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外贸易舶商

【内容提要】

——兼论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泉州在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史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唐末五代，泉州港已不时有蕃舶往来。进入北宋时期，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性明显提高，来到这里的外国商船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商人，由这里驾船驶向海外各国。到了南宋时期，泉州港的地位日益上升，逐渐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在元代，它已成为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港之一。历来论述泉州历史者，大都侧重于南宋和元代，对于北宋时期这个海港城市的贸易状况，则语焉不详。本文拟就这一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商人问题作一些叙述，目的在于从一个方面为当时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提供一些情况。一关于我国宋、元时期与高丽之间通过海道进行贸易的情况，在朝鲜李朝史学家郑麟趾编纂的《高丽史》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可以弥补我国史籍在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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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泉州市舶司的设置

泉州在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史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唐末五代，泉州港已不时有蕃舶往来。进入北宋时期，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性明显提高，来到这里的外国商船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商人，由这里驾船驶向海外各国。到了南宋时期，泉州港的地位日益上升，逐渐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在元代，它已成为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港之一。

历来论述泉州历史者，大都侧重于南宋和元代，对于北宋时期这个海港城市的贸易状况，则语焉不详。本文拟就这一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商人问题作一些叙述，目的在于从一个方面为当时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提供一些情况。

一

关于我国宋、元时期与高丽之间通过海道进行贸易的情况，在朝鲜李朝史学家郑麟趾编纂的《高丽史》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可以弥补我国史籍在这方面的不足。从《高丽史》的记载来看，北宋商人水手到高丽者，几乎五年无之，最多时一年达数百人。其中有若干次，可以确定为泉州商人。现在我们根据《高丽史》和我国的一些记载，将北宋时期前往高丽的泉州商人，列举如下：

1．高丽显宗六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闰六月，“宋泉州人欧阳征来投”①。

2．高丽显宗八年(北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七月，“宋泉州人林仁福等四十人来献方物”②。

3．高丽显宗十年(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七月，“宋泉州陈文轨等一百人来献方物”③。

4．高丽显宗十一年(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二月，“宋泉州人怀贽等献方物”④。

5．高丽显宗十四年(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宋泉州人陈亿来投”⑤。

6．高丽显宗十九年(北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九月，“宋泉州人李颠等三十余人来献方物”⑥。

7．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七月，“宋泉州人卢遵来献方物”⑦。

8．高丽德宗二年(北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八月，“宋泉州商都纲林蔼等五十五人来献土物”⑧。

9．高丽端宗十一年(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五月，“大宋泉州商林禧等来献土物”⑨。

10．高丽文宗三年(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八月，“宋泉州商王易从等六十二人来献珍宝”⑩。

11．高丽文宗十二年(北宋英宗嘉祐五年，1060)八月，“宋商黄文景等来献土物”⑾。

按，据《高丽史》“文宗十三年八月戊辰”条记载，这个黄文景是“宋泉州商”。

12．高丽文宗十七年(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十月，“宋商林宁、黄文景来献方物”⑿。

按，林宁与黄文景同行，疑亦是泉州商人。此人在文宗十八年(1064)八月、二十二年(1068)七月和二十九年(1075)六月曾三度重来高丽。

13．高丽文宗二十二年(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七月，“宋人黄慎来见，……[宋发运使罗拯]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⒀。

按，黄慎又作黄谨，一作黄真。《宋史》卷三百三十一《罗拯传》云：“拯使闽时(任转运使——引者)，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据此可知黄谨(慎)是泉州商人，他前往高丽时，有宋朝政府的文书。黄慎等于次年回国，“熙宁二年，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⒁

14．高丽文宗二十四年(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八月，“宋湖南荆湖两浙发运使罗拯复遣黄慎来”⒂。

15．北宋神宗熙宁八年(高丽文宗二十九年，1075)三月，“江淮发运司罗拯言：泉州商人傅旋持高丽礼宾省帖，乞借乐艺等人”⒃。

按，傅旋事亦见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五。他在熙宁八年三月持高丽礼宾省帖还，则去高丽贸易应在熙宁七年(高丽文宗二十八年，1074)，但此人未见《高丽史》、《宋史》记载。

16．高丽宣宗四年(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三月，“宋商徐戬等来献《新注华严经》板”⒄。

按，徐戬为“泉州百姓”，苏轼说他“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⒅。可知徐戬是泉州商人，他一定在此以前已来过高丽，才能受高丽政府委托，在杭州雕刻经板。但此前他到高丽的贸易活动，未见记载。经板共二千九百余片，徐戬“受酬答银三千两”⒆。又，哲宗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徐戬“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颍流、院子金保、菱善等五人，

及赍到本国礼宾省牒云：奉本国王旨，令寿介等五人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梨”⒇。义天是高丽国王的兄弟，出家为僧，曾由海道来宋朝求经学法，对于两国文化交流有所贡献。他在中国杭州期间，从当地惠因院僧净源学法，此时闻净源亡故，特遣专人致祭。去高丽商船一般当年回还，也有隔年回还，由此事可知，徐戬很可能在元祐三年(1088)或四年(1089)又曾去高丽贸易，但《高丽史》未见记载。

17．高丽宣宗五年(北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刘载]，大宋泉州温陵人也。……慨然拂衣至于海东，时宣宗大安五年也”[21]。

18．高丽宣宗六年(北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十月，“宋商徐成等五十九人来献土物”[22]。

19．高丽宣宗七年(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三月，“宋商徐成等一百五十人来献土物”[23]。

按，苏轼在元祐五年八月写的《乞禁商旅过外国状》[24]中说：“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准密州关报，据临海军状申准高丽国礼宾院牒：据泉州纲首徐成状称……”可知徐成是泉州海商。

以上共十九起。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三起“来投”，与其余十六起“来献方物(或土物)”是有所不同的。“来献方物(或土物)”者必为商人，“来投”者往往是在国内不得志想另找出路的儒生。但其“来投”，必然搭乘商舶。北宋后期，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25]。因此，由这两个泉州人投奔，可以推知当时定有泉州商人的舶船前往高丽，大致是不会错的。

二

我们由中外史籍钩稽所得，可以确定为北宋时期前往高丽的泉州商人的情况，已见上述。但这远远不是全部。《高丽史》所记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中国商人不下百起，其中多数泛称“宋商”，只有少数标明籍贯，计有福州(两起)、广南(三起)、台州(三起)、明州(浙江宁波，三起)，此外还有闽人(一起)、江南(两起)。而标明泉州的，则如上所述，有十余起，超过了其他各地。由此可以断定，在《高丽史》所记载的其余六七十起“宋人”(宋朝海商)中，泉州商人一定占有很大比例。但是，我们根据中国文献记载，只能确定黄慎、徐戬、徐成等少数几个，其他只好存疑。特别是在北宋哲宗以后，北宋和高丽之间关系密切，常有使节经海道往来，而泉州又正式建立了市舶司，按理必然会有更多的泉州商人前往高丽贸易。而据《高丽史》记载，自宣宗七年(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泉州商人徐成“献土物”之后，至北宋灭亡，有关中国商人的记载不下二十起，但都泛称“宋商”，我们尽管推断其中必有泉州商人，但也难以作进一步探究。

中国方面的一些记载也可以看出当时泉州商人赴高丽贸易的盛况。著名文学家苏轼曾说：“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26]“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27]这些话可以和《高丽史》的记载相互印证。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明州也是重要海外贸易港，其建立市舶司在泉州之前。从地理位置上看，明州距高丽较近，与泉、广相比，应该与高丽往来更多。但在北宋时期，明州与高丽的交往，显然不及泉州。《高丽史》明确记载的明州商人不过三起。哲宗元祐四年(1089)泉商徐戬载高丽僧寿介等来中国杭州，宋朝杭州地方官苏轼将他们送到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归国”；在发遣寿介等动身去明州后，他“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于是便通知明州，如果没有“因便舶舡”，便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28]。这个例子和《高丽史》的记载相印证，似乎可以说，当时泉州是对高丽的主要贸易港。

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北宋皇朝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禁止商舶去高丽，这是因为北宋与辽朝之间存在矛盾，而高丽与辽政权毗邻；北宋政府害怕商人乘去高丽之便，前往辽朝统治区贸易，泄露内部情况。有关市舶的条法《庆历编敕》和《嘉祐编敕》，都明文规定：“客旅于海路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庆历”(1041—1048)和“嘉枯”(1056—1063)是宋仁宗的年号。稍后，宋神宗《熙宁编敕》(1068—1077)仍规定：“往北界高丽、新罗并登、莱界商贩者各徒二年。”到元丰二年(1079)才取消了禁令：“元丰二年，贾人入高丽，赀及五千缗者，明州籍其名，岁责保给引发船，无引者如盗贩法。先是，禁人私贩，然不能绝。至是复通中国，故明立是法。”[29]这就是说，元丰二年(1079)以前，北宋政府是禁止商人由海道到高丽贸易的；在此以后，才取消了禁令。但从我们在第一部分列举的十八起泉州商人看来，属于元丰八年以前的占了十五起，说明北宋政府的禁令不过是一纸具文，并没有发生实际效力。值得注

意的是，神宗熙宁元年(1068)泉商黄慎去高丽，事先是得到福建地方政府同意并担负有传递政府意旨任务的。熙宁八年(1075)，泉商傅旋向福建地方官转达高丽政府的文书，可见他前去高丽显然也是得到官府同意的。这就是说，宋朝政府至少是地方政府在相当多的场合不仅不执行禁令，而且还支持、鼓励商人去高丽贸易的。如果北宋政府真正严格执行禁令的话，很难想像，能有大批商人经由海道去高丽贸易。

另一方面，高丽政府的态度对于中国商人去高丽贸易也有很大影响。总的来说，高丽政府对于中国商人是欢迎的。“贾人之至境。遣官迎劳，舍馆定，然后于长令[殿]受其献，计其直以方物数倍偿之。”[30]王城“南门之外及两廊有馆，有四，曰：清州；曰：忠州；曰：四店；曰：利宾。皆所以待中国之商旅”[31]。高丽政府举行重大典礼时，“宋商客”得以“赐坐观礼，后以为常”[32]。高丽政府还通过这些商人与宋朝政府发生联系。高丽政府通过中国商人雕造经板，已见上述，可以想见，它一定也会通过商人购买其他物品。高丽政府的这种态度，对于中国商人前往高丽贸易，起了明显的鼓励作用。许多泉州商人前往高丽，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介绍的是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的情况，但泉州舶商的贸易活动不仅限于高丽。日本也是他们常去的地方。日本记载关于北宋时期中国商人的资料亦复不少，但多数也泛称“宋商”，只有少数可以确定是泉州商人。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日僧成寻入中国求法，乘坐中国商船，船头三人，一为南雄州人(今广东南雄)，一为福州人，一为泉州人[33]。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泉州商客李充到日本贸易。三年(1104)归国。四年(1105)又到日本贸易。李充舶船的公凭，在日本史籍中保存了下来，成为今天我们研究宋代市舶制度的珍贵资料[34]。至于泉州商人前往南海诸国也是不乏记载的，如仁宗庆历二年(1042)，“以私财募人之占城”的邵保，就是一个“泉州商人”[35]。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勃泥国(今加里曼丹岛)派遣使节来中国，“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36]。当时泉州与南海地区一定已有相当频繁的贸易交往，这位外国使者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进入南宋以后，关于泉州商人前往南海地区贸易的记载很多，正是在北宋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三

泉州舶商大量前往高丽的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北宋时期泉州的海外贸易是很兴盛的。北宋政府继广、明、杭等地之后，在泉州设立市舶，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情况。

至少从唐代后期起，泉州已有海舶往来。五代时，割据福建的地方政权把开展海外贸易作为增加收入扩大实力的手段，泉州港日趋繁荣。北宋初，太宗太平兴国(976—983)初曾下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37]可见运载外国货物的船舶至泉州者已不在少数。此时许多泉州商人经营舶船，到海外贸易，我们上面列举的这些去高丽贸易的泉州商人，就是从事海外贸易的泉州商人的一部分。由于进入北宋以后泉州的海外贸易迅速得到发展，因而到神宗熙宁五年(1072)，就有人“请置司泉州”，宋朝政府下令：“其创法讲求之。”[38]但当时并未实行。熙宁九年(1076)，有人建议“罢杭州、明州市舶司，只就广州市舶一处抽解”，宋朝政府为此修订“广州市舶条”，此事与泉州海外贸易关系甚大。据陈瓘《先君行述》记[39]：

泉人贾海外，春去夏返，皆乘风便。熙宁中，始变市舶法，往复必使东诣广，不者没其货。至是命转运判官王子京拘拦市舶。子京为尽利之说以请，拘其货止其舟以俟报。公(陈偁——引者)以货不可失时，而舟行当乘风便，方听其贸易而籍名数以待。子京欲止不可，于是踪迹连蔓起数狱，移牒谯公沮国法，取民誉。朝廷所疾，且将并案会公。得旨再任，诏辞温渥。子京意沮，而搜捕益急。民骇惧，虽药物燔弃不敢留。公乃疏其事请曰：“自泉之海外，率岁一往复。今远诣广，必两驻冬，阅三年而后返，又道有礁石浅沙之险，费重利薄，舟之南日少而广之课岁亏。重以拘拦之弊，民益不堪。置市舶于泉，可以息弊止烦。”未报。而子京倚法笈没以巨万计。上即位，子京始惧，而遽以所籍者还民。

按：陈偁建议立泉州市舶，以前的研究者只见到《[乾隆]泉州府志》中的一段记载。既极简略，又有错误[40]。陈瓘是陈偁的儿子，《宋史》有传，但他的文集已散佚，这篇《行述》幸好在《永乐大典》中保存下来，过去没有人利用过，弥足珍贵。关于“王子京拘拦市舶”一事，见元丰三年(1080)八月诏令，当时“中书言：‘广州市舶条已修订，乞专委官推行。’诏：广东以转运使逊迥，广西以转运使陈倩，两浙以转运副使周直孺，福建以转运判官王子京。迥、直孺兼提举推行，倩、子京兼觉察拘拦，其广南东路安抚使更不带市舶使”[41]。

《行述》中所说“命转运判官王子京拘拦市舶”即此事。根据这一次修订的市舶法，舶船“往复必诣广”，也就是说，前往海外贸易的舶船，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呈报，取得公验，经过检查，才得出海。回国时，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抽解，否则就要“没其货”。所谓“觉察拘拦”，就是检查监督之意。经过这一次修改之后，泉州舶船必须到广州。方许出海，这样对泉州海商极为不利。以到高丽贸易而言，由泉州发船，利用季节风，一般当年可以来回，现在先得南下广州，再由广州北上，就耽误了许多时间。以到南海贸易而言，由泉州一般冬天利用北风发船，第二年夏天利用东南风即可返航。现在先得在冬天乘北风到广州，在广州过冬，第二年冬天才能去南海，第三年才能回国。这就是陈偁上书中所说的“今远诣广，必两驻冬，阅三年而后返”。再加上泉、广之间海道多有“礁石浅沙”，艰险难行。北宋政府修改市舶法的结果，使泉州的海外贸易急剧下降，从而影响到政府的收入，“舟之南日少(去广州的舶船愈来愈少——引者)而广之课岁亏”(广州的市舶收入不能满额——引者)。因此陈僻建议在泉州设立市舶，使泉州海商可以直接由泉州开航。北宋政府当时虽然没有予以答复，但肯定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年之后，宋哲宗即位，负责财政的户部尚书李常再一次提出建议，便正式在泉州设置舶司[42]。

可以看出，泉州市舶司的设立决非偶然。宋朝政府“变市舶法”，只保存广州市舶一处，规定舶船“往复必使东诣广”，显然是为了加强对市舶的控制。但当时泉州海商的贸易活动十分活跃，对于政府的市舶收入有很大影响，新的市舶法不利于泉州海商的贸易活动，也就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市舶收入，以至于宋朝政府在几年之后就不得不对新市舶法再作修改，在泉州增设市舶司．这也就是说，泉州市舶司的建立，实际上反映了泉州海商经济力量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