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影响论文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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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影响论文

贸易影响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近十几年来,全球贸易量取得了惊人的跨越式增长,而自由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也日趋尖锐。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利用不对等的贸易和投资手段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大量战略性资源,却造成这些国家境内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调;另一方面,一味地追求贸易扩张、资金积累和工业化又实际加剧了全球环境的恶化。环境效应对贸易的“挤压”性制约日益上升为国际贸易发展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引入环境变量,促进贸易策略的可持续性便成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科学发展的必然之路。

一、贸易的环境效应

传统贸易理论与实践往往集中关注贸易量差、国家福利等方面,常常忽视环境这一重要变量,如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李嘉图理论及赫克歇尔-俄林(H-O)的要素禀赋理论均未考虑到贸易可能引发的环境外部性问题。依照这些理论,自由的国际贸易会实现帕累托意义上的经济效率,满足社会需求并增进国民福利。然而,这一观点只是在静态条件和未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具有一定合理性,若加入贸易活动可能引发的环境负效应情况要复杂的多。研究和实践表明,一定条件下一国发展某些比较优势的贸易活动可能会给它国带来环境损害,如跨过河流上游国家砍伐森林以推动林业相关产品出口将造成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从而会严重损害下游国家出口型农业所依赖的环境,导致以邻为壑,破坏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认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同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有关的产品效应;同市场和经济活动扩张有关的规模效应;同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分布及强度有关的结构效应;同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有关的法规效应。所以这些效应均会对地区生态环境产生长短期的持续作用,进而反转影响贸易利益及国民福利。

以出口为例,由于工业污染密度下降的可能性有限,而出口增长弹性却较大,负的规模效果常常要大于正的结构和技术效果,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一国过度出口往往对环境不利,如资源性产品的跨国贸易常常以资源不合理或过度开发为背景,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矿产资源产品的盲目出口更极易破坏平衡的生态环境,而当代盛行的转基因产品贸易已日益被证实背后隐藏着不少环境风险。此外,从各国政府贸易政策来看,当今国际贸易中凸显的绿色壁垒、环境关税,一方面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形式,但另一方面亦侧面反映出不恰当的贸易活动将危害到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安全,危害到全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环境困境

(一)、贸易出口中的环境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长极为迅速,出口依存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口创汇的单向需求促使我国出口实施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数量型模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触目惊心。

1、生物资源破坏

就外贸出口而言,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一些生物资源因盲目、无节制的捕杀和开采,数量大为减少,相关衍生品质量下降,出口货源已经或濒临耗竭,如盲目出口野生动植物,破坏了地区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还导致产区土地沙化、荒漠化;而名贵中药材出口对资源的破坏更为严重,某些地区人参、杜仲、天麻、砂仁等因采挖过度已濒临绝迹。

2、矿产资源损耗

矿物资源的盲目出口导致盲目开采,不仅因此破坏了宝贵的矿产资源,也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一些矿物在选炼过程中释放出有毒物质或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并威胁到环境和成品。一方面,资源密集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能耗较大,投入自然资源高于产出水平,使原本稀缺资源更加稀缺。另一方面,高污染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常具有不经济性,而这一类的产品,如化工、农药、制革、印染等出口却占全部出口额较大比重,尤其是一些外向型乡镇企业盲目开发高污染产品的出口,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隐患。

(二)、贸易进口中的环境问题

1、资源消耗型产品进口

国家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总量在波动中减少,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其他有关原料的进口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所占份额都在增加;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工业产品的进口正快速增长。自1993年起,中国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随着油气需求每年的扩充,中国对国际原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加大。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估计,到2010年我国石油进口将达到8000万至1亿吨,净进口率达41%。这种趋势既对国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也将加剧我国环境问题。

2、易污染型产品进口

进口氟氯烃和使用氟氯烃的空调器、冰箱等产品,加重了我国环境压力,尤其是国家淘汰此类破坏臭氧物质的难度。此外,进口化肥、塑料薄膜等形成了新的二次污染。特别是氮肥易使地面水富营养化,造成赤潮,使近海生态平衡受到威胁,而最终失去农业价值的塑料薄膜则在自然界中难以分解,形成白色污染。

3、废弃物转移进口

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直接贸易形式向中国大陆转移废弃物的事件相当严重,2006年从美国、日本和香港入境的占进口总量的21.3%、7.8%和11.3%。另据报道,仅英国在2003年就向中国出口有毒废弃物36.2吨,价值约1155万英磅。这些有毒废弃物种类繁多,主要是有色金属废渣、电池、旧衣物,甚至含放射性废物,其再生过程已对使用地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此外,有些外国企业将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禁止使用的产品及技术和设备以旧顶新、以次充好,通过投资方式转移进口至中国,这类投资实质上是有毒废弃物越境转移的另一种隐蔽方式,同样严重破坏了我国生态环境。

三、我国贸易科学发展的环境策略

实现我国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恰当地引入环境变量,将环境因素纳入政府贸易政策规划的视域范围。在当代全球贸易环境经历深刻变化,“绿色浪潮”汹涌之际,环境效应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紧迫。

(一)、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全面推行环境标准制度

出口的规模、速度及质量关系到一国国际收支和产业竞争力,在当前我国出口面临持续性“刚性”顺差但总体附加值不高,频频遭受“绿色壁垒”及倾销诉讼的现实条件下,企业必须彻底扭转传统环境规避的贸易观,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将出口产品导入更多的环境质量因子,使之成为产品核心竞争力之一。政府及相关质检部门应积极引导各类企业将环保作为生产经营的重要价值取向,促使环境指标和其它质量指标一起构成优质产品的内涵,大力宣传彰显优质品牌中的环境优势,通过树立若干环境“标杆”型贸易产品带动相关产业部门的转型提升;此外,努力改善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将环保产品提升为国家出口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培植环境型规模经济,对出口型绿色产业的孵化发展尤其要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努力形成企业与社会收集绿色信息、制定绿色计划、开发绿色产品、从事绿色营销、开辟绿色渠道、发展绿色消费的风尚。鉴于当代国际贸易中突显的环境标准效应,我国必须全面加强与国际环境标准管理制度相衔接的标准认证。首先,要积极推行ISO14000国际标准认证制度,完整对出口产品从设计、生产到回收过程中绿色方案的施行步骤;其次,积极实施环境标准制,使出口产品在环境认证基础上扩大对环境标准的适应能力;再次,大力拓展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在标识认证领域的合作,推进环境标识的多边认可,同时努力扩大标准制订层面的国际发言权,减少不合理的环境壁垒。

(二)、坚定可持续型进口观、规范贸易类投资准入

进口是一国对外贸易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极。受历史产业结构和传统贸易政策影响,我国贸易活动中一度存在“重出口轻进口”的倾向,对进口的战略性地位和发展层次的认识相对薄弱,进口中的环境观念更是鲜有涉及。2007年,针对贸易持续性顺差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国家商务部明确提出了“扩大进口、优化结构”的口号,同时将环境因素置于政策调整的视域范围,这对于全面理性地开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可持续性进口要求立足国家环境安全的战略高度,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生物健康标准积极引进环境友好型的产品、技术与设备,尤其要积极引进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环境产品如污染防治技术及设施,使之成为促进我国环境良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进口商品结构,坚决禁止有害废物的进口,对拆船业和废钢、废纸进口要实行专营;严格禁止有害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野生动植物的进口;严格管制有害于生态环境的商品进口;加快禁止消耗臭氧层的受控物质及其制品的进口。

贸易类投资是我国吸引国外投资结构中重要组成部门,其主要用于以进出口为目标贸易产品的开发、生产、加工外销,受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在该领域吸纳的外资量近年来不断呈快速增长之势。着眼于国内现实,在今后的贸易类引资过程中,我国应将环境要素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严把引资关口,鼓励引导外资投入到有利于环境效益提升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中,如清洁能源、交通、农业、有机食品、生态林业、绿色包装等,大力加强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更加关注环境与外资的协调,更加着力提高外资使用的环境效益,、促使我国贸易类引资向内涵型、集约型、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变。

(三)、建立环境税收制、培育环境贸易示范区

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环境的漠视并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很大一部分源于环境的公共性特征、企业没有将环境成本置于其生产经营总成本框架中,缺乏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激励和动机,导致高消耗高污染、私人成本较低而社会成本较高的产品在高额利润刺激下盲目发展,现代税收制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失。经济学理论及西方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下税收具有有效的杠杆调节效应,环境税是纠正市场失灵,消除外部性,促进环境良性发展、引导企业从事环境标的生产和经营的有益税种。着眼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我国应尽早启动环境税收制,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按照产业特点分门别类征收级差性税收,对不利于环境贸易产品的生产、经营尤其要加强环税调控功能,以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鼓励企业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和“绿色贸易”。

据经济预测,2010年全球环境贸易将达6000-10000亿美元。面对这一趋势和现今我国环境贸易现状,若有重点地选择基础条件好的地区发展环境产业,建立环境贸易基地,则可以创造成果,积累经验,辐射国内外,从战略上推动环境贸易发展的大局。鉴于各类经济开发区日益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生产企业大量聚集的现实,政府应积极加快区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进程,推动环境贸易示范区建设。要建立开发区贸易条例法规,制定绿色-有机产品贸易管理法,全面推广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取消限制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项目的优惠政策,鼓励可持续型贸易企业落户并给予特殊优惠,如退税扶持、保证优先进出口经营权、为出口信贷和产品认证设立“绿色通道”等;要建立贸易与环境信息反馈中心和数据库,收集、跟踪国际及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国相关有影响的环境措施,整合职能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对区内环保体系进行研究评议,逐步形成开发区资源与环境商品化、价格合理化、消耗资源与破坏环境有偿化的良性机制,推动企业对外贸易经营的可持续之路。

(四)、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增强环境贸易主动性

贸易影响论文范文篇2

1、托马斯·孟(ThomasMun)的汇率变动观点

汇率变动对贸易影响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学者托马斯·孟的论述中。托马斯·孟在讨论贸易差额如何影响汇率变动后指出,汇率变动同样也会影响贸易差额的变化。因为压低汇率的做法会引起汇率上升,而本国货币汇率上升,在对外贸易中就可以拿少量的外币去购买外国商品,而外国人却要拿出更多的货币来购买本国商品,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货币流入国内。

2.弹性分析法

阿弗里德·马歇尔于19世纪末创立了弹性学说,用来分析一般商品价格变化对供求关系的影响,并提出了“进出口需求弹性”的概念。到了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崩溃,各国竞相将本币贬值,阿巴·勒纳就货币贬值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弹性恒界值的确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调低汇率具有促进出口、抑制进口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必然能改善贸易逆差。两种理论的结合提出了著名的“马歇尔—勒纳条件”,指出在一国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趋于无穷大的条件下,如果该国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那么该国货币对外贬值就一定能够改善其贸易收支状况。

3.固定汇率制崩溃后的主要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汇率波动贸易效应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汇率变动对贸易流量调整和贸易平衡的影响,但是,20世纪60年代美元贬值时却存在着美国的国际收支却无法改善的现象,特别是80年代以来,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大起大落而进出口价格却相对稳定的事实,使人们越来越关注汇率传递问题的研究。

汇率传递通常被定义为商品的进口国货币价格对进口国货币与出口国货币之间汇率变化的反应弹性。对汇率传递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不完全汇率传递理论,主要有鲁迪格·多恩布什和保罗·克鲁格曼的“不完全竞争、产业组织与汇率传递理论”,迪克希勒和克鲁格曼的“沉淀成本理论与汇率传递理论”,费尔特和微南帕尔的“市场份额与汇率传递理论”。

二、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1.汇率调整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比重高、外债规模大,或拥有高流动性、巨额人民币资产的行业是长期利好。对于以进口工业产品为原材料,或使用进口设备、配件、辅料的企业而言,升值是一个利好。从风险来看,人民币升值后,将下拉以本币计算的国内价格,可能导致钢材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导致行业供大于求的局面。进口农产品、国外原种猪及饲料的成本将有所降低。人民币升值后,农畜产品及饲料的进口成本将有所降低,对于使用进口原料的企业而言,其成本将下降,效益将有所提高。

2.汇率调整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作为我国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商的积极性。化工、钢铁等原材料行业也容易受打击,人民币升值还会减少原油、成品油、原木、铜金矿等资源型商品的出口。由升值造成的以上行业所在企业的损失,更严重的后果是引发失业率增加、银行呆坏账增多等连带效应。对于制造业从业人员来说,受到严重影响的企业职工可能面临收入下降甚至是失业的危险。对制造业的各个行业短期影响虽然是不利,但又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不考虑企业面对升值可能进行的调整,一方面多数制造业公司的产品价格在升值后要一次性的降低,但另一方面原料价格也会降低,因此要看哪一方面对汇率的波动更加敏感。如果制造业企业不变成本如劳动力工资占总成本的比重大,意味着成本随汇率波动的幅度要小,因此从静态考虑的话,人民币的升值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企业的负面影响会大于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负面影响。

但是要考虑到升值幅度会比较小,而且很可能是渐进过程,即便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有充分调整的能力和时间,因此整体上而言负面影响完全可以大为减少。尤其对于那些具有突出比较优势的制造型出口企业,比如鞋类、纺

织产品企业,汇率升值不见得会降低企业的利润,反而会增加他们的美元收入。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以及政策建议

1.促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一国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依赖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由于我国出口市场集中,出口产品的类型单一以及高附加值的产品占出口的比例比较低,极有可能出现出口越多,贸易条件越恶化,进而降低本国的福利水平。其次,我国现行的汇率政策虽然能够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由于国家债务负担率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迅猛上升,财政政策继续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而且从中长期看,一方面维持现行汇率政策的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现行汇率政策调节内部经济的有效性也在不断削弱,因而现行汇率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存在着调整的必然。

贸易影响论文范文篇3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1994年第9—10期)上发表了题目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性报刊和新闻机构都在显要位置上作了转载和报道,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也迅速作出了强烈反应。随后,布朗又在几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宣扬他的观点,并不断补充新的证据。1995年下半年他又出版了系统全面地论述他的观点的专著——《谁来养活中国?》。

1布朗问题的内涵

在《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布朗向全世界也向中国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是中国在1990年至2030年期间将实现持续的快速的工业化。他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共同经历中发现:在工业化之前人口密度就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即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粮食的大量进口。他把这一发现当做一条规律确定下来。布朗根据中国和国际上某些机构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未来30年至40年期间的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耕地、复种指数、水资源、化肥投入、单产和生态环境的动态趋势,他也分析了未来世界上主要粮食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了五条重要的结论:

一、在1990年至2030年之间,由于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国的谷物总需求量将达到4.79亿吨至6.41亿吨,而中国的谷物总产量却将减少1/5,只有2.72亿吨,从而中国将出现2.07亿吨至3.69亿吨的谷物缺口,相当于目前全世界谷物总出口量(2亿吨)的1至2倍。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

二、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工业化的中国将有足够的外汇进口所需要的谷物(按现价计算),但是国际市场上不会有这么多的谷物供中国进口,因此以1990年为分界线,世界粮食市场将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

三、由于中国的大量进口,世界市场上的粮价将大幅度上升,致使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口无力购买必需的口粮,因此中国的粮食进口将剥夺这些国家和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粮价上涨还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崩溃,并在低收入国家引起政治动乱。粮食短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将超过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

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代,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所形成的需求缺口将通过国际贸易产生全球性影响,中国的人口对中国的土地的压力将转变为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压力,所以中国的粮食危机也就是全球的生态危机。

五、中国的粮食危机不仅将剥夺穷人的生存权利,引起世界性的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还将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危及全人类以及我们的后代的生存权利,因此中国的粮食短缺对世界的危害比军事入侵还要严重,全人类和各国的政治家应当从粮食短缺而不是军事冲突的角度重新定义人类“安全”的概念。实际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仅是“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还是“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国将如何危害世界”的问题。

2马尔萨斯的幽灵

“布朗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西方思想渊源。在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发展前景方面,西方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思潮:一曰乐观派,一曰悲观派。悲观派的思想也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布朗的主要观点可以归入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他的分析路数也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如出一辙。从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至今已有200年,其间马尔萨斯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是本世纪70年代初期罗马俱乐部发表的轰动全球的《增长的极限》。尽管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马尔萨斯主义流派其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互有不同,但其核心宗旨却是相同。它们共同的宗旨有五条:

一、他们都认为人口数量不会持续增加,人类的生活水准也不会持续提高,人口和人类消费水准的无节制增长的唯一的也是必然的结局就是人类的贫困化、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同归于尽。二、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独立进行,而自然界存在着固有的供给生活资料的极限。对于马尔萨斯本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极限来自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对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限制来自不可更新资源的有限性、可更新资源最大可持续利用量的有限性和人类生命支持系统同化能力的有限性。三、他们都坚信人类的生产技术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不会出现能够突破自然极限的技术进步。尽管他们的这种信仰被历史一次次地击碎,但一代又一代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仍然执迷不悟地坚守他们的这一古老信仰。四、他们都主张通过限制或减少人口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消除或减轻社会问题。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还强调不仅要限制人口,还要限制工业化或经济增长。“零增长”方案就是他们的杰作。五、他们谈论的对象都是全人类的命运和问题,但他们几乎都是站在富人和富国的立场上谈论这些问题,他们都从穷人自身的行为中寻找穷人贫穷和世界末日的根源,他们中很少有人主张通过社会改革和科技革命来消除或缓解人类的贫困。

从1798年至今的200年的历史中,马尔萨斯主义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审判式的预言,但所有已到期的从而可以用事实检验的预言全部破产了,无一例外。那些尚未破产的都是预言期限尚未到来的,因而既不能被证明是远见卓识,也不能被证明是鼠目寸光的杞人忧天,但可以怀疑是别有用心的耸人听闻。布朗也认为人口和经济发展会把人类推入新时代,即短缺时代,不但人类的生活水平要降低,而且地的自然生态系统也要被破坏。他也认为土地、水资源、自然的同化能力会对人类的食物生产施加不可克服的阻碍。他也认为农业生产技术不会出现重大突破。他也主张限制人口的无节制增长。他也谈论人类共同的命运,也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上谈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和工业化与食物供给之间的冲突。因此,我认为布朗是一位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但是他与其他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其他的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世界创造的现代工业技术体系、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而布朗却把整个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冲突归结为中国的发展与自然的冲突,把全人类对自然的压力全算在中国头上。他认为迟到者是罪魁祸首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而先行者尽管造成的问题更大却可以不予追究。因此,我认为布朗不但是一位马尔萨斯主义者,还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与其他马尔萨斯主义者相比,他的论述更不科学,也更不公正。

3中国威胁论的发展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美国最大的争霸对手消失了;而中国做为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不但没有垮掉,反而自1978年以来一直保持了令全球为之震惊的经济增长势头,综合国力空前壮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的一些战略分析家们经过几年的搜索,最后把目光集中到中国身上,把中国看成它们未来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假想敌”。他们认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将对整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形成巨大的威胁,将向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严峻的挑战;他们提出要像冷战时代遏制苏联那样对中国实行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遏制。这种“中国威胁论”的兴起和泛滥,既有对东西方之间文化隔阂的忧虑,也有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忌恨,但是更为关键的却是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对世界霸权兴替的关切。

“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比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更早也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占人类总数1/5的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迈进将把现代工业文明所内涵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现代市场体系所内涵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摩擦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对抗推向极端。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即“中国粮食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它丰富了“中国威胁论”的内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它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根本原因。

继布朗之后,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马丁。沃克提出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不应是冷战时期那种典型的军事和外交遏制,而应当是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多种遏制,其中包括“污染遏制”、“生活方式遏制”、“饮食遏制”、“贸易遏制”、“能源遏制”等等。《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在他的新作《为21世纪做准备》一书中也引用布朗的资料和观点对中国的“威胁”进行了大肆渲染。一般的“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大多是在国际政治领域活动和研究的政治家和学者,他们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来谈论中国对它们的“威胁”,而毫不隐藏自己的利己动机。“直言不讳”,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而布朗却与众不同,他从穷人的利益、穷国的利益、地球的利益、未来的利益出发谈论中国的“威胁”。巧妙地隐藏起自己的真实动机,而且几乎达到了目的。一般的“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主要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角度谈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利益的“威胁”。而布朗却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谈论中国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的“威胁”,而且他认为这种“威胁”要比军事上的“威胁”更为可怕,他要求各国领导人把这种“威胁”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可以说,他的《谁来养活中国?》代表了“中国威胁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思维”,那就是把中国塑造成全人类和大自然的共同的敌人,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二工业化进程与粮食进出口演变的基础理论

1国际贸易的基础

决定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力量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力量,即由该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二是政治力量,即由该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决定的政治力量格局。一国在实际贸易活动中进口什么、进口多少、如何进口,以及出口什么、出口多少、如何出口,都是由这两种力量决定的。

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指出,各国都应当生产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用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换回机会成本较高的产品,这样可以同时提高参与贸易活动的各国的福利水平,而且各国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愈高,它们各自的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也愈大。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为多生产一单位的某种产品而必须放弃生产其他产品的数量。

李嘉图虽然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概念,但却未能恰当地说明比较优势的来源。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正统解释的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各国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它们的生产资源结构或储备比例各不相同;国际贸易的发生源于各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国都应当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充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以换取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

组织行为理论:

尽管经济学已经从理论上证明了国际贸易会给参与国带来广泛的利益,然而它却会给参与贸易的国家内的不同人群带来不同的影响,有些人会得到好处,而另一些人却要承受痛苦,于是得到好处的人就会支持相关的贸易活动,而那些受到损害的人往往要采取行动反对这种贸易活动。当今世界上贸易保护之所以会存在于所有的国家,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际贸易对各个社会群体的福利影响不同。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发现,如果由于某个个人的行动而使整个集团的处境有所改善,那么个人付出的代价换来了集团的收益,但是集团的收益不能由付出代价的个人垄断,而是由集团中的所有成员共同分享,付出代价的个人只能获得其行动收益的一个极小的份额。也就是说,在集团的范围内,集团的收益具有公共性,每个成员都能共同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代价。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位“理性的经济人”都想“白搭车”,自己不出力但却能白白地占有别人付出代价换来的好处。因此,集体行动是很难成功的。奥尔森进一步指出,相对于小集团来说大集团的集体行动更难以成功,一是因为在大集团内个别成员的代价和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更高,二是因为组织成本随集团规模的扩大而急剧增加。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成功地组织集体行动。

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由少数人分享,而代价和痛苦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那么贸易自由化的主张往往会占上风,少数的利益得到体现。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而代价和痛苦却由少数人承担时,这些人就会组织有力的集体行动迫使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这就是市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农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2工业化与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

工业化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之一就是改变一国的资源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相对于土地和人口、资本和技术存量不断地快速增加,于是该国的资源结构由土地和劳动丰裕型向资本和技术丰裕型转变。资源结构的改变引起比较优势的改变,它的比较优势由生产工地和劳动密集的产品转变为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比较优势的改变又引起贸易结构的改变,该国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转变为主要出口制成品。在这一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都从农产品出口国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

工业化另一个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就是彻底地改变了一国的国内政治格局。工业化使得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日益减少,而且在减少他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同时却使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谈判能力大为提高,以至于他们可以迫使社会和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利用各种手段阻碍农产品进口。工业化还使社会财富空前增加,使得社会有可能用微小的收入转移换来农业人口的巨大满足。现代化过程中政府财政收入的日益扩大也使这种转移支付成为可能。

因此,工业化一方面使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密集的农产品生产丧失比较优势,由出口农产品变成进口农产品;另一方面也使阻止或反对农产品进口的政治力量变得日益强大,甚至有可能使该国再次成为农产品的出口国。这就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的政治和经济逻辑。

对于粮食这种土地高度密集的产品来说,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类土地极为丰裕的“新大陆”国家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在它们的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都是净进口国。实际上,只要让市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只要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工业化的中期和后期,谷物的净进口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和有利的。西欧之所以能在本世纪80年代再次成为净出口地区,那是农业利益集团活动的结果,而且此时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贸易行为带来的损失对它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至少也是可以承受的。

除“新大陆”国家之外,一般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其粮食贸易结构的演变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都很高,农业具有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农产品出口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剩余是工业投资的主要来源,国内工业受到保护,处于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时期,城市利益集团主导对外贸易决策。在工业化中期,城市人口和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转向工业,工业进入出口导向时期,农业比较优势下降或丧失,农产品开始进口。贸易自由化加强。国内市场上工业和农业处于平等竞争状态。在工业化后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很小,国内具有了保护农业的经济条件,同时农业利益集团的组织化程度和谈判能力大为提高,农业受到保护。这一阶段,或是农产品由进口转为出口,如西欧国家;或是农产品继续进口同时国内农业结构升级,如日本和韩国。

三中国粮食需求、产出与进口的长期趋势

1中国粮食需求的长期趋势

国际经验:对世界上100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进行分析发现:一、64%的国家其人均GNP低于3000美元,而人均谷物使用量低于350公斤。二、当人均谷物使用量超过350公斤以后,人均谷物使用量对人均GNP的变化不敏感;随着人均GNP的增加,人均谷物使用量增加得极为缓慢。三、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与人均GNP相当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它们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远地高于后者。我利用这100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人均GNP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公式。1990年中国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为357公斤,用上述公式反推可知对应的人均GNP为3900美元,是1990年实际人均GNP(370美元)的10.5倍。

从上述分析出发,我得出三条重要的推论:一、由于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高于非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国,其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远低于不进行这种转轨的情况,即市场化改革将降低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需求水平。二、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快速而且彻底,历史的惯性不大,再考虑到中国目前相对于现有的人均GNP水平已经很高的人均谷物使用量,那么可以推测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不会有较大的提高。三、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受阻,或者历史的惯性过大,那么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会大幅度上升。1950—1994年中国的粮食消费:1950—1952年是中国的战后恢复时期,到1952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达到了283公斤。从1953年到1960年人均粮食使用量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峰值为1956年的303公斤,低谷为1960年的213公斤。从1961年到1977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在波动中缓慢上升,1977年达到304公斤。1978—1984年是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长时期,从1977年的304公斤上升到1984年的397公斤。从1985年到1994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先是回落,然后稳定在375公斤上下。

1978—1984年中国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中国农村进行了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二、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三、但是国家并没有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而是用越来越大的财政补贴支持食品的低价消费政策。四、这一时期粮食进口达到了空前的水平。1984年以后,中国政府减少了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销售价格,1991年实行了食品消费的全面市场化。粮食生产和食品消费的市场化改革,加上此前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粮食高消费水平,使得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在1985年以后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回落到375公斤的水平,并在这一水平上徘徊。市场化不仅阻止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的增长,也大大降低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相对于人均GNP的增长弹性,使这一数值从市场化之前(1978—1984年)的0.39下降到0.016(1985—1994年),下降了96%。

中国1985—1994年的经验证实了我根据国际比较提出的猜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会大大减缓它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

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能够降低其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是:一、市场化改革改变了此前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的低价消费政策,使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销售价格合理地反映出较真实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而价格的上升自然减少了需求。二、市场化改革使居民的消费多样化,而且非食品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以及补贴的减少也相应地压低了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三、市场化改革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使得在同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人均粮食消费有所下降。四、市场化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一方面提高了动物性产品的饲料转化效率,另一方面使动物性产品的生产结构向减少使用稀缺资源(如粮食)的方向转变。

1990—2050年中国粮食需求预测: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在广泛地比较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和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对1990—20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和GNP的增长情况做了预测,预测结果列于表1中。目前,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认为中国的人均GNP被低估了,为了更加充分地估计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和粮食需求量,将1990年中国的人均GNP提高一倍,上调到740美元,以此为基数进行预测分析。将各预测年份的人均GNP预测值带入前面从国际经验分析中得到的经验公式,就可以得到对应年份的人均谷物需求量的推测值。当人均谷物需求量推测值小于1990年的实际值时,预测值取两者中较大的数值。假定谷物占粮食的比例不变,由人均谷物需求量预测值可以推出人均粮食需求量的预测值。由此方法得到的全部预测结果列于表2中。

决定一国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它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的比例;二是它的经济和技术水平;三是它的资源配置机制。因此,当两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时,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较低的国家,其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也应当较低。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用国际经验公式推测的人均谷物需求量必然是偏高的,再考虑到预测值是从推测值和1990年的实际值中取大的,因此我得出的预测值只能偏高,不会偏低。认为未来20年中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加是错误的。我们的政府不应该不负责地向人民许诺为他们提供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食品消费水平,我们的人民也不应该不切实际地期待享受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食品消费水平。中国目前的低收入-高食品消费模式没有持久存在的根据。由总人口和人均粮食需求预测可以得到粮食总需求预测,结果列于表3中。

2中国粮食产业的长期趋势

1950—1994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32亿吨恢复到1.64亿吨。从1952年到1977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64亿吨提高到2.83亿吨,25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1%。从1977年到1984年,粮食产业从2.83亿吨提高到4.07亿吨,7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5.33%。从1984年到1994年,粮食产业从4.07亿吨提高到4.45亿吨,10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90%。1978—1984年期间中国粮食产业的高速增长在1985年猝然而止,并就此进入为期10年的徘徊时期。这种重大转折出现的原因有四:一是国家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财政支持减少。农业财政补贴已经大大超过了政府的能力,不堪重负。二是粮食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同时谷物的大规模进口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三是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启动之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农业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四是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农村工业化的迅猛发展,降低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使得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粮食生产部门向非粮食生产部门大量转移。

总之,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产业之间的比较收益格局和社会政治力量对比格局共同决定了1978—1984年之间的粮食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时期的粮食生产的的确确是“超常规增长”。同时,1978—1984年之间中国粮食产出的增长经验也告诉我们,只要存在有利的经济条件,中国的粮食产出就能实现快速增长,粮食增产的潜力是存在的而且很大。这也告诉我们,中国目前的粮食问题不是能不能增产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增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1984—1993年中国粮食产出空间格局的变化:我根据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84—1993年之间经济发展、人均耕地、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化情况,将它们分成四类:Ⅰ类地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Ⅱ类地区包括山东、辽宁、黑龙江、新疆、北京和天津;Ⅲ类地区包括湖南、江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和山西;Ⅳ类地区包括吉林、内蒙古、河北、河南、安徽、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Ⅰ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在减少,合计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下降了3.83个百分点。Ⅱ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果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很快,那么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不会下降;这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发达地区,即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也在增加。1984—1993年之间,Ⅱ类地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了2.52个百分点。Ⅲ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尽管它们的粮食总产量有所增加,但人均产量在下降,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2.69个百分点。Ⅳ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Ⅲ类地区一样,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有较大提高,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也提高了3.63个百分点。上述情况表明,1984—1993年之间中国的产品和要素的国内统一市场正在逐渐发育和形成,市场机制开始对全国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地域分工格局正在出现,比较优势在支配地域分工的演变。这种趋势是合理的有利的,因而也是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目前实行的粮食省长负责制与这种大趋势恰恰背道而驰。

大国效应:上述情况也表明,在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各个地区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动是不一致的,有些地区减少了,有些地区增加了。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大国效应”。“大国效应”的产生源于大国工业化与小国工业化的两个根本性差异:一是工业化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二是工业化在时间上的长期性。“大国效应”的存在决定了,即使大国与小国的所有条件都一样,大国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其粮食产出开始下降的时间要比小国大为延后,而且粮食产出下降的速度和幅度也要大大小于小国。因而不能简单地用小国的历史经验类推大国的未来趋势,布朗在预测中使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2000~2050年中国粮食产业预测:(见上页表4)3中国粮食进出口的长期趋势2000—2050年中国粮食进出口动态趋势的特征:根据对2000—2050年期间中国粮食需求和产出的预测,我们可以得到同期中国国内粮食供需缺口的预测,结果列于表5中。由于在粮食需求和产业的预测过程中,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工业化对中国的资源结构、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和比较收益的综合影响,也考虑了粮食价格变动、生产补贴和贸易保护的演变情况,因此可以合理地假定未来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和我们预测的国内粮食缺口是一致的。2000—202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将不断扩大,2020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缩小,到2040年中国再一次变成粮食自给国或出口国。中国的粮食供给对国外的依赖程度的变化也具有相似的特征。2000—2020年之间依赖度上升,202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40年以后下降为负值。这里存在着一个倒“U”字型模式,即2000—2050年期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和对外依赖度经历了一“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

倒“U”字型模式的成因: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研究表明:2020年是中国工业化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1990—202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正是因为2020年是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的转折点,2020年才成为中国粮食净进口规模演变的转折点。也正是因为2000—202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才不断扩大。同样,2020年以后粮食净进口规模之所以日益缩小,也是因为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对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布朗预测结果的不科学性:布朗认为1990—203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需求将呈直线式上升,而粮食产出将呈直线式下降,因而供需缺口和进口需求也将呈直线式扩大。

但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粮食需求、产出和进口需求都不会呈直线式变化;而且中国的最大进口规模为1.13亿吨谷物,而不是他所说的3.69亿吨;进口峰值出现在2020年前后,而不是2030年以后。布朗的预测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有四:一是他不懂得支配工业化过程中粮食进出口转变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不懂得工业化不同阶段中粮食进出口转变的规律。二是他不理解“大国效应”,不理解大国的工业化过程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更不理解这种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对大国粮食产业的影响。三是他没有注意到中国目前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远高于与其人均收入水平相称的合理水平,而市场化改革将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均粮食需求不会增加。四是他严重地低估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国内外众多的权威机构和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的粮食生产还有巨大的增产潜力,中国的自然资源可提供的持续产量在目前总产水平上再提高二三倍是不成问题的。

四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影响

1全球粮食供给的长期趋势

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从1960年到197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提高了30.53%,人均粮食产量提高了8.29%。从1970年到1980年,总产量提高了25.53%,人均产量提高了5.11%。进入80年代以后,在全球粮食市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粮食实际价格持续下降的背景下,1980—199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又提高了22.93%,人均产量提高了6%,而且这10年间世界谷物收获面积单产提高了24.91%。农业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但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的总产量和土地生产力,也大幅度地降低了粮食生产的成本。

世界银行指出,自1800年以来,虽然小麦、玉米、大米和食糖的实际批发价格的波动幅度很大,但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下降的趋势是不容否认的。这些趋势提醒人们,一百多年来实际农业生产成本一直在下降。还值得指出的是,好多次价格猛烈上涨持续的时间都很短,一般都只有3年或不到3年。世界银行同时指出,今后随着对农业的研究和投资的增加,粮食生产的成本将继续下降,这已由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事实所证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人类所拥有的科学研究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都是以往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没有理由让人们相信,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人均产量、土地生产力持续提高的趋势和生产成本持续下降的趋势会在本世纪的最后10年和21世纪突然中止。可以有充分的把握预测,未来几十年内全世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单产在现有水平上再提高一倍是没有问题的。这意味着,即使粮食收获面积保持不变,世界粮食产量也可以轻松地增加一倍。全世界的可耕地大约有32亿公顷,现在已开发的为13.7亿公顷,尚不到可耕地的50%。假设32亿公顷的可耕地全部得到利用,而且复种指数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占农作物总收获面积的比例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即使收获面积单产不变,世界粮食总产量也可以提高一倍。因此,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收获面积单产提高和收获面积扩大的综合作用将使全世界的粮食产量至少达到目前水平的4倍,即104亿吨。按联合国的人口预测,世界人口2025年为82.2亿,104亿吨的总量相当于人均1.27吨;即使人口达到102亿的最大规模,人均粮食仍然在1吨左右,这种人均占有水平仍然超过了目前美国的水平。所以,未来的世界不会出现布朗预言的“粮荒”。

2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福利影响

假如2010—2020年之间中国的谷物进口数量达到1亿吨上下的规模,那么中国将成为国际谷物市场上的“大国”,它的进口数量的变化将会影响国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从短期来看,进口的较大幅度的增长必然会抬高国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这对所有的消费者和进口国都是不利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进口的持续扩大会刺激对谷物生产的投资和技术创新,拉动出口供给增加,从而使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出口国能够预见到未来进口需求稳定扩大的趋势,从而提前着手扩大生产和出口供给,那么即使进口需求扩大,也不会导致价格在短期内猛烈上升。因此,只要中国能给世界一个合理而稳定的进口需求预期,出口国能根据预期安排自己的生产,并且双方都采用有效而合理的交易手段,如期货、政府间协议等等,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进口需求的增加,不但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的上扬,反而会加速科技进步,并通过技术进步的扩散造福于全人类。因此,中国以“大国”的身份进入国际谷物市场并不必然导致谷物价格的或大或小的上涨,其结果全看各国的应答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1950年以来国际市场上谷物价格的持续下降是在世界谷物进口量增加了5倍多的情况下发生的。谷物进口需求的持续扩张并没有引起价格的飞涨,相反,由于出口供给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谷物的实际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今天,全球的粮食产量远未达到地球生态系统设定的极限产量,粮食供给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国际市场具有完备的调节能力,主要生产国也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而且出口的价格弹性远大于国内生产的价格弹性,因此只要进口需求扩大,那么出口供给的增长速度就会超过国内生产的增长速度。可以说,只要有进口需求,就会有相应的出口供给。这意味着,只要中国买得起粮食,中国就能买得到粮食。我们的理论分析和1950—1995年之间的实际资料都表明,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不会出现趋势性的上升,相反很可能会继续下降。布朗预言的因粮价飞涨而引致的全球混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在市场上,商品只能分配给有购买能力的人,而供给和生产由它的价格决定。现今的粮食产业和成本的关系决定了,无论需求如何减少,粮食的市场价格都不会下跌到让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买得起的程度。价格下降只能导致产量减少,而不会导致贫困和饥饿的缓解或消除。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发达国家少吃或不吃畜产品,节省下来的饲料粮也不会转变为穷人的口粮,而只能表现为粮食减产。这是由目前穷人的购买能力和粮食生产的产出—成本曲线决定的。因此,无论中国进入还是退出粮食市场,都不会对穷人的食品权利造成太大的影响。

实际上,消除或缓解贫困和饥饿从来就不能依靠市场,而必须靠市场以外的机制,如建立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国际粮食援助等等。一个富裕的中国只会有助于缓解世界的贫困和饥饿,而不是加重世界的负担。这是因为一个富国较多的世界总比一个富国较少的世界有更大的救济穷国的能力;而且占人类总数1/5的中国由穷变富本身就是在缓解世界的贫困和饥饿;更何况一个富裕的中国将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国际人道主义责任,对国际粮食援助行动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贫困和饥饿既是生产问题,又是分配问题。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一直压在人类的头上,成为一种可怕的宿命。人类历史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贫困和饥饿就不再是生产问题,而变成了分配问题。按今天人类所拥有的食物生产能力,人类完全可以彻底地消除贫困和饥饿,让每一个人吃饱肚子。但现实却是仍有10亿人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

在过去和今天,中国并没有进口大量的粮食,反而还出口粮食,但世界上的穷人并未消失,反而有增无减。即使明天仍有人挨饿,那也不是因为中国人吃多了,而只是向我们证明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大量有待改善的东西。实际上,就在第三世界的穷人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挨饿的同时,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却在花钱让本国的农民少种地,而且不惜巨资储存粮食,待价而沽。它们何曾关心过穷人的饭碗和生存权利。如果它们真的关心第三世界穷人的温饱,那么地球上早就没有吃不饱饭的人了。

3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环境影响

贸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制:人类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之所以会对环境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是因为产品的生产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投入。有的是有形的,如资本设备、劳动力、原材料、动力能源和生态环境等等;有的是无形的,如市场组织、企业管理方式和各种法规等等。它们都是生产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生态系统不仅要为人类的生产过程提供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作为“投入物”,还要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提供“垃圾场”和“垃圾处理服务”。当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的强度超过它的自然再生能力,而排放废物的强度超过它的自然净化能力之时,生态系统就受到了破坏,它的持续生存能力受到了人类生产活动的威胁。这就提出了产品的“环境成本”概念。

粗略地说,所谓“产品的环境成本”,就是指在该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全部影响的总和。由它出发,环境经济学家们指出,如果在产品的价格中准确地计入了环境成本,而且用消费者支付的这部分价格去消除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效应,那么就可以解决或消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现实的情况是,市场组织不能很好地处理环境成本的核算问题,即现有的市场组织不能对产品实行“完全成本定价”,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不用支付“环境成本”而享受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带来的效用。这就是所谓“市场失灵”。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其根源在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所有权不完整,而所有权不完整的原因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具有非专有性、消费不可分性、可拥挤性和产权保护交易成本太高的属性。

贸易影响论文范文篇4

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还相当落后,如果说过去封闭的国内服务市场把我们与国际竞争隔离开来,使我们不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落后,那么加入WTO之后,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如果我们的服务业不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必将感受到市场拱手让人的切肤之痛。本文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决定因素进行分析,试图解释服务贸易是如何随着经济发展和商品贸易扩张而发展的。

一、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分析框架

对国际服务贸易有不同的理解。按照传统的观点,国际服务贸易被视为服务的进出口,这是一种跨境贸易的概念。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观点,国际服务贸易还应包括由商业存在——简单地说,就是属于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所完成的贸易。由于目前除美国外各国尚未公布关于服务贸易定义的数据,因此本文所采用的仍是传统的跨境贸易的概念。

出口方是服务的供给者,进口方是服务的需求者。因此,服务贸易的发展是由对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而决定的,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分析框架就是识别影响国际服务贸易的供给和需求的宏观变量。

(一)影响国际服务贸易供给的宏观变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直接受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服务区别于货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有很大程度的互动,换言之,服务生产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服务的最终结果的评价。因此,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积累了丰富的服务生产经验,能够高效率地提供顾客满意的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会较强。

根据波特的“国家钻石”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还受国内服务需求的影响。国内服务需求较高,越能推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也越强。但是,国内服务需求大也可能导致另一个结果,即服务对象主要在国内,出口动机受到抑制,尤其是国内经济规模大的国家更可能以内需为主。

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还受其自身货物贸易能力的影响。一方面,许多服务贸易是伴随着货物贸易而发生的,如国际货运服务、保险服务、进出口信贷服务和维修服务等;另一方面,根据波特的理论,跨国商务活动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货物出口市场上领先的国家或地区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商务经验,有助于顺利开展国际服务贸易。

(二)影响国际服务贸易需求的宏观变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直接受国内服务需求的影响。服务需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生产的需求,即生产者需求;二是来自消费的需求,即消费者需求。生产者服务需求受国内经济规模的影响,国内经济规模越大,对生产者服务的需求越大;后者受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越高,对服务的消费需求越高。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还受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如果国内服务生产足以满足国内需求,则对国外服务的需求就低。

同样,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还受它对国外货物的需求的影响,原因在于许多货物进口会引致相应的服务进口。

二、服务贸易宏观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选取如下宏观变量对服务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用国内生产总值(GDP,10亿美元)反映国内经济规模;用人均国民收入(GNIPC,美元)反映收入水平;用服务业增加值(VAS,亿美元)及其年增长率(AGS,%)反映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此外,还包括两个货物贸易指标,即商品出口(EXG,亿美元)和商品进口(IMG,亿美元)。

分析所用的样本数据是1982-1998年17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这17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国家的选取上尽可能多样化,即样本国家既包含发达国家,又包含发展中国家。其中,尽管美国的服务贸易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由于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故样本中不包括美国。这17个国家或地区为: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韩国、荷兰、加拿大、马来西亚、墨西哥、日本、瑞典、泰国、中国香港、意大利、印度、英国和中国。数据取自中经网。

在分析方法上,鉴于数据为时间序列与截面数据的混合数据,采用PanelData回归分析方法。考虑到时间序列可能存在自相关,且样本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故采用有同代相关的一阶自回归模型。利用SAS软件的TSCSREG程序得到如下回归结果,见表1、表2。

表1因变量:服务出口单位:亿美元

自变量系数标准误差tPr>│t│

截距3.1731.66081.910.0571

GDP-0.0130.00153-8.81<.0001

GNIPC0.0040.00005082.29<.0001

VAS0.0020.0002966.71<.0001

AGS0.2510.014916.83<.0001

EXG0.1800.000987182.20<.0001

R[2]=0.9968

表2因变量:服务进口单位:亿美元

自变量系数标准误差tPr>│t│

截距-21.1770.7089-29.87<.0001

GDP0.1000.0025539.08<.0001

GNIPC0.0030.00006449.82<.0001

VAS0.0030.0004208.20<.0001

AGS-1.1480.0364-31.56<.0001

IMG0.1590.00149106.96<.0001

由表1可以看到,5个变量与服务出口的关系都很显著,可以解释服务出口变动的99.68%。具体来看:(1)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经济规模对服务出口的净影响为负,GDP每增加10亿美元,服务出口就会减少130万美元。这意味着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的服务生产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求,而一些服务业发达但国内市场有限的国家或地区则注重开拓国际市场,这也正是中国香港和比利时-卢森堡出现在服务出口前10名的原因。(2)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收入水平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NIPC每提高1美元,服务出口就会增加40万美元,其t值仅次于商品出口。这个关系解释了服务出口领先国家几乎全部是发达国家的现象。(3)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服务业增加值每提高1亿美元,服务出口就增加20万美元,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服务出口就增加2510万美元。相对而言,服务业增长率对服务出口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服务业发展迅速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比服务业成熟的国家或地区更倾向于拓展国际市场。(4)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商品出口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商品出口每增加1亿美元,就会导致服务出口增加1800万美元。商品出口的t值最大,表明它是5个变量中对服务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的变量。由此启示我们,尽管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是两种相对独立的贸易形式,但在货物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蕴含着服务贸易的巨大机会,发展中国家应当善于主动把握这些机会,实现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共同发展。

由表2可以看到,5个变量与服务进口的关系都很显著,可以解释服务进口变动的99.56%。具体来看:(1)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需求对服务进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DP每增加10亿美元,服务进口就会增加1000万美元;GNIPC每提高1美元,服务进口就会增加30万美元。GNIPC的t值大于GDP的t值,表明服务的消费需求比生产需求对服务进口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消费结构服务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对国际服务需求也较大。(2)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影响是双向的,服务业增加值每提高1亿美元,服务进口就增加30万美元,而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服务进口就减少1.148亿美元。这种现象表明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有阶段性。一般地,服务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增长速度为负相关,利用样本数据计算这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为-0.22,p-value为0.0001。当服务业增加值处于某一临界值以下时,服务业增长较快,快速扩张的国内服务业能够满足国内服务需求的增加,因此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为负;当服务业增加值超过临界值时,服务业增长放缓,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不能满足国内服务需求的膨胀,因此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为正。(3)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商品进口对服务进口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商品进口每增加1亿美元,就会导致服务进口增加1590万美元。商品进口的t值最大,表明它是5个变量中对服务进口影响最大的变量,再一次揭示出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

综上,宏观变量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可用图1表示。图中,虚线表示负向影响,实线表示正向影响。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2000年,中国商业性服务出口总额为301亿美元,占世界商业性服务出口总额的2.1%,排在第12位;商业性服务进口总额为359亿美元,占世界商业性服务出口总额的2.5%,排在第10位。可以说,中国的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尽管如此,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并不协调,有明显的滞后。中国服务贸易的实际值远低于按上述回归模型计算的拟合值,尤其是服务出口与拟合值的差距逐步扩大(见图2和图3),表明中国的服务贸易远未达到理想的水平。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特点在于:(1)经济规模很大,但专业化分工水平较低,因此对社会化的生产者服务需求不足;收入水平较低,消费结构仍以实物消费为主,对消费者服务的需求不足。服务需求不足既抑制了进口需求,也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削弱了服务出口能力。(2)服务业发展滞后,但增长迅速。中国产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服务业比重偏低,不到GDP的1/3,而且服务业素质较低,不利于服务出口;而根据前面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对进口的净影响的分析可知,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影响尚不到转折点。(3)商品进出口规模都较大,但中国企业不注重发掘货物贸易蕴含的服务贸易的机会,因此尽管商品出口规模较大,但没有充分带动服务出口;相反,发达国家善于利用这一机会,在向中国输出商品的同时,也大量输出服务。

贸易影响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电子商务;中小贸易公司;影响;对策分析

Internet正在改变世界,而国际贸易领域更是深受其影响,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了国际贸易的通行证,并给国际贸易带来了崭新的运作模式和方式。

一、中小贸易公司的含义

2003年,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出台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的通知》,对我国中小企业制定了标准界定,“职工人数500人以下,或销售额30000万元以下。其中,中型企业须同时满足职工人数100人及以上,销售额3000万元及以上;其余为小型企业”。

中小贸易公司是我国市场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规模较小,产品品种多等特点。这些都很符合网络营销的特点。同时,我国中小贸易公司与大型贸易公司相比较在经营机制、管理等方面都简单的多,有利于公司的调整、管理,便于较快的贯彻、接受新鲜的经营理念,快速的以更新的经营体制去适应时代的发展大潮。《2005-2006年中国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研究年度报告》显示,“中国2005年中小企业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2766亿元,同比增长56.7%已经占据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的38%左右”,可见。中小贸易公司在我国市场尤其是电子商务市场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电子商务对我国中小贸易公司的影响

电子商务无纸化、低成本的特点有效弥补了中小贸易公司在资金、技术、规模、形象等方面的缺陷,为中小贸易公司提高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降低中小贸易公司的成本

首先,电子商务可以降低采购成本。电子商务环境下中小贸易公司可以通过网络个人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供应商,通过网络传递商业单证,网络拍卖更是为中小企业提供了绝好的采购途径。

其次,电子商务降低了营销成本。中小贸易公司可以建立网站,产品介绍、技术信息、售后服务等信息,进行产品形象和宣传。更重要的是,电子商务使中小贸易公司的客户维系成本明显降低,电子邮件和在线聊天代替了原先昂贵的长途电话费用。

最后,电子商务降低了库存成本。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与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降低自己的库存水平,进而合理规避经营风险。更重要的是,通过电子商务可以直接将供应商的商品提供给顾客,甚至不需要存储到仓库,实现零库存,同事加快中小贸易公司对市场客户的反应速度。

2提高中小贸易公司的业务机会和运作效率

中小贸易公司的最大问题是业务量小,而电子商务天然的无国界的特点会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大大拓展他们的市场机会,电子商务使传统的贸易流程得到简化,使信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接收,处理和传输,从而使中小贸易公司用最快的速度获取信息资料,顺利完成交易,这样不仅能降低成本,还能显著提高公司运作效率,有利于中小贸易公司把握商机,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从而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3缓解中小贸易公司的基础设施难题

电子商务为中小贸易公司营造了一种全新的信息交流和商务贸易环境,中小贸易公司甚至只需要一台电脑、一部电话、一个猫和一根电话线就可以开张了,解决了中小贸易公司由于资金短缺出现的基础设施问题

总之,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中小贸易公司不但可以获得以前他们无法获得的信息,而且获得了和大公司一样开拓国际市场的机会,对中小贸易公司开展国际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与此同时电子商务在我国中小贸易公司应用中也存在一系列问题。

三、中小贸易公司实施电子商务的现实问题

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小贸易公司目前的信息化程度还不够、传统电子机制使得其实现实现电子商务的成本居高不下,这些矛盾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电子商务的进一步深入。

1中小贸易公司电子化程度低

中小贸易公司因为业务量少,一般用人力就可以解决,所以普遍存在电子化程度低的问题。首先,资金少使得其硬件设施还不够完善,电子化处理水平较低;其次,人才的缺乏使得其现有设备的维护也出现难度;最糟糕的是,中小企业还没有形成电子化单据处理的工作方法和相应的数据库,不具有主动获取、分析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导致很大一部分公司网站成了“摆设”。如网站内容单调,仅限于产品目录,或者长时间得不到更新,使得对方无法快捷的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等,从而在竞争中失利,甚至错过很多贸易机会,阻碍了中小贸易公司发展国际贸易。

2立法不健全,观念未改变

传统意义上的贸易合同必须书面订立,通过手写签名或印章来辨识身份,在电子商务的网络交易中,大量运用电子货币和电子签名,导致有形合同的法律规定很难适用于网上无形的合同,对于网上合同权利义务的规定,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及规定。比如我国并没有专门的电子商务合同法规,只是在原来的合同法中进行了简单说明。使得钻法律漏洞的的行为常常发生,甚至有人利用网络贸易进行诈骗犯罪,这些都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加之许多中小贸易公司还在利用电子商务发展贸易机会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3电信资费较高

我们国家的电信机制是集行政管理与经营于一身的垄断体制,经营成本高,效率低下,使得资费标准较高。这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对于资金实力本就不是很强大的中小贸易公司来说,高额的资费标准更是导致其对电子商务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不改变这种现状,在成本增加的前提下,中小贸易公司大多宁愿选择熟悉的,传统的经营模式,但这样就使得公司本身无法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无法跟上时展的潮流,造成恶性循环,这不利于电子商务在我国的普及,更不利于我国中小贸易公司的发展壮大。

此外,开展电子商务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和风险。当前前网络安全技术及其相关的认证都不完善,如电子商务合同的应用和有效性认证,交付商品的质量保证,网上支付的安全认证体系等。网上交易的安全性成为了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在信息安全保密方面,计算机专家在网上银行的安全问题上虽然采用了多种措施,但仍然无法有效防止网络黑客的攻击。也正是由于种种风险的存在,使得各方当事人对电子交易疑虑重重。因此,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引导电子商务健康有序的发展成为了当务之急。

四、我国中小贸易公司有效开展电子商务的对策分析

通过分析电子商务对中小贸易公司的影响,结合中小贸易公司实施电子商务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1积极转变自身观念

中小贸易公司应主动推进电子商务,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中,使公司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目前我国许多中小贸易公司仍认为电子商务仅限于网上信息,网上获取订单,而忽视了电子商务真正带来的优势——通过业务流程的电子化,从而提高运作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不应当仅限于“眼见为实”的传统观念,要打消对网络交易真实性的怀疑和戒心,认识到电子商务距离自身已经非常的贴近,把发展电子商务调高到关乎中小贸易公司存亡的高度上去理解,转变观念,积极参与到电子商务发展大潮中去,主动推进电子商务,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中,为自己的公司在市场竞争中抢占一个制高点。

2加强基础建设和人才建设

电子商务是网络技术发展的产物,其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对网络信息基础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信息基础建设正是制约网络贸易发展的关键所在,我国目前在信息基础的投资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网络架构已经基本完成,但与发达国家的高投入及密如蜘蛛网的信息高速公路相比,我国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仍严重不足,建设仍处于初步阶段,这方面的落后,制约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影响着中小贸易公司的发展。因此加强信息基础建设刻不容缓,同时也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以求实现利润最大化,加快中小贸易公司的发展步伐。

另外,电子商务的关键是人,公司贸易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中小贸易公司普遍工作素质比较低,对信息知识和技术的掌握程度非常有限,专业的信息技术人才很少或没有,这种情况在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环境以及在面对外国企业和国内大型贸易公司优势的时候,显得尤为突,出,需要尽早解决。一方面引进新人才,针对目前的技术,管理需要,引进一些接受过系统学习、素质较高的复合型人才,以应对公司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要留住原有人才,中小贸易公司本身也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设立专门的培训部门,对原有的人才进行新式的培训,让员工更好的接受新知识。了解新技能,以便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更出色的作用。使公司更好的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适应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

3着力塑造网络品牌

对于中小贸易公司来说,商业机会更是维系公司生存的关键。我国中小贸易公司大多处于品牌创建初期,以提高品牌知名度为主要任务,应该大声地、异口同声的告诉大众“我的品牌是谁?我的品牌下的产品有什么优势?”。首先让公众知道品牌的存在和特点,这就要求公司网站要简单易用、网页设计要能吸引客户。接着应花力气宣传品牌。充分利用互惠连接、搜索引擎等方法进一步推广品牌,提高品牌影响力,赢得消费者感情上的认可与偏爱。

4重视客户关系管理

客户关系管理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尤其对于中小贸易公司这种先天客户关系资源就缺乏的个体来说。好的客户关系管理能为中小贸易公司把握住市场机会,不仅能促进产品贸易的顺利实现,而且有助于实现长期合作,中小贸易公司可根据客户特殊的要求为其量身定做某类产品或者可以及时的了解售后情况,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等等,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公司获得到稳定的商业机会,取得客户的信任。另一方面,对于中小贸易公司本身也起到了一种宣传作用,可以带来更多的贸易机会,和壮大发展的机会。

5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网络贸易环境

政府鼓励和引导对于国际贸易网络化作用明显。美国曾经出台政策要求对网上报关优先处理。我国政府要加快建设,改变目前的贸易方式,使那些贸易业务还在网下的贸易公司积极开展电子商务,在积极引导的同时,出台实际的优惠政策,例如,适当调整电信资费标准,为中小贸易公司提供电子商务有关的技术支持和服务等。真正为中小贸易公司解决网上经营中所存在的问题,使中小贸易公司从被动参与到积极将公司的贸易活动整和到电子商务上来,让中小贸易公司真正的体会到好处,这才是政府需要思考的切实问题。

贸易影响论文范文篇6

贸易自由化对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消极影响

随着对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的逐步认同和积极加入,我国将会面向更多的国际商家开放更广阔的市场,国内的消费者将面临更多的消费选择。当价廉物美、注重消费差异化、甚至带有倾销策略的外国产品大举进入我国市场时,国内消费者在国内产品和国外产品上的消费结构不可避免地将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又将极大地破坏原有的平衡消费结构造成国内外消费上的严重失衡。

国内居民在国内产品上的消费与在国外产品上的消费形成激烈的竞争,最终会造成“此消彼长”的局面。如果居民对国内产品的消费需求减少,而不能由相应的出口需求或投资需求增加而得到弥补,那么将产生对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这一部分减少的消费需求可能只是转化成对国外产品的消费需求,其作用非但不能刺激国内需求,反而刺激了对外国商品的需求,甚至可能恶化了我国现有的贸易条件。

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实行外向型发展中都曾面临着贸易自由化的两难选择问题,但是他们最终都通过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即用扩大出口的方式调整了消费结构,适应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对国内外消费需求结构的分析将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贸易自由化对这种结构的冲击和消极影响,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

消费需求结构变动效应分析

根据西方的消费函数理论,可知消费是由自发消费和引致消费构成。如公式所示:C=C0+aYd=C0+a{Y-(T0+tY)+Tr}。其中C0为自发消费,aYd为引致消费。由公式可知欲使消费增加有三条途径:使C0增加即自发消费的增加,有赖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人们消费方式和习惯的改变;提高a即扩大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它的提高要依靠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如遗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调整;提高Yd即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它的提高要从提高名义收入、减少税收和提高转移支付入手。这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考虑消费问题的。

一旦把消费扩展到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情况就会变得更为复杂了。人们的消费总是要分成国内消费和国外消费,即C=Cd+Cf(C为总消费,Cd为国内消费,Cf为国外消费)。这样Cd与Cf之间就存在一定的相互转化关系。这种关系又可分成三种情况:总消费不变时,Cd与Cf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总消费增加时,就要看这种增加多大程度是由Cd引起的,如果总消费增加大部分是源于Cd的增加,那么对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就有比较大的作用,反之则作用不大;总消费减少时,要视这种减少多大程度上是由Cd引起的,如果总消费减少大部分是因为Cd的减少,那么对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就有抑制作用,反之则影响不大。

由此可见,要使Cd增加,在总消费不变时,要减少Cf;在总消费增加时,要使C的增加幅度大于Cf的增加幅度;在总消费减少时,要使C的减少幅度小于Cf的减少幅度。而C和Cf的增减幅度又主要取决于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和我们出口品的供给弹性。如果进口品的需求弹性小,说明我国过分地依赖某一国外产品,那么在C减少的情况下,Cf减少的幅度就不大,以致Cd呈刚性下降,因而对国内消费需求形成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如果我国出口品的供给弹性小,说明我国的出口品过分依赖于某一国外市场,那么在我国进口需求扩大时,出口需求不能同比例扩大,造成Cf的刚性上升,同样不利于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

消除贸易自由消极影响的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当我国的消费结构受到国外供给的冲击时,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就必须重视改善和调整国内外的需求结构。具体来讲可以有以下一些对策:

大力倡导民族消费。鼓励大众消费民族品牌的产品,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增加居民国内消费、减少国外消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抑制国内经济的过度波动,刺激民族经济的发展。在自发消费方面,要特别引导人们的民族消费方式和民族消费习惯,反对崇洋媚外的消费。在这一点上,韩国和日本人民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以及他们在民族消费上的教育、引导和宣传都值得借鉴。

加大国内产品的区际贸易自由化程度,打破国内市场相对分割封闭的局面。多年来形成的我国区域经济和区域市场一体化滞后严重削弱了国内产品的竞争力,这多少给国外产品有机可乘,进而大举占领国内市场。这样在引导消费上,国内居民可能会觉得国外产品比国内产品更容易购买和消费。他们就会将一部分国内消费转向国外消费,而这种转移完全是由于我国区域贸易障碍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外商要得益于我国区域贸易障碍,而我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洋快餐与中式快餐的竞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加入WTO后,在国际贸易自由化深化的同时,一定要重视清除国内区域贸易障碍,让居民的引致消费在国内外消费中的比例达到平衡,同时也为扩大国内消费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贸易影响论文范文篇7

中美纺织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伤到他人的同时也会伤到自己,这对中国和美国都会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一)对美国而言

1.对美国的负面影响。

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美国极有可能会遭到中国的贸易报复。中国的纺织品成品半成品不能出口到美国,美国国内的零售商和原材料生产商也不能正常生产,使其利润降低。纺织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较低,中国的纺织品价格较低,低价的中国纺织品在美国的销售受到限制,这样美国国内纺织品价格上升,美国消费者不得不承担高昂的纺织品价格,对纺织品的需求降低,不利于美国纺织企业发展。

2.对美国的正面影响。

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困难加大,大量的中国纺织品无法在美国正常销售,中国纺织品在市场上的数量大大减少,纺织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的纺织品价格较低,在美国市场具有一定竞争力,中国纺织品数量的减少使得美国本土的纺织品生产商少了一个竞争对手,美国纺织品生产企业的销售量便会提高,利润提高,从事该行业的人员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也会得到改善。

(二)对中国而言

1.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配额取消后,美国对中国纺织品需求增加,中国的纺织品产量上升,由于纺织行业进入门槛较低,大量生产资料涌向纺织部门,但中美纺织贸易摩擦,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大量的中国纺织品无法在美国正常销售,中国纺织品商人的利润和收入降低。纺织品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由于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会导致中国的就业率降低。

2.对中国的正面影响。

中美纺织贸易摩擦对中国也有正面影响。它使得我国纺织品生产企业开始思考,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改正,积极设立科研部门,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走品牌战略,注意保护环境,提高企业的自身素质,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竞争力。

二、中美纺织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

前文已经阐述了中美纺织贸易摩擦的影响,那么何为中美纺织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中美纺织贸易摩擦的产生,中美双方都有责任,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国身上,中国也应该从自身寻找原因。

(一)从美国方面考虑

1.美国自身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抬头。

中国是世界纺织品出口大国,自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后,大量我国纺织品出口到美国,纺织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劳动力相对美国价格较低,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使纺织品成本降低,价格在美国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美国市场是高度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国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后,将导致美国国内纺织品价格的下降,纺织品部门的资本收益率会趋于下降,纺织品部门的产出将会受到影响。中国的纺织品对美国形成巨大压力,美国国内纺织产业竞争力下降,美国便会在公平贸易的政策下加强贸易保护。

2.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导致中美纺织贸易摩擦。

中国纺织品占领美国市场,严重影响美国纺织产业,纺织产业工人收入降低,纺织业作为美国传统支柱产业,从事纺织业的美国劳动者人数众多,工会便会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颁布纺织品贸易保护政策。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选举利益,争取更多的选票,也会制定针对中国纺织品进口的贸易政策。

3.欧美大环境对美国产生的影响使得美对华加大贸易摩擦。

在2005年1月1日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纺织服装品数量大幅增长,这也存在一定的隐患,引发欧洲对我国展开贸易战,如欧盟重启对华聚酯纤维面料反倾销调查,对纺织服装品要求产地证明等,这些都会影响到美国对华纺织服装品的态度。

(二)从我国自身考虑

1.中美贸易长期不平衡。

表现为中美双方国际收支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不同,美国用的是“原产地”原则。这就将中国从香港或者其他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都算入中国,美国用的是到岸价格,与中国的算法差了运费和保险费,美国也没有包括他们优势的服务贸易。

2.国内纺织产业结构不平衡导致摩擦产生。

中国纺织产业结构不平衡,企业多以小型为主而且分散,缺少市场竞争力;大型企业大都缺少核心技术,跨国资源配置能力不强。中西部差距依然较大。配套原材料发展比较缓慢,普通纤维产品生产量较大,产能增长较快,而科技含量高、功能品种多样化纤维却比较短缺。纺织产品生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服装加工中,且竞争十分激烈;而高技术含量的纺织品生产较少。

3.中国纺织品生产企业自身存在问题。

中国纺织服装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渤海湾地区和山东。纺织服装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纺织生产企业利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大量生产。纺织企业自主生产性不强,他们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不能自主设计,生产适合销路的产品,产品出口主要是定牌、贴牌加工,缺少自己的优势品牌。有些纺织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参考文献:

[1]洪涓,张家艳.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6,4

[2]王世平,赵春燕.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探析[J].商场现代化,2005,22

贸易影响论文范文篇8

如李艳丽(2011)在研究人民币与主要竞争对手汇率变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得出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出口并无显著影响。综上所述,关于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硕,但目前鲜有文献深入研究汇率变动对中国木质家具出口的影响,仅有少部分文献研究人民币升值对林产品贸易的影响(刘颖,2013;奉钦亮、覃凡丁,2012)。此外,现有关于汇率变动的研究,忽视了贸易伙伴国汇率变化对进口中国商品的作用。因此,本文以中国木质家具的出口为研究对象,建立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解析各国汇率变动对中国木质家具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2中国木质家具出口及汇率变动分析

2002~2012年开始,中国木质家具出口额逐步升高,年均增长率高达21.1%,除2008年、2009年以外,各个年份增长水平相当。如图1所示,2007~2009年,中国木质家具出口额虽然保持增长趋势,但增长率有所下降。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我国出口贸易行业受到严重影响,木质家具的出口也不例外。据统计2008年木质家具增长率仅为近十年来年均增长率的1/7。随着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实行,中国木质家具出口出现回暖,增长率从3.1%增长到34.2%。从图1看,2002~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大体保持在8.2元左右,但自2005年中央银行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有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一直呈上升趋势。从2002年1美元兑换8.27人民币到2012年1美元兑换6.31人民币,人民币升值明显。从以上分析,政策变动、经济波动对国际贸易活动都将产生极大影响,而人民币汇率与国际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具体的条件下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木质家具的贸易流量。从汇率变动与中国木质家具贸易状况分析看,2007~2008年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最大,变动0.7个单位。与此同时,木质家具从21.6%增长率下降到3.1%。而后2008~2010年,美元兑人民币在6.7~6.9之间波动,幅度较小。随着汇率的平稳,中国木制家具出口额年增长率逐步提高,2010年增长率达到最高值34.2%。2010~2012年,人民币继续升值,到2012年,1美元兑人民币降到6.31元,相应的木质家具出口增长率也从34.2%降到7.1%。综上所述,2002~2012年美元兑人民币呈现“下降—平稳—下降”的趋势,中国木质家具出口额年增长率呈现“下降—上升—下降”趋势,可见,汇率波动与木质家具的出口贸易两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

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木质家具出口贸易影响实证分析

3.1模型选择及指标选取

关于汇率波动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本文根据殷德生、张家胜等学者已有的研究经验,得出一国贸易水平与国家的生活水平与汇率变动情况有。由于人口规模与进口需求具有一定关系,人口越多,反映进口的消费需求越大。因此,本文将人口规模纳入模型运算中。具体贸易国从中国进口木质家具的进口需求函数设置为:X=f(y,ner,p)(1)式(1)中,X表示一国的进口额,表示贸易伙伴国的人均GDP,p表示贸易伙伴国的人口数,ner则表示本国货币与其贸易对象的双边汇率,具体解释变量的含义与说明如表1所示。上述式(1)是一个很简单的模型,其实影响进出口贸易的因素很多,如本国的国民收入水平,进口国与出口国的距离等。但本文为了能够准确地反映人民币汇率与木质家具出口贸易的关系,以汇率为解释变量,以人均GDP、人口数为控制变量,着重分析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为了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降低数据的自相关性,对各自变量作对数处理,具体回归方程:lnXi=β0+β1ln(nerji)+β2ln(GDPi/popi)+β3lnpopi(2)

3.2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基于2002~2012年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亚、巴拿马、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沙特阿拉伯、泰国、英国、美国、欧盟(26个成员国)(虽然英国是欧盟的成员国,但没有加入欧元区,因此本文将英国从欧盟成员国单独列出来)等12个国家和欧盟从中国进口木质家具贸易流量数据进行面板分析。样本容量共143个,时间选择上主要考虑2点,一是考虑联合国数据库及12个国家欧盟数据的可获得性,二是考虑到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在2002~2012年期间,也体现了2个重要的时间结点,一是2005年汇改,二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所以选择以上几个国家,主要源于上述国家是中国木质家具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国,自2002开始,从中国进口的木质家具的比重持续上升,从49.29亿美元上升到142.59亿美元。2002~2012年样本国家从中国进口的木制家具总产值的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和EUROPEANUNION数据库,人均GDP和人口POP则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木质家具按照其功能分为:木质办公家具(HS940330),木质厨房家具(HS940340),木质卧室家具(HS940350),木质起居室/餐厅和商店家具(HS940360),带软垫的木质框架坐具(HS940161),其它木质框架坐具(HS940169)等6种产品。各国的木质家具进口额由这6种木质家具产品的进口额加总而成。

3.3实证研究

3.3.1平稳性检验为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更加准确地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木制家具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必须对变量lnXi、ln(GDPi/popi)、ln(nerji)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防出现伪回归,造成参数估计方法不当。因此,本文利用Eviews软件进行LLC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显示,在给定的5%的显著水平,lnXi、ln(GDPi/popi)、ln(nerji)数列均拒绝原假设(H0:变量数列含有单位根),则认为各变量数列是一个平稳数列。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变量之间是同阶单整,可以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ahansen协整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第1行73.81>27.58,即在95%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亦3个变量存在协整方程,同时也说明了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本文可以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行回归。3.3.2模型回归结果将2002~2012年从中国进口木质家具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仅加入1个控制变量人均GDP,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人口规模变量,根据R2和极大似然值,发现模型2的回归结果更优良。在表4的模型1中,仅人民币汇率和人均GDP作为解释变量,由结果所得,人民币汇率的显著性为0.0621,相对显著;从作用方向看,汇率与木质家具的进口额呈正比关系,即人民币升值,则各国从中国进口家具的总额越大。在模型2中,加入进口国人口规模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发现汇率变动的显著性更高,但作用方向与模型1相反,表明人民币升值,降低各国木质家具的进口额。在模型1和模型2中,汇率是影响木质家具进出口的一个显著因素。根据模型2的回归结果,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导致贸易伙伴国从从我国进口木质家具产品的价格相对提高,降低国外市场对我国木质家具产品的需求,从而影响我国木质家具的国际竞争力。根据图2可以看出,2002~2006年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木质家具进口额逐年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29.2%,与此相应的1美元兑人民币基本保持在8.27元。汇改以来至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1.2%,相应的各国进口中国木质家具总额的呈下降趋势,从2007年的146.82亿美元到2009年下降到114.42亿美元,与上述模型回归结果一致,即本币升值,降低了他国进口中国木质家具的需求。2009年以来,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稳定,相应地他国进口中国木质家具的总额也逐步增长,恢复原先的增长水平。2005年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在短期阶段对中国木质家具贸易具有显著的影响,降低他国对中国木质家具的需求,这主要源于人民币升值,提高其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价格,削弱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但从2009年以后,人民币升值后汇率稳定在一个合理期间,反而促进贸易的增长,可能源于汇率的变动并不改变出口商品的价值,短期市场波动主要通过汇率变动引起的市场价格竞争,在经过较长期的变化趋稳,会逐步降低汇率变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4结论与对策建议

贸易影响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影响;对策

1国际技术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据有关部门调查,至2006年底,我国外贸企业在出口过程中几乎都遇到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问题和障碍,每年大约有超过45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不利影响,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受损最为严重,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受损呈明显上升趋势。事实证明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以技术性贸易壁垒为核心的新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就仍然很大。

(1)在市场准入方面。在国外越筑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的技术性壁垒面前,我国部分出口商品的市场迅速萎缩,甚至被挡在进口国的国门之外。

(2)对价格竞争力的影响。技术性贸易壁垒增加了出口成本,使出口国产品的竞争力下降,或者因为延误时机而失去市场机会。

(3)由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技术壁垒名目繁多、变化频繁,且具有一定隐蔽性,往往使我国一些经验不足的出口企业应付不及,被动地陷入贸易纠纷,致使出口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上被扣留、查封甚至销毁。而且我国产品进入欧美市场,需要取得该国或国际通行的认证标志。

2我国如何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

2.1政府应建立技术贸易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

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最大困难是“信息不灵”、信息“渠道不畅”、得不到针对性的有效的咨询服务等。具体建立预警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1)真正形成以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研究机构等为主体的多层次产业预警系统,政府作为建立机制的发起方,应主动承担整个预警机制的协调规划工作,同时依托行业协会等机构的数据库系统,建立起为出口企业服务的平台,有针对性地提出调整和完善预警机制的建议和意见;(2)形成一套有效的通报、评议、咨询、审议制度;(3)组织专门的人力、物力研究国外的TBT系统,按出口对象和产品类别全面、及时、准确地收集、整理、跟踪国外的TBT信息,建立相应的TBT信息中心和信息数据库;四是建立高效的TBT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及时预警信息。通过对TBT问题的认真研究,及时作出预警分析,帮助企业提高质量意识,寻求我国商品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切入点。

(1)建立并完善我国产品质量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法规体系。

我国应针对已加入WTO的情况,建立健全技术法规和技术体系,构筑我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保护体系,按照国际惯例,将安全、卫生、健康、环保等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作为贸易技术法规建设的重点,通过制定强制性标准,把未达到技术标准的产品拒之门外。

(2)政府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大力推动标准化。

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设置了一些非常严格甚至苛刻的标准,我国为了达到其市场准入标准,导致生产、加工成本大大增加,降低了我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制定、实施标准化战略是我国建立技术贸易保护体系,维护国家利益,跨越技术壁垒的重要途径。为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①认真研究和积极推广国际标准。国际标准,特别是ISO9000系列标准和ISO14000体系标准认证反映了国际上先进的科技水平,代表着一定的质量水平,成为国家之间的协调标准和处理贸易纠纷的重要基础,采用国际标准,可以使国内企业积极迈向国际市场,与国际环境接轨,不仅能给本国技术、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使生产更加便利,也更容易了解国外市场需求,打破贸易技术壁垒。

②适应我国出口贸易需要,调整我国标准结构。我国目前是以国家标准为主体,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相互协调配套的标准化体系,改变了无标生产的状况。

③积极参加国际标准化的活动。WTO要求成员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参与各种标准化组织的活动,争取主动权,特别是争取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工艺品等纳入国际标准,将我国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科研成果和技术变化及时转化为技术标准,并推荐为国际标准在国际贸易中使用。

2.2我国企业的应对策略

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时,企业应该和政府紧密配合,制定企业的应对之策。面对国外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企业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掌握WTO的游戏规则和TBT协议的要求,熟悉目标市场的有关规则和标准。企业要从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获益,就要熟悉、掌握WTO的游戏规则,以减少进入国际市场的盲目性,必要时运用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己的权益。

(2)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强化标准意识。企业在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上是否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企业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

(3)积极申请国际认证及贸易对象国的认证,取得通往国际市场的通行证。采用国际标准是冲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种有效手段,这在出口企业中己形成一种共识。企业要加强收集和研究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技术法规、标准、检验与认证制度,把与企业出口商品相关的内容加以吸收,并制定到自己的产品标准中去,严格按标准组织生产,使自己的产品具有穿透对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能力。建立适应质量管理科学和环保所要求的清洁生产需要的管理体系,从根本上保证中国出口商品质量和生产过程的环保要求能经得起国际上各类认证的考验,通过贸易伙伴国的各种检验和要求,积极推行ISO9000族、ISO14000族质量管理体系和环保体系标准及注册认证。

最后,在应对国际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同时,企业必须充分发挥专业性行业协会的作用与职能,即立足于国际市场,针对各行业的生产规模、供求关系、价格水平、创新能力、技术标准、产品结构等一系列情况进行研究和对外交流,建立良好的贸易预警机制,及时向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提供国内外市场的动态数据和分析报告,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决策依据,协助政府在WTO规则范围内与其他成员国协商解决各种贸易争端。

参考文献

贸易影响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不断加深,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交往也日益增加。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需要一种更隐蔽,更高级的形式来代替,绿色壁垒就产生了。本文在分析绿色壁垒的含义、表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出口贸易的现状和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揭示了绿色壁垒的贸易保护主义实质。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实质上是指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纲,以限制进口保护贸易为目的,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境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建立繁琐的检验认证和审批税、实行环境构想制度,以及保证环境进口税方式对进口产品设置的贸易障碍。绿色贸易壁垒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引导型的绿色壁垒,另一类是非政府引导型的绿色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进口附加税、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准、绿色市场准入制度、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等方面的内容。将环保措施纳入国际贸易的规则和目标,是环境保护发展的大趋势。由于西方国家的公众和政治家对环境的关注,环境保护逐渐成为服务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一种武器,而且成为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环境保护与贸易保护的契合决定着绿色壁垒的应用较为广泛,涉及到的不仅包括制成品,还包括中间产品;不仅包括产品的质量,也包括产品的加工生产方法以及产品的设计和消费处理过程。绿色壁垒应用的广泛性,使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1.绿色关税制度

发达国家对一些污染环境和影响生态,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及破坏的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进口,甚至对其实行贸易制裁。但是,在标准的实行上常常内外有别,明显带有歧视性,可以说是以绿色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2.绿色技术标准制度

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限制国外商品进口。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进口产品不分国别一律采取非常严格的技术标准,事实上导致发展中国家产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3.绿色环境标志制度

绿色环境标志又称绿色标签或环境标签,是环保产品的证明性商标。发展中国家产品为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必须提出申请,经批准取得绿色环境标志。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行绿色环境标志制度,并趋向于协调一致,相互承认,对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巨大障碍。

4.绿色包装制度

发达国家制定的较高且比较完善的包装材料标准,包括废弃物的回收、复用和再生等制度,是为了防止包装材料及其形成的包装废弃物给环境造成危害,结构不合理的包装容器可能损害使用者的健康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但某些过于严格的绿色包装措施,则可能事实上妨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引发贸易争端。

5.绿色补贴制度

发达国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采用比较宽松的环境标准,这些国家的产品就不必支付高昂的环境成本,与本国产品竞争时就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其实质是政府在对企业及其产品提供消极的环境补贴,所以进口国基于环境保护和本国的利益而有权征收反补贴税。

6.绿色卫生检疫制度

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是指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确保人类及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的影响,对产品实施全面的严格检查,防止超标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影响最大的产品是药品和食品,为保障食品安全,许多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检疫制度,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了近似苛刻的检疫标准和措施,形成了实质上的贸易保护。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由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对环保的标准和认识往往超过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运用绿色保护来实施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限制和歧视行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我国处在发展阶段,绿色保护对我国产品出口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主要有:(1)缩小出口产品市场范围;(2)增加出口产品成本;(3)引发出口贸易摩擦;(4)高污染产业的转移。

三、应对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幌子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其发展较早在环境方面的标准和措施远远超越了发展中国家。所谓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形成了歧视性,并严重限制了我国的出口贸易。1.正确认识绿色贸易壁垒

要对绿色贸易壁垒有一个客观认识。绿色贸易壁垒存在着有利于市场发展和国际贸易一面,也有阻碍国际贸易发展一面。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的绿色壁垒措施,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也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使这些产业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2.加大对绿色产业资金投入

要使我国的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增强我国绿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绿色产品和技术走出国门,离不开财政金融部门的扶植。财政部门应给予绿色产业以优惠的鼓励政策,加大对绿色产业的资金投放。金融部门应在信贷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

3.实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国家的基本战略,出口贸易也就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战略,这就要求出口不仅要追求增长的数量,还要追求增长的质量,及其与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条件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4.发展环保产业,推行绿色管理

以环保产业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政府应制定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把环保产业培育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和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设立绿色银行和绿色产业基金,为环保产品的开发与出口提供专项贷款和信贷担保基金。

对我国的出口企业而言,应积极推行绿色管理。绿色管理是指将环境保护的思想观念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这一思想可概括为“5R”原则,即研究(Research),将环保纳入企业的决策要素中,重视研究企业的环境对策;消减(Reduce),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减少或消除有害废弃物的排放;再开发(Reuse),变传统产品为环保产品,积极采取环保标志;循环(Recycle),对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处理,循环利用;保护(Rescue),积极参与社区内的环境整洁活动,对员工和公众进行环保宣传,树立环保企业形象。

参考文献:

[1]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N].经济研究,2004,(7).

[2]郭芳.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必要性[J].晋阳学刊,2002,(6).

[3]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J].南开经济研究,2003,(5).

[4]李湘等.国际贸易教程[M].上海:上海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

[5]黄立新.绿色壁垒及我国的应对策略[J].外向经济,2000,(1).

[6]胡蓉.试论GATT/WTO贸易与环境保护条款[J].当代法学,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