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口村遗存研究论文

陕西临潼零口村遗址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史前遗存，经过初步整理，我们以简报形式对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作了报道，同时对遗存的性质提出了我们的初步认识，认为以零口村二期遗存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并以零口村遗址作为代表，命名为零口文化[1]，接受同仁们的建议，我们在其后的文章里，更为规范的称之为“零口村文化”。这一文化命名，已经引起了史前考古界广泛关注，目前也产生了一些不同认识。

我个人认为，这些争议的出现是好事不是坏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说明我国的学术研究风气很好，这种风气的转机大致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现在应当步入成熟阶段；其二，说明研究者目光的锐利程度普遍提高，能及时捕捉新资料并据此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其三，只有通过的讨论，才能把一些新的资料融入研究课题之中，使人们的辨识能力逐步提高，也许最终能够得到较为接近历史的认识。

面对零口村遗存，对我们来说犹如看到了一本无字天书，如何去释读史前人类遗留下来的历史残卷，如何正确判定其文化性质、确定年代，当然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由于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尚需时日，尽快公布发掘收获的途径之一，就是发表发掘简报。

释读之一：发掘简报的编写与阅读

编写田野发掘简报的过程，就是释读发掘资料的过程、研究的过程。编写田野发掘简报的基本原则有三，一是科学性，二是资料性，三是启迪性。

科学性就是把握遗存信息规律的体系性。客观地讲，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考古遗存是无限的，所以，要保证100％的科学性，几乎是不可能的；最低的限度只要把握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人为地“参杂使假”就行，但是就这一点，有一些简报并没有做到，其中夹杂了过多的人为因素。譬如，有些简报中的墓葬平面图，明显不是在现场完成，而是在室内加工的，这就彻底违背了科学性的原则。编写的时候要写发掘经过，还要写发掘方法，这样不仅能促进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也可以帮助人们判断失误发生的原因。

资料性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全部资料的份量不够编写发掘报告，就以简报的形式公布资料，这就要求发表资料尽量完整、全面，即使少写一点文字，也应尽可能地多介绍一些器物，多出一些线图，至少各个类型的遗存都要有代表，不要留上一手，一笔带过、“私吞”遗存，这样有利于研究者全面了解资料；有一些资料，写简报的人可能认为发表的意义不大，但是不经意地发表出去，也许解决了大问题。第二类就像零口村遗存，准备编写发掘报告，就可以择其要而述之，主要是报道最新收获，当然也要提出初步认识。

启迪性是让人读完简报之后，有所收获、得到启迪，这主要体现在结语部分，能不能就现有的资料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给读者留下一些思索的空间。即使您不想研究得更深、更广，还是应该把您所意识到的课题提出来，以诱发读者产生某些想法，甚至有提笔或上机的欲望。从而引起广泛关注，或对工作具有指导意义，或引起学术界不断探讨。

一篇简报如果遵循了上述基本原则，其质量一定不会很差。当然，简报并非千篇一律，编写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简报，还要求有手笔多变性，语言准确性等，就象严文明先生讲的那样，简报要变化着写，每次都不一样。零口村二期遗存简报，便是我们对部分遗存的具体记述和初步释读，至于零口村的简报是否遵循了上述原则，大家可以继续评判。

大凡编写过发掘简报的人，或许会有这样的认识，就是要编写出一篇自己认为质量上还凑合的简报，要比写一篇学术论文费时、费力得多。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成果，靠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不能完成的。它要经过一个发掘、整理、绘图、释读、组稿、查阅相关资料等过程，这一过程所费人力、物力，以及史料意义的持续价值，都远远超过了个人即可完成的一般性学术论文。所以大专家曾告诉我们，考古简报并不比发掘报告好写，写得不好就等于专业破坏。既然一篇简报来之不易，读者在阅读简报时，最起码应该做到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切忌曲解或者误解文中原意，并由此而借题发挥，大发议论。因为正确理解简报是认识遗存、公平讨论的前提，或者叫基础。

譬如，我们在零口村简报中阐述了，“在实际发掘中，发现零口村文化的诸多单位中，白家村文化与零口村文化的遗物有共存现象”，其后重申了进一步探讨这种共存现象的成因，同时也提醒考古工作者，在以后类似的发掘过程中，应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些阐述和提示竟被有的同志理解为“发掘者对这种现象的成因尚存疑惑”[2]，并由此引发了一段所谓晚期地层或遗迹单位含有早期遗物的是常见现象云云。不知道是作者的语言表达有问题，还是读者的理解方式有问题，总的来讲，简报中的阐述及提示信息，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我们在发掘和整理过程中，发现白家村文化的遗物在零口村文化的层位堆积中，数量上从早到晚呈逐层递减趋势，对这一考古现象的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晚期层位包含早期遗物、晚期人类逐层扰动这一个成因层面之上，那是毫无意义的。而在零口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了滲入着东边早期遗存如磁山、裴李岗文化文化因素之外，具体到零口村遗存，也接受了白家村文化的传承和影响，白家村和零口村遗存在地域上大部分是重合的，在年代上有没有存在交叉现象的可能性，这种地域因素、年代因素、文化因素等等方面，如果反映在人类文化的物质遗留上，会不会也应该有一点蛛丝马迹？零口村文化的居民与白家村文化的居民究竟是何种关系？两者有没有直接见面的可能性？如果有可能，是和平相处，还是战争连年？前者取代后者的权力交接过程是和平过渡，还是相互厮杀……，当然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陶片逐层递减现象的存在，有没有可能向人们传达一种历史信息——这两种文化存在着时间上的并行发展过程或共时阶段。当然这些只是推测、设想，也许是瞎琢磨，这些设想受启于动物学中的种群更替。在动物学中，一个新种的出现，一般不是在老种生存的晚期，而是在老种生存过程的中期甚至更早一些，只是新种在其初始诞生之时，新的细胞系统所含比例有一个由少向多渐变的过程，新、老种群的替代过程是一个渐变过程，量变导致质变。如果说零口村文化在零口遗址与白家村文化有一个并存的过程，那就应该是白家村文化处于逐渐消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零口村遗存之内同样孕育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甚或也包括庙底沟类型的文化因素。这在古文化研究中应该带有普遍意义。如果说没有上述可能，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人非要将这两种本应有别的遗存硬是扯在一起，附会称为前仰韶。总之，我们意识到这两种文化的替代过程，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对这两种文化的深层探讨，其意义一定会大于探讨问题的本身。当时的田野考古工作，几乎是与大机械在争地盘，工期要求十分紧迫，不容我们有过多的时间去深思，当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之时，已经是田野工作结束以后的事了，我们希望今后有人遇到类似零口村二期遗存的发掘，田野工作一定做的再仔细一点，争取比我们有更大的理性收获，所以也提了一点建议。这些应该是阐述和提示的初衷之所在吧。即使按照极其常规的方法来阅读这些文字，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别人读完简报之后，理解的与我们的初衷一样，至少不要曲解原文意思，也算我们没有白写。

讲到这里，我倒真的有些“疑惑”了，一个是，不知道关于简报中阐述与提示的含义是否讲清楚了，没有讲到的部分会不会再有误解发生；另一个是，会不会出现原有问题没有说清楚，又有新的曲解重新发生。不管怎样，发生曲解原意的事情，应该是一个小小的悲哀。在以往的学术讨论中，不乏存在先曲解原意或断章取义，再无端指责别人，或用一些大家都懂得的类型学、层位学去教训别人的现象，结果最后走向相互指责、甚至相互谩骂的极端，不过，当您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仔细品味之时，往往发现指责别人的人，在真正的考古实践中，做的比别人也强不了多少，甚至还不如被指责者。这些应该是一个学者忌讳的东西，因为这种游戏方式是在无序的状态下进行的，不符合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不管对谁都是有失公允的。

释读之二：原有文化的提纯与归属

要释读零口村遗存，不可回避地要牵扯到白家村文化的提纯问题。原有的白家村文化，其文化概念究竟如何界定，直到现在，仍是一个史前考古界尚未统一认识的问题。

这一问题最早出现于老官台遗址[3]。老官台遗址的试掘工作起迄于1959年，老官台文化命名于1979年[4]。今天看来，老官台遗址的文化层堆积状况，应该和零口村有些相近，存在着两种文化遗存之间的关系，一种是类似于零口村的遗存，另一种就是真正的白家村遗存。老官台遗存在识别之初，是将两种不同的文化遗存放在了一起进行研究的。其实这两种文化遗存应该是两码事，而不是一码事[5]。但是在当时，本区域被确认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只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老官台的发现，无疑与前述两种文化有所区别，考虑到其它与考古学文化命名相关的因素，由此而提出文化命名应该是无可非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遗存发现得越来越多，遗存的真正内涵也随之而清晰化、明朗化，最终有人把老官台文化界定为，“是指分布在渭水流域和汉水上游地区——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以三足和圈足陶器为基本特征的新石器文化遗存”[6]，其后，经过对一些堆积比较单纯的遗址进行发掘，也证明这种文化界定是比较合理的提法。反过来，再用这一文化概念去衡量老官台遗址，问题就出来了。具有戏剧性的是，老官台在文化命名之后，实际存在基因转移问题。老官台遗址的主体遗存，自身是以假圈足为特征的平底器组合，并不是三足器和圈足器，却要作为三足器、圈足器的命名代表，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只能是遗存分期，只好把老官台主体遗存为代表的同类遗存，划归晚期。当人们尚未认识西山坪遗存之前[7]，此说似乎可行，而在甘肃西山坪遗存发现之后，老官台文化的晚期遗存也应有所归属。那么，老官台遗址的主体遗存应该如何归属，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零口村遗存的发现，终于解决了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它的最终归宿就是零口村文化。老官台遗址随之失去了文化命名的代表资格[8]，我们在其后的文中尽量避免使用老官台文化一称，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元君庙遗址[9]，以元君庙遗址H406、T414②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也应该和H403、H405一类遗存区分开来。

与老官台遗址情况相类似的遗址，比较出名的是宝鸡北首岭遗址。北首岭出名，是因为讨论的比较激烈，直到现在，也一直没有停止下来。探讨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遗存的定性方面。北首岭遗址的文化堆积略为复杂一些，遗存堆积的具体情况，大体与零口村遗址相仿，既有白家村的，又有零口村的，还有仰韶的。发掘者在对遗存性质的判定和进行文化分期时，不仅没有将零口村一类遗存有效分辨并单独划分出来，而是将该类遗存的一部分划归为早期，“从而模糊了对早期特征的认识和文化性质的判断”，“把早期文化描述成为既不象老官台文化，又不象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并由此提出北首岭下层类型的名称，现在知道并不存在这样的文化类型”[10]。又将一部分划归到中期，人为造成了一种文化特征的关联性。问题在于，当时的史前考古界已经将三足器、圈足器一类白家村遗存分辨出来，单独称为老官台文化，北首岭却要坚持将此类遗存混判给仰韶文化，这种认识就令人难以接受了。按照这样的分析逻辑和研究模式，如果发现了比已知仰韶文化稍早的或略晚的遗存，就往仰韶上面贴附，中国的文化不就成了大一统了。

如果说老官台遗址造成的失误是受到材料限制的话，那么北首岭的失误就比较令人难以理解了。我们无意深究谁是谁非，只是失误所造成的影响，给文化提纯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尽管曾经与北首岭持有相同观点的一些学者，逐渐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北首岭新的追随者。

我们释读零口村遗存的认识基点，就是将原来没有识别清楚的、类似于零口村遗存的同一类文化遗存，进行提纯，另立新种，回归为零口村文化，这其中就包括老官台和北首岭。

释读之三：文化命名的提出与反驳

关于零口村文化的命名问题，本来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些什么，因为我们除了在发掘简报中提出，还在不少的相关文章中均有表述。只要认真地读一读简报，可以说应该表述的内容基本都表述清楚了。至于零口村遗址的层位堆积，是非常清楚的，从大的层次来看，零口村的文化堆积就是白家村文化、零口村文化和仰韶文化三种考古学文化遗存依次叠压或打破着。我们的观点，也是同样清楚的。我们是在总结了零口村二期遗存基本特征的基础之上，将其器物的基本组合分别与白家村文化、仰韶文化进行综合对比之后，才得出了文化命名的结论。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里用于对比的白家村文化，依然界定于以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绳纹圜底钵、球腹壶等典型器物和交错绳纹、细绳纹为主的典型纹饰的遗存群体之内，而不包括被混杂在白家村文化中的另一类器物群，即被普遍认为是白家村文化晚期的、类似于老官台遗址主体遗存的一类遗存。所以，才有简报中关于“据目前现有资料，类似零口二期遗存的遗址分布地点有：陕西宝鸡北首岭、华县老官台、元君庙、河南渑池任村、山西垣曲古城、侯马赭村、翼城枣园等遗址”之说，这一点在简报中应该是很明确的。对于仰韶文化的界定范围也如文中所提示的。只要白家村文化和仰韶文化从大的方面没有问题，我们对零口村遗存的认识，至少从目前来看也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其实，比较公正的来讲，这类遗存最合适的文化名称，应该以老官台遗址作为小地名，命名为老官台文化。因为该类遗存最早的发现地点，是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但是老官台遗址的发现，先期已经有了文化命名。如果继续使用老官台文化一说，势必造成混乱。有时，我和师友周春茂闲聊之时，周先生不免发出感慨，如果老官台文化当初命名为元君庙文化，不但文化命名毫无疑义，现在的发现也只好命名为老官台文化了。

至于有的同志提出，除深感零口遗址多层文化堆积的重要性外，又似乎看不出零口文化得以命名并区别于渭水流域已知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只能说是彼此之间认识问题的基点不同、衡量零口村遗存所使用的标尺不同罢了。

大凡是在西安生活一段时间的人们，都知道文艺路有一个布匹批发市场，市场能够吸引顾客的不仅是品种全、花色新，更主要的是价格比较低廉。前几年有许多人买布料的时候，商家当着你的面给你丈量，从头至尾将布料放得很松，量完之后还给你多让出5厘米，顾客肯定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可是回家重新再量，却发现布料非但没有多出，反而少了5～10厘米，然后大惑不解，明明看着尺子量得布，为什么会少了尺寸呢。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很简单，布料肯定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用以丈量布料的尺子上。同样的道理，零口村遗存也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用以“丈量”遗存的标尺上。

我们“丈量”遗存的标尺是白家村文化和仰韶文化，具体的操作方法，是以器物组合为对比分析的基础，这种对比不用过多地去翻资料、查线图，因为零口村遗址就出土有现成的器物，即使没有搞过考古的人，譬如给考古队做饭的炊事员，只有将三种不同的器物群摆放在一起，他也会比较轻易地分辨出来。可见，这三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陶质、陶色，还是器型、纹饰，都存在一定的区别，当然也有一些相似的因素，倒是零口村遗存的晚期器物，的确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比较接近，但是要论泥质陶的光洁程度，零口村遗存的陶器甚至超过了半坡类型的陶器，而厚度又要比半坡类型薄了一些，只要用手一摸其光度和厚度，肯定也能够分辨出来。

零口村遗存陶器的陶质分为泥质陶夹砂陶两种，以泥质陶为主。陶色以红陶为主，多数呈橙红色，褐陶次之，多为红褐色，灰陶和灰黑陶占一定比例，色泽常斑驳不纯，有相当一部分器物的内壁呈灰色或灰黑色，器表装饰以磨光为主，素面次之，钵、碗等器物的沿部内外，常有红色或褐色“红顶”条带，个别器物沿外饰一周带状彩绘。器物底面多留有粗涩的植物碎屑纹。典型器物有小口双耳平底瓶、假圈足的碗、盆、折腹盆、弦纹罐、素面罐、刮划纹罐、圜底锥足鼎、器座、瓮等，这些就是零口村遗存的基本特征，也是其主体特征。

这些特征与白家村文化、仰韶文化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它不含白家村文化的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绳纹圜底钵、绳纹罐、球腹壶等典型器物，也不含交错绳纹、细绳纹为主要特征的典型纹饰；它不见仰韶文化的尖底瓶、曲肩深腹盆、锥刺纹罐、大口小底瓮等器物，也不见品类复杂的动物、植物、几何图案的彩陶纹样。这种有限概括不同于纯粹事实上的概述，因为它具有非现实的表达力。考古学基础理论告诉我们，器物组合的更新，往往代表旧文化的消失和新文化的兴起[11]。只要白家村文化和仰韶文化这两把标尺没有问题，只要这两种文化是被确认的，用它们“丈量”遗存得出来的结果，或许早晚会得到确认。我们认为以假圈足为代表的平底器类器物组合，与三足器、圈足器为代表的器物组合，分别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有人却认为两者是同一种文化，统一划归为“前仰韶”，这种认识比北首岭强不了多少，只是将时代向前提了一步而已。

当然，也有同志建议将零口村一类遗存划归为仰韶文化，作为仰韶文化最早的一个类型，排在半坡类型之前；或言将其划入半坡类型，作为半坡类型早期处理，这些提法也许可备一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提及的仰韶文化，旨在强调其时代概念，而不偏重于文化概念，所以在很多场合没有具体到某某类型。这是因为原有的仰韶文化，应该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诸如类型的具体划定还没有彻底达到共识、类型与分期的双重身分如何解决、周边遗存的具体归属等等。看来，有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以彻底解决。正因为如此，仰韶文化才被赋予时代概念，原有文化遭到了目前正在进行的“肢解”运动，原来的后岗类型等被划分出局，半坡、庙底沟等类型被升格为文化。这也正是零口村一类遗存，不能再往仰韶文化中贴附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越贴越乱。

为了便于分析与研究，为了不与已知的文化名称相混淆，将零口村一类遗存统一命名为零口村村文化，至少目前看来还是很有必要的。

释读之四：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升级

编写一篇象样的考古简报不容易，要写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也有一定难度，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例如有的同志在研究零口村遗存时，形式上采用了划分组别的方法。追根寻源，这种研究方法发端于传播论，主要适用于文化的传播与迁徙[12]。分组的目的是什么，分组之后应该怎么办，不能为了分组而分组。这种方法还算不上“类型学的分析和比较”，因为类型学的分析和比较是以分类和排序为前提的。单一分组的方法充其量算得上个类比，或称为一对一挑选标本更为贴切。

一对一挑标本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针对某一遗存或某些遗存，从其他已经发表的资料中一对一地挑选标本进行类比，你这里出土陶盆，我就从其他资料中挑选陶盆；你这里出土陶罐，我就从其他资料中挑选陶罐；在你这里出土的、其他资料找不到类似标本的，扔下不管；其他资料有的、你这里又没有出土的，更不用管。其弊端在于，用于对比所挑选的标本资料，往往只注重单件器物的一一对应关系，而忽略了遗存自身的组合关系；只注重器物本身的对应关系，而忽略了层位的指导关系；甚至只考虑外形大体相似，而不注意标本之间本质的区别。常规情况下，这种方法只作为参考性的辅助研究手段。如果将这种方法纯粹用于文化定性研究方面，其研究结果的可信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道理很简单，不要说在同一文化遗存中，就是在不同文化遗存中，相互之间有几件雷同的器物，也是不足为奇的事情。譬如，齐家文化中有许多陶器与客省庄文化的陶器非常相似，你能说齐家的东西就不是齐家文化的，而它一定就是客省庄文化的。这种情形在史前相邻的文化系统中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如果在其初始研究阶段，采用一对一挑选对应标本的方法，很有可能使人们步入误区。

举一个较为粗浅的例子，如果将白家村、零口村、仰韶三种文化遗存放在一起，就好比爷爷、儿子和孙子。在儿子身上肯定有一些器官像爷爷，又有一些器官像孙子，我们不能因为儿子的眼睛和鼻子像爷爷，就把眼睛和鼻子划分给爷爷；嘴巴和手、脚像孙子，就把嘴巴和手、脚划分给孙子，而剩余的部分不再理睬，然后说根本就不存在儿子这样一个人。这种划分貌似合理，但是儿子的存在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不言而喻，这种一对一挑选标本的方法，带有不科学的分割式研究因素，不但导致主观臆断，而且有悖公理。

再譬如，一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犹如一头活生生的大象，大象也是由不同肢体部位组合而成的，如果采用一对一挑标本的切割式研究方法，不免会产生盲人现象：因为大象的腿部像柱子，就把它归为柱子，大象的身体像墙壁，就把它归为墙壁。其结果，原本活生生的大象，有可能被研究者确定成了房子。那么，大象为什么就一定是墙壁和柱子，而不是大象呢。同理，零口村遗存为什么就一定是北首岭、老官台、姜寨，而不是零口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对零口村遗存采取一对一的切割式研究，被切割之后的剩余遗存如何处理？难道它们不是出自于零口？它们与零口遗存没有关系？总不能因为找不到对应资料，而把它们当成文化垃圾，或是舍弃不要，或是置之不理。因此，这种方法简易而粗劣，只注重局部，而忽略了整体，会在很大程度上使历史的原貌严重失真，研究的结果往往难以自圆其说。所以，这种研究方法是学术研究中忌讳用于定性研究的方法之一。

尽管类型学和层位学被称为考古学这部车子的两个轮子，但是在实际操作和应用上，并不是象人们经常挂在嘴边那么简单，要熟练掌握这些考古学的基础方法，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很难做到运用自如。比如有一堆器物，分别让经验老道的10个人去分型定式，其结果也可能有8～10种，影响结果的因素固然很多，至少值得我们汲取的经验是，考古学遗存之间的貌似并不一定神合。遗存之间的相似性，与遗存之间的对等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因为相似，就一定对等；何况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存在着并不相似。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草率地对待基础资料，也忌讳机械对比、主观臆断，因为这样研究得出的结果，只能等同于用文艺路的尺子丈量布料一样，不是缺尺便是短寸，其理论基础必定源于何宴、王弼。

究竟如何系统地释读零口村遗存，面对零口村的资料，是用新发现的资料来匡正原有资料，还是用原有资料来限量新发现的资料。争论也许还会更广泛、更深入地进行下去。根据目前的现有资料和研究状况，零口村文化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文化类型，一个是以翼城“枣园H1遗存”为代表的枣园类型，一个是以临潼零口村为代表的老官台类型。至于以长葛石固五期、尉氏椅圈马一期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可能与磁山、裴李岗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暂且称为石固文化，以示与零口村文化有所区别并无大碍，对于它的文化细节问题，还需专题探讨。随着探讨地深入，人们认识也会不断提高，有许多问题，包括零口村文化的流向、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待考古资料逐渐丰富之后[13]，脉络会自然清晰。急于判定曲直，未免为时尚早[14]。目前看来，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升级[15]，依然是考古学研究中亟待改变的现状之一。

注释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临潼零口遗址第二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2期。

［2］吉笃学：《“零口文化”试析》，《考古与文物》2002年3期。

［3］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3期。

［4］张忠培：《试论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考古》1979年1期；严文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考古》1979年1期。

［5］阎毓民：《老官台遗址陶器分析》，《文博》1998年1期。

［6］赵宾福：《老官台文化再研究》，《江汉考古》1992年2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8］阎毓民：《老官台文化命名之终结》，《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先秦考古）。

［9］同［3］。

［10］严文明：《北首岭史前遗存剖析》，《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易漫白：《考古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12］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3］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北京。

［14］王仁湘：《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考古》2003年第6期。

［15］［英］卡尔·波普尔著，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戈为译：《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4月；武宏志、马永侠《谬误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陈淳：《考古学方法的思考与借鉴》，《东南文化》1997年4期；［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6月。恕不一一列出