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编纂探究论文

时间:2022-03-04 08:16:00

历史编纂探究论文

一、成文记事的开端

探讨文明起源,文字的出现是一项重要标志。那么,中国古代文字究竟出现于何时呢?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从半坡仰韶文化的陶器符号,到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再到良渚及龙山时代的刻写文字,新的发现层出不穷,极大地推进着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然而,材料毕竟嫌少,加之这些发现年代久远,研究难免不带推测成分,以致学者间认识很不一致。即便这些符号已有固定的语音,亦非随意刻划,而且是用来“记言”乃至于“记事”,但都是以单个或孤立的形式出现的,很难断定是成熟的文字。文字作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工具,不仅要有记录语言的功能,还必须具备传达语言的功能,而这“传达”功能则是判定书写符号是否文字的重要标志。如果这些刻划仅仅为制作人(或制作圈)出于某种记忆需要所作“记号”,不为制作人(或制作圈)以外其他人所认识、所使用,即便其中带有制作人(或制作圈)的某种意识,这些“记号”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是文字[1],只能说其所表现的是原始书写(或绘画)艺术。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这些符号:

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一定的意义。……与我们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态之一,它影射出我国文字未发明以前,我们祖先那种“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传说,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2]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发现甲骨片,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证明,刻划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主要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因而称之为“卜辞”。其所使用的文字只有几千字,一半以上可以认识,不认识的大都是专名,如地名、人名、族名等,其义可知,其音不能得其读。虽然卜辞所使用的文字并不是殷代文字的全部,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卜辞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凡祭祀、征战、田猎、疾病、风雨冥晦、年辰丰欠、时日吉凶、用人用牲多寡、分娩或男或女……一切大事小事,都要通过龟甲兽骨的占卜。用现在的概念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无所不包。《甲骨文合集》集一个多世纪来出土甲骨之大成,著录甲骨卜辞近5万片,根据记事内容分为四大类、二十二小类。

四大类为:(一)阶级和国家,(二)社会生活,(三)科学文化,(四)其它。

二十二小类为:(1)奴隶和平民,(2)奴隶主贵族,(3)官吏,(4)军队、刑法,(5)战争,(6)方域,(7)贡纳,(8)农业,(9)渔猎、畜牧,(10)手工业,(11)商业、交通,(12)天文、历法,(13)气象,(14)建筑,(15)疾病,(16)生育,(17)鬼神崇拜,(18)祭祀,(19)吉凶祸福,(20)卜法,(21)文字,(22)其它。

卜辞的程式非常简单,大抵是“某日某人卜问某事,吉或不吉”,有时记录其效验。记日用干支而不用数目字。下面,结合甲骨文的记事内容,了解一下甲骨文的记事形式。

命令:

[乙巳卜],[殼,贞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合集》1)[3]

组建三军:

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合集》33006)

调集兵员:

辛巳卜,争,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一万,乎伐方。(《英藏》150)

今岁受禾:

癸丑卜,贞今岁受禾。弘吉。在八月,惟王八祀。(《合集》37849)[4]

生男生女:

甲申卜,殻,贞妇好娩嘉。王占曰:其惟丁娩,嘉。其惟庚娩,弘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惟女。(《合集》14002)

四方受年:

乙巳,王卜,贞[今]岁商受……。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合集》36975)

……

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4个部分。

癸酉卜,亘,贞臣得。王占曰:其得。佳甲、乙。甲戌臣涉舟,延陷弗告。旬又五日丁亥执。十二月。(《合集》641)

其中,“癸酉卜,亘”是叙辞,在癸酉这天占卜,由卜人“亘”主持卜问。“贞臣得”是命辞,“贞”是卜问,问逃亡的“臣”能否抓到?“王占曰:其得。佳甲、乙”是占辞,“王占曰”是商王根据龟骨上的兆纹作出判断,能够抓到。“甲戌臣涉舟,延陷弗告。旬又五日丁亥执”是验辞,甲戌这天“臣”逃过“舟”这个地方后就失去线索,到15天丁亥日被抓到。最后,还注明此事发生在十二月。从这条卜辞来看,记事文的基本要素――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经过,一应俱全,比起《春秋》记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春秋》是经过“系日、系月、系时、系年”编纂的记事,而卜辞仅仅是一个个占卜的记录,未经编纂(当时尚无“编纂”意识)的零散记事。作为占卜记录,卜辞还存在下述情况:

其一,卜辞中占辞是最重要的部分,决定着卜问之事是否可卜,问能否抓到?凡此种种,引起不少学者的怀疑,“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并认为到商代晚期占卜日趋程式化而呈现出衰落之势。[7]

其三,从甲骨发掘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占卜甲骨并没有将占卜结果契刻上去,我们所见到的有卜辞的甲骨,仅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卜辞的上述实际情况至少表明这样两点:1、商王自充贞人,显然“贞人”并非如后来人们所说就是“史官”;2、商王的绝大多数占卜结果都不契刻到甲骨上,所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的说法很难成立。

根据甲骨文记事的成熟程度,人们推测在其前必定有一个相当长的创制阶段,或许就是承继夏代而来。然而,迄今为止,经过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甲骨文、现代考古与历史学、民俗学等的综合研究,结论仍然是中国自商代开始进入成文记事的历史时期。具体时段,大体在商王先公上甲至示壬、示癸的时代。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发表以来,经“甲骨四堂”的不断探索,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即已经形成这样的认识:

殷之自上甲以下入于有史时代,自上甲以上则为神话传说时代。[8]

70年代以后,又进一步推断中国“成文历史的开始”当在“二示”即示壬、示癸的时代。[9]

不过,这里所说“有史时代”或“成文历史”,不是说此时中国已经有“史书”或“史学”,而是指从这时起中国开始进入用文字记事(“成文记事”)的历史时期。

二、口述传说的流传

语言的出现较文字更早,口述传说理所当然地要比成文记事更早。但在人类初始阶段,“口述”的内容并非传说,而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由于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只能凭着记忆一代一代地传述。所谓“十口为古”,口述的内容便渐渐地成为“古事”即往事了。

由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流传的传说主要是原始记忆中先祖们生存斗争的事迹,包括客观外界的映象,先祖们的来历,先祖们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与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等等。这种口述传说在文字出现以后,并没有被系统记录下来,仍然是以口耳相接的形式流传。为了便于流传,语言表述方式不断被加工、整齐。

直至西周末年,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卲公谏厉王弭谤时提出: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0]

西周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上至公卿列士,下及百工庶人,以各种形式(献诗、献曲、献书、或箴,或赋,或谏,或传语)发表言论,出谋划策。在这样一种全社会的“文化运动”推动下,口述传说得以广为流传,并不断被记录下来,逐渐形成文字记载。甲骨文、青铜铭文基本不记口述传说,到了春秋时期口述传说被人们在各种场合反复征引,因而得以出现在现存的早期各类文献当中。《诗》、《书》、《易》、《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诸子著述、楚辞……,无一没有口述传说的内容。不同的是,有些传说被人为地加以神话,有些传说被人为地历史化了。

下面,围绕禹、夏的历史,对上述文献中保存的口述传说作简略考察。

《诗·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道其倬,韩侯受命。”《长发》:“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女戎方将,帝立子生商。”都是在借往事说今事,虽然简单,但口述的特点明显。

《尚书·洪范》所记,是殷遗老箕子听到的关于禹的传闻:“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没有说禹如何治水,只说禹继鲧之后得到上帝的赐予,所赐是治国安民的要诀――“洪范九畴”。

《皋陶谟》开篇交待明白:“曰若稽古”,即根据传说整理。既为传说,流传中必然形成不同说法。今文《尚书·甘誓》是夏后启伐有扈氏,而《墨子·明鬼下》“观乎夏书,《禹誓》曰”所引文字与《甘誓》基本相同,却是禹伐有扈氏。《吕氏春秋·先己》亦为“夏后伯启与有扈战于甘泽”。究竟是禹伐有扈氏,还是夏后启伐有扈氏,已经无从弄清楚了。司马迁认为夏后启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11],采用了今文《尚书》和《吕氏春秋》的说法。

《左传》中有关禹、夏的传说,都出自春秋时人之口。

襄公四年:魏绛与晋侯论和诸戎,引用“夏训”。“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魏绛对曰: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钅且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

这就是夏史上所谓的“少康中兴”,是魏绛根据“夏训”所说。而所谓“夏训”,也仅仅是魏绛所得之传闻。

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越王以甲楯五千保会稽,遣大夫文种因吴大宰噽以求和,吴王将许之。伍员以为不可,亦以“少康中兴”为例告诫夫差:

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这是出自伍员之口的“少康中兴”,连根据(出处)都没有交待。

两则“少康中兴”的传说,一则出自魏绛,一则出自伍员,说法不尽相同,司马迁未采用,《史记·夏本纪》没有“少康中兴”的内容。

《国语》中关于禹、夏的传说,同样也是出自春秋时人之口,如《鲁语下》“孔丘论大骨”是孔子所闻: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客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此“僬侥氏长三尺”,即《山海经·海外南经》、《大荒南经》的“小人国”。

《战国策·燕策一》“燕王哙既立”条,鹿毛寿谓燕王曰:“不如以国让子之。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举国属之,子之大重。另有人进言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子之三年,燕国大乱。

这一传闻,春秋时有几个“版本”,《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罗列如下:

潘寿谓燕王曰:“王不如以国让子之。人所以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必不受也,则是尧有让许由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国让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则是王有让子之之名,而与尧同行也。”于是,燕王因举国而属之,子之大重。

一曰,潘寿阚者,燕使人聘之,潘寿见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对曰:“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今王信爱子之,将传国子之。太子之人尽怀印,为子之之人,无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群臣,则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

一曰,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今王欲传之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传之而实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司马迁对待这些传闻,态度颇为慎重,只在《夏本纪》中这样写:“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禹铸鼎象物,也出自春秋时的传说。《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庄王。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对答说:“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姦。”《墨子·耕柱》也有同样说法:“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这是启铸九鼎之说。《史记·楚世家》叙王孙满此语则作:“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姦。”所谓“虞、夏之盛”,显然是指禹时。不论是禹铸鼎还是启铸鼎,迄今考古所见,未有夏器,且铸鼎象物,也为夏代初年生产水平所不能。虽然诸说云云(包括《吕氏春秋·先识览》、《慎势》、《离谓》、《适威》等篇),仅仅传说而已。至于以《山海经》为“后人录夏鼎之文”的说法,就更加不可足为信了。

禹克三苗,是墨子在回答“以攻伐之为不义”的辩论中引出。墨子认为应当区分“攻”与“诛”的不同,举例说:“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扌益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12]《战国策·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论河山之险,吴起认为“河山之险”不足以保“伯王之业”,举“禹放三苗”、“汤灭夏”为例:“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险,而右天谿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

《吕氏春秋》在论述“人主之行与布衣异”时以鲧与禹的行为作比较:“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徉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13]这与《史记·夏本纪》所记“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全然不相符。

上述考察虽然未能尽数钩稽现存早期文献中关于禹、夏的记载,但仅此已足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一、口述传说到春秋时期,经常为人们引用,或与朝臣谏君相关联,或为学者发论作佐证,因而得以流传。

二、长达上千年的口耳相接的辗转传述,同一件事出现多种说法,而引用者仅仅根据各自的需要转述,并未认真考异,其真实程度大都有待进一步证实。

三、所谓“夏书”、“商书”,并非成于夏代之书、成于商代之书。夏代尚未进入“成文记事”时期,不可能有所谓“夏书”。商代虽已进入“成文记事”时期,却无编纂意识,也不可能有所谓“商书”。所谓“夏书”、“商书”,是周秦之际的人们根据有关传说整理、编纂的“关于夏代之书”、“关于商代之书”,预示着历史编纂的即将诞生。

三、历史编纂的诞生

商周数千年间,虽然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并驾齐驱,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却总是零零散散、片片断断的过往之事。记事已经相当成熟的青铜铭文,自宋以来虽经著录,却仍然是一团“混沌”。直至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两周金文辞大系(时间系统和地域系统)之后,这些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才成为说明它们所处时代的历史纪录。这正是历史编纂意识运用在青铜铭文研究上的重大突破!

西周末年的献诗、献曲、献书、或箴,或赋,或谏,或传语,不仅推动了口述传说的流传,而且推动着口述传说的整理。整理反映过往来程的素材(包括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并以一定的体裁编纂成书,历史编纂应运而生。

历史编纂的诞生,大体经历两个步骤、创出两种体裁。

两个步骤,一是整理口述传说使之成文,一是汇集口述传说、成文记事,进行编选。两个步骤互为交叉,前后不必一定如刀裁斧断。

两种体裁,一是分类编纂,一是按年编纂。

《诗》的整理编纂,《史记·孔子世家》只说对了一部分:自有诗以来,口耳传诵者陆续用文字记录下来,多达“三千余篇”。到孔子时代,经“去其重”,选出“可施于礼义”的“三百五篇”,上起商、周的始祖契和后稷,下至西周末年的幽王、厉王,分类(风、雅、颂)编纂起来。自商周始祖至西周末年,延绵上千年。“国风”所采包括15国,虽然主要在黄河流域,但也远及长江流域。在那样长久的年代里,在那样广阔的地域中,表现在“三百五篇”中的差异却很小,尤其是音韵差不多一律,充分表明“三百五篇”是经仔细加工过的。但并非“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其编纂时间在孔子之前。《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赵衰向晋文公推荐卻縠为三军统帅,说:“臣亟闻其言矣,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早于孔子的卻縠,以善治《诗》、《书》闻名,表明孔子之前《诗》已经编纂。到襄公二十九年(544),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请观于周乐”。乐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等国风,为之歌《小雅》、《大雅》,为之歌《颂》。除了“郐以下无讥焉”,季札一一作以评论。此时孔子尚在少年,鲁国已经有了与传本无异的《诗》存在了。如果说孔子与《诗》三百五篇有关系的话,也不过司马迁所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诗》三百五篇,在孔子之前已经编定,为这一时期历史编纂的一大成就。

《尚书》的整理、编纂,比《诗》的整理、编纂要复杂得多。《孔子世家》写得不如《诗》清楚,只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安国序称:先君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这到是交待出了整理、编纂经过:流传的“典、谟、训、诰、誓、命之文”,经孔子“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选出“足以垂世立教”者“凡百篇”,编纂成书。《尚书》最初的编纂,亦在孔子所处时代。

现存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其中《虞书》二篇、《夏书》二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七篇。

夏代尚未进入“成文记事”时期,《虞书》、《夏书》四篇,文字必为后来书写。篇前的“曰若稽古”,明白告诉读者,其所根据是古来传说。其成文时间,学者间意见颇难一致,早可至商末周初,晚可讫战国末年。我们不妨将这一长长的时段视为其流传阶段。

《商书》五篇,虽然有“成文记事”的甲骨卜辞,但以商代可能达到的书写实际而论,很难断言为商代遗文。现代考古发掘表明,在甲骨刻辞之外,商代已经用笔书写。不过,除了在陶片等物上的书写符号之外,迄今尚未见到有“成文记事”的“典”与“册”。《尚书·多士》中“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句,究竟应当作何解释?整段文字的意思是说以德选任官吏,如果将“有典有册”解释为“有记载历史的典册”,殷才得以“革夏命”,显然与上下文意不衔接!甲骨文中数见“工典”、“工册”、“登册”,于省吾专有《释工》一文,考证“工”乃“贡”之古字,“登册”与“贡典”同义:“其言贡典,是就祭祀时献其典册,以致其祝告之词也。”[14]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作册”是进行册封、册命。准此,则“有典有册”一句才能与上下文意一致。《商书》五篇,显然不是这种性质的“典”与“册”,因此仍然应视为后来加工、整理而成。

《周书》十九篇,以周初彝铭《大丰簋》、《大盂鼎》相比证,《大诰》至《立政》的十余篇可以确定为周初的文字。其余几篇,成文较晚,且有争议。

就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情况来看,《虞书》、《夏书》经长达1500多年的口耳传述,至孔子所处时代方才整理成文,难以取信。[15]《周书》则是“成文记事”的代表性文字。

《尚书》的整理、编纂,完整地反映了早期历史编纂诞生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分类编纂,不论诗还是文,虽然是在历史编纂意识下的编纂,诗中有史诗成份,文可谓历史文献,但还都不是过往来程的连贯记述。只有按年编纂出现,才使史学走出萌芽状态,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16],名为《秦记》。司马迁所见《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17]由此可知,早期的“纪事”未必按年编纂。司马迁作《三代世表》,只能作成“世表”,是因为没有根据“论次其年月”。《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始,表明其所见最早纪年只能上推至公元前841年,这似乎暗示着按年编纂出现的年代。

从共和元年(前841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经历了三个半世纪的时间,中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简史――《春秋》问世。《春秋》作为鲁之春秋,按照鲁国国君“十二公”在位顺序,以事系日、系月、系年,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间的大事,表现出过往来程的基本脉络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成为中国编年史的始祖。[18]

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侯使韩宣子起使鲁,在鲁见到《易》、《象》与“鲁春秋”,韩宣子感叹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19]继“鲁春秋”之后,出现一个各国编纂“春秋”的热潮:晋有“乘”、楚有“梼杌”。[20]《墨子·明鬼下》又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的内容。出现所谓“百国春秋”,进一步推动着历史编纂的发展,《左传》集“百国春秋”之大成,将编年史推向成熟,是为中国史学形成的重要标志!

[1]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通常为了便于记忆,往往也作各式各样的“记号”,除了自己或极少数相关人而外,不为他人所知,不具备“传达”的功能,因此这些“记号”从来没有被当作文字。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186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

[3]“殼”应写作“”,下同,音que,鵲,贞人。

[4]“惟王八祀”,系指王在位八年,但非历史纪年。“惟”或作“佳”(wei,音维)。

[5]据陈梦家统计,甲骨文中共有120位贞人,属于武丁时期73人,祖庚祖甲时期22人,廪辛康丁时期18人,武乙时期1人,帝乙帝辛时期6人。详见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第202-205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6]“丧命”二字,卜辞刻划复杂,各家释文不一,特此说明。

[7] 参见宋镇豪著《夏商社会生活史》第5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D·N·Keightley:SourcesofShangHistory-TheOracle-BoneInscriptionsofBronzeAgeChin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

[8]郭沫若著《卜辞通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第362页,科学出版社1983年。

[9]于省吾《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

[10]《国语·周语上》“卲公谏厉王弭谤”条。

[11]《史记》卷2《夏本纪》。

[12]《墨子·非攻下》。

[13]《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

[14]收《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

[15]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86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夏代起公元前2070年,至孔子所处时代,不少于1500年。

[16]《史记》卷5《秦本纪》。

[17]《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三》。

[18]《春秋》是经过再加工的,并非“鲁春秋”原貌。

[19]《左传》昭公二年。

[20]《孟子·离娄下》。行。在出土的甲骨中,占辞基本上都是“王占”,还有不少卜辞由商王直接充作贞人,亲自命辞卜问。凡“叙辞”为“王贞”、“王卜”、“王曰”等者,均是商王亲自主持占卜,命辞卜问。康丁以后的卜辞,贞人署名的契刻卜辞日渐减少。[5]

其二,验辞为了验证命辞,往往是在事后补写的。请看《甲骨文合集》著录的13752条卜辞:“(癸巳)贞弓斤其有疾。王占曰:弓斤其有疾,惟丙不庚。二旬又七日庚申丧命。”[6]卜问“弓斤”患病有无性命之忧,占卜日为癸巳日,兆象凶险,“二旬又七日庚申丧命”是验辞,表示占卜应验了。这“验辞”显然是在庚申日或其后才契刻上去的。最有意思的是《甲骨文合集》著录的643(正丙)条卜辞:“癸巳卜,宾,贞臣执。王占曰:吉,其执。佳乙、丁。七日丁亥既执。”7日前(丁亥)逃亡的“臣”已被抓到,而在7日后(癸巳)商王还在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