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枪杀杨宇霆和常荫槐分析论文

一、杨常被杀经过及公布的罪状

杨宇霆和常荫槐,在执政时期都曾担任重要职务。杨宇霆,1885年8月29日生于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幼时有“过目成诵之才”的赞誉,1904年,考中清朝末班科考秀才。后就读奉天省立中学堂,一年后即被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学成回国后,历任炮兵队队长、管带,东三省讲武堂教官,陆军部一等科员,东三省军械厂兵器科长、管带、弹药队长、厂长等职。1916年,任奉天督军后,杨长期充任奉天督军署参谋长、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等要职。

常荫槐,原籍是山东省寿光,后迁至吉林省梨树县西北刘家馆子乡落户。1910年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此后,随其兄常荫廷进入黑龙江都军署课任额外科员,1921年,随许兰洲部剿匪,任参谋长。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任许兰洲骑兵司令部参谋长。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任命为军警执法处处长。此后经杨宇霆推荐出任奉天全省清乡总办,1925年出任京奉(京沈)铁路局局长。1928年7月,出任黑龙江省省长,同时仍兼任京奉铁路局局长。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一同来见张学良。向张提出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理由是中东铁路是中苏合办,不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管辖,如果成立铁路督办公署,可将所有铁路纳入管辖范围之内。杨宇霆已将成立公署的文件拟好,由常荫槐出任公署的督办。张学良说,这件事涉及外交,应慎重考虑,东北的局势刚安定下来,不要因此引起外交上的纠纷。应当说,杨常主张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目的,是出于维护铁路权益和主权。而张学良主张暂缓进行,是出于东北政局的稳定,双方对此问题没有本质上的分歧。杨宇霆当时坚持要张学良马上签字同意。张学良不露声色地约他们晚餐后从长计议。当晚19时左右,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一同来到大帅府老虎厅会客室。刚刚落座,警务处长高纪毅和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六名卫士,就破门而入,六支手枪同时对准杨常二人。由高纪毅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反对易帜,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你们二人处死,立即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苍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分别由两名卫士按住,分别由两名卫士从头部向下开枪,结束了两人的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

张学良于第二天上午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郑谦、臧式毅、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杨常已被杀。众听此言,惊愕不已。张让秘书长郑谦草拟电稿,郑“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改刘鸣九执笔,终拟出电稿。事后陆续了《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布告》、《张学良致中央政府通电》、《张学良致三省父老电》、《追述杨常伏法经过详情》、《杨常伏法之判决书》等。

对外宣传杨常的罪状是:“暗结党羽,图谋内乱,勾结共党,颠覆国府,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于本月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考问,皆已俯首服罪。”［1］“审讯历四小时之久,咸认为私运军队,勾结党徒,图危国家,均属确凿有据”,已构成“内乱罪”和“叛乱罪”,“遂依法判决,立地执行枪决”。为此,还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张学良亲自与记者谈话,说“处决杨常,确实经过相当之法律手续”。事实上,杨常被杀,根本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正如刘鸣九回忆文章所说,当时公布的材料都是枪杀杨常之后,由秘书人员炮制的,根本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刘鸣九还强调:以“叛乱”罪名加诸死者,实无根据。

二、杨常虽有致死之由,

却无应杀之罪

杨宇霆和常荫槐在时期,是奉系集团的重量级人物。在时期,杨宇霆身兼数要职,位居首辅。“由于其所处地位之特殊,也养成了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平时除老帅以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杨不仅不稍敛抑”,而且“专横更甚”,这是导致张学良决定杀杨常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首先,杨宇霆不服从张学良对他的工作安排,欲以无名之身,指挥全局。张学良在接管政权之初,曾拟任杨为黑龙江省军务督办,结果遭到杨的拒绝。后来张让王树常就商于杨,请其到欧美各国考察,结果还是遭到杨的拒绝。在东三省保安委员会组建之初,张曾推荐杨出任委员,杨也固辞不就。从杨宇霆的言行上看,固辞不就并不是为了退出领导当局,而是“欲以无名之身,指挥全局”。“明云引退,暗执政柄”。在东北易帜前后,有许多大事需要讨论。在一次讨论裁减兵员的会上,张学良因身体原因临时离开,会议由杨宇霆主持,当张回来询问会议进展情况时,杨宇霆则极不礼貌地阻挡说:“你不知,你不要管”。像这样喧宾夺主的情况,经常出现。杨宇霆对张学良俨然“以父执自居”,“凡事都自作主张,事先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张提出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2］。上述杨常坚持要组建“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只是其中的一例。一次,杨宇霆和常荫槐二人一同来见张,杨提出要扩充东三省兵工厂事宜。张学良表示东北目前财政情况紧张,各方面都在裁减经费,兵工厂亦应紧缩,纵使必须扩充,现在也无财源。杨说可从铁路局每月拨若干经费,补充兵工厂。张学良转询常荫槐,常荫槐立即应允可以。这让张学良不解和不满,因为前不久,张曾向常要求由铁路筹款若干补充军费,却遭到常的拒绝。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些违背最高执政者意志的言行,无论是从所处地位角度,还是从为政者规则的角度看,都是不适宜的,甚至是犯了大忌。

其次,杨宇霆在心理和行为上,对张学良不以长官尊之。在东北易帜前,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东北易帜后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总司令,是东北最高军政长官。而杨宇霆坚持不同意张学良为其安排的任何职务,当时仅是东三省军工厂督办,两人职位相差悬殊。然而,在杨宇霆的眼里,张学良“只不过是一个好玩的公子哥儿罢了”。特别是后来,张学良染上严重嗜好,精神、身体皆欠佳,更使杨宇霆对他轻视。在杨宇霆的“口头笔下,从未奉张以尊称,仍如往常呼之为汉卿”。在不得已称官称时,也当众用小字眼呼之:“司令官儿”。对张学良常用“小夥过来,我语汝”,甚至“在稠人座之中,予张以难堪”。张学良对杨宇霆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张杨两人的关系,在东北易帜前后,处于相当不正常的状态。

再次,常荫槐写信给,提出“东北之事不必找张”。常荫槐请去南京开会的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给捎去一封信,吕荣寰是法律意识淡薄,还是政治意识过强,我们现在不能揣测。他将这封信拆开看了,发现常荫槐竟然在信中狂妄地写道:“东北之事不必找张,他每天打毒针,跳舞,不务政事,有事找杨督办或是我即可”［3］。吕看后将这封信交给了张学良。这种动摇主帅地位的言行,当然令张气愤不已。

杨宇霆和常荫槐对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竟如此轻视,甚至是专横跋扈,在任何时代都是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在那个法治还不健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样做,极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我们说杨宇霆、常荫槐极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是从政治的角度,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政经验教训的角度,是从当时东北政局的历史与现状的角度说的。而如果从杨常所作所为的事实角度看,他们虽有致死之由,却无应杀之罪。

第一,从上述杨宇霆、常荫槐各种轻视长官或专横跋扈的所作所为看,显然犯有从政之大忌。但考诸事实都属于从政作风和工作经验的范畴,均未触犯法律,当然也无应杀之罪。

第二,从“暗结党羽,图谋内乱”这一罪状看,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杨宇霆除了和常荫槐关系密切外,没有发现他有意勾结任何人,他在东北政界虽然影响较大,但在军内没有基础,所以,既无图谋内乱的行为,更无实施内乱的力量。说杨常“勾结共党,颠覆国府”,这更是莫须有的罪名。

第三,说杨宇霆“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一条,应该说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上述关于杨常越俎的个例,均可看做是把持庶政的“罪证”。阻挠和议一点,是指在易帜前与国民党方面接洽谈判期间,关内各派势力均派代表来沈阳争取奉系。唐生智派和白崇禧派的代表,在与杨宇霆接洽后,不去面见张学良。当张学良发现后责问杨宇霆,为什么不让他们来见我?杨回答说:“我们可以分开来做,你走中央路线,我和地方派联络。”张说:“如果中央失败怎么办?”杨宇霆无以回答。此事虽属敏感的政治问题,但终归不能判定为“阻挠和议”。

第四,关于“侵款渎职”一条,是不具事实依据的。在杨宇霆死后,张学良派于珍等清理杨家财产,经内外清查,杨家财产有60万元左右。“夫以一时之雄,积累十数载”,而仅有此数,这在当时军阀家产积累中,是数目最少者。与吴俊升一万万五千万元家产相比,其侵款之罪是不能成立的。至于说他们渎职,这与杨常两人勇于任事的作风,更不相符。

第五,说从该被告人家中“起获军械子弹甚多”。这一条实际上,是万福麟向张学良报告说常荫槐私自从捷克购买枪支一事,而并非是从家中起出枪支弹药。未经请示私自购枪,是严重的事件。这件事究竟是否属实,在当时是有不同解释的［4］。而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恢复自由后坚持认为确有此事,他“问常弄这些枪要干什么?常回答说是要在黑龙江省办民团,剩下来的再交给军队”［5］。扩充军队和购置武器,在任何时代任何形势下都是一个令人敏感的问题,这引起张学良的怀疑和警觉是非常自然的。

对上述所列杨常罪状进行分析,有的是不成立的。有的虽然成立但证据不充分,如把持庶政的事实很多,但均未构成犯罪。有的虽然问题严重,如擅自购枪一事如确实存在,这是十分严重的事件。但也并未达到死罪的程度,完全可以用就事论事的方式进行处理。总之,作为兵工厂督办杨宇霆,作为一省之长常荫槐,他们的言行是有问题的。问题的性质,是犯规、犯错、犯忌，而不是犯法、犯罪。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使杨常严重犯规,或者说是犯罪,也不应采取这种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的方式,而将其处死。张学良这样做,实际上是沿用了中世纪喋血“功臣”的老办法,来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

三、张学良处死杨常的原因

我们清楚地看到,杨常两人虽然有错,却无应杀之罪。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一定要杀死他们,而且是采用这种方式,这是由以下诸因素促成的。

第一,轻信离间挑拨,致使猜疑加重,导致张起杀心。张学良对杨宇霆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在被炸死时,消息是杨先知道后来告诉张学良的,对此张学良就产生疑惑。最早对杨不满,是在对待张宗昌问题上,当时张宗昌要回东北,张学良不同意,张宗昌就要打回东北。研究决定抓到张宗昌后处死,由杨宇霆指挥对他的作战。抓到张宗昌后,杨把他给放了,并告诉他说,张学良的本意是要枪毙他。对此,张学良认为杨宇霆居心不善,后来,张对杨的疑心日积月累,不断加重。

张学良疑心加重,首先是日本人挑拨的。被炸死后,日本各界有许多人来沈悼唁,村冈司令官初次会见张学良时,除虚伪地对的逝世表示哀悼外,就别有用心地“提醒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企图伺机取而代之”。而军事顾问土肥原大佐曾多次“向张学良进言,如不排除杨宇霆,即将危及司令的地位”。这两位军人的离间是直白的,而让张学良心情沉重的则是外交老手林权助的委婉提醒和比喻。死后,日本派林权助为特使到奉天致唁。林由日本起程时对人说:“我和张雨亭是老朋友,我见了老世侄张学良,只须痛哭一场,不由他不念故交,不走亲日路线。”林到奉天后,果然表现得十分精彩,真有点像柴桑口孔明祭周瑜之架式,涕泪纵横。林权助返回日本时,在东京火车站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张学良看到了经人翻译的这段讲话后,为了了解这段历史,特到书店购买一本《东洋史》。这段史实是:在日本幕府时期,权势赫赫的丰臣秀吉死去。其子丰臣秀赖继承了秀吉幕府的大权。他年少英敏,但贪图享乐,不甚理国政,一切政务均由其岳父德川家康来执掌。后来,德川家康突然发动政变,竟把女婿丰臣秀赖逼得自杀而死,灭了丰臣氏,建立了德川幕府。张学良看了这段历史,自然对号入座。想到这里,他不禁毛骨悚然,深恐自己成为丰臣秀赖第二。张学良在书上对这段历史,特别作了朱批圈点。

与林权助采用同一手法的还有另一个人,他时任东亚经调局理事长,也是日本法西斯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大川周明。在张学良继任不久,大川周明将一本《日本外史》送给张学良,并用红笔把德川家康篡夺丰臣氏政权、杀害丰臣秀赖的一段史实勾画出来。问题很显然,这决不是对张学良有所厚爱,他和林权助的谈话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挑拨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希冀张杨之间发生火并,以便从中渔利。

由此可见,林权助和大川周明利用历史进行委婉地挑拨,要比两位军人直白地离间厉害得多。这段历史,让张学良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又必然导致他心理上多疑,行为上的猜测。这种多疑和猜测的心理加重,又必然不断放大杨常身上本来就具有的傲慢无礼行为,并最终导致张学良下决心除掉杨常。据张学良的日文秘书陶尚铭说,确实是《日本外史》等书,促使张学良下了杀害杨常的决心。

日本除了这种直接挑拨活动外,还利用日本在沈阳办的《满洲报》等报刊,搞民意测验,利用浪人特务等出卖一些所谓的情报,以制造东北集团内部的摩擦,激怒张学良,其用心可谓十分明显。此外,奉系内部的派系之争,也是导致杨常被杀的因素之一。

第二,张与杨常之间的权力之争,是导致张学良杀害杨常的根本原因。张学良接掌东北军政大权后,面临复杂而严峻的东北政局,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心理上,他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年仅28岁的张学良处于如此高位,他需要东北政要们全身心的支持和尊重,而杨常二人却任事有余,尊重不足,甚至有动摇主帅地位之言行。这是张学良所不能容忍的。杨常的不敬行为,对于具有多年军旅生涯的张学良来说,自然要产生“杀以立威”的想法。从杨常被杀后张给杨宇霆夫人的信中可看出这一点,他在信中说:“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请人转述,欲其(指杨)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不期骄乱性成,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6］。发出“不必一人包办垄断”的呼喊,说明杨常的行为,已经影响甚至是威胁到了张学良作为东北军政主帅的权威和心理,张学良作出反应是必然的。

杨宇霆之所以“包办垄断”一切,是因为他自命诸葛,目中无人;而张学良却不是西蜀的刘阿斗,他在阻止这种包办未果后,必然要采取更激烈的行为。张学良在枪杀杨常后说:“我不管办什么事,他都不同意,他决定要办的事,不许我有二语,一定要照他的办,他哪把我放在眼里呢?我不杀他,我这个司令无法干了,都听他的,我算什么司令呢?”［7］这段表白应该是张学良杀杨常的本质原因。为了巩固自己作为司令的地位,维护个人的权威,“杀以立威”就成了张学良的一种选择。

第三,最后决定和实施杀杨常,都是由偶然事件促成。日本人的挑拨,让张学良疑心加重;杨常包办跋扈,让张也感到不能容忍。但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张学良始终是疑虑重重,很难作出决策。特别是要杀死杨常这样重量级人物,东北集团内部会怎么样?南京政府怎么看?国际上特别是日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而最终导致他下决心要杀杨常的,是由杨宇霆为其父做寿引起。1929年1月7日,杨宇霆在小河沿私宅为其父做寿。当天,杨公馆门前,车水马龙,冠盖如云,张灯结彩,盛况空前。、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各地实力派人物亦派代表来沈祝贺。东北各界达官显贵,更是争先恐后,极尽巴结讨好之能。祝寿之日,张学良亦偕原配夫人于凤至驱车前来,往寿堂前行三鞠躬礼,礼毕进入客厅时,并未得到杨的格外礼遇。张学良进入杨公馆时,客厅里已挤满了人,大家对“少帅”的到来也并不以为意。唠嗑的唠嗑,喝水的喝水,打牌的打牌,只有少数的几个站起来以示尊重。而时隔不久,当杨宇霆进入客厅时,全厅人员肃然起立。更为严重的是,席间,杨宇霆的一举一动俨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而且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们,也对杨恭维备至,称杨是东北众望所归的人物。

目睹这般情形,张学良的心情当然十分沉重。当天晚上,于凤至又对张学良说:“你哪里像东北的主人,杨宇霆才是东北的真正主人！看看他那副德行,他眼里还有你吗”。杨宇霆的行为已经让张学良感到不安,而于凤至的这番话,又深深地刺激着他。于凤至一直主张张杨两家和好的,她态度的突然转变,对张下决心杀杨常是个重要因素。所以笔者认为,从7日晚开始,张开始思考是否杀杨常的问题了。据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处长王家桢回忆,10日上午王被张学良召去,问他:“咱们内部人事要有个变动的话,你看外交上会不会引起什么大问题呢”。王家桢也摸不着头脑,不知张的所指,就回答说:“若是纯粹是我们内部的事,那就用不着理会外国人的意见了”。由此,可得出结论,张学良用卜卦的方式,来决定杀杨常的时间,最早是7日晚间,最迟是9日晚间。

张学良决定要杀杨常,但何时实施,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如果不是杨常在10日强逼张学良签字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不一定发生在10日,或许推迟。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形的变化,张学良也或许放弃这一决定。是杨常要求张学良同意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这一偶然性事件,促使杨常于10日晚被杀。

四、对杨常被杀事件的评析

张学良处死杨宇霆、常荫槐事件,是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的重大事件。该事件的发生,既体现了张学良作为政治家的决断能力和气魄,也反映出他不自信的一面,同时,对东北政局也带来了重大影响。

1.张学良处死杨常事件的性质

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人,一个是兵工厂的督办,一个是黑龙江省省长兼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代委员长,张学良作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竟以约谈工作的名义处死这两人。首先从方法上,张学良采取的是中世纪喋血“功臣”之类的老办法来解决权力之争,是极不可取的。古代社会喋血功臣均是为了权力,而张学良也同样是为了权力。据张学良的一位亲信说:张学良与杨常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张学良强调“我不杀他,我这个司令无法干了,都听他的,我算什么司令呢”,是对权力之争的明确注释。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说,张学良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领导地位,才采取这种方法杀害了杨常。实际上,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法治健全,张与杨常的矛盾是不难解决的。可当时的中国,虽名为民国,实际仍属封建专制类型的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主、法治可言。这是导致悲剧发生的社会背景,同时也有东北奉系集团的特殊环境,更有张学良的个人因素。张学良在杨常被杀后,特别是在他恢复自由后,谈到枪杀杨常的原因时,认为杨常虽无“叛变行为”,但“偷买了军火”,即“等于准备叛变”，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而杀害杨常的。这是张学良回避本质原因的一个唯一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成分。

2.张学良处死杨常后的影响

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人突然被杀,首先是对东北的政治带来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对张学良来讲,达到了杀人“立威”的目的。原来东北军政派系矛盾很深,尤其是以杨宇霆为首的一派和以郭松龄为首的一派之间的矛盾,没有因郭松龄被杀而消失,相反则更为激烈。郭、杨两人先后死去,派系矛盾彻底解决了,东北军政领导权都集中在张学良一人之手。特别是张学良以非常手段杀了杨常,更显示了他的不测之威。于是,张学良在政治上威慑力大大提升,由此导致其威信度的提高。从而使东北的政令军令统一顺畅,出现了一片团结的局面。

而另一方面,对东北领导集团来讲,则失去了两个难得的干才,两个举足轻重的领导人。杨宇霆死后,在对日本交涉方面失去了一个折冲樽俎、在紧急时可以缓冲局势的得力人物;在内政方面失去了一个能掌握全局深入实际的辅佐人才,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张学良是“自毁长城”。常荫槐精明强干,魄力非凡,在任省长期间,励精图治,颇有作为。他曾是修建打通(打虎山至通辽)铁路,整治北宁路(北京至沈阳)的得力主持者,他死后,东北交通事业的管理失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3.对张学良处死杨常事件的评价

张学良以上述手段处死杨常,会自然出现“立威”和“失去干才”的结果。那么该如何评价张学良呢?从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讲,张学良显示了非凡的决策能力和无所畏惧的气魄。应该说,这是一个政治人物应具备的素质。然而,从杨常无应杀之罪而杀之来看,恰是张学良不自信的表现,是无奈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是自信的表现,应该是用行政的办法,用法治的手段和程序,来消除杨常对他执政的影响。他认为其他办法都不能控制杨常,不足以消除杨常对他执政的影响,才采取这种喋血功臣的下策。

参考文献:

［1］枪毙杨宇霆常荫槐通电［M］∥毕万闻.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1部.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554.

［2］何柱国.回忆张学良将军［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98-404.

［3］杨茂元.回忆先父杨宇霆将军［M］∥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辽宁文史资料:第25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44.

［4］丁中江.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M］∥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22.

［5］张学良在纽约忆谈东北军两三事［N］.参考消息,1991－05－11(4).

［6］张学良.致杨宇霆夫人函［N］.新民晚报,1929-01-13.

［7］何柱国.记杨常事件［M］∥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07.摘要:张学良在完成东北易帜后,在内政方面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枪杀杨宇霆和常荫槐。杨常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触犯了为政的大忌,专横跋扈,恣意妄为,不以主帅为重。但考诸事实,杨常虽有致死之由,却无应杀之罪。张学良之所以以中世纪喋血功臣的方式枪杀杨常,主要是受人挑拨,特别是日本人的离间,让张学良感到恐慌。枪杀杨常是未经过任何法律和程序的,枪杀杨常后对东北政局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张学良枪杀杨常既反映出他具有政治家非凡的决断能力和气魄,同时也反映出他内心还有不自信的一面。

关键词:张学良;杨宇霆;常荫槐;杨常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