了杜威分类号不同的含义，最初产生的目的之一是“其书上冠有下列符号者，均不能出借”。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冠号还进一步揭示了文献的主题内容、用途、体裁、属性等，凸显了高流通率和高价值图书。另外，带有冠号标识的图书单独聚类列架存放，方便了快速查找，为流通提供了便利。冠号的出现表明包括杜威法在内的十进制分类法重视文献的内涵，也并未否定文献的体裁等形式。这几层含义对于此后出现的中文图书分类冠号依然适用。（2）引入中文字符。老清华自创的戴法、查修法和施法均为解决中文图书的分类问题，在冠号、类号和书次号中分别添加了中文字符。戴志骞旧书分类法类号保留了“经”“史”“子”“集”“丛”5种中文标识符，书次号标识符以朝代汉字打头。查修法兼顾了西文书分类，是最接近杜威法的中西文图书分类法，接近的含义包括分类标识符号接近。但查修法初立时，也曾引入中文字符。如“个人传记用”传“有别于集传、个人哲学著作用”哲“以别于中国哲学总集、个人文学著作用”集“以别于中国文学总集”。在修订时，查修才将这些中文字符撤销，坚持与杜威法保持一致，“最好是用数码一直到底，例外愈少愈妙”[9]400。施法巧妙在类号中引入了中文汉字，取天干中的前八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作为类号的一部分。这些汉字在中文中具备排序的意义，加在类号前，成为可以排序的一级类，成功将类目规模从杜威法的1000类扩展到8000类。汉字符号带来类目规模大体量的扩充，很好地满足了中文图书种类和数量快速增加的需要，在民国创制的诸多著名分类法中独具特色，优势明显。施法还产生出了中文字符冠号，《图书馆概况》中提到：“公系办公室公用书籍，存办公室。丷系善本书，存善本书室。系清代违禁书，存善本书室。”《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细则》[12]提到了另外两类施法冠号“宀”“厶”。“宀”揭示了中文图书的保密属性，“厶”意指中文书做参考书用途。目前，已经发现的施法冠号有上述5种，取号原则就是选择汉字单字或汉字起笔偏旁。施法为了兼容日文书，将汉字“日”放入日文书的书次号中，以示与中文书的区别。从老清华创立的分类法来看，中国近代分类法发展表现为十进制分类法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索书号加入中国独有的汉字字符作为标识符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显著特点。但汉字“难识”“难记”“难写”“难找”[13]97，为使用者设置了语言门槛，成为非中文使用者的障碍，减弱了中国分类法的可接受度和影响力，也就减弱了中国分类法的国际化水平。查修法在老清华一众可用于中文图书的分类法中明确表达了应该减少例外，表现出较高的国际接轨意愿，标识符种类与改良后的杜威法基本一致。这些经验为后人借鉴，新中国成立之后创制的大型法中已看不到中文字符，改用汉语拼音字母ABC替代中文汉字甲乙丙，目的也是本着排序和扩充类目规模，构建原理与施法基本一致，符号设计更加国际化。

3分类法适用图书语种的变革

民国图书类分之初先按语种划分，老清华使用杜威法类分西文、日文、俄文图书（使用时间1916-1963年），戴法类分中文图书（使用时间1921-1922年6月），查修法对各语种统一类分（使用时间1922年7月-1930年5月），施法类分中文、日文图书（使用时间1930年5月至1963年）。粗略来讲，老清华分类法的变迁全部围绕中文语种展开。原有的中文书分类法使用不便，就修补或重创新的分类法。于是，中文书分类法从戴法过渡到查修法，从查修法过渡到施法。外文书中的英、法、德、俄、日等除中文之外的所有语种最初一律采用杜威法类分，其中俄文和日文语种图书的分类有所变化。（1）中文书分类在各家分类法转换。杜威法适合类分西文书，对中文书并不适用，已成共识。老清华的中文书与西文书一直是两大分类体系，各自独立，这一状况只有查修法时期是个例外。查修法时期，包括中文古籍和中文新书在内的所有中文书与西文书统一使用查修法类分。查修法之后，施法感受到中文书入西方分类法（杜威法）实在牵强，又不愿在修订杜威法上大费周章，仍旧将中文书从西文书中独立出来。在国内统一中西分类法思潮日盛的情况下，中文书分类的又一次独立并非历史的倒退，而是在尝试过中文书统一入西方分类法行不通后，与中文书分类强入西方分类法思想彻底决裂。之后，真正开启了创立中国本土分类法去统一中西文图书分类的进程。（2）俄文书逐渐从西文图书中独立出来，单独类分。1947年以前，俄文书数量较少，只有百余册，归属西文分类体系与其他西文书混编混排，采用杜威分类法，著者号的选取是将俄文作者姓名或书名转换成英文后，依《卡特著者号码表》给号。俄文书馆藏账目也用英文，与其他西文书一同登记。以索书号为“C*181.1W246D1”的馆藏早期俄文书为例，该书使用杜威法类分，1936年出版。书名页上用铅笔清晰翻译出英文书名、作者等信息。“C”指该书是专论中国事情之西文书[11]；“*”是清华图书馆为杜威类号在机读目录中设置的专用区分符号；“181.1”指该书主题“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应的杜威法类号[10]95；“W246”是依据《卡特著者号码表》按作者英文姓氏给出的著者基础号码；“D1”是为区别同一分类号同一著者号不同种图书的著作号码区分号，取号规则尚待研究，目前的经验是著作号码区分号一般依据书名、作者名、版本、丛书项、出版发行等信息给出。这本俄文书财产号是“73802”，我们在1936年建立的馆藏西文图书账簿中找到了这本用英文登记的俄文书账目，作者WangPih英文书名为《AnessayinChinesephilosophy》。这种分类方式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开始全面学习苏联高校的办学经验，改用苏联大学的教材。仅1953年一年就购进俄文书11200册，占总购书册数的29%。至1966年，馆藏俄文书已增至近30万册。”[14]212俄文书大量增加，亟须并开始从西文书中分离出来独立组织。“1958年，北京市图书馆委员会成立‘俄文图书卡片联合编辑组’‘西文图书卡片编辑组’，清华大学图书馆参加两个编辑组工作。”[14]208这些信息确认了俄文书独立于西文书编目的事实，当时的俄文书编目已经上升到联合编目层面。据索书号及目录卡片大数据给出的出版时间信息，从1947年开始，主要集中于1947-1960年间，清华图书馆俄文书开始从西文书分类中独立出来的，出现了独立的俄文书卡片目录专柜。独立类分的俄文书仍使用杜威法类分，但著者号采用了《俄文图书著者号码表》，以两位字母打头，第一位字母固定为“P”（取自俄语русский，意为俄国）。（3）日文书从西文书中独立出来，转入中文书分类。早期的日文书与西文书混编混排，一直持续到施廷镛初期。1929年，施廷镛将中西文新书目录分开整理，“中文新书目录”[15]中包含日文书，日文书分类开始向中文书过渡。1930年，《中文编目事务改进近况》[3]对日文书归属中书部做了明确规定：“本馆中书部，除中文图书外，尚包括满蒙藏及日文书。”施法改编完成后，“凡馆中未编目新书各种中日文图书，均照新分类法类分编目”，施法为日文书编著了“日本著者姓氏号码表”，从此日文书正式从西文书中独立出来，进入中文书分类体系。

4分类成果的兴衰变革

投入使用的分类法往往会整理成册供类分组织文献之用，有些会出版发行，广为流传，并会在实体文献上留下印记，比如生成索书号的一部分，这些文献和索书号都属于分类法的分类成果。何为兴？何为衰？笔者认为新法创立后得到广泛和长久的使用并获好评为兴。分类法被废止，分类数据被重编，分类资料丢失不全和分类法逐渐淡出行业视线为衰。分类法的衰落带来分类成果被破坏。毫无疑问，分类成果的兴衰变迁显示着分类法的兴衰，兴衰之间夹杂着思想和经验的传承。老清华图书馆分类法更迭演进，一些记载分类法的资料遗失了，旧时使用过的分类法有些已被新法取代，又经旧书不断重编，实体图书上的分类标识索书号也随之消失。随着分类资料和分类标识的消失，一部分类法消亡了。有的分类法至今虽在使用，也已不再维护，缺乏关注和生命力，实际上是走向了没落。（1）戴法未兴盛便消亡。戴法自发明到不再使用只有一年的时间，生命力极其短暂。实际使用时收到的也大都是一些负面评价。查修法还在创立过程中，戴法已不再使用。待查修法创立完成，戴法类分的图书经重编被查修法替代。学术界对于戴法也鲜有记载和研究。如今，戴法留下的分类成果中最为重要的应该是戴志骞亲撰的《图书馆学术讲稿》，其中有戴志骞分类思想的概要介绍。（2）查修法由盛而衰。戴法消亡了，但戴志骞探索分类法的脚步没有停止，戴法的生命力没有结束。查修传承了戴志骞的思想，将十进制分类法继续用于类分中文图书。“自此法问世后，一般图书馆之已用杜法，以及正欲分类者，颇多采用者，其于中国图书馆界，颇受影响。”[16]显示了查修法于当时中国图书馆界的影响和盛况。查修离开后，查修法没有了后续研究和维护，无法应对新出现的分类问题，开始由盛而衰。自1930年5月起，施廷镛对中文图书重新类分编目，“凡馆中未编之中、日文新书均照新法分类编目，俟将未编目者分编完竣，即将从前照旧分类法编目者，一律改照新法分类重编”[3]。这次重编是清华图书馆历史上一次较大的书目改编。随着这次重编，查修法退出了历史舞台。查修法分类成果伴随着查修法的衰落而遭到了破坏，其中查修法索书号因改编而消失，查修法的重要文献成果《杜威十进法补编》遗失。（3）施法的没落。采集各家精华又经专家修改的施法流行一时，但流传未广，应用也不似同期刘国钧分类法（简称“刘法”）广泛，已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有过使用并沿用至今。施法至今仍有使用，但它违背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的潮流，加之无人修订，在大型法出现后逐渐没落了。施法没落而不消失的原因很多，对于清华图书馆来说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编目人力不足，无力承担大型图书馆的旧书改编任务。庆幸的是，正是这种无意的保留使施法的实物分类成果索书号及其编目数据保留至今。分类法衰落后带来分类成果的损失已是定数，至今仍在使用的施法同样无法逃避。施法的主要文献成果是《八大类分类表》和《著者号码表》，著者号码表仅存“中国著者姓氏号码表”，“日本著者名姓氏号码表”和以别号、团体、机关、学校等为著者号的附表及同号区别表流失了。另外，记载有清华馆藏古籍图书目录及其书号的《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甲编一）》[4]140（1931年编印）也不见踪影。老清华创制的几种分类法多有变迁，且随着发展都失去了生命力。但在探索分类法的方向上是正确的，明确了中国分类法的发展出路在于创立一套建制完整、实用的中国文献分类法，该法首先要解决中文文献的分类问题，也要能够容纳除中文外的其他语种图书的分类，需要借鉴十进制分类法的分类原则，又不囿于杜威法的分类体系和架构。老清华通过这些探索积累了分类法的创制和使用经验，为后来承担大型法自然科学部分的编制和参与中图法的创制工作奠定了基础。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使用手册附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分类表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类目对照”[17]仍在仿照查修将古籍入十进法的思路和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老清华分类法的生命力在大型法和中图法中得到了传承。5期刊分类的变革期刊分类变革不可不提的是期刊阶段性出现按杜威法类分给号。《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产生之前，各图书馆往往采用刊名字母、字顺、期刊年代、粗略的主题类分自行安排排架。目前在清华图书馆发现的用于民国期刊的分类排架方法有4种：“P+登录号”“年代+刊名字母顺序”“年代+刊名笔画字顺”“P+杜威法+年代”。严格意义上来说，“P+登录号”“年代+刊名字母顺序”“年代+刊名笔画字顺”是期刊收登和排架法，而非内容分类，无分类号的意义。只有“P+杜威法+年代”是将期刊按内容进行类分，且有类号。期刊按杜威法类分给号确属罕见，这一变革突破了文献体裁形式的束缚，是老清华对于现代期刊分类的一个重要贡献。1923年前后，早在杜威法用于西文期刊分类之前，查修已经设计出了按杜威法类分的中文杂志目录片[13]95，并以中文杂志《太平洋》《东方杂志》《改造（月刊）》为例说明。其中《太平洋》杂志给出的分类号为“R050904”，《东方杂志》分类号为“R050908”，《改造（月刊）》分类号“R050907”。“R”是查修专为非借出类参考书设计的冠号，“050”在杜威法中对应期刊类。查修时期的期刊按杜威法分类，统一归于杜威法“050期刊”类下，并以“R”为冠。老清华的期刊随后进入了使用杜威法按内容对期刊、图书统一类分的时期，按“P+杜威法+年代”给号。同样使用杜威法进行期刊类分，这一时期与查修时期给号方法不同，不再局限于使用载体类型区分的号码类号“050期刊”，而是给出了期刊主题内容的分类号，并在实体期刊上标识，分类思路与图书大体一致。以过刊合订本Americaneconomicreview为例，书脊索书号“P330.5A512e（年代）”。号码结构、归类、制作工艺与馆藏民国时期杜威法类分的西文书完全一致。细查号码中“P”是冠号，该号是老清华用来揭示载体的文献类型为期刊；“330”揭示了此刊主题“经济”类及在杜威法对应的类号为“330”[10]114；“A512”是依据《卡特著者号码表》按刊名第一个单词“American”给出的基础著者号；“e”为区别同类号同著者号不同种期刊的著作号码区分号，由清华图书馆馆藏民国西文期刊分类号数据统计分析该号取自刊名第二个实词“Economics”的首字母；“（年代）”揭示了该期刊出版发行的时间，可具体到年月、卷期。“P”目前最早见于西南联大时期老清华取期刊登录号的办法，“收到新书，均经登录编目，装订期刊自P0二0000号起，俾将来抗战结束，能与旧号衔接”[18]。以此确定字符“P”专门用于期刊登录编目无疑。“P+杜威法+年代”用于期刊合订本，是将期刊合订本当作图书进行类分。每册合订本都有唯一的分类号，既可用于排架，又揭示了期刊的内容、出版发行等信息。使用“P+杜威法+年代”的民国期刊合订本均出版发行于1940年前，期刊脊上均有以字母“P”冠首的索书号。期刊出现类号是近代图书馆学者对于按类类分文献资料思路的认定和灵活运用。期刊等非书资料数据和图书是否统一编排的文献学依据，施廷镛曾在《我对图书馆资料工作中两个问题的意见》中给出了答案：“图书与期刊同属资料的刊物，其差别仅是形式。为了便利检查，期刊论文应与书合并编排。”[4]174杜威法比字顺排序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更加清晰可辨、容易识记，能揭示期刊的内容等文献信息又能用于排架。用于流通最大的好处就是按类汇聚使查找期刊更加方便、快速，与图书统一类分便于读者按类全面求取多种类型文献。但杜威索刊号需要分类编目馆员进行编制，并需要在合订刊中各处进行标识，之后才能交由流通馆员上架。字顺法省略了类分和制作标识两道流程，流通馆员能够自行安排上架，上架前期既省人力又省时间。老清华期刊分类法在1940年后便再未继续使用。老清华摸索出现代期刊分类办法，虽然后来遭到废弃有些可惜，但进步意义仍然不言而喻。

6索书号加工工艺的变革

从现存实物来看，作为分类法主要分类成果之一的索书号，其加工工艺产生了两点明显变化：一是由精致变粗简，二是由手工书写到使用打字设备。（1）由精致变粗简。20世纪40年代前，书脊索书号制作工艺在美学欣赏和工艺匠心方面体现了较高的水平。正如文献记载，查修时期索书号的制作有明确的工艺要求和标准，“书脊上的索书号位于书脊底部边沿上3厘米处，涂高约3厘米的透光漆（Shellac），在漆上工整的手写类号及著者号，再涂第二遍漆”[13]103。民国没有塑质索书号标签，采用透光漆工艺模拟塑封质感。正是由于这套工艺标准，保存了近百年的索书号码今天看来依然清晰可辨、光彩夺目。书脊、内容页用手写，字体为花体，漂亮且工整。所有杜威法图书的全部手写索书号竟然基本做到了字体大小保持均称一致，如机器打印一般，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可见一斑。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杜威法仍在使用，但杜威法索书号制作水平明显不及之前。书脊上的索书号不再覆盖透光漆，索书号字体大小不一，书内容页上的索书号时有时无，有仓促为之的意思，也无美感可言。施法自20世纪30年代启用，其标引的普通中日文图书索书号用白色颜料手写在书脊上空白处，少量楷体书写，笔画工整，绝大部分字体、大小、位置不一，字体粗楞。所有的施法索书号未见到有上漆工艺。民国早期西文书索书号制作精美，有明确的书写位置、大小、字体等制作标准。1940年代起西文书索书号制作流程、水平和工艺逐渐流于粗简。中文书索书号制作工艺则较同期西文书粗简。1940年前后西文书索书号加工工艺的变化与1936年前后中国动荡的国内局势与紧缩的经济条件不无关系。“二十七年春，部令临时大学迁设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在馆工作者仅一人，鲜有成绩”“以现在图书馆编目仍沿用向时旧法分类，以昭一律。馆中人手不足，西文书暂由调往联大图书馆之刘忠藩君公余代编，中文书为数不多，则由本馆夏邦彦君抽暇自编”[17]。社会环境动荡，加之人力物力等条件有限，已影响到了图书分类及分类成果索书号加工制作的细节。中文书索书号的加工水平和变化除了考虑大的社会环境，还有中西图书装帧水平不同带来的一些影响。当然，从由精而粗的变化过程中，不能只看到外因的影响，还要看到工作态度、工作条例和规则的重要性。（2）由手工书写到使用打字设备。20世纪40年代前，书脊上的杜威索书号完全靠手工制作完成，封底书袋和借阅记录条上已经出现了用铅字打印的索书号。“中文打字机字数不够用，且又是直行，不能像用西文打字机那样快。”[13]86查修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分编使用打字机的情况。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杜威法分编的书脊上开始出现打印体的索书号，但字体小且歪斜。20世纪60年代施法编制的书脊上也见到了打印索书号，字体大且规整。受打字机技术影响，老清华采用打印机逐步替代人工手写制作索书号，朝着更加现代快捷的方向发展。施廷镛所述：“西文目录之文字，有打印机之辅助，而中文需端楷誊写，其难易概可想见。”[4]156从中不难看出，人工书写虽然精美，精美的手写字体并非人人都能习得，并且制作起来费工费时，很难做到整齐化一，比较起来打印机则简单快捷。打印机用于索书号的制作是机器时展出来的产物，字迹清晰规整，简化了人工，提升了工作效率，对于索书号和分类目录制作都是种福利。

从探究馆藏文献分类法的变迁到了解图书馆的历史，从考证不同语种、不同载体馆藏文献间的关联与分合到了解揭示文献内容主题的原则和方法，这些都有助于提升当代图书馆员的文献知识和文献检索、识别和获取的能力。老清华分类法的发展变革是中国近代分类法发展变革的缩影，再现这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能够看到传承的积极意义。对老清华分类法的发展变革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从认识一种分类法去认识一个时代的馆藏和其背后的馆员。学识丰富致力于改良文献分类方法的图书馆学者和馆员如沈祖荣、胡庆生、洪有丰、戴志骞、杜定友、查修、施廷镛等，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对图书馆分类法的思考、实践及取得的成就值得后人纪念。普通没有留下名字的图书馆员在每一个书号、每一笔账目中留下了工整娟秀的笔迹亦值得后人欣赏。老清华从事分类法创制工作的图书馆人自戴志骞始，经查修、洪有丰、施廷镛等人推进，一代代图书馆人用匠心、勇气和担当投身到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之中，他们反复思考，不断实践，孜孜以求一种适合图书馆发展和使用的分类方法，其奋斗历程值得每一位图书馆馆员回味和学习。

作者:董琳 刘春美 单位:清华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