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融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摘要]2016年中国经济周期性放缓，投资和出口需求大幅下滑，市场预期不稳，大企业投资意愿不强，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企业的发明与创新需要贸易融资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然而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完善、种种制度因素制约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影响其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利用大样本企业数据，基于中国制度因素测算贸易融资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能为新形势下中国出口企业充分利用金融发展成果提供一个政策选择。

[关键词]贸易融资;企业生产率;制度因素

中国GDP和人民生活水平在加入WTO后迅速提高，国际贸易迅猛发展，国际贸易排名一跃成为世界首位，整体贸易结构及发展模式备受关注。然而，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增长乏力现象，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大幅下滑。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的发明与创新需要贸易融资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科技成果能够转化为生产率。大环境下中国资本市场多层次的体系不完善、作为资金来源的银行严控风险、企业本身重组并购业务不健全等，导致很多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快速压缩，极大制约其生产率提升，影响国际市场竞争力，部分企业游走在“倒闭”的临界点附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因而，从贸易动因的微观视角———异质性企业出发，基于制度因素研发提高贸易融资与生产率关系的模型，可以明确政府如何促进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竞争力，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为外经贸企业尤其是非国有出口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一个可行的思考探究视角。

一、文献综述及假设提出

（一）贸易融资与企业生产率关系。20世纪初，新新贸易理论兴起使学术界认识到微观企业层面差异的重要性，纷纷重新定义经验研究，从微观视角解释贸易动因。异质性理论强调生产率差异下的企业优胜劣汰，一旦存在融资约束，外贸企业的生产经营将更为困难，甚至可能被迫停止。[1]Fazzari等的经典文献中提出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导致企业难以从外部获得资金、融资不足，企业决策只能依赖内源融资，可能会错失投资机会，并把企业难以从外部正规渠道获得资金的融资难现象称为融资约束。[2]融资约束使企业通过研发活动提高生产率的愿望破灭，因为研发项目可能因为高风险、无形性，难以获得银行融资，[3]因而企业资源难以有效配置，使生产率有所降低。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出现国内学者研究中国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关系的文章。然而，国内研究一般聚焦于融资约束、金融发展与企业投资决策以及出口的选择上。如饶华春考察中国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影响，[4]王家庭等则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等。[5]也有部分国内学者考虑所有制差异对融资因素与出口的影响，如黄玖立和冼国明认为，以国有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对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融资歧视，[6]但是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依赖外部融资。[7]国内研究只有少量基于国企与民营企业差别研究融资约束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如何光辉和杨咸月。[8]综合以上，提出研究贸易融资与生产率关系相关的假设：假设H1：贸易融资会正向影响企业生产率，考虑异质性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后，其中：H1a：国有出口企业和非国有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都会正向影响企业生产率；H1b：但是二者的影响程度有一定的区别，国有出口企业由于其所有权优势较易获得贸易融资，所受的融资约束较小，因而贸易融资能带来更多企业生产力的提升。（二）制度因素对贸易融资与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增长当成是增加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的结果，完全把制度因素排除在外。但是，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制度的大环境，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质疑并进一步修正主流的古典经济学。诺斯首次对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系统论证，得出即使没有技术变化，光是制度的变革也能带来生产率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家也逐步注意到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如杨小凯和博兰德在《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中试图把协调分工的成本内生化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主要有政策性金融理论、贸易融资干预理论、金融压抑理论等理论支撑。政策性金融理论最早产生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凯恩斯批判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并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出国家干预经济和金融的理论及其相关的政策性主张。贸易融资干预理论认为利益集团的存在会导致公共信贷支持等市场干预政策扭曲贸易融资，[9]使市场失灵，需要政府采取诸如增加流动性、消除风险等措施进行市场信心的提高。[10]随着政府干预金融政策的持续施行，干预过度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金融压抑的存在。“金融压抑”的概念首先由罗纳德•麦金农（RonaldI.Mckinnon）提出：利率管制以及人为压低利率会抑制储蓄增长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因而要深化金融改革，解除限制实际利率，进一步刺激储蓄，提高社会投资水平，为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高效率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压抑特征明显，[11]绝大多数企业在贸易融资时都面临“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规模歧视”指大企业相比于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支持，使后者由于资金匮乏陷入困境，阻碍中小企业的信贷融通。[12]“所有制歧视”指中国贷款资源的发放具有选择性，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具有更充足的信贷来源，[13]这进一步恶化了后者“先天不足”的融资环境，出现“贷款难”、“融资难”等相关问题。因此，提出与制度因素相关的具体假设如下：假设H2：与贸易融资相关的信贷制度会对贸易融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其中：H2a：国有出口企业由于所有权优势，与贸易融资相关的信贷制度会正向调节贸易融资与生产率关系；H2b：非国有出口企业将更为依赖与贸易融资相关的信贷制度支持，因此其制度因素也会正向调节贸易融资与生产率关系。

二、基于中国制度因素的贸易融资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企业数据库及变量情况说明。企业层面的制度因素数据来源于樊刚、王小鲁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其余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非上市企业数据库（2010版），后者数据区间为1998年～2008年，涵盖41个工业行业200多万家非上市企业的基本情况和财务数据。本部分采用面板数据对研究问题进行微观验证，选用的主要变量如下（表1）。由于研发费用数据不全，只选用2005年～2007年度3年的企业相关数据进行研究，且由于一些样本统计存在错漏和误差，参照谢千里等的数据处理方法，[14]在满足一个条件时，即将该数据样本删除：a.员工数低于8人；b.销售额500万以上，增长率大于100%或小于0；c.工业增加值为负数。由于研究的是出口企业，因此，这里另一筛选标准为出货值大于0的企业，最终选出来的样本企业共3395家，3年观测样本共10185个数据。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2）。国有企业年度观察数值2757，占全部观察值的27%，非国有企业7428，占73%，意味着非上市出口企业中更多的非国有企业需要从资本市场融资，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投入和规模都比非国有企业大，但国有企业贸易融资、制度因素都比非国有企业低，从总体上看，非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比国有企业高。（二）计量模型及变量设置说明。微观企业贸易融资对生产率影响的基本模型根据前人研究的做法，[15]将贸易融资状况、影响生产率效应的关键解释变量研发及控制变量直接加入函数，检验生产率的贸易融资影响，采用如下形式：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用公式，分别表示相应年度的企业工业增加值、资本（固定资产）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关键解释变量贸易融资用外贸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衡量，参照Fazzari等的影响性文章中所采用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指标，企业可自由使用现金流即实际净利润与每年折旧之和与总资产的比值；①外贸企业贸易融资所面临的制度因素用信贷资金市场化指数衡量，选取樊刚、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金融市场化指标中的信贷资金市场化程度进行衡量②，研发取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对数；控制变量为企业规模Size（实际总资产的对数）、East（地区虚拟变量）、idstryid（行业虚拟变量）、year（年份虚拟变量）；为随机误差项。另外由于异质性企业的存在，因此在进行回归时也进行反映异质性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样本分组研究。为了考虑加入制度因素后对贸易融资与生产率的影响，采用如下的计量模型：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采用的交互项，用式（2）来检验不同所有制出口企业制度因素对贸易融资和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得出结果进行分析。（三）数据处理及回归结果。微观计量部分采用Stata软件进行处理，数据样本按照反映异质性企业所有权性质分成国有企业（model1、model2）和非国有企业（model3、model4）两组，每组里面又分为基础模型（model1、model3）以及考虑制度因素调节作用的模型（model2、model4），通过面板数据的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可以控制未观察到特定企业异质性的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回归分析。同时，由于样本量比较大，为了防止异常值对样本产生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而为了防止异方差影响，在回归命令后直接加robust进行控制。另外，由于选取自市场化指数中的外部资金信贷市场化指数这一指标是根据地区计算的，并且不同地区制度因素会存在差异，因此，在实证回归时，需要进行地区虚拟变量的控制。计量结果如表3（国有企业）和表4（非国有企业）所示。（四）计量结果分析。根据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基本模型中：国有企业（model1）的融资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是负向关系，外贸企业贸易融资能力每提高1%，将带来企业生产率1.48%的增长；非国有企业（model3）的贸易融资与生产率是正向关系，外贸企业贸易融资能力每提高1%，将带来企业生产率0.87%的增长（假设H1a和H2b成立）。0.05，***p<0.01；（2）FE的回归还包括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为了使表格简洁，未列示；（3）括号内的值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加入交互项后考虑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制度因素（model2）并不显著影响企业生产率，交互项的系数也不显著，而贸易融资则变成在10%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国有外贸企业生产率，表明制度因素对国有企业的贸易融资与生产率之间关系并不存在调节作用（假设H2a不成立）；非国有企业的制度因素（model4）对贸易融资与企业生产率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2b成立）。其他控制变量方面，研发投入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模型中都只能在10%的水平上显著影响生产率，1%的研发能带来国有出口企业样本0.001%、非国有出口企业样本0.008%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研发对劳动生产率提升所起的作用具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这一研究与之前李春顶等的研究结果相同。[16]

三、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第一部分假设除H2a不成立外，其余3个全部通过实证方程的检验证明成立，下面对计量结果进行简单梳理总结并分析归纳导致结论的原因。从贸易动因的微观视角上看，企业贸易融资方面，考虑企业异质性样本后，国有出口企业和非国有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都能显著影响企业生产率，但是国有出口企业与非国有出口企业相比，贸易融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程度更大；加入制度因素后，国有出口企业的制度因素对贸易融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显著调节作用，而非国有企业则与之相反，制度因素能正向调节贸易融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原因可能在于：国有出口企业由于其国有性质，易于从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银行中获得正规渠道的贸易融资优先权，享有信贷和财政的双重支持，因此需要进行生产率提升时，不受信贷环境的制约；而非国有出口企业恰恰相反，贸易融资从银行等正规渠道获得资金来源的途径经常会受到限制，而其他非正规渠道的资金借贷机构融资成本较高。因此，非国有企业要提高生产率水平，需要依赖于营业过程中内部现金流的积累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信贷资金市场化，这与Guariglia关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增长需要融资因素的带动和制度的倾斜这一结论一致。[17]其他控制变量方面，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所起的作用比较小，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之前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如来料加工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等，研发一般不在国内的出口企业进行，企业只需要投入劳动力进行加工生产即可，限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二）政策建议。为推动中国出口贸易发展转型，需要政策制度的完善、银行和企业的共同努力。1、完善金融环境，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使资金配置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倾斜。深化金融改革，促进信贷资金的源头———银行业的市场化，引入更多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打破金融分割，开放被国有四大行掌握绝大部分金融资源的银行业市场，纠正国内贸易融资扭曲的所有制歧视的资源配置状况，引导资金更有效地流入经营效率更高、更有活力的非国有企业，通过生产率的提升，带动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2、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商品化过程。大量实证结果表明。研发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研发是促进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企业获得持续发展动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国家应建立研发中心、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推动产学研结合，鼓励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制定与创新相关的制度体系，引进吸收先进技术，转化为自主创新。3、银行应建立完善的贸易融资信用评估机制，合理授信。根据客户服务对象特点和业务往来情况，建立客户信用记录，并收集企业产品、市场、进出口及资信等情况，建立企业信息库，改善信息不对称情况，防止进行贸易融资时由于难以对中小企业进行资信调查而干脆只与较大型国有企业合作的“所有制歧视”状况。加大授信国有企业力度的同时也对有经营能力和市场潜质的中小企业进行财务与非财务方面的综合评估，关注中小企业贸易融资需求，开发如订单融资、仓单抵押或者质押等符合市场需求的适应性产品，降低贸易融资的准入门槛。4、企业要提高经营能力，强化风险控制意识，获得融资机会，提升生产率。贸易融资机会的获得除国家财政和税收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靠企业自身努力争取。一方面，需要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有风险控制意识，规范财务账簿和经营管理，要有信用观念，关注资产负债率、偿债能力等银行贸易融资征信调查所关注的财务指标，以实力说话；另一方面，也要主动寻求贸易融资机会，避免从非正规融资渠道融资，学习银行融资业务等相关规则，针对市场选择合适的国际结算方式和贸易融资产品。

作者:林燕丽 单位:北京市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