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论文范文10篇

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篇1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1.

[2]刘红婴/王建民.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240-250.

[3]卢斌.丽江“评遗”十年遭黄牌古城灵魂正在离开./news，2008-01-28.

[4]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3-5.

[5]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6-7.

[6]顾春.城市CT：古城保护且看“绍兴模式”.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6-05-31（03）

[7]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251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意义现状问题保护的动力保护的基本原则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篇2

章安的文化底蕴十分丰富，所以历史上也是名人辈出。北宋时期著名诗人杨蟠就是来自章安，他的代表作众多，诗文大部分收录在《章安集》中，广为流传。杨蟠为进士出身，入朝为官后曾与苏轼共事，二人相见如故，对对方的文章都十分赞赏，成为知己。除此之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也对其赞赏有加，曾作诗“苏梅久作黄泉客，我亦今为白发翁。卧读杨蟠一千首，乞渠秋月与春风”来表达对杨蟠的赞美。台州现存最早的地方总志是南宋时期陈耆卿编纂修订的《赤城志》，也有称之《嘉定赤城志》。陈耆卿也是章安文人中比较著名的一位，而他最著名的就在于他为人正直硬气，敢于直谏，在朝中也为人称赞。和陈耆卿同时期的名人还有著名教育家石敦，石敦在章安创立了书院，亲自当教师教学，对于整个台州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也因此有“台州大儒”的美誉，为后人所称赞。章安在古代属于越州，而从历史记载来看，越人善于泛舟，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不断发展，章安就逐步成为了浙东沿海的著名海港，对于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航运都产生极大影响。从历史上看，台湾与大陆最早的大规模交往活动也是以章安为中心展开，这都来源于章安得天独厚的历史地理位置。所以从这点看来，章安无论是商业地位还是军事地位，在古代中国乃至现代中国都是十分重要的。除众多的名胜古迹外，章安老街曲折回转，静谧而又历史绵长，也成为章安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街道基本呈东西分布，弯弯曲曲。在这些古老的街道中，老旧的招牌鳞次栉比，悬挂在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店面之上。而这些古老的韵味，都是章安这个古老城镇最真实的写照，也是章安人历史文化内涵的某种体现。

二、观今：小镇，昔日繁盛不复存在

1、辖区萎缩

从历史上看，隋唐时期章安开始从繁华走向衰落，最主要原因是隋唐时期台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章安迁至临海。所以章安的辖区因此缩小，包括土地、人口、资源等都遭到削减。同时由于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在章安地区根深蒂固，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到后来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萌芽逐步出现，章安在整个东南沿海各个区域的经济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没能把握时机，逐步衰落辖区。随着历史的发展，昔日的辉煌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2、遗迹依稀

虽然从今天看，章安已经不复当日的辉煌景象，但是从整个古镇的格局来看仍然保持了过去最常见的长方形格局，街道基本东西、南北交错分布。随着社会对文物古迹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已经列为区级（椒江区）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常乐寺、章安桥（或称赤栏桥）、蔡桥；重要的文物保护点有15处（章安遗存、摄静寺、梵音寺、叶家祠堂等）。但是光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这些文物的保护问题，从政府到群众很多人并没有从深层次上理解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所以一些城区改造或是居民群众自身仍旧在对这些古迹造成或大或小的破坏，这也是相关部门应当重视的。

3、古迹衰微

在前文已经多次提到章安有数千年历史，文物古迹众多，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人文气息，但由于多种因素，对这些文物古迹的破坏日益增多，并没有真正得到重视，实在令人惋惜。章安桥在悠长的历史岁月中受到过多次修正，基本上很多朝代都对其有过不同程度的修建和改造，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章安桥是乾隆时期重新修建的，各种装饰、点缀都十分精美，无论从整体还是细节上，无不体现了其丰厚的历史内涵和极高的审美价值。由于气候因素以及回浦两岸的侵蚀，同时章安街为了经济发展也在不断扩建，极大挤占了本来桥身两端的空间，所以我们现在的章安桥与历史上记载的章安桥已经有很大区别，外人来到甚至不知道这是一座古迹，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而著名的摄静寺，原本香火十分旺盛，香客游人络绎不绝，到了清朝末年却开始慢慢落寞，到20世纪70年代最后两名僧人出走后，寺址遭到彻底破坏。现在的旧存基本上只有三处，但也是荒凉不堪，有些本来寺庙的地方已经成为了农田。但是在这些废弃的遗址上，仍然保持了一些雕像、石刻、石碑，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应当受到重视和保护，而不是荒凉立在地上看着历史变迁。同时，历史上著名的林氏贞节坊是雍正年间建造的，从外表上看由四根石柱和石坊构成，也是极具历史价值的，但是现在牌坊的顶部已经遭到破坏，坊身也被当地人作为房屋的一部分纳入房屋内。并且由于历史上章安的优越地理位置，地下古墓众多，但是在历史发展中却屡遭盗墓贼光顾，很多著名的墓葬已经被盗而且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三、展望：椒北明珠，再现古郡遗风

1、章安文化发展的契机

（1）章安文化产业的自身优势。章安文化项目大多故事性较强，如能修复一些必要遗迹，可读加可看，一定引人入胜。崇梵寺在智才法师的努力下，这些年化缘投入了不菲的力量，初具规模，很有品位。其中寺内中国佛教“第一放生池”，是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所建，距今千余年历史，学术价值非常高。寺内在重新修葺过程中，专门为“第一池”立碑，既有介绍放生池历史的老碑文，又有为其重修解读之白话文介绍，极有文化厚度，也通俗易懂，连“80后”的年轻人都为之喝彩，争相留影。可预见，崇梵寺一定是今后台州城区一大亮丽景点和佛教圣地。这便是典型的章安文化魅力，其优势凸现。这也足给章安其他文化项目带来自信。（2）区域产业的发展现况，力助章安文化产业化发展。区域经济无不打上区域特点之烙印，章安不会例外。章安区域产业化发展的最大区位优势是“傍城市”，而最大的资源优势便是“历史文化”。立足当地文脉，构建历史文化风光带，打造“台州城市后花园”，将文化旅游产业立为当地支柱性产业。当章安其他产业优势不明显时，既可以力助文化产业发展，亦可提高当地知名度和影响力，便利招商引资，这也符合经济规律。（3）当下的经济形态是发展文化产业化的好时机。日本的文化产业化高速发展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勃起，正好是日本国民经济停滞期，在长达10余年的经济徘徊中，日本许多大企业集团为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纷纷转入文化产业领域，造就了日本文化产业在全球的位置。眼下，全球经济出现下滑，这是历史赋予章安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据悉，仅椒江近期就有三家文化发展公司申请登记注册。（4）从修复历史文化遗迹入手，导入章安文化产业化发展。章安目前可以排得出的文化产业项目有：章安古街、汉制古墓群、章安首航台湾纪念点（包括纪念碑、纪念馆、出航纪念地等）、章安名人馆等等。一定要按照文化产业化的模式，尽快率先动起来，政府要出面撮合“产官学”各方，各司其力，成熟一个启动一个。要把原先的规划深入下去，在进一步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做出详细规划，以便相关企业尽快导入，从而包装项目，拓展市场。在2005年8月，台州市为了保护章安古镇，出台了《台州市椒江区章安古镇保护与开发规划方案》，并且召开听证会。终于在2007年章安被列为第三批省级历史街区保护区。历史在不断发展，而章安也终有一天会重新以其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展现给世人。

2、章安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篇3

1.1构筑城市文化精神

旅顺的城市历史文化精神充满了悲情与悲壮。当代旅顺的城市文化精神体现出宽厚包容，高贵典雅，坚韧不拔，自强不息，是旅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财富；是大连城市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图腾一样铭刻在旅顺的城市建筑上。通过创建历史文化名城，有利于发掘整合区域历史文化资源，宏扬城市文化精神，增强城市的凝聚力与国际影响力。

1.2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

创建历史文化名城，一方面，可以保护历史街区和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城市的知名度。因为历史街区、文化遗产本身就是旅游资源，它们具有多重价值。保护文化遗产、战争遗迹，恢复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会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战争遗迹、文化遗产、历史街区的保护可以增加城市的知名度，同时旅游业的拓展可以给城市带来信息、资金等联动经济效益，吸引外资到地方投资设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连带经济效益，还表现为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服务业的发展，完善城市功能。

1.3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

历史文化名城的氛围具有寓教于乐的功能，可以对旅游者、居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普及推广历史文化知识，此外也为考察历史城市及建筑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素材。名城荣誉会激发各利益主体创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促进更多的历史价值地区和文物得到保护，珍贵遗产、遗迹会得以保留，历史文脉会得以延续。

1.4促进经济转型

通过历史文化名城的创建，可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打破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打破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促进机制，实现区域经济的转型发展，实现由开发利用资源型经济向开放服务型经济转型，促进旅顺口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托区域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战争遗迹，顺势而为，可以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以遗产观光、历史科考、海滨休闲度假、娱乐休闲为主题，加快全区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以旅游业为主体的服务业的大发展。

1.5获得生态效益

经由开发高端低碳的文化休闲产业，不但可以增加当地居民的财富收入，还能够促使资源合理利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增进节能减排，改善区域生产环境及人居环境，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与历史文化资源，并带来丰厚的生态效益，居民可以从优美的生态环境中永久受益。

2基础条件分析

2.1旅顺是近代中国乃至世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旅顺口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重镇、军事要地；也曾是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乃至世界重大事件的发生地，比如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她因拥有众多珍贵的文物遗迹、战争遗迹而享有盛名。

2.2具有保留完好的历史街区

从1880年开始，清朝政府在这里扎营盘、筑炮台、修船坞、建军港、设立水师兵营[3]，使之成为亚洲著名的军港而驰名海内外。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旅顺口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践踏和蹂躏，沙皇俄国曾统治旅顺口7年余，日俄战争结束后，旅顺口又被日本殖民统治长达40年之久。在反侵略、反压迫、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中，留有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和历史建筑。

2.3多元文化的交流地

自古以来，旅顺口就是我国关内与关外文化互动的枢纽地。由于旅顺的地理位置，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有同山东通商联姻的传统，特别是在元明两朝，旅顺地区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归属于山东登州府管辖，由于这种历史渊源关系，致使旅顺成为了关内和关外文化交流的枢纽地，留有大量的珍贵遗迹、遗址及遗产。近百年来，旅顺成为中西文化交融场所。日本、俄罗斯和朝韩等国的舶来文化与本土独特的山海人文风韵在这里交融生长，积累了丰富而又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旅顺口区的文化影响力直达日韩俄等东北亚各国乃至欧洲各国[4]。久远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人文古迹赋予了旅顺口“露天博物馆”称号；近代历经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重大事件，既是朝韩民族的爱国义士安重根壮烈就义之所，又是二战中国战场的终结之地，堪称“半部中国近代史”。

3城市建设中的认识误区

3.1重视城市更新，忽视文化传承

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基础设施改善和良好生活环境的诉求也进一步提高，老城区正在经历城市更新与旧城改造的高潮[5]。很多人认为历史街区和文化遗迹等形象破旧，没有价值；也有人认为它是落后的标志，已经过时，不能满足当前人们生活生产需要。正如阮仪三[6]所说，“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没有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被当做发展的障碍物一除为快”。

3.2重视经济价值，缺乏全面的考量

历史街区和文化遗迹、遗址往往占据城市中心位置，区位优势明显，地产开发潜在的经济价值巨大。因此，很多人觊觎这些地区，而且认为这些历史街区和文化遗产等不合今用，它的存在是浪费用地。也有人认为它阻碍发展，碍手碍脚，不利于成片整区开发。总而言之，历史文化街区不仅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还具有历史文化科考价值，承载着城市的发展历史，表征着她曾经的身世，是文化的积淀。同时，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彰显城市自身特色的一张名片。

3.3旅顺殖民地色彩浓厚，国耻不宜宣传张扬

旅顺口区众多遗迹为殖民统治者所留下，很多人认为不宜作为遗迹、遗产加以保护，更不能对其进行宣传，理应清除殖民地色彩，拆毁古建筑。其实，这些主张是不负责任的，更是不可取的。保留战争遗迹、殖民遗产，可以见证旅顺口曾经经历的沧桑，也可以教育后人，促进世界和平。

4现实困境

4.1产权制度缺乏，不能统一管理

建国以来，旅顺口作为我国主要的军事基地之一，既有重要的军事设施，同时也是边防军队驻地，很多历史街区、遗址古迹为军队所有。此外，还因为历史遗留等原因，很多近代战争遗址及遗迹的归属问题、管理问题没有明确的、统一的责任主体。尽管以太阳沟为主体的老城区内很多近代遗迹在军队管辖范围中而没有被破坏，然而，由于很多历史街区、遗址古迹所属关系多元、房屋产权关系复杂，有的产权关系甚至缺失，导致很多街道与房屋年久失修，其他利益主体因为街区和遗址古迹的产权不明，以及其多头管理等因素，不愿意参与开发与保护工作。进而，导致保护与开发的资金来源渠道少，保护资金严重匮乏，区域众多珍贵遗产得不到修缮保护，历史建筑陈旧，安全隐患严重；传统风貌和非物质文化正在消失；其价值也得不到充分利用。因此，明确责任主体，明晰产权关系，制定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规划，吸引保护与开发资金，这对于旅顺口区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意义非凡。

4.2快速城市化与有限土地之争

随着旅顺口区被确定为大连市主城区，旅顺口区常驻人口达30万[7]。自2009年，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后，旅顺口区又于2011年被全域纳入辽宁沿海经济带重点发展区域，城市核心区建设步伐加快，实施了行政区搬迁，建成旅顺大学园区，完善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保护工作得到加强，这为旅顺口区未来加速城市化进程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管理保障，也为旅顺口区率先实行全域城市化提供了有力保障。基于旅顺口区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到2015年末旅顺城市化水平达到90%，到202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95%。但另一方面，旅顺口区土地资源等要素十分有限，因此，集约节约合理使用土地资源，尤其是建设用地资源，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区，这对于缓解快速城市化与有限土地之间的矛盾，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

4.3“旧城改造”引发“建设性破坏”

旅顺口区城市的建设过程中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保护意识，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缺乏超前的和系统的保护措施及保护方案，以至于“建设性破坏”的事件频频发生。一些部门和个人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不合理地要求“就地平衡”，盲目拆旧迎新，造成历史文化街区的格局被破坏，珍贵遗产被野蛮拆迁，使得旅顺口区一些地方的珍贵遗产及其环境遭到毁坏。因此，制定旧城保护规划，并加快落实，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珍贵遗产迫在眉睫。

5制约机制分析

历史文化街区、珍贵遗产是否得到保护性开发，或者被破坏拆除，受到街区客观条件、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及其利益博弈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若受到短期、局部利益驱动，加之对街区、珍贵遗产的规划与管理方法不当，会对历史文化街区、珍贵遗产采取粗暴方式—拆旧迎新，造成对历史文化街区、珍贵遗产的毁灭性破坏。相反，如果受到长期、全局利益驱动，加之对街区、珍贵遗产的规划与管理方法得当，会对历史文化街区、珍贵遗产采取保护性开发，使得历史文化街区、珍贵遗产得以传承，其价值将会在保护性开发的过程中逐步释放（如图1所示）。在各利益主体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利益主体的保护意识是根本，开发与保护的资金是关键，相关制度及政策是核心，它们将决定博弈的结果。造成上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5.1客观条件制约

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时代背景、历史基础等一系列客观因素或条件的制约，比如：①城区人口密度过大；②多数古老房屋危险残破，或经过多次翻建失去原貌；③投机的房地产开发；④无序的交通；⑤大部分平房区生活质量很差，水、火隐患不能排除；⑥许多历史街区已经插入不少艺术质量低下的非传统风貌的永久或半永久建筑，传统风貌残缺不全。

5.2相关利益主体参与

①开发经营者，只有在靠近有历史基础的地方，开发经营才有最高的回报率；②城市领导者，在人们最容易见到的地方，才最能表现其政绩，才能得到赞誉；③一些鳖脚规划师、建筑师，要么不懂，要么迎合，从大拆大迁中得到好处；④部分居民，原来无力通过自己改善居住条件的，可能从拆迁中得到一定的补偿（被强迫命令者除外）。

5.3规划与管理失误

将历史城区和现代城市两种不同的城市功能强行叠加在同一空间。历史城区保护所要求的是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而现代城市所需要的是交通便利和工作高效。两种互为矛盾的城市功能被人为地置于激化的焦点之上，造成相互排斥、互相掣肘。

6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对策

6.1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机构

旅顺口区大多数历史遗存因部队管理而被保存下来，但也由于部队的管理不善使一些有价值的建筑遭到破坏和拆毁。由于90%的有价值的历史建筑物仍属军队管理，地方政府难于作为。旅顺不单是中国军方和地方政府的，也是中国的和世界的。建议成立高级别的权威性的军地联动常设机构直接负责保护和管理，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协调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确保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开发与有效管理。应成立由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旅顺口区政府组成的高级别的旅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委员会，以明确责任主体，协调各利益主体关系，确保旅顺历史文化名城的开发保护与管理。

6.2成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开发建设机构

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通过向社会公开招标，让投资商或企业来参股，共同组成投资开发公司，以公司为主体[8]，实现在旅顺国家历史名城保护管理机构的领导下开展投资与经营活动。

6.3积极保护历史街区，保证保护工作有效得力

6.3.1保存是保护的基础

“控制”应当是第一阶段的目标。目前的任务是，划定明确的保护区范围，控制拆除，防止人为破坏。

6.3.2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居民参与

上一阶段的控制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使得保护区的环境和基础设施得不到很大改善，为了减少恶化需要投入更多的维护费用，这也是代价之一。作为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加强宣传教育，得到社区的理解与支持，引导居民参与其中显得尤为重要。

6.3.3历史街区风貌全景归复

第三阶段，通过整治、更新原物保护历史建筑，完整保护街区肌理，梳理轮廓，全面复归历史文化街区固有的尺度、格调、风貌[9]。

6.4举办旅顺历史文化名城论坛活动

加强创建历史文化名城的“借势”与“造势”活动，通过有影响力的论坛等学术活动的策划与实施，吸引国内外公众的参与和注意，并通过新闻媒体渠道，形成新闻热点，不仅可以形成短期的冲击力，而且有助于塑造旅顺口区长期的良好社会形象。

6.5社区主体，全民参与

以历史文化街区所在的社区为主体，动员全体居民积极参与创建活动。通过培训教育，将“沟通关联”和“培育情感”作为公民的应尽职责，积极倡导社区居民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者和受益人的理念。

6.6建立并逐步完善保护建设相关法规

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武术;暗器;飞镖武术

暗器文化，是中华武术文化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篇章。在众多武侠小说与电影等各类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大量特色鲜明的暗器。无论是李寻欢的小李飞刀，还是东方不败的绣花针，亦或是唐门暗器，这些神秘莫测的暗器都颇受人们的青睐。暗器无论对于中国的兵器发展史还是武侠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暗器的历史文化却在如今网络信息时代下，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在现实中与其重要意义不相称的是社会上与暗器文化相关的学术性研究文章以及书籍却乏善可陈。周遭的人们在生活中或许会谈及与武术相关的话题，但是涉及到暗器这一领域，也许我们只能在武侠小说或者武侠电影中才能看见其鬼魅的身影。

一、武术暗器及其文化的起源

所谓的武术暗器，是指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能够在暗中实施突袭的兵器。暗器，古人将它称之为“护身符”。暗器及其文化的发展，要追溯它的根源，主要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捕猎活动。远古时期的人类为了生产生活，制造了大量的武器用以猎杀动物、防身护卫、农业耕作。就目前而言在中国发现的最早期的远古人类元谋人已经可以熟练地制造与使用石器，这也为以后的暗器“飞蝗石”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人们又在石器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在石头上加上绳索演化出“绊兽索”，这也是后来索击类暗器最早的雏形。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需要，又出现了弓箭等武器。弓箭类武器的出现大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与战斗力，这也对原始社会部落间的战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后世机射类暗器的出现也是由此而来。随着时代不断地变迁以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升级发展，武器的用途也越来越广，武器的种类也不断地增加。为了提升武器的杀伤力，人类在武器的制作用材、外形等方面更是费尽心思。暗器的出现，远在周代就已经初露锋芒，而它的广泛运用与发展则是在宋元之后。宋代，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女真族与契丹族经常与宋军发生战争。他们在战争中发现，由于在马背上作战，通常骑兵所使用的武器在战斗中无法离手，使得士兵处境十分不利，于是便发明了诸如流星锤、连弩、钩抓之类的暗器供士兵使用，便于在战斗中掌握战机。元朝时期，成吉思汗的蒙古士兵能够雄霸亚洲远征欧洲，其军队战斗力十分强大。当时蒙古族的士兵们都普遍装备了一种叫乾坤圈的暗器，又名“阴阳刺轮”，其圈一半手握另一半装有猪牙形的尖刺，刺尖弯转，投掷出去便可以在长矛利剑刺不到的地方重伤敌人。武侠作品的作者以及民间传说也将“阴阳刺轮”这种暗器加以丰富，例如神雕侠侣中的金轮法王，他便是不折不扣的蒙古人，其所使用的武器便是“阴阳刺轮”的衍生。明清时期，是中国武术逐步走向成熟并且进入绚烂夺目的巅峰时期。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有文武状元之分。武状元不仅要精通十八般武艺，同时还要掌握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这大大地推进了武术文化在民间的传播，也使得各种武术流派蓬勃发展。在清代暗器与弓弩、枪炮合称为三大射远器。这一时期暗器的使用效果更加注重打击，往往还带有许多残忍与血腥。例如让人闻风丧胆的“血滴子”，便是将暗器甩出，直接切割掉对手的头颅。清末时期，外国洋人的入侵让西洋火枪、大炮盛行，民国时期的各种战争也是枪炮的对决，这宣告了数千年的冷兵器时代开始终结，同时也加速了暗器的没落。现如今，人们更多地是选择习武来强身健体，武器已经失去了其搏斗杀戮的原始功能。而暗器更是早已失去了它当年的用武之地，纯属强健身心的器械，除在杂技表演中供人欣赏外，民众练习者已经寥寥无几。可以说，现在暗器在武术器械谱中的处境十分尴尬，其相关的文化也正面临濒危的绝境。

二、武术暗器的特点

无论是暗器制作材料、形状构造还是其使用方式，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暗器的制作材料可以是石头、金属甚至植物。形状构造可以是飞镖、飞刀、梅花针或者毒箭，造型有尖有刃，锋利无比。使用方式可通过手的投、甩、掷、按、弹，脚踏、踢甚至用嘴吹。可以说暗器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由此也造就了暗器文化的发展。1.暗器制作使用材料的特点暗器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种类的暗器，其制作的材料便有所不同。暗器的制作材料可以是石头、金属甚至植物。早期的暗器制作方法比较简单，都是一些唾手可得不需要精加工的物品，比如竹箭、木刃、飞蝗石，更有高手可以用树叶当做飞刀掷出。其后，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兵器功能的需求，更多的暗器选择了用金属来制作，比如飞刀、飞镖、流星锤、梅花针、手里剑等种类繁多的暗器，全部是选择用金属制作，这样更能提高战斗力增加杀伤力。选择金属制作的同时，也增加了暗器的重量，这为暗器的投掷与使用增加了难度与不便，于是便又出现了将金属与自然物品混合起来制作的暗器，比如将飞刀的手柄部位做成木制结构，或者将竹箭的箭头换成金属制作。暗器更多的是在常规战斗势均力敌拖延太久不能战胜对手，或者在战斗中处于劣势，为了打破僵局反败为胜所使出的出其不意的特殊攻击手段。其目的多是一击必杀，能够将对手置于死地，所以暗器的制作一般十分精良，能够符合暗器使用者的习惯与心理。2.暗器制作采用形状的特点暗器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种类的暗器，其制作的形状便有所不同。手掷类的暗器大多数都会有一个手把让投掷者握住，暗器刃部则是尖刃突出状或者呈锯齿状，这样容易给对手造成杀伤。索击类暗器则有尖有钝，这样设计不仅能给对手造成外伤，同时也能给对手造成致命的内伤。机射类暗器一般都会有一个发射器装置，射出的暗器多呈尖刃状，发射器推送出强大的物理力量能给对手造成严重的杀伤。暗器的制作所采用的各种形状与形状之间的搭配十分考究，其制作的形状与结构之间的搭配通常便决定了该暗器的使用功效。不同形状不同搭配的暗器，它的使用效果是不尽相同的。除了这些外部形状的设计，绝大多数暗器的构造都具有体积较小重量轻的特点，所以也可以将暗器说成是袖珍型的武器。这样设计便于携带更多的数量，同时更加方便地投入实战中。3.暗器使用方式的特点暗器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种类的暗器，其使用的方式便有所不同。“出其不意，防不胜防”，通常是用来形容暗器的形容词。当然，暗器的使用方法也正如这些词的形容一样，当对手疏忽大意之时突然掷出暗器，往往当使用者投出暗器的时候都会使对手猝不及防、惊慌失措。在具体的使用方式中，操作方法虽然十分普通简单但是对技巧性的要求相当精湛。手掷类暗器与索击类暗器一般采用甩、投、掷等手法将暗器发出克敌。机射类暗器一般通过按、拉、弹、吹、抖等方式触发弹射机关，弹射机关通过物理力学等方式将暗器弹射出去。当然，各种类型中不同的暗器又有着自己特殊的使用方式，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对使用者的技巧性要求十分严格，只有经过长时间刻苦严格的训练，才能做到驾轻就熟地使用该暗器，熟练的掌握该种暗器的使用方法、使用时机等等，以达到击杀对手的目的。同时，除了需要掌握使用的要领，还需要使用者有着极其深厚的武功基础作为保障，俗话说高手对决内力取胜，只有拥有深厚的功力，才能将暗器发射得更加快速更加有力更加准确并且还能增加隐蔽性，在造成应有杀伤效果的同时还能恫吓对手，让其他敌人闻风丧胆，从而树立自己的威名。

三、武术暗器的功能

暗器的功能不胜枚举，从远古时期的狩猎耕作，到近代的战争防卫，再到现在的强身健体。暗器最常见的用处自不用说，当然还是其战斗、防身的用途。在战斗中，除了用最常规的武器搏杀外，又出现了暗器的使用，这当然与暗器所创造的特殊功能密不可分。一是隐蔽性功能。最大特殊性，莫过于暗器的隐蔽性功能。常规武器对决，双方厮杀的过程十分激烈，两方精神都高度紧张，如果在这个时候突然向对手掷出一枚暗器，一定会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在掷出暗器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就有可能创造有利战机给对手致命一击，也有可能逆转当前不利的战局创造反败为胜的机会。二是灵活性功能。暗器的灵活性也是其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暗器的使用不受距离远近的限制，也不受使用方式的限制。第一，常规兵器的攻击范围都有一个限制，短刀短剑只能做到近身攻击，对稍远的敌人很难给予伤害，而长枪长矛攻击距离较大，但是容易折断且攻击近身敌人的时候又显得十分无力。暗器的出现就弥补了这一缺陷，近战可将暗器握于手中同敌人搏斗，远战亦可将暗器甩掷出去击杀对手。第二，常规兵器的使用又无法离手，一旦兵器脱手之后便毫无攻击能力与防卫能力。暗器的出现，又弥补了这一缺陷，不仅可以投射出去伤敌，携带数量多的情况下还可以多次使用，多次给予对手打击也可以同时打击多名敌人。三是攻击防御性功能。另外，暗器除了在攻击性上给以强大的支持外，在防御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暗器不仅有在战斗中防守反击的功能，还有制作暗器机关来防御保护的功能。防御型的暗器机关，可以拖延对手保护己方，也能在对手触发机关后给予打击伤害。

四、武术暗器的分类

暗器飞镖的分类十分细致，根据使用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手掷类暗器、索击类暗器、机射类暗器以及药喷类暗器这四大类，四大类型中则罗列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暗器。另外还有一些暗器很难归入以上四类，便将它归类为其他暗器。(1)手掷类暗器。顾名思义，就是指以手握器，通过手、手腕、手臂的甩、投、掷等手法将暗器发射出去的暗器类型。人力有强有弱，暗器也有大有小，其射程的远近也不等。此类暗器使用简便且能大量携带，所以应用最为广泛。其类型南北各地也不尽相同，主要类型有标枪、金钱镖、飞镖、掷箭、飞叉、飞铙、飞刺、飞刀、飞蝗石、铁橄榄(枣核箭)、如意珠、乾坤圈、铁鸳鸯、铁蟾蜍、梅花针等。手掷类暗器最负盛名的代表就是飞镖与飞刀了。镖，主要靠掷射伤人，一般由金属材质做成长短轻重不一的镖形。适用于近距离使用，但是也有武功高强者能够接住对方射出的飞镖并还击对方，这就是有名“接镖还镖”。武林中属于暗器的镖主要有四种:带衣镖、袖镖、简镖和钱镖。飞刀，同样是靠掷射伤人，亦属于飞镖中的一类。一般由金属材质做成刀刃，由木质材料做成刀柄。近战可防身，远战可掷射。古龙先生的武侠小说兵器排行榜中“小李飞刀”位列第二，可以看出飞刀的威力有多强大。飞刀有单刃、双刃之分，其中属柳叶飞刀最为常见。(2)索击类暗器。索击类暗器是指以绳索系住暗器的一段，手握住另一端，用力抛出伤人，同时攻击之后可以迅速回收暗器再次攻击，如此连续不断地使用。鞭法是以圆周运动为主，借助于手臂的摇动和身体各部位的转动，增加惯性动力而改变圆心及其方向。其优点是攻击之后可以再次收回然后再次发动攻击，但缺点是用法较单一且只能携带一个，速度较慢。主要类型有:绳镖、流星锤、狼牙锤、龙须钩、飞爪、软鞭、锦套索、铁莲花等等。索击类暗器大家熟悉的有绳镖、流星锤、飞爪以及软鞭。(3)机射类暗器。机射类暗器是依靠弹力或机关来发射暗器，其射程是各暗器种类中中最远的一种，护身自卫的能力十分强大。著名的诸葛连弩就属于机射类的武器。机射类暗器的最大特点就是时刻都准备好，可以掌握任何时机来发射，可以提前发射也可以视情况推迟发射亦可以用机关预测时机来发射。同时机射类暗器借助物理的力量，提高了暗器射出的速度、力量以及准确性，提高了杀伤力。主要类型有:袖箭、弩箭、弹弓、踏弩、背弩、雷公钻等等。(4)药喷类暗器。药喷类暗器即是在暗器中，装入各种剧毒以及可燃物，让人中毒、燃烧而死。主要类型有:喷筒、袖炮、迷迭香、鸟嘴铳等等。

五、武术暗器文化

中华文化的发展推动着武术文化的发展，武术文化的发展又推动着暗器文化的发展，而暗器文化的发展又回过头来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第一，由暗器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暗器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十分常见。暗的字面意思是光线不足、黑暗的，其引申的含义则是隐藏不露的、秘密的、不明朗的。对于暗器的使用是在暗中进行的，是令对手在不知不觉中中招，不是光明正大的胜过对手，是一种暗地里使用的阴招。所以，由暗器所产生的这类文化现象也能充分地展现出暗器的这些特点。最有名的一句话莫过于“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暗箭难防，很显然字面上就能得知难以防范的暗箭是暗器中的一种。其次还有“笑里藏刀”，形容对人外表和气，却阴险毒辣。另外诸如“暗藏玄机”、“趁其不备”、“暗箭伤人”等各类的词语、成语、歇后语，都是由暗器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现象。暗器在这时早已脱离了一种伤人武器的原始含义，形成了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现象。第二，由暗器所产生的社会生活现象。在暗器里，范围类型最广、使用最多的当属镖。由镖又产生了一种社会生活现象，一种职业，那就是镖师。镖头成立镖局，聘请镖师，镖师们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武艺与团队的配合，护送雇主投保的物品上路，直至目的地。与今日的快递行业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镖局之所以能够出现，除了社会自身的发展需要外，中华武术的存在也是其出现的重要物质条件。没有武功就不能成为镖师，而没有镖师则不能成立镖局。镖局出现在明末，兴盛于清朝。与暗器在明朝走向成熟，在清朝达到巅峰不谋而合。这也在某种程度说明了两者之间所存在的紧密联系。镖局、镖师的出现，推动了民间武术的传承，推动了武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武术的交流与创新，促进了武德的发扬光大。这也为中华武术文化的发展不断地注入新鲜的活力，使之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并在这么多年后受到国内外友人的喜爱。当然一些镖局压镖的传奇故事，也在坊间传为佳话。第三，暗器飞镖对于主流武术文化的影响。武术文化流传至今，已经产生了许多流派。但是，所有习武之人都有自己必须具备必须遵循必须信仰的东西，那就是武德。所谓武德，就是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的道德规范和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武是停止干戈;德是以仁、义为核心理念，以上、止、正为行为操守的言行举止。主流武术文化虽然在发展，但始终离不开其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习武之人对练，讲究的是点到为止。而古时候的武林中人，决斗也讲究武德，讲究以一敌一、讲究正大光明的对决。暗器的出现却恰恰违反了这些观念，趁其不备趁人之危、暗中偷袭突施冷箭、下手狠毒致残致死。所以暗器会给主流武术文化施以一些黑暗的、不光彩的影响。但事实上，主流武术文化并不排斥暗器的出现，暗器其自身并无好坏是非。暗器的出现只是顺应了社会的需要和生产力的发展，它只是一种使用的器具。重点在于制造使用这些暗器的人们怀着什么样的心理，有着什么样的道德修养。侠客们使用暗器防身救人、劫富济贫，而恶徒们则使用暗器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第四，暗器飞镖与武侠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于刀光剑影中渗透着中国文化精神，这是武侠文化的特殊魅力所在。早在周朝就已经出现了暗器，武侠小说所演绎出的武侠文化具有超越现实的意义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武侠小说之所以如此吸引读者，就是因为其中总会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有打动人心的儿女情长，有义薄云天的侠义精神，有让人兴奋的神兵利器，当然也离不开暗器那神秘诡谲的魅影。小说创造的世界神奇、自由、神秘，玄幻而又不失真实。各类人物性格各有特色，各种绝世武功令人眼花缭乱、神兵利器也是五花八门。百余年来，武侠小说的故事思路与打斗场面基本相同，满是杀伐之声，而侠客总是拥有盖世武功绝学持有绝世神兵利器，纵横天下除暴安良赢得江山美人。侠客们打斗的能力则经历了“宝剑宝刀”到“宝剑宝刀加暗器”再到“宝剑宝刀加暗器加内力”的发展过程。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武侠作品创作也加入了新的东西。暗器在作品中的加入，以及暗器在作品中重要的地位，都有其充分的道理。所以回到本质的问题上来，不知道是暗器影响了武侠文化还是武侠文化影响了暗器。亦或者说暗器影响了武侠文化不断的发展，武侠文化也推动着暗器不断的进步。

六、武术暗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暗器及其文化，对于生产生活、文化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出现短暂的鼎盛时期之后，便开始走上了没落的道路。直到如今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暗器及其文化，属于中华武术文化中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加以保护并传承下去，保留中华民族武术文化的完整性。第一，武术暗器文化保护的现实性与紧迫性。武术文化在21世纪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种文化融合、全球联系更加紧密的时代，其作用显得越来越单一，越来越得不到重视。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暗器文化更是无人问津。现如今，见过真正暗器的人少之又少，真正在习练暗器之术的武林中人更是寥寥无几，而相关方面的研究性文章更是乏善可陈。可以说，国粹正在逐渐地消失，我国优秀的武术文化将面临消亡的危险，也许再过几代人，这些名词可能就出现字典里了。第二，武术暗器文化保护工作的基本思路。首先要结合我国自身体育文化的特点，合理地制定武术文化的发展模式，同时注重其中各个细节，重视边缘部位的薄弱环节，及时加以修复、弥补、升级，保证其完整性不受缺失。其次要反思武术暗器文化失落的原因，找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对武术文化遗产进行明确的定位，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将丢失掉的东西及时找回。最后则是要重建武术暗器的文化体系，使其能够适应现今的文化氛围和时代节奏，构建一套完整的保护体系。第三，武术暗器文化的传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武术文化的内涵开始逐渐淡化，并且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加速消亡，这对武术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挑战。虽然暗器已经被岁月淘洗出历史的舞台，但它所留下的文化底蕴却依然存在，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武术暗器文化传承下去。

作者:吴志勇 潘炎 单位:三峡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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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篇5

“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最先出自于1933年国际雅典会议。1986年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的《通知》中正式提出了“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200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以“历史文化街区”取代了“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概念，提出了“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

二、系统论

系统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是部分合成整体的意思。现在认为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L.V.Bertalanffy是第一个将系统论做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Bertalanffy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它不仅仅是系统各个部分的简单组合或机械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个要素在单独状态下所没有的。同时认为，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在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内学者认为，旅游系统是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每个因素都直接参与旅游活动，他们相互依靠，又相互制约包括客源市场系统、目的地系统、支持系统和出行系统四个部分。

三、协同论

协同论是对系统论的进一步衍生。从词源上分析，“协同”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意为“协调合作”，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哈肯指出：一个系统发生相变时，会因大量子系统的协同一致而引起宏观结构的质变，从而产生新的结构和功能。1976年，哈肯把“协同”理念加以明确并创立了一门新学科——“协同论”。哈肯所建立的协同论形成了一种基于开放系统的学科，专门研究系统内部子系统协同作用所形成的新整体的结构和特征，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将复杂系统用普遍原理来处理的理念和方法。

四、旅游系统

旅游作为一个系统，它是旅游者通过旅游媒介到达旅游目地的旅游活动系统，它由四个要素组成：其一是旅游主体——旅游者；其二是旅游客体——旅游产品（广义）；其三是旅游媒介——旅游业，其四是贯穿主体、客体、媒体的旅游活动（指以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存在和发展为基础，由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现象和关系总和）。就旅游系统而言，应是以目的地为中心，再加上客源地和旅游媒介，三个子系统共同组成空间组织单元。因此我们可以定义旅游系统的概念，它是指直接参与旅游活动的各个子系统相互依托、相互制约形成的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

五、历史文化街区系统

历史文化街区系统是城市旅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城市旅游系统互相作用，互相关系，是城市旅游系统发展的基础，就其个体而言，其发展只有适应于大环境，适合于大环境，促进大环境发展，才会有个体更好的发展契机。而城市旅游作为一个大系统，其发展也离不开包括旅游资源系统及各子系统的发展。各子系统协调发展，形成合力，才更有利于城市旅游的整体发展。

（一）客源市场系统历史文化街区子系统与城市旅游系统、旅游资源系统之间客源地相互统一，相互支持，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客源市场。客源市场是城市旅游系统的根本和基础，同时也是历史文化街区发展的根本和基础。城市旅游是一个整体，需要其内部各个子系统发挥共同的效用来吸引游客的到来，城市旅游的客源市场越大，各个子系统能获得的客源市场也就越大，而同时，各子系统客源市场的扩大，也会扩大城市旅游中各子系统的客源市场，从而扩大整个城市旅游的客源市场。他们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二）出行系统出行系统是联系各子系统与客源地之间的桥梁，也是联系个子系统之间的纽带，是城市旅游客源流的承载体。城市旅游系统内客源地系统交叉协同决定了城市旅游出行系统在子系统中的共用协同。城市旅游通道系统是由各种各级的交通、通讯、营销及其相应的服务组成。城市旅游出行系统的交叉协同可以有效避免客流、物流、信息流等成本浪费，节约了城市旅游发展的成本。城市旅游出行系统的交叉协同要求城市内部要合理构建旅游出行系统，各子系统共同维护城市旅游出行系统畅通，实现旅游出行系统的无障碍化，使各子系统之间的客流、物流、信息流等流通顺畅，实现城市旅游各子系统包括历史文化街区系统的协同发展。

（三）支持系统支持系统包括组织机构、政策法规、科技、人力资源、安全等，都是城市旅游发展的保障。城市旅游各系统的良好运行，要有一个良好的旅游支持系统为城市旅游发展搭建一个平台。而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市旅游目的地系统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重要的子系统，其支持系统与城市旅游之间的旅游支持系统在有一部分是共用的。城市的软硬环境支持系统，一方面既是城市旅游发展水平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历史文化街区发展水平的体现。但由于城市旅游整体与历史文化街区个体行政隶属关系、管理观念、发展水平等不同，各自的旅游支持系统发展水平也不一样：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子系统往往落后于城市旅游支持系统，城市旅游支持系统相对较为完善；历史文化街区个体的旅游支持系统依赖于城市旅游的发展，包含管理技术、基础设施、服务咨询等方面。

（四）目的地系统目的地系统是一个城市旅游发展所依赖的基础，是吸引游客前往的重要要素，它包括自身客源系统、旅游资源系统、设施和服务系统，其内部的协同发展是系统良好运作的前提。历史文化街区系统是旅游资源系统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体现着城市发展的脉络，也担负着城市发展见证者的责任，因此历史文化街区应更多地从文化及其担负历史见证功能的角度与城市旅游系统复合协同，促进系统的整体发展同时，更是促进自身的发展。

六、结语

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已成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焦点和难点，在“十五”期间，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应当认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紧迫性，确立保护原则，利用市场机制，探索新的保护方法，同时对现存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调查，以便为夸后的保护工作提供依据，为后人留下资料

1面对“第四次浪潮”的挑战

半个世纪以来，北京的历史风貌保护工作走过曲折而艰辛的历程，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受到过四次大的冲击。虽然在50多年前北京的和平解放使这座古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但由于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缺乏文物保护的观念，没有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意识，北京的文物古迹和历史风貌一度遭到较大的破坏期间，为大炼钢铁形成冲击金属文物的浪潮，许多珍贵文物消失在冶炼炉中。初期掀起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文字的和图案的文物、街景受到巨大冲击，大量碑刻、雕刻、经卷、书画毁于一旦，许多重要的文物建筑受到极不合理的使用，形成以破坏文化标志物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浪潮”。在此期间被当作封建帝都标志的城墙被最后拆除，北京的历史风貌受到很大破坏。“”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城市发展速度的加快，出现了以破坏文物建筑本身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浪潮”，王府大院内见缝插针式的建设和各处对文物建筑的拆改，破坏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从9o年代初期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城市的开发方式发生变革，由对单座文物建筑的拆改破坏演变成对成片街区的剃头式改造，许多文物建筑被拆除，一些很有保留价值的街区化为乌有，“第三次浪潮”演变成为“第四次浪潮”，即破坏历史文化区域的浪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受到严重挑战。

在北京的历史风貌经历一次次破坏的同时，人们为保护文物和历史风貌的努力也在加强从1957年北京确定了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作为对的反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文物保护工作，许多重要的古迹成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越来越多的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尤其是在80年代，保护历史区域的观念开始流行，1982年北京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1990年北京公布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并在2000年完成了保护区的详细控规。人们不再满足于文物的点状保护，而要实现历史文化区域的面状保护，历史风貌保护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如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任务却仍然十分艰巨，“第四次浪潮”正袭面而来，严峻的挑战并未结束。

2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紧迫性

实际上“第四次浪潮”造成的挑战不仅表现在北京，在全国许多历史文化名城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许多地方有代表性的历史街区都在消亡之中，它是一个时期的现象，是当前历史风貌保护问题的争论焦点，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不能回避的紧迫问题。

北京是全国99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历史街区保存最多、其历史文化价值最高的一座城市，它的重要性是其他城市所不能比拟的。北京作为首都对于全国也有着示范、引导的作用，它应当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方面成为全国的表率。北京虽然完成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规划，并升始制定相关的法规，但像北京这样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仅仅保护现有的25片街区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多的街厩和更多的建筑得到保护，需要在那些无法保留的街区中留下必要的标志性建筑．以便尽可能保持和延续古都的历史风貌。

目前北京在历史街区保护方面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房屋的自然老化在不断侵蚀着古都的风貌，由于缺乏必要的维修与更新机制和超负荷使用，使许多百年老屋濒临危境。另一方面，在北京城市发展战略中，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仍未提到应有的位置。在90年代初开始的旧城危旧房改造中，在没有对危旧房与历史风貌作出明确界定和认真调查的情况下仓促上马，形成大面积剃光头式的旧城改造局面尽管这次大规模改造由于成本过高．在1997年以后减缓下来，但大片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街区已被拆除，众多文物遭到破坏，北京的古都风貌受到严重影响。

晟近北京市提出要在5年内完成“危旧房改造”的目标，同时降低了拆迁补偿标准，如果一切顺利．5年后，除“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外，其他古老的街区、院落，以及那些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古迹都将不复存在，一些有保留价值的文物、四合院和街区可能会在我们尚未认识它的时候就被匆匆拆除，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北京历史风貌的保护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保护工作艰巨而紧迫，北京能留下多少历史风貌，关键就看今后的5年。

3确立历史街区保护和改造的基本原则

要在今后5年中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使尽可能多的历史风貌得到保护，不但需要转变过去点状保护的观念，树立区域保护的意识，而且要确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历史街区整体保护的原则：像北京这样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必须坚持街区整体保护的原则，将街区整体保护与个体文物保护相结合。因为只有个体保护，没有整体保护，就留不下历史文化名城的特有风貌。整体保护包括保留城市的基本轮廓、格局和街道、胡同系统。

第二，坚持历史风貌保护优先的原则。在北京旧城范围内，开发建设应以不破坏原有的历史风貌、文物古迹为前提。城市的发展战略、总体布局以及城市道路改造、商业中心建设等各项详细规划都要体现这一原则．应将其做为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加以确定：

第三，坚持文物原地保护的原则文物保护单位不仅本身具有历史文化的价值，它还是原有城市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历史文化体系的标志物。离开了原有的空间．它的文化价值将大大降低因此不论是新建建筑还是道路．在规划设计上都应尽可能绕开文物，个别实在绕不开的．只可在原地做短距离的整体移动，不可做长距离的搬迁。

第四，确立保留历史标志物的原则。对于旧城区的改造，应摈弃简单的“剃光头”式的改造办法，在不得不拆除的旧街区内，应规定老建筑的最低保留数量，保证在原地留下少量标志性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不仅包括文物保护单位，还应包括保存较好的非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和其他标志性物体，如四台院、会馆、衙署、小庙、碑刻、水井等，以保持历史文化景观的地域延续性

第五，实行保护与开发利用结合的原则。在旧城区内，不论是文物保护单位还是历史文化保护区，都是北京城市具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保护应与使用相结合，尽可能加以开发利用，通过利用实现保护。

4建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新机制

目前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争论和冲突最大的，是旧城改造中实行的剃头式改造，用舍弃历史风貌的代价换取市民住房的解困，从而陷入解困必拆房的窘境。然而，市民住房解困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之间并非是绝对排斥的关系，能否找到既解决市民住房问题又能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办法，是当前北京城市建设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从北京过去数百年来城市发展演变的历程可以看出，大量的住宅建筑在数百年问维持不衰，甚至能为我们今人服务，主要不是靠官府资金的支持，而是由于有大量民问资金的投入，有一套自我更新的机制。解放后形成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房屋所有制形式和低房租政策，使得大量四台院失去了自我维持和更新的机制，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今天要想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区中的四合院，就应该利用市场机制，利用灵活的政策，吸引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资金，包括外省市乃至海外的资金，投向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维护中来，使历史街区走上有机更新的良性发展轨道上来，从而摆脱解困必拆房的怪圈。

目前，将四台院投人市场的条件已渐趋形成，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扑始对传统建筑产生兴趣，看作是理想的生活、工作环境，欲将其作为未来可以保值增值的财富。为此，可有步骤地进行公有四合院的改制试验，将房管部门改为房地产公司，将四台院投入市场，在不改变其原有风貌的前提下进行出售，同时提供适当的优惠政策，以鼓励人们投资于四台院的修缮和保护。为配台四台院的改制，可设立一个政府出资为主的历史文化区整治基金，例如在”十五“期间每年可投人2亿元，5年共投入10亿元，专门用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居民的外迁和历史建筑的修缮。然后将修缮好的或实现原住户迁出的房屋出售或拍卖，以收回成本。对于私房应积极帮助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帮助一些占房户搬迁，逐步提高房租，准许自由买卖，使房屋所有者有能力对房屋进行维护和修缮。政府刚应将重点放在街区内市政设施的更新改造上，为改善生活环境创造条件为保证在房屋买卖中历史风貌得到有教保护，需要制定一套详细的法规，对房屋买卖和使用过程中的文物与历史风貌保护做出严格规定。公务员之家

5对城历史街区进行全面的调查

随着北京旧城改造速度日益加快，大量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在没有来得及做全面记录的情况下已转瞬间化为平地，这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利用十分不利。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许多与历史风貌保护有关的争执，都与历史街区的家底不清有关何况，对于北京这样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来说，也应该有一套精确的档案记录，以便于后人的研究为此应尽快展开对历史街区的全面的调查，以便摸清家底，留下资料。

历史街区的调查不同于以往的文物调查，它的调查范围应包括每一座房屋．涉及每一座房屋的建筑历史、建筑形制、建筑布局、原有的内部装饰、使用状况、居住者状况、相关的历史事件、口述史料民间传说等，同时也包括胡同、街道的立面景观特征，通过文字记录、照片、录像和图纸等形式记录下历史街区和建筑的洋细资料，进行全面的调查，还可以发现一批新的文物和有保留价值的历史街区为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历史风貌保护提供依据，并弥补以往文物调查的不足调查可以分区、分阶段地进行，首先调查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外的街区，尤其是那些马上就要拆除的街区。调查经费在初期可完全由政府承担今后则应要求开发单位在进行改造项目的设计之前，先要对该街区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有关部门提供调查报告，这应成为旧城改造工程的必备程序。

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篇7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1.

[2]刘红婴/王建民.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240-250.

[3]卢斌.丽江“评遗”十年遭黄牌古城灵魂正在离开./news，2008-01-28.

[4]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3-5.

[5]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6-7.

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篇9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西藏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西藏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西藏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西藏，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西藏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西藏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普查队：《西藏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历史文化论文范文篇10

苏州历史文化名城档案信息系统数据库在逻辑上可以分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和历史文化专题数据库。借助信息技术建立起一套能系统存储名城复杂历史文化资源的空间数据库—历史文化专题数据库，则是将GIS技术应用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工作的基础与关键。

1.1数据库设计苏州历史文化专题数据库的设计与建设应该从多角度、多领域、多维度综合考虑与之相关各种专题数据，具体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1）专业数据。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所拥有的，如名称、类别、简介、历史功能、现状功能、所有权、保存状况、施工与材料、工艺、空间布局等等。

（2）空间数据。一方面是指历史文化资源要素的空间位置描述，如所在点位坐标、范围边界线坐标等；另一方面也包括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所属区域位置信息、地址属性、地理编码以及空间拓扑关系信息。

（3）时间数据。主要包括其创造、发现、翻建、维护等相关的时间信息。

（4）专题数据。与当前环境结合，对于历史文化资源要素的发展变化有一定影响或者关联数据，包括人口数据、经济数据、环境数据、控保紫线数据、基础地图数据、行政区划数据、道路交通数据、旅游数据、园林绿化数据、管网数据、水资源数据等多类数据综合属性信息。

1.2数据分类与编码结合苏州地方特色，将苏州历史文化资源依照分类别、分层次、分区域的原则划分为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大类；对于小类继续细分，数据编码可以有效地实现现实目标对象与计算机语言以及空间属性信息的关联与转换，从而为历史文化专题要素的检索、定位提供支持。因此，根据历史文化资源分类别、分区域、分层次组织的基础上，结合各要素空间参考、几何形态等空间属性，实现历史文化专题数据编码规则。

1.3数据与共享为了盘活历史文化专题数据、消除“信息孤岛”，在数据库建设与维护的基础上，借助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OA）的思想以及WebService技术实现，将数据为通用、开放的Web服务，通过客户端请求与服务端响应的通信方式实现创建会话、权限验证、数据操作、结束会话整个信息交换流程，从而以数据操作服务接口的形式实现信息的与共享。每一次数据操作服务均由客户端发出一个数据操作服务描述的请求，数据库访问服务器接收到后生成并返回一个响应，该响应中包含数据操作服务结果的XML文档。

2系统建设

利用GIS作为信息载体与表达方式，在建立历史文化专题数据库的基础上，搭建档案信息系统，实现历史文化专题数据与基础地理信息的整合，形成苏州历史文化“一张图”，实现了图文一体化地展示历史文化档案信息。

2.1系统架构与技术选型苏州历史文化档案信息系统前端采用跨平台、兼容性较好的ASP+Javascript技术，后台服务采用较为成熟的.net、SOA、WebService、XML等技术实现，基于B/S（浏览器/服务器）体系架构，依据多层模型构建系统，在逻辑上可以划分为数据、应用与用户三个层次，。数据层：主要包括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库与历史文化资源专题数据库，并以数据操作服务接口的形式提供数据的交换与信息共享。应用层：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公众查询展示系统和历史文化数据维护与运营支撑系统。用户层：主要包括系统使用的相关公众用户、数据管理用户、领导管理层以及提供共享服务的其它单位部门。

2.2功能设计与实现苏州历史文化档案信息系统在应用层面上主要分为历史文化地图查询展示子系统和历史文化数据维护与运营支撑系统两个部分。历史文化地图查询展示子系统提供了地图浏览、关键字查询、分类别查询、分区域查询、详细信息查询几个功能模块，

2.2.1地图浏览基于“智慧苏州”基础地理信息平台WebGIS二次开发接口实现苏州二三维电子地图、影像地图、社区地图的浏览、缩放、漫游等操作。

2.2.2关键字查询基于要素相关重要属性信息（如名称、地址等）的关键字匹配搜索，实现查询结果要素的定位、显示与详细信息查询。

2.2.3分类别查询基于历史文化资源的类别属性（如古遗址、古建筑等）的历史文化要素查询，实现该类别查询结果要素的定位、显示与详细信息查询。

2.2.4分区域查询基于地理位置属性与行政区划属性（如姑苏区、吴中区等）的历史文化要素查询，实现该区域内查询结果要素的定位、显示与详细信息查询。

2.2.5详细信息查询针对各种查询功能所得到的结果，查看其详细、完整的属性信息，如地址、年代、历史、现状、文字、图片等相关信息。历史文化数据维护与运营支撑系统提供了历史文化档案数据维护更新、数据统计分析、数据权限维护、系统设置、用户管理与权限分配、系统日志等几个功能模块。通过借助GIS“一张图”的数据综合与展现模式，盘活了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的成果数据，适用于多元化的应用；同时，通过搭建全市历史文化专题数据平台，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一个研究资料库和专业统计分析平台，为政府相关部门在历史文化档案信息的项目审批、规划管理、政策研究制定等方面提供有力依据；为公众提供一个权威、便捷的信息检索平台；通过完善的维护更新机制实现了对历史文化资源专题数据库实时动态的维护与更新。

3总结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